独裁范文10篇

独裁范文篇1

革命政权的建立并不意味着民主制度的来临，革命尤其是共产主义革命其本质是弱者与穷人的反抗与复仇。为了打倒全副武装与十项全能的统治者，需要有“狂热的信念、严酷的纪律与极端的行动”，[2]为的是向人性挑战，泯灭人性中天然的怜悯心与种种道德禁忌。为了伸张正义，不惜让全世界毁灭！反动派是怎么对付我们的，我们就要加倍偿还！“不惜把世界浸泡在血泊之中，要把敌人斩尽杀绝，连他们的孩子也不怜惜……劳动者早已为此付出了代价。”[3]

极端的行为一旦被采用，将形成行动惯性、行为模式与历史惯例；巨大的权力一旦被渴望复仇的人们所铸就，将吞噬无数的生命，连革命者也未能逃脱劫难。

革命者一定是独裁者

顾准说过，“唯理主义者，尤其是革命家们，是革命的理想主义者。他们唯有坚持“理想”是唯物的，有根据的，同时又是绝对正确的[或者谦虚一些，是组成绝对真理的某个重要部分]，他们才心有所安……才能理论与实践一致地勇往直前。”[4]根据这种特性，可以更进一步地指出，革命者尤其是他们的最高领袖一定是独裁者。不仅仅因为他们相信自己的一切言行都是绝对正确的，不容旁人置喙不要说反对；还因为，不掌握绝对的权力来指挥一个以最为狂热的信念与最为严酷的纪律所造就的暴力组织，就不能推翻反动派的统治，更不要说按照自己的理想蓝图对整个社会进行改造了。

这些道理，列宁在其著作《怎么办？》[5]里已讲得很清楚了并且身体力行。共产主义后人要否定斯大林，就刻意隐瞒列宁的这一面，把列宁打扮成为一个温柔敦厚的民主领袖。其实斯大林的见识与所作所为尤其是外交战略的头脑与手腕，都与列宁一脉相承。

列宁相对于斯大林无非是显得博学多才，清心寡欲，温和有礼，善于使用说服的方法求得一致罢了。

在利用各交战国之间的矛盾，接受德国军方的暧昧条件，坐专列回祖国闹革命的问题上，列宁没有过丝毫的犹豫。恐怕根本就没考虑过人格、道义与爱国主义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6]

俄国在一战中被德国击败后，德国军方开出了条件为大量割让土地与勒索巨额赔偿的布列斯特和约。列宁为了争取时间巩固革命政权，决定接受。当时政治局内几乎所有的成员都反对列宁，只有斯大林坚决支持列宁，可谓“英雄所见略同”。不能包羞忍耻，怎能成就大事？看不穿冷酷无情的国际权力斗争，幻想着世界革命的大好形势，将身死国灭，为人所笑。[7]

其他人，从托洛斯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到布哈林以及其他一切不著名之辈其实就是一群书呆子，去做宗教鼓动者与殉道者还差不多（从这些人的一生来看果真如此）。要在敌对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中生存下来，非斯大林那一套不可。

对于列宁来说，为了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割让沙皇俄国的疆土算得了什么？共产主义者哪会把土地放在眼里，他们最高目标就是要取消国家。同时，苏联领土的扩张与共产主义势力的扩张又是一致的，斯大林后来也照样无视国际法与国际道义大肆兼并与扩张。

1918年，当俄共（布尔什维克）在第一届议会选举中失利后，列宁便迅速地以武力解散了这一届议会。从此在七十年的时间里，议会再也没有恢复过。[8]

1920年，列宁宣布在党内戒严，“禁止小组和派别的存在，禁止批评中央委员会机关和政治局的路线。”[9]

几乎与此同时，列宁下令枪决数千名东正教神职人员，禁止这些人再宣传旧思想，与共产主义新宗教来争夺信徒。

可以说，一切背离共产主义的民主传统以及背离马克思的人道主义理想的极端行动，列宁都是始作俑者。也许列宁还在幻想，自己绝对的领袖权威与巨大的人格魅力可以控制这一切行为的强度与广度，镇压与屠杀的只是极少数。待大局已定，共产主义国家在与资本主义世界的较量中取得优势时，共产主义社会将要恢复它的人道主义与民主主义的本色吧。

革命的法统

共产主义革命是历史上弱者与穷人的无数反抗中最为成功的一次，同时也是对压迫者的最为痛快淋漓的一次复仇。对当权者的不可调和的宗教性的仇恨，以及巨大的仇恨所造就的最为严酷的纪律，对反动派最为彻底的镇压是它取胜的关键。

革命者的心中蕴藏着巨大的悲痛与仇恨，要继承先烈的遗志，将革命进行到底！要为死难的同志与战友报仇！要为历史上的一切被压迫者雪恨！要灭绝一切反动派的遗孑！

革命成功了以后，掌握了“书写者”的权力，革命者更产生了改写历史的强烈愿望。历史上的奴隶暴动、农民起义、民族独立运动等一切反抗既有统治秩序的行动都要加以肯定，一切站在人民革命一边的政治势力都应算作进步的，一切有利于巩固统治阶级统治的行为都是反动的，要重写一部人民群众唱主角的历史！要重写一部永恒的革命永久地推动社会前进的历史！

要将这种刻骨的仇恨一代一代的传下去，永不泯灭，永不和解！要世世代代保持对现存的一切强权的敌对情绪与敌对状态，决不让反动派复辟，直到全世界被压迫者全部解放的那一天！

永久的、刻骨的仇恨将导致永久的革命情绪与革命状态，不间断的革命将导致理所当然的永久的独裁。

民主集中制的悖论

革命者要利用共产主义作为思想武器，共产主义也在限制与规范着革命者。

共产主义运动的先知马克思，是一位知识分子类型的人物。虽他然对权力斗争与利害关系洞若观火，从不回避，并且以其特有的华丽辞藻大谈阶级斗争的不可避免以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不可调和的利害冲突。但是，其既然不能“知行合一”，则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迷信民主，讳言独裁，拒绝将其纳入共产主义理论体系，给予充分的阐释，以至后来的革命者因严酷的现实政治斗争无法彻底执行民主的组织原则时，也只能给民主加上“集中”的后缀。

后来的革命者，固然会在严酷的政治斗争中适应现实环境，推选与服从独裁型的最高领袖。但是在推翻反动统治，夺取全国政权后，未免又会对此心生不满，以至又会以民主的原则来否定独裁的必要性以及反对独裁的现实了。

如果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再能现实点，多借鉴历史经验而不是凭空幻想，承认领袖独裁的必要性与合法性，在这个基础上再去对其加以种种限制，恐怕效果会好得多。至少可以省得对立的两派在民主的理想与独裁的现实之间各执一端，来回折腾了！

从人性的角度来看，只有满怀极度的仇恨与处在最为残酷的政治斗争的环境中，人们才会放弃天然的自由散漫的作风，服从最高领袖的驱使，不争论，相忍为党。

在夺取政权后的和平年代里，种种严酷的纪律已失去了存在的理由，人们理所当然要求更多的政治自由与生活享受。在风平浪静时，人们将会剥夺在暴风雨中指挥他们度过危险的船长的权力。

但是对于伟大领袖来说，打倒反动派的统治，夺取全国政权，只不过是走完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建设一个他心目中的理想的新社会，这才是最重要的。要实现这个理想，更需要掌握绝对的权力，以便按自己的意志与愿望来塑造一切。

同时伟大领袖又会觉得，做思想工作本身也是一件危险、麻烦与多余的事情。因为这本身就意味着（某种程度上的）思想自由与人格平等，有悖于严格的纪律，并且将丧失领袖的“神授魅力”。如果丧失了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力，就不会令人肃然起敬与绝对服从了！

党内民主与党的法统对于所有党员包括最高领袖而言都是有约束力的，但是一个雄才大略的领袖必然又会与之相冲突并且必定会突破这些限制。党的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构，于是在党代会前清洗反对派就是势在必然，甚至干脆就不召开党代会。[10]

现实权力政治的无上威力

绝对的权力具有压倒一切，腐蚀一切的能力。“参与政治的必然后果就是唯政治论与泛政治化，使用暴力的最终结论就是暴力至上与暴力万能。”[11]权力这头怪兽，一旦尝到人血与人肉的滋味，不吃到肚皮涨破是不会罢休的。

剥开苏联社会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外衣，从世界历史的高度，以世界范围内的利害关系与权力结构来分析，其一切行为的实质就是一场落后民族以最为严厉与最为残酷的纪律从整体上追赶先进民族的强行军。[12]强行军需要一个意志坚强的领袖以绝对的权力来执行军事纪律，因此斯大林所进行的残酷清洗与镇压其本质就是——统一思想，统一行动，统一队伍，格杀一切不服从领袖指挥的异己分子。

如果不能从哲学和历史的高度领悟到这个残酷的现实，或者丧失了人性中衡量利害关系与判断权力结构的本能，因此不愿意服服帖帖，谨小慎微地服从与服务于伟大领袖，凡属这样的人无一例外全部成了残酷历史的祭品。

只有在这个意义上理解斯大林的独裁与滥杀才是准确的。如果他只是以杀人为乐的话，何必捏造出那么多基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罪名？干脆宣称“君叫臣死，臣不死不忠”或者来一个复辟沙皇制度的闹剧，岂不更省事，更合理些？

还是顾准讲得更公正些，“革命家本身最初都是民主主义者，可是，如果革命者树立了一个终极目的，而且内心里相信这个终极目的，那么，他就不惜为了达到这个终极目的而牺牲民主，实行专政。斯大林是残暴的，不过也许他的残暴，并不是百分之百的为了个人的权力，而是相信这是为了大众的福利，终极目的而不得不如此办。内心为善而实际上做了恶行，这是可悲的。”[13]

可以再加以补充，如果革命领袖对利害关系与权力结构了然于胸，深刻地领悟到了由人性决定的以强凌弱，以智诈愚，以众暴寡等邪恶行径的不可遏制，落后民族必然被灭亡的这个残酷规律的不可改变，他就会认为自己的一切残暴行为都是历史的必然了。

三鼓而竭，革命就是轮回

经历了革命初期的狂热的幻想，普通人自然就会从现实生活中看到，其实在权力结构中，自己照样处在无权无势的地位上，并且对这一切无法加以改变，未免就会因此而生懈怠之心。这样整个社会最终必然就会丧失当年革命成功的要素——同仇敌忾的情绪。

为了维持士气于不坠，不得不使用疯狂的意识形态宣传再加上严厉的奴隶制般的劳动纪律。就像当年的沙皇俄国为了追赶西方列强，建立自己的大工业体系，竟然把农奴用脚镣铐住在工厂里进行劳动。岂有它哉？就是不惜一切代价迎头赶上先进国家，以免整个国家都被瓜分占领殖民，其成员不分贵贱全部变成亡国奴。

除了伟大领袖，其他绝大多数人其实都已经泄气了。只有伟大领袖不肯轻言失败，不肯向历史与命运低下他那高傲的头，为了他至高至善的理想，他敢于付出一切代价。

对于经过了恐怖的地下活动、惨烈的内战与残酷的争夺领导权的斗争等种种考验的伟大领袖来说，决不肯承认人性不可驯服，利害关系与权力结构不可改变，自己的一切努力都将白费，新社会在本质上将与旧社会毫无区别。

“任一己之力，主万姓之浮沉，以实现自己体魄和精神之极致，以追求那大同邦，理想国。”[14]如果自己的队伍敢于动摇，敢于修正至高无上的革命理想，尤其是试图否定他的最高权威，那么必然的结果就是就像镇压敌人一样对自己的队伍进行一次大整肃。具有钢铁般坚强意志的伟大领袖是绝不会心慈手软的。

另一方面，进行革命行动与维持革命政权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是存在一个公认的万恶的敌人。旧统治者被打倒后，敌人就只能在党内与人民内部产生了，因此才会有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的理论出台。

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

在斯大林准备以惯用的模式来启动新政策与清洗旧班底的时期（其标志是制造“克里姆林宫医生案”），赫鲁晓夫、马林科夫、布尔加宁与贝利亚等斯大林的亲密战友与学生惶惶不可终日。低头认罪，听天由命或者慷慨赴死，这些第二代革命家都不愿意，就只有联合起来采取极端行动终结伟大领袖的生命了。没有“大事业”的情结与献身的激情，因此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人性压倒了党性，这种表现大概就是第二代革命家与第一代革命家所不同的地方吧。[15]

赫鲁晓夫之所以敢于谋杀、揭露与批判斯大林，不仅勇敢地承认这一切，还启动了以人道主义为核心内容的改革，是因为马克思的思想内核里有对人的强烈的尊重，对一切专制者的极端仇视，有打倒一切专制者的强烈愿望与解放一切受压迫者的伟大理想，共产主义实质上是一种人道主义与民主主义。并且在联共的历史上，早期存在过革命知识分子俱乐部的民主作风，有列宁这个行使着最高独裁权力同时又坚持了以理服人作风的光辉形象。因此否定斯大林，重新突出列宁的光辉形象；否定领独裁，向联共历史上的民主传统回归，这样做并不会导致政治法统与政治组织的崩溃。

不管斯大林的所作所为有何等现实政治上的理由，是否在实际上捍卫了社会主义制度，但是他的所作所为证明了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暴君。要恢复社会主义的本来的高尚理想与人道精神，尤其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小命，就只有终止斯大林的生命并且彻底否定斯大林。

“闻诛一夫纣矣，未闻轼君也！”[16

谋杀斯大林的恶劣影响

独裁者总是会死的，但以谋杀来强制致死却造成了反效果。那些其他的独裁者们，吸取了经验教训，在有生之年就大抓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那些被打到与被清洗的革命者，其实并不必一定有类似的打算，以此荣衔相赠，岂不冤哉！

罗马共和国晚期，独裁官苏拉在取得终身独裁统治权的第三年，突然自愿放弃一切权力，以一个普通公民的身份归隐乡间。辞职后，一个青年曾当面辱骂他，奇怪的是，这位“一半是狮子，一半是狐狸”的苏拉竟然忍受了这位青年的辱骂，但他说过这样一句话，“这个青年将使以后任何一个掌握这个权力的人不会放弃它了。”[17]

伟大领袖在庐山会议期间，在即将摊牌的关键时刻，突然决定更换住所并加强警卫，其内心所想无非就是这些事吧。“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18]被打倒与被消灭的人哪还能为自己辩解？既已行使独裁者的权力，身负独裁者之恶名，被原教旨主义派以恢复党内民主的理由加以推翻，甚至加以杀害，并非不可能。事出有因，师出有名，史有前例，还是未雨绸缪，先下手为强吧。

最后的引申归谬——从“党内民主”到全社会的“大民主”

独裁范文篇2

革命政权的建立并不意味着民主制度的来临，革命尤其是共产主义革命其本质是弱者与穷人的反抗与复仇。为了打倒全副武装与十项全能的统治者，需要有“狂热的信念、严酷的纪律与极端的行动”，[2]为的是向人性挑战，泯灭人性中天然的怜悯心与种种道德禁忌。为了伸张正义，不惜让全世界毁灭！反动派是怎么对付我们的，我们就要加倍偿还！“不惜把世界浸泡在血泊之中，要把敌人斩尽杀绝，连他们的孩子也不怜惜……劳动者早已为此付出了代价。”[3]

极端的行为一旦被采用，将形成行动惯性、行为模式与历史惯例；巨大的权力一旦被渴望复仇的人们所铸就，将吞噬无数的生命，连革命者也未能逃脱劫难。

革命者一定是独裁者

顾准说过，“唯理主义者，尤其是革命家们，是革命的理想主义者。他们唯有坚持“理想”是唯物的，有根据的，同时又是绝对正确的[或者谦虚一些，是组成绝对真理的某个重要部分]，他们才心有所安……才能理论与实践一致地勇往直前。”[4]根据这种特性，可以更进一步地指出，革命者尤其是他们的最高领袖一定是独裁者。不仅仅因为他们相信自己的一切言行都是绝对正确的，不容旁人置喙不要说反对；还因为，不掌握绝对的权力来指挥一个以最为狂热的信念与最为严酷的纪律所造就的暴力组织，就不能推翻反动派的统治，更不要说按照自己的理想蓝图对整个社会进行改造了。

这些道理，列宁在其著作《怎么办？》[5]里已讲得很清楚了并且身体力行。共产主义后人要否定斯大林，就刻意隐瞒列宁的这一面，把列宁打扮成为一个温柔敦厚的民主领袖。其实斯大林的见识与所作所为尤其是外交战略的头脑与手腕，都与列宁一脉相承。

列宁相对于斯大林无非是显得博学多才，清心寡欲，温和有礼，善于使用说服的方法求得一致罢了。

在利用各交战国之间的矛盾，接受德国军方的暧昧条件，坐专列回祖国闹革命的问题上，列宁没有过丝毫的犹豫。恐怕根本就没考虑过人格、道义与爱国主义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6]

俄国在一战中被德国击败后，德国军方开出了条件为大量割让土地与勒索巨额赔偿的布列斯特和约。列宁为了争取时间巩固革命政权，决定接受。当时政治局内几乎所有的成员都反对列宁，只有斯大林坚决支持列宁，可谓“英雄所见略同”。不能包羞忍耻，怎能成就大事？看不穿冷酷无情的国际权力斗争，幻想着世界革命的大好形势，将身死国灭，为人所笑。[7]

其他人，从托洛斯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到布哈林以及其他一切不著名之辈其实就是一群书呆子，去做宗教鼓动者与殉道者还差不多（从这些人的一生来看果真如此）。要在敌对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中生存下来，非斯大林那一套不可。

对于列宁来说，为了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割让沙皇俄国的疆土算得了什么？共产主义者哪会把土地放在眼里，他们最高目标就是要取消国家。同时，苏联领土的扩张与共产主义势力的扩张又是一致的，斯大林后来也照样无视国际法与国际道义大肆兼并与扩张。

1918年，当俄共（布尔什维克）在第一届议会选举中失利后，列宁便迅速地以武力解散了这一届议会。从此在七十年的时间里，议会再也没有恢复过。[8]

1920年，列宁宣布在党内戒严，“禁止小组和派别的存在，禁止批评中央委员会机关和政治局的路线。”[9]

几乎与此同时，列宁下令枪决数千名东正教神职人员，禁止这些人再宣传旧思想，与共产主义新宗教来争夺信徒。

可以说，一切背离共产主义的民主传统以及背离马克思的人道主义理想的极端行动，列宁都是始作俑者。也许列宁还在幻想，自己绝对的领袖权威与巨大的人格魅力可以控制这一切行为的强度与广度，镇压与屠杀的只是极少数。待大局已定，共产主义国家在与资本主义世界的较量中取得优势时，共产主义社会将要恢复它的人道主义与民主主义的本色吧。

革命的法统

共产主义革命是历史上弱者与穷人的无数反抗中最为成功的一次，同时也是对压迫者的最为痛快淋漓的一次复仇。对当权者的不可调和的宗教性的仇恨，以及巨大的仇恨所造就的最为严酷的纪律，对反动派最为彻底的镇压是它取胜的关键。

革命者的心中蕴藏着巨大的悲痛与仇恨，要继承先烈的遗志，将革命进行到底！要为死难的同志与战友报仇！要为历史上的一切被压迫者雪恨！要灭绝一切反动派的遗孑！

革命成功了以后，掌握了“书写者”的权力，革命者更产生了改写历史的强烈愿望。历史上的奴隶暴动、农民起义、民族独立运动等一切反抗既有统治秩序的行动都要加以肯定，一切站在人民革命一边的政治势力都应算作进步的，一切有利于巩固统治阶级统治的行为都是反动的，要重写一部人民群众唱主角的历史！要重写一部永恒的革命永久地推动社会前进的历史！

要将这种刻骨的仇恨一代一代的传下去，永不泯灭，永不和解！要世世代代保持对现存的一切强权的敌对情绪与敌对状态，决不让反动派复辟，直到全世界被压迫者全部解放的那一天！

永久的、刻骨的仇恨将导致永久的革命情绪与革命状态，不间断的革命将导致理所当然的永久的独裁。

民主集中制的悖论

革命者要利用共产主义作为思想武器，共产主义也在限制与规范着革命者。

共产主义运动的先知马克思，是一位知识分子类型的人物。虽他然对权力斗争与利害关系洞若观火，从不回避，并且以其特有的华丽辞藻大谈阶级斗争的不可避免以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不可调和的利害冲突。但是，其既然不能“知行合一”，则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迷信民主，讳言独裁，拒绝将其纳入共产主义理论体系，给予充分的阐释，以至后来的革命者因严酷的现实政治斗争无法彻底执行民主的组织原则时，也只能给民主加上“集中”的后缀。

后来的革命者，固然会在严酷的政治斗争中适应现实环境，推选与服从独裁型的最高领袖。但是在推翻反动统治，夺取全国政权后，未免又会对此心生不满，以至又会以民主的原则来否定独裁的必要性以及反对独裁的现实了。

如果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再能现实点，多借鉴历史经验而不是凭空幻想，承认领袖独裁的必要性与合法性，在这个基础上再去对其加以种种限制，恐怕效果会好得多。至少可以省得对立的两派在民主的理想与独裁的现实之间各执一端，来回折腾了！

从人性的角度来看，只有满怀极度的仇恨与处在最为残酷的政治斗争的环境中，人们才会放弃天然的自由散漫的作风，服从最高领袖的驱使，不争论，相忍为党。

在夺取政权后的和平年代里，种种严酷的纪律已失去了存在的理由，人们理所当然要求更多的政治自由与生活享受。在风平浪静时，人们将会剥夺在暴风雨中指挥他们度过危险的船长的权力。

但是对于伟大领袖来说，打倒反动派的统治，夺取全国政权，只不过是走完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建设一个他心目中的理想的新社会，这才是最重要的。要实现这个理想，更需要掌握绝对的权力，以便按自己的意志与愿望来塑造一切。

同时伟大领袖又会觉得，做思想工作本身也是一件危险、麻烦与多余的事情。因为这本身就意味着（某种程度上的）思想自由与人格平等，有悖于严格的纪律，并且将丧失领袖的“神授魅力”。如果丧失了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力，就不会令人肃然起敬与绝对服从了！

党内民主与党的法统对于所有党员包括最高领袖而言都是有约束力的，但是一个雄才大略的领袖必然又会与之相冲突并且必定会突破这些限制。党的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构，于是在党代会前清洗反对派就是势在必然，甚至干脆就不召开党代会。[10]

现实权力政治的无上威力

绝对的权力具有压倒一切，腐蚀一切的能力。“参与政治的必然后果就是唯政治论与泛政治化，使用暴力的最终结论就是暴力至上与暴力万能。”[11]权力这头怪兽，一旦尝到人血与人肉的滋味，不吃到肚皮涨破是不会罢休的。

剥开苏联社会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外衣，从世界历史的高度，以世界范围内的利害关系与权力结构来分析，其一切行为的实质就是一场落后民族以最为严厉与最为残酷的纪律从整体上追赶先进民族的强行军。[12]强行军需要一个意志坚强的领袖以绝对的权力来执行军事纪律，因此斯大林所进行的残酷清洗与镇压其本质就是——统一思想，统一行动，统一队伍，格杀一切不服从领袖指挥的异己分子。

如果不能从哲学和历史的高度领悟到这个残酷的现实，或者丧失了人性中衡量利害关系与判断权力结构的本能，因此不愿意服服帖帖，谨小慎微地服从与服务于伟大领袖，凡属这样的人无一例外全部成了残酷历史的祭品。

只有在这个意义上理解斯大林的独裁与滥杀才是准确的。如果他只是以杀人为乐的话，何必捏造出那么多基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罪名？干脆宣称“君叫臣死，臣不死不忠”或者来一个复辟沙皇制度的闹剧，岂不更省事，更合理些？

还是顾准讲得更公正些，“革命家本身最初都是民主主义者，可是，如果革命者树立了一个终极目的，而且内心里相信这个终极目的，那么，他就不惜为了达到这个终极目的而牺牲民主，实行专政。斯大林是残暴的，不过也许他的残暴，并不是百分之百的为了个人的权力，而是相信这是为了大众的福利，终极目的而不得不如此办。内心为善而实际上做了恶行，这是可悲的。”[13]

可以再加以补充，如果革命领袖对利害关系与权力结构了然于胸，深刻地领悟到了由人性决定的以强凌弱，以智诈愚，以众暴寡等邪恶行径的不可遏制，落后民族必然被灭亡的这个残酷规律的不可改变，他就会认为自己的一切残暴行为都是历史的必然了。

三鼓而竭，革命就是轮回

经历了革命初期的狂热的幻想，普通人自然就会从现实生活中看到，其实在权力结构中，自己照样处在无权无势的地位上，并且对这一切无法加以改变，未免就会因此而生懈怠之心。这样整个社会最终必然就会丧失当年革命成功的要素——同仇敌忾的情绪。

为了维持士气于不坠，不得不使用疯狂的意识形态宣传再加上严厉的奴隶制般的劳动纪律。就像当年的沙皇俄国为了追赶西方列强，建立自己的大工业体系，竟然把农奴用脚镣铐住在工厂里进行劳动。岂有它哉？就是不惜一切代价迎头赶上先进国家，以免整个国家都被瓜分占领殖民，其成员不分贵贱全部变成亡国奴。

除了伟大领袖，其他绝大多数人其实都已经泄气了。只有伟大领袖不肯轻言失败，不肯向历史与命运低下他那高傲的头，为了他至高至善的理想，他敢于付出一切代价。

对于经过了恐怖的地下活动、惨烈的内战与残酷的争夺领导权的斗争等种种考验的伟大领袖来说，决不肯承认人性不可驯服，利害关系与权力结构不可改变，自己的一切努力都将白费，新社会在本质上将与旧社会毫无区别。

“任一己之力，主万姓之浮沉，以实现自己体魄和精神之极致，以追求那大同邦，理想国。”[14]如果自己的队伍敢于动摇，敢于修正至高无上的革命理想，尤其是试图否定他的最高权威，那么必然的结果就是就像镇压敌人一样对自己的队伍进行一次大整肃。具有钢铁般坚强意志的伟大领袖是绝不会心慈手软的。

另一方面，进行革命行动与维持革命政权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是存在一个公认的万恶的敌人。旧统治者被打倒后，敌人就只能在党内与人民内部产生了，因此才会有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的理论出台。

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

在斯大林准备以惯用的模式来启动新政策与清洗旧班底的时期（其标志是制造“克里姆林宫医生案”），赫鲁晓夫、马林科夫、布尔加宁与贝利亚等斯大林的亲密战友与学生惶惶不可终日。低头认罪，听天由命或者慷慨赴死，这些第二代革命家都不愿意，就只有联合起来采取极端行动终结伟大领袖的生命了。没有“大事业”的情结与献身的激情，因此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人性压倒了党性，这种表现大概就是第二代革命家与第一代革命家所不同的地方吧。[15]

赫鲁晓夫之所以敢于谋杀、揭露与批判斯大林，不仅勇敢地承认这一切，还启动了以人道主义为核心内容的改革，是因为马克思的思想内核里有对人的强烈的尊重，对一切专制者的极端仇视，有打倒一切专制者的强烈愿望与解放一切受压迫者的伟大理想，共产主义实质上是一种人道主义与民主主义。并且在联共的历史上，早期存在过革命知识分子俱乐部的民主作风，有列宁这个行使着最高独裁权力同时又坚持了以理服人作风的光辉形象。因此否定斯大林，重新突出列宁的光辉形象；否定领独裁，向联共历史上的民主传统回归，这样做并不会导致政治法统与政治组织的崩溃。

不管斯大林的所作所为有何等现实政治上的理由，是否在实际上捍卫了社会主义制度，但是他的所作所为证明了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暴君。要恢复社会主义的本来的高尚理想与人道精神，尤其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小命，就只有终止斯大林的生命并且彻底否定斯大林。

“闻诛一夫纣矣，未闻轼君也！”[16]

谋杀斯大林的恶劣影响

独裁者总是会死的，但以谋杀来强制致死却造成了反效果。那些其他的独裁者们，吸取了经验教训，在有生之年就大抓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那些被打到与被清洗的革命者，其实并不必一定有类似的打算，以此荣衔相赠，岂不冤哉！

罗马共和国晚期，独裁官苏拉在取得终身独裁统治权的第三年，突然自愿放弃一切权力，以一个普通公民的身份归隐乡间。辞职后，一个青年曾当面辱骂他，奇怪的是，这位“一半是狮子，一半是狐狸”的苏拉竟然忍受了这位青年的辱骂，但他说过这样一句话，“这个青年将使以后任何一个掌握这个权力的人不会放弃它了。”[17]

伟大领袖在庐山会议期间，在即将摊牌的关键时刻，突然决定更换住所并加强警卫，其内心所想无非就是这些事吧。“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18]被打倒与被消灭的人哪还能为自己辩解？既已行使独裁者的权力，身负独裁者之恶名，被原教旨主义派以恢复党内民主的理由加以推翻，甚至加以杀害，并非不可能。事出有因，师出有名，史有前例，还是未雨绸缪，先下手为强吧。

最后的引申归谬——从“党内民主”到全社会的“大民主”

反斯大林成为风气后，某些国家中的某些人虽然批判领袖崇拜，提倡集体领导挺来劲，却不过是叶公好龙。这些人并不是真的要搞民主制，而是要摆脱领袖的严厉监督与控制，将领袖玩弄于股掌之上，变成任人摆布的傀儡，同时又打着他的旗号来谋取一己之私利。

既然祭出了民主这颗翻天印，伟大领袖也可照打不误，谁也不能在理论、制度与法统上公开反对。于是伟大领袖最后就来了个政治上的恶作剧，你们要“党内民主”，我就让你们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提前享受民主的最高形式——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一招果然有巨大的威力，民主派们被整得死去活来，九死一生。痛定思痛，痛何如哉？劫后余生，幸免于难的人，就只有彻底否定领袖独裁，永久地终结革命了。

写于2000年十月间

注释：

[1]《斯大林死之谜》214页[苏]阿.阿夫托尔哈诺夫

新华出版社1981年

[2]《对自由主义的再反思》李寒秋

[3]《读书》2000年第一期《壮烈生命的悲凉终点》章海陵

[4]《顾准文集》424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

[5]《怎么办？》之[三]工人的组织和革命家的组织、（五）“密谋”

组织和“民主制”出自《列宁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6]《斯大林死之谜》15—17页

[7]《关于不幸的和约问题的历史——关于立即缔结单独的割地和约问题的提纲》出自《列宁选集》第三卷409—417页1972年版

《大外交》233页基辛格海南出版社1997年

《从分散到整体的世界史》现代分册79页湖南出版社1990年

《斯大林政治传记》214—218页[英]艾萨克·多依彻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概要》205页（二）“签订布列斯特和约”

高放主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

[8]《不合时宜的思想》262页[苏]高尔基

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

[9]《斯大林死之谜》14页

[10]《斯大林死之谜》78页及109页

[11]《对自由主义的再反思》

[12]见《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

[13]《顾准文集》“民主与终极目的”375页

[14]转引自《落难与得势真相》权延赤

《炎黄春秋》29页1993年第四期

[15]《斯大林死之谜》161—162页

[16]《孟子》梁惠王章句下第八章

[17]转引自《千古之谜——世界文化史500疑案》184—185页

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

独裁范文篇3

论文关键词:五五宪草总统独裁制五权宪法

1“五五宪草”中的“总统独裁制”

“五五宪草”中规定总统由国民议会选举产生,为国家元首,统率全国陆海空军,得依法公布法律、命令。总统有宣战、媾和及缔结条约、宣布戒严解严、大赦、特赦、减刑、复权、任命文武官员的权力,并得召集五院院长会商关于二院以上事项、总统咨询事项以及召集国民大会。总统有权任免行政院正副院长和政务委员,各部部长各委员会委员长,也由总统于政务委员中任命。虽然立法院和监察院的院长、副院长由国民大会选举产生,立法委员、监察委员都由各省、蒙古、西藏及侨居国外的国民所选出的国民代表举行预选,再将候选人名单提交国民大会选举正式产生,但是在过渡条款中规定立法委员和监察委员的半数由立法、监察两院院长各提请总统任命。第44条还特别规定:“国家遇有紧急事变、或国家经济上有重大变故,须为急速处分时,总统得经行政会议之议决,紧急命令、为必要之处置,但应于命令后三个月内,提交立法院追认。”这样就构造出来了一个以总统权利为中心的五院制中央政府,确定的中央政治体制实质上是总统独裁制。那么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民主、宪政已经成为时代潮流的情况下,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种总统独裁的中央政府体制呢?本文就将从这个问题入手,结合史实探讨“五五宪草”选择这种模式的原因,以期形成一家之言。

2原因探究

2.1社会原因:内忧外患的刺激

在国际形式方面,一战后,欧美许多国家发生了严重的社会问题、经济破产、社会不安、工商业疲软、失业问题、赔款问题成为这些国家的焦点,时常因为党派互相攻击,造成互相牵制使问题不能解决,行政机关也由于无法执行处于窘境。民主政治的议会逐渐失去了人民的信任,成为浪费的、缺乏效率的象征。越来越多的国家倾向产生一个强有力的政府,用直接的命令强制人民严格服从。英国人怀疑民主政治,美国行政权显著扩大,土耳其和南斯拉夫的独裁者,仍以筹建真正民主政治为号召,墨索里尼则不屑民主政治。有人认为:“独裁政治既是旧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崩破以后产生出来的一种政治制度,是乘着战争以后国家凋敝的机会而产生的,独裁政治即是由于政治的纷乱和权利的薄弱而起,也不能不归罪于过去民主政治措施的不当。”尤其是为应付世界经济危机而实施的“罗斯福新政”产生的积极效应的影响,到了“五五宪草”起草的时期,各国纷纷开始修改宪法,改变一战后建立起来的立法权对于行政权的优势地位。行政权就此开始膨胀,而立法权与直接民权则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伴随着国家干涉主义和经济凯恩斯主义的出现,这种趋势逐渐趋于制度化和法律化。从国内形势来看,一方面,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名义上为统一的中央政府,实际上由于地方分立主义千方百计与中央政府对抗,使其难以在全国推行其政令、军令。从1930年至1933年,反蒋派先后在北平、广州和福州等地组织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以及其他一些政权机构,与南京国民政府分庭抗礼。1935年12月,南京国民政府屈服于日本对华北“特殊化”的要求,在北平设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名义上隶属于国民政府,实质上是半独立性的政权机构。另一方面,“九—八”事变以后,国民党采取不抵抗政策,导致东北沦陷,从而引起各界对国民党的强烈不满,出现了旨在要求民主、实行宪政,以推动抗日斗争的民主宪政运动。

因此,20世纪30年代,中国一方面面临如何从近代百年来国家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遭受的侵略和威胁中解脱出来,确保国家统一,改变四分五裂的地方分立主义各自为政的严峻局面和挑战;另一方面,执政当局又必须回应社会各界结束训政、实行宪政的民主诉求。正如有学者所言:“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政府,始终面临两难选择:不扩大公共参与,将削弱其合法性基础;扩大公共参与,推进地方自治,又与其面临的提高中央政府政治整合能力、加强对地方的严峻使命背道而驰。”南京国民政府就此面临着两难的选择,应该说在这样一种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它在政治体制上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已经不是简单的民主法治与独裁专制能够解决的。在那样的环境下我们并不能断定选择总统独裁制就一定是历史的倒退,民族的不幸,很可能这种选择也是一种挽救民族危亡的权宜之举。

2.2从思想渊源:孙中山先生“五权宪法理论”和“建国三时期理论”的影响

“五五宪草”分八章,共148条。其序言称:“中华民国国民大会受全体国民付托,遵照创立中华民国之孙先生之遗教,制兹宪法,颁行全国,永矢咸尊。”孙中山宪政思想的主要内容是“五权宪法理论”和“建国三时期理论”。“五权宪法思想”体现了孙中山宪法思想静态的一面,“建国三时期”则是孙中山宪法思想实现的动态过程。

五权宪法理论中对人民权利和政府组织的基本原则是“人民有权,政府有能”。在孙中山的宪法理论中,他强调权能区分,五权分立,但行政居于主导地位。孙中山认为,“政是众人之事,集合众人之事的大力量,便叫政权:政权就可以说是民权。治是管理众人之事,集合管理之事的大力量,便叫做治政,治权就可以说是政府权。所以政治之中,包含有两个力量:一个是政权,一个是治权。这两个力量,一个是管理政府的力量,一个是政府自身的力量。”“讲到国家的政治,根本上要人民有权:至于管理政府的人,便要付之予有能的专门家”,“只要他们有本领,忠心为国家做事,我们就应当把国家的大权托付于他们,不限制他们的行为,事事由他们自由去做,然后国家才可以进步”,所以,孙中山所欲建立的用五权宪法组织的政府,是能为人民控制又能为人民谋幸福的“万能政府”。孙中山认为三权宪法虽好,但“不完备的地方还是很多,而且流弊也很不少”,最大的缺陷在于三权分立只重“法”而不重“人”,“集合中外的精华,防止一切流弊,便要采用外国的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加入中国的考试权和监督权,连成一个很好的完壁,造成一个五权分立的政府,象这样的政府,才是世界上最完全最良善的政府。”在五权宪法中,政府的“五权”并非两方“三权”与传统政治中“两权”简单相加。五权分立体现的是“能”下五种治权的分立,主要的不是政府权力之间的制衡,而是行政集权下的分工,其目的在于建立一个真正的“万能政府”。孙中山把宪政化过程分为三时期:军政时期,“以积极武力,扫除一切障碍,而奠定民国基础”;训政时期,“以文明治理,督率国民,建设地方自治”;宪政时期,“俟地方自治完备之后,由国民选举代表组织宪法委员会,创制宪法。宪法颁布之日,即为革命成功之时”。并且,“自革命军起义之时,自宪法颁布之时,名日革命时期。在此时期之内,一切军国庶政,悉归本党党员负完全之责任。”在1924年的《国民政府建国大纲》中,“建国三时期”理论臻至成熟。“建国三时期”理论、孙中山的早期党权政治理论开始与“以党治国”的主张相结合,军政时期成为“以党建国”时期,训政时期成为“以党治国”时期,宪政时期则采用五权宪法,实现三民主义。于是,十几年军权政治的经历和俄国革命政权的样板使孙中山寻求到了中国宪政化道路的答案:以党治国加“建国三时期”理论,国民党就此成为不容质疑不容动摇的训政主体。

2.3主体的角度:国民党内保守派“积极追求”的结果

1933年1月20日,立法院成立了由42人组成的宪法起草委员会,以孙科为委员长,吴经熊、张知本为副委员长。宪草委员会从1933年1月开始起草工作,到1936年5月5日正式公布宪法草案,共计用了3年零4个月的时间,其间七易其稿,并三次公开发表征求意见。根据宪草的拟定及其内容变化。“五五宪草”的出台大致经过了宪草的起草、宪法草案的审查修正、宪草的定型三个阶段。在整个“五五宪草”制定过程中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国民党保守派对于宪草制定的干预。在制定“五五宪草”之初,孙科主观上是希望通过制宪确立某些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原则的,他认为,首先,未来的宪法政府应遵循孙中山遗教中所描述的形式加以组建;其次,政府的立法部门应具有较高的权威,以防止军事独裁者的控制。在起草宪法总纲中企图用分权制取代集权制,以内阁制代替总统制,防止个人权力的过度集中,具有民主主义色彩。依据这个总纲的规定,孙科任命吴经熊起草初稿,经吴经熊起草的宪法草案初稿一经公布,针对分权原则,立即引起了国民党内保守派的激烈反对。国民党保守派集中指责关于限制总统权力的条文,认为“总统不得连任原则……限制太严,缺乏弹性,且无甚意义”,要求“改为联任一次或两次”。在国民党保守势力的压力下,孙科领导的宪法起草委员会对初稿进行逐条修改,经过这番变动,初稿中内阁制精神已经变为总统制精神。1934年12月14日,国民党四届五中全会讨论宪草修改稿,认为该草案仍“牵制太多、权力未能集中,故运用必难灵敏”。指示“行政权行使之限制,不宜有刚性规定”,“宪法条款不宜繁多”,要求立法院再作修改,“以造成运用灵敏,能集中国力之制度”。在国民党统治集团一再施压下,自1934年12月至1936年上半年,孙科又组织力量对宪法草案初稿作了两次大幅度的修改,至1936年5月5日,《五五宪草》正式公布。此时总统权力已至高无上,也就最终定稿为我在前文中所述的“总统独裁制”。整个“五五宪草”的起草过程,是在国民党政府的主导下进行的,虽然我们不能排除宪草在起草过程中的各种民主和法制措施的运用,但是国民党的党治和独裁对起草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并且这种影响也最终决定了宪法草的具体内容,反映到政治体制上,就是总统独裁从国民党的思想理论成为了宪法的具体规定。

独裁范文篇4

公共选择理论家们运用经济学方法对民主政治做了大量的研究，对于经济学和政治学作出了举世瞩目的贡献，然而他们很少研究独裁政治。在人类历史中，独裁政治远远比民主政治普遍，人类在绝大多数时期都生活在独裁政治中，而不是生活在民主政治中。而且即使到今天，有的国家虽然已经走上了民主化的道路，但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高度民主的理想还不会实现。可以预测到，在将来较长一段时期内，独裁政治仍然不会绝迹。

西方学者中运用经济学方法系统地研究独裁政治的主要有塔洛克和温特罗布。塔洛克的《独裁政治》出版于1987年，温特罗布的《独裁的政治经济学》出版于1998年。这两本书都还没有中文版本，所以中国学者对它们还不是很了解。在塔洛克和温特罗布之外，有一部分公共选择理论家专门而深入地研究了独裁政治中的一种特有现象——革命。

（注：SeeOKane,RosemaryH.T.(ed.),Revolution:Criticalconceptsinpoliticalscience,VolumeⅡ,LondonandNewYork:

Routledge,2000,Introductiontosectionsandparts,VolumeⅡ;Silver,Morris."Political

revolutionandrepression:aneconomicapproach",PublicChoice,17(Spring1974),63-71;Skocpol,Theda,Statesandsocialrevolutions:acomparativeanalysisofFrance,Russia,

andChina,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79;Taylor,Morris,"Rationalityand

revolutionarycollectiveaction",inTaylor,Morris,(ed.),Rationalityandrevolution,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8;Muller,.

EdwardN.andOpp,Karl-Dieter,"Rationalchoiceandrebelliouscollectiveaction",Americanpoliticalscience

review,80(2)(June)1986,471-87;Lichbach,MarkI."Whatmakesrationalpeasantsrevolutionary?Dilemma,paradoxandironyinpeasantcollectiveaction",WorldPolitics,46(April1994),383-418;Goldstone,JackA,"Isrevolutionindividuallyrational?Groupsandindividualsinrevolutionarycollectiveaction",Rationalityandsociety,6(1)(January1994),139-66.）如果说，塔洛克的《独裁政治》和温特罗布的《独裁的政治经济学》主要研究的是独裁政治中统治者的政治行为，那么可以说，部分公共选择理论家对于革命问题的专题探讨则主要研究了独裁政治中子民（注：李慎之认为，说中国老百姓是“臣民”仍然不够确切，而说“子民”好些，笔者接受这种看法。见李慎之：《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化》，《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4期。）的政治行为、独裁统治者在“体制外”的竞争者的政治行为。由于篇幅的限制，本文将不介绍公共选择理论中的革命理论，而只介绍塔洛克和温特罗布关于独裁政治的经济学理论。

二、塔洛克的《独裁政治》

在《独裁政治》一书中，塔洛克说，自从马基雅维利以来，再也没有对于独裁政治的科学分析了。[1](P1)作者意在填补这项空白，对于独裁政府进行一种连贯的研究，该研究的重点放在其内部机制上，而不是独裁政府的政策上。

（一）独裁者的目标

作者认为，各种类型的独裁者或君主的目标可以合理地描述为(1)先是获得权力，(2)抓住权力，(3)获得占有权力的某种享受。虽然创造一个帝国可以列在第三个目标之下，但多数独裁者似乎一旦执政就满足于追求权力的稳固和奢华的生活水准。独裁者为什么要追求权力呢？他想用权力做什么？独裁者可以大大地满足其愿望，其权力有两种用途：一种是提高生活水平；另一种是实施他认为好的政策。不过，一般来说，独裁者对于政策没有很强的偏好，各个独裁者的政策命令都会差不多，甚至与民主的立法机构的政策相似。我们可以通过研究一个长期在位的独裁者来检验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当发现其政策不够明智时，他是否还会坚持它们。由于独裁者对于多数政策没有很强的偏好，由政变导致的独裁者的更替也通常不会带来政策的剧变。成功地隐退的独裁者多数都很有钱，但不是巨富。

（二）独裁者面临的威胁

独裁者基本上是不安全的。他面对三个威胁：一个来自其政权中的高级官僚；一个来自外国干涉；最后一个来自群众暴动。不过，真正的群众暴动极少发生，除非独裁者不能调动其军队了。

大多数被推翻的独裁者是被其高阶官员推翻的，不是被群众起义推翻的。军队的军事成就容易激发其将军产生推翻现有独裁者的野心。军队力量越强大，国家越易于保存，然而其独裁者被推翻的机会也越大。独裁者的军事力量越强大，他遭到外国力量推翻的可能性就越小。经常更换军官和人员编制、把军队交给委员会集体领导都可以减少其推翻独裁者的可能性。企图推翻和取代独裁者的风险极大，一般不会有人冒这一风险的。一般来说，取代独裁者的人首先是爬到政府高位，然后，当机会来临时他才会推翻现有的独裁者。高阶官员之间的密谋活动很少能够顺利发展，而政变之后的执政团体最后会浓缩到由一个人独裁。

独裁者一般不会自动隐退，他们会执政到死，即使身患沉疴。当独裁者指定一个正式接班人时，他通常会废除这个人，因为他怀疑这个人。这一点可以这样检验：看看被指定的接班人能否（即使是短期地）保持其职位。大多数独裁者在位期间不会指定正式的接班人。要统计被儿子或其他接班人谋杀的独裁者人数是很困难的，因为谋杀者容易掩盖真相，但是，仔细的历史研究应该能够把这个数字弄清楚。作者的假说是，独裁者最通常的死因就是被谋杀。

（三）独裁统治下的子民

塔洛克转述了休谟的如下看法：一个统治者可以使用他的警察和军队的力量统治人民，但是他无法使用这一力量统治警察和军队；统治依靠观念。休谟没有阐明是什么观念，塔洛克补充道：独裁者要努力让其周围的人们知道的观念，不是他是个好人，而是转，如果你们反对我，我将胜利。[1](P21)

但是，为什么在一些情况下，合法性真的存在？也就是说，当一个公民支持政府所能够获得的收益小于不支持政府所能够获得的收益时，为什么他还是支持政府？合法性是指一部分人认为，其政府将会胜利（所以不反对它），这与某种神圣秩序无关。问题在于人们如何得到这一合法性的认识，独裁者如何鼓励这一认识。然而，这一问题也不太重要，因为对于独裁者的主要威胁并不是来自受合法性影响的普通百姓，而是来自高级官僚，而他们受合法性的影响不大。合法性对于独裁者是有帮助的，但是他在掌权初期得不到它，掌权时间长久之后自然能够得到它。尽管它有帮助，但是它不稳定。所以，塔洛克认为，相对而言，意识形态对于独裁控制和合法性问题来说不是那么重要。[1](P107)

真正的群众起义是很少的。本书有一个假说，即所谓的群众起义其实是政府内部的分裂，其中拥有较多群众的一方将获胜。真正卷入推翻独裁者活动的人是很少的，肯定少于人口的多数；很可能比人口的2%或3%还少。任何人们（除非是政府高阶官员）推翻政府的密谋很少有机会成功。使独裁者免于被推翻的人或组织通常能够得到物质上的奖赏，但是其权力会削弱。

为什么极少发生群众暴动？其回答是一个经济学关于公共物品的老式观点。对于一个理性的百姓来说，他参加革命将付出较大的私人成本，而且，他一个人的参加对于革命成功与否也没有多大的影响；革命的好处将被全体人民享受，他不过是享受其中很小的一部分而已，而且，假设他保持中立，这种好处也少不了他的。[3](PP63-64)也有少数人似乎不计较个人得失而从事革命，尤其是一些宗教信徒们，但是，他们的宗教可能告诉他们，如果他参加革命，他在来世能够拥有22个美丽的姨太太，或者受到上帝的格外青睐。总的来说，愿意为他人牺牲自己生命的革命者是极少的。许多公民似乎默认受某个独裁者的统治，即使他们较倾心于一种民主体制时也是如此。民主制和独裁制都能生存下去，也许较多地是出自公民的冷漠所培养起来的惯性，而不是它们先天的优越性。从一种制度向另一种制度转变的最通常的原因是，被一种外部力量所击败，这种力量强制性地改变政府结构。

（四）塔洛克的自我评价

塔洛克对于自己的贡献和缺陷有清醒的认识。他认为，自己的贡献在于，以一种比较一致连贯的途径或方法研究非民主政治的内部运行机制，而不是独裁政府所采取的政策等等。同时，他承认《独裁政治》一书的缺陷在于(1)大量的推理方式是归纳推理，这削弱了该书的逻辑性、完整性；(2)研究还比较肤浅。

三、温特罗布的《独裁的政治经济学》

温特罗布的《独裁的政治经济学》在发展独裁政治的经济学理论方面取得了较高的理论成就，表现为：第一，在公共选择理论家塔洛克之后，进一步贯彻公共选择理论的基本逻辑和方法，来研究独裁政治。第二，温特罗布将其理论高度形式化和体系化，克服了塔洛克的毛病。由于温特罗布的著作除了运用经济学方法分析政治行为之外，还研究了政治对经济政策、经济绩效的影响，并且做了一些规范研究。

（一）全书要探讨的问题以及重要结论

本书研究的问题是：独裁者主要使用什么工具来保持权力？是什么决定着一个政权的压迫性？政权的经济绩效、政治力量怎样影响政权的压迫程度？什么经济、政治条件影响着威权政权的稳定或不稳定？独裁政权比民主政权更能促进经济增长吗？它们较少受到寻租或再分配的压力吗？引入自由市场是否必然地导致独裁的衰落？什么因素导致民主的灭亡和独裁的兴起？民族主义如何兴起？独裁者如何、为什么促进它？政权犯罪时，其执行官员有什么责任？

作者的重要观点可以极为简单地总结如下。第一，为保持其权力，独裁者可用的全部策略可以分为两类：压迫和购买忠诚。要购买一部分人的忠诚，就需要给他们格外多付好处，这些好处只能从另外的人群那里剥夺而来，对于这另外的群体，独裁者所采取的策略主要就是压迫了。第二，独裁政治是否比民主政治更加有利于经济发展和效率？没有简单的回答，因为独裁政治下的经济体制各不相同。独裁政府确实比民主政府更有办好事或坏事的能力；另一方面，其再分配倾向（也就是把财富从一部分人转给另一部分人）也更强。那种将财富再分配给工人的独裁政治不利于经济增长；而降低劳方工资水平，保护资方利益的独裁政治能够刺激经济增长，并且从长远来看，也有利于劳方。第三，如果西方民主政府以减少独裁政府对其人民的压迫为唯一目的，那么，它对独裁政府的外交政策的基石就应该是：援助独裁政府或者和他们做贸易，但是一定要附加改善人权的条件。[2](P346)第四，谁对独裁政府的罪行负责？作者认为独裁政府官僚机器中的官僚要对其所执行的罪行负责，其理由和汉娜·阿伦特(HannahArendt)的理由（注：Arendt,Hannah.EichmanninJerusalem:AReportontheBanalityofEvil,(Rev.ed).NewYork:Penguin,1976.汉娜·阿伦特在她的这一富有争议的著作中论证说，纳粹官僚艾奇曼所作所为的真正祸害是官僚机器的浅薄，它让怪物看似平常——艾奇曼的没有头脑的平庸。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无知无识是不是政治祸害的某种必要条件，或者，积极开动人的脑筋是否真能使我们不去干坏事？阿伦特认为艾奇曼有罪，艾奇曼虽然是官僚机器中的一个小齿轮，但是该机器的行动的穷凶极恶性质使得小齿轮也要对罪行负责。阿伦特的论证是以通常的官僚理论为依据的，这和温特罗布的论证不一样。）不一致。温特罗布的理由是，这些官僚是理性的经济人，不是没有头脑的平庸人，他们的行动依据是向独裁统治者效忠和争宠。[2](PP347-348)

（二）独裁者的策略

独裁者可用的全部策略可以分为两类：压迫和购买忠诚。[2](P33)“压迫”指的是实施种种限制：限制公民批评政府的权利，限制出版自由，限制反对党反对政府的权利，或者，就像极权主义政府所做的那样，赤裸裸地禁止集会、结社、组织政党反对政府。这些限制的实施必然伴随着对人民的监控、对不服从行为的制裁。种种独裁的共同特点是：存在着政治警察力量，对表达反对政府的意见的行为、特别是组织反对政府的行为予以极其严厉的制裁。压迫是解决或缓慢独裁者的困境的一个方法。由压迫引起的问题可以用几种办法来对付：更多的压迫；给安全力量多付钱财；设置几种安全力量，使它们处于竞争状态，因而处于一种恐惧的状态。积聚权力的另一条途径是积聚政治忠诚，政治租金的分发能够起到激发忠诚的作用。“忠诚”被定义为个人对组织或制度的长期的归属或依附。对于一个典型的公民来说，对政府或政府的反对者的忠诚是一笔资本资产，公民积累这笔资产的目的是促进其与忠诚对象的政治交换。[2](P48)公民考虑的是忠诚的回报率和风险，当公民反对政府时，他实质上是把忠诚提供给政府的某个反对者，该反对者意欲提供另外的政策。

参加政治交换的主体是哪些人呢？温特罗布只说明了一方是独裁者，另一方是公民和利益集团；[2](PP48-49)他没有说明清楚这里的“公民”是否包括了全部子民，根据独裁者购买忠诚的主要方式（分发政治租金）来看，参与政治交换的公民只是公民中的一部分，而独裁者给予另一部分公民的东西似乎只有压迫。

压迫和忠诚这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它们都要耗费独裁者的资源，所以独裁者有一个“权衡”的问题；它们也不是相互独立的，压迫的程度影响着忠诚的提供。压迫增加时，公民若不忠诚于政府，其风险会增加，而相应的回报会减少。结果，在一个典型的公民看来，反对政府就不是那么吸引人了，而与独裁者或其代表做“交换”就更有吸引力一些。这种“替代效应”意味着，忠诚的供给与压迫程度是正比例的关系。然而，“收入效应”起着相反的作用。压迫增加时，或者要增加个人成为制裁的牺牲品的可能性，或者要增加制裁的范围，这会减少个人的财富，即使他或她是忠诚于政权的。只要公民在政治忠诚上所投入的是一般意义上的财富，压迫的增加就会减少独裁政权从公民的忠诚中所能获得的财富，政权的反对派从其支持者的忠诚中所能获得的财富也同样会减少。

（三）独裁政治的一般模型

温特罗布先论述了四类具体独裁政府的政治压迫和忠诚的均衡模型，然后论述一个更加一般的独裁政府模型，前面四类具体模型可以从后面的一般模型中推导出来。而要理解他的理论，最好是从其一般模型开始。

独裁者的目标是使其效用最大化。他们的效用包括个人消费(C)和权力（π）：U=U（π，C）。独裁者获得和保持其权力π，需要花费预算(B)，使用它们的过程也就是将资源（简化的说法是金钱）转化为权力的过程。如果独裁者的金钱B无限多，那么其权力π将没有止境。但是，他的钱又是通过使用权力获得的。独裁者的权力和金钱所受到的限制必然是同时决定的：在某一均衡点E[*]上，独裁者拥有权力π[*]和预算B[*]。

（四）四类具体的独裁政府

独裁者会如何分配其预算B[*]呢？首先，独裁者要确定自己想要更多的权力呢，还是要更多的个人消费。这一步要确定其个人消费额。其次，独裁者要将(B-C)部分的预算资源分配到其获得和保持权力的两类手段上去，即分配到压迫和购买忠诚上去，他的最佳策略是，使得用于压迫和忠诚上的资源的边际产出（权力）率相等。

如果独裁者对个人消费的偏好强于对权力的偏好，那么，他可能满足于刚好能够维持统治的最小权力，而将省下的资源用于个人消费。这样，压迫和忠诚都少，该类独裁政府被温特罗布称为“廉价独裁”。真正慈善的独裁者，例如作者谈到的罗马皇帝马库斯·奥里流斯，以荣誉为至上原则，真心关心子民福利，他能够获得很多的忠诚，而压迫又低，这样的独裁政体被温特罗布称为timocracy，该词在柏拉图那里是“以荣誉至上为原则的政体”的意思，这里意译为“慈善独裁”。

如果独裁者对权力的偏好强于对个人消费的偏好，那么，他的花费较多的钱在压迫(R)和购买忠诚(L)上。又假如独裁者控制了传播媒体，能够使用思想灌输和压迫机构，那么，压迫价格就比较低，投入一定成本进行压迫，就能产生更多的权力。这时的政府会有较严厉的压迫(R)，该独裁政府就是暴政。假如独裁者不仅如此，而且还能够创造或利用发达的、先进的或现代的政治组织形式，例如政党，那么，他花费较少的资源就能够购买到较多的忠诚，那么，这时的政府不仅有严厉的压迫(R)，而且有较多的忠诚(L)，其权力达到极致，成为极权主义独裁。

对于独裁政体的以上分类的标准是压迫(R)和忠诚(L)的组合情况，图示如下：

附图

图1独裁政体下的压迫和忠诚之均衡类型

（五）为什么会出现不同类型的独裁？

为什么会存在不同类别的独裁政治呢？首先，温特罗布用独裁者的偏好不同来部分地解释，即有的偏好更多的权力，这就容易导致极权主义，有的偏好更多的个人消费，这就容易导致“廉价独裁”……偏好成为一个外生变量。

其次，温特罗布引入政治组织的状况作为外生变量，来解释独裁者将其所获得的资源（例如金钱）转化为权力的效率。前面已谈过，如果独裁者掌握了群众性政党来进行动员，忠诚的购买价格就比较低，那么，投入一定成本所能获得的忠诚或者支持就会更多，就能产生更多的权力。忠诚增加使独裁政体向极权主义或慈善独裁发展。假如独裁者控制了传播媒体，能够使用思想灌输和压迫机构，压迫价格就比较低，那么，投入一定成本进行压迫，就能产生更多的权力。压迫增加使独裁政体向暴政或极权主义发展。如果政府不仅有严厉的压迫(R)，而且有较多的忠诚(L)，其权力达到极致，成为极权主义独裁。

第三，温特罗布引入经济制度作为外生变量，来解释决定着独裁者将权力转化为预算收入的效率。他认为，对于不同独裁国家的不同的经济制度如何影响独裁权力的创收效率，没有一个一致或普适的模型，只能逐一加以分析。[2](P114)

（六）温特罗布的理论的缺陷以及留下的理论空白

首先，它以不同独裁者的偏好不同来部分地解释不同的独裁政体，这在理论上缺乏说服力。例如，我们很难回答，为什么东方独裁者几乎总是偏好个人消费，同时又在偏好至高的权力，而西方的独裁者却几乎总是偏好个人消费，较不偏好权力。其实，不同独裁者的基本偏好是基本相同的，所不同的是其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其次，将政治组织等方面的状况作为外生变量，或者说作为给定的变量，这就大大地降低了其理论的作用。政治组织形式的变化、思想控制和灌输以及其他压迫机构的状况正是一个独裁政治理论需要着力加以解释的变量，不宜作为外生变量处理。第三，认为独裁制度是外生的、给定的，这就无法解释独裁政体的产生和转型，从而缩小了其理论的解释范围。第四，没有系统分析独裁政治下的子民、觊觎政权者的行为规律，这当然不能算是温特罗布的理论的失误，只能说还留有空白。一个完整的独裁政治的解释性理论应当填补这一空白。公务员之家

四、评论：塔洛克和温特罗布都忽视了意识形态的功能

塔洛克和温特罗布的研究中的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他们都夸大了独裁者的困境，在他们的模型中，世界上所有独裁者基本上都缺乏安全，其处境简直是很可怜。[2](P20)他们的理论和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主义时期、古代埃及和印度的独裁政治历史事实不符，因为古代“东方”的君主一般来说安全而“幸福”，只有像明代末年的崇祯皇帝那样的独裁统治者才是可怜的。为什么会出现理论与事实的这种矛盾呢？原因是他们忽视了古代东方世界的独裁者的另一重要和有力的武器：意识形态。

塔洛克明确地说，独裁者要努力让其周围的人们知道的观念不是他是个好人，而是如果你们反对我，我将胜利。这句话的后一半是对的，独裁者一定会展示其强大，让人们知道，他是难以战胜的，最好乖乖地服从其统治；但是前半句不太符合历史。事实上，独裁者不仅展示其力量之强大，而且还努力给其子民灌输一种观念，即他是个好人，关心子民的福利，只有他能够带给子民最大的幸福。在温特罗布的理论中，独裁者的全部策略就是两大类，即压迫和购买忠诚。他得到的忠诚是通过分发政治租金之类的行动“购买”来的，与意识形态灌输无关。其实，在能够实施思想独裁的情况下，如果独裁者支出一些资源，用于对子民的意识形态灌输，也是会导致忠诚供给的增加的。但是，温特罗布似乎没有把意识形态作为影响忠诚供给的一个因素，意识形态在其整个模型中似乎没有地位。

然而公民只是公民中的一部分，而独裁者给予另一部分公民的东西似乎只有压迫。

压迫和忠诚这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它们都要耗费独裁者的资源，所以独裁者有一个“权衡”的问题；它们也不是相互独立的，压迫的程度影响着忠诚的提供。压迫增加时，公民若不忠诚于政府，其风险会增加，而相应的回报会减少。结果，在一个典型的公民看来，反对政府就不是那么吸引人了，而与独裁者或其代表做“交换”就更有吸引力一些。这种“替代效应”意味着，忠诚的供给与压迫程度是正比例的关系。然而，“收入效应”起着相反的作用。压迫增加时，或者要增加个人成为制裁的牺牲品的可能性，或者要增加制裁的范围，这会减少个人的财富，即使他或她是忠诚于政权的。只要公民在政治忠诚上所投入的是一般意义上的财富，压迫的增加就会减少独裁政权从公民的忠诚中所能获得的财富，政权的反对派从其支持者的忠诚中所能获得的财富也同样会减少。

（三）独裁政治的一般模型

温特罗布先论述了四类具体独裁政府的政治压迫和忠诚的均衡模型，然后论述一个更加一般的独裁政府模型，前面四类具体模型可以从后面的一般模型中推导出来。而要理解他的理论，最好是从其一般模型开始。

独裁者的目标是使其效用最大化。他们的效用包括个人消费(C)和权力（π）：U=U（π，C）。独裁者获得和保持其权力π，需要花费预算(B)，使用它们的过程也就是将资源（简化的说法是金钱）转化为权力的过程。如果独裁者的金钱B无限多，那么其权力π将没有止境。但是，他的钱又是通过使用权力获得的。独裁者的权力和金钱所受到的限制必然是同时决定的：在某一均衡点E[*]上，独裁者拥有权力π[*]和预算B[*]。

（四）四类具体的独裁政府

独裁者会如何分配其预算B[*]呢？首先，独裁者要确定自己想要更多的权力呢，还是要更多的个人消费。这一步要确定其个人消费额。其次，独裁者要将(B-C)部分的预算资源分配到其获得和保持权力的两类手段上去，即分配到压迫和购买忠诚上去，他的最佳策略是，使得用于压迫和忠诚上的资源的边际产出（权力）率相等。

如果独裁者对个人消费的偏好强于对权力的偏好，那么，他可能满足于刚好能够维持统治的最小权力，而将省下的资源用于个人消费。这样，压迫和忠诚都少，该类独裁政府被温特罗布称为“廉价独裁”。真正慈善的独裁者，例如作者谈到的罗马皇帝马库斯·奥里流斯，以荣誉为至上原则，真心关心子民福利，他能够获得很多的忠诚，而压迫又低，这样的独裁政体被温特罗布称为timocracy，该词在柏拉图那里是“以荣誉至上为原则的政体”的意思，这里意译为“慈善独裁”。

如果独裁者对权力的偏好强于对个人消费的偏好，那么，他的花费较多的钱在压迫(R)和购买忠诚(L)上。又假如独裁者控制了传播媒体，能够使用思想灌输和压迫机构，那么，压迫价格就比较低，投入一定成本进行压迫，就能产生更多的权力。这时的政府会有较严厉的压迫(R)，该独裁政府就是暴政。假如独裁者不仅如此，而且还能够创造或利用发达的、先进的或现代的政治组织形式，例如政党，那么，他花费较少的资源就能够购买到较多的忠诚，那么，这时的政府不仅有严厉的压迫(R)，而且有较多的忠诚(L)，其权力达到极致，成为极权主义独裁。

对于独裁政体的以上分类的标准是压迫(R)和忠诚(L)的组合情况，图示如下：

附图

图1独裁政体下的压迫和忠诚之均衡类型

（五）为什么会出现不同类型的独裁？

为什么会存在不同类别的独裁政治呢？首先，温特罗布用独裁者的偏好不同来部分地解释，即有的偏好更多的权力，这就容易导致极权主义，有的偏好更多的个人消费，这就容易导致“廉价独裁”……偏好成为一个外生变量。

其次，温特罗布引入政治组织的状况作为外生变量，来解释独裁者将其所获得的资源（例如金钱）转化为权力的效率。前面已谈过，如果独裁者掌握了群众性政党来进行动员，忠诚的购买价格就比较低，那么，投入一定成本所能获得的忠诚或者支持就会更多，就能产生更多的权力。忠诚增加使独裁政体向极权主义或慈善独裁发展。假如独裁者控制了传播媒体，能够使用思想灌输和压迫机构，压迫价格就比较低，那么，投入一定成本进行压迫，就能产生更多的权力。压迫增加使独裁政体向暴政或极权主义发展。如果政府不仅有严厉的压迫(R)，而且有较多的忠诚(L)，其权力达到极致，成为极权主义独裁。

第三，温特罗布引入经济制度作为外生变量，来解释决定着独裁者将权力转化为预算收入的效率。他认为，对于不同独裁国家的不同的经济制度如何影响独裁权力的创收效率，没有一个一致或普适的模型，只能逐一加以分析。[2](P114)

（六）温特罗布的理论的缺陷以及留下的理论空白

首先，它以不同独裁者的偏好不同来部分地解释不同的独裁政体，这在理论上缺乏说服力。例如，我们很难回答，为什么东方独裁者几乎总是偏好个人消费，同时又在偏好至高的权力，而西方的独裁者却几乎总是偏好个人消费，较不偏好权力。其实，不同独裁者的基本偏好是基本相同的，所不同的是其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其次，将政治组织等方面的状况作为外生变量，或者说作为给定的变量，这就大大地降低了其理论的作用。政治组织形式的变化、思想控制和灌输以及其他压迫机构的状况正是一个独裁政治理论需要着力加以解释的变量，不宜作为外生变量处理。第三，认为独裁制度是外生的、给定的，这就无法解释独裁政体的产生和转型，从而缩小了其理论的解释范围。第四，没有系统分析独裁政治下的子民、觊觎政权者的行为规律，这当然不能算是温特罗布的理论的失误，只能说还留有空白。一个完整的独裁政治的解释性理论应当填补这一空白。

四、评论：塔洛克和温特罗布都忽视了意识形态的功能

独裁范文篇5

关键词：不确定性意识形态独裁政治民主和平论

民主和平论者发现，“与非民主主义国家相比较而言，民主主义国家遵守国际条约和信守国际承诺的可能性更高，采用恐怖主义手段的可能性更低，且相互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也很低”[1]。民主和平论在从正面指出民主与和平正相关的同时，又从反面告诉我们，独裁与战争正相关；而这一点又可以分解为两个层次，即独裁国家之间容易发生战争，独裁国家容易和民主国家发生战争。

民主和平论把政治制度与和平或战争联系起来考察，发现这两个变量之间具有规律性的关系，其发现颇有说服力。但是，由于它是一些学者主要运用归纳推理方式从统计分析中发现的规律[2]，它的理论性受到了削弱。在本文中，我试图运用演绎推理建构一个独裁政治的经济理论，来证明民主和平论的一个方面：为什么独裁国家具有较大的可能性攻击民主国家？为什么独裁政治与民主政治难以和平共处？

一、假设

我的假设共有三个。第一，我假设所有政治人，包括政治家、官僚和人民群众，都是理性经济人，他们努力追求其效用的最大化。“理性指的是一种行为方式，是指在给定条件和约束的限度内适于达到给定目标的行为方式。”[3]“经济人”假设则是强调政治人的自利性。所有个人都是自私的（selfish）[4]，其理性行为主要导向其自私的目标：每个人关心自己的安全和快乐胜过关心他人的安全和快乐；如果自己的幸福和他人的幸福发生冲突，他总是准备牺牲他人的幸福满足自己的幸福[5]。第二，所有这些政治人的最基本的偏好（或者说需要）都是生存，由此派生出对财富、以至权力的偏好。某些人追求权力，是因为他们认为更多的使他们更加富有和安全，因而生存得更好。

第三个假设是背景假设：所有政治人都面临着程度各不相同的不确定性（uncertainty）。一切人的努力都受制于我们有限和不确定的知识—关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外生事件；关于自然、上帝和人类的法则；关于其他人乃至我们自己可能如何行动的知识。赫伯特·西蒙认为，人的理性受到三种限制：一是风险和不确定性；二是不完全信息；三是各种函数关系或环境约束极其复杂，致使活动者无力计算最佳行动方案（这一点可以称为计算的复杂性）。[6]奈特（FrankH.Knight）讨论了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划分[7]，“风险”是指个人根据对事实的客观分类有能力计算出概率的情形，“不确定性”是指不可能客观分类的情形。赫什莱佛（JackHirshleifer）认为，能否进行客观分类不是关键之所在，风险和不确定性指的是同一件事。[8]

关于不确定性的定义，安东尼·唐斯说，不确定性（uncertainty）是缺乏有关过去、现在、未来或假设的事件的过程的确切知识的一种状态。[9]他认为，讨论不确定性时，我们要区分知识的种类。一类是反映事物因果联系的因果知识（contextualknowledge）；一类是提供有关某一领域的重要变量的当前资料的信息（information）。[10]获得更多的信息，可以消除许多不确定性。但是，有些不确定性是特定情况所固有的、内在的，例如，选举的结果就是这样，在选举揭晓之前，它都是不确定的，因为选民的意愿在最后一刻都是可以变化的。他还认为，不确定性所导致的多数问题都与信息费用有关。当存在不确定性，信息的获得都需要花费成本时，理性的决策者在决策之前只获得有限的信息，它们只是能够获得的全部信息中的一部分。决策者一直寻求信息，直到所获得的一“比特”（bit，信息单位）新信息的边际收益等于其边际成本时为止。本文所讨论的不确定性既与因果知识有关，也与信息费用有关，但主要是与因果知识有关。

政治中的不确定性到底指的是什么呢？拿独裁政治统治下的子民来说，他们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就有：①他们缺乏必要的社会科学知识—关于社会事实之间的因果知识，弄不清楚特定的政策对于他们的利益的真正影响。对于同一国际或国内政策，有的子民觉得符合自己的利益，有的子民则认为不符合。同一个国家的人民对于同一个“9·11”袭击事件，有的人认为对他们有利，有的人认为不利。②他们不清楚统治者的真实意图。③他们之间思想和信息交流不够，难以了解各自的意图。④如果他们想达成政治上的某种合作，他们无法预先知道自己的成本和收益将是多少。⑤他们也不能确定，别人是否会违背同盟协议，中途背叛。⑥如果有人违背协议，惩罚是否能够进行也是个问题。⑦如果达成同盟，他们也难以判断何种行动方案是最佳方案。⑧难以发现和惩罚集体行动中的搭便车者。

影响不确定性程度的因素和方式例举如下：①相互交往的人数越多，不确定性越强。②这些人的地理距离越远，居住越分散，不确定性越强。③自然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水平越高，信息成本越低，同时，如果独裁统治者利用这些技术传播其意识形态（主要由人文社会知识和规范构成），从而增强不确定性，那么自然科学技术又助长了不确定性。④自然科学越发达，人们对于自然的法则、上帝的有无会有更加确定的知识。⑤实证的社会科学越发达，关于社会事实之间的因果知识越多、越正确，不确定性越弱。

二、不确定性与独裁制度的起源

独裁政治制度的本质是少数人掠夺多数人，从表面上看，这里有一个矛盾：少数人的力量之和比多数人的力量之和小[11]，为什么多数人能够容忍掠夺？假定不存在不确定性，或者，不确定性的程度较低，所有人之间的政治交易费用为零或者足够低，那么，多数人当然能够联合起来打败少数人，或者，少数人预先知道这一结果（因为信息充分，计算准确），因而不用多数人发动武力反抗，就主动放弃对政权的垄断。然而，事实上，各个政治人面临的不确定性的程度是很高的；当被掠夺的多数人所面临的不确定性足够高时，他们就无法达成足够程度的联合来推翻独裁统治。这就是独裁政治的存在基础，只要不确定性没有降低到一定程度，民主政治就不可能产生或者巩固；因此，不确定性程度影响着民主化能否发生、何时发生以及民主化的速度。

下面，我试图把独裁制度从无到有地推导出来。

“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12]如何获得这些生活资源呢？在一个假想的自然状态中，每个谋求最佳生存条件的理性经济人的选择依据是看哪种方式的边际效益最大。假定①产品和劳务并不是极大丰富，而是稀缺的；②直接生产产品和劳务的生产率比较低，因而选择自己直接生产要付出较大的成本，而与他人交易的前提是自己生产了产品或劳务，也是要付出较大成本的；③不同的人的力量（智力或体力）大小不同，如果搏斗，强者获胜的概率比较高；④这些人没有血亲关系，或者血缘关系足够疏远和淡化，如果强者掠夺弱者，弱者的损失不被强者计入自身的成本。在这种情况下，力量强大的个人会选择掠夺方式来谋利，这种方式的边际效益是最大的。

弱者有哪些选择呢？一共有三种方案：第一，和强者搏斗；第二，寻找同盟者，团结起来和强者斗争；第三，忍受掠夺。第一种选择风险太大（被杀死的可能性比较大），由此导致的成本也太大，理性的弱者一般不会选择它。第二种选择的成本主要是政治交易费用。所谓政治交易费用，是指政治市场中进行政治权利交换所耗费的各种资源，它包括搜寻、谈判、政治契约的书写以及实施等方面的成本。[13]这些成本都受到不确定性的极大影响，如果一切都是确定的，政治交易成本就会降低到零。因此，弱者是否选择这第二种方案，决定于不确定性的大小。如果不确定性小到一定程度，理性的弱者会选择这一方案。如果不确定性比较大，他只好选择第三种方案，那就是忍受掠夺，这样，独裁政治的局面就开始形成了。

三、不确定性与意识形态

戈登·图洛克（GordonTullock）和罗那尔德·文特洛比（RonaldWintrobe）是运用经济学方法研究独裁政治的先驱。也许是因为民主国度的学者难以深刻地认识独裁政治，他们都忽视了意识形态（ideology）在独裁政治中的重要影响。图洛克承认，统治者可以使用他的警察和军队的力量统治人民，但是他无法使用这一力量统治警察和军队；统治依靠“观念”。图洛克认为：独裁者要努力让其周围的人们知道的观念不是他是个好人，而是，如果你们反对我，我将胜利。[14]相对而言，意识形态对于独裁控制和合法性问题来说不是那么重要。[15]在文特洛比的模型中，我们也看不到独裁者对意识形态的运用。为保持其权力，独裁者可用的全部策略可以分为两类：压迫(repression)和购买忠诚(loyalty)。[16]“压迫”指的是实施种种限制，“忠诚”(loyalty)被定义为个人对组织或制度的长期的归属或依附，它是独裁者通过分发政治租金“购买”来的。

但是，如果独裁者支出一些资源，用于对子民的“洗脑”—即意识形态灌输，也会导致忠诚供给的增加，反叛行动的减少；而且，这样使用这些资源，其边际收益可能比用于其他用途所能带来的边际收益更大。独裁者对意识形态的需要就是这样产生的。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意识形态本质上是编造幻想、掩蔽现实关系的精神力量，是对社会现实的颠倒的、神秘的反映，因而仅仅是一个否定性的概念。它是代表统治者根本利益的情感、表象和观念的总和，其根本特征是自觉地或不自觉地用幻想的联系来取代并掩蔽现实的联系[17]。根据思维形式上的特性，我把意识形态的内容划分为以下两大方面。第一方面的内容是形式上的因果知识，告诉人们是什么因素决定着他们的福利和不幸，为什么独裁者有权统治他们。这些知识常常是超越经验检验的，例如神权政治意识形态说独裁者的统治权来自神的旨意和授权。越是在科学水平低下、子民们的不确定性强的时期，这些知识与实证科学知识的差距就越大；随着不确定性程度的降低，意识形态中的因果知识部分越来越象实证科学知识；当不确定性降低到一定程度，民主政治就会建立起来，和平竞争中的政党的意识形态就会包含越来越多的正确事实，但是并不包含全部事实真相。在独裁国家，这些知识却偏偏被说成完全真实的，不容置疑的，也就是拒绝接受批评或证伪的。意识形态第二方面的内容是改造社会的计划。安东尼·唐斯把意识形态定义为：“一种有关美好社会的文字幻象，一种建构此种社会的主要手段”，同时也把它看成是某些人获得权力的手段。[18]唐斯所讨论的意识形态主要是民主政治中相互竞争的政党的政策纲领，其内容就被假定为包含正确的事实、但是并不包含全部事实真相。[19]迈克尔·罗斯金（MichaelG.Roskin）等的定义是：“一种意识形态源自这样一种信念，即事物能够比现在的状态更好；它实质上是一个改造社会的计划。”[20]

意识形态发挥其支持者所期望的功能的前提是不确定性的存在。由于子民缺乏社会科学知识，不清楚现行政策和自己的福利的因果关系，统治者就可以告诉他们一套歪曲的知识，大意是现行政策是最符合他们的利益的。子民也不是很清楚如何才能得到幸福，统治者的意识形态就告诉他们，忠心服从统治者就能够得到幸福，决不可反叛。

理性的子民为什么会或多或少地相信统治者灌输的意识形态，并且从而变得（看似）反理性了呢？第一，探索新知、获得对事实之间关系的解释是成本高昂的活动，直接将统治者“免费”送来的“知识”接收下来可以节省成本，它们好歹也是一种解释或者计划，有一种解释或计划似乎总比没有要好。第二，由于意识形态许诺一种美好未来，这也能够给苦难中的子民带来一种安慰，或者说效用。第三，子民确实是无知的，他们无法判断意识形态与他们的利益的联系。第四，由于统治者的思想独裁，子民难以接触到其他知识。

在独裁政治中，意识形态的培养和传播者是独裁者、企图夺取政权的潜在竞争者；作为理性的经济人，他们选择意识形态的标准是看是否有助于他们利益的最大化，而不是看意识形态中的因果知识是否正确，计划是否真的符合它所声称要促进的大众的利益。理性的统治者会将一切有利于其利益的思想观念融合为一个体系，努力培植和发展它。能够提供这种思想观念的人将得到统治者的恩惠，也就是分享一部分政治租金，即使在生之年没有得到多少恩惠，死后也将得到追封，因此他们的生产积极性是比较高的。同时，统治者还会压制其他意识形态、知识和观念，因为如果意识形态市场的垄断被打破，形成充分竞争的局面的话，子民的不确定性程度就会降低，独裁统治的成本就增大了。只要独裁统治者能够压制其他思想学说，生产那些思想学说就不仅无利可图，而且有害于生产者自身，生产的积极性就会比较低，那些思想学说也就不会有多大的产量和多高的质量，即使有些产品，统治者也可能阻止它传播，甚至将它销毁。我们可以做一个推论：独裁政治制度是一个对人文社会科学进行劣胜优汰的机制，其中的主流文化必定不是真的好东西。本段所论就是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生产、发展和传播的经济学。

独裁者的支出将得到丰厚的回报：第一，接受了意识形态的子民更加顺从，统治成本降低，而收益却增加。第二，虽然高级官僚的不确定性程度比子民低，不会把意识形态当做真理，但是，由于无知的子民顺从独裁者，高级官僚反叛夺权所能得到的支持就会比较少，而将要遇到的反对却比较强大。所以，意识形态对子民的影响越大，高级官僚发动政变的可能性就越低。这一层是图洛克没有认识到的。

意识形态的培育和传播速度比较慢，然而一旦深入子民的头脑，要改变它也需要很长的时间，由它所造成的不确定性程度也是比较难以降低的，也就是说意识形态具有滞后性。子民的这种不确定性状况也是独裁者的潜在竞争者的行动背景，觊觎政权的竞争者常常认识到它的可利用价值。其利用方法就是宣称：现行独裁者对意识形态不忠实，简直是背叛，而我们忠实得多，因而是更加符合人民利益的。这是对意识形态的变本加厉地利用，种种形式的“原教旨主义”可以由此得到解释。

自然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进步对于不确定性的影响是复杂的。它的直接影响是降低信息成本，增加信息量，这具有降低不确定性、从而降低政治交易费用的作用。但是，它同时也降低了独裁统治者培植和传播其意识形态的成本，方便了意识形态的广泛传播，从而又增加了子民的不确定性。意识形态的内容是人文知识、社会科学知识和政策计划，如果统治者能够维持其思想独裁，它们并不必然以同样的步伐随着自然科学技术的进步而进步。意识形态或许要相应地发生一些变化，例如，原先说皇帝是上帝派来管理百姓的，随着自然科学的发达，现在还相信上帝的存在和委派使者的人就可能减少了，那么意识形态就要调整，以论证统治的合法性。更加精致有力的意识形态总是可以找到的，一旦找到就利用先进的自然科学技术大力推广。

总的来说，自然科学技术主要影响着信息成本，科学哲学意义上的社会科学影响子民关于自身福利的因果知识，两者共同影响着不确定性。对于独裁统治者来说，自然科学技术的进步的影响有好有坏，真正的社会科学的进步带来的好处常常大于坏处，所以是不受欢迎的，因而社会科学是最难进步的。其中，经济科学能够促进经济增长，有利于统治者税收的增加，但是，它也会间接或直接地削弱意识形态，所以统治者可能让它有控制地发展。政治科学会直接削弱意识形态，因此最不受欢迎，容易被当作伪科学取消。真正的社会科学知识越是稀缺，其价值也就越大。而对于统治者来说，重要的是要选择性地阻碍其进步，否则，其统治成本就将不断增加，最终将导致独裁政治让位于民主政治。

四、为什么独裁政治与民主政治难以和平共处

如果一个独裁国家能够一直与世隔绝，那么，它将能够一直保持独裁制度。因为思想独裁制度使得能够增加关于社会事实之间的联系的社会科学知识难以生产和传播，不确定性因此难以降低。然而，如果世界上别的地方出现了民主政治[21]，而且很有可能那里的人们生活得更加幸福，如果自然科学技术的发达使人们能够了解到这些信息，那么独裁政治制度就遭遇到了严峻的挑战。独裁政治的存在基础—不确定性—被破坏了，因为维持较高的不确定性的因素之一（意识形态）遭遇到了挑战。

独裁政治的意识形态必然既从正面阐述服从伟大或神圣的一个人或少数人的统治的必要性，又从反面阐述如果不这样，子民必将丧失幸福。处于封闭状态的子民能够接受这种意识形态，然而，如果人们发现民主治理不仅是可能的，而且能够给公民带来更多的幸福，那么，原先的意识形态就会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独裁统治的成本将增加。

独裁政治如果要继续维持，那么它必须维持其意识形态，保持由意识形态带来的不确定性。要维持以论证独裁统治为中心任务的意识形态，就必须批评和指责民主政治的危害性。然而，如果“民主”已经成了全人类的信仰，那么独裁政治的意识形态就必须论证现行政治是最为民主的政治，而外国的民主是虚假的。消灭世界上的民主政治肯定符合独裁统治者的利益，而且统治者必定努力将这种愿望灌输给子民。

不确定的子民反过来又形成统治者或觊觎政权的竞争者的行动背景，只要有一部分子民接受了统治者的意识形态，就会有觊觎政权者以各种形式的“原教旨主义”来吸引支持，分享甚至夺取权力。这样，不仅独裁者以民主政治为敌，而且觊觎政权的竞争者甚至有积极性变本加厉地攻击民主政治。竞争者声称要维护人民的利益，因而要维护最为纯正的意识形态，以及符合这种意识形态的生活方式，反对甚至努力消灭那些与他们国家相反的国家。他们也可能声称，他们世界的现行统治者已经不能代表人民利益，其潜台词是必须由他们来领导人民。他们一定能够得到一部分人的支持，从而能够享有影响力，获得收益。全世界的独裁政治统治者及其相信其意识形态的部分子民、觊觎政权的竞争对手都会痛恨民主国家。越独裁的国家就越恨民主国家，我们甚至可以根据各国憎恨民主国家的程度来判别其独裁程度。

而理性的民主国家的政治家和大部分选民（特别是在民主国家的自由竞争的思想市场的影响下）也能够理解本文所阐述的道理。布什总统在“9·11”袭击事件发生之后指出：恐怖组织的目标不是金钱，而是重整世界，将其极端信仰加诸各国人民头上；恐怖分子践行的是伊斯兰极端主义的边缘形式。[22]因此，民主国家的人民会认为别国的独裁政治制度会侵犯他们的利益，如果“帮助”独裁国家走向民主，就可能减少这样的损害。1992年美国大选中，比尔·克林顿就反复强调推进民主是该政府的首要考虑，在他上台之后，他的国家安全助理将他的对外政策的主题表述为“扩大民主”。[23]

注释:

[1]Tallbott,Strobe,“DemocracyandtheNationalInterests”,ForeignAffairs,Vol.75,p.49.

[2]汤大华：《“民主和平论”简评》，载于王浦劬、江荣海主编：《政治与行政管理论丛》第一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87-99页。

[3]赫伯特·西蒙：《现代决策理论的基石：有限理性说》，杨砾、徐立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45页。

[4]Downs,Anthony.AnEconomicTheoryofDemocracy,NewYork:Happer&RowPublishers,1957,p.27.

[5]Calhoun,JohnC.,“Disquisitionongovernment,”PublicOpinionandPropaganda,ed.ByKatz,Cartwright,Eldersveld,andLee,NewYork:TheDrydenPress,1954,p.15.

[6]赫伯特·西蒙：《现代决策理论的基石：有限理性说》，杨砾、徐立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47-48页。

[7]Knight,FrankH.,Risk,UncertaintyandProfit,NewYork:HoughtonMifflin,1921,p.20-26.

[8]杰克·赫什莱佛、约翰G·赖利：《不确定性与信息分析》，刘广灵、李绍荣主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0页。

[9]Downs,Anthony.AnEconomicTheoryofDemocracy,NewYork:Happer&RowPublishers,1957,p.77.

[10]Downs,Anthony.AnEconomicTheoryofDemocracy,NewYork:Happer&RowPublishers,1957,p.79.

[11]少数人的力量之和“应该”小于多数人的力量之和，这在冷兵器时代是没有多大疑问的；但是，在兵器技术高度发达的当代，可能有人对此表示怀疑了。如果所有人之间的政治交易费用为零，那么多数人的集团也可以拥有先进武器，从而我们仍然可以说：少数人的力量之和“应该”小于多数人的力量之和。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2页。

[13]Vira,B.“ThepoliticalCoasetheorem:identifyingdifferencesbetweenneoclassicalandcriticalinstitutionalism”,JournalofEconomicIssues.Vol.16,1997,Sept；刘元春：《交易费用分析框架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106页。诺斯也讨论了政治交易费用，它的内涵和经济市场的交易费用相似，也是由衡量和实施成本构成的，见道格拉斯·C·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第14章，第4章。

[14]Tullock,Gordon.Autocracy,Dordrecht:MartinusNijhoff,1987,p.21.

[15]Tullock,Gordon.Autocracy,Dordrecht:MartinusNijhoff,1987,p.107.

[16]Wintrobe,Ronald.,Thepoliticaleconomyofdictatorship,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8,p.33.

[17]俞吾金：《意识形态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29页。

[18]Downs,Anthony.AnEconomicTheoryofDemocracy,NewYork:Happer&RowPublishers,1957,pp.96-97.

[19]Downs,Anthony.AnEconomicTheoryofDemocracy,NewYork:Happer&RowPublishers,1957,p.83.

[20]迈克尔·罗斯金、罗伯特·科德、詹姆斯·梅代罗斯、沃尔特·琼斯：《政治科学》，林震、王锋、范贤睿等译，宁骚校，华夏出版社，2001年，第104页。

[21]根据本文的理论，民主政治的出现条件是不确定性足够的低；具体地阐述民主政治的出现原理不是本文的任务。

独裁范文篇6

不要也不应该试图否定思维能力规则的积极探索努力，人类历史所有的理论成果和物质性再现所创造的今天文明辉煌是值得骄傲和自豪的。

但是，我想说，这是必然，是文明进步的必然，是人类性物质文明的必然。必然，就是说无需担忧明年的春天是否会来到，科学就是把握这样的必然性内涵——规律——而为我们所认识利用。这个世界有着诸多必然，实乃源自物质世界的规律，已经认识的规律，思维将非常好地理解什么叫必然，尚未认识的规律作用，是我们的探索前沿所在，而必然性也一定存在。思维的二元属性注定了对立认识必然。所以，思维说，必然的对面就是偶然。然而，如果站在思维二元属性的认识之上，偶然并不存在，物质界规律的必然性，说明了偶然只是思维未知的必然性内涵在奏效。

如此的叙说已经隐含了物质界存在的机械性，而对物质界必然性的兴趣盎然，是思维保持独裁地位的必要条件，更主要的，是广泛性自我对思维独裁地位的认同。独裁，必然无法忍受除了它所认定的世界之外的世界存在，个体地、群体地无一例外都是如此表现。对思维独裁地位的认同信念，是外在化现实真实中所体现的霸道、专制的内在根本，与其说如今外在性表现地我们反对霸权，不如说内在性地是思维霸权在现时代需要质疑，这是当时代人类发展进化要求在今天必须对自我感知手段产生深刻认识变化的体现。

对思维能力的执著认同（事实上，对思维能力运用的探索研究完全需要扩展）在今天有个前提：必须认清物质界最高感知手段——思维的本质及其对它唯一执著的信念并据此所导出理论实践的后果。对此认识蒙蔽的后果必然，就是外在唯一决定性信念的执著，人类历史地，一贯如此，即一切唯一地以外在性结果呈现来作为存在价值的体现，所以，钱权性的“肌肉”发达就是全部的生存追逐所在了。外在唯一决定性的信念下，未来必然的科技进步一定形成逐步独立于人类社会的智能性社会，并对人类自身生存环境竞争造成冲击，这是紧紧只焦点于外在物质必然性的未来结果。

人类进化，体现在思维自身的定位变化及能力拓展，大脑的功能利用率从未实现大飞跃。站在人类性进化视角存在一个必然：思维地位从独裁→质疑→先锋。今天文明已经凸现了思维地位的质疑，看看全球现实，小到个体，大到共同体，是趋于独霸走势还是自由多极化展现？其矛盾背后的实质就是思维垄断性地位需要面临广泛性地质疑颠覆。必须清晰：思维是外在化世界的最高感知象征，我们之所以认为我们活着，首先就是因为思维，但，这不是它在今天和未来继续主宰自我的理由。

传统的思维主宰地位，使得意识能力从来没有真正意义地走上人类历史前台，如此，思维独断地分类：存在所谓理性或感性的个体表现，并且将意识能力的表现放在了所谓的心理学分支上，当然，在思维看来，的确存在一个意识心小角色，事实上，正是思维、意识混淆认识后思维独裁的必然性结果。

意识，有着自身的规律性必然，但我们在思维垄断之下还无从对其能力、规律的追究和广泛性认识。意识，有着清晰的、毋庸置疑的身份感，用思维性传统表达来说，这种身份感就是道德自然。马不说牛话，为什么？道德自然！它们有着毫不含糊的各自内在身份感，使得在思维看来绝无可能牛马混同，它们有着各自的必然性内涵，可以被思维所感知认识。本质地，宇宙只有一部根本大法：道德自然，并据此，体现了宇宙自身的规律性必然，这就是思维所兴趣面对的物质界。

广泛性自我对思维霸权地位的“自然”认同以及形成的外在唯一决定性信念，共同地铸造了社会现实面貌，一个必然结果就是倾向对内在意识道德呈现的自然蒙蔽。道德泯灭了，世界会发生什么？回头看看人类浩瀚历史吧，那里有着似乎是永恒性质的人类性挣扎痛苦基调在延续。

独裁范文篇7

内容摘要：自由与权力的关系，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当今世界许多国家仍为这一问题所困扰。被台湾学者尊称为“宪法之父”的张君劢坚信“人权为宪政之基本”，在其研究、鼓吹宪政的过程中，贡献了许多有益的思想，强调个人与国家俱要并重，政府权力与国民自由求得平衡。但是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却有屡屡迁就甚或屈从，表现出明显的政治倾向性，每每落得无奈的结局。关键词：自由权力宪政思想演变张君劢从政治学到哲学的转向，可以说是他一生思想中的重要分水岭。“去了一个政治国，又来了一个学问国”，张君劢由此开始了他的“学问国”和“政治国”的循环交替的人生。20年代开始的半个世纪以来，他“徘徊于学术与政治之间”，“不因哲学忘政治，不因政治忘哲学”，在中国现代学术史和政治史上都有其重要的地位。就其学术方面看，他创办过政治大学、学海书院和民族文化书院，当过北大和燕大教授，是1923年“人生观论战”的挑起者和1958年《文化宣言》的发起人，先后有《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中华民国民主宪法十讲》、《明日之中国文化》、《立国之道》、《新儒家思想史》等重要论著出版，成为中国现代新儒家的重镇。从政治方面看，他早年曾追随梁启超从事立宪活动，是政闻社的骨干人物，自30年代起又先后组建或参与组建过中国国家社会党、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和中国民主社会党，参加过两次民主宪政运动，是国防参议会参议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并起草过1922年《国事会议宪法草案》和1946年《政治协商会议宪法草案》，前者成为曹锟“贿选宪法”的蓝本；后者经过修改后成为《中华民国宪法》的底本。因此，张君劢也被台湾学者公认为“宪法之父”。张君劢是中国现代历史上一位十分复杂而又相当重要的人物，在晚清和民国年间无论是政治界还是知识界都极负声誉。作为当代新儒家开创者之一，他始终为中国的民族复兴和国家的现代化殚精竭虑，呕心漓血，积极探索，提出了不少有一定代表性的思想主张。同时作为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宪政主义者，他一生为宪政奔走呼号，以实现宪政为鹄的，不仅起草和促成了“中华民国”现行的宪法，而且一生信仰宪政，研究宪政，鼓吹宪政，“对我国宪政之实现有不可磨灭的功劳”，[①]是“近七十年中，于立宪制宪行宪方面”“贡献最多之一人”，是“民主宪政方面的南辰北魁。”[②]就出身、性格和文化背景而言，也许张君劢更适宜做一个学问家而不是政治家，他一生“徘徊于学术与政治之间”，不一心一意从事学术研究，而把主要精力和时间用于政治活动，是其不明智之举，也是其事业的不成功之处。作为一个政治自由主义者，由于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在现代中国缺少根基和生长的本土资源，张君劢在政治上的努力也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或者可以说他的主张在中国始终没有真正实行过。“对于张君劢说来，‘学问国’的开辟也许正构成了对在‘政治国’中施展抱负所无从规避的种种权谋的牵制，而德性的陶炼对权力意识的羁勒甚至已经注定了一个书生政治家日后的败绩。”[③]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这个不无书生意气的政治家被共产党宣布为最后一名“头等战犯”，遭到通缉，成为一个“学问之独立王国”中探寻儒学复兴的海外逋客，开始了漂泊的流亡生活。实际上综其一生，张君劢于现代民主政治的追求以及对推动中国民主政治现代化的贡献远大于学术研究的贡献，他有理想，有勇气，但却不谙于权术。一生梦寐以求的理想就是制定和实行国家宪法与建立有权威的议会，在这方面“他比任何人都要热情、执著，为此奉献了整个人生。”[④]“张君劢一生从事民主运动，尽心尽智不记一私名利”，“张氏的理想是希望中国有一部好宪法，张氏参加议宪，有所贡献；在张氏，可谓学有所用，在国家，可谓实受其惠”。[⑤]遗憾的是，张氏的宪政思想无疑是失败的，这当然不是理想的过错，而是再次印证了在中国宪政的实现从来就不是朝夕之功。但是他所贡献的宪政思想和实践活动仍然具有相当的研究价值，在依法治国的背景下闪耀着不朽的光辉。一、保障人权：宪政理想的理论支点宪政在西方以保障个人自由、限制政府权力为出发点，是社会、文化自然演进而来的，“是一个没有任何人能够预期到的后果”，[⑥]它不是预设用来解决国家和民族生存发展的工具，而是由个人自由出发、衍生而来的一种价值理性。而在中国，宪政是舶来品，是19世纪下半叶先进的知识分子求强求富、救亡图存的功利性动力的促使下，在不具备发育土壤甚或排斥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下的刻意追求的结果。在19世纪、20世纪之交的断裂时代，伴随着社会经济秩序的改变特别是政治结构的重大变动，引发了新与旧的冲突和无序混乱的社会动荡，使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肇端的近代中国社会，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巨变”。19世纪的70年代，早期的维新派王韬、郑观应等人已洞察到清政府所谓洋务运动的弊端甚多，西方的强大不仅仅在于船尖炮利的器物方面，其“本”“体”更在于制度或者精神层面。戊戌维新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等少数先进知识分子开始把目光从器物转向了制度，特别是1904年日俄战争后，知识阶层认为是日本“立宪的结果”，于是“群信专制政体国不能自强”，“颁布宪法，召集国会，成为社会热烈的呼声”。[⑦]可以说近代中国从关注西方民主那一刻起就始终把目光首先投到了“宪政”上，由生存危机所引发的对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最深切的关怀是他们实用地接受西方宪政最为重要的思想动力。[⑧]显然他们并不清楚，尽管西方宪政的成长过程伴随着国家的富强和现代化，但是从保障人权的宪政精髓来说，宪政与国家的贫富、民族的强弱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在价值上也是不能相互替换的。[⑨]他们仅仅以朴素的热情，抱着改革中国政治制度的目的，对西方的宪政经验和学说进行系统的介绍，随之，中国思想界形成了一股声势浩大的立宪思潮。作为立宪派巨子梁启超的坚定追随者，张君劢自然也参与其中，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张君劢的立宪主张从他撰写第一篇论文《穆勒约翰议院政治论》起就不曾发生过任何蜕变，但他的生命格范——它为立宪主张注入并非一成不变的内涵——的贞立却并不能早于1920年。”[⑩]但是，20世纪上半叶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宪政概念的理解，大都与民主政治的内涵相联系甚至等同起来。“作为中国青年党的领袖之一，陈启天认为民主政治‘需要一种全国共守的根本法律来确实保障’，这种根本法无论成文或者不成文，政府的组织与活动以及人民的权利与义务都要依它而定，所以‘民主政治也可称为宪政’”。[11]在抗战时期也认为，宪政就是“民主的政治”。这种说法都过于概括而没有触及到宪政的法治特征和本质内涵。当然也有人洞察到宪政与民主政治的微妙差异。张君劢认为我们要学习西方，而西方国家进入近代的最重要的标志就是行宪政。他注意到了“欧洲民族建国运动”这一历史进程，指出“研究欧洲历史者，看见德意民族建国之完成，以为只须有民族主义，便可达到建国之目的；须知民族主义，不过建国之一方面，其余则有待于政治组织之改善”。[12]他对宪政的理解可谓深邃而独到，认为“人权为宪政基本”，[13]人权“即所以保障全国人民之权利，就是说凡称为人都应有同样的权利，不能说你参加革命，便享有人权，而不参加革命者，便不享有人权。因为革命的工作是要确立人权，而非限制人权”。张君劢崇尚理性与和平，认为人应当有理性，政治应当是理性的产物。没有理性，就没有宽容、妥协的气度和公开批评的精神。相反，只有宽容和忍让，才能使政治和思想等方面取得和平的渐进。他认为，民主宪政建设不是一蹴而就的朝夕之功，而是一个逐渐积累的过程。他反对激进主义革命，而更为醉心于渐进式的改良。张君劢不仅备考英美政治思想史，也不断参考和借鉴苏俄等国的现实经验，以丰富他的社会改造理论，对于中国问题症结之所在，个人自由与国家权力的冲突和矛盾，他也并非不知道，但是摆在张君劢面前的往往不只是个人自由的价值诉求，在这之上更有国家民族的利益目标。因此，他往往基于情势的需要，随意抽取自由主义的内容杂糅进去，致使前后矛盾之出、变更之处颇多。可以说，张君劢的宪政思想总体而言，学理性略显不足，逻辑也不够严密，以现实需要为旨趣而使之显的工具性显著。因此，他的宪政思想也不可避免的呈现出一个似乎断裂的前后演变过程。这一过程也反映了他对自由与权力的认识随着社会情势的变化而有所不同。二、理性政治：自由主义宪政的哲学思维张君劢曾声称，他的哲学思想是德国的，政治思想是英国的。所谓政治思想是英国的，主要是他在成长过程中接受了英国自由主义思想传统的影响，他对洛克、密尔有细致的研究，尤其对二十世纪初英国自由主义思想家拉斯基的学说十分推崇，曾翻译了拉氏名著《政治典范》一书。英国是自由主义的发源地。最早的自由主义思想家洛克关于理性、自由、法治和分权的理论，最后清除了上帝在政治领域中的堡垒，打破了专制主义的绝对权威，从而奠定了自由主义的思想基础。进而从美国的《独立宣言》、《权利法案》到法国《人权宣言》将自由主义的原则和思想以法律文件的形式进行了公开的宣扬和表达，并与孟德斯鸠的自由与分权思想一起，把自由主义思想的光辉影射到了整个西方，成为反对专制独裁统治的有力武器。张君劢所发表的第一篇论文《穆勒约翰议院政治论》便是英国哲学家、政治思想家密尔《代议政治论》（又译为《代议制研究》）一书的摘译，也是他一生中非常重要的文字。作为自由主义思想家，密尔主张维护个人自由和个性发展，反对国家压迫，保证政治自由；反对社会习俗和舆论的奴役，维护个人在社会中的自由。张君劢翻译的文章试图为梁启超所代表的资产阶级立宪派的立宪主张提供理论依据，进而反对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反清革命。然而也正是这一篇文章对张君劢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使他初步确立起关于中国政治改革的价值趋向，成为他最终的理想目标。[14]正是由于深受洛克和密尔等自由主义政治思想家的影响，20年代初时值北洋军阀连年混战、“武力政治”泛滥之际，张君劢就系统阐发了其主张“理性政治”，反对“武力政治”的思想主张。他在一篇题为《国民政治品格之提高》的文章中，对数千年中国政治和近百年西方政治的异同做了比较后认为，中国专制，西方民治；中国无宪法，西方有宪法；中国无个人自由之保障，西方有个人自由之保障。并把这些差异的原因归咎于“吾以武力解决，而彼则理性解决是已”[15]。他分析说，数千年来中国的朝代更换，无一不是最后凭武力解决的。正是由于持力不持理，故中国常以一人为主，而以国民为其奴隶。理性解决则反是，所使用的武器都是些口舌和笔墨，即通过宣传自己的主张以争取国民的同情和支持。要使中国不重蹈几千年来治乱循环的覆辙，使民主制度在中国真正建立起来，就必须改变“天下是打出来的”这种传统的社会心理，以西方的“理性政治”取代中国的“武力政治”。他指出，持理不持力的“理性政治”的核心是个人心灵、意志的自由。这种以个人心灵、意志自由为核心的政治才够得上真正的民主、自由和理性。一国政治的运作应以承认和尊重个人的自由为前提，“夫政治之本，要以承认人之人格、个人之自由为旨归”，一切蔑视他人之人格、剥夺他人自由之举，都应在排斥之列。[16]张君劢以人性论作为“理性政治”主张的立论基础，从抽象的人性出发来观察现实的政治，他认为“政治与人性有不可分离的关系”，[17]人类的共同“本性”在于追求个人心灵、意志的自由。他说：“真正之理性必起于良心上之自由。本此自由以凝成公意，于是为政策，为法律。”[18]他认为只有实现了个人心灵、意志的自由，政治上人与人的分合才能以政见而非以人为主，人与人的关系才会平等，“决无所谓操纵与网罗”，亦无“利诱威迫于其间”。他认为要以“理性政治”取代“武力政治”的条件是建立一个理想的政党，这个政党不是用来进行议会斗争的工具，也不代表某一阶级和党派团体或者某一个人的利益，而是和民国以来为国民所深恶痛绝的“营私逐利”的政党不同的而以政见主义相结合的“国民政治教育机关”，国民政治知识的发展是政党“惟一根本”，增长国民政治知识是理想政党的“第一要义”。张君劢所主张的“理性政治”实际上是国家民族的危亡兴衰置于第一要诣。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他对个人自由的忽视和放弃，在他的思想中国家民族的富强与危亡始终是交织在一起的，并力求保持调和的状态。张始终认为民国并未真正实行民主，而民主政治是唯一之途。对民主政治的追求，他一直没有动摇，“初未尝因苏俄共产主义获胜而稍变，更未尝因法西斯主义之成功而踌躇”，真可谓“三十年如一日”。正是在“理性政治”观念的指引下，张试图精心设计一个中国未来的国家蓝图，这个蓝图中民主政治、自由平等成为了价值追求的目标。作为一个徘徊于政治与学问之间的人，张君劢非常希望其政治理想能够作用于中国的政治现实，这使得其理想有时不得不迁就或者与政治现实亦步亦趋。然而，1927年国民党在南京建立“党治”政府，张君劢没有附和对新政府的普遍的欢迎感情，反而第一个站出来反对国民党的，主张实行民主政治。为避免遭受国民党政治迫害，不得不第三次悠游德国，直到1931年才回到北平。三、权力倾向：自由主义宪政的无奈选择1929年爆发的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意大利墨索里尼和德国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政权的上台引发了30、40年代一系列重大事件。首先，西欧的民主政治确立以来，个人的能量得到极大的释放，经济以前所未有的态势突飞猛涨，创造了令马克思称羡的超过几个世纪的财富。但是由于生产和流通领域所累积的矛盾日益突出，终于爆发了波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为了应付这场经济危机所引发的阶级和民族矛盾，各国纷纷加强了政府权力，使不少人对传统的议会民主政治产生了怀疑，而出现了一股肯定新式独裁专制政治的思潮。张君劢对此不无关注与思考，他对移植西方议会政治制度也一度充满了困惑，但是他对西方代议制的诊断是“过于自由”，“法国革命以来，欧洲政局上似乎重自由忽权力，如议会政治下，各党林立，使政府不能安定，如人人有结社自由，因而工人挟工会以联合罢工。此皆自由权行使过乎其度，所以有今日法西斯主义之反动。”[19]他虽然反对独裁政治，但认为“我们国家处在生死存亡之际，自然不能象19世纪之欧洲，专门侧重于政府权力之限制一点，须得顾到国家全体之利益。”[20]在非常时期为了集中全国人民的心力以应对危机，加强政府权力是必要的。相对与欧洲各国，中国的情况更为严重。这样，他断然改变了原来的初衷，认为“吾国昔日虽未尝行真正议会政治，然由其分派之多，倾轧之久言之，其不适于今后之中国。”[21]其次，这场经济危机还引发了日本为转移本国的压力所发动的侵华战争。许多知识分子如丁文江等人基于国外新式独裁政治思潮迅速作出回应，把日本的侵华战争归因于中国的不统一。他们相信如果中国统一，日本决不敢轻举妄动，而中国要统一并顺利度过民族危机，就必须立即实行新式独裁。而以胡适为代表的一些人则坚持认为，民主政治在价值上优于独裁政治，中国只能建立民主政治，尤其是传统的议会民主政治。张君劢也参加了这场“民主与独裁”的讨论，他提出了所谓“民主独裁之外之第三种政治”。认为要比较民主政治与独裁政治的价值，首先要确立一个比较的标准，这个标准就是一个国家如何才能立国。在他看来，一个国家要立国必须做到以下三条：“第一，国家政事贵乎敏活切实；第二，社会确立平等基础；第三，个人保持个性自由。”[22]依据这一标准，他认为民主政治与独裁政治各有利弊。英国的传统议会政治虽然民主，却是一种“以辩论为法门的政治”，不免流于空谈和意见的分散，影响了国家效率；德国的独裁政策一贯，国力增强，但是却牺牲了言论、结社、思想以及个性发展的自由，必然导致专制。基于对民主政治和独裁政治的上述比较，张君劢认为民主国家多自由，独裁国家多权力，在“自由与权力之间，应求得平衡”。由此，他提出了“民主独裁之外之第三种政治”的主张，亦即“修正的民主政治”，也就是既与独裁政治不同，也与传统的民主政治有别的旨在调和政府权力与个人自由的一种方案。[23]张君劢依据英国政治思想家拉斯基的观点，认为“一国之主要成分不外乎三，曰个人、曰社会、曰国家”。国家（政府）应握有权力，个人应享有自由，社会应维持应公道。[24]“修正的民主政治”旨在调和个人、社会、国家三者之间的关系，“于政府权力与个人自由之间求一种调和方案”。然而，“侧重自由者，各个人之自由伸张，而忽视国家权力；侧重权力者，政府之行为敏活切实，而个人之个性毁灭。”两者各有所长，又各有所短。“修正的民主政治”方案就是要以民主政治为基础，取两者之长，去两者之短，从而形成一种全新的政治。在他看来，民主政治与独裁政治之所以各有长短，在于没有很好的划分权力与自由的范围。他认为，作为一个国家，“一、国家行政贵乎统一与敏捷，尤须有继续性，故权力为不可缺少之要素；二、一国之健全与否，视其各分子能否自由发展，而自由发展中最精密部分，则为思想与创造之能力，所以自由发展亦为立国不可缺少之要素。”[25]权力和自由的范围是：“（1）行政贵乎捷速与号令统一，鼓应以之属之于国家权力。（2）思想与创作的工作，出于心灵之思索与修养，故应以之划入自由的范围。”[26]权力和自由只要划分适当，就既可得一敏捷之政府，又可保障个人之自由，二者之间完全可以兼容并存。他也相信，以此划定个人自由与政府权力的范围，必定会建立起一种在原则上完全符合民主政治的精神，紧急时刻能够立即集中全民意志与力量的制度。他主张中国在确立自己的政治制度时，就既不能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出现的独裁国家那样，一味地强调政府权力，而忽视人民自由；也不能像18、19世纪的欧洲民主国家那样，一味地强调个人自由，而忽视政府权力，使政府各方之间相互掣肘，难以敏捷。而应当在“自由与权力之间求到一种平衡”，“一方得敏捷之政府，他方得自由发展之个人”。在张君劢看来，“一个国家对于自由与权力，仿佛人之两足，车之两轮，缺一即不能运用自如”。并且他也相信“此即立国之要义。从这观点来说，中国民主政治之一线光明，即在自由与权力平衡之中。”[27]在论及如何保障自由与权力的平衡时，张君劢认为，“政权务求其统一，行政务求其集中，而社会务使其自由，思想务听其解放”。[28]具体来说，就是要保证人民的人身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参与政府的权利以及思想、言论与结社的自由。同时要保证权力的集中统一，防止政出多门，以提高行政效率。张君劢认为依据上述构想分配权利与组建政府，就能够使自由与权力“两得其平”，体现对个人自由与权利的充分尊重和保障，也稳固和加强了政府的行政权力，“政府不因议会而动摇，议会不因其权力过渡而减之”，它在原则上符合民主的基本精神。尽管张君劢相信自由与权力任何一方的滥用，对于尚在酝酿“立国之道”的中国都可能遭致两败惧挫的后果，并且为自由与权力划分了大致界限。但是，面对当时日益严重的民族存亡的危机，仍然试图在自由与权力之间求取一种相宜于时势的和谐。张君劢进一步指出，自由和权力的轻重，应当看时代而定，“得依它的环境情势与时代要求而设法变化之，以得适应”，[29]“吾民族之在今日，正为存亡绝续之交，其不应以个人驾国家而上之，有断然也。”[30]“及至国难临头，尤贵乎事权之统一与执行之敏捷，彼此同心一德，以最高权力托之于战时政府。”[31]在民族生存权受到威胁的境况下，“修正的民主政治”主张明显偏重于政府权力一方。“既要排除困难，一切政策应向此目标进行，自然一切权力应集中于政府之手，让政府放手去做，用不着像十九世纪议会可以多方牵制政府”。[32]他根据自己所定的立国原则，对西方民主政治进行了修正，并提出了11条方案，其实质是通过组织举国一致之政府，使中国的资产阶级及其政党加入内阁，以打破国民党的局面；通过限制立法权，加强行政权以提高行政效能，建立起强有力的政府，突出国家地位应对民族危机。这样就在“民主政治”的框架内最大限度的满足了权力扩张的要求，所以张君劢不无得意的声称“独裁政治的长处已吸收在十一条之中了”。[33]张君劢为了克服19世纪议会政治下“重自由而忽权力”的弊病，将拟定的十一条方案的重点放在了“议会政治流弊之矫正”上。或许张君劢太看重政府权力的重要性了，太过于相信执政者的个人理性，同时他又急于试图在短期内找到国家摆脱民族危机，实现国家复兴的道路。他当然明白政府行政权力的集中和膨胀，势必对个人自由的发展造成威胁，但是最终还是选择了这条道路。因为在民主政治的框架下，实行政府权力的集中，个人自由才能得以保留，在其理性国家的价值排序上，个人自由在国家危机和民族存亡面前只能一退再退。在他所精心设计的政治蓝图上，试图达到的权力与自由的平衡最终演变为权力压倒自由的尴尬。尽管张君劢主观上确实希望把中国政治引上合乎资产阶级利益的轨道，但面队现实，他却又无能为力，从而不得不使自己的主张大打折扣。然而倡导权力逐一的结果，并没有实现国家的统一，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机，于是到30年代末40年代，他又再次重新举起了自由主义的旗帜，在其政治天平上卸下了权力一端的砝码，并随着对自由的再度重视逐渐恢复了自由本身所固有的价值。四、自由优先：自由主义宪政的理性回归20世纪30年代，在民族危亡、德意日法西斯猖獗、西方民主政治式微和国家干涉主义盛行的国内外环境中，张君劢等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不得不站在国家民族的立场上，对个人自由的呼吁和关注显得十分微弱。“人权运动在此次大战以前，我们的政治思想中，始终没有成为重要的因素。”[34]在进入40年代后，鉴于国民党对人民各种自由权利的肆意剥夺和践踏，特别是对包括张君劢本人在内的各中间党派领导人和民主爱国人士的打击迫害，[35]他们痛定思痛，清楚地意识到“用磕头的办法，无论如何是磕不出民主来的”，[36]惟有力争，才能得到真正的宪政。正是由于饱受人身、思想、言论、出版、结社不自由的痛苦，他们把人身自由、言论出版自由和集会结社自由称谓三大基本人权。作为人类尊严最重要体现的基本权利，国家权力不得侵犯。因此，张君劢不断地著文，开始大力呼吁保障基本人权，为民主宪政摇旗呐喊。他认为18、19世纪欧美那段争取人身自由和政治自由的人权运动史，“值得加以研究，重新认识，再来提倡一番”，因为“人权运动实在是民主政治最重要的基础”。[37]1944年1月3日至5日，张君劢在成都《新中国日报》上发表了《人民基本权利三项之保障——人身自由、结社集会自由、言论出版自由》的著名文章。文章中他批评国民党政权无“尊重人民权利之习惯”，而“人身、结社集会、言论自由三项为人民基本权利之重且大者”，对这三项权利的保障问题“不宜待诸宪法颁布之后，而应着手于宪法未颁布之前”，[38]他强调“有宪法无人权，不能算是宪政，先有人权的保障，然后才有宪法”。[39]时论也认为：“一个国家是否民主，必须以此三项为重要的标识”。[40]1、关于人身自由。张君劢指出，人身自由是最基本的人权，人民只有在违法的情况下才能予以拘捕。国民政府要保证人民不致遭受非法的秘密拘捕、审判和处决。但今日之中国，人民的人身自由权利没有任何保障，政府可以“任意蹂躏人民的人身自由”，“实非国家前途之福”。2、关于结社集会自由。他认为“政党是多数人的集合体，也就是所谓集会结社。凡民主国家，人民都必享有集会结社自由之权”。[41]他特别强调给人民结社集会自由的积极意义，认为正是结社集会的自由给人民各抒己见的机会，也便于养成民间领导政治人才，使其发表负责的言论。他指出，近代欧洲各国的法律对于人民之结社集会，只要“不以扰乱治安为目的，不以抵触刑法为目的”，应当允许人民有结社集会之自由，政府不应干涉。并且对于“结社集会之合法与否，由法庭判决”。3、关于言论出版自由。他指出，言论出版之自由与人身自由、结社集会自由一样，也是民主宪政不可或缺的要素，有之则为民治，无之则为专制。他认为，“苟人民无言论自由，则学术上无进步，政治上无改良之途径矣”，反之，“倘许多人发猖狂无忌之言，则治安混乱而法纪荡然矣”。张君劢要求尽早废除目前的事前监督制度，经立法院议决，制定一部新的出版法，使人民“养成守法之习惯”，且“自知其责任之所在”，“如有逾越范围之言论，政府自可于事后禁止其发行。”[42]为了进一步唤起国人对人权的关注与重视，1944年年初之后，张君劢又相继发表了《英国大宪章提要》、《现代宪政之背景》、《两时代人权运动概论》等系列文章，反复强调三项自由“为人民基本权利问题”，是“现代宪政”的基本条件，也是“世界潮流与民意所向”，顺之“则国本安定；反之，则国本不定”。[43]为民主宪政运动提供理论依据和智力支持。他指出，在欧洲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人的发现”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不竭动力。人权运动起于欧洲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就其实质而言，它是对专制王权与贵族的反抗，其理论依据是社会契约论，即谓“政府权力，不得超出人民同意范围之外”，其职责是保障和发展人民的利益。正是基于社会契约论思想的解说和研究，法美的人权思想家直接催生了著名的1776年美国的《独立宣言》和1791年法国的《人权宣言》。19世纪以后，历史学派和功利主义的兴起，社会契约论被人们扔进了历史的纸篓。但是人权思想却并没有被一同抛弃，反而相比更萌生出勃勃生机，更加深入人心，各国宪法无不列人权一章。对此张君劢的解释是，“社会契约说虽不必与历史上之事实相符，然而立国之正当理由殆无一而能逃出于社会契约与人权学说之范围外者”。[44]同时他也注意到，19世纪以来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人权不但没有得到保障，相反却遭到无情的蹂躏和摧残。他说“苏俄之剥夺人民自由，乃所以实现其社会主义之大理想，故在同情于民主与自由之人，未尝不予以谅解，其后意大利德意志法西斯主义变本加厉，而后西欧数百年之人权保障与民主政治，扫地尽矣。”[45]他对世界人权运动遭遇挫折的原因分析也显示了思想的敏锐和深刻，认为之所以出现人权被蹂躏和摧残的逆流，起于三个方面：“一曰起于政治，二曰起于经济，三曰起于国际。”[46]政治上专制政权的建立，经济上资本家对无产者的剥夺，国际上列强对弱国的掠夺是人权保障有名无实的根本原因。张君劢还为此开具了医治的药方和应对之策，他认为要遏止这种恶劣现象，“一曰民主政治之强化，二曰社会主义之实现，三曰国际和平组织之确立”。[47]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摆在中国各政党和中国人民面前的主要问题是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问题。张君劢先后发表了《民主政治的哲学基础》、《民主与反民主》等文章，并从哲学的高度对民主政治做了理论上的阐述。他认为所谓民主政治，就是以人的尊严、天赋人权之说，来推翻当时的专制政治，建设合于人类尊严的政治制度。民主政治的建立需要两个基本条件：个人自由和社会公道。而且相比而言，前者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民主给人民种种基本的自由权利，这些基本的自由权利是不容移让的，也就是人权。”人权是民主的根本，“离开了人权，没有人权的保障，就不是民主”。[48]从以上的论述不难发现，在抗战胜利之际，中华民族的生存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与国际新人权运动相适应，张君劢尽管在自由与权力的关系上仍然持平衡论，但是由于先后的环境、时代不同，他对民主政治的认识已然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30年代，基于国内外的形势的影响，在强调“精诚团结共赴国难”的前提下，他根据抗战爆发后的国际国内局势，主张“修正的民主政治”，而其实质就是为了求得自由与权力的平衡，使传统的民主政治向新式的独裁政治的方向修正，所以他特别强调“惟平日民主政治之实行，及至战时人民自然感觉权力集中之必要”，结果造成了事实上自由与权力的失衡。而及至4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意等法西斯民主国家对人权的世界性践踏使张君劢深感震惊，当法西斯民主国家相继被打败，宣告了法西斯独裁统治的破产和传统民主政治的胜利时，他又不由自主地开始了对新式独裁统治和传统民主政治价值的在思考。加之他对失去人身自由的痛苦有着深刻的切身感受，他认识到在中国缺少的不是政府的行政权力，而是人民的自由，是人民对政府的有效监督，是民主政治的原则和操作程序。五、结语“人权为宪政之基本”，对于一生追求自由与权力的平衡，追求民主宪政的张君劢来说，他的思想和主张中似乎存在太多的主观主义和理想情绪化的成分，在民国政治的现实面前，他的宪政理想不可能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思潮，历史也没有给他这样的机会去实现自己的宏大抱负。不仅如此，其理想的宪政追求在残酷的社会现实和国家民族多劫难的命运面前还屡遭打击，而正是出于对民族国家前途的思考，他的宪政理想才屡屡迁就或者屈从现实，不断进行修正。所以，我们无从也无意指责他具有流变特质的人权思想，对于他的种种主张只能将它嵌入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中去分析。尽管历史没有给他的人权主张提供足够的实践空间，但是这些观点主张对于中国民主法治的进程和人权观念的塑造仍然具有深刻的启示和永恒的价值，也许会历久而弥香。[①][台]李日章：《张君劢思想纲要》，载《现代中国思想家》之六，第178页。[②]《纪念张君劢先生百年冥诞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稻香出版社，1987年10月版，第15页。[③]黄克剑主编：《张君劢集》，群言出版社1993年版，第8页。[④][美]纪文勋：《现代中国的思想冲突——民主主义与权威主义》，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4月版，第138页。[⑤]储安平：《储安平文集》（下），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第76页、73页。[⑥]杜维明著：《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378页。[⑦]王世杰、钱端升：《比较宪法》，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95页。[⑧]张君劢：《中华民国民主宪法十讲》，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23页。[⑨]宪政与富强在价值上是有冲突的。如果宪政意味着保护个性的发展，那么国家富强首先要求的是个人对国家的贡献或者用胡适的话说就是个人应为国家民族所承担的责任。一个国家为了富强而牺牲了个人的自由，这本身就不符合宪政的价值规范。参见王人博：《宪政的中国之道》，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6页。[⑩]黄克剑主编：《张君劢集》，群言出版社1993年版，第12页。[11]石毕凡著：《近代中国自由主义宪政思潮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90页。[12]吕希晨：《精神自由与民族文化——张君劢新儒学论著辑要》，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第484页。[13]张君劢：《中华民国民主宪法十讲》，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23页。我国也有其他学者在宪政和民主之间划分出一条界限，认为：宪政与民主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差异，民主涉及的是权力的归属，宪政涉及的是对权力的限制。参见刘军宁：《市场社会与公共秩序》，北京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43页。[14]当然张君劢毕竟是中国的新儒学代表的重镇，他的思想从根本上说是中国的或者是儒家的。儒家思想在各种思想中对他的影响是最大的，或者说，儒家思想是他思想的主要来源。[15]张君劢：《国民政治品格之提高》，《改造》第4卷第2号，1921年。[16]张君劢：《政治学之改造》，《东方杂志》第21卷第1号，1924年。[17]张君劢：《悬拟之社会改造同志会意见书》，《改造》第4卷第3号，1921年。[18]张君劢：《国民政治品格之提高》，《改造》第4卷第2号，1921年。[19]张君劢：《立国之道》，广西桂林出版社1947年版，第150页。[20]张君劢：《立国之道》，广西桂林出版社年版，第98页。[21]张君劢：《立国之道》，广西桂林出版社1947年版，第98页。[22]张君劢：《民主独裁之外之第三种政治》，《再生》第3卷第2期。[23]值得注意的是，1932年张君劢的“修正的民主政治”主张提出之时，“民主与独裁”的讨论（1933年——1935年）尚未发生。该主张最早是其在《我们所要说的话》中提出来的，后来在《国家民主政治与国家社会主义》、《民主独裁之外之第三种政治》、《法治与独裁》等文章，尤其是在《立国之道》一书中，又对它做了进一步阐述。[24]由于“社会应维持公道”涉及经济内容甚多且与本主题无关，在此不加讨论。[25]张君劢：《立国之道》，广西桂林出版社1947年版，第149页。[26]张君劢：《国家民主政治与国家社会主义》，《再生》第2卷。[27]张君劢：《民主独裁之外之第三种政治》，《再生》第3卷第2期，1934年。[28]张君劢：《立国之道》，广西桂林出版社1947年版，第98页。[29]张君劢：《我们所要说的话》，《再生》创刊号。[30]张君劢：《国家民主政治与国家社会主义》，《再生》第1卷第2期。[31]《中国社会》，档案出版社1998年版，第80——81页。[32]张君劢：《民主独裁之外之第三种政治》，《再生》第3卷第2期，1934年。[33]张君劢：《民主独裁之外之第三种政治》，《再生》第3卷第2期，1934年。[34]张君劢：《中华民国民主宪法十讲》，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23页。[35]1941年张君劢“促进民治”的政治热情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不满。12月，张君劢因昆明西南联大学生抗议香港沦陷时，孔祥熙家人用飞机运送“洋狗事件”而被指控为幕后指使人。1942年，国民党方面又诬称张君劢领取德国纳粹的津贴，为希特勒收集情报。同时，下令查封了他主持的大理民族文化书院。他本人也因此被困居于重庆南按的汪山达两年之久。[36]《新华日报》1944年9月6日。[37]张君劢：《中华民国民主宪法十讲》，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3页。[38]《新中国日报》1944年1月3日。[39]《新华日报》1944年1月4日。[40]《人民基本民主权利的保障》（社论），《新华日报》1944年2月1日。[41]张君劢：《民主社会党的任务》，载《中国民主社会党》，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191页。[42]张君劢：《人民基本权利三项之保障》，成都《新中国日报》1944年1月3日——5日。[43]《东方杂志》第40卷第7号，1944年4月15日。[44]张君劢：《两时代人权运动概论》，《民宪》第1卷第9期，1944年。[45]张君劢：《两时代人权运动概论》，《民宪》第1卷第9期，1944年。[46]张君劢：《两时代人权运动概论》，《民宪》第1卷第9期，1944年。[47]张君劢：《两时代人权运动概论》，《民宪》第1卷第9期，1944年。[48]第二历史档案馆：《民国时期党派社团档案史料丛稿－－中国民主社会党》，档案出版社1989年版，第202——203页。

独裁范文篇8

关键词：奉俊昊；“悲感”叙事；底层人物；“恨”文化

韩国电影在历经日本殖民统治、朝韩民族分裂以及军事独裁专政等曲折与磨难之后，终于在1996年事前审议制废除与“制限上映可”分级制之后迎来空前发展，并以一股势不可挡之势迅速席卷亚洲乃至整个世界的电影市场。而奉俊昊以其“悲感”叙事、对底层人物的深刻关怀、对“恨”文化这一民族心理的准确拿捏，以及极具社会问题意识的深刻发问立足于电影界，成为引领韩国电影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坚力量。研究奉俊昊电影并非要将其叙事技巧、拍摄风格奉为圭臬，而是要剖析其不同于他人的电影叙事魅力，以及隐藏在其电影内部的深刻文化表征与问题意识，并建构新的能指与所指。因为对于一位电影导演来说，思想内涵是其电影的灵魂，而并非其外在形式。因此，在通过文本分析总结其类型化系统中较为恒定的叙事模式的同时，挖掘出潜藏在文本内部的文化内涵与社会反思，对于电影研究来说具有积极且重要的意义。

一、“悲感”叙事：时代创伤下的集体记忆

奉俊昊的电影文本兼具惊悚、悬疑、科幻等多种类型元素，展现出奉俊昊驾驭不同题材的强大能力。与此同时，作为一名具有“电影作者”气质的导演，奉俊昊的电影文本往往在某一方面保持着相对共性的叙事特征，这些叙事共性体现为时代创伤下的集体记忆所带来的历史记忆的追溯与时代的阵痛，从而形成奉俊昊电影所特有的“悲感”叙事情结。奉俊昊电影的一大特点就是具有强烈的时代性与社会性。《杀人回忆》与《汉江怪物》都取材于真实事件与备受关注的焦点新闻。这两部影片在还原真实案件始末的同时，展现出时代的阵痛，以及相应历史背景下人的生存困境与韩民族关于时代创伤的集体记忆。《杀人回忆》故事原型取材于20世纪80年生在全斗焕军事独裁时期韩国京畿道华城的一起连环杀人案件，折射出暴力的独裁背景下混乱的社会状态与沉痛的集体反思。它将连环杀人案的社会成因与当时军事独裁统治下人人自危的韩国“社会特质”相结合，将大时代背景与小人物命运紧紧贴合在一起，并通过复杂的二元建构揭示出生活在社会生活底层的小人物在时代洪流的旋涡中命运不可自控的悲剧性，勾勒出一幅韩国民众众生相。《杀人回忆》回忆的并不是一件简单的连环杀人案件，而是对整个混乱年代社会的集体“回忆”，大家不得不面对“凶手”是谁的问题，时代造就了杀人恶魔，而身处那个时代的“我们”，都是历史的“凶手”。《汉江怪物》讲述一个普通家庭如何克服重重困难从一只怪物手中救出小女孩的故事。它借用怪物的类型叙事外壳，将关于“家文化”的传承，政府无作为的“社会议题”发问以及韩美历史遗留问题的考量裹挟其中，在无形之中将韩国的历史地位与民众对独裁和强权的不满与愤懑巧妙地通过影片外化出来。两部电影不仅是对历史创伤的集体深思，更是对遗失的“我们的东西”的追溯，这种极具时代反思性的特点，展现出对时代价值的重新注解。此外，韩民族的集体记忆不仅体现在电影的选材与时空设置上，更是深深植根于影片主人公的命运中。《绑架门口狗》中，男女主人公焦躁不安的心理状况与2000年以来韩国经济在经历过亚洲金融风暴之后快速崛起时物质生活的极大满足与一时无法适应的国民心理精神世界的空虚相契合。而儒家文化影响下形成的父权家长制文化更是《母亲》中母亲悲情化的根源。《雪国列车》尽管是一部好莱坞式的科幻末日题材类型片，但柯蒂斯身上所表现出的人类对精神自由的向往仍然是当今时代的普世价值观。《玉子》中，美子与露西之间是一场关于动物保护与超级转基因物种的博弈。主人公的命运处境与韩民族每个历史时期所面临的际遇与挑战形成了想象性的同步，这或许就是民族的创伤经历在文艺作品中清晰可见的证据。

二、底层人物：母亲与弱势群体

电影人物是电影观众实现镜像认同的最有效载体，人物形象是否饱满往往决定了一部电影的叙事张力。奉俊昊电影中的人物设置总是集中在底层人物上，他对底层人物有着一种异乎常人的关注，他热衷于将主人公置于绝境，寻求一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成就感与满足感。而其影视文本中，又以父权家长制形象缺失的悲情母亲形象和患有精神疾病的弱势群体为主要表现对象，通过对这两类底层人物的形象描摹，揭露出前现代文明无法逃脱的“父权”桎梏以及弱势群体的社会隐喻。（一）悲情化的母亲形象。在奉俊昊的六部长篇电影中，涉及母亲形象的仅有《母亲》和《雪国列车》，其他四部的母亲形象甚至是缺席的。而这两部作品中的母亲又无时无刻不散发着一种悲情。《母亲》中的道俊从小失去父亲，和母亲相依为命。韩国文化深受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而儒家文化所重视和强调的性别观念又将父权家长制放在首要地位，性别所带来的男尊女卑问题深深积压在母亲的身上。“父权”的丢失让这个原本就贫瘠的家庭雪上加霜。生活的困苦迫使母亲想以自杀来使自己和年幼的道俊得到解脱，结果自杀不成却造成道俊精神残疾时，母亲心中的悔恨无以排解，她只能通过溺爱道俊的方式来弥补自己当年犯下的过错。因此当儿子被指认为杀人凶手时，母亲不顾一切为道俊脱罪，甚至在最后得知道俊真的是杀人凶手时，更是义无反顾地杀人灭口来保全儿子的性命。母亲历经千辛万苦查找到的证据到头来只是一场儿子犯罪的“还原”，影片最后，母亲无法忍受这巨大的冲击而选择为自己扎下“遗忘之穴”，在麻痹、遗忘与隐忍中过活。《雪国列车》里的黑人母亲，原本与孩子和丈夫在那列永动列车的末端苟延残喘地生存着，儿子的身形因为符合列车永久运行的条件而被头等车厢的人抓走。当末等车厢的革命领袖柯蒂斯举起反抗大旗向头等车厢进攻时，黑人母亲也奋不顾身地加入这场革命，并在革命过程中一直拿着儿子的画像寻找着自己的孩子。影片最后，列车永久地停了下来，而黑人母亲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也没能与孩子相遇。这两部影片中的母亲都将亲情与血缘关系凌驾于一切准则之上，为孩子付出一切甚至是生命。但男尊女卑又使得母亲的行为总是带有一种悲情色彩，以此获得了观众的同情与共鸣。（二）弱势群体的社会隐喻。个体永远是被历史绑架的人质。个体以一种不得不参与的宿命谱写着历史进程。在韩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总是夹杂着军事独裁、学生运动、金融风暴、政治斗争等多种社会变革。韩国一边在享受着民主化进程带来的社会发展的同时，又在追忆着社会变革中所残留的共同记忆。奉俊昊电影对历史的隐喻通过“不健全”的个体形式表现出来。《绑架门口狗》将镜头对准普通人的生存困境，在喜剧的外壳下探讨现实社会中人们的矛盾，通过一系列杀狗、救狗、寻狗的线性叙事反映出对待这件事的人们的生活状态，并引出他们生活的困惑与迷茫。影片尤其将社会制度的不健全与阶级社会的矛盾通过患有精神疾病的流浪汉表现出来，直指病态社会对人性的压抑与畸变。导演对社会现实的拷问在《杀人回忆》中达到顶峰，这部包裹着连环杀人案件内核的影片是那个时代的历史创伤，是全斗焕军事独裁统治时期混乱的社会秩序与压抑的社会现状的体现。这种社会现状孕育出的是残忍的连环杀人凶手，更结出时代的恶之花，人人都是时代的“凶手”。《母亲》则通过对闭塞小镇下社会制度的残酷与游走在犯罪深渊的畸形母爱之间的对垒，折射出弱者在残酷社会下的生存之道：残酷社会下人人都可能成为善者，亦可成为恶者。即使被万般赞美的母爱也会在残酷社会现实下迷失本性，弱者的生存之道本就萎靡复杂。导演似乎也是在提醒着观众：不要陷入电影的逻辑中，弱者不一定值得同情，因为弱者之下，还有弱者。奉俊昊电影中所呈现出的精神患者，是个体在时代浪潮中的印记，也是社会发展的历史缩影。

三、奉俊昊电影的文化特征与社会问题意识

奉俊昊电影的成功不仅得益于韩国电影政策的扶持，也与其背后深刻的文化特质密不可分。1993年，金泳三总统在总统年度报告中指出“好莱坞大片《侏罗纪公园》的收益相当于售出150万台现代企业的索纳塔汽车所获取的利润”。韩国由此引入“文化产业”这一概念，并打开国家政策对韩国电影业支持的大门。同年，韩国电影人成立的“银幕配额监视团”死守银幕配额制度，并在2001年重新修订的《电影振兴法》中，废除了“等级保留制”，新设“制限上映可”分级制，加上政府对青年导演的人才培养计划，使韩国电影在自由的环境下得以迅速发展。在国家宏观政策与电影分级制的助力下，奉俊昊在第一部长篇处女座《绑架门口狗》不卖座的情况下仍然获得资金扶植的机会拍摄第二部影片《杀人回忆》。影片对重大历史事件的主题阐述与类型化叙事外壳的精准拿捏，使其获得口碑与票房的双赢，并由此开启奉俊昊商业与艺术并重的电影之路。奉俊昊电影中对集体记忆的历史书写、对底层人物生存困境的刻画以及对“未解决”结局策略的描摹，与阶级制度的不健全以及韩国现代化进程中传统与现代碰撞所产生的矛盾密不可分，同时又与深深植根于韩国民众心理的文化特征———“恨”文化不可分割。韩国学者金烈圭在《恨脉怨流》中指出，“恨”不是个别人的情感体验，而是整个韩民族的“集体无意识”，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蓄极积久的一种大众化的社会风尚和伦理观念，它在这一集体中的每个成员身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具有所有个体都有的大体相似的内容和行为方式，它超越了个性的心理基础，普遍地存在于每一个韩国人身上，属于一种群体心理。这种“集体无意识”的恨是被日本殖民主义长期殖民的亡国之恨，是朝鲜战争的分裂之恨，是军事独裁的阶级之恨。《杀人回忆》里军事独裁统治下躁动不安的社会环境所孕育的变态杀手，《汉江怪物》中韩美关系所滋生的怪物与民众的愤懑和不满，《雪国列车》里的阶级革命，都是“恨”文化在电影中的具象表征。奉俊昊将其民族的痛苦熔化铸造成这种集体无意识，并通过电影的形式或积极或消极地表现出来。

四、结语

奉俊昊电影为韩国电影崛起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带给影迷观众的不仅有绝佳的视听盛宴，还有深刻的人文思想内涵与社会问题意识。《杀人回忆》始终引领人们关注现实社会的真实案件，《汉江怪物》使民众重新审视“韩国身份”，《母亲》批判父权家长制度下女性的悲剧意识……当韩国电影废除电影审查制度，走出制度的牢笼，并将本土叙事特征与好莱坞类型电影模式相结合，使其超越20世纪90年代的香港电影成为亚洲类型电影的新代表人物之时，中国电影如何在韩国电影成功经验背后寻找到属于本国的经验范式，值得每一位国产电影人重视与反思。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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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裁范文篇9

自60年代以来，大韩民国因其巨大的经济成就而举世瞩目。但进入80年代以后，相对于其经济成就，观察家们却更加关注韩国蓬勃展开的政治变革。1993年，韩国诞生了自1961年军人政变以来第一个文人政府。更有甚者，在1997年的总统大选中，反对党领袖最终获胜。对于珍视自由、公正和人格尊严的国际社会而言，这一历史事件尤其值得注意。

本文有两个目的。首先，我将从比较法学的角度，探讨韩国文化传统对其宪政和民主发展的影响。其次，也是文章的主要部分，从宪法角度对战后韩国的民主发展作一个历史概括。通过这两重研究，我希望不仅对韩国宪法制度及其历史发展作一介绍，而且为更好地理解那些阻碍和促进韩国宪政发展的文化因素作一铺垫。之所以会有文章的后一目的，是因为文化传统通常被认为是第三世界国家实现民主的重要障碍。

「立宪主义」在此意即民主的法律表现，及为法治（ruleoflaw）和民主理想机制化创造条件的动态政治过程。换言之，立宪主义就是实现宪法理念和精神的过程。

二法律发展和文化

从1948年成立第一个宪法政府至80年代末，韩国均为独裁政府所统治。韩国宪政的这一令人失望的记录常常被归咎于她的文化传统，尤其是儒家思想的深远影响。但是韩国文化和政治发展之间──独裁和儒家思想之间的联系，并不像通常认为的那样清楚。为了便于理解这一关系的复杂性，有必要简略地回顾一下韩国的文化和政治传统。

自七世纪以来，强有力的中央集权便已成为韩国政治史上的鲜明特征。这种对中央的重视常常被认为阻碍了韩国社会多元化和信仰自由的发展。自然，韩国的儒家传统和社会单一性强化了中央集权。

在像韩国这样的单一社会里，社会规范，诸如道德、习俗和宗教等，成为比法律更有效的社会控制和整合的手段。原因在于，这些规范本身源自社会环境，无须国家强制。在这样的社会里，法律的作用大都减弱了。在儒家等级和中央极权的社会里，地位为不平等提供了基础和依据。非正式的规范常常暗行其道，而公共管理则通过命令或指示而非固定条文进行。

儒家等级制度划与了工匠和商人很低的社会地位，这从总体上造成工商业发展迟滞。同时，韩国的中央集权也阻碍了地区工业的发展。当然，对于封建日本那样的非中央集权国家，则恰好相反。为与其它封地领主竞争，每一领主均鼓励地方工业的发展。韩国工商业的停滞不前有利于社会的集中，但却减少了因管理商业交易而产生的法律需求。这进一步弱化了法律的发展。

韩国在本身的启蒙运动或宗教改革运动尚未出现之前，便遭到了外国奴役。日本的殖民统治（1910-45）强化了法律的负面影响。殖民统治者将西方法律用作攫取利益的工具，而显然无意将其用来维护社会正义或保障个人权力。反抗日本统治常常导致违反当局的法律，但韩国人民把这看作爱国主义行为。

韩国其后脱离日本统治独立，但却并未自动带来自由。和第三世界多数殖民地国家一样，独立仅仅是把外国势力强加的政治限制换成了本国政治势力的类似限制。因此，韩国的文化传统和历史发展为宪政的发展提供的优惠条件微乎其微。对强调文化的决定性影响的人而言，韩国的传统是她无法摆脱的力量。这种「文化决定论」曾是解释韩国社会落后原因的颇为流行的方法。最近的金融危机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似乎再次证明了文化在亚洲的负面作用。亚洲金融危机真是文化决定论的证据吗？

但是随着战后韩国和其它新兴工业国（简称NICs国家，均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经济的飞速发展，突然出现了对用文化解释「落后论」进行重新阐释的必要。尤其是，应如何解释韩国经济成功与文化的关系。曾被指责为导致韩国社会发展迟滞的儒家教义，又转而被看作是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儒家对教育、和谐和家庭关系的重视如今被认为是特别有助于经济的发展。对儒家文化作用的评价，似乎随着韩国社会、经济演变的特定阶段而发生着变化。

就算儒家文化对亚洲的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人们也仍然可以说，同样的解释不能推而广之到政治领域或宪政，因为经济的成功可能与独裁统治相伴相生。事实上，不少人就把韩国作为这样一个例子。针对这一点，我认为没有必要讨论民主和经济发展的关系。但是，让我着重谈谈一个更相关的问题：假如韩国的政治发展取得了成功，文化决定论者将怎样解释这一不相称的结果？根据这种见解，文化可以在某个时候促进发展，而在另一个时候制约发展。

据我理解，社会科学中通常使用的「文化」一词意即道德或以一定方式运作的形而上的倾向（predisposition）。这「倾向」包括在重复中建立，并为特定社会所共有的生活方式和鲜明的理念、态度和情感。传统意味着无形文化的传送和延续。作为一个社会中人类智能的发源地，文化或传统是一个综合实体，所有现代现象均须从中寻求解释。因此，它可作为一切依据或优、缺点的来源。

以圣人教义为基础的宗教是文化最重要的方面之一。西方史告诉我们，有关基督教的解释因时随地而变。一度鼓吹王权的基督教，如今改而提倡个人主义。既然历史总是可以重新解释，而文化的作用又不断被修正，赋予儒家思想的作用毫无疑问也会随韩国历史的变化而有所不同。众多儒家经典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可以自由诠释。正如可以从儒家文化中找到促进经济发展的原因一样，我们也可能从中找出有利于民主发展的因素。

同样的道理自然也适用于佛教。比如，佛教文化一直被指责为泰国经济和民主落后的根源。一旦泰国人民完成了发展目标并回头寻求解释时，他们却可能从佛教传统中找到答案。但目前，泰国学者却把本国文化中阻碍发展的因素与推动西方发展进程的新教相提并论。诚然，假如本文写于二三十年前，恐怕我也会坚持摒弃儒家文化。时间是改变我们思维方式的重要因素。对传统的重新解释即是历史。从这种意义上讲，克罗齐（BenedettoCroce）说得好，「所有的历史都是现代史」（Allhistoryiscontemporary）。

因此，我不否认文化的影响或重要性，然而，我不接受文化传统有助于西方的发展，但却只是阻碍了世界其它各地发展的这种说法。仅从文化和传统的意义上探究法律有失偏颇，更好的方法是从整个社会这个广阔的角度入手。过度倚重文化，就会倾向于低估社会、政治或经济因素的作用，以及人在变化的社会中的作用。如果人民的努力使韩国的经济取得了成功，那么人民的决定性作用又何以不能在宪法发展中得以展现？人民与其外部环境相互作用创造新的历史，文化也因此不断被改变着。

有关文化的讨论暂叙到此，下面我想谈谈韩国宪政发展的历史，因为这段历史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

三宪法发展概览

（1）频繁修宪

自1948年诞生第一部宪法，韩国已九次修宪，几乎每五年一次。这足以表明韩国政治进程的不稳定。更有甚者，直到不久以前，每次政权更迭都会导

致修宪。修宪大都通过「非法」延长总统任期进行，且常常随之实施军事管制法。

1952年，1948宪法首次被修改。当时，李承晚总统试图通过实施军事管制法和修改宪法、允许总统直选来延长自己的任期。1948宪法规定，总统应由国民议会间接选举产生。1952年，议会控制在李的反对派手里。尽管如此，李仍成功地实现了修宪。其时韩战正进入白热化状态（1950-53），议会在政府临时避难的釜山陪都召集。旨在压制一切政党活动的军事管制法业已宣布和实施。所有166名议员在气氛恐怖的深夜战栗地完成了对宪法修正案的投票。不出所料，修正案获得全票通过，李再次当选总统。

1954年推动的第二次修宪则使李的总统任期无限延长。令人齿冷的是，此修正案是在比宪法规定的国民议会三分之二多数票少一票的情况下通过的。不过，随着人望尽失，玩弄宪法最终未能使李在1960年保住总统宝座。

李承晚政府在人民的反对声中下台，从而导致了又一次修宪。但是，新宪法过于草率，没有兼听不同意见，亦未确保程序公正。此次修改用议会制取代了总统制，改动之大，以致本届政府被称为第二共和国。

1960年也进行了第四次修宪，增加了追溯选举舞弊、腐败和挪用公家财产人责任的法律内容。迫于公众压力，此次修正案为罚不溯及既往的原则（prohibitingexpostfactopenalties）提供了宪法例外依据。

第二共和国却天命不长。政局不稳激起了军人干政，并于1961年成功发动政变。可想而知，军事当局在1962年起草了一份新宪法，主要变化是重新确立了直选总统制。第三共和国时代随之到来。鉴于议会业已解散，新宪法不得不通过全民公决实施。然而，军事管制法直到投票前十天才取消。

1969年进行的第六次修宪，旨在确保将军出身的朴正熙总统第三次连任。1962年修订的宪法规定，总统任期不得超过两届。为避免议会在野党成员的激烈反对，执政党暗中召集议会中本党成员，于凌晨在议会大厦主厅对面的楼里开会。他们行动诡秘，直到进入讨论阶段才亮灯。待反对党成员得到消息并冲进会场，已经为时太晚。批准朴正熙再度连任的宪法修正案在他们缺席的情况下获得了通过。随后，修正案被全民公决批准。

1972年朴正熙又一次强行修改宪法，以确保其任期无限延长。这一次，宪法和所有政治活动均被紧急总统令中止。在既未举行公开听证会，也未进行公开答辩的情况下，修正案被提交全民公决。同时，为防止朴在直选中落败，选举程序被小心改变了。总统将由一个特别选举团选举，而选举团成员则由经当局精心筛选过的代表投票选出。不出所料，朴正熙再次全票当选。新宪法还赋予总统高于政府其它部门的权力，并对《基本权》增加了额外限制。此次对宪法的修改面之广，以致于缔造了第四共和国。

朴正熙在1979年遇刺导致了1980年的又一次修宪。全斗焕将军率领一批朴的前追随者填补了他身后留下的权力真空。新的军事领导人修改了宪法。他们试图通过象征性地与前政府的独裁统治拉开距离，以使其政权合法化。可是，军事当局效法1961年的军事政变颁布了军事管制法，禁止政治活动，并压制言论自由。

根据新宪法，尽管总统仍由间接选举产生，任期却缩短至一届，为时七年。总统期限仍可通过修宪延长，但不适用于在职总统。这一明显的禁令乃是此新宪法值得称道之处。但是，尽管新宪法去掉了诸多不受欢迎的条款，它仍授与总统极大权力。建立在本宪法上的新政权即第五共和国。不出所料，最后一位军人政治家全斗焕，被他一手挑选的选举团选为总统。

80年代后半期，公众对军事独裁政府的抗议风潮愈演愈烈，政治当局进退维谷：或是以军事管制法等非常手段延长统治，或是顺乎民意。与前几任政府不同，当权者答应了公众的要求。因此，就发展和意义而言，1987年宪法修正案都代表了极大的转变。

1987宪法是韩国修宪史上首次由执政党与反对党在相对宽松的环境下彼此合作的产物。修宪也是在当时宪法规定的程序下进行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这部诞生了第六共和国的新宪法亦即现行宪法，比以往任何一部都更具有合法性。至关重要的是，现行宪法重新确立了直选总统制。此外，总统任期被缩短至五年。新宪法还加大了立法的权力，进一步保护了个人权利。

1987年总统选举依照新宪法举行。旧制度下保守的既得利益者支持全斗焕的战友卢泰愚当选总统。卢获胜的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因为两个主要竞选对手──金泳三和金大中的分裂。但不管怎样，全在任期满后交出了职权，而卢的当选也合乎宪法。就此而论，可以说是韩国宪法史上实现了第一次和平交权。

除1987年宪法外，以往历次修宪均发生在非常条件下，而且没有一次修宪是应民意而生。修宪的进程清楚地表明，独裁政府会怎样尽其所能，用合法外衣掩盖不正当的行径。

尽管1987宪法取得了相当的成就，韩国修宪的当务之急仍是消除公众对宪法和政府合法性的不满和不信任。这一点可以通过采取允许公开辩论的公平、公正的修宪程序做到。

以往历次修宪的背景均问题重重，但令人高兴的是当前宪法不像过去的版本那样因其合法性问题而困扰政府。比如，卢泰愚政府受到非难并非由于任何宪法瑕疵，而是因其与军方的瓜葛。卢毕竟是全斗焕在韩国军事学院的亲密战友，且积极参加了1979年朴正熙死后的政变。作为全职军人，他直到以军事安全部队长官的身份退役后，才开始自己的政治生涯。卢政府是一个「过渡政府」，为真正的文人政府铺平了道路。1993年由金泳三领导的第一个文人政府宣誓就职，表明现行宪法已为韩国宪政翻开了新的篇章。

（2）权力分治：行政凌驾于立法

自韩国建立起共和政府以来，行政和立法间的关系便呈现出一强一弱的特点。引人注目的是，每当总统谋求连任，立法机构就会提供法律支持。执政党持续控制国民议会，以致立法形同行政的从属机构。由于议会多数党完全听命于行政机关，反对党不得不承担起牵制议会多数党和行政机关的任务。

典型的是，韩国政党一直是政治家个人权力基地，即使是执政党也不例外。总统一旦失势，其政党也随之倒台。李承晚总统第一共和国的自由党、朴正熙总统第三四共和国的民主共和党、全斗焕总统第五共和国的民主正义党，以及卢泰愚总统第六共和国的民主自由党均概莫能外。

除50年代初和80年代末的短暂时期外，执政党均控制了议会多数。执政党的多数议员都绝对服从身兼党魁的总统。当前，金大中与金钟泌的党派联合，政府亦保持着议会多数席。过去，代表执政党竞选可确保在许多选区的胜利。故本党的支持常常比选民的支持更重要。一旦得到党的支持，候选人通常会一帆风顺，财政上有保障，公共机构也会与其合作。一旦当选，执政党议员必须听党的话、根据党的路线行事，否则无异于政治自杀。

凡此种种把国民议会变成了角力场，而非辩论与对话的论坛。一旦议会不再以对话和辩论为基础，野蛮多

数便大行其道，民主仅存多数统治的形式，而由执政党一党控制的议会常对总统表现出极大忠诚。比如，当金泳三于1979年公开谴责延长一人统治后，他便被多数票逐出了议会。三周后，朴正熙总统遇刺。

1988年，政治气候却有了极大转变。尽管卢泰愚赢得了1987年总统大选，他的党却未能在次年的国民议会选举中赢得多数。由于没有一个党在议会拥有多数席，政府陷入了尴尬境地。政治家们试图通过旨在保存自身利益的政治联合来打破僵局。1990年1月，金泳三和金钟泌的保守反对党与卢总统的党联合，组成了新的民主自由党（民自党，DLP）。1992年国民议会选举后，该党取得了稳定多数席。

在随后举行的总统选举中，金泳三顶住执政的民自党内派性斗争的压力，获得了党的提名。他最终在1992年的大选中击败金大中，建立了第一个文人政府。金泳三政府的合法性得到了确保，不仅因为他大半生都作为反对派政治家、为了民主与军事独裁作斗争的声望，而且亦因为选举程序的公正。通过撤换前军人要员和腐败官员，金泳三成功地巩固了其文人政府。因此，他的政府具有事实和法理上的合法性。

1997年，依照现行宪法，一位终身持不同政见者和反对党领袖──金大中第四次竞选总统终于成功。他的成功，使韩国现代史上首次实现了向反对派交权。尽管这一历史事件的意义因金大中与金钟泌的反对党结盟而逊色，向反对派交权仍必将是有利于韩国政治发展的一大分水岭。

（3）消极的司法审查

当针对政府的司法审查履行职责，立法保证政府在宪法允许的范围内行使职权时，宪政就会得到发展。因此，受人尊重的司法审查是法律体系中衡量宪政地位的最佳指针之一。鉴于韩国令人失望的宪政历史，有关宪法法院所进行的司法审查的进展倒是意义非凡。事实上，它们堪称是韩国宪法史上的一次革命。

自1948年首部宪法颁布以来，司法审查即已成为韩国政府的一大特点。审查的形式却随历次修宪而各各不同。实际上，每次修宪都会建立起一种不同的司法审查制度。

令人吃惊的是，历经宪法的多次改动，司法审查本身却从未成为争议的目标。因为修宪的焦点多集中在总统任期或行政与立法间的关系上，司法审查并未引起多大注意。而最主要的原因则在于法庭从未行使过司法审查权。这亦反映了韩国政治的独裁本质。

根据第一共和国（1948-60）的宪法，宪法委员会在审查立法机构通过的法律时有最后解释权。该委员会既不像法国的那样是一政治机构，亦不像前西德的那样是一司法机构。宪法委员会成员包括由副总统担任的名誉主席、最高法院的五位法官、三位众议员和两位参议员。据信，这一代表了政府所有三个权力机构的特殊的组合方式，能通过最高法院法官的参与确保公平，以及通过立法的参与和行政的较少参与听取民意。这样，宪法委员会代表了三权之间的政治妥协。

宪法委员会在其存在的十一年间，仅受理了七宗案件，其中两条法律被裁定违宪。审查的案件之少，象征着委员会的作用有限。尽管宪法委员会的特殊组合未能推动其起更积极的作用，但在一定程度上委员会能够维护宪法乃国家根本大法的原则。

1960年4月发生学生起义后，新政府当局用宪法法院取代了宪法委员会。仿效前西德模式，韩国宪法法院成员的职务只能由法官担任。因此，其成立之初乃是司法而非政治取向。不幸的是，次年军人政变推翻了文人政府，宪法法院再也无法运作。

第三共和国（1962-72）依照美国模式建立了司法审查制度。根据当时的宪法，最高法院被赋予了审查立法和其它政府行为是否合乎宪法的权力。

受美国成功历史的鼓舞，建立韩国法院司法审查制度的初衷是为了可以把某些政治化的事件交由司法部门解决。因为审查权在普通法院手里，人们曾希望这些法院对宪法的解释可以巩固宪法。事实上，当一些下级法院大胆裁决某些法律违宪时，高级法院本有许多审查法律是否合宪的机会。可结果却有负众望。最高法院担心司法被政治化，故一直采取克制的态度，不断推翻下级法院的判决。在十年的运作过程中，最高法院只有一次认定一条法律违宪，原因是总统透露了想延长任期的想法。尽管法院在此案中表现出了司法独立性，到头来证明不过是徒劳。朴正熙政府担心越来越多的法院表现出独立性，次年即修改宪法，取消了法院的最终司法审查权。

第四共和国（1972-80）宪法重新设立了宪法委员会。该委员会是拥有九名成员的常设机构，其中三名由总统任命，三名由国民议会任命，三名由最高法院大法官任命。成员不得参加政党，也不能参加政治活动。除非被裁定犯有刑事罪行或遭弹劾，其委员会成员职务不得被解除。法律规定，成员的资格与法官或高级官员相当。

尽管宪法委员会是常设机构，它在1972-80年间却从未就法律的宪法性作出过决定。委员会不能自动审查法律的宪法性，它得等最高法院提出请求。但是，如果最高法院已认定某法律合乎宪法，自然不会将其转交委员会。无论怎样，由于最高法院从未提出请求，宪法委员会无缘实施审查。如果有谁应为此受到指责，那就是最高法院。

总的来说，整个第四共和国从未积极讨论过哪部法律的宪法性，当时的政治环境也很难有助于这种讨论。政府太担心公众对修宪提出甚么要求，根本不允许这种讨论抬头。因此，宪法委员会并未真正发挥作用就毫不奇怪。这种结果可能在第四共和国初期成立该委员会时就预谋在先了。

尽管宪法委员会的表现令人失望，第五共和国（1980-87）的宪法仍将其保留了下来。该委员会依然没有起色，名存实亡。

第六共和国（1987年至今）为了引进更加民主的秩序，对司法审查程序作了根本改革。1987宪法恢复了1960年初设的宪法法院。如上所述，虽然1960宪法设立了德国式宪法法院，但由于1961年的军事政变，该法院根本不曾运作。

因此，多少令人吃惊的是，1988年后宪法法院的重要运转成为韩国宪政史上最引人注目的发展。它所起的决定影响相当深远。更重要的是，它已改变了公众对宪法、宪法纪律以及总体上对法律的态度。

对宪法裁判所（ConstitutionalCourt）成员的提名仅限于法官。根据宪法裁判所令（1988年8月5日第4017号法）第五六条，该裁判所由九名裁判官组成。其中三名由总统任命，三名由国民议会任命，还有三名由最高法院首法官任命。

当前的宪法法院制度已因摒弃以往的重要司法限制而大为改善。根据宪法法院令第68条（1），宪法法院对宪法请求书拥有宪法诉讼权。这一安排使之在现存法律不能通过普通法院程序解决问题时，可以对基本权力加以保护。

更重要的一个改进，与审查立法是否合宪有关。在前几届政府（1972-87）的宪法委员会制下，除非普通法院提出请求委员会名誉主席或当事者要求审查，宪法委员会不得行使权力。实施审查的权力不在委员会而在普通法院。但是根据当前的宪法法院制度，第68（2）条允许有关

各方在普通法院拒绝其审查请求时，直接向宪法法院提出请求。

宪法法院的审点，是立法是否合宪和宪法请求书。迄今为止，它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裁定许多重要的法律违宪。自从1988年9月重新设立宪法法院至1999年9月，宪法法院共受理了4，658件诉案。其中，对2，088件案子作出了判决，在审查中驳回了2，305件案子，另有265件案子由当事人自动撤回。在所受理的有关立法是否合宪的案子中，宪法法院裁决了708件。其中264条法律被裁定完全或部分违宪。因此，大约37%的裁决导致了立法的无效或部分修改。这一数字象征性地表明了司法审查完全独立于政治权力。

因其积极的作用，宪法法院已极大改变了公众和官员对宪法和政府权力的态度。政府权力终于按宪法的标准受到审查。显然，这种积极作用更多地来自当前的政治环境──它扫清了许多从前阻碍法院制度圆满运行的障碍，而不是来自宪法法院制度本身。宪法法院的积极作用意味着宪政的发展。就宪法问题的积极讨论已给公共法领域输入了新鲜血液。过去，独裁政治和缺乏宪法决定使宪法学仅限于教条。而今，宪法决定已成为法律最重要的来源之一。

（4）民权被忽略

保护民权的程度是衡量社会宪政的另一极好的标尺。在这里，公共当局与个人利益时常发生冲突。

在韩国，长期的独裁统治不可避免地扭曲公众意愿，并使法律服务于一时的政治目标。同时，行政利益和效率被过份强调，公平和程序被忽视，处理权的行使倾向于以民权和行政公平为代价。法律常将立法权交给行政机构，并赋予其广泛的处理权。更糟的是，名义上起制衡作用的机构，如立法和司法，力量太弱，无力抑制行政机关享有的广泛处置权。

逮捕程序最能反映行政处理权的影响。因为刑事司法制度代表着政府权力与个人基本权力间的直接冲突，如何掌握刑事程序就反映了法律在社会中的地位。拘捕一个人是对其自由的直接侵犯，而这一程序生动地表现了政府的强权。因此，在法制社会里，国家逮捕个人的权力受到严格限制。

在韩国，理论上与西方国家一样，人身自由受到宪法保护。刑事程序法和其它法律对这种保护有详细规定。而且，从理论上讲，实施犯罪调查时不得拘捕嫌疑人。逮捕应限制在少数情况下，以保护社会和证据。一旦实施逮捕，嫌疑人有权请律师和申请法庭调查逮捕是否合法。嫌疑人可以保释，并在法庭裁决无罪后获释。

尽管有保护人身自由的法律规定，韩国却常常为了促进政府的利益或调查当局的工作进展而将其忽略。的确，尤其是对待持不同政见者时，无证逮捕、搜查和没收的情况曾频繁发生。

此外，对人身自由的保护因种种例外而失效。例如，反共产主义法和国家安全法取消了对逮捕和拘留的许多限制。根据这些法律，拘捕被告可以不受刑事程序法限制。上述法律常被滥用，人权被严重侵犯。因政治目的频频实施军事管制法也导致了许多基本法律保护和民权被侵犯。

在这种情况下，警察和检查官等执法部门执法的随意性极大。调查机关在政治案件中使用刑讯是常事。1987年，一名大学生在扣押期间被拷打致死。这一事件引发了公众对政府的抗议风潮，并推动了民主改革。

另一种形式的侵犯表现在行政机关无视于己不利的最高法院裁决，顽固坚称最高法院未正确解释法律内容，而它们自己的解释有效。在1983年的一件案子中，一纳税人控告当地税收部门的条例违法。最高法院裁定原告胜诉。尽管如此，当地税务部门拒绝重新评估，也不改变税额。结果，原告只好继续交纳原初的高额税款。这是行政部门明显无视最高法院乃法律的最后解释者，并篡夺了其最后仲裁人的权力。

英美法系的普通法法院有各种衡平法权，包括反藐视权。根据普通法，法官能训令责成机关采取行动，或禁令禁止某些行为。因此，普通法法院有广泛的矫正权。

但是在韩国这样的大陆法系国家，法庭缺少针对政府机关执行宣判、或禁止其从事法庭认定非法行为的权力。不过这一弱点不能成为行政机关无视法院判决的借口。法律中没有具体条文阐述法庭执行或禁止政府行为权力的事实，丝毫不减轻行政机构承认最高法院作为法律最后解释者的责任。

在当前的政治气候下，政府对权威主义色彩较浓的大陆法系的态度却正在发生变化。通过民主化发展，国家可加于公民的权力现在被认为是有限的了。官僚对公民的态度也在变化。人权日益得到重视。曾用于使滥用公共权力合法化的公共机构已开始考虑公民的利益。

尤需指出的是，调查当局，包括检查官办公室、警察局、情报机构和视察委员会等似已发生了变化。所有这些机构都曾被用于政治目的。刑事程序的变化极其引人注目。过去，非法逮捕和拘禁几乎成为定律，尤其是在处理反国家和政府的案件时。但是现在，执法机关正在改变做法。

这些态度的转变也给司法带来影响。作为使法制制度化的机构，一般法院和宪法法院的重要性正在上升，它们已作出了许多在独裁统治下几乎不可能的进步裁决。例如，某区法院最近裁决向一被非法拘留45小时的公民进行国家赔偿。又如，最高法院1992年维持了韩国版「米兰达案」（Mirandacase）判决，认定因未给嫌疑人拒绝供述的沉默权，其供词不得作为法律证据。

另外，最高法院最近裁定，过去司空见惯的警察无证逮捕违宪。这样，一旦嫌疑人抗议遭到非法拘留，警官无权再将其扣押。检查官和法庭也顺理成章地改变了处理申请和颁发逮捕证的程序。从前，逮捕证只在特定时间才予颁发，现在则可全天办理。

宪法法院还作出了一系列进步决定，裁定在政治活动、刑事程序、劳资关系和其它方面不适当地限制民权的法律条文违宪。1993年7月，宪法法院作出了一项历史性裁决，认定1985年全斗焕政府解散国际ICC集团（Kukje-ICC）的决定违宪。该集团的前总裁声称，由于未向执政党捐赠足够款项，该集团成为全斗焕政府「仇视的对象」。因此，该集团──韩国第七大财阀，在所谓的「工业合理化计划」中遭到强行解散，被并入其它公司或被收购。

这宗针对当年财政部长的诉讼，要求对遭侵犯的私有财产权作出司法赔偿。1980年宪法第127条和1987年宪法第126条均规定，除非出于紧急国防或经济考虑，否则禁止将私有企业收归国有或改由国家控股。宪法法院裁定，财长根据总统指示采取的行动违宪。宪法法院的这一裁决重新肯定了过去常被政府忽视的一条民主主义的同时也是资本主义的简单原则。

这些案例都是已在韩国发生的变化的表象。宪政不可能仅依靠字面的法律或法律机构的存在而实现，还必须有政治意愿才行。正如近来韩国的社会变化所表明的那样，政治变化强烈影响着司法实践。

问题是宪政在韩国是否能继续保持发展态势和真正机制化。我相信前景是好的。当前的国际国内环境均为宪政的发展和消除四十余年的独裁统治提供了有利环境。

四向宪政转轨的新环境

（1）经济进步

经济进步已改变了韩国社会各阶级的权力平衡和利益。过去，国家意志和政治影响理所当然地占据主导地位。但是，经济的迅速发展已扩大了私有部门的权力。中产阶级和相关的利益集团因之而成长起来。

如果说这是渐进的、自下而上的变化，那么其结果是深远的。民营部门现在觉得政府阻碍了自由企业的发展，要求更大的自由化，和增大对民间积极性的重视。在此背景下，商界巨子郑周永1992年竞选总统就是民营部门力量增强的象征。显然，强大起来的民营部门要求官僚改变态度。

经济发展曾被认为是使独裁统治永远继续下去的必备条件，这种看法似乎再也站不住脚。资本主义制度需要行动自由、选择自由、个人责任和私人积极性。所有这些只有在自由民主制度下方能得到最好的保证，而自由民主制度又是与资本主义经济联系在一起的。历史上，西方政治制度与市场经济并肩发展。以拉美国家为例，独裁统治下的经济崩溃触发了政治改革。在韩国，经济发展却成为带来政治改革的推动力量。继续下去，这些改革又将成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前提。

经济领域的这些变化呼吁政治发展与新的经济条件相适应。资本主义要求宪法制度能够保护公平竞争和可预测性。

（2）冷战机制解体

自二战以来，朝鲜半岛便成为东西方意识形态冲突最紧张的地区之一。南北韩间深深的对抗为独裁和军事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沃土。从1961年至1987年，由军人撑腰的南韩历届独裁政府均把坚决反对共产主义作为国家的主要政策并如愿以偿。南韩在政治上的焦躁是被北韩好斗的宣传挑起的，半岛外的冲突也有冲击。例如越南战争就使南韩更惧怕共产党南下，并为政府通过修宪巩固和扩大自身权力提供了适时依据。因此，东西方的意识形态冲突强化了韩国的独裁主义。

但是，随着前苏联的解体，朝鲜半岛的意识形态冲突已降低。这使得继续韩国的独裁统治站不住脚。同时，民族主义的兴起增添了人们对统一的兴趣。这种情感因东西德的统一而明显增强。

可是，追求和平统一需要以自由选择为基础的全国共识。在这种背景下，独裁政权是不合时宜的。恰恰相反，那样的政权对统一大业有害而无益。独裁统治以统治阶层的狭隘利益为基础，而统一则需要拋弃这些利益。因此，独裁政治制度是无力实现统一的。在此背景下，取消军事独裁是相当自然的。

（3）其它变化

菲律宾和台湾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民主的崛起，强烈冲击着韩国政治。曾横扫拉美的军事独裁统治亦被新的文人政府代替。此外，冷战体制解体导致了东欧独裁统治垮台。独裁最终变成了一种过时的政治统治形式。

伴随着种种内在政治影响，冷战体制的解体使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各种国际组织恢复了活力。以各国间相互理解为基础的国际合作促进了政治发展，提高了对人权的尊重程度。

在现代技术的帮助下，国际社会通过贸易、通讯和交通紧密结合在一起。如果一个国家想成为国际社会受尊重的成员，就需要采取文明的政府形式。国际社会的联系越紧密，各国的内政受国际环境的影响也越大。宪政正成为第三世界的时代精神和全世界人类尊严的普遍理想。

五结论

从历史角度对韩国宪政的探讨表明，需要对把传统文化当作韩国宪政的主要障碍的模式重新进行研究。已然显现的韩国宪政的发展需要更广阔的探索角度。

1948年以来的韩国宪法史，揭示了围绕政权合法性的持续不断的危机。这一危机在反复的修宪史中表现无遗。除非法律自身通过正当程序取得合法性，否则以法律为借口并不能为独裁政权带来合法性。

1987年，当各反对党领袖同意修宪时，韩国出现了转机。在韩国历史上，这些领导人首次汇集了要求民主化的民意，宪法因此开始享有合法性。尽管1987宪法从法律角度出发打开了民主化之门，然而直到1993年的文人总统执政，公众才改变了对当权者的看法。

当前，撤换独裁的政治上层人物的工作已完毕，这预示着韩国会出现进一步变化。新文人政府的就职和向反对派交权，保持了建立事实和法律上的合法性的势头。一旦解决了政治合法性的问题，最主要的问题就将是如何推进民主进程和建立法制。在此过程中，一些原来的政治问题将变成法律问题。因此，随着民主化的进行，法律的重要性也上升了。

韩国的经验贴切地表明，政治变化先于法律变化；同时，最近的司法实践也表明，法律变化促进了政治变化。

独裁范文篇10

关键词：自由权力宪政思想演变

张君劢从政治学到哲学的转向，可以说是他一生思想中的重要分水岭。“去了一个政治国，又来了一个学问国”，张君劢由此开始了他的“学问国”和“政治国”的循环交替的人生。20年代开始的半个世纪以来，他“徘徊于学术与政治之间”，“不因哲学忘政治，不因政治忘哲学”，在中国现代学术史和政治史上都有其重要的地位。就其学术方面看，他创办过政治大学、学海书院和民族文化书院，当过北大和燕大教授，是1923年“人生观论战”的挑起者和1958年《文化宣言》的发起人，先后有《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中华民国民主宪法十讲》、《明日之中国文化》、《立国之道》、《新儒家思想史》等重要论著出版，成为中国现代新儒家的重镇。从政治方面看，他早年曾追随梁启超从事立宪活动，是政闻社的骨干人物，自30年代起又先后组建或参与组建过中国国家社会党、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和中国民主社会党，参加过两次民主宪政运动，是国防参议会参议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并起草过1922年《国事会议宪法草案》和1946年《政治协商会议宪法草案》，前者成为曹锟“贿选宪法”的蓝本；后者经过修改后成为《中华民国宪法》的底本。因此，张君劢也被台湾学者公认为“宪法之父”。

张君劢是中国现代历史上一位十分复杂而又相当重要的人物，在晚清和民国年间无论是政治界还是知识界都极负声誉。作为当代新儒家开创者之一，他始终为中国的民族复兴和国家的现代化殚精竭虑，呕心漓血，积极探索，提出了不少有一定代表性的思想主张。同时作为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宪政主义者，他一生为宪政奔走呼号，以实现宪政为鹄的，不仅起草和促成了“中华民国”现行的宪法，而且一生信仰宪政，研究宪政，鼓吹宪政，“对我国宪政之实现有不可磨灭的功劳”，[①]是“近七十年中，于立宪制宪行宪方面”“贡献最多之一人”，是“民主宪政方面的南辰北魁。”[②]

就出身、性格和文化背景而言，也许张君劢更适宜做一个学问家而不是政治家，他一生“徘徊于学术与政治之间”，不一心一意从事学术研究，而把主要精力和时间用于政治活动，是其不明智之举，也是其事业的不成功之处。作为一个政治自由主义者，由于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在现代中国缺少根基和生长的本土资源，张君劢在政治上的努力也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或者可以说他的主张在中国始终没有真正实行过。“对于张君劢说来，‘学问国’的开辟也许正构成了对在‘政治国’中施展抱负所无从规避的种种权谋的牵制，而德性的陶炼对权力意识的羁勒甚至已经注定了一个书生政治家日后的败绩。”[③]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这个不无书生意气的政治家被共产党宣布为最后一名“头等战犯”，遭到通缉，成为一个“学问之独立王国”中探寻儒学复兴的海外逋客，开始了漂泊的流亡生活。

实际上综其一生，张君劢于现代民主政治的追求以及对推动中国民主政治现代化的贡献远大于学术研究的贡献，他有理想，有勇气，但却不谙于权术。一生梦寐以求的理想就是制定和实行国家宪法与建立有权威的议会，在这方面“他比任何人都要热情、执著，为此奉献了整个人生。”[④]“张君劢一生从事民主运动，尽心尽智不记一私名利”，“张氏的理想是希望中国有一部好宪法，张氏参加议宪，有所贡献；在张氏，可谓学有所用，在国家，可谓实受其惠”。[⑤]遗憾的是，张氏的宪政思想无疑是失败的，这当然不是理想的过错，而是再次印证了在中国宪政的实现从来就不是朝夕之功。但是他所贡献的宪政思想和实践活动仍然具有相当的研究价值，在依法治国的背景下闪耀着不朽的光辉。

一、保障人权：宪政理想的理论支点

宪政在西方以保障个人自由、限制政府权力为出发点，是社会、文化自然演进而来的，“是一个没有任何人能够预期到的后果”，[⑥]它不是预设用来解决国家和民族生存发展的工具，而是由个人自由出发、衍生而来的一种价值理性。而在中国，宪政是舶来品，是19世纪下半叶先进的知识分子求强求富、救亡图存的功利性动力的促使下，在不具备发育土壤甚或排斥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下的刻意追求的结果。在19世纪、20世纪之交的断裂时代，伴随着社会经济秩序的改变特别是政治结构的重大变动，引发了新与旧的冲突和无序混乱的社会动荡，使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肇端的近代中国社会，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巨变”。19世纪的70年代，早期的维新派王韬、郑观应等人已洞察到清政府所谓洋务运动的弊端甚多，西方的强大不仅仅在于船尖炮利的器物方面，其“本”“体”更在于制度或者精神层面。戊戌维新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等少数先进知识分子开始把目光从器物转向了制度，特别是1904年日俄战争后，知识阶层认为是日本“立宪的结果”，于是“群信专制政体国不能自强”，“颁布宪法，召集国会，成为社会热烈的呼声”。[⑦]可以说近代中国从关注西方民主那一刻起就始终把目光首先投到了“宪政”上，由生存危机所引发的对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最深切的关怀是他们实用地接受西方宪政最为重要的思想动力。[⑧]显然他们并不清楚，尽管西方宪政的成长过程伴随着国家的富强和现代化，但是从保障人权的宪政精髓来说，宪政与国家的贫富、民族的强弱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在价值上也是不能相互替换的。[⑨]他们仅仅以朴素的热情，抱着改革中国政治制度的目的，对西方的宪政经验和学说进行系统的介绍，随之，中国思想界形成了一股声势浩大的立宪思潮。作为立宪派巨子梁启超的坚定追随者，张君劢自然也参与其中，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张君劢的立宪主张从他撰写第一篇论文《穆勒约翰议院政治论》起就不曾发生过任何蜕变，但他的生命格范——它为立宪主张注入并非一成不变的内涵——的贞立却并不能早于1920年。”[⑩]

但是，20世纪上半叶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宪政概念的理解，大都与民主政治的内涵相联系甚至等同起来。“作为中国青年党的领袖之一，陈启天认为民主政治‘需要一种全国共守的根本法律来确实保障’，这种根本法无论成文或者不成文，政府的组织与活动以及人民的权利与义务都要依它而定，所以‘民主政治也可称为宪政’”。[11]在抗战时期也认为，宪政就是“民主的政治”。这种说法都过于概括而没有触及到宪政的法治特征和本质内涵。当然也有人洞察到宪政与民主政治的微妙差异。张君劢认为我们要学习西方，而西方国家进入近代的最重要的标志就是行宪政。他注意到了“欧洲民族建国运动”这一历史进程，指出“研究欧洲历史者，看见德意民族建国之完成，以为只须有民族主义，便可达到建国之目的；须知民族主义，不过建国之一方面，其余则有待于政治组织之改善”。[12]他对宪政的理解可谓深邃而独到，认为“人权为宪政基本”，[13]人权“即所以保障全国人民之权利，就是说凡称为人都应有同样的权利，不能说你参加革命，便享有人权，而不参加革命者，便不享有人权。因为革命的工作是要确立人权，而非限制人权”。

张君劢崇尚理性与和平，认为人应当有理性，政治应当是理性的产物。没有理性，就没有宽容、妥协的气度和公开批评的精神。相反，只有宽容和忍让，才能使政治和思想等方面取得和平的渐进。他认为，民主宪政建设不是一蹴而就的朝夕之功，而是一个逐渐积累的过程。他反对激进主义革命，而更为醉心于渐进式的改良。张君劢不仅备考英美政治思想史，也不断参考和借鉴苏俄等国的现实经验，以丰富他的社会改造理论，对于中国问题症结之所在，个人自由与国家权力的冲突和矛盾，他也并非不知道，但是摆在张君劢面前的往往不只是个人自由的价值诉求，在这之上更有国家民族的利益目标。因此，他往往基于情势的需要，随意抽取自由主义的内容杂糅进去，致使前后矛盾之出、变更之处颇多。可以说，张君劢的宪政思想总体而言，学理性略显不足，逻辑也不够严密，以现实需要为旨趣而使之显的工具性显著。因此，他的宪政思想也不可避免的呈现出一个似乎断裂的前后演变过程。这一过程也反映了他对自由与权力的认识随着社会情势的变化而有所不同。

二、理性政治：自由主义宪政的哲学思维

张君劢曾声称，他的哲学思想是德国的，政治思想是英国的。所谓政治思想是英国的，主要是他在成长过程中接受了英国自由主义思想传统的影响，他对洛克、密尔有细致的研究，尤其对二十世纪初英国自由主义思想家拉斯基的学说十分推崇，曾翻译了拉氏名著《政治典范》一书。英国是自由主义的发源地。最早的自由主义思想家洛克关于理性、自由、法治和分权的理论，最后清除了上帝在政治领域中的堡垒，打破了专制主义的绝对权威，从而奠定了自由主义的思想基础。进而从美国的《独立宣言》、《权利法案》到法国《人权宣言》将自由主义的原则和思想以法律文件的形式进行了公开的宣扬和表达，并与孟德斯鸠的自由与分权思想一起，把自由主义思想的光辉影射到了整个西方，成为反对专制独裁统治的有力武器。张君劢所发表的第一篇论文《穆勒约翰议院政治论》便是英国哲学家、政治思想家密尔《代议政治论》（又译为《代议制研究》）一书的摘译，也是他一生中非常重要的文字。作为自由主义思想家，密尔主张维护个人自由和个性发展，反对国家压迫，保证政治自由；反对社会习俗和舆论的奴役，维护个人在社会中的自由。张君劢翻译的文章试图为梁启超所代表的资产阶级立宪派的立宪主张提供理论依据，进而反对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反清革命。然而也正是这一篇文章对张君劢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使他初步确立起关于中国政治改革的价值趋向，成为他最终的理想目标。[14]

正是由于深受洛克和密尔等自由主义政治思想家的影响，20年代初时值北洋军阀连年混战、“武力政治”泛滥之际，张君劢就系统阐发了其主张“理性政治”，反对“武力政治”的思想主张。他在一篇题为《国民政治品格之提高》的文章中，对数千年中国政治和近百年西方政治的异同做了比较后认为，中国专制，西方民治；中国无宪法，西方有宪法；中国无个人自由之保障，西方有个人自由之保障。并把这些差异的原因归咎于“吾以武力解决，而彼则理性解决是已”[15]。他分析说，数千年来中国的朝代更换，无一不是最后凭武力解决的。正是由于持力不持理，故中国常以一人为主，而以国民为其奴隶。理性解决则反是，所使用的武器都是些口舌和笔墨，即通过宣传自己的主张以争取国民的同情和支持。要使中国不重蹈几千年来治乱循环的覆辙，使民主制度在中国真正建立起来，就必须改变“天下是打出来的”这种传统的社会心理，以西方的“理性政治”取代中国的“武力政治”。他指出，持理不持力的“理性政治”的核心是个人心灵、意志的自由。这种以个人心灵、意志自由为核心的政治才够得上真正的民主、自由和理性。一国政治的运作应以承认和尊重个人的自由为前提，“夫政治之本，要以承认人之人格、个人之自由为旨归”，一切蔑视他人之人格、剥夺他人自由之举，都应在排斥之列。[16]张君劢以人性论作为“理性政治”主张的立论基础，从抽象的人性出发来观察现实的政治，他认为“政治与人性有不可分离的关系”，[17]人类的共同“本性”在于追求个人心灵、意志的自由。他说：“真正之理性必起于良心上之自由。本此自由以凝成公意，于是为政策，为法律。”[18]他认为只有实现了个人心灵、意志的自由，政治上人与人的分合才能以政见而非以人为主，人与人的关系才会平等，“决无所谓操纵与网罗”，亦无“利诱威迫于其间”。他认为要以“理性政治”取代“武力政治”的条件是建立一个理想的政党，这个政党不是用来进行议会斗争的工具，也不代表某一阶级和党派团体或者某一个人的利益，而是和民国以来为国民所深恶痛绝的“营私逐利”的政党不同的而以政见主义相结合的“国民政治教育机关”，国民政治知识的发展是政党“惟一根本”，增长国民政治知识是理想政党的“第一要义”。张君劢所主张的“理性政治”实际上是国家民族的危亡兴衰置于第一要诣。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他对个人自由的忽视和放弃，在他的思想中国家民族的富强与危亡始终是交织在一起的，并力求保持调和的状态。张始终认为民国并未真正实行民主，而民主政治是唯一之途。对民主政治的追求，他一直没有动摇，“初未尝因苏俄共产主义获胜而稍变，更未尝因法西斯主义之成功而踌躇”，真可谓“三十年如一日”。正是在“理性政治”观念的指引下，张试图精心设计一个中国未来的国家蓝图，这个蓝图中民主政治、自由平等成为了价值追求的目标。

作为一个徘徊于政治与学问之间的人，张君劢非常希望其政治理想能够作用于中国的政治现实，这使得其理想有时不得不迁就或者与政治现实亦步亦趋。然而，1927年国民党在南京建立“党治”政府，张君劢没有附和对新政府的普遍的欢迎感情，反而第一个站出来反对国民党的，主张实行民主政治。为避免遭受国民党政治迫害，不得不第三次悠游德国，直到1931年才回到北平。

三、权力倾向：自由主义宪政的无奈选择

1929年爆发的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意大利墨索里尼和德国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政权的上台引发了30、40年代一系列重大事件。首先，西欧的民主政治确立以来，个人的能量得到极大的释放，经济以前所未有的态势突飞猛涨，创造了令马克思称羡的超过几个世纪的财富。但是由于生产和流通领域所累积的矛盾日益突出，终于爆发了波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为了应付这场经济危机所引发的阶级和民族矛盾，各国纷纷加强了政府权力，使不少人对传统的议会民主政治产生了怀疑，而出现了一股肯定新式独裁专制政治的思潮。张君劢对此不无关注与思考，他对移植西方议会政治制度也一度充满了困惑，但是他对西方代议制的诊断是“过于自由”，“法国革命以来，欧洲政局上似乎重自由忽权力，如议会政治下，各党林立，使政府不能安定，如人人有结社自由，因而工人挟工会以联合罢工。此皆自由权行使过乎其度，所以有今日法西斯主义之反动。”[19]他虽然反对独裁政治，但认为“我们国家处在生死存亡之际，自然不能象19世纪之欧洲，专门侧重于政府权力之限制一点，须得顾到国家全体之利益。”[20]在非常时期为了集中全国人民的心力以应对危机，加强政府权力是必要的。相对与欧洲各国，中国的情况更为严重。这样，他断然改变了原来的初衷，认为“吾国昔日虽未尝行真正议会政治，然由其分派之多，倾轧之久言之，其不适于今后之中国。”[21]其次，这场经济危机还引发了日本为转移本国的压力所发动的侵华战争。许多知识分子如丁文江等人基于国外新式独裁政治思潮迅速作出回应，把日本的侵华战争归因于中国的不统一。他们相信如果中国统一，日本决不敢轻举妄动，而中国要统一并顺利度过民族危机，就必须立即实行新式独裁。而以胡适为代表的一些人则坚持认为，民主政治在价值上优于独裁政治，中国只能建立民主政治，尤其是传统的议会民主政治。

张君劢也参加了这场“民主与独裁”的讨论，他提出了所谓“民主独裁之外之第三种政治”。认为要比较民主政治与独裁政治的价值，首先要确立一个比较的标准，这个标准就是一个国家如何才能立国。在他看来，一个国家要立国必须做到以下三条：“第一，国家政事贵乎敏活切实；第二，社会确立平等基础；第三，个人保持个性自由。”[22]依据这一标准，他认为民主政治与独裁政治各有利弊。英国的传统议会政治虽然民主，却是一种“以辩论为法门的政治”，不免流于空谈和意见的分散，影响了国家效率；德国的独裁政策一贯，国力增强，但是却牺牲了言论、结社、思想以及个性发展的自由，必然导致专制。基于对民主政治和独裁政治的上述比较，张君劢认为民主国家多自由，独裁国家多权力，在“自由与权力之间，应求得平衡”。由此，他提出了“民主独裁之外之第三种政治”的主张，亦即“修正的民主政治”，也就是既与独裁政治不同，也与传统的民主政治有别的旨在调和政府权力与个人自由的一种方案。[23]

张君劢依据英国政治思想家拉斯基的观点，认为“一国之主要成分不外乎三，曰个人、曰社会、曰国家”。国家（政府）应握有权力，个人应享有自由，社会应维持应公道。[24]“修正的民主政治”旨在调和个人、社会、国家三者之间的关系，“于政府权力与个人自由之间求一种调和方案”。然而，“侧重自由者，各个人之自由伸张，而忽视国家权力；侧重权力者，政府之行为敏活切实，而个人之个性毁灭。”两者各有所长，又各有所短。“修正的民主政治”方案就是要以民主政治为基础，取两者之长，去两者之短，从而形成一种全新的政治。在他看来，民主政治与独裁政治之所以各有长短，在于没有很好的划分权力与自由的范围。他认为，作为一个国家，“一、国家行政贵乎统一与敏捷，尤须有继续性，故权力为不可缺少之要素；二、一国之健全与否，视其各分子能否自由发展，而自由发展中最精密部分，则为思想与创造之能力，所以自由发展亦为立国不可缺少之要素。”[25]权力和自由的范围是：“（1）行政贵乎捷速与号令统一，鼓应以之属之于国家权力。（2）思想与创作的工作，出于心灵之思索与修养，故应以之划入自由的范围。”[26]权力和自由只要划分适当，就既可得一敏捷之政府，又可保障个人之自由，二者之间完全可以兼容并存。他也相信，以此划定个人自由与政府权力的范围，必定会建立起一种在原则上完全符合民主政治的精神，紧急时刻能够立即集中全民意志与力量的制度。他主张中国在确立自己的政治制度时，就既不能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出现的独裁国家那样，一味地强调政府权力，而忽视人民自由；也不能像18、19世纪的欧洲民主国家那样，一味地强调个人自由，而忽视政府权力，使政府各方之间相互掣肘，难以敏捷。而应当在“自由与权力之间求到一种平衡”，“一方得敏捷之政府，他方得自由发展之个人”。在张君劢看来，“一个国家对于自由与权力，仿佛人之两足，车之两轮，缺一即不能运用自如”。并且他也相信“此即立国之要义。从这观点来说，中国民主政治之一线光明，即在自由与权力平衡之中。”[27]在论及如何保障自由与权力的平衡时，张君劢认为，“政权务求其统一，行政务求其集中，而社会务使其自由，思想务听其解放”。[28]具体来说，就是要保证人民的人身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参与政府的权利以及思想、言论与结社的自由。同时要保证权力的集中统一，防止政出多门，以提高行政效率。张君劢认为依据上述构想分配权利与组建政府，就能够使自由与权力“两得其平”，体现对个人自由与权利的充分尊重和保障，也稳固和加强了政府的行政权力，“政府不因议会而动摇，议会不因其权力过渡而减之”，它在原则上符合民主的基本精神。

尽管张君劢相信自由与权力任何一方的滥用，对于尚在酝酿“立国之道”的中国都可能遭致两败惧挫的后果，并且为自由与权力划分了大致界限。但是，面对当时日益严重的民族存亡的危机，仍然试图在自由与权力之间求取一种相宜于时势的和谐。张君劢进一步指出，自由和权力的轻重，应当看时代而定，“得依它的环境情势与时代要求而设法变化之，以得适应”，[29]“吾民族之在今日，正为存亡绝续之交，其不应以个人驾国家而上之，有断然也。”[30]“及至国难临头，尤贵乎事权之统一与执行之敏捷，彼此同心一德，以最高权力托之于战时政府。”[31]在民族生存权受到威胁的境况下，“修正的民主政治”主张明显偏重于政府权力一方。“既要排除困难，一切政策应向此目标进行，自然一切权力应集中于政府之手，让政府放手去做，用不着像十九世纪议会可以多方牵制政府”。[32]他根据自己所定的立国原则，对西方民主政治进行了修正，并提出了11条方案，其实质是通过组织举国一致之政府，使中国的资产阶级及其政党加入内阁，以打破国民党的局面；通过限制立法权，加强行政权以提高行政效能，建立起强有力的政府，突出国家地位应对民族危机。这样就在“民主政治”的框架内最大限度的满足了权力扩张的要求，所以张君劢不无得意的声称“独裁政治的长处已吸收在十一条之中了”。[33]

张君劢为了克服19世纪议会政治下“重自由而忽权力”的弊病，将拟定的十一条方案的重点放在了“议会政治流弊之矫正”上。或许张君劢太看重政府权力的重要性了，太过于相信执政者的个人理性，同时他又急于试图在短期内找到国家摆脱民族危机，实现国家复兴的道路。他当然明白政府行政权力的集中和膨胀，势必对个人自由的发展造成威胁，但是最终还是选择了这条道路。因为在民主政治的框架下，实行政府权力的集中，个人自由才能得以保留，在其理性国家的价值排序上，个人自由在国家危机和民族存亡面前只能一退再退。在他所精心设计的政治蓝图上，试图达到的权力与自由的平衡最终演变为权力压倒自由的尴尬。尽管张君劢主观上确实希望把中国政治引上合乎资产阶级利益的轨道，但面队现实，他却又无能为力，从而不得不使自己的主张大打折扣。然而倡导权力逐一的结果，并没有实现国家的统一，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机，于是到30年代末40年代，他又再次重新举起了自由主义的旗帜，在其政治天平上卸下了权力一端的砝码，并随着对自由的再度重视逐渐恢复了自由本身所固有的价值。

四、自由优先：自由主义宪政的理性回归

20世纪30年代，在民族危亡、德意日法西斯猖獗、西方民主政治式微和国家干涉主义盛行的国内外环境中，张君劢等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不得不站在国家民族的立场上，对个人自由的呼吁和关注显得十分微弱。“人权运动在此次大战以前，我们的政治思想中，始终没有成为重要的因素。”[34]在进入40年代后，鉴于国民党对人民各种自由权利的肆意剥夺和践踏，特别是对包括张君劢本人在内的各中间党派领导人和民主爱国人士的打击迫害，[35]他们痛定思痛，清楚地意识到“用磕头的办法，无论如何是磕不出民主来的”，[36]惟有力争，才能得到真正的宪政。正是由于饱受人身、思想、言论、出版、结社不自由的痛苦，他们把人身自由、言论出版自由和集会结社自由称谓三大基本人权。作为人类尊严最重要体现的基本权利，国家权力不得侵犯。因此，张君劢不断地著文，开始大力呼吁保障基本人权，为民主宪政摇旗呐喊。他认为18、19世纪欧美那段争取人身自由和政治自由的人权运动史，“值得加以研究，重新认识，再来提倡一番”，因为“人权运动实在是民主政治最重要的基础”。[37]

1944年1月3日至5日，张君劢在成都《新中国日报》上发表了《人民基本权利三项之保障——人身自由、结社集会自由、言论出版自由》的著名文章。文章中他批评国民党政权无“尊重人民权利之习惯”，而“人身、结社集会、言论自由三项为人民基本权利之重且大者”，对这三项权利的保障问题“不宜待诸宪法颁布之后，而应着手于宪法未颁布之前”，[38]他强调“有宪法无人权，不能算是宪政，先有人权的保障，然后才有宪法”。[39]时论也认为：“一个国家是否民主，必须以此三项为重要的标识”。[40]1、关于人身自由。张君劢指出，人身自由是最基本的人权，人民只有在违法的情况下才能予以拘捕。国民政府要保证人民不致遭受非法的秘密拘捕、审判和处决。但今日之中国，人民的人身自由权利没有任何保障，政府可以“任意蹂躏人民的人身自由”，“实非国家前途之福”。

2、关于结社集会自由。他认为“政党是多数人的集合体，也就是所谓集会结社。凡民主国家，人民都必享有集会结社自由之权”。[41]他特别强调给人民结社集会自由的积极意义，认为正是结社集会的自由给人民各抒己见的机会，也便于养成民间领导政治人才，使其发表负责的言论。他指出，近代欧洲各国的法律对于人民之结社集会，只要“不以扰乱治安为目的，不以抵触刑法为目的”，应当允许人民有结社集会之自由，政府不应干涉。并且对于“结社集会之合法与否，由法庭判决”。

3、关于言论出版自由。他指出，言论出版之自由与人身自由、结社集会自由一样，也是民主宪政不可或缺的要素，有之则为民治，无之则为专制。他认为，“苟人民无言论自由，则学术上无进步，政治上无改良之途径矣”，反之，“倘许多人发猖狂无忌之言，则治安混乱而法纪荡然矣”。张君劢要求尽早废除目前的事前监督制度，经立法院议决，制定一部新的出版法，使人民“养成守法之习惯”，且“自知其责任之所在”，“如有逾越范围之言论，政府自可于事后禁止其发行。”[42]

为了进一步唤起国人对人权的关注与重视，1944年年初之后，张君劢又相继发表了《英国大宪章提要》、《现代宪政之背景》、《两时代人权运动概论》等系列文章，反复强调三项自由“为人民基本权利问题”，是“现代宪政”的基本条件，也是“世界潮流与民意所向”，顺之“则国本安定；反之，则国本不定”。[43]为民主宪政运动提供理论依据和智力支持。他指出，在欧洲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人的发现”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不竭动力。人权运动起于欧洲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就其实质而言，它是对专制王权与贵族的反抗，其理论依据是社会契约论，即谓“政府权力，不得超出人民同意范围之外”，其职责是保障和发展人民的利益。正是基于社会契约论思想的解说和研究，法美的人权思想家直接催生了著名的1776年美国的《独立宣言》和1791年法国的《人权宣言》。19世纪以后，历史学派和功利主义的兴起，社会契约论被人们扔进了历史的纸篓。但是人权思想却并没有被一同抛弃，反而相比更萌生出勃勃生机，更加深入人心，各国宪法无不列人权一章。对此张君劢的解释是，“社会契约说虽不必与历史上之事实相符，然而立国之正当理由殆无一而能逃出于社会契约与人权学说之范围外者”。[44]同时他也注意到，19世纪以来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人权不但没有得到保障，相反却遭到无情的蹂躏和摧残。他说“苏俄之剥夺人民自由，乃所以实现其社会主义之大理想，故在同情于民主与自由之人，未尝不予以谅解，其后意大利德意志法西斯主义变本加厉，而后西欧数百年之人权保障与民主政治，扫地尽矣。”[45]他对世界人权运动遭遇挫折的原因分析也显示了思想的敏锐和深刻，认为之所以出现人权被蹂躏和摧残的逆流，起于三个方面：“一曰起于政治，二曰起于经济，三曰起于国际。”[46]政治上专制政权的建立，经济上资本家对无产者的剥夺，国际上列强对弱国的掠夺是人权保障有名无实的根本原因。张君劢还为此开具了医治的药方和应对之策，他认为要遏止这种恶劣现象，“一曰民主政治之强化，二曰社会主义之实现，三曰国际和平组织之确立”。[47]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摆在中国各政党和中国人民面前的主要问题是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问题。张君劢先后发表了《民主政治的哲学基础》、《民主与反民主》等文章，并从哲学的高度对民主政治做了理论上的阐述。他认为所谓民主政治，就是以人的尊严、天赋人权之说，来推翻当时的专制政治，建设合于人类尊严的政治制度。民主政治的建立需要两个基本条件：个人自由和社会公道。而且相比而言，前者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民主给人民种种基本的自由权利，这些基本的自由权利是不容移让的，也就是人权。”人权是民主的根本，“离开了人权，没有人权的保障，就不是民主”。[48]

从以上的论述不难发现，在抗战胜利之际，中华民族的生存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与国际新人权运动相适应，张君劢尽管在自由与权力的关系上仍然持平衡论，但是由于先后的环境、时代不同，他对民主政治的认识已然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30年代，基于国内外的形势的影响，在强调“精诚团结共赴国难”的前提下，他根据抗战爆发后的国际国内局势，主张“修正的民主政治”，而其实质就是为了求得自由与权力的平衡，使传统的民主政治向新式的独裁政治的方向修正，所以他特别强调“惟平日民主政治之实行，及至战时人民自然感觉权力集中之必要”，结果造成了事实上自由与权力的失衡。而及至4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意等法西斯民主国家对人权的世界性践踏使张君劢深感震惊，当法西斯民主国家相继被打败，宣告了法西斯独裁统治的破产和传统民主政治的胜利时，他又不由自主地开始了对新式独裁统治和传统民主政治价值的在思考。加之他对失去人身自由的痛苦有着深刻的切身感受，他认识到在中国缺少的不是政府的行政权力，而是人民的自由，是人民对政府的有效监督，是民主政治的原则和操作程序。

五、结语

“人权为宪政之基本”，对于一生追求自由与权力的平衡，追求民主宪政的张君劢来说，他的思想和主张中似乎存在太多的主观主义和理想情绪化的成分，在民国政治的现实面前，他的宪政理想不可能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思潮，历史也没有给他这样的机会去实现自己的宏大抱负。不仅如此，其理想的宪政追求在残酷的社会现实和国家民族多劫难的命运面前还屡遭打击，而正是出于对民族国家前途的思考，他的宪政理想才屡屡迁就或者屈从现实，不断进行修正。所以，我们无从也无意指责他具有流变特质的人权思想，对于他的种种主张只能将它嵌入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中去分析。尽管历史没有给他的人权主张提供足够的实践空间，但是这些观点主张对于中国民主法治的进程和人权观念的塑造仍然具有深刻的启示和永恒的价值，也许会历久而弥香。

[①][台]李日章：《张君劢思想纲要》，载《现代中国思想家》之六，第178页。

[②]《纪念张君劢先生百年冥诞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稻香出版社，1987年10月版，第15页。

[③]黄克剑主编：《张君劢集》，群言出版社1993年版，第8页。

[④][美]纪文勋：《现代中国的思想冲突——民主主义与权威主义》，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4月版，第138页。

[⑤]储安平：《储安平文集》（下），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第76页、73页。

[⑥]杜维明著：《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378页。

[⑦]王世杰、钱端升：《比较宪法》，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95页。

[⑧]张君劢：《中华民国民主宪法十讲》，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23页。

[⑨]宪政与富强在价值上是有冲突的。如果宪政意味着保护个性的发展，那么国家富强首先要求的是个人对国家的贡献或者用胡适的话说就是个人应为国家民族所承担的责任。一个国家为了富强而牺牲了个人的自由，这本身就不符合宪政的价值规范。参见王人博：《宪政的中国之道》，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6页。

[⑩]黄克剑主编：《张君劢集》，群言出版社1993年版，第12页。

[11]石毕凡著：《近代中国自由主义宪政思潮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90页。

[12]吕希晨：《精神自由与民族文化——张君劢新儒学论著辑要》，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第484页。

[13]张君劢：《中华民国民主宪法十讲》，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23页。我国也有其他学者在宪政和民主之间划分出一条界限，认为：宪政与民主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差异，民主涉及的是权力的归属，宪政涉及的是对权力的限制。参见刘军宁：《市场社会与公共秩序》，北京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43页。

[14]当然张君劢毕竟是中国的新儒学代表的重镇，他的思想从根本上说是中国的或者是儒家的。儒家思想在各种思想中对他的影响是最大的，或者说，儒家思想是他思想的主要来源。

[15]张君劢：《国民政治品格之提高》，《改造》第4卷第2号，1921年。

[16]张君劢：《政治学之改造》，《东方杂志》第21卷第1号，1924年。

[17]张君劢：《悬拟之社会改造同志会意见书》，《改造》第4卷第3号，1921年。

[18]张君劢：《国民政治品格之提高》，《改造》第4卷第2号，1921年。

[19]张君劢：《立国之道》，广西桂林出版社1947年版，第150页。

[20]张君劢：《立国之道》，广西桂林出版社年版，第98页。

[21]张君劢：《立国之道》，广西桂林出版社1947年版，第98页。

[22]张君劢：《民主独裁之外之第三种政治》，《再生》第3卷第2期。

[23]值得注意的是，1932年张君劢的“修正的民主政治”主张提出之时，“民主与独裁”的讨论（1933年——1935年）尚未发生。该主张最早是其在《我们所要说的话》中提出来的，后来在《国家民主政治与国家社会主义》、《民主独裁之外之第三种政治》、《法治与独裁》等文章，尤其是在《立国之道》一书中，又对它做了进一步阐述。

[24]由于“社会应维持公道”涉及经济内容甚多且与本主题无关，在此不加讨论。

[25]张君劢：《立国之道》，广西桂林出版社1947年版，第149页。

[26]张君劢：《国家民主政治与国家社会主义》，《再生》第2卷。

[27]张君劢：《民主独裁之外之第三种政治》，《再生》第3卷第2期，1934年。

[28]张君劢：《立国之道》，广西桂林出版社1947年版，第98页。

[29]张君劢：《我们所要说的话》，《再生》创刊号。

[30]张君劢：《国家民主政治与国家社会主义》，《再生》第1卷第2期。

[31]《中国社会》，档案出版社1998年版，第80——81页。

[32]张君劢：《民主独裁之外之第三种政治》，《再生》第3卷第2期，1934年。

[33]张君劢：《民主独裁之外之第三种政治》，《再生》第3卷第2期，1934年。

[34]张君劢：《中华民国民主宪法十讲》，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23页。

[35]1941年张君劢“促进民治”的政治热情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不满。12月，张君劢因昆明西南联大学生抗议香港沦陷时，孔祥熙家人用飞机运送“洋狗事件”而被指控为幕后指使人。1942年，国民党方面又诬称张君劢领取德国纳粹的津贴，为希特勒收集情报。同时，下令查封了他主持的大理民族文化书院。他本人也因此被困居于重庆南按的汪山达两年之久。

[36]《新华日报》1944年9月6日。

[37]张君劢：《中华民国民主宪法十讲》，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3页。

[38]《新中国日报》1944年1月3日。

[39]《新华日报》1944年1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