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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出范文10篇

时间：2023-04-03 13:29:44

淡出范文篇1

首先，物价总水平仍在低位徘徊，通货紧缩趋势尚未消除。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从去年11月份以来，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开始出现负增长。今年1—6月各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分别下降了1．0％、0.0％、0．8％、1．3％、1．1％和0．8％，上半年累计同比下降0．8％，其中，食品价格下降了0．9％，衣着、家庭用品、医疗保健及个人用品、交通和通信价格下降1．1—2．4％之间。7月份，物价下降的趋势仍在继续，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去年同月下降了0．9％，其中，食品价格下降0．9％，衣着类价格下降2．4％。生产资料产品出厂价格从去年6月以来就持续走低，至今没有回升的迹象。据统计，今年1—6月各月，生产资料价格与去年同月相比分别下降6．3％、5．4％、4．7％、4．4％、3．8％和2．6％。这些指标都表明：生产和消费两不旺，通货紧缩压力仍然存在。这种情况不利于消费需求的增长，不利于企业效益和农民收入的提高，也不利于生产经营者的正常投资和经营。我们认为，只要通货紧缩趋势存在，就应该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发行长期建设国债，带动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其次，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依然存在。—方面，消费需求增长的后劲不足。特别是今年以来，消费增长势头明显疲软，上半年，我国GDP实现7．8％的增长率，投资和出口分别增长21．5％和14．1％，而占最终消费较大比例的消费品零售额，今年1—7月仅增长了8．6％，增幅分别比2000年和2001年同期降低1．4和1．6个百分点。居民储蓄率仍居高位，有关资料显示，到今年7月末，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已突破8．3万亿元，同比增长18．4％。尽管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总体上消费需求有所回升，但主要靠的是政策拉动，在目前居民对社会经济预期并未实现根本好转、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新的消费增长点尚未最终形成的情况下，如果立即取消政策支持，消费需求则很难保持继续增长。应当看到，这几年我们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发行长期建设国债，使投资保持了一定幅度的增长，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其中，国债投资一直是社会投资的主体，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的带动效应仍有待提高。据统计，2001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2．1％，其中，国有经济的投资增长为12．8％，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71．55％，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投资增长分别为8．1％和12．7％，仅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28．45％。今年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增势仍然强劲，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实现1．45万亿元，同比增长21．5％，其中，国有及其他经济类型投资增长24．4％，集体投资增长15．8％，个体投资增长19．4％。国有投资仍是今年投资增速上升的主要力量，而城乡集体、个体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支持作用十分有限。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我国国有企业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相对滞后，资本市场发展不力，致使货币传导机制近期内还不能有效发挥作用，不但国有经济没有进一步扩大投资的能力和动力，民营中小企业投资也得不到必要的金融支持。在缺乏有效引导机制、激励机制和相应体制环境的情况下，投资的自发增长动力明显不足。因此，现在如果停止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社会投资总量可能会变得起伏不定，甚至迅速下滑。在这些涉及体制、结构等深层次的问题得到有效解决之前，难以形成经济发展的自主动力，积极的财政政策也就不能中止。

第三，我国财政状况仍然可以承受。虽然1998年至今，我国累计发行了6600亿元长期建设国债，财政赤字有所增加，但据统计，都在安全线以内。从我国今年1—7月份的情况看，国家财政收入1．03万亿元，增长10．6％，预计全年财政收入将增长10％以上。尽管这一数字与前两年相比有明显回落，但仍高于GDP增长率，只要适当控制财政支出，估计今年财政赤字可能略超过但不会远远超过3％的警戒线。更何况，可以用来衡量一国资金供给能力的国民储蓄率在我国长期保持40％左右的高水平，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这意味着我国可动员的信贷资金相当充裕，承受赤字和债务的潜力较大，略高于3％的财政赤字率完全可以承受。在具备一定承受力的前提下，为了避免经济出现停滞，政府主动承担适当的结构性赤字，反而有利于避免将来发生更为庞大的周期性赤字，从而维持相对稳定的经济增长。因此，目前国债发行还有一定的政策空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中长期化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上述分析可知，目前我国物价低位运行，内需自主扩张动力不足，经济回升的基础并不稳固，通货紧缩仍是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我国经济工作面临的问题。这些问题在得不到有效解决的情况下就退出积极的财政政策，势必影响今后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甚至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特别是目前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关键时期，保持合理的经济增长速度，是促进各项事业健康发展和改革开放顺利推进的基本前提。我国GDP增长率已从几年前的10％左右下降到目前的7％左右，一旦落入“低增长循环陷阱”，再恢复快速增长必然要花费更大的成本，我们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也将受到损失。因此，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一定的政府支出规模成为当前最现实的选择。况且，目前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继续推进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步伐、扩大就业和再就业、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以及保证国家安全等，还都需要进一步增加财政支持的力度；另外，银行的不良资产，企业的亏损挂账，社保欠账，在现阶段也只能靠财政解决。

目前，我们选择积极的财政政策，不仅是出于启动国内需求的需要，也是为了保证合理经济发展速度、维持宏观经济稳定、促进经济体制改革、维护社会稳定发展等多方面需要，而最终得出的结论。从这个角度上讲，在我国所处的特殊经济发展阶段，只有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才能保证政策的连续性及其成效。因此，目前还不是探讨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否应该淡出这一问题的时候，当务之急，要认真研究如何通过调整其形式和内容，进一步丰富、完善积极财政政策的内涵，使其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发展阶段中，继续发挥积极的作用。为此，要从原来将积极财政政策作为应急的、短期的政策选择，逐步转向以启动经济内生增长动力为主要目标的中长期政策，把着力点放在解决有关经济和社会长远发展的重大问题上，在降低积极财政政策中长期化会引发的负面效应的同时，力求保持我国经济和财政的可持续发展。

1．继续发行一定数目的国债，把握国债投向；强化国债管理，提高国债的使用效率。在国债发行数量上，一方面，为巩固前期政策效果，促进长期稳定发展，必须继续实施以发行国债、扩大内需为主要内容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另一方面，又要适度控制国债发行规模和增长速度，2002年维持1500亿元，2003年可以继续发行建设国债，但规模不宜扩大。

在国债投向方面，增发的国债首先必须用来保证在建项目如期竣工投产，严格杜绝“半拉子”工程。其次，要用好中央支持西部大开发的专项国债，建设好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南水北调、青藏铁路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第三，为了配合国企改革并更直接地拉动内需，可以适当增加国债对企业技术改造投资的贴息规模、扩大贴息范围，加强对科技发展的支持。特别是要增加对国有企业技术改造和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具有市场潜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新产品研究开发投人，优化产业结构，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

在国债管理方面，不但要加强对国债资金的监管，保证专款专用，坚决防止重复建设，而且要通过不断完善工程招标监理制度和完工审计程序，切实提高国债资金的效益；对用于技改的项目也必须合理选择、科学论证、谨慎决策。除此之外，国债的使用方式也可根据需要适当做出调整。比如，可以适当加大国债投资资金中转贷给地方使用的比例，使地方独立地对自己的负债行为承担责任。这样不但能够减轻中央的财政负担，而且有利于提高国债资金使用效益，逐步发挥其对社会投资的基础性、带动性和引导性作用。

2．不断完善积极财政政策的运作方式，切实扩大政策实施效果。根据经济学理论和国际治理通缩的经验，积极财政政策的运作方式有两种：扩大支出和减税。要进一步提高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效果，也应该从以下两个方面下工夫。

一要调整政府支出范围，优化支出结构。为了提高积极财政政策的效率，增强财政的调控能力，政府财政支出既不能缺位，也不能越位。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发展，为使积极的财政政策与市场化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结合起来，必须尽快改变竞争性领域政府行政性配置资源的体制，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政府主要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搞好经济的宏观调控，以便从体制上和制度上解决长期以来困扰我们的重复建设和损失浪费的问题。政府的宏观资源主要用于增加基础设施、社会保障、科学教育、环境保护、国防等方面的支出，为经济持续增长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同时通过支持财政贴息、税费改革以及其他必要的优惠性措施，切实改善企业经营环境，减轻社会负担，为优化经济结构、增强企业活力并调动民间投资的积极性创造条件。在此基础上，还要进一步规范部门预算制度、财政国库集中支付管理制度和政府采购制度，切实提高财政支出的效益。

二要灵活运用税收杠杆，有效启动投资和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在当前国内需求不振的形势下，运用税收杠杆调节经济发展成为积极财政政策进行战略性调整的必然走向。由于目前我国税负水平并不高，税收占GDP比重这一指标与国际相比是偏低的，而增支的压力却很大，因此，我们不具备全面的减税条件。但是，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有针对性地调整税收结构和不断完善税收制度，努力培育和扩大税源，在不至于大幅增加财政赤字的同时，切实扩大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效果。为此，首先要对目前不合理的税制结构进行调整，或者根据需要，进行局部减税。其中，包括将生产型增值税改为消费型增值税，以增强企业的活力，并调动投资、生产的积极性；统一内外企业所得税，形成公平的税负，激发国内企业的投资热情；完善个人所得税，建立综合汇总征收制度，同时改革税扣标准，加大对高收入阶层的征收力度，促进收入分配趋向公平；按照不同领域税负水平有增有减的原则，对环境污染等存在外部负效应的行为需要加征重税；尽快解决目前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中对股息红利所得的重复课征问题。其次，要加强税收征管工作，一方面，要严厉打击各种走私活动，严格杜绝偷税、漏税、骗税现象的发生；另一方面，要通过各种渠道提高纳税?

3．调整收入分配制度，增加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不断缩小收入差距。当前，制约经济增长的主要问题仍然是有效需求不足。据国家经贸委今年上半年对600种商品供求情况的调查，供过于求的商品占86．3％，供求基本平衡的占13．7％，没有供不应求的商品。要缓解需求不足，必须在提高居民收入上下工夫。目前，社会低收入阶层在不断扩大，城市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在增加，农民收入增长也十分缓慢。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想有效启动居民消费，有必要进一步集中财政资金，用于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缩小城乡和东西部地区收入差距，以及在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上，从治本的角度改善居民的预期消费需求，达到拉动消费的目的。为此，第一，继续适当增加机关事业单位职工的工资，为下一步启动消费创造必要的条件。第二，政府应通过落实有关就业优惠政策、结合结构调整广开就业门路、强化职业培训和再就业培训等措施，力争解决好当前就业和再就业问题，从根本上增加居民收入、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第三，继续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制定各种优惠政策，促进中西部地区就业和居民收入的增长。第四，增加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教育的投入，支持农业结构调整，加快农村税费改革步伐，促进农民增收减负。

淡出范文篇2

淡出范文篇3

首先，物价总水平仍在低位徘徊，通货紧缩趋势尚未消除。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从去年11月份以来，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开始出现负增长。今年1-6月各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分别下降了1.0%、0.0%、0.8%、1.3%、1.1%和0.8%,上半年累计同比下降0.8%,其中，食品价格下降了0.9%,衣着、家庭用品、医疗保健及个人用品、交通和通信价格下降1.1-2.4%之间。7月份，物价下降的趋势仍在继续，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去年同月下降了0.9%,其中，食品价格下降0.9%,衣着类价格下降2.4%.生产资料产品出厂价格从去年6月以来就持续走低，至今没有回升的迹象。据统计，今年1-6月各月，生产资料价格与去年同月相比分别下降6.3%、5.4%、4.7%、4.4%、3.8%和2.6%.这些指标都表明：生产和消费两不旺，通货紧缩压力仍然存在。这种情况不利于消费需求的增长，不利于企业效益和农民收入的提高，也不利于生产经营者的正常投资和经营。我们认为，只要通货紧缩趋势存在，就应该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发行长期建设国债，带动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其次，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依然存在。-方面，消费需求增长的后劲不足。特别是今年以来，消费增长势头明显疲软，上半年，我国GDP实现7.8%的增长率，投资和出口分别增长21.5%和14.1%,而占最终消费较大比例的消费品零售额，今年1-7月仅增长了8.6%,增幅分别比2000年和2001年同期降低1.4和1.6个百分点。居民储蓄率仍居高位，有关资料显示，到今年7月末，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已突破8.3万亿元，同比增长18.4%.尽管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总体上消费需求有所回升，但主要靠的是政策拉动，在目前居民对社会经济预期并未实现根本好转、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新的消费增长点尚未最终形成的情况下，如果立即取消政策支持，消费需求则很难保持继续增长。应当看到，这几年我们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发行长期建设国债，使投资保持了一定幅度的增长，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其中，国债投资一直是社会投资的主体，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的带动效应仍有待提高。据统计，2001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2.1%,其中，国有经济的投资增长为12.8%,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71.55%,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投资增长分别为8.1%和12.7%,仅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28.45%.今年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增势仍然强劲，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实现1.45万亿元，同比增长21.5%,其中，国有及其他经济类型投资增长24.4%,集体投资增长15.8%,个体投资增长19.4%.国有投资仍是今年投资增速上升的主要力量，而城乡集体、个体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支持作用十分有限。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我国国有企业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相对滞后，资本市场发展不力，致使货币传导机制近期内还不能有效发挥作用，不但国有经济没有进一步扩大投资的能力和动力，民营中小企业投资也得不到必要的金融支持。在缺乏有效引导机制、激励机制和相应体制环境的情况下，投资的自发增长动力明显不足。因此，现在如果停止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社会投资总量可能会变得起伏不定，甚至迅速下滑。在这些涉及体制、结构等深层次的问题得到有效解决之前，难以形成经济发展的自主动力，积极的财政政策也就不能中止。

第三，我国财政状况仍然可以承受。虽然1998年至今，我国累计发行了6600亿元长期建设国债，财政赤字有所增加，但据统计，都在安全线以内。从我国今年1-7月份的情况看，国家财政收入1.03万亿元，增长10.6%,预计全年财政收入将增长10%以上。尽管这一数字与前两年相比有明显回落，但仍高于GDP增长率，只要适当控制财政支出，估计今年财政赤字可能略超过但不会远远超过3%的警戒线。更何况，可以用来衡量一国资金供给能力的国民储蓄率在我国长期保持40%左右的高水平，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这意味着我国可动员的信贷资金相当充裕，承受赤字和债务的潜力较大，略高于3%的财政赤字率完全可以承受。在具备一定承受力的前提下，为了避免经济出现停滞，政府主动承担适当的结构性赤字，反而有利于避免将来发生更为庞大的周期性赤字，从而维持相对稳定的经济增长。因此，目前国债发行还有一定的政策空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中长期化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上述分析可知，目前我国物价低位运行，内需自主扩张动力不足，经济回升的基础并不稳固，通货紧缩仍是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我国经济工作面临的问题。这些问题在得不到有效解决的情况下就退出积极的财政政策，势必影响今后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甚至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特别是目前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关键时期，保持合理的经济增长速度，是促进各项事业健康发展和改革开放顺利推进的基本前提。我国GDP增长率已从几年前的10%左右下降到目前的7%左右，一旦落入“低增长循环陷阱”,再恢复快速增长必然要花费更大的成本，我们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也将受到损失。因此，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一定的政府支出规模成为当前最现实的选择。况且，目前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继续推进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步伐、扩大就业和再就业、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以及保证国家安全等，还都需要进一步增加财政支持的力度；另外，银行的不良资产，企业的亏损挂账，社保欠账，在现阶段也只能靠财政解决。

淡出范文篇4

关键词：省联社；淡出行政管理；市场化方式；金融控股公司；金融服务公司

受多种因素影响，2003年农村信用社管理体制改革中，我国省级政府普遍建立了省联社，通过其对农村信用社实施行政管理，这种体制不利于实现农村信用社改革目标。因此，2012年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强调“省联社要淡出行政管理，强化服务职能”；《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落实发展新理念加快农业现代化实现全面小康目标》（中发〔2016〕1号）文提出“开展农村信用社省联社改革试点，逐步淡出行政管理，强化服务职能”；《国务院批转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2016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意见的通知》（国发〔2016〕21号）明确将“推进农村信用社省联社改革”作为农村金融领域今年改革的重点工作之一。这些均说明省联社淡出行政管理改革试点已成为今年最为紧迫的重点改革任务之一。本文通过分析省联社实施行政管理的缘由及其不利影响，并结合我国农村金融改革进程，认为目前省联社淡出行政管理改革试点的条件基本成熟，在比较分析省联社改制为金融控股公司和金融服务公司模式各自优劣势的基础上，提出应按照市场化方式，采取省级政府自愿申报和国家有关部门综合研判相结合，加快推进省联社淡出行政管理改革试点，促进实现农村信用社改革目标。

一、省联社实施行政管理的缘起及不利影响

（一）省联社对农村信用社实施行政管理

（1）省级政府权责不对称是实施行政管理的逻辑起点。2003年开始的农村信用社管理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将农村信用社的管理交由省级政府负责，并由其全面承担农村信用社金融风险处置责任，中国银监会履行农村信用社金融监管职能。这种权力配置导致了省级政府履行农村信用社管理职能和承担其金融风险处置责任的权责不对称，因为省级政府在全面承担农村信用社金融风险处置责任的同时，缺乏动态了解农村信用社金融风险信息的手段，而这正是中国银监会的职责所在，导致省级政府有责无权，形成权责不对称[1]（蓝虹、穆争社，2016）。

（2）省级政府对省联社实施行政管理。上述权责不对称导致省级政府通过建立省联社作为履行对农村信用社管理职能的平台，并对其实施行政管理。一是省级政府通过行政管理省联社，变相授权或默许省联社对农村信用社实施行政管理，以促进农村信用社合规经营，并动态了解其金融风险，从而获得与省级政府承担的农村信用社金融风险处置责任相对称的权力。二是调动当地金融资源促进实现GDP竞争的优胜一直是省级政府梦寐以求的，但长期苦于对农村信用社没有行政管理权，只能采取曲线救国等方式。省级政府通过发挥省联社履行对农村信用社管理职能的平台作用，推动省联社按照自己的意愿配置农村信用社金融资源，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是其对省联社实施行政管理的重要动因。实践中表现为，省联社组织协调农村信用社以银团贷款方式，将资金用于支持地方非农产业发展。实施行政管理的具体表现：省级政府通过提名和要求等额选聘方式，使省联社社员大会、理事会成为选聘其主要高级管理人员的法律工具，以实现行政任命省联社的主要高级管理人员。

（3）省联社对农村信用社实施行政管理。一是省级政府为了督促省联社认真履行对农村信用社的管理职责，降低自己承担的农村信用社金融风险处置责任，会对省联社提出关于农村信用社资产规模、资产质量、盈利水平等考核要求。面对考核压力，省联社自然要加强对农村信用社的行政管理，以督促其更好完成省级政府考核任务，维护自身利益。二是当地银监部门与省联社是监管与被监管关系，往往导致省联社难以及时快速、顺畅地从当地银监部门获得农村信用社金融风险信息。更需注意的是，当地银监部门拥有对农村信用社的金融监管权，却不需要承担其金融风险处置责任，处于有权无责的权责不对称状态，缺乏监管动力，影响金融监管信息质量，即使省联社与当地银监部门沟通顺畅，获得的农村信用社金融风险信息也可能因为质量影响而难以满足其履职需求。因此，在当地银监部门对农村信用社实施金融监管的同时，省联社也会对农村信用社实施行政管理，以获得农村信用社真实、准确的金融风险信息，虽然名不正、言不顺，但省联社依然会努力为之，而且动力更强、程度更深、范围更广。实施行政管理的具体表现：一是省联社拥有农村信用社主要高级管理人员提名权，并要求其社员代表大会、理事会、监事会按照等额方式完成法律意义上的选聘，实际上行政任命农村信用社主要高级管理人员。二是以名义上实行备案制而实质上为审批制的方式直接干预农村信用社具体经营活动或征调其金融资源。

（4）实施行政管理具有一定的微观基础。改革初期，农村信用社普遍经营管理水平低下，自我管理能力严重不足，潜在金融风险较高。如果省级政府不通过省联社对农村信用社实施行政管理，将不利于农村信用社稳健经营，可能引发区域性金融风险，承担巨大的农村信用社金融风险处置责任。

（二）省联社实施行政管理的不利影响

（1）构建了缺乏产权基础的权责对称机制。一是省联社是农村信用社入股组建、为其提供公共金融服务的地方性金融机构，省级政府并不是省联社的股东，应对省联社实施依法管理，但事实上省级政府却像绝对控股股东一样决定省联社主要高级管理人员，将省联社作为实现其利益目标的工具，构建权责对称机制，这是缺乏产权基础的，违背了法人治理基本规则。二是农村信用社是省联社的股东，应作为“主人”凭借股权选聘、决定作为“仆人”的省联社主要高级管理人员，但实践却相反，形成了“仆人管主人”的倒型法人治理格局[2]（穆争社，2011）。

（2）农村信用社实质上沦落为省联社分支机构。农村信用社是由辖内农民、工商户和其他经济组织入股组建的社区性银行业金融机构，应是真正意义上的独立法人。但事实上，省联社行政任命着农村信用社主要高级管理人员，并干预其具体经营活动，从而使农村信用社实际上沦落为省联社的分支机构。

（3）不利于实现农村信用社改革目标。农村金融需求的主体是农民、工商户、涉农小微企业等，资金需求额度小、时间紧迫性高、抵押品严重缺失。农村金融需求的特点决定了农村信用社要下沉经营服务重心，贴近农民、扎根农村开展涉农金融服务，而且经营自主性要强、决策链条要短、决策速度要快。农村信用社事实上成为省联社分支机构，一方面容易导致经营服务重心上移，主要表现为省联社组织协调农村信用社发放银团贷款等，导致农村信用社经营服务重心上移至大型企业等，满足地方经济发展的资金需求，更好实现省级政府的利益诉求；另一方面农村信用社丧失了贴近农民、扎根农村的优势，导致缺乏创新农村金融产品的积极性和能力，难以更好满足农村金融服务需求，不利于实现农村信用社改革目标。

二、省联社淡出行政管理改革试点的条件基本成熟

通过分析省联社体制所涉及的省级政府、省联社、农村信用社等主体目前的状况，笔者认为，省联社淡出行政管理改革试点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

（一）省级政府已具备退出行政管理的条件

2015年5月1日，我国存款保险制度正式实施，全国农村信用社已被纳入存款保险范围，今后其金融风险处置责任将由存款保险机构全面承担，省级政府承担的农村信用社金融风险处置责任将不复存在，对省联社实施行政管理的原动力消失了。

（二）省联社具有提供公共金融服务的核心竞争力

省联社自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为辖内农村信用社提供公共金融服务，在促进其改革发展的同时，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比较优势和核心竞争力，加快省联社淡出行政管理改革将更有利于省联社发挥比较优势，实现发展壮大。同时，由于文前分析的原因，社会上长期诟病省联社对农村信用社实施行政管理，无形中也给其施加了巨大压力；省联社一身多能，导致行为目标冲突。这些都给省联社深化改革提供了强大动力。

（三）农村信用社可持续发展和自我管理能力显著增强

经过十多年的改革发展，农村信用社的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基本化解、资产质量明显改善、可持续发展能力显著增强。农村信用社改制为农村商业银行步伐加快，个别省份农村信用社已全部改制为农村商业银行，个别农村商业银行已准备公开上市，说明目前农村信用社法人治理明显改善，自我管理能力显著增强。因此，与2003年改革初期相比，鼓励、支持农村信用社增强县域法人地位，不仅不会形成新的金融风险隐患，而且有助于其贴近农民、扎根农村，自主、灵活、有效地开展农村金融服务，更好实现农村信用社改革目标。（四）地方金融管理体制改革催生为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提供公共金融服务的旺盛需求目前，我国中央和地方分层的金融管理体制正在逐步建立，省级政府主要负责管理辖内地方中小金融机构，如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性担保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这些机构规模小、实力弱、规范性差，急需完善支付结算、系统建设、网络规划等发展所需的公共金融服务。省联社在为农村信用社提供公共金融服务的同时，可充分发挥比较优势，为地方其他中小金融机构提供优质高效的公共金融服务，以实现互利共赢。

三、省联社两种改革模式的优劣势比较分析

目前，省联社淡出行政管理有两种典型改革模式，分别是金融控股公司模式和金融服务公司模式。

（一）金融控股公司模式的优劣势分析

（1）金融控股公司模式运行机制。金融控股公司模式是指省联社通过注资控股农村信用社，凭借控股股东身份，全面参与农村信用社社员代表大会、理事会、监事会，实现对其主要高级管理人员的选聘和经营活动的管控。因此，按照文前分析的逻辑，省联社注资控股农村信用社的资金应由省级政府予以筹集，形成省级政府直接或变相注资入股省联社、省联社再以省级政府的注资入股资金控股农村信用社，解决省级政府对省联社、省联社对农村信用社实施行政管理产权基础缺失问题。

（2）金融控股公司模式的优势。金融控股公司模式的最大优势是建立了省级政府与省联社、省联社与农村信用社之间自上而下的股权纽带，将名不正、言不顺的期间行政管理关系转变为以股权为纽带的法人内部治理关系，将会使省级政府与省联社、省联社与农村信用社之间借助控股股权实施更为严格的管控，由此带来以下好处：一是省联社可借助控股股东权力实施对农村信用社的管控，调动优质农村信用社的资源帮扶资产质量较差的农村信用社化解金融风险，以维护农村金融稳定，特别是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大，部分农村信用社不良贷款比例上升、农村金融稳定形势有所恶化的情况下更是如此。这类问题在农村信用社不良贷款反弹程度较大、经营亏损较为严重的地区更是如此[3]（唐忠民，2013）。二是目前，县级地方政府具有强烈动机调用辖内农村信用社金融资源，以获得GDP竞争优势。农村信用社可借助其是金融控股公司的子公司，具体信贷投放活动需要报请总公司批准为由，抗拒县级地方政府随意调动其金融资源、干预其具体经营活动，以维护其经营自主权独立性，防止酿成新的金融风险。

（3）金融控股公司模式的劣势。在金融控股公司模式下，农村信用社虽然名义上仍然保持着独立县域法人地位，但实质上其县域法人地位独立性丧失将会更为严重。因为与实施行政管理相比，控股股权关系已经成为省级政府对省联社、省联社对农村信用社实施严格管控的遮羞布，管控程度必将加剧，农村信用社成为省联社分支机构的色彩将会更加鲜明，必然会出现农村信用社经营服务重心上移，难以贴近农民、扎根农村，创新农村金融产品积极性和能力不足等问题，不利于实现农村信用社改革目标。

（二)金融服务公司模式的优劣势分析

（1）金融服务公司模式运行机制。省联社改制为金融服务公司，主要任务是向辖内包括农村信用社在内的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提供公共金融服务。金融服务公司可采取集团化方式运营，包括设立科技支撑、产品研发、咨询营销、人员培训等分公司。金融服务公司应采取自下而上入股的方式设立。考虑到目前省联社已经是辖内农村信用社注资入股组建的地方性金融机构，可进一步吸收地方其他中小金融机构增资入股，将省联社改制为金融服务公司。

（2）金融服务公司模式的优势。一是实现了农村信用社、省联社、省级政府、中央政府多方互利共赢。经过多年的发展，省联社已经具备为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提供优质高效公共金融服务的能力和经验，形成了此方面的比较优势和核心竞争力。省联社改制为金融服务公司将会使省联社借助比较优势实现发展壮大。金融服务公司作为专业公司向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提供公共金融服务，具有规模经济色彩更为明显、实力更加强大的优势，能够使地方中小金融机构享受更多成本低廉、优质高效的公共金融服务，实现更好更快发展，这也为当地供给了更加充沛的金融资源，更好实现了省级政府借助金融资源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目标。同时，也会促进农村信用社更好发展、改善农村金融服务，实现中央政府金融助推“三农”发展的目标。二是更有利于强化省联社服务职能。地方中小金融机构可发挥股东作用，推动省联社改制的金融服务公司将经营方向定位于为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提供优质高效的公共金融服务。地方中小金融机构与金融服务公司是平等的市场主体关系，可按照市场化原则与其开展业务关系，发挥市场的优胜劣汰功能，激励金融服务公司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公共金融服务。三是更有利于实现农村信用社改革目标。金融服务公司与农村信用社是平等的市场主体关系。首先确保了农村信用社县域法人地位长期真正稳定，更有利于农村信用社贴近农民、扎根农村开展农村金融服务。其次更有利于发挥市场的优胜劣汰作用，激励金融服务公司贴近“三农”需要，创新丰富多样的农村金融产品，促进更好实现农村信用社改革目标。

（3）金融服务公司模式的劣势。一是金融服务公司与农村信用社之间是平等的市场主体关系。省联社对农村信用社失去了强制约束力，农村信用社的自主经营、自我发展权力明显增大，由此可能会导致农村信用社出现无序发展，造成新的金融风险隐患。二是目前，县级政府调用农村信用社金融资源促进实现GDP竞争优胜的动机十分强烈。省联社改制为金融服务公司后，农村信用社县域法人地位独立性明显增强，可能使其丧失了借助省联社权威阻断县级政府干预其金融资源配置、经营活动自主权的屏障。三是省联社改制为金融服务公司后，一旦个别农村信用社出现金融风险，省联社已难以发挥对高风险农村信用社救助的组织领导作用，在目前农村信用社抵抗金融风险能力仍然较弱的情况下，可能会不利于防范农村金融风险。

四、按照市场化方式推进省联社淡出行政管理改革试点

按照文前分析，省联社淡出行政管理改革试点的金融控股公司模式和金融服务公司模式各有优劣。总体看，金融控股公司模式有利于维护农村金融稳定，不利于促进实现农村信用社改革目标，更适合农村信用社改革发展基础较差的地区；而金融服务公司的优劣势却正好与之相反，更适合农村信用社自我管理能力较强的地区。但维护农村金融稳定和促进实现农村信用社改革目标都是当前省联社淡出行政管理改革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因此，可按照市场化方式，坚持自愿申报、有效防范农村金融风险、有利于实现农村信用社改革目标的原则，积极推动省联社淡出行政管理改革试点。强调按照市场化方式推进省联社淡出行政管理改革，一是全国各地区农村信用社发展差异大，改革条件、基础、环境不同，改革不宜“一刀切”。二是当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大，农村信用社资产质量有所反弹，抵抗金融风险的能力有所弱化，需要更加注重防范农村金融风险。三是省联社淡出行政管理改革是农村信用社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应服从和服务于实现农村信用社改革目标。具体操作层面，可在各省级政府自愿申报改革模式的基础上，由国家有关部门综合研判各地农村信用社改革发展、农村金融风险状况，从有利于推动实现农村信用社改革目标出发，确定合适的改革模式，充分实现基层创新与顶层设计有机结合，确保省联社淡出行政管理改革试点积极稳妥有序推进，促进实现农村信用社改革目标。

作者:蓝虹穆争社单位: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人民银行

参考文献：

[1]蓝虹，穆争社.论省联社淡出行政管理的改革方向[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2，（7）：46-51.

淡出范文篇5

淡出范文篇6

现有投资体制运作下，国债投资正出现某些“投资效率递减”的现象，再持续大规模地通过增发国债来进行政府公共投资，无疑必将会对民间投资活动产生一定的“挤出效应”。

1.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潜在风险正在不断积聚

以国债发行和扩大政府投资为主的积极财政政策，在对国民经济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在产生着潜在的财政风险。

虽然目前国债负担率、国债依存度、国债偿还率等都在公认的警戒线内，但如果在名义赤字、名义国债规模的基础上，再加上诸如粮食系统亏损挂帐、国有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各地方政府举借的债务以及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资金上的缺额和其他潜在的债务，债务风险其实已不可小视。

“祸故多藏于隐微，而发于人之所忽”。由于政府赤字和债务是很容易具有“刚性”和“惯性”的，财政投资对整个需求的拉动只是起一种短期调节作用，只能刹住经济下滑的势头，起到一个启动经济的作用，很难支持长期的稳定增长。而长期使用赤字和债务政策的结果，却往往对经济的持续增长埋下通货膨胀、金融和经济危机的隐患。在经济出现重大转机之后，积极财政政策是否还应继续乃至持续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支撑力，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自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的大半个世纪，世界经济变化的经验和教训已反复表明，财政赤字、国债政策只宜在经济波动中发挥短期的缓解矛盾的作用，不能作为刺激经济中长期增长的推动力。正确处理好深化改革、体制创新与积极财政政策的关系至关重要。从中长期看，我们应将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体制创新作为中国经济快速、稳定增长的基本动力，尽可能地控制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防止财政赤字和债务对改革的“挤出效应”。如果我们不能抓住国际、国内经济形势较好的时机，抓紧解决深层次的矛盾，而是通过发行政府债券来缓解矛盾，则可能坐失良机，积累体制矛盾。

2.我国财政有掉进流动性陷阱的可能

进入2002年以来，我国经济运行已出现一些新的特点，突出表现在：一是经济增长与财政收支形势形成明显反差；二是宏观经济增长与微观经济效益提高明显不同步；三是经济增长与社会矛盾的缓解明显有差距。由于积极财政政策这一调控方式难以从根本上改变供大于求的市场总体格局，微观经济主体的消费动机、投资动机和出口动机很难在这样一种经济大环境下被激发，再加上阻碍消费与民间投资的体制性因素尚未得到彻底解决，一味依靠政府支出的增长非但不能引起消费、投资、出口的相应增加，反而会产生一定的“排挤效应”，影响将来的经济发展。巨额财政支出所带来的巨额赤字极易引发债务风险，甚至导致财政危机，并使财税政策有掉进“财政的流动性陷阱”的可能。

这种“财政的流动性陷阱”的存在是由于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匮乏，消费者缺乏消费热情与能力，影响投资的诸多因素尚未消除。面对这一状况，走出陷阱的根本出路只能是进一步深化改革，调整一味依赖国债的积极财政政策的趋向，综合运用各种扩张性宏观管理政策，唯有这样才能最终使我国的经济摆脱“财政的流动性陷阱”的困境。

二、积极财政政策淡出的主要途径与方式

鉴于当前影响改革、发展和稳定的主要矛盾已不是经济增长波动，而是风险过度集中于政府财政负担较重、社会矛盾不断累计、特别是就业压力日趋增大等，探寻在不影响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下，实现积极财政政策的成功淡出，已成大势所趋。

首先，可通过调整财政支出政策，对积极的财政政策进行战略性调整要降低积极财政政策对国债发行的依赖度，防范与化解财政潜在的风险，增加社会产品的有效供给。当前切实有效的措施是应允许非国有经济广泛运用财政贴息、政府控股或参股、财政担保等手段，增强对基础设施、基础产业、高新技术等方面的投入。应有选择地运用加速折旧、投资抵免、税收支出优惠等手段，引导、刺激企业的科研开发和技术改造热情。通过加强政策性融资的力度，引导社会资金流向基础设施建设，变直接投入为间接拉动与协调引导，充分发挥经济杠杆作用来影响其他投资主体的行为，以最大限度地扩大财政支出的乘数。

1999年下半年，党中央、国务院果断作出增发国债、支持企业技术改造的决策以来的事实证明，国债技改项目的启动，不仅极大鼓舞和调动了企业技术改造的积极性，还有效引导了银行贷款投向，带动了其他社会资金的投入。据测算，已下达的1218个项目，总投资2810亿元，其中银行贷款1721亿元，国债贴息资金265.4亿元，1元国债带动了10元社会投资、6元银行贷款。有力地推动了工业结构调整，促进了产业优化升级[2]。

其次，继续对税收政策进行适度的结构性调整。

(1)适度进行税收政策的结构性调整。

中国经济要走出困境，具体到政策层面上，就是要千方百计启动民间的有效投资和消费，促进经济的良性发展，尤其是那些最具活力和增长潜力的民营经济的发展。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政府减税是一条积极可行的、便利有效的政策选择。不论对流转税、所得税和其他各税。尽管不同税收之间有着不同的功能特点，但是在具有扩张效应这一点上是共同的。所得税的减税，可通过增加人们的可支配收入，影响社会的需求；而流转税的减税，则可刺激社会的供给。

目前，民间投资启动缓慢的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民间投资进入领域的“门槛”较高。这需要取消对非国有单位的投资限制，进一步放宽民间投资进入领域，包括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领域、高科技和高新技术领域以及金融等新兴服务行业。应该说今年刚通过的《中小企业促进法》，已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二是税赋较重。民营企业除了一般33%的企业所得税外，还要缴纳相当部分的个人所得税；国家对企业技术开发费、技术改造投资购买国产设备抵扣所得税的政策优惠，往往将私营企业排除在外；所得税减免对外资企业是从“获利年度起”，对民营企业则是从开办日期起。在许多地方，大部分民营企业要上缴50种税费，不少地方收费多达70余种，其中相当部分是不合理收费[3]。

考虑到我国现行税制和财政的承受能力，虽然全面减税的条件尚不具备，但结构性的减免税收还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如适当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和所得税的税前扣除标准，以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对某些消费（如：化妆品、汽车等消费税率较高的消费品）放开限制，给予减税；在现有减税基础上，进一步降低有关购房的税费负担，以盘活商品房市场；对吸纳下岗职工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应给予适当的税收照顾，以利于扩大就业；增加低收入者的可支配收入；适当提高出口产品的出口退税率，以扩大外贸出口；变生产型增值税为消费型增值税，以减轻企业的税收负担；尽快按WTO原则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并适当降低企业所得税率（努力把企业所得税税率降至25%左右），对高新技术企业适当减免税收，以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适时开征财产税、遗产税、社会保险税等新税种，以缓解个人收入差距过大的矛盾等等。当然，强调减免税必须要科学界定减税的对象和范围，而且减免税收的权利应集中在中央和省级政府，以免损害国家利益，造成不公平的竞争环境，延缓经济的复苏和增长。

(2)加快农村费税改革，有效激活农村消费市场。

工业消费品的潜在大买主应当是农民，9亿农民的未来就是中国经济的未来，这是毫无疑问的。但近几年来，农村消费却一直呈现持续低迷的态势，其与城镇消费的差距在不断扩大。1998年农村消费增长率比城市低0.7个百分点，2000年和2001年则分别扩大到2.3和3.8个百分点，今年1-5月份，农村消费增长率比城市低2.9个百分点[4]。我国消费需求不足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为农村消费需求的明显不足，这一方面是由于受农业比较利益下降及农民向城市、非农业转移困难而导致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农民的各种负担偏重所致。目前，除了各种农业税赋外，各种收费和摊派名目繁多，随意性较大。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和维持、基础设施建设、文化教育开支、计划生育等费用也大多需要农民来负担。故整顿农村公共收入秩序，规范公共收入筹集方式，把农村公共收入制度各环节全面纳入法制轨道，应当成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十分紧迫而重要的任务。

再次，逐步实现由单一型积极财政政策向整体扩张型的宏观经济政策组合转变。

我国目前正在进行的是一场战略性结构调整和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当前出现的通货紧缩绝不是一个暂时的现象，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和防范财政金融风险也不是短期内就能解决的问题，而极可能将成为我国经济生活中的一个长期矛盾。如果只是一味采取单一型积极财政政策而不注重货币政策和其他政策的配合，很可能事倍功半。因此，加强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进一步发挥货币政策作用，实施适度宽松的金融政策，尤为重要。从长期看，必须采取有远见的宏观经济政策来消除通货紧缩的根源。当前，首先应着重解决基础货币投放和扩大货币供给问题。

因为从表面上看，1998-2001年四年间，我国的广义货币供应量比1997年底增长了74%，货币供应增长比经济增长率与消费物价增长率之和平均每年约高出7.3个百分点，似乎通货较为宽松。其实，如果分析一下中央银行货币供应量的运用结构就不难发现，在1998-2001年四年间，在货币供应量的运用结构中，平均每年的海外资产就占到14.7%，也就是说，中央银行每年提供的货币中有近15%并没有用于国内的实体经济活动，而是仅仅作为购买海外资产的外汇储备等在进行利息的增值。四年中，用于国外的资产一共增长了93.4%，年均增长17.9%，而用于国内的资产则仅增长了59.6%，年均增长12.4%。再从货币供应运用于财政与企业的结构与增长情况分析，我们又会发现，自1998年以来，在银行体系的净债权中，政府部门净债权以年均61.6%的增长速度在增长（累计增长581.4%），远远快于对企业债权年均10.4%的增长速度（累计仅增长48.6%）。企业信贷量占全社会信贷总量的比例已经从1997年底的84.69%持续下降到2001年底的72.35%，下降了12个百分点[5]。实体经济货币偏紧已是不争的事实。

为此，需要进一步增强货币政策的主动性，力争扩大货币供应量，提高货币的流动性。这一方面可通过适当下调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利率，对超额储备金实行零利率，强化国有商业银行的利润约束机制，以增强商业银行向企业贷款的主动性，进而扩大商业银行对中央银行的再贷款需求。另一方面也可通过扩大公开市场的交易规模，适当增加公开市场的交易品种，以吞吐基础货币。

当然，宽松的货币政策能否达到预期的效果，取决于企业、居民等微观经济主体能否作出积极反应，增加投资与消费；取决于畅通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迫使商业金融机构作出积极反应，以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取决于股票市场发展的稳定。而所有这些，无不依赖于改革的整体推进和配套措施的逐步落实。

特别是应该在改革金融体制和投资体制上做好文章。把如何更加有效地促进民间投资和消费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积极探索促进民间投资和非政府投资的有效增长支持方式。通过彻底放开国有商业银行的政府行政管制，大量容纳各种形式非政府资本的股份；可把实际上已经大量存在的灰色金融甚至是黑灰色的金融纳入新的市场金融体制的规范序列；应在政府规范管理下允许举办适度规模的民营银行，特别是中小规模的民营银行，来加强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除此之外，应努力解决好“三农”问题，保障构成GDP不断增长的工业产品在广大农村市场得以销售的畅通渠道；加快社会保障体制改革、政府管理体制改革，保障商业银行面对的是一大批市场性的客户；进一步完善消费信贷制度，促进新的消费热点的形成等。

【参考文献】

[1]项怀诚.积极的财政政策：宏观调控的成功实践[J].求是，2002,(6).

[2]李荣融，充分发挥国债技改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作用[N].光明日报，2001.

[3]杨晓林.加快启动民间投资[N].经济日报，2002-07-08.

淡出范文篇7

从2005年起，我国将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以取代连续实施7年的“积极的财政政策”，这意味着，以占GDP、全社会投资和财政收支比重较大规模的长期建设国债发行投资政策将要“淡出”。在1998—2004年“积极的财政政策”期间，作为国民经济运行基础行业的交通运输业，是长期建设国债的重点投资领域，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也因此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基于积极的财政政策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的巨大作用，长期建设国债投资“淡出”将给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带来一定程度的影响。

在积极财政政策实施期间（1998—2004年），我国政府共发行长期建设投资的国债共计9100亿元，主要用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真正体现出积极财政政策的“积极”内涵。其中用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长期国债资金达1374亿元，约占期间长期建设国债比重的15%，利用国债资金建设的交通基础设施项目规模达到8563亿元，有效带动了地方、部门、企业配套资金和银行贷款投向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一大批公路、铁路、民航机场等利用国债项目建设投产，极大的缓解了交通运输对经济发展的瓶颈制约，加速了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现代化进程。

虽然如此，我国交通基础设施系统建设仍然表现出以下四方面的特点：一是总体规模显著不足，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任重道远；二是地区交通发展不平衡，西部地区及农村交通基础设施落后；三是铁路发展滞后，2004年再次成为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制约因素，需要实现跨越式发展；四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对政府资金有较高程度的依赖。基于积极的财政政策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的巨大作用和当前交通运输业发展特点，长期建设国债投资“淡出”将给交通运输业发展带来的影响体现在以下方面。

1.直接影响财政预算内政府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总量资金投入

目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M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增长时期，这一时期，我国人均GDP处于1000～3000美元之间。国际比较显示，客货运周转量高速成长期一般都发生在人均GDP在1000～3000美元之间。这意味着在实现上述目标的过程中，客货运输不仅在数量上将持续增长，而且对运输服务的质量不断提出更新更高的要求，将继续导致对交通基础设施投资的大量需求。加之，交通运输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其公路、铁路、机场等设施产品具有的“公共物品”属性，对政府资金投入有着较高程度的依赖。鉴于国家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时，有相当数量的长期建设国债用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而长期国债投资是作为财政预算资金投入的，属于政府资金投入。显然，长期建设国债“淡出”将直接影响财政预算内政府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总量资金投入。

在积极财政政策实施前5年（1998—2002年），我国用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长期国债资金达1082亿元，占期间长期国债发行额比例的16.39%，年平均规模达到218.4亿元。2003年的经济发展效果在为国债投资“淡出”准备了必要条件和时间机会的同时，长期国债发行规模为1400亿，比2002年减少100亿元，用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长期国债资金约为182亿元，约占期间长期国债发行额比例的13%；2004年长期国债发行1100亿，比2003年减少300亿元，用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约为110亿元，约占长期国债发行额比例的10%.如果未来年发行长期国债进一步减少，用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国债比例调至10%左右的水平，将使交通国债规模与1998—2002年期间年均规模相比大幅缩减。

2.影响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配套资金的减少

国债资金的作用不仅仅限于作为财政预算内资金直接投入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其作用还在于能够增加交通建设项目的资本金，使项目的融资能力显著提高，而且对于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增强地方配套能力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期间，交通运输投资增长的增量大部分来自国内贷款增长，而银行出于防范风险的需要，非常重视有财政性资金参与的项目，以期能够得到政府信用担保。预算内资金下降，势必引发银行对交通运输业贷款的下降，进而促使交通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下降。按照经验，每亿元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国债资金引发的银行、地方配套等渠道资金达5.23亿元。按照期间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国债比例综合估测，每缩减一个份额的长期建设国债，会减少1.02个份额交通建设投资。

从趋势上看，交通运输业的发展越来越依赖市场化融资，特别是依赖银行贷款，目前，交通运输业投资中直接或间接来自国内银行贷款的投资比重在50%以上。无疑银行利率变动对交通运输业的融资成本带来影响。现阶段的利率水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低的，未来利率变化存在上调趋势，将使得交通运输业的融资成本增加。从这个方面看，长期建设国债“淡出”将通过金融系统放大对交通运输业发展的影响。

3.增加公路主干线、贫困地区和西部地区农村公路的建设压力

基于国债资金投入对公路建设发展的作用，长期建设国债“淡出”将增加公路建设发展的压力，特别是增加公路主干线、贫困地区和西部地区公路的建设压力。

首先，将减少财政预算内用于公路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并导致配套建设资金的减少。1998～2004年，用于公路基础设施建设的国债资金约为980亿元，促使利用国债资金建设的公路基础设施项目规模达到6200亿元。同时，国债资金的投入，带动了银行贷款和地方资金，为金融机构向公路建设提供贷款创造了条件。正是由于国债资金的投入，使得公路建设资本金紧张状况得到缓解，融资能力显著提高。按照经验，每亿元的公路基础设施建设国债资金引来的银行、地方配套等渠道资金达5.33亿元，也即每缩减1亿元的公路国债资金，将影响银行、地方配套等渠道资金达5.33亿元。

其次，从公路主干线建设来看，在国债资金注入加速公路主干线建设的同时，公路主干线的建设发展是在依靠收费公路发展起来的。目前，已建成的高速公路的90%，一级公路的80%，二级公路的44%都是依靠收费公路得以实施的。在收费公路发展中，日益暴露出相当严重的问题，已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视，特别是未来单纯公路建设项目对直接投资人的“高投资、低产出、负回报”需要更多的政府资金直接注入主干线公路建设。无疑长期建设国债“淡出”将增加公路主干线的建设压力。

第三，国债资金的投入，加快了老、少、边、穷地区公路建设，一些长期制约当地人民群众经济、社会生活发展的交通“瓶颈”得以贯通。许多公路建成后成为这些地区重要的运输生命线，加快了这些地区脱贫致富的步伐。然而，这些地区公路基础设施建设对政府资金更高程度的依赖，无疑将增加这些地区的公路建设压力。2001年，国家安排中央投资150亿元（国债资金100亿元，车购税50亿元）用于西部地区通县油路建设，建设总规模达2.5万多公里，这意味着，每公里公路的中央政府投资在60万元。以四级公路每公里100万元（偏高估计）投资计，对中央政府投资的依赖度为60%（偏低估计）。加之，这些地区经济增长不足，地方缺乏足够财力，无法提供良好便捷的基础设施，投资环境难以改善，制约了经济的增长。反过来，基础设施建设固然需要适当超前，但缺乏足够财力支持，也缺乏足够的市场需求拉动，无法完全通过市场化的机制，吸引足够的建设资金，很多依靠贷款投资的基础设施项目，经营亏损严重，维修费用不足，还本付息十分困难，这是一个多种因素相互制约的落后地区的“怪圈”。打破“怪圈”需要有赖更多的政府所为。因此，长期建设国债“淡出”将增加贫困地区和西部地区公路的建设压力。

4.对铁路发展带来一定程度的影响

正是由于国债资金的投入，掀起了1998年以来的铁路建设高潮。期间，用于铁路基础设施建设的国债资金330亿元左右，促使利用国债资金建设的铁路基础设施项目规模达到2260亿元。铁路全行业每年完成投资总规模平均在550亿元左右，是1997年投资总规模388亿元的1.42倍，由此掀起了铁路建设高潮。

正是由于国债资金的投入，增强了铁路大通道的能力，加强了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朔黄铁路、水株复线、芜湖长江大桥、宝兰复线、武广电化、新长铁路、粤海通道、京九南段复线、兰烟复线、天津港煤炭下海铁路、阳涉二期、邯长铁路、石长线等国债项目的建设，增强了铁路大通道的能力。同时，国债铁路项目向西部倾斜，加强了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西部地区南疆、渝怀、内昆、神延、水柏、水株、宝兰、达万、锡桑、青藏铁路等项目，总投资788.7亿元，其中使用国债156.1亿元，占铁路使用国债资金的60%.尤其是举世瞩目的青藏铁路开工建设，在全国及全世界引起巨大反响。

正是由于国债资金的投入，增强地方配套能力，促进了合资、地方铁路的发展。在部分地区停止收取建设附加费后，国债资金使合资铁路中的地方政府承诺资金有了新的来源渠道，调动了地方政府修建铁路的积极性。从合资铁路来看，1998年以来，有31.12亿元国债资金用于合资铁路建设，弥补了地方配套资金的不足，改善了资金结构，保证了省（市、区）兑现出资协议，创造了有利的运营条件保证，极大地支持了合资铁路建设。从地方铁路建设来看，有22.68亿元国债资金用于地方铁路建设，准东铁路、登封铁路、大莱龙铁路、黎钦铁路、图珲长铁路、罗定铁路、惠澳铁路、阳阳铁路、绥东铁路等项目得以实施。对解决长期以来由于资金短缺而形成的地方铁路“胡子”工程和解决由于1998年取消铁路附加费而形成的地方铁路被动停工局面，起了“及时雨”作用。

在既有的发展体制和机制下，长期建设国债“淡出”将直接影响财政预算内资金对铁路建设资金的总量投入，影响地方政府修建铁路的积极性，从而对铁路发展带来一定程度的影响。研究表明，按照经验，每缩减1亿元的铁路基础设施建设的国债资金，将带来6.84亿元的铁路基本建设资金的缩减。

5.延缓支线机场的建设发展进程

由于国债资金对民航建设的作用，特别是对加快支线机场建设速度的巨大作用，也由于当前支线机场建设运营亏损问题，使得机场建设资金投入更多依赖政府资金。长期建设国债“淡出”将直接影响财政预算内资金对机场建设资金的总量投入。因此，长期建设国债“淡出”将延缓支线机场的建设发展进程。

二、应对国债投资“淡出”的对策建议

由于长期建设国债投资“淡出”将给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带来影响，而未来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仍需交通运输业特别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保持较快的增长势头。需要在交通运输业的未来发展过程中，采取相关政策措施消除长期建设国债“淡出”对交通运输业的这种影响，使交通运输业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体现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适应性。为此，对相关政策措施建议如下。

1.在长期国债政策“相对淡出”的情况下，需要保持国债中用于交通建设的适当比例

国债政策作为国家宏观调控政策措施，要体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和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既要控制国债发行可能带来的国债风险，又要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对其绝对规模、投资方向和用途进行调减和调整优化。虽然从2005年起，我国将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以取代连续实施7年的“积极的财政政策”，但是用于长期建设的国债投资并不会完全停止，其发行规模要进行合理调减，使其近似于经济稳定增长需要的“必要量”，并使这个“必要量”占不断扩大的GDP、社会总投资规模、财政收支的比重逐步缩小。因此，国债投资“淡出”是“相对淡出”。

在长期国债政策“相对淡出”的情况下，应保持国债中用于交通建设的适当比例。交通运输业是国民经济运行的基础产业，其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一般具有投资规模大、投资周期长的特点，又具有典型的“准公共物品属性”，能够承担国家通过国债政策对经济运行进行宏观调控的重任，与此同时，交通运输业仍属经济发展中的“短腿”行业，存在设施规模不足、地区差距等问题需要国债资金去调控。此外，对于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吸引银行、社会资本继续投入等具有重要作用。未来长期建设国债用于交通建设的比例要保持在10%以上。

2.保持财政对交通建设资金的持续投入，增加财政用于交通支出的比例

伴随国民经济的发展，未来的年度里财政收入将稳定增加，为财政对交通建设资金的持续投入创造了条件。同时，国家将继续建立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目标的公共财政体制。在逐步建立健全公共财政体制、政府职能转变的政策趋势下，政府投资逐步从竞争性领域退出，集中履行公共投资职能，原来部分用于盈利性项目的资金将逐步转为公共项目资金，财政在安排和分配建设性预算资金时，必然加大对公共设施建设的投入。这为增加财政用于交通支出的比例提供了可能性。交通基础设施具有典型的“准公共物品属性”以及交通面临的发展局面都需要把交通作为公共投资的重点，并以中央政府为重要投资主体角色通过运用专向资金等形式来筹措交通建设资金，并从法律和机制上保证财政交通建设资金的持续投入。

2002年，财政对交通的支出额为745亿元，占同期财政支出比例的3.38%.在“十一五”期间，应逐年提高财政对交通的支出比例，这一比例在“十一五”后期进一步提升到5%左右，达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下限。在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财政收入持续稳定增长的形势下，估测财政对交通的支出额2005年达到1230亿元，2010年上升到2517亿元。

3.进一步完善转移支付制度，给予落后地区交通发展更多的财政支持

转移支付制度是公共财政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实施是政府为了更公平地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实现各地区间公共服务水平相对均等化。目前，我国财政初步形成了以税收返还为主要内容的转移支付制度，主要通过体制补助、年终结算、以税收返还、专项补助以及“过渡期转移支付办法”中确定的部分等五种形式来完成，以税收返还为最多，占60%左右。真正发挥均等化作用的转移支付不足总数的10%.

在交通发展中，中西部地区的交通状况、农村的交通状况明显处于落后状态。规范化的转移支付制度不仅有效缓解西部公路建设、贫困地区农村公路的建设发展因长期建设国债“淡出”而增加的压力，而且可以比较有效地解决资金来源的稳定问题，并按照设定好的目标和标准，从制度上排除人为因素和随机政策变化因素的影响。“十一五”期间要进一步完善和规范转移支付制度。其重点是：一是逐步提高实现均等化功能的转移支付力度，以缓解中西部地区财政困难；二是简化和归并专项拨款种类；三是改革现行转移支付分配中的“基数法”逐步代之以“因素法”，对转移支付数额进行最大限度地规范化，以减少主观因素影响，保证相对稳定并实现转移支付过程公平；四是合理确定各地均能达到的最低公共服务水平，既保证中西部地区的基本需要，又要做到不超越中央财政承受能力。

4.深化税费制度改革，选择合适时机推出燃油税政策

未来的时期内，将进一步加强财政政策的“收入”和“支出”两个方面的制度建设，特别是“收入”方面要进一步深化税费制度改革，而建立交通、车辆新税制是税费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新的交通运输税收体系，是以燃油税为主、车辆购置税和牌照税等为重要补充。加之，由于收费公路问题，除高等级公路（能提供超过一般公路服务水平的增值服务）和某些经营性公路和还贷公路继续保留收取通行费外，其它公路收费项目应逐步废止。高等级公路的收费也要做出一些调整，调整的方向是逐步缩小收费二级公路的规模，首先在东部地区停止二级路收费政策，现行收费二级路在还清贷款或集资后将不准再收费。

2000年以来，车辆购置税替代车辆购置附加费已正式实施。但燃油税政策未正式出台，经过几年的酝酿，方案已经成熟，应选择合适时机正式推出。养路费等交通规费转变为燃油税成为财政性资金，能消除现行制度中的不合理、不公平方面，能从法律和制度上确保专款专用、足额及时到位。

应当注意的是，如此将会增加资金的拨付环节，失去用养路费等交通规费作为担保向银行贷款的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公路建设贷款融资渠道的通畅，并对交通运营、管理产生影响，如何有效保护、调动交通部门和地方两个积极性，需要有相关的改革措施予以配套。

5.进一步深化投融资体制创新，促进交通运输业的发展

投融资体制创新是完善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也是交通等公共基础设施投资领域引入竞争、实现多元化经营的关键环节。在今后几年特别是“十一五”期间，积极财政政策“淡出”后，既需要货币政策对交通等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发挥更加积极有效的作用，又客观上要求交通等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体制不断创新，可在稳定财政性融资基础上，拓宽市场化融资渠道，以弥补国债政策“淡出”造成的资金缺口，从而促进交通运输业的发展。

首先，在今后特别是“十一五”期间，进一步推动铁路体制改革，放松交通运输领域的准入限制，更有利于促进投资主体的多元化，有利于交通运输业在竞争中加快发展。从当前的政策发展进程看，这一趋势非常明显，鼓励、引导各类资本介入，减少行政性审批，放松管制，逐步取消交通基础设施领域的各种“限进”条款。

淡出范文篇8

1.直接影响财政预算内政府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总量资金投入

2.影响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配套资金的减少

3.增加公路主干线、贫困地区和西部地区农村公路的建设压力

4.对铁路发展带来一定程度的影响

5.延缓支线机场的建设发展进程

二、应对国债投资“淡出”的对策建议

1.在长期国债政策“相对淡出”的情况下，需要保持国债中用于交通建设的适当比例

2.保持财政对交通建设资金的持续投入，增加财政用于交通支出的比例

3.进一步完善转移支付制度，给予落后地区交通发展更多的财政支持

4.深化税费制度改革，选择合适时机推出燃油税政策

5.进一步深化投融资体制创新，促进交通运输业的发展

淡出范文篇9

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是以社会上存在着一定数量的闲置资源为前提。也就是说，这部分闲置资源依靠市场力量不可能得到有效的利用，必须依靠国家的力量，运用国债的形式，才能得以有效的利用。但是经济资源的总量毕竟是有限的，伴随着经济不断扩张，资源的瓶颈约束迟早是会到来的。如果累计的财政赤字和累积的发债规模已经很大，而扩张性财政政策受惯性影响又收缩不下来，财政从金融市场筹集过量资金，就有可能导致经济过热，引发通货膨胀。因此，经济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积极财政政策不可能长期实行下去，换句话说，从长期看，我们仍然必须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况且，从理论上说，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经济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积极财政政策本来的定位是对国民经济运行过程中短期性的总量失衡进行反周期调节，调控的对象主要是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关系。但从1998年以来，我国已经连续5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短时间内仍无法淡出，这个时间跨度显然已经超出“短期”的范围。

连续5年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其实施的目标主要放在刺激投资需求上，也可以这样说，即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所筹集来的国债资金，其政策导向是积极地扩大固定资产投资，来拉动国民经济的适度快速增长。由于我国投资增长主要依赖于政府增发国债和由国债投资而带动的贷款所拉动，社会投资增长则相对缓慢。这种性质的投资，主要是靠政府政策性投资行为的推动，市场机制的内在驱动因素较少。它一方面说明政府主导型的投资增长格局仍未有根本改变，另一方面也反映经济增长对政府政策性投资的依赖过大，社会投资明显不足。由于政府投资在一定程度上会对民间投资产生“挤出效应”，这将部分抵消财政政策所产生的“乘数效应”。与此同时，财政投资主要是面向基建投资，技改投资明显减少，且银行配套资金的贷款部分，也是以中长期贷款为主，因而造成流动资金的明显不足，即长期资金“挤出”短期资金。同时由于国内大多数企业面临“相对过剩”的市场环境，且它们的创新能力较低，在“低物价、高成本”的双重约束下，绝大部分行业的利润很低。这是当前难以启动民间投资的一个重要原因。无论从防范财政风险，还是提高投资效率来说，我们都不能再走政府主导型的投资路子，而是应当在稳定市场的同时，促进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有机结合，大力发展资本市场，使企业可以在市场竞争中实现有生命力项目的融资投资。所以，持续扩大投资需求的根本途径，是以增加政府投资来带动和扩大信贷投资，以增加基础产业投资来带动和扩大其他方面投资，最终形成全社会“投资乘数效应”。

伴随固定资产投资的快速增长已经成为扩大内需的主要因素，使得连续多年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速度明显超过GDP的增长速度，使得投资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近40%的水平。与此相对称，消费占GDP比重呈现逐步下降的趋势。连续多年我国居民的人均收入增长速度明显低于GDP的增长速度，这也是国民收入分配中存在的一个必须引起重视的问题。从投资与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特点看，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的短期拉动作用是很明显的。但从社会再生产角度看，只有消费需求才是经济增长的真正的持久的拉动力量。消费启动是以家庭为支柱的消费性需求，投资启动则是以扩大企业投资为支柱的生产性需求。虽然在全部投资中会有一定份额形成居民收入，但这并不会改变投资启动的基本属性，即投资启动主要是着眼于扩大生产性需求。消费需求既是社会再生产的终点，又是社会再生产的起点，投资需求归根到底是由消费需求派生出来的，在消费需求没有明显回升的情况下，投资需求的大幅度回升，只能是行政力量的推动。如果没有消费需求的支持，不能将行政启动转变为市场启动，这种投资增长与经济回升是不会持久的。

2002年1月至4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分别比2001年同期增幅回落4.4、0.1、1.2和1.5个百分点。从市场发展趋势看，国内消费增幅确实出现令人不安的下滑迹象，必须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2002年4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8.7%，增速同比提高10.1个百分点。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仅增长8.2%，投入和供给资源的增长明显大于国内消费的增长。2002年4月末，城乡居民储蓄额高达近8万亿元，同比增长15%，其增速远远超出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反映出城乡居民投资和消费倾向降低。2002年4月，全国消费品价格水平同比下降1.3%，是自2001年11月份以来连续5个月同比出现下降。2002年4月商品零售价格总水平继续下降，同比下降2.1%，是自2001年6月份开始连续11个月出现同比下降。流通环节的生产资料价格下降4.4%，是自2001年5月份以来连续12个月出现下降。工业品出厂价格下降3.8%，原材料、燃料和动力的购进价格下降4.5%，降价幅度继续扩大。所有这些都反映近两年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通货紧缩的趋势不仅没有得到缓解，而且还进一步加深。

实施积极财政政策5年来，宏观经济运行所面临的突出问题，就是城乡居民消费需求增长的市场驱动力明显不足，使得投资增长缺乏市场机制的内在推动力。怎样才能使投资需求旺盛起来呢？关键在于消费需求的持续增长。如果没有消费需求的支持，不能将行政启动转变为市场启动，这种投资增长和经济回升都是不会持久的。从中长期看，只有把投资建立在消费的有效需求上，共同拉动经济增长，才能有效扩大内需。消费的拉动历来在我国GDP增长中占居主导地位，消费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就可拉动GDP增长0.6个百分点。

二、积极财政政策的调整与淡出

自1998年起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增加财政支出及调整税收政策，更直接、更有效地刺激经济增长，促进社会稳定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适度扩张的财政政策。它是针对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而采取的熨平经济周期的调节措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实施多久，不能以具体时间界限来确定，只能根据国际国内经济发展形势和国民经济的运行状态来确定。由于积极财政政策是一种以需求管理为主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它是以国民经济中存在闲置资源为前提，以扩大政府财政赤字和增加债务为代价，不仅受到社会闲置资源有限性的制约，还受到财政承受能力的制约。因而不可能一直实行下去。

结合我国实际情况，积极财政政策的淡出，必须具备如下几方面的条件：

（一）通货紧缩趋势得到扭转，物价实现一定幅度的正增长，并保持一定的稳定性。2002年以来，我国居民消费价格和工业品出厂价格双双走低。到6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已连续7个月出现同比下降，商品零售价格连续13个月同比下降，生产资料价格连续13个月同比下降，这种现象值得人们高度关注。

（二）国内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增强，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稳定增长，并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对政府财政投资依赖减弱。统计数据显示，1996年以前我国民间投资一直保持较快增速，1991-1996年年平均增速在20%以上，增速明显放慢是从1997年开始的，当年仅8.4%，增速比1996年的16%减缓近一半，此后的几年间也基本上在10%左右的低位徘徊。1998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速度较快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投资增长比较快，而投资增长主要又是靠发行国债，增加基础设施的投资。但是，连续搞了5年，很多人都提出，这种积极财政政策应该淡出，财政部长项怀诚也在2002年4月份的国务院新闻会上表示，中国的积极财政政策要淡出。但淡出后如没有其他投资来顶上，经济增长速度肯定会掉下来。谁来顶上呢？最关键是靠民营经济。虽然我国目前的经济增长速度较快，但经济效益差，所有制结构不合理。仅仅依靠国有经济的效益来支撑经济的长期发展是不可能的。

淡出范文篇10

一、积极财政政策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