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资料文库正文

东道国范文10篇

时间：2023-04-09 04:17:24

东道国范文篇1

一、跨国公司海外投资的动机研究

国外研究认为，为适应当地市场的需求对现有技术进行改造、利用国外的研发资源、为海外子公司的生产经营提供技术支持、获取国外先进技术是跨国公司进行海外研发投资的主要动机［1-3］。国内主要研究跨国公司在中国开展研发活动的动机，学者们一致认为，跨国公司在中国进行研发投资的主要动机是为了抢占中国巨大的市场份额，开发和利用中国现有的研发资源来降低研发成本［4-6］。

二、跨国公司海外R&D投资对东道国影响效应研究

关于跨国公司海外R&D投资对东道国影响研究，国内外研究没有得出统一的结论，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类：第一，跨国公司R&D投资对东道国技术创新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一些学者用专利申请数代表本土企业研发产出，通过建立计量模型，证实了跨国公司研发活动对我国企业的专利申请产生了正面的溢出效应，特别是对实用外观专利的申请溢出效应最显著［7-9］。Jefferson从企业层面出发，用新产品的销售额代表企业研发活动成果，证实了外资在新产品开发方面有显著的溢出效应［10］。第二，跨国公司R&D投资对东道国技术创新存在负面影响。如Kokko认为当跨国公司占有东道国较大市场份额且两国技术水平相差太大时，无法证明FDI能够对东道国的技术进步发挥作用［11］。蒋殿春通过构建一个二阶段博弈模型，证实了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竞争效应会恶化国内企业R&D融资能力，降低R&D动机［12］。第三，跨国公司R&D投资对东道国技术创新的影响具有双面性［13-14］。一方面，跨国公司研发投资增加了东道国创新体系的研发资金，提高了东道国的技术开发能力。另一方面，跨国公司的海外研发行为占用了东道国研发资源，特别是高科技人员的大量流失，造成本土企业创新人才的短缺。

三、小结

东道国范文篇2

一、跨国银行准入东道国证券业的利益冲突及其危害

混业经营体制下存在的利益冲突一直是分业经营的支持者反对银行融合的有力理由，跨国银行特有的国际背景则加剧了利益冲突的复杂性。力图建成所谓“金融超市”（financialsupermarket）的跨国银行大力推行“一站式服务”（one-stopshopping），广泛涉猎资金管理、证券经纪、证券发行与交易等诸多领域，这些领域中的证券业务可能与跨国银行的传统业务产生潜在的利益冲突，导致银行客户的利益由此受损，并危及东道国的金融秩序和金融安全。

其实，归根到底，跨国银行准入东道国证券市场的利益冲突是由于信息不对称（AsymmetrieInformation）而引发的。（注：参见刘筱琳：《证券业与银行业兼营下的利益冲突与“防火墙”法律制度探讨》，载《法学评论》1999年第6期，第96页；李鹏程《发达国家全能银行法律监管制度的研究与借鉴》（厦门大学2001年硕士学位论文），第38页。）这种信息不对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跨国银行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和资源优势，掌控着有关自身金融服务的全部信息，而其客户的信息供给渠道则完全受制于跨国银行，因而强弱悬殊的信息差异可能诱使跨国银行及其工作人员为牟取利益而滥用信息优势，从而损及客户的利益；另一方面，虽然东道国监管当局对跨国银行有资料申报和信息披露的要求，但跨国银行在资本觅利性的驱动下为了规避监管，牟取暴利，经常隐瞒或虚报信息资料，与监管当局玩起“猫鼠追逐”的搏弈游戏，使“监管落空”的局面频频发生。

上述利益冲突在实践中造成种种弊害，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注：同前引注①刘筱琳文，第97页。）

1.银行、证券市场特质迥异，若银行过度介入证券业务，将会增加银行的经营风险，危及银行的安全稳健经营。若银行自行承销、买卖而持有的证券数额较大，在证券市场波动濒繁时，银行的清偿能力及经营体系将处于不稳定状态。一肆股市暴跌，便会危及银行的自身安全，进而殃及整个信用体系。

2.跨国银行相对于其客户及东道国监管当局的信息优势促使其肆无忌惮地从事内幕交易，从而损害了投资者的利益，危及东道国的金融安全。

3.跨国银行与其客户的利益冲突，客观上增加了证券市场的风险，危害了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跨国银行为了增加承销收益或规避承销风险，往往利用优惠的融资条件或其它诱惑吸引投资者从事证券交易。从而产生银行信用扩张的效果。此外，基于自身持有证券的利益出发，跨国银行可能会试图通过经纪（braking）或造市（market-making）等手段来推销手中的证券，同时，作为证券交易中介的跨国银行还可能诱导客户进行更多的交易以获取额外的佣金收入。

4.利益冲突的发生会损害跨国银行在社会公众中的声誉，降低跨国银行的信用，影响其筹资功能。

二、跨国银行准入东道国证券业的组织模式

跨国银行采取何种模式进入东道国证券市场，受各国经济状况、金融历史、文化观念及监管理念等因素的影响而存在差异。即使是银行业与证券业发展程度较高的发达国家，在准入形式上也往往根据本国的国情作出迥异的选择，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种组织模式：

（一）以美国为代表的银行持股公司模式

1933年美国国会通过的《格拉斯—斯第格尔法》（Glass-SteagallAct，以下简称GS法）明确规定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在业务上必须严格分离，从而奠定了此后半个多世纪美国银行分业经营的基本模式。尽管有GS法的严格限制，但试图寻求利润最大化的跨国银行并没有放弃进入证券市场的努力，它们一直伺机绕过GL法所确定的“格拉斯—斯第格尔墙”（Glass-SteagallWall）从事证券业务。在此情势下，银行持股公司便应运而生。根据美联储的定义，银行持股公司（BankHoldingCompany）是指直接或间接地控制一家或多家银行25%以上表决权股份的公司。在某些情况下，尽管公司持有的股权低于25%，但它能通过其它方式有效控制银行董事会的选举，并有能力对银行经营管理决策施加决定性影响，这样的公司也称之为银行持股公司。（注：ThomasP.Fitch，DictionaryofBankingTerms，Boron‘sEducationalSeries，inc.1990，pp.63.）1956年出台的《银行持股公司法》规定，银行持股公司可获准在其它金融业务中设立与银行业“密切有关”（closelyrelated）的子公司，如证券经纪人贴现公司、保险公司、财务公司等。持股公司的设立并非为了控制银行，它本身也并非经营实体，而是美国与外国的跨国银行用于实现跨业经营和扩大经营地域的一种变通形式。

尽管如此，与美国国内银行一样，外国银行仍可通过设立持股母公司（parentholdingcompany），再以该母公司名义开办附属机构的形式规避法律的混业禁止规定。但与以往的不受任何规制不同，外国银行证券业务须满足两个前提条件：（1）在银行持股公司体制中，银行只能从事传统的金融业务，其余的风险性金融业务须由银行持股公司自身或其下设的非银行子公司经营；（2）依法构建“防火墙”（firewall），防止非银行附属机构的金融困难波及银行。1999年11月，在经历了漫长的辩论之后，美国国会最终通过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该法第103条A款“金融活动概述”规定：“对于在美国开设分行或机构，拥有或控制商业信贷公司的外国银行，联邦储备委员会应对其适用同等的资本和管理标准，并充分考虑国民待遇原则和竞争机会均等原则。”这意味着外国银行也将与美国国内银行一样，可以以金融持股公司的形式名正言顺地准入美国证券市场，充分地享受混业经营所带来的诸多好处。

（二）以日本为代表的异业子公司（SubsidiaryforDifferentBusinessActivities）模式

二战之后，日本长期实行银行业务与证券、信托和保险业务分离的分隔（segmenting）管制，日本监管当局的分业管制主要基于以下三个原因：（1）实现资金的有效利用和配置；（2）防止过度竞争，保持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稳定性；（3）避免重蹈二战之前日本银行业过度集中和利益冲突的覆辙。日本1981年《银行法》将商业银行的经营行为限于存款、贷款、票据贴现和外汇交易，相应地日本的银行也被区分为三类：（1）承担商业银行业务及提供短期金融的一般银行；（2）从事5—7年期资本投资的长期信用银行；（3）提供长期资本投资服务的信托银行。其中，主要从事证券投资信托业务的只有信托银行（注：Dennispetkovic，Asia‘sMatureFinancialCentres：HongKong，Singapore，JapanandAustralia，intemationalBankingRegulationandSupervision：ChangeandTransformationin1990s，Chia-Juicheng，J.J.NortonandI.Fletcher（ed.），Graham

随着金融服务国际化和自由化的发展，日本的银行业迫切需要使用多种金融工具，提供多样化服务，以增强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于是，跨业准入的放宽便成为日本金融改革的首要议题。1992年6月，日本国会通过了《金融改革法》（theFinancialReformAct），对以往的证券交易法与银行法作了重要修订，该法的核心内容之一是允许银行、证券、信托三种不同形态的金融机构能够以“异业子公司”的形式相互渗透，实行业务交叉，即银行可设立一个从事证券业务的子公司；证券公司也可设立一家银行子行；银行或证券公司可设立信托子公司；但不允许保险公司参与其它金融业务。（注：HidikiKanda，DevelopmentsinJapaneseSecruitiesRegulation：anOverview，intheinternationalLawyer，vol.29，No.3（fall1995），pp.605-608.转引自前引注①，李鹏程文，第26页。）

从法律角度而言，跨国银行准入日本证券业原本无需以异业子公司形式进行，只需采取信托银行方式准入，即可从事所有的证券投资活动。但由于日本大藏省对外国银行准入本国证券业持保守态度，致使长期以来没有一家外国银行获准以信托银行进入日本市场。直到1984年美日金融服务协议达成后，才有9家外国银行获准在日本开设信托业务子行。（注：同前引注⑧，DennisPetkovic文，第161-162页。）在这种背景下，跨国银行不得不与日本国内银行一样借助《金融改革法》的“异业子公司”形式，绕过分业管制壁垒，进入证券市场，参与证券业务。

（三）以德国为代表的全能银行（UniversalBank）模式

德国的全能银行最具开放性和自由性，它可以涉足几乎所有的金融业务，不仅包括商业银行的存、贷、汇业务，投资银行的债券、股票、外汇、期货、衍生性金融产品业务，还包括保障、项目融资、投资咨询、证券经纪、基金管理、低押、租赁等金融业务。德国也因此成为混业经营体制的典范。尽管德国银行法也允许银行通过设立子公司的形式参与证券业务，但德国银行显然认为这种作法既不经济又繁琐累赘，而宁愿自身直接从事证券业务。德国全能银行模式最大限度地拓宽了银行的利益来源，多元化经营客观上也有分散风险的作用，从而有助于银行“做大做强”，成为跨国银行普遍青睐的跨业准入形式。

（四）三种准入模式的比较

从组织形态上看，银行持股公司制与异业子公司制较为相近，二者从事证券业务的机构均与银行本身相分离，故有学者将其合称为“分离型”模式（thedivisionalmodel），而全能银行制则以统一的组织形态参与银行、证券等综合性业务，故亦称为“联合型”模式（theconfederatedmodel）。（注：SeeYihongHsieh，Re-examingTaiwan‘sRegulatoryFrameworkofBandSecuritiesPowers，载台湾《中原财经法学》，1998年第4期，第216页。）对比上述三种模式，我们可以发现以下一些显著区别：

1.从准入环节上看，全能银行制只存在“一级准入”问题，即跨国银行只需进入东道国市场，即可依“国民待遇”原则与东道国银行一样直接从事证券业务，无需再次向东道国监管当局作出准入证券业的申请。因为在全能银行制下，银行的正常业务范围便已涵盖了证券业务在内。而在采取分离型组织模式的国家里，跨国银行则面临着“二级准入”的问题。跨国银行在进入东道国境内并创设“商业存在”之后，虽可从事一般的商业银行业务，但并不能必然地参与证券业务。如果跨国银行意图从事证券业务，只能以银行持股公司或异业子公司的形式向东道国监管当局提出准入申请。因而，也可以说“联合型”模式下的准入是一种直接准入，而“分离型”模式下的准入是一种间接准入（或称为“规避性”准入）。

2.从银行组织内在的联系纽带来看，银行持股公司与异业子公司有一定共性，即二者从事证券业务的机构都与银行本身相分离，是独立的法人。但二者与银行间的联系纽带却有显著区别，银行持股公司是控有银行25%以上的股权的公司，是银行的控股母公司，而异业子公司则反其道而行之，它是银行创立并注资的从事非银行金融业务的附属机构，是银行的子公司，两种模式虽然都以参股控股作为产权联结纽带，但二者与银行间控股与被控股的关系截然相反。全能银行中从事证券业务的部门与总机构之间不存在产权关系，它只是全能银行的一个职能部门，只存在业务分工的问题，并不具备的独立的法律人格。

3.从三种模式下银行经营的效率来看，全能银行的多元化经营为银行的金融产品开发和业务市场拓展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全方位金融服务”的方式可以降低服务成本，提高经济效率；而银行持股公司和异业子公司模式由于其业务与银行业务的人为隔离，资金、信息、技术的流动受到很大阻滞，各业务部门的协作也存在着“防火墙”、“信息长城”等各种制度屏障，因而运作效率远不及全能银行。这也是美国银行利益集团极力推动国会废止G—L法，制订《金融服务现代化法》以实现银证混业经营的动因所在。

4.从银行经营的风险控制来看，银行持股公司和异业子公司模式多设有“防火墙”等防范制度，能够比较有效地将持股公司或子公司的异业经营风险限制于异业机构内而不致扩散殃及银行；而全能银行由于涉猎过多业务领域，各业务领域之间的利益冲突导致银行经营风险骤增，全能银行对新业务领域的开拓也存在着一定的风险，加之全能银行为节约管理成本和提高经营效率，多未设置有效的风险隔离机制，因而倘若全能银行骤发经营性风险，其造成的传导效应将危及整个银行的安全性和稳健性。这是许多实行分业经营模式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至今不愿改弦更张，推动混业经营的重要原因。

东道国对跨国银行跨业准入模式的选择实际上是对上述“风险”与“效率”两大因素的综合权衡，不能简单地断言某一模式优于其它模式，因为无论是全能银行制，还是银行持股公司制抑或异业子公司制，均有过成功的典范和失败的案例。（注：参见叶辅靖：《全能银行所涉及的几个理论问题》，载《国际金融研究》1999年第10期，第17页。）各国必须根据本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文化传统、监管体制等因素，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选择最契合本国国情的跨业准入模式。

三、跨国银行准入证券业所产生利益冲突的法律监管

由于跨国银行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领先的技术优势、丰富的经营管理经验以及由此所肇造的得天独厚的规避与扩张能力，东道国监管当局对其准入本国证券市场均深怀戒心，即使是在金融业高度发达国家，其监管当局也采取一系列法律监管举措以扼制跨国银行跨营证券业所可能产生的利益冲突问题。

（一）从源控制-加严跨国银行进入证券市场的准入条件

虽然发达国家在处理外国银行准入问题一贯奉行“国民待遇”和“竞争机会均等”原则，但却多将跨国银行准入本国证券市场的问题作为国民待遇的例外，规定了较本国银行更为严格的准入条件。以美国为例，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允许外国银行和美国国内银行一样，有权选择转化为金融持股公司，从事包括证券承销、证券交易在内的广泛的金融活动。对于形式上已是银行持股公司制的外国银行，其转化条件与美国国内银行一样，实行的国民待遇，但问题是，在美国经营的许多外国银行均采用分行或行形式，其转化为金融持股公司便不能简单套用《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所确定的转化条件和转化程序。同时，美联储考虑到在美国开业的外国银行分行和行数量众多，担心外国银行过渡准入证券市场会给本国金融安全造成冲击，于是于2000年12月21日通过了《金融持股公司最后修正条例》，为那些有资格成为金融持股公司的外国银行设置了转化条件和转化程序。该条例所规定的转化条件，实际上也就是外国银行进入美国证券市场的准入条件，具体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要求：（注：参见黄小军：《美放松外国银行转化为金融持股公司的条件》，载《国际金融研究》2001年第8期，第43—44页。）1.必须符合资本十分充足（well-capitalized）的要求。（1）外国银行的母国监管当局已采取《巴塞尔协议》规定的资本金管理标准；（2）必须符合如下一些资产比例要求：一级资本与风险总资产比率需达6%，总资本与风险总资产的比率需达10%，一级资本与总资产的杠杆比率需达3%；（3）美联储理事会认定该外国银行的资本质量与相应美国银行的资本具有可比性。2.必须达到良好管理（well-managed）要求。（1）外国银行必须就其在美国境内的全部分支机构取得至少一项满意的综合评级；（2）外国银行的母国监管当局必须确认其已同意银行在美国境内扩展证券业务；（3）外国银行的管理层必须达到一家“良好管理”的美国银行所要求的标准。3.综合并表监管要求。美联储理事会要求母国监管当局必须有能力对申请银行进入综合并表监管，如果一家外国银行不受母国监管机关的并表监管，即可被认为是不符合“资本十分充足”和“良好管理”要求的银行，美联储可径行裁决不许其转化为金融持股公司。

（二）自律约束-“信息长城”机制

“信息长城”（ChineseWall），亦称为“中国墙”或“信息隔离墙”（Inoration-retakingWall），是综合性银行内部设置的一种信息隔离机制，目的是为了控制或者隔离不同部门之间的信息流动，防止利益冲突及内幕交易的发生。虽然“信息长城”制度最初仅限于对综合性证券机构滥用信息优势的行为加以规制，但随着世界范围内银证混业经营的迅猛发展，许多国家将“信息长城”扩展适用于跨国银行为主体的金融集团。从英美金融集团的实践来看，一项有效的信息隔离机制至少应满足如下一些条件：（注：HarryMere，FimancialConglomeratesandtheChineseWall，ClarendonPress，Oford（1993），pp.129.转引自焦津洪：《论管制知情交易的自律机制》，载《中外法学》1998年第5期，第39页。）

1.金融集团各部门应制订和散发正式的行为守则。涵盖如下内容：（1）哪些情况下可能发生对信息的滥用和利益冲突；（2）信息隔离的具体手段和程序，如跨部门查阅资料的限制、公共场所不得谈论内幕信息、跨部门职员调动的限制等；（3）规定详尽的罚则。

2.集团内应设立专门的部门或人员负责该守则的执行。

3.上述专门机构与人员应定期、经常地监督、检查守则的执行情况。

4.应确定可能存在信息泄露风险的重点防范部门，备有突发性内幕信息泄露的应急处理方案。

5.对机构职员进行培训，教育和警诫他们不得滥用或泄露内幕信息。

6.应当制订跨部信息流动的标准程序，并严格遵照执行。

7.应当对公司所有的交易、咨询及其它业务登记备案。

“信息长城”是在监管当局授意下由金融集团自身设置的“自律性”机制，实际上是一种间接监管，但当跨国银行进入东道国证券市场后，由于其组建的金融服务集团部门庞杂、业务繁多，对其的监管尤其是跨业监管成为令监管机关相当头疼的棘手问题。因此要求在传统的“信息长城”机制上补充两项重要制度：“限制清单”和“监视清单”。

“限制清单”（RestrictiveList）制度要求金融机构一旦获得有关某种证券的内幕信息，或者建立了与该证券有关的某种业务联系（如订立了承销协议），就应将该证券列入一特别清单，该金融机构不得再向客户推荐或自己买卖该证券，也不得向机构内部的未经授权的工作人员泄露与该证券有关的各种信息。“限制清单”从信息源上堵塞了获取内幕信息的渠道，是“信息长城”有益的补充，但绝对禁止金融机构从事与该证券有关的业务（证券分析、证券咨询），容易引起外界的某些猜测和传闻，反而不利于内幕信息的保密。

“监视清单”（WatchList）有效地弥补了“限制清单”的上述缺陷。所谓“监视清单”，是指当金融机构由于可能拥有有关某种证券的高度敏感的信息而不便将其列入限制清单时，应将其列入一更为机密的清单，只供少数高级管理人员掌握。对于被列入监视清单的证券，金融机构应对其业务予以监控，并尽量对其分析、研究和交易保持低调。与限制清单不同，金融机构对烈日监视清单的证券并不禁止其交易，也可在机构内披露而只是由少数高级管理人员进行秘密地控制，以预防或防止内幕交易及其它可能产生利益冲突的行为发生。（注：E.D.Herlihi，InsideTradingandChineseWall：IsthereaNeedforReform，PL1OrderNo.B4-6791，June1，1987.转引自焦津洪：《论管制知情交易的自律机制》，载《中外法学》1998年第5期，第39页。）

（三）风险隔阻-“防火墙”（FireWall）制度

各国对“防火墙”的制度设计各不相同，但均具有以下两大构成要件：（注：同前引注①刘筱琳文，第97页。）

1.法人防火墙-跨国银行须通过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联属机构”（affiliate）兼营证券业务。如美国的跨国银行早先采用银行持股公司的证券子公司的形式参与证券业务，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颁布之后，转而以金融持股公司的形式兼营证券业务；日本则要求跨国银行介入证券业必须采取异业子公司的形式。

2、业务防火墙-在银行与经营证券业务的关联机构之间设立防范利益冲突和危机传染的风险隔阻机制。具体涵盖以下一些内容：

（1）跨国银行与证券公司或其证券附属机构之间的资金流动限制。例如美国法律规定除非以清偿美国政府债券为目的，否则禁止银行持股公司及其附属机构向证券公司提供贷款；除非银行持股公司的资本充足率超过8%，否则不得向其证券子公司转移资本。

（2）竞业禁止。如美国规定银行与证券子公司之间不得有董事或职员的兼职现象；日本也禁止母子公司从事经常性业务的董事或职员在两公司中身兼二职。

（3）对交易条件和交易期限的限制。例如美国要求银行不得为支付证券公司所承销的证券本息而向个人放贷，证券公司不得在承销期或承销结束30日内向银行或信托账户出售证券；日本规定银行与证券公司之间的交易条件应当与银行与其它客户正常的交易大体相同，而且上述交易应当以不损害银行的稳健经营为原则，除非该交易或行为经大藏大臣的批准，认为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

（4）母子公司经营场所的限制。例如日本监管部门要求证券子公司不得与母公司设于同一幢建筑物内；证券子公司的分支机构若与母公司位于同一建筑物内，必须分设于不同楼层且分设出入口等。

东道国范文篇3

关键词：跨国公司、环境污染

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强，国际直接投资日益活跃，作为国际直接投资的主要载体——跨国公司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也愈益深广。跨国公司在经济发展、产业升级、技术转让、管理体制改革以及就业方面起到积极作用的同时，对我国的环境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一、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环境的影响

由于跨国公司在母国的生产受到政府和环保主义者的限制，环境成本正在朝着内在化方向发展。所谓环境成本内在化，是指将环境成本纳入到生产成本之中，体现资源的稀缺性及污染付费原则。环境成本内在化在各国有权制定本国环境标准的情况下，使各国环境标准存在差异、环境成本内在化程度存在差异，企业在不同国度和地区生产同样产品，所承担的环境成本不同。也就是说，发达国家及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的环境标准成本要高，由此必然引发直接投资主体——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寻租”活动。即将资本从环境标准高、环境成本内在化程度高的国家和地区撤出，投向环境标准低、环境成本内在化程度低(实际上是一部分环境成本外部化)的国家和地区，以获取源于环境成本差异的“租金”(超额利润)。因此，在东道国经济增长的背后，是环境恶化的代价。跨国公司大量开采能源，把发展中国家作为“污染避风港”，将污染严重、耗费量大的生产制造部门转移到发展中国家。

还有一种观点是“污染光环”论。持这种论点的经济学家认为，受国内较严规则管制的外国企业所使用的新的清洁技术以及环境管理体系向东道国扩散。由于跨国公司在母国内要面临更严格的环境标准以及政府、社会、消费者的环境要求，跨国公司相应的具备更先进的环保或污处理技术。跨国公司在向东道国投资的同时，不仅能改善资源的使用效率，还可以通过技术外溢、知识扩散，来解决东道国本土企业的污染问题。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考虑，跨国公司这种“污染光环”的做法，正是达到帕累托最优。跨国公司的投资活动给东道国带来的正面影响，在于它促进了东道国经济的发展、技术的进步，国民对环境标准的要求提高。跨国公司在投资过程中，通过技术转让、资金投入促进了东道国环保工业和技术的发展，推动了国家之间深层次、广泛的环保合作，这对实现东道国的可持续发展是必不可少的。

二、跨国公司影响环境的效应

GrossmanandKrueger提出了经济活动通过三种效应影响环境：规模效应、结构效应以及技术效应。类似的，跨国公司对环境污染的效应也分为三种：规模效应、结构效应以及技术效应。一方面，生产和消费的增长(规模效应)会导致更多的环境压力，例如自然资源的使用和污染物向环境(空气、水和土壤)的排放；另一方面，结构变化和技术效应提供了增加材料和能源生产的新的可能性。全球化对环境的结果依赖于这三类效应的综合变化。

(一)规模效应

因经济发展和经济活动而对环境产生的影响就是“规模效应”。随着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投资的增加，对自然资源的需求也随之增加。在污染系数和生产结构一定的情况下，由于生产规模扩大使用大量资源，并带来大量的废弃物，经济增长对环境的规模效应应当是负的。但是规模效应究竟有多大，要取决于研究中特定的环境要素。

事实上，一些实证研究表明，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环境污染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增加的。也就是说，外国直接投资的增加回加重环境污染。当经济发展到某一程度的时候，环境污染将会逐渐减少，这就是著名的环境库兹涅兹曲线，它说明了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一种“倒U型”的曲线关系。规模效应究竟对环境产生正面还是负面的效应，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经营战略及其所产生的经济格局。由于缺乏足够的数据和有效的分析工具，很难对跨国公司的环境规模效应得出定论。

(二)技术效应

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直接或间接地给东道国带来了先进技术。先进的技术使得生产效率提高，同样的产出使用更少的投入并排放更少的污染，对环境的危害更小。除技术转移外，外国投资者还会给东道国带来积极的技术外溢，仿效跨国公司的技术、雇佣跨国公司的技术职员，以及提出一些必要的条件(比如更高的环境标准)等。而东道国厂商能否效仿跨国公司的技术通常取决于东道国知识产权制度的严格程度。

(三)结构效应

结构效应指跨国公司通过投资影响东道国的经济结构，进而对东道国的环境产生影响。结构效应与由于资源使用方式改变而带来的各种经济利益之间或者各经济体内部的调整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一定程度上，跨国公司投资加速东道国经济结构的变动，进而对东道国环境所产生的结构效应被认为是积极的。跨国公司的投资加快了东道国专业化分工，东道国更依赖于自己的禀赋优势参与国际竞争，从而推动东道国经济结构的转变。经济结构的转变使东道国的产业结构由污染严重的第一、二产业为主导向污染较轻的第三产业为主导转变。正如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发生的状况一样，跨国公司的投资为东道国的环境带来巨大的改善。从环境的角度看，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服务业的投资，产生的经济结构变化是积极的，对东道国环境的影响是正面的。有研究表明，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经济结构从第一产业转向资源处理，向轻工业、服务业转变，带动了环境质量的提高，而服务业也将从环境的改善中获益。但是由于每一种服务业对环境影响各不相同(例如，金融业和航空运输业)，所以必须要做更多的量化研究，才能更好地理解经济结构调整对环境的作用。

三、跨国公司在环境保护方面的努力

一般来说，美国或欧洲的跨国企业对环境保护的要求普遍高于发展中国家厂商的环境保护标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2000年6月修改了跨国公司的指导方针，明确指出跨国公司必须遵循高标准的环保规则。由于跨国公司的母公司可以经由国外直接投资的途径直接监督投资于东道国的分公司，所以跨国公司的海外分公司及其相关企业会因所在国不同而面临不同的环境保护标准。一旦跨国公司的某一海外分公司发生环境争端，就会影响到整个跨国公司的商誉。所以跨国公司已经无法规避环境保护的社会责任。

目前，国际上大多数的跨国公司都在公司内部制订了保护环境的原则和方针，对东道国也作出了相应的环境保护和治理污染的承诺，并且不少跨国公司已经付诸实践，比如美国的道化学公司、日本的NEC公司等国际知名的跨国公司已经明确提出在东道国要普遍采取母公司的环境标准。欧盟国家也开始要求所属跨国公司不仅要在欧盟内部，而且在海外投资时都要采取母公司的环境标准。此外，在我国投资的其他跨国公司虽然没有采取母国的环境标准，但其环境保护意识较高。这些跨国公司把先进的污染防治技术、环境管理的思想和方法带到我国，在我国的环境保护领域起到了示范带头作用，并通过技术转移和技术外溢的手段更新了我国本土企业的环境技术，提高了他们的环保意识。

技术的创新和扩散，以及快速的技术改进，有力地促进了节能环保事业。高效的使用自然资源，能够不断降低能耗和污染强度。清洁技术越来越有效地解决各种环境问题；市场的力量能够矫正计划体制下形成的严重的价格扭曲，有效防止资源过度利用，大大降低资源退化的风险，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和环境收益。全球化的趋势下，跨国公司向发展中国家投资，大大强化了技术和市场的力量，这是一种更为革命性的力量。它使一国在开放的条件下更有效地利用全球的技术、资源、资金和管理，加速经济转轨，加快经济结构调整，从而有助于形成一种能源高效利用、低环境损害的经济发展模式。其机理在于：由以原料为基础的高污染的传统制造业向以知识为基础的无污染或低污染的服务产业转移；促进清洁技术的广泛传播和使用；减少贫困和与贫困有关的环境负效应；为支持环境投资创造外部资源。通过这些方式，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使经济增长同产生污染及消耗资源分离开来，进而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

通过刺激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的FDI，可以转移环境敏感技术，作为可持续发展的工具。除了鼓励发展中国家中更多的FDI，跨国公司集团还希望联合国制定高标准的全球环境规则。很明显，这对于环境是有利的，但是也可以认为这仅仅是为了提高跨国公司的全球实力。它会淘汰当地产业和较弱的跨国公司，因为只有拥有大量财富的跨国公司才有达到环境法规要求的资本资源。公务员之家:

有时跨国公司的环境保护行为却是被动的。当跨国公司认为自身的生产和投资对实现公司的利润最大化目标很重要时，它们就会在环境保护方面表现得积极。这些跨国公司也许有关于环境、健康、安全的部门，但是这些部门可能仅仅是提出了“良好的实践的声明”，而不是达到实践的具体目标和行动。在这样的跨国公司内部，环境保护的管理战略仍然处于雏形。

四、小结

东道国范文篇4

关键词：外资银行；东道国银行；影响

2006年12月10日，我国加入WTO后的保护期结束，我国向外资银行开放境内公民的人民币业务，对外资银行实行遇。为全面兑现承诺，2006年11月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银监会了这一《条例》的实施细则，并于2006年12月11日起施行。这意味着从2007年开始，随着中国市场的进一步放开，外资银行必将进一步涌入，给我国银行业各方面带来相应影响。

1对银行绩效的影响

目前，有关外资银行进入对内资银行效率影响的理论观点主要体现在综述性研究中，如Levine（1996）的研究认为，外资银行进入的主要收益包括：更好地提供本国金融服务、更好地构建本国金融基础、更好地获得国际资本渠道。学者赵智文（2007）、毛泽盛（2006）等认为，从长远看，外资银行进入将通过市场竞争效应、技术溢出效应、人力资本效应、市场化改革效应提高我国银行体系的整体效率。

南京大学学者焦建东参考中国具代表性的14家商业银行（4家国有商业银行和10家综合性股份制商业银行）1997-2006年资产负债表及损益表中数据，采用GLS估计方法，得出结论：外资银行的进入程度对我国国内商业银行收入效率、盈利效率和经营稳健性产生显著的正面影响，对营运费用率有显著负面影响。

而学者林可全、王韵亭（2008）采用阶段性研究方法和充分考虑各自国情及宏观因素下的计量模型进行研究，认为东道国处于金融开放的不同阶段，外资银行对东道国银行体系效率产生的影响是不同的。

（1）外资银行进入初期：东道国各项金融配套和监管水平尚处于初级或无经验阶段，国内银行由于垄断、保护处于强势地位，银行业效率较低，竞争不充分。此时外资银行的进入一定会受到来自既得利益者的阻碍，加上东道国监管能力不强，外资规模不大，尚没能对整个银行业的效率提高产生明显作用。

（2）外资银行进入的成熟阶段：东道国各项保护本地企业的措施已经消除，外资能与本国银行进行完全开放的竞争，此时外资银行在技术与管理、业务范围、资金实力等方面的优势得到了外溢，促使东道国银行业的效率得到明显的提升，同时竞争越来越剧烈；然后随着市场份额被完全瓜分，东道国市场达到完全开放和效率促进最大化阶段。公务员之家

（3）进一步渗透或收缩阶段：当效率达到最大化后，东道国市场份额趋于饱和，利润进一步压缩，由于微观战略的不同，外资银行要么采取进一步渗透蚕食国内银行份额保持其利润，控制其在东道国其已经占领的领域；要么收缩业务选择别的新的东道国，退出在某一东道国的竞争或保持现有规模和水平。此时，外资银行对本国银行业的效率促进作用开始消失，伴随的是进一步打压对手或者退出。

学者葛丽娜也认为，从国际经验来看，在发展中国家金融体系的对外开放初期，虽然外资银行的市场份额较低，但对本国银行的促进作用却很明显，这通常被成为“鲶鱼效应”，而其市场份额达到30%-40%时，本国银行的效率会达到与外资银行基本相同的水平。

2对利率的影响

从理论角度看，由于外资银行的进入，市场上资金供给参与者的增多，迫使竞争者降低存贷差，以能够在竞争中立足。

学者孙会国（2007）总结了大量实证研究证实了以上理论，并得出结论：（1）外资竞争导致国内银行更加有效；（2）外资进入引致的竞争迫使国内银行接纳低信誉的顾客；（3）外资参与使得国内银行管理者继续增加运转现代化的费用。并且，外资银行所拥有的是成本优势，并发现在市场上，信息越是不对称，银行就能够获得更高的利率。

学者胡静认为：外资银行外汇贷款利率完全不受中央银行管制，外资银行市场份额的增加实际上意味着不受利率管制的金融业务量增大。结果必然会减弱中央银行利率管理的有效性。

徐强等学者运用Eviews311软件,对外资银行进入对1991-2004年我国银行业市场集中度的影响做了时间序列的计量分析，研究样本是具有代表性的14家国内银行。按照一般理论，随着外资银行进入的增加，国内银行为了维持其原有的竞争地位，将会采取降低贷款利率、提高存款利率来吸引更多的贷款者和存款人。但实际情况有所不同：随着我国金融业入世的步伐加快，自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我国金融当局和相关部门为增强国内银行尤其是国有银行的竞争实力，使之在外资银行的冲击和挑战下处于有利位置而采取了数次调整存贷款利率的措施，使存贷利差增大，因此，有的客户可能会转移存款至外资银行以寻求更优的服务。由此可见，我国银行业利率市场化程度较低，利差变化更大程度上是由监管当局来调控的，而非银行的自主行为。在此情况下，出现外资银行资产份额与我国银行业人民币存贷款集中度呈负相关现象也是有可能的。

3对银行体系稳定性的影响

关于外资银行进入对东道国银行体系稳定性的影响有不同看法。

有一部分学者认为，外资银行进入我国可以稳定银行体系。汤碧在《外资银行进入对我国的利弊分析》（2007）一文中表示，过去我国银行业在经营管理等方面都比较落后，银行竞争力薄弱。外资银行进入有助于我国改善银行资本基础、提高风险管理、分散风险、增加坏账准备，有助于在需要时提供更多的资本和流动性，进而降低风险，增强我国银行体系的稳定。虽然外资银行进入在短期内会给我国的银行业带来一些不稳定的因素，但从长期看，经过优胜劣汰得以生存下来的国内银行将有更强的竞争力，拥有更忠诚的客户，因此，银行可获得更加稳定的经营环境。

第二种观点是：张蓉等人引入银行危机的虚拟变量，并采用二项式逻辑（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时间选取为1995-2005年（新兴市场国家银行危机的集中爆发时期），样本国家的选择以新兴市场国家为主，模型回归结果表明：外资银行进入与银行体系的危机并不具有统计上的相关性，没有理由认为外资银行进入就一定会造成本国银行体系的不稳定。有关外资银行进入对新兴市场国家银行体系的稳定性的影响，近几年的研究也多认为这种影响是不确定的，它主要取决于东道国银行经营的宏观经济环境、金融一体化程度和政府监管能力。

林可全、王韵亭采取阶段性研究而非时间性研究，并从演化和发展的角度进行分析。他们将一国的金融开放分为四个阶段：初期开放、成熟和完全开放、渗透与收缩和危机时期与敌意入侵。外资银行会在初期给金融体系较弱或刚开放的东道国一针强心剂，对东道国银行体系稳定性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到了成熟和完全开放时期，外资银行对东道国银行体系稳定性的促进作用达到最大。当东道国市场份额趋于饱和，外资银行对东道国银行体系由于蚕食与收缩、进与退并存，体现出不确定性和波动性，稳定性有所下降。在第三阶段积累到矛盾不可调和或遇上金融危机时，便进入第四个阶段。外资银行战略上会倾向于选择利用东道国无暇顾及的空隙采取系列恶意事件打压东道国银行或进一步渗透，控制东道国的金融银行体系；选择收缩前也会促使资本外逃，不让东道国危机危害自身利益。此时东道国银行体系的稳定性呈明显的负向作用。

通过上述“阶段性”方法的分析，我们发现外资银行进入对东道国银行体系稳定性的影响随着开放阶段的深入呈现倒“U”型的变化。这是使用时间性分析无法得到的结论，也是学者们研究出现分歧的原因之一，有的研究开放时期的前阶段，如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有的研究危机前后，如哥伦比亚或墨西哥，因此形成了不同的结论。

4对信贷资金的影响

外资银行进入不仅可改变东道国银行的效率，而且也可改变东道国信贷资源在不同行业、企业和地区的配置。詹彦菁在《外资银行进入对一国银行业影响研究综述》（2006）中总结了国外学者的研究数据得出，大型外资银行进入并未对东道国中小企业获得贷款的机会和数量产生影响；相反，尽管外资银行发放给大企业的贷款远远超出小企业，但外资银行进入使东道国信贷资金总量不断增加，这样小企业有可能获得比以前更多的贷款，同时，外资银行的进入迫使东道国的一些中小金融机构将业务重点转向中小企业，从而便于中小企业获取融资贷款。

也有学者指出（杨琦，2006），从盈利性和信贷配置角度来讲，外资银行竞争可能对东道国银行的盈利性产生冲击。其中，大多数研究提到外资银行竞争的“摘樱桃”战略，即外资银行将挑选具有盈利性的市场和财务状况好的客户，使得东道国银行的盈利性遭受冲击。同时由于这种策略，外资银行通常为信誉好的大公司服务，而忽略中小企业以及偏远地区的客户，这种“摘樱桃”的竞争行为使得本国银行将不得不面对风险性更高的顾客，从而提高银行投资组合的整体风险水平，增大体系的不稳定性；另一方面，外资银行的参与往往能提高信贷分配的质量，因为跨国银行具有更好的信贷风险定价的技术，这将有助于提高体系的稳定性。对外资银行进入的限制与较低的信贷组合质量正相关，同时银行部门的脆弱性上升了。比如在印度，外资银行贷款的80%集中在工业和商业中的获利能力较高的企业和部门。这些企业一般信用较高，偿债能力较强，而其他行业则难以取得外资银行的贷款，这可能会加剧行业发展的不平衡。

5总结

外资银行对东道国的影响会和一国的特性相关，例如：一国的银行规模、国家政策、国家所处的金融开放时期等等，并不能一概而论，但是应该肯定的是，在外资银行进入继续增加的长时间内，随着我国金融服务业对外开放过渡期的结束，外资进入我国银行业的数量、种类和规模必定都会有所增加。此时，分析研究外资银行进入给我国经济发展造成的影响愈显重要。

参考文献

［1］张蓉.外资银行进入与东道国银行体系的稳定性：以新兴市场国家为例［J］.经济与管理研究，2008，(2).［2］汤碧.外资银行进入对我国的利弊分析［J］.国际经贸论坛，2007，(6).

东道国范文篇5

南京大学学者焦建东参考中国具代表性的14家商业银行（4家国有商业银行和10家综合性股份制商业银行）1997-2006年资产负债表及损益表中数据，采用GLS估计方法，得出结论：外资银行的进入程度对我国国内商业银行收入效率、盈利效率和经营稳健性产生显著的正面影响，对营运费用率有显著负面影响。

而学者林可全、王韵亭（2008）采用阶段性研究方法和充分考虑各自国情及宏观因素下的计量模型进行研究，认为东道国处于金融开放的不同阶段，外资银行对东道国银行体系效率产生的影响是不同的。

（1）外资银行进入初期：东道国各项金融配套和监管水平尚处于初级或无经验阶段，国内银行由于垄断、保护处于强势地位，银行业效率较低，竞争不充分。此时外资银行的进入一定会受到来自既得利益者的阻碍，加上东道国监管能力不强，外资规模不大，尚没能对整个银行业的效率提高产生明显作用。

2对利率的影响

从理论角度看，由于外资银行的进入，市场上资金供给参与者的增多，迫使竞争者降低存贷差，以能够在竞争中立足。

学者胡静认为：外资银行外汇贷款利率完全不受中央银行管制，外资银行市场份额的增加实际上意味着不受利率管制的金融业务量增大。结果必然会减弱中央银行利率管理的有效性。



3对银行体系稳定性的影响

关于外资银行进入对东道国银行体系稳定性的影响有不同看法。

4对信贷资金的影响

5总结

参考文献

［3］焦建东.外资银行进入对我国银行业绩效影响实证分析［J］.金融观察，2008，(2).

东道国范文篇6

关键词：外资银行；东道国银行；影响

1对银行绩效的影响

2对利率的影响

从理论角度看，由于外资银行的进入，市场上资金供给参与者的增多，迫使竞争者降低存贷差，以能够在竞争中立足。



3对银行体系稳定性的影响

关于外资银行进入对东道国银行体系稳定性的影响有不同看法。

4对信贷资金的影响

5总结

参考文献

东道国范文篇7

一、跨国银行准入东道国证券业的利益冲突及其危害

所谓利益冲突（ConflictsofInterest），是指某个人、某些人或某类利益集团同时对于不同的某些个人、集团或者组织以及某种事物在忠诚和利害关系上发生矛盾的现象。混业经营体制下存在的利益冲突一直是分业经营的支持者反对银证融合的有力理由，跨国银行特有的国际背景则加剧了利益冲突的复杂性。其实，归根到底，跨国银行准入东道国证券市场的利益冲突是由于信息不对称（AsymmetricInformation）而引发的。[1]这种信息不对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跨国银行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和资源优势，掌控着有关自身金融服务的全部信息，而其客户的信息供给渠道则完全受制于跨国银行，因而强弱悬殊的信息差异可能诱使跨国银行及其工作人员为牟取利益而滥用信息优势，从而损及客户的利益；另一方面，虽然东道国监管当局对跨国银行有资料申报和信息披露的要求，但跨国银行在资本觅利性的驱动下为了规避监管，牟取暴利，经常隐瞒或虚报信息资料，与监管当局玩起“猫鼠追逐”的博弈游戏，使“监管落空”的局面频频发生。

上述利益冲突在实践中造成种种弊害，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2]

1、银行、证券市场特质迥异，若银行过度介入证券业务，将会增加银行的经营风险，危及银行的安全稳健经营。若银行自行承销、买卖而持有的证券数额较大，在证券市场波动频繁时，银行的清偿能力及经营体系将处于不稳定状态，一肆股市暴跌，便会危及银行的自身安全，进而殃及整个信用体系。

2、跨国银行相对于其客户及东道国监管当局的信息优势促使其肆无忌惮地从事内幕交易，从而损害了投资者的利益，危及东道国的金融安全。内幕交易是一种“隐匿的不正当竞争行为”，[3]跨国银行由于其地位的特殊性，较其客户和一般竞争者更具信息资源可获性的优势，股价上扬和下挫的知情者与不知情者其胜负早已成为定局，且跨国银行为了实现利用内幕信息获利的目的，往往阻碍内幕信息的公开时间，从而使投资者由于信息不畅、不实、不详，决策失误而招致损失，对监管当局亦产生监管滞后和监管落空的问题，严重违背了“公开”、“公平”、“公正”的证券交易基本原则，破坏了正常的证券交易秩序。

3、跨国银行与其客户的利益冲突，客观上增加了证券市场的风险，危害了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跨国银行为了增加承销收益或规避承销风险，往往利用优惠的融资条件或其它诱惑吸引投资者从事证券交易，从而产生银行信用扩张的效果。此外，基于自身持有证券的利益出发，跨国银行可能会试图通过经纪（braking）或造市（market-making）等手段来推销手中的证券，同时，作为证券交易中介的跨国银行还可能诱导客户进行更多的交易以获取额外的佣金收入。

4、利益冲突的发生会损害跨国银行在社会公众中的声誉，降低跨国银行的信用，影响其筹资功能，尤其是跨国银行如果在多个东道国同时危害了当地投资者或存款人的利益，东道国监管当局可能基于金融安全的考虑而裁撤其准入资格，其余拟接纳该跨国银行准入的东道国也会以跨国银行有不良“前科”为由，拒绝跨国银行准入本国证券业务的申请。

二、跨国银行准入东道国证券业的组织模式

（一）以美国为代表的银行持股公司模式

1933年美国国会通过的《格拉斯－斯第格尔法》（Glass-SteagallAct，以下简称GS法）明确规定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在业务上必须严格分离，从而奠定了此后半个多世纪美国银行分业经营的基本模式。尽管有GS法的严格限制，但试图寻求利润最大化的跨国银行并没有放弃进入证券市场的努力，它们一直伺机绕过GS法所确立的“格拉斯－斯第格尔墙”（Glass-SteagallWall）从事证券业务。在此情势下，银行持股公司便应运而生。根据美联储的定义，银行持股公司（BankHoldingCompany）是指直接或间接地控制一家或多家银行25%以上表决权股份的公司。在某些情况下，尽管公司持有的股权低于25%，但它能通过其它方式有效控制银行董事会的选举，并有能力对银行经营管理决策施加决定性影响，这样的公司也可称之为银行持股公司。[4]1956年出台的《银行持股公司法》规定，银行持股公司可获准在其它金融业务中设立与银行业务“密切相关”（closelyrelated）的子公司，如证券经纪人贴现公司、保险公司、财务公司等。持股公司的设立并非为了控制银行，它本身也并非经营实体，而是美国与外国的跨国银行用于实现跨业经营和扩大经营地域的一种变通形式。

实际上，在1978年之前，跨国银行以银行持股公司和“爱治法公司”（EdgeActCorporation）的形式肆意参与证券业务，几乎未受美国联邦法律的制约，外国银行在跨业经营和地域扩张（geographicexpansion）的“超国民待遇”招致美国本土银行的强烈不满，在银行利益集团的驱动下，1978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国际银行法》（InternationalBankingAct）。其主要规定如下：[5]

1、限制外国银行在美国各州之间的存贷款活动；

2、要求外国银行分支机构与代表处适用美联储关于国内银行的标准和要求，实行国民待遇；

3、要求经营零售业务（指10万美元以下的存款业务）的外国银行分行办理存款保险；

4、要求外国银行适用美国立法关于银行持股公司从事非银行业务的限制；

5、加入联储系统的外国银行分行或代表处，可享有美联储的折扣和优惠待遇。

这部法律基本上对外国银行准入证券业采取“国民待遇”，其实所谓“在相同条件下即予外国与本国银行待遇的平等性”（parityoftreatmentbetweenforeignanddomesticbanksinlikecircumstance），实际上是要剥夺外国银行既得的竞争优势，减弱其在美国金融市场上的竞争力。[6]

1999年11月，在经历了漫长的辩论之后，美国国会最终通过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并经克林顿总统签署成为正式法律。《金融服务现代化法》对美国20世纪60年代以来有关银行分业管制的法律规范作了突破性修订，废止和修改了诸如《格拉斯－斯第格尔法》、《银行持股公司法》等一大批在美国金融体系中举足轻重的金融法律，在放弃分业走向混业的道路上“整合”了美国的金融法制。与人们预先的猜测不同，该法并没有废止银行持股公司这一分业经营模式下银行变相从事证券业务的组织形式，二是从法律上减少既往立法对银行持股公司在金融业务上的限制和要求，确立了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之间相互参股和业务渗透的合法性，将传统的银行持股公司升格为“金融持股公司”。[7]这意味着银行持股公司模式从此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可以从规定的实施时间开始，自由从事包括银行、保险、证券发行与交易在内几乎所有的金融业务，从而实现跨国银行梦寐以求的混业经营。

（二）以日本为代表的异业子公司（SubsidiaryforDifferentBusinessActivities）模式

1992年《金融改革法》允许日本银行可以异业子公司的形式从事全能化金融业务，并对该模式作了详细的法律规定：

1、日本的异业子公司模式既不同于美国式的银行持股公司制，也有别于德国的全能银行制，是一项独特的银行跨业准入模式。母行须建立子公司并控制子公司50%以上的股本方可参与其它业务。

2、新设异业子公司的业务活动范围须受一定限制。例如银行的证券子公司在设立之初不得从事证券经纪业务。

3、建立“防火墙”制度，例如要求银行与其证券子公司或证券公司与其银行子行在进行交易时贯彻“保持距离”（atarm‘slength）原则。

4、商业银行可从事资产抵押类（asset-backed）的证券交易及私募发行业务。

5、扩大解释对“证券”的法律定义，以涵盖股票、公司债券、商业票据等诸多领域，适应资产证券化的发展需求。

（三）以德国为代表的全能银行（UniversalBank）模式

德国的全能银行最具开放性和自由性，它可以涉足几乎所有的金融业务，不仅包括商业银行的存、贷、汇业务，投资银行的债券、股票、外汇、期货、衍生性金融产品业务，还包括保险、项目融资、投资咨询、证券经纪、基金管理、抵押、租赁等金融业务。德国也因此成为混业经营体制的典范。德国的全能银行制具有深厚的经济、历史、文化背景。历史上德国重工业的诞生就得到银行强有力的业务支持，二者形成了难以分离的血肉联系。19世纪时新统一的德国对证券转让征收转让税，为了逃避税负，股票所有人大多将股票存托于银行，由银行代其进行交易，从而形成根深蒂固的银证融合传统。

尽管德国银行法也允许银行通过设立子公司的形式参与证券业务，但德国银行显然认为这种作法既不经济又繁琐累赘，而宁愿自身直接从事证券业务。德国全能银行模式最大限度地拓宽了银行的利润来源，多元化经营客观上也有分散风险的作用，从而有助于银行“做大做强”，成为跨国银行普遍青睐的跨业准入形式。

三、跨国银行准入证券业所产生利益冲突的法律监管

由于跨国银行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领先的技术优势、丰富的经营管理经验以及由此所肇造的得天独厚的规避与扩张能力，东道国监管当局对其准入本国证券市场均深怀戒心，即使是在金融业高度发达的国家，其监管当局也采取一系列法律监管举措以扼制跨国银行跨营证券业所可能产生的利益冲突问题。

（一）从源控制――加严跨国银行进入证券市场的准入条件

1、必须符合资本十分充足（well-capitalized）的要求。具体判断外国银行是否达到资本十分充足的要求，有以下一些辅助性标准：（1）外国银行的母国监管当局已采取《巴塞尔协议》规定的资本金管理标准；（2）必须符合如下一些资产比例要求：一级资本与风险总资产比率需达6%，总资本与风险总资产的比率需达10%，一级资本与总资产的杠杆比率需达3%；（3）美联储理事会认定该外国银行的资本质量与相应美国银行的资本具有可比性。

2、必须达到良好管理（well-managed）的要求。根据美联储确立的内部评审标准，一家被确定为达到“良好管理”标准的银行应具备如下法律特征：（1）外国银行必须就其在美国境内的全部分支机构取得至少一项满意的综合评级；（2）外国银行的母国监管当局必须确认其已同意该银行在美国境内扩展证券业务；（3）外国银行的管理层必须达到一家“良好管理”的美国银行所要求的标准。

3、综合并表监管要求。美联储理事会要求母国监管当局必须有能力对申请银行进行综合并表监管，如果一家外国银行不受母国监管机关的并表监管，即可被认为是不符合“资本十分充足”和“良好管理”要求的银行，美联储可径行裁决不许其转化为金融持股公司。

（二）自律约束――“信息长城”机制

“信息长城”（ChineseWall），亦称为“中国墙”或“信息隔离墙”（Information-retakingWall），是综合性银行内部设置的一种信息隔离机制，目的是为了控制或者隔离不同部门之间的信息流动，防止利益冲突及内幕交易的发生。

虽然“信息长城”制度最初仅限于对综合性证券机构滥用信息优势的行为加以规制，但随着世界范围内银证混业经营的迅猛发展，许多国家将“信息长城”扩展适用于以跨国银行为主体的金融集团。例如在1986年伦敦金融“大爆炸”（theBigBang）后颁布的1986年英国《金融服务法》在第48（2）h条中明确要求从事证券投资业务的金融机构“授权或要求被授权的人将其在从事一部分业务的过程中得到的信息由其保留，防止在从事其它部分业务过程中接触的人所取得。并且为此目的授权或要求由一部分业务的受雇人保留该信息，防止其它部分业务的受雇人取得”。

各国立法对于信息长城制度多作如上述英国《金融服务附录》的原则性规定，并没有限定“信息长城”机制的具体形式。这主要是考虑到“信息长城”本质上是一种经法律确认的自律机制，各金融机构的具体情况千差万别，如何保障机构各部门间的信息隔离，应根据各金融企业自身的特性辨症施治，从外部设置整齐划一的模式只会适得其反。从英美金融集团的实践来看，一项有效的信息隔离机制至少应满足如下一些条件：

1、金融集团各部门应制订和散发正式的行为守则。守则至少应涵盖如下内容：（1）哪些情况下可能发生对信息的滥用和利益冲突；（2）信息隔离的具体手段和程序，如跨部门查阅资料的限制、公共场所不得谈论内幕信息、跨部门职员调动的限制等；（3）规定详尽的罚则。

2、集团内应设立专门的部门或人员负责该守则的执行。

3、上述专门机构与人员应定期、经常地监督、检查守则的执行情况。

4、应确定可能存在信息泄露风险的重点防范部门，备有突发性内幕信息泄露的应急处置方案。

5、对机构职员进行培训，教育和警诫他们不得滥用或泄露内幕信息。

6、应当制订跨部门信息流动的标准程序，并严格遵照执行。

7、应当对公司所有的交易、咨询及其它业务登记备案。

“信息长城”是在监管当局授意下由金融集团自身设置的“自律性”机制，实际上是一种间接监管，即监管当局对金融集团的业务及内部结构并不直接加以管制，而只要求金融机构设置某种信息隔离机制来实现监管的目的。跨国银行进入东道国证券市场后，由于其组建的金融服务集团部门庞杂、业务繁多，对其的监管尤其是跨业监管成为令监管机关相当头疼的棘手问题。因此，有些国家的监管当局正考虑对跨国银行施予“信息长城”的硬性要求或干脆将“信息长城”作为跨国银行进入本国证券市场的条件，如此既可以避免直接管制可能耗费的巨额监管成本，又可对利益冲突和内幕交易进行必要的预防和控制。但有些学者对此表示疑虑，他们认为上述目标只是监管当局一厢情愿的想法，实践证明跨国银行及其业务部门在盈利性和安全稳健性的思想斗争中，永远是前者占上风，依靠跨国银行自律建立的“信息长城”薄得像层纸，在跨国银行资本觅利性的驱动下很容易就会支离破碎。为此，SEC要求在传统的“信息长城”机制上补充两项重要制度：“限制清单”和“监视清单”。

“监视清单”（WatchList）有效地弥补了“限制清单”的上述缺陷。所谓“监视清单”，是指当金融机构由于可能拥有有关某种证券的高度敏感的信息而不便将其列入限制清单时，应将其列入一更为机密的清单，只供少数高级管理人员掌握。对于被列入监视清单的证券，金融机构应对其业务予以监控，并尽量对其分析、研究和交易保持低调。与限制清单不同，金融机构对烈日监视清单的证券并不禁止其交易，也不在机构内披露，而只是由少数高级管理人员进行秘密地控制，以预防或阻止内幕交易及其它可能产生利益冲突的行为发生。

（三）风险隔阻――“防火墙”（FireWall）制度

风险传染问题在各国的金融集团中都屡见不鲜，如何允许跨国银行从事证券业务而又不危及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呢？“防火墙”的制度设想便应运而生。各国对“防火墙”的制度设计各不相同，但均具有以下两大构成要件：

1、法人防火墙――跨国银行须通过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联属机构”（affiliate）兼营证券业务。如美国的跨国银行早先采用银行持股公司的证券子公司的形式参与证券业务，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颁布之后，转而以金融持股公司的形式兼营证券业务；日本则要求跨国银行介入证券业必须采取异业子公司的形式。

2、业务防火墙――在银行与经营证券业务的关联机构之间设立防范利益冲突和危机传染的风险隔阻机制。具体涵盖以下一些内容：

（3）对交易条件和交易期限的限制。如美国要求银行不得为支付证券公司所承销的证券本息而向个人放贷，证券公司不得在承销期或承销结束30日内向银行或信托账户出售证券；日本规定银行与证券公司之间的交易条件应当与银行与其它客户正常的交易大体相同，而且上述交易应当以不损害银行的稳健经营为原则，除非该交易或行为经大藏大臣的批准，认为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

（4）母子公司经营场所的限制。如日本监管部门要求证券子公司不得与母公司设于同一幢建筑物内；证券子公司的分支机构若与母公司位于同一建筑物内，必须分设于不同楼层且分设出入口等。

东道国范文篇8

为了指导各国保险监管当局在监管国际保险机构和保险集团的国外业务经营时进行有效合作，以增强保险监管的有效性，使投保人和潜在投保人了解保险机构的财务状况和偿付能力，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曾经专门颁布了国际保险机构和保险集团跨国业务的监管原则。

（一）任何外国保险机构都不得逃避监管

各国保险监管机构之间合作的主要目的是确保没有任何保险机构逃避监管。在注意避免重复监管的同时，每一个监管机构都有义务确保其辖区内所有的外国保险机构均受到有效监管。对子公司和分支机构的监管是有不同之处的，子公司一般应由东道国辖区监管，并受到东道国对资本充足性和偿付能力的规章约束。分支机构通常由东道国辖区实施日常监管，但分支机构的偿付能力既可由母国辖区，也可由东道国辖区适用的条款来评估，东道国辖区的监管当局也可以借助母国辖区监管当局的评估结果得出自己的判断。

（二）所有国际保险集团和国际保险机构都应受到有效监管

在决定是否给辖区内外国保险机构的子公司或分支机构授予许可证或延长许可证时，东道国辖区监管当局需要对国外保险机构在母国辖区被监管的有效性进行仔细评估，必要时须向母国监管当局咨询。这种评估应考虑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的一般监管原则和标准，以及母国监管当局应用处罚条款限制与有效监管冲突的保险机构的能力。传统的保险监管方式一般把重点放在对每个保险公司的单独监管上，因为与银行等金融机构相比，保险机构不那么容易受到传染性连锁风险的危害，它们也不那么容易对大范围的金融体系造成系统风险。保险监管当局尽量对其辖区内设立的单个保险公司筑起一道“篱笆”，以便把它与同一集团的其它机构隔离开来。然而，当保险机构的母公司对其他保险机构或金融机构有实质性的参股时，在评估母公司和整个集团的财务能力时，把由于集团的存在而可能造成的潜在风险考虑进去就显得非常重要。

（三）设立跨国界保险机构应由东道国和母国国监管者协商决定

东道国监管当局需要就许可证申请的某些方面向母国监管当局咨询，它在授予许可证之前应该进行必要的核实工作，以确保申请者的总部或母公司所在国的监管当局没；有不同意见。这一过程为母国监管当局提供一个机会，使它能够把不同意其所监管的保险机构跨境设立子公司或分支机构的理由告知东道国监管当局，并可以建议东道国监管当局拒绝颁发许可证。东道国监管当局在没有得到母国监管当局的肯定答复，或在收到有保留的答复时，应考虑选择拒绝许可证申请、加大监管力度或对授予许可证提出附加条件等，并且应该将自己所采取的措施通报给母国监管当局。东道国监管当局在对那些偿付能力在母国辖区没有受到谨慎管理的国外保险机构，或者没有明确的母公司对其负责的合资公司进行许可审查时，应特别谨慎。是否授予许可证的最终决定，应由东道国监管当局根据非歧视性标准作出。同时，母国监管当局也应当掌握它们的保险机构所属的所有跨境机构的情况。

（四）提供跨境保险服务的国外保险机构应该受到有效监管

是否允许国外保险机构在某一辖区提供跨境保险服务，通常涉及该辖区的法律问题。当消费者能不受任何约束，自愿、寻求国外保险服务时，一般认为他们应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然而，当允许积极推销跨境保险产品时，东道国监管当局通常需要了解该国外保险机构在其辖区内推销保险产品的真实动机，并进行核实，以确保该保险机构的偿付能力在母国辖区受到了谨慎的监管。另外一种方式是通过专门的许可证审核程序，或采用具体的安全措施，来保护本国投保人的利益。如果允许积极推销跨境保险产品，母国监。管当局对确保保险机构的偿付能力负有主要责任，而东道国监管当局则应非常认真地考虑母国监管当局对保险机构拟开展的跨境经营活动提出的保留或反对意见。母国监管当局如果认为其辖区内的保险机构没有充足的财务能力、或者没有对其业务进行有效管理所必需的专业知识，它就应该阻止该保险机构到境外推销其保险产品。

二、关于跨境保险活动相关国家保险监管当局之间的监管信息交流问题

（一）母国监管当局的信息需求

母国监管当局的主要希望是能够及时、充分地得到保险机构总部或母公司的有关信息。为此，需要建立一个完善而又可以核实的报告体系，要求任何一个境外的子公司或分支机构都应向其总部或母公司报告，并且还必须有满足特别信息需求的可行办法。为此，母国监管当局应要求保险机构健全内部控制制度，设在国外的机构应向总部或母公司定期提交综合性的报告，以便母国监管当局能够对该保险机构的总体财务状况及其内部控制制度的有效性进行比较准确的评估。如果东道国监管当局有理由怀疑某一外国保险机构出现比较严重的问题，就应主动通报母国监管当局。因为东道国监管者通常处于发现问题的最佳位置，所以应该主动采取措施。母国监管当局有可能希望对其国外保险机构上报的资料进行独立核实，当母国监管当局需要跨境检查时，东道国监管当局应当允许。如果母国监管当局暂时不能进行跨境检查或者不拟启动跨境检查程序，它可以向东道国监管当局提出咨询，请求东道国监管当局对该保险机构跨境活动的情况进行核实或做出评价。当东道国监管当局决定撤消某国外保险机构的许可证或采取类似行动时，它应在可能的和适当的时候事先向该机构的母国监管当局发出预警。东道国监管当局应该向母国监管当局通报任何由于提供跨境保险业务活动引起的问题。

（二）东道国监管当局的信息需求

如果母国监管当局对母公司或整个集团的审慎监管能力和政策措施有充分了解，那么东道国在对国外保险机构实施监管的效果就会更好。为此，母国监管当局应向东道国监管当局通报对其保险机构跨境经营活动有重大影响的监管措施，让东道国监管当局根据自己的判断行事。母国监管当局应积极回复东道国监管当局提出的各种信息要求，如当地机构的业务活动范围、在集团内的作用和内部控制情况，以及东道国监管当局进行有效监管的其他相关信息要求。当母国监管当局对某一特定辖区的监管标准有疑问，并因此而准备采取可能对该辖区国外保险机构产生重要影响的措施时，它应事先与东道国监管当局沟通和协商。一般来讲，母国监管当局应尽可能地让东道国监管当局对跨境保险机构保持信心。即使在敏感时期，如某一保险机构将发生产权变化或面临问题时，母国监管当局与东道国监管当局之间的充分沟通也会对双方都有利。母国监管当局应积极回复东道国监管当局提出的有关在东道国提供跨境保险服务的保险机构的各种信息要求。

（三）信息交流的保密问题

进行监管信息的自由交流可以增强监管者之间的有效合作。当然，这种自由要受到一些旨在保护信息提供者和接收者的条件限制。不同辖区有不同程度的保密规则，这对监管信息的传递可能造成一定障碍。如果辖区的保密要求限制了不同保险监管当局之间的信息共享，或者有的监管当局不能对其他监管当局提供的信息予以保密，那么这些辖区的监管当局则应考虑着手审查其保密要求，总的原则是获得的信息只能用于与监管金融机构有关的目的；应允许信息双向流动，但不能要求信息的形式和详细特点严格对等；所传递信息的秘密性应受到法律保护。当然，所有保险监管当局都应该遵守职业保密制度，对其活动过程中，包括进行现场检查时所获得的信息保密。获得信息的监管当局如果准备根据所获得的信息采取行动，应在可能的情况下与提供信息的监管当局协商。至于被监管机构的信息被监管当局之间交流以后，是否应把监管当局之间沟通的情况通报给被监管机构，目前仍是讨论的问题，实践中往往要视具体情况而定。

三、关于金融集团模式下对被监管机构高层管理人员和重要股东的资格考察问题

在金融集团模式下，对被监管机构高层管理人员和重要股东的资格考察的目的在于确保金融集团内部有关机构的监管当局能够有效行使他们的职责，对这些机构是否得到审慎的监督和指导，以及主要股东是否对这些实体构成损害等问题做出评估。同时也可以促进不同监管机构之间的磋商和信息交流，从而实现有效监管。

（一）对金融集团模式下对被监管机构高层管理人员和重要股东的资格考察的目的和主要内容

银行、证券和保险机构高层管理人员的品行和能力是审慎监管的重要内容之一。确保被监管机构得到审慎稳妥的管理和指导的责任根本上属于被监管机构自身，监管当局期望这些机构采取必要措施，确保经理、董事以及持股超过一定数额或者对业务有重大影响的股东能够达到监管当局提出的称职、适当以及其它要求。对经理、董事和主要股东在这些方面进行考查是监管当局为了确保被监管机构能够以稳妥和审慎的方式进行经营的常用监管机制。如果经理、董事和主要股东不能达到称职、适当或其它资格方面的标准，监管当局一般可以动用制裁手段，促使其采取补救措施。金融集团所属的不同机构，往往要分别接受不同机构的监管，各监管机构分别依据相应的法律和规定对管辖范围内的机构进行称职、适当或其它资格方面的考查。在行使职责时，不同监管机构之间应当进行积极的协调与沟通。称职性考察通常要评估经理和董事的才能以及他们完成岗位职责的能力，而适当性考察则主要是评估他们的品行操守。在确认能力方面，监管机构通常审核其正式的资格证书、以往经历和一贯表现。在评估品行和操守时，重点是犯罪记录、经济状况、因债务引起的民事诉讼、拒绝加入专业组织或被专业组织开除，其它相似行业监管当局进行的处罚，以及过去的不良商业行为。有关评估主要股东称职、适当或其它资格的因素包括商誉、财务状况，以及他们的权益是否会对被监管机构构成负面影响。

东道国范文篇9

由于金融风险的感染性，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很快就波及到欧洲国家。特别是东欧国家，加入欧盟时间不长，其金融体系尤为脆弱，在危机的冲击下几近崩溃。东欧国家的金融危机，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东欧国家的金融体系过于依赖西欧国家;同时，这场金融危机也暴露了欧盟跨国金融监管体制中存在的严重漏洞。当具有特殊金融体系结构的东欧国家面临流动性困难时，欧盟在对跨国银行监管制度中所采取的母国监管制度根本没有发挥监管保障作用，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东欧国家的金融体系一步步走向崩溃的边缘。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以西欧国家为母国的跨国银行在欧盟得到了蓬勃发展。跨国银行的兴旺，给欧盟各国的金融发展都带来极大的促进作用，那些新近加入欧盟的中欧和东欧国家尤其如此。这些国家大多是已经将金融市场完全自由化的中等规模国家，以西欧发达国家为母国的金融集团控制着这些国家的国内银行业体系以及大部分的银行业资产。斯洛文尼亚36%的银行资产由外国金融集团所掌控，而爱沙尼亚的这一比例甚至高达97%。［1］7自2005年起，欧洲五大银行在各主要中东欧国家的市场集中率维持在48%到99%之间［2］，也就是说，少数几个跨国银行集团控制了中、东欧国家银行业的绝大部分份额。即使是在欧盟新成员国中最大的国家———波兰，外国银行在该国市场所占的份额也很大，以致它们对波兰金融体系的影响远远大于它们的母公司对母国金融体系的影响。［3］211－229

外国银行推动了中欧和东欧国家的国内金融市场转型，使它们能够迅速赶上较发达国家的步伐。这些外国银行并购了很多东道国的当地银行，对它们改进管理结构、注入资金和技术，并且开发了新的市场，包括消费贷款和对那些难以通过外部融资获得资金的企业进行贷款。在这些外国银行所采取的经营策略的推动下，中、东欧东道国的金融业得以迅速发展。1998年，中、东欧国家刚刚开始发展金融市场时，它们的金融市场大多落后于GDP水平相当的其他国家，但是2000年之后，它们已经基本赶超上来。在随后的短短5年时间内，这些国家的信贷相对于GDP的比例就翻了一倍，某些国家的比例甚至高达三倍。［4］

2006年年末，保加利亚、克罗地亚、捷克、爱沙尼亚、匈牙利、拉脱维亚、波兰、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等国家对私营部门的信贷年增长率从17%增加到64%。［5］这样的数据已经足以让人惊讶，但事实上这些数据仍然低估了实际的信贷增长，因为它们只计算了国内银行的信贷膨胀增长，没有计算对居民、企业的跨境直接借贷。面对金融业的高速增长，中、东欧东道国的监管机构开始担心本国金融业的发展，它们尤其担心信贷市场的快速扩张将难以持续，并且迅速扩张还有可能导致金融危机。于是，这些东道国开始采取措施以减缓国内金融中介信贷扩张的速度，对它们提出更高的资金储备要求，并规定每个银行信贷量的上限。［6］15然而，这些监管措施对于抑制信贷扩张的效果微乎其微，信贷扩张仍在快速膨胀。东道国的监管者们发现，总体来说，那些在东道国获准经营的外国银行的子行还是遵守了新的信贷限制规定，但是它们设立在母国的母公司却并不通过它们这些子公司输送信贷，而是直接提供贷款给东道国的消费者们。另外，一些驻地在母国的母公司还在东道国设立了很多融资租赁公司和其他机构，这些机构能够像银行一样向东道国注入大量信贷资金，并且不受东道国银行业监管规则的规制。因此，东道国监管机构颁布的新监管措施，对于跨国银行集团而言并没有起到有效的监管和规制的作用。［1］6面对这个棘手的问题，东道国的监管机构与母国监管机构进行了磋商，希望能够在监管跨国银行问题上形成母国和东道国之间的监管合作机制。然而，银行母国的监管机构对这些问题却不以为然。它们认为，这些跨国银行不仅仅是在提出这些问题的东道国从事经营活动，它们还在其他很多国家也进行诸多金融产品的经营，母国监管机构觉得自己没有理由去干涉。

恰恰在此期间，美国的金融危机开始溢出其国境，引发了全球性的信贷紧缩。由于全球金融市场中的流动性发生紧急刹车，这些跨国银行的母公司发现自己也很难从银行间市场募集资金来继续在东道国的扩张性经营策略，于是它们舍车保帅，大量削减在外国市场的信贷活动。外国银行的信贷急剧收缩，使得中欧和东欧国家的金融市场遭受了资金大量外流的打击。2008到2009年间，从外国的资金流入忽然停止，随之而来的是东道国国内资金开始大量外流，这使得东道国的经济直线衰退，很多国家被迫向多边国际组织寻求帮助。在此期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很多国家提供了紧急贷款。欧洲复兴开发银行与世界银行及欧洲投资银行设立了一个联合行动计划，投入245亿欧元以支持这一地区的银行业。另外，欧洲中央银行也为欧元区外的中央银行提供了额外的流动性帮助。作为欧盟诸多跨国银行东道国的中欧、东欧欧盟成员国，在此次金融危机中损失惨重。

二、跨国银行监管制度的缺陷

过去20年里，为了缓和国家保护主义，便利跨国银行进入外国市场，减轻跨国经营的金融机构的监管负担，各国立法者以及广大学者付出了不懈的努力、做出了智识上的贡献，把分裂的各国金融市场整合成为单一的全球市场，由此催生出了一系列监管规则。以共同认可的审慎监管标准为基础的母国监管原则，已经成为设计和建构大部分跨国金融机构监管制度中的核心原则。母国监管原则首先确立在《巴塞尔资本协定》之中。欧盟在其金融监管中同样采用这一制度。比如说，欧盟设立了“单一银行执照”制度，即已经在一个成员国获得执照的金融中介，在其他的成员国提供金融服务和设立分支机构时无须另行取得监管许可，这是对现行的“母国———东道国”监管体系的进一步强化。

对跨国金融机构进行有效监管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要确保各个国家监管职能的有效分配和监管者之间的协调合作，因此，对跨国金融机构监管的国际监管机制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是监管权力和责任在各个监管者之间的分配。一项有效的跨国金融监管机制必须保证监管权责分配一致，并且要促进监管者之间的积极合作。但是，目前巴塞尔协议和欧盟规则中现存的以母国为中心的跨国银行监管体制，均不能满足这两方面的要求，它们所确定的母国和东道国之间监管责任的分配，并不能很好的缓解东道国和监管国之间在监管方面存在的利益冲突。在欧盟现行监管体制下，监管管辖权分配的设置仅仅与金融中介机构的形式相关联，因而东道国对于跨国银行在本国境内活动的监管权力受到限制。毫无疑问，巴塞尔协议中注重母国监管机制有效运作的前提是，跨国金融服务提供者所进行的核心金融行为，主要是发生在该机构的母国管辖范围之内，而跨国金融中介机构在母国之外所进行的金融行为，只占其业务行为的极小一部分，并且该机构的海外行为很少影响到东道国的金融体系，但是反过来，这些金融机构设立在母国的总部的行为能够实质地影响其在海外分支机构的经营，尤其是当这些分支机构在其东道国具有系统重要性时，这种来自母国的影响会对东道国的金融体系产生系统性风险。欧洲经济共同体国家从信贷繁荣到破产的整个经历表明，在那些本国银行业市场过度饱和的国家里，海外市场已经成为跨国银行发展的新目标，它们在东道国市场的活动日益活跃，而且在东道国的金融市场中占据着很高的市场份额，于是它们对东道国金融稳定的影响日益增强。如果东道国对此监管得力，这些跨国银行的到来可能会对该国金融市场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然而，当母国对跨国银行监管不力、东道国又无法监管时，东道国的整个金融体系都可能落入跨国银行的股掌之中，面临着不稳定的风险。［7］32

另外，国际上现行的跨国银行监管体制忽略了母国和东道国之间潜在的利益冲突，母国对于监管在东道国的银行分支机构的活动风险没有积极性。该体制几乎没有考虑到跨国银行的行为对两个国家制造的风险是不同的。母国的监管者主要关注的是银行的业务范围，而它们并不关心银行活动是否会对外国金融市场的稳定性产生系统性风险。与巴塞尔协议相比，欧盟的监管体制更加注重跨国银行母国的监管。欧盟的单一执照制度规定，一个成员国的银行首次在另一个成员国设立分行或提供跨境服务时，只需要通知后者的监管机构便可，只有设立子公司的情形例外。因此，这种制度实际上削弱了跨国银行在母国以外的其他欧盟成员国的市场准入监管。然而与此同时，欧盟的相关法律却进一步强调了母国监管者在合作监管中主导地位。①欧盟指令虽然规定了委托监管制度，使得东道国可以将其自身享有的在其领土范围内对外国子公司的监管权委托授权给该外国金融机构母国监管者来行使，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东道国运用过这种委托权。［1］20

总体来说，虽然巴塞尔协定以及相关的欧盟监管指令和指引都呼吁东道国与母国的监管合作，特别是在发生金融危机的时候这种监管合作格外重要，但是上文所提到的由于欧盟现行的监管体系所造成的监管权力与监管成本、风险承担分配的错位，导致了双方国家在监管上各自明哲保身、合作懈怠情形的出现。而与此同时，各国金融的相互依赖性不断增长。当欧盟中的那些中、东欧国家向外国金融投资者开放他们的边境后，其自身的金融市场被外国集团占据相当大的份额，并且大量的资金跨过边境涌入，这就使得这些东道国暴露在这些外国集团的金融活动的风险中。这样一来，现存监管体制下的母国对于跨国银行进行监管节制的脆弱性就更加凸显出来。在各个金融体系相互高度依赖的现实环境下，危机感染可能会发端于任何地方，继而蔓延祸及其他甚至全球的金融体系。［8］51因此，对于金融风险的早期觉察和防范是首要的，但是这一点实际上却很难做到，因为东道国和母国的监管者获取的信息总是不完整的。［9］31其中，东道国无法获取母国银行那些会影响东道国市场的活动信息，而母国监管者也无法获得足够的信息来了解母国银行的所有活动会如何影响外国金融市场。

目前，在母国监管者起主导监管作用的情形下，东道国监管者不能够对于这些跨国金融机构，特别是掌控整个跨国金融集团业务策略的母公司，进行真正有效的监管，而掌握监管实权的母国监管者希望通过监管成本在国外外部化的方式来避免本国监管不力的不良后果。欧盟各成员国之间国界的存在，使得他们在监管金融市场、承担金融风险以及承担损失方面各自独立，如此一来，各国就都试图将本国银行所承担的风险外部化，从而转嫁本国承担的金融风险以及损失。正因为如此，这些银行的母国监管者愿意不惜一切代价，保证提供足够的资金，以维持母国金融体系的稳定性，但是却将中、东欧市场的残局交给了国际金融组织来收拾。他们只关心其所监管的母国银行的稳定性，而很少对这些银行拥有巨大份额的其他国家金融市场的稳定性予以关照。作为这些银行行为受害者的国家，却要为此付出缓和相关风险和减少损失所带来的成本。最终，因金融危机而产生的成本和损失落到了这些国家的国民身上。然而，欧盟法和巴塞尔协定中典型的跨国金融监管者却只关注东道国对跨国金融机构子公司的监管失误可能对母公司和母国市场产生的不利影响。由此可以看出，欧盟所采用的、也是国际上通行的跨国银行监管制度存在缺漏，这正是导致东道国面临窘境的重大原因。虽然母国银行所采取的行为看似不会对母国银行自身以及母国金融市场稳定性造成任何影响，但是该行为实际上会给东道国造成极大的损失。而母国监管机构也不会愿意去内化这些东道国的特有风险，因为它们自己不会因此而遭受损失。最终，陷入金融危机的东道国只能求助于诸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欧洲复兴开发银行之类的多边贷款机构。

三、可能的改革方向

从以上欧盟跨国银行监管制度存在的疏漏来看，要解决跨国银行监管的问题，就必须有效解决监管管辖权配置与监管责任、不良后果损失承担错位的问题，并且要提高监管者之间合作监管的积极性，这才能够让跨国银行的东道国走出监管的窘境，建立适应现今金融市场监管需要的新监管体制。对于监管失误所导致的成本分配问题进行判断，不能仅仅只考虑相关金融机构的住所地，还要考虑提供金融服务所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的发生地、承受地，必须对各方监管者所承担的风险作出正确的评估和判定，它要求首先应当明确跨国银行的不良经营行为所导致的成本和损失最终由哪一个国家实际承担。

综上所述，对于跨国银行的监管，需要建立起一种新的监管权责分配制度。无论金融机构的性质如何(是银行还是非银行金融机构)，无论该机构在法律上的住所地是否位于该国境内，也无论该行为的发生地是在国内还是国外，东道国的监管者都应当对那些给本国金融体系造成实质影响的金融机构所实施的行为享有管辖权。不过，这种注重影响效果的金融监管并不能完全取代实体住所地监管体制，而只是作为原有体制的有效补充和完善。当然，在金融服务领域的实践中，以效果为基础的监管体制也可能面临两方面的问题:第一，该监管体制可能使得国际金融服务提供机构面临更大的监管负担，从而阻碍金融全球化的进程;第二，也可能阻碍各个成员国家监管者之间的合作。就第一方面的问题来讲，金融危机的出现将证明负担转移给了那些仍然坚持资本绝对自由流通主义的一方(国际金融服务提供机构)。在以效果为基础的监管体制下，进行跨国金融服务活动需要牵涉到多个国家的监管者，这也就不可避免的增加了跨国银行的交易成本，但是从社会福利的角度上讲，总归是损益相抵。国际金融市场的自由化以及跨国巨型金融机构的出现和壮大，加大了诸多国家国内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而增加这些机构进行国际资本不审慎的过度扩张行为的成本，则能在一定程度上减缓各国可能面临的以上风险。另外，监管权力的分配应当与各自所承担风险的大小相一致。同时，应当保证那些金融行为后果承担主体在金融体系内部的独立性。在流动资本方面，金融机构有权对目标市场进行选择，个别金融机构的母国应当有权对该选择权进行干预，因为该国将承担金融机构运营行为所产生的后果。如上文所述，拥有更大的潜在市场的国家享有更大的决定权力，而那些国内市场相对较小的国家则很难享有同等的权力。那么，他们将在国际金融活动中承担更大的风险。对于加强各国监管者之间合作的问题，授予各个监管者一定的监管权力和责任更有利于解决各国之间的分歧，加强相互合作。而现存的监管体制只将监管权授予了银行注册地所在国的监管机构。巴塞尔协议以及欧盟指令所建构的“监管者联盟(CollegeofSupervisors)”等制度都希望加强母国监管者和东道国监管者之间的合作，同时，它又特别规定母国的监管在这里起主导作用。如前面分析所指出的，这种制度架构在另一方面导致了东道国以及母国监管者双方监管的松懈。

相反，注重效果的监管体系则规定，由于东道国与母国监管者负有不同的监管目标，那么就应当根据具体情况作出具体分析，依据最终效果最佳的原则来确定采取何种监管合作的方式。当监管目标能得到很好协调，或者通过社会福利分析，可以认定某方监管者的监管目标优于另一方的时候，采用集中监管更为合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仍然坚持采取分散监管权的方式，当然会导致无效率的重复监管。而另一方面，如果各国监管者的监管目标相互冲突，或者很难确定哪个目标更为有利，那么在此种情形下，则应当采取分散监管的方式。而在实践中，各国监管者的监管目标往往会存在分歧，并且监管者很难预料未来可能发生的威胁，那么这就使得采用分散监管权的方式成为必然。诚然，此种方法可能增加监管的成本，因为这毕竟不像在监管者内部分配权力那么简单，同时，它还可能面临国家政策和法律的挑战。一旦缺乏相关条件，这种制度就不能达到原有的目的。但是采用这种方法可以为各国监管者提供积极监管的动因，也就使得监管者负有了相关的监管权力和责任，这便对各国间的监管合作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另外，如果进一步规定各国监管者为协助合作监管所采取的行为将免于承担监管行为所产生的最终后果，那么就更有利于促进以上合作监管的实行。

东道国范文篇10

(一)东道国的市场规模。东道国市场规模是对外直接投资(FDI)的显著决定因素，这一结论在实证研究中比较一致。20世纪90年代一些研究者对特定国家和地区的研究，表明真实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市场规模的变量是FDI的显著决定因素。朱津津(2001)认为，GDP总量的规模较大，反映地区消费市场容量较大，就是市场需求较大。项本武(2006)在其研究中得出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与接受投资的东道国GDP是显著负相关关系。

(二)双边贸易联系。出口是一国对外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FDI与出口之间被认为存在一种因果关系，企业最初的外国市场联系是从偶然的、零星的产品出口开始。随着出口活动的增加，母公司决定有必要在海外建立自己的产品销售子公司。最后，当市场条件成熟后，母公司开始进行海外直接投资，建立海外生产制造基地。此外，出口水平也是东道国市场的一个间接指示器。因此，用对东道国的出口作为反映双边贸易联系和经济联系的变量，反映了产品在东道国市场的竞争力，是FDI的决定因素之一。

(三)东道国的汇率水平。国际投资从货币相对强势国家流向货币相对弱势国家，主要因为强势货币具有购买力的优势，可以在货币相对弱势的国家获得较低的资本成本。在一个低资本成本的东道国，外国公司能够以一个比其母国国内公司低的贴现率来资本化其在外国市场上的未来收益，这样就刺激相对强势货币国家的公司更多地对外直接投资。根据这一理论，如果东道国货币相对于母国价值越高，那么母国货币在东道国的购买力越弱，从而对其直接投资越少；反之，则投资越多。

(四)东道国的税收政策。大部分研究将税收作为FDI的决定因素，理论上，高公司税减少了公司净收益，从而阻碍FDI。实证结果却表现为两种倾向：一部分研究并没有发现东道国公司税对FDI有显著影响。Mutti＆Grubert(2002)的实证研究发现对出口市场的投资对当地的税收政策十分敏感。Egger＆Loretz(2006)的研究证明母国的公司税将促进其对外投资，东道国公司税的保留则与母国对其直接投资有消极影响。

(五)投资环境。一个国家的经济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于其政治、制度和法律环境。一个国家的治理基础形成其投资环境，从而为其经济增长创造有利的环境。因此，投资环境建设对FDI流入与流出来说是一个重要决定因素。这里，一国投资环境的好坏主要体现为产业增长潜力的大小和一国综合治理基础的高低。我们考虑用工业生产指数和人类发展指数来合成该变量。

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一)模型建立

本文对相关变量的选择具有可计量性的特点，以便引入后来的计量模型。参考国内外实证研究规范，本研究主要考察东道国市场规模、中国对东道国出口、东道国汇率和东道国的投资环境等宏观经济因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OFDI表示中国外向的对外直接投资，GDP指接受中国投资的东道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代表东道国的市场规模；EXPO指中国对东道国的出口量，是中国与东道国双边贸易联系的变量；EXCH表示东道国货币兑人民币的汇率；IE代表东道国的投资环境，即考察以上四个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

本研究使用的是时间序列的横截面数据，因此用合成数据(Paneldata)的估计方法是合适的。合成数据(Paneldata)是指不同时刻对截面个体做连续观测所得到的多维时间序列数据，能够综合利用样本信息，使研究更深入，同时减少多重共线性带来的问题。模型假定时间序列参数齐性，参数值不随时间的不同而变化。使用变截距模型，将斜率系数假定为个体和时期恒量，也就是因变量对自变量的相关系数在时期和截面上一致。(二)回归检验

本研究选择了接受中国投资的17个国家的横截面数据，样本期为2004年和2005年。样本国家每个样本的被解释变量为2004年和2005年中国对给定东道国的FDI年度流量，数据来源于《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2006年版，单位为亿美元。解释变量GDP使用17个东道国2004年和2005年的真实GDP，数据来源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IMFWorldEconomicOutlookData．base)，单位为亿美元。解释变量EXPO为中国对该17个东道国的年度出口数据，来源于《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2006年版，单位为亿美元。解释变量EXCH，本文使用各东道国货币相对于美元的汇率作为变量，数据来源于联合国数据库(Unit-edNationsDatabase)。解释变量IE代表的是一国投资环境情况，我们采用工业生产指数和人类发展指数加权(各占50％)来做变量。工业生产指数体现了按美元不变价计算的主要产业增加值的变化，代表了一国主要产业的发展趋势。人类发展指数是人类发展的一项综合指标，用以上两个指标合成可以代表一国的投资环境。数据来源于国际统计年鉴2006年版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报告》2006年版。

三、结论

从以上模型的回归结果，我们可以得到的结论如下：

第一，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各国的GDP显著负相关，说明接受投资的东道国的市场规模越大，我国对其直接投资越少。由此可以得出，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并非市场导向型，东道国所具有的大的市场规模对我国的投资并无吸引力。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处于起步阶段，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经验不足，理论也不成熟，因此我国企业不太愿意进入发达国家的大市场。而对于发展中国家这些小市场，由于竞争压力相对较小，有些国家经济及技术发展水平还不及中国，中国企业进入后会拥有相对的资金和技术优势，因此会被其市场吸引。

第二，对东道国的出口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个正的显著的决定因素，且边际影响程度较大。我国对某个东道国的出口越多，对其直接投资也越大。从这一结论可以看出，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市场导向不明显，更可能是出口导向型。由于先期对某个东道国的出口，使我国的企业在该东道国市场积累了更多地经营及管理经验，对该东道国市场及相关经济政策更了解，由于熟悉程度的增加从而降低了投资的风险，因此更愿意对其进行直接投资。

第三，东道国的货币相对于人民币的汇率反向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流向，这一结论验证了前面所说的强势货币的购买力优势，人民币的升值将有利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进一步扩大。

第四，东道国的投资环境正向显著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流向，可见好的投资环境和良好的东道国治理基础对我国的投资具有很强的吸引力。这个实证结论与之前的研究结论一致。我国表现出对投资环境较敏感，表明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正在变得越来越规范，资金正在越来越多地流向能够产生更多经济效益的投资环境中去。第五，通过仔细研究2004年和2005年两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流向，发现中国对拉丁美洲的开曼群岛和英属维尔京群岛的投资额很大，如2005年分别为51.6275亿美元和12.2608亿美元，这在该年中国整体的对外直接投资中都占有一定的比重，但由于这两个地区并不是独立的主权国家，因此没有被选择在我们的样本范围内。开曼群岛和英属维尔京群岛之所以成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镇之地，是因为这两个地区都是免税地，是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的避税天堂。由此可见，东道国的税制能够影响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低税率和有利的税赋政策是吸引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显著的决定因素。

东道国范文10篇

东道国范文篇1

东道国范文篇2

东道国范文篇3

东道国范文篇4

东道国范文篇5

东道国范文篇6

东道国范文篇7

东道国范文篇8

东道国范文篇9

东道国范文篇10

热门标签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