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实信用原则范文10篇

诚实信用原则范文篇1

诚实信用原则在私法领域尤其是在民法债权理论中被视为“帝王条款”、“最高行为准则”，其基本语意是要求人们在民事活动中行使民事权利和履行民事义务时应当讲究信用，严守诺言，诚实不欺，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前提下追求自己的利益，否则将获得不利的法律评价。我国民法通则第四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这就以法律的明文规定确定了诚实信用原则在我国民法中的地位。

本文在对诚实信用原则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了它在合同法中的适用。认为诚实信用原则被法律界学者称之为“帝王规则”是无可质疑的，瑞士法典第2条规定：“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依诚实及信用方法为之”。日本民法典新增第1条规定“权利之行使用义务之履行，应依信义诚实的为之”。可见它在我国甚至国外的法领域中都充当着主导地位，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

关键词：诚实信用民法通则适用实际意义

诚信---市场的不变法则，是市场经济的生命，是任何事物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制胜法宝。在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人们一直恪守承诺讲诚实信用为自己创下打不倒的天下。诚实信用是民法中的基本原则，简称诚信原则，即人们在市场活动中讲究信用，恪守诺言，诚实不欺，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前提下追求自己的利益。诚实信用恪守承诺，是一种古老的道德标准，随着市场交易的频繁被确立为一项交易的基本准则及基本的道德要求。

我国《民法通则》第四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民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即要求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时，应当诚实、守信用、正当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其内容具体体现为（1）任何当事人要对他人和广大消费者诚实不欺，恪守诺言，讲究信用；（2）当事人应依善意的方式行使权利，在获得利益的同时，充分尊重他人的利益和社会利益，不滥用权利加害他人。

一、诚实信用原则的渊源

在我国古代典籍中，早就出现了“诚信”一词。《商君书•靳书》把诚信与礼乐、诗书、修善、孝弟、贞廉、仁义、非兵、羞战并称为“六虱”。但一般认为诚实信用原则起源于罗马法，但在当时仅有“善意”（bonafide）的概念，并未明确确认诚信原则。一些学者认为，它起源于罗马法的“一般恶意抗辩”（cexveptiodolgeneralis）。所谓“一般恶意抗辩”是指在民事活动中如果因一方的欺诈行为而使另一方受害，对这种欺诈行为任何人都可以提起抗辩。同时依市民法规定，当事人如因错误而履行债务时，得提出“不当得利之诉”（condictioindebiti）。中国有学者认为，古代罗马法中的诚信契约是现代诚信原则的渊源。在罗马法上，诚信契约是严正契约的对称。在诚信契约中，债务人不仅要承担契约规定的义务，而且必须承担诚实、善意的补充义务。就诚信契约发生的纠纷按诚信诉讼处理，在诚信诉讼中，审判者不受契约的字面含义的约束，可根据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对契约进行解释，并可根据公平原则对当时人的契约进行干预，以消除某些契约的不公正性，按照通常人的标准增减契约义务。罗马法的“一般恶意抗辩”与“诚信契约”都反映了道德与伦理的要求，体现了衡平与公正的精神，因此可以说他们都是现代诚信原则的最早起源。

二、诚实信用原则的内涵及本质

根据不同的观点有下列六点说法：

1、主观判断说。此种观点认为应当从人的主观角度对诚信原则的内容进行把握。德国学者施塔姆勒（Stammler）认为，法律应以社会的理想即爱人如己的人类最高理想为标准；曼尼克（Manik）称之为道德理想。如果法律或契约与这一理想不相符，则应排除法律或契约的适用而直接适用诚信原则。

2、利益平衡说。此种观点认为诚实信用原则的本质在于谋求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平衡以及当事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平衡，目的在于保持社会稳定和谐的发展。德国学者斯奇尼德（Shneider）认为诚实信用原则的含义为当事人双方之间利益的公平较量；艾格尔（Egger）称之为公平估量双方的利益以谋求利益的调和。

3、行为规则说。此种观点认为诚实信用原则志在确立一种行为规则，即要求当事人在行使权利履行义务时要诚实守信、不欺诈他人。美国《统一商法典》第1-201条对诚信的解释是：在相关的行为或交易中忠于事实真相，史尚宽先生认为诚实信用原则应当从“信”和“诚”两方面来理解。

4、恶意排除说。此种学说认为诚实信用原则是很难定义的，凡是不具有恶意（badfaith）的便是善意的、诚信的。美国学者萨莫斯（Summers）认为诚信原则只是一个不能定义的短语，它是与特定的恶意概念相对应的，诚信的概念并不意味着善意（goodfaith）行为是什么，而意味着哪些特定的恶意行为是法律所禁止的。同时，他将恶意分为六类：规避交易的精神、履行缺乏勤勉和存在懈怠、故意提供不完全的履行、滥用特定条款的权利、滥用检验对方履行的权利、干扰另一方履行或不与另一方合作。

5、一般条款说。此种学说认为诚实信用原则、是外延十分不确定，但具有强制力的一般条款。

6、双重功能说。民法学者梁慧星主张“诚实信用原则的性质有补充当事人意思的任意性规范，转变为当事人不能依约定排除其适用，甚至不待当事人援引法院即可直接依职权适用的强行性规定”。

在日本学界，一般认为，诚实信用原则是以实现在制定法的解释适用中的具体的妥当性为目的而生长发展起来的，具有对制定法的规定加以“补正”及至“矫正”的功能。作为一项法律原则，诚实信用的要求原不是出自中国本土，但诚实和信用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本来就体现着的道德要求。“信”要求为人做事要信守诺言，言出必行，不能出尔反尔。《大学》有云：“……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关于“信”的论述就更多了，《论语》云：“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信以成之”，“言而有信”等。可见古人早就充分意识到这两种品质对促进个人道德完善，维系社会稳定的重大意义。

三、诚实信用原则的特征

说起诚实信用原则的特征，各界都有不同的看法，有的指出诚信原则具有补充性、不确定性、衡平性等特点，有的则指出诚实信用为市场经济活动的道德准则，为道德准则的法律化。其实本质上是一样的。诚信原则之所以具有补充性、不确定性、衡平性，正是由于“诚信原则思想渊源于自然法的善意与公平的理念，也就是说诚信原则是道德的法律化，或者法律的道德化。”正是基于此，诚信原则才可以从善良与公平的角度补充当事人合同中未加规定的细节问题，而公平的实现有赖于衡平，但同时善良和公平本身就是一个不确定的概念。然而这种不确定性有可能会带来一种不安全性，因此需要通过法律的技术手段来有效的规制其在个案中具体含义的释放。综上所述，作为道德的诚信原则是直接作为道德规范的，要求人具有诚实的品德和信守自己的承诺，它是道德对人的无条件的命令。而作为法律的诚信原则，不是法律指导社会成员的具体规则，而是作为解释和补充法律的原则，以克服法律所具有的不确定性，因此，它是有条件的、有限度的

四、诚实信用原则的地位

诚信原则作为民法精神和立法者意志的直接反映，其“帝王条款”之地位无庸置疑，但如若要给诚信原则准确定位就必须明确诚信原则与民法其它相关原则的关系。首先，学界关于诚信原则与权利滥用原则之相互关系，向来有不同主张：1．诚实信用系原则，权利滥用禁止系违反诚信原则之效果，因此，运用于具体事件时，可重复适用，认为“……依诚信原则，属权利滥用……”。2．诚信原则仅系如何行使权利及如何履行义务之指导原理，权利滥用禁止法理，并不受诚信原则之拘束，而应就各个具体场合加以处理。3．诚信原则乃债权法之原则，而权利滥用禁止则为物权法之原则。4．诚信原则系支配契约当事人间之特别权利义务关系，而权利滥用禁止则系支配无上述契约当事人间之一般权利义务关系。5．诚信原则为对人关系之法理，权利滥用禁止为对社会关系之法理。笔者认为上述几种学说中以第一种学说最为有力。实际上权利滥用的行为就是一种违背诚实信用原则行使权利的行为，其是为法律所不允许的。于德国法中，禁止权利滥用的制度其实是依德国民法典242条为基础由德国法院创造出来的新制度。由此可见，禁止权利滥用原则乃诚信原则的发展和延伸，其实际上只不过是诚信原则的具体化，是诚信原则在权利行使领域的具体作用的体现。其次，在诚信原则与善良风俗原则的关系方面，梁慧星先生认为，虽然诚实信用与善良风俗均属于一种道德准则，但二者存在和发生作用的领域不同。诚实信用系市场交易中的道德准则，而善良风俗系家庭关系中的道德准则，亦即性道德和家庭道德。台湾学者何孝元对此举了一个例子加以说明：如以金钱要求法官为公平裁判，要求证人为真实之证言，此乃违反善良风俗的行为，但并不能指责其违反诚信原则，故诚信原则实不能包括善良风俗于内。由此可见，善良风俗原则实际上是诚信原则的有益补充，其有效规制了诚信原则无法作用领域范围中的法律关系。但同时笔者认为诚信原则与善良风俗原则并非绝对相区别，二者亦有相互重叠交叉之处，只不过善良风俗原则更侧重于伦理道德方面，而诚信原则则更侧重于市场交易基础之方面。再者，诚信原则与合同法中相关原则的关系。情事变更原则渊源于诚实信用原则，是诚实信用原则在合同变更和解除领域的运用和具体化。而诚信原则乃意思自治原则之修正，之补充，其目的在于在当事人之间、当事人与社会之间均衡利益之归属，风险之负担，从而实现实质之公平，维护交易之安全。诚信原则之勃兴乃是意思自治原则衰落的结果。同时诚信原则本身即内涵公平正义之观念，因此可以说公平原则与诚信原则具有同等之价值内涵。由此可见，诚信原则乃民法的最高指导原则，是民法原则的“原则”，可谓之民法之“帝王条款”。史尚宽先生亦认为，诚信原则要优于一般原则，因为法律的标准应当是社会的理想即爱人如己的人类最高理想，这种理想所处的地位要高于法律和契约，诚信原则便是这种最高理想的体现，而法律和契约则属于实现这种思想境界的途径和手段。

五、诚实信用原则在合同法中的适用

诚实信用原则在合同法中是一项极为重要的原则，简称诚信原则，是指在合同订立、履行、变更、解除等各个阶段，及至合同关系终止后，合同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讲诚实，守信用，相互协作配合，不损害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等等。在大陆法系，它常常被称为是债法中的最高指导原则或称为“帝王规则”，其含义是指民事主体在从事民事活动中应诚实可信，以善意的方式行使权力和履行义务。同时诚实信用原则要求当事人之间的利益以及当事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的平衡。

在198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就已将该原则确立为基本原则之一，司法实践中这一原则也被广泛地应用。1999年颁布实施的《合同法》不仅将诚实信用原则确立为本法的基本原则，同时还将这一原则确定为合同履行过程中的基本原则，显见诚实信用原则在《合同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并已成为贯穿整个《合同法》的基本理念。因此，在具体的合同业务操作中，正确理解和适用诚实信用原则，对于合同当事人恰当地履行自己的权利义务，保障己方的合法权益，以及律师处理相关的纠纷案件都具有重要的实际指导意义。它具有以下的内容和功能：

1、确定诚实可信，以善意方式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等行为规则。

2、诚信原则要求平衡当事人之间的各种利益冲突和矛盾;诚信原则不仅要平衡

当事人之间的利益，而且要求平衡当事人的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的冲突与矛盾。

3、解释法律和合同的作用。诚信原则要求在法律与合同缺乏规定或规定不明

时，司法审判人员应依据诚信、公平的观念，准确解释法律和合同。

当事人在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时要遵循诚实信用原则，该原则在合同订立、履行的各个阶段均有体现。具体来说，在合同的订立阶段，尽管合同尚未成立，但当事人彼此间还具有订约上的联系，就依诚信原则，对相对人负善意的注意义务，当事人不履行此义务的，应承担缔约过失责任地。在合同订立后，尚未履行前，当事人双方都应依诚信原则认真做好履约准备。在合同的履行中，当事人应当依诚信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在某些情形下，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解除合同时，当事人也应遵循诚信原则，如在长期的继续性合同中，任何一方解除合同，应当提前通知对方，使对方有充足的时间做好准备。在合同终止后，尽管当事人之间不用承担合同义务，但也应当按照诚信原则的要求，承担某些必要的附随义务。例如，受雇人在雇佣合同终止后，应当对雇佣人的商业秘密等情况负有保密义务。此外，在合同用词含糊不清、意思不明时应当依据诚信原则对合同进行解释。依诚信原则解释合同，需要平衡当事人双方的利益、公平合理地确定合同内容。最后，在合同发生争议时，当事人双方都应当依诚信原则妥善地处理争议，避免给对方造成不应有的损失，受损失的一方，也应采取适当措施尽量减少损失，否则无权就扩大的损失请求赔偿。商场如战场在如今的市场经济竞争中人们为了追求自已的利益而故意去损害他人的利益，不去恪守承诺不去讲诚实信用更不提什么道德可言，为了自己去出卖别人。

六、结论

诚实信用本质上是一个道德规范。不同的制度、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人们对诚实信用有着不同的解释，但万变不离其宗，诚实信用只是具有伦理道德上的意义。只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诚实信用才成为评价一切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行为的一个最基本的标准。诚实信用原则确立的是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参与交易的各方当事人所应严格遵守的一种最基本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观念。它要求行为人本着真诚、真实、恪守信用的原则和精神，以善意的主观意识和行为方式正确行使自己的权利，履行自己的义务。随着社会观念不断的进步以及人们对权益保护认识的不断深入，诚实信用原则因其独特的道德性和法律性的融合必定能在各领域发挥独特的作用。

注释：

①《民法通则》第四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原则”。

②《合同法》的第六条明确规定：“当事人行使权力、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

③《合同法》第60条规定：“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参考文献：

1、摘自徐国栋《诚实信用原则的概念及其历史沿革》，载《法学研究》1989年第4期

2、摘自徐国栋《民法基本原则解释》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3、摘自徐国栋：《诚实信用原则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4、摘自张新宝《民事活动的基本原则》法律出版社1986年版

5、摘自梁慧星《民法解释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诚实信用原则范文篇2

诚实信用原则在私法领域尤其是在民法债权理论中被视为“帝王条款”、“最高行为准则”，其基本语意是要求人们在民事活动中行使民事权利和履行民事义务时应当讲究信用，严守诺言，诚实不欺，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前提下追求自己的利益，否则将获得不利的法律评价。我国民法通则第四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这就以法律的明文规定确定了诚实信用原则在我国民法中的地位。

本文在对诚实信用原则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了它在合同法中的适用。认为诚实信用原则被法律界学者称之为“帝王规则”是无可质疑的，瑞士法典第2条规定：“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依诚实及信用方法为之”。日本民法典新增第1条规定“权利之行使用义务之履行，应依信义诚实的为之”。可见它在我国甚至国外的法领域中都充当着主导地位，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

关键词：诚实信用民法通则适用实际意义

诚信---市场的不变法则，是市场经济的生命，是任何事物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制胜法宝。在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人们一直恪守承诺讲诚实信用为自己创下打不倒的天下。诚实信用是民法中的基本原则，简称诚信原则，即人们在市场活动中讲究信用，恪守诺言，诚实不欺，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前提下追求自己的利益。诚实信用恪守承诺，是一种古老的道德标准，随着市场交易的频繁被确立为一项交易的基本准则及基本的道德要求。

我国《民法通则》第四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民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即要求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时，应当诚实、守信用、正当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其内容具体体现为（1）任何当事人要对他人和广大消费者诚实不欺，恪守诺言，讲究信用；（2）当事人应依善意的方式行使权利，在获得利益的同时，充分尊重他人的利益和社会利益，不滥用权利加害他人。

一、诚实信用原则的渊源

在我国古代典籍中，早就出现了“诚信”一词。《商君书•靳书》把诚信与礼乐、诗书、修善、孝弟、贞廉、仁义、非兵、羞战并称为“六虱”。但一般认为诚实信用原则起源于罗马法，但在当时仅有“善意”（bonafide）的概念，并未明确确认诚信原则。一些学者认为，它起源于罗马法的“一般恶意抗辩”（cexveptiodolgeneralis）。所谓“一般恶意抗辩”是指在民事活动中如果因一方的欺诈行为而使另一方受害，对这种欺诈行为任何人都可以提起抗辩。同时依市民法规定，当事人如因错误而履行债务时，得提出“不当得利之诉”（condictioindebiti）。中国有学者认为，古代罗马法中的诚信契约是现代诚信原则的渊源。在罗马法上，诚信契约是严正契约的对称。在诚信契约中，债务人不仅要承担契约规定的义务，而且必须承担诚实、善意的补充义务。就诚信契约发生的纠纷按诚信诉讼处理，在诚信诉讼中，审判者不受契约的字面含义的约束，可根据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对契约进行解释，并可根据公平原则对当时人的契约进行干预，以消除某些契约的不公正性，按照通常人的标准增减契约义务。罗马法的“一般恶意抗辩”与“诚信契约”都反映了道德与伦理的要求，体现了衡平与公正的精神，因此可以说他们都是现代诚信原则的最早起源。

二、诚实信用原则的内涵及本质

根据不同的观点有下列六点说法：

1、主观判断说。此种观点认为应当从人的主观角度对诚信原则的内容进行把握。德国学者施塔姆勒（Stammler）认为，法律应以社会的理想即爱人如己的人类最高理想为标准；曼尼克（Manik）称之为道德理想。如果法律或契约与这一理想不相符，则应排除法律或契约的适用而直接适用诚信原则。

2、利益平衡说。此种观点认为诚实信用原则的本质在于谋求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平衡以及当事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平衡，目的在于保持社会稳定和谐的发展。德国学者斯奇尼德（Shneider）认为诚实信用原则的含义为当事人双方之间利益的公平较量；艾格尔（Egger）称之为公平估量双方的利益以谋求利益的调和。

3、行为规则说。此种观点认为诚实信用原则志在确立一种行为规则，即要求当事人在行使权利履行义务时要诚实守信、不欺诈他人。美国《统一商法典》第1-201条对诚信的解释是：在相关的行为或交易中忠于事实真相，史尚宽先生认为诚实信用原则应当从“信”和“诚”两方面来理解。

4、恶意排除说。此种学说认为诚实信用原则是很难定义的，凡是不具有恶意（badfaith）的便是善意的、诚信的。美国学者萨莫斯（Summers）认为诚信原则只是一个不能定义的短语，它是与特定的恶意概念相对应的，诚信的概念并不意味着善意（goodfaith）行为是什么，而意味着哪些特定的恶意行为是法律所禁止的。同时，他将恶意分为六类：规避交易的精神、履行缺乏勤勉和存在懈怠、故意提供不完全的履行、滥用特定条款的权利、滥用检验对方履行的权利、干扰另一方履行或不与另一方合作。

5、一般条款说。此种学说认为诚实信用原则、是外延十分不确定，但具有强制力的一般条款。

6、双重功能说。民法学者梁慧星主张“诚实信用原则的性质有补充当事人意思的任意性规范，转变为当事人不能依约定排除其适用，甚至不待当事人援引法院即可直接依职权适用的强行性规定”。

在日本学界，一般认为，诚实信用原则是以实现在制定法的解释适用中的具体的妥当性为目的而生长发展起来的，具有对制定法的规定加以“补正”及至“矫正”的功能。作为一项法律原则，诚实信用的要求原不是出自中国本土，但诚实和信用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本来就体现着的道德要求。“信”要求为人做事要信守诺言，言出必行，不能出尔反尔。《大学》有云：“……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关于“信”的论述就更多了，《论语》云：“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信以成之”，“言而有信”等。可见古人早就充分意识到这两种品质对促进个人道德完善，维系社会稳定的重大意义。

三、诚实信用原则的特征

说起诚实信用原则的特征，各界都有不同的看法，有的指出诚信原则具有补充性、不确定性、衡平性等特点，有的则指出诚实信用为市场经济活动的道德准则，为道德准则的法律化。其实本质上是一样的。诚信原则之所以具有补充性、不确定性、衡平性，正是由于“诚信原则思想渊源于自然法的善意与公平的理念，也就是说诚信原则是道德的法律化，或者法律的道德化。”正是基于此，诚信原则才可以从善良与公平的角度补充当事人合同中未加规定的细节问题，而公平的实现有赖于衡平，但同时善良和公平本身就是一个不确定的概念。然而这种不确定性有可能会带来一种不安全性，因此需要通过法律的技术手段来有效的规制其在个案中具体含义的释放。综上所述，作为道德的诚信原则是直接作为道德规范的，要求人具有诚实的品德和信守自己的承诺，它是道德对人的无条件的命令。而作为法律的诚信原则，不是法律指导社会成员的具体规则，而是作为解释和补充法律的原则，以克服法律所具有的不确定性，因此，它是有条件的、有限度的

四、诚实信用原则的地位

诚信原则作为民法精神和立法者意志的直接反映，其“帝王条款”之地位无庸置疑，但如若要给诚信原则准确定位就必须明确诚信原则与民法其它相关原则的关系。首先，学界关于诚信原则与权利滥用原则之相互关系，向来有不同主张：1．诚实信用系原则，权利滥用禁止系违反诚信原则之效果，因此，运用于具体事件时，可重复适用，认为“……依诚信原则，属权利滥用……”。2．诚信原则仅系如何行使权利及如何履行义务之指导原理，权利滥用禁止法理，并不受诚信原则之拘束，而应就各个具体场合加以处理。3．诚信原则乃债权法之原则，而权利滥用禁止则为物权法之原则。4．诚信原则系支配契约当事人间之特别权利义务关系，而权利滥用禁止则系支配无上述契约当事人间之一般权利义务关系。5．诚信原则为对人关系之法理，权利滥用禁止为对社会关系之法理。笔者认为上述几种学说中以第一种学说最为有力。实际上权利滥用的行为就是一种违背诚实信用原则行使权利的行为，其是为法律所不允许的。于德国法中，禁止权利滥用的制度其实是依德国民法典242条为基础由德国法院创造出来的新制度。由此可见，禁止权利滥用原则乃诚信原则的发展和延伸，其实际上只不过是诚信原则的具体化，是诚信原则在权利行使领域的具体作用的体现。其次，在诚信原则与善良风俗原则的关系方面，梁慧星先生认为，虽然诚实信用与善良风俗均属于一种道德准则，但二者存在和发生作用的领域不同。诚实信用系市场交易中的道德准则，而善良风俗系家庭关系中的道德准则，亦即性道德和家庭道德。台湾学者何孝元对此举了一个例子加以说明：如以金钱要求法官为公平裁判，要求证人为真实之证言，此乃违反善良风俗的行为，但并不能指责其违反诚信原则，故诚信原则实不能包括善良风俗于内。由此可见，善良风俗原则实际上是诚信原则的有益补充，其有效规制了诚信原则无法作用领域范围中的法律关系。但同时笔者认为诚信原则与善良风俗原则并非绝对相区别，二者亦有相互重叠交叉之处，只不过善良风俗原则更侧重于伦理道德方面，而诚信原则则更侧重于市场交易基础之方面。再者，诚信原则与合同法中相关原则的关系。情事变更原则渊源于诚实信用原则，是诚实信用原则在合同变更和解除领域的运用和具体化。而诚信原则乃意思自治原则之修正，之补充，其目的在于在当事人之间、当事人与社会之间均衡利益之归属，风险之负担，从而实现实质之公平，维护交易之安全。诚信原则之勃兴乃是意思自治原则衰落的结果。同时诚信原则本身即内涵公平正义之观念，因此可以说公平原则与诚信原则具有同等之价值内涵。由此可见，诚信原则乃民法的最高指导原则，是民法原则的“原则”，可谓之民法之“帝王条款”。史尚宽先生亦认为，诚信原则要优于一般原则，因为法律的标准应当是社会的理想即爱人如己的人类最高理想，这种理想所处的地位要高于法律和契约，诚信原则便是这种最高理想的体现，而法律和契约则属于实现这种思想境界的途径和手段。

五、诚实信用原则在合同法中的适用

诚实信用原则在合同法中是一项极为重要的原则，简称诚信原则，是指在合同订立、履行、变更、解除等各个阶段，及至合同关系终止后，合同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讲诚实，守信用，相互协作配合，不损害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等等。在大陆法系，它常常被称为是债法中的最高指导原则或称为“帝王规则”，其含义是指民事主体在从事民事活动中应诚实可信，以善意的方式行使权力和履行义务。同时诚实信用原则要求当事人之间的利益以及当事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的平衡。

在198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就已将该原则确立为基本原则之一，司法实践中这一原则也被广泛地应用。1999年颁布实施的《合同法》不仅将诚实信用原则确立为本法的基本原则，同时还将这一原则确定为合同履行过程中的基本原则，显见诚实信用原则在《合同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并已成为贯穿整个《合同法》的基本理念。因此，在具体的合同业务操作中，正确理解和适用诚实信用原则，对于合同当事人恰当地履行自己的权利义务，保障己方的合法权益，以及律师处理相关的纠纷案件都具有重要的实际指导意义。它具有以下的内容和功能：

1、确定诚实可信，以善意方式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等行为规则。

2、诚信原则要求平衡当事人之间的各种利益冲突和矛盾;诚信原则不仅要平衡

当事人之间的利益，而且要求平衡当事人的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的冲突与矛盾。

3、解释法律和合同的作用。诚信原则要求在法律与合同缺乏规定或规定不明

时，司法审判人员应依据诚信、公平的观念，准确解释法律和合同。

当事人在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时要遵循诚实信用原则，该原则在合同订立、履行的各个阶段均有体现。具体来说，在合同的订立阶段，尽管合同尚未成立，但当事人彼此间还具有订约上的联系，就依诚信原则，对相对人负善意的注意义务，当事人不履行此义务的，应承担缔约过失责任地。在合同订立后，尚未履行前，当事人双方都应依诚信原则认真做好履约准备。在合同的履行中，当事人应当依诚信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在某些情形下，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解除合同时，当事人也应遵循诚信原则，如在长期的继续性合同中，任何一方解除合同，应当提前通知对方，使对方有充足的时间做好准备。在合同终止后，尽管当事人之间不用承担合同义务，但也应当按照诚信原则的要求，承担某些必要的附随义务。例如，受雇人在雇佣合同终止后，应当对雇佣人的商业秘密等情况负有保密义务。此外，在合同用词含糊不清、意思不明时应当依据诚信原则对合同进行解释。依诚信原则解释合同，需要平衡当事人双方的利益、公平合理地确定合同内容。最后，在合同发生争议时，当事人双方都应当依诚信原则妥善地处理争议，避免给对方造成不应有的损失，受损失的一方，也应采取适当措施尽量减少损失，否则无权就扩大的损失请求赔偿。商场如战场在如今的市场经济竞争中人们为了追求自已的利益而故意去损害他人的利益，不去恪守承诺不去讲诚实信用更不提什么道德可言，为了自己去出卖别人。

六、结论

诚实信用本质上是一个道德规范。不同的制度、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人们对诚实信用有着不同的解释，但万变不离其宗，诚实信用只是具有伦理道德上的意义。只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诚实信用才成为评价一切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行为的一个最基本的标准。诚实信用原则确立的是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参与交易的各方当事人所应严格遵守的一种最基本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观念。它要求行为人本着真诚、真实、恪守信用的原则和精神，以善意的主观意识和行为方式正确行使自己的权利，履行自己的义务。随着社会观念不断的进步以及人们对权益保护认识的不断深入，诚实信用原则因其独特的道德性和法律性的融合必定能在各领域发挥独特的作用。

注释：

①《民法通则》第四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原则”。

②《合同法》的第六条明确规定：“当事人行使权力、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

③《合同法》第60条规定：“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参考文献：

1、摘自徐国栋《诚实信用原则的概念及其历史沿革》，载《法学研究》1989年第4期

2、摘自徐国栋《民法基本原则解释》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3、摘自徐国栋：《诚实信用原则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4、摘自张新宝《民事活动的基本原则》法律出版社1986年版

5、摘自梁慧星《民法解释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诚实信用原则范文篇3

「关键词」诚实信用适用税法「正文」

一、诚实信用原则在民法上的本来意义

《合同法》第16条规定：“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此条规定，确立了诚实信用原则作为君临整个合同法的基本原则地位。诚实信用原则在我国法上成为普遍性原则，主要见于私法规定之中，如《民法通则》第4条、《担保法》第3条、《票据法》第10条、《个人独资企业法》第4条、《合伙企业法》第4条等。

就诚实信用的定义，一般认为是要求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维持双方的利益平衡，以及当事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平衡的立法者的意志。①也即立法者为实现上述三方利益平衡的要求，目的在于保持社会的稳定与和谐的发展。诚信原则，论其性质，一含有“诚”的因素，诚已、诚人、诚物，不仅是当事人之间的信用利益，也包括第三人或公众的信用利益。二含有“信”的因素，即相对人于其所信，应不受欺，其正当期望不应失望。

作为概括条款的诚信原则，其初适用于一般的恶意抗辩，其后渐次发达，适用范围由债之关系而不断拓展，各国在民法典中均有表述。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148条）则将诚信原则上升成为民法的基本原则。

（一）私法上诚实信用原则勃兴的缘由

19世纪的法律学常把道德与法律孤立开来，所谓概念法学由此得以发达。概念法学的贡献，在于使法律学成为科学之一种。但概念法学无视法律社会的、伦理的价值，由此也抑制了法律学的进一步发展。此时，便需要诚实信用原则来作为调和法律与道德的媒剂。

今日，私法学已由意思趋向于信赖，已由权利滥用自由思想趋向于权利滥用禁止思想，已由个人本位趋向于社会本位或团体本位。诚实信用原则在私法上便大有用武之地。

（二）诚实信用原则的制度机能

诚信原则是公平正义的象征，不仅可广泛适用于权利的行使与义务的履行，而且对于法律的伦理性与当事人之间利益的均衡性，具有促进与调节的作用，诚信原则的适用就是正义观念的具体化。一般而言，诚信原则具有如下功能：

一是为解释补充或评价法律行为的准则。大陆法系的诚信原则与英美法的衡平法颇为相近。

二是为解释或补充法律的准则。法律条文通常为抽象的规定，适用于具体的案件时，通常需要运用“法律的解释”加以明确。解释法律有诸多的方法，但必须以诚信原则作为最高的准则。当法律规定有欠缺或不完备时，则需用“法律的补充”来加以填补法律漏洞，补充法律则更应以诚信原则为最高准则。

三是为制定或修订法律的准则。法律是公平正义与诚实信用原则的表现，立法机关在制定或修订法律时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在制定法律时，应将诚信原则的精神融入到具体的法条中，实现“诚信原则的具体化”。当法律变得不合时宜，适用的结果显然有违诚信原则时，则产生了修订法律的需要，修订的目标是使缺陷的法律得到修复而成为“良法”。如何制订“良法”，则仍应以诚信原则为指针。

（三）诚实信用原则的价值补充

法律概念或条款，不仅有其规范目的，且应赋予其规范使命，使其带有价值。然而有些概念或条款，需要法官的参与努力，予以价值判断，才能具体化而得以操作使用。这类概念或条款称为不确定概念或概括条款（或称一般条款）。

诚实信用原则为概括条款，其内容极为抽象，其具体化的过程离不开法官价值补充的努力。也正因此，诚信原则赋予了法官自由裁量权，使得法官有了一定程度上的造法功能，在机械法治主义下显出一些生机。

（四）诚实信用原则与权利滥用和公平等价有偿原则

由于我国民法已另立权利不得滥用原则和公平等价有偿原则与诚信原则并立，由此发生三个原则的分工问题，从理论上讲，诚信原则包容着权利不得滥用原则和公平等价有偿原则，但立法上已将他们分开，需对他们的界限进行划分。笔者认为：权利不能滥用原则主要调整涉及绝对权方面的权利义务关系；公平等价有偿原则和诚信原则主要调整相对权方面的权利义务关系，并且诚信原则主要是对当事人提出具备善意诚实的内心状态的要求，以此实现当事人外部利益关系的平衡，诚信原则的种种表现，莫不与当事人内心状态的要求有关，因此诚信原则可视为比其他两原则均上位的概念。

二、诚实信用原则在税法上能否适用

诚实信用原则由私法领域发展形成，可否适用于公法领域？如何适用？早期学说多持保留态度，认为私法上的诚信原则仅在交易中适用，公法关系中缺乏交易性质；且公法关系中国家享有种种的优越性，与对等的私法关系不同；公法关系中欠缺内部的亲密性，也与私法关系有异。

（一）否定说

该说认为私法多为任意性规定，公法多为强行性规定，私法上意思自由原则，为公法上不许。公法具有严格性，法规所规定的必须遵守，诚实信用原则的主要作用在于补充法规的不足，如果适用于公法上势将破坏法规的严格性。

（二）肯定说

肯定说认为，诚实信用原则可以适用于公法领域，但又有不同见解：

1、由私法类推适用的理论。

类推适用，即关于某种事项，现行法上尚缺乏规定，法院在处理此种事项时，得援引其性质相似之法规，以资解决。法的类推，可区分为法的内部类推与法的外部类推。内部类推，即于特定法之中，例如行政法、民法本身内部规定间相互类推适用的情形；外部类推，即如将私法领域中的规定类推于公法领域的情形。诚实信用原则能否适用于税法，属于外部类推，一般并不承认法的外部类推，因此民法与税法等公法部门之间并不允许互相类推适用。

但有基于类推承认诚实信用原则适用于行政法的判例，例如1926年6月14日德国行政法院判决中指出：“国家作为立法者以及法的监督者，若课予国民特别义务，于国民私法关系，相互遵守诚实信用的原则亦是妥当的。”即宣示了诚实信用原则不仅于国民之间，对于与国民相对立的国家（国家机关）也是妥当的。

2、一般的法律思想理论

基于一般的法律思想认为诚实信用原则于公法领域上是妥当的。往往与类推相混，须加以区分。类推，指其相关的法律原则不存在的情形，由其他所拿来的原则，将其适用而成立；而一般法律思想理论，与类推的情形不同，其相关原则并非不存在，由于该原则自始地存在，并非由其他原则借用而来，而是创新的公法领域中发现其中已经

存在的原则使用而已。

一直以来，大陆法系主张公法与私法的基本性质是相异的，排除类推适用的方式，采用一般法律思想理论，承认公法上有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即在私法与公法特别是行政法之间，以具有密切关系的一般性质的法律思想为前提，认为凡于私法规定的一般原则，虽并未规定于公法，不能当然说不存在于公法中。因此于私法规定之一般的法原则，也适用于公法，其并非基于私法规定的类推，而是既成潜在于公法的相同原则，只是私法对于上述原则较早发现。德国首次运用一般法律思想理论，主张德国民法第618条含有社会的保护思想，适用于公务员法；并且主张依民法第618条规定的法律上的规则，存在着一般的法律思想并且是必然的存在。法官并非依类推的方法，而是由创新的公法中取出，来补充行政上的缺陷，诚实信用原则也依此方法产生于公法中。

3、由法的本质来观察。

“法乃是由国民法意识所成立的价值判断”，法意识乃是肯认正当的行为以及不肯认不正当的行为，由该法意识所判断的事实构成将来行来的标准的规范。此所谓诚实信用原则，乃基于国民法的意识所成立根本法的要求，而于法之所有体系中均妥当，即无论公法或私法均妥当的——其本不认为公法与私法之区别——但由于所结合具体法要求不同，而产生诚实信用原则的限制。前述类推适用于与一般的法律思想理论，均以公法、私法的区别为前提而立论，法本质说否认该区别而立论，并认为诚实信用原则乃法共同的原则方属妥当，此乃二者间重大的差异。

上述三种观点，笔者赞同一般法律思想理论。诚信原则外延不十分确定，但确是具备强制性效力的一般条款，对诚信原则的研究，只有深入到其产生变化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条件中去，才能达到深刻，诚信原则作为大陆法系中独特的一条法律机制，在大陆法系范围内具有普遍性和一般性。其确立是对大陆法系追求法律绝对确定的补救。诚信原则以“善意及衡平”为内容。对于私法，可给予以道德的要素，使法律渐次近于伦理的观念。何况“善意及衡平”不仅为私法规范之目的，亦为公法规范之目的。在法律基础发生动摇之时，成为法律所视为最后的堡垒。诚信原则虽以社会伦理观念为基础，但其并非“道德”，而是将道德法律技术化，因为道德的本质为“自律”，而诚信原则具有“他律”的性质，基于法律与道德的相互关系，而成为法律的最高指导原则，对其他法律原则，具有上位原则的意义。其虽为客观的强行规范，但内容却可因社会变迁而赋予新的意义。诚信原则不限于民事活动，在公法领域、在税法领域同样适用。实际上，私法中发展成立的诚实信用原则，在税法领域已获致承认，各种学说、判例来看并无争论，争论的只是承认的法理。税收法律关系的建立，并非源自契约，而是依据法律规定，于有课税权的国家与国民之间成立。他们相互之间，在税收法律关系成立以前，已经建立了相互信赖关系。因此，不论税务机关或纳税义务人，出现相互破坏对方的正当信赖关系并给予对方经济性不利的背信行为时，应认为有扰乱税法秩序之嫌。

三、诚实信用原则对税务机关的适用

（一）适用的要件

诚实信用原则适用于税务机关，需具备以下要件：

1、税务机关必须有成为纳税义务人信赖对象的行政行为，该行政行为可以是作为或者是不作为，只要纳税义务人能据此作合理的推论。当行政行为为言行时，不以文书形态出现，该场合比较难加以证明。言行的形式，包含正式场合涉税问题回答，申报指导，处理的说明，所得调查时的保证，税法的统一解释，申报确认以及更正处分等。但对于并无代表权限的税务职员或税务部门的言行，因欠缺其他要件，不成为信赖之对象。

2、纳税义务人信赖税务机关的行政行为，并且纳税义务人主观上为善意。但当税务职员未获局长授权，若信赖该职员保证，不成立正当信赖。当明白地违反税法的优惠处置，若不存在特殊原因，不成立正当信赖。信赖欠缺正当性时，税务机关有举证义务。

3、纳税义务人因信赖税务机关行政行为，并据此信赖基础为相关经济性处理。仅仅因纳税义务人信赖税务机关的行政行为，尚不足适用诚实信用原则。在信赖关系下必须为某些经济性处置。

4、信赖与处置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若否定适用本原则，税务机关必须证明信赖与处置之间无因果关系存在。

5、在税务行政行为下，纳税义务人必须蒙受经济上损失。纳税义务人未遭受损失，不适用此原则。

6、税务机关行政行为必须为违法行为或不当行为。若税务行政处分为一违法处分，即使不援用适用该原则，也应当被取消。违法处分下，即使为一违反自己言行之处分，即背离纳税义务人之信赖而予以不利益者，仍可适用此一原则。实际诉讼上，因其他理由判断是否违法处分尚不明确时，在第二次主张下，可援用适用该原则。

（二）适用效果

本原则若适用于税务机关，其税务行政行为将属违法行为或不当行为。若对是否违反该原则有争议时，一般应通过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解决。由于涉及国家税收，一般应行政复议前置，否则将打乱税收秩序。

但即便是上述场合，税务机关并没有丧失包含课税处分权在内的其他税务行政处分权。只是禁止以违反诚实信用的方法行使处分权。除前述场合外，各种场合下，税务行政处分权的行使都必须依循诚信原则。并且一旦出现违反诚实信用的税务行政行为时，由于纳税义务人早已知悉不应信赖税务机关的言行，却仍以该言行基础而作经济性处置，并再出现同样的税务行政行为时，则不得适用诚实信用原则。

四、诚实信用原则对纳税义务人的适用

（一）适用要件

对于税务机关，纳税义务人若有违反自己言行的行为时，除没有适用诚实信用原则的必要外，还需接受制裁。如通告处分、重加算税以及取消减免税资格等。而且，因纳税义务人也能适用该原则，但适用场合大受限制。适用要件如下：

1、纳税义务人有使税务机关信赖的行为。

2、纳税义务人的使税务机关信赖的行为主观上不排除故意。如咨询之际，故意隐蔽真实事实部分，或诱使税务机关回答等。

3、税务机关基于信赖为相应行政行为

4、在税务行政行为下，国家必须蒙受经济上损失。

5、信赖与处置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若否定适用本原则，纳税义务人必须证明信赖与处置之间无因果关系存在。

（二）适用效果

纳税义务人的不当得益或行为归于无效。并且由于纳税义务人本身有背信行为，不得主张税务机关基于背信行为而为的“背信行为”。但纳税义务人也不因此而接受超过上述程度的不利利益。

五、诚实信用原则在我国税法上的适用类型

（一）信赖保护

在民法上

，有信赖利益的保护规定，如缔约过失责任。问题是，在税法上，若纳税义务人因信赖税务机关的特定行为，而据以实施无法回复的财产上处置，事后税务机关又不认同，进而主张税收债权，此时纳税义务人能否以信赖保护为由提出抗辩呢？

我国税法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信赖利益的保护，典型规定如《税收征收管理法》第52条第1款规定：“因税务机关的责任，致使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未缴或者少缴税款的，税务机关在3年内可以要求纳税人、扣缴义务人补缴税款，但是不得加收滞纳金。”

上述法条规定，因税务机关的责任致使纳税义务人未缴或少缴税款的，税务机关可以在3年内要求补缴，但不得加收滞纳金。即由于税务机关的行为，纳税人基于信赖而做出少缴或未缴税款的行为，税务机关不得加收滞纳金，纳税人的信赖应该尊重。但因税务机关的责任，致使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未缴或者少缴税款的，税务机关在3年内仍可以要求纳税人、扣缴义务人补缴税款，可见，我国税法在税收本金上未给予信赖保护，却在滞纳金方面给予了信赖保护，因而我国税法的信赖保护是有保留的。

（二）税法上权利失效

诚实信用原则表现在权利失效制度上，税法上的权利失效制度系从法治国家思想所导出的信赖保护的特殊形态，由于权利失效是诚实信用原则的特别适用情形，所以与诚信原则情形相同，其适用对象是具体的税收法律关系的当事人。

1、税收权利人的权利失效（这里的税收权利人指国家）。

我国税法对税收权利人权利失效的规定，主要见于《税收征收管理法》第52条规定：“因税务机关的责任，致使机关在3年内可以要求纳税人、扣缴义务人补缴税款，但是不得加收滞纳金。因纳税人、扣缴义务人计算错误等失误，未缴或者少缴税款的，税务机关在3年内可以追征税款、滞纳金；有特殊情况的，追征期可以延长到5年。对偷税、抗税、骗税的，税务机关追征其未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或者所骗取的税款，不受前款规定期限的限制。”前述规定显示，税务机关行使税收债权，有个期限限制，超过该限制期限，税收债权即丧失，即称为税收权利人的权利失效。

2、税收义务人的权利失效。

我国税法对税收义务人权利失效的规定，主要见于纳税人的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的规定。《税收征收管理法》第51条规定：“纳税人超过应纳税额缴纳的税款，税务机关发现后应当立即退还；纳税人自结算缴纳税款之日起3年内发现的，可以向税务机关要求退还多缴的税款并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税务机关及进查实后应当立即退还；涉及从国库中退库的，依照法律、行政法规有关国库管理的规定退还。即纳税人必须3年内主张权利，否则其权利行将失效。

「参考资料」

诚实信用原则范文篇4

关于诚信原则，古今中外，无一个统一的概念。在我国，民法通则颁布之前，理论界对诚信原则的研究甚少，一些有影响的民法教科书等学术著作中也鲜有提及。在民法通则颁布以后，这方面情况才有所改变。但对于诚信原则的概念和判断是诚信的标准，学者们的看法也并不一致。有主张以“善意”为判断标准的，有主张以“公平”为标准的，还有人主张应以诚实和信用本身为标准。

笔者认为，诚信原则的精髓或者关键在于“善意”，无论是“诚实”还是“信用”，均是以此作为出发点的。“诚实”和“信用”只是“善意”的要求在某些方面的具体表述。如果从更加抽象的意义上讲。诚信原则可以是指民事主体在进行民事活动时，不管是行使权利还是履行义务，都应符合“善意”的要求，对于诚信原则，不能仅就字面去理解，不能仅看作是“诚实”与“信用”这两个方面的要求，而应把它看作是“诚实”、“信用”与“善意”等几个方面要素的有机组合[3]。

因为诚信原则要求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达成双方的利益平衡，以及当事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平衡。这一原则包含两个方面：一是“诚信要求”，二是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在这一原则中最重要又是最基本的一点是“诚信要求”，[4]即民事活动中的任何一方必须本着善意进行民事活动，任何恶意的即以损害对方或社会利益为代价获得己方利益的民事行为都违反了诚信原则。违反这一要求，尽管不违反任何法律条款和合同，但是，法官仍可裁定恶意方败诉，以求达到个体公正。这一原则的内涵和外延都具有不确定性，但它又是强制性原则，可以调整任何民事活动的任何阶段，以补充具体法条与合同条款之不足。

所谓善意，笔者以为主要是指进行民事活动的主体在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时应给予对方的利益、第三人的利益和社会的利益以必要的考虑和保护，应当通过正当的途径与方式去实现正当的目的，对必要的和正当的掌握，可由法院根据当事人双方的情况，交易的通常习惯，社会道德允许的范围及法律和契约具体规定等加以确定。而诚信原则的基本内容，由应根据诚实、信用及善意三个方面的要素予以确定。

1、设立民事权利义务时，应实事求是，不弄虚作假，不隐瞒重大情节。2、在民事权利义务设定以后，应恪守信用，严格依照法律或合同行事，并尊重社会的道德和交易规则，给予对方、他人及社会的利益以必要的考虑和保护，不得规避法律和滥用权利。

二、诚信原则的作用及其在审判上的运用

诚实与信用，原本是存在于商品交易中的一种道德规范，其上升为法律原则以后，则兼具了倡导与强制两种属性：一方面它要求、鼓励和提倡当事人在进行民事活动时应讲求诚实、信用和善意[5]；另一方面，它又给予当事人的民事活动以强制性的约束，直接对当事人所作行为的后果产生影响，因此，诚信原则既是当事人进行民事活动时应遵循的准则，也是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的依据之一。

诚信原则的作用以及它在审判上的运用方式，主要表现在以下儿个方面：

（一）弥补法律不足

诚信原则本身所具有的弹性条款的特点决定了它可以起到弥补实现行法律之不足的作用，这种作用表现为：1、现有法律对某种民事关系的调整未作具体的规定的，可根据诚信原则来调整此类关系，确定当事人的民事权利义务。2、法律虽有规定，但含糊不清或相互冲突，以致难以适用的，一方面可以基于诚信原则来探寻该法律规定的具体含义，正确地把握法律条文的内涵；另一方面也可直接以诚信原则作为依据，判断某一行为是否有效，确定当事人的民事权利义务和民事责任。3、法律规范无效时，用以调整某种具体的民事法律关系。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的效力是各不相同的，下一层次的法律规范不得与上一层次的法律规范相抵触，相抵触者为无效。如人民法院认为某种法律规范与上一层次的法律规范相抵触，又没有其他法律规范可适用的，法院可以避开该法律规范，直接适用诚信原则处理案件。4、法律规定的字面含义过于宽泛或狭窄的，可依所依据诚信原则和案件的具体情况，作出合理的限制或扩大解释，以利于案件的解决[6]。

（二）解释或补充合同

合同的内容，应当是当事人真实意思的反映。通常，应根据合同的文字表述确定合同的内容，因为该文字表述直接反映当事人的真实意思。然而在某些情形下，也会出现合同的文字表述不能反映当事人真实意思的情况，如表述失误、传达失误、文字表述含混不清。在这些情况下，可依照诚信原则，根据当事人的真实意思或能够推断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行为对合同进行解释，解释合同，主要是为了探究当事人的真实意思，所以，在解释时，可不必拘泥于合同的文字表述。

还有一类情况是：当事人所订合同过于简单，以致在履行中发生了争议。这时，可根据诚信原则的要求对合同作相应补充，以便合同的履行。

诚信原则对合同的解释的补充作用，至少可以体现在以下具体事项上：一是设定合同履行中的附随义务。这些义务，多是法律或合同规定以外而又与诚信原则有联系的义务，例如，根据诚信的要求，在买卖人逾期提货时，出卖人应妥善地保管货物。二是指导合同履行时间的确定。例如，提前履行或未定期限的履行，应符合诚信原则的要求，应给予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等。三是指导合同履行地点的确定。合同中未定履行地点或所定地点不明确的债务人对实际履行地点的确定，应符合诚信原则的要求，应考虑在该地履行于债权人是否方便，是否符合于债权人的利益。四是指导合同履行方式的确定，当事人对履行方式的选择，也有一个是符合于诚信原则的问题。例如，某债务人将所欠的300元钱归还给债权人7岁的女儿，而债权人不在家，后债权人称只收到了250元，双方为缺少的50元发生了争执。若依诚信原则来衡量，债务人选择的这种履行方式显然是不当的，如果没有其他的证据，其应会缺少的50元承担责任。

（三）判断民事行为的效力

违反诚信原则的行为，原则上为无效的或可变更、可撤销的行为，在我国民法通则中，对某些违反诚信原则的无效或可变更的民事行为已作了具体规定[7]。对于法律未作具体规定的一些情况，则可根据诚信原则来判断某一民事行为的效力，这里经常会遇到的一个问题是，某一权利的任使是否构成了权利的滥用行为。

凡权利的先例，均应在一定的范围内进行，超过一定的范围的权利行使。即为权利监用。有的学者认为民法通则第七条关于“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破坏国家经济计划，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的规定，就是我国民法禁止权利滥用的具体表述。

权利滥用的特点在于权利的行使超出了一定范围，而某一权利的内容及其界限，不仅应根据法律的规定（主要是具体的规定），更应根据该权利产生的依据，构成的要素及诚信原则的要求等确定，在大多数情况下，法律不给民事权利划出一个大致的范围，权利的具体内容和行使的方式，可由当事人通过合意等形式自行确定。这种确定无疑是千变万化的，法律的具体规定不能也无法将其统统包括和涵盖。因此，在判断某一权利的先例是否超越了界限时，具有很大灵活性的诚信原则比超法律的具体规定来有更大的优势。更何况诚信原则是当事人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时应当遵循的重大原则之一。至于民法通则第七条的规定，虽应承认该条有禁止权利滥用的内容，但也应看到该条并非我国民法对禁止权利滥用的完整表述[8]。民法通则第四条规定的诚信原则，第五条规定的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受保护原则，也应当是我国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的组成部分。公共利益原则，公民和法人的权益受保护原则和诚信原则，三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在用于禁止权利滥用时，它们可以有以下的分工：对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包括破裂国家经济计划、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的滥用权利行为，主要可依据民法通则第七条进行处理，而对于损害对方当事人和第三者利益的滥用权利行为，则可视滥用的个体情况分别或共同适用民法通则第四条、第五条予以处理。凡滥用权利的行为，均可根据上述三原则中的有权得出侵权损害赔偿的诉讼。

（四）、调整民事权利义务关系

诚信原则对民事权利义务的调整方面，也有广泛的作用。不仅可以用之调整债权债务关系，还可以用之调整所有权关系和其他物权关系（如相邻关系等）。诚信原则对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调整作用，当前至少可在以下三个方面得到明显的发挥：

1、替代情势变更原则，情势变更原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各国民事立法和司法领域内广泛采用的一个原则。其主要内容为：作为合同成立基础的情况在发生重大变化（这种变化的发生必须是当事人不可能预见和不可归责于当事人的）以后，如果继续按原合同履行，将会对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利时，当事人有权申请变更或解除合同。通常认为，情势变更原则起源于诚信原则。

我国法律已经对情势变更原则作出明确规定[9]。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第五项的规定“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当有上述情形出现，允许当事人解除合同。但不能认为该两项规定就是情势变更原则的完全表述。因为适用情势变更原则的条件之一，并非合同无法履行，而且是如继续履行将对一方产生重大不利。即使是第五项有表述，但是那是口袋条款，很难实施，因此完全有必要根据诚信原则来判断。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确有必要在法律中规定情势变更原则，近年来，由于国家价格体制和有关政策的重大变化，市场经济的确立，致使许多合同因价格的突变而失去履行的基础，不少合同当事人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如果继续履行，将随重大不利，或者亏损，或者倒闭；如果要变更或解除合同，对方又不同意。这些情况，严重阻碍了经济的正常运转，也给法院的审判带来了难题。正是基于此，理论界和司法部门根据诚信原则来补充情势变更原则的做法很有必要。笔者认为，对引起确需按情势变更原则来处理的民事、经济纠纷，可根据诚信原则，公平原则和其他的有关规定来处理；调解给付的标准，或终止合同的效力。

2、设立缔约上的附随义务。我国法律已经对缔约上的过失责任问题作出明确的规定[10]。在现实生活中，因缔约上的过失而给对方造成损害的情况是大量存在的。例如，某单位与外商已基本洽谈好一引进项目，双方约定某日正式签约，后某单位因故取消了该引进项目，但未及时通知外商，致使外商滞留数日。外商便以某单位在缔约中有过失为由，起诉要求赔偿损失。在实际上，这就是一起典型的因违反缔约上的附随义务而应承担缔约上的过失责任的案件。

缔约上的附随义务，可根据法律的规定产生，法律无规定的，则可根据诚信原则的要求推定其存在。一般认为，这些义务包括：重要等次的告知义务。即当事人负有将有关可能影响合同成立的重要情况告诉给对方的义务。避免错误陈述的义务。即在缔约中，当事人不仅应告知对方有关情况，还应保证所告知的情况是正确的，是能够与事实相符合的。物品瘕疵的告知义务，如机器设备应如何使用，也应告知对方。不得随意反悔的义务，即双方一旦开始缔约谈判，任何一方不得随意终止谈判，对作出的许诺应当信守，否则应对他方因此而受到的损失承担责任。遵守要约与承诺规则的义务，如要约人在要约的有效期内不得撤回要约，不得就同一特定物再向他人发出要约，遵守要约中提出的各种条件等。

当事人对于上述义务的违反，可认为其具有缔约上的过失。对缔约上的过失行为进行处理时，应区别两种不同的情形：契约已成立时，受损害一方可要求取消合同，确认合同无效，也可要求赔偿损失。契约未成立时，可要求对方赔偿损失。根据我国现有立法情况，对缔约上的过失的处理，可将诚信原则和民法通则第六十一条以及合同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作为依据。

3、设定合同结束后的随附义务[11]。一般来说，合同结束后当事人间的权利和义务即告终了。但若从社会和有关各方的利益考虑，还应为合同结束后的当事人设定一些义务。这些义务主要是一些必要的告知义务。例如：在承包、、聘用等合同结束后，发包人、被人、聘用人应将终止合同的情况及时告知有关各方（主要是以前与其有业务来往的公民、法人等），以免有关各方因承包人、人、被聘人可能继续以原来名义活动而受到损失。近年来报刊上的一些声明，不少即属于此类。

诚实信用原则范文篇5

民法是社会交往过程中逐步孕育、反复演化最终形成的法律体系，对比宪法、行政法、刑法等公法来讲，民法属于社会道德和成员意志的真实而普遍的体现，这就造成了民法中存在大量的习惯法因素，由于习惯法来源于传统、风俗和规范，因此蕴含着社会道德和伦理等重要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社会的价值趋向。诚实信用原则是我国传统社会的道德基础，作为习惯法的衍生法，诚实信用原则被全面地融入到民法的精髓之中。诚实信用原则的实际要求是在社会活动中诚实守信，避免在自身利益追求时造成对他人和社会利益的损害。有了诚实信用原则作为基础，现代化和规范化的民法才有产生的可能，无论从古代还是现代的民事法典，无论从大陆还是海洋法律体系，诚实信用原则在民法中的确立就是民法产生的必要前提与条件。

2诚实信用原则在传统社会和道德中的价值

中华民族有千年的文明和历史，传统的道德和社会伦理对社会有着深远的影响，在阶级社会统治者用诚信来约束被统治者的思想和行为，进而维护其专制下的统治。诚实信用原则在传统社会社会中无处不在，明太祖朱元璋的统治采用“明刑弼教”的策略，将刑罚和教化作为治国的手段，教化处于主导地位，希望通过教化来维护社会的稳定，进而做到对封建道德为维护。刑罚相对于教化处于辅从地位，对违反传统社会和封建道德进行无情的打击。朱元璋曾经借用朱熹的学说来教化臣民：“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这无疑包含了朴素的诚实信用原则。传统社会诚实信用原则是社会和道德的基础，对于每一位成员的思想和行为具有调整和规范的作用，将诚实信用原则确立为道德的核心内容，目的是建立良好的社会风尚，进而形成稳定的社会秩序，达到对传统社会问题发展的保证作用。诚实信用原则在传统社会中不仅规范着社会成员的具体行为，而且更在一定程度上起着规范社会成员内心活动的作用。对于传统道德来讲诚实信用原则深远意义在于对社会生活和经济生产环境和氛围的营造，有助于社会形成成员间文明、和谐交往的空间，更好地实现社会成员之间、社会成员与社会之间共同构成平衡的关系，在确保自身利益和价值不受侵犯的同时，维护他人和社会的利益和价值。

3民事行为中诚实信用原则的具体体现

社会的发展离不开人与人的交往，在没有民法进行民事行为规范时，人与人的活动就已经达成了诚实信用的基础，并形成了一致的意思表示，在获得广泛认同的基础上，成为习惯和道德的重要内涵。有了诚实信用作为基础人与人的交往和民事行为就找到了平台，商业交易、日常交往就有了基本保障，城市和社会得以发展，民法的产生就有了坚实的基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诚实信用原则为及时的民法体系已经建立，各类民法无不在法律条文中明确诚实信用原则。例如我国《合同法》将民事行为中遵守诚实信用原则作为一套明确的原则作出规定，特别是在合同终止后还明确了根据相关规定当事人要履行通知、保密、帮助等后契约异物，着无疑是对诚实信用原则的再次明确。由此可以看出，民事活动中不单单在行为中要体系诚实信用原则，而且要在之后也要服从于诚实信用原则，这既是民事行为体现诚实信用原则的实际表现，同时也是确保双方利益和诉求的重要基础。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发展民事行为的种类和方式正在增加，民法体系正在不断完善，但是诚实信用原则已成为社会成员从事民事行为普遍认同并且遵守的价值准则，真实地在民事行为中得到执行和尊重。

4诚实信用原则对民法体系的价值

诚实信用原则是稳定和维护民法体系的根本工具，现实生活中，法律条文是有限地，而社会问题却是无穷的。社会生活中各种法律现象层出不穷，而法律的更新速度是远远跟不上的。诚实信用原则作为一项一般性规定而存在，起着解释、评价法律的功能，更极大地弥补了法律的漏洞与不足，当前社会将诚实信用原则写进法律，一方面是对于传统道德中精华的弘扬；另一方面，也肯定了“诚实信用”这一精神规范人们的言行、稳定社会秩序的积极作用。诚实信用原则相比于其他的法律规定，例如平等原则，更贴近生活，更具现实意义。因为对于广大的普通群众而言，诚实信用原则即使没有法律的规定，也是行为的准则、言行的标准。受传统文化影响的我们，自幼的诚信教育已使得这项原则扎根于我们的内心，如谁有违，必会受到社会大众的谴责。所以，“诚实信用”在没有法律依据时已是一个维护社会秩序的良好道德要求，在有了法律依据、有了国家强制力的保证之后，其作用可谓“更上一层楼”了。诚实信用原则对增进人与人之间的信赖，营造和谐的社会关系有着重要作用。诚信原则还为不少民法规范提供了正当性依据，且具有补充性功能，是法律吸收最低限度道德要求的产物。作为社会的普通一员，我们应遵守诚实信用原则，力求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共同满足。

5结语

诚实信用原则范文篇6

关键词:诚实信用原则;民事诉讼;司法适用

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之一，诚实守信对维持社会的公正与和谐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们每一位中华民族的子孙都有义务去传承并弘扬这一传统美德。但就现阶段状况而言，我国诚信缺失的现象在社会各界普遍存在，这一行为严重侵害了我国公民的基本权益。为了维护我国公民自身的法律权利，民事诉讼中的参与人应严格遵循诚实信用的法律原则，保证法律的公正性与客观性。同时，相关当事人也应该在民事诉讼的整个过程中严格规范自身的言语与行为，确保相关信息的真实性与客观性，使民事诉讼案件的处理结果实现最大程度的合法与公平。

一、诉讼诚信原则背后的诉讼观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在三十多年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与此同时，我国民事权利立法的供给量也逐渐开始增加，相对自由的民事诉讼观念开始逐渐萌发。虽然，我国至今并没有确立以自由主义为基本核心的当事人民事主义民事诉讼模式，但随这一诉讼体制诞生的诉讼权利却出现了普遍滥用的情况，且这种诉讼权利滥用发生频率有逐年上升的趋势。更严重的是，我国法律信仰以及相关法律制约体制的缺失使得民事法律诉讼权利自由主义向极端化逐渐发展。在现实案件中，只有少部分群体利用诉讼权利及诉讼过程漏洞非法追逐自身利益，但这些行为却对我国的司法公正性与权威性产生了极大的破坏。就广泛的社会环境以及普遍发生的法律案件而言，这种状况导致了不同社会阶、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不信任程度的加深，这种不信任加深的情况甚至发生在法官、当事人以及其他参与诉讼的人员之中。就本质而言，在民事诉讼过程中，任何一方都具有诚实守信的愿望与需求，诉讼当事人希望法院能够诚信处理案件，法院希望诉讼当事人能够诚信地叙述案件的经过并阐述详细的案件信息。然而，最近几年来，以维持稳定、促进社会和谐为基本要求的主导思维严重影响着法院处理诉讼的指挥权。同时，我国的社会信用评价体系又逐渐与民事诉讼的体制逐渐脱离关系。这两种司法现状直接导致了我国在民事诉讼过程中欺诈诉讼、虚假诉讼以及草率诉讼集中出现的现象，这些现象常常发生在婚姻、继承利益以及借款贷款纠纷的民事诉讼过程中。因此，为了净化我国司法诉讼环境，在民事诉讼法中增加设置以诚实守信为基本核心的诉讼体系制度成为了我国健全法律制度、积极建设法治社会的一种必要的尝试与决定。

二、诚实信用原则在民事诉讼中的适用主体

现阶段，我国法律学界对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主体的划分仍然存在有较大的意义，难以形成基本统一的意见主张。这一差异性的主体划分观点主要集中体现在对诉讼过程中法院与法官是否属于这一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对象。一部分专家学者认为不应该将法院与法官纳入这一城市信用原则的适用主体的范围。在我国发生的众多民事诉讼案件中，诚信缺失的问题主要体现在诉讼当事人或是其人的不诚实守信的行为中。倘若法院与法官违背了这一诚实守信的原则，则其涉及的并不仅仅是道德范围内的诚信缺失，还有建立于各种法律法规、机构规章制度的法律惩罚。另一部分学者认为，诚实守信是每位公民都应遵循的基本原则，法院与法官绝不应该身处这种原则之外成为特殊群体，因此，在诉讼过程中，将法院和法官纳入诚实信用原则适用的主体范围是十分必要的。就现阶段我国制定的相关法律法规来看，我国法律精神更倾向于后者的观点，将民事诉讼中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主体范围不囿于诉讼当事人及其人，而包含了法院、法官等更大范围的主体，将我国每一位公民都作为诚实信用诉讼原则的适用对象。

三、诚实信用原则在民事诉讼中的适用行为

（一）当事人的诉讼行为。就民事诉讼的过程而言，诉讼当事人及其人的行为具有较大程度的不可预测性，其在诉讼过程中言论与行为具有较强的变化性。因此，在民事诉讼过程中，相关的法律法规对当事人诉讼过程中出现的所有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做出准确的判定，且针对于这一违背原则行为的处罚法律规定仍具有较大的完善空间。部分发达国家对当事人是否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诉讼行为具有较为明确的规范以及严重道德与法律的处罚。现阶段，由于各种现实条件的限制，我国法律对民事诉讼中违背诚实信用原则行为的制度约束力较为薄弱。依据我国法律，当事人及其人违背诚实信用诉讼原则的判定状况包括，当事人实际行为与初始意愿相违背、滥用诉讼权利以及随意放弃自身诉讼权利等行为。（二）法院诉讼行为。作为我国唯一司法审判相关机构，法院具有在民事或刑事诉讼案件的判决全过程中，严格依照我国法律法规，作出公正、客观、公开判决的义务。在诉讼过程中，完善的制度与规范应制约法官及其行为，以避免在刑事或民事诉讼案件过程中因权利滥用而出现不公正判决的现象。为此，诉讼过程中诚实信用基本原则及其规范的判定规则是必要前提，明确的诉讼流程是必要保证，对因法官个人私欲而产生的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渎职行为的严厉制裁基本保障。

四、诚实信用原则在民事诉讼的司法适用分析

（一）诉讼审理前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为了避免在民事诉讼案件处理过程中发生不当诉讼状态，即一方当事人为了谋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而做出的钻法律漏洞或是提供虚假诉讼信息而使另一方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状态，在民事诉讼案件处理前的准备阶段，两方当事人都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诉讼基本原则对两方提供的相关诉讼信息及证据做出客观性的验证，法官及法院能够遵循诚实信用的诉讼原则对两方当事人的诉讼行为的有效性做出准确的判定。在过去的几年中，此类民事诉讼案件中常常出现一部分当事人为了谋求自身利益、在法院判决中占有更加优势的地位，而暗自篡改了合同内容或是其他诉讼证据，从而影响了法官判决的公正性与准确性。我国法律法规明令禁止在诉讼过程中出现此类行为，并对惩处此类违背诚实信用诉讼原则的行为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同时，民事案件诉讼处理前当事人双方的相互质疑与验证也有助于积极解决此类行为的不当影响、促进法律判决的公正客观。（二）诉讼审理过程中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在我国民事案件诉讼处理的过程中，两方当事人以及法官等司法人员是诚实信用诉讼原则的主要适用对象，此外，诉讼审理过程中这一原则对其他涉案人员也同样具有一定道德与法律约束力。诚实信用原则在民事诉讼案件处理过程中的应用目的是为了保证当事人双方对事实进行客观性的描述，进而为法院法官依据事实和相关法律对案件作出客观、公正、公开判决提供基本前提。（三）在诉讼执行过程中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除了在民事诉讼案件处理前的准备阶段以及民事诉讼案件处理的过程中，诚实信用的基本诉讼原则也适用于案件判决生效后的诉讼执行过程。诚实信用原则在民事诉讼案件执行过程中应用的目的是使双方当事人依据具备法律效力的法院判决书以及我国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两方的合法利益。依据我国相关民事诉讼法律条例，双方当事人可以在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的前提下，自愿达成和解，若在和解过程中出现威胁胁迫行为的，则在这种条件下签署的和解协议不具备法律效力。为了防止其他涉案或非涉案人员对判决执行的影响，以及避免一方当事人对执行异议权的滥用行为，法院及法官可以依据我国民事诉讼相关规定，坚持以人为本的基本原则，保证判决执行对象的基本生产生活能力。

五、民事诉讼案件中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后果

为了给我国民事诉讼的诚实信用原则提供必要的制度保障，我国法律必须加快建立并完善对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诉讼行为的责任体制。这一体制的效力具体表现为，双方当事人及其人应对其在诉讼过程中产生的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承担规定的刑事责任，作为法律执行人的法院法官应对其在诉讼过程中产生了违背诚实信用的行为承担道德及法律惩罚。（一）诉讼当事人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后果。在民事诉讼的全过程中，双方当事人以及人应对自身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承担相对应的责任，这一责任主要包括程序性责任以及实体性责任两个方面，而后者又分为刑事和侵权两个责任部分。前者是指当事人在违背诚实信用的诉讼原则同时而产生的违反我国相关刑事法律行为的情况，后者是指当事人因违背诚实信用的诉讼原则而导致的对他人利益造成非法侵害的状况，例如在诉讼案件处理过程中进行虚假陈述等。（二）法院与法官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后果。作为法律的执行者，法院与法官同样有义务遵循民事案件中诚实信用的基本原则，并应对自身的违背这一原则的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及道德责任。例如，在诉讼案件处理过程中，若法官存在违反我国法律的审判行为，任何一方当事人可以依照我国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该法官回避，以保证自身的合法权益。综上所述，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自由主义的民事诉讼模式开始萌生，民事诉讼过程中，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时有发生。为了净化我国司法诉讼环境，在民事诉讼法中增加设置以诚实守信为基本核心的诉讼体系制度成为了我国健全法律制度、积极建设法治社会的一种必要的尝试。就现阶段我国制定的相关法律法规来看，我国法律精神更倾向于将民事诉讼中双方当事人、法院法官以及其他涉案人员均纳入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主体范围。我国民事诉讼的诚实信用原则适用于诉讼处理前的准备阶段、诉讼案件处理过程中以及处理后判决的执行过程。在民事诉讼过程中，双方当事人以及法院法官都应对自身的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应为承担道德与法律责任。诚实信用原则的应用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诉讼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规范了诉讼过程中法院法官的审判行为，对净化我国司法环境，推进社会主义法治社会及和谐社会的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崔莉花．试论诚实信用原则在民事诉讼的司法适用．延边教育学院学报．2018,32(1)．

[2]王琦．民事诉讼诚实信用原则的司法适用．中国法学．2014(4)．

[3]张卫平．民事诉讼中的诚实信用原则．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2,30(6)．

[4]董鹏．民事诉讼诚信原则司法适用困境及对策——以H省K市两级人民法院为例．长江大学学报(社科版)．2015(3)．

诚实信用原则范文篇7

诚实信用原则就是要求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维持双方的利益平衡,以及当事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平衡的立法者意志。概言之，诚信原则就是立法者实现上述三方利益平衡的要求，目的在于保持社会稳定与和谐的发展。三方利益平衡是这一原则的结果，当事人以诚信、善意的态度行使权利、履行任务，法官根据公平正义进行创造性的司法活动，是达到这一结果的手段。这一原则在当前的法律表现形式十分广泛：民法通则第四条“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合同法第六条“当事人行驶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条“经营者与消费者进行交易，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由此足见其触角伸张范围之宽，涉及领域之广。在民事实体法中诚实信用原则的功能之一是指当事人活动时必须具备诚实善意的内心状态的要求，对当事人进行民事活动起着指导作用，无疑：诚实信用原则也是对民事审判模式转变后制约当事人正确行使权利的最好原则。其功能之多，我不能在次一一列举，现就.诚实信用原则的社会功能和指导民商事活动的功能等发表一点愚见。对这几项功能作一点浅见，以引发大家的探讨。

一、诚实信用原则概述

（一）诚实信用原则的渊源

我国古代典籍中早就出现了“诚信”一词。《商君书•靳令》把“诚信”与“礼乐、诗书、修善、孝悌、贞廉、仁义、非兵、羞战”并称为“六虱”。据《新唐书•刑法志》记载，“唐太宗于贞观六年，亲录囚徒，闵死罪者三百九十人，纵之还家，期以明年秋即刑。及期，囚皆谐朝堂，无后者。太宗嘉其诚信，悉原之”。这两出所称的“诚信”，指人际关系中的诚实不欺，如同作为法律术语的债是个外来语一样，作为法律术语的诚信原则也是个外来语。诚实信用在拉丁文中是BonaFides,在法文中是Bonnefoi，英文中是GoodFaith，直译都是“善意”，在德文中是TreuundGlaube（忠诚和相信），在日文中是“信义诚实”。中国继受大陆法系后，立法和法学理论都通过日本受德国的影响很大，因此，汉语中指称诚信原则的语词是德文指称的直译。

诚实信用，简称诚信，诚即真诚、诚实；信，即守承诺讲信用。诚信的基本含义是守诺、践约、无欺。[1]它要求人们在市场活动中讲究信用，诚实不欺，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前提下，追求自己的利益。诚实信用恪守诺言，是一项古老的伦理道德标准。在原始社会末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分工的出现以及私有制的产生，交易也随之产生，诚实信用作为交易的一般原则和日常行为道德准则就开始形成并广为接受和传承。从古哲人的“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古诗人的“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到民间流传几千年的“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就可见一斑。而它从伦理道德的范畴提升到制度建设的层面最早也可以追溯到罗马法时代，因此诚实信用也是一项古老的法律制度。

诚实信用成作为法律原则起源于罗马法，最初只适用债权债务关系，规定在商法中。在罗马法的诚信契约中，债务人不仅要依照契约的条款，更重要的是要依照其内心的诚实观念来完成契约规定的给付，[2]从此诚实信用这一伦理道德规范被提升为法律规范并一直沿用下来。1907年《瑞士民法典》第3条规定：“无论何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均应依诚信为之。”将诚信原则的适用由债权债务关系扩充到一般的民事法律关系，并被世界各国民法所接受，今天诚实信用原则及其支配下的法律规则，已成为各国民法公认的“帝王条款”。我国《民法通则》第4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民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即要求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时，应当诚实、守信用、正当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其内容具体体现为（1）任何当事人要对他人和广大消费者诚实不欺，恪守诺言，讲究信用；（2）当事人应依善意的方式行使权利，在获得利益的同时应充分尊重他人的利益和社会利益，不滥用权利加害他人。

但是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诚实信用原则只在私法领域确立了其作为法之基本原则的地位，在当时看来，诉讼法关系是当事人与法院之间的公法关系，诉讼法作为公法与私法有严格的分野，因此诚实信用原则作为私法规则的重要准则，不能适用诉讼法。但是随着近现代国家干预日益加大，私法与公法的相互渗透和交融，公法私法化，私法公法化趋势日益明显。从20世纪30年代始，德国将诚信原则引入到诉讼法领域。1924年，其民事诉讼法典规定了“真实义务”，即当事人应当完全真实地陈述案件事实。1926年，承接德国民法传统的日本在民事诉讼法中确立了信义原则。此后德国在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中将真实义务原则发展为协同关系原则，而我国澳门特别行政区《澳门民事诉讼法典》进一步规定为善意原则，诚实信用原则由最初只规定当事人间的真实义务开始向协调法院，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之间的整体关系演变。

（二）诚实信用原则的涵义

要想讨论诚实信用原则的基本功能，我们就应先从诚实信用原则的本质说起，如台湾学者蔡章麟所言，城信原则是抽象的、概括的、没有色彩、无色透明的。它所包含的范围太广，以其他的一般条款为大。因为诚实信用原则内涵和外延的模糊性，概括其本质是很困难的。

目前有不少学者都有很多说法，但又都各有利弊，以笔者之浅见，理解诚实信用原则应该从两个方面进行：首先，从形式上看，诚实信用原则是一条强制性的法律原则，是以国家强制力作为后盾的，当事人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必然要受到法律的制裁，这一方面区别于道德的诚实信用。其次，从内容上看，诚实信用原则要求人们善意真诚、守信不欺、讲求公平合理。这一方面区别于其他的伦理道德要求。简言之，诚实信用原则的本质是内容上的善意真诚、守信不欺、讲求公平合理与形式上的强制性法律原则的结合。诚实信用原则是市场经济活动中的道德准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一个有劳动能力的人，都应当通过市场交换获取利益和生活资料。诚实信用原则，要求一切市场参加者符合于诚实商人和诚实劳动者的道德标准，在不损害他人利益和社会公益的前提下，追求自己的利益，目的是在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和当事人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关系中实现平衡，并维持市场道德秩序。诚实信用原则性质上属于一般条款，其实质在于，当出现立法当时未预见的新情况、新问题时，法院可依诚实信用原则行使公平裁量权，直接调整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其内容体现为：①任何当事人要对他人和广大消费者诚实不欺、恪守诺言、讲究信用；②当事人应依善意的方式行使权利，在获得利益的同时应充分尊重他人的利益和社会利益，不得滥用权利，加害于他人；当事人在法律和合同规定不明确或未作规定时，应以诚实信用的方式履行义务。诚实信用原则作为市场活动的基本准则，是协调各方当事人之间的利益，保障市场有秩序、有规则进行的重要法律原则，也是维持当事人之间的利益以及当事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的平衡的原则。

二、诚实信用原则的社会功能

在现实生活中，虚假广告泛滥成灾，假冒伪劣商品屡禁不绝，暴利现象极为严重。“三角债”问题久拖不决，各种民事纠纷逐年递增。种种现象表明：恶性的经济现象，不仅严重损害了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扰乱了社会的经济秩序，而且阻碍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因此，重视诚实信用原则的社会功能及其实现，对于保护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正常的经济秩序，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促进社会的繁荣和稳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诚实信用是市场活动中形成的重要原则，是一种道德的规范。在市场活动中“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依据的实际关系就是说从生产和交换所依以进行的经济条件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诚实信用原则正是道德规范在法律上的再现，我国民法对诚实信用原则的确认，使道德规范升华为人人必须遵守的法律原则，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有了道德与法律的双重功能。对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社会公德和公共利益极为必要，不可或缺。诚实信用原则贯穿于民法通则的各个部分，各项制度。是民事活动的根本准则，要求当事人在民事活动中应该诚实守信用。这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要对他人和广大的消费者诚实，恪守信用，言必行，行必果；2、应以善意的方式行使自己的权利，在获取利益的同时，应充分尊重他人和社会利益，不得滥用权利而加害他人，坚持善意取得制度；3、应以诚实信用的方式履行自己的义务，对约定的义务，要忠实地履行。

诚实信用不仅是民事活动的根本原则，而且是法院审理民事经济案件的重要原则。审理民事案件要根据不同情形全面贯彻诚实信用原则，不仅如此，诚实信用原则在市场活动中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一般情况下，当事人的行为符合善意的要求，其行为发生法律效力，反之，其行为视为无效或可撤销，甚至行为人要受相应的法律制裁。这正是诚实信用原则基本的社会功能，具体化了的诚实信用原则的道德与法律功能，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伸张正义功能。其内容有三方面：（1）善意取得制度；（2）善意可以使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发生变更；（3）善意可以使时效归于无效。

第二，规制功能。其内容有四方面：（1）禁止欺诈、胁迫和乘人之危的民事行为；（2）以追究欺诈者的民事责任；（3）禁止或取缔滥用权利的民事权利的行为；（4）反对不正当竞争、垄断及倾销等行为。

第三，矫正与制裁功能。在经济生活中，当事人违背原则造成利益不平衡。诚实信用原则可使之予以矫正，恢复平衡。并对恶意当事人损害他人或社会公益的违法行为进行制裁。

第四，补充与解释功能。当事人在合同上的签订，必须双方善意，行为应以合同生效为目的。国家对当事人的行为予以干预。双方当事人要善意地行使权利履行义务。这是诚实信用原则的运用，也是法律对民事行为的补充。诚实信用原则以上的功能是在法院审理案件中加以适用的。在司法实践、适用法律当中，诚实信用原则又具有了解释功能。

可见，诚实信用原则是民事活动的根本原则，在民事活动中乃至整个社会的经济生活中具有重要的道德与法律功能。

三、指导当事人进行民商事活动的功能

（一）从道德层面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中华民族一向重视诚实信用这一伦理标准。“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是中国人民自古以来沿袭下来的一个道德信条。到了现代社会无论是中国，还是在日本，乃至其他欧美国家都不约而同地将诚实信用这一道德准则进一步提升到民商立法中去，将诚实信用原则规定为民商法的一条基本原则，有的学者将其称为“帝王规则”、“吾临法域”，可见诚实信用原则之重要性。如果说意思自治原则到私法自治原则是现代市场经济即市民社会对法治的最为深情的呼唤，意思自治原则是私法既民商法的灵魂，把广大商人和公民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发挥得淋漓尽至的话，那么诚实信用原则与公序良俗便是意思自治原则的两支辅翼，这两项原则作为一种约束机制与意思自治原则的激活机制一张一弛，共同有机和谐地调节着市场经济生活。特别是对防止民事主体滥用意思自治原则来说，诚实信用原则更是功高无量。严格来说，公序良俗也是从诚实信用原则引申来的。诚实信用原则兼具有道德性规范和法律性规范的双重特点，虽然不是一项具体的制度，但作为一项抽象的原则，对于一切民事主体的一切民事行动发挥着制约作用。根据诚实信用原则，民事主体在实施民事行为时，应当讲究信用，严守诺言，不把自己利益的获得建立在损害国家，他人和社会利益的基础上，应当在不损害国家、他人和社会利益的前提下追求自己的利益。在荣儒中讲求“诚”“信”合一，认为是“五常之本，百行之源”，提倡明礼诚信。即便是当今社会，“诚信”二字也充斥于街头报端，警示我们的为人处事。哪怕是在日常生活的育儿经中，我们也经常听到父母会不自觉地以“诚信做人，踏实做事”等古训来教导儿女如何待人处世，我们甚至把“诚信”囫囵吞枣的接收为一个不必细析，不能证明的“公理”。但它们都不是法律意义上的诚信原则。古代的诚信原则所起的行为准则功能只是为封建礼教服务，为旧等级制度和宗法制度服务。我们平常口头所说的“诚信”也只是道德意义上的概念，因而其维持方式也只是舆论力量。

（二）从法律层面

诚实信用原则的功能在于指导当事人进行民商事活动、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主要体现在：民事主体行使民事权利，与他人之间设立、变更或消灭民事法律关系，均应诚实、不作假、不欺诈、不损害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民事主体应恪守信用，履行义务。不履行义务使他人造成损害时应自觉承担责任；在立法上，不仅需要在民事基本法上确立诚实信用为基本原则，而且还应该根据需要制定若干体现诚实信用原则的具体条款。例如《合同法》第49条规定：“合同权利义务终止后，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其法律依据在于：民法规范是从民法基本原则中推导出来的，具有直接的可操作性和具体性。因此，民事活动当事人首先应以民法规范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当民法规范对有关问题缺乏规定时，当事人即自觉以诚信原则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

在现实的民商事活动中，诚实信用原则主要针对当事人的主观心理而言，他要求所有经济活动的参与人必须以善意的心理状态作为所有活动的出发点，并应以公平作为一切行为的追求目的。善意是与恶意相对的法学概念，指行为人在社会行为过程中主观上没有损害他人、社会或国家的利益的故意，以不希望或放任自己的行为给他人、社会或国家造成损害。善意的心理状态要求行为人在进行社会经济活动时不为欺诈行为、恪守信用、尊重交易习惯、不得规避法律、不得曲解合同条款、尊重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等。这就为行为人的行为提供一个可资借鉴的标准和尺度，从而有利于行为人更有效地从事有法律意义的行为，更有效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对于信用的作用，美国经济学家阿罗认为“信用是经济交换的润滑剂，是控制契约的最有效机制，是最含蓄的契约，是不容易买到的特殊商品。”他可以有效的防止社会经济主体“用虚假的或空洞的，也就是用非真实的行为威胁或承诺来谋取个人利益的行为”。与其他原则相比，诚信原则的最大特点是该原则具有观念法的性质或者说具有补充法的功能。这种观念法或补充法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在法律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可依诚信原则对当事人的行为进行处理；二是在法律上虽有明文规定，但如果该法的使用会导致显失公平的话，可以依诚信原则对有关规定加以变更和补充。基于上述，我认为诚信原则所具有的观念法或补充法的性质是其发挥这一功能的原因。

四、授权功能

诚实信用原则所具有的授予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功能可以说是与生俱来，并且其发展演进始终伴随于人类立法实践中严格规则与自由裁量的较量。从前面诚实信用原则之功能的历史演进中，我们不难理解这一判断在罗马法中伴随着诚信契约与诚信诉讼而生，经过近代民法阶段的暂时被遗弃殆尽，而最终在现代民法阶段予以重新确立，并空前扩大了运用范围。这一功能的产生基于以下两方面的原因：

1、主观上，即该原则所追求的主观目的，即在民事活动中维护当事人之间及他们与社会间的利益平衡。诚如台湾学者史尚宽先生之观点，诚实信用原则，就是一切法律关系应各就其具体的情形，以正义衡平之理念，加以调整，而求其具体的社会妥当。法律关系之内容及实现之方法，以当事人间具体情事之如何而各有别，法律及契约当事人究难皆以预想而为规定或订定，从而相对立之当事人，基于自私，乘其间隙，以对方之牺牲而图自己之利，在所难免，此时不为形式的机械的判断，而以道义平衡原则，以立法者之立场，决定其关系，乃为诚信原则之要求。[4]简言之，就是为了实现“具体的社会妥当”而授予法官自由裁量权。

2、客观上，在于诚实信用原则内容本身。诚实信用原则极为概括抽象，其内涵与外延具有不确定性。它包括的范围极大，远远超过它一般条款的范围，这实质上是以模糊规定或不确定规定的方法把相当大自由裁量权交给了法官。“诚信原则意味着承认法官的创造性司法活动，允许法官在无明文规定时依据公平的要求进行裁判。”另外，诚实信用原则作为民法的基本原则存在于民法总体中，不是民法规范，而属于非规范性的规定。他不具有作为民法规范所要求的明确的行为模式和确定的保证手段的构成成份。即便是“诚实信用”这样的词语本身从规范意义上看极为模糊，在法律上没有明确的内涵和外延，其适用范围几乎没有限制。这种“模糊规定”或不确定规定导源于这样的事实：立法机关考虑到法律不能包容诸多难以预料的情况，不得不把补充和发展法律的部分权力授予司法者，以“模糊规定”或不确定的方式把相当大衡平权交给了法官。

需要指出的是，权力的授予必然伴随着适当的限制，不然极易导致这种权力的滥用。诚实信用原则从主观上发挥了对法官监督的作用。因为任何一个裁判者都必须首先是知晓法律、遵守法律者，而后是实施法律者。他们在行使诚实信用原则赋予的自由裁量权的同时，还需要问一下自己内心，是否按诚信原则判案，自己所做是否符合职业道德。诚实信用此时起着监督者的角色，时时在对裁判者发问，你是否做到了善意诚实。

五、保障功能

（一）从自然法学派的观点出发

诚实信用原则对道德的再现与保障功能，源于诚实信用原则本身是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的统一体。从自然法学派的观点出发，诚实信用的原则具备法律化，进而表现和维护自然道德因素的条件。因为法律的标准应当是社会的理想，即爱人如己的人类最高理想，这种理想所处的地位要高于法律和契约，诚信原则便是这种最高理想的体现，而法律和契约则属于实现这种思想境界的途径和手段。可以说，诚实信用原则，正是由于它这种强烈的道德色彩，而演变成高层次的理念为人们信奉和遵循。必须确认道德和法律同为社会上层建筑，同属社会意识范畴，二者必然相互影响和相互渗透。上升为法律的诚实信用原则必然体现一定的道德精神，遵循和捍卫本身的道德因素和其它社会主流的道德评判标准。

（二）从社会主义法律创制的目的来看

近现代社会是以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为基础而组织起来的，利益竞争与利益矛盾成为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以此为背景，道德调整不像过去那样有效，为利益而昧良心，违反道德的事时有发生，而社会主义法律创制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对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一些重要原则予以确认，使道德建设的主要内容用法律规范的形式固定下来，使道德义务转化为法律义务，这就使道德建设的基本要求具有国家强制性的特征，从而有助于道德氛围在全社会范围里普遍形成。诚实信用原则是这方面的显著例子。

明礼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之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诚”者即“信”，“信”求于人，“诚”本于人。诚心合一，实为本我一统，天人合一。早期“五常”中之一便为“信”，实际上孔子也主要讲“信”，这是那个时代提倡的人的五大“素质”之一。至于孟子，则开始转向，着重强调“诚”，“是故诚者，天之道也”，将“诚”升格到哲学本体论上的“道”，谓为“达天地之化育”，这一思想对后期儒学的发展影响极深。直至宋儒将“信”完全融入“诚”，并上升到“五常之本，百行之源”。至此，

包括“信”在内的“五常”便于其本“诚”完全融为一体，在理论上完成了一次回归，达到了诚信无二，天人合一。把历史悠久的诚信原则纳入法典，是道德准则法律化的重要体现。它以法律规范的形式表现出极大的强制性，对本身的道德因素是一种肯定地体现。同时，法律的威严令那些跃跃欲试者望而却步，因为违反诚实信用后，等待的将不仅仅是社会舆论的谴责，更为严重的是要承担否定的法律评价和严格的制裁。“法律和道德代表着不同的规范性命令，然而他们控制领域都在部分上是重叠的”；诚实信用原则本身就兼具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的双重性质，把诚信原则纳入到法治精神的框架下，完成从市场道德规则向法律原则的演绎过程，在法律上标示和确认道德，或许说这一过程本身就表明道德和法律的互动提高，人们诚信意识的增强。

六、解释与补充功能

（一）解释与补充功能的一般含义

诚实信用原则的这一功能源于成文法的局限性及诚实信用原则所包含的公正观念。良法若得不到好的执行，那将比没有法律更为可怕，所以法律的实施至关重要。法律解释是法律实施过程中的关键环节之一。为了将抽象的普遍性的规则适用于具体的事实、关系和行为，就必须对法律进行解释。在这一过程中，诚实信用原则便成了正确理解法律的一个指南，正如梁慧星先生所言：“一般而言，法律条文均极为抽象，适用于具体案件时，必须加以解释。进行法律解释时，必须受诚实信用原则的支配，始终维持公平正义。”尤其是当法律的含义存在着做出复数解释的可能时，诚实信用原则成为各种可能的解释中进行取舍的主要依据之一。

所谓成文法的局限性，是指成文法由于其立法技术上的特点不能完善的实现其目的的情况，是成文法为获得其安定性等积极价值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对于成文法的局限性之认识系基于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就人类个体而言，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始终受到主、客观各种条的制约，而无法达到绝对真理。同样，立法者也不可能预见到一切可能发生的情况，并据此制定出天衣无缝，预先包容全社会生活事实的法典，这就使得法律不可能不存在规则真实和一定的适应性。封闭的立法态度必将使得法律失去生命力，从而在日新月异的社会发展中遭致淘汰。而近代立法实践表明，以引入一些基础性一般条款，来赋予法律适当的弹性，从而使得法官能够针对不同社会情势对法律作出合乎情理的扩张，这无疑是克服成文法局限性的有效手段。而诚实信用原则将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合为一体，兼具了法律调节和道德调节的双重功能，且其代表的契合于法律根本目的的公正观念，正符合这一要求。于是便充任了这样的基础性一般条款，发挥着解释与补充法律规定不足的功能。

（二）合同和遗嘱的特别解释功能

合同和遗嘱的载体是语言文字，语言文字固有的歧义性势必使得合同条款和遗嘱内容或多或少的产生模糊性；或因当事人能力欠缺，词不达意，致使合同条款、遗嘱

内容表述不当，未能将其真实的意思表达清楚；或因当事人欠缺必备的法律知识，导致合同条款或遗嘱内容的不完备。规定不详细时，当事人应依诚实信用原则认真地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执行或实施遗嘱人的真实意愿。而一旦当事人基于合同或遗嘱本身发生纠纷时，人民法院或仲裁机关应依据诚实信用原则正确解释合同，判断是非，确定责任。

交易纠纷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一方当事人有不当行为却又拒绝承担合同责任（缔约过失责任，合同无效责任，违约责任，后合同责任），另一方当事人向法院或仲裁机构申诉，要求其承担责任；另一类是当事人双方对合同条款的理解产生分歧，导致权利义务不清，致使交易难以顺利进行乃至失败而产生的纠纷。诚信原则在解决后一类纠纷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由于语言的不周延性与模糊性，交易双方的认知能力，表达能力与理解能力存在着差异，在合同的履行中，当事人对于一些文字词句的理解有分歧是较常见的情形，也存在着故意钻文字漏洞的情况，这就牵涉到法院和仲裁机构对合同如何解释以判明是非，确定责任的问题。合同解释有一些基本原则，如以客观主义为主、主观主义为辅，体系解释，历史解释，符合合同目的，参照习惯或惯例等，在此不再赘述。而这些原则都是在诚信原则的指引下形成与发展的，它们也受到诚信原则的约束，无论何种解释，都应符合诚信原则体现的公平合理，利益平衡的精神，这在合同法第125条有明确的规定。典型的例子就是对格式条款的解释问题。为了提高交易的快捷和效率，法律承认了格式条款的有效性，但接受格式条款的一方往往处于相对弱者的地位，容易产生利益失衡的问题。诚信原则要求法律必须平衡双方利益，这就要通过对格式条款的解释体现。合同法第41条规定：“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又如，对于无偿合同应按对债务人义务较轻的含义解释，对有偿合同应按对双方都较为公平的含义解释。

诚信原则在合同解释过程中，就像是指南针，指引着解释的方向，同时也对解释者--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作出了限制，它要求法官以利益平衡，公平合理为合同解释的价值取向，基本要求和最终结果。由于我国存在着法官素质普遍不高，以及法官素质之高低随法院级别的高低依次递减的客观，诚信原则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制约与引导的功能更凸现出现实意义。

如果交易双方自行协商解决有关合同解释的纠纷，当然也要以诚信原则为指导以善良诚实，守信不欺的态度妥善处理，尽可能地推动交易成功。因为交易纠纷意味着交易费用的增加，当事人时间与精力的耗费，对双方都无好处。如果由于对合同中某些词句的解释有异议导致交易失败，不能实现当事人的预期利益和资源的优化配置，则对个人与社会来说都是巨大的损失。

诚实信用原则的这一功能源于其自身的观念法性质及道德规范的属性。一般的法律原则或法律条文只能约束当事人的外观行为，无权对当事人的内心意思状态作出规定。而诚实信用原则可直接针对当事人的主观心理，要求行为时的善意的心理状态，以此作为出所有活动的出发点，并以公平作为一切行为的追求目的。对于人民法院而言，在法无明文规定时，可依据诚实信用原则解释合同或遗嘱；在合同或遗嘱形式合法，但实质内容显失公平，有失正义时，可依诚实信用原则对其加以变更或补充。基于此，诚实信用原则能为合同或遗嘱的解释发挥指导、规范功能，来规范合同或遗嘱当事人本意之实现。

“诚实信用”在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朋友之间以诚信为本。在市场经济发展的今天，仍然值得提倡，因为它是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基石之一。作为道德，它对参加民事活动的每个主体都具有普遍的约束力但并没有强制力。大家以契约的形式平等地参加各种民事活动，必然要求以诚待人。但这只是道德层面上的，根据西方某些学者的观点，每个人都是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正如马克思论述资本家的那样。当他看到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时，在经济上并没有受到很大的冲击，所得比所失要小得多。人人都会不择手段，不惜以牺牲别人的利益为代价来获取自身的利益。在这样一个尔虞我诈的环境中，市场经济的大厦顷刻之间便荡然无存。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市场经济实质上就是法治经济，我觉得这种说法非常精炼的概括了法律在市场经济时代中的地位和作用，正因为这样，市场经济的方方面面更需要法律的规范，尤其作为市场经济存在根基之一的诚实信用原则更是如此，它用强制手段来促使每个人在社会活动中时刻做到“诚实守信、恪守信用、社会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等等。

有人毫不夸张地把“诚实信用原则”当作帝王条款，我认为这虽有夸大之嫌，但也不无道理。它既是法律上的原则，同时也是道德上的原则。它的内容渗透到我们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在我们这个有着悠久文明传统的古国，每人都应当以之为行动准则。尽管如此，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应受到严格限制，不能动辄越过具体的民法规定不敷使用时，才可适用诚信原则。因此，我们在承认诚信原则是帝王条款之同时，不访也把他称为后备条款。总而言之，诚实信用原则的确立，不仅保证了市场经济秩序的良性发展，更有利于我国的法治建设。

诚实信用原则范文篇8

［关键词］诚实信用原则；知识产权保护；电商平台；规范价值

电子商务平台承担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定义务是我国民事法律体系发展完善的主要趋势，也是互联网知识产权法律规则构建的重要环节。传统上电商平台对知识产权保护的责任承担以获得侵权责任的豁免为主要形式。我国在相关法律规范的修改和制定过程中也顺应了上述趋势，修订后的《专利法》《著作权法》通过规则的订立明确了包括电商平台在内的互联网平台以承担知识产权侵权之连带责任为基础的知识产权保护义务。《电子商务法》则通过第41条至45条明确规定了电商平台建立知识产权保护规则的规范结构。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知识产权局共同牵头制定的《电子商务平台知识产权保护管理》进一步结合我国电子商务领域发展实际，借鉴电子商务平台知识产权保护已有经验建立了部级标准，对细化电商平台的知识产权保护有重要意义。诚实信用原则作为民事法律体系中的主要原则，规范和调整民事主体的行为模式，协调与分配行为主体的利益需求。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以保护主体权利，平衡知识产权与社会公共利益为制度目的〔1〕。电商平台围绕互联网商品和服务的交易模式符合诚实信用原则的规范边界，而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亦需要诚实信用原则的宏观指导。《专利法》第20条引入诚实信用原则规范与调整专利注册和专利权行使是诚实信用原则指导知识产权法律规则的必然结果。因此，诚实信用原则对于电商平台的知识产权保护也应当具有指导不同主体协调的行为模式及构建利益平衡和权益分配的制度意义。本文基于电商平台知识产权保护规则，结合诚实信用原则在民法体系中的规范价值与制度功能，讨论诚实信用原则对电商平台知识产权保护的规范价值。

一、电商平台的知识产权保护规则

（一）规则的基本形式

电子商务平台是互联网平台的一种常见类型，也可以称为互联网平台的一种经营模式。电商平台经营以利润的获取作为首要经营目的，而降低经营过程中的成本则是利润最大化的保证。传统知识产权保护规则通过豁免法律责任的立法规范影响电商平台的经营模式和行为选择，以侵权连带责任的法定豁免为平台经营释放一定的空间，减少了电商平台因第三方行为而产生的法律风险。在此基础上通过逆向的行为激励功能调整电商平台设计知识产权内容使用的经营行为。围绕这一制度功能的目标，知识产权保护规则的具体立法形式以豁免平台侵权责任为主，包括美国《数字千禧年法案》、欧盟《电子商务指令》、我国《电子商务法》等法律法规中都以条款细则形式构成制度化依托。电商平台通过法律规定获得知识产权的侵权豁免，需要满足复杂的规则要求。譬如《电子商务法》第41条规定：“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应当建立知识产权保护规则，与知识产权权利人加强合作，依法保护知识产权”，即明确了电商平台在知识产权保护过程中围绕知识产权权利人的从属法律地位，通过合作方式进行知识产权保护，而不是主动在经营过程中保护相关权利内容。其第42条至45条则引入程序复杂的“通知移除”规则，要求电商平台在接到知识产权权利人的法定通知后履行相关义务的法定要件。这些规则本质上是对域外相关法律规范的引入和参照的立法结果。

（二）规则的制度目的与实践应用

规则体系复杂的知识产权保护规则并非无的放矢，而是法律制定过程中充分认识到了电子商务环境下知识产权保护的困难性和复杂程度。涉及电商平台、知识产权权利人和平台用户的规则体系，任意一方在交易环境下的需求和利益具有独特性。体系复杂的规则在于谨慎处理三方的利益主张，引导三方的行为模式符合制度目的。需要明确的是，尽管规则体系复杂但规则的核心是明确的，即网络平台行为中涉及知识产权的使用应当是基于行业通用技术或模式而产生的，不能属于商业经营中特定经营主体个性化商业模式的结果〔2〕。电商平台在经营过程中积极、主动通过某种商品或服务为平台用户提供内容时，一旦引发知识产权侵权则丧失法律规范下的责任豁免资格。相关欧盟案例说明了电商平台在经营过程中的法律风险。在2011年L'OrealSAv.eBayInt'lAG案①中，欧洲法院判决电商平台主动进行特定侵权产品的促销行为丧失商标侵权的法定豁免资格，应承担侵权的连带责任。本案中，原告是一家在法国和欧盟范围内享有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化妆品公司。被告作为一家电商平台通过具有广告性质的推广链接和销售网页展示等方式在其平台上销售贴附原告商标的伪造商品。主审法院认为被告作为电商平台通过优化销售网页等方式主动进行涉案商品的促销行为，不能通过《欧盟电子商务指令》第14条第（1）项豁免侵权责任。欧盟法院的判决并非针对电商平台经营行为中知识产权侵权标准的一次制度性突破，而是发展和继承了知识产权侵权责任的一般规则。根据民事法律规范中的过错责任原则，行为主体承担侵权法律责任的基础要件之一是有过错。即行为主体需具备故意或过失的行为主观状态〔3〕。电商平台对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存在过错的前提是明知或应知侵权行为的存在和发生，却不履行法定的知识产权保护义务。对于行为主体主观状态中的应知或明知，交易实践中需要考虑电商平台的技术特征和经营模式。总体而言，电商平台依托现有技术为平台用户提供具有行业普遍特征的商品和服务时，往往意味着电商平台对于用户行为缺乏有效的知悉和控制〔4〕。因此，电商平台在这种情况下不应当由于平台用户的知识产权侵权行为而承担连带责任。通用化商品和服务不应受到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限制性调整，这是知识产权侵权理论发展的产物。著名的“通用商品原则”(staplearticleofcommerce)是该理论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应用。1984年美国最高法院裁判的索尼录像机案件②中，主审法官创造性地阐释通用商品规则，解释了通用化商品的著作权侵权责任。在SonyCorp.v.UniversalCityStudios案中，原告主张索尼公司制造生产的录像机经由消费者购买后，未经许可录制原告电视台制作的电视节目属于侵犯著作权的行为，而索尼公司应当承担著作权侵权的连带责任。法院认为销售具有复制功能的产品类似于其他通用化功能商品，只要该商品可广泛用于非侵权性使用或实质非侵权目的，就不构成连带侵权责任。通用商品原则在本案中结合侵权行为发展出了实质非侵权使用的判定标准，尤其适用于技术发展产生的新模式、商品、系统等领域的侵权纠纷〔5〕。在缺乏主观有责性的前提下，通用化商品和服务不受到知识产权侵权责任的限制也为特定商品或服务的生产提供者保留了发展的空间。电商平台知识产权保护的规则体系在实践中容易导致一种趋势，即平台在经营过程中为了获得法律责任的豁免不得不减少为平台用户提供的个性化商品和服务。这往往导致用户体验的下降以及电商平台市场竞争力的削弱。当电商平台改善用户体验并提高市场竞争力时则往往需要突破通用化商品或服务的界限，导致主动介入具有侵权法律风险的交易行为中，最终丧失豁免资格并增加了平台的法律风险。电商平台的知识产权保护规则具有明确的制度指向。制度目的不在于限制电商平台采用的技术或提供的商业模式，而是通过法律责任的豁免引导电商平台配合知识产权保护的行为机制。如果电商平台仅仅因为技术特征和交易行为而承担连带责任，那么这种规则就有被滥用的风险。一方面，电商平台为了降低风险并增加收益不得不进行过度的信息管控，这样的策略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平台用户的自由度。另一方面，知识产权权利人可能进一步通过规则适用扩张权利边界而限制合理的内容传播。在这种情况下，知识产权保护的规则体系需要进一步完善规则内容来调整电商平台、知识产权权利人以及平台用户之间的行为模式和利益分配。在民法体系中，诚实信用原则的制度功能可以满足上述主体行为模式的协调和利益需求的分配。

二、诚实信用原则：制度价值与功能

诚实信用原则在民事法律体系中有特殊的法律地位，是指导民事主体行为模式的规范原则。诚实信用原则起源于罗马法中的“善意(bonafide)”原则。从法律释义角度分析诚实信用原则，能够直观地了解该原则的价值内涵。诚实信用意为善良守信。英文语境下的诚实信用为GoodFaith，翻译为善意，而德文中的诚实信用为TreuundGlauben，表意为忠诚和相信。比较各国法律体系对于诚实信用的意义解释，该原则明确要求民事主体从事具体行为的主观意图应当符合一定的行为标准和道德评价。

（一）规范交易行为的制度价值

诚实信用原则的规范价值在于法律原则融合了道德评价的双重属性，即诚实信用原则可以是一种道德准则。法律释义下的诚实信用原则强调善意，而该原则的指导功能则在具体法律规范的解释适用中形成了调整行为和平衡利益的法律结果〔6〕。基于善意与平衡两个要素的诚实信用原则，直接对民事主体从事交易行为发生效力。民事主体从事交易行为一般以实现一定的民事权益为主要目标。具有商业特征的交易行为往往为民事主体带来财产性收益。由于交易行为中的财产性收益，民事主体在最大化收益的过程中无法保证民事主体的行为完全符合法律规范和商业道德。这一种潜在行为趋势无论在传统市场经营或电子商务环境下都无法避免。当民事主体不能恪守约定或无法遵守交易秩序，行为结果就会损害其他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最终阻碍交易行为中特定价值的有效实现。电子商务环境下的交易行为本质上仍属于民事法律体系所规范调整的交易行为，行为主体一般具有民事主体的法律地位。诚实信用原则的规范价值，就在于确保民事主体行为过程中的能够以诚信为本、恪守信用且拒绝欺骗，不因自身利益损害他人权益，不增加社会成本。电商平台相较于传统市场能够提供更为便捷有效的商品和服务流通，因此交易秩序的维持尤其重要。电商平台以提供商品和服务作为营利的主要模式，知识产权保护并非主要经营目的；知识产权权利人则围绕知识产权在电商平台上的保护从事法律行为；平台用户既需要获得商品和服务，也有知识产品的需求。三方的行为目的在电子商务环境下往往形成利益分配的冲突，协调三方行为并实现利益的合理分配就是诚实信用原则需要着重解决的内容。传统上诚实信用原则对交易行为的规范调整，主要通过调整合同行为发生法律效力。在合同法律关系中，诚实信用原则要求民事主体应当以善意为基础订立合同且诚信履行合同义务〔7〕。《民法典》第7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作为民事法律关系的规范性法律文本，《民法典》对诚实信用原则从立法精神和制度目标方面做了基本规定，调整民事主体的具体行为并指导保护民事权益。例如《电子商务法》第5条规定，“电子商务经营者从事经营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诚信的原则，遵守法律和商业道德，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履行消费者权益保护、环境保护、知识产权保护、网络安全与个人信息保护等方面的义务”。这条规定明确了电子商务环境下的交易行为必须以诚实信用原则为指导。电商平台应当履行诚信经营的法定义务，遵守商业道德并尊重保护包括知识产权在内的他人合法权利。具体到电子商务交易过程中，则要求电商平台提供符合国家和行业标准的商品或服务，充分告知消费者相关信息，遵守电商平台交易准则。同时，电商平台在最大化经营利润的前提下应当履行保护知识产权在内的合法权利的基本义务。诚实信用原则给具体交易行为的规范和调整提供了一定空间，确保民事主体在交易行为过程中能够有效履行法定义务。尽管诚实信用原则以道德评价为要素，但这种要素的存在不等同于直接在交易行为中适用道德评价。民事主体一般仅需履行标准低于道德评价的法定义务，在此基础上可以自由参与交易行为，实现交易价值。诚实信用原则要求民事主体主观上应当秉持良善意愿并恪守信用，遵守交易行为中的商业道德，尊重他人的合法权益。民事主体能够在意思自治基础上自由开展不同类型的交易行为，也为商业经营的多样化提供了规则保障。

（二）指导交易行为中的知识产权保护

诚实信用原则在民事法律体系中指导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调整各类社会关系。有学者认为诚实信用原则在调整社会关系的过程中产生四种具体功能：法具体化功能、正义平衡功能、法修正功能、法创设功能〔8〕。对于电商平台的知识产权保护而言，诚实信用原则的功能尤其强调平衡各民事主体的权利保护和利益分配。道德评价构建的主体良善意愿和商业道德标准是法律规范理想化的制度目标，而现实交易中存在搭便车、欺诈、恶意竞争以及侵犯他人权益的行为。诚实信用原则利益平衡功能是处理实践中电商平台交易问题的主要手段。法律作为协调社会利益关系的工具，其存在状态就是各方利益协调平衡后的结果。诚实信用原则发挥平衡功能即在民事主体之间以指导性原则协调民事主体之间对权利义务以及利益分配的合理要求。电子商务环境下的各个主体都是民事主体，相互之间存在平等的交易关系。追求不同利益过程中，往往经济性收益导致各主体之间的行为冲突。此时就需要诚实信用原则发挥平衡功能。譬如，某电商销售折扣商品质量略有瑕疵但不影响使用，则可以依据诚实信用原则维持交易状态而不直接解除交易合同，由电商作为出卖人承担违约金支付等责任。这种情况下如果贸然解除合同则对于电商本身是不够公平的，造成的利益受损要远超过违约责任的承担。诚实信用原则基于良善意愿的行为模式指导电商平台交易行为，同样指导电商平台的知识产权保护。要求民事主体在行为过程中兼顾他人的合法权利是诚实信用原则制度功能的表现之一，其中合法权利必然包含他人的知识产权权利。有观点认为电商平台交易行为未必涉及知识产权及其权利人，诚实信用原则的平衡功能不适用于电商平台的知识产权保护。这种观点的局限性在于没有充分理解诚实信用原则平衡功能的规范目标，即诚实信用原则在规范调整民事主体行为过程中，要求民事主体充分尊重他人和社会利益，协调民事主体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尊重国家、集体和第三人的利益。因此，割裂电商平台的交易行为与知识产权行为的联系，忽视电子商务环境下知识产权保护的必要性是改善电商平台知识产权保护的主要障碍。电商平台一般不具备知识产权权利主体的法律地位，故而对于知识产权保护缺少必要的认同和动力。对于知识产权保护规则中的侵权连带责任豁免，电商平台能从降低法律风险角度总体上接受。电商平台以互联网信息技术为依托，希望通过外部规则的限制提升自主经营的空间和商业模式的多样性。要实现这一目的，豁免法律责任并降低法律风险是规则设计的重要一环。知识产权保护规则以豁免法律责任作为电商平台参与保护知识产权的规则利好，实质上影响了电商平台中涉及智力成果的交易行为。通过配合知识产权人的保护要求，电商平台降低了侵权责任的法律风险，为经营行为的多样化争取了一定空间。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拓展有效的经营空间就需要诚实信用原则的功能。本质上，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是电子商务环境下参与经营的主体需要遵守的行为准则之一，这也是知识产权商业化发展的必然结果。调整和指导交易行为是诚实信用原则的主要功能之一，对于具有财产特征的知识产权交易行为也同样适用。知识产权交易行为包括权属的确定性和许可的稳定性等要素，要求交易行为人以善意为基础参与智力成果的商业交易过程。这一点在电子商务环境下同样适用。诚实信用原则为电商平台知识产权交易行为提供道德标准，即良善意愿下行为主体的基本要求。同时，诚实信用原则促进电商平台交易和商品价值的实现，也符合电商平台知识产权保护的基本目标。诚实信用原则的利益平衡功能还具有降低交易成本和提高交易效率的作用，这一点对于电商平台的知识产权保护有重要意义。通过平衡电商平台、知识产权权利人以及平台用户之间的利益分配，诚实信用原则构建了电子商务交易的稳定秩序。这种秩序不仅要求交易行为本身的诚信原则，还强调了知识产权保护的附随义务。电子商务环境下各主体依据诚信原则完成交易行为并承担法定义务，能够减少交易信息搜集的成本、协商订立合同的成本以及监督交易秩序的成本。交易安全需要依靠诚信义务的履行。只有各方遵循诚信义务且信守秩序，才不会因潜在利益破坏交易规则或损害他人利益，最终保障交易安全〔9〕。

三、行为协调与利益平衡的规范价值

（一）交易行为解释适用的规范价值

电商平台的知识产权保护规则并非单方行为的法律规则，而是涉及电商平台、知识产权权利人以及平台用户的多主体行为规则体系。运用诚实信用原则指导电商平台知识产权保护规则的完善应当围绕主体的行为模式及其利益需求。电商平台知识产权保护规则的制定或实施对于电子商务经营都有实质影响。受规则影响的主体不限于电商平台，还包括知识产权权利人和平台用户。由于各方主体的行为模式和利益需求具有显著区别，甚至可能在利益主张过程中出现冲突。在这种情况下，诚实信用原则对电商平台知识产权保护的价值在于协调不同主体之间的行为模式和利益需求，结合制度价值和指导功能来改善电商平台的知识产权保护。当特定民事行为在现有法律条款缺失或无法涵盖的情况下，就形成了法律漏洞需要进行填补的情形。民法一般原理要求法律漏洞填补的过程中在有相类似法律条款时可以直接类推适用，类推适用无法进行时则通过某项法律原则的指导完成漏洞填补。因此法律漏洞的填补是民事法律解释适用过程中的常见现象，电商平台的知识产权保护规则也不例外。电子商务环境中的民事主体行为具有明确的交易属性和财产特征，进行法律漏洞填补的解释适用需要契合此类行为的法律原则。诚实信用原则指导电商平台知识产权保护能够在解释适用过程中更好地实现漏洞填补的目标。现代民事法律发展成熟的一个标志即充分运用诚实信用原则解释民事主体交易行为中存在的漏洞并推进交易行为目的的实现。诚实信用原则指导电商平台中的知识产权保护，对于合理使用为代表的权利限制的解释适用侧重行为主体的法律属性。电商平台中的知识产权权利人与平台用户可以类比著作权法律制度中的著作权人与作品使用者，在规则体系中缺少对等的法律地位。作品使用者缺乏法律保障的使用空间，仅凭借合理使用作为侵权抗辩。类似的，平台用户对其上传内容的自主性也缺乏相应法律保障。这样的情况可能导致平台用户在其内容被电商平台以知识产权保护的理由处理后缺少充分的救济动机。诚实信用原则指导电商平台知识产权保护规则的解释适用，可以发挥法律漏洞填补的功能〔10〕。诚实信用原则调整民事主体行为的目标在于建立平等的交易秩序。对于电商平台用户相对缺失的法律地位，可以通过引入道德评价和利益平衡的要素进行补充解释。诚实信用原则具体要求平台用户应当秉持良善意愿，在使用平台服务和其他行为过程中不损害他人合法权益，包括合法的知识产权。换言之，只要电商平台用户的行为不属于恶意侵权行为就应当不受知识产权保护规则的限制。要求电商平台用户基于善意从事电商平台相关行为，尊重他人合法权利并遵守电商平台交易过程中的基本秩序。这种情况下，诚实信用原则实际上填补了电商平台知识产权保护规则中关于平台用户行为标准的规范内容。电商平台知识产权保护过程中可能出现保护规则的滥用问题，导致电子商务环境中知识产权过度扩张的负面结果。这类问题在于知识产权权利人的不合理行为延伸到电子商务交易环境，主要原因则是规则体系中的“通知—删除”权利通知在制度设计层面由知识产权权利人发起，缺乏对于包含特定请求权的程序性通知进行实质性审查的规定，也缺乏对恶意通知进行遏制的法律规定。当某项权利不受实质性审查的限制，也不承担相应的不利法律后果，那么权利边界的扩张就是权利人行使权利过程中的必然结果。知识产权权利人通过权利通知对电商平台上的平台用户内容进行删除等措施，本质上规避了司法程序对于用户内容的实质性审查。这一点在根本上不符合知识产权制度的基本要求。诚实信用原则强调行为主体的善意和交易秩序的遵守，规则滥用在缺乏具体规定的情况下应当充分运用诚实信用原则调整和限制此类行为〔11〕。电商平台知识产权保护规则的滥用问题既源于规则设计的不充分，也来自于知识产权权利边界扩张的客观结果。诚实信用原则的解释适用一方面要填补知识产权保护规则中的空白，以善意行为人的规范内涵要求知识产权权利人不得恶意发出权利通知或通过权利通知干扰电商平台及平台用户的正常行为。另一方面，诚实信用原则解释电商平台行为过程中应当以稳定交易秩序为前提，避免知识产权的私权扩张干扰平台交易过程。涉及到电商平台交易中的多主体利益需求与知识产权权利保护的权利主张，诚实信用原则能够在考察主体行为的基础上，维护交易利益的实现，同时兼顾私权利益。

（二）协调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规范价值

区别于电商平台，知识产权权利人以智力成果的使用和利益获得作为权利行使的目标。传统上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以保护权利人建立规则体系，电商平台的知识产权保护规则也继承了同样的制度特征。电商平台应当配合知识产权权利人的特定维权行为，方可获得侵权责任的豁免。这就导致了一个长期存在于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中的不可忽视的问题：如何协调与平衡权利人的私权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知识产权法律体系中权利限制的规则适用是解决上述问题的制度策略〔12〕。譬如著作权法律制度中的合理使用规则以著作权作品使用的法定例外情形对著作人身权和财产权进行限制。合理使用规则从作品价值实现的制度目标出发，以作品有效传播为功能目标。通过规则的具体适用促进作品中的表达性信息能够不受限制地充分使用，保障社会整体作品使用的需求，最终提高表达性内容的质量和数量。电商平台进行知识产权保护的过程也是实现知识产权制度目标的过程，制度目标也包括通过权利限制实现知识产权的利益平衡。问题在于电子商务交易环境并非知识产权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因此权利限制的规范适用需要考虑电商平台知识产权保护的实际情况。具体而言，电商平台的知识产权保护规则需要考虑在电子商务环境下知识产权权利限制以及可能出现的规则滥用问题。考虑到权利人是知识产权保护规则的程序发起方，对规则滥用问题的规范更应当成为重点。电商平台的知识产权保护通过“通知—删除”规则赋予知识产权维权的效率特征，也强化了权利人对平台内容的控制。作为知识产权权利行使的另一面，平台用户对其上传的内容所拥有的自主权则受到了影响。尽管知识产权保护规则一般要求权利人在向平台发送通知时考虑用户内容的合法可能，但实践中权利人与平台往往更侧重于内容的侵权问题。例如涉及电商平台上的著作权侵权，用户内容是否满足合理使用的规定一般无法通过电商平台来进行判断。毕竟合理使用的判定需要通过司法程序中的案件审理进行确认。知识产权权利人趋向于否认与其权利相悖的合理使用，而电商平台缺少符合著作权法律规定的解释效力。这就导致电商平台上的内容合法性争议无法直接通过知识产权保护规则彻底解决。实际上，合理使用的争议在于平台用户是否能够不受权利人的制约而在电子商务环境中合理地传播信息。解决类似合理使用产生的争议，对电商平台的知识产权保护而言是厘清和完善规则的关键。合理使用规则作为著作权权利限制的法律规定，需要通过规则的解释适用发生效力。我国《著作权法》体系中的合理使用遵循民事法律解释适用的一般原理，即在制定法体例中以列举形式确定法定情形。司法实践中法定情形直接适用于具体个案事实行为，通过条款文本的严格解释判断行为是否符合合理使用的例外规定。显然电商平台交易过程无法提供上述规范解释的规则体系和实践环境，故而平台用户的行为一定程度受到限制。电商平台的相关法律法规不具备《著作权法》或其他知识产权法的体系特征，类似《著作权法》合理使用规则的解释适用不适合直接沿用。诚实信用原则此时具备了规范适用的条件。尽管《电子商务法》等相关法律以制定法的形式规定了电商平台知识产权保护的基本义务，但并未全面覆盖电商平台上所有情形。考虑到电商平台商业模式的更新发展，通过制定法的列举式体例规定所有适用情形也不现实。当知识产权权利人与电商平台用户就特定行为的知识产权保护产生争议，诚实信用原则对规则的解释适用就是解决问题的方法。综上所述，电商平台的知识产权保护是我国民事法律体系发展完善的制度结果，而具体的保护规则是调整电商平台、知识产权权利人以及平台用户行为模式和利益分配的制度依据。电商平台的知识产权保护需要兼顾电子商务经营和知识产权保护，同时应当充分平衡不同主体利益需求和行为模式。诚实信用原则作为民事法律体系中的主要原则，指导和调整民事主体的行为模式和利益分配。通过诚实信用原则的规范价值协调不同主体的行为模式，引导主体秉持良善意愿并遵守基本交易秩序，在尊重他人合法权益基础上合理分配利益。因此，诚实信用原则的规范价值是电商平台的知识产权保护在制度层面进行完善的合理参照与规范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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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王泽鉴.民法思维:请求权基础理论体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56.

〔11〕杨海,胡亚球.裁判视野下的诚实信用原则:立足于法官行为的研究〔J〕.法律科学,2012,30(2):57-67.

诚实信用原则范文篇9

一、诚信原则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行为介绍

因为民事诉讼期间，法院属于其关系的核心，诚信原则要贯穿于民事诉讼的全过程，同时，诚信原则有着很强的教化性、引导性，能提高法院服务社会的水平，具有显著的政治功能。（一）当事人行为。民事诉讼过程，当事人行为反应是多样化状态，不能预测。诚信原则没法适应全部行为，只能按照当事人行为合理归类，从而细化行为状态。采取手段产生利己的民事诉讼行为。该种行为有明显的不正当特征，导致原来不利于自己的诉讼条件，通过不正当途径来转变。不满足法律规范，影响对方诉讼状态。一般常用的手段有：在有益的管辖法院进行民事诉讼；通过不正当原因申请提早执行和财产保全；有证据但没有正当原因拒绝提供。对于不合法行为的确定主要采取法律、民俗、社会秩序、行为目的和诉讼结果等展开。法院能够按照诚信原则明确当事人行为，并需要其负责诉讼成本。行为之间有冲突。民事诉讼环节，当事人的诉讼言行存在区别，与原来的言行相反或有冲突，且对对方当事人产生侵害。对这种行为，法院能够按照诚信原则对他们实施具备法律效应的否定。这种状态下，主要按照对矛盾的处理目标是否规范加以判别。比如，在进行仲裁时，当事人从申请民事诉讼转变成仲裁调解，或恶意制造一种非法的状态，即无法认可的违反品德的行为。这种状态下与自己所追寻的效益目标不相符，且不满足情理，超过界限。这时，法官仅能结合自身经验进行判断。但是，因为法官专业能力、品行等都不相同，因此，既能基于诚信原则来判断，谨慎处理。如果超过界限的冲突行为，或不适宜采用诚信原则的现象，也能考虑不使用诚信原则。非法采取民事诉讼的行为。民事诉讼过程，当事人有权在国家法律法规范畴内，采用相关诉讼权利。由此保障当事人的司法维护，并为法院判案带来保障。但是，当事人在采用相关诉讼权利时，应当具有善意、合法、满足民事诉讼权利的核心目的等原则。如果当事人利用诉讼权利，非法侵害别人，恶意加大法院压力，将被视作滥用法律权利的行为，对这种行为法院能适当采取诚信原则进行避免。（二）法院行为。民事诉讼方面的诚信原则，需要法院在处理案件时，保证头脑清醒，满足法律法规，公正公平。诚信原则对于法院行为的限制主要有：随意采取诉讼指挥权。在处理民事诉讼事件时，法院是审判机关，占有较高的主导位置。法院能够控制民事诉讼审判的基本进度，控制民事诉讼流程，从而保证民事诉讼进程正常开展。但是，这一过程依旧可能会产生法官滥用职权的现象，在组织诉讼流程时，违背了民事诉讼流程的观念，违背了当事人诉讼目标，有损当事人的基本权益与司法公信力。诚信原则需要法院严格遵循程序标准，时刻坚持诚信、善良、公平、合法、规范的诉讼程序审判诉讼案件，保障当事人权益。法官不能出现为官谋私行为，不能随意解释法律，不能私自采用诉讼程序。典型的滥用职权的行为有：随便剥夺当事人的合法权利，没有给予当事人双方足够的防御和攻击机会。违背法律标准调整诉讼程序，并且怠于严格管理庭审秩序。随意采用事实认定权。法院要按照实际情况来认定事实，做出合理的审判结果，这是法官的关键权利。因为社会关系的繁琐性，社会矛盾出现原因的多样化，法院不能预兆各种实际状况，法律表述可能有歧义，自行裁决有不确定性现象。诚信原则需要法院采集足够的证据，以及可以证明判别公正合理的证据，促使双方当事人获得相应的利益平衡。随意使用这项职权的情况主要表现是：没有履行审批责任，即超过法律规定界限范围，没有自主调查采集证据，造成双方当事人权益十分。此外，对审判案件中所需的证据，因为当事人客观因素没有主动采集，没有进行全面调查，造成双方当事人权益失衡。法官在审批划分证明职责时，要基于诚信原则，依靠案件研究双方当事人举证实力，从而获得公平公正的审判结果。

二、诚信原则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途径

（一）直接适用。诚信原则在司法实践中的直接适用就本质上来说即进一步阐述诚信原则，并找出能够作为定案基础的方向来帮助法院的审判。第一，“证明妨碍”，就本质上说就是当事人违反诚信原则，指一方当事人毁灭或隐藏现有证据，这种行为会极大阻碍对方当事人开展抗辩和实施合理的证明行为，从而造成证据分布不匀、双方力量出现失衡的现象。但是，在国家现实立法环节并未对于当事人证据存储义务有专门规定，为此，法官直接得出“证明妨碍”的判决不可避免的会存在理论依据不足，甚至导致证据突袭的现象。对于这种现象，法官能够根据诚信原则进行不利于证据毁坏对象的法律推定，尽量保护诚信对象的日益。而法官在审判诉讼案件时得出不利于某方当事人权益的“证据妨碍”判断，在客观上就是在维护程序总体公正，能够有效避免占有垄断性证据的当事人，凭借自身证据来影响诉讼流程的走向与结构，而且能够在客观上提高法院及法官的公信力，在提高当事人自身归责观念的基础上，调节证据失衡的情况，从而尽量保障当事人双方在庭审时的平等性与自由。第二，诚信原则在司法中的适用，针对证据是否具备证据资源和证据能力的审判具有显著的现实作用。就当下的主流观点来说，以损坏他人合法利益为基础所采集的证据违反了民事诉讼中诚信原则，存在明显的非法性，无法用作案件的判定依据。但是，实际生活中的案件通常更为灵活，完全排除这类证据在部分情况下并无法完全公平的判定案件事实，要求法官根据实际情况来裁量。目前，国家民事诉讼法已把诚信原则用作关键规范原则大力引入，为法官自主裁量带来科学的法律依据以及理论帮助。（二）间接适用。诚信原则中间接适用就是通过原则自身的宣示适用与伦理理念来优化诉讼活动。第一，就当事人来说，该种适用途径的主体为法官，对象主要包括参加诉讼审判的当事人，法官基于诚信原则，结合案例的不同加以解释，并由此评定当事人的基本行为。就当前国家民事诉讼的具体情况来说，虚假诉讼、替名诉讼、伪造文件、随意认为和调解等滥用职权的现象十分常见。为此，诚信原则针对当事人的适用非常有必要，像民事诉讼方面“或裁或审”的理念，就是针对当事人宣示的充分表现。第二，针对律师来讲，其是民事诉讼中具备深厚法律知识的参与者，律师对自己的责任和被者的责任及义务都有较深刻的了解。相较于非专业诉讼对象，律师具备更高的自主性及优势，通常会为了自身所对象的利益而采取非常措施，滥用流程标准，由此得到诉讼成功。所以，诚信原则中宣示适用主体包括律师团队自身，通过法律规范来约束其在适当范围内为所者争取最大权益。第三，针对法官来讲，其是民事诉讼中的最后裁量人员，其本身应当为此高度的公平与中立态度，这就需要法官严格按照相应的法律职业理论及职业品德。法官在进行诉讼裁量时，要时刻留意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坚持诚信原则，满足振荡、合法、公平等要求。为此，诚信原则中宣示作用将有助于鞭策法官客观执法、提高当事人主体观念、确定律师执业范畴，并在很大意义上为别的诉讼对象带来思想及心理方面的约束，保证诉讼活动顺利开展。

三、结语

总之，相对于国外辩论主义思想来说，国内民事诉讼中诚信原则的出现及发展以实践过程虚假诉讼、随意诉讼等极端情况为基础。所以，国内的诚信原则在组成上除了引入固有观念外，还融入了满足中国国情及现实情况的因素。而且，在相关规则建立上也更加有针对性，考虑到对抗随意诉讼与个案适用情况，尽量符合司法程序的标准，由此保障整个诉讼过程公平、高效的开展，达到保护司法秩序、提高法律效力的目的。

参考文献：

[1]徐晓．民事诉讼诚实信用原则的司法适用．法制博览．2018(31)．

[2]万海峰．民事诉讼诚实信用原则的司法适用初探．法制与社会．2018(23)．

[3]崔莉花．试论诚实信用原则在民事诉讼的司法适用．延边教育学院学报．2018，32(1)．

诚实信用原则范文篇10

关键词:民事诉讼;诚信原则;诉讼权利;法律效应作

众所周知，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每一位中国公民都有义务把诚信美德宣传出去。但当前，我国社会各界却针对诚信问题极度缺乏，这在无形当中会威胁到公民本身的合法权益。但是，民事诉讼是中国公民合法维权的重要法律路径，所以在诉讼时，需要切实遵守诚信原则，人民在合法维权时也要约束自己的行为及言行，以保障诉讼信息的精准度和真实性与法律法规的公平性、公正性。

一、诚信原则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行为介绍

因为民事诉讼期间，法院属于其关系的核心，诚信原则要贯穿于民事诉讼的全过程，同时，诚信原则有着很强的教化性、引导性，能提高法院服务社会的水平，具有显著的政治功能。（一）当事人行为。民事诉讼过程，当事人行为反应是多样化状态，不能预测。诚信原则没法适应全部行为，只能按照当事人行为合理归类，从而细化行为状态。采取手段产生利己的民事诉讼行为。该种行为有明显的不正当特征，导致原来不利于自己的诉讼条件，通过不正当途径来转变。不满足法律规范，影响对方诉讼状态。一般常用的手段有：在有益的管辖法院进行民事诉讼；通过不正当原因申请提早执行和财产保全；有证据但没有正当原因拒绝提供。对于不合法行为的确定主要采取法律、民俗、社会秩序、行为目的和诉讼结果等展开。法院能够按照诚信原则明确当事人行为，并需要其负责诉讼成本。行为之间有冲突。民事诉讼环节，当事人的诉讼言行存在区别，与原来的言行相反或有冲突，且对对方当事人产生侵害。对这种行为，法院能够按照诚信原则对他们实施具备法律效应的否定。这种状态下，主要按照对矛盾的处理目标是否规范加以判别。比如，在进行仲裁时，当事人从申请民事诉讼转变成仲裁调解，或恶意制造一种非法的状态，即无法认可的违反品德的行为。这种状态下与自己所追寻的效益目标不相符，且不满足情理，超过界限。这时，法官仅能结合自身经验进行判断。但是，因为法官专业能力、品行等都不相同，因此，既能基于诚信原则来判断，谨慎处理。如果超过界限的冲突行为，或不适宜采用诚信原则的现象，也能考虑不使用诚信原则。非法采取民事诉讼的行为。民事诉讼过程，当事人有权在国家法律法规范畴内，采用相关诉讼权利。由此保障当事人的司法维护，并为法院判案带来保障。但是，当事人在采用相关诉讼权利时，应当具有善意、合法、满足民事诉讼权利的核心目的等原则。如果当事人利用诉讼权利，非法侵害别人，恶意加大法院压力，将被视作滥用法律权利的行为，对这种行为法院能适当采取诚信原则进行避免。（二）法院行为。民事诉讼方面的诚信原则，需要法院在处理案件时，保证头脑清醒，满足法律法规，公正公平。诚信原则对于法院行为的限制主要有：随意采取诉讼指挥权。在处理民事诉讼事件时，法院是审判机关，占有较高的主导位置。法院能够控制民事诉讼审判的基本进度，控制民事诉讼流程，从而保证民事诉讼进程正常开展。但是，这一过程依旧可能会产生法官滥用职权的现象，在组织诉讼流程时，违背了民事诉讼流程的观念，违背了当事人诉讼目标，有损当事人的基本权益与司法公信力。诚信原则需要法院严格遵循程序标准，时刻坚持诚信、善良、公平、合法、规范的诉讼程序审判诉讼案件，保障当事人权益。法官不能出现为官谋私行为，不能随意解释法律，不能私自采用诉讼程序。典型的滥用职权的行为有：随便剥夺当事人的合法权利，没有给予当事人双方足够的防御和攻击机会。违背法律标准调整诉讼程序，并且怠于严格管理庭审秩序。随意采用事实认定权。法院要按照实际情况来认定事实，做出合理的审判结果，这是法官的关键权利。因为社会关系的繁琐性，社会矛盾出现原因的多样化，法院不能预兆各种实际状况，法律表述可能有歧义，自行裁决有不确定性现象。诚信原则需要法院采集足够的证据，以及可以证明判别公正合理的证据，促使双方当事人获得相应的利益平衡。随意使用这项职权的情况主要表现是：没有履行审批责任，即超过法律规定界限范围，没有自主调查采集证据，造成双方当事人权益十分。此外，对审判案件中所需的证据，因为当事人客观因素没有主动采集，没有进行全面调查，造成双方当事人权益失衡。法官在审批划分证明职责时，要基于诚信原则，依靠案件研究双方当事人举证实力，从而获得公平公正的审判结果。

二、诚信原则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途径

（一）直接适用。诚信原则在司法实践中的直接适用就本质上来说即进一步阐述诚信原则，并找出能够作为定案基础的方向来帮助法院的审判。第一，“证明妨碍”，就本质上说就是当事人违反诚信原则，指一方当事人毁灭或隐藏现有证据，这种行为会极大阻碍对方当事人开展抗辩和实施合理的证明行为，从而造成证据分布不匀、双方力量出现失衡的现象。但是，在国家现实立法环节并未对于当事人证据存储义务有专门规定，为此，法官直接得出“证明妨碍”的判决不可避免的会存在理论依据不足，甚至导致证据突袭的现象。对于这种现象，法官能够根据诚信原则进行不利于证据毁坏对象的法律推定，尽量保护诚信对象的日益。而法官在审判诉讼案件时得出不利于某方当事人权益的“证据妨碍”判断，在客观上就是在维护程序总体公正，能够有效避免占有垄断性证据的当事人，凭借自身证据来影响诉讼流程的走向与结构，而且能够在客观上提高法院及法官的公信力，在提高当事人自身归责观念的基础上，调节证据失衡的情况，从而尽量保障当事人双方在庭审时的平等性与自由。第二，诚信原则在司法中的适用，针对证据是否具备证据资源和证据能力的审判具有显著的现实作用。就当下的主流观点来说，以损坏他人合法利益为基础所采集的证据违反了民事诉讼中诚信原则，存在明显的非法性，无法用作案件的判定依据。但是，实际生活中的案件通常更为灵活，完全排除这类证据在部分情况下并无法完全公平的判定案件事实，要求法官根据实际情况来裁量。目前，国家民事诉讼法已把诚信原则用作关键规范原则大力引入，为法官自主裁量带来科学的法律依据以及理论帮助。（二）间接适用。诚信原则中间接适用就是通过原则自身的宣示适用与伦理理念来优化诉讼活动。第一，就当事人来说，该种适用途径的主体为法官，对象主要包括参加诉讼审判的当事人，法官基于诚信原则，结合案例的不同加以解释，并由此评定当事人的基本行为。就当前国家民事诉讼的具体情况来说，虚假诉讼、替名诉讼、伪造文件、随意认为和调解等滥用职权的现象十分常见。为此，诚信原则针对当事人的适用非常有必要，像民事诉讼方面“或裁或审”的理念，就是针对当事人宣示的充分表现。第二，针对律师来讲，其是民事诉讼中具备深厚法律知识的参与者，律师对自己的责任和被者的责任及义务都有较深刻的了解。相较于非专业诉讼对象，律师具备更高的自主性及优势，通常会为了自身所对象的利益而采取非常措施，滥用流程标准，由此得到诉讼成功。所以，诚信原则中宣示适用主体包括律师团队自身，通过法律规范来约束其在适当范围内为所者争取最大权益。第三，针对法官来讲，其是民事诉讼中的最后裁量人员，其本身应当为此高度的公平与中立态度，这就需要法官严格按照相应的法律职业理论及职业品德。法官在进行诉讼裁量时，要时刻留意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坚持诚信原则，满足振荡、合法、公平等要求。为此，诚信原则中宣示作用将有助于鞭策法官客观执法、提高当事人主体观念、确定律师执业范畴，并在很大意义上为别的诉讼对象带来思想及心理方面的约束，保证诉讼活动顺利开展。

三、结语

总之，相对于国外辩论主义思想来说，国内民事诉讼中诚信原则的出现及发展以实践过程虚假诉讼、随意诉讼等极端情况为基础。所以，国内的诚信原则在组成上除了引入固有观念外，还融入了满足中国国情及现实情况的因素。而且，在相关规则建立上也更加有针对性，考虑到对抗随意诉讼与个案适用情况，尽量符合司法程序的标准，由此保障整个诉讼过程公平、高效的开展，达到保护司法秩序、提高法律效力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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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崔莉花．试论诚实信用原则在民事诉讼的司法适用．延边教育学院学报．2018，3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