稻作效益范文10篇

稻作效益范文篇1

论文摘要通过对南阳市农业自然资源条件、水稻栽培技术、市场需求的回顾和分析，认为南阳水稻生产的潜力很大，并针对目前存在的问题和限制水稻发展的主要因素等，提出了稻作改进对策及发展战略。

大米位于我国的三大主粮之首，全国有60％的人口以大米为主粮，大米是极为重要和敏感的特殊食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几次抢粮风潮，都是从大米开始。因此，在“十一五”期间，做好大米产业，对于确保国家的粮食安全至关重要。南阳市农业自然资源条件优越，水稻生产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如何达到“南阳三个提高(提高稻米品质，提高单产水平，提高科技效益)一个保障(保障粮食基本结构)”的目标，已是刻不容缓的研究课题。经分析论证，形成以下几点看法：①南阳稻作发展潜力巨大，前景喜人，地位重要；②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第一生产力作用，全面推广稻作优良品种和先进、适用、增产、增效的农业技术，实现科技兴稻，是提高南阳稻作效益的科技保证和根本途径；③多部门综合服务，生产绿色有机保健优质稻米，培育“南阳稻米”名牌产品，是提高南阳稻作效益的根本途径和最终目的；④提高加工工艺，建立网络化的经营模式，拓宽销售领域，实现产业优势化、规模化、市场占有率高和农民增收增效。

1新形势下发展南阳稻作的重要意义

1.1确保粮食安全水稻是高产优质高效粮食作物，其产量一般为旱作粮食作物的2倍。全球有2／3以上人口以稻米为主粮，其中亚非地区约4／5、我国1／2以上人口以稻米为主要粮食。在确保世界的粮食安全中，稻作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加入WTO以后，我国稻米的生产成本仍较世界主要稻米出口国平均生产成本低，较之小麦、大豆、玉米等粮食作物具有较好的比较效益。如果生产的稻米达到绿色有机稻米标准，可与泰国籼米、日本粳米等国际名牌稻米媲美，则其利润空间更大，可较现有传统杂交籼米种植效益成倍提高。

1.2保护生态环境水稻是与环境友好的作物，种植水稻有利于保护环境，促进可持续发展。如水田能蓄留夏季暴雨。减轻水土资源的流失和夏季的洪涝灾害，稻田的灌溉有利于减少化肥的流失和促使农药快速降解和降低“城市热岛效应”的作用。

1.3保护农田水利水稻生产的发展可以促进和保护农田水利建设事业，从而对农林牧副渔各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水资源条件。凡是水利条件好的地方都有水稻的种植，而种植水稻的地方都能保证良好的水利条件。

水稻与水利的良好互促互动，证明水稻生产较旱作物具有保护农田水利的独特作用，只有发展水稻，才能发挥灌区水土资源条件的作用，提高灌溉效益。

1.4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水稻生产具有防灾和为农业结构调整腾出土地，促进农业产业结构再调整的作用。在干旱年份，具有灌溉条件的稻田，可得到良好的光热条件，往往能够创出超高产量。在雨涝年份，稻田更能省水高产，化害为利，2006年秋季遇罕见雨涝，仅水稻减产较少。为了加快实现全面小康目标，各方面均在调整改革、加速发展。粮食生产正在从东北平原向黄淮海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地区集中。就水稻生产而言，因北方的干旱、缺水和南方的发展经济毁田严重，迫使水稻面积向黄淮海区转移集中。南阳属南北过渡带气候，地处江淮地区，土壤肥沃，四季分明，雨量充沛，年平均降雨量在800～1200mm，温和湿润，5～10月份的日照时数和有效积温比河南省黄河以北高，有利于实现高产、超高产，又利于实现稻米品质优、效益高等目标。按照“以水定稻”的原则，南阳现有各类水库505座，总蓄水能力25亿m2，有效灌溉面积达43.33万hm2，在保证旱作灌溉的条件下，还可保证10万hm2水稻的灌溉需要。南水北调中线完工后，南阳年可增加可利用灌溉水12亿m2，对于南阳发展稻作增加了水源保证。考虑到其他方面用水需要也在增加，水稻生产中节水灌溉技术正在广泛采用，水稻年灌溉定额可以控制在6000m／hm2左右，则全市可利用水资源在保证其他方面用水的前提下，完全可能保证10万hm2稻田的需水，如果抓住南水北调工程的机遇，在2010年前的5年间，每年增加水稻面积0.67万hm2，全市年产稻谷可达9亿kg，创社会效益14亿元以上。转

2提高南阳稻作效益的措施

2.1推广水稻优良品种和先进技术

稻作效益范文篇2

论文摘要通过对南阳市农业自然资源条件、水稻栽培技术、市场需求的回顾和分析，认为南阳水稻生产的潜力很大，并针对目前存在的问题和限制水稻发展的主要因素等，提出了稻作改进对策及发展战略。

大米位于我国的三大主粮之首，全国有60％的人口以大米为主粮，大米是极为重要和敏感的特殊食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几次抢粮风潮，都是从大米开始。因此，在“十一五”期间，做好大米产业，对于确保国家的粮食安全至关重要。南阳市农业自然资源条件优越，水稻生产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如何达到“南阳三个提高(提高稻米品质，提高单产水平，提高科技效益)一个保障(保障粮食基本结构)”的目标，已是刻不容缓的研究课题。经分析论证，形成以下几点看法：①南阳稻作发展潜力巨大，前景喜人，地位重要；②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第一生产力作用，全面推广稻作优良品种和先进、适用、增产、增效的农业技术，实现科技兴稻，是提高南阳稻作效益的科技保证和根本途径；③多部门综合服务，生产绿色有机保健优质稻米，培育“南阳稻米”名牌产品，是提高南阳稻作效益的根本途径和最终目的；④提高加工工艺，建立网络化的经营模式，拓宽销售领域，实现产业优势化、规模化、市场占有率高和农民增收增效。

1新形势下发展南阳稻作的重要意义

1.1确保粮食安全水稻是高产优质高效粮食作物，其产量一般为旱作粮食作物的2倍。全球有2／3以上人口以稻米为主粮，其中亚非地区约4／5、我国1／2以上人口以稻米为主要粮食。在确保世界的粮食安全中，稻作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加入WTO以后，我国稻米的生产成本仍较世界主要稻米出口国平均生产成本低，较之小麦、大豆、玉米等粮食作物具有较好的比较效益。如果生产的稻米达到绿色有机稻米标准，可与泰国籼米、日本粳米等国际名牌稻米媲美，则其利润空间更大，可较现有传统杂交籼米种植效益成倍提高。

1.2保护生态环境水稻是与环境友好的作物，种植水稻有利于保护环境，促进可持续发展。如水田能蓄留夏季暴雨。减轻水土资源的流失和夏季的洪涝灾害，稻田的灌溉有利于减少化肥的流失和促使农药快速降解和降低“城市热岛效应”的作用。

1.3保护农田水利水稻生产的发展可以促进和保护农田水利建设事业，从而对农林牧副渔各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水资源条件。凡是水利条件好的地方都有水稻的种植，而种植水稻的地方都能保证良好的水利条件。

水稻与水利的良好互促互动，证明水稻生产较旱作物具有保护农田水利的独特作用，只有发展水稻，才能发挥灌区水土资源条件的作用，提高灌溉效益。

1.4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水稻生产具有防灾和为农业结构调整腾出土地，促进农业产业结构再调整的作用。在干旱年份，具有灌溉条件的稻田，可得到良好的光热条件，往往能够创出超高产量。在雨涝年份，稻田更能省水高产，化害为利，2006年秋季遇罕见雨涝，仅水稻减产较少。为了加快实现全面小康目标，各方面均在调整改革、加速发展。粮食生产正在从东北平原向黄淮海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地区集中。就水稻生产而言，因北方的干旱、缺水和南方的发展经济毁田严重，迫使水稻面积向黄淮海区转移集中。南阳属南北过渡带气候，地处江淮地区，土壤肥沃，四季分明，雨量充沛，年平均降雨量在800～1200mm，温和湿润，5～10月份的日照时数和有效积温比河南省黄河以北高，有利于实现高产、超高产，又利于实现稻米品质优、效益高等目标。按照“以水定稻”的原则，南阳现有各类水库505座，总蓄水能力25亿m2，有效灌溉面积达43.33万hm2，在保证旱作灌溉的条件下，还可保证10万hm2水稻的灌溉需要。南水北调中线完工后，南阳年可增加可利用灌溉水12亿m2，对于南阳发展稻作增加了水源保证。考虑到其他方面用水需要也在增加，水稻生产中节水灌溉技术正在广泛采用，水稻年灌溉定额可以控制在6000m／hm2左右，则全市可利用水资源在保证其他方面用水的前提下，完全可能保证10万hm2稻田的需水，如果抓住南水北调工程的机遇，在2010年前的5年间，每年增加水稻面积0.67万hm2，全市年产稻谷可达9亿kg，创社会效益14亿元以上。

2提高南阳稻作效益的措施

2.1推广水稻优良品种和先进技术

稻作效益范文篇3

关键词：稻作效益；栽培；附加值

大米位于我国的三大主粮之首，全国有60％的人口以大米为主粮，大米是极为重要和敏感的特殊食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几次抢粮风潮，都是从大米开始。因此，在“十一五”期间，做好大米产业，对于确保国家的粮食安全至关重要。南阳市农业自然资源条件优越，水稻生产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如何达到“南阳三个提高(提高稻米品质，提高单产水平，提高科技效益)一个保障(保障粮食基本结构)”的目标，已是刻不容缓的研究课题。经分析论证，形成以下几点看法：①南阳稻作发展潜力巨大，前景喜人，地位重要；②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第一生产力作用，全面推广稻作优良品种和先进、适用、增产、增效的农业技术，实现科技兴稻，是提高南阳稻作效益的科技保证和根本途径；③多部门综合服务，生产绿色有机保健优质稻米，培育“南阳稻米”名牌产品，是提高南阳稻作效益的根本途径和最终目的；④提高加工工艺，建立网络化的经营模式，拓宽销售领域，实现产业优势化、规模化、市场占有率高和农民增收增效。

1新形势下发展南阳稻作的重要意义

1.1确保粮食安全水稻是高产优质高效粮食作物，其产量一般为旱作粮食作物的2倍。全球有2／3以上人口以稻米为主粮，其中亚非地区约4／5、我国1／2以上人口以稻米为主要粮食。在确保世界的粮食安全中，稻作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加入WTO以后，我国稻米的生产成本仍较世界主要稻米出口国平均生产成本低，较之小麦、大豆、玉米等粮食作物具有较好的比较效益。如果生产的稻米达到绿色有机稻米标准，可与泰国籼米、日本粳米等国际名牌稻米媲美，则其利润空间更大，可较现有传统杂交籼米种植效益成倍提高。

1.2保护生态环境水稻是与环境友好的作物，种植水稻有利于保护环境，促进可持续发展。如水田能蓄留夏季暴雨。减轻水土资源的流失和夏季的洪涝灾害，稻田的灌溉有利于减少化肥的流失和促使农药快速降解和降低“城市热岛效应”的作用。

1.3保护农田水利水稻生产的发展可以促进和保护农田水利建设事业，从而对农林牧副渔各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水资源条件。凡是水利条件好的地方都有水稻的种植，而种植水稻的地方都能保证良好的水利条件。

水稻与水利的良好互促互动，证明水稻生产较旱作物具有保护农田水利的独特作用，只有发展水稻，才能发挥灌区水土资源条件的作用，提高灌溉效益。

1.4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水稻生产具有防灾和为农业结构调整腾出土地，促进农业产业结构再调整的作用。在干旱年份，具有灌溉条件的稻田，可得到良好的光热条件，往往能够创出超高产量。在雨涝年份，稻田更能省水高产，化害为利，2006年秋季遇罕见雨涝，仅水稻减产较少。为了加快实现全面小康目标，各方面均在调整改革、加速发展。粮食生产正在从东北平原向黄淮海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地区集中。就水稻生产而言，因北方的干旱、缺水和南方的发展经济毁田严重，迫使水稻面积向黄淮海区转移集中。南阳属南北过渡带气候，地处江淮地区，土壤肥沃，四季分明，雨量充沛，年平均降雨量在800～1200mm，温和湿润，5～10月份的日照时数和有效积温比河南省黄河以北高，有利于实现高产、超高产，又利于实现稻米品质优、效益高等目标。按照“以水定稻”的原则，南阳现有各类水库505座，总蓄水能力25亿m2，有效灌溉面积达43.33万hm2，在保证旱作灌溉的条件下，还可保证10万hm2水稻的灌溉需要。南水北调中线完工后，南阳年可增加可利用灌溉水12亿m2，对于南阳发展稻作增加了水源保证。考虑到其他方面用水需要也在增加，水稻生产中节水灌溉技术正在广泛采用，水稻年灌溉定额可以控制在6000m／hm2左右，则全市可利用水资源在保证其他方面用水的前提下，完全可能保证10万hm2稻田的需水，如果抓住南水北调工程的机遇，在2010年前的5年间，每年增加水稻面积0.67万hm2，全市年产稻谷可达9亿kg，创社会效益14亿元以上。

2提高南阳稻作效益的措施

2.1推广水稻优良品种和先进技术

稻作效益范文篇4

关键词：稻作效益；栽培；附加值

大米位于我国的三大主粮之首，全国有60％的人口以大米为主粮，大米是极为重要和敏感的特殊食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几次抢粮风潮，都是从大米开始。因此，在“十一五”期间，做好大米产业，对于确保国家的粮食安全至关重要。南阳市农业自然资源条件优越，水稻生产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如何达到“南阳三个提高(提高稻米品质，提高单产水平，提高科技效益)一个保障(保障粮食基本结构)”的目标，已是刻不容缓的研究课题。经分析论证，形成以下几点看法：①南阳稻作发展潜力巨大，前景喜人，地位重要；②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第一生产力作用，全面推广稻作优良品种和先进、适用、增产、增效的农业技术，实现科技兴稻，是提高南阳稻作效益的科技保证和根本途径；③多部门综合服务，生产绿色有机保健优质稻米，培育“南阳稻米”名牌产品，是提高南阳稻作效益的根本途径和最终目的；④提高加工工艺，建立网络化的经营模式，拓宽销售领域，实现产业优势化、规模化、市场占有率高和农民增收增效。

1新形势下发展南阳稻作的重要意义

1.1确保粮食安全水稻是高产优质高效粮食作物，其产量一般为旱作粮食作物的2倍。全球有2／3以上人口以稻米为主粮，其中亚非地区约4／5、我国1／2以上人口以稻米为主要粮食。在确保世界的粮食安全中，稻作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加入WTO以后，我国稻米的生产成本仍较世界主要稻米出口国平均生产成本低，较之小麦、大豆、玉米等粮食作物具有较好的比较效益。如果生产的稻米达到绿色有机稻米标准，可与泰国籼米、日本粳米等国际名牌稻米媲美，则其利润空间更大，可较现有传统杂交籼米种植效益成倍提高。

1.2保护生态环境水稻是与环境友好的作物，种植水稻有利于保护环境，促进可持续发展。如水田能蓄留夏季暴雨。减轻水土资源的流失和夏季的洪涝灾害，稻田的灌溉有利于减少化肥的流失和促使农药快速降解和降低“城市热岛效应”的作用。

1.3保护农田水利水稻生产的发展可以促进和保护农田水利建设事业，从而对农林牧副渔各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水资源条件。凡是水利条件好的地方都有水稻的种植，而种植水稻的地方都能保证良好的水利条件。

水稻与水利的良好互促互动，证明水稻生产较旱作物具有保护农田水利的独特作用，只有发展水稻，才能发挥灌区水土资源条件的作用，提高灌溉效益。

1.4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水稻生产具有防灾和为农业结构调整腾出土地，促进农业产业结构再调整的作用。在干旱年份，具有灌溉条件的稻田，可得到良好的光热条件，往往能够创出超高产量。在雨涝年份，稻田更能省水高产，化害为利，2006年秋季遇罕见雨涝，仅水稻减产较少。为了加快实现全面小康目标，各方面均在调整改革、加速发展。粮食生产正在从东北平原向黄淮海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地区集中。就水稻生产而言，因北方的干旱、缺水和南方的发展经济毁田严重，迫使水稻面积向黄淮海区转移集中。南阳属南北过渡带气候，地处江淮地区，土壤肥沃，四季分明，雨量充沛，年平均降雨量在800～1200mm，温和湿润，5～10月份的日照时数和有效积温比河南省黄河以北高，有利于实现高产、超高产，又利于实现稻米品质优、效益高等目标。按照“以水定稻”的原则，南阳现有各类水库505座，总蓄水能力25亿m2，有效灌溉面积达43.33万hm2，在保证旱作灌溉的条件下，还可保证10万hm2水稻的灌溉需要。南水北调中线完工后，南阳年可增加可利用灌溉水12亿m2，对于南阳发展稻作增加了水源保证。考虑到其他方面用水需要也在增加，水稻生产中节水灌溉技术正在广泛采用，水稻年灌溉定额可以控制在6000m／hm2左右，则全市可利用水资源在保证其他方面用水的前提下，完全可能保证10万hm2稻田的需水，如果抓住南水北调工程的机遇，在2010年前的5年间，每年增加水稻面积0.67万hm2，全市年产稻谷可达9亿kg，创社会效益14亿元以上。

2提高南阳稻作效益的措施

2.1推广水稻优良品种和先进技术

稻作效益范文篇5

中国是世界上稻作农业最早的发生地。根据中国史前考古学研究和对古代植物遗存的分析鉴定成果，中国栽培稻的起源，大约始于公元前10000年前后，整个中国史前稻作农业大致可划分为四个发展阶段。

1．栽培稻的起源

栽培稻的起源是一个十分缓慢的过程，从理论上讲，栽培稻的起源，是发生在有人类活动的野生稻分布区域内。

关于稻作的起源，曾流行过农学方面的、民族学方面的和考古学方面的多种看法。

我曾提出栽培稻起源于中国南方腹心地带，主要是根据近十年来的两项考古发现提出的。

一项是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的发现。

另一项是江西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遗址的发现。

这两项重要发现及初步研究成果，已告诉我们中国栽培稻起源的时间与区域。

中国栽培稻起源时间在公元前10000年前后。中国栽培稻发生的区域可初步圈定在江西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遗址至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范围内。

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遗址至道县玉蟾岩遗址的这一区域，从水系上分析，属长江流域；从地形和气候上分析，属华南亚热带；而从整个中国的地形分析，它处于中国南方的腹心地带，即秦岭——淮河以南地区的腹心地区。

该区域的东部为武夷山，西部为中国地形上的第二级阶梯的前沿——雪峰山，北部为南丘岭与幕阜山，南部为南岭。其中，东北部可包括浙江西部仙霞岭与千里岗之间的衢州一带。从平面上看，这一地区似呈不规则四边部，又似呈斜目形。从整个中国南方的地形来看，这一地区位于第三级阶梯的西部，属中国南方的腹心地带。据此可以认为中国栽培稻是在公元前10000年前后起源于中国南方腹心地区，包括其四周的山问谷地。

2．史前稻作农业的兴起

目前考古发现的史前稻作农业兴起阶段的文化遗存，主要有分布在两湖平原西部地区的彭头山文化和分布在淮河上游支流沙河、汝河、洪河流域的裴李岗文化贾湖类型。此外，钱塘江流域也有了新的发现。

彭头山文化主要分布在湖南省北部的环洞庭湖西北至南部的平原地区及湖北西部枝城至秭归的长江沿岸地带，其年代约公元前6500～前5500年。表明其稻作农业兴起的关键性证据，是发现了大量的栽培稻遗存。

裴李岗文化贾湖类型分布在河南省中、东部平原地区，年代在公元前6800～前5800年。目前发现的稻作遗存，主要见于舞阳贾湖遗址。

钱塘江流域的新发现，是近年来在浙江中部盆地的浦江县上山遗址发现了约公元前7000年前后的稻作遗存。

在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偏晚阶段，原始稻作农业除了在洞庭湖区域与鄂西长江沿岸地区、钱塘江流域及淮河上游地区发展外，还扩展至陕南汉水谷地。

3．史前稻作农业的初步发展

在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前，原始稻作农业文化已发展至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赣江流域、闽江流域、珠江流域，以及黄河中下游的部分区域。已发现稻作遗存的有长江下游的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与崧泽文化、北阴阳营文化，长江中游的汤家岗文化、大溪文化、薛家岗文化、赣江流域的拾年山一、二期文化、江淮东部的龙虬庄文化、淮河中游地区的侯家寨文化等，在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中亦有一些遗址出土了稻作遗存。其中以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龙虬庄文化、大溪文化的稻作遗存最为丰富，并做了鉴定分析。

这时期稻作农业向北方的发展，已超越了前一时期，到达北纬35°左右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如在江苏连云港二涧村、河南郑州大河村、洛阳西高崖等遗址都发现了稻壳印痕。陕西华县泉护村遗址发现了可能是稻谷的痕迹。黄淮地区是当时的稻粟混作区。

4．史前稻作农业的成熟发展

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前至公元前2000年前，是中国史前稻作农业的成熟发展时期，有的地区大约在公元前3300年前后就开始进入原始农业的成熟发展期。

成熟发展阶段的原始稻作农业文化，其分布范围大体与初步发展阶段的分布范围相同，南起岭南，北至山东栖霞、河南汝州、陕西扶风一带，西到长江上游的成都平原，东临海滨。已发现稻作遗存的有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长江中游的屈家岭文化与石家河文化、赣江流域的樊城堆文化、岭南的石峡文化、海岱与皖北地区的大汶口文化晚期与山东龙山文化、中原地区的河南龙山文化、渭河流域的扶风案板三期文化遗存，以及台湾台北、台中、屏东等地。其中以良渚文化、屈家岭文化与石家河文化、樊城堆文化的稻作遗存最为丰富。黄淮地区仍然是稻粟混作区。而岭南与台湾等自然食物来源十分丰富的地区，在这时期已确立了稻作的种植。

二、中国史前稻作农业各发展阶段的主要文化特征

中国史前稻作农业的文化特征，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是有区别的。

1．栽培稻起源阶段的主要的文化特征

在栽培稻起源阶段，与栽培稻发生有关的工具等文化面貌的变化，亦有反映。如玉蟾岩遗址新出现了锄形石器、骨铲，仙人洞与吊桶环遗址中出现了磨制石器，穿孔蚌器的数量增加、个体较大、穿孔孔径小而圆滑，出现双孔蚌器，或可称为蚌耜等。这些新颖的工具是否就是与稻的栽培和收割有关，目前尚不能确定，但应与栽培稻出现的经济生活有关。

至于与饮食活动有关的陶器，在栽培稻发生之前就已经起源，中国陶器的起源在距今15000年前(1)；至栽培稻起源阶段，陶器的制作有了改进。如玉蟾岩陶泥(片)中有意识地拌入搀和料；在仙人洞与吊桶环遗址发现的陶片，还有绳纹、条纹与素面之分，器型有罐、钵两种，制法除贴片外，还有泥条叠筑法。陶器在人们生活中的作用，因栽培作物的产生而逐步显得重要了。

2．史前稻作农业兴起阶段的主要的文化特征

表明彭头山文化原始农业兴起的主要标志还有聚落址的出现。目前已发现彭头山文化时期的聚落址有近20处，以八十垱与彭头山遗址的规模较大。八十垱遗址属低岗遗址，由围壕和围墙圈围，平面呈长方形，近南北向，现存部分南北长约110米，东西宽约70～80米，环绕面积近8000平方米。围墙顶宽约3米，围壕在围墙外侧，底宽约3．5米，沟底距墙顶高2米。在围墙以内已发现多座成排布置的房基及一座海星状高台建筑址。彭头山聚落址亦为低岗遗址，位于八十垱遗址东北25公里，已发现房址、灰坑、墓葬等。房址为平面近方形、面积约30多平方米的地面建筑址和平面呈不规则圆形的小型半地穴式建筑址，保存较差。墓葬18座，为二次葬，每墓都有1至4件陶器随葬(2)。这种具有固定居住条件、规模较大的聚落址，尤其是带有防护屏障的聚落址的出现，无疑是以原始农业兴起为依托的，而这种聚落址的出现也促进了原始农业的发展。

表明彭头山文化原始农业兴起的工具方面的证据还不多，也许是竹、木质工具已腐朽而没有保存下来。在八十垱遗址曾发现木铲与木耒(3)。就已发现的石器而言，打制石器、细小燧石器等是前期文化的延续外，出现了少量磨制石器，如小型石斧等，但不能确定其为农业生产工具。没有形成专门的石质农业生产工具可能是中国南方地区史前稻作农业兴起阶段的特征。

与贾湖原始稻作农业大致同步兴起的是贾湖聚落址的出现。

贾湖聚落址位于沙河与澧河之间，比河堤低3米左右，面积较大，达55000平方米。在已发掘的2350多平方米内发现房址45座、灰坑370座、陶窑9座、墓葬349座、瓮棺32座、埋狗坑1O座，以及数千件陶、石、骨器等。这些都表明当时的聚落规模较大，人口已达到一定的数量。墓葬中出土的5、6、7、8孔笛形骨管乐器、龟甲响器及龟甲上的契刻符号等，反映出当时的精神文化生活也伴随着原始农业的兴起而开始发展起来。

贾湖聚落址出土的工具种类较彭头山文化的为多，有石、骨角、牙器等，以石工具为主，琢、磨制石工具开始大量出现。可确定为农业工具的有石铲、石镰、石刀、石磨盘、石磨棒及骨耜等。磨制石农具的出现是原始农业兴起的重要特征。

从聚落址规模及其房址、墓葬、生产工具、生活用具等内涵分析，贾湖聚落址的原始稻作农业的发展水平似高于彭头山文化的原始稻作农业的发展水平，但此时的原始稻作农业都处于兴起阶段。据对贾湖聚落址出土的农业工具、狩猎工具、捕捞工具的数量比例分析，其原始农业经济比重约占当时整个社会经济的四分之一以上，狩猎、捕捞、采集经济仍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3．史前稻作农业初步发展阶段的主要的文化特征

这时期的稻作遗存充分表明，稻作农业在公元前5000～前3000多年间得到了明显的发展。稻作农业的覆盖面达到中国第三级阶地南方地区的主要区域，稻作农业的规模逐渐扩大，品种也在逐渐优化，产量逐渐提高。尤其是有田埂、配有灌溉设施的稻田的发现，发明这时期的稻作种植进入了小田块管理的阶段，人工对稻谷栽培的农事活动十分明显。小田块管理应是原始稻作农业初步发展阶段的一项重要特征。

稻作农业生产工具在这一阶段有着明显的发展，磨光石器如铲、斧、刀等开始较多的使用。最为突出的是在河姆渡遗址发现了170多件骨耜，有双齿刃骨耜、斜刃骨耜、平刃骨耜等几种，还有骨平田器等。在鲞架山遗址出有木耜、角质鹤嘴锄，慈湖遗址出有木锄与木平田器，在草鞋山遗址、青墩遗址、罗家角遗址都出有骨耜，等等。大量骨耜、木耜，以及石铲的发现，是当时处于耜耕农业阶段的重要证据。

在原始稻作农业初步发展阶段，手工业和家畜饲养也都有了明显的发展。其中手工业中最重要的成就是出现了玉器、漆器、刻纹白陶的制作与蚕丝编织等。如河姆渡文化中的玉块、玉璜、漆碗、象牙雕刻、织布机工具与腹刻蚕纹的牙雕小盅等，大溪文化中的刻纹白陶盘等。饲养的家畜除猪、狗外，可能还有牛、羊等(4)

原始稻作农业文化区的精神文化生活，在此时开始丰富起来。如湖南澧县城头山遗址的大溪文化的祭坛、浙江桐乡罗家角遗址出土的马家浜文化的裸体男性塑像、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双鸟朝阳”纹象牙雕刻品等。

这时期的聚落也得到了快速发展。主要表现在聚落址密度和单个聚落址面积的增加和聚落功能的完善。其中尤以太湖与杭州湾地区及两湖平原地区的发展较快。河姆渡遗址发现的杆栏式房屋是当时最为进步的木构建筑，澧县城头山城址为中国最早的城濠聚落址。这种文化现象与这两地的稻作种植业发展较快密切相关。

4．史前稻作农业成熟发展阶段的主要的文化特征

这时期，在各个区域内反映稻作农业发达程度的农业生产工具，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尤以良渚文化的最为进步。主要是形成了种类较多的成套的农业工具。良渚文化的石质农业工具有犁、斜柄破土器、耜、铲、耘田器、镰、侄等，大都制作精细，另有角锄、木平田器等。石犁、斜柄破土器和耘田器的出现，表明当时耕作技术的提高。石犁用于翻土，虽然对其是借助人力翻土还是牲畜拉犁翻土尚不能确定，但据其形制呈三角形，可确认当时出现了原始犁。耘田器可能是中耕的工具。也可能是用于平田的。农业生产工具表明，良渚文化的稻作农业可能是当时最发达的。

原始稻作农业成熟发展的另一项特征，是家畜的饲养有了明显的发展，在一些区域，饲养的家畜已成为当时人们肉食的主要来源。(5)

表明原始稻作农业成熟发展的另一方面的重要现象，是原始手工业的兴盛。因为只有农业的发展，粮食剩余，才能允许一批人专门从事手工业生产。这时期，原始手工业开始兴盛起来，如制陶、制玉、纺织、髹漆、竹木制做、象雅雕刻和镶嵌等获得空前的发展，尤以玉器的制作最为显著。在太湖及杭州湾地区的良渚文化、巢湖地区的含山凌家滩文化遗存、江汉地区的石家河文化中玉器制作品成为时代的特征。而最为重要的是铸造铜器的出现，如湖北京山石家河罗家柏岭遗址石家河文化层中发现了铜器残片和铜绿石与铜渣等(6)。酿酒业也可能在这时期出现，良渚文化中的双鼻壶、带流宽鋬杯、屈家岭文化中的壶形器、薄胎陶杯等，制作精致，可能是酒器，酿酒是粮食剩余现象的副产品。

原始稻作农业成熟发展的最突出的表现，还有建立在原始农业基础之上的社会形态的发展。如太湖与杭州湾地区、江汉平原地区的中心聚落群址的出现和原始城址的发展，大型宗教建筑及原始宗教活动遗存、大型祭坛墓地、原始文字的产生，拥有王权与神权人物的诞生等，表明这两个地区的社会走近了文明社会。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的迈进，无疑是原始农业成熟发展的结果。

三、中国史前稻作农业起源与发展若干问题的进一步探索

1．农业起源的概念

以往，通常将农作物栽培的起源就作为农业的起源。

其实，根据现在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来看，农业起源应该分为两个发展阶段，即农作物栽培的起源和原始农业的兴起。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农作物栽培的起源是指野植物经人工干预后转变成栽培作物，也就是人类栽培作物这种食物生产的最初产生。在栽培作物起源阶段，人类社会的经济形态并没有发生太多的变化，与此相联系的文化上的变化亦是十分微弱的。

原始农业的兴起是指农作物的种植达到了一定的规模、成为当时居民的一种重要的生计从业活动。农业经济成为当时社会经济中一项重要的内容，对社会发展产生了明显的推进作用。与此相联系的是文化上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农作物栽培的起源与原始农业的兴起，在考古学文化上的反映有着很大的区别，其发生的时间亦有先后之分。栽培作物起源在前，原始农业兴起在后。农业起源研究主要是指这两项内容的研究。

2．原始农业兴起阶段的主要特征

从史前稻作农业发展阶段及其主要的文化特征可以看出，原始农业的兴起与聚落址的出现密切相关，原始农业的兴起又使生产王具出现变化，原始农业的兴起还使饲养家畜成为可能。

前述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表明，在原始农业兴起阶段，农作物遗存、聚落址、农业生产工具、家畜饲养等都已出现。而在农作物栽培起源阶段，聚落址、农业生产工具、家畜饲养等特征尚未形成。所以，除了农作物外，聚落址、农业生产工具、饲养家畜等都是说明原始农业兴起的重要特征。

据此，应将农作物遗存、聚落址、农业生产工具(尤其是磨制的石质农业生产工具)、家畜饲养作为原始农业兴起的四大标志。此外，因原始农业的兴起，人们的活动内容开始丰富起来，精神文化生活内容自然也就丰富起来，祖先崇拜、生殖崇拜等原始宗教意识也开始兴盛起来。

3．稻作农业起源的形式

关于稻作农业起源的形式，1998年我曾提出：“中心起源、边缘发展”的看法。即：

大约在公元前10000年前后，在包括野生稻在内的自然食物来源充足的中国南方腹心地带内，长期过着稳定的狩猎与采集生活的人们，逐渐认识到野生稻的食用价值，并经过长期的观察，初步掌握了野生稻的生长特征，产生了对野生稻的试种兴趣。伴随着首批试种稻的成功，试种稻规模逐年扩大，稻的野生特征逐渐向栽培特征转化。其结果，试种稻逐步成为人们稳定的食物来源之一，野生稻变成了古栽培稻。

栽培稻在中国南方腹心地带起源之后，并未在这自然食物来源充足的区域内直接得到成规模的发展，而是在中国南方腹心地带西北侧的两湖平原西部地区和可能在其东北侧的钱塘江流域率先得到发展。这两个地区紧挨着中国南方腹心地带，处于“富裕的食物采集文化区”的边缘，自然食物来源不如腹心地带的充足，但是具备发展稻作生产所需的各种条件。当那里的人们掌握了稻作栽培技术，或是带着稻作栽培技术的人们来到这里之后，发展稻作农业以解决食物来源问题，便成为当时迫切的社会需求。于是稻作农业率先在这两个地区得到发展，并以其显著的社会效益影响着周边地区。伴随着全新世暖湿气候效应逐渐北进，稻作农业也逐步向纬度较高、适于稻作生产的淮河流域推进。

“中心起源、边缘发展”的这一看法，可简明如下：

栽培稻大约在公元前10000年起源于自然食物来源充足的中国南方腹心地带，于公元前7000年后发展于“富裕的食物采集文化区”边缘的两湖平原西部地区和钱塘江流域，并逐步向淮河流域推进，即“中心起源、边缘发展”。(7)

现在我仍维持这一看法，并做一点补证。

1998年我提出稻作农业起源的形式是：“中心起源、边缘发展”时，钱塘江流域还未发现原始稻作农业兴起阶段的文化遗存，我只是从宏观上根据一些现象推测钱塘江流域应有公元前5000年前至公元前7000年前后的原始稻作农业文化遗存。后来，在浙江萧山跨湖桥遗址发现确认了公元前5000～公元前6000年的稻作农业文化遗存；近年来又发现了公元前7000年前后的浦江县上山遗址，为“中心起源、边缘发展”说提供了新的证据。

上山遗址位于浙江中部盆地，这一带是连接杭州湾地区和衢州通道的主要地区。

在上山遗址的发现，主要有以下几项(8)。

(1)发现了可能是干栏式的建筑址，表明当时处于定居。

(2)发现了大量的稻作遗存，主要是陶片中夹有稻谷壳。经初步观察是一些经人类选择的早期栽培稻。这种将稻谷壳作为制作陶器的陶泥渗和料，在彭头山文化中也有发现。是表明稻作农业已经形成的重要证据。

(3)发现的工具有石磨盘、磨棒、石球、穿孔器、砺石，还发现了通体磨制及局部磨制的斧形、锛形石器等。表现出进步的特征。

(4)陶器器形有多种，以盆形器为主，另有釜、罐，还出现了圈足和假圈足器。这是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圈足陶器。

以上这些现象都表现出上山文化遗存的进步特征，表明当时的稻作农业已经兴起。

同时，我们也看到，上山文化遗存的文化面貌虽然十分独特，但也存在着与江西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等文化遗存的联系。

如上山遗址的穿孔石器，见于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遗址。从华南地区穿孔石器的发现情况分析，穿孔石器是旧石器时代末期至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一种在特定的生存状态下形成的一种特殊的工具。

上山遗址发现有这种工具，表明浙江中部盆地的公元前7000年前后的稻作农业文化遗存，与江西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栽培稻起源阶段的文化遗存有关。证实了我们对钱塘江流域原始稻作农业起源问题的看法和原始稻作农业起源的形式为“中心起源、边缘发展”的观点。

现在，根据上山遗址的发现，还可进一步推测，杭州湾地区及钱塘江下游的跨湖桥文化遗存、河姆渡文化，也许还包括马家浜文化的稻作文化遗存，可能是由浙中盆地上山这类稻作文化遗存发展而来的。这有待于今后的发展与研究来证实。

4．原始稻作农业经济的发展对文明起源的作用

我准备从两个地区，即环太湖地区和两湖平原地区，来谈这个问题。

在环太湖地区，原始稻作农业大约是在公元前4700年以后才开始得到快速的发展。相应的是，那里的社会也是从那时开始快速发展的。如聚落增多，家畜饲养发展，手工业制品种类丰富。

而原始稻作农业在当时社会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则是在公元前4000年以后，即进入崧泽文化时期才开始逐渐发生的。如崧泽文化进期的采集、狩猎经济的比重，较前一阶段有了显著的下降。这主要表现在文化遗存中的动物骨骼的种类与数量，以及狩猎工具的种类与数量，在崧泽文化时期明显减少。这说明崧泽文化时期的食物生产(主要是稻作农业生产)的比重较马家浜文化时期有了显著的提高。相应的是，崧泽文化的社会又有了明显的发展。如出现用家猪下颚骨随葬，反映了开始将家猪作为财富之一，同时也表明家猪饲养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一些文明因素相继在崧泽文化时期出现，如土墩墓地、墓地中的燎祭现象，出现小玉璧、玉琀等。

良渚文化时期，原始稻作农业进入成熟发展阶段，最主要的证据稻作农业工具方面出现了用于犁耕、中耕、收割等种类较多的成套农具，出现了酿酒。与此相应的是，良渚文化时期聚落址猛增，出现聚落群，反映了人口增加；家畜饲养发展，肉食家畜比重显著增加，原始手工业兴盛。更为重要的是，在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环太湖地区，大约在公元前3000～公元前2800年前，社会逐渐步入“古国”发展阶段。主要证据是莫角山中心聚落群的出现，瑶山、反山等祭坛墓地等的形成。

两湖平原地区的原始稻作农业大约是在公元前4500年前后的汤家岗文化时期开始得到快速发展的，出现了水田稻。

至大溪文化时期，原始稻作农业在社会经济中的比重逐渐加大，出现了可能是贮藏粮食的大型陶器。相应的是大溪文化时期的聚落增多。在公元前4000年前后出现城墙圈围的中心聚落，制陶业发展，出现祭坛等。

至大溪文化晚期，社会分化逐渐明显，出现石钺。

至公元前3000年前后的屈家岭文化时期，原始稻作农业进入成熟发展时期，可能已有酿酒。相应的是，社会发展可能进入“古国阶段”，主要证据是中心聚落群出现，如石家河聚落群，城成批出现，已发现9座城址，还出现了大型宗教活动场所等。

环太湖和两湖平原地区原始稻作农业的发展过程及其对文明起源的作用，以及良渚文化和屈家岭文化的文明化过程是在原始稻作农业充分发展的基础上进行的这一实例，充分说明了农业是文明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基础。

注释：

(1)朱乃诚：《中国新石器吋代几种主要特征的起源——兼论中国新石器时代开始的标志》，《21世纪中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中国礼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朱乃诚：《中国陶器的起源》，《考古》2004年第6期。

(2)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澧县彭头山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0年第8期。

(3)裴安平：《澧县八十垱遗址出土大量珍贵文物》，《中国文物报》1998年2月8日。

(4)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浙江省博物馆：《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河姆渡遗址考古队：《浙江河姆渡遗址第二期发掘的主要收获》，《文物》1980年第5期。

(5)袁靖：《论中国新石器时代居民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考古学报》1999午第1期。

(6)湖北行文物号占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湖北石家河罗家柏岭新石器石代遗址》，《考古学报》1994年第2期。

稻作效益范文篇6

中国是世界上稻作农业最早的发生地。根据中国史前考古学研究和对古代植物遗存的分析鉴定成果，中国栽培稻的起源，大约始于公元前10000年前后，整个中国史前稻作农业大致可划分为四个发展阶段。

1．栽培稻的起源

栽培稻的起源是一个十分缓慢的过程，从理论上讲，栽培稻的起源，是发生在有人类活动的野生稻分布区域内。

关于稻作的起源，曾流行过农学方面的、民族学方面的和考古学方面的多种看法。

我曾提出栽培稻起源于中国南方腹心地带，主要是根据近十年来的两项考古发现提出的。

一项是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的发现。

另一项是江西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遗址的发现。

这两项重要发现及初步研究成果，已告诉我们中国栽培稻起源的时间与区域。

中国栽培稻起源时间在公元前10000年前后。中国栽培稻发生的区域可初步圈定在江西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遗址至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范围内。

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遗址至道县玉蟾岩遗址的这一区域，从水系上分析，属长江流域；从地形和气候上分析，属华南亚热带；而从整个中国的地形分析，它处于中国南方的腹心地带，即秦岭——淮河以南地区的腹心地区。

该区域的东部为武夷山，西部为中国地形上的第二级阶梯的前沿——雪峰山，北部为南丘岭与幕阜山，南部为南岭。其中，东北部可包括浙江西部仙霞岭与千里岗之间的衢州一带。从平面上看，这一地区似呈不规则四边部，又似呈斜目形。从整个中国南方的地形来看，这一地区位于第三级阶梯的西部，属中国南方的腹心地带。据此可以认为中国栽培稻是在公元前10000年前后起源于中国南方腹心地区，包括其四周的山问谷地。

2．史前稻作农业的兴起

目前考古发现的史前稻作农业兴起阶段的文化遗存，主要有分布在两湖平原西部地区的彭头山文化和分布在淮河上游支流沙河、汝河、洪河流域的裴李岗文化贾湖类型。此外，钱塘江流域也有了新的发现。

彭头山文化主要分布在湖南省北部的环洞庭湖西北至南部的平原地区及湖北西部枝城至秭归的长江沿岸地带，其年代约公元前6500～前5500年。表明其稻作农业兴起的关键性证据，是发现了大量的栽培稻遗存。

裴李岗文化贾湖类型分布在河南省中、东部平原地区，年代在公元前6800～前5800年。目前发现的稻作遗存，主要见于舞阳贾湖遗址。

钱塘江流域的新发现，是近年来在浙江中部盆地的浦江县上山遗址发现了约公元前7000年前后的稻作遗存。

在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偏晚阶段，原始稻作农业除了在洞庭湖区域与鄂西长江沿岸地区、钱塘江流域及淮河上游地区发展外，还扩展至陕南汉水谷地。

3．史前稻作农业的初步发展

在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前，原始稻作农业文化已发展至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赣江流域、闽江流域、珠江流域，以及黄河中下游的部分区域。已发现稻作遗存的有长江下游的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与崧泽文化、北阴阳营文化，长江中游的汤家岗文化、大溪文化、薛家岗文化、赣江流域的拾年山一、二期文化、江淮东部的龙虬庄文化、淮河中游地区的侯家寨文化等，在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中亦有一些遗址出土了稻作遗存。其中以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龙虬庄文化、大溪文化的稻作遗存最为丰富，并做了鉴定分析。

这时期稻作农业向北方的发展，已超越了前一时期，到达北纬35°左右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如在江苏连云港二涧村、河南郑州大河村、洛阳西高崖等遗址都发现了稻壳印痕。陕西华县泉护村遗址发现了可能是稻谷的痕迹。黄淮地区是当时的稻粟混作区。

4．史前稻作农业的成熟发展

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前至公元前2000年前，是中国史前稻作农业的成熟发展时期，有的地区大约在公元前3300年前后就开始进入原始农业的成熟发展期。

成熟发展阶段的原始稻作农业文化，其分布范围大体与初步发展阶段的分布范围相同，南起岭南，北至山东栖霞、河南汝州、陕西扶风一带，西到长江上游的成都平原，东临海滨。已发现稻作遗存的有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长江中游的屈家岭文化与石家河文化、赣江流域的樊城堆文化、岭南的石峡文化、海岱与皖北地区的大汶口文化晚期与山东龙山文化、中原地区的河南龙山文化、渭河流域的扶风案板三期文化遗存，以及台湾台北、台中、屏东等地。其中以良渚文化、屈家岭文化与石家河文化、樊城堆文化的稻作遗存最为丰富。黄淮地区仍然是稻粟混作区。而岭南与台湾等自然食物来源十分丰富的地区，在这时期已确立了稻作的种植。

二、中国史前稻作农业各发展阶段的主要文化特征

中国史前稻作农业的文化特征，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是有区别的。

1．栽培稻起源阶段的主要的文化特征

在栽培稻起源阶段，与栽培稻发生有关的工具等文化面貌的变化，亦有反映。如玉蟾岩遗址新出现了锄形石器、骨铲，仙人洞与吊桶环遗址中出现了磨制石器，穿孔蚌器的数量增加、个体较大、穿孔孔径小而圆滑，出现双孔蚌器，或可称为蚌耜等。这些新颖的工具是否就是与稻的栽培和收割有关，目前尚不能确定，但应与栽培稻出现的经济生活有关。

至于与饮食活动有关的陶器，在栽培稻发生之前就已经起源，中国陶器的起源在距今15000年前(1)；至栽培稻起源阶段，陶器的制作有了改进。如玉蟾岩陶泥(片)中有意识地拌入搀和料；在仙人洞与吊桶环遗址发现的陶片，还有绳纹、条纹与素面之分，器型有罐、钵两种，制法除贴片外，还有泥条叠筑法。陶器在人们生活中的作用，因栽培作物的产生而逐步显得重要了。

2．史前稻作农业兴起阶段的主要的文化特征

表明彭头山文化原始农业兴起的主要标志还有聚落址的出现。目前已发现彭头山文化时期的聚落址有近20处，以八十垱与彭头山遗址的规模较大。八十垱遗址属低岗遗址，由围壕和围墙圈围，平面呈长方形，近南北向，现存部分南北长约110米，东西宽约70～80米，环绕面积近8000平方米。围墙顶宽约3米，围壕在围墙外侧，底宽约3．5米，沟底距墙顶高2米。在围墙以内已发现多座成排布置的房基及一座海星状高台建筑址。彭头山聚落址亦为低岗遗址，位于八十垱遗址东北25公里，已发现房址、灰坑、墓葬等。房址为平面近方形、面积约30多平方米的地面建筑址和平面呈不规则圆形的小型半地穴式建筑址，保存较差。墓葬18座，为二次葬，每墓都有1至4件陶器随葬(2)。这种具有固定居住条件、规模较大的聚落址，尤其是带有防护屏障的聚落址的出现，无疑是以原始农业兴起为依托的，而这种聚落址的出现也促进了原始农业的发展。

表明彭头山文化原始农业兴起的工具方面的证据还不多，也许是竹、木质工具已腐朽而没有保存下来。在八十垱遗址曾发现木铲与木耒(3)。就已发现的石器而言，打制石器、细小燧石器等是前期文化的延续外，出现了少量磨制石器，如小型石斧等，但不能确定其为农业生产工具。没有形成专门的石质农业生产工具可能是中国南方地区史前稻作农业兴起阶段的特征。

与贾湖原始稻作农业大致同步兴起的是贾湖聚落址的出现。

贾湖聚落址位于沙河与澧河之间，比河堤低3米左右，面积较大，达55000平方米。在已发掘的2350多平方米内发现房址45座、灰坑370座、陶窑9座、墓葬349座、瓮棺32座、埋狗坑1O座，以及数千件陶、石、骨器等。这些都表明当时的聚落规模较大，人口已达到一定的数量。墓葬中出土的5、6、7、8孔笛形骨管乐器、龟甲响器及龟甲上的契刻符号等，反映出当时的精神文化生活也伴随着原始农业的兴起而开始发展起来。

贾湖聚落址出土的工具种类较彭头山文化的为多，有石、骨角、牙器等，以石工具为主，琢、磨制石工具开始大量出现。可确定为农业工具的有石铲、石镰、石刀、石磨盘、石磨棒及骨耜等。磨制石农具的出现是原始农业兴起的重要特征。

从聚落址规模及其房址、墓葬、生产工具、生活用具等内涵分析，贾湖聚落址的原始稻作农业的发展水平似高于彭头山文化的原始稻作农业的发展水平，但此时的原始稻作农业都处于兴起阶段。据对贾湖聚落址出土的农业工具、狩猎工具、捕捞工具的数量比例分析，其原始农业经济比重约占当时整个社会经济的四分之一以上，狩猎、捕捞、采集经济仍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3．史前稻作农业初步发展阶段的主要的文化特征

这时期的稻作遗存充分表明，稻作农业在公元前5000～前3000多年间得到了明显的发展。稻作农业的覆盖面达到中国第三级阶地南方地区的主要区域，稻作农业的规模逐渐扩大，品种也在逐渐优化，产量逐渐提高。尤其是有田埂、配有灌溉设施的稻田的发现，发明这时期的稻作种植进入了小田块管理的阶段，人工对稻谷栽培的农事活动十分明显。小田块管理应是原始稻作农业初步发展阶段的一项重要特征。

稻作农业生产工具在这一阶段有着明显的发展，磨光石器如铲、斧、刀等开始较多的使用。最为突出的是在河姆渡遗址发现了170多件骨耜，有双齿刃骨耜、斜刃骨耜、平刃骨耜等几种，还有骨平田器等。在鲞架山遗址出有木耜、角质鹤嘴锄，慈湖遗址出有木锄与木平田器，在草鞋山遗址、青墩遗址、罗家角遗址都出有骨耜，等等。大量骨耜、木耜，以及石铲的发现，是当时处于耜耕农业阶段的重要证据。

在原始稻作农业初步发展阶段，手工业和家畜饲养也都有了明显的发展。其中手工业中最重要的成就是出现了玉器、漆器、刻纹白陶的制作与蚕丝编织等。如河姆渡文化中的玉块、玉璜、漆碗、象牙雕刻、织布机工具与腹刻蚕纹的牙雕小盅等，大溪文化中的刻纹白陶盘等。饲养的家畜除猪、狗外，可能还有牛、羊等(4)

原始稻作农业文化区的精神文化生活，在此时开始丰富起来。如湖南澧县城头山遗址的大溪文化的祭坛、浙江桐乡罗家角遗址出土的马家浜文化的裸体男性塑像、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双鸟朝阳”纹象牙雕刻品等。

这时期的聚落也得到了快速发展。主要表现在聚落址密度和单个聚落址面积的增加和聚落功能的完善。其中尤以太湖与杭州湾地区及两湖平原地区的发展较快。河姆渡遗址发现的杆栏式房屋是当时最为进步的木构建筑，澧县城头山城址为中国最早的城濠聚落址。这种文化现象与这两地的稻作种植业发展较快密切相关。

4．史前稻作农业成熟发展阶段的主要的文化特征

这时期，在各个区域内反映稻作农业发达程度的农业生产工具，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尤以良渚文化的最为进步。主要是形成了种类较多的成套的农业工具。良渚文化的石质农业工具有犁、斜柄破土器、耜、铲、耘田器、镰、侄等，大都制作精细，另有角锄、木平田器等。石犁、斜柄破土器和耘田器的出现，表明当时耕作技术的提高。石犁用于翻土，虽然对其是借助人力翻土还是牲畜拉犁翻土尚不能确定，但据其形制呈三角形，可确认当时出现了原始犁。耘田器可能是中耕的工具。也可能是用于平田的。农业生产工具表明，良渚文化的稻作农业可能是当时最发达的。

原始稻作农业成熟发展的另一项特征，是家畜的饲养有了明显的发展，在一些区域，饲养的家畜已成为当时人们肉食的主要来源。(5)

表明原始稻作农业成熟发展的另一方面的重要现象，是原始手工业的兴盛。因为只有农业的发展，粮食剩余，才能允许一批人专门从事手工业生产。这时期，原始手工业开始兴盛起来，如制陶、制玉、纺织、髹漆、竹木制做、象雅雕刻和镶嵌等获得空前的发展，尤以玉器的制作最为显著。在太湖及杭州湾地区的良渚文化、巢湖地区的含山凌家滩文化遗存、江汉地区的石家河文化中玉器制作品成为时代的特征。而最为重要的是铸造铜器的出现，如湖北京山石家河罗家柏岭遗址石家河文化层中发现了铜器残片和铜绿石与铜渣等(6)。酿酒业也可能在这时期出现，良渚文化中的双鼻壶、带流宽鋬杯、屈家岭文化中的壶形器、薄胎陶杯等，制作精致，可能是酒器，酿酒是粮食剩余现象的副产品。

原始稻作农业成熟发展的最突出的表现，还有建立在原始农业基础之上的社会形态的发展。如太湖与杭州湾地区、江汉平原地区的中心聚落群址的出现和原始城址的发展，大型宗教建筑及原始宗教活动遗存、大型祭坛墓地、原始文字的产生，拥有王权与神权人物的诞生等，表明这两个地区的社会走近了文明社会。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的迈进，无疑是原始农业成熟发展的结果。

三、中国史前稻作农业起源与发展若干问题的进一步探索

1．农业起源的概念

以往，通常将农作物栽培的起源就作为农业的起源。

其实，根据现在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来看，农业起源应该分为两个发展阶段，即农作物栽培的起源和原始农业的兴起。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农作物栽培的起源是指野植物经人工干预后转变成栽培作物，也就是人类栽培作物这种食物生产的最初产生。在栽培作物起源阶段，人类社会的经济形态并没有发生太多的变化，与此相联系的文化上的变化亦是十分微弱的。

原始农业的兴起是指农作物的种植达到了一定的规模、成为当时居民的一种重要的生计从业活动。农业经济成为当时社会经济中一项重要的内容，对社会发展产生了明显的推进作用。与此相联系的是文化上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农作物栽培的起源与原始农业的兴起，在考古学文化上的反映有着很大的区别，其发生的时间亦有先后之分。栽培作物起源在前，原始农业兴起在后。农业起源研究主要是指这两项内容的研究。

2．原始农业兴起阶段的主要特征

从史前稻作农业发展阶段及其主要的文化特征可以看出，原始农业的兴起与聚落址的出现密切相关，原始农业的兴起又使生产王具出现变化，原始农业的兴起还使饲养家畜成为可能。

前述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表明，在原始农业兴起阶段，农作物遗存、聚落址、农业生产工具、家畜饲养等都已出现。而在农作物栽培起源阶段，聚落址、农业生产工具、家畜饲养等特征尚未形成。所以，除了农作物外，聚落址、农业生产工具、饲养家畜等都是说明原始农业兴起的重要特征。

据此，应将农作物遗存、聚落址、农业生产工具(尤其是磨制的石质农业生产工具)、家畜饲养作为原始农业兴起的四大标志。此外，因原始农业的兴起，人们的活动内容开始丰富起来，精神文化生活内容自然也就丰富起来，祖先崇拜、生殖崇拜等原始宗教意识也开始兴盛起来。

3．稻作农业起源的形式

关于稻作农业起源的形式，1998年我曾提出：“中心起源、边缘发展”的看法。即：

大约在公元前10000年前后，在包括野生稻在内的自然食物来源充足的中国南方腹心地带内，长期过着稳定的狩猎与采集生活的人们，逐渐认识到野生稻的食用价值，并经过长期的观察，初步掌握了野生稻的生长特征，产生了对野生稻的试种兴趣。伴随着首批试种稻的成功，试种稻规模逐年扩大，稻的野生特征逐渐向栽培特征转化。其结果，试种稻逐步成为人们稳定的食物来源之一，野生稻变成了古栽培稻。

栽培稻在中国南方腹心地带起源之后，并未在这自然食物来源充足的区域内直接得到成规模的发展，而是在中国南方腹心地带西北侧的两湖平原西部地区和可能在其东北侧的钱塘江流域率先得到发展。这两个地区紧挨着中国南方腹心地带，处于“富裕的食物采集文化区”的边缘，自然食物来源不如腹心地带的充足，但是具备发展稻作生产所需的各种条件。当那里的人们掌握了稻作栽培技术，或是带着稻作栽培技术的人们来到这里之后，发展稻作农业以解决食物来源问题，便成为当时迫切的社会需求。于是稻作农业率先在这两个地区得到发展，并以其显著的社会效益影响着周边地区。伴随着全新世暖湿气候效应逐渐北进，稻作农业也逐步向纬度较高、适于稻作生产的淮河流域推进。

“中心起源、边缘发展”的这一看法，可简明如下：

栽培稻大约在公元前10000年起源于自然食物来源充足的中国南方腹心地带，于公元前7000年后发展于“富裕的食物采集文化区”边缘的两湖平原西部地区和钱塘江流域，并逐步向淮河流域推进，即“中心起源、边缘发展”。(7)

现在我仍维持这一看法，并做一点补证。

1998年我提出稻作农业起源的形式是：“中心起源、边缘发展”时，钱塘江流域还未发现原始稻作农业兴起阶段的文化遗存，我只是从宏观上根据一些现象推测钱塘江流域应有公元前5000年前至公元前7000年前后的原始稻作农业文化遗存。后来，在浙江萧山跨湖桥遗址发现确认了公元前5000～公元前6000年的稻作农业文化遗存；近年来又发现了公元前7000年前后的浦江县上山遗址，为“中心起源、边缘发展”说提供了新的证据。

上山遗址位于浙江中部盆地，这一带是连接杭州湾地区和衢州通道的主要地区。

在上山遗址的发现，主要有以下几项(8)。

(1)发现了可能是干栏式的建筑址，表明当时处于定居。

(2)发现了大量的稻作遗存，主要是陶片中夹有稻谷壳。经初步观察是一些经人类选择的早期栽培稻。这种将稻谷壳作为制作陶器的陶泥渗和料，在彭头山文化中也有发现。是表明稻作农业已经形成的重要证据。

(3)发现的工具有石磨盘、磨棒、石球、穿孔器、砺石，还发现了通体磨制及局部磨制的斧形、锛形石器等。表现出进步的特征。

(4)陶器器形有多种，以盆形器为主，另有釜、罐，还出现了圈足和假圈足器。这是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圈足陶器。

以上这些现象都表现出上山文化遗存的进步特征，表明当时的稻作农业已经兴起。

同时，我们也看到，上山文化遗存的文化面貌虽然十分独特，但也存在着与江西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等文化遗存的联系。

如上山遗址的穿孔石器，见于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遗址。从华南地区穿孔石器的发现情况分析，穿孔石器是旧石器时代末期至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一种在特定的生存状态下形成的一种特殊的工具。

上山遗址发现有这种工具，表明浙江中部盆地的公元前7000年前后的稻作农业文化遗存，与江西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栽培稻起源阶段的文化遗存有关。证实了我们对钱塘江流域原始稻作农业起源问题的看法和原始稻作农业起源的形式为“中心起源、边缘发展”的观点。

现在，根据上山遗址的发现，还可进一步推测，杭州湾地区及钱塘江下游的跨湖桥文化遗存、河姆渡文化，也许还包括马家浜文化的稻作文化遗存，可能是由浙中盆地上山这类稻作文化遗存发展而来的。这有待于今后的发展与研究来证实。

4．原始稻作农业经济的发展对文明起源的作用

我准备从两个地区，即环太湖地区和两湖平原地区，来谈这个问题。

在环太湖地区，原始稻作农业大约是在公元前4700年以后才开始得到快速的发展。相应的是，那里的社会也是从那时开始快速发展的。如聚落增多，家畜饲养发展，手工业制品种类丰富。

而原始稻作农业在当时社会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则是在公元前4000年以后，即进入崧泽文化时期才开始逐渐发生的。如崧泽文化进期的采集、狩猎经济的比重，较前一阶段有了显著的下降。这主要表现在文化遗存中的动物骨骼的种类与数量，以及狩猎工具的种类与数量，在崧泽文化时期明显减少。这说明崧泽文化时期的食物生产(主要是稻作农业生产)的比重较马家浜文化时期有了显著的提高。相应的是，崧泽文化的社会又有了明显的发展。如出现用家猪下颚骨随葬，反映了开始将家猪作为财富之一，同时也表明家猪饲养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一些文明因素相继在崧泽文化时期出现，如土墩墓地、墓地中的燎祭现象，出现小玉璧、玉琀等。

良渚文化时期，原始稻作农业进入成熟发展阶段，最主要的证据稻作农业工具方面出现了用于犁耕、中耕、收割等种类较多的成套农具，出现了酿酒。与此相应的是，良渚文化时期聚落址猛增，出现聚落群，反映了人口增加；家畜饲养发展，肉食家畜比重显著增加，原始手工业兴盛。更为重要的是，在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环太湖地区，大约在公元前3000～公元前2800年前，社会逐渐步入“古国”发展阶段。主要证据是莫角山中心聚落群的出现，瑶山、反山等祭坛墓地等的形成。

两湖平原地区的原始稻作农业大约是在公元前4500年前后的汤家岗文化时期开始得到快速发展的，出现了水田稻。

至大溪文化时期，原始稻作农业在社会经济中的比重逐渐加大，出现了可能是贮藏粮食的大型陶器。相应的是大溪文化时期的聚落增多。在公元前4000年前后出现城墙圈围的中心聚落，制陶业发展，出现祭坛等。

至大溪文化晚期，社会分化逐渐明显，出现石钺。

至公元前3000年前后的屈家岭文化时期，原始稻作农业进入成熟发展时期，可能已有酿酒。相应的是，社会发展可能进入“古国阶段”，主要证据是中心聚落群出现，如石家河聚落群，城成批出现，已发现9座城址，还出现了大型宗教活动场所等。

环太湖和两湖平原地区原始稻作农业的发展过程及其对文明起源的作用，以及良渚文化和屈家岭文化的文明化过程是在原始稻作农业充分发展的基础上进行的这一实例，充分说明了农业是文明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基础。

注释：

(1)朱乃诚：《中国新石器吋代几种主要特征的起源——兼论中国新石器时代开始的标志》，《21世纪中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中国礼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朱乃诚：《中国陶器的起源》，《考古》2004年第6期。

(2)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澧县彭头山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0年第8期。

(3)裴安平：《澧县八十垱遗址出土大量珍贵文物》，《中国文物报》1998年2月8日。

(4)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浙江省博物馆：《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河姆渡遗址考古队：《浙江河姆渡遗址第二期发掘的主要收获》，《文物》1980年第5期。

(5)袁靖：《论中国新石器时代居民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考古学报》1999午第1期。

(6)湖北行文物号占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湖北石家河罗家柏岭新石器石代遗址》，《考古学报》1994年第2期。

稻作效益范文篇7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落实省、市农村工作会议精神，以扩大水稻种植面积，推广大棚育秧，增加水稻产量和提高农民收入为目标，充分利用我县“一江三河”和地下水资源优势，提高稻作科技含量，挖掘水稻种植潜力，全面提升水稻生产水平和效益。

二、基本原则和工作目标

坚持“确保水源、群众自愿”的原则，统一领导、统一规划、统一品种、统一育秧、统一插秧、统一管理，扩大水稻种植面积。根据我县2010年水田种植面积及工程配套现状，结合各乡镇水田发展的自身优势和发展潜力，大力推广节水控制灌溉、优良品种、大棚育秧、旱育稀植、机械化插秧等新技术，在提高灌溉保证率的基础上，巩固老稻田，合理开发新稻田。水田面积在2010年25.12万亩的基础上，2011年新增水田5.12万亩，达到30.24万亩。

三、主要措施

（一）统一良种，扩大优质品种种植面积

根据我县的生产条件和市场需求情况，应选用生育期120—128天，主茎11—12片叶，有效活动积温在2350—2550℃左右，抗病、优质、高产并通过省级审定的二级以上品种作为生产用种（龙粳14、松粳10、龙粳29），杜绝盲目购种种植和品种混、乱、杂。在种植上以区域和乡镇为单位，按积温带提倡一村一品，同一地块同一个品种，连片种植，形成规模。

（二）把握农时，适时育苗插秧

我县属寒地稻作区，水稻生产具有生育期短，活动积温少，前期升温漫，中期高温时间短，后期降温迅速等特点，把握农时是保证优质、高产、增收的关键。在实际生产中，应抢抓积温，确保水稻安全成熟。做到3月20日—31日扣棚；4月15日—20日播种育秧；5月5日—15日泡田整地；5月15日—25日插秧。确保水稻6月末7月初进入幼穗分化，9月上、中旬气温降到13℃前安全成熟。

（三）推广大棚育秧

大棚育秧是寒区稻作的发展趋势，是争取农时、培育壮秧、稀植早插、夺取高产的有效技术措施。要以标准化棚区建设为重点，引导农户采用大棚育秧，增加大棚育秧面积，大棚育秧比例达到80%以上。

（四）推广水稻节水控制灌溉面积

推广面积7000亩。其中县级示范区2处，面积3000亩（富海镇小泉子2000亩、绍文乡胜利村1000亩）；其他乡镇各落实乡镇示范区1处，每处面积500亩。

（五）强化水田工程建设

江河自流、泵站提水的灌区和乡（镇）要以工程节水改造和维修建设为重点，易渴水地块要采取增打补水井的有效技术措施，提高灌溉保证率。井灌水稻要以水源井工程建设为重点，在5月1日前完成水源井工程建设任务，确保新增水田灌溉用水。

（六）减少旱改水地块高残留农药的使用

做好宣传和技术指导工作，对富南灌区沿线和明、后年开发水田的地块，要减少对水稻危害大，高残留农药（普施特、广灭灵、豆黄隆等）的使用，为今后水田大面积发展创造条件。

（七）加强科技培训和技术推广工作

通过走出去、请进来，电视讲座、办班培训等方式，培养种稻的行家里手和技术骨干，做到以点带面，推广水稻大棚育苗、旱育稀植、节水灌溉、机械化插秧等高产栽培新技术，不断提高我县稻作技术水平。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水稻办、农机中心要做好实验、示范和技术推广工作，深入生产实际做好稻作技术指导。

（八）做好整地工作

要秋翻秋旋秋整地，坚持二年旋耕、一年翻耕的轮耕制度，使耕层深度常年保持在15—20厘米以上，充分发挥耕深效应，做到旱整地与水整地相结合，扩大格田面积，提高平整标准，达到平、碎、软、深的要求。新增水田要结合田间工程建设，以旋耕为主，旋平结合，为减少水耙地阻力，旋耕不要过深，以15厘米为宜，秋整地标准达到待播状态。

四、考核及奖励办法

为保证2011年水稻种植面积的全面完成，水稻生产工作纳入全县重点工作目标考核体系。考核采取半年、年终和日常考核相结合的办法对乡镇进行考核。具体考核工作由县水稻生产领导小组负责，相关部门配合，抽调技术人员组成考核组，在6月以前对各乡镇进行阶段考核；10月中旬以前进行年终考核。

对排在前三名的乡镇，分别奖励3万元、2万元、1万元，此款由县财政负责解决，奖给乡（镇）有关人员。

五、评分标准

水稻生产工作总分值为100分。

（一）水田面积：分值15分。以种植面积为基数，完成计划面积的得满分，每增加1000亩加0.5分，每减少1000亩扣0.5分，完不成种植面积不得评优。

（二）工程建设：分值15分。通水前工程总体建设良好，能够完成年度运行，对水田生产没有影响的得15分；通水前工程总体建设较好，运行期间有简单维修的，对水田生产有一定影响，但能保证正常生产的得10分；通水前工程总体建设一般，运行期间出现重大的事故，不能保证种植灌溉面积，渴水期间不能正常补水，对水田生产造成一定损失的不得分。

（三）统一水稻品种：分值15分。每个乡镇应按要求采用统一选购优质稻种。优质稻种1个得15分；优质稻种2个得10分；优质稻种3个以上得5分；优质稻种4个或4个以上不得分。

（四）推广节水控制灌溉面积：分值5分。完成推广面积的得满分，完成推广面积80%的得5分，低于80%的不得分。

（五）育秧和种植方式：分值35分。

（1）育秧：分值15分。按育秧时间要求，种植面积80%为大棚育秧得15分；种植面积60%以上为大棚育秧得10分；种植面积50%以上为大棚育秧得5分；大棚育秧面积低于50%的此项不得分。

（2）种植方式：分值5分。插秧面积（含抛秧）占总面积100%得5分；占总面积90％以上得3分；占总面积80%以上得2分；占总面积80%以下不得分。

（3）时间：分值15分。育秧时间不超过4月末，插秧时间不超过5月末的得15分，否则不得分，即不育五月苗，不插六月秧。

（六）秋整地：分值5分。及时收割，秋旋秋整地面积在80%以上的得5分；60%以上的得3分；60%以下的得2分。

（七）奖励得分：分值10分。水稻生产工作突出，列为市、县以上现场观摩交流典型的给予奖励评定加分。列为市级以上的得10分，列为县级的得5分。

六、组织领导

稻作效益范文篇8

关键词：水稻种植；病虫害；防治技术

自古以来，水稻在我国农业中占据着重要地位。近年来，贵州省的水稻种植一直面临着病虫害的影响，近年来频发水稻两迁害虫、稻瘟病等病虫害，严重影响了水稻的产量。因此，提高水稻种植技术、做好病虫害防治是目前贵州省望谟县昂武镇农业的重点工作。

一、我国水稻种植情况及病虫害防治情况

（一）我国水稻种植情况

水稻作为我国几千年历史以来持续种植的农作物之一，现如今在我国的农业中依然占据着重要的位置。根据最新的调查结果显示，我国的水稻种植面积超过3，000万公顷，仅次于印度的5，000万公顷。我国的水稻作区可以根据地理位置以及水稻收割季节分为六大区，双季稻作区可以包括华南华中以及西南三个位置，而单季稻作区可以分为华北、东北以及西北三个位置。其中华中双季稻作区是我国面积最大的稻作区，其面积达到了我国水稻面积的60%以上，主要种植籼米，而单季稻作区主要种植粳米。

（二）水稻病虫害防治

在水稻的种植过程中，水稻病虫害是影响水稻产量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在我国数千年历史以来，大多数大饥荒都与水稻病虫害的大面积蔓延有着较强的关联，即使到了近现代，水稻的病虫害依然会严重影响水稻的产量、导致粮食的大减产。目前常见的水稻病虫害，包括水稻叶稻瘟、水道穗稻瘟、白叶枯、细菌性条斑病，水稻纹枯病、水稻稻曲病、稻飞虱，稻螟虫等。贵州省的水稻病害虫主要以“两虫一病”，即稻飞虱、稻纵卷叶螟以及稻瘟病为主。

二、贵州省水稻种植与病虫害防治

水稻是贵州省内最为普遍的农作物，水稻常年播种面积超过1，000万亩，总产量超过450万吨，占据贵州省粮食总产量的39%以上。一旦水稻受到了病虫害的影响，势必会造成显著减产，从而严重影响到贵州人民的粮食供应。从地理位置来说，贵州处于水稻的“两重一病”高发区、重发区，不论是水稻种植还是水稻收获阶段都有可能产生病虫害。根据贵州省农业农村厅2021年度报告显示，在贵州省内，仅2021年水稻重大病虫害的发生面积就达到了2，000万亩次，形成了以“两虫一病”为主、以二化螟、纹枯病、稻曲病为辅的病虫害结构，其中稻飞虱和稻纵卷叶螟占据了病虫害的50%以上；而在高发区域方面，水稻病虫害主要集中在贵州省南部、东南部以及东北部，而望谟县正位于贵州省南部位置，多年来饱受水稻病虫害困扰。

（一）水稻种植技术

1.选种环节由于各地土壤环境以及水源情况都有着较大的区别，因此在水稻种植之前应当严格做好选种工作，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在选种之前应当根据种植区域的水源，气候土壤条件进行考量，选择合适的品种。望谟县处于亚热带季风气候位置，且降水充沛，因此适合种植宜香优2115、泰优808、渝香203、内香等优质水稻品种。除此之外，也应当在选种时尽量挑选抗病能力较强、平均产量高的品种进行种植。2.种子处理在完成选种过程后，应当对选定的种子进行良好处理。首先应当通过筛网进行初筛，将干瘪的种子以及碎种筛掉，随后再进行精细筛选，将不够饱满、存在腐烂的种子一一剔除，最后留下健康的种子。在完成种子的筛选后，应当将种子放置阳光下暴晒，一方面能够降低种子内部的水分、让种子的吸水能力变得更强，另一方面也能通过暴晒的方式有效杀除种子内外部的病菌，有效降低种植后发生病虫害的概率。在完成以上事项之后，应当将种子放置温水当中浸泡一段时间，并在浸泡容器上做好保温工作，目的是为了让水稻种子更好地吸收水分、保持良好萌发温度，进而加快水稻种子的萌发速度。除此之外，今年望谟县也开展了无纺布钵苗育秧技术的试验，因此在种子处理时也可以考虑使用该技术，对种子进行浸种，脱水和催芽。3.整地在水稻从发芽到田地生长的过程中，整地是最重要的环节，整地的效果与水稻的生长情况，病虫害的发生率，以及最后的种植效益都有着直接的关联，如果整地过程不够良好，必然会影响水稻的收成。在整地阶段中种植人员应当认真做好每一亩地的整地工作。首先进行翻耕，并保证翻耕的深度最低不低于15公分，最高不高于20公分，保证翻耕后土地的松软，避免土地内部存在异物，影响水稻生长；完成翻耕后，可以将生石灰均匀地撒到土地上并进行阳光暴晒，从而杀灭土地内部藏匿的病虫害；在一切工作结束之后应处理剩余的生石灰，并准备进行播种。4.播种由于水稻的种植对土地的温度以及气温有着很高的要求，因此应该从两个角度去关注水稻的播种：一是选择合适的气温进行播种，种植人员在播种前应当选择每日4-5个时间段进行土地温度以及气温测量，当连续2-3天能够维持在平均气温7℃左右时即可开始播种；二是保证水稻的土地温度合适。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保证土地温度：在合适的正常气温条件下，土地会自然达到或接近适宜的土地温度；以及在已经完成整地并尚未进行播种的土地上铺设透明塑料布来实现土地保温，在土地温度满足播种条件时再将透明塑料布揭开进行播种。在播种之后，种植人员也应当做好土地的保温工作，可以在种子的表面盖上薄膜油纸或1-1.5公分厚的细沙，防止突然降温或大雨、大风等恶劣天气影响水稻苗的成长，同时也能够为种子提供一定的营养，实现催长效果。5.田间管理在水稻从选种到收获的全过程中，田间管理是耗时最长的一项工作，因此应当着重做好田间管理的各项事项。首先，当种子完成播种后，许多的水稻根系会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害，导致水稻在播种完成后吸水能力大幅降低，无法支撑水稻的生长，直至水稻的新根系长成后才能够恢复正常生长。部分水稻因为根系损伤过重，导致根本无法生长，直接枯萎，因此应当做好播种后的排查工作，针对缺苗的情况及时补苗，以保证单位面积内的水稻苗数以及水稻密度。其次，应当做好灌水工作，根据不同的苗高以及类型来控制不同的灌水深度，例如中期移栽过的小苗需要浅水灌溉，水深应当控制在8-10公分；而插秧的大苗则需要增加灌水的深度，以保证大苗生长的水分充足。再次，当水稻的根系长到20公分以上时，应当考虑施加返青肥来促进新叶生长。实际追加返青肥时，一般会根据10公分灌水深度，每公顷30公斤硫铵的量进行施肥。最后则是做好除草工作，在旱育苗阶段杂草增长速度要远超过水稻的生长速度，而杂草的根系会严重掠夺水稻生长所需的养分，导致水稻养分不足、生长速度缓慢。因此在旱育苗时，种植人员应当定期对田间的杂草进行严格排查，将杂草连根拔除，或通过农药喷洒的方式将杂草杀灭。目前常用的除草农药有扑草净、杀草丹等。

（二）水稻病虫害防治技术

1.水稻病虫害防治原则不论是在水稻的种植过程还是在生长过程中，病虫害都会持续对水稻造成严重威胁，因此种植人员应当对水稻病虫害采取全面而积极的防治方法，进而保障水稻的产量以及生长效率。根据贵州省农业农村厅在2022年1月20日的预测预警显示，水稻的病虫害预计发生面积达到2,000万亩次，与2021年基本持平，主要的病虫害包括稻飞虱、稻纵卷叶螟、二化螟、稻秆潜蝇和稻瘟病、纹枯病、稻曲病等；其中稻飞虱、稻纵卷叶螟依然是重点病虫害，发生的亩次总数约占到1,150万亩；其次是稻瘟病，发生面积约占到200万亩，预计中等发生；而其他的病虫害包括二化螟、稻秆潜蝇、稻水象甲、纹枯病，稻曲病以及其他多类病虫都对水稻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在水稻病虫害防治时，望谟县应当着重做好“两虫一病”的工作，并保证其他病虫害的防治效果，按照省农业农村厅的指导原则以及相关的防治原则来进行科学合理的防治工作。2.稻瘟病防治目前水稻种植已经遍布全国，但由于中国的南北气候条件的差别，导致了南北两个区域的病害类型也有很大差别。贵州省水稻的主要病害是稻瘟病，对水稻的产量有很大的负面作用。所以要加强稻瘟病的常规监测，着重关注水稻的稻叶和穗部状况，如果发现稻瘟病则需要及时进行处理。为了有效防治稻瘟病，可以采用如下方法：一是选用具有较高抗性的稻种，并保证在播种前没有病虫害或经过完善处理、杀灭病虫害；二是合理进行耕地施肥，以促进水稻的生长发育、有效增强稻米的抗病能力；三是采用70%甲基托布津可湿粉或80%的402抗菌液2000倍液放入水中浸泡两小时再将溶液用于水稻灌溉，可以提高水稻的抗病力，减少稻瘟病发病率；四是水稻一旦发生稻瘟病，应及时使用50%甲硫灵可湿粉1000倍液、40%稻瘟灵乳油1000倍液对患病区域进行单次或多次喷洒。3.纹枯病防治与稻瘟病类似，纹枯病也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疾病，通常情况下，它会严重影响稻米的品质。因此要从选种和种植阶段入手做好小麦纹枯病的防治，同时也需要重视综合措施，以科学的方法进行控制。首先，可以选用具有较好的抗性和较好的品种，以防止其病害；其次，在播种的时候要注意土壤含水量，一旦发现土壤含水量过高便应当减少灌溉次数和灌溉水量以防止病害的出现；再次，稻鸭共养方式也能够显著降低水稻的病害，适合大规模推广和使用。试验结果显示，稻鸭共养方式不但可以有效地防治病虫、野草，而且可以降低平均病株率、病蔸率和病情指数。目前用于控制稻曲霉的杀虫剂有多种，如：已唑醇，井冈·己唑醇，井冈·蜡芽菌，以及戊唑醇。但是长期施用化肥，水稻纹枯病菌很易发生耐药现象，也会影响其防治作用。4.立枯病防治立枯病是一种较为多发的病害，多见于早春，因土壤含水量较大，温度较低，故容易引发立枯病。对于立枯病的防治，可以采取以下几种方法：（1）对苗圃进行土壤的灭菌。在保证秧苗质量的前提下，要适当地调控秧田的密度，避免过于密集。在一心二叶期，苗床的气温应保持在25摄氏度以下。（2）药剂防治。在播种之前，可以使用瑞苗清溶液，按1毫升/平方米的浓度进行杀菌。在播种时，可以使用0.2 g 6号ABT生根剂配30公斤的水，对40平方米的苗床进行喷雾，加快秧苗的发芽。若秧体已受立枯病菌影响，可用1克的腐霉灵配水3公斤或1.2克立枯净加水2公斤进行消杀喷洒。5.白叶枯病防治在控制白叶枯病时，要尽量避免外来生物入侵造成的危害。首先，要切实强化在选种期间对水稻种子的检验工作，如果在选种时发现部分水稻种子可能存在病虫害，应当及时将这些水稻种子清除掉。其次，在水稻种植后如果发现部分水稻出现枯萎等疑似白叶枯病的症状，应当及时进行灭菌处理。第三，在使用杀虫剂防治白叶枯病的时候，要将杀虫剂喷洒到整个水稻田内以防止病害的扩散。例如种植人员发现田间出现水稻白叶枯病，随后选用25%的川化018粉剂进行消杀，具体喷洒量根据田地面积进行配置，每一亩地选用100克粉剂兑45公斤的水，随后对田地进行均匀喷洒，或选择农用的链霉素进行喷洒防治。6.稻飞虱、稻纵卷叶螟防治根据贵州省农业农村局近年来的数据报告显示，稻飞虱已经成为贵州省水稻生产过程中危害最大的一类害虫。稻飞虱的个头虽小，但其危险性很大，且会根据天气的变化而进行迁徙，进而对水稻的产量产生不良的影响。所以，应当对水稻种子进行严格仔细的排查，避免种子内藏有稻飞虱虫卵。同时还应注意天气的变化，当判断稻飞虱有可能因为气候的变化而展开迁徙时，应当适当的喷施杀虫剂，可有效地减少由于稻飞虱侵袭造成的危害。此外，稻纵卷叶螟也是一种危害较大的虫害，与稻飞虱类似，稻纵卷叶螟也会根据不同的气候而迁移。在防治稻纵卷叶螟时应当从稻纵卷叶螟幼虫阶段入手、将其扼杀在萌芽当中。首先，可以加大灌水的深度，将稻纵卷叶螟直接溺杀在萌芽期，从而实现稻纵卷叶螟良好防治的效果。其次，稻纵卷叶螟也可以用化学方法进行防治，例如使用施锐劲等杀虫剂进行化学消杀。特别要注意的是在施药期间需要留意施药剂量和施药时机，一般在晚上进行喷雾灭杀较为合适。最后，还可以采用如下方法进行预防：可用扑虱灵进行控制，每亩用0.2千克的喷剂稀释液675~900公斤进行喷洒；也可选择每亩675mL 2%的阿维菌素配水225-450公斤进行喷洒消杀。综上所述，由于水稻在种植当中的病虫害概率较高且影响较大，为了保证水稻的产量，不仅应当做好种植和防护工作，也应当积极接受新的种植以及病虫害技术，做好水稻的选种、整地、播种、田间管理等工作，关注有关部门的最新消息，引用除化学方式以外的其他方式来解决病虫害，例如生物方式、物理方式等；此外，目前各类基因技术也走出实验室，走向田间，种植人员也应当关注这些技术并根据实际情况合理利用，最终实现水稻的丰收丰产、提高水稻种植效益。

参考文献：

［1］周云全，梅玲芳.水稻种植与病虫害防治技术要点［J］.世界热带农业信息，2022（3）：2.

［2］陈璋.水稻种植与病虫害防治技术要点对高品质的影响［J］.农民致富之友，2021（34）：3.

［3］张胜屏.水稻种植及病虫害防治技术［J］.南方农业，2015，9（27）：2.

稻作效益范文篇9

1．养殖池设施与改造

（1）专池养殖专池养殖田螺，要求专养池水源充足，水质良好，腐殖质土壤及交通方便，最好有天然流水的地方。池宽1．5米，长11米，深0．6米，厢宽0．5米。养殖池的南、北侧分别开设进水口和出水口，并安装铁丝网。这种建池规格，有利于田螺养殖的生产管理，采收田螺时不必进入池中捕获，可在养殖池的两边收捡，十分方便。同时，可在养殖池中稀植适量茭白、慈菇等水生植物，不仅可提高土地利用和产出率，而且能为田螺生长创造良好的遮阳和生态环境。（2）稻螺种养田改造利用水稻田放养田螺，尤其是常年不涸水且湿润的沼田，生态环境非常适宜田螺生长。稻田养殖田螺，稻作的有机肥料已足够田螺生长营养所需。同时在水稻植株的荫蔽下，炎夏时节田螺仍可继续生长。稻、螺混作养螺简易省工，缺点是不便稻作耕耘和不能施用农药等防病治虫。利用稻田养螺，一是需要适当加高田埂，要求高和宽均能达到50厘米，以防田螺逃逸；二是稻田蓄水应达30厘米左右；三是进排水口均要设置防逃栅栏，栅栏可用不锈钢或塑料网布安装，高出田埂0．8米，以防鸭、鸟等敌害捕食田螺。

2．螺种选择与投放

田螺品种很多，多为自然繁殖，每年6—9月是田螺大量产卵繁殖期。人工养殖田螺种苗可从两条途径解决：一是从肥沃水体，如茭白田、慈菇田和浑水沟渠中收集，一般晚稻收割后沤田时，是捕捉田螺的好时机；二是从市场或养殖专业户采购优质商品成螺，然后从这些田螺中挑选个体重15～20克、体色淡褐、壳薄、体圆、尾钝的鲜活雌、雄螺为种螺。养殖商品螺，可挑选雌螺直接放养；若是供繁殖用，则应按一定的雌、雄比例搭配放养。一般要求雌螺占总螺数的80%以上。雌螺个体较大，螺身较偏圆，外壳凹平；雄螺个体相对较小，螺身较长，外壳凸起。螺种投放前7～10天应对养殖场地进行清理消毒，一般每亩（1亩=667平方米）水深20～30厘米可用生石灰100千克，化水后均匀泼洒消毒。田螺善于钻泥，水温20℃～25℃时生长最快，水温低于15℃或高于30℃时，便停止摄食。水温降至10℃以下时，入土冬眠，到翌年开春水温上升到15℃以上时才开始活动。根据这一习性与活动规律，大部分地区3—11月均可放养田螺。投放密度可根据养殖类型而定：自然区域内放养，每平方米投放成年雌螺10只；如投放未成熟幼螺，雌雄比为1～2∶1或2～3∶1。

3．日常管理

（1）饲料投喂田螺食性较杂，一般以水生植物、藻类、蔬菜、瓜叶、土壤腐殖质、动物尸体等为主食。人工投喂的饲料主要有米糠、麦麸、豆饼和配合颗粒饲料等。如果在肥沃池塘与鱼类混养或田螺的生态养殖技术在水田、沼泽田养殖，一般不必专门投喂饲料。但在高密度养殖条件下，必须补充投喂饲料，畜禽粪、稻草之类的有机肥，也可用于饲喂田螺。如能采用配合饲料投喂则效果最好，配方可用：玉米粉20%、鱼粉20%，米糠60%，一般每3～4天投喂一次，投喂量为田螺总重量的1%～3%。（2）水质管理田螺生长的最适水温为20℃～26℃，炎夏季节由于气温较高，水温可随之上升，容易导致高温缺氧，故4月后，可采取流水方式调节水温。饲养过程中，一是要注意定期换水，保持水质清新。特别是夏季水温超过30℃时，更应经常换注新水，一般每周换水2次，适当加深水层，以降低水温，促使田螺正常生长和摄食。二是专养池水深一定要保持在30厘米左右，冬季则可降至15～20厘米，以利提高水温。三是田螺对农药、除草剂和有毒的工业废水极为敏感，一定要切实做好防避措施，以保证田螺的正常生长和繁殖。

4．越冬管理

一旦水温降到9℃时，田螺开始冬眠。冬眠时田螺用壳顶钻土，钻土深度寒冷地区一般达15～20厘米，较暖和地区一般10～15厘米。钻土后，只在上面留个圆形小孔，小孔不时冒出水泡。田螺在越冬期间停止采食，养殖池水深应保持在10～15厘米，一般每隔5～7天换水一次，以保持水体溶氧充足。冬季严寒时期，养殖场地可撒些切碎的稻草，以利田螺越冬。切碎稻草一方面可掩盖田螺冬眠时的孔隙，防止鸟兽侵害，另一方面可减少水分蒸发。

5．田螺收捕

稻作效益范文篇10

一、地貌与农田景观

闽赣边区南部处于武夷山脉南段的东西二边，境内群山绵延，丘陵起伏。以瑞金、寻乌、武平、长汀、上杭为例。瑞金县海拔500米以上的山地占全县总面积的20．1％，500米以下的丘陵占全县总面积的75．2％，盆地仅占全县总面积的4．7％(参见瑞金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瑞金县志》，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107—108页)。寻乌县海拔400米以上的山地占全县面积的75．62％，200—400米的丘陵占14．32％。山地的相对高度大于200米，丘陵的相对高度在100—200米之间，两者合计占总面积的89．94％。在山间河谷零星地分布着一些比较平坦的谷地和岗地，分别占总面积的2．38％、7．68％。境内海拔1000米以上的高峰30座，最高峰项山甑海拔为1529．8米。(江西省寻乌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寻乌县志》，北京：新华出版社1996年，第30～31页)。武平县海拔500米以上的山地占全县总面积的53．44％，500米以下的丘陵占全县总面积的33．97％，河谷盆地仅占全县总面积的12．69％。境内海拔1000米以上的山峰共37座，最高峰梁山顶海拔为1538．4米(参见福建省武平县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武平县志》，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第89—92页)。长汀县海拔500米以上的山地占全县总面积的70．96％，500米以下的丘陵占全县总面积的22．45％，河谷盆地仅占全县总面积的6．69％。境内海拔1000米以上的山峰共19座，最高峰白砂岭海拔为1459米(参见长汀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长汀县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第63—67页)。上杭县海拔500米以上的山地占全县总面积的42．75％，500米以下的丘陵占全县总面积的53．94％，盆地仅占全县总面积的3．3l％。境内海拔1000米以上的山峰共113座，最高峰狗子脑海拔为1811米，为闽西南最高峰(参见上杭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杭县志》，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84—85页)。

这种地形地貌形态形塑了本地区的农田景观，主要体现在“山多田少”、“山田”与“塅田”的差别二个方面。

“山多田少”。在一定的地域内，平整土地，形成一定面积田丘，蓄水保肥，方便耕作，才能形成水稻田。但是闽赣边区南部地区，山地占绝大多数。这种地理形势只能造成“山多田少”的局面。清代前期人们对此就有了深切的体会，康熙年间，有人指出：“盖江右为泽国，而赣独为山国，山异于泽，而险僻之山又异于沃衍之山，不待言而晰也”(乾隆《赣州府志》卷2《地理志·物产》)。这类记载俯拾即是，如瑞金县：“瑞邑山陬僻壤，山多田少”(光绪《瑞金县志》卷16《谕附》)。“瑞金山多田少”(光绪《瑞金县志》卷11《艺文志》)。安远县：“万山线田，腴田无多”(乾隆《安远县志》卷1《舆地志·物产》)，乾隆《长宁县志》载寻乌的情况是：“邑处万山，山无生息，所恃以谋生者，止此山罅之田。故从事南亩者，披星戴月，无地不垦，无山不种，无待劝也。地之所出，仅足敷食”(乾隆《长宁县志》卷3《志政·风俗》)。

清末民国接前清余绪，无大的变化。谚云：瑞金是“八山半水一分田”(参见瑞金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瑞金县志》，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3页)。上杭县是“八山一水一分田”(参见上杭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杭县志》，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页)。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党在此领导中国革命，经过调查研究和卓越的革命实践，得出了合符实际的结论。《中共福建省委关于西闽西政治经济状况与今后工作方针的决定》(1929年3月8日)云：“闽西几县都是僻处山隅，崇山峻岭，绵延全境。因为山多田少，出米不足自给，农民除种田外须附作手工业以作生活的补助”(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选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58页)。《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决议案》(1929年7月27日)也说：本地区“山多田少”(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选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70页)。

“山田”与“塅田”。根据不同的地形地貌条件，闽赣边区南部的水稻田分为塅田和坑田二种。塅田多由河谷地和岗地辟成，相对来说，地势比较平坦、开阔，阳光充足；在完全平坦的地方辟成井字状的农田，略有坡度的辟成平缓的梯状田；土地生产率较高，离村落也比较近。坑田，又称山坑田，顾名思义，就是把二山间的沟谷开辟为水稻田，随着山沟层层而上，田与田之间的高差比塅田要大。但坡度特大，象云南少数民族地区那样的梯田，比较少见；山坑田日照时间较短，影响农作物的生长；这些水稻田处于离农家较远的山林之间，旧时常遭野猪、老鼠、鸟雀之害，生产率较低，管理也不方便。关于塅田和坑田各地叫法不尽一致，大致说来，塅田与洋田相当；坑田的名目较多，有山排田、梯田、山垅田等。塅田是中高产田，占耕地总面积一般在30％以下。坑田是中低产田，占耕地总面积一般在70％以上。1930年5月，的《寻乌调查》记载：寻乌坑田地价每石租17到20元，塅田每石租30到40元。普通坑田20元，塅田30元。从地价差别中反映了田地优劣。1930年7月《中共闽西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日刊》则从闽西龙岩、上杭、永定、连城、长汀各县耕种土地所费人工、耕种田额二方面比较了山田和洋田的区别，其数据如下：

(注)本表所指“担数”是以官秤百斤计算。本表所指人工系采肥、灌水等工夫都在內。资料来源：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选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02页)。

事实上，闽赣边南部地区水稻田的格局在明清时期己基本定型，通过现代人科学调查的资料，对清末民国时期的农田景观能看得更真切。如瑞金县，江河两岸及村庄附近是高产田；地势较高的丘岗地带之缓坡、垅地等处为黄泥田等，低洼地段为青泥田：山间蔽荫和丘陵垅地低洼处冷毒田(参见瑞金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瑞金县志》，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123页)。如长汀县，主要分布于河谷平原或山间盆地，地势平坦，灌溉条件好的有乌泥田、灰泥田、潮沙田，中高产，占水稻田29％。主要分布于低山丘陵山坡，缓坡地和平洋高地，不受地下水浸渣的影响，土壤水分主要由灌溉和降雨补给的坡地梯田或山排田，为中低产，占水稻田的59％。主要分布于山坑垅或平洋低洼地，地下水位高，土层深，水土温低，通气性能差，具有冷、酸、锈、毒等障碍因素的低产田，包括冷烂田和青泥田，低产田，占水稻田的11％(参见长汀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长汀县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第80—8l页)。上杭县，河谷盆地区，海拔250米以下，大部分分布着潴育型和渗育型水稻土，土壤类型呈规律性分布，按潮沙田一灰沙田一灰泥田排列。丘陵区，海拔在500米以下，上中部多为荒山，下部多为荒地或梯田，其水田从高到低分布：黄泥沙田一灰黄泥田一灰泥田或黄泥骨田一灰黄泥田一灰泥田，山垅底部则为冷浸田或烂泥田。低田丘陵区，海拔在350—700米，多分布浸冬田，部分山排田分布着黄泥田、黄泥沙田，垄底为烂泥田(参见上杭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杭县志》，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03页)。山垄田和梯田分别占耕地面积的36．9％和37．4％(参见上杭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杭县志》，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39页)。武平县，平洋田占耕地面积的28．37％，山垅田占26．56％，梯田占27．09％，溪边田占10．26％，缓坡田3．46％，其它4．16％(参见福建省武平县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武平县志》，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第140页)。

进一步与当地的人文社会背景结合起来考察，我们又可看到另一个社会生态景观。清末民国时期，闽赣边南部地区的地主富农凭借他们的财势，不但占有了大部分土地，还把持着肥沃的良田。所以，在当时，不但财势与农田面积对等；而且也跟田地的优劣对等。贫苦农民只好耕种山坑田、冷毒田、烂泥田、山排田，甚至许多农民连这一点土地也没有。笔者出生于寻乌农村，分产到户时，我家分得的一块贫瘠山坑田，据说解放前就是某贫民所有的。这是一个畸形的社会生态景观。在土地革命期间，共产党先提出“抽多补少”，但富农把肥沃的土地留下，后来不得不再加上“抽肥补瘦”。《富农问题》(1930年6月前委闽西特委联席会议决议)称：“平分土地若单只按‘抽多补少’执行，如闽西去年的经验，并在文件上写着‘不得妄想平均’，那末富农得了肥田把瘦田让人，自己把持肥田，贫农就大不满意，不但闽西，各地亦大都肆生这种现象。这是土地斗争中一种实际的重要斗争，我们不应忽略。应该于‘抽多补少’之外还加上‘抽肥补瘦’一个原则，并在文件上将“不得妄想平均”改为“不得把持肥田”(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选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10页)。《红一方面军前委会、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一方面军及江西党的任务的指示》(1930年10月26日)称：“在那富农把持肥田的区域，要迅速的再来一质量上的平分土地，实行抽肥补瘦，这是揭开农村阶级的阵线，满足广大群众的需要，根本镇压富农阶级反革命阴谋的最实际的政策”(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选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62页)。《苏维埃土地法》(1930年)称：“不准地主富农瞒田不报及把持肥田”(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选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16页)。这些都反映了这一情况。故曰，社会革命也是一个生态革命过程。但是，随着土地革命的失败，国民党卷土重来，又恢复了以前的社会生态结构，直到后才得到彻底改变。

二、地形、水文与水利工程

闽赣边区南部是赣江、韩江、东江的源头，地形地貌状态已如上述。境内河网稠密，但多是山涧小河小溪。如瑞金县：境内河流252条，总流程1850．6公里，河网密度为每平方公里o．76，但较大河流仅有绵江、九堡河、万田河、梅江(参见瑞金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瑞金县志》，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111—114页)。武平县：境内河网密布，而流域面积50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仅为18条(参见福建省武平县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武平县志》，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第100—107页)。寻乌县：全县大小河流547条，但集雨面积200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仅有5条，50—200平方公里的也只有7条(江西省寻乌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寻乌县志》，北京：新华出版社1996年，第33—34页)。可见，本地区是典型的山地一小河小溪结合型山地水文系统。一般而言，山丘区地势起伏剧烈，地面高差大，坡度陡；一遇暴雨，汇流迅速，往往山洪成灾，并造成严重的土壤流失，无雨期间沟溪常常干涸，因水源不足而出现旱象。但是，山丘区的自然条件，也存在有利的方面：地形起伏，峡谷众多，有利于筑坝筑塘建陂以蓄水抗旱、滞洪；地形坡度大，易于修渠引水灌溉。清末民国时期，闽赣边南部地区人们利用有利条件兴修水利工程，并依生态、社会条件形成了数量多、结构简单、小型化等特点。

清末民国时期，虽然战乱连绵，但闽赣边南部各地政府仍注意兴修水利，按统计资料显示，数量不在少数。如中央苏区曾大兴水利事业，据载：“在福建仅长、宁、汀三县就修好陂圳2366座，而且新开了几十条陂圳。在粤赣全省，修好陂圳4105座，并且新建筑了20多座。”“江西仅兴国一县，就修好陂圳820座，水塘184口”(《红色中华》第194期，1934年5月28日)。陂圳、堰坝，自古为瑞金县主要引水工程，也是农田灌溉的主要水利设施，山区塅区，比比皆是。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全县有陂圳、堰坝工程49座，其中灌溉千亩以上的9座。1934年，县苏维埃政府领导全县人民兴修陂圳1404条。(参见瑞金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瑞金县志》，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417页)。到1949年，瑞金全县有水塘7477口，灌田3．27万亩，占总灌溉面积的44％(参见瑞金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瑞金县志》，北京：中央文狱出版社1993年，第412页)。长汀县：在建国前蓄水抗旱主要靠山塘。至建国初全县有山塘2411口(参见长汀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长汀县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第186页)。据民国《武平县志》载，明清时期武乎只有九龙陂，城南义陂等5座水陂。民国时期大为增加，当时城厢区有陂15座，万安区有陂9座，永平区有陂7座，武所区有陂9座，十方区有陂2座，六甲区有陂2座，高梧区有陂2座，岩前区有陂3座，象洞区有陂l座，中堡区有陂7座(参见福建省武平县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武平县志》，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第187页)。上杭县：据民国38年统计，全县有引水工程2601处(参见上杭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杭县志》，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09页)。寻乌县：清末全县有灌溉用水塘27口、水陂54座，民国时期水利设施524座(江西省寻乌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寻乌县志》，北京：新华出版社1996年，第88页)。

闽赣边南部地区地理单元破碎，土地分散，加上社会动荡，农家经济狭小、财力不足，水利工程多是规模小、结构简单。瑞金县：民国后期所筑的陂圳、堰坝，多为柴柞阪，石堆堰，结构简单，易筑易毁(参见瑞金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瑞金县志》，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417页)。该县在民国时期水塘有较大的发展，但亦是投资小、花工少，且多分布在县境中南部。根据1949年的统计数字，平均每口水塘只能灌田4．37亩(参见瑞金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瑞金县志》，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412页)。长汀县历代所建水陂多为乱石堆砌而成。如，民国时芦竹坝下游曾建坝灌河田上街千余亩，次年水毁。后又于芦竹口堆砌木石坝，年坏年修。濯田千工破，位于灌田河安仁河段。清道光年间建，后水毁。(参见长汀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长汀县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第184—185页)。至建国初全县有山塘二干多口，但容量皆小(参见长汀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长汀县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第186页)。建国前该县的提水设施，多用龙骨车、水桶、竹编斗人力戽水，只有新桥、大同等地沿江装有水车，利用水力自动冲转戽水上高陂田(参见长汀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长汀县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第189页)。武平县：因农村经济贫困，官府资助又少，这些水陂都是简陋的临时性工程，多为松木桩、草木土石坝，石砌坝极少，坚固性差，容易被洪水冲毁；水圳也多为小土圳，容易淤塞(参见福建省武平县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武平县志》，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第187页)。上杭县：引水工程多属小陂小圳，且维修不力，效益差，平均每项引水工程仅能灌溉田地47．1亩(参见上杭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杭县志》，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09页)。我们知道明清时期我国水利工程的发展出现了小型化的特点，这应该跟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从平原推向山区有颇大的关联。

三、社会生态结构与农具系统

有研究生产力的学者指出，生产力是一个系统。其实生产工具也应视为一个系统，它不仅与一定的生产对象相联系，而且也与一定的生态、社会条件相联系。

首先，从社会经济结构来看，清末民国闽赣边南部地区仍然是一家一户为单位小农经济占统治地位。小农经济，生产规模狭小，经济实力也十分有限，加之当时社会动荡，乡村残破，无力引进西方先进的新式农具。诚如《中共闽西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日刊》(1930年7月)所说：“闽西的农村经济，还是小农经济，种田不是用机器，而是用手，肥料不是用化学制造，而是用猪粪、人粪、狗粪来代替，灌溉方面，也没有机器抽水机，因此，每个农民只能耕二三十担，不象西洋一人可耕几千万亩的大农场经济”(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选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77页)。这样，清末民国闽赣边南部地区仍然沿用传统农具。计有：耕作用的木犁、铁耙、木辘轴、锄头、铁砸、田刨、钉齿轧、田刀、秧盆、畚箕、耘田耙；植保用的木板夹打稻苞虫、竹竿梳开稻卷虫苞；收获用的禾镰、禾锯子、禾桶、谷围、谷箩、谷箕、谷筛、禾笠、谷笠；加工农副产品用的土砻(谷砻)、水碓、旱碓、石磨、水碾、水磨、风车、米筛、糠筛、簸箕；排灌用的龙骨车、筒车、戽斗；运输用的独轮手推车等。这些传统农具主要由人力操作，少数用畜力或水力带动(参见瑞金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瑞金县志》，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353页；福建省武平县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武平县志》，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第142页)。

其次，清末民国闽赣边南部地区的农具系统是当地人们利用工具与当地自然界进行物质变换中，反复磨合而形成的，受制于当地的生态结构。如果简单地从农具的种类来看，闽赣边南部地区的农具与全国其他地区并无多大差别。但仔细的分析研究，会发现他的诸多特色。如有一种长把镰刀，专门用于清除梯田田坎上的杂草杂木。梯田田坎高，充分发挥其长把的优点，用起来十分方便。又如运输用的独轮车，适宜在山区崎岖小路上使用，被广泛应用。再如耕牛有水牛、黄牛等种，虽然南方水乡适宜水牛生活，但在崎岖山路上，黄牛就更能适应，所以广大山区还是使用黄牛为多。

复次，解放后在闽赣边南部地区推行机械农具受挫的情况颇能说明生产工具与社会生态结构间复杂的互动关系。瑞金县：1957年开始推行双铧机耕犁，至1978年机耕面积达到15．2万亩，占总耕地面积的41．5％。但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建立，田块变小，且插花地多，机耕面积缩小，1985年下降到4．28万亩，占总耕地面积的12％。1959年试用木制人力插秧机，因质量差而未推广。1961年又开始引进，至1978年全县拥有人力插秧机1472台，机动插秧机4台，机插面积1．19万亩。在使用人力和机动插秧机过程中，因机具质量差，机手技术不高，伤苗多、浮兜多，农民不欢迎，1981年后，停止使用。(参见瑞金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瑞金县志》，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353页)。长汀县：1956年开始农具改革，推广水田深耕犁和引进试用铁制双轮双铧犁，因笨重，不适宜推广。1963年拥有大中型拖拉机5台，但仅适宜部分交通方便的较大田丘。1970年引进小型手扶拖拉机88台，随后逐年增加，至于1982年机耕面积18．9万亩，占总耕地面积的60．9％。在发展农机过程中，其他农机具如水稻插秧机、收割机、球肥深施机、水田中耕器等亦引进模型试制、试用，但未获成效(参见长汀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长汀县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第119页)。武平县：1955年推广水田深耕犁，1956年试用双轮双铧犁，因笨重不适于水田使用，未能推广。1980年后推广小型拖拉机耕种发展迅速(参见福建省武平县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武平县志》，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第142页)。通过上述情况来分析，一是本地适宜推广小型的、灵活的农具，只有加紧这方面的科研方能解决问题；二是可适当地作些平整土地的工作，同时加紧农田道路的建设。

四、气候条件与耕作制度

闽赣边南部地区属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类型。境内四季分明，日照充足，热量丰富，雨量充沛，无霜期长。本地区因为多山，气候垂直分布明显。以瑞金县为例，年平均气温为18．9℃，通过5℃保证率80％的年积温在5100℃一6650℃；之间，年日照时数平均为1838．2℃，多年平均降雨量1710毫米，无霜期年平均在280天左右。平原与山地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参见瑞金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瑞金县志》，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111—132页)。又以武平县为例，年平均气温为17—19．6℃，大于或等于O℃的年积温在6300℃—7200℃之间，年日照时数平均为1758．℃，年平均降雨量1500—1900毫米，无霜期年平均在250—280天左右。由于境内地形复杂，海拔高度相差很大，“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区域气候差別很大，各地四季的开始和持续的时间也有差异。一般海拔每升高100米，春季要推迟3—5天，秋季要缩短2—3天(参见福建省武平县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武平县志》，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第93—113页)。其他各县大致亦是如此。赣闽边区的这种环境状况正是当地人们安排耕作的自然生态基础。

首先，本地气候条件总体上是日照充足，热量丰富，雨量充沛，无霜期长。普遍发展了单季稻作、稻与其他作物的二熟制，少数地方还发展了二季稻。长汀县：种植单季稻(包括早稻和中稻)面积一般占全县水田面积的95％，栽培早稻一秋红薯、早稻一秋大豆二熟制面积占水田面积的50％以下，尚有50％以上水田一年种植一季水稻后休闲。据考察古城乡的中都、古城、井头、元坑等自然村从光绪年间开始引种双季稻俗称翻稿禾、惨子禾，有百年历史，但未推广(参见长汀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长汀县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第136页)。上杭县：1949年全县单季稻种植面积达19万亩，双季稻12．76万亩(参见上杭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杭县志》，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60页)。武平县：建国前，大部分耕地一年只种一季水稻，但有少数地区种植连作晚稻或间作晚稻(参见福建省武平县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武平县志》，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第156页)。

其次，本地区因为多山，气候垂直分布明显，耕作制度也带有较明显的垂直分布特征。据载50年代以前，瑞金县山地与塅区的耕作制度有较大的差別：山区多种一季水稻，为水稻一冬闲一年一熟制，个别山区有旱稻一大豆(或红薯)一年二熟或双季稻间作制，塅区多是早稻一大豆(或红薯)，冬闲一年二熟制，少数地方有旱稻一大豆(红薯)一冬种(绿肥或油菜)一年三种二熟，三熟或双季稻连作制。建国后，旱地改水田，单季改双季，间作改连作，提高了复种指数(参见瑞金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瑞金县志》，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346页)。

五、稻作农耕与水土

稻作农耕与水土之间也存在着种种复杂的互动关系。下面我们通过稻作农耕与土壤的改良、农业垦殖与水土流失、水土流失的防治三个方面来阐述闽赣边南部地区稻作农耕与水土之间的关系。

稻作农耕与土壤。闽赣边南部地区在自然状态下，广泛分布着红壤，其他类型的土壤只占一小部分。但经过千百年耕作，形成了比例不小的水稻土。众所周知，水稻田的土壤改良与保持，主要是通过施肥来实现的。清末民国时期，本地区仍旧施用传统的农家肥。牛猪栏粪(采用圈畜垫草聚积而成)、人粪尿历来广泛为使用，多作基肥，后者也作追肥。火烧土，草木灰，为盖种肥，但容易引起火烧山和水土流失。饼肥，多作基肥使用。土杂肥，常用的有塘泥、沟泥、河泥、垃圾土等，混合堆沤而成，一般作基肥。绿肥主要作基肥，山区农民历史上有采施水蓼、山蕨、野艾、枫香、布荆、胡枝子、乌柏叶等野生青草及树枝嫩叶作肥料习惯。农家肥具有养份齐全，肥效高而稳，有机质含量多等特点，不仅能满足各种作物所需养分，而且有改良土壤，提高地力之功能。(参见瑞金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瑞金县志》，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348—349页、长汀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长汀县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第137—138页)。另有记载，清乾隆年间，瑞金县就开始种植紫云英(红花草)的记载。民国期间，以种植肥田萝卜为主，少量种植蚕豌豆(参见瑞金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瑞金县志》，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349页)。

农业垦殖与水土流失。19世纪前，闽赣边南部地区丛林茂密，山青水秀，较少水土流失。20世纪后，由于农业垦殖的进一步发展，战争、火灾及其它人为因素，大片森林被毁，植被率下降，土地涵养受到破损、侵蚀、沟蚀、崩岗日趋增多。水土流失面积逐年扩大，危害程度不断加剧。长汀县水土流失造成了一些严重的灾害。民国36年(1947)5月27日，太拔乡双康保刘坑村发生严重山崩，村民丘开华等2座房屋计20余间为山崩埋没，居民被压在泥下者13人，经奋力抢救，掘出轻伤2人、重伤2人，死亡9人(参见上杭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杭县志》，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21页)。1964年瑞金县水土流失面积90．76万亩，占山地总面积的30％，列为全省23个水土流失重点县之一(参见瑞金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瑞金县志》，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426页)。

水土流失的防治。为了防止水土流失，1932年3月16日，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作出了《对于植树运动决议案》，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如1934年“在瑞金植了六十万三千七百多株，兴国三十八万九千八百多株。福建种了二十一万三干八百多株，并且还种了木梓种一千六百九十九斤(《红色中华》第194期，1934年5月28日)。瑞金县的一些乡民自发采取禁山、挖避洪沟、筑拦沙埂、作崩坡等办法，对治理水土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参见瑞金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瑞金县志》，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426页)。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12月)，福建省研究院在长汀县河田建立“土壤保肥试验区”设有水文站、气象站、化验室、资料室，配有专家、勤杂20余人。在三湖溪、大溪、朱溪等地开展砂、水控制。被覆植物恢复、增进土壤肥土及建立“荒山利用示范场”。开展河田土壤的保肥试验工作。先后筑土坝4000余座、柴排400余座，石坝50余座。在天马山、五星岗等处，开辟条带式的水田畦地40余亩。引种乡土植物黄桅子、胡枝子、杜鹃、灰木等30余种，栽培4—5万株。在天马山种植马尾松、黄植等4万余株。在松树源一带切沟中及三湖溪、大溪堤岸种植乌臼、枫杨、檬柠草、柳树，进行植物学、生物化学、材料力学等方面的研究试验。开垦荒地300亩。种植芙蓉、夹竹桃、大花黄枝子、苜莉，毒鱼藤、除虫菊、薄荷，桃、梅、梨，木薯、花生、乔麦、绿豆、鸡瓜粟等。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后，大部分工作人员撤走。三十六年(1947年)七月，试验区由农林部接管，易名“农林部东江水土保持试验区”，但治理成效不大，水土流失面积仍在扩大(参见长汀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长汀县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第448页)。

结束语

综上所述，我们探讨了闽赣边南部地区地形地貌与农田景观、地形水文与水利工程、社会生态结构与农具系统、气候条件与耕作制度、稻作农耕与水土五个问题。可以得出以下几个方面的认识：

一是本地区清末民国的稻作农业受制于本地区地形地貌、水文、气候、土壤等自然因素。在某种程度上，本地区稻作农业发展的历史也是生态的历史。稻作、生态、社会之间是一个复杂的互动关系。它们之间经过反复磨合，己构成了具有一定结构与功能的稻作一生态一社会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