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法范文10篇

德法范文篇1

[关键词]"道德法庭"现代法治司法权

一、引言

三月十六日人民法院报主编的《正义周刊》53期有一篇报道--《刘庄村有个"道德法庭"》。其主要内容是在沂蒙山区苍山县地处偏僻、落后、民情复杂的刘庄村由于纠纷不断，依行政手段很难治理，为此九八年在该县磨山法庭指导下成立了"道德法庭"，"法官"由村里的9名威信高的老干部、老党员、群众代表担任，他们以道德为评判标准及时、主动地处理纠纷和做思想工作，收到了显著成效，即"自’道德法庭’建立以来，该村没发生过一起刑事案件和治安案件，无一人上访，有力地维护了当地的社会稳定。"这篇报道图文具备、生动形象，而且很及时的回应了"以德治国"的号召，不失为一篇好报道。但它引起我更大的兴趣是该"道德法庭"在上的意义和对法治的影响。在此谈一点自己的粗浅看法。

二、对"道德法庭"称谓的质疑

我对"道德法庭"有似曾相识之感，甚或是一种不自觉的亲切感，这也许是多数同胞们的感受吧！因为人普遍有着一种的深厚的道德情节，特别是在"功利主义"兴起、"道德滑坡"现象显著的今天，这种亲切感更加浓厚，它好象使我们有了精神上的满足感。然而这些都只是一种感性认识而已，当我理性地面对它时，"道德法庭"使我想到了法国大革命中罗伯斯庇尔专政时在广场上的道德法庭。在那里，道德成为审判的依据，法律化为乌有，许多人经过道德法庭的审判而成为断头台上的冤魂，却有无数法国人为之歇斯底里着。"起于反异化的道德理想本身发生异化，从神人同敬的理想实验国，异化为神人同泣的道德奢血国！"[01]时间往后推移近二百年，中国的中竟也演绎了类似的故事，以高尚的道德要求一切人，针对人的内心思想与道德进行批斗和审判，结果造成了当时中国人的普遍的不道德。这些泛道德主义观念造成的灾难足以给了我们深刻的警示。正因为如此刘庄村的"道德法庭"不可能是上述的真正的道德法庭，正如它的双引号所暗示的它是名不副实的和比喻性质的。这里的"道德法庭"只是在磨山法庭的"指导"下成立，司法人员只是对"法官"提供有关的法律咨询，并未直接参与，"道德法庭"的运作并无司法权的运用，它是一种类似与村民自治的组织而已。但是"道德法庭"这一称谓在媒体与日常生活中的热衷使用说明了在我们的意识或无意识中对"道德理想国"怀念。仅仅就这一称谓的使用无疑会强化国民的泛道德主义意识，能给中国法治之路造成不小的冲击。而使我感到惊奇的是：早在80年代初就有了陈忠诚教授发起的对当时流行的"道德法庭"的质疑，并以此称谓的逐渐消失为凯旋。[02]现在"道德法庭"又有复出之势，足可见中国传统力量的巨大。在法制建设取得了巨大进步和实行"依法治国"的今天有必要重新质疑此称谓。由于早有前辈们充实的质疑，我在此就简单地概括几点"道德法庭"称谓的弊端以示强调。（1）称谓缺乏性和规范性，虽然它只是一个比喻，但其本身就带有着法律与道德不分这种观念，如果再在大众中推广分明是强化了人们的这种观念。（2）称谓缺乏严肃性和准确性，容易误导大众，使民众难以形成对法律的信仰，甚至造成对法律的排斥。（3）称谓与市场经济观念不符。市场经济鼓励人们在不违反法律的条件下追求正当利益，而不是以道德为主要的市场行为评判标准。它的使用会阻碍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道德的建立。（4）称谓是"借用了法庭的名义，使其内容一定程度上具有了法律的强制力量，从而制造出一种较有影响力的社会舆论，事实上达到了干预法庭公正审判的效果，影响了审判独立性的发挥。"[03]这些都是与现代法治背道而驰的。

三、"道德法庭"对司法权的不良

正如我在前文中指出刘庄村"道德法庭"是名不副实的，它完全不同于名副其实的道德法庭。也不同于"送发下乡"中的"炕上法庭"，"炕上法庭"中司法人员直接进行了审判活动，只不过是变动了审判方式，即审判地点的变动，再加上有当地村干部的参与。显然，"道德法庭"相对于"炕上法庭"和名副其实的道德法庭来说是一种进步，也从某个角度反映了我国法治的进程。但是这"道德法庭"除了其称谓上的弊端外是否还存在着与法治的其他冲突呢？从该报道中可看出村民对该"道德法庭"的"判决"是普遍尊重的，"判决"能很好地得到执行。这对乡土的熟人特征并未改变多少的刘庄村来说是可以理解的，在那里不同寻常的人际关系和舆论的压力决不比司法权威低。但不能否认会有一个单身的赖皮既无亲情的牵挂和顾虑又不要面子，他不承认"判决"，怎么办呢？"道德法庭"显然无强制执行的权力，法院也不能干涉。若进入正式的司法程序，进行正式审判，判决很可能同"道德法庭"相同，因为不能排除"判决"就在司法人员对"法官"的具体指导和提供意见中。那么具体地说，这种指导会对司法权产生什么不良影响呢？

法院对"道德法庭"的指导和法官对"法官"的指导都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司法权的被动性。司法权的被动性用诉讼法学专门术语解释就是指"不告不理"原则。美国著名学者格雷认为："法官是一种由某一组织的机构任命，并应那些向其主张权利的人申请而确定权利和义务的人。"它是司法权区别于主动性的行政权的重要特征之一。这种指导带有一定的主动性，由此带来了一系列的不良后果。首先，它不利于司法权威性的建立。法官的品性本应冰冰冷冷的，远离社会的各种管理事务和矛盾，而只对受理的纠纷作出公正裁决。这种远离有助于产生司法的神圣性和权威性。可见法官的具体指导有碍司法的权威性的建立。其次，它损害了司法裁判的终局性。因为很可能发生"道德法庭"的"判决"就是法官提供的法律意见或指导的情况，这导致法院提前介入纠纷中，诉讼参与人如果知道这种情况就会淡化司法的最终救济功能，进而降低对法律和司法的依赖程度。再次，它损害了司法的独立性。法院的指导对于因未经过大的社会结构变动而对行政官兼司法的传统统治方式仍记忆犹新的村民来说，很可能会认为在背后有着法院指导的"道德法庭"就是法院下面的一个分支机构。这无疑强化了民众的行政与司法是一家的观念，损害了司法的独立性。总之，这种指导行为对于保证司法中立、司法公正和司法、法律权威的建立都是不利的。

既然这种指导给司法带来了众多不利，为何还存在呢？其实这种"指导"的观念是根深蒂固的，它源于法院"走群众路线，深入群众"这一传统观念，"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一种法律实践"，"民主类型的司法的广场化，在一个缺乏民主传统的地方，在一个不断制造法律的陌生、离间和恐惧的地方，将永远具有独特的价值和魅力。它们会在上以不同的面目一再地出现。"[04]"道德法庭"不就是继"马锡五审判方式"、"送法下乡"、"坑上法庭"等以各种面目出现的司法广场化的又一面目，虽然它是司法广场化程度最低的一种。"群众路线"作为司法工作的思想路线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是必要的和有效的策略选择，但在确立了"依法治国"的今天，司法的价值标准和功能标准都不同与以往的特殊时期，如果再坚持传统的观念无疑与社会的司法权性质相冲突。司法权的本质是一种判断权，判断权决定了司法权的被动性。在"群众路线"指导下法院的任何"服务"都带有主动性的特征，都是对司法权的判断性质的扭曲。正如有学者指出：要求法院"积极为市场服务"的提法是不的，法院"送法下乡"，法官"提供法律咨询"，"提前介入经济事务以防纠纷"，给重点挂"重点保护单位"铜牌，如此等等，实际上已超越"判断"的职能，而是在履行行政管理的职责。[05]群众路线是党的思想路线和一般工作的路线、，但不是司法工作的路线和方法。"司法工作应有自己的路线和方法，这就是无论处理民事案件或刑事案件，都必须按法定程序进行，只有司法人员才可依法行使职权，进行侦察、取证、搜查或扣押；依法起诉或提起公诉；审判必须公开；当事人有权聘请律师辩护，进行言词辩论，并可由本人陈述意见；法官独立审判，只服从法律。"[06]可见，司法的"群众路线"是与现代法治社会相冲突的，我们只有从观念上解除传统的束缚，才能树立起现代司法的品性。

四、"道德法庭"存在的原因

报道中概括了设立"道德法庭"的表层原由，即"由于位置偏僻、人员复杂，曾经里纠纷不断，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群众之间的关系紧张"，"新班子上任后，他们清醒地认识到依靠行政手段处理民间矛盾，其处理结果既缺乏权威性，又牵扯了当地乡村干部的大量精力，单靠手段，虽能得到公正裁判，但只能做到息事而不宁人。"进一步深入，它的存在原因似乎与"送法下乡"类似，虽然两者是不同性质的。用苏力的话表述即"由于种种的、人文的和的原因，国家权力对至少是某些乡土的控制是松弱的"，"是国家权力在其权力边缘地带试图以法律的方式建立起自己的权威，使国家意志的秩序得以贯彻落实的一种努力。"[07]"道德法庭"是国家权力试图通过司法的帮助来加强起自己的权威的又一种方式。这从社会结构和社会需要层面上解释了"道德法庭"存在的土壤，同时也说明了司法工作的"群众路线"指导思想的根源。除此之外，我认为"道德法庭"之所以被当地村民普遍接受还与村民传统观念上的道德与法律不分和行政与司法不分有关。我国两千年封建社会是一个"礼法合一"和"司法行政合一"的社会，道德和法律从来没有被形式化地界定清楚，行政官同时兼任司法官，这些传统观念在旧的基础和社会结构改变甚少山村仍有巨大的力量。

五、法治的要求及对"道德法庭"的建议

正如前面分析的"道德法庭"的存在是有其合理性（生存条件）的，即有落后的经济基础、社会结构以及与之相适应的道德与法律不分、行政与司法不分的观念。但这是否就意味着"道德法庭"的存在是合理的呢？要改变它是否只有通过经济来改变乡村面貌的途径呢？积极改变生产方式和经济基础，这诚然是最根本的和最重要的，这也是我们一直所在努力的，但我们在法治的进程中同样不能忽视自上而下的推进。李泽厚说："如果以为仅凭经济的发展就会自动地更新一切，那是懒汉的幻想。"[08]顾准也说："法权体系是上层建筑，并不是只有经济基础才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也能使什么样的经济结构生长出来或生长不出来。"[09]我们要紧记思想家对历史的反思，在不忘法治的性同时，亦不忽视法治的意志性，充分发挥我们的主观能动性。

我们既然选择了法治，就要勇于面对现实，不得不承受法治的代价，不得不考虑法治的要求。法治要求道德与法律在规范层面上的分离，以形式合理性为首要的价值目标。法治要求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分离，保证司法独立，树立司法权威，维护司法正义。法治要求法律在社会中处于至上的地位，大众对法律有着普遍的信仰。对此，我对"道德法庭"的设置提两点的建议：一、在媒体和日常生活中取消"道德法庭"这一称谓，可以用"村民调解委员会"等更规范的词代替。二、法院和法官不要进行任何"指导"，这工作可以由司法行政部门代替。

注释：

[01]朱学勤：《道德理想国的覆灭》，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上海分店出版，1994年9月，第104页。

[02]陈忠诚邵爱红：《"道德法庭"的存废之争--建国以来法学界重大事件（27）》，载《法学》，1999年第8期。

[03]同上引。

[04]舒国滢：《从司法的广场化到司法的剧场化》，载于信春鹰李林主编《依法治国与司法改革》，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9月，第69、70页。

[05]孙笑侠：《司法权的本质是判断权》，载于《法学》，1998年第8期。

[06]铁梨陆锦碧：《一场有缺陷的司法改革--建国以来法学界重大事件13》，载于《法学》，1998年6月

[07]苏力：《制度是如何形成的》，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第59页。

德法范文篇2

法国模式

法国作为具有国家主义色彩的传统国家，亦有法典编纂的习惯。在弱势群体的保护立法方面，较之德国更具有法典化的形式，但是由于法国是典型的福利型国家，作为社会保障制度中的社会救助相比社会保险的覆盖面要小得多，原因在于社会保险已经成为法国社会的主要福利。［6］在立法保护方面同样分为宪法保护、一般法保护、社会法保护、专门法保护四个层次。与德国不同之处在于社会保护方面，法国通过法典化形式制定了《社会保障法》与《劳动法典》，为弱势群体提供了系统化保护。在宪法保护层次，1958年《宪法》序言中援引《人权宣言》关于基本人权的相关规定。在一般法层次，主要由《法国民法典》予以保护，该法也规定了妇女、未成年人、雇工等特殊人群的基本权利(可参见《法国民法典》第88条，第1384条，第1780条)。在专门法层次，法国制定了《社会保障法》与《劳动法典》，社会保障法以行业为标准对社会保险进行划分并明确规定了对“特殊待遇”享有人的保护。①由于法国社会保障的水平较高，几乎超越法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而出现各种弊端，②被许多学者诟病。劳动法对劳动合同作出详细规定，并对劳动者进行保护。在专门法保护方面主要对特殊主体进行立法保护，涉及未成年人、妇女、残疾人、老年人和农民等。除了以上法律外，在社会救济方面，③对弱势群体进行特殊保护。

德法两国弱势群体立法保护的得失

弱势群体保护的立法借鉴，应当对他国经验进行比较分析，以批判的视角分析利弊，并结合本土因素进行综合考量，在此基础上完善我国弱势群体的立法保护。(一)德法弱势群体立法保护的成功经验第一，社会保障立法完备，法典化程度较高，法律之间的协调性较强。德法作为高福利国家，社会保障体制是较为完善的，德国作为世界上第一个以立法的形式确认社会保障制度的国家，［7］通过经验积累构建了一套合理完善的社保体系。法国在弱势群体保护方面与德国有许多相同之处，同样也是以法典化的手段对社会保障制度予以确认，但以行业为基础的保障体制呈现出高度“碎片化”的特征，这是立法之初始料未及的，［8］尽管如此，法国的社会保障法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专门法保护方面，法国的立法是积极的，并且还建立了一系列社会机构对弱势群体进行保护。第二，立法层次清晰、形成多元化立法保护体系、实行宪法监督。德法两国通过立法形成了宪法、一般法、社会法与专门法的保护层次，为弱势群体提供了完备的保护体系。德国通过社会法系统化，将保障支出分为保险型、赔偿型、福利型与救助型四个方面。［9］前三类对弱势群体而言属于一般性保护，而救助型则属于针对弱势群体的专门立法。德国通过的《社会救助法案》确定了对弱势群体保护的“需要原则”(即满足失业贫困人群的生活保障需要和生命尊严需要)，以最低收入作为救助标准，［10］救助面涉及失业者、残疾人、老年人等群体。由于德国法律历来秉持严谨性、逻辑性的特征，其立法的精细化程度可见一斑。法国立法体系与德国略有不同，其社会保障制度较为复杂，由《社会保障法》规定，以四个保障制度覆盖全体国民，总制度覆盖私营工商业部门的薪金雇员与法国电气燃气公司职工，农业制度涉及农业雇员及其家人、非领薪者和农业人员，专门制度涉及公务员、矿工、飞行员、法兰西铁路公司等。［11］在社会救济方面以特殊人群为主，涉及儿童救济、老年人救济。第三，社会福利覆盖面广、救助机构专业化。德法两国的社会福利几乎覆盖所有公民，这是两国社会保障立法的有效结果。高覆盖率并不是短期能达到的，这与GDP成正比关系，并且还与该国的福利政策密切相关。德法两国的福利支出在本国GDP中所占比重都较高。在救助机构方面，德法两国都设立了专门机构进行保护，专门机构主要包括国家机构与民间机构两种。在德国，司法保护方面确立了司法机关的专属管辖制度，例如劳动法院专门管辖劳动争议案件，此外还设立了专门的社会法院对社会保障纠纷进行专门管辖。［12］在法国同样也有类似的机构，在社会救助方面有社会急救中心、aimayousi等。(二)德法两国弱势群体立法保护的不足第一，社会保障体制超越本国经济承受能力，造成严重财政负担。德法两国社会保障支付几乎占GDP总额的三成左右，由于高福利必须要有高财政支出为前提，高财政支出又以GDP作为基础，所以一个国家的高福利须依靠该国强大的经济实力，以达到内需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但由于近年来欧洲国家的高失业率(或低就业率)和社会老龄化的影响，经济形势一直疲软，这为高福利的实现带来了极大挑战。以法国社会保险的“转移支付”为例，法国的劳动力成本比经合组织(OECD)的平均成本高出7至8个百分点，且同期相比也呈现增长趋势［13］，而另一方方面，社会保险总制度的社会保险基金近80%来源于雇主与雇员缴纳的社保费，［14］，由于专门制度的需要使政府不得不将总制度中的社保基金“转移支付”给专门制度，然而一旦总制度中的社保基金出现“赤字”必然加重政府投入与税收，一方面加重了国家的财政负担、另一方面也加重了普通劳动者的负担，由此必然给弱势群体的保护造成制度性阻碍。第二，社会保险与社会救济失衡，激化社会矛盾。德法两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基本包括社会保险、社会补助、社会福利和社会救助四个方面。由于弱势群体立法保护的层次性，即首先参加社会保险，其次才是社会补助，最后才是社会救济，前两者属于一般性保障，后者则属于特殊保障，处于“补充”角色。由于特殊群体属于社会少数，故相应的立法较之社会保险就显得薄弱。

对我国弱势群体立法保护的启示

德法范文篇3

从深层次去思考廉政建设的完善问题:只有靠道德防范于未然,靠法律惩治于已然,实行预防与惩治双管齐下的措施才是当前我国廉政制度建设的保障。由于目前法制建设已日趋加强,而道德规范建设还没有达到相应的程度,因此加强道德规范建设、实行德法兼济的治理手段才是完善廉政建设的重要途径。德法兼济完善廉政建设主要应从以下几方面做起:

一、制定职业道德法律

现代社会的多元化生活和专业领域的分殊,导致职业道德的兴起。职业道德就是从事一定职业的人,在履行本职工作的过程中,应当遵循的职业范围内的特殊道德要求和道德准则。职业道德具有特殊性,不同的职业其道德内容是不同的,如医生的职业道德主要是救死扶伤,而教师的职业道德主要是教书育人。同时职业道德与个人道德也是有区别的,一个人在工作岗位上应体现是职业道德,在工作时间以外应具备个人道德。我们知道道德建设作为防治腐败的第一道防线是脆弱的。首先,道德建设主要靠自律,而自律的力量是有限的。自律对那些具有道德心的人有效,对那些利欲熏心,丧失道德心的人来说根本不存在。他们不可能自觉接受没有强制性和威慑力的道德规范的约束。在腐败成本较低的情况下,以权谋私、贪赃枉法等不道德行为就有可能滋生蔓延。其次,道德依靠舆论的力量来保证实施,而舆论的作用又是有限的。因为舆论的褒扬不能激起所有人的道德理想,舆论的谴责也不能唤起所有人的道德良心。第三,公务员道德的核心内容是权力道德,公务员道德对公务员职业行为的约束最主要、最关键的也是对其权力的约束。而对权力的约束,仅凭软性的道德力量显然是不够的,还必须借助强制性的制度约束力量,即得到以法律为后盾方能得到国家强制力的保障和公务员的认真履行,这就是公务员职业道德法制建设。公务员职业道德法制化,就是以立法形式把公务员的从政道德规范确定下来,并以法制力量保证他们有效实施。目前我们国家还没有一部关于公务员职业道德的立法,尽管已颁布的法官法、检察官法、律师法等对司法领域内工作人员的行为进行规制的法律,但这些法律中仅有部分条款是关于其职业道德的规定,并不是完全的职业道德法。而许多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已经制定了完全的廉政道德法律。如美国在1993年制定了5美国行政部门雇员道德行为准则6、菲律宾在1989年制定了5公共官员与雇员品行和道德标准法6,他们都以立法的形式规范了公务员的从政道德,并以法制的力量保证其有效地实施。我们国家如能及早地制定出这样的从政道德法就可以明确处理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之间关系的基本原则,规定对公职人员从政道德教育和监督的措施,确认管理廉政事务的机构及其职责权限,具体规定对违反从政道德法行为的处罚尺度及程序。总的来说对国家公职人员的基本要求是:国家利益至上,忠实地履行法律规定,公正地执行公务,恪尽职守,严禁利用公职及其影响谋取私利。维护政府的公正形象,提高政府威信和工作效率,保持秩序稳定。具体的行为规范主要有:(1)严禁在公务活动中送受礼品。(2)不准经商。(3)限制公职以外的活动。(4)不得利用职权谋取私利。(5)禁止不正当使用政府未公开信息和国家财产。(6)回避。(7)对离职人员活动的限制。有了这样的公务员职业道德法律,国家机关中的公务人员就有了具体的良心规制,在其行使职权的过程中,努力做一个好官。职业道德法律建设除了内在制约之外,还有国家强制力保障实现的外在制约,这就是法律责任。公务员的职业道德与法律责任是被涵括于道德与法律的一般关系之中的,只不过是其中的一对特殊关系。其特殊性表现在主体是特殊的)))公权力执行者;内容是特殊的)))是公权力主体的职业道德(而非其作为一般公民的常人道德)与其执法责任(而非其作为一般公民的违法犯罪责任)之间的关系。二者的关系可通过图例予以说明。在上图例中,A为圣人道德,是应在公权力主体中提倡的区域,是公权力主体有选择权的区域;C为常人道德,是公权力主体成其为公权力主体之前首先成其为人的起码条件;B为职业道德区域,这是公权力主体承担道德责任的区域,是公权力主体无选择的区域。在对公权力主体进行道德评价时,既不能依圣人道德否定其合格性,也不能依常人道德降低其应负的高于常人道德,不同于常人道德的道德责任。职业道德的上限是圣人道德的下限,达到此点就是一名完全合格的、应受到充分肯定的执法者;职业道德的下限是常人道德的上限,当一名执法者的道德水平临近常人道德是,其执掌公权力的资格就处于危险境地了[1]。从三者之间的关系上看,对公务员的职业道德影响最为深刻的应当是常人道德,即作为一个普通公民其道德要求应是什么。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好人的标准的确立。为了加强公务员的职业道德法律建设,还必须进一步完善起支撑作用的全民统一的道德规范建设。

二、统一的社会道德规范建设

公务员来自于社会又服务于社会,社会大环境的道德规范建设必将深刻地影响着公务员的从政道德法律的实施,统一的社会道德规范建设将有助于公务员行政道德法律的建设。统一的道德规范建设绝不是走历史的老路即不是对古代整体主义和新中国成立时所尊奉的集体主义的简单重复其内容是将整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有机结合。即建立真正的集体主义。而真正的集体主义是建立在最广泛的个人利益基础之上,它必然包含着对个人利益的重视。真正的集体主义比个人主义更优越,能够增进个人和群体的共同利益。在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发生冲突时,要求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这是合理的,但是一味强调集体利益而忽视个人利益,只强调个人对集体的义务而忽略集体对个人的责任,这是不合理的。我们曾经对集体主义者有过这样错误的片面认识,结果是给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了许多危害。我们应该重新理解集体主义,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在集体主义中统一起来,既要强调集体主义对集体利益的重视,也要强调集体主义对个人利益的尊重。这样的集体主义才会得到更多人的理解,从而具有更加广泛的社会合理性[2]。这就需要在综合古今中外伦理道德思想结晶的基础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统一道德规范,体现出真正的集体主义的本真含义。我国21年颁布的5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6就是一部以统一社会道德标准对各种行为进行道德评价的有形尺度。但是它原则性有余而对公民的行为举止规范的不够细化、具体,如在公民道德建设的主要内容中规定:要大力倡导以文明礼貌、助人为乐、爱护公物、保护环境、遵纪守法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德,鼓励人们在社会上做一个好公民。到底如何讲礼貌、如何保护环境等没有具体的规定,使人们在实际适用过程中难以把握和应用。在全民统一道德标准建设方面做的比较好的有台湾。如1978年5月1日台湾颁布了5国民生活须知6,它有6章99条,包括一般守则、食的方面、吃的方面、住的方面、行的方面和育乐方面,对个人、家庭、人际交往礼仪等都做了简要规定,反映出古今结合、中西合璧的人伦意向。下面仅就5国民生活须知6对在公共场所的个人行为要求的规定来审视全民统一道德建设的具体要求。候车、购物(购票)入场,均应遵守先后秩序。公共场所应遵守规定,不可随意吸烟,并不得乱抛杂物,践踏草坪,攀折花木。参加竞技,不可无谓叫嚣。尤其在国际竞赛场合,不可左袒己方,而失礼于彼方。绝对不可随地吐痰、随地便溺及随地吐弃果实渣滓。茶饭既毕,应将餐具理好,坐椅亦应放回。野餐后,其纸巾、饭屑、竹筷、木盒等,应放置于垃圾桶内,或集中自行带回。不可用自己刀叉在公用盘碟内取用事物。当街过道,不晒衣服,屋外车具,不可妨碍交通。不得于道路中击球游戏,不得于公路及铁路中间,放置石块,及其他障碍物,妨害行车安全。不难看出,5国民生活须知6尽管没有浓郁的理论色彩,但它以应当的物态化方式展示出一种吞吐古今、融合中西的现代人伦意向和道德意识,对于中国伦理文化特别是全民统一的道德规范建设富有启发意义,有鉴于此,我们的统一道德规范建设应着力完善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以应然的方式规定出各种行为规范,使人们有一种义务感;第二,在原有的5公民道德实施纲要6的基础上明确化、具体化地规定出所要求的行为内容,使公民在行为时有依据的标准;第三,吸纳古今,兼采西方,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统一的公民道德规范。第四,由国家在全社会范围内全力推行。即在全社会树立起一条统一的道德评判标尺,对各种腐败现象进行道德评价,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其中。

德法范文篇4

总体来讲，道德同法律各有优缺点，与法律相比，道德具有灵活性、广泛性、适应性等优势，但由于其力量不足，导致其效用与法律相比较为有限，公共道德范围具有一定的模糊性与不确定性，从另一方面来讲，法律则具有保障性、强制性、确定性等优势，具有很强的调整约束力量，但范围有限，对日趋多元化的现代社会的覆盖面较窄。然而，从两者特征来看，道德同法律的差异看似对立，实则互补，两者相辅相成，相互补充与协调，不仅在结构上互相联系，在功能上也是互相促进的。

公共道德法制化的内涵及时代价值

我国自古为礼仪之邦，中国传统道德主要表现在儒教上面，中国传统道德主要是自身的人格道德，自古以来，古人所表达的“我欲仁，斯仁至矣”、“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心包万理，万理具于一心”等思想精神都体现出了道德的内在特征。然而，现代社会不断发展，经济、文化、政治整体不断进步，道德的局限性逐渐体现了出来。面对着日趋多元化复杂化的社会，人们对待社会的眼光与行为更加体现出了自保性与谨慎性。其次，社会结构的多样化使得每一个个体承担着各自的社会功能，道德观念的复杂性与多样性也逐渐体现了出来，社会主体之间的道德冲突不断。此外，从政治发展的方向来看，现代社会逐渐向高效、民主的政治治理模式发展，是一个由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发展的模式，面对社会利益的多元化，唯有法律能够使社会道德规范提升到国家意志地位，同时更需要道德力量的补充发挥，为法律提供思想理念基础与价值的支撑。公共道德的局限性在社会交往范围的广阔性与社会结构的复杂性下日趋体现出来，现代化的道德，也有必要从人格道德转化为制度道德。

如今，社会公共道德的缺乏更加体现出了道德法制化的重要性。台湾著名作家柏杨在其《丑陋的中国人》一书中提到：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滤过性疾病使我们的子子孙孙受感染，到今天也不能痊愈，他在书中强烈批判了中国人“窝里斗”、“脏、乱、差”、“死不认错”等现象，他的一语“中国自古就是礼仪之邦，到了现代倒成了蛮荒之邦”不得不让现代社会人们加重对社会公共道德缺失的反思。如今社会上的公共道德丧失现象不胜枚举，例如13年3月4号吉林长春所发生的“盗车杀婴”案，作案者周某在盗走车后将车内两个月大的婴儿掐死埋在路边，这一案例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人们在强烈谴责之余不禁反思，公共道德与日趋复杂的社会结构如何共融。上海大学教授顾俊说过：“如果大家都觉得我可以随便欺骗人，坑害别人，而不用承担法律责任，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就会陷入恶性循环。”面对触目惊心的道德沦丧事件，面对社会的“价值迷茫”现象，要提倡乐善好施的社会风气，进行道德法制化保护显得尤为必要，仅靠公共道德规范进行约束，已经无法取得成效，只有更严格的法制化实施才能够在潜移默化中改变社会与公众的行为。道德法制化是时代的要求，公共道德对社会的良性多元化发展起着关键的支撑作用，现代社会的公共道德，不仅需要体现到社会风俗等规范当中，更需要使道德体现出现代社会发展制度所体现出的自觉、明确与普遍平等的精神，邓小平曾经说过：“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可见制度化的重要性。作为调整现代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法律法规与公共道德自工业革命以来，在城市迅猛发展的背景下出现已有几百年历史，对于一些西方发达国家而言，公共道德建设与法律法规已经较为完善，而我国由于历史原因，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社会的建立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公共道德发展的缓慢让社会认识到了道德缺失所带来了负面影响，而道德法律化则能够弥补短时间发展所造成的缺陷。此外，再加上我国正处于社会的转型期，公共道德处在较为混乱的阶段，新的体系尚未形成，而原有私德起不到良好的社会调节作用，因而，公共道德的法制化更体现出了时代价值与意义。

公共道德法制化建设的有效途径

上文有所提及，公共道德与法律两者是互补、相辅相成的，公共道德同我国法律法规在价值取向上的共通性为公共道德法制化提供了内在依据。我国《宪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国家通过普及理想教育、道德教育、文化教育、纪律和法律教育，通过在城乡不同范围的群众中制定和执行各种守则、公约，加强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这也为我国公共道德法制化提供了立法的依据，下文则具体探讨几点公共道德法制化建设的有效途径。

1.公共道德法制化路径选择与内容选择。公共道德的法律干预应当以宪法为最佳路径而不是一般法，原因在于，首先，宪法之于一般法是母法同子法的关系，利用宪法为最佳路径更加具有权威性与干预性，能够直接性地影响到社会道德的各个方面，其次，一般法相对于宪法而言只是局部与总体的关系，子法对道德的干预更显局限性，而宪法是法律和道德的终极渊源，我国《宪法》第53条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保守国家秘密，爱护公共财产，遵守劳动纪律，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会公德。”在一定程度上对公共道德问题进行了规定。同时，在内容选择上，公共道德的法制化内容更需要找到适当的切入点与作用点，简单来讲，需要考虑到身份问题与人性，针对不同的身份，应当提出不同的道德标准与要求，道德法制化需要有身份识别意识，此外，更需要考虑到道德的人性基础，例如汶川地震时期的“范跑跑”事件，教师在道德与生命面前选择了生命，这是一种反道德要求，是用动物性对抗人性的表现，这也是法律控制所需注意的地方，人性高于动物性层面，公共道德的法制化需要考虑到道德的人性基础，不能使公共道德退化到非人的动物性地步。

2.职业道德法律化，间接提升公共道德水平。职业公共道德与社会公共道德是共同发展与相互促进的，职业道德法律化可以间接促进公共道德的发展，具体来讲，一方面，职业道德可以加强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修养，提升内部人员凝聚力，同时，又能够加强调节人员自身与服务对象的关系，职业道德与社会行为规范息息相关，例如“脏、乱、差”的问题，与职业的管理服务不足就有着莫大的联系，因而其行业的服务道德水平则直接影响到社会公共道德的水平，如果每一个行业都有着良好的职业操守与道德行为规范，那么整个社会的公共道德水平一定是优等的。同时，职业道德是反映我国社会制度改革效应的直接体现，其可操作性、权利义务统一性和规范性更加有利于法律功能和作用的发挥，唯有法制化才能够加强员工的自律与自我约束，进行强制性地控制。如今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道德法律化的进城将进一步加快，从而满足社会道德需求，职业道德的法律化，能够从根本上促进社会职业道德文明程度的提升。

3.道德需双重构建，法制化需有界限。现代社会，道德发展从人格道德转变为制度道德，然而并不等同与摒弃人格道德，人格道德是中国传统的道德，也是道德法制化的基础，若没有人格道德，道德法制化也就成为了形式空洞的摆设，两者是互相依存的关系，同时，道德法制化又是人格道德发挥的外在基础条件，若没有道德法制约束，人格道德则容易丧失，现代道德必须要注重两者的共同协调与统一，在坚持道德法制化的基础之上发挥好人格道德的平衡作用，进行双重构建。公共道德法制化需要以维护社会公共秩序为最终目标，同时需要以不侵犯每个公民的平等权利作为限度，道德法制化不是道德强制，公共道德的形成也不能仅靠法律的强制性产生，因此道德法制化需理清界限，通过法律的指引与示范，来逐渐形成社会良好的公共道德，如果法律淡化界限，则变相地成为了强权道德，长久只会起到负面的社会效果。

结语

德法范文篇5

一、传统家庭道德教育的重要性

传统社会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基础。教育子女的重担主要落到了家庭。在长期的家庭道德教育实践中，人们通过不断摸索积累了丰硕的家庭教育经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家庭道德教育文化。孔子在《论语》中记载“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言，泛爱众而亲仁”;司马光在《温公家范》中则指出“远邪佞，是富家教子第一要义;远耻辱，是贫家教子第一义;至于科第文章，剖民儿郎自家本事”。据《中国丛书综录》记载，我国古代关于“家训”“家范”一类的著述，公开印刷发行的就有120多种，那些家族谱牒中记载的相关家庭道德教育，更是不胜枚举。传统的家庭道德教育之所以受到上至统治阶级、下到平民百姓的重视，是因为它具备以下几个特点。

(一)传统家庭道德法制教育体现出家国一体

传统的家庭道德法制教育注重“小家”与“大家”的结合。将家庭教育与社会大环境相结合，不仅涵盖了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还涉及了家庭成员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拉近家庭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使二者统一。如先秦儒家推行克己复礼、推己及人的思想，发展到后期出现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如一家，中国如一人”的论断。宋代更有“民胞物与”“仁者与物浑然同体”的学说。这些思想都体现了将家庭教育与社会发展结合在一起，认为社会是一个大家庭，把家庭道德教育中的孝悌思想带入到社会中，使其得以推广，在处理人与社会、人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可以更加游刃有余。传统的家庭道德法制教育认为“孝”是“德之本”“人伦之始”。它不仅指孝敬父母长辈，还上升到了“以孝治天下”的高度，甚至成为古代君主治理天下的重要凭证和基础。《大学》中提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放在首位，因为它是个人发展的前提条件和基础，良好的家庭环境可以熏陶出一个人的优秀品质。“齐家”则是建立在修身的基础之上。同时“修身”也是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只有具备了高尚的人格魅力和丰富的才学，才可以在社会上大展拳脚，在治国平天下的进程中一展所学，建功立业。

(二)传统家庭道德法制教育体现出与宗教相结合

传统的家庭道德教育受宗教思想的影响。在传统的家庭道德法制教育中还夹杂着一丝宗教思想的痕迹，如“二十四孝”中的“郭巨埋子”，郭巨因为家里贫穷，为赡养年迈的母亲，他将自己的小孩子埋在土里。在挖土的时候，竟然挖到了金子……这个传说明显带有佛教的因果循环的思想。宗教思想在反映某种现象的时候非常形象化。因此，在传统的家庭教育中，竟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总的来说，传统的家庭道德法制教育，在家国一体的大环境下有着巨大的优势，它可以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孩子。

二、当代家庭道德法制教育的重要性

受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影响，传统的家庭道德教育只能由家庭承担。由于物质的匮乏、娱乐项目的缺失，孩子们最大的乐趣只能是读书学习。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人民物质生活水平提高。教育水平提高的同时诱惑也在增加，青少年整体素质教育的效果却并不理想，归结起来主要受以下两大原因影响。

(一)诱惑陡增的外部环境

随着经济的发展，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娱乐产业的繁荣，诸如夜店、酒吧、游乐场等娱乐场所遍布在城市的各个角落。青少年一方面年龄尚小、见识经验不足，另一方面对新鲜事物充满新鲜，稍有放松管束便容易受外界不利因素影响而失足。

(二)失于管教的家庭氛围

家庭是孩子成长的摇篮。良好的家庭氛围是孩子成长的肥沃土壤，而贫瘠的土壤是不可能结出好果实的。据调查，对吉林省190名违法犯罪学生的了解发现，近60%的学生犯罪是受其父母的影响。父母的一些不良行为，严重影响了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发展。同样，在河北省对100名犯罪学生进行抽样调查，发现有将近25%的学生家长有着犯罪前科或是犯罪倾向。由此可见，“问题父母”导致“问题少年”，家庭道德教育至关重要。通过古今家庭道德教育的状况可以看出，家庭作为社会的组成结构，家庭法制教育对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有着极大的作用。良好的道德法制教育，会培养出遵规守纪、品德高尚、学识渊博的人才。有效地预防和减少青少年的违法犯罪倾向，是家庭道德法制教育的重中之重。

作者:严旭 单位:中共娄底市委党校

参考文献:

［1］黄教珍，唐斌．社会学视角中的家庭道德法制教育［J］．江西社会科学，2003(12)．

德法范文篇6

德法兼济主要应从以下几方面做起：第一，制定职业道德法律。职业道德就是从事一定职业的人在履行本职工作的过程中，应当遵循的职业范围内的特殊道德要求和道德准则。职业道德具有特殊性，不同的职业其道德内容是不同的，如医生的职业道德主要是救死扶伤，而教师的职业道德主要是教书育人。职业道德与个人道德也是有区别的，一个人在工作岗位上应体现职业道德，在工作时间以外应具备个人道德。职业道德建设必须以法律为后盾方能得到国家强制力的保障。目前我们国家虽已制定了《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等司法人员的职业道德法律，但是公职人员职业道德法律建设还没有全面展开。许多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在公职人员服务的领域已经制定了全面的廉政道德法律。如美国在1993年制定了《美国行政部门雇员道德行为准则》、菲律宾在1989年制定了《公共官员与雇员品行和道德标准法》，以立法的形式规范公职人员的从政道德，并以法制的力量保证其有效实施。我们国家如能及早地制定出这样的从政道德法，就可以明确处理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关系的基本原则，规定对公职人员从政道德教育和监督的措施，确认管理廉政事务的机构及其职责权限，具体规定对违反从政道德法行为的处罚尺度及程序。

有了这样的职业道德法律，公职人员就有了外在的、具体的“良心”规制，在其行使职权的过程中，努力做一个“好官”，并在公职人员之间形成良好的政治文明的风气。

第二，倡导职业道德品质建设。行政职业道德法律与公职人员的个人道德应在公职人员自身达到协调统一。为了避免“好人”未必是“好官”，或“好官”未必是“好人”的现象出现，我们应加强统一的社会道德规范和职业道德的有机结合，使两者达到内在的和谐一致，这就是职业道德品质建设。这个建设的过程不仅仅是要从外部的宣传、教育来起作用，更重要的是由公务员本身的道德修养来决定，最主要的就是守法观念的培育。遵守法律、履行法律规范必须先在内心中树立起对法的崇敬，源自公职人员心灵深处对法律的至上权威以及法律所内涵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权价值要素的深切认同和自觉服从，能内在地驱动公职人员的积极守法行为，严格依法行使自己享有的权利和履行自己应尽的义务；充分尊重他人合法、合理的权利和自由，自觉、自愿遵守行政道德法律的规定，既做“好人”，又做“好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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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是最高的法律，法律是最低的道德”，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校园进程中，道德成为校园法治建设的有益补充。县司法局积极探索将法治宣传教育与道德教育相结合的“德法同行”普法模式，以道德规范推动法治权威力量，以法治宣传强化道德教化作用，让广大师生树立“学法崇德”良好行为习惯，给广大师生营造了一片和谐的校园环境。

一是道德教育融入校园文化阵地。县在筹划建设法治校园阵地时，将道德教育融入其中，将“法”与“德”有机融合，实现法治与德治的双重教育；在各校园宣传栏中，将具有地域特色的教学文化同法治文化相结合，融合法治教育与道德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内容的漫画让师生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感受道德与法律的熏陶。

二是法制宣传进入学生学习课堂。为推进“送法进学校”活动深入开展，县司法局结合实际，进一步明确了各中小学普法职责和内容，明确了“送法进课堂”的责任科室，切实增强了中小学法制教育的针对性和时效性，扎实推进中小学生法律素质教育，同时协助学校把青少年法制教育纳入学校整体教学规划。

三是德法同行共建和谐校园。开展青少年“学法崇德”主题教育活动。自2015年5月下旬开始，我局在县各中小学定期开展法制讲座、法律知识竞赛等活动，并多次参加学校班级开展的“德育主题”班会活动，以各种形式激励学生学法守法、崇德立德。

德法范文篇8

关于道德与法律的关系，长久以来就是学界十分关切的话题。通常认为，道德和法律是人类文化史总结、提炼出来的两种基本的社会规范手段和制约机制。法律一般地说是由国家机关制定、认可和解释，通过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以合法和违法为基本范畴调整行为关系、治理社会秩序的规范体系；道德主要是通过社会舆论、个人良心等非强制性力量发挥作用，以善和恶、正当与不正当为基本范畴调整行为关系、治理社会秩序的价值导向体系。法律意味一种限制，人必须把自己置于法律的约束范围之内，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这就是美国著名法哲学专家博登海默所说的：“规范性制度的存在以及对该规范性制度的严格遵守，乃是在社会中推行法治所必须依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P239)与法律对义务的履行的制约具有外在的强制性相区分，道德对义务的履行的制约不具有外在的强制性，道德（律）意味着个人的自我立法、自我命定，道德行为是个体的自我约束行为，即自律行为，内蕴着个体的自觉与自愿。主体的意志对于道德规范来说是自由的。在这个意义上，道德是自由的体现，道德使人得到自由，而不是感到限制。作为某种规范，道德的本质不是强制而是自由。也就是说，道德行为一定是自由行为。所以，伦理学尽管肯定道德作为规范也是法律，但强调这是自己给自己立法。一般意义的法律没有自己的加入，总是带有强制性。道德（律）通过人自己的加入，自在的必然性就转化成为我的必然性。规范由法律转换为道德（律），表现为主体自身的行为动机由原来的外在约束转换为内在约束，由外在的立法和命令转化为内在的自我立法、自我命令。尽管作为有理性的存在者执行道德律也是强制的，道德法则对理性者也表现为一种绝对命令，但道德律作为自律由于是自我强制，所以不体现出被迫性，不让人感到是异己的、消极的。这是道德律与一般的法律的基本不同。

进一步说，道德规范社会生活靠的是内在的良心。良心是公民在履行社会职责和道德义务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强烈的责任感和自我评价能力。良心就是每个人的自律，道德良心内在于个体自身，没有良心就没有道德。良心是道德的自律性最集中的表现形式。道德有行为规范的要求，却没有对违规行为的硬性制裁。道德规范不须使用强制性手段为自己开辟道路。可见，道德规范是非制度化的，非外在化的一种特殊的规范。道德规范的特殊性，就是在于它是柔性的，是一种软约束，重在教化，重在范导。道德不是一种制约行为的行为规范，而是一种影响选择的价值向导，它的命令以“应当”为联系词，但不一定是“非得如此”的规范，而更具有劝导的意味。而法律是刚性的，法律是一种硬约束，重在制裁，法律不允许对它的命令有任何相反的作为，甚至不允许提出疑问。法律从制定到实施，靠的是国家强制性手段来为自己开辟道路。总之，法律以其权威性和强制手段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道德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提高社会成员的思想境界和道德觉悟。如果说法律是以“必须怎样”为调解尺度，那么道德是以“应该怎样”为调解尺度。如果说法律的至高无上出于人们的畏惧，那么道德的崇高感出于人们的敬仰。法律规范的主要作用，体现为在人们犯罪之后给予必要的惩罚。道德规范的主要作用，体现为在人们犯罪之前给予道德教育，使人们有羞耻之心，有道德责任心和道德义务感，并使这种义务感和责任心能够转化为人们的实际行动，从而不去违法犯罪。法律与道德的这种不同，导致这样的情况：迫于压力而循规蹈矩的人可以是法律意义上的好公民，但不一定是道德意义上的能自觉自愿做好事的善人。在一定情况下，一个人所做的在法律上不允许的事却可能是合乎道德的。如一个人处理了一件由他代管的物品，使这件物品的所有者蒙受损失，这在法律上是错误的，作为一种背信行为，这种做法应受到惩罚。但在道德上它却是正确的。假如他只有挪用他保管的这件东西方能使自己和他人免于一场大祸，他也许就可以这样做而不受良心责备。在法律面前他可以是有罪的和该受罚的，但在良心和道德法庭面前他是无罪的。这又是法律与道德之间的不一致。

正因为道德和法律在现实生活中具有不同的范导和调节作用，所以对于一个健全的社会来说，道德和法律都是不可缺少的。首先，历史和现实都表明，道德在社会生活中具有法律所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如道德可以成为人们的内在约束力，有道德的人可以自觉地按照理论原则规范和约束自己的行为。又如道德可以成为人们的精神支柱，有了道德，人们就可以获得某种理想性和崇高性以及内在驱动力。纯粹靠暴力无法形成真正的和谐社会，理想的社会不能缺少道德的熏陶。道德是提升人的精神境界，使人从自然世界超生出来，进入文明社会的保证。然而，法制也是国家赖以存在的保障机制，是防止作恶的有力武器，是调节冲突的有效手段，是制约行为的基本手段。没有任何人可以完全将法律置之于不顾，而仅仅依靠个人超凡的道德理想来生存。同样有许多问题并不涉及道德，因此要靠法律来解决。法律为了调整社会秩序、保持社会安宁、维持社会现状、实现大多数人的权益而存在。法制之所以不可缺少，不仅是因为法律可以限制人的行为，防止犯罪或惩罚犯罪，起震慑作用，而且可以规范人的行为。有国家就有法制，法制并且是文明国家的象征。文明的现代国家甚至被称作法治国家。文明的现代社会甚至被称作法治社会。建设文明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的现代社会，既要坚持不懈地加强法制建设，又要坚持不懈地推进道德建设。任何充分的德性伦理都需要法律作为其副本，就像任何充分的法律制度都需要道德作为副本一样。法律和道德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都是维护、规范人们思想和行为的重要手段，它们相互支持、相互补充。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应该相互结合，统一发挥作用。

二、道德法律化的困境

当然，法律与道德之间除了存有以上重要的区别之外，也有深刻的关联。人们把道德规范称之为道德“法”或道德“律”，本身就表明了法律与道德之间的深刻关联。不过，学界在道德与法律之间的关联问题上，形成了各有偏重的两种趋向：

一种趋向是以法律为轴，从道德向法律关联，强调法律是高于道德的更好更优的社会规范手段与制约机制。历史上，“毕达哥拉斯派认为服从法律是最高的善，而法律本身（“好的法律”）则是最大的价值”(P33—34)。近代自然法理论认为，基于人性的自然法就是社会关系的基本准则，是正义的最高标准，因此道德的善恶最终要依据自然法。如霍布斯就认为，关于自然法的科学就是真正的道德科学，自然法就是道德法，正义的根据在于植根于人性之中的自然法。伦理学家的一切道德准则都是从自然法中推导出来的。洛克认为，法律上许可的行为在道德上都是善的，法律上禁止的行为在道德上都是恶的。伦理的善恶与道德的邪正主要看行为是否符合于一种法律所拟的模型而定。“所谓道德上的善恶，就是指我们的自愿行动是否契合于能致苦乐的法律而言。它们如果契合于这些法律，则这个法律可以借立法者的意志和权力使我们得到好事，反之则便得到恶报。这种善或恶，乐或苦是看我们遵守法则与否，由立法者的命令所给我们的，因此，我们便叫它们为奖赏同刑罚。”(P328)在西方历史上这种法律高于道德、法律造就一切的思想影响和推动下，今日学界产生了道德立法的呼声，要求使道德获得法律的强力支持，甚至将道德变成法律规则，强制人们去遵守和执行，这就是所谓的

“道德法律化”之论。

另一种趋向是以道德为轴，从法律向道德关联，强调道德是高于法律的更好更优的社会规范手段和制约机制。学界认为，法律的约束并不能从人的思想上消除犯罪的根源。因此，只有加强了道德教育，提高了人们的道德觉悟，才能从根本上改善社会风气，才能消除人们违法犯罪的思想根源。以德治国是依法治国得以实施的前提条件。道德价值是人们理解和自觉接受法律的惟一理由。道德是法律的伦理确证，是法律的思想基础。法律是道德的最低要求。法律只是最低限度的道德和对人的低层次要求。社会问题往往是由于社会的法律要求不能转化成道德主体的内心自觉。法律离开道德就可能变成恶法。有了规范意识，有些人知法犯法，利用法律知识规避法律，逃避责任。因此只有内心树立起法的权威和尊严，崇尚法的公平和正义的精神，理解并认同法律，外在的法律规范才能变成内在的行为准则。根本上说，法不是靠国家来维护，而是靠人们的信仰和信任。实际上法治本身就有很高的道德诉求，道德自律是现代法制国家本身的内在需求。道德自律是公民意识的最高境界，也是法治建设的最高形式。高级社会应该是靠道德自律建立秩序的社会。在这种思想趋向的推动下，学界产生截然相反的呼声，这呼声要求将纸上的法律变成心中的道德律，这就是所谓的“法律道德化”之论。

在时下关于道德与法律之间的关联问题的讨论中，道德法律化之呼声明显高于法律道德化之呼声。然而，在我们看来，道德法律化之论必然遭遇历史和现实的双重困境。

从现实层面上看，当今几乎所有持道德法律化之论的人们，都是有感于现实生活中道德滑坡之势愈演愈烈，而寄希望于通过法律手段来拯救社会风尚和推进道德建设。基于这样一种现实的考虑，持道德法律化之论的人们纷纷去寻找他们自以为是的理论依据。他们认为，道德是一种不完善的法律，虽有行为规范的要求，却没有对违规行为的硬性制裁，而法律则是一种完善的道德，它可以起到普遍伦理价值准则的作用，它可以在道德的基础上加上一个强力制裁，从而弥补道德的这一天然缺陷。因此，道德应该法律化。在他们看来，道德法律化是文明进步的标志，文明的发展必然使道德转化为法律的步伐越来越快，并最终将道德融于法律之中。这种要求道德法律化的主张的背后暗含着极度显明的法律崇拜意识。然而，现实生活中，法律远非人们想象的那么美妙与完善，当然法律也并不必然带来社会的道德进步。道德是一种实践精神，是一种把握世界的特殊方式，它不能随意接受法律提供的许多成果，更不能由法律所取代。首先，法律是一架机器。作为一架机器，法律必然漠视人的生命。邓晓芒先生指出：“法律是（并且应当是）一架机器，人心却不是机器，它不能够仅仅是加减乘除。”(P116)正因为法律是一架机器，席勒借《强盗》的男主人翁摩尔之口说：“法律永远不能产生伟大人物，只有自由才能造成巨人和英雄。”(P2)卢梭甚至明确断言：“法律的力量是有限度的。”(P86)其次，国家的法律可以是好的也可以是坏的，不好的法律是恶法，恶法显然不可能阻止道德沦丧，改进社会风尚，好的法律是良法，而良法不能靠法律自身来确认，却要靠道德去保证，去确认。法律善恶的衡量标准尺度是正义。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法律的制定总是会有一定的根据的，而这个根据就是道德上的善和正义。在阿奎那看来，真正的法律是公正的，不会与道德发生冲突，不会违背道德的基本原则。再次，法律发挥作用必须诉诸个人的内在自觉。罗尔斯顿就曾说过：“法律能禁止那些最严重的违规行为，但却无法使公民主动行善。”(P433)对于一个没有在内心深处认同法律的人来说，法律不过是一纸空文，是一种外在的秩序或规则。如果没有人的正义美德的参与，这秩序或规则就不能变成自己的法律，就只能是一个摆设。这就是美国政治哲学家麦金泰尔所说的：“只有那些具有正义德性的人才有可能知道怎样运用法律”(P192)。黑格尔也说过类似的观点：“当个人尚未认识法律、理解法律时，法律在个人看来便是暴力。……法律在最初的时候，必须是强制性的暴力，等到人们认识了法律，等待法律变成了人们自己的法律时，它才不是一个外来的东西。”[9](p166)

从历史层面上看，中国古代社会大多主张将道德理念和道德规范借助于立法程序以法律的、国家意志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使之规范化、制度化。在法律与道德这两种社会制约机制中，有人简单地以为，中国古代没有法律只有道德。其实，中国是有法律的，如《唐律》、《清律》等等，只不过中国古代的法律是道德化了的法律，是改装了的道德条目。与其说中国古代没有法律，不如说中国的伦理就是法律，中国的法律是道德法。所以不需要再有另外一套道德之外的法律。支配中国古代法律的思想主流是儒家的以“法”释“礼”、融“礼”于“法”、礼法合一、德主刑辅的道德礼教型法律观。从最能代表中国古代法系的《唐律》中可以看出中国法律的道德礼教型本色：如居丧生子，徒刑一年；居丧作乐，杖八十；妻子殴打丈夫，不论有伤无伤，一律徒刑，伤重者加凡人三等治罪，若丈夫被殴致死，则处以绞刑，而丈夫殴打妻子，却减凡人二等处刑，非有伤者不罪，等等。中国传统道德优先的文化，为伦理礼俗“侵入”法律大开了方便之门。所以情况往往是，中国的道德经典就具有法律效应。礼俗成为“准法律”，违背了礼俗就等于触犯了法律，犯了“法”的人就是犯了“伦”的人。然而，在中国古代社会，以道德改装而成的法律并不成功，它导致法律量刑无一定规，具有极大的活动余地和弹性（所谓“从重从轻，从宽从严”）。历史上那些以法律的方式制度化、规范化了的道德理念固然具有了威严的形式，但却剥夺了与自由意志的内在联系，结果导致古代中国既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法律，也没有实实在在地促进道德风尚的改进。也许这正是中国专制统治的哲学狡计——道德被赋予法律的威严形式，从而保护了专制统治；法律披上道德的温柔外衣，恰使酷烈的刑罚变得温情脉脉。而用追求确定性的西方法律眼光来审视，这种道德礼教型法律根本上是反法律的。并且这一切使得德将不德，法将不法，两边都上不了岸，两头都不能落实。所以有学者指出：“以道德原则作为法律原则去强制每个人的自由意志，将带来不可估量的恶果，它将使人丧失自己作为道德选择的资格，使道德本身变得虚伪，最重要的是：它彻底否定了人作为一个自由存在者的尊严，因而也否定了一切道德。(P133)

历史和现实均表明，道德问题的解决是不能一劳永逸地求助于法律来完成的，相反，法律问题的解决却有待于从道德中吸取力量。这就是卢梭说过的：“道德和一般正义问题不同于私法问题，不能靠命令和法制来节制；假如有时法律也对道德发生影响，那只是因为法律从道德中吸取自己的力量。”(P87)

三、法律走向道德化

鉴于法律必须从道德中吸取力量才能发挥作用的事实，我们认为，倒是可以提出一种法律道德化的主张。显然，问题涉及到究竟是法律优先于道德还是道德优先于法律？

黑格尔的整个哲学体系由逻辑学、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三部分构成。精神哲学又被分为三部分：主观精神、客观精神和绝对精神。进而黑格尔又把客观精神分为“抽象法”、“道德”和“伦理”三个环节。黑格尔认为，抽象法是自由意志借外物（特别是对财产的占有）实现自身，而道德则是自由意志在内心的实现，所以道德从它的形态上看，就是“主观意志的法”。从这个意义上看，“道德的观点就是自为地存在的自由”[10](P111)。抽象法阶段，自由意志表现在外部对象上；到了道德阶段，它表现为道德意识。出于道德意识的行为都是自愿的，不

同于出于法律的行为。道德也是法的一种，是内心的法。因此，道德是法的真理，是扬弃了抽象法而达到的更高阶段，道德阶段高于抽象法阶段。从抽象法到道德，是人的规定即自由意志从客体转化为主体，从外部转向内部，从低级进展到高级的发展。显然，遵守道德比遵纪守法更加困难，前者是一种更高的要求。这是因为道德本身不仅是法，而且是建立在自律基础上的道德法、道德律。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道德优先于法律，而不是法律优先于道德。如果非要在道德与法律之间分出高下，更根本的是道德而不是法律。任何一种法律体系的建立都必须具备一定的道德基础和道德目的，否则就会与社会价值观念发生冲突，就会遭到人们的道德谴责。因此不应该追求道德的法律化，而应该追求法律的道德化，不是应该把法则作为道德的尺度，而是应该把道德作为法律的尺度。法律合理性的尺度就是道德的正义。只有合乎正义的法律才是值得信守的法律。[11](P348—352)

德法范文篇9

如何理解德法互补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各个方面的协调合作，其中道德与法律以及道德建设与法制建设的和谐、互补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首先，应该承认，作为两种调节手段，道德与法律具有明显区别。这主要表现在：从作用机制来说，道德是内在的“自律”，法律是外在的“他律”——道德主内，法律主外；从操作方式来说，道德扬善抑恶，法律惩恶扬善。其实，早在二千多年前孔子就对道德和法律对于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的行为的不同作用有过精辟的论述，那就是：“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道德与法律，不可相互替代或混淆。法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政治建设，道德建设属于思想建设、精神文明。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和谐建构来说，“依法治国”依靠法律的权威性和强制性，避免随意性和任意性，以此保证国家社会生活秩序和人们的合法权益：“以德治国”依靠社会舆论，依靠人的价值判断，依靠人的良知和传统习惯来维系，在社会生活中也是一种强大的约束力量。

其次，道德与法律的区别，不仅不表明两者的对立，反而决定了两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赖。具体地说，法律和道德都是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都是规范人们思想、行为的重要手段。在这方面，儒家与法家的有关论述是典型的例子。儒家推崇德治，法家力主法治，为此拉开了旷日持久的儒法之争。尽管如此，双方都没有绝对否认道德或法律的作用，而是在某种程度上承认道德与法律的互补：一方面，孔子在幻想德治的同时并不排斥法律的作用，还将树立法律观念视为君子必备的修养，于是《论语》中才有“君子怀刑，小人怀惠”的说法；另一方面，韩非在奉法而治的过程中，也肯定道德在社会中所发挥的作用。社会发展到今天，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和谐建构中，道德建设与法制建设更是一个都不能少。不仅如此，只有协调两者的关系，才能确保社会主义社会的和谐建构。这是因为：一方面，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体现为由他律到自律的过程。就目前的社会环境而言，道德要靠法律的保证做后盾。而道德作为一种自律，一种习惯，其影响和效果要深远和持久得多。这就决定了当代的社会主义和谐建构应先用法律树立权利和义务观念——法律规定“不应该做的”，就坚决不去做。另一方面，法律又需要道德的支持。违法一定与道德相连，但违背道德的不一定违法。失德与违法、犯罪之间有一片断层带，这个断层地带显然要靠道德自觉来规范。法律必须以社会上公认的道德为基础和前提，如果缺少道德基础，法律不仅会失去自身的权威甚至会法不责众。究其原因，是因为法治以其权威性和强制手段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德治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提高社会成员的思想认识和道德觉悟。法律的落实程度，与人的思想道德素质密切相关。人的素质不同，对法的理解也就不同，执行的结果就会大不相同。于是，经常会出现这种的情形，同样的法规，在不同地区、不同群体中会产生不同的效果。这再次证明，法律离不开人的素质，离不开道德的支撑。法律规范是一种外在力量，对人类来说只是一种外律或他律。基于这种情况，法律的实施和贯彻只有借助于道德才可能使它内在化，变他律为自律，把外在规范提升为内在的自律准则。这也决定了实施法律应该“以教为先”，首先进行道德教育和法律知识教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孔子说：“不教而杀谓之虐”。荀子说：“不教而诛，则刑繁而邪不胜。”

众所周知，中国具有德法合一的传统，儒家崇尚的礼，是集道德与法律于一身的。从魏晋时代起开始以礼入法，使礼拥有了与法同等的意义，道德审判与法律审判往往合一。中国古代的德法合一传统，无疑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了历史借鉴。

德法范文篇10

[关键词]法科学生；人才梯队建设；德法兼修；问题应对；行动逻辑

一、培养一支“德法兼修”的法科学生队伍，对完善法院后备人才队伍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法律职业者拥有共同的理想、共同的价值追求与共同的奋斗目标。培养一支德法兼修的法科学生队伍，让他们在毕业之后既拥有精深的专业水平，又拥有高尚的道德修养对于包括法院在内的各个实务部门具有重要意义。这就要求法学院校与包括法院在内的实务部门通力合作，于法科学生求学阶段，在提高其知识水平、专业素养的同时，加大力度提升他们的思想道德修养。从长远来看，这是为法院系统储备人才，完善法院人才梯队建设的必选动作。法科生在校期间要重视并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不断创新手段，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法学学习过程中，把法学院校建设成为培养卓越法律人才的首要阵地，让法科学生真正能以“德法兼修”的面貌进入到社会当中，不仅仅为未来的立法、执法、司法等工作打下良好基础，更为法治国家的建设营造了良好的人文环境。通过前往各大高校，面向师生发放调查问卷、选取师生进行个别访谈、在法学院召开座谈会等形式的调研，我们不难发现，在近些年，法科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改革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明确了思想政治教育在法学教育中的重要地位，建立健全了法科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课程体系改革和教材建设初见成效，教育主管部门也从学校、学生的实际情况出发，从思政教师职业发展、思政教育研究、思政课程建设等方面入手，推出了一系列的利好措施。但尽管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面临的问题也毋庸回避，故而在对问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深入思考，提出有针对性且切实可行的创新路径，对于将法院人才储备工作前移至高校培养阶段，完善法院人才梯队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二、“德法兼修”培养模式下法院后备人才队伍建设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高校对法科学生思政教育的重要性认识程度不够

囿于法科学生扩招的大势所趋，部分高校对法科学生思政教育工作开展的力度并没有提升到应有的高度，“重专业理论学习，轻政治素质培养”的情形时有发生。而培养社会主义法治人才，为法院系统储备人力资源，就是要在学校的培养阶段实现学生的“德法兼修”。这一培养目标的实现，要求我们对法治人才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程度、实施难度有一个清晰且正确的认识。如何真正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与法学专业的融合，成为当下不可回避的问题。

（二）“德法兼修”教育内容没有做到因材施教，教育方式方法固化单一

目前高校进行“德法兼修”教育的手段还停留于以往的传统做法，主要通过课堂教学即老师授课对学生进行思政教育，而教育者在教学实践活动中，并没有通过躬身实践，从法科学生已有的道德发展水平和现实思想需求出发，设计教学内容。授课内容缺少生动性、针对性，学生不愿听也不想听，总觉得思想政治教育离现实太远，达不到预期应有的效果。在大多数院校，思政课的教学模式采取由全校不同学院、不同专业的学生组成一个临时课堂的模式进行，授课老师只是介绍一些普遍性的内容，不能有效地对各个专业学生进行针对性教育，学生自然提不起兴趣，教学效果也难尽如人意。虽然有些时候会组织学生观看两会开幕式、解读先进人物精神报告会等活动，但就总体而言，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不够多样，且大多活动只是针对学生党员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普及程度并不高。

（三）思想政治教育队伍相对薄弱，教育实效欠佳

一方面，大多数院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由班主任或学生辅导员承担，缺乏专业性，其工作能力、水平还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探索建立一支专家型的班主任、辅导员队伍迫在眉睫。应当看到，法院人才队伍的储备，需要毕业生在学期间，获得全方位、多角度地发展，这种全面发展既包括拥有较高的政治站位，也包括拥有精深的专业水平，还包括拥有高尚的道德修养，而正是因为这种较为“高大上”的目标定位，使其往往被部分学生认为遥不可及，有很强的距离感。加之法科学生在学期间能够参加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在通过之后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司法实践，获取报酬。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弱化其学生身份的认同感，增强其法律人的身份感。此种现状虽有利于其在毕业后快速融入社会，但与此同时，这样也使得通识性的思政教育效果大打折扣。

三、创新“德法兼修”培养模式下法院后备人才队伍建设的行动逻辑

（一）明确培养“德法兼修”的法学毕业生是法学院校的首要工作

完善法院人才队伍的梯次化建设，需要拥有德法兼修的优质人才储备，让法科学生在学校阶段就能够养成良好的法治素养、人文情操，对未来法律职业共同体整体素质的提高将会产生深远的积极作用。各法学院校应当提高政治站位，充分领会国家依法治国的战略要求，明确自身义不容辞的使命要求，将法律人才的培养上升到为法治国家的建设储备人才的高度，把法科学生思政教育当作日常教学的首要工作来抓。

（二）紧扣法学学科特点，拓展“德法兼修”的培养方式

法学学科体系庞大，分类较细，在学习的过程中，需要不断进行解释，要求学生知行合一。法学知识本身又具有严谨的逻辑性，其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结合的特点，体现出与一般人文学科所不同的特质。故而，在进行法学教育和思政教育的过程中，教育者如何根据法学的这种特点开展教学，培养符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需要的高端法治人才，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法学的实践性特征决定了法科学生的思政教育绝不能停留在照本宣科、填鸭式灌输的层面上，而应引导学生知行合一，在学习法律条文、理解法学原理的同时提升自己的道德修养，实现德法兼修的目标。在实际操作上，班主任可与学生辅导员密切配合，创新多种育人形式，从而增强思政工作的实效。例如，可以考虑与当地法院达成框架协议，选派优秀的法科学生前往法院展览馆担当义务讲解员，使得学生在深入了解司法实践历史的同时，锻炼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与现场处置能力，增强学生作为法律人的使命感、自豪感，激发学生努力成为青年马克思主义法治工作者的决心。另外，还可精心选择情与法交融、道德与法律交融的案件，作为课堂重点讨论的案件，组织学生以案件为原点，撰写法律文书，召开案件分析讨论会，在实现知行统一的同时，使学生能够了解到德与法并不是平行的两个维度，从而全方位提升自己的综合能力。除此之外，为了让法科学生能够更好地参与到思政课堂中，可尝试转变传统的授课方式，不再拘泥于老师授课、学生听课的模式，而是让学生作为授课者，用自己的语言讲好思政故事。具体而言，在思政课堂上，可将学生分为若干小组，每个小组设发言人及组员，全体小组成员在通力合作的基础上自拟与思政课堂、中国法治相关的题目。在结课之前，统一安排时间由各小组的发言人代表全组成员进行展示，将自己小组成员所研究的相关内容传递给班内同学，以此来丰富思想政治教育方式，使每一位学生都能够切身参与其中。

（三）明晰班主任、辅导员老师在思政教育中

第一责任人的地位，加强法科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建设班主任、辅导员老师对学生所产生的影响持续终生，他们能否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从思想政治、专业素养等多方面引领学生成为合格的马克思主义法治人才，对于法科学生的未来至关重要。有必要进一步明晰，班主任及辅导员老师是法科学生立德树人培养目标的第一责任人，其在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具体而言，可尝试建立班主任、辅导员老师与学生定期座谈制度，频率为每周至少一次。在见面的过程中，老师通过谈话的方式，可及时清晰、全面地掌握学生的思想动态、学习状况及科研情况。这种规定不仅能使班主任、辅导员老师对学生的各项情况了然于心，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增进师生间的感情，为引领学生成为合格的马克思主义法学工作者打下良好的感情基础。此外，承担专业课教学任务的班主任或辅导员老师，在日常的教学工作中，要加大思政教育的比例，将思政教育寓于专业教育之中。可由学校相关职能部门出台文件，将班主任、辅导员老师参与学生思政教育的具体职责范围、工作方式、考核结果运用予以明确化、纸面化、规范化，从而最大程度发挥班主任、辅导员思想政治教育第一责任人的作用。在探索“德法兼修”培养模式下教育方式崭新进路的过程中，基于法学学科特点及法科学生的成才轨迹，为法学院系配备不同于其他学院且结构合理，更为专业的思政工作队伍就显得尤为重要了，毕竟，再好的制度构想最终都要由具体的人来执行。这一思政队伍的配备又可细分为两大类、三种人，即班主任、学生辅导员及专职思政课程教师。法学院校班主任老师除了要有深厚的法律素养，严谨的治学能力，能够立足中国实际，具有前沿眼光外，还应有崇高的道德修养，坚定的政治理想信念，其能够坚持马克思主义法学并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指导学生研习法律。学生辅导员则应当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法学教育背景，只有这样，其才能了解到法科学生成才轨迹过程中每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才能够感同身受，才能够真正从学生的角度出发帮助学生实现其全面发展。至于思政课程教师，其在为学生授课时，应该更多地结合法科学生的实际，抛弃晦涩的专业语言，摒弃枯燥的理论术语，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优势，在使学生了解思政课程基础理论的同时，引导学生树立远大的理想，让法科学生真正能以“德法兼修”的面貌进入到社会当中。

参考文献：

[1]杜林.关于当前研究生思想政治工作问题的思考[J].民族教育研究,2008(1).

[2]杜勇.浅论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J].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