稻作范文10篇

稻作范文篇1

一.玉蟾岩与牛栏洞、史老墩的时空位置

玉蟾岩遗址的存在时间，参照其附近文化性质相同的三角岩遗存的碳14年代（距今12060±120年），估计其年代当在12000年前。据实际碳14测定三个数据：公元前8327-7449年、公元前7911-6414年、公元前7042-6059年(1)，若加以树轮校正，也是12000-10000年之间。牛栏洞遗址的存在时间，第一期为距今约12000-11000年；第二期为距今约11000-10000年；第三期前段为距今约10000-9000年；后段为距今约9000-8000年(2)。由此可知，玉蟾岩基本上与牛栏洞同时而偏早，因为前者时间跨度仅2000年左右，后者时间跨度则有4000年之多。玉蟾岩在牛栏洞的前半段时间内。而牛栏洞的重要文化遗物出土于后半段时间内。因此，可以认为玉蟾岩文化早于牛栏洞文化。玉蟾岩遗址的空间位置在北纬25°30′，东经110°30′。位于南岭山脉的北坡边缘地带。牛栏洞遗址的空间位置则在北纬24°20′34″，东经113°27′10″，位于南岭山脉的南坡中央偏北，海拔500米左右，比玉蟾岩的海拔约高出一倍。二者相差纬度1°9′66″，经度1°2′9″。从英德沿连江而上溯，穿过九嶷山区，由江华、江永进入道县，南转宁远、临武、蓝山、嘉禾、桂阳一带湘南地区。如果从英德沿北江而上溯，穿过骑田岭区，由宜章、桂阳、郴州、桂东、汝城一带湘南地区，再西往道县，也是比较方便的。两地直线距离约200公里左右，曲线距离也不超过400公里。按远古人类的步行速度，几天工夫即可到达。相互之间的迁徙与往来，并不是难事。

二.遗址堆积层对比分析

玉蟾岩遗址堆积厚1.2～1.8米。除上部有近代墓扰乱外，地层保存基本完好，文化性质比较单纯。地层变化复杂，纵向剖面上多呈黑色烧灰土与白色灰土相间的层序。横向平面上通常呈间断小块的交错土层堆积。自然堆积层次近40层。发掘了解到，遗址原始地貌西高东低，大石密布，人们最初进时，在参差的石缝间铺垫碎石，扩大有限的生活平面。在以后的长期生活中，不断地局部铺垫灰白色、灰黄色石灰状堆积。这种铺垫既可以平整地面，又可起到防潮作用。清理的生活遗迹主要为烧灰堆。这时无明显的灶坑，只有地面烧火的灰堆。灰堆一般直径约40～50厘米，厚不足10厘米，富集炭屑和动物烧骨。较大的灰堆厚度可达15厘米以上，往往伴有大量角砾碎块，可能作压火保留火种之用。这种较大的灰堆一般位于巨石旁。因遗址西高东低，堆积物也表现为西高东低的状况。西部堆积物混杂，颜色斑驳，文化遗物、烧火遗迹及白灰土铺垫均集中于西部，说明西部是人们主要活动区。东部地层多呈颜色单纯的斜平地层，富含碎骨，伴有较多的小螺，表现为伴有人工作用的自然沉积，局部积水。说明东部不是人们主要生活区，仅个别层面具有短时活动的迹象。

玉蟾岩洞穴较现代地面高约5米，洞口部分呈一宽敞的洞厅，宽约12～15米，进深6～8米。遗址堆积物主要分布在洞厅内。洞口朝向东南，洞厅阳光充足，可同时容纳30人左右共同栖息。洞厅北面有暗孔通往后面的大洞口，空气流通而寒凉。洞前地势平坦开阔，适宜人类生息繁衍。而其附近均为喀斯特山峰，溶洞很多，据道县文物管理所所长告诉笔者，类似玉蟾岩的旧石器文化向新石器文化过渡的全新世早期遗址还有上百个未发掘，它并不是孤立现象，只是其中的代表之一。附近的三角岩遗存就是一证。

牛栏洞遗址揭露面积51平方米。洞内堆积物很厚，最厚处达3.14米，可分8层。有的胶结坚硬。堆积层中含有炭屑、烧土及大量螺壳、蚌壳、动物化石和人类化石等，文化遗物有大量的石制品和少量骨器、蚌器、陶片，证明这里是一处古人类长时期活动、居住的遗址。目前已经知道该洞总面积400平方米，地面状况狭窄。但对比玉蟾岩的堆积层状况来说，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印象：

（一）玉蟾岩堆积厚1.2～1.8米，牛栏洞堆积厚3.14米，表明玉蟾岩内人类生息的时间短，牛栏洞内人类生息的时间长。

（二）玉蟾岩堆积分40层，牛栏洞堆积分8层，表明玉蟾岩内每次活动持续的时间短，迁徙的次数多；牛栏洞每次活动持续的时间长，迁徙次数少。也就是说，玉蟾岩在2000年之内有40批人员进驻与迁出，每次约50年左右。而牛栏洞在2万年左右的漫长时间内只有8批人员进驻与迁出，每次约2500年左右。

（三）玉蟾岩内有烧灰堆，大而厚。牛栏洞内未发现大而厚的烧灰堆，只见烧土、炭屑。表明玉蟾岩时代气候寒冷，必须日夜在洞内架篝火才能御寒去湿。而洞内铺垫白灰土，也说明洞内阴冷潮湿，不防潮不能在地面睡眠。而牛栏洞内不用铺垫白灰土，表明地面干燥温暖，洞内气温暖和。即使是在玉蟾岩时代，这里也比玉蟾岩暖和，不需要日夜烧篝火取暖防寒防潮。

三.出土石、骨器对比分析

玉蟾岩遗址出土的生产工具主要是石制品和骨、角、牙、蚌制品。石制品全部打制，未见磨制。有石核、石片、砍斫器、刮削器、切割器、石刀、锄形器。石器制作粗糙简陋，以中小型石器为主，缺乏细小石器。加工技术简单，基本上为单面加工。其石器工业风格与岭南全新世早期的黄岩洞、独石仔等洞穴石器相类似。锄形石器是该遗址富有特征的工具，它采用一遍长形砾石为原料，在其一端及两侧单面打击成器，使用部位是端刃，可能绑在弯柄上用于掘土。骨器有骨锥和骨铲。此外还有用动物犬齿制作的牙饰，出现装饰品。

牛栏洞遗址出土石制品有800多件，其中成型的有200多件。器类可分为陡刃器、砍砸器、刮削器、石锤、石钻、砺石、斧形器、铲形器、凿形器等，还有少量磨制石器。较典型的是平面略呈三角形的陡刃器和有一个长刃的砍砸器，刃部有多次打击成形后再加工修理的痕迹，说明此时人类加工石器的技术已相当成熟。磨制石器仅5件，除一件为石斧外，余为磨刃切割器，反映出磨制石器的技术还没有被广泛使用。骨器主要有铲、锥、针。同时还发现磨制骨器的砺石，砺石器身留有多道磨制骨器后的磨槽。经初步分析，牛栏洞遗址石器可以分为三期：第一期石器加工简单、器类多；第二期已出现一些较成形的石器，少量打击加工较好，器类增加；第三期石器的数量大大增加，打击加工修理较好的石器增多，且出现磨制刃部的石器和陶片，但无装饰品。

这就是说，牛栏洞第三期石器相当于玉蟾岩时代的石器。牛栏洞已出现磨制石器，玉蟾岩却尚未出现。磨制石器为石斧与主要磨刃切割器，主要用于砍伐与切割，即砍伐树木或兽骨、切割兽肉之类，表明牛栏洞第三期居民的狩猎生活占的比重相当大。或者说，狩猎生活占主导地位，这才会精心加工石斧与切割器。而玉蟾岩没有磨制石器，也没有石斧与细小石器，狩猎生活并未占主导地位。相反，它拥有锄形石器，可用于播种栽培，证实农耕文化已在这里萌芽。所以，它的石器制作粗陋，不求精巧。

四.出土动物化石的对比分析

玉蟾岩遗址出土大量的动物残骸。经初步观察，哺乳动物达20余种。数量最多的是鹿科动物。如水鹿、梅花鹿、赤鹿、小鹿等。食肉类动物也很丰富。如熊、鼬、水獭、猪獾、狗獾、貉、大灵猫、小灵猫、果子狸、椰子狸、野猫等。以猪、牛、竹鼠、豪猪等常见。此外还有猴、兔、羊、鼠、食虫类等动物。由此可见，玉蟾岩人主要狩猎大型的食草动物和小型的食肉动物。动物残骸中引人注目的是鸟禽类骨胳，其个体数量可达30%以上，种类可达10种以上。这在我国早期史前遗址中是少见的。说明玉蟾岩人也将鸟禽类作为一种主要的捕猎对象，反映这一阶段狩猎技术和狩猎经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由狩猎大型与中小型动物转向空中飞鸟，扩展了食谱，促进了大脑的发育与智力的提高。动物残骸中还有鲤、草、青等多种鱼类，和丰富的龟鳖、螺、蚌等水生动物，反映出冰后期新出现的洞穴螺蚌堆积特征。

牛栏洞遗址出土的动物化石有水鹿、梅花鹿、赤鹿（黄犭京）、獐鹿、小鹿、巨羊、山羊等。食肉类动物以中小型种类较多，如沙獾、貉、小灵猫、小野猫、果子狸、水獭、黄鼬、狐狸等，老虎、黑熊、豹等大型动物很少见，小型的啮齿类、翼手类、食虫类动物数量也不多。灵长类也有发现，但亦很少。犀牛化石和东方剑齿象化石在底部地层中虽有发现，但数量极少。此外，龟、鳖、蛇化石和鱼类化石出土不少。由此可见，当时云岭一带的生态环境适合于食草动物和小型兽类生活，而且周围水域面积颇为宽广，水生动物和贝类非常丰富，成为人类捕捞的主要对象。

从上述遗址出土动物化石的种类来看，陆地与水中动物都是一样，唯一区别在玉蟾岩有大量鸟禽类骨胳化石，而牛栏洞没有。这就反映出玉蟾岩人比牛栏洞人的智商高了一个档次，用技巧发明捕鸟工具去捕捉鸟禽，由陆地与水中狩猎对象发展到猎取空中对象。牛栏洞人尚做不到这一点。玉蟾岩人思维领域比牛栏洞人前进了一大步。

五.出土植物化石的对比分析

玉蟾岩遗址通过对每层堆积物土样的浮选和筛选工作，收集植物种、核、茎、叶40余种，其中以朴树籽最为丰富。这些植物标本为了解玉蟾岩人的生存环境及经济生活提供了重要证据。同时还收集到丰富的微小的螺及昆虫等遗骸，为了解遗址不同部位堆积层的埋藏环境提供了可靠的资料。最为重要的是在文化胶结堆积的层面中发现了水稻谷壳。稻壳出土时颜色呈灰黄色，共有2枚，其中1枚形态完整。此外还筛选出1枚1/4稻壳残片。在层位上它们晚于1993年该遗址出土的稻壳。1993年发掘的3个层位均有稻属的硅质体，进一步证明玉蟾岩存在水稻的事实。中国农业大学张文绪教授对二次发掘出土的稻谷进行了初步电镜分析，共4枚，鉴定是一种兼有野、籼、粳综合特征的从普通野生稻向栽培稻初期演化的最原始的古栽培稻类型，其最显著的特征是"大粒性"(3)。

显而易见，这一发现将人类栽培水稻的历史提前到12000年前，对稻作农业起源时间与地点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材料。

牛栏洞遗址发掘过程中也采用了水浮选法与筛选法，发现极少量非籼非粳类型水稻硅质体，与各类植物孢粉、硅质体，未见籽实。似乎表明牛栏洞人对植物果实与茎叶的采食与栽培均无兴趣。或者说，占比重甚微。他们完全或绝大部分靠肉食生存。因为非籼非粳类型的水稻硅质体并不能肯定它是栽培稻或野生稻，必须出土了兼有野、籼、粳综合特征的古栽培稻实物，才能确认已有了稻作农业的萌芽。非籼非粳类型水稻硅质体在牛栏洞中出现，数量又极少，很可能是牛栏洞人无意带入的遗物，并非有意栽培并长期食用的遗存。牛栏洞中无朴树籽遗存，就可以证实牛栏洞人当时并不食用植物果实和茎叶。这一点与玉蟾岩人有本质上的区别。

六.出土陶片的对比分析七.玉蟾岩遗址的另一个最重要的发现是出土了原始的贴塑陶片。整个遗址堆积层所含陶片甚少，仅在个别层位发现数片不足1厘米大小的碎片。1993年在接近基底的地层中意外地发现了三块较大的原始陶片。1995年又在附近发现了一堆约30×30厘米的陶片。陶片呈黑褐色，火候很低，质地非常疏松，胎厚近2厘米，夹炭、夹粗砂。陶片贴塑，可见交错层理。陶片内外均饰纹样，似绳纹，但为编织印痕，有清晰的经编与纬编。从陶片的形态判断，早于彭头山文化（距今9000-8000年前）的陶片。

牛栏洞遗址的陶片也很少，表面饰粗绳纹，无编织印痕，内壁加抹，表里呈褐色，厚1.10～2厘米。早期夹炭，晚期不夹炭，只夹砂，纹理不明。未见交错层理，显然不是采用贴塑法成型，可能为手捏法成型，与江西万年县仙人洞遗址的成型方法相类似。烧制火候极低，易破碎，不能辨别器形。

对比之下，玉蟾岩人采用贴塑法成型，使用夹炭泥料，内外纹饰，且有编织印痕。这四个特点，开了夹炭陶、贴塑法、内外纹饰、编织技术萌芽的先河。夹炭陶与古栽培稻伴生出土，一直是长江中下游和淮河流域稻作农业地区的特点之一。不从事稻作农业生产的地方或遗址，往往没有夹炭陶，只有夹砂陶。在距今10000-5000年前之间，这种现象特别突出。最新研究成果表明：江苏省7个新石器时代中、晚期遗址出土的陶器所含植物蛋白石分析中，有5个含有水稻植物蛋白石，2个没有。5个遗址中有1个出土了炭化稻米，其余都没有(4)，可以证实这一点。

贴塑法成型亦是如此。彭头山、贾湖、八十土当、皂市下层、河姆渡、独岭坳、大溪等距今9000-7000年前的出土炭化稻米与夹炭陶的文化遗址，所有陶器均为贴塑法成型。因此，玉蟾岩的贴塑法成型工艺，可以认为是后代贴塑法工艺的开山鼻祖，也是稻作农业发祥的重要佐证材料之一。

玉蟾岩的编织印痕，表明玉蟾岩人已发明了编织技术，并已相当成熟。在这个基础上，他们发明了网罟，用来捕捉鸟禽。由于玉蟾岩与牛栏洞都未发现石镞，表明当时尚未发明弓箭。于是，网罟就成了捕捉鸟禽的重要工具。而大量鸟禽遗骸在玉蟾岩中出土，证实了这一点。玉蟾岩四周没有大河大湖，无法发展渔猎生产，只有发展捕捉鸟禽活动。

八.华南会成为稻作农业发祥地吗？

从以上的对比分析中可以看出，玉蟾岩出现了稻作农业与古栽培稻，而牛栏洞没有。结合其附近的阳春独石仔（距今14900±300年前左右）、封开黄岩洞（距今11930±200年前左右）无陶片出现(5)的情况来看，广东与广西、海南三省区内尚未发现距今10000年前的稻作农业与古栽培稻谷遗存。目前已知的华南地区最早的稻作农业与古栽培稻遗存的遗址是广东曲江石峡遗址（公元前2900年～前2700年）(6)与广西资源晓锦遗址（距今约5000年～3200年左右）(7)两处，其他各地尚未发现。

那么，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当北亚热带的北界收缩到华南一线时，生存压力自然随之而来，"边缘效应"也应开始在这一带发挥作用，于是在特定的气候期间内，先于其他地方发生栽培稻的起源，形成稻作农业。以后，气候的回暖，优越的自然条件使"边缘效应"失去基础，于是中断了或断断续续地存在稻作农业，以致我们在距今10000～5000年前之间的考古发掘中找不到稻作农业的遗址？

或者说，只要遇到相宜的气候条件，如距今15000年～13000年前之间的间冰期，或者距今13000年～12600年前与12300年前左右的一些高温期，稻作的起源和栽培都有可能在一些不同的区域内发生，如华南、长江中、下游，甚至纬度更北的秦岭淮河以南？于是有学者认为："华南在中国稻作农业起源的过程中应该拥有它独特的、又与其他地区平等的地位，至少是水稻驯化与栽培发生的时间绝不会晚于其它地区，更不会晚于长江中、下游"(8)。

从逻辑上说，华南存在大量普通野生稻，具备了产生稻作农业的首要条件，应该容易形成稻作农业。华南拥有良好的气候环境，也是一个重要条件。特别是当北亚热带北界收缩到华南一线时，生存压力与"边缘效应"可能促使华南地区的古人类萌发栽培水稻的意愿与行动，创造稻作农业。

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华南地区至今未发现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中有稻作农业的遗迹。原因何在呢？是不是还有更早的遗址或其他有稻作农业遗迹的遗址没有发掘出来？还是以往的发掘工作做得不够细致，以致未能发现早期的稻作农业遗存？

答案是否定的。首先，华南地区发现与发掘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古文化遗址已经不少，如广东阳春独石仔下层(9)、广东翁源青塘吊珠岩(10)、广西柳州白莲洞一期(11)、广东封开罗髻岩(12)、广西来宾盖头洞(13)、广西灵山马鞍山(14)、广西武鸣苞桥A洞、芭勋B洞、腾翔C洞、桂林D洞、东岩洞、柳江陈家岩、崇左矮洞(15)等，加上现在的牛栏洞，总计达14处之多，学术界统称为"中石器时代"，时间在距今10000年前以上，正好与玉蟾岩同时。这些遗址中不少包含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存，有直接的承接关系。在这些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存中，丝毫没有一点稻作农业萌发的痕迹，甚至连陶器都还未发明。虽然这14处遗址不能代表以后还可能发现与发掘的许多旧石器时代晚期向中石器时代或新石器时代早期转化的新遗址的全部内涵，但至少可以透露出旧石器时代晚期真实面貌的一些特征与迹象，有一定的参考意义。表明更早的遗址或尚未发现、发掘的遗址出现稻作农业的可能性不大。

其次，中石器时代的华南各个遗址出土的动物化石，无论是脊椎动物还是软体动物，几乎全部是现生种类(16)，这说明近万余年来华南地区的气候与生态都没有实质性的巨大变化。而人们的渔猎与采集生活也就没有实质性的巨大变化。其原因，自然与云贵高原和南岭、大庾岭、武夷山等山脉的屏障作用有关。在这里既没有生存的压力，也没有"边缘效应"，人们可以照老样子慢慢生存下去。因此，就不必去栽培作物与创造农业，特别是最难侍候的稻作农业。

再次，华南地区考古，以往是比较粗放，近十几年来已逐渐精细了，筛选法与水浮选法已经常应用，甚至连孢粉、植物蛋白石都能发现，难道还发现不了稻谷、稻壳、稻草？做了这样细致的工作，仍未发现新石器时代早期或中石器时代、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稻作农业遗存，只能说明华南地区确实是没有。否则，多少会有所发现，有所报道。九.稻作农业起源的基本条件

中国农业大学王象坤教授认为稻作农业起源发祥地必须具备四个前提条件：

（1）该地发现我国最古老的原始栽培稻；

（2）该地同时发现栽培稻的野生祖先种--普通野生稻；

（3）该地或其附近有驯化栽培稻的古人类群体及稻作生产工具；

（4）该地当时具备野生稻生存的气候与环境条件(17)。

这四个前提条件基本上是对的。确认一个地方是稻作农业起源的发祥地，没有这四个物质条件是说不通的。但是，具备了这四个物质条件的地方为什么就会产生稻作农业呢？这就不是物质条件的问题，而是精神条件即人的主观能动性问题了。因为原始栽培稻是人为改造、加工普通野生稻的产物，稻作生产工具也是如此。存在（2）（3）（4）三个条件的地方，由于缺乏人的主观能动性，就出现不了原始栽培稻。另外，当地普通野生稻已灭绝，但发现了最古老的原始栽培稻，并有驯化栽培稻古人类群体及稻作生产工具，当地也具备野生稻生存的气候与环境条件的地方，只要当地的古人类群体的主观能动性强，也可能成为稻作农业起源的发祥地。因此，我认为还应该增加一个前提条件：

（5）该地古人类群体已具备驯化栽培稻的主观能动性，即智力与能力。

华南地区及江西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正是因为缺乏这个最主要的精神条件而未能形成稻作农业起源发祥地的。迄今为止，它们都未发现最古老的原始栽培稻。而贾湖的野生稻早已灭绝，却因为发现仅次于玉蟾岩、彭头山的原始栽培稻而受到世人的注目。

众所周知，广西、广东、云南都有野生稻，也有古人类群体在其中生息，具备野生稻生存的气候与环境条件，就是因为缺乏古人类群体驯化栽培稻的主观能动性即智力与能力，没有在12000年以前开展原始栽培稻生产，所以成不了稻作农业起源的发祥地。

古人类群体驯化栽培稻的主观能动性，即他们对普通野生稻习性的观察了解，在驯化栽培普通野生稻过程中掌握的程度，以及对稻米需求的重要程度等等。简言之，就是主食谷物化的强度与驯化栽培技术的高低，决定了古人类驯化栽培水稻的主观能动性。大量考古出土文物及古遗址证明，不是所有的古人类到了某一个历史时期就都能发明驯化栽培水稻的专门技术，形成稻作农业起源的发祥地的。恰恰相反，最初的稻作农业现象是在极个别地方和极个别古人类群体中产生的，以后逐渐传播出去才为多数人所掌握，并形成大范围种植的。不少人群长期坚持渔猎与采集、游猎与畜牧，也一直繁衍生息到今天，他们从来不懂得栽培水稻，同样也可以稻米为主食之一。

华南地区的古人类就是这样。他们一直坚持渔猎与采集为他们的基本生存方式，无论是洞穴遗址也好，贝丘遗址也好，山坡遗址也好，都证实了他们过的是渔猎与采集的生活。只有到了大溪文化时代长江中下游居民向华南大迁徙的时候，才带来了稻作农业文化，即5000～6000年前左右的演化。

九.玉蟾岩人的特殊智力与能力

玉蟾岩遗址发现我国古老的原始栽培稻谷，附近又有江永普通野生稻存在，具备野生稻生存的气候与环境条件，又有驯化栽培稻的古人类群体及稻作生产工具（石锄之类），而且时间最早，视其为中国稻作农业起源发祥地是当之无愧的。

但是，为什么它能成为中国稻作农业起源的发祥地，而其他地方却不能呢？

回答这个问题，关键在于玉蟾岩人的特殊智力与能力使然。玉蟾岩人的智商在当时的同时代各地人群中是最高的，否则就不可能创造稻作农业和发明水稻栽培技术。从哪些事实上可以证明玉蟾岩人的智商是当时最高的呢？

（一）夹炭陶与贴塑法的出现。以往各地出土的早于玉蟾岩或与之同时代的陶片，都是夹砂陶和手捏法制造的。玉蟾岩人创造了夹炭陶和贴塑法制陶，不仅改进了陶料，而且改进了陶坯的结构，相对于夹砂陶与手捏法制陶来说是巨大的进步，也是智力发达的表现之一。

（二）编织技术的发明。玉蟾岩陶片上的编织印痕，有清晰的经编与纬编，证明玉蟾岩人已掌握植物纤维的劈分与编织技术，走出了搓合术时代，进入了织造时代。这无疑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之一。即使它还没有形成织布水平，也可以编织网罟用于捕鸟网鱼，也是了不起的发明。以后各地新石器时代早期、中期出现的网坠，不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吗？

（三）防潮意识的诞生。玉蟾岩人在洞内铺垫灰白色、灰黄色石灰状堆积，既可以平整地面，又可以防潮，开了以后各地房屋建筑防潮意识的先河。如彭头山遗址F1大型地面建筑残存房基，填土一层厚5～10厘米，由黄色粘土掺合数量较多的粗砂构成，是以后三合土的萌芽形态。四周大型柱洞下部填灰褐色土，上部中间填小颗粒红烧土渣，或下部填土中掺大量炭屑，目的也在于防潮防柱子腐朽(18)。贾湖遗址F3半地穴式建筑，穴内填土分上下两层，上层黄褐土，下层黑灰土。填土中含大量草木灰、木炭屑、兽骨、鱼骨、夹砂红陶和褐陶片，也是为了防潮(19)。其祖制均始于玉蟾岩。

（四）食物广谱化出现。玉蟾岩人除猎食各种哺乳动物、水生动物、两栖动物、软体动物、昆虫外，还捕食鸟禽10余种，植物40余种。这是其他同时期或早期遗址所没有的。玉蟾岩人食物广谱化的结果，使食物营养成分极为复杂，人体吸入的微量元素和品种增加，导致大脑发育与进化更快，大大提高了古人类的智商水平。特别是直接源于土壤的谷物（野生稻与栽培稻）与植物根、茎、叶、籽，对微量元素进入人体，提供了最直接的途径。鸟类肌肉与脑髓对人类大脑的迅速发育与进化（即中医药学中所说的滋补作用）帮助更大，从而奠定了玉蟾岩人高智商的物质基础。

（五）捕鸟禽技术的发明。据现代民族学田野调查表明，在没有发明弓箭、弩机、鸟铳之前，人类是用捕机（俗称扣子、机关）、陷阱、媒鸟、捕笼、捕网、粘胶、射杀、隼捕等多种方法(20)捕捉鸟禽的。鸟禽在天空中飞翔，目光锐利，反应灵敏，极不容易捕获。捕捉鸟禽的过程，实质上是一个斗智为主的过程。它和捕捉动物、采集植物的以斗体力为主的过程不一样，全靠机巧二字。设机关、布陷阱、用媒鸟引诱、用粘胶粘捕、用鹰捕捉等等，都是花智力多花体力少的活动。所以，玉蟾岩人能捕捉10种以上的鸟禽，而千余年后的贾湖人只能捕食3种鸟禽(21)，甑皮岩人只能捕食极个别鸟禽(22)，其智商之高可见非同一般了。捕捉鸟禽，必须长期观察哪些是留鸟？哪些是夏候鸟？哪些是冬候鸟？何时出没？何时现身？用哪种方法去捕获？它们各自的生活习性如何？等等。总之，必须掌握它们的生息规律，来往路线，出没时间，才能采用相应的方法捕获。所以，不是聪明绝顶的人当不了鸟禽猎手。玉蟾岩人能捕获10种以上鸟禽，在观察力、分析力、判断力、应变力等方面已达到很高的境界了，思维习惯已定型化，才会转移到植物栽培上来。对野生稻的栽培，首先是观察其生物习性，掌握其繁殖规律，然后才试验移蔸栽培(23)，获得成功后，才逐步向外传播、推广，使之成为中国稻作农业起源的发祥地。十.玉蟾岩人智商高的历史背景玉蟾岩人为什么能有那么高的智商呢？这就要看它所具备的历史背景条件是什么了？玉蟾岩遗址属于旧石器文化向新石器文化早期过渡类型的古文化全新世早期遗址，其源头在其附近的旧石器晚期文化。湖南省的旧石器文化遗址，到目前为止发现近二百处，分布于湘、资、沅、澧四水流域，但主要集中在沅水流域和澧水流域，湘、资二水流域较少(24)。处于华南旧石器与华北旧石器交汇区之内。玉蟾岩在交汇区的南部边缘地带。因此，其文化特色既有华南、东南亚砾石石器工业的传统，又有华北石器工业的影响，并非单纯的土著文化产物。现代人类血型遗传学研究表明：中华民族有南北两个发源地，可能分别在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南北两大类型的界线在北纬30度左右。以后相互迁徙，在长江流域融合成南方类型的南方汉族、彝族、苗族、白族、景颇族、侗族、壮族、佤族、傣族、土家族、瑶族、高山族、黎族等民族，在黄河流域则融合成北方类型的北方汉族、羌族、藏族、蒙古族、朝鲜族、鄂伦春族、回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锡伯族等民族(25)。湖南在长江中游的南部，玉蟾岩又在长江流域早期融合阶段的最南边界上，处于南北两大人群地域分界线--武夷山和南岭这条东西走向的地带--的北坡边缘上(26)。因此，玉蟾岩人不是单纯的土著群体，而是南北两大类型即蒙古人种北亚类型与南亚类型混血融合的产物，由古羌人与古越人融合而成的古夷人。

现代分子遗传学研究表明：群体的遗传变异和进化，取决于杂合优势。远缘杂交最容易形成的突出双方的杂合优势，引起基因突变，形成新的地理物种与量子式物种。(27)拿人类来说，不同血缘群体远缘杂交以后，会产生比原来的两个血缘群体更聪明机灵的人群。玉蟾岩人应该是这样的人群。

现代历史语言学研究成果可以证明玉蟾岩人及其后裔是南北两大类型多次杂交融合的古夷人。因为在湘南地区古老方言中，至今仍保留有古越语和古夷（彝）语、古瑶语。例如：水稻称为"禾"、"谷"为古越语，水田称为"歹"则是古夷（彝）语。山林称为"岭"是古越语，称为"山"、"峰"则是古夷（彝）语。湘（长）、资（弯）、沅（大）、澧（龙）四水的称呼则源于古夷（彝）语。洞庭湖（震荡海）亦源于古夷（彝）语。"江"是古越语，"河"是古夷（彝）语，等等(28)。

民族古文字学研究成果也表明洞庭湖流域曾经是古越人与古夷（彝）人共同生息的地方。彭头山、宜昌杨家湾等新石器时代早期出土的刻划符号都是古夷（彝）文(29)，楚国铜贝铭文也是古夷（彝）文(30)。而黔阳高庙、长沙南托等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出土的各种象形符号都是古越文，包括大溪文化陶器上的象形符号和春秋战国期间涌现的大量巴蜀符号，也基本上是古越文(31)。目前虽然未在湘南地区发现这些古文字遗存，但民族语言的统一性可以证明文字的统一性。从现有的出土文物资料来看，无论是以表音形式为主的古夷（彝）文，还是以表意形式为主的古越文，都是以湖南的时代最早，是中国民族古文字的发祥地。在9000-7000年前就产生了民族古文字的地方，不是智商最高的人群聚居的地方么？十一.玉蟾岩人所处的特殊地理环境

玉蟾岩人生息的特殊地理环境是在湖南侵蚀溶蚀构造丘山区内，都庞岭、越城岭以东，萌渚岭、骑田岭、九嶷山等南岭山脉以北，万洋山、诸广山以西、衡山以南。区内地貌是在古南岭构造的基础上，经第三纪以后中度隆起，在湿热气候影响下，溶蚀侵蚀切割，地形破碎，溪谷交错，具有花岗岩、变质岩山地，伴有灰岩峰林溶蚀宽谷或盆地相结合的山丘地貌特征。西部北界有近东--西走向的四洲山、阳明山作屏障，削弱了寒潮的侵袭。所以，江永--道县--宁远一带为全省热量最富足的地区。年日照时数都在1600小时以上，与石门、常德、衡阳、零陵（永州）连成一线。洞庭湖区、新田、茶陵、汝城等地年日照时数都在1700小时以上，岳阳、安乡等地更在1800小时以上。玉蟾岩正处于1600-1700小时范围内。道县、来阳、新田、宜章等县的年平均温度在18℃以上，是全省最高温地区。同时，这一带又是全省日平均气温稳定通过10℃的积温最多的地区。此外，年降水量在1400毫米以上，是全省较多的地区之一。雨季开始于3月下旬，结束在6月底。南岭山地的都庞岭与萌渚岭之间地区，以潇水中游的道县为中心，全年暴雨日4～5天，是湖南第二个暴雨最多的地区。但冰雹最少，仅0.2天以下。整个湘南地区的气候区划为瓯闽南岭区（湖南南岭部分）(32)。再具体而言，玉蟾岩人又是在道县盆地的北部，背靠紫金山，西傍都庞岭，南有铜山岭，东南有九嶷山，东为把截大岭，北风难进，南风易通。所以，年平均温度达18.5℃，无霜期很长，平均为309天，年降水量1300-1900毫米，雨季始于3月20日，终于6月30日。年平均日照时数1569.9小时。冬季多偏东风，夏季多偏南风，春秋两季为冬夏季风交替期，风向不稳定，以北风频率高。暴雨平均两年半一次，且集中在4～5月。一日最大值为140.6毫米。年平均4～5次。15年出现冰雹16次，成灾11次。干旱频繁。31年中有21年干旱，平均三年两遇。其中夏秋连旱20年，占干旱年份的95%。因此，属于温热多雨农业区(32)。总之，在这种高温、多雨、多旱、少寒又四季分明的地理环境内，特别适宜于各种动植物与人类的繁殖生存。而且南北混杂和过渡现象十分明显，其中与华南区的共有种尤多，更接近华南区系。全省野生哺乳动物80余种，分属9目26科，占全国已知种数的19.5%。全省鸟类373种，分属17目52科，约占全国已知种数的27%。全省爬行类75种，分属3目13科，占全国总数的23%。全省两栖类40余种，分属2目8科，占全国总数的25.5%。全省鱼类169种，分属10目24科，占全国总数的7.8%(34)。而在湘南地区，道县有哺乳动物41种，宜章58种，桂阳21种；鸟类，道县64种，宜章38种，桂阳33种；嘉禾有哺乳类19种，鸟类23种(35)。玉蟾岩出土的哺乳动物20余种，目前都还存在于湘南地区，只是数量可能有所减少。例如熊，原在道县有，现在道县没有了，只有宜章有。虎、水鹿、赤麂、小麂、、水獭、猪獾、狗獾、貉、大灵猫、花面狸、野猪、豪猪、猴、华南兔、鼠、苏门羚、斑羚等，仍在道县生息。此外，玉蟾岩出土最多的朴树籽，在湘南地区仍有朴树分布在道县、宜章、临武、嘉禾一带。牛栏洞人却不食朴树籽。由此可知，玉蟾岩人所处的这处特殊地理环境近万年来一直保持原状，没有多少巨大的变化。由此而溯源，在玉蟾岩人之前的几千上万年，也许也是这个样子，差异不大，才会养育出这一方人才来。

在丰富的物产与高温、多雨、多旱、少寒即多变的气候条件下，隐藏着一个更深层次的人和动物的微量元素营养环境，使玉蟾岩人成为同时代智商最高的佼佼者。

现代微量元素营养学研究成果表明：铁、铜、锌、碘、钴、铬、氟、钼、硒、锰、镍、钡、硅、锂、砷共15种微量元素，都是人体必需的。例如：铁和锌关系到儿童智力的发育。因为铁能使血红蛋白具有携氧的功能。而锌能稳定酶蛋白的四级结构和其他部位的结构，如生物膜和质膜的结构等等。缺铁会造成贫血。缺锌会造成结构变形、膜的氧化损伤、特定受体和营养物吸收点功能改变等等(36)。

这些微量元素来源于土壤、植物、动物、天然水和空气。土壤下面的岩石中的各种微量元素矿床，通过地热或地下水的作用，溶解分化后带上土壤表面，再给植物吸收，植物又被动物或人类食用而吸收入体内。或在通过河水、井水、泉水、塘水、雨水、空气、灰尘进入人体内，被人体吸收。例如：有些地区的井水和泉水发现含有异常高水平的砷、锂、锶、硼、硒，对这些元素的总摄入起了重大作用(37)。

湖南是全国矿产资源最丰富的省份之一。湘南又是湖南黑色金属、有色金属、稀有金属、稀土金属、燃料矿产、非金属矿最密集的地区之一。例如：含钨锡磁铁矿床集中分布在湘南地区的郴县、桂阳、宜章、江华等地。主要产于耒阳--临武、双牌--道县南北拗陷带中。热液锰矿床分布于郴县、道县、隆回等地。沉积变质型钒矿床分布于江华、蓝山、宁远、桃江等地。风化壳型钛铁矿床产于江华。含铜多金属型铜矿床主要分布在湘南，而且较多地集中分布在桂阳大义山一带。方铅矿、闪锌矿、白云石、方解石型铅锌矿床主要分布在湘南，次为湘东北。辉钼矿主要富集于湘南。稀有金属接触交代型矿床主要分布于湘南等等(38)。这些矿产资源虽然深埋地下，但通过土壤与动物、植物、水、空气、灰尘作中介，对古人类的进化起了相当大的促进作用，从而使玉蟾岩人走在时代的最前面。

十二.野生稻孓遗于湘南说明什么问题

不少学者认为考古发现有偶然性。今天的发现也许会被明天的新发现所否定。于是，他们寄希望于未来的发现，以便否定现在的发现所具有的学术价值。但是，任何偶然性都有其必然性作基础。也就是说，偶然是必然的产物和表现。偶然性是上层建筑，必然性是基础结构。

玉蟾岩人发明了驯化普通野生稻的栽培技术，似乎是一种偶然性的表现。但是，只要我们认真深入研究一下，就可以发现它下面的必然性潜流。

首先是他们对40多种植物的观察、分析、采集、食用、加工、储存，使他们熟悉了这40多种植物的生物习性和对人的生存价值。也许在栽培驯化普通野生稻之前，他们已试验栽培过其他植物了。例如：薯芋类作物、荞麦、野小麦（湖南地区至今仍有野小麦分布在永兴县境内）之类。彝族经典《物始纪略》"种子的根源"、"种植的根源"、"荞的由来"所说："五谷未出时，荞子先出现。"(39)因为荞麦是裸子植物，撒籽进挖松的土地里就可以了。佤族最早种植小红米（龙爪稷）(40)也是如此。他们种植小红米，是因为见牛吃了小红米又屙了出来，以后长出了苗苗，才知道小红米可以吃，也可以种，这才种它的。种小豆也是一位猎人发现野鸽子的嗉囊里看到了小豆，知道是可以吃的，这才种了小豆(41)。

人们从牛粪、嗉囊中发现某些作物的种籽，这是一种偶然性，而在长期采集的实践中发明农业则是必然性。事物内在的发展的必然性往往是以偶然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玉蟾岩人对植物的认识，也许与他们大量捕食鸟禽有关。鸟禽告诉人们哪些植物种籽可食。而牛栏洞人不捕食鸟禽，自然就不会关注各种谷物类植物了，也就发明不了农业。

其次是普通野生稻在附近的繁殖使他们渐渐认识到它的可食性。现孓遗于江永、茶陵、江西东乡、云南元江四处的中国原始祖先型普通野生稻，表明它们的生存都必须高温、长日照的地理环境，并非一切地方均可生存的。就湖南来说，湘西北的高寒山区，就很少有普通野生稻生存的可能性，就全国而言，能达到年平均温度17.8℃以上、日照1700小时以上、日平均气温稳定通过10℃的积温在5600℃以上的地区，除华南以外，其他省区是不多见的。普通野生稻和其他植物一样，也需要它所特殊的生存环境。现在长江流域只剩下东乡、茶陵、江永三个孓遗点，除了近万年来人为破坏（开垦）以外，自然繁殖区域的有限性也是重要原因。即使在华南地区，大气候环境是适宜了，小气候环境不行也不可能普遍繁殖普通野生稻的。现在华南各省区与云南省，也并非所有荒芜之地都长满普通野生稻，只有极少数地区存在。因此，存在普通野生稻的地方一定是比较特殊的小气候环境，适应普通野生稻的生存需求的地方，并非大面积繁殖。例如，江西庐山，虽然距离东乡普通野生稻产地不太远，但因小气候环境不同，就没有普通野生稻，只有杂草稻（O,sativaLinn.）和假稻属的秕壳草（L,sayanukaOhawe）、假稻（L.japonicaMakino）、李氏禾（L.hexandraSwartz）(42)。所以，江永、茶陵两处普通野生稻孓遗于湘南，东乡普通野生稻孓遗于赣中，云南元江普通野生稻孓遗滇南，都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必然的产物。因为，它们都是同一类型的小气候环境。在这种环境中，出现玉蟾岩古栽培稻、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类似人工栽培稻的蛋白石扇形体，也就不足为奇，是必然的产物了。

如果说玉蟾岩古栽培稻还不是最古老的，要到其他地区--例如华南地区去寻找最古老的古栽培稻和稻作农业发祥地，看来是很困难的。即使要找，也只有在它们所处的小气候环境内部找，如湘南的桂阳、嘉禾、临武、常宁、永兴、茶陵、江永等县各洞穴遗址或山坡遗址去发现。或者是湘北的洞庭湖区四周，彭头山文化的下层与澧水中下游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去寻找。在江西，则可到赣东北或赣南丘陵地区洞穴遗址或山坡遗址去发掘。其他江南各省，也必须注意小气候环境这个关键问题，才会有所发现。

再次，普通野生稻生长环境的特殊性，与原始人类居住地点的距离关系，是促使原始人类不得不将它们搬迁即移蔸到自己住地旁边来的原始动力。玉蟾岩古栽培稻与江永普通野生稻对比分析结果表明：玉蟾岩古栽培稻的双峰乳突的特征，正是从类似于江永普通野生稻一群的野生稻中承袭下来的(43)。距今约6000～6500年前的茶陵独岭坳遗址古栽培稻与茶陵尧水普通野生稻对比分析表明：二者有较近的亲缘关系，是当地独立起源的一个类型(44)。江西现存古老农家品种与东乡普通野生稻对比分析也表明二者的酶谱相近，是本地土生土长，与南方野生稻（即广东、广西、云南的普通野生稻）有明显差异(45)。这充分说明：各地都是就地取材，利用附近的普通野生稻进行驯化栽培的，而且持续时间很长。这才会使它定型化，形成一种习俗，一种生产工艺，传授给子孙，产生成熟的稻作农业。子孙们迁徙出去时，才能将它传播出去。这种传播，会产生与新住地的普通野生稻杂交，形成新的品种，进一步驯化了普通野生稻。

第四，根据对东乡、茶陵、江永、元江四种普通野生稻的植物学特征分析，水分多少对植物生长繁殖影响很大。东乡野生稻群体内存在丰富的形态变异。通过数值分类研究还发现现存的两个较大的东乡野生稻群落--水桃树下和林场群落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水桃树下居群具红色叶环而有别于林场居群。这两个群落在种子生产潜力等方面也存在明显的差异。产生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可能是两个群落之间由于两者具有不同的水分稳定性所造成的。而这种水分环境的稳定性差异，很可能是发生在较近代的时期内。因为在同工酶、DNA方面的变异均没有出现这种差异，属于遗传异质性很低的一个群体，而且在生活史特征性状上也没有明显的分化(46)。茶陵与江永两地的普通野生稻也有类似的差异。江永野生稻的茎以匍匐为主，少数直立。高节位分枝发达，植株分散生长。而茶陵野生稻以直立型为主，有少数匍匐，且匍匐程度较江永野生稻弱，高节位分枝少，植株集中生长。两地野生稻均无明显的地下茎。株高受环境的影响很大，约60～250厘米，一般多为100～200厘米。江永野生稻叶片茸毛多，叶色淡绿。茶陵野生稻叶片为深绿色，多数为光身叶。茶陵野生稻米含蛋白质稍高于江永野生稻。江永野生稻属感光性强类型，茶陵野生稻除感光性强类型外，也有感光性弱的早熟类型，8月中旬就抽穗了。两地野生稻对水分要求很严，适于沼泽地浅水层生长。江永野生稻在水深30厘米左右生长良好，在水深1米处只有稀疏生长，属适于随水深而茎节伸长的类型(47)。

由此可见，普通野生稻的变异受水分稳定性的制约。改变水分稳定性，就会改变水稻即普通野生稻的遗传基因。天然沼泽地的水源不断，一般变化不大，稳定性强。而人造沼泽地即水田（原始形态为水坑）却没有固定的天然水源（地下水、泉水、溪流、雨水），只有人工水源（灌水），极容易受干气候的影响，造成普通野生稻性状的变异。而湘南地区又是多旱地带。道县是干旱频繁，经常夏秋连旱。桂阳"岁岁以旱为苦"（《桂阳县志》），嘉禾"十年九旱"（《嘉禾县志》），宜章"干旱率为87%"（《宜章县志》），临武"旱灾为县内最常见的自然灾害"（《临武县志》），"干旱是新田的主要气候灾害"（《新田县志》）。而从全湖南省来看，干旱一年四季都有发生，出现最多的是夏秋干旱。且局部性、插花性干旱较多。一个县内，也会有旱区与无旱区的插花出现。究其原因，是受季风环流的影响，造成年内雨水分配不均，与年际变化大，形成明显的干湿季和旱涝年份(48)。湘南地区由于炎热高温，南风大，蒸发强，更易发生干旱。遇雨水稀少，干旱更严重。这种状况，进一步促进了普通野生稻的驯化变异。因为，水分少易促进根系向纵深发展，以加强根系的被动吸水作用(49)，从而使稻茎由匍匐向直立进化。而水稻即普通野生稻一生对缺水最敏感的时期有两个，一是孕穗期，一是灌浆期(50)。普通野生稻的孕穗与灌浆正在8月至11月初，即秋初至冬初（阴历七月至十月）(51)。如遇上秋旱，则必然影响开花结实。因此，必须加强人工灌溉，才能保证收获。这种状况就使普通野生稻在长期的驯化栽培过程中经常处于时干时润的状态中，逐步改变了其性状遗传基因，在低温干燥地区渐渐粳化，在高温湿润地区则渐渐籼化。湘南地区经常夏秋连旱，更需加强人工灌溉，也就是加强人为干预，改变普通野生稻生长性状遗传基因结构，促进它的驯化。对比分析牛栏洞所在的广东省，南岭南侧降水均为2000毫米以上，4～9月为雨季，少有干旱现象。广西全年降水的80%集中于4～9月。湖北6～8月降水占全年降水量的35～50%。河南夏季炎热雨水丰沛，秋季晴和日照足，全年降水的50%集中在夏季，常有暴雨。只有江西似湖南，4～6月约占全年降水量的二分之一，秋季易旱。湖南是春夏之交多暴雨，4～6月降水约占全年的40%，7～9月常有伏旱或秋旱现象(52)。这就充分说明，湖南的秋旱现象是很突出的。古人类要想采食普通野生稻，就非加强人工灌溉即人为干预不可。而广东、广西等华南地区则不需要如此。即使移栽了普通野生稻，也不需加强人工灌溉，任其自生自长即可。这样，野生稻仍为野生稻，没有实质性的变异，也就形成不了栽培稻。只是到了大溪文化以后，由长江中下游带来了栽培稻的种籽和农艺技术，才有了真正的栽培稻与稻作农业。石峡遗址出土的炭化稻与夹稻壳稻草的红烧土，以及各种陶器、玉器(53)，还有晓锦遗址出土的炭化稻与夹草红烧土、陶纺轮等等，都与长江中下游稻作农业文化有直接的渊源关系就是明证。总之，普通野生稻孓遗于湘南，一方面说明湘南是最适合原始型普通野生稻生存的小气候环境之一，为玉蟾岩人想驯化、栽培水稻与创造稻作农业提供了首要条件；另一方面则说明湘南这个特殊的小气候环境旱涝严重特色，也逼迫着玉蟾岩人去改造普通野生稻的固有生物遗传基因结构，逐步驯化它为栽培稻，是稻作农业产生的推动力。结语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系统工程问题，必须多学科研究，进行多维立体定位分析，才能找出一个接近史实的较为科学的答案，仅仅靠考古发掘或生物学与遗传学研究，即只看稻种来源是绝对不够的，必须要考虑种稻人与客观环境的制约等多方面因素。即使是稻种问题，也要考虑客观环境的制约问题。不是任何地方都会生存普通野生稻，任何地方都能形成稻作农业的。它们都需要特殊的时空条件。也就是说，既要看物（稻种来源），又要看人（种稻人的主观能动性条件），二者缺一不可。否则，就是一条腿走路，寸步难行，或者非摔交不可。

以往，不少学者只看稻种来源，从生物学与遗传学分析原始型普通野生稻产区，于是提出"阿萨姆·云南说"与"华南说"。后来，考古发现了7000年前左右的河姆渡古栽培稻，便立即形成"长江下游说"。随后，9000年前左右的彭头山古栽培稻出土，人们就综合成"长江中下游说"。而8000年前左右的贾湖古栽培稻发现后，学者们又倡导"长江中游·淮河上游说"。龙虬庄与连云港古栽培稻的发现，又产生了"黄淮流域说"。玉蟾岩古栽培稻的出土和万年仙人洞类似古栽培稻植硅石的发现，使"华南说"又在人们头脑中升起曙光。总之，都是跟着考古发现跑，以古栽培稻为准绳。有些学者见此状况，难辨真假，干脆主张"多元说"，各地"独立起源"。

这些不同观点，表达了学者们对中国和世界稻作农业起源问题的认识深化过程，功不可没。但是在思路上都显得太单一化了，没有从多方面去考虑，特别是种稻人与稻种环境，不是动态地看待稻作农业起源这个问题，而是静态地看待它，以为有了物（稻种或古栽培稻）就行了，忽视了人（种稻人）与环境条件（种稻的起因与可能性）的巨大制约性。

考古发掘与现实生活都证实，不是所有的人群都会在那个时代栽培水稻与从事稻作农业生产的。许多人群从事其他生产活动来维系自己的生存。在北方从事粟类作物栽培，在青藏高原从事青稞栽培，在沿海、湖滨、江河从事渔猎，在东北兴安岭从事游猎，在蒙古草原从事游牧等等，各以不同方式生息在大地上直到今天。即使在南方富饶的长江中下游地区，远古时代从事稻作农业生产的群体，与从事渔猎、采集的群体相比较，最初也是极少的呀！

掌握普通野生稻的驯化栽培是一门新技术，是对自然生物体的一种立体观控，它绝不像人们主观臆测的如搬运石头那样简单。因为它面对的是一种非常娇嫩的生命体，稍有疏忽就会致它于死命。它与自然环境紧密依存，又受到环境的多方制约，人们还得与环境博斗，排除环境对它的不良干扰，才能使它顺利成长并结下硕果，让人们享用。所以，对普通野生稻的驯化栽培，是长期历尽千辛万苦的苦难历程，也是一项人类文明史、科技史、文化史上的重大发明。这种发明，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做到的，只能是极少数头脑非常聪明又极有耐心耐力且极勤劳的人才能创造出来。所以，它和其他科学技术发明一样，是一元的而非多元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当稻作农业技术发明以后，它会逐渐传播出去，让其他人受益。迁徙也好，通婚也好，教导也好，不论什么方式，都会逐步发挥它潜在的威力，让人们推动社会的发展，并完善这门新兴学科与农艺。

稻作范文篇2

[关键词]稻作起源长江下游史前考古理论阐释

1稻作起源的新证据

2004年12月17日《科技日报》报道，湖南道县玉蟾岩出土了12000年前的5粒炭化稻谷，它们被誉为世界上最古老的稻谷，将人类的稻作文明又推前了3000年。

农业起源与人类起源和文明起源一起并列为世界考古学的三大战略性课题，而稻作农业的起源也是中国考古学探索的重大课题。目前我国这项课题的研究还处于实证的层次，即以寻找最早的稻谷遗存来确定稻作农业起源的时间和地点。在阐释层次上，学者们还倾向于把稻作起源看作是人类的创造，它起源于一个中心，然后向外扩散。于是，在这个问题上出现过印度起源说、东南亚起源说、长江下游说、长江中游说、华南说甚至淮河流域说。

上世纪70年代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了距今7000年的稻谷，使学界认为长江下游是稻作起源的中心。1988年在湖南澧县彭头山出土了9000～7800年前的栽培稻，学界又将稻作起源的中心移到了长江中游。与此同时，河南舞阳贾湖遗址也出土了9000～7000年前的稻谷。1993年起，在湖南澧县八十挡、道县玉蟾岩陆续出土了炭化稻谷，后者年代可达一万年以上[1]。无独有偶，浙江萧山跨湖桥遗址和浦江上山遗址也分别出土了8000年前到10000年以上的稻谷[2]。于是一个问题出现了：稻作起源，何处是摇篮?

2理论与实践

我国对农业起源的研究和认识基本仍处于国外上世纪50年代的“发现论”阶段，认为农业是人类的一项伟大发明或发现，是社会经济的“革命”性事件，因此农业起源的原因是一个无须深究的问题。于是，考古学的实践表现为努力发现最早的谷物来寻找起源的中心、时间以及传播和扩散的轨迹。对河姆渡和玉蟾岩发现古老炭化稻谷的认识，就是“发现论”思维的表现。

自上世纪60年代开始，国际学界认识到，农业起源不是发明或一个历史事件，而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于是研究的范例开始从寻找最早驯化的植物种子，转向探讨狩猎采集经济为何向粮食生产转变的原因和动力机制。伴随这一范例的转变，出现了人口压力、竞争宴享、社会结构等诸多学说，把农业起源研究推进到更深的层次。目前，国际上比较重要的农业起源理论有以下几种：

人口压力理论这一理论最早由美国考古学家博赛洛普提出，认为农业起源是对人口增长的反应，是在人口压力下强化劳力投入的结果[3]。美国学者雷丁指出，当一个地区人口／资源失衡时，一般向外移民是代价最小的选择。当人口接近土地载能而向外移民十分困难时，会迫使人们利用以前不利用的资源，这种转变会促使形成多样化的觅食方式和种类多样的食谱，并必须发明和应用各种新技术来开发和储藏资源以应付粮食短缺的压力。农业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发展起来的。他认为，如果没有人口压力和资源短缺，驯养动植物的行为被认为完全是浪费时间和白费精力[4]。

竞争宴享理论

加拿大考古学家海登提出了与人口压力相左的一种理论，认为农业可能起源于资源丰富且供应较为可靠的地区，这些地区的社会结构会因经济富裕而相对比较复杂，于是一些首领人物能够利用劳力的控制来驯养主要用于宴享的物种，这些物种因为劳力投入比较高，但是或是一种美食或可供酿酒，所以它们只有在复杂化程度比较高的社会中产生。海登还认为，在农业开始的初期，栽培与驯化的动植物因其数量有限与产量不稳定，在当时人类的食谱中不可能占很大的比重，也有一些驯化物种是与充饥无关的非主食品种，它们只是在食物资源比较充裕的条件下，为了增添美食种类，以便使那些首领人物利用宴享来控制劳力、忠诚和资源。[5]

富裕采集文化理论和海登的理论模式有些相仿，美国考古学家索尔在50年代初曾提出过一种“富裕采集文化理论”，他认为，农业并不起源于食物的逐渐或长期减少，而是发生在天然条件非常富饶的自然环境里。其论点是，在饥馑阴影之下生活的人们，没有办法也没有时间来从事缓慢而悠闲的实验步骤。以选择的方式改进植物品种以便于人类利用，只能在饥馑水平之上的、有相当大的余暇来生活的人群中做到。索尔认为，东南亚地区就是农业起源的一个理想地区[6]。与竞争宴享理论不同的是，富裕采集文化理论没有解释为何不愁吃穿的人群要从事农业这种时间和劳力支出很大，而且很可能是得不偿失的劳动?因此，上面的宴享理论也许可以作为一种补充。

社会结构变迁理论这一理论注重农业经济产生的社会基础，认为农业起源的原因是社会性的，少数群体试图扩大资源消费来控制其他群体，刺激了粮食生产的出现[7]。随着社会的日趋增大和复杂，会出现比简单社会更多的需求。对权力与个人的财富追求，也促进了少数人扩大生产的愿望，特别是在分化日益明显的社会中。原始社会中的这种增大的需求成为剩余产品生产的主要动力。

从上述几种流行的理论模式来看，都有其合理的成分，但是落实到对不同地区农业起源的解释时，需要从具体发现做进一步的检验。比如，我国华北旱地农业和长江下游的稻作农业的起源应该有着不同的动力机制，因为两个区域的生态环境和驯化物种完全不同。华北的旱地农业似乎和人口压力的理论模式比较吻合，而稻作起源则用宴享模式或富裕采集文化模式来解释更加合理。这表明，农业在不同的生态环境里可以由不同的动力机制所激发。对动植物繁殖进行操纵在史前的狩猎采集经济中应该早就存在，而改变局部环境或选择利用的物种也是普遍的一种活动，然而从栽培转向农业，也就是说使栽培作物成为人类食物的主要来源，很可能是环境和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作为科学研究导向性的思维，理论的发展导致了多学科的合作和方法技术手段的更新，学者们力图从技术、物种、生态环境、气候、社会结构、心理准备等诸多方面的探索来检验这些不同的理论阐释。考古研究也不再局限于发现最早的栽培谷物和起源中心，而是转向从系统论的角度来观察长时段中人地关系的互动和变迁，寻找和解释狩猎采集向农业转变的潜因。这项工作也无法单凭考古学、植物学、地质学、土壤学、生态学和社会学等独家学科能力所能解决，需要各科领域的通力合作。

3考古学观察

目前我国稻作起源研究存在两个缺陷：其一，即使考古发现将炭化稻谷时代追溯得再早，也不能告诉我们农业起源的原因。其二，稻作起源的实证研究容易变成植物学家或农学家的技术性鉴定工作，不能将它作为人类生存策略研究的一部分，很好地与环境考古及生产工具或遗迹分析结合起来，了解农业如何一步步发展成熟，以及它在推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首先，应该把农业和栽培区分开来。农业是指人类生存主要依赖栽培或驯化作物的一种经济形态；栽培是指人类开始操控某些有用物种的繁殖。一看野生稻出现变异性状就认为是农业起源的证据是不恰当的，因为许多耕作和栽培方法并不能改变植物的性状，即使有些情况下这种性状发生了变化，我们也不知道它的发生需要经历多长的时间，近年来对是否能够通过形态学来分辨野生和驯化作物仍然存在争议。

从墨西哥特化坎河谷的农业起源研究来看，从人类开始栽培作物到这些作物在人类的食谱中占到45％的比重，经历了3000多年的漫长岁月。在栽培植物出现和缓慢增长的阶段里，人类的生存主要还是依赖狩猎采集，因此不能将这种微不足道的少量栽培植物来定义农业经济。

长江下游稻作农业的酝酿和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全新世初开始到新石器时代的崧泽文化时期，稻子开始在野生资源富饶的环境里被驯化和栽培，但是它在人类食谱中的比例很小，狩猎采集仍然是主要的经济形态。第二阶段是良渚文化时期，由于社会复杂化的原因开始强化稻作生产，并开始取代野生资源成为主要的粮食来源。第三阶段，随着良渚酋邦的解体，强化稻作生产的社会机制消失，马桥文化的先民又倒退到以狩猎采集为主的经济形态。下面我们从考古发现来观察这一曲折的发展过程。

经济背景长江下游地区的许多史前遗址均发现了稻谷遗存，在这些遗址中都同时存在大量的野生动植物遗骸。从目前发掘报告所提供的信息来看，动物群利用的资料相对于植物比较完整，下面对各主要阶段的重要遗址动物统计资料进行一番比较。

河姆渡遗址出土了大量野生动物骨骸，计有各类动物61种，其中哺乳类34种、鸟类8种、爬行类6种、鱼类10种、软体动物3种。利用最多的为各种鹿类，数倍于猪的数量。

跨湖桥遗址也出土了大量动物骨骸，计有各类动物33种，其中哺乳类15种、爬行类2种、鱼类3种、鸟类12种、蟹1种。其中鹿类和水牛的数量最多，它们的总数占所有哺乳动物的54％。从哺乳动物的数量变化来看，各种鹿类动物的利用呈上升趋势，从早期的30％到中期的33％增加到晚期的37％。水牛和狗的数量显示先扬后抑的利用趋势，水牛从早期的13％增长到中期的20％，到晚期下降到16％。狗从早期的4％增长到中期的12％，到晚期下降到8％。猪的利用则呈下降趋势，它从早期的27％下降到中期的10％，到晚期变为9％。在这些哺乳动物中狗和猪被鉴定为驯化物种，而它们的数量在经济发展中并不呈持续上升趋势，家猪的数量甚至表现为持续的下降，和鹿类利用的增长正好相反。从遗址动物群总体数量统计来看，猪等家养动物占12％，野生动物占88％。

马家浜文化的圩墩遗址发现有各类动物20种，其中哺乳动物9种、爬行类5种、鸟类1种、鱼类4种、贝类1种。猪等家养动物占15％，野生动物占85％。

上海崧泽遗址出土的动物计有9种，其中哺乳类7种、爬行类1种、鱼类1种，猪等家养动物占26％，野生动物占74％。

属于崧泽文化晚期到良渚文化早期的苏州龙南遗址，出土的动物有12种，其中哺乳类7种、鸟类1种、鱼类1种、贝类3种。其中猪等家养动物占70％，野生动物占30％[8]。

上海闵行马桥遗址中良渚时期出土的动物计有13种，其中贝类4种、鱼类2种、爬行类1种、哺乳类6种。其中猪等家养动物占56％，野生动物占44％。马桥时期出土动物19种、其中哺乳类12种、爬行类1种、鸟类1种、鱼类3种、贝类2种。猪等家养动物占21％，野生动物占79％[9](图1)。

水稻稻谷的形态学分析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河姆渡的稻子处于形态变异和分化的初期，表现为类籼、类粳及中间类型的原始混合体。跨湖桥遗址出土的稻子中大约有50％出现有别于野生稻的变异，但是仍然是颗粒小、结实率低的原始栽培稻。在马家浜和崧泽时期，稻谷的形态仍不稳定，有偏籼型、偏粳型、亦籼亦粳型、非籼非粳型等多种形态，说明在很长时期里人类对水稻的产量和选种并不非常在意。到了崧泽末期与良渚早期，水稻的颗粒开始增大，形态趋于稳定。说明人类加大了选种、驯化和栽培的力度。稻谷形态的这种转变需要多长时间目前不能肯定，但是对野生小麦和大麦从野生到栽培的转变可能在20到200年之间就可以完成来看，栽培稻的出现大概也不需太长的时间。从袁隆平培养高产稻种的科学实验来看，培育一种新型稻谷完全可以在一代人的时段内完成。这反过来也可以证明，在新石器时代早中期的数千年里，水稻形态一直处于不稳定的状态，显然是因为人类干预力度不够。

生产工具生产工具可以折射农耕技术的水准。河姆渡遗址出土石器不多，加工也不精致，多为斧、锛和凿，它们主要用于砍伐和加工木头，可能并非农耕工具。跨湖桥的石器磨制较好，主要是锛、斧和凿等加工木头的工具，这和这些遗址出土大量木器以及杆栏建筑相符合。河姆渡出土相当多用大型哺乳类肩胛骨制作的骨耜，被认为是稻作的工具。但是，有人认为这种骨耜也可能是建造杆栏建筑的挖土工具。马家浜和崧泽阶段的斧、锛与凿等石器数量也不多，可能主要用于砍伐和加工木器，兼能从事一些农耕。

良渚时期，不仅石器的数量增多，而且出现了石犁、耘田器和石镰等功能确凿的农耕工具。良渚时期的石犁不仅数量多、种类全，且有的器型极其硕大。一般来说，功能专一的器物只有当其使用频率变得非常高时才会出现。石犁的使用，一方面说明土地的利用开始趋于精耕细作，以提高稻谷的产量。另一方面，石犁是一种连续的翻土工具，一般用于大面积的耕耘，可以提高生产效率并需要劳力的协作。

马桥时期，石器种类较多，但是数量最多的是锛、刀、镰和镞，犁极少。锛个体比较小，应是一种加工木器的工具。刀和镰可用于收割和采集，但从明显缺乏耕土工具来看，马桥时期的稻作生产，显然不是良渚时期的那种组织劳力的精耕细作。良渚和马桥农业工具的显著差别和植硅石分析十分吻合，马桥遗址中的水稻植硅石分布显示，良渚时期水田中的植硅石含量非常高，而马桥文化早期植硅石含量明显偏低，一直到后期才有所增加[9]。

稻田与耕作对苏州草鞋山马家浜文化遗址的发掘表明，稻田面积最大不超过16平方米，灌溉系统为水塘和水井两类。而对澄湖角直崧泽文化晚期稻田遗址的发掘，显示稻田已有低田和高田之分，低田的灌溉系统有池塘、水沟、蓄水坑、水口组成，高田灌溉为水井，最大的稻田面积达到了lOO平方米以上[10]。马桥时期的环境分析表明水域扩大，森林草原拓展，农田萎缩。

4讨论与小结

我们想从农业起源的理论对长江下游稻作农业的发展历程进行一番分析，加深对稻作农业起源动因的认识。从目前的考古证据来看，长江下游的稻作栽培的酝酿阶段比较符合竞争宴享说或富裕采集文化说。从9000～7000年前的跨湖桥和河姆渡文化开始，人类开始栽培稻子并不标志农业的起源，因为人类的主要经济形态还是狩猎采集，栽培的稻子在人类食谱中所占比例几乎微不足道，而且很可能不是用来果腹。那么为什么当时不愁吃穿的人们要栽培劳力支出大、产量低的稻子呢?根据海登的解释，早期谷物的栽培很可能是用来酿酒的。他认为，像玉米和其他谷物在史前期用于酿酒要比果腹更重要，酒类在富裕社会中的宗教仪式和劳力调遣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一说法最近为贾湖的发现所证实，中美考古学家从遗址出土的陶器沉淀物中鉴定出由稻米、蜂蜜和水果酿造的酒类残渍[11]。当时贾湖遗址和长江下游的环境条件十分相似，野生资源非常丰富。因此，贾湖米酒的证据也为解释水稻在长江下游悠久的栽培历史提供了一种可能性解释。

农业经济成为史前社会的主要经济形态，可能与社会复杂化关系密切，这一考虑比较符合社会结构变迁理论的解释。良渚时期长江下游进入了早期文明的复杂社会——酋邦，社会等级分化加剧，资源的积累、消耗与分配以及大规模劳力的调遣成为酋邦运转的重要特点。我们可以从大量玉器的生产与消耗，以及大规模土墩祭坛的营造上，窥视到当时社会运转的规模。这样的复杂社会对剩余产品的需求显然要远远超过自给自足的部落社会，而酒类也可能成为社会祭祀活动不可或缺的消费品，因此强化粮食生产自然成为经济发展的一个趋势。我们从稻作生产和家畜的饲养规模上，看到良渚阶段比较成熟的农业经济。这一显著的变化应该与良渚贵族阶层对财富和权力的追求密切相关，因此农业经济的成熟与社会结构的复杂化关系更为密切

到了马桥时期，良渚的大型酋邦解体。社会结构又退回到了比较分散的部落社会，原来施加在百姓头上的强化剩余产品生产的社会机制已不复存在，于是在自然资源仍然比较富裕的环境里，温饱无虞的人们无须再多费劳力来进行密集农耕以增加剩余产品的产量。于是我们看到，尽管马桥先民仍然栽培稻谷，但是他们的生活又返回到了以狩猎采集为主的经济形态之中。虽然生态环境的变迁和自然资源的逐渐减少可能对人类经济形态的变化也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史前期的长江下游应该是自然资源十分富庶的地区，良渚时期农业经济与其前后阶段的文化有如此大的反差，从社会复杂化的角度来找原因可能更加合理。

因此，用“发现论”来看待稻作农业的起源已无法解释这一重要历史进程。受“发现”或“发明”思维以及现代化农业优越性的影响，会使人们把农业看作是比狩猎采集来得优越的一种技术和经济形态，一旦这种技术和经济形态被发现和发明出来，它的优越性就会显示出来，并会保持持续的发展，自然而然地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

然而，我们从史前稻作农业的发展过程来看，它更多显示的是人类群体生存策略的一部分，在富裕的自然环境里，人们更多地倾向于利用野生资源而不是费时费力的农耕经济。这在民族学和人类学的研究中也得到了大量的佐证，像澳洲、美洲大盆地和非洲卡拉哈利的土著人，他们即使在政府和传教士的鼓励下，面对工业化社会产量很高的粮食生产，也是最迟缓和最勉强的接受者。

长江下游在良渚时期农业生产达到了一个高峰，稻作生产成为社会经济的支柱。这一发展显然是受社会复杂化的推动，可能并不是人们自发或乐意从事的结果。一旦施加在粮食生产上的社会压力消失，只要自然条件许可，人们又会退回到相对悠闲的狩猎采集经济。农业生产最终成为社会经济的主要命脉可能是在人口增长、野生资源减少和社会发展不可逆转的复杂进程中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我们从新石器时代各时期遗址中出土的野生动物来看，自早至晚显示出种类和数量的持续递减。虽然稻作生产在马桥时期出现暂时的倒退，但是随着人口增长和社会演进的长期趋势，农业便不可逆转地最终成为人类经济的主要形态。

我们认为，我国农业起源的研究应该摆脱一味寻找最早栽培谷物和确定最早起源时间和地点的陈旧模式，从史前文化适应和环境互动的角度来观察人类经济形态在长时段中的演变，以便更深入地了解农业起源的原因和历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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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编著．马桥[Z]．上海书画出版社,2002年。

[10]丁金龙．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水稻田与稻作农业的起源[J]．东南文化，2004年2期。

[11]蓝万里．我国9000年前已开始酿制米酒[N]．中国文物报．2004年12月15日。

AnArchaeologicalExplorationoftheOriginofPaddyAgriculture

稻作范文篇3

本文将在简要介绍彭头山文化稻作遗存与经济生活的基础上，探讨中国稻作农业的若干问题。

一、彭头山文化的稻作农业与经济生活

彭头山文化是近年新发现的一支新石器早期文化。已正式发掘过的遗址有湖南澧县彭头山[1]、湖北宜都城背溪[2]、枝城北[3]等。

经14C测定，彭头山遗址陶片碳素年代距今9100±120，8200±120年)。由于陶片中碳素来源问题尚未弄清楚，以上数据目前只能作为参考，并不完全反映遗址的真实年代。根据长江中游地区原始文化的谱系序列，以及关于现阶段中国境内距今7千年以前的新石器遗存的专门研究，彭头山文化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可以确认。其相对年代，在长江中游地区，早于大溪文化以前的石门皂市下层文化；在长江下游地区，早于余姚河姆渡和桐乡罗家角的早期遗存；在黄河流域，这支文化早于或相当于裴李岗文化。此外，它的许多文化特征与华南距今1---0．75万年左右的早期遗存相近。

目前，这支文化集中分布在洞庭湖西北与鄂西长江干流沿岸。这里原先的自然地貌是山区与湖沼盆地间的低山丘陵区，属于典型的山前地带。由于泥沙淤积、湖沼平原扩大，遗址现代位置已是平原中的小土岗丘，周围地形平坦开阔。

关于彭头山文化的稻作遗存，1983年冬，笔者调查并发现枝城北遗址时，曾在采集到的陶片中观察到碳化稻壳。1988年秋，在主持发掘澧县彭头山遗址时，又在出土的器物及红烧土块中再次观察到同样的遗存。由于这些稻壳在陶器制作过程中已被挤压变形，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故目前有关专家们还不能有把握地鉴定其种属。不过，考虑到以下几方面的理由，上述发现应当属于人类稻作农业的证据。也就是说，从农业起源的角度，它们都应是早期型态的栽培稻。

第一、彭头山遗址本身是一处具有相当规模的定居聚落，而且周围较平坦开阔的地形及自然环境也有利于稻作农业的形成与发展。

第二、在彭头山文化中，碳化稻壳的发现并不仅限于某一孤立地点，而是形成了实际的分布区域。

第三，通过彭头山遗址陶片的显微观察，其陶胎中夹有大量稻壳。这说明它们并非是制陶过程中偶然混人的杂物，而是有意识地将稻壳作为主要掺合料之一。

第四，即使今后的鉴定确认彭头山等遗址的稻谷有某些接近或属于野生稻谷的特点，那也难以排除它们属于人工栽培稻的事实。我国河姆渡所见稻作农业的规模及其成熟性均强烈地暗示，在它之前，至少长江流域的稻作农业已经历了较长历史过程。

正因此，彭头山文化稻作遗存的发现证实，在长江中游地区，人类稻作农业的历史完全能上溯到新石器时代早期。

经初步整理，彭头山时期的生产工具由三部分组成：大型打制石器，细小打制燧石器，磨制石器，并以打制石器占绝对多数。其中，大型打制石器制作粗糙，无固定型状，作用多系砍砸。细小燧石器亦缺少正规样式，根据部分器物刃部的显微观察，其作用当以切割、刮削为主。在这里，磨制工具不仅数量极少，且种类单纯、个体偏小，只见有一种既可谓之斧又可谓之锛的样式，长约7—8cm，宽约4cm，双面刃。值得注意的是，与磨制工具形成鲜明对比，磨制装饰品却数量多，磨制精细，型态规整，并有多种类别，有的还有一面或两面对穿而成的孔。此外，在墓葬随葬品的组合中，也只是磨制装饰品与陶器，未出任何生产工具。以上这些现象说明，磨制石器作为一种工艺，当时已经成熟。但是，主要作用方向不在工具而在装饰品。正因此，在人类的价值观念中，工具尚不能同装饰品和陶器相与为伍。显然，这是以支配自然为特征的生产性经济尚处在初期阶段的真实写照。在彰头山文化中，以往的发掘还出土有水牛的完整头骨。估计在新石

器早期，水牛也已成为家畜种类之一。

综合考察彭头山文化生产工具的构成，以及稻作、家畜饲养遗存的发现，可以初步获得这样的印象：彭头山文化的经济生活以采集、渔猎为主，兼有水稻种植与家畜饲养，但规模有限。

二、关于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

关于栽培稻起源的研究，很久以来就是国际学术界关注的一个重大课题，并有“印度说”、“云南说”、“东南亚说”等多种不同主张，这些主张的共同缺憾是对考古资料重视不够。自70年代中期以来，因河姆渡等距今7千年以前的稻作遗存的发现，国内学术界“长江流域说”的主张日益占居主导地位，其中更有倾向性的认识是“长江下游”说。尽管考古资料的重要性不断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但是，囿于这种资料本身的局限，例如缺少精确纪年，发现新鲜资料有明显的偶然性，以及因鉴定分析手段落后，许多宝贵信息失之交臂，等等。事实证明，考古资料的积累虽然能不断地推动认识前进，但缺少认识能力本身的提高或理论的发展，要引导研究走向深入也很艰难。正是从这一角度来看待问题，可以说，关于稻作农业起源的讨论，目前已不仅仅是资料的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

就世界范围而言，距今1万年左右，是人类从利用自然到支配自然的转变时期，与最后一次冰期消退同时，气候全球性逐渐回暖。在气候的支持下，农业于世界上许多地区相继发生。其中，既有稻作农业，又有旱地农业，并以不同的栽培作物显示了各自的区域特点。目前，人们倾向认为，世界农业的起源主要有三大中心。西南亚，小麦与大麦；东亚，大米与小米；美洲墨西哥及秘鲁，马铃薯与倭瓜、玉米：可是，1978年埃及库巴尼亚遗址发掘，据报导出土了1．8万以前的麦粒。尽管这些麦粒究竟是栽培种还是野生种尚难以论证，但愈来愈多的迹象表明，把世界早期农业的起源限定在几大中心之内的认识已经受到强烈冲击。看来要确认某种栽培作物确切的起源地，并把它同一定的农业中心联系起来，不说是不可能，至少也步履维艰。首先，适宜某种作物栽培而又拥有其野生祖本的范围往往十分宽广。以水稻为例，印度恒河流域马哈嘎拉遗址即已发现距今约

8500----6500年前的稻作遗存，其时代并不晚于中国。如就野生稻的分布而言，除中国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外，·印度至东南亚均有分布。难道在这样的范围内就只存在一、二个稻作农业起源的中心吗？其次，人类的社会性生活，同时期不同区域间人类的相互往来，常常可使某些重要的发明创造在较短的时间内转达或普及到较边远的区域。那些力图将其中主动与被动各方清楚地区别开来的努力，在多数情形中都只是一种逻辑推导，离历史的本来面貌还有很大差距。再次，从野生植物的采集利用、栽培驯化到原始农业的形成，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独立发生亦或交互影响的形式都可能是极其复杂的。很难设想某个中心区域会单独直线地完成那个过程的全部内容，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向外辐射影响。因此，探讨农业的起源不能仅着眼于一些狭窄的区域。由过去的资料所观察到的那些少数“中心”，或许更应该看作是农业的早期发达区域。

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与世界范围农业的起源一样，也不是少数地区的孤立现象。对此，下面将继续进行讨论。

第一、中国东部大陆距今1万至7千年左右的新石器遗存，依纬度变化与自然环境的差别，各地都有不同的农业类型或栽培作物的品种。华南目前虽无栽培稻的直接证据，但普遍认为那里与东南亚一带类似，应有薯蓣和芋头。在长江流域，无论彭头山文化还是后起的皂市下层文化，以及下游的河姆渡，罗家角下层遗存，都以种植水稻而突出了本身的地域特点。在黄河流域，老官台文化，裴李岗文化以粟、黍为农业品种。在北方地带，沈阳新乐文化也有种植黍的记录。这些事实充分表明，农业的发生不是孤立的历史产物，而是以大范围的总体进步为其必要条件或基础，是人类不同部分在各自区域通过长期摸索、交互影响、共同促进的结果。正是从这种认识出发，彭头山遗址发现的迄今我国最早的稻作遗存，并不能单纯地理解为长江中游是中国最早的农业区，而应进一步理解为是中国东部大陆已进入农业时代的标志，是农业在气候等自然条件允许的范围内广泛发生的一种区域现象。

第二、在彭头山文化稻作遗存尚未发现之前，河姆渡早期数量巨大的同类遗存吸引了学术界的注意力，并由此导致了中国稻作农业可能发端于长江下游的认识倾向。现在，这种认识是否又要予以修正呢？事实上，长江中、下游地区不仅纬度相同，自然条件类似，而且：彭头山与河姆渡遗址所在具体地理环境也大体一样。此外，河姆渡第四层稻作农业的规模及生产方式也已明确地暗示，在它之前肯定还有一个与彭头山文化相当的早期发展阶段。这就意味着：无论长江中、下游都应该是中国最早的稻作农业区。

第三、与长江流域稻作遗存最早年代不断向前延伸形成鲜明对照。华南地区至今尚无7千年以前的农业证据。这里的巨大反差，并不适宜作为将那个地区排斥在稻作起源范围以外的理由。古气候学的研究表明，距今2.5—1.1万年是中国近10万年来气候最干冷的时期，为大理冰期峰期阶段。于这个阶段，中国大部分地区都受到严寒气候的侵袭。长江中下游地区，距今21500—15000年尚有含绿乔木树种的暖温带落叶阔叶林，到距今12900年左右，被以柏科和环纹藻为主的植被取代，反映气候渐冷，其后还出现常绿树绝迹的干冷草原，气温比现代要低8℃左右。概而言之，长江流域当时属暖温带气候。而现代直抵河南南部的亚热带气候，当时则收缩到北纬24以南地区，亦即广西中部以南。如果说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农业先前可能还有一段较长的准备过程，类似埃及库巴尼亚麦粒所暗示的那样。那么，这时期自然条件最适宜的区域应当首推华南。至于长江流域，此刻可能因气温较低而危及到普遍野生稻的存在。距今1.1万年以后，随气候全球性回暖，长江流域的气温在距今7500年以前大致只比现代低l℃一2℃，显然，这一阶段环境的变化已给农业的发生与兴起创造了条件。不过，现代栽培籼稻与粳稻种植的纬度分布研究又表明，北纬30~左右是这些品种的变异区，以北地区是粳稻，以南是籼稻。一般认为，粳稻应系“籼稻在从南向北(以及从低地向山区)的传播过程中，由于进入温带(及山区)以后适应气温较低的生态环境而出现的”变异型。假如这种认识无误，那么就难以想象正好位于变异区域的长江流域，就恰好是中国水稻起源的最早地区，并由此往北传播构成粳稻分布区，向南扩张形成籼稻分布区。

第四、栽培作物的起源与陶器、磨制石器，家畜饲养、聚落的发生与兴起一样，实际上，都可以看作是一种文化现象，它们都是人类认识与支配自然能力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通过已有考古资料的分析不难发现，距今1万至7500年左右，华南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已基本具有与长江中游地区相似的发展阶段；尽管各自进步的速度可能有一定差别，但许多共见的因素，如陶器胎壁上薄下厚，穿孔石器数量较多，有打制的细小燧石器等，都说明它们之间存在某种程度的交

往和联系。此外，这一时期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河旁阶地遗址，在华南地区也已存在，据调查广西桂平大塘城遗址的面积就达1万平方米以上。总之，相似的发展阶段，相互间存在的交往，以及已经出现的大面积露天遗址都在暗示，华南作为既有野生稻分布，又有适宜的自然环境，还有长期人类居住和活动的地区，它的水稻栽培史当不会晚于长江流域。

正因此，在中国，与其将长江流域当作稻作农业的起源地，不如将其看作是稻作农业的早期发达区域。即使认为这些区域就是某种意义的“中心”，那么在中国也不止一个或二个，而是更多。而且，所有的中心，可能都有自己独特的发展经历。

三、中国史前稻作农业的发展阶段

中国史前稻作农业的初始年代，现在尚无任何直接证据，这里只能分析已明确属于新石器时代的情况。

由于稻作农业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因此，探讨它的发展就不能仅着眼于稻作遗存本身所提供的资料和信息，还应该从有关文化的发展，与外界的交往和联系等多方面予以考察。

根据已见诸报导和笔者掌握的资料，并利用考古学文化谱系研究的成果，中国史前稻作农业的发展大致可区分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距今1万年或更早———7500年)

这是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早期。真正属于这一阶段的资料还很少，目前只能以彭头山遗址和华南的发现来说明问题。

1．在这个阶段，稻作农业已经出现，人类的生活方式正朝有利于农业稳定发展的方向转化，但生产规模有限。在洞庭湖地区，人类居住的自然环境已由过去的湖沼边缘的高岗步人四周地势更为开阔的低岗。在华南，一些河旁阶地也出现了早期的露天遗址。显然，这些变化都反映了人类发展农业的努力。不过，那时各地都以打制石器为主的工具构成，说明生产能力低下；同时，亦从侧面证实采集与渔猎仍占有更重要的地位。

2．根据近代民族学的研究，当时稻作农业的生产方式可以属生荒火耕类型。由于南方酸性土壤的影响，彭头山遗址并未发现任何骨、木器等有机质工具。但是，考虑到遗址所处地理环境，有理由认为，这类器具应是主要的农具种类。

3．有迹象表明，这一阶段稻谷的某些特点接近野生稻。仅从稻种的演变与人工选择角度，本阶段或许可称为“原栽培稻时期”，其基本意义是，人工栽培过的稻类不只一种，经人工选择后的主要栽培稻类稻种也在不断演变。

第二阶段(距今7500口—5000年)

这是中国新石器时代的中期阶段，其间还可根据文化的整体发展再细分为前、后两段。六千年以前是前段，随后是后段。前段的代表有长江中游的石门皂市下层文化，下游的河姆渡与罗家角下层遗存等。后段的代表有中游的大溪文化，下游的河姆渡中、上层与马家浜文化等。

于前段，稻作农业具有如下特点。

1．稻作农业在人类经济生活中开始占居主导地位。河姆渡第4层发现了大量稻作遗存，以及数量众多的农业生产工具。罗家角第4层的发现也与河姆渡的情形类似；而且在土壤的孢粉分析中，禾本科植物孢粉竟占97％。由此可见，这时稻作农业的规模已远过了第一阶段。

2．根据部分完整谷粒的鉴定，河姆渡第4层稻谷属栽培稻籼亚种中晚稻型。它表明大约距今7千年左右，我国水稻种植已进入真正的“栽培稻阶段”。

3．熟荒耜耕成为生产方式的突出特点。河姆渡大量骨耜的出现，不仅意味着土地可能有了某种程度的翻耕，还意味着排、灌水的技术也有了利用。

与中期前段相比，后段稻作农业总体上并无重大变化，但仍有一些进步引入注目。

1．在生产工具中，骨木器数量与种类明显减少，磨制石器成为主力工具。河姆渡，罗家角都存在骨木器逐渐让位于磨制石器的趋势，而至年代稍后的吴县草鞋山，常州圩墩等马家浜文化遗存，磨制石器已基本取而代之。圩墩中层的穿孔舌形石铲，最大者长95cm，刃宽12.5cm，就可能是一种与前段骨耜的功用相似的农具。它的使用指示了土地翻耕面积更有扩大。在长江中游地区，大溪文化磨制石器的数量与种类也显著增加，并有一种“巨型石斧”，红花套所出长43.1tm、大溪所出长38cm。目前，这种器具的真正用途尚值得讨论，因为出土数量并不很多。但是，它的存在表明，它在生产中可能承担的任务已由别的工具分担了。否则它就难以成为具有其它意义的器类。就总体而言，大溪文化时期人类对土地的开发也远甚于以前。

2．农业的规模较前又有扩大。在长江中游地区，从新石器早期以来一直存在的打制细小燧石器，大溪文化中期开始全部消失。更重要的是，各个地区此刻的新石器文化无论哪一方面都呈现出一个空前繁荣的景象。显然，这种局面与经济的发展存在因果联系。

第三阶段(距今54千年)

这是新石器时代的晚期。在以前发展的基础上，农业又跃升到一个全新的阶段。如果将这个时期也区分成前后二段，那么发展的线索就更为清楚。

1．通过各地区的建筑形式与墓葬资料，人类社会的贫富分化从这一阶段前期开始已日益明显，私有制正逐步滋长。长江中游屈家岭文化的房屋不再类似大溪文化以单间为主，而见横列多间式，隔墙有门相通。在长江下游，崧泽文化墓葬随葬品数量的差距也在拉开，男女合葬墓出现，还有用猪下颌骨随葬以示财富出众的现象。至此阶段晚期，私有制更有发展，僧侣集团形成，人类社会进入到前国家形态，浙江余杭反山·瑶山良渚文化祭坛及墓葬就是极好的实例。私有制与阶级社会的产生标志着以土地公有集体劳动为特征的原始农业阶段的结束，一个土地私有或分配到个人的，并以个体劳作为特征的新阶段的到来。这时，剩余产品生产成为新的社会现象，一般劳动者在生产中的地位迅速提高，墓葬随葬生产工具的数量与单位均大幅度上升。

2．农业工具与耕作技术进步，晚期尤为突出。良渚文化中的三角形犁状器、双翼耘田器、斜柄刀等，一些学者认为可能是“石犁铧”，中耕用具及开沟槽的“破土器”。尽管这些工具的确切用途尚待深究，但还是标志着某些新技术已被实用。

3．如果说长江流域在新石器中期以前可能以较大优势保持着稻作农业的领先地位，那么这时期它与其它地区的差距就在不断缩小。于此阶段，从云南到福建，整个南中国的广大境域内稻作农业的证据比比皆是。其中广东石峡文化更以其富有地方特色的农具，以及墓葬资料所反映的阶级分化，表明这里稻作农业的生产规模，社会形态均与长江流域处于相似阶段。

4．稻作农业的自然分布区扩张到了黄河流域。以现有发现，黄河流域稻作的证据集中在中、下游，其年代大约始于庙底沟类型及以后。至于其种类还不十分清楚，可能有粳稻。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这样认为，在中国史前稻作农业发展的三大阶段中，第一阶段应是原始稻作农业的起步阶段，第二阶段应是原始稻作农业的发达阶段。至于第三阶段，基于社会形态发生的根本性变化，它很可能已不再适宜继续归属在原始稻作农业的范畴之中。

结束语

本文在简要介绍彭头山文化稻作遗存的基础上，进而讨论了史前稻作农业的起源及其发展阶段等问题。显然，这里的讨论只是初步和粗线条的，有些认识更不免偏颇，期待各位的批评指正。

注释

[1]参阅《湖南对彭头山遗址进行正式发掘》，《中国文物报》1989年2月24日。

[2]《宜都县城背溪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84》。《宜都县城背溪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85》。

[3]《宜都县枝城北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85》。

[4]北京大学考古系14C实验室测定，半衰期5730，未经校正。

[5]游修龄译：《最早的粮食生产》，《农业考古》1988年第2期。

[6]游修龄：《对河姆渡遗址第四文化层出土稻谷和骨耜的几点看法》，《文物》1976年第8期。

[7]《广西桂平县石器时代文化遗存》，《考古》1987年第11期。

稻作范文篇4

论文摘要通过对南阳市农业自然资源条件、水稻栽培技术、市场需求的回顾和分析，认为南阳水稻生产的潜力很大，并针对目前存在的问题和限制水稻发展的主要因素等，提出了稻作改进对策及发展战略。

大米位于我国的三大主粮之首，全国有60％的人口以大米为主粮，大米是极为重要和敏感的特殊食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几次抢粮风潮，都是从大米开始。因此，在“十一五”期间，做好大米产业，对于确保国家的粮食安全至关重要。南阳市农业自然资源条件优越，水稻生产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如何达到“南阳三个提高(提高稻米品质，提高单产水平，提高科技效益)一个保障(保障粮食基本结构)”的目标，已是刻不容缓的研究课题。经分析论证，形成以下几点看法：①南阳稻作发展潜力巨大，前景喜人，地位重要；②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第一生产力作用，全面推广稻作优良品种和先进、适用、增产、增效的农业技术，实现科技兴稻，是提高南阳稻作效益的科技保证和根本途径；③多部门综合服务，生产绿色有机保健优质稻米，培育“南阳稻米”名牌产品，是提高南阳稻作效益的根本途径和最终目的；④提高加工工艺，建立网络化的经营模式，拓宽销售领域，实现产业优势化、规模化、市场占有率高和农民增收增效。

1新形势下发展南阳稻作的重要意义

1.1确保粮食安全水稻是高产优质高效粮食作物，其产量一般为旱作粮食作物的2倍。全球有2／3以上人口以稻米为主粮，其中亚非地区约4／5、我国1／2以上人口以稻米为主要粮食。在确保世界的粮食安全中，稻作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加入WTO以后，我国稻米的生产成本仍较世界主要稻米出口国平均生产成本低，较之小麦、大豆、玉米等粮食作物具有较好的比较效益。如果生产的稻米达到绿色有机稻米标准，可与泰国籼米、日本粳米等国际名牌稻米媲美，则其利润空间更大，可较现有传统杂交籼米种植效益成倍提高。

1.2保护生态环境水稻是与环境友好的作物，种植水稻有利于保护环境，促进可持续发展。如水田能蓄留夏季暴雨。减轻水土资源的流失和夏季的洪涝灾害，稻田的灌溉有利于减少化肥的流失和促使农药快速降解和降低“城市热岛效应”的作用。

1.3保护农田水利水稻生产的发展可以促进和保护农田水利建设事业，从而对农林牧副渔各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水资源条件。凡是水利条件好的地方都有水稻的种植，而种植水稻的地方都能保证良好的水利条件。

水稻与水利的良好互促互动，证明水稻生产较旱作物具有保护农田水利的独特作用，只有发展水稻，才能发挥灌区水土资源条件的作用，提高灌溉效益。

1.4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水稻生产具有防灾和为农业结构调整腾出土地，促进农业产业结构再调整的作用。在干旱年份，具有灌溉条件的稻田，可得到良好的光热条件，往往能够创出超高产量。在雨涝年份，稻田更能省水高产，化害为利，2006年秋季遇罕见雨涝，仅水稻减产较少。为了加快实现全面小康目标，各方面均在调整改革、加速发展。粮食生产正在从东北平原向黄淮海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地区集中。就水稻生产而言，因北方的干旱、缺水和南方的发展经济毁田严重，迫使水稻面积向黄淮海区转移集中。南阳属南北过渡带气候，地处江淮地区，土壤肥沃，四季分明，雨量充沛，年平均降雨量在800～1200mm，温和湿润，5～10月份的日照时数和有效积温比河南省黄河以北高，有利于实现高产、超高产，又利于实现稻米品质优、效益高等目标。按照“以水定稻”的原则，南阳现有各类水库505座，总蓄水能力25亿m2，有效灌溉面积达43.33万hm2，在保证旱作灌溉的条件下，还可保证10万hm2水稻的灌溉需要。南水北调中线完工后，南阳年可增加可利用灌溉水12亿m2，对于南阳发展稻作增加了水源保证。考虑到其他方面用水需要也在增加，水稻生产中节水灌溉技术正在广泛采用，水稻年灌溉定额可以控制在6000m／hm2左右，则全市可利用水资源在保证其他方面用水的前提下，完全可能保证10万hm2稻田的需水，如果抓住南水北调工程的机遇，在2010年前的5年间，每年增加水稻面积0.67万hm2，全市年产稻谷可达9亿kg，创社会效益14亿元以上。转

2提高南阳稻作效益的措施

2.1推广水稻优良品种和先进技术

稻作范文篇5

论文摘要通过对南阳市农业自然资源条件、水稻栽培技术、市场需求的回顾和分析，认为南阳水稻生产的潜力很大，并针对目前存在的问题和限制水稻发展的主要因素等，提出了稻作改进对策及发展战略。

大米位于我国的三大主粮之首，全国有60％的人口以大米为主粮，大米是极为重要和敏感的特殊食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几次抢粮风潮，都是从大米开始。因此，在“十一五”期间，做好大米产业，对于确保国家的粮食安全至关重要。南阳市农业自然资源条件优越，水稻生产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如何达到“南阳三个提高(提高稻米品质，提高单产水平，提高科技效益)一个保障(保障粮食基本结构)”的目标，已是刻不容缓的研究课题。经分析论证，形成以下几点看法：①南阳稻作发展潜力巨大，前景喜人，地位重要；②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第一生产力作用，全面推广稻作优良品种和先进、适用、增产、增效的农业技术，实现科技兴稻，是提高南阳稻作效益的科技保证和根本途径；③多部门综合服务，生产绿色有机保健优质稻米，培育“南阳稻米”名牌产品，是提高南阳稻作效益的根本途径和最终目的；④提高加工工艺，建立网络化的经营模式，拓宽销售领域，实现产业优势化、规模化、市场占有率高和农民增收增效。

1新形势下发展南阳稻作的重要意义

1.1确保粮食安全水稻是高产优质高效粮食作物，其产量一般为旱作粮食作物的2倍。全球有2／3以上人口以稻米为主粮，其中亚非地区约4／5、我国1／2以上人口以稻米为主要粮食。在确保世界的粮食安全中，稻作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加入WTO以后，我国稻米的生产成本仍较世界主要稻米出口国平均生产成本低，较之小麦、大豆、玉米等粮食作物具有较好的比较效益。如果生产的稻米达到绿色有机稻米标准，可与泰国籼米、日本粳米等国际名牌稻米媲美，则其利润空间更大，可较现有传统杂交籼米种植效益成倍提高。

1.2保护生态环境水稻是与环境友好的作物，种植水稻有利于保护环境，促进可持续发展。如水田能蓄留夏季暴雨。减轻水土资源的流失和夏季的洪涝灾害，稻田的灌溉有利于减少化肥的流失和促使农药快速降解和降低“城市热岛效应”的作用。

1.3保护农田水利水稻生产的发展可以促进和保护农田水利建设事业，从而对农林牧副渔各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水资源条件。凡是水利条件好的地方都有水稻的种植，而种植水稻的地方都能保证良好的水利条件。

水稻与水利的良好互促互动，证明水稻生产较旱作物具有保护农田水利的独特作用，只有发展水稻，才能发挥灌区水土资源条件的作用，提高灌溉效益。

1.4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水稻生产具有防灾和为农业结构调整腾出土地，促进农业产业结构再调整的作用。在干旱年份，具有灌溉条件的稻田，可得到良好的光热条件，往往能够创出超高产量。在雨涝年份，稻田更能省水高产，化害为利，2006年秋季遇罕见雨涝，仅水稻减产较少。为了加快实现全面小康目标，各方面均在调整改革、加速发展。粮食生产正在从东北平原向黄淮海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地区集中。就水稻生产而言，因北方的干旱、缺水和南方的发展经济毁田严重，迫使水稻面积向黄淮海区转移集中。南阳属南北过渡带气候，地处江淮地区，土壤肥沃，四季分明，雨量充沛，年平均降雨量在800～1200mm，温和湿润，5～10月份的日照时数和有效积温比河南省黄河以北高，有利于实现高产、超高产，又利于实现稻米品质优、效益高等目标。按照“以水定稻”的原则，南阳现有各类水库505座，总蓄水能力25亿m2，有效灌溉面积达43.33万hm2，在保证旱作灌溉的条件下，还可保证10万hm2水稻的灌溉需要。南水北调中线完工后，南阳年可增加可利用灌溉水12亿m2，对于南阳发展稻作增加了水源保证。考虑到其他方面用水需要也在增加，水稻生产中节水灌溉技术正在广泛采用，水稻年灌溉定额可以控制在6000m／hm2左右，则全市可利用水资源在保证其他方面用水的前提下，完全可能保证10万hm2稻田的需水，如果抓住南水北调工程的机遇，在2010年前的5年间，每年增加水稻面积0.67万hm2，全市年产稻谷可达9亿kg，创社会效益14亿元以上。

2提高南阳稻作效益的措施

2.1推广水稻优良品种和先进技术

稻作范文篇6

关键词：稻作效益；栽培；附加值

大米位于我国的三大主粮之首，全国有60％的人口以大米为主粮，大米是极为重要和敏感的特殊食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几次抢粮风潮，都是从大米开始。因此，在“十一五”期间，做好大米产业，对于确保国家的粮食安全至关重要。南阳市农业自然资源条件优越，水稻生产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如何达到“南阳三个提高(提高稻米品质，提高单产水平，提高科技效益)一个保障(保障粮食基本结构)”的目标，已是刻不容缓的研究课题。经分析论证，形成以下几点看法：①南阳稻作发展潜力巨大，前景喜人，地位重要；②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第一生产力作用，全面推广稻作优良品种和先进、适用、增产、增效的农业技术，实现科技兴稻，是提高南阳稻作效益的科技保证和根本途径；③多部门综合服务，生产绿色有机保健优质稻米，培育“南阳稻米”名牌产品，是提高南阳稻作效益的根本途径和最终目的；④提高加工工艺，建立网络化的经营模式，拓宽销售领域，实现产业优势化、规模化、市场占有率高和农民增收增效。

1新形势下发展南阳稻作的重要意义

1.1确保粮食安全水稻是高产优质高效粮食作物，其产量一般为旱作粮食作物的2倍。全球有2／3以上人口以稻米为主粮，其中亚非地区约4／5、我国1／2以上人口以稻米为主要粮食。在确保世界的粮食安全中，稻作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加入WTO以后，我国稻米的生产成本仍较世界主要稻米出口国平均生产成本低，较之小麦、大豆、玉米等粮食作物具有较好的比较效益。如果生产的稻米达到绿色有机稻米标准，可与泰国籼米、日本粳米等国际名牌稻米媲美，则其利润空间更大，可较现有传统杂交籼米种植效益成倍提高。

1.2保护生态环境水稻是与环境友好的作物，种植水稻有利于保护环境，促进可持续发展。如水田能蓄留夏季暴雨。减轻水土资源的流失和夏季的洪涝灾害，稻田的灌溉有利于减少化肥的流失和促使农药快速降解和降低“城市热岛效应”的作用。

1.3保护农田水利水稻生产的发展可以促进和保护农田水利建设事业，从而对农林牧副渔各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水资源条件。凡是水利条件好的地方都有水稻的种植，而种植水稻的地方都能保证良好的水利条件。

水稻与水利的良好互促互动，证明水稻生产较旱作物具有保护农田水利的独特作用，只有发展水稻，才能发挥灌区水土资源条件的作用，提高灌溉效益。

1.4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水稻生产具有防灾和为农业结构调整腾出土地，促进农业产业结构再调整的作用。在干旱年份，具有灌溉条件的稻田，可得到良好的光热条件，往往能够创出超高产量。在雨涝年份，稻田更能省水高产，化害为利，2006年秋季遇罕见雨涝，仅水稻减产较少。为了加快实现全面小康目标，各方面均在调整改革、加速发展。粮食生产正在从东北平原向黄淮海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地区集中。就水稻生产而言，因北方的干旱、缺水和南方的发展经济毁田严重，迫使水稻面积向黄淮海区转移集中。南阳属南北过渡带气候，地处江淮地区，土壤肥沃，四季分明，雨量充沛，年平均降雨量在800～1200mm，温和湿润，5～10月份的日照时数和有效积温比河南省黄河以北高，有利于实现高产、超高产，又利于实现稻米品质优、效益高等目标。按照“以水定稻”的原则，南阳现有各类水库505座，总蓄水能力25亿m2，有效灌溉面积达43.33万hm2，在保证旱作灌溉的条件下，还可保证10万hm2水稻的灌溉需要。南水北调中线完工后，南阳年可增加可利用灌溉水12亿m2，对于南阳发展稻作增加了水源保证。考虑到其他方面用水需要也在增加，水稻生产中节水灌溉技术正在广泛采用，水稻年灌溉定额可以控制在6000m／hm2左右，则全市可利用水资源在保证其他方面用水的前提下，完全可能保证10万hm2稻田的需水，如果抓住南水北调工程的机遇，在2010年前的5年间，每年增加水稻面积0.67万hm2，全市年产稻谷可达9亿kg，创社会效益14亿元以上。

2提高南阳稻作效益的措施

2.1推广水稻优良品种和先进技术

稻作范文篇7

关键词：稻作效益；栽培；附加值

大米位于我国的三大主粮之首，全国有60％的人口以大米为主粮，大米是极为重要和敏感的特殊食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几次抢粮风潮，都是从大米开始。因此，在“十一五”期间，做好大米产业，对于确保国家的粮食安全至关重要。南阳市农业自然资源条件优越，水稻生产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如何达到“南阳三个提高(提高稻米品质，提高单产水平，提高科技效益)一个保障(保障粮食基本结构)”的目标，已是刻不容缓的研究课题。经分析论证，形成以下几点看法：①南阳稻作发展潜力巨大，前景喜人，地位重要；②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第一生产力作用，全面推广稻作优良品种和先进、适用、增产、增效的农业技术，实现科技兴稻，是提高南阳稻作效益的科技保证和根本途径；③多部门综合服务，生产绿色有机保健优质稻米，培育“南阳稻米”名牌产品，是提高南阳稻作效益的根本途径和最终目的；④提高加工工艺，建立网络化的经营模式，拓宽销售领域，实现产业优势化、规模化、市场占有率高和农民增收增效。

1新形势下发展南阳稻作的重要意义

1.1确保粮食安全水稻是高产优质高效粮食作物，其产量一般为旱作粮食作物的2倍。全球有2／3以上人口以稻米为主粮，其中亚非地区约4／5、我国1／2以上人口以稻米为主要粮食。在确保世界的粮食安全中，稻作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加入WTO以后，我国稻米的生产成本仍较世界主要稻米出口国平均生产成本低，较之小麦、大豆、玉米等粮食作物具有较好的比较效益。如果生产的稻米达到绿色有机稻米标准，可与泰国籼米、日本粳米等国际名牌稻米媲美，则其利润空间更大，可较现有传统杂交籼米种植效益成倍提高。

1.2保护生态环境水稻是与环境友好的作物，种植水稻有利于保护环境，促进可持续发展。如水田能蓄留夏季暴雨。减轻水土资源的流失和夏季的洪涝灾害，稻田的灌溉有利于减少化肥的流失和促使农药快速降解和降低“城市热岛效应”的作用。

1.3保护农田水利水稻生产的发展可以促进和保护农田水利建设事业，从而对农林牧副渔各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水资源条件。凡是水利条件好的地方都有水稻的种植，而种植水稻的地方都能保证良好的水利条件。

水稻与水利的良好互促互动，证明水稻生产较旱作物具有保护农田水利的独特作用，只有发展水稻，才能发挥灌区水土资源条件的作用，提高灌溉效益。

1.4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水稻生产具有防灾和为农业结构调整腾出土地，促进农业产业结构再调整的作用。在干旱年份，具有灌溉条件的稻田，可得到良好的光热条件，往往能够创出超高产量。在雨涝年份，稻田更能省水高产，化害为利，2006年秋季遇罕见雨涝，仅水稻减产较少。为了加快实现全面小康目标，各方面均在调整改革、加速发展。粮食生产正在从东北平原向黄淮海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地区集中。就水稻生产而言，因北方的干旱、缺水和南方的发展经济毁田严重，迫使水稻面积向黄淮海区转移集中。南阳属南北过渡带气候，地处江淮地区，土壤肥沃，四季分明，雨量充沛，年平均降雨量在800～1200mm，温和湿润，5～10月份的日照时数和有效积温比河南省黄河以北高，有利于实现高产、超高产，又利于实现稻米品质优、效益高等目标。按照“以水定稻”的原则，南阳现有各类水库505座，总蓄水能力25亿m2，有效灌溉面积达43.33万hm2，在保证旱作灌溉的条件下，还可保证10万hm2水稻的灌溉需要。南水北调中线完工后，南阳年可增加可利用灌溉水12亿m2，对于南阳发展稻作增加了水源保证。考虑到其他方面用水需要也在增加，水稻生产中节水灌溉技术正在广泛采用，水稻年灌溉定额可以控制在6000m／hm2左右，则全市可利用水资源在保证其他方面用水的前提下，完全可能保证10万hm2稻田的需水，如果抓住南水北调工程的机遇，在2010年前的5年间，每年增加水稻面积0.67万hm2，全市年产稻谷可达9亿kg，创社会效益14亿元以上。

2提高南阳稻作效益的措施

2.1推广水稻优良品种和先进技术

稻作范文篇8

[关键词]稻谷遗存；石刀；杵臼

Abstract:PlentyofhistoricalremainsofcharpaddywerediscoveredrecentlyinZhongshuisiteofGuizhouprovince.Theyaredifferentfromthepaddyvarietiesfoundinnearbyprovinces,possiblybelongtothelocalvarietysuitabletothelocalhighlandenvironment.StoneknivesandChu-JiusarethepartofearlyfarmtoolsunearthedinGuizhou.Stonekniveshavemanykindsofshapesusedasharvestingtools.TheshapesystemofChu-Jiuissimple,whichismajorcerealhuskingtool.ThemodernlifesceneofBa-ShaMiaosisthebestexplanationofancientharvestingandprocessing.

Keywords:HistoricalRemainsofPaddy,StoneKnife,ChuJiu

一、贵州发现的早期稻作遗存

农业的产生被称为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革命。在我国历史上，有关农作物的分布及其传播规律，很早就有粟类作物由北而南、稻类作物由南向北、麦类作物由西向东的传统说法。大多学者都认为亚洲是人工载培稻的最早起源地，我国考古发现的稻谷遗存以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为主，在长江中下游的广大地区出土了大量的稻作遗存：如20世纪70年代在浙江余姚的河姆渡遗址、桐乡罗家角遗址[2]发现了大量炭化稻谷。1988年在湖南澧县彭头山遗址发现了距今7000多年前的稻壳遗存[3]，这一发现的年代更早于河姆渡遗址。商周时期的稻谷遗存，在河南安阳殷墟、郑州白家庄、江苏东海焦庄、湖北圻春毛家嘴、汉川南河等地都有发现，较之新石器时代，分布的范围更为广阔，几乎遍布长江流域各省区，还向北扩展到黄河流域。

位于云贵高原的云南，至今为止共发现野生稻采集点100余处，是我国目前唯一分布着现代野生稻的全部3个品种的省份，同时云南还发现了早期稻谷遗存。因而有学者以为：云南可能是人工栽培稻起源地之一。但云南出土的稻谷遗存时代较长江中下游地区偏晚，如：滇池区域贝丘遗址的时代约距今4260年[4]、宾川白羊村遗址的时代约距今3770年[5]、元谋大墩子遗址的时代约距今3210年[6]、剑川海门口遗址的时代约距今3115年[7]。

贵州地处云贵高原东侧，古人类遗址众多，内涵丰富。“从大范围讲，应包括在长江流域地区之内，它的稻作农业应当出现较早，也是合乎逻辑的事”[8]。早在1980年，贵州省博物馆联合黔西南州文化局和普安县文化馆，对普安铜鼓山遗址进行了发掘：普安铜鼓山清理了房屋一座，分南北两室，南室小，略呈长方形，南北长1．5米，东西宽1．7～2．4米，南北两室内共利用5块较平整的原生石作居住面。南室内及室外周围堆积有大量已炭化的农作物，分布面积8．5平方米，这种现象在与其邻近的次一级台地上的试2探方第四层内亦可见。碳化物标本经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测定，其年代分别为距今3910±140年和3855±190年”[9]。报告称是农作物，会不会是稻谷遗存?由于诸多原因，现在已经很难有结论。

在威宁中水的2次试掘和正式发掘中，出土了炭化稻谷。1995年、2002年在威宁中水吴家大坪大河湾先后试掘的k2、k3中，发现大量的炭化稻谷堆积：K2坑内填土较紧密，夹有陶片、红烧土和炭屑。内坑距北壁约20厘米处有红烧土夹稻谷颗粒堆积，范围约是长70、宽20、厚15厘米，呈带状不规则堆积；送测碳化稻谷的C14检测数据为3120±65年。K3坑口长210、宽165、深60～68厘米，坑内堆积可分3层。其中第2层堆积为红烧土夹碳化水稻颗粒层：厚16～22厘米[10]。

2004—2005年我们发掘了中水鸡公山遗址，该遗址与吴家大坪遗址相距不到1500米，都是属于鸡公山文化的遗址。该遗址与祭祀活动相关的各种坑是数量最多的一类遗迹……南北两侧的坑区别明显，北侧的坑较大，且多有火烧痕迹，坑内填土夹大量木炭、红烧土和炭化稻谷[11]。在发掘的120个坑内，经浮选，80％以上的坑内出土有炭化稻谷，稻谷的放置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成团放在坑内并被烧焦，一种呈散粒撒在坑内[12]。其中的K31的第四层发现有大量成团的炭化稻米，其碳十四测定年代为3115±40年[13]。经过浮选法分析，该遗址出土的植物种子中以炭化稻米的数量占绝对优势，共发现完整的稻米888粒，破碎稻米5600余粒，合计6500余粒。这些稻米的形态十分独特，与现代稻米相比较，粒形异常短胖[14]，发掘者以为这些稻米比现在水田种植的粳稻还短小，不象是水田种植的，可能是旱稻。这一发现具有重要意义，它是在西南地区发现的最早旱稻农业的实物遗存[15]。鸡公山遗址所在区域为海拔l8002000米的高原地区，无论该遗址出土的稻谷属于何种属，它们肯定是适合于高原地区生长的稻谷类型。

从该遗址炭化稻谷颗粒的大量出土，可以窥见当时的贵州西北高原地区稻谷的种植具有一定的规模。贵州与云南出土的稻谷标本的时代均较长江流域中下游地区晚，云南出土的稻谷全部属粳稻类型，中水遗址发现的稻谷的属性虽然并不明确，但目前看来并非从云南传播过来，很可能是适合当地环境在本土生长的稻谷类型。贵州至今仅在黔西北地区发现了稻谷遗存，其余地区没有发现，这可能与考古发掘工作开展得不够普遍深入，或者是保存条件不好而发掘时又未能采取更为先进技术等有关，我们期望随着工作的进一步开展，会有更多收获。

二、石刀与杵臼——谷物的收割和加工工具

镰与刀主要用于收获的，学界认为镰的出现早于石刀。贵州考古资料显示：在贵州重要遗址出土的早期农具中，收割农具以石刀(主要是系绳石刀)的数量较多、类型丰富，在贵州出土的早期农具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石镰发现很少，仅在鸡公山遗址中发现一件[16]。

石刀是在中国原始农业已出现数千年、并有相当发展之后才出现的一种专业化较强的谷物收割工具，这种收割工具的盛行，象征着当时一种新的谷物收获方式的出现与普及。我国石刀基本类型可分为六个大类：即缺口石刀、长方形单孔石刀、长方形双孔石刀、直刃半月形石刀、弧刃半月形石刀、桂叶形石刀[17]。贵州目前石刀出土了共计五个类型：即长方形单孔石刀、长方形双孔石刀、直刃半月形石刀、桂叶形石刀、以及鸡公山遗址出土了首次发现的弧壁穿孔尖锥状石刀。可见，贵州出土的石刀不仅类型丰富，而且具有地域特色，其时代相当于商周至西汉中期。

至今没有直接发现系绳石刀上所系绳索的遗迹出土。由于没有直接的考古学的证据，对石刀功能的研究更多依赖的是民族学和民俗研究材料。关于系绳石刀功能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期。20世纪20年代以前，由于这种石刀的外形与爱斯基摩人等民族在食物加工处理时所用的石刀相似，所以一般都将它视为庖厨等用的切割加工用具。在20世纪20年代，安特生根据当时河北地区收割时使用的双孔半月形、长方形和不规则四边形等铁刀，推测史前的石刀也具有同类功能。20世纪80年代，日本学者又用显微镜对日本的系绳石刀进行微痕研究，结果表明日本的这种石刀主要用于摘取稻穗[18]。

用石刀来收割谷物的收获方式是与当时的农业生产发展水平相联系的：早期农业不能选择作物品种，农作物的成熟期有差异，一株一株的收获可以根据农作物的成熟程度有选择的进行收割，以保证获得最大的收获；或者那时的农作物品种和现在有很大不同，保留着更多野生品种的特性，一到成熟时期极易掉粒，用手握住谷穗用刀摘取就可减少损失[19]。考古资料反映出来的例证是：如黄河中游的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裴李岗遗址出土的石镰不仅数量多，而且制作相当工整，是该文化最典型、最具代表性的生产工具之一，石刀的数量较少。但继此之后，石镰并未获得更大发展，各地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得更多的反而是石刀、陶刀、蚌刀之类较为简单收割农具。这是因为原始农业收获粮食是只摘取谷穗而不是连杆收割的，人们在实践中发现石刀收获谷物较石镰更简便适用，因而石刀较石镰得到了更好的发展。在我国的某些地区发现的如东北的捏刀、华北的爪镰、布依族的摘刀、黎族的捻刀、珞巴族的收割小刀等，它们为长方形铁刀，或在木板上嵌一铁刃，但皆在中央偏上有一孔，供拴绳索之用。不过也有不穿孔和拴绳的，如贵州有些侗族也以长方铁刀为摘刀，在偏上中央的部位横安一木棍，使用时将刀握在手中，以食、中两指夹住木棍，同样起到绳套的作用[20]。显然，这些不同名称的收割工具都是由系绳石刀演进而来。

杵臼是早期的脱壳工具。稻谷收割后，还要进行去稗、脱壳等加工后方可食用。《论衡·量知》亦说：“谷之始熟，舂之臼”。这是农业生产过程中的最后一个环节，也是当时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如《周易系辞下》云：“断木为杵、掘地为臼、臼杵之利，万民以济”。从目前考古发现的资料看，杵臼在不同时期的各种文化类型中，没有明显的从型式上分期、分类的意义，因为杵是一种极其简单的工具，各地发现的臼也没有时间上的差异。贵州的早期谷物加工工具主要是杵臼。杵臼脱壳的方法在贵州流行时间较久，从新石器时代直至秦汉时期仍在沿用。飞虎山遗址出土的石臼体积比较小，笔者以为这可能与当时的社会经济形态有关：飞虎山新石器时期遗址的时代偏早，农业应处于一种原始农业状况，很可能采集经济仍占有重要的地位。毕节瓦窑遗址出土石杵一件，两端均有使用痕迹[21]，遗憾的是该遗址并未发现臼，但结合该遗址出土了石刀8件，该石杵作为谷物加工工具是可以确定的。普安铜鼓山遗址的试掘和两次发掘出土的杵臼较为集中：试掘发现石杵、石臼各1件，第一次发掘出土石臼16件、石杵6件。(第二次发掘的资料未整理，具体数目不清)这些石杵用砾石磨制而成，有长圆柱体和近圆锥体两式，均有使用痕迹；石臼均敞口、浅穴、厚底。该遗址同时出土了石刀14件。发掘者将该遗址时代定为春秋战国——西汉时期[22]。

自雍父掘地为臼开始，其后穿石为臼，逐渐又发展为玉、铜、铁质料的臼，只是质地的演变与改进，并没有减轻劳动强度，效率是比较低下的。以后，发明了更为先进的谷物加工工具——脚踏石碓，劳动效率得到了提高。宋应星《天工开物》记载：“臼亦两种，八口以上之家，掘地藏石臼其上。舂量大者容五斗，小者半之。横木穿插碓头，足踏其末而春，不及则粗，太过则粉，精粮从此出焉”。脚踏石碓较杵臼的劳动效率有了较大提高，时至今日的一些偏远地区，仍在使用。

仅从考古发现的谷物收割、加工工具去了解当时稻谷从收割到脱粒加工的过程，显然十分困难，现代的民族学调查材料对我们很有启示，是对古代稻谷收割加工方式的最好诠释：在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有一个由5个小寨2100人口组成的一个山村，称岜沙苗寨，这些生活在现代的岜沙苗族人还保持着这样古朴的生活场景：他们收糯谷的工序精细至极。那田里的糯谷不是用镰刀割，而是用一个小巧得如同剃须刀一般的、嵌在木架上的刀片，将禾穗一根根地割下，谷草则留在田里。十斤左右的糯谷穗子捆成一束，集得一挑以后，直接挑到禾晾那儿，由人爬上去一排排地挂起来。每个禾晾大约五六米高、四五米宽，禾晾成片地集中在一起……糯谷穗要在禾晾上晾晒一两个月，任风吹日晒，待每一束糯谷穗由10斤晾成了5斤，就可收回每户的禾仓里。禾仓是一栋栋方形的小木屋，它不靠民居而集中成片，多为杉木皮盖顶，也有的是瓦顶，……糯米是岜沙人的主食。要吃的时候，就到禾仓里去拿上两捆糯谷穗子，放进脚踏的石碓里春，那份随意，就像城里人到米柜里撮碗米来煮饭一样。[23]。

参考文献：

[1]浙江省文管会、浙江省博物馆：《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

[2]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桐乡县罗家角遗址发掘报告》，《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1981年。

[3]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澧县彭头山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0年第8期。

[4]黄展岳、赵学谦：《云南滇池东岸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记》，《考古》，1959年4期；云南省文物工作队：《云南滇池周围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简报》，《考古》1961年1期。

[5]云南省博物馆：《云南宾川白羊村遗址》，《考古学报》，1981年3期。

[6]云南省博物馆：《元谋大墩子新石器遗址》《考古》，1977年1期。

[7]云南省博物馆：《云南剑川海门口青铜时代早期遗址》《考古》，1995年9期。

[8]张勋燎：《关于今后开展夜郎考古研究的几点意见》，《贵州文物工作》，1997年1期。

[9]、[22]刘恩元、熊水富：《普安铜鼓山遗址发掘报告》，《贵州考古四十年》第65页。

[10]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贵州威宁县吴家大坪商周遗址》，《考古》2006年8期。

[11][16][23]张合荣、罗二虎：《试论鸡公山文化》，《考古》，2006年8期。

[12][24]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贵州威宁县鸡公山遗址2004年发掘简报》，《考古》，2006年第8期。

[13]北京大学加速器质谱实验室：《加速器质谱(AMS)碳—14测试报告》，《贵州威宁中水史迁至汉代遗址》，2006年(内刊)。

[14]赵志军：《贵州威宁鸡公山遗址浮选结果简报》、《贵州威宁中水史前至汉代遗址》，2006年(内刊)。

[15]《贵州威宁中水史前至汉代遗址》，2006年(内刊)。

[17]罗二虎：《中国古代系绳石刀研究》，《考古学集刊》第14集，文物出版社2004年12月。

[18]須藤隆等：《東北地方石庖丁》，《日本考古学协会第五回総会研究表要旨》，1985年。

[19]陈文华：《简论农业考古》，《农业考古》1984年2期。

[20]宋兆麟：《我国的原始农具》，《农业考古》1986年1期。

稻作范文篇9

[关键词]稻作起源长江下游史前考古理论阐释

1稻作起源的新证据

2004年12月17日《科技日报》报道，湖南道县玉蟾岩出土了12000年前的5粒炭化稻谷，它们被誉为世界上最古老的稻谷，将人类的稻作文明又推前了3000年。

农业起源与人类起源和文明起源一起并列为世界考古学的三大战略性课题，而稻作农业的起源也是中国考古学探索的重大课题。目前我国这项课题的研究还处于实证的层次，即以寻找最早的稻谷遗存来确定稻作农业起源的时间和地点。在阐释层次上，学者们还倾向于把稻作起源看作是人类的创造，它起源于一个中心，然后向外扩散。于是，在这个问题上出现过印度起源说、东南亚起源说、长江下游说、长江中游说、华南说甚至淮河流域说。

上世纪70年代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了距今7000年的稻谷，使学界认为长江下游是稻作起源的中心。1988年在湖南澧县彭头山出土了9000～7800年前的栽培稻，学界又将稻作起源的中心移到了长江中游。与此同时，河南舞阳贾湖遗址也出土了9000～7000年前的稻谷。1993年起，在湖南澧县八十挡、道县玉蟾岩陆续出土了炭化稻谷，后者年代可达一万年以上[1]。无独有偶，浙江萧山跨湖桥遗址和浦江上山遗址也分别出土了8000年前到10000年以上的稻谷[2]。于是一个问题出现了：稻作起源，何处是摇篮?

2理论与实践

我国对农业起源的研究和认识基本仍处于国外上世纪50年代的“发现论”阶段，认为农业是人类的一项伟大发明或发现，是社会经济的“革命”性事件，因此农业起源的原因是一个无须深究的问题。于是，考古学的实践表现为努力发现最早的谷物来寻找起源的中心、时间以及传播和扩散的轨迹。对河姆渡和玉蟾岩发现古老炭化稻谷的认识，就是“发现论”思维的表现。

自上世纪60年代开始，国际学界认识到，农业起源不是发明或一个历史事件，而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于是研究的范例开始从寻找最早驯化的植物种子，转向探讨狩猎采集经济为何向粮食生产转变的原因和动力机制。伴随这一范例的转变，出现了人口压力、竞争宴享、社会结构等诸多学说，把农业起源研究推进到更深的层次。目前，国际上比较重要的农业起源理论有以下几种：

人口压力理论这一理论最早由美国考古学家博赛洛普提出，认为农业起源是对人口增长的反应，是在人口压力下强化劳力投入的结果[3]。美国学者雷丁指出，当一个地区人口／资源失衡时，一般向外移民是代价最小的选择。当人口接近土地载能而向外移民十分困难时，会迫使人们利用以前不利用的资源，这种转变会促使形成多样化的觅食方式和种类多样的食谱，并必须发明和应用各种新技术来开发和储藏资源以应付粮食短缺的压力。农业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发展起来的。他认为，如果没有人口压力和资源短缺，驯养动植物的行为被认为完全是浪费时间和白费精力[4]。

竞争宴享理论

加拿大考古学家海登提出了与人口压力相左的一种理论，认为农业可能起源于资源丰富且供应较为可靠的地区，这些地区的社会结构会因经济富裕而相对比较复杂，于是一些首领人物能够利用劳力的控制来驯养主要用于宴享的物种，这些物种因为劳力投入比较高，但是或是一种美食或可供酿酒，所以它们只有在复杂化程度比较高的社会中产生。海登还认为，在农业开始的初期，栽培与驯化的动植物因其数量有限与产量不稳定，在当时人类的食谱中不可能占很大的比重，也有一些驯化物种是与充饥无关的非主食品种，它们只是在食物资源比较充裕的条件下，为了增添美食种类，以便使那些首领人物利用宴享来控制劳力、忠诚和资源。[5]

富裕采集文化理论和海登的理论模式有些相仿，美国考古学家索尔在50年代初曾提出过一种“富裕采集文化理论”，他认为，农业并不起源于食物的逐渐或长期减少，而是发生在天然条件非常富饶的自然环境里。其论点是，在饥馑阴影之下生活的人们，没有办法也没有时间来从事缓慢而悠闲的实验步骤。以选择的方式改进植物品种以便于人类利用，只能在饥馑水平之上的、有相当大的余暇来生活的人群中做到。索尔认为，东南亚地区就是农业起源的一个理想地区[6]。与竞争宴享理论不同的是，富裕采集文化理论没有解释为何不愁吃穿的人群要从事农业这种时间和劳力支出很大，而且很可能是得不偿失的劳动?因此，上面的宴享理论也许可以作为一种补充。

社会结构变迁理论这一理论注重农业经济产生的社会基础，认为农业起源的原因是社会性的，少数群体试图扩大资源消费来控制其他群体，刺激了粮食生产的出现[7]。随着社会的日趋增大和复杂，会出现比简单社会更多的需求。对权力与个人的财富追求，也促进了少数人扩大生产的愿望，特别是在分化日益明显的社会中。原始社会中的这种增大的需求成为剩余产品生产的主要动力。

从上述几种流行的理论模式来看，都有其合理的成分，但是落实到对不同地区农业起源的解释时，需要从具体发现做进一步的检验。比如，我国华北旱地农业和长江下游的稻作农业的起源应该有着不同的动力机制，因为两个区域的生态环境和驯化物种完全不同。华北的旱地农业似乎和人口压力的理论模式比较吻合，而稻作起源则用宴享模式或富裕采集文化模式来解释更加合理。这表明，农业在不同的生态环境里可以由不同的动力机制所激发。对动植物繁殖进行操纵在史前的狩猎采集经济中应该早就存在，而改变局部环境或选择利用的物种也是普遍的一种活动，然而从栽培转向农业，也就是说使栽培作物成为人类食物的主要来源，很可能是环境和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作为科学研究导向性的思维，理论的发展导致了多学科的合作和方法技术手段的更新，学者们力图从技术、物种、生态环境、气候、社会结构、心理准备等诸多方面的探索来检验这些不同的理论阐释。考古研究也不再局限于发现最早的栽培谷物和起源中心，而是转向从系统论的角度来观察长时段中人地关系的互动和变迁，寻找和解释狩猎采集向农业转变的潜因。这项工作也无法单凭考古学、植物学、地质学、土壤学、生态学和社会学等独家学科能力所能解决，需要各科领域的通力合作。

3考古学观察

目前我国稻作起源研究存在两个缺陷：其一，即使考古发现将炭化稻谷时代追溯得再早，也不能告诉我们农业起源的原因。其二，稻作起源的实证研究容易变成植物学家或农学家的技术性鉴定工作，不能将它作为人类生存策略研究的一部分，很好地与环境考古及生产工具或遗迹分析结合起来，了解农业如何一步步发展成熟，以及它在推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首先，应该把农业和栽培区分开来。农业是指人类生存主要依赖栽培或驯化作物的一种经济形态；栽培是指人类开始操控某些有用物种的繁殖。一看野生稻出现变异性状就认为是农业起源的证据是不恰当的，因为许多耕作和栽培方法并不能改变植物的性状，即使有些情况下这种性状发生了变化，我们也不知道它的发生需要经历多长的时间，近年来对是否能够通过形态学来分辨野生和驯化作物仍然存在争议。

从墨西哥特化坎河谷的农业起源研究来看，从人类开始栽培作物到这些作物在人类的食谱中占到45％的比重，经历了3000多年的漫长岁月。在栽培植物出现和缓慢增长的阶段里，人类的生存主要还是依赖狩猎采集，因此不能将这种微不足道的少量栽培植物来定义农业经济。

长江下游稻作农业的酝酿和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全新世初开始到新石器时代的崧泽文化时期，稻子开始在野生资源富饶的环境里被驯化和栽培，但是它在人类食谱中的比例很小，狩猎采集仍然是主要的经济形态。第二阶段是良渚文化时期，由于社会复杂化的原因开始强化稻作生产，并开始取代野生资源成为主要的粮食来源。第三阶段，随着良渚酋邦的解体，强化稻作生产的社会机制消失，马桥文化的先民又倒退到以狩猎采集为主的经济形态。下面我们从考古发现来观察这一曲折的发展过程。

经济背景长江下游地区的许多史前遗址均发现了稻谷遗存，在这些遗址中都同时存在大量的野生动植物遗骸。从目前发掘报告所提供的信息来看，动物群利用的资料相对于植物比较完整，下面对各主要阶段的重要遗址动物统计资料进行一番比较。

河姆渡遗址出土了大量野生动物骨骸，计有各类动物61种，其中哺乳类34种、鸟类8种、爬行类6种、鱼类10种、软体动物3种。利用最多的为各种鹿类，数倍于猪的数量。

跨湖桥遗址也出土了大量动物骨骸，计有各类动物33种，其中哺乳类15种、爬行类2种、鱼类3种、鸟类12种、蟹1种。其中鹿类和水牛的数量最多，它们的总数占所有哺乳动物的54％。从哺乳动物的数量变化来看，各种鹿类动物的利用呈上升趋势，从早期的30％到中期的33％增加到晚期的37％。水牛和狗的数量显示先扬后抑的利用趋势，水牛从早期的13％增长到中期的20％，到晚期下降到16％。狗从早期的4％增长到中期的12％，到晚期下降到8％。猪的利用则呈下降趋势，它从早期的27％下降到中期的10％，到晚期变为9％。在这些哺乳动物中狗和猪被鉴定为驯化物种，而它们的数量在经济发展中并不呈持续上升趋势，家猪的数量甚至表现为持续的下降，和鹿类利用的增长正好相反。从遗址动物群总体数量统计来看，猪等家养动物占12％，野生动物占88％。

马家浜文化的圩墩遗址发现有各类动物20种，其中哺乳动物9种、爬行类5种、鸟类1种、鱼类4种、贝类1种。猪等家养动物占15％，野生动物占85％。

上海崧泽遗址出土的动物计有9种，其中哺乳类7种、爬行类1种、鱼类1种，猪等家养动物占26％，野生动物占74％。

属于崧泽文化晚期到良渚文化早期的苏州龙南遗址，出土的动物有12种，其中哺乳类7种、鸟类1种、鱼类1种、贝类3种。其中猪等家养动物占70％，野生动物占30％[8]。

上海闵行马桥遗址中良渚时期出土的动物计有13种，其中贝类4种、鱼类2种、爬行类1种、哺乳类6种。其中猪等家养动物占56％，野生动物占44％。马桥时期出土动物19种、其中哺乳类12种、爬行类1种、鸟类1种、鱼类3种、贝类2种。猪等家养动物占21％，野生动物占79％[9](图1)。

水稻稻谷的形态学分析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河姆渡的稻子处于形态变异和分化的初期，表现为类籼、类粳及中间类型的原始混合体。跨湖桥遗址出土的稻子中大约有50％出现有别于野生稻的变异，但是仍然是颗粒小、结实率低的原始栽培稻。在马家浜和崧泽时期，稻谷的形态仍不稳定，有偏籼型、偏粳型、亦籼亦粳型、非籼非粳型等多种形态，说明在很长时期里人类对水稻的产量和选种并不非常在意。到了崧泽末期与良渚早期，水稻的颗粒开始增大，形态趋于稳定。说明人类加大了选种、驯化和栽培的力度。稻谷形态的这种转变需要多长时间目前不能肯定，但是对野生小麦和大麦从野生到栽培的转变可能在20到200年之间就可以完成来看，栽培稻的出现大概也不需太长的时间。从袁隆平培养高产稻种的科学实验来看，培育一种新型稻谷完全可以在一代人的时段内完成。这反过来也可以证明，在新石器时代早中期的数千年里，水稻形态一直处于不稳定的状态，显然是因为人类干预力度不够。

生产工具生产工具可以折射农耕技术的水准。河姆渡遗址出土石器不多，加工也不精致，多为斧、锛和凿，它们主要用于砍伐和加工木头，可能并非农耕工具。跨湖桥的石器磨制较好，主要是锛、斧和凿等加工木头的工具，这和这些遗址出土大量木器以及杆栏建筑相符合。河姆渡出土相当多用大型哺乳类肩胛骨制作的骨耜，被认为是稻作的工具。但是，有人认为这种骨耜也可能是建造杆栏建筑的挖土工具。马家浜和崧泽阶段的斧、锛与凿等石器数量也不多，可能主要用于砍伐和加工木器，兼能从事一些农耕。

良渚时期，不仅石器的数量增多，而且出现了石犁、耘田器和石镰等功能确凿的农耕工具。良渚时期的石犁不仅数量多、种类全，且有的器型极其硕大。一般来说，功能专一的器物只有当其使用频率变得非常高时才会出现。石犁的使用，一方面说明土地的利用开始趋于精耕细作，以提高稻谷的产量。另一方面，石犁是一种连续的翻土工具，一般用于大面积的耕耘，可以提高生产效率并需要劳力的协作。

马桥时期，石器种类较多，但是数量最多的是锛、刀、镰和镞，犁极少。锛个体比较小，应是一种加工木器的工具。刀和镰可用于收割和采集，但从明显缺乏耕土工具来看，马桥时期的稻作生产，显然不是良渚时期的那种组织劳力的精耕细作。良渚和马桥农业工具的显著差别和植硅石分析十分吻合，马桥遗址中的水稻植硅石分布显示，良渚时期水田中的植硅石含量非常高，而马桥文化早期植硅石含量明显偏低，一直到后期才有所增加[9]。

稻田与耕作对苏州草鞋山马家浜文化遗址的发掘表明，稻田面积最大不超过16平方米，灌溉系统为水塘和水井两类。而对澄湖角直崧泽文化晚期稻田遗址的发掘，显示稻田已有低田和高田之分，低田的灌溉系统有池塘、水沟、蓄水坑、水口组成，高田灌溉为水井，最大的稻田面积达到了lOO平方米以上[10]。马桥时期的环境分析表明水域扩大，森林草原拓展，农田萎缩。

4讨论与小结

我们想从农业起源的理论对长江下游稻作农业的发展历程进行一番分析，加深对稻作农业起源动因的认识。从目前的考古证据来看，长江下游的稻作栽培的酝酿阶段比较符合竞争宴享说或富裕采集文化说。从9000～7000年前的跨湖桥和河姆渡文化开始，人类开始栽培稻子并不标志农业的起源，因为人类的主要经济形态还是狩猎采集，栽培的稻子在人类食谱中所占比例几乎微不足道，而且很可能不是用来果腹。那么为什么当时不愁吃穿的人们要栽培劳力支出大、产量低的稻子呢?根据海登的解释，早期谷物的栽培很可能是用来酿酒的。他认为，像玉米和其他谷物在史前期用于酿酒要比果腹更重要，酒类在富裕社会中的宗教仪式和劳力调遣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一说法最近为贾湖的发现所证实，中美考古学家从遗址出土的陶器沉淀物中鉴定出由稻米、蜂蜜和水果酿造的酒类残渍[11]。当时贾湖遗址和长江下游的环境条件十分相似，野生资源非常丰富。因此，贾湖米酒的证据也为解释水稻在长江下游悠久的栽培历史提供了一种可能性解释。

农业经济成为史前社会的主要经济形态，可能与社会复杂化关系密切，这一考虑比较符合社会结构变迁理论的解释。良渚时期长江下游进入了早期文明的复杂社会——酋邦，社会等级分化加剧，资源的积累、消耗与分配以及大规模劳力的调遣成为酋邦运转的重要特点。我们可以从大量玉器的生产与消耗，以及大规模土墩祭坛的营造上，窥视到当时社会运转的规模。这样的复杂社会对剩余产品的需求显然要远远超过自给自足的部落社会，而酒类也可能成为社会祭祀活动不可或缺的消费品，因此强化粮食生产自然成为经济发展的一个趋势。我们从稻作生产和家畜的饲养规模上，看到良渚阶段比较成熟的农业经济。这一显著的变化应该与良渚贵族阶层对财富和权力的追求密切相关，因此农业经济的成熟与社会结构的复杂化关系更为密切。

到了马桥时期，良渚的大型酋邦解体。社会结构又退回到了比较分散的部落社会，原来施加在百姓头上的强化剩余产品生产的社会机制已不复存在，于是在自然资源仍然比较富裕的环境里，温饱无虞的人们无须再多费劳力来进行密集农耕以增加剩余产品的产量。于是我们看到，尽管马桥先民仍然栽培稻谷，但是他们的生活又返回到了以狩猎采集为主的经济形态之中。虽然生态环境的变迁和自然资源的逐渐减少可能对人类经济形态的变化也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史前期的长江下游应该是自然资源十分富庶的地区，良渚时期农业经济与其前后阶段的文化有如此大的反差，从社会复杂化的角度来找原因可能更加合理。

因此，用“发现论”来看待稻作农业的起源已无法解释这一重要历史进程。受“发现”或“发明”思维以及现代化农业优越性的影响，会使人们把农业看作是比狩猎采集来得优越的一种技术和经济形态，一旦这种技术和经济形态被发现和发明出来，它的优越性就会显示出来，并会保持持续的发展，自然而然地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

然而，我们从史前稻作农业的发展过程来看，它更多显示的是人类群体生存策略的一部分，在富裕的自然环境里，人们更多地倾向于利用野生资源而不是费时费力的农耕经济。这在民族学和人类学的研究中也得到了大量的佐证，像澳洲、美洲大盆地和非洲卡拉哈利的土著人，他们即使在政府和传教士的鼓励下，面对工业化社会产量很高的粮食生产，也是最迟缓和最勉强的接受者。

长江下游在良渚时期农业生产达到了一个高峰，稻作生产成为社会经济的支柱。这一发展显然是受社会复杂化的推动，可能并不是人们自发或乐意从事的结果。一旦施加在粮食生产上的社会压力消失，只要自然条件许可，人们又会退回到相对悠闲的狩猎采集经济。农业生产最终成为社会经济的主要命脉可能是在人口增长、野生资源减少和社会发展不可逆转的复杂进程中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我们从新石器时代各时期遗址中出土的野生动物来看，自早至晚显示出种类和数量的持续递减。虽然稻作生产在马桥时期出现暂时的倒退，但是随着人口增长和社会演进的长期趋势，农业便不可逆转地最终成为人类经济的主要形态。

我们认为，我国农业起源的研究应该摆脱一味寻找最早栽培谷物和确定最早起源时间和地点的陈旧模式，从史前文化适应和环境互动的角度来观察人类经济形态在长时段中的演变，以便更深入地了解农业起源的原因和历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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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蒋乐平．浙江浦江县上山新石器时代遗址——长江下游早期稻作文明的最新发现[J]．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2005年，总第7期。

[3]Boserup,E．1965．TheConditionsofAgriculturalGrowth，Chicago：Aldine．

[4]Redding,R．W．1988．Ageneralexplanationofsubsistencechange：fromhunter-gatheringtofoodproduction．JournalofAnthropologicalAr-chaeology，(7)：56—97．

[5]HaydenB．Modelsofdomestication．In：GebauerA．B．etal．eds．TransitiontoAgricultureinPrehistory．MonographsinWorldArchaeol-ogy，No．4，Madson：RrehistoryPress，1992，11—19．

[6]Sauer,C．1969．AgrioulturalOriginandDispersals．Cambridge：TheMITPress．

[7]Bender,B．1978．Gatherer-huntertofarmer：asocialperspective．WorldArchaeology，10(2)：204—222．

[8]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萧山博物馆．跨湖桥[Z]．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

[9]

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编著．马桥[Z]．上海书画出版社,2002年。

稻作范文篇10

中国是世界上稻作农业最早的发生地。根据中国史前考古学研究和对古代植物遗存的分析鉴定成果，中国栽培稻的起源，大约始于公元前10000年前后，整个中国史前稻作农业大致可划分为四个发展阶段。

1．栽培稻的起源

栽培稻的起源是一个十分缓慢的过程，从理论上讲，栽培稻的起源，是发生在有人类活动的野生稻分布区域内。

关于稻作的起源，曾流行过农学方面的、民族学方面的和考古学方面的多种看法。

我曾提出栽培稻起源于中国南方腹心地带，主要是根据近十年来的两项考古发现提出的。

一项是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的发现。

另一项是江西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遗址的发现。

这两项重要发现及初步研究成果，已告诉我们中国栽培稻起源的时间与区域。

中国栽培稻起源时间在公元前10000年前后。中国栽培稻发生的区域可初步圈定在江西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遗址至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范围内。

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遗址至道县玉蟾岩遗址的这一区域，从水系上分析，属长江流域；从地形和气候上分析，属华南亚热带；而从整个中国的地形分析，它处于中国南方的腹心地带，即秦岭——淮河以南地区的腹心地区。

该区域的东部为武夷山，西部为中国地形上的第二级阶梯的前沿——雪峰山，北部为南丘岭与幕阜山，南部为南岭。其中，东北部可包括浙江西部仙霞岭与千里岗之间的衢州一带。从平面上看，这一地区似呈不规则四边部，又似呈斜目形。从整个中国南方的地形来看，这一地区位于第三级阶梯的西部，属中国南方的腹心地带。据此可以认为中国栽培稻是在公元前10000年前后起源于中国南方腹心地区，包括其四周的山问谷地。

2．史前稻作农业的兴起

目前考古发现的史前稻作农业兴起阶段的文化遗存，主要有分布在两湖平原西部地区的彭头山文化和分布在淮河上游支流沙河、汝河、洪河流域的裴李岗文化贾湖类型。此外，钱塘江流域也有了新的发现。

彭头山文化主要分布在湖南省北部的环洞庭湖西北至南部的平原地区及湖北西部枝城至秭归的长江沿岸地带，其年代约公元前6500～前5500年。表明其稻作农业兴起的关键性证据，是发现了大量的栽培稻遗存。

裴李岗文化贾湖类型分布在河南省中、东部平原地区，年代在公元前6800～前5800年。目前发现的稻作遗存，主要见于舞阳贾湖遗址。

钱塘江流域的新发现，是近年来在浙江中部盆地的浦江县上山遗址发现了约公元前7000年前后的稻作遗存。

在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偏晚阶段，原始稻作农业除了在洞庭湖区域与鄂西长江沿岸地区、钱塘江流域及淮河上游地区发展外，还扩展至陕南汉水谷地。

3．史前稻作农业的初步发展

在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前，原始稻作农业文化已发展至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赣江流域、闽江流域、珠江流域，以及黄河中下游的部分区域。已发现稻作遗存的有长江下游的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与崧泽文化、北阴阳营文化，长江中游的汤家岗文化、大溪文化、薛家岗文化、赣江流域的拾年山一、二期文化、江淮东部的龙虬庄文化、淮河中游地区的侯家寨文化等，在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中亦有一些遗址出土了稻作遗存。其中以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龙虬庄文化、大溪文化的稻作遗存最为丰富，并做了鉴定分析。

这时期稻作农业向北方的发展，已超越了前一时期，到达北纬35°左右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如在江苏连云港二涧村、河南郑州大河村、洛阳西高崖等遗址都发现了稻壳印痕。陕西华县泉护村遗址发现了可能是稻谷的痕迹。黄淮地区是当时的稻粟混作区。

4．史前稻作农业的成熟发展

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前至公元前2000年前，是中国史前稻作农业的成熟发展时期，有的地区大约在公元前3300年前后就开始进入原始农业的成熟发展期。

成熟发展阶段的原始稻作农业文化，其分布范围大体与初步发展阶段的分布范围相同，南起岭南，北至山东栖霞、河南汝州、陕西扶风一带，西到长江上游的成都平原，东临海滨。已发现稻作遗存的有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长江中游的屈家岭文化与石家河文化、赣江流域的樊城堆文化、岭南的石峡文化、海岱与皖北地区的大汶口文化晚期与山东龙山文化、中原地区的河南龙山文化、渭河流域的扶风案板三期文化遗存，以及台湾台北、台中、屏东等地。其中以良渚文化、屈家岭文化与石家河文化、樊城堆文化的稻作遗存最为丰富。黄淮地区仍然是稻粟混作区。而岭南与台湾等自然食物来源十分丰富的地区，在这时期已确立了稻作的种植。

二、中国史前稻作农业各发展阶段的主要文化特征

中国史前稻作农业的文化特征，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是有区别的。

1．栽培稻起源阶段的主要的文化特征

在栽培稻起源阶段，与栽培稻发生有关的工具等文化面貌的变化，亦有反映。如玉蟾岩遗址新出现了锄形石器、骨铲，仙人洞与吊桶环遗址中出现了磨制石器，穿孔蚌器的数量增加、个体较大、穿孔孔径小而圆滑，出现双孔蚌器，或可称为蚌耜等。这些新颖的工具是否就是与稻的栽培和收割有关，目前尚不能确定，但应与栽培稻出现的经济生活有关。

至于与饮食活动有关的陶器，在栽培稻发生之前就已经起源，中国陶器的起源在距今15000年前(1)；至栽培稻起源阶段，陶器的制作有了改进。如玉蟾岩陶泥(片)中有意识地拌入搀和料；在仙人洞与吊桶环遗址发现的陶片，还有绳纹、条纹与素面之分，器型有罐、钵两种，制法除贴片外，还有泥条叠筑法。陶器在人们生活中的作用，因栽培作物的产生而逐步显得重要了。

2．史前稻作农业兴起阶段的主要的文化特征

表明彭头山文化原始农业兴起的主要标志还有聚落址的出现。目前已发现彭头山文化时期的聚落址有近20处，以八十垱与彭头山遗址的规模较大。八十垱遗址属低岗遗址，由围壕和围墙圈围，平面呈长方形，近南北向，现存部分南北长约110米，东西宽约70～80米，环绕面积近8000平方米。围墙顶宽约3米，围壕在围墙外侧，底宽约3．5米，沟底距墙顶高2米。在围墙以内已发现多座成排布置的房基及一座海星状高台建筑址。彭头山聚落址亦为低岗遗址，位于八十垱遗址东北25公里，已发现房址、灰坑、墓葬等。房址为平面近方形、面积约30多平方米的地面建筑址和平面呈不规则圆形的小型半地穴式建筑址，保存较差。墓葬18座，为二次葬，每墓都有1至4件陶器随葬(2)。这种具有固定居住条件、规模较大的聚落址，尤其是带有防护屏障的聚落址的出现，无疑是以原始农业兴起为依托的，而这种聚落址的出现也促进了原始农业的发展。

表明彭头山文化原始农业兴起的工具方面的证据还不多，也许是竹、木质工具已腐朽而没有保存下来。在八十垱遗址曾发现木铲与木耒(3)。就已发现的石器而言，打制石器、细小燧石器等是前期文化的延续外，出现了少量磨制石器，如小型石斧等，但不能确定其为农业生产工具。没有形成专门的石质农业生产工具可能是中国南方地区史前稻作农业兴起阶段的特征。

与贾湖原始稻作农业大致同步兴起的是贾湖聚落址的出现。

贾湖聚落址位于沙河与澧河之间，比河堤低3米左右，面积较大，达55000平方米。在已发掘的2350多平方米内发现房址45座、灰坑370座、陶窑9座、墓葬349座、瓮棺32座、埋狗坑1O座，以及数千件陶、石、骨器等。这些都表明当时的聚落规模较大，人口已达到一定的数量。墓葬中出土的5、6、7、8孔笛形骨管乐器、龟甲响器及龟甲上的契刻符号等，反映出当时的精神文化生活也伴随着原始农业的兴起而开始发展起来。

贾湖聚落址出土的工具种类较彭头山文化的为多，有石、骨角、牙器等，以石工具为主，琢、磨制石工具开始大量出现。可确定为农业工具的有石铲、石镰、石刀、石磨盘、石磨棒及骨耜等。磨制石农具的出现是原始农业兴起的重要特征。

从聚落址规模及其房址、墓葬、生产工具、生活用具等内涵分析，贾湖聚落址的原始稻作农业的发展水平似高于彭头山文化的原始稻作农业的发展水平，但此时的原始稻作农业都处于兴起阶段。据对贾湖聚落址出土的农业工具、狩猎工具、捕捞工具的数量比例分析，其原始农业经济比重约占当时整个社会经济的四分之一以上，狩猎、捕捞、采集经济仍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3．史前稻作农业初步发展阶段的主要的文化特征

这时期的稻作遗存充分表明，稻作农业在公元前5000～前3000多年间得到了明显的发展。稻作农业的覆盖面达到中国第三级阶地南方地区的主要区域，稻作农业的规模逐渐扩大，品种也在逐渐优化，产量逐渐提高。尤其是有田埂、配有灌溉设施的稻田的发现，发明这时期的稻作种植进入了小田块管理的阶段，人工对稻谷栽培的农事活动十分明显。小田块管理应是原始稻作农业初步发展阶段的一项重要特征。

稻作农业生产工具在这一阶段有着明显的发展，磨光石器如铲、斧、刀等开始较多的使用。最为突出的是在河姆渡遗址发现了170多件骨耜，有双齿刃骨耜、斜刃骨耜、平刃骨耜等几种，还有骨平田器等。在鲞架山遗址出有木耜、角质鹤嘴锄，慈湖遗址出有木锄与木平田器，在草鞋山遗址、青墩遗址、罗家角遗址都出有骨耜，等等。大量骨耜、木耜，以及石铲的发现，是当时处于耜耕农业阶段的重要证据。

在原始稻作农业初步发展阶段，手工业和家畜饲养也都有了明显的发展。其中手工业中最重要的成就是出现了玉器、漆器、刻纹白陶的制作与蚕丝编织等。如河姆渡文化中的玉块、玉璜、漆碗、象牙雕刻、织布机工具与腹刻蚕纹的牙雕小盅等，大溪文化中的刻纹白陶盘等。饲养的家畜除猪、狗外，可能还有牛、羊等(4)

原始稻作农业文化区的精神文化生活，在此时开始丰富起来。如湖南澧县城头山遗址的大溪文化的祭坛、浙江桐乡罗家角遗址出土的马家浜文化的裸体男性塑像、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双鸟朝阳”纹象牙雕刻品等。

这时期的聚落也得到了快速发展。主要表现在聚落址密度和单个聚落址面积的增加和聚落功能的完善。其中尤以太湖与杭州湾地区及两湖平原地区的发展较快。河姆渡遗址发现的杆栏式房屋是当时最为进步的木构建筑，澧县城头山城址为中国最早的城濠聚落址。这种文化现象与这两地的稻作种植业发展较快密切相关。

4．史前稻作农业成熟发展阶段的主要的文化特征

这时期，在各个区域内反映稻作农业发达程度的农业生产工具，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尤以良渚文化的最为进步。主要是形成了种类较多的成套的农业工具。良渚文化的石质农业工具有犁、斜柄破土器、耜、铲、耘田器、镰、侄等，大都制作精细，另有角锄、木平田器等。石犁、斜柄破土器和耘田器的出现，表明当时耕作技术的提高。石犁用于翻土，虽然对其是借助人力翻土还是牲畜拉犁翻土尚不能确定，但据其形制呈三角形，可确认当时出现了原始犁。耘田器可能是中耕的工具。也可能是用于平田的。农业生产工具表明，良渚文化的稻作农业可能是当时最发达的。

原始稻作农业成熟发展的另一项特征，是家畜的饲养有了明显的发展，在一些区域，饲养的家畜已成为当时人们肉食的主要来源。(5)

表明原始稻作农业成熟发展的另一方面的重要现象，是原始手工业的兴盛。因为只有农业的发展，粮食剩余，才能允许一批人专门从事手工业生产。这时期，原始手工业开始兴盛起来，如制陶、制玉、纺织、髹漆、竹木制做、象雅雕刻和镶嵌等获得空前的发展，尤以玉器的制作最为显著。在太湖及杭州湾地区的良渚文化、巢湖地区的含山凌家滩文化遗存、江汉地区的石家河文化中玉器制作品成为时代的特征。而最为重要的是铸造铜器的出现，如湖北京山石家河罗家柏岭遗址石家河文化层中发现了铜器残片和铜绿石与铜渣等(6)。酿酒业也可能在这时期出现，良渚文化中的双鼻壶、带流宽鋬杯、屈家岭文化中的壶形器、薄胎陶杯等，制作精致，可能是酒器，酿酒是粮食剩余现象的副产品。

原始稻作农业成熟发展的最突出的表现，还有建立在原始农业基础之上的社会形态的发展。如太湖与杭州湾地区、江汉平原地区的中心聚落群址的出现和原始城址的发展，大型宗教建筑及原始宗教活动遗存、大型祭坛墓地、原始文字的产生，拥有王权与神权人物的诞生等，表明这两个地区的社会走近了文明社会。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的迈进，无疑是原始农业成熟发展的结果。

三、中国史前稻作农业起源与发展若干问题的进一步探索

1．农业起源的概念

以往，通常将农作物栽培的起源就作为农业的起源。

其实，根据现在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来看，农业起源应该分为两个发展阶段，即农作物栽培的起源和原始农业的兴起。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农作物栽培的起源是指野植物经人工干预后转变成栽培作物，也就是人类栽培作物这种食物生产的最初产生。在栽培作物起源阶段，人类社会的经济形态并没有发生太多的变化，与此相联系的文化上的变化亦是十分微弱的。

原始农业的兴起是指农作物的种植达到了一定的规模、成为当时居民的一种重要的生计从业活动。农业经济成为当时社会经济中一项重要的内容，对社会发展产生了明显的推进作用。与此相联系的是文化上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农作物栽培的起源与原始农业的兴起，在考古学文化上的反映有着很大的区别，其发生的时间亦有先后之分。栽培作物起源在前，原始农业兴起在后。农业起源研究主要是指这两项内容的研究。

2．原始农业兴起阶段的主要特征

从史前稻作农业发展阶段及其主要的文化特征可以看出，原始农业的兴起与聚落址的出现密切相关，原始农业的兴起又使生产王具出现变化，原始农业的兴起还使饲养家畜成为可能。

前述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表明，在原始农业兴起阶段，农作物遗存、聚落址、农业生产工具、家畜饲养等都已出现。而在农作物栽培起源阶段，聚落址、农业生产工具、家畜饲养等特征尚未形成。所以，除了农作物外，聚落址、农业生产工具、饲养家畜等都是说明原始农业兴起的重要特征。

据此，应将农作物遗存、聚落址、农业生产工具(尤其是磨制的石质农业生产工具)、家畜饲养作为原始农业兴起的四大标志。此外，因原始农业的兴起，人们的活动内容开始丰富起来，精神文化生活内容自然也就丰富起来，祖先崇拜、生殖崇拜等原始宗教意识也开始兴盛起来。

3．稻作农业起源的形式

关于稻作农业起源的形式，1998年我曾提出：“中心起源、边缘发展”的看法。即：

大约在公元前10000年前后，在包括野生稻在内的自然食物来源充足的中国南方腹心地带内，长期过着稳定的狩猎与采集生活的人们，逐渐认识到野生稻的食用价值，并经过长期的观察，初步掌握了野生稻的生长特征，产生了对野生稻的试种兴趣。伴随着首批试种稻的成功，试种稻规模逐年扩大，稻的野生特征逐渐向栽培特征转化。其结果，试种稻逐步成为人们稳定的食物来源之一，野生稻变成了古栽培稻。

栽培稻在中国南方腹心地带起源之后，并未在这自然食物来源充足的区域内直接得到成规模的发展，而是在中国南方腹心地带西北侧的两湖平原西部地区和可能在其东北侧的钱塘江流域率先得到发展。这两个地区紧挨着中国南方腹心地带，处于“富裕的食物采集文化区”的边缘，自然食物来源不如腹心地带的充足，但是具备发展稻作生产所需的各种条件。当那里的人们掌握了稻作栽培技术，或是带着稻作栽培技术的人们来到这里之后，发展稻作农业以解决食物来源问题，便成为当时迫切的社会需求。于是稻作农业率先在这两个地区得到发展，并以其显著的社会效益影响着周边地区。伴随着全新世暖湿气候效应逐渐北进，稻作农业也逐步向纬度较高、适于稻作生产的淮河流域推进。

“中心起源、边缘发展”的这一看法，可简明如下：

栽培稻大约在公元前10000年起源于自然食物来源充足的中国南方腹心地带，于公元前7000年后发展于“富裕的食物采集文化区”边缘的两湖平原西部地区和钱塘江流域，并逐步向淮河流域推进，即“中心起源、边缘发展”。(7)

现在我仍维持这一看法，并做一点补证。

1998年我提出稻作农业起源的形式是：“中心起源、边缘发展”时，钱塘江流域还未发现原始稻作农业兴起阶段的文化遗存，我只是从宏观上根据一些现象推测钱塘江流域应有公元前5000年前至公元前7000年前后的原始稻作农业文化遗存。后来，在浙江萧山跨湖桥遗址发现确认了公元前5000～公元前6000年的稻作农业文化遗存；近年来又发现了公元前7000年前后的浦江县上山遗址，为“中心起源、边缘发展”说提供了新的证据。

上山遗址位于浙江中部盆地，这一带是连接杭州湾地区和衢州通道的主要地区。

在上山遗址的发现，主要有以下几项(8)。

(1)发现了可能是干栏式的建筑址，表明当时处于定居。

(2)发现了大量的稻作遗存，主要是陶片中夹有稻谷壳。经初步观察是一些经人类选择的早期栽培稻。这种将稻谷壳作为制作陶器的陶泥渗和料，在彭头山文化中也有发现。是表明稻作农业已经形成的重要证据。

(3)发现的工具有石磨盘、磨棒、石球、穿孔器、砺石，还发现了通体磨制及局部磨制的斧形、锛形石器等。表现出进步的特征。

(4)陶器器形有多种，以盆形器为主，另有釜、罐，还出现了圈足和假圈足器。这是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圈足陶器。

以上这些现象都表现出上山文化遗存的进步特征，表明当时的稻作农业已经兴起。

同时，我们也看到，上山文化遗存的文化面貌虽然十分独特，但也存在着与江西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等文化遗存的联系。

如上山遗址的穿孔石器，见于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遗址。从华南地区穿孔石器的发现情况分析，穿孔石器是旧石器时代末期至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一种在特定的生存状态下形成的一种特殊的工具。

上山遗址发现有这种工具，表明浙江中部盆地的公元前7000年前后的稻作农业文化遗存，与江西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栽培稻起源阶段的文化遗存有关。证实了我们对钱塘江流域原始稻作农业起源问题的看法和原始稻作农业起源的形式为“中心起源、边缘发展”的观点。

现在，根据上山遗址的发现，还可进一步推测，杭州湾地区及钱塘江下游的跨湖桥文化遗存、河姆渡文化，也许还包括马家浜文化的稻作文化遗存，可能是由浙中盆地上山这类稻作文化遗存发展而来的。这有待于今后的发展与研究来证实。

4．原始稻作农业经济的发展对文明起源的作用

我准备从两个地区，即环太湖地区和两湖平原地区，来谈这个问题。

在环太湖地区，原始稻作农业大约是在公元前4700年以后才开始得到快速的发展。相应的是，那里的社会也是从那时开始快速发展的。如聚落增多，家畜饲养发展，手工业制品种类丰富。

而原始稻作农业在当时社会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则是在公元前4000年以后，即进入崧泽文化时期才开始逐渐发生的。如崧泽文化进期的采集、狩猎经济的比重，较前一阶段有了显著的下降。这主要表现在文化遗存中的动物骨骼的种类与数量，以及狩猎工具的种类与数量，在崧泽文化时期明显减少。这说明崧泽文化时期的食物生产(主要是稻作农业生产)的比重较马家浜文化时期有了显著的提高。相应的是，崧泽文化的社会又有了明显的发展。如出现用家猪下颚骨随葬，反映了开始将家猪作为财富之一，同时也表明家猪饲养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一些文明因素相继在崧泽文化时期出现，如土墩墓地、墓地中的燎祭现象，出现小玉璧、玉琀等。

良渚文化时期，原始稻作农业进入成熟发展阶段，最主要的证据稻作农业工具方面出现了用于犁耕、中耕、收割等种类较多的成套农具，出现了酿酒。与此相应的是，良渚文化时期聚落址猛增，出现聚落群，反映了人口增加；家畜饲养发展，肉食家畜比重显著增加，原始手工业兴盛。更为重要的是，在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环太湖地区，大约在公元前3000～公元前2800年前，社会逐渐步入“古国”发展阶段。主要证据是莫角山中心聚落群的出现，瑶山、反山等祭坛墓地等的形成。

两湖平原地区的原始稻作农业大约是在公元前4500年前后的汤家岗文化时期开始得到快速发展的，出现了水田稻。

至大溪文化时期，原始稻作农业在社会经济中的比重逐渐加大，出现了可能是贮藏粮食的大型陶器。相应的是大溪文化时期的聚落增多。在公元前4000年前后出现城墙圈围的中心聚落，制陶业发展，出现祭坛等。

至大溪文化晚期，社会分化逐渐明显，出现石钺。

至公元前3000年前后的屈家岭文化时期，原始稻作农业进入成熟发展时期，可能已有酿酒。相应的是，社会发展可能进入“古国阶段”，主要证据是中心聚落群出现，如石家河聚落群，城成批出现，已发现9座城址，还出现了大型宗教活动场所等。

环太湖和两湖平原地区原始稻作农业的发展过程及其对文明起源的作用，以及良渚文化和屈家岭文化的文明化过程是在原始稻作农业充分发展的基础上进行的这一实例，充分说明了农业是文明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基础。

注释：

(1)朱乃诚：《中国新石器吋代几种主要特征的起源——兼论中国新石器时代开始的标志》，《21世纪中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中国礼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朱乃诚：《中国陶器的起源》，《考古》2004年第6期。

(2)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澧县彭头山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0年第8期。

(3)裴安平：《澧县八十垱遗址出土大量珍贵文物》，《中国文物报》1998年2月8日。

(4)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浙江省博物馆：《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河姆渡遗址考古队：《浙江河姆渡遗址第二期发掘的主要收获》，《文物》1980年第5期。

(5)袁靖：《论中国新石器时代居民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考古学报》1999午第1期。

(6)湖北行文物号占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湖北石家河罗家柏岭新石器石代遗址》，《考古学报》199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