傣人塑范文10篇

傣人塑范文篇1

《傣人塑》的作曲是朱江，整个音乐都是按照舞蹈的气息、动律、风格的要求来完成的。主要使用傣族民间乐器来完成。其中包括葫芦丝、巴乌、象脚鼓、锣，还用了一些现代的音乐电钢和打击乐。音乐的曲式和舞蹈的段落是一直的，分为三段、A（慢）、B（快）、C（超快）的形式，第一个段落还分成了（A1、A2、A3）三个段落。

《傣人塑》第一段主要使用葫芦丝、巴乌，主要内容和功能非常的明确清晰节奏主要4/4拍为主，音乐创造出了空灵的意境，影子是用电钢作为背景音乐。上面淡淡的飘着巴乌和葫芦丝的音乐。A1段犹如在原始密林中飘荡着的一丝丝阳光。主要讲述了泥人出现了生命，一个有手有脚的过程。A2段是用电钢作的，体现出生命的蠕动，一种艰难，却没有方向的感觉。音乐稍有些现代，为的是配合舞蹈的进一步发展而铺垫。舞蹈讲述的是泥块在有手有脚以后，想要站立却又不知如何站立，想要蠕动却又十分迟钝。A3段又回到了葫芦丝和巴乌的飘荡中，那泥人跟着音乐在迟钝的舞蹈着，第一大段主要作为铺垫，再为整个舞蹈的高潮进行着进一步的升华。生命的初声！

《傣人塑》第二段主要是一个过渡段，舞蹈的内容也跟着音乐的变化而变化，这一段音乐在原由的葫芦丝和巴乌上加上了锣和鼓，配合着舞蹈过渡。音乐节奏明确，具有一定的跳动性，舞蹈演员也跟着音乐跳动，也慢慢的灵动了起来。从一个迟钝的状态中改变了自己，泥人身上好象有了细胞而且每一个细胞都在跳动。第二段舞蹈过渡段起决定性作用，讲诉生命成长的过程，从钝到灵的过程。

傣人塑范文篇2

《傣人塑》的作曲是朱江，整个音乐都是按照舞蹈的气息、动律、风格的要求来完成的。主要使用傣族民间乐器来完成。其中包括葫芦丝、巴乌、象脚鼓、锣，还用了一些现代的音乐电钢和打击乐。音乐的曲式和舞蹈的段落是一直的，分为三段、A（慢）、B（快）、C（超快）的形式，第一个段落还分成了（A1、A2、A3）三个段落。

《傣人塑》第一段主要使用葫芦丝、巴乌，主要内容和功能非常的明确清晰节奏主要4/4拍为主，音乐创造出了空灵的意境，影子是用电钢作为背景音乐。上面淡淡的飘着巴乌和葫芦丝的音乐。A1段犹如在原始密林中飘荡着的一丝丝阳光。主要讲述了泥人出现了生命，一个有手有脚的过程。A2段是用电钢作的，体现出生命的蠕动，一种艰难，却没有方向的感觉。音乐稍有些现代，为的是配合舞蹈的进一步发展而铺垫。舞蹈讲述的是泥块在有手有脚以后，想要站立却又不知如何站立，想要蠕动却又十分迟钝。A3段又回到了葫芦丝和巴乌的飘荡中，那泥人跟着音乐在迟钝的舞蹈着，第一大段主要作为铺垫，再为整个舞蹈的高潮进行着进一步的升华。生命的初声！

《傣人塑》第二段主要是一个过渡段，舞蹈的内容也跟着音乐的变化而变化，这一段音乐在原由的葫芦丝和巴乌上加上了锣和鼓，配合着舞蹈过渡。音乐节奏明确，具有一定的跳动性，舞蹈演员也跟着音乐跳动，也慢慢的灵动了起来。从一个迟钝的状态中改变了自己，泥人身上好象有了细胞而且每一个细胞都在跳动。第二段舞蹈过渡段起决定性作用，讲诉生命成长的过程，从钝到灵的过程。

《傣人塑》第三段也就是最后一段，在原有的基础上加进了强有力的打击乐，音乐的节奏十分强劲，有很强的演奏性和造型感，舞蹈的内容和音乐的关系开始有了一定的变化。这个变化，由于泥人的每一个细胞都在跳动，好象乐器们都在为舞蹈而演奏，进入了一种乐舞合一的状态。音乐舞蹈都在不断的加速，越来越快、越来越快，到了，到极至了。突然一切都停了，这时，场下的观众掌声如雷，体现着生命的主宰。

傣人塑范文篇3

《傣人塑》的作曲是朱江，整个音乐都是按照舞蹈的气息、动律、风格的要求来完成的。主要使用傣族民间乐器来完成。其中包括葫芦丝、巴乌、象脚鼓、锣，还用了一些现代的音乐电钢和打击乐。音乐的曲式和舞蹈的段落是一直的，分为三段、A（慢）、B（快）、C（超快）的形式，第一个段落还分成了（A1、A2、A3）三个段落。

《傣人塑》第一段主要使用葫芦丝、巴乌，主要内容和功能非常的明确清晰节奏主要4/4拍为主，音乐创造出了空灵的意境，影子是用电钢作为背景音乐。上面淡淡的飘着巴乌和葫芦丝的音乐。A1段犹如在原始密林中飘荡着的一丝丝阳光。主要讲述了泥人出现了生命，一个有手有脚的过程。A2段是用电钢作的，体现出生命的蠕动，一种艰难，却没有方向的感觉。音乐稍有些现代，为的是配合舞蹈的进一步发展而铺垫。舞蹈讲述的是泥块在有手有脚以后，想要站立却又不知如何站立，想要蠕动却又十分迟钝。A3段又回到了葫芦丝和巴乌的飘荡中，那泥人跟着音乐在迟钝的舞蹈着，第一大段主要作为铺垫，再为整个舞蹈的高潮进行着进一步的升华。生命的初声！

《傣人塑》第二段主要是一个过渡段，舞蹈的内容也跟着音乐的变化而变化，这一段音乐在原由的葫芦丝和巴乌上加上了锣和鼓，配合着舞蹈过渡。音乐节奏明确，具有一定的跳动性，舞蹈演员也跟着音乐跳动，也慢慢的灵动了起来。从一个迟钝的状态中改变了自己，泥人身上好象有了细胞而且每一个细胞都在跳动。第二段舞蹈过渡段起决定性作用，讲诉生命成长的过程，从钝到灵的过程。

傣人塑范文篇4

首先我谨代表中共德宏州委、州人民政府向前来参加在孔雀之乡举办的“孔雀之乡民族文化研究会”的各位专家学者及有关人士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地处祖国西南边陲，有傣、景颇、阿昌、傈僳、德昂、汉六个世居民族，是云南省8个少数民族自治州之一。总面积11526平方公里，人口104.8万人，辖3县2市，即梁河县、盈江县、陇川县、潞西市、瑞丽市。德宏州为南亚热带季风气候类型，冬无严寒，复无酷暑；雨量充沛，干湿分明；一年四季花果飘香、绿色不断，有“插根筷子也会发芽”之说，森林覆盖率62%，有“绿色银行”之称。

德宏历史悠久，是乘象国的故地，是古代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和通道。在长达503.8公里的国境线上，分布着瑞丽、畹町两个国家一类口岸。有5条公路出境，与横跨缅甸的史迪威公路相连接，可达缅甸的腊戌、曼德勒、八莫、密支那等重镇。德宏是大西南对外开放的前沿和桥头堡，瑞丽口岸有中国“口岸明珠”的美称。

德宏集边境、口岸、民族、亚热带优势为一体，自然环境优美、物产丰富、边贸活跃、民族风情独特,被国内外誉为“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

在德宏各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中原汉族文明与各民族文化相互融合、相互影响,创造出了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在建筑、歌舞、节日活动、民风民俗、精神理念等方面都各具特色。单是民族性节日，就有傣族泼水节、德昂族浇花节、景颇族目瑙纵歌节、阿昌族阿露窝锣节、傈僳族阔时节；区域性节日有，潞西勐巴娜西风情节、瑞丽中缅胞波狂欢节、中缅边交会等。每个节日都集中表现了各民族的文化艺术、民族歌舞、体育竞技，很具观赏性和艺术性。在德宏的民族文化中，“东南亚的艺术明珠”傣剧、唱响全国的歌曲《有一个美丽的地方》、舞蹈《孔雀舞》、风靡整个亚洲的民族乐器葫芦丝早已被大家所熟知。这些只是从德宏民族文化宝藏中发掘出的少数经典精品，不计其数的还沉睡在德宏的大地上，等待我们去开发利用。曾有人说：在德宏有过不完的节、跳不完的舞、唱不尽的歌、赏不完的人间仙境，所有一切美的东西都在德宏汇合成章。

德宏州委、州政府，已明确将德宏整体形象对外宣传品牌定位为“孔雀之乡”，德宏是绿孔雀的原产地,自古就是孔雀的故乡，在《华阳国志》、《山海经》、《南诏野史》等历史文献中,就有孔雀“常浴江河中、落巢人家上”的记载,描绘了在德宏山涧林水之中无处没有孔雀婀娜多姿的身影。其次，德宏州的地形酷似一只开屏的金孔雀,条条山脉象一根根开屏的雀羽,数十个山间盆地恰似一颗颗雀丹，可以说“孔雀之乡——德宏”，算是名归故里了。再者，孔雀在德宏的各民族中有崇高的地位。傣族、德昂族和阿昌族信仰南传上座部佛教，佛经里,孔雀是勇斗妖魔,拯救生灵的吉祥鸟,被视为神鸟和佛的化身。佛寺建筑上雕塑了各种孔雀造型,佛座、壁画、彩联上都刻绘着孔雀,虔诚地供奉孔雀。在景颇族创世史诗《勒包斋娃》中,孔雀是百鸟之王,景颇先民就是从“百鸟朝拜孔雀”中学会了尊奉首领，创造了万人齐舞的目瑙纵歌，从此走上了追寻文明的道路。另外，在德宏各民族的审美理念和文化追求中也深深地融入了孔雀图腾。孔雀舞是傣家人最喜爱的传统舞蹈,傣族的独有乐器象脚鼓和葫芦丝，形状和音质模仿孔雀，景颇挎包和女人身上的银泡是孔雀羽毛的再现,景颇甩银泡舞俨然就是一副孔雀开屏的样子，老百姓家中建筑栏杆上雕刻的是孔雀,门上贴的是孔雀,牛车上插的也是孔雀。

在德宏各族群众心中，孔雀是美丽善良的“和平鸟”,是“真善美”的化身，是“不愿人后、敢为人先”的精神象征。德宏各民族都喜爱孔雀,都认同孔雀，以“孔雀文化”为母体文化,确立“孔雀之乡”外宣品牌,可以包容德宏各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整合资源、形成合力，达到“内聚力量、外树形象”的目的，进而打造出高水平、高标准、高档次，展示德宏特色、德宏风格、德宏气派的民族文化，让人们从文化中了解德宏,认识德宏,扩大德宏的影响力和知名度。

“孔雀之乡——德宏”整体形象对外宣传品牌的确立，有助于团结和振奋全州各族群众的精神，发扬德宏人“不愿人后、敢为人先”的敢拼敢闯作风。我们坚信，在中央和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通过全州各族人民的团结拼搏，“孔雀之乡”德宏必将超常规、跨越式地发展，一定能实现州委提出的紧跟全省的发展步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比年翻三番，总量达294.32亿元，人均2.47万元（2990.5美元）的奋斗目标，把德宏建设成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的亚热带特色生态州、绿色经济发达州、连接两亚桥梁州、珍宝荟萃神奇州、少数民族风情文化州。

德宏人一直有勤劳、善良的品质，敢拼敢闯、敢为人先的斗志，坚韧不拔、锲而不舍的精神。孔雀是美丽善良的“和平鸟”,是“真、美、善”的化身，是“不愿人后、敢为人先”精神的象征。“孔雀之乡”的文化内涵,就是把孔雀本身所具有的美丽、亲合及环护生态、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时代特征，融合德宏人奋发向上的精神，塑造优秀的民族精神,培育科学的民族信仰。

傣人塑范文篇5

舞蹈是一种最能展现人体艺术美和形态美的艺术形式，其中肢体美是舞蹈最本质的美学特征。具体而言，美术是借助丰富的色彩和线条共同勾勒出来的空间美；音乐是在不同音符的不同组织状态下所形成的声音美；而舞蹈则是通过肢体语言营造出的一种人体艺术美。肢体美是舞蹈的精髓所在，当我们在欣赏一段舞蹈的时候，最先感受到的就是舞蹈的肢体美。在舞蹈表演中，舞蹈演员会借用各种肢体语言来诠释舞蹈艺术美的真谛，“闪、转、腾、挪、跃、弯”等舞蹈中常用的动作都是舞蹈演员专业技能和修养完美结合下的产物。值得注意的是，舞蹈演员在展现舞蹈肢体美的过程中一定要使肢体动作、舞蹈节奏与舞蹈风格相一致，这样才能保证舞蹈肢体语言的创新性和优美性，实现对舞蹈艺术美的表达。例如，著名的舞蹈艺术家杨丽萍就十分重视肢体美的表现，她在表演《孔雀舞》的时候充分借鉴了肢体语言来表现舞蹈艺术的美，她的全身就好像一首流动的诗歌，其中的五位提腕手、一七位按掌手、扇形手势、后曲腿、碎抖肩等优美的肢体语言将孔雀的活泼、伶俐和美丽的姿态展现得淋漓尽致。事实上，杨丽萍所演绎的这支舞蹈是以傣族姑娘的日常身体动作为基本原型，并在此基础之上进行艺术的改编，最终才呈现出了精妙、委婉、优美的肢体动作。

二、雕塑美

舞蹈中的雕塑美是舞蹈艺术中一种较为独特的美学特征，也是舞蹈过程中难以捕捉的一种美学价值。舞蹈本身就是连续、流畅的动作组合，其舞蹈过程中短暂的停顿和间歇为受众塑造出了舞蹈的雕塑美。尤其是在一些民族民间舞蹈当中，其中有规律性的停顿和间歇，不但没有破坏掉舞蹈原有的流畅性，还更加突出了舞蹈艺术的形象性特征。有时候，舞蹈动作的间歇所带来的雕塑美甚至会成为一个民族文化内涵的标志。例如，白族舞蹈艺术家杨丽萍创作的《孔雀舞》，当孔雀在极尽欢愉之情之后，动作渐渐变缓，直至短暂的停顿，使优美的孔雀瞬间凝固于皎洁的月光之下，好比一尊优雅尊贵的雕像，这就是舞蹈艺术雕塑美的具体体现。又如，反映敦煌宗教文化的《飞天舞》，其原型为敦煌的壁画和雕塑，舞蹈艺术家通过自己合理的想象，将静态的雕塑赋予了动态的灵感，最终形成了中间伴有多次停顿和间歇的完整的舞蹈，这种动与静的结合正是舞蹈雕塑艺术美的具体体现。值得注意的是，欣赏者只有全身心地投入到舞蹈中，才能抓取、领悟到转瞬即逝的雕塑美，而这需要欣赏者具有一定的相关舞蹈文化知识。如“三道弯”是傣族舞蹈中富有雕塑美的典型代表，如果欣赏者能够在事前了解一些三道弯的基本内容，那么在欣赏时就很容易捕捉到其中的雕塑美。

三、音韵美

音韵美是舞蹈表演过程中最基本的艺术审美特征。古往今来，舞蹈的表演都会伴随着音乐旋律出现，二者作为一个统一体互为补充，缺一不可。在舞蹈表演的过程中，音乐的加入更能衬托出舞蹈的音韵美。音乐的运用不仅为舞蹈渲染了氛围，还能有效地把握住舞蹈的节奏和总体风格，有利于将舞蹈的时空流动性展现在受众的面前。总之，无论是最基本、最简单的敲击性的节奏，还是复杂的丝弦音乐，音乐的发展都为舞蹈带来了音韵美的艺术特征，这种音韵美在民族舞蹈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例如，舞蹈作品《担鲜藕》就是将音乐和舞蹈结合的完美典范，向我们描绘出了江南平民百姓生活的环境之美与生活的美满和谐。这支舞蹈选用的是南方的丝竹乐器，其在舞蹈表演的过程中起到了引人入境、画龙点睛的作用，整首舞蹈也因此充满了韵律感。又如，表现西北汉子的舞蹈《安塞腰鼓》，这支大型的舞蹈仅仅使用了腰鼓一种乐器，但是其震耳欲聋的奔放气势将陕北汉子刚强不屈的形象表现得淋漓尽致，粗犷的舞蹈动作中蕴含着音韵美，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四、服饰美

舞蹈艺术的美要借助形式和内容两方面来展现，而舞蹈服饰便是舞蹈艺术美表现形式中的重要环节之一。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地域环境、文化氛围的不同使得各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服饰，这进一步丰富了舞蹈美的表现形式，有利于加深欣赏者对舞蹈美的印象，也有利于民族文化的传播。例如，反映黔东南地区苗族爱情故事的舞蹈《仰阿莎》，其舞蹈服饰囊括了苗族服饰中的所有代表性元素，苗族人民所擅长的织、绣、挑、染等服装的传统工艺技术都在该舞蹈服饰中得到了充分展现，这不仅为舞蹈服装增添了一份美感，更加突出了苗族的特色元素，舞蹈的艺术美也因此得到了更全面的展示。又如，展示傣族人民生活的《邵多丽》舞蹈，其曼妙婀娜的舞姿、优美动听的旋律，再加上多姿多彩的民族服饰，将观众带入到了神秘的傣族文化中。《邵多丽》这支舞蹈涉及到了三种色彩的舞蹈服饰，且每一种颜色的服饰都代表了不同的性格，表现了不同的舞蹈风格，粉红色代表温柔，蓝色代表青春，绿色代表豪爽，三种颜色相结合的服装组合丰富了舞蹈的内涵，摆脱了单一性，给观众带来了不同的美的享受。总之，舞蹈服饰中各种色彩、图案、款式等的运用，赋予了整个舞蹈以层次感和形式美感。

五、意境美

无论是何种艺术，意境美都是其追求的最高境界，舞蹈艺术也不例外。一部优秀的舞蹈作品除了要具有肢体美、音韵美、雕塑美和服饰美之外，还要具备意境美这种具有深层次内涵的舞蹈美学特征。舞蹈的意境美是舞蹈欣赏的最高境界，因为舞蹈的欣赏过程是和舞蹈的形象思维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要想欣赏舞蹈的艺术美首先需要对舞蹈形象有具体的感知，然后再充分发挥自身的想象力和联想力，这样才能真正从心底体会到舞蹈的意境美。以傣族舞蹈《水》为例，它是一支十分注重抒情的舞蹈，为观众展示的是日落时分澜沧江畔的人家生活：在洒满落日余晖的江边，有挑着水罐的傣族少女，有光脚戏水的女孩儿，也有消失在炊烟里的小竹楼。这支舞蹈不仅刻画出了傣家少女的美妙姿态，更重要的是营造出了傣族村落悠闲自得的意境美，这种超脱自然而又不失生活气息的意境美让观众如痴如醉，久久不能自拔。又如，2007年春节联欢晚会上的舞蹈《小城雨巷》之所以能够受到大家的喜爱，就是因为其具有独特的意境美，整个舞蹈在内外形神方面都做到了协调统一。舞蹈以悠扬的丝竹音乐为背景音乐，再配以油纸伞、白墙灰瓦、雨雾缭绕等元素，生动地再现了江南雨季清新脱俗的意境之美，景、形的高度协调塑造出了逼真的艺术效果，使舞蹈艺术的意境美表现得淋漓尽致。

六、结语

傣人塑范文篇6

傣族,最早的稻作民族之一,是水孕育和延续了她们的生命。同时她们用泼水节这样的特殊形式表达着对水的特殊感情。这种爱水、赞美水的民族性格,同样孕育了像水一样纯净、柔美的傣族舞蹈。

舞蹈意境是舞蹈编导营造和构思、舞者准确生动表达和展示并由观众接受三方面组成。“舞蹈意境,是由舞蹈编导和舞者共同创造的情意交融的艺术形象和由它所引发的观众所产生的联想的总和”

一、原生态中的傣族舞蹈意境——宣泄意境

在傣族舞蹈的原始艺术中,原始氏族乐舞受到氏民的格外尊重和最广泛的参与。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舞蹈是“嘎光”和“象脚鼓舞”。“嘎光”系傣语,“嘎”为跳或舞,“光”泛指鼓,也有集拢、堆积的意思。可译为“围着鼓跳舞”,也可译为“跳鼓舞”。在年节喜庆时,不分男女老少,不分场地,都可以“围鼓而跳”的自娱性舞蹈。人们在跳“嘎光”时,众舞者可以随心所欲的各自发挥,只求热烈欢快,动作随意。身体自然舒畅,举臂投足、扭臀卸胯、目转神注皆是舞。那韵味、那氛围、那风格皆以真为主,美为尚,在手舞足蹈之间宣泄着真情实感。这里,人们追求的就是一种欢快和无遮掩的宣泄意境。任何多余的添加和刻意动作都会破坏这种意境。正是这种意境,也只有这种意境时,当人们竞相起舞时,才拥有了与神灵交流的神力。天、地、人、鬼、神才能融于一体,赋予舞者“神”力。“是‘舞’给原始人提供了一种契机,让原始人在神、人交汇的乐舞中得到心灵的安慰与满足”。

宣泄意境,即纯自然、原生态。是自然的生命中的一部分,用舞蹈表达自己。“想怎么跳就怎么跳,来了情绪想啥时候跳就啥时候跳,舞者始终处在一种自在和自为的状态中,轻松自如地实现自我宣泄、自我陶醉、自得其乐的极具人本意味的目的”。这,也是原生态中的傣族舞蹈与生俱来和表达的意境。

二、次生态中的傣族舞蹈意境——婀娜多姿梦幻意境

次生态舞蹈一般是指在保留原生态自然的基础上,通过对舞蹈的再创作,用于在一些旅游景点、民俗生态园、民族风情园表演的舞蹈。那是在充盈着浓浓民俗氛围中展现着傣族舞蹈婀娜多姿的梦幻。

傣族人民勤劳勇敢,温柔善良,礼貌温和,智慧聪颖又幽默谈谐,性格像水一样,时似涓涓细流,温柔而细腻;时像大河洪流,迅涌而澎拜。次生态傣族舞蹈充分反映了这种丰富多彩的“水”民族性格。

次生态中的傣族舞蹈,大多反映和展现的是傣族舞的婀娜多姿、柔美舒展。时而节奏缓慢,时而轻快明朗。使人驻足流连,难以忘怀。此时的舞象水一样,赋予变化。此舞蹈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孔雀舞。表演时,舞者头载宝塔形金冠及面具,身背孔雀架子道具,以象脚鼓、镲等乐器伴奏。有独舞、双人舞、三人舞及歌舞剧的表演。在孔雀舞的表演中,随着伴奏的变化,舞者动作节奏时而缓慢单一,动作舒展、流畅,感情内在含蓄;时而节奏快速多变,动作灵活跳跃,感情狂放而豪爽。孔雀道具做得大而精美华丽,开合自如,吸引着观众顿足忘返。

次生态中的傣族舞蹈,每个动作组合所要表达的生命意义和生活追求,无不是以傣族舞的婀娜多姿、柔美舒展抓人眼球。强烈的人体动律情绪化,使观众受到了舞蹈艺术家的巨大感染,从而唤起了人们对真挚情感的赞美和向往。看着那婀娜多姿、柔美舒展的动作,舞者表现着人的情感、理想、愿望,描绘着人的精神世界;表现着爱情、劳动、生活,以舞蹈形象展示着人的内在生命力。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舞蹈化,因而次生态中的傣族舞蹈,具有诱人的审美力量和感染力量,更容易激发起作为欣赏者的观众的情感共鸣。

柔情似水、婀娜多姿,正是次生态中的傣族舞蹈所表达的梦幻意境。

三、再生态中的傣族舞蹈意境——唯美

再生态舞蹈一般是指在舞台上呈现给观众的舞蹈形式。其意境反映的是“唯美”。

再生态傣族舞蹈的动作大多阿娜多姿,节奏较为平缓,但外柔内刚、充满着内在的力量。既潇洒轻盈又灵活骄健,且充满阴柔之美。以展示细节和动律为其“唯美”之本。

再生态傣族舞蹈通过舞蹈编导刻意提取的傣族舞中特有的屈伸动律而形成的手、脚、身体“三道弯”造型特点最为引人。细节决定全部。舞者运用头部、腰部、胸部的前后三道弯和胯部的左右三道弯表现出仿生形态的自然流。双腿半蹲,双手叉腰,上身向旁倾斜、挺胸、收腹与头部、眼神的巧妙配合以及柔中带刚的舞蹈韵律,使傣族舞既有动态的韵律美,又有静态的造型美。而源于高原的劳动生活,来自高原民族的审美心理的“一顺边”的体态,都强烈地再塑了再生态傣族舞蹈“唯美”的意境。

舞台上,呈现给观众的傣族舞蹈(即再生态傣族舞蹈),以上肢的手和下肢的脚,极富有的表现力抓住观众,舞者下体保持半蹲状态,以膝部柔美的起伏,身体与手臂形成丰富多彩的“三道弯”细节造型感染观众。其“舞韵”如微风中的柳条,体现着女性妩媚神情的舞姿。舞蹈动作中那每一处关节都尽量弯曲,使整个体态由曲线组成,形成婀娜多姿的S型。不论手腕的旋转、指尖的凸凹和脚步的起伏;还是上身的挺胸、收腹与头部、眼神的节奏韵律,都使人感受到傣族人生活在那秀丽河川的自然律动美,使人沉浸在傣族人生活的宁静祥和氛围里。于是也形成了傣族舞既有的动态韵律美,静态的“亮相”造型美,凸显傣族舞“唯美”意境。

傣人塑范文篇7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纪录片；《寻找手艺》；创作要义

近年来，《留住手艺》《手工云南》《我在故宫修文物》《薪火相传》等以非遗为题材的纪录片创作呈现井喷之势，合力记录与传播我国丰富多样且工艺独特的非遗文化，受到了观众的热爱与追捧，但却日益陷入叙事模式单一化、故事内容同质化的窠臼中。因此，本文以纪录片《寻找手艺》为对象，具体剖析其运用多元的叙事策略以讲述非遗故事，倡导和谐的价值观念以呈现非遗魅力，建构积极的社会意义以弘扬非遗精神等方面的创作要义，以期为当下非遗类纪录片的创作提供一些有益的启发。

一、运用多元的叙事策略，讲述非遗故事

在纪录片的创作传统中，格里尔逊式纪录片推崇以旁白来统摄叙事，展露上帝视角，诗意化地关注现实问题。直接,电影主张以观察为主，保持旁观者地位，让生活自然流淌于影像的呈现中。真实,电影强调以访谈为主，融入主观色彩，在创作者与访谈者的对话过程中生发出复杂多义的诠释意涵。自我反射式的纪录片将旁白、观察与访谈等语汇手法全部囊括其中，甚至将创作者同时作为观察对象，以多重呈现的方式反映人物内心世界，尽力祛魅被遮蔽的真相，追求逼近人物灵魂深处的本质真实。在《寻找手艺》中，导演以自我反射式的创作方法，生动呈现非遗的生存空间，还将追踪记录与回访相结合，真实还原非遗的传承困境。拓展了纪录片的表现空间，赋予影片更为多元的文化想象和阐释意义。

（一）自我反射式的创作方法，呈现非遗的生存空间

导演在《寻找手艺》的开篇提出了发人深省的追问：“岁月不再，伴随着童年的这些手艺还在不在？如果为这些手艺做一部纪录片，这算不算梦想？”，第一人称叙事视角的画外音，既言简意赅地指明了该片的创作意图，又将观众直接引入对非遗生存空间的思考和探讨中。新疆的胡大拜尔地是乐器巴拉曼的唯一传承人，终日在戈壁滩独自牧羊。当他拿起巴拉曼进行演奏时，平日略显羞涩和腼腆的他展现出悠然自得的一面。导演用镜头呈现着胡大拜尔地制作和演奏巴拉曼的全过程，用旁白感慨着戈壁滩仿佛就是老人的舞台。傣族八十多岁的坎温老人，每天窝在墙角做油纸伞，仅打孔、削竹片、搭骨架三个工序就需要耗费全天的时间。做油纸伞的整个过程中，导演始终手持摄影机如苍蝇作壁上观，不介入也不干扰，忠实地观察与记录。在西藏的德格印书院，年仅二十一岁的江庸次仁已经雕刻了整整八年的经版，他手上被刻刀划破所留下的多处疤痕被镜头精准捕捉。当导演询问他为何不加快速度以增加收入时，他一脸严肃地回答：“刻的时候要好好刻，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很多和江庸次仁一样雕刻一辈子的经版的人，他们每天重复同样的工作，却时刻保持着细心谨慎的态度和对佛学的敬畏之心。在龙湾村拍摄羊皮筏子的制作过程时，导演将自己拍进了画面，他感叹着曾是当地人最主要的水上交通工具的羊皮筏子，现在逐渐被现代化的交通工具所替代，折射出现代化进程对传统手工艺生存空间的挤压。小黄村里以传统方式造纸的两位老人真和养号，她们告诉导演这是最后一次造纸，年纪衰老的现实与纸张销量不好的形势，导致原生态造纸技艺面临失传的危机。四川最大的彝族漆器厂已经倒闭，吉伍有色带导演参观自己家中滞销的漆器，极具特色的民间工艺陷入无人问津的尴尬境地。可见，自我反射式的创作方法充分发掘了摄影机的潜力，以旁白、观察与访谈等多样化的手段赋予了影像多元化的叙事风格，还将导演自身纳入拍摄范围来传达导演的思想观念，构成了兼顾影片内部与外部的双重文本，使影片富有别具一格的意味。

（二）追踪记录与回访相结合，还原非遗的传承困境

非遗传承的关键是人，人脉不能接连，非遗文化便会失去载体，无法代代相传。在非遗的传承过程中，大多数以口耳相传或师徒相传为主要途径，手工艺人的老龄化或相继离世、大规模机械化生产对家庭作坊的取代、外来文化冲击对原生态文化造成的异化以及缺乏生活保障和精神关怀等一系列问题，容易导致非遗传承出现后继无人、文化断代的现象。2017年完成《寻找手艺》第一季后，导演再次带领拍摄团队回访非遗传承人，于2019年与2020年相继创作了《寻找手艺》的第二季和第三季。在《寻找手艺》的第二季和第三季中，导演向我们展示了第一季中部分非遗传承人多年后的生活现状。枫香染艺人张蜡四与水鼓舞艺人李腊补老人年纪衰老，杆称艺人朱宣堂疾病缠身，油纸伞艺人坎温与巴拉曼艺人胡大拜尔地不幸离世，他们再也无力或无法继续传承所掌握的精湛技艺，人亡艺绝。面花艺人雷英华的馒头店生意依然兴隆，年画艺人王树花的工作室和展厅也扩大了规模，但是她们面临着手艺无人传承的困境。斗笠艺人潘存家和陶器艺人刘新文还在坚持创作，兴起的机械化生产抢占了他们的市场份额，作品的市场滞销导致他们生活窘迫。经版雕刻艺人江庸次仁和铜像艺人土旦的生活条件明显改善，但依然需要时刻抵挡外来文化的侵扰。在展现每一位非遗传承人的现状之前，导演都会插入其多年前拍摄的影像，这种追踪记录与回访相结合所构建的“今昔”时空对比，有效还原出非遗的传承困境，彰显着巨大的叙事张力和真实的情感力量。可以说，多元叙事策略的巧妙运用，既抽丝剥茧地展现了非遗传承人技艺本领的创作精髓，又生动形象地讲述了非遗传承人引人入胜的人生故事，全面呈现出非遗的内在文化基因和外在生态环境。

二、倡导和谐的价值观念，呈现非遗魅力

“和谐价值观是人类在改造自然、社会与自身的主体性实践中，以‘和谐’为价值尺度、价值目标和基本价值规范而实践———精神地认识和把握世界，以构建人与世界的统一性关系，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特殊方式。”［1］作为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非遗不仅凝聚着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强大智慧和文化精髓，同时还彰显着当代中国的和谐价值观。为了拍摄《寻找手艺》，导演带领团队历时三年，跋山涉水遍访全国23个省份的199位手工艺人，用镜头探究和剖析非遗中蕴含的中华民族原生态优质文化基因，倡导和谐的价值观念，全面呈现非遗的不凡魅力，动态化地演绎出中华民族的审美意蕴、价值取向和精神信仰。

（一）天人合一，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思想主张提升人的自身道德修养，以尊重自然、善待自然并保护自然的方式，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良性互动。胡大拜尔地用芦苇制作出巴拉曼，吹奏的乐曲温暖了荒芜的戈壁滩。俸傣平用自家种植的竹子和养殖的蜂蜜，酿制出沁人心脾的蜂蜜竹筒茶。张蜡四染布所用的枫香油，是用天然的枫香树脂和牛油在炭火上精心熬制而成的。王树花作画所用的笔，是用柳树枝条烧成的炭笔。潘存家将桐树果子榨的油涂在斗笠上，增强其耐用性。非遗传承人尊重自然进化的规律，自觉维持自然万物的生存秩序和动态平衡，因地制宜并就地取材，创作出的作品既环保又实用。他们不仅充分认识到自然物种的多样性，能够对自然资源进行合理有序的开发，还可以不断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将聪明才智融入作品的创作过程中，达到改造自然与保护自然的统一。

（二）以和为贵，达成人与社会的和谐

“以和为贵”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之一，推崇人际伦理的和谐，倡导以人为本，促进社会各系统和各阶层之间的和谐，实现整个社会的长治久安和可持续发展。在新疆的一家乐器店中，老板托合塔吉·拜克儿与12岁的儿子激情合奏弹布尔。当导演提出采访时，托合塔吉·拜克儿立刻向创作团队推荐了师傅艾尔肯·吐儿尔，将出镜的机会毫不犹豫地让给在同一条街上开乐器店的师傅。这种尊师重道、忽视利益竞争的精神以及师徒间浓厚的情谊，令人感动。藏族的洛热彭措，不仅大方捐献出大量钱财建设寺庙，弘扬佛教文化，同时作为医生的他还免费给喇叭和穷人看病，医者仁心的人性之美与佛度众生的慈悲大爱交相辉映、相得益彰。土旦是整个藏区锻铜制造佛像水平最高的大师，他能够将制作工艺复杂且仅二十厘米高的鎏金佛像底座巧妙复制到三米高，还能将整张铜板敲打成栩栩如生的玛尔巴像，技艺纯熟的他拥有众多徒弟和源源不断的订单，但他几乎没有存款，因为他总是不停捐赠佛像、金子，甚至主动向穷人免除工费，受到整个藏区人民的尊敬和爱戴。无论是托合塔吉·拜克儿、洛热彭措，还是土旦，他们身上都体现出“以和为贵”的中华传统美德。不追名逐利，以乐于奉献的精神回馈社会，致力于实现修己安人、人伦和睦的和谐社会愿景。

（三）厚德载物，实现人与自身的和谐

在人与自身的和谐关系上，“厚德载物”强调个体通过修身养性来抵抗外界诱惑，以自我认同的方式寻获内心平和与精神自由，进而达到于己和乐的境界。山东诸城的李加涛自学做古琴，他严格按照古书上的记载，按部就班操作每一个环节，每把琴的制作时间都要耗时两年，但他乐在其中。浙江的马青山喜欢做城市景观雕塑，仅有初中学历的他内心充满了对高质量艺术标准的追求，十多年的时间内投入上百万元给自己的手艺升级，将纯手工的环节改为机器操作，原材料也由水泥改为高分子材料，无数次的实验带来无数次的失败，但他并未妥协。广州的大四学生林国强，兴致盎然地向导演展示他的手工作品，用木板切割成螺旋圆搭成的广州塔、用废弃笔芯做成的机器人和坦克，以及用木头雕刻的玫瑰花等等，摆满了他房间的每一个角落。面对父母的不理解，他用行动证明着自己对传统手工艺的热爱。在非遗空间被挤压的当下，非遗传承人不断调适和提升自我，竭力抵制消费社会的物质诱惑，坚守内心对非遗的保护和艺术的追求，实现自我价值的同时也达到个体与自身的和谐。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中国民间社会具有重要代表性的活态文化，其丰富多样的资源、天然的原材料、传统的工艺制作流程，以及鲜明的地域特色和审美意蕴，都赋予其独特非凡的文化价值。《寻找手艺》采用多点聚焦的方式呈现非遗传承人对非遗的热爱，传递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身三个层面的和谐价值观，以此全面呈现出非遗的不凡魅力，感召观众加入关注非遗、保护非遗和传承非遗的行动中。

三、建构积极的社会意义，弘扬非遗精神

《寻找手艺》一经播出，便受到了社会各界观影者的热捧。在豆瓣评分上，第一季为8.7分，第二季高达9.1分，第三季则为8.4分，可谓口碑甚高。究其本质而言，该片成功热播的原因与其创作要义是密不可分的。导演建构积极的社会意义以弘扬非遗精神，致力于调动社会民众的积极参与意识，使非遗保护转变为全民族的自觉行动，探讨如何创造出一个有利于非遗可持续发展的文化生态环境。

（一）推崇工匠精神，强化人生信念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存活的文化遗产，是广大人民群众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创造并延续下来的，具有活态性、大众性及可再生性等特点，需要不断的传承才能保持生命的蓬勃生机。在《寻找手艺》中，导演向观众呈现的非遗传承人，脱离了高高在上且不食人间烟火的出世形象，反之，他们是我们身边随处可见的普罗大众，面临着经济困窘、老无所依、无人理解等众多世俗烦恼。工匠精神属于精神范畴，往往隐性地熔铸在作品中。喀什陶器工作坊的吐尔逊江·祖农，宁愿自己少赚钱，也要多制作陶器留给世人，因为他的陶器工作坊是全喀什仅存的一间，制陶手艺面临失传。江庸次仁可以提高雕刻经版的速度来增加收入，但他没有急功近利，而是选择坚守初心认真雕刻每一块经版。胡大拜尔地一辈子在戈壁滩放羊，他不知道自己制作和演奏的乐器即将失传，自己的手艺已经走到了末端。浙江的篾匠祝金树，可以用竹条编制出各式各样的篮子、篓子和筐子，靠手艺挣出了儿子上学的全部费用。马青山不断对自己的手艺提出高要求，提升技术、改装机器的目的不是为了盈利，而是为了打造出更具艺术美感的景观雕塑。什么是工匠精神?或许，这些非遗传承人从来没问过这个问题，也没有想过怎么回答。如导演在影片中所说：“他们或许是出于生计，或许是出于兴趣爱好，或许只是一种习惯，但他们都在默默无闻中承载了这个国家的温度”。可以说，他们身体力行所诠释和传承的工匠精神，正是“尚巧”的创新意识、“求实创新”的工作理念以及“道技合一”的人生理想的汇合。这种追求完美与极致的人生信念，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能够激励着无数人追求工作的至精和生活的至善。

（二）探析人性之美，追求生命价值

在第一季中，导演选择了“公路片”的方式，一路寻找一路拍摄，希冀全景式呈现非遗传承人的整体生活面貌。第二季时采用“回访”的方法，追踪探寻多年后非遗传承人的生活现状，互文式的叙事策略和开放式的叙事结构，赋予观众开阔的思考空间。到了第三季时，导演以灵魂碰撞的方式与非遗传承人进行深入“对话”，探析他们的精神世界。从宏观叙事到聚焦个体，从关注外界到转向内心，导演的创作理念越来越倾向于探析人性之美和思考生命价值。尊师重道的托合塔吉·拜克儿，追求革新的马青山，淡泊名利的土旦，谦虚谨慎的江庸次仁，乐善好施的洛热彭措，风骨峭峻的胡大拜尔地，朴实善良的张蜡四以及虚怀若谷的李加涛等等。在他们身上，我们能看到崇高信仰与平凡肉身的合二为一，又不能忽视他们精神丰盛和经济窘迫之间存在的巨大割裂感。在以影像记录和定格濒危的非遗、传承和延续中华传统技艺的同时，导演也在一次次的拍摄过程中被非遗传承人的人性之美所感动。退到文本之外，审视该片的创作历程。我们会发现，导演并不局限于展现和讲述非遗传承人的精湛技艺和生活故事，而是试图以更为宏大和高远的创作视野关照物质与精神的议题，将创作主旨升华到哲学思辨的高度，牵引观众思考生命的本真价值。无论是彰显工匠精神和人性之美的非遗传承人，还是卖掉房产筹备经费的导演以及慷慨解囊赞助导演创作的热情网友们，都不约而同地体现出他们对中国非遗保护和传承的强烈关注与参与热情。这一文本内外的联动效应，使得非遗精神能够有效延展至现实，赋予非遗更为持久和鲜活的生命力，使其薪火相传。四、结语《寻找手艺》以自我反射式的创作方法，生动呈现非遗的生存空间，还将追踪记录与回访相结合，真实还原非遗的传承困境。采用多点聚焦的方式展现非遗传承人对非遗的热爱，倡导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身的和谐，诠释非遗的不凡魅力。推崇工匠精神，强化人生信念，探析人性之美，追求生命价值。这些创作方法的运用，有效强化了观众对非遗保护的认同感和参与感，亦能为当下非遗类纪录片的创作提供有益的启发。

参考文献：

傣人塑范文篇8

80年代伊始，中国文艺理论批评史学家和奠基人郭绍虞先生就敏感地意识到时代赋予中华文艺理论研究的新机遇，及时地向研究界发出呼吁：“应该扩大我们的研究领域”，改变长期以来“较少注意兄弟民族的理论”的状况，并欣悦宣告“兄弟民族理论也有所发现”。自此以后的20年间，我国有一批文艺理论工作者，排除万难，以开拓者的精神，步入了少数民族文艺理论的丰厚宝地。他们首先从原始资料的搜集、挖掘、整理和翻译人手，很快地从西双版纳的密林深处，从大小凉山，从雪域高原，从天山脚下，从青海湖滨，从松花江畔，从内蒙古草原——相继发现了一大批足以令世人惊喜的中国少数民族文艺论著。1981年，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云南)出版了400年前由傣族的祜巴勐(和尚等级中由低到高的第七等级者)撰写、今人岩温扁翻译整理的《论傣族诗歌》，立即引起学术界的注目，被誉为“一个重要的发现”。1987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买买提·祖农、王弋丁主编的《中国历代少数民族文论选》，这是第一本综合性的少数民族文艺论著选，收录了15个少数民族36位论家66篇作品，初步展示了少数民族文艺理论风貌。1988年，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了约在一千多年前由彝族理论家举奢哲和阿麦妮(女)撰写、今人康健等整理翻译的《彝族诗文论》。民间文艺研究家贾芝先生在此书序中说：“彝族诗文论手抄本的发现，是继引人注目的祜巴勐的《论傣族诗歌》之后的又一重大发现。”与此同时还出版发表了阿买妮的《彝语诗律论》、布独布举的《纸笔与写作》、布塔厄筹的《论诗的写作》和举娄布伦的《诗歌写作谈》。这些文艺论著大约产生于隋唐时代。1989年，四川民族出版社又出版了由鲁云涛、刘一沾、冯育柱、于乃昌编篡的《中国少数民族古代美学思想资料初编》，选入有文字的蒙、藏、维、彝、壮、傣、纳西等少数民族的古代文艺、美学论著55篇(部)约40余万字。其中，蒙古族的《〈青史演义〉简楔》、《〈西游记〉回批》，藏族的《诗镜》(藏族理论家依据印度擅丁《诗镜》藏文全文译著之作)、《画像量度经》、《十桀手造像量度经》、《十桀手造像量度经疏》、《造像量度经》，维吾尔族的《诗论》、《论诗人艺术的规律》，纳西族的《跳神舞蹈规程》、《舞蹈来历》、《舞蹈的出处和来历》、《鲁般鲁绕》、《什罗祖师传略》等，都是第一次从民族文字译成汉文全文发表，从一个新的角度展示了少数民族的文艺思想和美学思想。

1990年，贵州人民出版社又相继推出布麦阿扭、布阿洪、漏侯布哲、实乍苦木等古代彝族理论家撰著的《论彝诗体例》、《彝诗例话》、《彝诗史话》、《诗音与诗魂》、《论彝族诗歌》、

《谈诗说文》、《彝诗九体论》等汉文译本。进入90年代以来，又不断地有少数民族文艺论著的新发现和结集问世。其中，于乃昌、冯育柱、彭书麟主编并完成的《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集成》，辑录了我国55个少数民族和4个古代民族自先秦以来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上下两千年间，190余位论家的300余篇(部)重要文艺论著，总计逾百万字，其中包括了90年代以后的更多的新发现和新译作，举其要者，如藏族学者萨班·贡嘎坚赞的(乐论)、第巴·桑结嘉措的《白琉璃论献疑·除锈复原》、《关于诗的文辞修饰》、《藏族的文字》、工珠元丹嘉措的《诗论》、久·米庞的《歌舞幻化音乐》，维吾尔族诗人黎·穆塔里甫的《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热爱艺术》、毛拉艾斯木吐拉·穆吉孜的《乐师史》，满族学者允祉的《八音乐器说》、唐岱的《绘事发微》、高秉的《指头画说》，侗族的《歌诗传》、《戏师传》等。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在这部《集成》中，还编入了已确定系少数民族出身而在中国文艺理论思想史上都久负盛名、堪称大家的论著和精湛而丰富的少数民族民间口头文艺论和审美论。《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集成》展示了中国少数民族无与伦比的迷人的文艺理论壮茂景观。以上说明，中国少数民族的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是十分丰富而多彩的，是中华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宝库中光彩夺目的珠玉，它们为中华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的丰富、发展和繁荣作出了独特贡献。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某些文艺理论研究者的视野只局限于汉族的文艺理论领域，而对异彩纷呈的少数民族文艺理论却视而不见，成了研究的盲区。这不能说是正常现象。高扬55个少数民族在共同缔造中华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大厦中客观存在的历史贡献和历史地位，使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的摧璨明珠重放光芒，是当代文艺理论研究者的历史使命。

二

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有悠久的历史。

中国少数民族关于文艺问题的思考，可以追溯到神话时代。在少数民族创世神话中，在他们探索世界的起源和人类的诞生的同时，也把文艺诸如韵语(诗)、音乐、舞蹈和绘画等作为人生和生命的大问题，探讨了它们的起源、特性和效应，并给予了种种神话的解释。珞巴族神话说，人间美妙的音乐是太阳女神冬尼海依赐予人们的，以使人们消除苦痛，获得欢乐。纳西族神话说，人间的舞蹈是从住在十八层天上的盘珠沙美女神那里学来的。这些神话艺术观，可以说是“艺术神授”说和“神灵凭附”说的源头。而更多的神话则认为艺术起源于对自然灵物的模仿，如纳西族的另一篇神话说，舞蹈起源于对那些具有灵性的兽类、鸟虫动作的模仿。音乐起源于富有灵性的“习习清风”的暗示。傈僳族神话说，他们的民族乐器“其本”是模仿具有灵性的鸟语创造出来的。珞巴族神话也说，人间的编制工艺和图案花纹是由有灵性的猴子和乌儿教会的。“神授”和对具有神性的自然灵物“模仿”的艺术起源观在少数民族文艺思想史上占有主导地位，这是与他们生活的特殊的自然环境、生产生活方式以及与他们对自然灵崇拜和图腾崇拜密切相关。所谓“模仿”，即对神灵的模仿。无论“神授说”或“模仿说”都一致认为，艺术的功能与效应，一是娱神慑鬼，二是追忆祖先，三是抒发情怀，四是团结族人、统一意志。自神话时代开创的中国少数民族文艺思想传统，历经千百年，不断丰富，连绵发展，又有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影响、吸收、融化，逐渐形成泱泱堂堂的恢宏之势，汇人中华民族文艺思想发展史的滔滔长河。

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的成文著述，根据迄今发现的研究，至迟产生于魏晋隋唐时代，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少数民族文艺理论著作家当首推彝族的举奢哲、阿买尼(女)、布独布举、布塔厄筹、举娄布伦等人，他们较早地撰写出了东方的“诗学”。值得特别提醒的是，他们活动的时代，也正是汉族产生曹五、陆机、刘勰、钟嵘等大家的时代。从这一时期少数民族文艺理论思想的系统性和成熟性来看，早在这之前，亦当有成文的理论见解出现。由于历史的机遇。魏晋至隋唐时代，正是中华大地上各民族大迁徒、大交流、大融合、大发展的时期，也是中国各少数民族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思想的大繁荣和大活跃时期。自唐以后直至清代，在中国少数民族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发展史上，涌现出一批赫赫有名、激动中华、影响深远的思想家和理论家，其中佼佼者如唐时鲜卑族后裔元结、匈奴族后裔刘禹锡；五代时突厥族的法拉比；宋时鲜卑族的慕容彦逢；辽时鲜卑族的元好问；元时回族的萨都刺、藏族的萨班·贡嘎坚赞、色目人辛文房；明时回族的丁鹤年、金大车、海瑞、李赞；清时蒙古族的阿尔钠、法式善、哈斯宝、贡纳楚克、尹湛纳希、回族的薄松龄、藏族的阿旺。罗桑嘉措、第司·桑结嘉措、满族的叶赫纳兰·性德、曹雪芹等。他们著作甚丰、并且各自代表了一个时代。同汉族思想家、理论家一道，推动了中华文艺理论的深化和发展。

在近现代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史上，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一批少数民族出身的文艺家、思想家、理论家，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思想和美学原则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突出贡献，也使少数民族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发展史进入了新的时代。老舍、程砚秋、沈从文、萧乾等人的著述，是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的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时代的代表。

三

历史悠久的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呈现出多样的表现形态，有其独特的话语表达系统。

就表现形态来说，一是文艺理论专著。如举奢哲、阿买妮等人的彝族诗文论，全面地论述了彝族的诗学，构成了他们民族自己的诗歌理论体系。法拉比的《诗论》，被称作“东方

的“诗学”，他因此也被誉为“东方的亚里斯多德”。李贽的《童心说》，在中华文论和美学史上，破天荒第一次提出“童心”这个命题，把人性价值作为最高的审美标准。祜巴勐的《论傣族诗歌》，在诗歌的起源、诗歌与宗教的关系、诗歌分类和诗歌的民族性等问题上，发表了独特的见解。还有萨班·贡嘎坚赞的《乐论》、《东巴经》中的舞论、叶赫纳兰·性德的诗论、允祉的《八音乐器说》、唐岱的《绘事发微》等，都是中华文艺理论和美学史上碑铭性的著作。

二是在哲学、历史学、宗教学，以及大量的文艺批评等著作中表达了关于文学艺术和美学的诸种观点和主张。这种具有综合性的思维话语系统，不仅是少数民族、而且是自先秦诸子、《毛诗序》、《史记》、《论衡》、佛经译作以来开创的中华文艺理论和美学话语系统和表现形态的传统特色。但是，有一个值得特别注意的现象是：由于我国少数民族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长期保持着原始的混融性(宗教起了中介粘合作用)，形成了一种整体思维和整体观念的传统心理模式，并造成混合型的知识结构，因而“在古代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中，存在着种多学科(包括文论)相互交叉、相互渗透的理论著作。”如维吾尔族古代杰出的哲学家和诗人尤素甫·哈斯。哈吉甫通晓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他所著的不朽巨著《福乐智慧》，包括了社会、政治、经济、哲学、宗教、历史、文学等各方面知识，其文体是韵语，从文艺理论和美学角度看，它又是文论著作。彝族的举奢哲，是彝族古代的博学多才之士，他是文论家，也是经师、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并通晓医药和工艺美术，因此，他的《彝族诗文论》，即谈了文艺，又谈了历史和医学的写作，还谈了工艺制作。藏传佛教《大藏经》，堪称“文化百科全书”，而它所包含的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是极其丰富的。以上说明，如果我们忽视或无视少数民族文艺思想表现形态的特色，那么，我们就不能全面、整体地把握少数民族的文艺和美学思想。

在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话语系统和表现形态中，民间口头文艺论述值得特别一说。中国的许多少数民族没有本民族创制的文字，但这并不意味他们没有关于文艺的理性思考。我们知道，中国少数民族都能歌善舞，精绘巧艺，更不乏荷马式的人物。体系神话、系列故事、巨型史诗等等，都仍存活于中国少数民族中，并仍保留其完整形态，而在汉族中已成消散的历史烟云。少数民族的音乐、舞蹈、雕塑、绘画、戏剧、建筑、工艺等各艺术门类。都有惊世之作。倘佯在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有如航行在艺术的海洋。这样说，绝非过分。理论思维产生于丰富的实践中，中国少数民族丰富的艺术和审美的实践，使他们同时也有丰富的关于文艺的和美学的丰富的理性思考，即使没有文字的民族，也产生了大量的以口头的方式表达的文艺和美学的理论思想。民间口头文艺的大量存在，是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的一个重要的表现形态，从中可以看出，它们涉及全面，几乎囊括了古代全部文艺门类，表达了对诸如文艺起源、文艺本质、文艺特性、文艺效应、文艺内容与形式及其关系、文艺技巧等各个重大问题的观念和观点；在那些运用形象的和诗的语言中，阐发了他们的具有民族文化深层内涵的独道见解。中国少数民族民间口头文艺论，是中华文艺理论和美学宝库中弥足珍贵的思想理论遗产。

中国少数民族人民大众及其思想家、理论家们，是用他们自己民族的审美尺度来阐释他们的文艺观，他们几乎对古代各类文学艺术都有全面、完整而独特的理论表述。在文学中，不仅有他们的诗学。这是十分丰富的；而且有他们的故事学、小说学；特别是近现代，他们通过对中国几部古典小说名著的评点，发表了他们对小说艺术的独到见解。特别是关于音乐、舞蹈、绘画、工艺和戏剧，都有他们特殊的理论建树。我们十分高兴地读到藏族著作家第巴·桑结嘉措的藏文书法论、尊巴·崔称仁青和工珠·云丹嘉措的工艺论、满族画家高秉的指头画说，以及满族学者允祉的八音乐器说等。这些论述，不仅在少数民族文艺理论史上，即在中华文艺理论史上，也是不多见的，足令人震聋发酸，具有开拓性的意义。

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还十分重视对作家、艺术家即创作主体的研究，十分重视对接受主体的研究，十分重视对文艺审美效应的研究。在这方面，少数民族文艺理论已开创了现代接受理论的先河。

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已经形成了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理论话语系统和概念范畴。如彝族诗文论，是自成体系的民族化的文艺理论，有属于本民族自己的话语系统。诗律方面的声、韵、押、扣、连、对、段、偶、字、句等，不能用汉族的诗论观去简单的对应这些概念；文方面的主、题、体、骨、肉、风、彩、神、色、景、立、惊等，也有其特殊的概念，也不能作日常习惯用语去理解。就拿“主”、“题”来说。是不尽相同的两个概念，“主”是指作为内容主体的客观对象，“题”是指因主体对象而生发出来的感情、意向、行为及其情节、细节等。在藏族文艺学中，最高的审美范畴是“味”，而“味“的涵义，最本质的规定，是生命意识的感性体验。理解少数民族文艺理论，切不可望文生意或用我们熟悉的概念术语牵强附会。

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涉及全面，体大思精，不仅具备了泱泱堂堂的宏大规模，而且有了自己的体系和传统，其发展转迹，历历可寻。这不仅是文艺创作实践的理性总结，而且是理论思维自身的演进和深化。

四

任何民族的理论思维走向和理论思想体系的形成，都根源于该民族的文化生态环境，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亦然。

就整体而言，中华民族是多民族的统一体，中华民族文化具有多元整一性。中华文艺理论也具有多元整一性，这是中华各民族在彼此文化长期的影响交融过程中，形成了不同于西方传统的中华文艺理论特色。如中华传统文艺理论中的言志抒情之说，为国为民之论，感兴讽渝之旨，妙悟神韵之趣，不仅为汉民族所遵循，也通过少数民族中深谙汉学的知识分子在本民族中的传播，为各族人民所接受。另一方面，就各个少数民族而言，他们的民族文化、民族心理乃至表现在文艺理论和审美意识上，又各自具有鲜明的本民族特色，表现出中华民族文化(包括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统一中的多样性。本世纪中叶以前，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各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结构若按历史形态发展顺序排列起来，大致可以构成人类社会发展史的缩影。中国西南的独龙、怒、佰、傈僳、布朗、景颇、基诺、德昂、珞巴等民族地区，东北的鄂伦春、赫哲、鄂温克等民族地区，以及海南、福建、台湾的黎、畲、高山等民族地区，还保留着浓厚的原始公社制度的残余，以狩猎和刀耕文化为特色，主要信仰原始宗教；大、小凉山的彝族地区，存在着较为完整的奴隶制度，以农耕文化为主，信仰万物有灵，祖先崇拜占有突出地位；而藏、傣、哈尼、维吾尔等民族地区，曾实行以领主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封建农奴制度；回、蒙古、苗、壮、满等30多个少数民族地区，封建地主经济则比较发达。社会经济结构的差异和社会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是形成文艺理论和审美意识的民族特性的基础原因。我们看到，经济结构和社会形态愈是接近的各民族，其文艺理论和审美意识所表现出的共性就愈多；反之，经济结构和社会形态差别愈大，其文艺理论和审美意识的个性特征就愈鲜明。人文地理环境差异，直接制约着各民族文艺理论思想和审美意识表现。所谓人文地理环境，包括政治制度、道德习尚、宗教信仰、风情习俗，以及该民族生活在其中的自然地理环境。因人文地理环境的差异，使得植根于其中的文艺理论思想和审美意识倾向也有了不同的选择和走向，表现出民族的差异性。中国各少数民族文艺理论和审美意识异彩纷呈，正是中华民族文艺理论和审美意识丰富性的表现。

但是，与汉族比较，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和审美意识又有其少数民族共性。也是由于历史的原因，汉族主要生活在黄河和长江中、下游流域，形成了中原文化族体；少数民族几乎都居住在中国领土上的周边地区，从东北延伸至华北至西北，再转向西南；海南、华南，直至台湾、福建，形成了一个“C”形周边族体分布带。这是地理分布带，也是族体文化分布带。中原族体文化分布和“C’形周边族体文化分布，可以称作中心圆形文化带和周边弧形文化带。产生于周边弧形文化带上的文艺理论思想和审美意识，有着与汉民族不尽相同的传统和特色，概括地说，主要表现在以下诸方面：

第一，关于文化内涵。每个民族的文艺理论思想和审美意识，无不积淀着该民族的文化精神。处在中国周边弧形文化带上的少数民族的文艺理论思想和审美意识，也深刻地积淀着少数民族的文化精神。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精神，主要受到中国少数民族的经济活动方式和宗教信仰的制约，突出表现为神秘性。解放前，中国少数民族中的许多民族还处在原始社会末期或向阶级社会转变过程中的历史转型期，原始宗教信仰和初期阶级宗教信仰渗透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各个方面，并形成了以神秘主义为精魂的一体化的社会意识形态；而其他少数民族虽已进入农业时代和阶级社会，但是，都经历了“政教合一”统治的历史过程，神秘主义依然是民族文化精神的主导，成为意识形态中占统治地位的思潮。这些都使中国少数民族的文艺理论和审美意识弥漫着神秘主义色彩。神秘性，不仅表现在表达形态上，或是以宗教经典或经文出现，或是在宗教仪式上假神灵或圣明之言，而且更深刻地表现在观念上，无论关于艺术的起源、艺术的功能、艺术特征、艺术灵感等，也都不同程度地依托于神秘旨意，以强调其神圣性和无可辩驳性。我们实事求是地指出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和审美意识中的神秘性，丝毫不否认其科学性和历史价值，因为，宗教与艺术在许多方面是相通的，宗教与艺术都是寻找形式、创造形式、指向形式的，因而都具有感性形象形态；宗教与艺术都是创造者主体的自我价值表现，因而都具有强烈的情感渲泄性；宗教与艺术在其心理活动过程方面，又都具有迷狂性和灵感性特征。形象、表现与迷狂是宗教与艺术的共同点。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和审美意识，是在神秘包裹中的艺术科学和审美学。

第二，关于人性精神。中国汉族的文艺思想和审美思想传统，由于受到儒家学派的深刻影响，虽然也关心人，也谈人性，但是，所谈论和关心的人，往往是理性的人，道德的人，乃至具有强烈的政治功利的人；活生生的富有生命的感性的人，往往在理性、道德和政治功利中消失，留下的是没有感情、毫无血肉的关于“人的公式”。而在汉族的文艺创作传统实绩中，似乎并不恪守“人的公式”，呈现给人们的是活生生的人性的世界。魏晋时期，是中国个性感性意识觉醒的时期。在魏晋文艺理论和审美意识中，表现出对个人价值的发现、个性心灵的苏醒和生命本质的张扬。魏晋的理论思想传统。在“克己复礼”、“不知悦生”占主导思潮的中原文化环境中并未得到贯彻始终；倒是在中国周边弧形文化生殖带上表现出高扬之热，贯通古今。中国少数民族文艺思想和审美思想，与其所形成的创作实迹的基础相统一，具有对活生生的富有生命的感性的人性的挚着追求和强烈呼唤。我们从少数民族文学艺术论著中看到。他们有着关于文学艺术即人性表现的传统主张，把人性自我看作是文学艺术的终极目标，因而把活生生的具有生命本体的感性的人看作是文学艺术的唯一对象。元好问继承自魏晋开创的文学艺术乃个性意识张扬、个人生命价值表现的实践与理论传统，倡导诗乃“传心”之说；直至李贽提出“童心”说，可以看作是系统地阐明了文学艺术的人本主义；待到曹雪芹，一把辛酸泪，铸成红楼梦，尽情地表现出自由的人类本性。在少数民族文学艺术理论和审美创造中，也随时把人的感性的生命本质扩张到自然万物、大千世界，在他们的理论思维和审美心理中，我即宇宙，宇宙即我，日月星辰、山川树木、乌兽虫鱼，一句话，我们称之为身外的自然万物都被包括到人类主体的感性的生命本体中，浪漫精神是中国少数民族文艺思想和审美意识的主题，这种浪漫精神，正是以人性的强烈表现为内在根据的。少数民族文学艺术经常去表现在行为的时空中奉献自我的崇高精神，在想象的自由领域对美的热切渴求，似乎醉心于怪异的、遥远的、奇迹般的、幻想的目标，表现出一心想超越自我的努力，而实际上正是以人性自我去同化外部自然，最后达到人性自我的升华，并与宇宙精神、与无所不在的生命精神合而为一。藏族在中华各民族中是最早提出以人为最高尺度来塑艺术形象的。早在八世纪修建西藏第一座寺院——桑耶寺塑造度母象时。就请了几位贵族女性作活体模特儿。西藏的布达拉宫和众多的佛教寺院建筑如白居寺等，其体量均合于人体比例，藏式佛塔也依人体比例造型，西藏的神佛造像也以人的尺度为造像原则，并洋溢着世俗的情感、情态和情趣。藏族的艺术论(画论、造象论、舞论、剧论、诗论等)就是对艺术表现人性精神理论概括。宗教文化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体系中曾占有主导地位，但宗教始终也未能扼杀人性精神。

第三，关于文艺功能。文艺是真、善美的综合统一体。但是，不同民族，在不同文化生态环境中生成的理论思想，对文艺的真、善、美的功能效应，有着不同的强调、侧重和理解。儒家文艺观，在注意到文艺真善美的综合功能的同时，更强调文艺的扬善惩恶的功能和教化功能，形成了中国儒家的传统的文艺社会功利观。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关于文艺的功能问题，虽然也强调文艺的真善美的综合功能效应，但更注重和强调文艺的乐生功能和表现功能，强调文艺的审美效应。彝族理论家举奢哲十分注意区别历史和文艺的不同，他在《论历史和诗的写作》中指出：“记录要真实，鉴别要审慎，这样写下的，才算是历史，史实才算真。”“所以历史家，不能靠想象。不像写诗歌，不象写故事。诗歌和故事，可以这样写：当时情和景，情和景中人，只要真想象，就可作文章。可以有假想，夸饰也不妨。”在这里，他谈论的是文艺创作的特性和艺术真实问题，但同时也涉及到文艺的乐生功能与表现功能的问题。在谈到诗歌的作用时，他就直言强调诗歌的乐生与表现的审美效应，他说：“诗歌作用大，诗歌骨力劲，它能使人们，人人都欢畅，人人都高兴。”“有时它又能，使人心悲伤，使人心惆帐。”或者成为“相知的门径，传情的乐章。”举奢哲的文艺功能说，可以代表中国少数民族具有普遍性的文艺功能观。特别在民间文艺论述中，几乎普遍强调文艺的乐生与表现的审美功能。珞巴族说：“酒醉歌儿多”，“越唱越快活”。“歌儿唱不完，歌伴我生活。”“歌儿代代传，铭记苦和乐。”怒族说，当人们“生活十分寂苦凄凉”的时候。音乐和舞蹈可以“排解寂寞，抒发情怀”，“以饱耳福”，“享受欢乐”。侗族说：“不唱山歌日子怎么过?饭养身子歌养心吆!”而舞蹈的目的是“手拉手呀来寻求娱乐，消除长夜莫让它漫漫。”哈尼族说，唱歌、跳舞、讲故事是为了了解除心中的苦闷、寻求生活的快乐，因而歌、舞和故事是生活中绽开的“金色的花”。畲族把人类的特质生产和娱乐生产作了明确划分，谈到诗歌创作时指出：“歌言本是闲人造。”含有游戏说的意味，认为诗歌的目的就是“乐生”：“生得喉咙要唱歌，苦头苦脸日子难过；无衣无食歌当饭，胜过老爷吃燕窝。”独龙族则把音乐和舞蹈看作即能娱神，同时也能娱人，具有娱人娱神相统一的功能。实际上娱神还是为了娱人。独龙族关于文艺“娱神娱人”的功能观在少数民族中具有普遍性。在这些十分朴实的言语中，表达了极富理论深意的文艺和审美观。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中国少数民族倍受欺压和凌戮，使他们有着一种民族内聚、团结和自强的热烈渴望，因而对文艺可以发挥团结民族、统一意志的作用，在少数民族文艺功能观中也占有重要地位。

傣人塑范文篇9

80年代伊始，中国文艺理论批评史学家和奠基人郭绍虞先生就敏感地意识到时代赋予中华文艺理论研究的新机遇，及时地向研究界发出呼吁：“应该扩大我们的研究领域”，改变长期以来“较少注意兄弟民族的理论”的状况，并欣悦宣告“兄弟民族理论也有所发现”。自此以后的20年间，我国有一批文艺理论工作者，排除万难，以开拓者的精神，步入了少数民族文艺理论的丰厚宝地。他们首先从原始资料的搜集、挖掘、整理和翻译人手，很快地从西双版纳的密林深处，从大小凉山，从雪域高原，从天山脚下，从青海湖滨，从松花江畔，从内蒙古草原——相继发现了一大批足以令世人惊喜的中国少数民族文艺论著。1981年，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云南)出版了400年前由傣族的祜巴勐(和尚等级中由低到高的第七等级者)撰写、今人岩温扁翻译整理的《论傣族诗歌》，立即引起学术界的注目，被誉为“一个重要的发现”。1987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买买提·祖农、王弋丁主编的《中国历代少数民族文论选》，这是第一本综合性的少数民族文艺论著选，收录了15个少数民族36位论家66篇作品，初步展示了少数民族文艺理论风貌。1988年，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了约在一千多年前由彝族理论家举奢哲和阿麦妮(女)撰写、今人康健等整理翻译的《彝族诗文论》。民间文艺研究家贾芝先生在此书序中说：“彝族诗文论手抄本的发现，是继引人注目的祜巴勐的《论傣族诗歌》之后的又一重大发现。”与此同时还出版发表了阿买妮的《彝语诗律论》、布独布举的《纸笔与写作》、布塔厄筹的《论诗的写作》和举娄布伦的《诗歌写作谈》。这些文艺论著大约产生于隋唐时代。1989年，四川民族出版社又出版了由鲁云涛、刘一沾、冯育柱、于乃昌编篡的《中国少数民族古代美学思想资料初编》，选入有文字的蒙、藏、维、彝、壮、傣、纳西等少数民族的古代文艺、美学论著55篇(部)约40余万字。其中，蒙古族的《〈青史演义〉简楔》、《〈西游记〉回批》，藏族的《诗镜》(藏族理论家依据印度擅丁《诗镜》藏文全文译著之作)、《画像量度经》、《十桀手造像量度经》、《十桀手造像量度经疏》、《造像量度经》，维吾尔族的《诗论》、《论诗人艺术的规律》，纳西族的《跳神舞蹈规程》、《舞蹈来历》、《舞蹈的出处和来历》、《鲁般鲁绕》、《什罗祖师传略》等，都是第一次从民族文字译成汉文全文发表，从一个新的角度展示了少数民族的文艺思想和美学思想。

1990年，贵州人民出版社又相继推出布麦阿扭、布阿洪、漏侯布哲、实乍苦木等古代彝族理论家撰著的《论彝诗体例》、《彝诗例话》、《彝诗史话》、《诗音与诗魂》、《论彝族诗歌》、

《谈诗说文》、《彝诗九体论》等汉文译本。进入90年代以来，又不断地有少数民族文艺论著的新发现和结集问世。其中，于乃昌、冯育柱、彭书麟主编并完成的《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集成》，辑录了我国55个少数民族和4个古代民族自先秦以来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上下两千年间，190余位论家的300余篇(部)重要文艺论著，总计逾百万字，其中包括了90年代以后的更多的新发现和新译作，举其要者，如藏族学者萨班·贡嘎坚赞的(乐论)、第巴·桑结嘉措的《白琉璃论献疑·除锈复原》、《关于诗的文辞修饰》、《藏族的文字》、工珠元丹嘉措的《诗论》、久·米庞的《歌舞幻化音乐》，维吾尔族诗人黎·穆塔里甫的《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热爱艺术》、毛拉艾斯木吐拉·穆吉孜的《乐师史》，满族学者允祉的《八音乐器说》、唐岱的《绘事发微》、高秉的《指头画说》，侗族的《歌诗传》、《戏师传》等。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在这部《集成》中，还编入了已确定系少数民族出身而在中国文艺理论思想史上都久负盛名、堪称大家的论著和精湛而丰富的少数民族民间口头文艺论和审美论。《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集成》展示了中国少数民族无与伦比的迷人的文艺理论壮茂景观。以上说明，中国少数民族的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是十分丰富而多彩的，是中华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宝库中光彩夺目的珠玉，它们为中华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的丰富、发展和繁荣作出了独特贡献。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某些文艺理论研究者的视野只局限于汉族的文艺理论领域，而对异彩纷呈的少数民族文艺理论却视而不见，成了研究的盲区。这不能说是正常现象。高扬55个少数民族在共同缔造中华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大厦中客观存在的历史贡献和历史地位，使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的摧璨明珠重放光芒，是当代文艺理论研究者的历史使命。

二

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有悠久的历史。

中国少数民族关于文艺问题的思考，可以追溯到神话时代。在少数民族创世神话中，在他们探索世界的起源和人类的诞生的同时，也把文艺诸如韵语(诗)、音乐、舞蹈和绘画等作为人生和生命的大问题，探讨了它们的起源、特性和效应，并给予了种种神话的解释。珞巴族神话说，人间美妙的音乐是太阳女神冬尼海依赐予人们的，以使人们消除苦痛，获得欢乐。纳西族神话说，人间的舞蹈是从住在十八层天上的盘珠沙美女神那里学来的。这些神话艺术观，可以说是“艺术神授”说和“神灵凭附”说的源头。而更多的神话则认为艺术起源于对自然灵物的模仿，如纳西族的另一篇神话说，舞蹈起源于对那些具有灵性的兽类、鸟虫动作的模仿。音乐起源于富有灵性的“习习清风”的暗示。傈僳族神话说，他们的民族乐器“其本”是模仿具有灵性的鸟语创造出来的。珞巴族神话也说，人间的编制工艺和图案花纹是由有灵性的猴子和乌儿教会的。“神授”和对具有神性的自然灵物“模仿”的艺术起源观在少数民族文艺思想史上占有主导地位，这是与他们生活的特殊的自然环境、生产生活方式以及与他们对自然灵崇拜和图腾崇拜密切相关。所谓“模仿”，即对神灵的模仿。无论“神授说”或“模仿说”都一致认为，艺术的功能与效应，一是娱神慑鬼，二是追忆祖先，三是抒发情怀，四是团结族人、统一意志。自神话时代开创的中国少数民族文艺思想传统，历经千百年，不断丰富，连绵发展，又有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影响、吸收、融化，逐渐形成泱泱堂堂的恢宏之势，汇人中华民族文艺思想发展史的滔滔长河。

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的成文著述，根据迄今发现的研究，至迟产生于魏晋隋唐时代，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少数民族文艺理论著作家当首推彝族的举奢哲、阿买尼(女)、布独布举、布塔厄筹、举娄布伦等人，他们较早地撰写出了东方的“诗学”。值得特别提醒的是，他们活动的时代，也正是汉族产生曹五、陆机、刘勰、钟嵘等大家的时代。从这一时期少数民族文艺理论思想的系统性和成熟性来看，早在这之前，亦当有成文的理论见解出现。由于历史的机遇。魏晋至隋唐时代，正是中华大地上各民族大迁徒、大交流、大融合、大发展的时期，也是中国各少数民族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思想的大繁荣和大活跃时期。自唐以后直至清代，在中国少数民族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发展史上，涌现出一批赫赫有名、激动中华、影响深远的思想家和理论家，其中佼佼者如唐时鲜卑族后裔元结、匈奴族后裔刘禹锡；五代时突厥族的法拉比；宋时鲜卑族的慕容彦逢；辽时鲜卑族的元好问；元时回族的萨都刺、藏族的萨班·贡嘎坚赞、色目人辛文房；明时回族的丁鹤年、金大车、海瑞、李赞；清时蒙古族的阿尔钠、法式善、哈斯宝、贡纳楚克、尹湛纳希、回族的薄松龄、藏族的阿旺。罗桑嘉措、第司·桑结嘉措、满族的叶赫纳兰·性德、曹雪芹等。他们著作甚丰、并且各自代表了一个时代。同汉族思想家、理论家一道，推动了中华文艺理论的深化和发展。

在近现代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史上，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一批少数民族出身的文艺家、思想家、理论家，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思想和美学原则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突出贡献，也使少数民族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发展史进入了新的时代。老舍、程砚秋、沈从文、萧乾等人的著述，是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的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时代的代表。

三

历史悠久的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呈现出多样的表现形态，有其独特的话语表达系统。

就表现形态来说，一是文艺理论专著。如举奢哲、阿买妮等人的彝族诗文论，全面地论述了彝族的诗学，构成了他们民族自己的诗歌理论体系。法拉比的《诗论》，被称作“东方

的“诗学”，他因此也被誉为“东方的亚里斯多德”。李贽的《童心说》，在中华文论和美学史上，破天荒第一次提出“童心”这个命题，把人性价值作为最高的审美标准。祜巴勐的《论傣族诗歌》，在诗歌的起源、诗歌与宗教的关系、诗歌分类和诗歌的民族性等问题上，发表了独特的见解。还有萨班·贡嘎坚赞的《乐论》、《东巴经》中的舞论、叶赫纳兰·性德的诗论、允祉的《八音乐器说》、唐岱的《绘事发微》等，都是中华文艺理论和美学史上碑铭性的著作。

二是在哲学、历史学、宗教学，以及大量的文艺批评等著作中表达了关于文学艺术和美学的诸种观点和主张。这种具有综合性的思维话语系统，不仅是少数民族、而且是自先秦诸子、《毛诗序》、《史记》、《论衡》、佛经译作以来开创的中华文艺理论和美学话语系统和表现形态的传统特色。但是，有一个值得特别注意的现象是：由于我国少数民族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长期保持着原始的混融性(宗教起了中介粘合作用)，形成了一种整体思维和整体观念的传统心理模式，并造成混合型的知识结构，因而“在古代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中，存在着种多学科(包括文论)相互交叉、相互渗透的理论著作。”如维吾尔族古代杰出的哲学家和诗人尤素甫·哈斯。哈吉甫通晓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他所著的不朽巨著《福乐智慧》，包括了社会、政治、经济、哲学、宗教、历史、文学等各方面知识，其文体是韵语，从文艺理论和美学角度看，它又是文论著作。彝族的举奢哲，是彝族古代的博学多才之士，他是文论家，也是经师、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并通晓医药和工艺美术，因此，他的《彝族诗文论》，即谈了文艺，又谈了历史和医学的写作，还谈了工艺制作。藏传佛教《大藏经》，堪称“文化百科全书”，而它所包含的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是极其丰富的。以上说明，如果我们忽视或无视少数民族文艺思想表现形态的特色，那么，我们就不能全面、整体地把握少数民族的文艺和美学思想。

在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话语系统和表现形态中，民间口头文艺论述值得特别一说。中国的许多少数民族没有本民族创制的文字，但这并不意味他们没有关于文艺的理性思考。我们知道，中国少数民族都能歌善舞，精绘巧艺，更不乏荷马式的人物。体系神话、系列故事、巨型史诗等等，都仍存活于中国少数民族中，并仍保留其完整形态，而在汉族中已成消散的历史烟云。少数民族的音乐、舞蹈、雕塑、绘画、戏剧、建筑、工艺等各艺术门类。都有惊世之作。倘佯在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有如航行在艺术的海洋。这样说，绝非过分。理论思维产生于丰富的实践中，中国少数民族丰富的艺术和审美的实践，使他们同时也有丰富的关于文艺的和美学的丰富的理性思考，即使没有文字的民族，也产生了大量的以口头的方式表达的文艺和美学的理论思想。民间口头文艺的大量存在，是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的一个重要的表现形态，从中可以看出，它们涉及全面，几乎囊括了古代全部文艺门类，表达了对诸如文艺起源、文艺本质、文艺特性、文艺效应、文艺内容与形式及其关系、文艺技巧等各个重大问题的观念和观点；在那些运用形象的和诗的语言中，阐发了他们的具有民族文化深层内涵的独道见解。中国少数民族民间口头文艺论，是中华文艺理论和美学宝库中弥足珍贵的思想理论遗产。

中国少数民族人民大众及其思想家、理论家们，是用他们自己民族的审美尺度来阐释他们的文艺观，他们几乎对古代各类文学艺术都有全面、完整而独特的理论表述。在文学中，不仅有他们的诗学。这是十分丰富的；而且有他们的故事学、小说学；特别是近现代，他们通过对中国几部古典小说名著的评点，发表了他们对小说艺术的独到见解。特别是关于音乐、舞蹈、绘画、工艺和戏剧，都有他们特殊的理论建树。我们十分高兴地读到藏族著作家第巴·桑结嘉措的藏文书法论、尊巴·崔称仁青和工珠·云丹嘉措的工艺论、满族画家高秉的指头画说，以及满族学者允祉的八音乐器说等。这些论述，不仅在少数民族文艺理论史上，即在中华文艺理论史上，也是不多见的，足令人震聋发酸，具有开拓性的意义。

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还十分重视对作家、艺术家即创作主体的研究，十分重视对接受主体的研究，十分重视对文艺审美效应的研究。在这方面，少数民族文艺理论已开创了现代接受理论的先河。

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已经形成了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理论话语系统和概念范畴。如彝族诗文论，是自成体系的民族化的文艺理论，有属于本民族自己的话语系统。诗律方面的声、韵、押、扣、连、对、段、偶、字、句等，不能用汉族的诗论观去简单的对应这些概念；文方面的主、题、体、骨、肉、风、彩、神、色、景、立、惊等，也有其特殊的概念，也不能作日常习惯用语去理解。就拿“主”、“题”来说。是不尽相同的两个概念，“主”是指作为内容主体的客观对象，“题”是指因主体对象而生发出来的感情、意向、行为及其情节、细节等。在藏族文艺学中，最高的审美范畴是“味”，而“味“的涵义，最本质的规定，是生命意识的感性体验。理解少数民族文艺理论，切不可望文生意或用我们熟悉的概念术语牵强附会。

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涉及全面，体大思精，不仅具备了泱泱堂堂的宏大规模，而且有了自己的体系和传统，其发展转迹，历历可寻。这不仅是文艺创作实践的理性总结，而且是理论思维自身的演进和深化。

四

任何民族的理论思维走向和理论思想体系的形成，都根源于该民族的文化生态环境，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亦然。

就整体而言，中华民族是多民族的统一体，中华民族文化具有多元整一性。中华文艺理论也具有多元整一性，这是中华各民族在彼此文化长期的影响交融过程中，形成了不同于西方传统的中华文艺理论特色。如中华传统文艺理论中的言志抒情之说，为国为民之论，感兴讽渝之旨，妙悟神韵之趣，不仅为汉民族所遵循，也通过少数民族中深谙汉学的知识分子在本民族中的传播，为各族人民所接受。另一方面，就各个少数民族而言，他们的民族文化、民族心理乃至表现在文艺理论和审美意识上，又各自具有鲜明的本民族特色，表现出中华民族文化(包括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统一中的多样性。本世纪中叶以前，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各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结构若按历史形态发展顺序排列起来，大致可以构成人类社会发展史的缩影。中国西南的独龙、怒、佰、傈僳、布朗、景颇、基诺、德昂、珞巴等民族地区，东北的鄂伦春、赫哲、鄂温克等民族地区，以及海南、福建、台湾的黎、畲、高山等民族地区，还保留着浓厚的原始公社制度的残余，以狩猎和刀耕文化为特色，主要信仰原始宗教；大、小凉山的彝族地区，存在着较为完整的奴隶制度，以农耕文化为主，信仰万物有灵，祖先崇拜占有突出地位；而藏、傣、哈尼、维吾尔等民族地区，曾实行以领主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封建农奴制度；回、蒙古、苗、壮、满等30多个少数民族地区，封建地主经济则比较发达。社会经济结构的差异和社会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是形成文艺理论和审美意识的民族特性的基础原因。我们看到，经济结构和社会形态愈是接近的各民族，其文艺理论和审美意识所表现出的共性就愈多；反之，经济结构和社会形态差别愈大，其文艺理论和审美意识的个性特征就愈鲜明。人文地理环境差异，直接制约着各民族文艺理论思想和审美意识表现。所谓人文地理环境，包括政治制度、道德习尚、宗教信仰、风情习俗，以及该民族生活在其中的自然地理环境。因人文地理环境的差异，使得植根于其中的文艺理论思想和审美意识倾向也有了不同的选择和走向，表现出民族的差异性。中国各少数民族文艺理论和审美意识异彩纷呈，正是中华民族文艺理论和审美意识丰富性的表现。

但是，与汉族比较，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和审美意识又有其少数民族共性。也是由于历史的原因，汉族主要生活在黄河和长江中、下游流域，形成了中原文化族体；少数民族几乎都居住在中国领土上的周边地区，从东北延伸至华北至西北，再转向西南；海南、华南，直至台湾、福建，形成了一个“C”形周边族体分布带。这是地理分布带，也是族体文化分布带。中原族体文化分布和“C’形周边族体文化分布，可以称作中心圆形文化带和周边弧形文化带。产生于周边弧形文化带上的文艺理论思想和审美意识，有着与汉民族不尽相同的传统和特色，概括地说，主要表现在以下诸方面：

第一，关于文化内涵。每个民族的文艺理论思想和审美意识，无不积淀着该民族的文化精神。处在中国周边弧形文化带上的少数民族的文艺理论思想和审美意识，也深刻地积淀着少数民族的文化精神。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精神，主要受到中国少数民族的经济活动方式和宗教信仰的制约，突出表现为神秘性。解放前，中国少数民族中的许多民族还处在原始社会末期或向阶级社会转变过程中的历史转型期，原始宗教信仰和初期阶级宗教信仰渗透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各个方面，并形成了以神秘主义为精魂的一体化的社会意识形态；而其他少数民族虽已进入农业时代和阶级社会，但是，都经历了“政教合一”统治的历史过程，神秘主义依然是民族文化精神的主导，成为意识形态中占统治地位的思潮。这些都使中国少数民族的文艺理论和审美意识弥漫着神秘主义色彩。神秘性，不仅表现在表达形态上，或是以宗教经典或经文出现，或是在宗教仪式上假神灵或圣明之言，而且更深刻地表现在观念上，无论关于艺术的起源、艺术的功能、艺术特征、艺术灵感等，也都不同程度地依托于神秘旨意，以强调其神圣性和无可辩驳性。我们实事求是地指出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和审美意识中的神秘性，丝毫不否认其科学性和历史价值，因为，宗教与艺术在许多方面是相通的，宗教与艺术都是寻找形式、创造形式、指向形式的，因而都具有感性形象形态；宗教与艺术都是创造者主体的自我价值表现，因而都具有强烈的情感渲泄性；宗教与艺术在其心理活动过程方面，又都具有迷狂性和灵感性特征。形象、表现与迷狂是宗教与艺术的共同点。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和审美意识，是在神秘包裹中的艺术科学和审美学。

第二，关于人性精神。中国汉族的文艺思想和审美思想传统，由于受到儒家学派的深刻影响，虽然也关心人，也谈人性，但是，所谈论和关心的人，往往是理性的人，道德的人，乃至具有强烈的政治功利的人；活生生的富有生命的感性的人，往往在理性、道德和政治功利中消失，留下的是没有感情、毫无血肉的关于“人的公式”。而在汉族的文艺创作传统实绩中，似乎并不恪守“人的公式”，呈现给人们的是活生生的人性的世界。魏晋时期，是中国个性感性意识觉醒的时期。在魏晋文艺理论和审美意识中，表现出对个人价值的发现、个性心灵的苏醒和生命本质的张扬。魏晋的理论思想传统。在“克己复礼”、“不知悦生”占主导思潮的中原文化环境中并未得到贯彻始终；倒是在中国周边弧形文化生殖带上表现出高扬之热，贯通古今。中国少数民族文艺思想和审美思想，与其所形成的创作实迹的基础相统一，具有对活生生的富有生命的感性的人性的挚着追求和强烈呼唤。我们从少数民族文学艺术论著中看到。他们有着关于文学艺术即人性表现的传统主张，把人性自我看作是文学艺术的终极目标，因而把活生生的具有生命本体的感性的人看作是文学艺术的唯一对象。元好问继承自魏晋开创的文学艺术乃个性意识张扬、个人生命价值表现的实践与理论传统，倡导诗乃“传心”之说；直至李贽提出“童心”说，可以看作是系统地阐明了文学艺术的人本主义；待到曹雪芹，一把辛酸泪，铸成红楼梦，尽情地表现出自由的人类本性。在少数民族文学艺术理论和审美创造中，也随时把人的感性的生命本质扩张到自然万物、大千世界，在他们的理论思维和审美心理中，我即宇宙，宇宙即我，日月星辰、山川树木、乌兽虫鱼，一句话，我们称之为身外的自然万物都被包括到人类主体的感性的生命本体中，浪漫精神是中国少数民族文艺思想和审美意识的主题，这种浪漫精神，正是以人性的强烈表现为内在根据的。少数民族文学艺术经常去表现在行为的时空中奉献自我的崇高精神，在想象的自由领域对美的热切渴求，似乎醉心于怪异的、遥远的、奇迹般的、幻想的目标，表现出一心想超越自我的努力，而实际上正是以人性自我去同化外部自然，最后达到人性自我的升华，并与宇宙精神、与无所不在的生命精神合而为一。藏族在中华各民族中是最早提出以人为最高尺度来塑艺术形象的。早在八世纪修建西藏第一座寺院——桑耶寺塑造度母象时。就请了几位贵族女性作活体模特儿。西藏的布达拉宫和众多的佛教寺院建筑如白居寺等，其体量均合于人体比例，藏式佛塔也依人体比例造型，西藏的神佛造像也以人的尺度为造像原则，并洋溢着世俗的情感、情态和情趣。藏族的艺术论(画论、造象论、舞论、剧论、诗论等)就是对艺术表现人性精神理论概括。宗教文化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体系中曾占有主导地位，但宗教始终也未能扼杀人性精神。

第三，关于文艺功能。文艺是真、善美的综合统一体。但是，不同民族，在不同文化生态环境中生成的理论思想，对文艺的真、善、美的功能效应，有着不同的强调、侧重和理解。儒家文艺观，在注意到文艺真善美的综合功能的同时，更强调文艺的扬善惩恶的功能和教化功能，形成了中国儒家的传统的文艺社会功利观。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关于文艺的功能问题，虽然也强调文艺的真善美的综合功能效应，但更注重和强调文艺的乐生功能和表现功能，强调文艺的审美效应。彝族理论家举奢哲十分注意区别历史和文艺的不同，他在《论历史和诗的写作》中指出：“记录要真实，鉴别要审慎，这样写下的，才算是历史，史实才算真。”“所以历史家，不能靠想象。不像写诗歌，不象写故事。诗歌和故事，可以这样写：当时情和景，情和景中人，只要真想象，就可作文章。可以有假想，夸饰也不妨。”在这里，他谈论的是文艺创作的特性和艺术真实问题，但同时也涉及到文艺的乐生功能与表现功能的问题。在谈到诗歌的作用时，他就直言强调诗歌的乐生与表现的审美效应，他说：“诗歌作用大，诗歌骨力劲，它能使人们，人人都欢畅，人人都高兴。”“有时它又能，使人心悲伤，使人心惆帐。”或者成为“相知的门径，传情的乐章。”举奢哲的文艺功能说，可以代表中国少数民族具有普遍性的文艺功能观。特别在民间文艺论述中，几乎普遍强调文艺的乐生与表现的审美功能。珞巴族说：“酒醉歌儿多”，“越唱越快活”。“歌儿唱不完，歌伴我生活。”“歌儿代代传，铭记苦和乐。”怒族说，当人们“生活十分寂苦凄凉”的时候。音乐和舞蹈可以“排解寂寞，抒发情怀”，“以饱耳福”，“享受欢乐”。侗族说：“不唱山歌日子怎么过?饭养身子歌养心吆!”而舞蹈的目的是“手拉手呀来寻求娱乐，消除长夜莫让它漫漫。”哈尼族说，唱歌、跳舞、讲故事是为了了解除心中的苦闷、寻求生活的快乐，因而歌、舞和故事是生活中绽开的“金色的花”。畲族把人类的特质生产和娱乐生产作了明确划分，谈到诗歌创作时指出：“歌言本是闲人造。”含有游戏说的意味，认为诗歌的目的就是“乐生”：“生得喉咙要唱歌，苦头苦脸日子难过；无衣无食歌当饭，胜过老爷吃燕窝。”独龙族则把音乐和舞蹈看作即能娱神，同时也能娱人，具有娱人娱神相统一的功能。实际上娱神还是为了娱人。独龙族关于文艺“娱神娱人”的功能观在少数民族中具有普遍性。在这些十分朴实的言语中，表达了极富理论深意的文艺和审美观。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中国少数民族倍受欺压和凌戮，使他们有着一种民族内聚、团结和自强的热烈渴望，因而对文艺可以发挥团结民族、统一意志的作用，在少数民族文艺功能观中也占有重要地位。

傣人塑范文篇10

80年代伊始，中国文艺理论批评史学家和奠基人郭绍虞先生就敏感地意识到时代赋予中华文艺理论研究的新机遇，及时地向研究界发出呼吁：“应该扩大我们的研究领域”，改变长期以来“较少注意兄弟民族的理论”的状况，并欣悦宣告“兄弟民族理论也有所发现”。自此以后的20年间，我国有一批文艺理论工作者，排除万难，以开拓者的精神，步入了少数民族文艺理论的丰厚宝地。他们首先从原始资料的搜集、挖掘、整理和翻译人手，很快地从西双版纳的密林深处，从大小凉山，从雪域高原，从天山脚下，从青海湖滨，从松花江畔，从内蒙古草原——相继发现了一大批足以令世人惊喜的中国少数民族文艺论著。1981年，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云南)出版了400年前由傣族的祜巴勐(和尚等级中由低到高的第七等级者)撰写、今人岩温扁翻译整理的《论傣族诗歌》，立即引起学术界的注目，被誉为“一个重要的发现”。1987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买买提·祖农、王弋丁主编的《中国历代少数民族文论选》，这是第一本综合性的少数民族文艺论著选，收录了15个少数民族36位论家66篇作品，初步展示了少数民族文艺理论风貌。1988年，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了约在一千多年前由彝族理论家举奢哲和阿麦妮(女)撰写、今人康健等整理翻译的《彝族诗文论》。民间文艺研究家贾芝先生在此书序中说：“彝族诗文论手抄本的发现，是继引人注目的祜巴勐的《论傣族诗歌》之后的又一重大发现。”与此同时还出版发表了阿买妮的《彝语诗律论》、布独布举的《纸笔与写作》、布塔厄筹的《论诗的写作》和举娄布伦的《诗歌写作谈》。这些文艺论著大约产生于隋唐时代。1989年，四川民族出版社又出版了由鲁云涛、刘一沾、冯育柱、于乃昌编篡的《中国少数民族古代美学思想资料初编》，选入有文字的蒙、藏、维、彝、壮、傣、纳西等少数民族的古代文艺、美学论著55篇(部)约40余万字。其中，蒙古族的《〈青史演义〉简楔》、《〈西游记〉回批》，藏族的《诗镜》(藏族理论家依据印度擅丁《诗镜》藏文全文译著之作)、《画像量度经》、《十桀手造像量度经》、《十桀手造像量度经疏》、《造像量度经》，维吾尔族的《诗论》、《论诗人艺术的规律》，纳西族的《跳神舞蹈规程》、《舞蹈来历》、《舞蹈的出处和来历》、《鲁般鲁绕》、《什罗祖师传略》等，都是第一次从民族文字译成汉文全文发表，从一个新的角度展示了少数民族的文艺思想和美学思想。

1990年，贵州人民出版社又相继推出布麦阿扭、布阿洪、漏侯布哲、实乍苦木等古代彝族理论家撰著的《论彝诗体例》、《彝诗例话》、《彝诗史话》、《诗音与诗魂》、《论彝族诗歌》、

《谈诗说文》、《彝诗九体论》等汉文译本。进入90年代以来，又不断地有少数民族文艺论著的新发现和结集问世。其中，于乃昌、冯育柱、彭书麟主编并完成的《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集成》，辑录了我国55个少数民族和4个古代民族自先秦以来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上下两千年间，190余位论家的300余篇(部)重要文艺论著，总计逾百万字，其中包括了90年代以后的更多的新发现和新译作，举其要者，如藏族学者萨班·贡嘎坚赞的(乐论)、第巴·桑结嘉措的《白琉璃论献疑·除锈复原》、《关于诗的文辞修饰》、《藏族的文字》、工珠元丹嘉措的《诗论》、久·米庞的《歌舞幻化音乐》，维吾尔族诗人黎·穆塔里甫的《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热爱艺术》、毛拉艾斯木吐拉·穆吉孜的《乐师史》，满族学者允祉的《八音乐器说》、唐岱的《绘事发微》、高秉的《指头画说》，侗族的《歌诗传》、《戏师传》等。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在这部《集成》中，还编入了已确定系少数民族出身而在中国文艺理论思想史上都久负盛名、堪称大家的论著和精湛而丰富的少数民族民间口头文艺论和审美论。《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集成》展示了中国少数民族无与伦比的迷人的文艺理论壮茂景观。以上说明，中国少数民族的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是十分丰富而多彩的，是中华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宝库中光彩夺目的珠玉，它们为中华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的丰富、发展和繁荣作出了独特贡献。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某些文艺理论研究者的视野只局限于汉族的文艺理论领域，而对异彩纷呈的少数民族文艺理论却视而不见，成了研究的盲区。这不能说是正常现象。高扬55个少数民族在共同缔造中华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大厦中客观存在的历史贡献和历史地位，使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的摧璨明珠重放光芒，是当代文艺理论研究者的历史使命。

二

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有悠久的历史。

中国少数民族关于文艺问题的思考，可以追溯到神话时代。在少数民族创世神话中，在他们探索世界的起源和人类的诞生的同时，也把文艺诸如韵语(诗)、音乐、舞蹈和绘画等作为人生和生命的大问题，探讨了它们的起源、特性和效应，并给予了种种神话的解释。珞巴族神话说，人间美妙的音乐是太阳女神冬尼海依赐予人们的，以使人们消除苦痛，获得欢乐。纳西族神话说，人间的舞蹈是从住在十八层天上的盘珠沙美女神那里学来的。这些神话艺术观，可以说是“艺术神授”说和“神灵凭附”说的源头。而更多的神话则认为艺术起源于对自然灵物的模仿，如纳西族的另一篇神话说，舞蹈起源于对那些具有灵性的兽类、鸟虫动作的模仿。音乐起源于富有灵性的“习习清风”的暗示。傈僳族神话说，他们的民族乐器“其本”是模仿具有灵性的鸟语创造出来的。珞巴族神话也说，人间的编制工艺和图案花纹是由有灵性的猴子和乌儿教会的。“神授”和对具有神性的自然灵物“模仿”的艺术起源观在少数民族文艺思想史上占有主导地位，这是与他们生活的特殊的自然环境、生产生活方式以及与他们对自然灵崇拜和图腾崇拜密切相关。所谓“模仿”，即对神灵的模仿。无论“神授说”或“模仿说”都一致认为，艺术的功能与效应，一是娱神慑鬼，二是追忆祖先，三是抒发情怀，四是团结族人、统一意志。自神话时代开创的中国少数民族文艺思想传统，历经千百年，不断丰富，连绵发展，又有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影响、吸收、融化，逐渐形成泱泱堂堂的恢宏之势，汇人中华民族文艺思想发展史的滔滔长河。

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的成文著述，根据迄今发现的研究，至迟产生于魏晋隋唐时代，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少数民族文艺理论著作家当首推彝族的举奢哲、阿买尼(女)、布独布举、布塔厄筹、举娄布伦等人，他们较早地撰写出了东方的“诗学”。值得特别提醒的是，他们活动的时代，也正是汉族产生曹五、陆机、刘勰、钟嵘等大家的时代。从这一时期少数民族文艺理论思想的系统性和成熟性来看，早在这之前，亦当有成文的理论见解出现。由于历史的机遇。魏晋至隋唐时代，正是中华大地上各民族大迁徒、大交流、大融合、大发展的时期，也是中国各少数民族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思想的大繁荣和大活跃时期。自唐以后直至清代，在中国少数民族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发展史上，涌现出一批赫赫有名、激动中华、影响深远的思想家和理论家，其中佼佼者如唐时鲜卑族后裔元结、匈奴族后裔刘禹锡；五代时突厥族的法拉比；宋时鲜卑族的慕容彦逢；辽时鲜卑族的元好问；元时回族的萨都刺、藏族的萨班·贡嘎坚赞、色目人辛文房；明时回族的丁鹤年、金大车、海瑞、李赞；清时蒙古族的阿尔钠、法式善、哈斯宝、贡纳楚克、尹湛纳希、回族的薄松龄、藏族的阿旺。罗桑嘉措、第司·桑结嘉措、满族的叶赫纳兰·性德、曹雪芹等。他们著作甚丰、并且各自代表了一个时代。同汉族思想家、理论家一道，推动了中华文艺理论的深化和发展。

在近现代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史上，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一批少数民族出身的文艺家、思想家、理论家，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思想和美学原则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突出贡献，也使少数民族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发展史进入了新的时代。老舍、程砚秋、沈从文、萧乾等人的著述，是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的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时代的代表。

三

历史悠久的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呈现出多样的表现形态，有其独特的话语表达系统。

就表现形态来说，一是文艺理论专著。如举奢哲、阿买妮等人的彝族诗文论，全面地论述了彝族的诗学，构成了他们民族自己的诗歌理论体系。法拉比的《诗论》，被称作“东方

的“诗学”，他因此也被誉为“东方的亚里斯多德”。李贽的《童心说》，在中华文论和美学史上，破天荒第一次提出“童心”这个命题，把人性价值作为最高的审美标准。祜巴勐的《论傣族诗歌》，在诗歌的起源、诗歌与宗教的关系、诗歌分类和诗歌的民族性等问题上，发表了独特的见解。还有萨班·贡嘎坚赞的《乐论》、《东巴经》中的舞论、叶赫纳兰·性德的诗论、允祉的《八音乐器说》、唐岱的《绘事发微》等，都是中华文艺理论和美学史上碑铭性的著作。

二是在哲学、历史学、宗教学，以及大量的文艺批评等著作中表达了关于文学艺术和美学的诸种观点和主张。这种具有综合性的思维话语系统，不仅是少数民族、而且是自先秦诸子、《毛诗序》、《史记》、《论衡》、佛经译作以来开创的中华文艺理论和美学话语系统和表现形态的传统特色。但是，有一个值得特别注意的现象是：由于我国少数民族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长期保持着原始的混融性(宗教起了中介粘合作用)，形成了一种整体思维和整体观念的传统心理模式，并造成混合型的知识结构，因而“在古代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中，存在着种多学科(包括文论)相互交叉、相互渗透的理论著作。”如维吾尔族古代杰出的哲学家和诗人尤素甫·哈斯。哈吉甫通晓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他所著的不朽巨著《福乐智慧》，包括了社会、政治、经济、哲学、宗教、历史、文学等各方面知识，其文体是韵语，从文艺理论和美学角度看，它又是文论著作。彝族的举奢哲，是彝族古代的博学多才之士，他是文论家，也是经师、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并通晓医药和工艺美术，因此，他的《彝族诗文论》，即谈了文艺，又谈了历史和医学的写作，还谈了工艺制作。藏传佛教《大藏经》，堪称“文化百科全书”，而它所包含的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是极其丰富的。以上说明，如果我们忽视或无视少数民族文艺思想表现形态的特色，那么，我们就不能全面、整体地把握少数民族的文艺和美学思想。

在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话语系统和表现形态中，民间口头文艺论述值得特别一说。中国的许多少数民族没有本民族创制的文字，但这并不意味他们没有关于文艺的理性思考。我们知道，中国少数民族都能歌善舞，精绘巧艺，更不乏荷马式的人物。体系神话、系列故事、巨型史诗等等，都仍存活于中国少数民族中，并仍保留其完整形态，而在汉族中已成消散的历史烟云。少数民族的音乐、舞蹈、雕塑、绘画、戏剧、建筑、工艺等各艺术门类。都有惊世之作。倘佯在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有如航行在艺术的海洋。这样说，绝非过分。理论思维产生于丰富的实践中，中国少数民族丰富的艺术和审美的实践，使他们同时也有丰富的关于文艺的和美学的丰富的理性思考，即使没有文字的民族，也产生了大量的以口头的方式表达的文艺和美学的理论思想。民间口头文艺的大量存在，是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的一个重要的表现形态，从中可以看出，它们涉及全面，几乎囊括了古代全部文艺门类，表达了对诸如文艺起源、文艺本质、文艺特性、文艺效应、文艺内容与形式及其关系、文艺技巧等各个重大问题的观念和观点；在那些运用形象的和诗的语言中，阐发了他们的具有民族文化深层内涵的独道见解。中国少数民族民间口头文艺论，是中华文艺理论和美学宝库中弥足珍贵的思想理论遗产。

中国少数民族人民大众及其思想家、理论家们，是用他们自己民族的审美尺度来阐释他们的文艺观，他们几乎对古代各类文学艺术都有全面、完整而独特的理论表述。在文学中，不仅有他们的诗学。这是十分丰富的；而且有他们的故事学、小说学；特别是近现代，他们通过对中国几部古典小说名著的评点，发表了他们对小说艺术的独到见解。特别是关于音乐、舞蹈、绘画、工艺和戏剧，都有他们特殊的理论建树。我们十分高兴地读到藏族著作家第巴·桑结嘉措的藏文书法论、尊巴·崔称仁青和工珠·云丹嘉措的工艺论、满族画家高秉的指头画说，以及满族学者允祉的八音乐器说等。这些论述，不仅在少数民族文艺理论史上，即在中华文艺理论史上，也是不多见的，足令人震聋发酸，具有开拓性的意义。

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还十分重视对作家、艺术家即创作主体的研究，十分重视对接受主体的研究，十分重视对文艺审美效应的研究。在这方面，少数民族文艺理论已开创了现代接受理论的先河。

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已经形成了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理论话语系统和概念范畴。如彝族诗文论，是自成体系的民族化的文艺理论，有属于本民族自己的话语系统。诗律方面的声、韵、押、扣、连、对、段、偶、字、句等，不能用汉族的诗论观去简单的对应这些概念；文方面的主、题、体、骨、肉、风、彩、神、色、景、立、惊等，也有其特殊的概念，也不能作日常习惯用语去理解。就拿“主”、“题”来说。是不尽相同的两个概念，“主”是指作为内容主体的客观对象，“题”是指因主体对象而生发出来的感情、意向、行为及其情节、细节等。在藏族文艺学中，最高的审美范畴是“味”，而“味“的涵义，最本质的规定，是生命意识的感性体验。理解少数民族文艺理论，切不可望文生意或用我们熟悉的概念术语牵强附会。

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涉及全面，体大思精，不仅具备了泱泱堂堂的宏大规模，而且有了自己的体系和传统，其发展转迹，历历可寻。这不仅是文艺创作实践的理性总结，而且是理论思维自身的演进和深化。

四

任何民族的理论思维走向和理论思想体系的形成，都根源于该民族的文化生态环境，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亦然。

就整体而言，中华民族是多民族的统一体，中华民族文化具有多元整一性。中华文艺理论也具有多元整一性，这是中华各民族在彼此文化长期的影响交融过程中，形成了不同于西方传统的中华文艺理论特色。如中华传统文艺理论中的言志抒情之说，为国为民之论，感兴讽渝之旨，妙悟神韵之趣，不仅为汉民族所遵循，也通过少数民族中深谙汉学的知识分子在本民族中的传播，为各族人民所接受。

另一方面，就各个少数民族而言，他们的民族文化、民族心理乃至表现在文艺理论和审美意识上，又各自具有鲜明的本民族特色，表现出中华民族文化(包括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统一中的多样性。本世纪中叶以前，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各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结构若按历史形态发展顺序排列起来，大致可以构成人类社会发展史的缩影。中国西南的独龙、怒、佰、傈僳、布朗、景颇、基诺、德昂、珞巴等民族地区，东北的鄂伦春、赫哲、鄂温克等民族地区，以及海南、福建、台湾的黎、畲、高山等民族地区，还保留着浓厚的原始公社制度的残余，以狩猎和刀耕文化为特色，主要信仰原始宗教；大、小凉山的彝族地区，存在着较为完整的奴隶制度，以农耕文化为主，信仰万物有灵，祖先崇拜占有突出地位；而藏、傣、哈尼、维吾尔等民族地区，曾实行以领主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封建农奴制度；回、蒙古、苗、壮、满等30多个少数民族地区，封建地主经济则比较发达。社会经济结构的差异和社会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是形成文艺理论和审美意识的民族特性的基础原因。我们看到，经济结构和社会形态愈是接近的各民族，其文艺理论和审美意识所表现出的共性就愈多；反之，经济结构和社会形态差别愈大，其文艺理论和审美意识的个性特征就愈鲜明。人文地理环境差异，直接制约着各民族文艺理论思想和审美意识表现。所谓人文地理环境，包括政治制度、道德习尚、宗教信仰、风情习俗，以及该民族生活在其中的自然地理环境。因人文地理环境的差异，使得植根于其中的文艺理论思想和审美意识倾向也有了不同的选择和走向，表现出民族的差异性。中国各少数民族文艺理论和审美意识异彩纷呈，正是中华民族文艺理论和审美意识丰富性的表现。

但是，与汉族比较，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和审美意识又有其少数民族共性。也是由于历史的原因，汉族主要生活在黄河和长江中、下游流域，形成了中原文化族体；少数民族几乎都居住在中国领土上的周边地区，从东北延伸至华北至西北，再转向西南；海南、华南，直至台湾、福建，形成了一个“C”形周边族体分布带。这是地理分布带，也是族体文化分布带。中原族体文化分布和“C’形周边族体文化分布，可以称作中心圆形文化带和周边弧形文化带。产生于周边弧形文化带上的文艺理论思想和审美意识，有着与汉民族不尽相同的传统和特色，概括地说，主要表现在以下诸方面：

第一，关于文化内涵。每个民族的文艺理论思想和审美意识，无不积淀着该民族的文化精神。处在中国周边弧形文化带上的少数民族的文艺理论思想和审美意识，也深刻地积淀着少数民族的文化精神。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精神，主要受到中国少数民族的经济活动方式和宗教信仰的制约，突出表现为神秘性。解放前，中国少数民族中的许多民族还处在原始社会末期或向阶级社会转变过程中的历史转型期，原始宗教信仰和初期阶级宗教信仰渗透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各个方面，并形成了以神秘主义为精魂的一体化的社会意识形态；而其他少数民族虽已进入农业时代和阶级社会，但是，都经历了“政教合一”统治的历史过程，神秘主义依然是民族文化精神的主导，成为意识形态中占统治地位的思潮。这些都使中国少数民族的文艺理论和审美意识弥漫着神秘主义色彩。神秘性，不仅表现在表达形态上，或是以宗教经典或经文出现，或是在宗教仪式上假神灵或圣明之言，而且更深刻地表现在观念上，无论关于艺术的起源、艺术的功能、艺术特征、艺术灵感等，也都不同程度地依托于神秘旨意，以强调其神圣性和无可辩驳性。我们实事求是地指出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和审美意识中的神秘性，丝毫不否认其科学性和历史价值，因为，宗教与艺术在许多方面是相通的，宗教与艺术都是寻找形式、创造形式、指向形式的，因而都具有感性形象形态；宗教与艺术都是创造者主体的自我价值表现，因而都具有强烈的情感渲泄性；宗教与艺术在其心理活动过程方面，又都具有迷狂性和灵感性特征。形象、表现与迷狂是宗教与艺术的共同点。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和审美意识，是在神秘包裹中的艺术科学和审美学。

第二，关于人性精神。中国汉族的文艺思想和审美思想传统，由于受到儒家学派的深刻影响，虽然也关心人，也谈人性，但是，所谈论和关心的人，往往是理性的人，道德的人，乃至具有强烈的政治功利的人；活生生的富有生命的感性的人，往往在理性、道德和政治功利中消失，留下的是没有感情、毫无血肉的关于“人的公式”。而在汉族的文艺创作传统实绩中，似乎并不恪守“人的公式”，呈现给人们的是活生生的人性的世界。魏晋时期，是中国个性感性意识觉醒的时期。在魏晋文艺理论和审美意识中，表现出对个人价值的发现、个性心灵的苏醒和生命本质的张扬。魏晋的理论思想传统。在“克己复礼”、“不知悦生”占主导思潮的中原文化环境中并未得到贯彻始终；倒是在中国周边弧形文化生殖带上表现出高扬之热，贯通古今。中国少数民族文艺思想和审美思想，与其所形成的创作实迹的基础相统一，具有对活生生的富有生命的感性的人性的挚着追求和强烈呼唤。我们从少数民族文学艺术论著中看到。他们有着关于文学艺术即人性表现的传统主张，把人性自我看作是文学艺术的终极目标，因而把活生生的具有生命本体的感性的人看作是文学艺术的唯一对象。元好问继承自魏晋开创的文学艺术乃个性意识张扬、个人生命价值表现的实践与理论传统，倡导诗乃“传心”之说；直至李贽提出“童心”说，可以看作是系统地阐明了文学艺术的人本主义；待到曹雪芹，一把辛酸泪，铸成红楼梦，尽情地表现出自由的人类本性。在少数民族文学艺术理论和审美创造中，也随时把人的感性的生命本质扩张到自然万物、大千世界，在他们的理论思维和审美心理中，我即宇宙，宇宙即我，日月星辰、山川树木、乌兽虫鱼，一句话，我们称之为身外的自然万物都被包括到人类主体的感性的生命本体中，浪漫精神是中国少数民族文艺思想和审美意识的主题，这种浪漫精神，正是以人性的强烈表现为内在根据的。少数民族文学艺术经常去表现在行为的时空中奉献自我的崇高精神，在想象的自由领域对美的热切渴求，似乎醉心于怪异的、遥远的、奇迹般的、幻想的目标，表现出一心想超越自我的努力，而实际上正是以人性自我去同化外部自然，最后达到人性自我的升华，并与宇宙精神、与无所不在的生命精神合而为一。藏族在中华各民族中是最早提出以人为最高尺度来塑艺术形象的。早在八世纪修建西藏第一座寺院——桑耶寺塑造度母象时。就请了几位贵族女性作活体模特儿。西藏的布达拉宫和众多的佛教寺院建筑如白居寺等，其体量均合于人体比例，藏式佛塔也依人体比例造型，西藏的神佛造像也以人的尺度为造像原则，并洋溢着世俗的情感、情态和情趣。藏族的艺术论(画论、造象论、舞论、剧论、诗论等)就是对艺术表现人性精神理论概括。宗教文化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体系中曾占有主导地位，但宗教始终也未能扼杀人性精神。

第三，关于文艺功能。文艺是真、善美的综合统一体。但是，不同民族，在不同文化生态环境中生成的理论思想，对文艺的真、善、美的功能效应，有着不同的强调、侧重和理解。儒家文艺观，在注意到文艺真善美的综合功能的同时，更强调文艺的扬善惩恶的功能和教化功能，形成了中国儒家的传统的文艺社会功利观。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关于文艺的功能问题，虽然也强调文艺的真善美的综合功能效应，但更注重和强调文艺的乐生功能和表现功能，强调文艺的审美效应。彝族理论家举奢哲十分注意区别历史和文艺的不同，他在《论历史和诗的写作》中指出：“记录要真实，鉴别要审慎，这样写下的，才算是历史，史实才算真。”“所以历史家，不能靠想象。不像写诗歌，不象写故事。诗歌和故事，可以这样写：当时情和景，情和景中人，只要真想象，就可作文章。可以有假想，夸饰也不妨。”在这里，他谈论的是文艺创作的特性和艺术真实问题，但同时也涉及到文艺的乐生功能与表现功能的问题。在谈到诗歌的作用时，他就直言强调诗歌的乐生与表现的审美效应，他说：“诗歌作用大，诗歌骨力劲，它能使人们，人人都欢畅，人人都高兴。”“有时它又能，使人心悲伤，使人心惆帐。”或者成为“相知的门径，传情的乐章。”举奢哲的文艺功能说，可以代表中国少数民族具有普遍性的文艺功能观。特别在民间文艺论述中，几乎普遍强调文艺的乐生与表现的审美功能。珞巴族说：“酒醉歌儿多”，“越唱越快活”。“歌儿唱不完，歌伴我生活。”“歌儿代代传，铭记苦和乐。”怒族说，当人们“生活十分寂苦凄凉”的时候。音乐和舞蹈可以“排解寂寞，抒发情怀”，“以饱耳福”，“享受欢乐”。侗族说：“不唱山歌日子怎么过?饭养身子歌养心吆!”而舞蹈的目的是“手拉手呀来寻求娱乐，消除长夜莫让它漫漫。”哈尼族说，唱歌、跳舞、讲故事是为了了解除心中的苦闷、寻求生活的快乐，因而歌、舞和故事是生活中绽开的“金色的花”。畲族把人类的特质生产和娱乐生产作了明确划分，谈到诗歌创作时指出：“歌言本是闲人造。”含有游戏说的意味，认为诗歌的目的就是“乐生”：“生得喉咙要唱歌，苦头苦脸日子难过；无衣无食歌当饭，胜过老爷吃燕窝。”独龙族则把音乐和舞蹈看作即能娱神，同时也能娱人，具有娱人娱神相统一的功能。实际上娱神还是为了娱人。独龙族关于文艺“娱神娱人”的功能观在少数民族中具有普遍性。在这些十分朴实的言语中，表达了极富理论深意的文艺和审美观。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中国少数民族倍受欺压和凌戮，使他们有着一种民族内聚、团结和自强的热烈渴望，因而对文艺可以发挥团结民族、统一意志的作用，在少数民族文艺功能观中也占有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