亟待范文10篇

亟待范文篇1

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必须与一级体制改革协调配套

在我国各项体制改革中，经济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是一级体制改革，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只是二级体制改革。一级体制改革必然要求改革二级体制，二级体制改革必须与一级体制改革协调配套。否则，二级体制改革不仅不能适应一级体制改革的需要，不能推动和促进一级体制改革的深入，而且还可能影响和阻碍一级体制改革的进行。对此，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有正确的思想路线，有正确的政治路线，如果组织问题不解决好，正确的政治路线的实行就无法保证”。[1]“组织路线是保证政治路线贯彻落实的。”[2]

随着体制改革研究和实践的不断深入，我国一级体制改革的目标已经十分明确：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和不断完善以行政首长负责制为运转核心的公共行政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高度民主的政治体制，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要求打破人才单位所有制和地区所有制，建立健全统一的人才市场，实行人才流动，在人才流动和市场竞争中，实现人才资源配置的市场化和人才资源的优化组合，为充分发挥人才资源的作用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体制环境；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与行政体制改革相适应，要求在转变政府职能的基础上，建立从国务院到地方各级政府自上而下强有力的政府工作系统，不断完善行政首长负责制，为此，必须赋予各级行政首长以相应的干部人事任免权，形成以行政首长负责制为运转核心的公共行政体制；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相适应，要求积极发展和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为此，必须切实保障公民的选举权、监督权和罢免权，改革和完善选举制度，使政务类官员的升迁降黜，真正由人民群众说了算。

在实践中，我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与一级体制改革既有相适应的一面，也存在着不相协调、不够配套的地方。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的主要表现是：人才的单位所有制和地区所有制已经被打破，人才市场已经建立，人才流动已经形成，人才资源配置的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其不适应性表现在：国有大中型企业高中级管理人员的配置还带有浓厚的行政色彩和明显的长官意志。我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与行政体制改革相适应的主要表现是：正在建立和不断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不适应、不够协调的表现是：我国宪法和政府组织法明确规定，各级政府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在行政首长负责制的领导体制下，行政首长应拥有相应的干部人事任免权。只有这样，职能部门的首长才能向行政首长负责，否则，行政首长负责制就难以落到实处。而现实的情况是，各级政府的行政首长名义上是由同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实际上是自上而下任命的。而越来越多的业务类公务员则实行竞争上岗。这种本末倒置的“竞争上岗”，既不符合政治体制改革的精神，也不符合行政首长负责制的要求。我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不够协调、不完全配套的主要表现是：适应政治体制改革即实现政治民主化的要求，理应改革和完善选举制，使各级政府行政首长逐步由选民选举产生，也就是说，在现代民主政治下，真正需要竞争上岗的，是各级政府的行政首长，而不仅仅是业务类公务员。而实际情况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比较滞后，在选举、选择各级政府行政首长这一重大政治活动中，公民参与极为有限。所以，在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中，必须坚持以邓小平关于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要与一级体制改革协调配套的理论为指导，对于不符合这一科学理论的改革措施，应认真加以调整和纠正。

选人用人是依据政绩还是依据能力

选人用人的依据，既涉及到政治标准，也涉及到业务标准。邓小平提出德才兼备原则和干部四化方针，就包括了政治标准、业务标准和干部的身体健康状况。而在实践中，有两种不同的思路。一种是依据政绩，一种是依据能力。实践表明，依据政绩选人用人带来了一系列问题：1.政绩中有主观因素，也有客观因素；有个体因素，也有群体因素。在对干部的实际考察中，很难将政绩中的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个体因素与群体因素区分得清清楚楚。这就增加了评价政绩的难度，也为某些领导者利用自己的地位和权力，贪图名利(把本来是大家或别人的功劳算在自己头上)提供了可能和便利。2.依据政绩选人用人，必然诱导一些领导干部去制造政绩，而不是创造业绩。为了制造政绩，弄虚作假者有之，虚报浮夸者有之；为了制造政绩，一些干部大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首长工程、献礼工程，其中相当一部分与本地经济社会发展并没有多大关系，甚至有相当一批是豆腐渣工程。近些年，不少地方领导为了往自己脸上“贴金”，不顾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实际需要，盲目扩大城市建设规模，在城市建设中互相攀比，急功近利，劳民伤财搞花架子。结果，在一些地方和部门，干部政绩有了，经济社会发展和群众利益却受到严重损害。这就提出了一个现实问题，即“政绩工程”、“形象工程”为什么会在许多地方泛滥?一个重要原因是，一些上级领导考察下级官员时，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往往会对下级官员的政绩评价以至其职位升降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依据政绩选人用人，已经造成许多弊端，应引起我们的高度警醒和重视。3.依据政绩选人用人，必然导致典型的“彼德现象”。彼德是美国著名的管理学家，他在《彼德原理》一书中揭示了许多管理中似是而非的现象。其中之一，就是依据政绩选人用人，必然导致一个人一直晋升到他的能力所不及的位子，他的晋升才告结束；而我们有些管理工作之所以不科学、低效率，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一些人正在从事自己力所不及的工作。这一现象告诉我们，某一个人在某一位子上能够做出政绩，在另一个职位上就不一定能做出成绩；在初级位子上能够做出政绩，在中高级位子上也不一定能做出成绩。原因在于，此人不一定具备该职位所需要的素质和能力。邓小平在谈到干部选拔标准时，明确提出德才兼备原则和干部四化方针。这实际强调的是干部的素质和能力。依据能力选人用人，要求我们要因需设岗，因岗择人，量才录用，因才授职，使一个人的才能与其职位相适应、相匹配。这样，不仅能够有效地避免“彼德现象”，而且能够克服依据政绩选人用人所带来的一系列弊端，使各类人才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按照现代管理科学，政绩是人的能力的表现形式之一，它包含在广义的能力之中。因为，领导者基本能力结构：

依据能力选人用人，需要借鉴能力主义的管理机制。所谓能力主义管理，用管理哲学的语言来概括，就是“唯有能者宜在其位”。这一管理机制是通过三个系统实现的。这三个系统构成了能力主义管理三角形：

很显然，能力主义管理的基础是对人的能力的公正评价。

当前，在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中，迫切需要将德才兼备原则和干部“四化”方针量化、细化为一个科学的指标体系，使之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与此同时，需要研究、开发出一套测评干部素质能力的方法和技术。只有这样，才能使干部人事管理真正纳入科学化轨道。目前，由于缺少测评干部素质能力的科学的指标体系和方法技术，使一些地方和单位在干部人事管理中，出现了严重的随意性，感情、关系渗入其中，使评价带有较大的弹性。其结果，必然导致干部选拔任用机制的扭曲变形，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

完善法制，彻底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的终身制

我国传统干部人事制度的一大弊端是干部领导职务的终身制。邓小平指出：“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的形成，同封建主义的影响有一定关系，同我们党一直没有妥善的退休解职办法也有关系。革命战争时期大家年纪都还轻，五十年代正值年富力强，不存在退休问题，但是后来没有及时解决，是一个失策。”[4]干部领导职务的终身制，不仅导致干部队伍的老化，不利于领导层的更新，不利于人才的成长，不利于选拔年轻人，而且必然导致思想僵化，降低工作效率。“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是整个制度的问题，更多地是关系到我们的方针、四个现代化能否实现的问题。”[5]因此，邓小平坚决主张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的终身制。

根据邓小平理论，总结以往的经验和教训，党的**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为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作了大量工作。例如，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了国家领导人的任期，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副委员长，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每届任期5年，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实行干部领导职务的法定任期制，是我国干部人事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这一改革，对于防止和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防止权力过分集中，维护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都将起到重要作用。但实事求是地分析，我国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仍不够彻底，例如：1.《党章》只规定了党的中央委员会和县级以上的地方委员会每届任期5年，而对连选连任没有做出限制性规定。这实际上是默认了党的领导人可以无限期地连选连任，不利于防止和废除党的干部领导职务的终身制；2.《宪法》虽然规定丁中央国家机关最高领导职务的任期，但没有规定一个人只能在实行法定任期制的一个职位上任职，从而有可能导致有的领导人在一个职位上任职届满后，转到另一个职位上继续任职。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定任期制，也不利于防止和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的终身制；3.《宪法》对地方国家机关的主要领导人没有做出法定任期制的规定，从而容易导致地方国家机关领导人事实上的终身制。很显然，要认真贯彻邓小平关于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的思想，必须通过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切实解决上述三个问题，无论在党内，还是在各级国家机关，都必须严格实行法定任期制，坚决克服各种形式的变相的终身制。

完善干部交流制度

亟待范文篇2

一、现阶段养老保险的制度缺陷

养老保险制度的现行模式是“统账结合”。制度设计的目标是把现收现付制的社会统筹与储备积累制的个人账户结合起来，既体现社会共济，又体现自我保障。这样设计主要出于两个考虑：一是为了应付预计在2025年前后到来的人口老龄化高峰；二是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配合国企改革，在国家、企业和个人之间形成合理的责任分担格局，但是，这种制度设计存在着误区。

1．为了推行“统账结合”，中国实行了“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对已退休的老职工，仍沿用现收现付的办法给付养老金，并且保持原来的水平不变；对尚在劳动年龄的职工则要建立个人账户。这就使正在工作的这一代，不仅要为已经退休的上一代人缴费，还要为自己未来的养老金向“个人账户”缴费。

2．中国企业养老全的平均工资替代率目前高达80％以上，几乎是世界上最高的。追根溯源，是因为中国的退休制度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城镇职工的工资只够吃饭穿衣。到退休时，仅维持本来就很低的生活水平。

表面看来，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也在向“三良柱”的方向努力。其实不然。一是我国政府承诺的基本养老保险目标过高，包揽过多，责任过大，甚至引发了兑现承诺的危机。另外职业退休金和个人养老储蓄缺乏立法保障，无法规范操作。归根结底，中国现行的养老保障制度还是一个支柱———政府保险。

在中国，社会保障改革仍然只有政府一家有积极性，企业和个人由于缺乏相应的政策引导，都还没有找到自己的位置，社会团体更是要耐心等待政府的号令。但是，如果没有全社会的积极参与，保障的社会化就不可能形成，所谓社会保障最终也只能是政府保障。

二、大力发展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制度

对多支柱的养老保险体系有多种解释。具有普遍意义的解释来自世界银行专家，即三个支柱的设计。第一支柱是由国家依法强制建立，通过税收或缴费筹资的，现收现付确定给付的，广覆盖（全体就业人员或全体公民）、低水平（工资的15％－25％）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第二支柱是国家依法强制推行，依靠企业和个人缴费筹资，通过个人帐户管理的，养老金待遇与缴费挂钩的（工资的40％－50％）完全积累的补充养老保险制度。第三支柱是个人自愿购买的、商业性的养老保险，用以改善老年生活。

从目前国家改革的方向来看，养老保障制度改革的重点和趋势均是以企业为载体推动和发展第二支柱的养老保险制度。

1．改进现行的现收现付制度。通过降低支付标准，取消过度保障，增加各种税收，以维持现行体制的运转。

2．从“现收现付”向部分积累模式转变。尽量在人口深度老年化阶段到来之前，保持养老基金的盈余状态，并通过投资使之不断增值。

3．从社会统筹向“个人帐户”模式转变，减少政府在养老保险基金上的财务责任，最终建立一个多支柱的养老保障制度。

企业退休金和差额拨款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职工的退休金采取非强制方式，缴费与给付计划由雇主和雇员共同商定。政府退休金采取强制方式，由政府确定交费与给付比例。与基础养老金不同的是，这部分的资金储蓄采用完全积累制记到每个人的账上。总体而言，这部分在退休后的所得大约占到社会平均工资的40％，要高于基础养老金的总水平，是支持退休后老年生活的第二根支柱，也是最重要的支柱。它的目的是为在职职工退休时，保障他们的生活水平不至于因为不能工作而降低得太多。这项制度目前被称为补充养老保险。不过，对基本养老而言，它是补充，对保障个人老年生活水平而言，它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政府在第二支柱中的作用与第一支柱不同。政府的责任是制定整个制度运营的基本框架。这个框架应该包括资本运营服务的需求者———企业和职工，资本运营服务的提供者———信托公司、基金投资公司、中介咨询服务公司，资本运营服务的监督者———信托公司及基金投资公司的行业工会、证券监察委员会，以及专门为职业退休金计划成立的监管机构。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三、以企业集团为突破口推动个人帐户的发展

庞大的、需要中国政府承担的社会保障债务直接制约了以个人帐户制为主导的社会保障模式的实施。因此从当前一些企业集团着手，以企业集团为突破口推进以个人帐户制为主导的社会保障模式是比较适当的改革思路。

之所以选择一些大型的企业集团，是基于以下一些理由：

（1）政府对于政府机关、不同形式的企业、城市和农村等不同单位的职工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承诺本来就存在差别。从政府对于社会保障的承诺强度看，可以说是从政府机关、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等依次减弱的，企业集团作为国有经济的主导性力量，在我国经济运行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政府对企业集团的承诺是较强的；从企业集团着手推进个人帐户制，能够获得各个方面的认同。

（2）政府在国有企业改革进程中，将“减人增效”作为一个重要的措施；在实施“减人增效”的改革中，国有企业为安置下岗人员已经承担了不少成本，这些成本中可以说主要就是社会保障成本；从企业出发建立个人帐户制，可以说是对这些支出的规范化。

亟待范文篇3

2002年这个千年难遇的好年头，对于香港电影来说，却是一个厄运年，本土票房收入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冰点。贺岁片被《魔戒首部曲》拔得头筹，暑期档被《蜘蛛侠》《未来报告》《黑衣人2》等好莱坞影片抢占花魁。无论黄金档期还是淡期，港片都破纪录地被外国影片全线压制。截止到2002年8月20日，香港本地电影上映不足40部，暑期票房总收入只有7500多万港币，相比2001年同期17000多万港币的票房下跌了56%。票房前10名中，港片只占4个，不仅比例是近年来最少的一次，而且没有一部进入前三名，绝大部分港产片都只是昙花一现。香港电影本土市场已经如履薄冰，到了关系生存的严峻时刻。

《我左眼见到鬼》(银河映像)520001

虽然同样的暑期档(7月1日—9月1日)，两个年度进入每周十大卖座排行榜内的港片数量基本一致，但票房成绩却相差很远。如此大幅度的票房滑落是史无前例的。2002年之前，好莱坞电影在许多国家囊括了50%到90%比例不等的市场份额，但独独在香港颇受冷遇，票房占有率不及香港本土电影的1/3。据统计，1970年至2001年31年间的香港电影市场，好莱坞电影的平均票房收入从未压倒过港片，占有量少于总票房的三成。在每一年的票房“十大”或“二十大”影片中，港产片也都是占尽优势。1981年斯皮尔伯格的《夺宝奇兵》(RaidersoftheLostArk)打不过香港影片《人吓人》、《投奔怒海》，票房排名第16位；1989年真人与动画结合的美国影片《谁陷害了兔子罗杰》(WhoFramedRogerRabbit?)，香港票房不及王晶《赌神》的1/3。即使在1993年以后政治因素一定程度影响香港电影产量的情况下，虽然好莱坞在港境遇略有改善，但票房占有率也绝对达不到50%。

为什么2002年暑期会走到有史以来的最低谷呢?或许2001年暑期市场的火爆，是因为没有相应的外国劲敌所致?为廓清这层疑义，我们可以考量以下数据：

两个年度登香港暑期市场的好莱坞电影，基本水准、国际声誉、市场竞争力都旗鼓相当，这从大都在3000万港币内上下浮动的票房数据中可清晰得到印证。但为何本土市场会落得如此迥然不同的境遇呢?

二、香港电影产业：多重危机

这种滑坡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下半期。港片一直以应接不暇的姿态展现于东南亚、韩日及欧美市场，不仅票房一路飙升，而且还成功构建出全球华语电影的市场网络。但高速增长的票房背后，却根基不稳。从1993年以来，香港电影市场开始出现较大跌幅，

直至1999年。其间不仅每年跌幅依次为7.58%、15.06%、19.34%、12.65%、21.4%、22.34%、22.34%，[1](P8)而且1999年票房与1992年相比跌了近一半。其后以《少林足球》为代表略有回升，但2002年却又跌到最冰点。这种连续多年跌落又瞬间回光返照的市场状况，隐藏着莫大的危机：

(1)资本危机金融风暴以后，东南亚电影市场严重萎缩，以往源源不断流入香港影坛的台湾、马来西亚等资金锐减八成。以往平均每部港片制作费有1500万港币，年产200部，所需资金为30亿港币，而现在年产120部资金总共才8亿港币，平均每部暴跌至700万。制片人只能采取大幅度降低成本、粗制滥造的生产方式，继而又带来恶性循环。

(2)行业危机观众的欣赏口味不断现代化，喜剧片、动作片等类型已受一定程度的唾弃。大规模工厂流水线式粗制滥造的劣质影片也趟浑了整个香港电影产业，港片在不知不觉中被打入水准低下、市场萎缩、观众不买账，进而无法再生产的恶性圈套中。从业人员从高峰期的五万多人锐减到2002年的数千人。另外，全行业没有一套完整的会计制度控制电影成本，庞大超支为正常现象，一旦市场出现滑落，便很难适应。整个电影行业呈现出严峻的生存危机。

(3)卖埠危机没有完整的卖埠市场网络，这是香港电影的致命弱点。除了像嘉禾集团这样规模巨大、又不断有电影发行、并有足够资源发掘外埠市场的少数大公司之外，绝大多数香港电影投资者都局限于东南亚市场。当这些市场萎缩，多数小公司开拍新片就没有可能，即使能开拍，也只能以低成本制作的方式，降低质量。同时港产电影越是不景气，人才越是外流，台前幕后的优秀人才纷纷到海外，再回来帮助外国电影分占港片市场，令本土电影卖埠市场雪上加霜。

危机的产生，源于最本质的香港电影产业制度。

具体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大公司主宰的垂直统合模式

电影生产投资大、赚钱快。但单部电影公映寿命较短，不仅赚的是小钱，而且还有发行放映部门的利益分成。所以为保证票房收益，必须选择合适的档期在多条院线同时上映，这就需要建立电影流通的畅销渠道。目前香港电影产业已形成由大公司垂直统合的运作模式，也即：从制作、发行到放映，甚至后期电影产品的开发等所有环节，均由大公司一手包办。大公司以实力投资拍摄，丰富创作；自行建立影院，掌握发行；并且收购一系列影院形成强大的独立院线系统，保证影片畅销无阻。

这种大公司主宰的产业经营模式，不是现代市场体制自觉选择的结果，但的确具有一定的稳固性。最典型的就是“邵氏”公司，从20世纪50年代与“国际电影懋业有限公司”两雄对峙，发展为60年代国语片主导力量，再到70年代开创国、粤语电影并行的集团式局面，一直鹤立鸡群；直到“嘉禾电影公司”成立并启用李小龙和许冠文主演一系列的真功夫片和市民喜剧片，才遇到相应的对手。80年代，以高卖座纪录起步的“新艺城电影公司”，和接手邵氏电影院线的“德宝电影公司”，与以《杀手壕》《炮弹飞车》等影片推向国际国内发展的嘉禾公司并列成为香港制片界鼎足三势力。90年代，向华强兄弟“永盛电影公司”因《赌神》《逃学威龙》《鹿鼎记》等高票房电影而最具影响力。另有在港经营“东方院线”、在台经营“国片院线”的“东方电影公司”，以及原有“长城”“凤凰”“新联”和新成立的“中原影业公司”合并成的中资机构“银都机构有限公司”。香港电影史上诸如李小龙《精武门》、成龙《警察故事》等绝大多数有较高艺术水准和独特创意构思的大制作，开创时代潮流的影片和导演，基本都出自大公司，它们的成就基本上显现了香港电影的成就。

这种垂直统合的产业经营模式，决定了香港电影采用院线制排片，不可避免垄断的出现。首先，院线制能最大程度地保证票房。全港拥有三条以上的电影院线，每条院线基本上都超过20家影院，并渗透到每一个有黄金卖点的商业角落。这样在推向市场时，就能形成排山倒海的集团式效应，最大程度地保证观影人次和商业票房。其次，院线制排片有优先权。拥有院线所有权的大公司电影可获得优先排映权，并一般占据着整年的黄金档期，剩下的淡期才会让给被认为能赚钱的独立制片公司的影片。再次，院线制排片有严格的档期观念。一般农历新年、圣诞、暑期等黄金档都会让给成龙、周星驰等巨星作品或者老少皆宜的合家欢喜剧片，其他稍微不重要的档期也都排映明星主打的动作、喜剧、枪战等类型片，最差档期安排的也必须是有一定票房号召力、至少保证回收成本的影片。

院线制也决定了严格的票房机制。上世纪60年代，香港西片院线商就开始建立行内互通票房机制，每天以手写或英文打字印刷成单张，供各戏院、行家参考。70年代初，《娱乐影讯》的出现，使得电影票房开始有了完整的数据纪录，兼有外语片、港产片数字，稍后又出现十大票房排行，比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同类数据更为完整，为香港电影建立了良好的票房制度。90年代初，香港电影开始以电脑联网系统售票和出版票房，走向了精确化。每条院线都有极强的自觉性，不会产生诸如国内影院偷漏瞒报票房的事情，因为发行公司有一整套严格的查核程序，而且多条院线竞争也很激烈。

(二)海外市场的强烈依存性

香港被誉为“东方好莱坞”，从1923年黎民伟制作第一部香港本土的剧情长片《胭脂》开始就已经确立了海外市场为本位的观念。只有依赖海外电影市场才能保有生存空间，是香港电影独一无二的产业特征。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香港电影虽然制作技术和质量都比不过当时华语电影中心上海，但凭借粤语方言的优势在南洋大受欢迎。此后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一直是香港电影的生存命脉。五六十年代，邵氏和电懋两家公司在东南亚有完善的发行网和院线，令香港达到全盛，年产300多部。当时流行的“卖片花”制度，即预先出售电影制成后的版权或上映权以筹集资金拍戏，也极大地推动香港电影以工厂流水线方式粗劣生产。70年代，李小龙真功夫电影带动了欧洲、美洲及非洲等市场，海外市场由原先的20多个国家迅即增长到80多个国家。同时海外市场的消费刺激也促使嘉禾公司采取重质不重量的制片策略，又资助独立公司拍片来满足不同院线需求，这种做法直接推动了独立制片人制度的兴起，更成为日后香港电影生产的主要模式。80年代中期以后，香港电影生存依赖的主要还是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韩国等亚洲市场，并所占出口比重越来越大，特别是台湾市场几乎与本地市场占有同等地位，因为台湾政府出于政治考虑一律给予港片国产片待遇。海外市场的红火也带动了本地市场，港产片在本地收入不断超越外国影片。90年代，金融危机等众多因素导致东南亚、韩日等市场的萎缩，着实给香港电影带来了危机。于是电影生产更多地受制于海外市场，特别是台湾市场，因为台湾卖埠足以支撑港产片创作。

从有完整票房纪录的1971年开始至今，外埠市场都占港产片总收入的2/3以上，外埠市场决定了香港电影的走向和起跌。海外市场的依存性太强，直接导致了香港电影明星制的建立、题材类型的创作等特点，以及港产影片海外销售的“华人网络”，同时也产生了负面效应，直接形成了不重视剧作、只重数量不重质量这两个致命的产业经营弱点。

(三)随意性较强的导演中心制生产模式

海外市场需求的庞大和口味的杂陈，促使香港电影产业很大程度上沦落为商业利益驱动下的一条影像机械工业流水线，很大程度决定了香港电影生产的随意性，也决定了香港电影不科学不规范的产业化轨迹。它不可能像好莱坞电影那样采取严格的“制片人中心”制度，由既懂电影又懂市场的制片人依据扎实的剧本来选择合适的创作班子，而是采用了随意性较强的导演中心制生产模式。

在香港电影的整个创作过程非常简单随意，导演成为创作的核心元素。一个拍片计划通常始于导演的一个意念，几个人随意一聊剧本就差不多了，然后再由专业编剧形成完整的文学剧本。甚至在还没有成型剧本的情况下，导演就开始寻找投资，一般稍有名气的导演只要有创意、故事、明星，很多时候当天就可以拍板确切的资金投入。再遇上徐克、王晶、成龙、洪金宝这样有票房影响力的导演或监制，资金就更不成问题。接下来就可以开始拍摄，剧本是否完整严谨已经不重要了，导演可以随意地操刀，反正只要拍出来，海外卖埠就万事大吉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在短平快的生产节奏中，许多知名导演难免也有马失前蹄的时候，因此这种随意性较强的导演中心制生产模式很多情况下也粗制滥造出低劣影片，最后积少成多地形成港产电影创作的恶性循环。

应该说，在产业化轨道上，导演中心制生产模式是畸形产物。香港电影需要有既懂市场，又能判断剧本好坏、导演能力、市场路线和投资额度的优秀制片人。著名导演吴思远说，导演中心制下的电影业成功是偶然的，而制片人中心制下的电影业成功才是必然的。

三、香港电影产业：发展策略

产业制度先天存在的种种劣势，早就彰显出香港电影产业亟待拯救的必然趋势。但发展策略究竟如何定位?我们不妨考察以下三部影片的运作实况。

2000年李安执导的影片《卧虎藏龙》，尝试集合了来自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北京华亿亚联影视文化有限责任公司和英国联华影视公司等国内外巨额资金，“国际资金联盟”的投资方式使它顺利进入多个国家的主流商业电影发行渠道，而奥斯卡则进一步为其国际市场的畅通无阻提供了催化剂。

2002年暑期，杨紫琼、鲍德熹主创的《天脉传奇》继续国际融资道路，高达2000万美元的巨额投资得到应有的回报。上映四星期，香港票房攀升至1100万港币，新加坡、马来西亚也有千万元票房进账，特别在国内形势大好，公映首场票房超过30万，五天票房达1000万，超过前三地票房的总和，之后接着一路飙升，9月初逼近2500万。

还有近期公映的创亚洲电影先河的大制作、高水准三段式鬼片《三更》，集结了香港才气导演陈可辛、以《茅趸王》成名的韩国精英导演金如云(KimJee-Woon)和以《鬼妻》、《晚娘》等影片闻名全球的泰国王牌导演朗斯尼美毕达(NonzeeNimibutr)，不仅以高票房成功攻克三地本土市场，而且还以“亚洲集团式”的态势胜利进军西方主流商业电影渠道。

如此显著骄人的成绩，着实可以为目前的香港电影产业发展提供一些启示：

(一)以争取国际融资和发展“多国资金联盟”作为产业调整的首要发展策略

目前香港电影业一蹶不振，主要是缺乏投资者。诚如著名导演陈可辛倡议的那样，香港可以联合多个国家共同制作影片，大家共组摄制队伍，分摊制作费用，独享本地发行的收益。这种方式既将单个公司投资电影的风险降低，而且充足的制作经费也能保证作品的质量，这样在票房方面就不会像以往那样风险太大。同时摄制组的“多国部队化”，也能更加促进各国电影业的交流，提高电影制作水平，甚至能发现更多更新的产业商机。另外，国际融资和“多国资金联盟”的运作模式，往往能保证影片的大投入和大制作，进而保证影片艺术质量的大幅度提升，同时大制作占市场比例高，往往可以左右市场，这对于香港电影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据记载，在整个香港电影发展史的各阶段，每每有大制作出现，大制作多，往往就代表兴盛期。从1970年至今的近30部最卖座电影的票房收入，大制作的影片数超过50%。而近几年来，投资超千万的香港电影轻易不敢开拍，也印证着香港电影市场的萎缩。因此争取国际合作的大制作影片，可以说是解决资本危机的最上上之选。

香港影业协会已计划将“香港电影融资论坛”建成永久组织，定期邀请全球近20个国家的电影公司和投资电影的基金公司的专业人士参加，希望协助香港电影界了解融资渠道和寻求国际资金。

(二)注重影片质量，从本质上解决行业危机

在最辉煌的20世纪80年代，亚洲各国尤其是东南亚都争相购买港产片，用港产片来作为支撑本国票房收入的主要支柱；但如今，港产片已经变成了“票房毒药”。两者间天壤之别的变化，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港产片整体粗制滥造和质量低劣，这种大批量生产的“七日鲜”、“十日鲜”媚俗影片，在争取海外市场的同时也在不自觉地受到市场的排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就积累成海外市场化整为零、港片无人光顾的恶性现象。

为从根本上解决香港电影行业危机，香港电影产业发展必须做到两点，即：坚决反对和屏弃粗制滥造、重量不重质的生产状况，首先从剧作开始注重、并大幅度地提高影片质量，要培养优秀制片人中心制度，以多部优质影片的个案信誉为契机来慢慢夺回港产片原有的海外市场。同时也要加强行业自身本土性文化观念和民族化身份认同意识，各大集团公司要自觉地规划产业化进程，积极整合有效的国际化运行策略，促使整体行业素质上升。

(三)建立起现代完整的、产业规划下的海内外市场买埠网络

市场是电影产业的生命。不像美国、印度、日本等世界主要电影制作中心都有很庞大的本土市场作为后盾，香港先天不足，人口不过日本的1/20，本土市场固然重要，但单靠本土市场实在是不足以支撑电影产业的蓬勃发展。

因此香港电影产业必须改变没有完整市场网络的致命劣势，在影片质量普遍提高的前提下，积极发展银幕营销、电视营销、家庭影院、网络营销和相关商品开发等“五位一体”的科学营销构架，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现代完整的、产业规划下的海内外市场买埠网络，保证本港电影的畅销无阻，从而更好地推动香港电影产业向正规化、市场化、全球化发展。

(四)法律法规、电影政策的进一步扶持

近年来港产片市场急剧萎缩，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盗版的猖獗。这点尚需要政府部门的进一步扶持，既要大力加快知识产权等法律法规的完善步骤和执法力度，进一步促进管理体制的明晰化、合理化和有效化，还要在具体政策上向电影产业进一步倾斜，给予资金或其他相关方面的支持。

以上香港电影2002年暑期票房价值的大幅度滑坡的教训及其走出困境的应因对策，对大陆电影不无借鉴。

亟待范文篇4

一、现阶段养老保险的制度缺陷

养老保险制度的现行模式是“统账结合”。制度设计的目标是把现收现付制的社会统筹与储备积累制的个人账户结合起来，既体现社会共济，又体现自我保障。这样设计主要出于两个考虑：一是为了应付预计在2025年前后到来的人口老龄化高峰；二是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配合国企改革，在国家、企业和个人之间形成合理的责任分担格局，但是，这种制度设计存在着误区。

1．为了推行“统账结合”，中国实行了“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对已退休的老职工，仍沿用现收现付的办法给付养老金，并且保持原来的水平不变；对尚在劳动年龄的职工则要建立个人账户。这就使正在工作的这一代，不仅要为已经退休的上一代人缴费，还要为自己未来的养老金向“个人账户”缴费。

2．中国企业养老全的平均工资替代率目前高达80％以上，几乎是世界上最高的。追根溯源，是因为中国的退休制度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城镇职工的工资只够吃饭穿衣。到退休时，仅维持本来就很低的生活水平。

表面看来，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也在向“三良柱”的方向努力。其实不然。一是我国政府承诺的基本养老保险目标过高，包揽过多，责任过大，甚至引发了兑现承诺的危机。另外职业退休金和个人养老储蓄缺乏立法保障，无法规范操作。归根结底，中国现行的养老保障制度还是一个支柱———政府保险。

在中国，社会保障改革仍然只有政府一家有积极性，企业和个人由于缺乏相应的政策引导，都还没有找到自己的位置，社会团体更是要耐心等待政府的号令。但是，如果没有全社会的积极参与，保障的社会化就不可能形成，所谓社会保障最终也只能是政府保障。

二、大力发展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制度

对多支柱的养老保险体系有多种解释。具有普遍意义的解释来自世界银行专家，即三个支柱的设计。第一支柱是由国家依法强制建立，通过税收或缴费筹资的，现收现付确定给付的，广覆盖（全体就业人员或全体公民）、低水平（工资的15％－25％）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第二支柱是国家依法强制推行，依靠企业和个人缴费筹资，通过个人帐户管理的，养老金待遇与缴费挂钩的（工资的40％－50％）完全积累的补充养老保险制度。第三支柱是个人自愿购买的、商业性的养老保险，用以改善老年生活。

从目前国家改革的方向来看，养老保障制度改革的重点和趋势均是以企业为载体推动和发展第二支柱的养老保险制度。

1．改进现行的现收现付制度。通过降低支付标准，取消过度保障，增加各种税收，以维持现行体制的运转。

2．从“现收现付”向部分积累模式转变。尽量在人口深度老年化阶段到来之前，保持养老基金的盈余状态，并通过投资使之不断增值。

3．从社会统筹向“个人帐户”模式转变，减少政府在养老保险基金上的财务责任，最终建立一个多支柱的养老保障制度。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企业退休金和差额拨款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职工的退休金采取非强制方式，缴费与给付计划由雇主和雇员共同商定。政府退休金采取强制方式，由政府确定交费与给付比例。与基础养老金不同的是，这部分的资金储蓄采用完全积累制记到每个人的账上。总体而言，这部分在退休后的所得大约占到社会平均工资的40％，要高于基础养老金的总水平，是支持退休后老年生活的第二根支柱，也是最重要的支柱。它的目的是为在职职工退休时，保障他们的生活水平不至于因为不能工作而降低得太多。这项制度目前被称为补充养老保险。不过，对基本养老而言，它是补充，对保障个人老年生活水平而言，它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政府在第二支柱中的作用与第一支柱不同。政府的责任是制定整个制度运营的基本框架。这个框架应该包括资本运营服务的需求者———企业和职工，资本运营服务的提供者———信托公司、基金投资公司、中介咨询服务公司，资本运营服务的监督者———信托公司及基金投资公司的行业工会、证券监察委员会，以及专门为职业退休金计划成立的监管机构。

三、以企业集团为突破口推动个人帐户的发展

庞大的、需要中国政府承担的社会保障债务直接制约了以个人帐户制为主导的社会保障模式的实施。因此从当前一些企业集团着手，以企业集团为突破口推进以个人帐户制为主导的社会保障模式是比较适当的改革思路。

之所以选择一些大型的企业集团，是基于以下一些理由：

（1）政府对于政府机关、不同形式的企业、城市和农村等不同单位的职工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承诺本来就存在差别。从政府对于社会保障的承诺强度看，可以说是从政府机关、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等依次减弱的，企业集团作为国有经济的主导性力量，在我国经济运行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政府对企业集团的承诺是较强的；从企业集团着手推进个人帐户制，能够获得各个方面的认同。

（2）政府在国有企业改革进程中，将“减人增效”作为一个重要的措施；在实施“减人增效”的改革中，国有企业为安置下岗人员已经承担了不少成本，这些成本中可以说主要就是社会保障成本；从企业出发建立个人帐户制，可以说是对这些支出的规范化。

亟待范文篇5

二、剪接失度冗长拖沓

我们不是一味地反对拍长剧，而是当长则长，当短则短。应像鲁迅先生倡导的要以内容的含量为依据，以不脱离主题为原则来安排剧的长短，即要深刻、生动、精彩、充实、饱满、好看。不要人为地将单本能完成的戏硬拉成连续剧；将10集能完成的连续剧硬拉成20集；将20集能完成的连续剧硬拉成30集的长篇连续剧。现播出的电视剧动辄20集30集40集，而视其内容含量有的用其一半的集数足矣。有的电视剧如再紧凑些本是很好的，可正是由于拖拖拉拉地太长而显得乏味了。这就如同一块饼干，本来是很好吃的，你硬用水将它泡大，结果就无味了。比如《康熙微服私访记》第一部很好，第二部就乏味了，又不是什么大题材，小故事拉拉杂杂地拍了30集，实在是太长了，严重地削弱了艺术的魅力，完全没必要。《西游记》（续集）情节与前雷同，无新意，也完全没有必要续出25集来。本来很好的故事倒使人越看越无味；《大明宫词》可以说是一部很成功的片子，无论是内容、语言，还是主要演员的表演都颇具特色，属上乘之作。但有的段落节奏亦显过慢，播出时虽已由40集压缩到37集，但若压到30集似更好些。《罪证》《黄金缉私队》等亦显过长。而有的故事内容非常丰富的，如《三国演义》虽则84集，但并不觉长；《红楼梦》20集亦不觉得长；《水浒传》43集，不但不长，而且有些短了，原作中的好多重要英雄人物的入伙原因及过程都未得以充分展现，若再用几集加以补充当会更精彩些。因此不能机械地论长短，而是该长则长，该短则短，现有好多剧是该短些却未短。

三、见好不收狗尾续貂

常言道“见好就收”，这是很有道理的。电视剧制作上也应该这样，适可而止，最热闹时收场，让人回味无穷。而现实情况是，一部剧播出后，反应良好，于是制片单位或主创人员便想让“好”持续下去。约来编剧（或另换编剧）再创续集。编剧只好挖空心思地杜撰，全不像当初的灵气与自然。导演也硬是将质地完全不同的两部分强行地拼接起来，这样拍摄出来的续集便多有狗尾续貂之弊了。如《西游记》之续集，基本是“师傅赶走悟空，师徒遇难难解，悟空重返”的老一套情节的重复，虽有高科技帮忙，却也不很成功；与前一部迥然不同的集与集间的连接方式（向唐皇汇报取经经过）使得与前一部很不谐调，也无新意，完全没有必要拍续集。可以说由于续集的播出，倒淡化了《西游记》这一精品剧在观众心目中已有的完好印象。《康熙微服私访记》续集虽未受到观众更多的非议，但笔者认为，第二部的“康剧”未能超越第一部，也如不续。

四、移植失当膨化虚空

将优秀的小说改编成电视剧，这是电视剧剧本创作的途径之一，是正常的，无可非议的。但当某部小说已先行被改编成了电影，还要不要再编成电视剧，这可要慎之又慎了。笔者认为，当被改编的电影拍得非常成功时，则千万不要再打电视剧的念头了。如果原小说十分优秀而电影拍得又很不理想或影响很小，将来改编拍成的电视剧有超过电影的把握，那么则可将小说改编成电视剧（这样成功的例子，笔者至今未看到）。因先前改编的电影的成功使人物形象、故事情节已在观众心目中确定了毋庸置疑的肯定地位（也有先入为主的因素），那么再重新塑造的电视剧人物形象和拉长的故事情节会令看过电影的人很难接受。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又何必去干呢？可我们的电视剧创作中却偏偏有这样敢于铤而走险的电视编导，任你电影再成功，他也要重新将小说改编成电视连续剧。最终拍成的电视连续剧可能演员比电影中的漂亮，情节比电影更丰富，编导也自我感觉良好，可观众就是不认可。比如，早些年谢铁骊导演根据现代名著《青春之歌》改编拍摄的同名电影，可算得上是电影中公认的精品，可是近年又有人把它改编成20集电视连续剧，拍得固然也有声有色，但终未能超过原来的电影。尽管新闻媒体在拍片前进行了大肆的宣传，但也终不及未经怎么宣传的当年同名电影的影响之深、之广。即使是刚刚播出不久的20集连续剧《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从艺术质量的角度看，也远远不及苏联早年拍摄的同名电影生动、光彩、震撼人心。当然以不很多的资金，将当年较有影响的革命影片重拍成电视剧以对年轻人进行思想政治上的再教育也是必要的，但那是与影视艺术不相关的另一层意义的事。

还有一种情况是，有的电视剧编导将目光盯在了独立创作的话剧的改编上，这也是不足取的。你改编不成功的话剧没有意义，而久演不衰的经典话剧作品，其稳固的样板般的地位和影响是不会轻易被取代的。特别是有些话剧剧本不是脱胎于小说或其它姐妹艺术的，而是有固定的独立的剧本，是经过话剧作者千锤百炼“打造”而成的。你将它改编成电视剧无非是想让他更丰富、更生动，而它又不像由小说改编成的话剧剧本，要参照原小说。在无可参照的前提下增加内容，这就势必要对原剧本加以膨化、拉长，添枝加叶地敷衍成连续剧了。那么电视编导附会进去的东西也许恰恰是原话剧编剧已想到的并舍弃的东西，而优秀的原话剧作家的功力往往又是我们电视剧的编剧不能相比的。这样由话剧膨化了的、拉长了的电视连续剧往往会出现蛇足之弊，试想它能超过原话剧的影响吗？我想不会，也没见过由话剧改编成的电视连续剧超过原话剧的。与其如此，不如不作。比如20集电视连续剧《雷雨》便是由曹禺的同名话剧改编的。这部连续剧的导演功力是不浅的，演员也是十分优秀的，可以说，该剧如果不是脱胎于曹禺的同名话剧而是独立创作的，应该说是拍得很成功的。但它毕竟是依据当代中国最著名的剧作家的作品改编的，其人其剧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都闪烁着灼人目睛的光辉，而且在世界当代文学史上亦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雷雨》又是大师的代表作，剧本是炼到了精而又精多一字少一字皆不宜的程度。数十年来该话剧在中国各地舞台上久演不衰，怎么可以想象有人居然能把这样的2个小时的佳品膨化成十五六个小时的东西呢。改编成电视连续剧的《雷雨》颇失原剧的凝重、洗炼，注定是超不过原剧的，超不过即是失败。

五、语言直白缺乏生动

电视剧是表演的艺术，同样也是语言的艺术。既然是艺术，就要追求美，追求生动。目前，我国电视剧中应用的语言有三种，一种是区别于话剧的电影式的生活式的口语式语言。这是应用最普遍的。如反映现代题材各条战线的故事片和现代战争片、生活片等都使用这种语言，也包括一些古典题材的生活片。追求语言生活化，不等于不加改造地照搬生活中的毫无文学趣味的土语和大白话，而是要有选择地和经过提炼地使用日常生活中最新鲜、最有生命力、最生动的、最美的语言。要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比如，我们塑造一个中国现代文化较浅的正面农民形象，当然不能让他说出莎士比亚笔下人物的语言，也不能说出中外哲学家的语言。但必须让他说出同时代同水准的农民中最典型、最生动、最准确、最符合其身份、性格、经历的语言，也就是最美的话来。这就要求编导要熟悉农民、了解农民并善于掌握和运用农民语言中的精华。决不能因为写得是知识浅薄的人而就可以胡编乱写，他们的话也可以胡说、乱说，越土越好，越没水平越好，如果那样，则恰恰说明编导是没有水平的。第二种是介乎于文言与白话之间的古典白话语言。这种语言多应用于中国古典题材的反映大的历史画面和高层官僚政治生活的作品，以及著名的文人墨客的生活剧目。如《三国演义》《东周列国》等。我们所见到的有关剧目，这类语言的运用是很成功的，除了编导的水平高超之外，与其原著雄厚的文学基础也是有关的。第三种是《大明宫词》首开先河的西方化的莎士比亚式的文雅、华丽、酣畅淋漓的戏剧语言。《大明宫词》中这种煽情的激越的人物台词的运用，是非常成功的，非常生动的。也只有这般语言的运用，才更有效地展示了盛唐时期的经济和发达的文化，特别是诗、词、歌、赋的繁荣景象。语言和时代是吻合的，和人物的内心世界是和谐的。有些人对《大明宫词》中语言的运用持否定态度，那是因为他们还不习惯于这种有别于中国电影、电视剧和戏剧的传统的台词用语，只要在今后的合适题材的电视剧中持续用下去，他们就会慢慢接受了，并能渐渐地体会到这种语言的魅力。

无论这三种语言中的哪种形式，都要追求生动，追求美。这里的“生动”与“美”不是单纯的指词藻华丽，而是强调语言的准确、贴切和文学性，有丰富的内涵，并合乎时代、合乎人物性格和身份。而目前，我们的电视剧语言运用成功的不是很多，好多剧目的人物对话苍白、无力，或太土、太直白，缺少新鲜感，缺乏文学性，这是需要认真克服的。还有的剧中众多人物说的话都差不多，缺乏不同人物的不同语言个性，众多人物之间各自的话都可以互相串换，这是戏剧语言中最大的弊病。

亟待范文篇6

在XX某国营企业上班的朱小姐每月拿到手的工资3000元左右，平均每月扣税数额在200至300元不等，所扣税额占她实际收入的10％左右。

毫无疑问，朱小姐所在的企业照章纳税，

并没有多克扣她一分钱，但税款的多少，已经让朱小姐十分敏感了。

类似朱小姐这样的中等收入人群，已经成为中国缴纳个人所得税的主要来源，然而，他们只是工薪阶层。

国家税务总局4日11日公布，今年第一季度，全国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共完成1907亿元，同比增长34％，增收484亿元。4月27日，国家统计局公布，在未扣除价格变动因素情况下，一季度城镇居民人均工薪收入为2160元，同比增长8．4％。来自国家税务总局的资料显示，个人所得税已经成为自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增长最快的税种，平均增幅高达48％。目前全国个人所得税收入已成为第四大税种。其中，来源于工资、薪金的税收占41％，利息、股利、红利、财产租赁等资本所得为35％。而在XX、XX、深圳、厦门等城市，工资薪金税收占总额的比例超过60％。个人所得税税制的改革，不由得普通人不关注。

改革焦点：个税起征点

根据广东省地税局日前公布的消息，2004年广东省共征收个人所得税239.6亿元，其中约70%即168亿元，来自代扣代缴方式缴纳的工资薪金所得的个税纳税人，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工薪阶层。这与此前公布的全国情况基本相同。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谢旭人曾表示，2004年中国个人所得税收入为1737.05亿元，其中65%来源于工薪阶层。是时，“贫富倒挂”的现状激起了各方的反应，个税因“劫贫济富”而被社会舆论所诟病。

现行的800元个税起征点为1980年所制定，这个数字是当时城市居民人均月收入的20倍，然而，25年过去了，除了XX、XX、广州、深圳等城市将个人起征点调整至1200至1700元的标准，各地其他地区仍旧执行的是800元的“老标准”。25年之中，城市居民的人均收入增长数十倍，却仍沿用过去的标准，这是最为公众所不满的。今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姜德明提交了“现行法律规定800元的个税起征点应该调高”的议案。姜德明举了自己的例子：他1980年的月工资是33元，20多年时间，月工资已经增涨了50多倍。但800元的个税起征点，时至今日仍然没有统一提高。网友余丰慧也指出：如果比照工薪阶层工资提高50倍来推算个人所得税现在的征收起点，应该是40000元。即使依据这个参考数据，再综合物价增长等各个方面情况，起征点应为10000元左右。这个意见虽然被认为有些过激，但并非完全没有道理。据新浪网一项“您认为个人所得税从多少元开始起征比较合适”的调查显示:起征点选择2000元以上的占44.60%，选择2000元的占38.51%，选择1200元的占14.36%，而仅有198人选择维持现行的800元起征点，占总投票人数的2.53%。有迹象表明，在各方意见的影响之下，政府有关部门对提高个税起征点已经初步达成了共识。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表示，个人所得税制的调整没有悬念，基本就是扣除标准的调整。但新的标准是什么，仍是个不好解决的问题。XX社科院2005年中国经济形势预测课题组的相关研究表明，即将来临的个税改革必须关注到以下几点：要提高个税起征点不是靠一个简单的数字就可解决的问题，目前国家各地区的经济水平有一定的差距，决不可采取整齐划一“一刀切”的方法。4月7日，XX市地税局个人所得税副处长史小军在首都之窗网站在线访谈时表示，他个人认为，XX个人所得税扣除标准定在1500元左右比较合适。

不断“小动作”等待“大动作”

4月26日，财政部综合司副司长苑广睿在出席XX国家会计学院举行的东亚-拉美合作论坛上表示，近期财政部税制改革的工作重点是物业税、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消费税等方面。

苑广睿在会上称，目前个人所得税改革主要应解决两个问题：一是由于银行系统不够完善，全社会使用现金比重大，导致个人所得税流失情况比较严重;二是目前税收征收以每月收入800元为税基，这一数字偏低。苑广睿并没有提到个税改革的具体措施，但由于这是财政部人士对于个人所得税改革的最新表示，这种态度依然值得引起关注。与此前的一些猜测不符，虽然“两会”时期对个人所得税改革话题讨论非常热烈，但“两会”之后，有关的政府部门并未就个税改革问题推出具体方案和时间表。而社会对税制改革的注意力，也被吸引到了即将开征的物业税和房地产税上。虽然一直没有激动人心的“大动作”，但在这段时间里，有关部门对个税问题也并不是完全保持沉默。

4月13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出通知，要求税务部门对企业为员工支付各项免税之外的保险金，应在企业向保险公司缴付时(即该保险落到被保险人的保险账户)并入员工当期的工资收入，按“工资、薪金所得”项目计征个人所得税。此举被认为是堵塞最近一段事件部分企业利用员工团险逃避缴纳个税的途径。而在此之前，国家税务总局也曾通过通知形式，明确了对被拆迁人按照国家有关城镇房屋拆迁管理办法规定的标准取得的拆迁补偿款，免征个人所得税的问题。另外，还就员工股权问题作出规定，明确了从2005年7月1日起，企业员工参与企业股票期权计划在行权时，当日“施权价”与公平市场价的差额，应按“工资、薪金所得”适用的规定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国家税务总局的这几次通知，并不是有对现行税制的更改，而仅仅是对一些既定法规的强调。更为公众们所期待的，是对于现行个税制度的重大调整，特别是起征点和税制。

4月初，国务院了《国务院关于2005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意见》（下称《意见》），其中第五章专门论述了关于“深化财政税收投资价格体制改革”的内容，虽然并没有提到个税改革的问题，但据《经济参考报》记者了解，相关部门已经在积极落实有关税制改革的各项工作，并已经在部分具体内容上形成了初步意见，其中就包括个税改革的问题。

漏洞依然普遍逃税各有高招

现行个税出现“劫贫济富”的结果，除了起征点过低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一些收入不少都未被有效监控，造成部分人虽拿着高收入却享受着低税赋。

此次被国家税务总局强调监控的企业员工团险就是途径之一。据了解，一些企业正是通过投保团体保险，将投保费用计入福利、成本或是补充养老保险等账目，相对于把钱直接以工资、奖金的形式发放给员工，免去了员工一大笔的个人所得税。而一些保险公司的销售人员也将其作为卖点向企业推销，以提高销售业绩。

XX国瑞税务师事务所主任孙健认为，此次国税总局的通知内容，实际上在个人所得税法中早有规定，此次发文再次强调，预示着税务部门对企业利用保险避税、洗钱的各种“擦边球”行为将不再容忍。

事实上，在各种形式的企业中，都存在着一些利用各种方式逃避个人所得税的现象。一位经商十多年的私企老板就向记者表示，为了逃避累进制的个人所得税，他的用车、吃饭、娱乐的花费，往往都出企业的账目里出，而给自己支付的工资却不多。虽然企业里外都是自己的钱，但相对于个税，缴纳企业所得税似乎更合算一些。

在华的跨国公司中工作的美国人安德森先生就对这种现象很不理解，因为在美国，即使是自己的企业，公司支出与个人支出的范围也有着较为严格的规定。纯属个人目的的消费如果列支在企业账中，会被税务部门认为是逃税行为。

但安德森先生注意到自己的中国同事中部分人也有自己的逃税办法。他们利用跨国公司的优势，在大陆之外的地区某个银行中开立个人账户，将一些收入直接以外币形式存入，以逃避利用国内银行系统的税务监管。除此之外，收入丰厚的外企员工还有很多逃税避税的手段，如股票期权等。

2001年度，在XX市地税局组织开展的税收查处中，就曾查处微软中国有限公司应扣个人所得税案，共查补税款5100万元，主要手段就是股票期权。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根据目前的税法规定，个人所得税是对个人(自然人)取得的各项所得征收的一种所得税。其征收范围包括：工资薪金所得；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等十一种之多。规定虽然详尽，但繁复的种类却加大了征收难度，提高了征收成本，而真正在征收时，也并没有阻止住漏洞的出现。

亟待范文篇7

“老有所养”是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重要民生目标之一。养老问题尤其是农村养老问题已成为当前十分突出的社会问题。目前，中国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居世界首位，*年，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经超过1．49亿，本世纪中叶将达到4亿多。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是在经济尚不发达的情况下进入老龄社会的，属于典型的未富先老，而且到本世纪中叶达到高峰。我们面临的人口老龄化挑战将比其他国家更加严峻。农村老年人口大约占全国老年人口的2／3，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落后使农村面临更为严峻的养老问题。

老刘两口是豫南农村一对老年夫妇。老刘夫妇俩今年65岁，育有三女两男，最小的女儿也在前年出嫁。儿子儿媳10年前就去了北京打工。两个儿子由于工作忙，平时很少回来，近3年甚至连春节也不回来了。和大多数出去打工的农村外出务工人员一样，两个儿子均是把正在上小学的孩子留给老刘夫妇俩照看。两个儿子全家的地也由老夫妇俩种。算起来，两位老人要种三家10个人的地。已白发苍苍的老两口成了家里的顶梁柱。老刘的腿有严重的关节炎，年轻时也不敢干太重的活。现在，连挑水都是老伴去。农忙时，全靠邻里和亲戚帮忙。两个儿子平时寄回来一些钱，但仅够孙子、孙女上学的花费。当问到，何不让儿子们多汇些钱回来时，老刘老伴显得很激动，“在北京花销大，挣的钱还不够他们花的，他们也很难。让他们养老，指望不上。平常我们花钱都是靠养猪等换来的。”“别人养儿是防老，我们老两口到老了腿脚不便，却还得给他们操持，儿女一大堆，一个都指望不上。还不如没有他们，落个五保户公家还能管！”“平常不生病还好说，如果生病了，麻烦可就大了。”在谈及以后有什么打算时，老刘夫妇显得很无奈：“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过一天算一天，到哪一天干不动了，两眼一闭也就一了百了了。”

豫东*的情况与老刘的有些不同：*今年70岁，有一个儿子，四个女儿，儿女均没有出去打工，都在家里。由于住在小镇附近，所以地很少，人均不到三分地，近些年由于小镇不断地扩大，耕地越来越少，与他儿子一家加在一起，总共六口人还不到一亩地。虽然只有一个儿子，但自从儿媳妇进门后不久就分家单过了。地给了儿子种，打下的粮食分给*夫妇一部分作为口粮。*平时主要靠做些小生意补贴家用。*年轻时在外闯荡多年，在当地也算是见过世面的人物。近年来，由于年龄的关系不再出远门，只在近处集市上做些小买卖。每天*清晨起床，然后去集市，傍晚回来。刮风下雨从不间断。当笔者问有儿子在，这么大年纪了，怎么还这么辛苦，可以让儿子去嘛。*叹道：“这理我都懂，城里人像我这把年纪早在享清福了。我实在是没法子，儿子有两个孩子在上学，地少，开销大，也很不容易，我能干得动就不给儿子增加负担，别指望他养老。将来哪一天实在干不动了再说。”天有不测风云，去年*查出了严重的椎间盘突出病。看病的钱都是大女儿出的。*听说这个病得养着，提起以后的生活，他一脸的茫然。

其实，*和老刘两家，是农村养老问题的一个缩影：作为农村传统养老方式的家庭养老和土地养老，在传统家庭结构解体和城镇化的冲击下，其养老功能正在迅速弱化，而新的保障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作为全国人口大省和农业大省的河南，同时也是老年人口与老年农村人口大省，而河南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目前不到2000美元，未富先老的特征在我省特别明显。据预测，本世纪前二三十年，将是河南“老龄化”发展的最快速时期，到2020年就会进入“超高老龄化”阶段，届时老人相对更多、工作人口则相对更少，社会养老体系特别是农村养老体系随之承受更大压力。解决广大农民老有所养、老有所靠的问题，已成当务之急。

亟待范文篇8

[关键词]直复营销内涵存在的问题

直复营销又称直接回应的营销，是一种为了在任何地方产生可度量的反应和(或)达成交易，而使用的一种或多种广告媒体的交互作用的市场营销体系。它具有互动性：营销者与顾客之间可以进行双向沟通；可衡量性：通过目标市场成员对企业的直复营销活动项目的回应与否来衡量直复营销效果；空间上广泛性：无需任何场所和地点就可以完成营销活动等特点。与传统的市场营销相比较，其最大的特点就是：企业与消费者之间无需任何中间环节，以企业所掌握的客户信息为基础，通过为客户提供回应式的媒体进行互动，在一对一的基础上对客户进行个性化的服务。同时，由于这种一对一式的营销，使得企业的直复营销活动是在竞争对手不知情的情况下运营的，因此它又具有隐秘性的特点。

中国的直复营销始于90年代，沿海地区首先出现了直复营销的尝试，随后，中央电视台和各大小城市电视节目中的经济节目都应用了不同形式的直复营销手段。近年来，由于计算机技术的迅猛发展，国内也应用了这一先进的传媒形式开展直复营销。但我国的直复营销与发达国家相比较，就显示出了明显的滞后性：1996年，我国电视购物总额尚不及全社会商业零售总额的0．34％，1998年的电视直销收入约占各电视台广告收入的10％至15％。1999年的网上购物销售额仅为0．42亿人民币。而美国消费者通过直复营销形式每年的购买额达2100亿美元，约占社会零售总额的60％；国际直复营销近年来平均销售额增长率已达到10％—15％。滞后的原因，固然和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和语言等因素所造成的市场复杂性和独特性有关，但核心问题则是我国企业对直复营销的真谛认识不足。

直复营销的内涵是整体供应链的优化：其一是建立与客户的联盟，通过各种媒体与客户随时保持互动，了解客户订单的最新需求，争取在第一时间满足客户的各种个性化的要求；其二是建立一套客户联系的渠道，由客户直接向公司发订单，公司按单生产；其三是实现各环节的零库存，以信息代替存货，保证低成本运作。直复营销的核心优势是基于现代信息技术条件下从采集客户信息并迅速反应、快速传递客户信息、产品设计、备件采购、产品装配、减少材料库存到物流配送的系统优化。

加入WTO，中国承诺开放国际上通用的各种商业形式，发展势在必行，那么，中国直复营销的现状如何，有那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呢?

一、对直复营销内涵的理解

中国的直复营销仅仅停留在初级的简单复制阶段，而不是真正直复营销的基因的克隆。很多开展直复营销的企业只把目光盯在无中间环节的直销模式上，其实直销只不过是最后阶段的一种手段，要掌握好直销的本领，首先就要完全理解直销的含义，然后才能很好的应用。这是中国直复营销现状的根本所在。中国的直复营销正是处于简单的模仿上，把减少渠道环节当作了直复营销的全部任务，而没有理解这种模式的精髓所在，这就形成了中国直复营销发展的真正障碍：只从形式上追求与客户的联系，忽略了通过与客户的互动，了解客户的个性化需求，量体裁衣；没有通过建立快速反应的直复营销系统，将企业的外部资源和市场动态纳入到直复营销的系统管理中来，因此不能实现整体供应链上的经济资源互动互通，使客户享受不到以低价位的个性化服务。

二、重“直”轻“复”

直复营销重在公司与客户的双向沟通，营销者不但发出信息，而且给客户一定的媒体来表达自己的意愿，一方面刺激了客户的主动参与，另一方面也为营销者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而中国的直复营销使得消费者接受的大多是诸如邮件广告、商品目录或以“亲爱的”开头的电子营销邮件和有关产品详细内容的网站，这种做法，虽然使得“广告+铺货”的传统营销模式得以向减少渠道环节、向企业的目标客户有目的的传播信息，消费者可以通过这些信息直接向营销者订货。但是这些改革仅仅使企业与消费者在购与销方面得到了充分的互动，从形式上似乎形成了信息的双向沟通，即有直复营销的“直”又有了目标客户订单的“复”。但却了忽略为客户提供表达需求意愿和对产品建议的窗口，这就从根本上脱离了直复营销的核心，没有了倾听客户的意见和他们对于产品、服务的建议，就不可能在客户发出订单之前企业就对客户的需求有充分的了解和准备，也就不可能以客户的需求为基础进行产品的设计、制造和销售，为每一个顾客提供快捷的一对一的服务。三、商业信用成为中国直复营销发展的最大障碍

目前，我国在对目录邮购、电视、电话、电子商务及网络营销等方面尚未出台相应的法律和法规。单就商业信誉而言，据国家工商总局对全国49万家企业的850万份标的为12535亿元的经济合同履约情况进行调查显示：完全履约率已由70％至80％降至50％左右，有的地区甚至刚及30％，具有法律效力的合同都不足以为信，更何况仅仅是白纸黑字的一张订单?近几年有关通过邮购欺骗消费者的事情也时有发生，也有不少消费者投诉电视直销公司胡乱夸大商品的功能；电视直销节目内容格调低下、商品质量与价格背离、售后服务得不到保证等问题。据中国消费者协会公布的数据：近年来消费者对虚假广告的投诉比上一年增长326％，其中邮购、电视直销和房屋中介服务中虚假广告最多。由此可见，

在不受法律制约的情况下，不少直复营销商打着直复营销的旗号干着妄想一夜暴富的欺诈勾当，这是阻碍我国直复营销推广和发展的最大障碍。

四、物流的配送是直复营销发晨的瓶颈

中国物流是随着商品流通(包括对外贸易)规模的日益扩大，中国物流已经逐步走上了全面发展的轨道。目前，我国物流业虽然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物流管理也有较大的提高，但是总体上还不能适应直复营销发展的需要。主要表现在：一是物流基础设施能力不足，物流技术装备落后。中国物流设施除少部分是改革开放以后引进、更新和改造的以外，大部分设施都是20世纪50～60年代建设的，多数陈旧落后，生产效益很低。二是管理分散，社会化服务水平低。由于条块分割、部门分割、缺乏统一规划，重复建设严重，加上市场发育滞后，全国物流企业处于小、多、散、弱的状况，难以形成有效的社会服务网络。三是在时空和运输方式上的不平衡发展。这些原因将导致客户从发出订单到收到货物的周期过长和成本的过高。

五、与之配套的支付手段尚未完善

直复营销的支付障碍的主要成因是，我国的金融电子化尚未形成，目前的支付手段主要是信用卡、邮寄汇款、货到付款等几种形式，信用卡固然方便、快捷，但各家银行的信用卡不能通用，还不能一卡走天下。如果通过网上支付，但由于Internet是一个开放的、不设防的系统，尽管人们增加了一些安全技术措施，如防火墙、加密、数字签名、身份认证等技术，以保证数据的保密性、完整性和不可否认性，但技术上或多或少都有缺陷，或者没有成熟的标准。如1999年春季，曾有人利用普通技术手段，轻而易举地从多个商业站点窃取8万余个信用卡号和密码，并标价263美元出售。而据报载：美国每年因信息与网络安全两个问题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就达到75亿美元。所有这些给企业在运作过程中的支付和结算等方面造成了一定的困难。

六、尚未形成适应于直复营销的服务系统

亟待范文篇9

——现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的问题

1、“再分配与消费取向”的定位，局限了制度应有的福利效应。

依照现行制度设计，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是农民代际之间或生命周期“收入的再分配”，个人账户是农民年老后的一项“补充收入”。这种单一功能的设计，在缓解老年农民贫困方面有其积极作用，但其存在问题也很明显。首先，从人的生命周期看，“农保”制度有助于解决农民年老之后的养老需要，但对其年老之前一个长时段的家庭生计的维持与改善未作相应的安排。大量的实证研究显示，在当前农村经济社会环境下，养老保障并非是大多数农民目前最紧迫的需要。事实上，在农民的家庭预算中，发展生产、子女教育、疾病治疗等项目支出均位列在养老保险之前。在此情况下，如果“农保”制度没有一个整合的设计，要说服收入不高的农民超越现实而谋划长远，难度是相当大的。其次，“农保”制度对农民渴望的生产和投资功能没有支持。

2、个人账户产权不明晰，农民缺乏选择权。

个人养老账户属于农民个人所有，是“农保”制度的一个鲜明特征。进而言之，参保农民对自己名下的账户资产理论上拥有绝对控制权和投资选择权，如自主转移，选择投资策略和内容等。但实际的情况是，参保农民对账户资产的控制权极为有限。除个别特殊情况(如死亡等)外，在达到规定年龄之前，参保农民只有缴费的义务，并无实质的控制权力，也没有投资选择权。参保农民对其名下的账户资金只是“名义”上的拥有。这种个人账户资产的“虚置”，与目前采取的完全积累型的制度模式相叠加，使问题更趋复杂。有研究表明，现行的完全积累型的制度模式，其最大的收益群体是年轻人，而年轻人的收益时间是几十年以后。也就是说，在一个相对较长的时期内，农民个人账户上的资金长期处于闲置状态。这对生活本不富裕的参保农民来说，是很难接受的，也会大大挫伤他们参保的积极性。

3、农保资金现有的保值增值渠道亟待拓宽。

按照现行制度设计，农保基金只能存入银行和购买国债。实际上，限于人才和资金因素，县级农保经办机构的选择只有一个，那就是存银行。而把农保资金存入银行，需要面对两大潜在的风险：一是银行本身存在的风险。二是银行资金运作衍生的问题。相对于城镇和更大的行政区域，县级农村社区对银行资金的大宗需求以及相应承担的风险能力都是相对有限的。基于市场原则，银行通常把存入的农保资金投放到其它区域和城镇社区。

——呼图壁县保险证质押借款项目的做法

自1998年初起，新疆呼图壁县农保办以保险证质押借款项目为突破口，探索出了一条行之有效的破解地方“农保”工作困局的新路子。所谓保险证质押借款，是指已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农民，经办机构允许其直接用自己持有的或借用他人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缴费证》(下文简称“保险证”)作为抵押物，依据一定程序和规定到有关部门办理借款手续。所借款项仅限于农户发展生产、子女教育、基本医疗等生产生活中急需解决的重大事项。

其主要功效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参保农民受益面广，资金使用率高。

从1998年项目启动至2004年底，用保险证质押借款的1252户3756人，占全县参保人数的43.37%；累计借款金额为603.3万元，占农民参保资金总量的47.89%。也就是说，在全县参保人员中，超过四成的人参与了保险证质押借款，所借款项相当于农民投保资金总量的一半。

二是基金保值增值效果好，且安全可靠。

1998年至2004年七年间，呼图壁县农保基金运营收益达759.41万元，年平均利息收入突破百万元。据调查了解，在此期间，以保险证质押借款的农民的还款比例一直保持在99%以上。多年来，全县未出现一户质押的保险证被银行核销顶账的事情。

三是项目资产效应明显，政策吸引力增强。

保险证质押借款在提高农保基金抵御风险能力的同时，也缓解了参保农户生产生活中面临的诸多燃眉之急，如春耕生产缺乏资金，子女无钱上学，家庭成员无钱看病等，极大地激发了他们未来参保的积极性。一些已参保的农民表示：如果这项制度能持续下去，他们将会更加积极参保。而当时未能参保的许多农民则经常向县农保办工作人员打听：“农保”工作什么时候能重新启动，他们迫切希望被制度覆盖。

——呼图壁县保险证质押借款项目的成功要素

从资产建设的角度审视，保险证质押借款项目的成功，主要得益于在现行“农保”制度中引入资产建设的要素，利用农民现有所积累的金融财富去改善他们的长远生计。所谓资产建设，是指政府有组织的引导和帮助穷人进行资产积累与投资，而非简单地直接增加其收入与消费。具体而言，保险证质押借款项目的成功要素有：

1、项目赋予了制度“生产与投资”的功能。

保险证质押借款项目突破了现行“农保”制度“再分配与消费取向”的规限，把农民个人账户单一的养老功能转变为具有综合功能的发展账户。在确保实现养老功能的同时，鼓励农民把个人账户上的资金投资于他们当前急需的教育、医疗和其他创收活动。这种功能多元化举措，大大激发了农民参保的积极性。

2、项目强化了农民对个人账户资金的控制权和选择权。

农民仅凭自己的保险证，就可以不受时空限制地支取个人账户中的绝大部分资金，用于解决他们生产和生活中急需的重大项目。在此过程中，农民的参与意识和理财观念也得以形成。

3、项目创建了一个积累家庭资产与本地财富的新循环。

保险证质押借款项目把取之农民的资金重新借贷给农民，让他们直接参与资金的管理与运营。这不仅拓宽了农保基金保值增值渠道，在此过程中也增进了农民个人、家庭和社区的福利。更为重要的是，农保资金在社区内部运行，避免了农保资金通过金融体系流出社区。

——完善我国“农保”工作的对策建议

首先，重新审视“农保”工作的定性定位，把引导和帮助农民累积资产作为政策目标之一。理论和实证资料均显示，资产建设在加强人力资本投资，促进个人和社区财产形成，消除经济社会参与障碍等方面有独特功效。我国“农保”工作十余年来的探索也表明，与年老后收入和消费的变化相比，农民更在意的是因资产缺乏所导致的贫困。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引导和帮助农民积累资产，现行的“农保”制度有其得天独厚的优势。目前采取的完全积累型的模式实质上就是一种鼓励农民积累资产的政策机制。今后只要配套政策设计合理，组织得力，这一机制完全可能转变成农民实现资产积累，增进自身和社区福利的制度化手段。

亟待范文篇10

⒈“再分配与消费取向”的定位，局限了制度应有的福利效应。

依照现行制度设计，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是农民代际之间或生命周期“收入的再分配”，个人账户是农民年老后的一项“补充收入”。这种单一功能的设计，在缓解老年农民贫困方面有其积极作用，但其存在问题也很明显。首先，从人的生命周期看，“农保”制度有助于解决农民年老之后的养老需要，但对其年老之前一个长时段的家庭生计的维持与改善未作相应的安排。大量的实证研究显示，在当前农村经济社会环境下，养老保障并非是大多数农民目前最紧迫的需要。事实上，在农民的家庭预算中，发展生产、子女教育、疾病治疗等项目支出均位列在养老保险之前。在此情况下，如果“农保”制度没有一个整合的设计，要说服收入不高的农民超越现实而谋划长远，难度是相当大的。其次，“农保”制度对农民渴望的生产和投资功能没有支持。

⒉个人账户产权不明晰，农民缺乏选择权。

个人养老账户属于农民个人所有，是“农保”制度的一个鲜明特征。进而言之，参保农民对自己名下的账户资产理论上拥有绝对控制权和投资选择权，如自主转移，选择投资策略和内容等。但实际的情况是，参保农民对账户资产的控制权极为有限。除个别特殊情况如死亡等外，在达到规定年龄之前，参保农民只有缴费的义务，并无实质的控制权力，也没有投资选择权。参保农民对其名下的账户资金只是“名义”上的拥有。这种个人账户资产的“虚置”，与目前采取的完全积累型的制度模式相叠加，使问题更趋复杂。有研究表明，现行的完全积累型的制度模式，其最大的收益群体是年轻人，而年轻人的收益时间是几十年以后。也就是说，在一个相对较长的时期内，农民个人账户上的资金长期处于闲置状态。这对生活本不富裕的参保农民来说，是很难接受的，也会大大挫伤他们参保的积极性。

⒊农保资金现有的保值增值渠道亟待拓宽。按照现行制度设计，农保基金只能存入银行和购买国债。实际上，限于人才和资金因素，县级农保经办机构的选择只有一个，那就是存银行。而把农保资金存入银行，需要面对两大潜在的风险：一是银行本身存在的风险。二是银行资金运作衍生的问题。相对于城镇和更大的行政区域，县级农村社区对银行资金的大宗需求以及相应承担的风险能力都是相对有限的。基于市场原则，银行通常把存入的农保资金投放到其它区域和城镇社区。

呼图壁县保险证质押借款项目的做法

自年初起，新疆呼图壁县农保办以保险证质押借款项目为突破口，探索出了一条行之有效的破解地方“农保”工作困局的新路子。所谓保险证质押借款，是指已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农民，经办机构允许其直接用自己持有的或借用他人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缴费证》下文简称“保险证”作为抵押物，依据一定程序和规定到有关部门办理借款手续。所借款项仅限于农户发展生产、子女教育、基本医疗等生产生活中急需解决的重大事项。

其主要功效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参保农民受益面广，资金使用率高。

从年项目启动至××年底，用保险证质押借款的户人，占全县参保人数的；累计借款金额为万元，占农民参保资金总量的。也就是说，在全县参保人员中，超过四成的人参与了保险证质押借款，所借款项相当于农民投保资金总量的一半。

二是基金保值增值效果好，且安全可靠。

年至××年七年间，呼图壁县农保基金运营收益达万元，年平均利息收入突破百万元。据调查了解，在此期间，以保险证质押借款的农民的还款比例一直保持在以上。多年来，全县未出现一户质押的保险证被银行核销顶账的事情。

三是项目资产效应明显，政策吸引力增强。

保险证质押借款在提高农保基金抵御风险能力的同时，也缓解了参保农户生产生活中面临的诸多燃眉之急，如春耕生产缺乏资金，子女无钱上学，家庭成员无钱看病等，极大地激发了他们未来参保的积极性。一些已参保的农民表示：如果这项制度能持续下去，他们将会更加积极参保。而当时未能参保的许多农民则经常向县农保办工作人员打听：“农保”工作什么时候能重新启动，他们迫切希望被制度覆盖。

呼图壁县保险证质押借款项目的成功要素

从资产建设的角度审视，保险证质押借款项目的成功，主要得益于在现行“农保”制度中引入资产建设的要素，利用农民现有所积累的金融财富去改善他们的长远生计。所谓资产建设，是指政府有组织的引导和帮助穷人进行资产积累与投资，而非简单地直接增加其收入与消费。具体而言，保险证质押借款项目的成功要素有：

⒈项目赋予了制度“生产与投资”的功能。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全国公务员共同的天地!

保险证质押借款项目突破了现行“农保”制度“再分配与消费取向”的规限，把农民个人账户单一的养老功能转变为具有综合功能的发展账户。在确保实现养老功能的同时，鼓励农民把个人账户上的资金投资于他们当前急需的教育、医疗和其他创收活动。这种功能多元化举措，大大激发了农民参保的积极性。

⒉项目强化了农民对个人账户资金的控制权和选择权。农民仅凭自己的保险证，就可以不受时空限制地支取个人账户中的绝大部分资金，用于解决他们生产和生活中急需的重大项目。在此过程中，农民的参与意识和理财观念也得以形成。

⒊项目创建了一个积累家庭资产与本地财富的新循环。保险证质押借款项目把取之农民的资金重新借贷给农民，让他们直接参与资金的管理与运营。这不仅拓宽了农保基金保值增值渠道，在此过程中也增进了农民个人、家庭和社区的福利。更为重要的是，农保资金在社区内部运行，避免了农保资金通过金融体系流出社区。

完善我国“农保”工作的对策建议

首先，重新审视“农保”工作的定性定位，把引导和帮助农民累积资产作为政策目标之一。理论和实证资料均显示，资产建设在加强人力资本投资，促进个人和社区财产形成，消除经济社会参与障碍等方面有独特功效。我国“农保”工作十余年来的探索也表明，与年老后收入和消费的变化相比，农民更在意的是因资产缺乏所导致的贫困。

引导和帮助农民积累资产，现行的“农保”

制度有其得天独厚的优势。目前采取的完全积累型的模式实质上就是一种鼓励农民积累资产的政策机制。今后只要配套政策设计合理，组织得力，这一机制完全可能转变成农民实现资产积累，增进自身和社区福利的制度化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