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州学派范文10篇

常州学派范文篇1

一、两汉经今古文地位变化的原因

两汉时，经学家对今古文的真伪等问题发生过多次激烈争论。这场争论，导致了今文经学的衰落与古文经学的逐渐强大，古文经学最终完全压倒了今文经学。事情的经过学者们都很熟悉，这里略去不谈。但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们以为原因有二：

首先是西汉新兴地主制封建社会经济政治统治成长和地主阶级内部各阶层间的矛盾斗争急化的表现。汉武帝时，全国一统，国力强盛，交通发达，尤其是沿海地区航海业的发展，封建帝王贵族统治阶级对于辽阔无垠的大海怀着无限憧憬和幻想，他们幻想延年益寿，以为服食丹药便可长生不老，于是在阴阳五行、儒学思想中涌现出天人合一之说，这得到了皇帝贵族们的欣赏。这时新兴的地主政权正处在朝气蓬勃的成长时期，充满着积极进取的精神，以发展和变易为主要特点的今文经学受到了他们的垂青，今文经学得到了大发展。可是，到了西汉末年，地主经济发展，土地兼并严重，农民失去土地，四处流亡，先后激起绿林和赤眉农民武装起义，地主阶级已没有了当年的雄风和勇气，他们担心变易思想会影响他们岌岌可危的政权，只期望能勉强维持目前的统治局面，以不变为指导思想的古文经学受到了帝王贵族们的欢迎与扶持，迅速发展起来。

其次，今文经学发展到西汉末年后，出现章句烦琐空泛的弊端。正如桓谭在《新论》中所说：“秦近君能说《尧典》，篇目两字之谊至十余万言；但说‘曰若稽古’，三万言。”这样，经书章句烦琐，“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1）］这么烦琐的东西不利于今文经学的发展。而古文经学只着重在字句的训诂，比较简单，故为一般学者所接受。东汉时的郑玄和马融以古文经学派的说法为主，遍注群经，兼采一些今文，古今杂糅，例如郑玄笺《诗》用毛本为主，兼采今文三家之言，注《尚书》等亦是如此。郑、马二人在当时学术界的影响很大，学者们群起仿效，古文经学乘势而起，取代了今文经学的地位。

二、常州学派的出现及原因

今文经学自东汉以后为古文经学所压倒，但仍不绝如缕，宋明以来，那些倡言改革、变法的思想家们，或多或少地都受到变易思想乃至井田制、大同理想等今文经学思想的影响。早在唐宋时代，商品经济和城市经济不断发展，明清时期，封建社会内部资本主义萌芽不断滋长，到了清初康乾以后，特别是鸦片战争前后，地主制封建社会经济形态不断地趋于衰败解体，“内乱”“外患”交相凌袭，地主制封建社会逐步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分解沦落。当时清政府中的一些有识之士，深感清王朝的统治和自己所处社会地位的垂危，他们泣血椎心，开展救亡图存和有以自处的自救运动。这些人大多是经学家，他们厌恶传统的古文派旧说，求助于被压千百年难见天日的今文经学中主张变易思想的公羊学说，以之作为变法改革的理论支柱。于是，就在乾嘉学派鼎盛时期，公羊派今文经学经过一段蕴酿和发生时期终于拔地而起，常州学派诞生了！

常州学派的开创者是庄存与和刘逢禄。庄存与（1719－1788），常州人，是复兴今文经学的第一人。晚清之季，今文经学一跃而成为时尚，一时学人大都倡言变法自强，推原其始，皆为庄存与的倡导。这一学派主要成员还有常州人刘逢禄（1776－1829）和宋翔凤（1776－1860），山东曲阜孔广森（1752－1786）；浙江仁和（今杭州）龚自珍（1792－1841）；湖南邵阳魏源（1794－1857）；广东南海康有为（1858－1927）等人。刘、宋二人皆为庄氏外孙，他们和孔广森均为庄存与的学生，龚、魏二人又受业于刘逢禄，康有为的学风也是从这一派衍生出来的，统称之为今文经学派。故梁启超在《儒家哲学》一文中说：

常州在有清一代无论哪一门学问，都有与众不同的地方。……这一派在经学方面，主张今文经学。……自他们专提今文以后，今文在学术界很有极大的势力。继他们而起的，有两个人，籍贯虽然不是常州，然不能不说是常州一派。一个是魏源，……一个是龚自珍，……南海康先生的学风，纯是从这一派衍出。

因此，我们若就近代今文经学的源流关系来说，可将孔广森、龚自珍、魏源、康有为和庄存与、刘逢禄、宋翔凤并称或简称为常州学派。

常州学派学术思想的兴起是有其深刻的社会经济基础的。首先，江南地区的社会经济早在唐宋时代商品经济和城市经济就都非常发达，到明朝中叶时，苏、松、杭、嘉、沪等地丝棉纺织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就萌发起来了。“机户出资，机工出力”［（2）］的雇佣劳动以及商人利用其资本开始控制手工业生产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出现了，这种萌芽极其嫩弱，而且还经常遭受到封建政权和封建行会的压制，嫩芽的发展极其缓慢。但到了清朝乾嘉年间，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得到较大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必然会反映在人们的意识形态上，常州学派的许多主张，正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常州不仅是江南经济重镇，而且文化也较发达。龚自珍在《常州高材篇，送丁若士》一诗中描述常州文风时说：

《易》家人人本虞氏，毖纬户户知何休。声音文字各＠①奥，大抵钟鼎工冥搜。学徒不屑谈贾孔，文体不甚宗韩欧。人人妙擅小乐府，《尔雅》哀怨声能遒。近今算学乃大盛，泰西客到攻如仇。

这正是常州地区文化发达的真实写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再加上文化的发达，造成了今文经学率先重现于江南地区的常州一带，绝不是偶然的。

其次，是社会危机在人们心理上的反映。清乾隆年间虽说是清朝“鼎盛”时期，其实在“鼎盛”的背后，已掩盖不住日益衰败的迹象，官吏贪污成风，军事废驰，财政虚耗，再加上统治者奢侈无度，腐败惊人！到了嘉道年间，“内乱”“外患”，危机四伏，震恸朝野，清政府中一批有识正直的人士们发现清政府原有旧的统治体制和统治思想已不合时宜，遂相与倡言变法图强。但由于历史的局限、资本主义萌芽缓慢，与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又未接触，他们只是从中国社会历史中原有的儒家经学里寻找思想理论武器。而当时学术思想界沉浸于训诂名物的考订，不关心国家民族的兴衰存亡及现实社会政治。现实提供不了他们需要的武器。“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经过艰难的寻找，他们在传统经学里发现西汉时代公羊学派今文学家专讲社会历史时时“变易”，社会政治随之变革的理论，因此如获至宝，并急不可待地加以继承和发挥，西汉时代的公羊今文经学复兴起来，“常州学派”就这样形成起来了！

第三，常州学派的产生，也是学术发展的必然，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里说：

入清则节节复古。顾炎武、惠士奇辈专提倡注疏学，则复于六朝，唐。自阎若璩攻伪《古文尚书》后，证明作伪者为王肃，学者乃重提南北朝郑、王公案，绌王申郑，则复于东汉。乾嘉以来，家家许郑，人人贾马，东汉学烂然如日中天矣。悬崖转石，非达于地不止。则西汉今古文旧案，终必须翻腾一度，势则然矣。

梁氏此言，表明今文经学的复兴，是当时学术自然发展的趋势，它的出现是溯时代复古的必然结果。不过，常州学派的主张，并非西汉今文经学的简单翻版，两者的学术思想也不相同。常州学派所讲的孔子“微言大义”，实质上是以孔子为依托，以经学手段来宣传他们的思想，是中国面临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危机时人们思想上的反映。而西汉今文经学则是在领主制经济崩溃之后建立的地主制经济条件下，地主阶级的应变哲学。故二者似是而非。

三、常州学派的史学思想

常州学派中每个人由于各自所处社会经济政治地位的不同，各人的学说思想并不完全相同，而且因每个人所处时代和社会形势的差异，他的学说思想也有所发展、变化。但是，作为传统公羊派三世说的变易改革思想不仅是脉脉相通，而且各人有所发展，特别反映在社会历史观点上相近，兹分述于下。

1．进化论与循环论相掺的历史观。公羊派认为《春秋》一书在记载二百多年历史中所用“书法”不同：“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3）］汉代何休以“传闻世”为“衰乱”，“所闻世”为“升平”，“所见世”为“太平”，这样就构成了一幅从低级到高级，由混乱而有序，循序渐进，日益向上的美丽画卷。未来是如此美好，她激起了许多思想家的无限遐想与憧憬。何休并设计出通过井田制来实现太平之世的途径，确立了“贵人、重公、贱私”的原则；在这个理想世界里，天子、诸侯、司空、父老和里正都在为大家办事，“民无近忧”，财力均匀，“四海之内莫不乐其业”，人们“崇仁义，讥二名”，［（4）］……

近代常州学派的学者们对于何休的这套理论深信不疑。清乾嘉年间的刘逢禄评价何休的这个总结时，根据自己的体会增加进了自己的一些新内容。这主要表现在他所倡说的“大一统”思想上。他主张要以一个强有力的天子出面维持王纲之不缀，并反复强调“王鲁”，“以《春秋》当新王”［（5）］，即以未来的新局面为王，所以他的历史观是具有向前看的进化思想。

魏源处在鸦片战争前后，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处于内忧外患国势垂危的境遇中。因此，他针对时弊，力倡公羊三世说变易思想和改革政治的议论，宣称“三代私而后代公”，“后世之事胜于三代”［（6）］，由私到公，由三代而后代，正是人类社会进化的道路，坚决反对守旧复古。他说：“变古愈尽，便民愈甚”。［（7）］他反对那种颂古非今的复古主义思想，举赋税之由租庸调到两税法、再到一条鞭法的史实为例，说明“天下事，人情所不便者，变可复，人情所群便者，变则不可复”。［（8）］主张变易和改革，反对守旧复古，对于当时学术界忧国忧民的有识之士，影响很大。

康有为生活在清晚期辛亥革命前后，中国已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危机不断深化的过程中，他是广东南海人，靠近港澳，接受西方资产阶级思想较早，出于其爱国主义的忧患意识，力主维新变法，救亡图存，在常州学派公羊三世说的感召下，终于形成了他的那一套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历史观。他所主张的公羊三世说历史观，不仅是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史学的核心，而且也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治运动的理论基础。这一观点形成于其所著《礼运注》，到撰《孔子改制考》时作了进一步发挥。

大道者何？人理至公；太平世，大同之道也。三代之英，升平世小康

之道也。孔子生据乱世，而志则常在太平世，必进化至大同，乃孚素志至

不得已，亦为小康，而皆不逮，此所由顾生民而兴衰也。［（9）］可见康有为也是继承《春秋》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三世说，并认为世界的发展必将“进化至大同”。在《孔子改制考》中，康有为认为六经皆孔子托古改制，寄托其政治理想的作品，三代盛世是孔子“托之以言其盛”；孔子虽身在据乱世，但他向往着太平世，企图拨乱救民，故创儒教以救人民。但是失败后，康有为的思想逐渐堕落，他在《中庸注》里公然提出“三世三重说”，放慢改良步伐，成为反对革命的庸俗进化论的代表。尽管后，他仍讲改良，但孙中山领导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已蓬勃发展起来，在这时康有为还倡什么“三世三重”说的进化、改良，不是已走上反革命的道路上去了吗？

由此可见，常州学派的历史观是认为历史的发展经过据乱世、升平世，进入太平世，所以是不断进化的。应该指出的是这种进化观掺杂着循环论思想。如刘逢禄尝言：

三王之道若循环，终则复始，穷则反本，非仅明天命所授者博，不独一姓也。夫正朔必三而改，故《春秋》损之而用忠，文质必再复。［（10）］非常明白地流露出历史循环论的思想。龚自珍也说：“万物之数括于三：初异中，中异终，终不异初。……万物一而立，再而反，三而如初”。［（11）］魏源则说：“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治久习安，安生乐，乐生乱，乱久习患，患生忧，忧生治”。［（12）］都表现出循环论的糟粕。

2．传统大同理想与近代社会主义运动。康有为发展公羊三世说理论，结合《礼记·礼运》篇的有关描述，于1901年至1902年间写成著名的《大同书》，提出只有行大同太平之道，才能“救生人之苦，求其大乐”。他在《去产界公生业》中说：“今欲致大同，必去人之私产而后可；凡农工商之业，必归之公。”并且具体规划说，农业要实行“公农”，即“举天下产田皆为公有，人无得私有私卖之”；工业要实行“公工”，即“大同世之工业，使天下之工必尽归于公，凡百工大小之制造厂、铁道、轮船皆归焉，不许有独人之私业矣。”商业要实行“公商”，即“大同世之商业，不得有私产之商，举全地之商业皆归公政府商部统之”。［（13）］很显然，康有为的大同理想受到西欧空想社会主义的某些影响。

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理想的民族。大同理想在中国有着极为深厚的社会基础和广泛的群众基础，它鼓舞着无数仁人志士为追求美好的理想王国而不断地奋斗，对于启蒙时期的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传播，也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孙中山说：“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14）］吴玉章回忆他初读社会主义书籍时，觉得其中“所描绘的人人平等，消灭贫富的远大理想，大大地鼓舞了我，使人联想起孙中山先生倡导的三民主义和中国古代世界大同的学说。所有这些，在我脑子里交织成一幅未来社会美丽远景。”［（15）］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中国得到迅速发展，是与中国人民具有大同理想有着密切关系。但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并非是中国原有大同理想的“现代版”，二者之间存在着根本不同。科学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的革命理想，它是建立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之上，通过暴力革命运动来实现的；而大同思想则是产生于封建社会里的一批士大夫知识分子对未来的幻想，它建立在井田制的基础上，力图通过点点滴滴的改良来实现它。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人们逐渐认识到二者之间的不同，从信仰大同学说，转变到信仰马克思主义，例如吕思勉先生于1952年所写《自述》一文里就谈到他在1931年前后思想变化和发展的历程，他说：

马列主义初入中国，予即略有接触，但不深究，年四十七，偶与在苏州时之旧同学马精武君会晤，马君劝予读马列主义之书，余乃读之稍多。

于此主义，深为服膺，盖予夙抱大同之愿，然于其可致之道，及其致之之途，未有明确见解，至此乃如获指针也。［（16）］这段话表明大同理想对于他思想的转变有着极大的基础作用，类似的思想经历在共产主义运动初期的知识分子党员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研究大同理想的发展经历，对于了解共产主义运动在什么样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并逐渐成长为一颗大树的过程，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3．经世致用的治学主张。常州学派的产生是对当时脱离经世致用的治学风气的反动。我们知道，乾嘉时代，汉学如日中天，“家家许郑”，治学崇尚考据。虽然考据有其积极意义，但整个学术界都致力于此，以为舍此以外别无学问的想法就不正常了。章学诚（1738－1801）曾经针对这种情况批评道：“近日学者风气，征实太多，发挥太少，有如桑蚕食叶而不能抽丝。”［（17）］为了救弊纠偏，他主张讲求经传之微言大义，“就经传而作训故，虽伏郑大儒不能无强求失实之弊，以人事有意为攻取也。……离经传而说大义，虽诸子百家未尝无精微神妙之解，以天机无意而自呈也。”［（18）］此说和常州学派治学主张若合符节。于此可见，乾隆晚期学术界已有人认识到考证的不足和缺限，而主张以新的学风代替旧的学风。

常州学派的首创者庄存与阐发公羊学派“微言大义”，重在经世致用。他在其所著《周官记》里说：“古先圣王之所以导其民者，先务于农民。”并指出齐民务农与否有三利三不利，要求清政府加强农业建设。他的这一主张在当时农民与地主两个阶级之间矛盾不断深化，农民起义此伏彼起的时候提出，自然有其经世致用的意图的。刘逢禄、宋翔凤诸人逐步将公羊学和历史实际结合得更密切些而又有所发展，为以后谈改制议变法诸人提供改革方案，［（19）］而龚自珍、魏源则以经术作政论，倡论时政之得失，力主变革。

龚自珍目睹鸦片战争前夕清朝统治阶级腐朽内幕，大胆地指陈时弊，撰写四篇《明良论》，力倡变法自强，反映了中国社会步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前夕，社会危机的深重。针对当时鸦片之害，提出“食者宜缳首诛”［（20）］的严禁论，他还认识到严禁鸦片将会导致外国的武装入侵，提醒林则徐讲求火器的制作与使用，以武力作后盾。此论得到林则徐的高度评价，称其“责难陈义之高，非谋识宏远者不能言，而非关注深切者不肯言也。”［（21）］针对沙俄侵略我国西北边疆的野心，龚自珍建议设置行省以加强管理。［（22）］所有这些都是他经世致用思想的表现。

魏源治学亦以通经致用为主旨，力图将学问施之于政事，对于当时“士大夫不讨掌故，道听途说，其究至于贻误国家”［（23）］的状况非常担忧，代贺长龄辑成《皇朝经世文编》，以期有补于世。鸦片战争之后，魏源著成《圣武记》历述清初武功，以期重振清王朝的声威，书中提出“以彼长技，御彼长技”［（24）］的主张，提倡学习外国的先进知识，对于此后中国的维新运动及日本的维新运动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5）］。不仅如此，魏源还关心盐政，写下《筹盐篇》；关心漕运，写下《道光丙戍海运记》等文，以实际行动关心现实，解决现实危机。这些建议后为主管人员采纳，均收到显著效果。康有为的经世致用主张更是家喻户晓，这里就不专门论述了。

4．疑古惑经思想。疑古思想在中国产生甚早，《孟子·告子》篇言“尽信书，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可见春秋战国时人们已经对文献的可信性产生了怀疑。唐代刘知几著《史通》，对于《尚书》、《春秋》等皆有怀疑，指出六经所言不真，不可全信。“鲁史之有《春秋》也，外为贤者，内为本国，事靡洪纤，动皆隐讳。斯乃周公之格言。然何必《春秋》，在于六经，亦皆如此。”［（26）］到清代，考证学发达，阎若璩继承前人思想，著《古文尚书疏证》，以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古文《尚书》为伪书，昔日众人奉为神明的经典竟是伪书！这对于思想界震撼之大可想而知。及至章学诚，又在理论上提出“六经皆史”－－皆三代之历史，将经学的地位降到与史相等，从而为此后的疑古惑经思想扫除了障碍。他们的这些主张开了常州学派疑古惑经的先河。

常州学派的健将刘逢禄全部否定《左传》，认为其中的义法，凡例皆出自刘歆伪造，他说：“余年十二读《左氏春秋》，疑其书法是非多失大义。”并具体地指出左氏书法不当之处：“（颖）考叔于庄公，君臣也，不可云‘施及’，亦不可云‘尔类’，不辞甚矣。凡引‘君子’之云多出后附益”，又批评《左传》的“凡例”云：“凡例以称人而执为执有罪，固不可通矣。”［（27）］从而完全否定《左传》的真实性。

龚自珍继承章学诚“六经皆史”的主张，言“六经者，固史之宗子也。”［（28）］延伸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之绪余，疑《左传》为刘歆伪造，“于《左氏春秋》审为刘歆窜益，显然有迹者，因撰《左氏决疣》一卷”。［（29）］又疑《周官》为刘歆所造，则曰：“《周官》晚出，刘歆始立。刘向、班固灼知其出于晚周先秦之士掇拾旧章所为，附之于《礼》，等之于《明堂》、《阴阳》而已。后世称为经，是为述刘歆非述孔子”，［（30）］“《周官》之称经，王莽所加”。［（31）］。对于其它经书，龚自珍亦有所疑，在《古史钩深论三》里说欲写定群经，可见其对群经皆有所疑。

魏源对《诗经》、《尚书》皆有所疑。著《书古微》、《诗古微》二书，均收入阮元主编之《皇清经解续编》之内。在《书古微序》中作者说明是书之作目的在于对《尚书》进行“补亡”、“正讹”［（32）］等工作。这表明在他看来《尚书》中有佚失，有错误，需要他来“补亡”“正讹”。他自述《诗古微》的写作目的为：

所以发挥齐鲁韩三家《诗》之微言大谊，补苴其罅漏，张皇其幽渺，以豁除《毛诗》美、刺、正、变之滞例，而揭周公、孔子制礼正乐之用心于来世也。［（33）］即使对于他深信的今文经，亦觉得其中有罅漏，需要他来补苴！更不用说他不相信的古文经了。

康有为继承常州学派先贤疑古惑经的思想，并加以发展，著《新学伪经考》，认为凡西汉末年刘歆所力争立为博士之经皆为新莽之学，为刘歆所伪造，甚至于《史记》、《楚辞》中也有刘歆羼入的数十条内容；出土之钟鼎彝器，皆为刘歆私铸埋藏于地下以欺后人。又著《孔子改制考》，认为孔子作六经，托古以改制，“尧舜者，孔子托也，其人有无不可知；即有，亦至寻常；经典中尧舜之盛德大业，皆孔子理想上所构成也。”这样一来，“数千年来共认为神圣不可侵犯之经典，根本发生疑问，引起学者怀疑批评的态度。”［（34）］应该指出的是，常州学派的这种疑古惑经思想在某种程度上，确实走向了极端。他们全面否定古代典籍的可靠性，在历史上造成了不良影响，对此后的、民族虚无主义有着直接的诱因。

常州学派的疑古惑经思想影响到顾颉刚的《古史辩》运动。顾颉刚曾标点过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时常称赞此书。［（35）］对于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的论点，也表赞同，认为“刘歆既经造了假古董来开新文化，为要使它流行，便不得不插入些时代的需要，作鼓动有势力者护法的方术”，从而助莽篡汉，“作为国师”。［（36）］《孔子改制考》一书对他的影响更大，自从读了此书第一篇之后，“经过了五六年的酝酿，到这时，始有推翻古史明了的意识和清楚的计划。”又称“我的推翻古史的动机，固是受了《孔子改制考》的明白指出上古茫昧无稽的启发。”［（37）］顾颉刚“层累地造成古史说”实际上和康有为的诸子争相伪造更古老的史事来压服他人，时代愈后，所造的古史愈早；时代愈后，所造的人物形象愈加放大之说若相仿佛。故而我们说常州学派的疑古惑经思想影响了《古史辨》运动的发展。

四、几句结语

常州学派是在鸦片战争前后，中国封建社会朝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沦落时出现的关心国计民生、讲求经世致用、主张救亡图存的学派。它复兴于常州，其后此派不尽为常州人，但因为他们皆服膺于庄存与、刘逢禄，治学主张亦大致相同，故以常州学派称之。常州学派的历史观介于进化论与循环论之间；他们继承公羊学的历史变易思想，针对时弊，力倡改革，慨然以天下兴亡为己任，关心现实，讲求经世致用；他们的疑古惑经思想影响到此后的《古史辨》运动。常州学派所信奉的大同理想，对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提供了思想基础，影响了吕思勉、吴玉章等人的思想。但是，大同理想在本质上说是不科学的，它并不等于共产主义，对此我们另有专文论述。总之，常州学派的学术思想有其进步性，值得我们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加以总结与继承。

参考文献：

（1）《汉书·艺文志》。

（2）《万历实录》卷三六一。

（3）这句话在《春秋公羊传》里共出现三次，分见隐公元年，恒公二年三月，哀公十四年春。

（4）何休《公羊解诂》，隐公元年，“公子益师卒”下。

（5）（10）刘逢禄：《春秋经传何氏释例》，《王鲁例第十一》；《通三统例第二》。

（6）《魏源集·默觚下》，《治篇九》。

（7）（8）（12）《魏源集·默觚下》，《冶篇五》；《治篇三》

（9）康有为：《礼运注》。

（11）《龚自珍全集·壬癸之际胎观第五》。

（13）以上引文均见康有为：《大同书·去产界公生业》。

（14）《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802页。

（15）《吴玉章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版，104－105页。

（16）此文载《常州文史资料》，第五辑。

（17）《章学诚遗书》，卷九，《与汪龙庄书》。

（18）同上书，卷十三，《吴澄野太守历代诗钞商语》。

（19）参见杨向奎《清代的今文经学》，载《清史论丛》第一辑。

（20）《龚自珍全集·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

（21）林氏之《复札》，见上文后之附录。

（22）《龚自珍全集、西域置行省议》。

（23）（24）魏源《圣武记》卷十一；卷十四。

（25）参见吴泽主编《中国近代史学史》，上册，第一编，第二章，第一节有关内容。

（26）刘知几《史通·疑古》。

（27）以上引文见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

（28）《龚自珍全集·古史钩沉论二》。

（29）张祖廉《定庵先生年谱外纪》。

（30）《龚自珍全集·六经正名》。

（31）《龚自珍全集·六经正名答问一》。

（32）《魏源集·书古微序》。

（33）《魏源集·诗古微序》。

（34）以上引文见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之“二十三”。

（35）参见汤志钧《近代经学与政治》第八章有关内容。

（36）顾颉刚主编《古史辨》，第五册，《自序》。

（37）同上，第一册，《自序》。

常州学派范文篇2

一、两汉经今古文地位变化的原因

两汉时，经学家对今古文的真伪等问题发生过多次激烈争论。这场争论，导致了今文经学的衰落与古文经学的逐渐强大，古文经学最终完全压倒了今文经学。事情的经过学者们都很熟悉，这里略去不谈。但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们以为原因有二：

首先是西汉新兴地主制封建社会经济政治统治成长和地主阶级内部各阶层间的矛盾斗争急化的表现。汉武帝时，全国一统，国力强盛，交通发达，尤其是沿海地区航海业的发展，封建帝王贵族统治阶级对于辽阔无垠的大海怀着无限憧憬和幻想，他们幻想延年益寿，以为服食丹药便可长生不老，于是在阴阳五行、儒学思想中涌现出天人合一之说，这得到了皇帝贵族们的欣赏。这时新兴的地主政权正处在朝气蓬勃的成长时期，充满着积极进取的精神，以发展和变易为主要特点的今文经学受到了他们的垂青，今文经学得到了大发展。可是，到了西汉末年，地主经济发展，土地兼并严重，农民失去土地，四处流亡，先后激起绿林和赤眉农民武装起义，地主阶级已没有了当年的雄风和勇气，他们担心变易思想会影响他们岌岌可危的政权，只期望能勉强维持目前的统治局面，以不变为指导思想的古文经学受到了帝王贵族们的欢迎与扶持，迅速发展起来。

其次，今文经学发展到西汉末年后，出现章句烦琐空泛的弊端。正如桓谭在《新论》中所说：“秦近君能说《尧典》，篇目两字之谊至十余万言；但说‘曰若稽古’，三万言。”这样，经书章句烦琐，“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1）］这么烦琐的东西不利于今文经学的发展。而古文经学只着重在字句的训诂，比较简单，故为一般学者所接受。东汉时的郑玄和马融以古文经学派的说法为主，遍注群经，兼采一些今文，古今杂糅，例如郑玄笺《诗》用毛本为主，兼采今文三家之言，注《尚书》等亦是如此。郑、马二人在当时学术界的影响很大，学者们群起仿效，古文经学乘势而起，取代了今文经学的地位。

二、常州学派的出现及原因

今文经学自东汉以后为古文经学所压倒，但仍不绝如缕，宋明以来，那些倡言改革、变法的思想家们，或多或少地都受到变易思想乃至井田制、大同理想等今文经学思想的影响。早在唐宋时代，商品经济和城市经济不断发展，明清时期，封建社会内部资本主义萌芽不断滋长，到了清初康乾以后，特别是鸦片战争前后，地主制封建社会经济形态不断地趋于衰败解体，“内乱”“外患”交相凌袭，地主制封建社会逐步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分解沦落。当时清政府中的一些有识之士，深感清王朝的统治和自己所处社会地位的垂危，他们泣血椎心，开展救亡图存和有以自处的自救运动。这些人大多是经学家，他们厌恶传统的古文派旧说，求助于被压千百年难见天日的今文经学中主张变易思想的公羊学说，以之作为变法改革的理论支柱。于是，就在乾嘉学派鼎盛时期，公羊派今文经学经过一段蕴酿和发生时期终于拔地而起，常州学派诞生了！

常州学派的开创者是庄存与和刘逢禄。庄存与（1719－1788），常州人，是复兴今文经学的第一人。晚清之季，今文经学一跃而成为时尚，一时学人大都倡言变法自强，推原其始，皆为庄存与的倡导。这一学派主要成员还有常州人刘逢禄（1776－1829）和宋翔凤（1776－1860），山东曲阜孔广森（1752－1786）；浙江仁和（今杭州）龚自珍（1792－1841）；湖南邵阳魏源（1794－1857）；广东南海康有为（1858－1927）等人。刘、宋二人皆为庄氏外孙，他们和孔广森均为庄存与的学生，龚、魏二人又受业于刘逢禄，康有为的学风也是从这一派衍生出来的，统称之为今文经学派。故梁启超在《儒家哲学》一文中说：

常州在有清一代无论哪一门学问，都有与众不同的地方。……这一派在经学方面，主张今文经学。……自他们专提今文以后，今文在学术界很有极大的势力。继他们而起的，有两个人，籍贯虽然不是常州，然不能不说是常州一派。一个是魏源，……一个是龚自珍，……南海康先生的学风，纯是从这一派衍出。

因此，我们若就近代今文经学的源流关系来说，可将孔广森、龚自珍、魏源、康有为和庄存与、刘逢禄、宋翔凤并称或简称为常州学派。

常州学派学术思想的兴起是有其深刻的社会经济基础的。首先，江南地区的社会经济早在唐宋时代商品经济和城市经济就都非常发达，到明朝中叶时，苏、松、杭、嘉、沪等地丝棉纺织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就萌发起来了。“机户出资，机工出力”［（2）］的雇佣劳动以及商人利用其资本开始控制手工业生产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出现了，这种萌芽极其嫩弱，而且还经常遭受到封建政权和封建行会的压制，嫩芽的发展极其缓慢。但到了清朝乾嘉年间，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得到较大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必然会反映在人们的意识形态上，常州学派的许多主张，正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常州不仅是江南经济重镇，而且文化也较发达。龚自珍在《常州高材篇，送丁若士》一诗中描述常州文风时说：

《易》家人人本虞氏，毖纬户户知何休。声音文字各＠①奥，大抵钟鼎工冥搜。学徒不屑谈贾孔，文体不甚宗韩欧。人人妙擅小乐府，《尔雅》哀怨声能遒。近今算学乃大盛，泰西客到攻如仇。

这正是常州地区文化发达的真实写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再加上文化的发达，造成了今文经学率先重现于江南地区的常州一带，绝不是偶然的。

其次，是社会危机在人们心理上的反映。清乾隆年间虽说是清朝“鼎盛”时期，其实在“鼎盛”的背后，已掩盖不住日益衰败的迹象，官吏贪污成风，军事废驰，财政虚耗，再加上统治者奢侈无度，腐败惊人！到了嘉道年间，“内乱”“外患”，危机四伏，震恸朝野，清政府中一批有识正直的人士们发现清政府原有旧的统治体制和统治思想已不合时宜，遂相与倡言变法图强。但由于历史的局限、资本主义萌芽缓慢，与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又未接触，他们只是从中国社会历史中原有的儒家经学里寻找思想理论武器。而当时学术思想界沉浸于训诂名物的考订，不关心国家民族的兴衰存亡及现实社会政治。现实提供不了他们需要的武器。“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经过艰难的寻找，他们在传统经学里发现西汉时代公羊学派今文学家专讲社会历史时时“变易”，社会政治随之变革的理论，因此如获至宝，并急不可待地加以继承和发挥，西汉时代的公羊今文经学复兴起来，“常州学派”就这样形成起来了！

第三，常州学派的产生，也是学术发展的必然，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里说：

入清则节节复古。顾炎武、惠士奇辈专提倡注疏学，则复于六朝，唐。自阎若璩攻伪《古文尚书》后，证明作伪者为王肃，学者乃重提南北朝郑、王公案，绌王申郑，则复于东汉。乾嘉以来，家家许郑，人人贾马，东汉学烂然如日中天矣。悬崖转石，非达于地不止。则西汉今古文旧案，终必须翻腾一度，势则然矣。

梁氏此言，表明今文经学的复兴，是当时学术自然发展的趋势，它的出现是溯时代复古的必然结果。不过，常州学派的主张，并非西汉今文经学的简单翻版，两者的学术思想也不相同。常州学派所讲的孔子“微言大义”，实质上是以孔子为依托，以经学手段来宣传他们的思想，是中国面临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危机时人们思想上的反映。而西汉今文经学则是在领主制经济崩溃之后建立的地主制经济条件下，地主阶级的应变哲学。故二者似是而非。

三、常州学派的史学思想

常州学派中每个人由于各自所处社会经济政治地位的不同，各人的学说思想并不完全相同，而且因每个人所处时代和社会形势的差异，他的学说思想也有所发展、变化。但是，作为传统公羊派三世说的变易改革思想不仅是脉脉相通，而且各人有所发展，特别反映在社会历史观点上相近，兹分述于下。

1．进化论与循环论相掺的历史观。公羊派认为《春秋》一书在记载二百多年历史中所用“书法”不同：“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3）］汉代何休以“传闻世”为“衰乱”，“所闻世”为“升平”，“所见世”为“太平”，这样就构成了一幅从低级到高级，由混乱而有序，循序渐进，日益向上的美丽画卷。未来是如此美好，她激起了许多思想家的无限遐想与憧憬。何休并设计出通过井田制来实现太平之世的途径，确立了“贵人、重公、贱私”的原则；在这个理想世界里，天子、诸侯、司空、父老和里正都在为大家办事，“民无近忧”，财力均匀，“四海之内莫不乐其业”，人们“崇仁义，讥二名”，［（4）］……

近代常州学派的学者们对于何休的这套理论深信不疑。清乾嘉年间的刘逢禄评价何休的这个总结时，根据自己的体会增加进了自己的一些新内容。这主要表现在他所倡说的“大一统”思想上。他主张要以一个强有力的天子出面维持王纲之不缀，并反复强调“王鲁”，“以《春秋》当新王”［（5）］，即以未来的新局面为王，所以他的历史观是具有向前看的进化思想。

魏源处在鸦片战争前后，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处于内忧外患国势垂危的境遇中。因此，他针对时弊，力倡公羊三世说变易思想和改革政治的议论，宣称“三代私而后代公”，“后世之事胜于三代”［（6）］，由私到公，由三代而后代，正是人类社会进化的道路，坚决反对守旧复古。他说：“变古愈尽，便民愈甚”。［（7）］他反对那种颂古非今的复古主义思想，举赋税之由租庸调到两税法、再到一条鞭法的史实为例，说明“天下事，人情所不便者，变可复，人情所群便者，变则不可复”。［（8）］主张变易和改革，反对守旧复古，对于当时学术界忧国忧民的有识之士，影响很大。

康有为生活在清晚期辛亥革命前后，中国已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危机不断深化的过程中，他是广东南海人，靠近港澳，接受西方资产阶级思想较早，出于其爱国主义的忧患意识，力主维新变法，救亡图存，在常州学派公羊三世说的感召下，终于形成了他的那一套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历史观。他所主张的公羊三世说历史观，不仅是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史学的核心，而且也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治运动的理论基础。这一观点形成于其所著《礼运注》，到撰《孔子改制考》时作了进一步发挥。

大道者何？人理至公；太平世，大同之道也。三代之英，升平世小康

之道也。孔子生据乱世，而志则常在太平世，必进化至大同，乃孚素志至

不得已，亦为小康，而皆不逮，此所由顾生民而兴衰也。［（9）］可见康有为也是继承《春秋》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三世说，并认为世界的发展必将“进化至大同”。在《孔子改制考》中，康有为认为六经皆孔子托古改制，寄托其政治理想的作品，三代盛世是孔子“托之以言其盛”；孔子虽身在据乱世，但他向往着太平世，企图拨乱救民，故创儒教以救人民。但是失败后，康有为的思想逐渐堕落，他在《中庸注》里公然提出“三世三重说”，放慢改良步伐，成为反对革命的庸俗进化论的代表。尽管后，他仍讲改良，但孙中山领导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已蓬勃发展起来，在这时康有为还倡什么“三世三重”说的进化、改良，不是已走上反革命的道路上去了吗？

由此可见，常州学派的历史观是认为历史的发展经过据乱世、升平世，进入太平世，所以是不断进化的。应该指出的是这种进化观掺杂着循环论思想。如刘逢禄尝言：

三王之道若循环，终则复始，穷则反本，非仅明天命所授者博，不独一姓也。夫正朔必三而改，故《春秋》损之而用忠，文质必再复。［（10）］非常明白地流露出历史循环论的思想。龚自珍也说：“万物之数括于三：初异中，中异终，终不异初。……万物一而立，再而反，三而如初”。［（11）］魏源则说：“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治久习安，安生乐，乐生乱，乱久习患，患生忧，忧生治”。［（12）］都表现出循环论的糟粕。

2．传统大同理想与近代社会主义运动。康有为发展公羊三世说理论，结合《礼记·礼运》篇的有关描述，于1901年至1902年间写成著名的《大同书》，提出只有行大同太平之道，才能“救生人之苦，求其大乐”。他在《去产界公生业》中说：“今欲致大同，必去人之私产而后可；凡农工商之业，必归之公。”并且具体规划说，农业要实行“公农”，即“举天下产田皆为公有，人无得私有私卖之”；工业要实行“公工”，即“大同世之工业，使天下之工必尽归于公，凡百工大小之制造厂、铁道、轮船皆归焉，不许有独人之私业矣。”商业要实行“公商”，即“大同世之商业，不得有私产之商，举全地之商业皆归公政府商部统之”。［（13）］很显然，康有为的大同理想受到西欧空想社会主义的某些影响。

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理想的民族。大同理想在中国有着极为深厚的社会基础和广泛的群众基础，它鼓舞着无数仁人志士为追求美好的理想王国而不断地奋斗，对于启蒙时期的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传播，也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孙中山说：“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14）］吴玉章回忆他初读社会主义书籍时，觉得其中“所描绘的人人平等，消灭贫富的远大理想，大大地鼓舞了我，使人联想起孙中山先生倡导的三民主义和中国古代世界大同的学说。所有这些，在我脑子里交织成一幅未来社会美丽远景。”［（15）］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中国得到迅速发展，是与中国人民具有大同理想有着密切关系。但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并非是中国原有大同理想的“现代版”，二者之间存在着根本不同。科学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的革命理想，它是建立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之上，通过暴力革命运动来实现的；而大同思想则是产生于封建社会里的一批士大夫知识分子对未来的幻想，它建立在井田制的基础上，力图通过点点滴滴的改良来实现它。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人们逐渐认识到二者之间的不同，从信仰大同学说，转变到信仰马克思主义，例如吕思勉先生于1952年所写《自述》一文里就谈到他在1931年前后思想变化和发展的历程，他说：

马列主义初入中国，予即略有接触，但不深究，年四十七，偶与在苏州时之旧同学马精武君会晤，马君劝予读马列主义之书，余乃读之稍多。

于此主义，深为服膺，盖予夙抱大同之愿，然于其可致之道，及其致之之途，未有明确见解，至此乃如获指针也。［（16）］这段话表明大同理想对于他思想的转变有着极大的基础作用，类似的思想经历在共产主义运动初期的知识分子党员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研究大同理想的发展经历，对于了解共产主义运动在什么样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并逐渐成长为一颗大树的过程，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3．经世致用的治学主张。常州学派的产生是对当时脱离经世致用的治学风气的反动。我们知道，乾嘉时代，汉学如日中天，“家家许郑”，治学崇尚考据。虽然考据有其积极意义，但整个学术界都致力于此，以为舍此以外别无学问的想法就不正常了。章学诚（1738－1801）曾经针对这种情况批评道：“近日学者风气，征实太多，发挥太少，有如桑蚕食叶而不能抽丝。”［（17）］为了救弊纠偏，他主张讲求经传之微言大义，“就经传而作训故，虽伏郑大儒不能无强求失实之弊，以人事有意为攻取也。……离经传而说大义，虽诸子百家未尝无精微神妙之解，以天机无意而自呈也。”［（18）］此说和常州学派治学主张若合符节。于此可见，乾隆晚期学术界已有人认识到考证的不足和缺限，而主张以新的学风代替旧的学风。

常州学派的首创者庄存与阐发公羊学派“微言大义”，重在经世致用。他在其所著《周官记》里说：“古先圣王之所以导其民者，先务于农民。”并指出齐民务农与否有三利三不利，要求清政府加强农业建设。他的这一主张在当时农民与地主两个阶级之间矛盾不断深化，农民起义此伏彼起的时候提出，自然有其经世致用的意图的。刘逢禄、宋翔凤诸人逐步将公羊学和历史实际结合得更密切些而又有所发展，为以后谈改制议变法诸人提供改革方案，［（19）］而龚自珍、魏源则以经术作政论，倡论时政之得失，力主变革。

龚自珍目睹鸦片战争前夕清朝统治阶级腐朽内幕，大胆地指陈时弊，撰写四篇《明良论》，力倡变法自强，反映了中国社会步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前夕，社会危机的深重。针对当时鸦片之害，提出“食者宜缳首诛”［（20）］的严禁论，他还认识到严禁鸦片将会导致外国的武装入侵，提醒林则徐讲求火器的制作与使用，以武力作后盾。此论得到林则徐的高度评价，称其“责难陈义之高，非谋识宏远者不能言，而非关注深切者不肯言也。”［（21）］针对沙俄侵略我国西北边疆的野心，龚自珍建议设置行省以加强管理。［（22）］所有这些都是他经世致用思想的表现。

魏源治学亦以通经致用为主旨，力图将学问施之于政事，对于当时“士大夫不讨掌故，道听途说，其究至于贻误国家”［（23）］的状况非常担忧，代贺长龄辑成《皇朝经世文编》，以期有补于世。鸦片战争之后，魏源著成《圣武记》历述清初武功，以期重振清王朝的声威，书中提出“以彼长技，御彼长技”［（24）］的主张，提倡学习外国的先进知识，对于此后中国的维新运动及日本的维新运动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5）］。不仅如此，魏源还关心盐政，写下《筹盐篇》；关心漕运，写下《道光丙戍海运记》等文，以实际行动关心现实，解决现实危机。这些建议后为主管人员采纳，均收到显著效果。康有为的经世致用主张更是家喻户晓，这里就不专门论述了。

4．疑古惑经思想。疑古思想在中国产生甚早，《孟子·告子》篇言“尽信书，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可见春秋战国时人们已经对文献的可信性产生了怀疑。唐代刘知几著《史通》，对于《尚书》、《春秋》等皆有怀疑，指出六经所言不真，不可全信。“鲁史之有《春秋》也，外为贤者，内为本国，事靡洪纤，动皆隐讳。斯乃周公之格言。然何必《春秋》，在于六经，亦皆如此。”［（26）］到清代，考证学发达，阎若璩继承前人思想，著《古文尚书疏证》，以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古文《尚书》为伪书，昔日众人奉为神明的经典竟是伪书！这对于思想界震撼之大可想而知。及至章学诚，又在理论上提出“六经皆史”－－皆三代之历史，将经学的地位降到与史相等，从而为此后的疑古惑经思想扫除了障碍。他们的这些主张开了常州学派疑古惑经的先河。

常州学派的健将刘逢禄全部否定《左传》，认为其中的义法，凡例皆出自刘歆伪造，他说：“余年十二读《左氏春秋》，疑其书法是非多失大义。”并具体地指出左氏书法不当之处：“（颖）考叔于庄公，君臣也，不可云‘施及’，亦不可云‘尔类’，不辞甚矣。凡引‘君子’之云多出后附益”，又批评《左传》的“凡例”云：“凡例以称人而执为执有罪，固不可通矣。”［（27）］从而完全否定《左传》的真实性。

龚自珍继承章学诚“六经皆史”的主张，言“六经者，固史之宗子也。”［（28）］延伸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之绪余，疑《左传》为刘歆伪造，“于《左氏春秋》审为刘歆窜益，显然有迹者，因撰《左氏决疣》一卷”。［（29）］又疑《周官》为刘歆所造，则曰：“《周官》晚出，刘歆始立。刘向、班固灼知其出于晚周先秦之士掇拾旧章所为，附之于《礼》，等之于《明堂》、《阴阳》而已。后世称为经，是为述刘歆非述孔子”，［（30）］“《周官》之称经，王莽所加”。［（31）］。对于其它经书，龚自珍亦有所疑，在《古史钩深论三》里说欲写定群经，可见其对群经皆有所疑。

魏源对《诗经》、《尚书》皆有所疑。著《书古微》、《诗古微》二书，均收入阮元主编之《皇清经解续编》之内。在《书古微序》中作者说明是书之作目的在于对《尚书》进行“补亡”、“正讹”［（32）］等工作。这表明在他看来《尚书》中有佚失，有错误，需要他来“补亡”“正讹”。他自述《诗古微》的写作目的为：

所以发挥齐鲁韩三家《诗》之微言大谊，补苴其罅漏，张皇其幽渺，以豁除《毛诗》美、刺、正、变之滞例，而揭周公、孔子制礼正乐之用心于来世也。［（33）］即使对于他深信的今文经，亦觉得其中有罅漏，需要他来补苴！更不用说他不相信的古文经了。

康有为继承常州学派先贤疑古惑经的思想，并加以发展，著《新学伪经考》，认为凡西汉末年刘歆所力争立为博士之经皆为新莽之学，为刘歆所伪造，甚至于《史记》、《楚辞》中也有刘歆羼入的数十条内容；出土之钟鼎彝器，皆为刘歆私铸埋藏于地下以欺后人。又著《孔子改制考》，认为孔子作六经，托古以改制，“尧舜者，孔子托也，其人有无不可知；即有，亦至寻常；经典中尧舜之盛德大业，皆孔子理想上所构成也。”这样一来，“数千年来共认为神圣不可侵犯之经典，根本发生疑问，引起学者怀疑批评的态度。”［（34）］应该指出的是，常州学派的这种疑古惑经思想在某种程度上，确实走向了极端。他们全面否定古代典籍的可靠性，在历史上造成了不良影响，对此后的、民族虚无主义有着直接的诱因。

常州学派的疑古惑经思想影响到顾颉刚的《古史辩》运动。顾颉刚曾标点过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时常称赞此书。［（35）］对于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的论点，也表赞同，认为“刘歆既经造了假古董来开新文化，为要使它流行，便不得不插入些时代的需要，作鼓动有势力者护法的方术”，从而助莽篡汉，“作为国师”。［（36）］《孔子改制考》一书对他的影响更大，自从读了此书第一篇之后，“经过了五六年的酝酿，到这时，始有推翻古史明了的意识和清楚的计划。”又称“我的推翻古史的动机，固是受了《孔子改制考》的明白指出上古茫昧无稽的启发。”［（37）］顾颉刚“层累地造成古史说”实际上和康有为的诸子争相伪造更古老的史事来压服他人，时代愈后，所造的古史愈早；时代愈后，所造的人物形象愈加放大之说若相仿佛。故而我们说常州学派的疑古惑经思想影响了《古史辨》运动的发展。

四、几句结语

常州学派是在鸦片战争前后，中国封建社会朝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沦落时出现的关心国计民生、讲求经世致用、主张救亡图存的学派。它复兴于常州，其后此派不尽为常州人，但因为他们皆服膺于庄存与、刘逢禄，治学主张亦大致相同，故以常州学派称之。常州学派的历史观介于进化论与循环论之间；他们继承公羊学的历史变易思想，针对时弊，力倡改革，慨然以天下兴亡为己任，关心现实，讲求经世致用；他们的疑古惑经思想影响到此后的《古史辨》运动。常州学派所信奉的大同理想，对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提供了思想基础，影响了吕思勉、吴玉章等人的思想。但是，大同理想在本质上说是不科学的，它并不等于共产主义，对此我们另有专文论述。总之，常州学派的学术思想有其进步性，值得我们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加以总结与继承。

参考文献：

（1）《汉书·艺文志》。

（2）《万历实录》卷三六一。

（3）这句话在《春秋公羊传》里共出现三次，分见隐公元年，恒公二年三月，哀公十四年春。

（4）何休《公羊解诂》，隐公元年，“公子益师卒”下。

（5）（10）刘逢禄：《春秋经传何氏释例》，《王鲁例第十一》；《通三统例第二》。

（6）《魏源集·默觚下》，《治篇九》。

（7）（8）（12）《魏源集·默觚下》，《冶篇五》；《治篇三》

（9）康有为：《礼运注》。

（11）《龚自珍全集·壬癸之际胎观第五》。

（13）以上引文均见康有为：《大同书·去产界公生业》。

（14）《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802页。

（15）《吴玉章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版，104－105页。

（16）此文载《常州文史资料》，第五辑。

（17）《章学诚遗书》，卷九，《与汪龙庄书》。

（18）同上书，卷十三，《吴澄野太守历代诗钞商语》。

（19）参见杨向奎《清代的今文经学》，载《清史论丛》第一辑。

（20）《龚自珍全集·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

（21）林氏之《复札》，见上文后之附录。

（22）《龚自珍全集、西域置行省议》。

（23）（24）魏源《圣武记》卷十一；卷十四。

（25）参见吴泽主编《中国近代史学史》，上册，第一编，第二章，第一节有关内容。

（26）刘知几《史通·疑古》。

（27）以上引文见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

（28）《龚自珍全集·古史钩沉论二》。

（29）张祖廉《定庵先生年谱外纪》。

（30）《龚自珍全集·六经正名》。

（31）《龚自珍全集·六经正名答问一》。

（32）《魏源集·书古微序》。

（33）《魏源集·诗古微序》。

（34）以上引文见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之“二十三”。

（35）参见汤志钧《近代经学与政治》第八章有关内容。

常州学派范文篇3

两汉时，经学家对今古文的真伪等问题发生过多次激烈争论。这场争论，导致了今文经学的衰落与古文经学的逐渐强大，古文经学最终完全压倒了今文经学。事情的经过学者们都很熟悉，这里略去不谈。但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们以为原因有二：

首先是西汉新兴地主制封建社会经济政治统治成长和地主阶级内部各阶层间的矛盾斗争急化的表现。汉武帝时，全国一统，国力强盛，交通发达，尤其是沿海地区航海业的发展，封建帝王贵族统治阶级对于辽阔无垠的大海怀着无限憧憬和幻想，他们幻想延年益寿，以为服食丹药便可长生不老，于是在阴阳五行、儒学思想中涌现出天人合一之说，这得到了皇帝贵族们的欣赏。这时新兴的地主政权正处在朝气蓬勃的成长时期，充满着积极进取的精神，以发展和变易为主要特点的今文经学受到了他们的垂青，今文经学得到了大发展。可是，到了西汉末年，地主经济发展，土地兼并严重，农民失去土地，四处流亡，先后激起绿林和赤眉农民武装起义，地主阶级已没有了当年的雄风和勇气，他们担心变易思想会影响他们岌岌可危的政权，只期望能勉强维持目前的统治局面，以不变为指导思想的古文经学受到了帝王贵族们的欢迎与扶持，迅速发展起来。

其次，今文经学发展到西汉末年后，出现章句烦琐空泛的弊端。正如桓谭在《新论》中所说：“秦近君能说《尧典》，篇目两字之谊至十余万言；但说‘曰若稽古’，三万言。”这样，经书章句烦琐，“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1）］这么烦琐的东西不利于今文经学的发展。而古文经学只着重在字句的训诂，比较简单，故为一般学者所接受。东汉时的郑玄和马融以古文经学派的说法为主，遍注群经，兼采一些今文，古今杂糅，例如郑玄笺《诗》用毛本为主，兼采今文三家之言，注《尚书》等亦是如此。郑、马二人在当时学术界的影响很大，学者们群起仿效，古文经学乘势而起，取代了今文经学的地位。

二、常州学派的出现及原因

今文经学自东汉以后为古文经学所压倒，但仍不绝如缕，宋明以来，那些倡言改革、变法的思想家们，或多或少地都受到变易思想乃至井田制、大同理想等今文经学思想的影响。早在唐宋时代，商品经济和城市经济不断发展，明清时期，封建社会内部资本主义萌芽不断滋长，到了清初康乾以后，特别是鸦片战争前后，地主制封建社会经济形态不断地趋于衰败解体，“内乱”“外患”交相凌袭，地主制封建社会逐步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分解沦落。当时清政府中的一些有识之士，深感清王朝的统治和自己所处社会地位的垂危，他们泣血椎心，开展救亡图存和有以自处的自救运动。这些人大多是经学家，他们厌恶传统的古文派旧说，求助于被压千百年难见天日的今文经学中主张变易思想的公羊学说，以之作为变法改革的理论支柱。于是，就在乾嘉学派鼎盛时期，公羊派今文经学经过一段蕴酿和发生时期终于拔地而起，常州学派诞生了！

常州学派的开创者是庄存与和刘逢禄。庄存与（1719－1788），常州人，是复兴今文经学的第一人。晚清之季，今文经学一跃而成为时尚，一时学人大都倡言变法自强，推原其始，皆为庄存与的倡导。这一学派主要成员还有常州人刘逢禄（1776－1829）和宋翔凤（1776－1860），山东曲阜孔广森（1752－1786）；浙江仁和（今杭州）龚自珍（1792－1841）；湖南邵阳魏源（1794－1857）；广东南海康有为（1858－1927）等人。刘、宋二人皆为庄氏外孙，他们和孔广森均为庄存与的学生，龚、魏二人又受业于刘逢禄，康有为的学风也是从这一派衍生出来的，统称之为今文经学派。故梁启超在《儒家哲学》一文中说：

常州在有清一代无论哪一门学问，都有与众不同的地方。……这一派在经学方面，主张今文经学。……自他们专提今文以后，今文在学术界很有极大的势力。继他们而起的，有两个人，籍贯虽然不是常州，然不能不说是常州一派。一个是魏源，……一个是龚自珍，……南海康先生的学风，纯是从这一派衍出。

因此，我们若就近代今文经学的源流关系来说，可将孔广森、龚自珍、魏源、康有为和庄存与、刘逢禄、宋翔凤并称或简称为常州学派。

常州学派学术思想的兴起是有其深刻的社会经济基础的。首先，江南地区的社会经济早在唐宋时代商品经济和城市经济就都非常发达，到明朝中叶时，苏、松、杭、嘉、沪等地丝棉纺织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就萌发起来了。“机户出资，机工出力”［（2）］的雇佣劳动以及商人利用其资本开始控制手工业生产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出现了，这种萌芽极其嫩弱，而且还经常遭受到封建政权和封建行会的压制，嫩芽的发展极其缓慢。但到了清朝乾嘉年间，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得到较大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必然会反映在人们的意识形态上，常州学派的许多主张，正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常州不仅是江南经济重镇，而且文化也较发达。龚自珍在《常州高材篇，送丁若士》一诗中描述常州文风时说：

《易》家人人本虞氏，毖纬户户知何休。声音文字各＠①奥，大抵钟鼎工冥搜。学徒不屑谈贾孔，文体不甚宗韩欧。人人妙擅小乐府，《尔雅》哀怨声能遒。近今算学乃大盛，泰西客到攻如仇。

这正是常州地区文化发达的真实写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再加上文化的发达，造成了今文经学率先重现于江南地区的常州一带，绝不是偶然的。

其次，是社会危机在人们心理上的反映。清乾隆年间虽说是清朝“鼎盛”时期，其实在“鼎盛”的背后，已掩盖不住日益衰败的迹象，官吏贪污成风，军事废驰，财政虚耗，再加上统治者奢侈无度，腐败惊人！到了嘉道年间，“内乱”“外患”，危机四伏，震恸朝野，清政府中一批有识正直的人士们发现清政府原有旧的统治体制和统治思想已不合时宜，遂相与倡言变法图强。但由于历史的局限、资本主义萌芽缓慢，与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又未接触，他们只是从中国社会历史中原有的儒家经学里寻找思想理论武器。而当时学术思想界沉浸于训诂名物的考订，不关心国家民族的兴衰存亡及现实社会政治。现实提供不了他们需要的武器。“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经过艰难的寻找，他们在传统经学里发现西汉时代公羊学派今文学家专讲社会历史时时“变易”，社会政治随之变革的理论，因此如获至宝，并急不可待地加以继承和发挥，西汉时代的公羊今文经学复兴起来，“常州学派”就这样形成起来了！

第三，常州学派的产生，也是学术发展的必然，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里说：

入清则节节复古。顾炎武、惠士奇辈专提倡注疏学，则复于六朝，唐。自阎若璩攻伪《古文尚书》后，证明作伪者为王肃，学者乃重提南北朝郑、王公案，绌王申郑，则复于东汉。乾嘉以来，家家许郑，人人贾马，东汉学烂然如日中天矣。悬崖转石，非达于地不止。则西汉今古文旧案，终必须翻腾一度，势则然矣。

梁氏此言，表明今文经学的复兴，是当时学术自然发展的趋势，它的出现是溯时代复古的必然结果。不过，常州学派的主张，并非西汉今文经学的简单翻版，两者的学术思想也不相同。常州学派所讲的孔子“微言大义”，实质上是以孔子为依托，以经学手段来宣传他们的思想，是中国面临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危机时人们思想上的反映。而西汉今文经学则是在领主制经济崩溃之后建立的地主制经济条件下，地主阶级的应变哲学。故二者似是而非。

三、常州学派的史学思想

常州学派中每个人由于各自所处社会经济政治地位的不同，各人的学说思想并不完全相同，而且因每个人所处时代和社会形势的差异，他的学说思想也有所发展、变化。但是，作为传统公羊派三世说的变易改革思想不仅是脉脉相通，而且各人有所发展，特别反映在社会历史观点上相近，兹分述于下。

1．进化论与循环论相掺的历史观。公羊派认为《春秋》一书在记载二百多年历史中所用“书法”不同：“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3）］汉代何休以“传闻世”为“衰乱”，“所闻世”为“升平”，“所见世”为“太平”，这样就构成了一幅从低级到高级，由混乱而有序，循序渐进，日益向上的美丽画卷。未来是如此美好，她激起了许多思想家的无限遐想与憧憬。何休并设计出通过井田制来实现太平之世的途径，确立了“贵人、重公、贱私”的原则；在这个理想世界里，天子、诸侯、司空、父老和里正都在为大家办事，“民无近忧”，财力均匀，“四海之内莫不乐其业”，人们“崇仁义，讥二名”，［（4）］……

近代常州学派的学者们对于何休的这套理论深信不疑。清乾嘉年间的刘逢禄评价何休的这个总结时，根据自己的体会增加进了自己的一些新内容。这主要表现在他所倡说的“大一统”思想上。他主张要以一个强有力的天子出面维持王纲之不缀，并反复强调“王鲁”，“以《春秋》当新王”［（5）］，即以未来的新局面为王，所以他的历史观是具有向前看的进化思想。

魏源处在鸦片战争前后，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处于内忧外患国势垂危的境遇中。因此，他针对时弊，力倡公羊三世说变易思想和改革政治的议论，宣称“三代私而后代公”，“后世之事胜于三代”［（6）］，由私到公，由三代而后代，正是人类社会进化的道路，坚决反对守旧复古。他说：“变古愈尽，便民愈甚”。［（7）］他反对那种颂古非今的复古主义思想，举赋税之由租庸调到两税法、再到一条鞭法的史实为例，说明“天下事，人情所不便者，变可复，人情所群便者，变则不可复”。［（8）］主张变易和改革，反对守旧复古，对于当时学术界忧国忧民的有识之士，影响很大。

康有为生活在清晚期辛亥革命前后，中国已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危机不断深化的过程中，他是广东南海人，靠近港澳，接受西方资产阶级思想较早，出于其爱国主义的忧患意识，力主维新变法，救亡图存，在常州学派公羊三世说的感召下，终于形成了他的那一套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历史观。他所主张的公羊三世说历史观，不仅是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史学的核心，而且也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治运动的理论基础。这一观点形成于其所著《礼运注》，到撰《孔子改制考》时作了进一步发挥。

大道者何？人理至公；太平世，大同之道也。三代之英，升平世小康

之道也。孔子生据乱世，而志则常在太平世，必进化至大同，乃孚素志至

不得已，亦为小康，而皆不逮，此所由顾生民而兴衰也。［（9）］可见康有为也是继承《春秋》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三世说，并认为世界的发展必将“进化至大同”。在《孔子改制考》中，康有为认为六经皆孔子托古改制，寄托其政治理想的作品，三代盛世是孔子“托之以言其盛”；孔子虽身在据乱世，但他向往着太平世，企图拨乱救民，故创儒教以救人民。但是失败后，康有为的思想逐渐堕落，他在《中庸注》里公然提出“三世三重说”，放慢改良步伐，成为反对革命的庸俗进化论的代表。尽管后，他仍讲改良，但孙中山领导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已蓬勃发展起来，在这时康有为还倡什么“三世三重”说的进化、改良，不是已走上反革命的道路上去了吗？

由此可见，常州学派的历史观是认为历史的发展经过据乱世、升平世，进入太平世，所以是不断进化的。应该指出的是这种进化观掺杂着循环论思想。如刘逢禄尝言：

三王之道若循环，终则复始，穷则反本，非仅明天命所授者博，不独一姓也。夫正朔必三而改，故《春秋》损之而用忠，文质必再复。［（10）］非常明白地流露出历史循环论的思想。龚自珍也说：“万物之数括于三：初异中，中异终，终不异初。……万物一而立，再而反，三而如初”。［（11）］魏源则说：“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治久习安，安生乐，乐生乱，乱久习患，患生忧，忧生治”。［（12）］都表现出循环论的糟粕。

2．传统大同理想与近代社会主义运动。康有为发展公羊三世说理论，结合《礼记·礼运》篇的有关描述，于1901年至1902年间写成著名的《大同书》，提出只有行大同太平之道，才能“救生人之苦，求其大乐”。他在《去产界公生业》中说：“今欲致大同，必去人之私产而后可；凡农工商之业，必归之公。”并且具体规划说，农业要实行“公农”，即“举天下产田皆为公有，人无得私有私卖之”；工业要实行“公工”，即“大同世之工业，使天下之工必尽归于公，凡百工大小之制造厂、铁道、轮船皆归焉，不许有独人之私业矣。”商业要实行“公商”，即“大同世之商业，不得有私产之商，举全地之商业皆归公政府商部统之”。［（13）］很显然，康有为的大同理想受到西欧空想社会主义的某些影响。

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理想的民族。大同理想在中国有着极为深厚的社会基础和广泛的群众基础，它鼓舞着无数仁人志士为追求美好的理想王国而不断地奋斗，对于启蒙时期的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传播，也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孙中山说：“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14）］吴玉章回忆他初读社会主义书籍时，觉得其中“所描绘的人人平等，消灭贫富的远大理想，大大地鼓舞了我，使人联想起孙中山先生倡导的三民主义和中国古代世界大同的学说。所有这些，在我脑子里交织成一幅未来社会美丽远景。”［（15）］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中国得到迅速发展，是与中国人民具有大同理想有着密切关系。但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并非是中国原有大同理想的“现代版”，二者之间存在着根本不同。科学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的革命理想，它是建立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之上，通过暴力革命运动来实现的；而大同思想则是产生于封建社会里的一批士大夫知识分子对未来的幻想，它建立在井田制的基础上，力图通过点点滴滴的改良来实现它。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人们逐渐认识到二者之间的不同，从信仰大同学说，转变到信仰马克思主义，例如吕思勉先生于1952年所写《自述》一文里就谈到他在1931年前后思想变化和发展的历程，他说：

马列主义初入中国，予即略有接触，但不深究，年四十七，偶与在苏州时之旧同学马精武君会晤，马君劝予读马列主义之书，余乃读之稍多。

于此主义，深为服膺，盖予夙抱大同之愿，然于其可致之道，及其致之之途，未有明确见解，至此乃如获指针也。［（16）］这段话表明大同理想对于他思想的转变有着极大的基础作用，类似的思想经历在共产主义运动初期的知识分子党员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研究大同理想的发展经历，对于了解共产主义运动在什么样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并逐渐成长为一颗大树的过程，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3．经世致用的治学主张。常州学派的产生是对当时脱离经世致用的治学风气的反动。我们知道，乾嘉时代，汉学如日中天，“家家许郑”，治学崇尚考据。虽然考据有其积极意义，但整个学术界都致力于此，以为舍此以外别无学问的想法就不正常了。章学诚（1738－1801）曾经针对这种情况批评道：“近日学者风气，征实太多，发挥太少，有如桑蚕食叶而不能抽丝。”［（17）］为了救弊纠偏，他主张讲求经传之微言大义，“就经传而作训故，虽伏郑大儒不能无强求失实之弊，以人事有意为攻取也。……离经传而说大义，虽诸子百家未尝无精微神妙之解，以天机无意而自呈也。”［（18）］此说和常州学派治学主张若合符节。于此可见，乾隆晚期学术界已有人认识到考证的不足和缺限，而主张以新的学风代替旧的学风。

常州学派的首创者庄存与阐发公羊学派“微言大义”，重在经世致用。他在其所著《周官记》里说：“古先圣王之所以导其民者，先务于农民。”并指出齐民务农与否有三利三不利，要求清政府加强农业建设。他的这一主张在当时农民与地主两个阶级之间矛盾不断深化，农民起义此伏彼起的时候提出，自然有其经世致用的意图的。刘逢禄、宋翔凤诸人逐步将公羊学和历史实际结合得更密切些而又有所发展，为以后谈改制议变法诸人提供改革方案，［（19）］而龚自珍、魏源则以经术作政论，倡论时政之得失，力主变革。

龚自珍目睹鸦片战争前夕清朝统治阶级腐朽内幕，大胆地指陈时弊，撰写四篇《明良论》，力倡变法自强，反映了中国社会步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前夕，社会危机的深重。针对当时鸦片之害，提出“食者宜缳首诛”［（20）］的严禁论，他还认识到严禁鸦片将会导致外国的武装入侵，提醒林则徐讲求火器的制作与使用，以武力作后盾。此论得到林则徐的高度评价，称其“责难陈义之高，非谋识宏远者不能言，而非关注深切者不肯言也。”［（21）］针对沙俄侵略我国西北边疆的野心，龚自珍建议设置行省以加强管理。［（22）］所有这些都是他经世致用思想的表现。

魏源治学亦以通经致用为主旨，力图将学问施之于政事，对于当时“士大夫不讨掌故，道听途说，其究至于贻误国家”［（23）］的状况非常担忧，代贺长龄辑成《皇朝经世文编》，以期有补于世。鸦片战争之后，魏源著成《圣武记》历述清初武功，以期重振清王朝的声威，书中提出“以彼长技，御彼长技”［（24）］的主张，提倡学习外国的先进知识，对于此后中国的维新运动及日本的维新运动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5）］。不仅如此，魏源还关心盐政，写下《筹盐篇》；关心漕运，写下《道光丙戍海运记》等文，以实际行动关心现实，解决现实危机。这些建议后为主管人员采纳，均收到显著效果。康有为的经世致用主张更是家喻户晓，这里就不专门论述了。

4．疑古惑经思想。疑古思想在中国产生甚早，《孟子·告子》篇言“尽信书，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可见春秋战国时人们已经对文献的可信性产生了怀疑。唐代刘知几著《史通》，对于《尚书》、《春秋》等皆有怀疑，指出六经所言不真，不可全信。“鲁史之有《春秋》也，外为贤者，内为本国，事靡洪纤，动皆隐讳。斯乃周公之格言。然何必《春秋》，在于六经，亦皆如此。”［（26）］到清代，考证学发达，阎若璩继承前人思想，著《古文尚书疏证》，以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古文《尚书》为伪书，昔日众人奉为神明的经典竟是伪书！这对于思想界震撼之大可想而知。及至章学诚，又在理论上提出“六经皆史”－－皆三代之历史，将经学的地位降到与史相等，从而为此后的疑古惑经思想扫除了障碍。他们的这些主张开了常州学派疑古惑经的先河。

常州学派的健将刘逢禄全部否定《左传》，认为其中的义法，凡例皆出自刘歆伪造，他说：“余年十二读《左氏春秋》，疑其书法是非多失大义。”并具体地指出左氏书法不当之处：“（颖）考叔于庄公，君臣也，不可云‘施及’，亦不可云‘尔类’，不辞甚矣。凡引‘君子’之云多出后附益”，又批评《左传》的“凡例”云：“凡例以称人而执为执有罪，固不可通矣。”［（27）］从而完全否定《左传》的真实性。

龚自珍继承章学诚“六经皆史”的主张，言“六经者，固史之宗子也。”［（28）］延伸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之绪余，疑《左传》为刘歆伪造，“于《左氏春秋》审为刘歆窜益，显然有迹者，因撰《左氏决疣》一卷”。［（29）］又疑《周官》为刘歆所造，则曰：“《周官》晚出，刘歆始立。刘向、班固灼知其出于晚周先秦之士掇拾旧章所为，附之于《礼》，等之于《明堂》、《阴阳》而已。后世称为经，是为述刘歆非述孔子”，［（30）］“《周官》之称经，王莽所加”。［（31）］。对于其它经书，龚自珍亦有所疑，在《古史钩深论三》里说欲写定群经，可见其对群经皆有所疑。

魏源对《诗经》、《尚书》皆有所疑。著《书古微》、《诗古微》二书，均收入阮元主编之《皇清经解续编》之内。在《书古微序》中作者说明是书之作目的在于对《尚书》进行“补亡”、“正讹”［（32）］等工作。这表明在他看来《尚书》中有佚失，有错误，需要他来“补亡”“正讹”。他自述《诗古微》的写作目的为：

所以发挥齐鲁韩三家《诗》之微言大谊，补苴其罅漏，张皇其幽渺，以豁除《毛诗》美、刺、正、变之滞例，而揭周公、孔子制礼正乐之用心于来世也。［（33）］即使对于他深信的今文经，亦觉得其中有罅漏，需要他来补苴！更不用说他不相信的古文经了。

康有为继承常州学派先贤疑古惑经的思想，并加以发展，著《新学伪经考》，认为凡西汉末年刘歆所力争立为博士之经皆为新莽之学，为刘歆所伪造，甚至于《史记》、《楚辞》中也有刘歆羼入的数十条内容；出土之钟鼎彝器，皆为刘歆私铸埋藏于地下以欺后人。又著《孔子改制考》，认为孔子作六经，托古以改制，“尧舜者，孔子托也，其人有无不可知；即有，亦至寻常；经典中尧舜之盛德大业，皆孔子理想上所构成也。”这样一来，“数千年来共认为神圣不可侵犯之经典，根本发生疑问，引起学者怀疑批评的态度。”［（34）］应该指出的是，常州学派的这种疑古惑经思想在某种程度上，确实走向了极端。他们全面否定古代典籍的可靠性，在历史上造成了不良影响，对此后的、民族虚无主义有着直接的诱因。

常州学派的疑古惑经思想影响到顾颉刚的《古史辩》运动。顾颉刚曾标点过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时常称赞此书。［（35）］对于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的论点，也表赞同，认为“刘歆既经造了假古董来开新文化，为要使它流行，便不得不插入些时代的需要，作鼓动有势力者护法的方术”，从而助莽篡汉，“作为国师”。［（36）］《孔子改制考》一书对他的影响更大，自从读了此书第一篇之后，“经过了五六年的酝酿，到这时，始有推翻古史明了的意识和清楚的计划。”又称“我的推翻古史的动机，固是受了《孔子改制考》的明白指出上古茫昧无稽的启发。”［（37）］顾颉刚“层累地造成古史说”实际上和康有为的诸子争相伪造更古老的史事来压服他人，时代愈后，所造的古史愈早；时代愈后，所造的人物形象愈加放大之说若相仿佛。故而我们说常州学派的疑古惑经思想影响了《古史辨》运动的发展。

四、几句结语

常州学派是在鸦片战争前后，中国封建社会朝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沦落时出现的关心国计民生、讲求经世致用、主张救亡图存的学派。它复兴于常州，其后此派不尽为常州人，但因为他们皆服膺于庄存与、刘逢禄，治学主张亦大致相同，故以常州学派称之。常州学派的历史观介于进化论与循环论之间；他们继承公羊学的历史变易思想，针对时弊，力倡改革，慨然以天下兴亡为己任，关心现实，讲求经世致用；他们的疑古惑经思想影响到此后的《古史辨》运动。常州学派所信奉的大同理想，对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提供了思想基础，影响了吕思勉、吴玉章等人的思想。但是，大同理想在本质上说是不科学的，它并不等于共产主义，对此我们另有专文论述。总之，常州学派的学术思想有其进步性，值得我们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加以总结与继承。

参考文献：

（1）《汉书·艺文志》。

（2）《万历实录》卷三六一。

（3）这句话在《春秋公羊传》里共出现三次，分见隐公元年，恒公二年三月，哀公十四年春。

（4）何休《公羊解诂》，隐公元年，“公子益师卒”下。

（5）（10）刘逢禄：《春秋经传何氏释例》，《王鲁例第十一》；《通三统例第二》。

（6）《魏源集·默觚下》，《治篇九》。

（7）（8）（12）《魏源集·默觚下》，《冶篇五》；《治篇三》

（9）康有为：《礼运注》。

（11）《龚自珍全集·壬癸之际胎观第五》。

（13）以上引文均见康有为：《大同书·去产界公生业》。

（14）《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802页。

（15）《吴玉章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版，104－105页。

（16）此文载《常州文史资料》，第五辑。

（17）《章学诚遗书》，卷九，《与汪龙庄书》。

（18）同上书，卷十三，《吴澄野太守历代诗钞商语》。

常州学派范文篇4

[摘要]心理学发展到现在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每个时代都有一个或少数几个支撑该时展的学派观点,并且各个学派观相互之间很难融合,在当代都自成一体,形成了比较稳定的学派观点。通过对英文的discipline的解析,不难发现心理学的各个学派正处于危机之中。虽然早期的心理学家也曾经试图融合其他学派的观点到自己的学派中来,但是由于这些融合并不是真正意义的融合,或者说融合的很少,其作用也只是昙花一现。近年来,进化心理学以一种融合各个学派的姿态呈现,并逐渐成为时代的主流。与此同时,库恩在他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也提到心理学应该融合,他的范式学说在学术界有不小的影响。展望心理学的发展,心理学似乎已经迫切的需要一种能够整合心理学的学说,使心理学在整个学术界都能被不同的人们所认可,使它能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学科。

[关键词]分裂融合学派进化心理学

一、各个学派的纷争

以1879年冯特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建立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为标志,心理学踏上了科学的道路,人们开始围绕人的行为和心理历程进行了各种各样的研究,各个学派也相继产生,并发展出一系列的研究方法和学派观点。

冯特的学生铁钦纳创立了构造主义心理学派,该学派的基本观点是认为人类的所有知识来源于感觉印象,而感觉所提供是一些简单的观念或元素。这是一种元素主义的学派观点,使心理学更加科学化的同时,也成了其他学派争相反对的目标。

机能主义学派是第一个与构造主义学派相对立的学派,以意识为研究对象,大力提倡意识流的学说,强调动物与人之间的连续性,并对动物进行了大量研究。该学派的基本观点强调意识具有适应性。

1913年华生发表《在一个行为主义者看来的心理学》宣告行为主义学派诞生,将机能主义心理学推向了极端。行为主义学派反对构造主义学派,主张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行为。

作为反对构造主义学派的另一个学派是格式塔学派,该学派反对元素主义的见解,主张整体观,以直接经验和行为作为该学派的研究对象,主要采用整体的观察法、实验现象学的方法进行研究。

精神分析学派的产生无疑让心理学的研究焦点从意识层面的研究转入潜意识层面,掀起了另一个研究热潮。精神分析学派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异常的人和他们的潜意识,主要采用自由联想法、释梦、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等方法。主张人的一切行为都是由他的潜意识决定的,这与传统心理学对于是否以意识为研究对象的争论形成鲜明的对照。

受生物进化论的影响,皮亚杰对儿童心理学的发展提出了自己独创的见解。皮亚杰提出“建构观”,认为应该研究儿童的动作,并一再强调建构是通过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皮亚杰也对儿童的认知发展的不同阶段作了重要的区分。

随着计算机科学的发展,认知心理学派模拟计算机,以人的内部信息加工过程为研究对象。该学派主张认为人的信息加工是在已有认知结构中的信息选择、接受、编码加工、储存、提取和使用的过程,强调研究的整体性和内部心理机制。

人本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马斯洛主张把个体内在的意识体验或经验作为心理学的首要研究对象,认为人性本是善良的,人是有尊严的人,是有价值的人,是有自我实现的需要的人,主张要以人为中心进行研究和讨论。

二、心理学的分裂

(一)从学科的意义谈心理学的分裂

在英文中是用discipline表示“学科”的,这个单词还有纪律、规范的意思。也就是说一个学科要称之为“学科”,就需要有它的规范和标准。这点在库恩的学说中也得到体现,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范式的概念,范式指的是常规科学所赖以运作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规范,是从事某一科学的研究者群体所共同遵从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而在现存的各个心理学派别中,每个学派都各执一词,各有各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所持的基本观点。每个学派虽然看似都在深入地研究人的心理的发生发展规律,但是实际上都只是在孤立地前行,这种深入更多的是对自己学派的深入,对自己的学派的发扬。所以心理学从这个角度来说是分裂的。

比如早期的行为主义学派,他们的研究对象是行为,完全排除对意识的研究。到了20世纪早期,新行为主义者在坚持可观察实证的基础上,提出实证不仅可以采用直接实证的方法,还可以采用间接实证的方法。这对行为主义学派来说是一个方法论上的新突破,使新行为主义者可以开始探究关于人体内部的因素。但是无论行为主义怎样改进自己的理论,他的理论基础都从未动摇过,也从未真正承认过其他的学派。

(二)企图融合心理学各个学派的一些人的尝试和局限

1909年,美国心理学会邀请弗洛伊德和荣格等人参加克拉克大学校庆,并做专题报告,使得精神分析和机能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融合;1929年苛勒出版《格式塔心理学》,使得格式塔心理学家与行为主义者取得一定程度的沟通……虽然这些人试图融合心理学各个学派,但是由于他们吸收其他学派的思想非常有限,所以对于整个心理学的融合来说,其作用是微乎其微的。对于融合心理学做出更多贡献的是人本主义心理学家,他们从心理学两种基本范式的对立——科学心理学和人文心理学的对立出发,倡导以整体论为基础,坚持经验(或心理)是主观的东西与客观行为的共同体,明确提出融合两种心理学范式的构想。这种企图融合心理学的思想虽然实质上只是实证主义与现象学的折中,但为后人提供了一个从整合两种范式来整合心理学的思路。

三、心理学的发展趋势——进化心理学

(一)进化心理学的发展

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达尔文的进化论为指导的进化心理学派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进化心理学派主要以人的心理起源和本质以及一些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认为人的心理是人类进化过程中通过自然选择形成的适应装置,心理学的研究目的在于发现、理解和详尽描绘人类心理。

进化心理学似乎是为整合心理学各个学派而生的,该学派的学者认为心理是由大量特殊的、解决某种适应性问题的心理机制构成的,不同的适应问题会有不同的解决方法。这个观点是针对主流的心理学观点提出的,主流的心理学观点认为心理机制具有普遍性,在不同的领域以本质上相同的方式产生作用。进化心理学的这个观点似乎在表明每个学派都有自己正确的一面,人的心理现象是可以通过各个方式去解释的,只是这些解释的方式都是以生物进化学说为基础的,也就是无论是行为主义学派研究人的行为而衍生的各个观点,还是精神分析因研究无意识而发展出的一系列理论等都是在经过了自然选择的人类所表现出来的现象为基础的,而经过了自然选择的人类所表现出来的现象都是由大量特殊的、解决某种适应性问题的心理机制作用而成的。

进化心理学同时注意到了心理学理论的两种倾向——实证主义和现象学。实证主义强调心理学对象的可被观察性,所得出的理论观点都必须从经验观察中提炼和抽取。而现象学则主张将直接经验作为心理学的对象,强调对人及其独特性研究,将人生的意义与价值作为研究的重点。这两种心理学的视角的差异随着他们各自的发展而日趋显著。进化心理学正是看到了这种差异对于现存心理学的威胁,提出人类有一个普遍的内在本性,即进化而成的心理机制,希望从一个更宏观的角度去统合实证主义和现象学。众所周知,新进化主义心理学是以认知心理学的信息加工原则为基础的,认知心理学将人比作计算机,更倾向于一种实证的方法,而新进化论认为人的心理是由通过自然选择形成的、大量的功能专门化的信息加工机制所组成,而不是所有的心理过程都是按照同样的信息加工原则进行反映的。从新进化论的这个观点看出,该观点在实证的基础上,更强调了心理活动的能动作用,是一种后经验主义的心理学观点,使得心理学的两种理论倾向趋于统一。

(二)心理学的新发展趋势

从进化心理学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出心理学的一个整体的发展趋势——心理学的融合。库恩在他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中也提到这种趋势,即库恩提出“范式”说,所谓的范式,就是一种“理论框架”或“认识模型”,规定了在某一领域中应当研究些什么问题,采用些什么方法。范式使得心理学的研究更为规范化,更为一致。

但是库恩的范式说也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因为他的学说更多的是建立在相对主义的基础之上,很容易使人们陷入唯心主义的漩涡。

四、对心理学发展史的展望

从学科的角度来说,心理学正面临四分五裂的状态,如果没有一个更好的,或者更能融合心理学的理论范式的出现,各个学派仍然处于一种各自为政的状态的话,那么心理学的发展只能算是一种涉猎广,但不深刻的心理学。很多思想敏锐的心理学家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观点。美国学者斯塔兹便提出要在实证主义的基础上统一心理学。他认为心理学的统一需要有统一的哲学,而这个统一的哲学就是统一的实证主义。我国学者车文博先生、葛鲁嘉先生和叶浩生先生也曾撰文探讨过心理学的整合(统一)问题,在整合心理学问题上都认为心理学的整合应该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之上。这些都是在心理学发展棱角分明时期的一种融合的姿态,似乎是在研究一种溶化剂,使得心理学各个学派的对立不要太尖锐,能够更为相互接受。

从心理学史的角度来看,心理学的各个学派的诞生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而当今的历史似乎正在无声的宣布心理学需要走向一种更为复杂的融合。笔者认为,虽然心理学目前的分裂状态仍然难以消解,但是能看到这种融合的趋势似乎是心理学从分裂走向融合的一种新气象。如果各个学派的支持者都能够以一种更兼容的方式去承认其他的学派,那么心理学的统一将成为可能。

五、结束语

一个学科要真正的独立存在,就不能只是满足于各个学派的争锋相对。进化心理学的这种追求心理学融合的观点,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特别是心理学界人士的关注,虽然在现在看来,该学派的观点并未得到学术界广泛一致的认同,但是,这种趋势已经提醒我们要关注心理学面临的分裂问题和心理学对融合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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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学派范文篇5

常州市“十二五”规划将创意产业发展及现代创新城市建设列为重点研究课题。“创意常州，常乐之州。”央视的城市形象广告中，以创意作为其主题定位，冠名为创意城市的，在长三角乃至全国城市群中，也仅常州一家。2012年8月，常州更是将发展“智慧城市”作为2012－2016年的发展规划，结合常州产业基础，立足常州实际，建设“智能化、信息化、网络化的智慧城市”。

（一）常州创意城市发展的优势1．政府支持市委、市政府专门成立了以市委书记挂帅的常州市创意产业发展领导小组，连续5年，共计投入2．5亿元作为专项扶持资金。拟订《十二五常州市创意产业发展规划》，明确了常州市创意产业发展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发展目标和发展重点。2．经济实力常州经济发展很快，2011年常州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3600亿元，按可比价计算增长12％；按常住人口计算，人均GDP达77473元，按当年平均汇率折算，已达12000美元。常州对各项文化体育传媒和教育支出增长分别为31．13％、28．98％，这些为创意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经济基础。3．创意产业常州创意产业已初具规模，以中华恐龙园、“运河五号”创意街区、中华纺织博览园、科教城、国家动画产业西太湖基地等为核心，创意产业常州综合实力已排名全国第5位，已形成功能定位合理、区域特色明显的创意产业空间布局。4．文化底蕴常州文化底蕴深厚，“千载读书地，现代创新城”。清时，“阳湖文派”“常州学派”“常州画派”“常州词派”和“孟河医派”名满天下，2500年的文明史，也是吴文化的发源地，享有“中吴要辅，八邑名都”的美誉。5．科研支撑常州科教城吸引了中科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知名高校和科研机构入驻，有着国内一流的设备和部级的项目课题，同时立足高等、高职教育，合作研发科技产品，推动企业及地方经济发展，培养高级应用型人才。

（二）常州创意城市发展的劣势1．城市品牌不突出、不深入常州有着丰厚的文化历史，具备建立城市品牌的条件，但是现实中常州的核心品牌模糊。熟知苏南的人，对常州的印象不及苏州、无锡深刻；不熟苏南的人，对常州的认知甚至不及扬州、镇江。2．制造业与设计产业缺乏联系就目前而言，常州的制造业与设计产业很大程度上缺乏彼此联系，这主要体现在双方之间互不了解。常州制造业目前的自主研发只是停留在现有产品的改良，而不是我们所谓的“原创”，在设计层面的关注更多是“工程设计”，而对于“人机设计”“用户体验设计”研究较少，生产的产品缺少“国际范”，故企业的竞争力也很有限。3．城市公共设施建设的非系统性常州的城市建设中存在开发过度的倾向，公共设施盲目引进照搬，过于程式化的设计，过度商业化的开发，无障碍设计的欠缺，及城市规划的不充分，使得常州的城市公共设施建设缺乏系统性的指导，有很多地方急需改善。4．非物质文化遗产缺乏传承性常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57项，其中省级的有30项，部级的有12项。对民众的调查显示，对常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了解很多的人几乎没有，而对于商业化较浓的乱针绣、梳篦了解的人则较多。常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缺乏知识产权保护，加上政府的宣传力度不够，以至于很多项目在外的印象并非常州。另外市场经济及现代城市化发展，使得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再受大众青睐，这不仅是传统技艺的消亡，更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原生地传统文化、传统习俗的消亡。

二、现代设计发展常州创意城市建议

（一）形象现代设计要求创新，城市设计尤其要创新、与众不同，体现其地域特点。通过对常州的城市形象进行全方位的包装，能彰显常州独特的城市魅力。首先，要做好城市的定位。常州，别名中吴、龙城，具有5000多年历史，是一座不折不扣的历史文化名城。地处江南鱼米之乡，依山傍水，崇文重教，经济发达，是近代工商业的发祥地。目前世界范围的创意城市，都同时存在多种创意特色，他们一般都是区域性的创意中心。根据常州市政府提出的战略规划，可以将常州定位为现代制造业基地＋动漫创意体验＋文化旅游的现代宜居之城。45－49其次，凸显城市的视觉化符号。城市形象视觉化正是通过城市形象视觉化符号进行呈现的，是从美学的层面上，实现城市的象征涵义。将企业形象识别理论（CIS）引入到城市形象设计中，通过对城市的文化特色、建筑特色和环境特色进行归纳，设计符合城市精神的视觉化符号，这些视觉化符号包括市徽、市花、市旗、吉祥物、城市别称、公共指示系统、交通标志、富有特色的旅游点、建筑、绿地等。6需要把城市理念、城市精神等通过标语、口号、图案、色彩等形式表现出来，使人们对张明月／现代设计构建常州创意城市研究及对策城市产生系统化的良好印象。再次，创造城市的工业制品优良的形象。从国外的实践来看，日本无印良品和意大利阿莱西能够有现在这样的品牌号召力和国际影响力，与他们重视设计创新密不可分。发展工业设计是带动常州企业走自主创新之路、建立属于常州制造业自己知识产权之路的重要战略举措，也是推动常州由“制作基地”向“创造城市”转变的加速器，它将提升整个常州制造业在国内外特别是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最后，推动民间艺术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民间艺术的保留和传承需要在新观念、新技术、新需求下，不断进行改变和创新，通过市场运作、政府引导、社会参与形成特色的文化产业链条。现代的数字平台是民间艺术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很好媒介，可以像韩国的“江南style”一样，创造出具有如此渗透力和全民参与性的MV，以此起到宣传作用。引入现代设计，加快开发具有民间特色的工艺品、旅游纪念品及传统体验区，使民众越来越理解民间艺术，也使民间艺术越来越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二）功能现代设计要求“功能第一”，设计中需要坚持以人为本，充分考虑人的使用情景。城市基础设施设计的着眼点在于研究公共空间、城市环境、现代人三者的关系。布局合理、设计周到的系列基础设施能使居民和游客切身体会到来自城市建设者和管理者的无微不至的关怀和人性化的服务，从而赋予该城市以与众不同的都市形象和魅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最显著的就是通过制成旅游纪念品的方式进行宣传和推广，提高城市旅游收入的同时，也传递了城市的文化特征。目前很多的旅游纪念品都只停留在欣赏类的工艺品层面上，功能在传统设计中并无太大创新。于是，适合新时代功能需求的旅游纪念品就显得尤为重要。如现代人很喜欢IPHONE，能不能将常州传统的留青竹刻工艺与IPHONE紧密结合，设计出传统与现代并重的苹果手机配套产品，以此来获取更大的市场。

（三）情感现代设计要求城市设计融入人文元素，凸显自己独特的历史文化和鲜明的个性特征，并散发出特殊的气质，使生活在此的人有着强烈的归属感。将代表常州文化特征并具有传承价值的事物进行提炼，渗透到城市形象设计中去，感知繁荣的城市文化，形成一种与城市同呼吸、共命运的精神力量。城市的视觉化符号设计、基础设施人性化设计及工业产品的优良设计，通过美的享受和人性化的关怀，满足人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求，提高人们的文化生活品质，使人们生活愉悦、精神振奋，也促使人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道德观。

（四）生态现代设计要求环境友好，城市设计的方方面面都应该将对环境的危害减少到最小。尽可能地使用太阳能、风能、水能等新能源，使用电能或混合能源的交通工具，有节制地使用不可再生资源，极大地减少经济开支，也减少有害物质在环境中的排放。通过对工业制品、旅游纪念品、动漫产品等进行设计，以便捷迅速、愉悦舒服、健全健康、广而告之的方式提供出来，使消费者感受到满意、自豪和荣耀，愿意花比产品自身价值更大的价值而购买它，这就是附加值。现代设计发达的国家无不是利用设计而获得产品的最大利润，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产品的同质化程度越来越高的情况下，设计提高附加值必定是企业制胜的法宝。人性化的设计使城市功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避免人对于环境的破坏。如公交站台的人性化设计，可以使社会秩序井然有序，建立较高的人口素质，形成优良的社会风气。环境生态，空气清新，不仅应有较高的绿地覆盖率指标，而且还应布局合理，点、线、面有机结合，有较高的生物多样性，组成完善的复层绿地系统，使人的生活更加健康、更加舒适。

三、结语

常州学派范文篇6

一、浙东学派与浙东史学

在浙东这个地域范围内，自宋代以来出现了诸如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以杨简为代表的“四明学派”、以王守仁为代表的“姚江学派”、以及黄宗羲开其先，万斯同、全祖望继其后的史学流派，这些派别历来被称作“浙学”、“浙东学派”、“浙东史学”。

各种名称的出现是与一定的历史时期相联系的。最早提出“浙学”的是朱熹。朱熹说：“江西之学只是禅。浙学却专是功利”。当时的永嘉学派、永康学派、金华学派在思想上相通，都讲求功利，与朱熹有较大的分歧，朱熹将它们统称为“浙学”。至明末清初，浙西顾炎武异军突起，与黄宗羲并称为开国儒宗。“浙东贵专家，浙西尚博雅”(注：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二《浙东学术》。)，浙学遂有“浙东”、“浙西”之分。首倡“浙东学派”的是黄宗羲(注：《移史馆论不宜立理学传书》，见杨向奎：《清儒学案新编》第一卷，齐鲁书社，1985年版，第177页。)，及至有清一代，史学领域为浙东学派所独擅，如梁启超所言：“浙东学风，自梨洲(黄宗羲)、季野(万斯同)、谢山(全祖望)以至章实斋(学诚)，厘然自成一系统，而其贡献最大者实在史学。”(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故这一学派又被称之为“浙东史学”亦顺理成章。

诚然，“浙东学术”和“浙东史学”还是有差别的，“学术”的范围比史学大，并包含了史学。但浙东学术的精髓在于史学，这已是历代学者所公认的。朱熹所说的“浙学”，就是偏重在史学上说的。他说：“浙间学者推尊《史记》，以为先黄老，后《六经》，此自是太史谈之学”(注：《朱子语类》卷122。)。又说：“伯恭(吕祖谦)之学大概尊《史记》，不然则与陈同甫(陈亮)说不合。同甫之学正是如此”(注：《宋元学案》卷52)。章学诚说：“浙东之学，言性命者，必究于史”。又说：“南宋以来，浙东儒者，讲性命者，多攻史学，历有师承。宋明两朝，记载皆稿荟于浙东，史馆取为依据。”因此可以这样说，对浙东学派的研究离不开对浙东史学的研究，而浙东史学，又是有特定的学术思想所指导的史学。

从陈训慈1931年《清代浙东之史学》一文问世以来，“浙东史学”作为一个学术范畴进行研究，已被后来的学者所认同和接受，不少史学著作对浙东史学有专题介绍，一些学者开始注意它的源流。

笔者认为，作为史学流派，浙东史学就其形成与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浙东史学形成于南宋。南宋时期，是浙东地区社会剧烈变动时期。政治上，朝廷偏安江南，民族危机十分严重；经济上，商品经济有所发展，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受到冲击；学术上，学无统绪，理学家空谈性理，无法解决现实的政治经济问题。浙东学派的各个分支，永嘉学派、金华学派、永康学派，虽有不同的师承，但在同一时期、同一区域，面对同一社会问题，形成了在学术上有相同旨趣的流派。叶适、陈亮、吕祖谦等浙东学者都积极参与政治，他们或伏阙上书，反对屈辱求和；或身临前线组织抗金，具有强烈的民族精神。在严峻的现实问题面前，他们反对理学家空谈心性义理，提出学术经世。他们经史兼治，注重历史研究，强调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为现实服务，完成了从心性义理之学到经制事功之学的转变。南宋是浙东史学的形成时期和第一个高峰期。

第二个阶段：清代前期是浙东史学的又一个高峰。南宋以后，朱熹的理学逐渐取得统治地位，影响整个意识形态领域。浙东学术的发展受到严重的影响，元明时期的浙东史学，虽有胡三省、宋濂等史学家的成就，但总体上看处于低谷时期。及至明代中后期，王阳明崛起于姚江，泛滥诸家，批判朱子理学的教条，主张经史合一，学术思想领域开始活跃起来。明末清初，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资本主义萌芽已有相当的发展，民族矛盾、阶级矛盾错综复杂。余姚黄宗羲师从王阳明弟子刘宗周，得王学之传，兼取各家之长，开创一代学风。他继承南宋浙东学术的事功传统，主张经世致用，把历史研究与当世之务结合起来。万斯大、斯同兄弟是黄宗羲的高足，万斯同以布衣领明史馆，独尊史法；全祖望私淑黄、万，奔走山海之间，搜讨遗音，表彰先哲；邵廷采亦尝问业于黄宗羲，尤善言明末遗事。至乾嘉时期，考据之学盛极一时，浙东仍有邵晋涵、章学诚出，继承黄宗羲之统系，形成浙东史学的第二个高峰。

浙东史学的第三个高峰是在二十世纪初。由于民族危机的刺激，革命思想的推动，西方新思想、新学说的输入，中国学术界出现了急剧变化的新局面。一批进步的思想家以史学为武器，用以分析历史与现实问题，寻找救国的道路。在浙江，温州有宋恕、陈黻宸、孙诒让等人，他们的学术思想远承南宋陈傅良、叶适的永嘉学派，近袭清初黄宗羲的学说。绍兴蔡元培受同里平步青、李慈铭影响颇深。戊戌后到杭州筹办师范学校，结识陈黻宸、宋恕、章炳麟，过往频常。章太炎原名炳麟，因仰慕黄宗羲(太冲)、顾炎武，故别号太炎。原籍余姚，世居余杭，尝自称余姚人(注：《余姚文史资料》第二辑有《章太炎为何自称“余姚人”》一文。)。其思想感情、治学方法都与浙东学派相近，世人亦把他看作浙东人。如宋恕在《日记》中称其为“余姚”(注：《宋恕集》第935页。)。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说：“炳麟少受学俞樾，治小学极谨严，然固浙东人也，受全祖望、章学诚影响颇深”。他们以杭州、上海为中心，过从甚密，或促膝相谈，或信件来往，学术旨趣，皆究心于史。浙东史学此时又呈现出新的景象，成为当时“新史学”思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浙东史学的成果

以往论浙东史学成果，大多局限于清朝宁、绍一带的黄宗羲、全祖望、章学诚等几位史学大家的著述。本文试图通过对宋以来史学史资料的钩沉、爬梳，力求较全面地反映浙东史学的面貌。

《春秋》经、传的研究。浙东学者倡言“六经皆史”，经史并治，因此很重视对《春秋》和《左传》的研究。事功史学的开创者薛季宣就著有《春秋经解》十二卷，《春秋旨要》二卷。陈傅良继承师说，著有《春秋后传》、《左氏章指》。吕祖谦著有《春秋左氏传说》、《春秋左氏传续说》，另有史论体的《东莱左氏博议》二十五卷，以《左传》所载史实为题，发挥其政治、哲学、伦理观点，在当时有较大的影响。此后有金华王柏的《读<春秋>记》，《左氏正传》；许谦的《<春秋>温故管窥》、《春秋三传疏议》；宁波王应麟的《春秋考》；万斯大的《学<春秋>随笔》；邵晋涵的《<春秋左氏传>札记》等外，最有成就的是章太炎的《<春秋左氏传>读》。章书在对古文献进行广泛研究的基础上，发挥他在文字音韵学方面的长处，由文字音韵入手，诠释《左传》中难解的古言古字、典章名物，疏正《左传》体例、叙事和立论所含的本义，使世人不得不承认《左传》为信史。

《通鉴》学的研究。浙东学者推崇编年体史书，历代浙东学者都有对《通鉴》、《续通鉴》进行研究的，丰富了《通鉴学》研究的成果。薛季宣有《资治通鉴约说》，陈傅良的《建隆编》是将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太祖一朝事迹削繁补阙，系以论说而成。叶适门人戴溪著有《通鉴笔议》，薛子长有《续通鉴论》。金履祥著《资治通鉴前编》，上起尧舜，下接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之前；王应麟有《通鉴地理考》，专考《通鉴》所涉地、山、川名。另有《通鉴地理通释》，是一部系统论述我国历代疆域政区沿革与军事地理的专著。王应麟门人胡三省，著有《资治通鉴音注》、《通鉴释文辨误》等，在通鉴学上占有重要地位。

典章制度的研究。浙东学者主张经世致用，重视历代典章制度的研究。薛季宣就有《汉兵制》、《九州图志》、《薛常州地理丛考》。陈傅良的《历代兵制》是通史性的军事史。吕祖谦著有典制体《历代制度详说》，涉及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各方面，探讨古今典章制度的利弊得失，旨在于为南宋王朝提供历史借鉴。《礼》是三代旧制，是古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万斯大、斯同兄弟在《礼》学和史学方面也作出成绩。万斯大著有《学礼质疑》、《周官辨非》、《仪礼商》、《礼记偶笺》等。定海黄氏父子，专长“三礼”。黄式三，好以经明史，其子黄以周著《礼书通故》，章太炎称其书可“与杜氏通典相比隆”。孙诒让的主要成果有《周礼正义》。为了经世的需要，1901年他还写了《周礼政要》，以期能为当时的新政措施提供借鉴。

学术史的研究。开创学案体学术思想史修撰是黄宗羲，他著成《明儒学案》后，仍发凡起例，撰著《宋元学案》，仅成一半初稿。其子黄百家续撰数卷也去世了。全祖望在黄氏父子遗稿基础上继续工作，到道光年间经王梓材等人校补修茸此书才得以完编而印行于世。余姚邵廷采，其史学承黄宗羲之教，在学术史方面有《明儒王子阳明先生传》、《明儒刘子蕺山先生传》、《王门弟子所知传》、《刘门弟子所知传》(传未成，仅有序)、《姚江书院传》等。宋恕的《六斋卑议》中有丰富的学术史思想。

人物传记类。入明以后，浙东史家重视遗民的表彰。万斯同有《明季两浙忠义录》、《两浙名贤录》等；邵廷采撰《宋遗民所知录》、《明遗民所知录》，以表彰宋、明遗民的忠义节气。全祖望著有《鲒qí@①亭集》，所载内容多半为明清间之掌故，其通过纪传碑志，汲汲表彰浙东抗清不屈之士。

史论、史评类。浙东史家还擅长史学评论，叶适《习学纪年序目》；吕祖谦《东莱博议》；陈亮《酌古录》；王应麟《困学纪闻》、《通鉴答问》；胡应麟《史书占毕》；黄宗羲的有关史《序》；章学诚《文史通义》；邵晋涵的《四库史部提要》；李慈铭《越缦堂读史札记》；宋恕《六字课斋津谈》；陈黻宸《独史》；章太炎《qiú@②书》等都有精彩的史论与史评。其中章学诚的成就最大，《文史通义》明确提出并论述史学范畴中的“经世致用”、“六经皆史”、“圆神方智”、“史义史德”等重要命题，对中国古代史学作出了系统的理论性总结。

乡邦文献的整理。浙东史学重视乡邦文献的编撰整理，通过人物传记、年谱，以发掘乡贤事迹；修撰地方志、书籍目录，以保存文献；编辑刊刻乡贤遗著，以传承学术。宋代王应麟有《四明文献集》；元代吴师通的《敬乡录》收录婺州人物，先述事迹，附诗文于后；袁桷作《四明志》；明代宋濂撰《浦江人物记》、《浦江文艺录》；郑柏有《金华贤达传》；应廷育有《金华先民传》；王yī@③有《义乌宋先达小传》；黄宗羲辑有《姚江逸诗》、《姚江诗略》，著有《四明山志》；万斯同有《两浙名贤录》、《明季两浙忠义录》；全祖望撰《钱忠介公年谱》、《张仓水年谱》，笺注《困学纪闻》，辑《续甬上耆旧诗》，编《天一阁碑目》、《四明洞天旧闻》；平步青注意整理乡邦文献，张岱的《陶庵梦忆》、黄宗羲的《南雷文约》、全祖望的《鲒qí@①亭集》、章学诚的《实斋札记抄》等，平氏都曾批校、整理刊刻过；孙诒让著有《温州经籍志》、《温州古甓记》，辑有《永嘉郡记集本》，其与父孙衣言合辑的《永嘉丛书》，汇集了诸如《习学纪言》、《浮zhǐ@④集》、《浪语集》、《止斋集》等历代永嘉学者的著述；蔡元培还批校整理了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

新史学的建设。清末民初，正是中国学术思想新旧交替之时，随着维新运动的深入，西方思想的输入，中国史学领域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这一时期的浙东史学仍继承前辈经世致用的传统，站立在新史学建设的前沿。陈黻宸的史学著作主要有1902年在《新世界学报》上发表的《独史》、《地史原理》以及《京师大学堂中国史讲义》、《中国通史》等，其史学思想已明显受西方资产阶级史学思想的影响。在他的史学理论中，已涉及到“史学者，合一切科学而自为一科者”；“未有书契以前，自有未有书契之史”；“史者，民之史也”；在方法上已介绍西方的“统计之史”；在“良史”条件上，提出“史质”、“史情”、“史时”、“史权”。陈黻宸提出了自己编写新体中国通史的设想。在观点上，以西方进化论历史观为指导；在内容上突破封建史学以帝王将相为中心和以政治史为基干的狭隘格局，引入“民史”的概念；在方法上，突破传统史学方法的束缚，充分吸收政治学、社会学、地理学、经济学乃至近代生物、化学、数学等自然科学的成果与新方法；在表现形式上，他所设计的新体中国史包括八表、十录和十二传。这是我国近代继梁启超《中国史序论》(1901年)后的又一种新编中国通史的大纲。蔡元培在20世纪初撰写的《中国伦理学史》是近代第一部接受西方思想的伦理学史，他参考了日本和西方的有关著作，写成章节体，在绪论中对一些基本概念作了区分。这部著作对于文化史、思想史的开拓有较大的作用。在近代思想文化史方面，他的《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中国的文艺中兴》、《三十五年来中国之新文化》都有较高的水平。章太炎在学术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但莫不以史学为依归。从《qiú@②书》到《检论》，经作者多次修订，反映了章太炎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的演变历程。从所附的《中国通史略例》、《中国通史目录》、《近史商略》等篇，可以看出章太炎有著《清史》和新编《中国通史》的打算，这也为当时“新史学”的建设起了积极的影响。

三、浙东史学的特点及其价值

浙东史学家尽管生活的时代不同，治史的重点也不尽相同，但他们从历史观点到治学方法上都有相近之处，互相传承，如梁启超所说的“厘然而自成一系统”，在以下几个方面形成鲜明的特色。

1、重视历史观的探究

浙东学派中，在历史理论上最有建树的当属章学诚，然章氏的理论往往多承受于浙东前辈学者。如“道不离器”的朴素唯物论的观点，就有本于薛季宣所说的“道无形埒，舍器将安适哉?”(注：薛季宣：《浪语集》卷23《答陈同父》。)叶适的“物之所在，道则在焉”(注：叶适：《习学纪言序目》卷47《皇朝文鉴一·四言诗》。)和黄宗羲“道、理皆从形、气而立”(注：黄宗羲：《子刘子行状》卷下。)的看法。又如章学诚重视历史与现实的相互联系，认为历史发展是“有因有革”的，这也可溯源于南宋浙东学者吕祖谦、陈亮的有关论述。关于历史发展动因，章学诚有如违背民心所愿，即使圣贤也不能建功立业，推动历史发展的思想。浙东史学前辈吕祖谦就有“合群策，集事功”、“藉众人之力而共建”的思想(注：见潘富恩、徐余庆《吕祖谦评传》第9章。)。以上思想在后来的章太炎、蔡元培、陈黻宸的著作中也都有所体现。

2、重世务，贵事功

永嘉学派的创始人薛季宣，“其学主礼乐制度，以求见之事功”。陈傅良从薛季宣游，深得薛氏经制事功之精髓。他编撰《历代兵制》就是为南宋统治者取以为鉴的。吕祖谦认为“学者当为有用之学”(注：吕祖谦：《左氏传说》卷5。)，他写的《历代制度详说》就从涉及经济、政治、军事及国计民生等方面的十五种制度入手，讨论其因革损益，分析历代制度的利弊，以为当世之用。叶适论史，处处注意联系实际，如他论纪纲、论用兵、论理财、论民族关系等，陈古刺今，无不以历史经验结合南宋现实而发。黄宗羲称赞宋代事功学说：“永嘉之学，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著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注：《宋元学案》卷52。)。他的《明夷待访录》、《明儒学案》都体现了经世致用的思想。章学诚在《文史通议》中更是不厌其烦的反复阐明其经世致用的学术宗旨。历代浙东学者重视对《春秋左传》和《周礼》的研究，就是出于经世的目的。清末新史学思潮更是经世致用的产物，宋恕、蔡元培、章太炎、陈黻宸、孙诒让等无不热心投入社会政治运动，关注社会改革变迁。宋恕、章太炎等把自己参与所办的报纸就命名为《经世报》，针对当时有人看不起经世之学，宋恕还在《<经世报>序》中指出：“古无所谓经学、史学也，学者学经世而已矣!理者经世之的；数与文者，经世之器；而经、史、诸子者，经世之师承也……今白种诸国，莫不以经世为学”。从章太炎、陈黻宸的史学论著及其所订编史体例来看，也都可明显地感受到经世致用的精神。

3、经史并治的旨趣

明确提出“六经皆史”说的，是清代的章学诚。其实章氏这一命题是继承浙东前辈思想而来的。薛季宣说：“《春秋》者何?鲁史记之名也”(注：薛季宣：《浪语集·经解春秋旨要序》。)。吕祖谦说：“观史，先自《书》始”(注：《东莱别集》卷7《与张荆州敬夫》。)。而在叶适那里，更已形成六经皆史的思想的刍形。他说：“《书》起唐虞，《诗》止于周，《春秋》著于衰周之后，史体杂出而其义各有属，尧舜以来，变故悉矣”。王阳明也认为“《春秋》亦经，《五经》亦史。《易》是包牺之史，《书》是尧、舜以下史，《礼》、《乐》是三代史”。章太炎也是把经学做作为史学来看待的，在这一方面他是深受叶适、章学诚等人影响的(注：见诸祖耿：《记本师章公自述治学之功夫及志向》，《章太炎学术年谱》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由上述可见，六经皆史思想是浙东史学一脉相传的思想。因此，浙东学者重史而不废经，经史并治，故能在史学领域取得不凡的成绩。

南宋以来，空谈性理的宋学已在学术上占据统治地位。浙东史学作为其对立面而存在，“言性命必究于史”，主张“六经皆史”，经史并治。不少浙东学者受古文经学的影响，把汉儒治经的方法运用到治史上，他们的对古史的研究重点放在《左传》、《周礼》上，形成求实考信的治史态度和以注疏考据为主的治学方法。吕祖谦撰《大事记》，以《左传》、《竹书纪年》等书纠正了《史记》不少纪年上的错误。叶适也多用考据的方法证明“六经”为先秦史籍，而非孔子所作。王应麟的《困学纪闻·考史》，对“十七史”、《通鉴》、《纲目》、《唐鉴》、《续通鉴长编》等书都有所考辨。开全面考评历代史籍之先河。胡三省的《通鉴注》“凡纪事之本末，地名之异同，州县之建置离合，制度之沿革损益”都有所疏释。黄宗羲强调治经“必明证于史籍而后足以应物”，其研究《周易》，对卦象的解释，许多地方都是以史证经，排除历来对卦象的神秘主义说教，还其古代文献的地位。上述传统对乾嘉时期的学风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到全祖望、邵廷采、章学诚的时代，考据方法已成为治学的主要方法。但浙东史学能坚持它“经世致用”的原则，不为考据而考据。因此在乾嘉时期，大多学者在埋头故纸之时，浙东学者仍能取得诸如“明史研究”、《宋元学案》、《文史通义》之类的重大创新成果。晚清以来，黄以周、平步青、李慈铭等走的仍然是考据的路子，至孙诒让熔经世致用与章句考证为一体，故有《周礼正义》、《墨子间诂》等经世巨著的问世。宋恕、章太炎更是在古文经学的基础上，提出变法改革的主张，形成一派区别于康有为、梁启超一系的维新变法力量，为重振“浙学”树起了鲜明的旗帜。

4、在历史编撰学上的贡献

常州学派范文篇7

一、浙东学派与浙东史学

在浙东这个地域范围内，自宋代以来出现了诸如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以杨简为代表的“四明学派”、以王守仁为代表的“姚江学派”、以及黄宗羲开其先，万斯同、全祖望继其后的史学流派，这些派别历来被称作“浙学”、“浙东学派”、“浙东史学”。

各种名称的出现是与一定的历史时期相联系的。最早提出“浙学”的是朱熹。朱熹说：“江西之学只是禅。浙学却专是功利”。当时的永嘉学派、永康学派、金华学派在思想上相通，都讲求功利，与朱熹有较大的分歧，朱熹将它们统称为“浙学”。至明末清初，浙西顾炎武异军突起，与黄宗羲并称为开国儒宗。“浙东贵专家，浙西尚博雅”(注：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二《浙东学术》。)，浙学遂有“浙东”、“浙西”之分。首倡“浙东学派”的是黄宗羲(注：《移史馆论不宜立理学传书》，见杨向奎：《清儒学案新编》第一卷，齐鲁书社，1985年版，第177页。)，及至有清一代，史学领域为浙东学派所独擅，如梁启超所言：“浙东学风，自梨洲(黄宗羲)、季野(万斯同)、谢山(全祖望)以至章实斋(学诚)，厘然自成一系统，而其贡献最大者实在史学。”(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故这一学派又被称之为“浙东史学”亦顺理成章。

诚然，“浙东学术”和“浙东史学”还是有差别的，“学术”的范围比史学大，并包含了史学。但浙东学术的精髓在于史学，这已是历代学者所公认的。朱熹所说的“浙学”，就是偏重在史学上说的。他说：“浙间学者推尊《史记》，以为先黄老，后《六经》，此自是太史谈之学”(注：《朱子语类》卷122。)。又说：“伯恭(吕祖谦)之学大概尊《史记》，不然则与陈同甫(陈亮)说不合。同甫之学正是如此”(注：《宋元学案》卷52)。章学诚说：“浙东之学，言性命者，必究于史”。又说：“南宋以来，浙东儒者，讲性命者，多攻史学，历有师承。宋明两朝，记载皆稿荟于浙东，史馆取为依据。”因此可以这样说，对浙东学派的研究离不开对浙东史学的研究，而浙东史学，又是有特定的学术思想所指导的史学。

从陈训慈1931年《清代浙东之史学》一文问世以来，“浙东史学”作为一个学术范畴进行研究，已被后来的学者所认同和接受，不少史学著作对浙东史学有专题介绍，一些学者开始注意它的源流。

笔者认为，作为史学流派，浙东史学就其形成与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浙东史学形成于南宋。南宋时期，是浙东地区社会剧烈变动时期。政治上，朝廷偏安江南，民族危机十分严重；经济上，商品经济有所发展，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受到冲击；学术上，学无统绪，理学家空谈性理，无法解决现实的政治经济问题。浙东学派的各个分支，永嘉学派、金华学派、永康学派，虽有不同的师承，但在同一时期、同一区域，面对同一社会问题，形成了在学术上有相同旨趣的流派。叶适、陈亮、吕祖谦等浙东学者都积极参与政治，他们或伏阙上书，反对屈辱求和；或身临前线组织抗金，具有强烈的民族精神。在严峻的现实问题面前，他们反对理学家空谈心性义理，提出学术经世。他们经史兼治，注重历史研究，强调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为现实服务，完成了从心性义理之学到经制事功之学的转变。南宋是浙东史学的形成时期和第一个高峰期。

第二个阶段：清代前期是浙东史学的又一个高峰。南宋以后，朱熹的理学逐渐取得统治地位，影响整个意识形态领域。浙东学术的发展受到严重的影响，元明时期的浙东史学，虽有胡三省、宋濂等史学家的成就，但总体上看处于低谷时期。及至明代中后期，王阳明崛起于姚江，泛滥诸家，批判朱子理学的教条，主张经史合一，学术思想领域开始活跃起来。明末清初，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资本主义萌芽已有相当的发展，民族矛盾、阶级矛盾错综复杂。余姚黄宗羲师从王阳明弟子刘宗周，得王学之传，兼取各家之长，开创一代学风。他继承南宋浙东学术的事功传统，主张经世致用，把历史研究与当世之务结合起来。万斯大、斯同兄弟是黄宗羲的高足，万斯同以布衣领明史馆，独尊史法；全祖望私淑黄、万，奔走山海之间，搜讨遗音，表彰先哲；邵廷采亦尝问业于黄宗羲，尤善言明末遗事。至乾嘉时期，考据之学盛极一时，浙东仍有邵晋涵、章学诚出，继承黄宗羲之统系，形成浙东史学的第二个高峰。

浙东史学的第三个高峰是在二十世纪初。由于民族危机的刺激，革命思想的推动，西方新思想、新学说的输入，中国学术界出现了急剧变化的新局面。一批进步的思想家以史学为武器，用以分析历史与现实问题，寻找救国的道路。在浙江，温州有宋恕、陈黻宸、孙诒让等人，他们的学术思想远承南宋陈傅良、叶适的永嘉学派，近袭清初黄宗羲的学说。绍兴蔡元培受同里平步青、李慈铭影响颇深。戊戌后到杭州筹办师范学校，结识陈黻宸、宋恕、章炳麟，过往频常。章太炎原名炳麟，因仰慕黄宗羲(太冲)、顾炎武，故别号太炎。原籍余姚，世居余杭，尝自称余姚人(注：《余姚文史资料》第二辑有《章太炎为何自称“余姚人”》一文。)。其思想感情、治学方法都与浙东学派相近，世人亦把他看作浙东人。如宋恕在《日记》中称其为“余姚”(注：《宋恕集》第935页。)。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说：“炳麟少受学俞樾，治小学极谨严，然固浙东人也，受全祖望、章学诚影响颇深”。他们以杭州、上海为中心，过从甚密，或促膝相谈，或信件来往，学术旨趣，皆究心于史。浙东史学此时又呈现出新的景象，成为当时“新史学”思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浙东史学的成果

以往论浙东史学成果，大多局限于清朝宁、绍一带的黄宗羲、全祖望、章学诚等几位史学大家的著述。本文试图通过对宋以来史学史资料的钩沉、爬梳，力求较全面地反映浙东史学的面貌。

《春秋》经、传的研究。浙东学者倡言“六经皆史”，经史并治，因此很重视对《春秋》和《左传》的研究。事功史学的开创者薛季宣就著有《春秋经解》十二卷，《春秋旨要》二卷。陈傅良继承师说，著有《春秋后传》、《左氏章指》。吕祖谦著有《春秋左氏传说》、《春秋左氏传续说》，另有史论体的《东莱左氏博议》二十五卷，以《左传》所载史实为题，发挥其政治、哲学、伦理观点，在当时有较大的影响。此后有金华王柏的《读<春秋>记》，《左氏正传》；许谦的《<春秋>温故管窥》、《春秋三传疏议》；宁波王应麟的《春秋考》；万斯大的《学<春秋>随笔》；邵晋涵的《<春秋左氏传>札记》等外，最有成就的是章太炎的《<春秋左氏传>读》。章书在对古文献进行广泛研究的基础上，发挥他在文字音韵学方面的长处，由文字音韵入手，诠释《左传》中难解的古言古字、典章名物，疏正《左传》体例、叙事和立论所含的本义，使世人不得不承认《左传》为信史。

《通鉴》学的研究。浙东学者推崇编年体史书，历代浙东学者都有对《通鉴》、《续通鉴》进行研究的，丰富了《通鉴学》研究的成果。薛季宣有《资治通鉴约说》，陈傅良的《建隆编》是将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太祖一朝事迹削繁补阙，系以论说而成。叶适门人戴溪著有《通鉴笔议》，薛子长有《续通鉴论》。金履祥著《资治通鉴前编》，上起尧舜，下接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之前；王应麟有《通鉴地理考》，专考《通鉴》所涉地、山、川名。另有《通鉴地理通释》，是一部系统论述我国历代疆域政区沿革与军事地理的专著。王应麟门人胡三省，著有《资治通鉴音注》、《通鉴释文辨误》等，在通鉴学上占有重要地位。

典章制度的研究。浙东学者主张经世致用，重视历代典章制度的研究。薛季宣就有《汉兵制》、《九州图志》、《薛常州地理丛考》。陈傅良的《历代兵制》是通史性的军事史。吕祖谦著有典制体《历代制度详说》，涉及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各方面，探讨古今典章制度的利弊得失，旨在于为南宋王朝提供历史借鉴。《礼》是三代旧制，是古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万斯大、斯同兄弟在《礼》学和史学方面也作出成绩。万斯大著有《学礼质疑》、《周官辨非》、《仪礼商》、《礼记偶笺》等。定海黄氏父子，专长“三礼”。黄式三，好以经明史，其子黄以周著《礼书通故》，章太炎称其书可“与杜氏通典相比隆”。孙诒让的主要成果有《周礼正义》。为了经世的需要，1901年他还写了《周礼政要》，以期能为当时的新政措施提供借鉴。

学术史的研究。开创学案体学术思想史修撰是黄宗羲，他著成《明儒学案》后，仍发凡起例，撰著《宋元学案》，仅成一半初稿。其子黄百家续撰数卷也去世了。全祖望在黄氏父子遗稿基础上继续工作，到道光年间经王梓材等人校补修茸此书才得以完编而印行于世。余姚邵廷采，其史学承黄宗羲之教，在学术史方面有《明儒王子阳明先生传》、《明儒刘子蕺山先生传》、《王门弟子所知传》、《刘门弟子所知传》(传未成，仅有序)、《姚江书院传》等。宋恕的《六斋卑议》中有丰富的学术史思想。

人物传记类。入明以后，浙东史家重视遗民的表彰。万斯同有《明季两浙忠义录》、《两浙名贤录》等；邵廷采撰《宋遗民所知录》、《明遗民所知录》，以表彰宋、明遗民的忠义节气。全祖望著有《鲒qí@①亭集》，所载内容多半为明清间之掌故，其通过纪传碑志，汲汲表彰浙东抗清不屈之士。

史论、史评类。浙东史家还擅长史学评论，叶适《习学纪年序目》；吕祖谦《东莱博议》；陈亮《酌古录》；王应麟《困学纪闻》、《通鉴答问》；胡应麟《史书占毕》；黄宗羲的有关史《序》；章学诚《文史通义》；邵晋涵的《四库史部提要》；李慈铭《越缦堂读史札记》；宋恕《六字课斋津谈》；陈黻宸《独史》；章太炎《qiú@②书》等都有精彩的史论与史评。其中章学诚的成就最大，《文史通义》明确提出并论述史学范畴中的“经世致用”、“六经皆史”、“圆神方智”、“史义史德”等重要命题，对中国古代史学作出了系统的理论性总结。

乡邦文献的整理。浙东史学重视乡邦文献的编撰整理，通过人物传记、年谱，以发掘乡贤事迹；修撰地方志、书籍目录，以保存文献；编辑刊刻乡贤遗著，以传承学术。宋代王应麟有《四明文献集》；元代吴师通的《敬乡录》收录婺州人物，先述事迹，附诗文于后；袁桷作《四明志》；明代宋濂撰《浦江人物记》、《浦江文艺录》；郑柏有《金华贤达传》；应廷育有《金华先民传》；王yī@③有《义乌宋先达小传》；黄宗羲辑有《姚江逸诗》、《姚江诗略》，著有《四明山志》；万斯同有《两浙名贤录》、《明季两浙忠义录》；全祖望撰《钱忠介公年谱》、《张仓水年谱》，笺注《困学纪闻》，辑《续甬上耆旧诗》，编《天一阁碑目》、《四明洞天旧闻》；平步青注意整理乡邦文献，张岱的《陶庵梦忆》、黄宗羲的《南雷文约》、全祖望的《鲒qí@①亭集》、章学诚的《实斋札记抄》等，平氏都曾批校、整理刊刻过；孙诒让著有《温州经籍志》、《温州古甓记》，辑有《永嘉郡记集本》，其与父孙衣言合辑的《永嘉丛书》，汇集了诸如《习学纪言》、《浮zhǐ@④集》、《浪语集》、《止斋集》等历代永嘉学者的著述；蔡元培还批校整理了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

新史学的建设。清末民初，正是中国学术思想新旧交替之时，随着维新运动的深入，西方思想的输入，中国史学领域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这一时期的浙东史学仍继承前辈经世致用的传统，站立在新史学建设的前沿。陈黻宸的史学著作主要有1902年在《新世界学报》上发表的《独史》、《地史原理》以及《京师大学堂中国史讲义》、《中国通史》等，其史学思想已明显受西方资产阶级史学思想的影响。在他的史学理论中，已涉及到“史学者，合一切科学而自为一科者”；“未有书契以前，自有未有书契之史”；“史者，民之史也”；在方法上已介绍西方的“统计之史”；在“良史”条件上，提出“史质”、“史情”、“史时”、“史权”。陈黻宸提出了自己编写新体中国通史的设想。在观点上，以西方进化论历史观为指导；在内容上突破封建史学以帝王将相为中心和以政治史为基干的狭隘格局，引入“民史”的概念；在方法上，突破传统史学方法的束缚，充分吸收政治学、社会学、地理学、经济学乃至近代生物、化学、数学等自然科学的成果与新方法；在表现形式上，他所设计的新体中国史包括八表、十录和十二传。这是我国近代继梁启超《中国史序论》(1901年)后的又一种新编中国通史的大纲。蔡元培在20世纪初撰写的《中国伦理学史》是近代第一部接受西方思想的伦理学史，他参考了日本和西方的有关著作，写成章节体，在绪论中对一些基本概念作了区分。这部著作对于文化史、思想史的开拓有较大的作用。在近代思想文化史方面，他的《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中国的文艺中兴》、《三十五年来中国之新文化》都有较高的水平。章太炎在学术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但莫不以史学为依归。从《qiú@②书》到《检论》，经作者多次修订，反映了章太炎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的演变历程。从所附的《中国通史略例》、《中国通史目录》、《近史商略》等篇，可以看出章太炎有著《清史》和新编《中国通史》的打算，这也为当时“新史学”的建设起了积极的影响。

三、浙东史学的特点及其价值

浙东史学家尽管生活的时代不同，治史的重点也不尽相同，但他们从历史观点到治学方法上都有相近之处，互相传承，如梁启超所说的“厘然而自成一系统”，在以下几个方面形成鲜明的特色。

1、重视历史观的探究

浙东学派中，在历史理论上最有建树的当属章学诚，然章氏的理论往往多承受于浙东前辈学者。如“道不离器”的朴素唯物论的观点，就有本于薛季宣所说的“道无形埒，舍器将安适哉?”(注：薛季宣：《浪语集》卷23《答陈同父》。)叶适的“物之所在，道则在焉”(注：叶适：《习学纪言序目》卷47《皇朝文鉴一·四言诗》。)和黄宗羲“道、理皆从形、气而立”(注：黄宗羲：《子刘子行状》卷下。)的看法。又如章学诚重视历史与现实的相互联系，认为历史发展是“有因有革”的，这也可溯源于南宋浙东学者吕祖谦、陈亮的有关论述。关于历史发展动因，章学诚有如违背民心所愿，即使圣贤也不能建功立业，推动历史发展的思想。浙东史学前辈吕祖谦就有“合群策，集事功”、“藉众人之力而共建”的思想(注：见潘富恩、徐余庆《吕祖谦评传》第9章。)。以上思想在后来的章太炎、蔡元培、陈黻宸的著作中也都有所体现。

2、重世务，贵事功

永嘉学派的创始人薛季宣，“其学主礼乐制度，以求见之事功”。陈傅良从薛季宣游，深得薛氏经制事功之精髓。他编撰《历代兵制》就是为南宋统治者取以为鉴的。吕祖谦认为“学者当为有用之学”(注：吕祖谦：《左氏传说》卷5。)，他写的《历代制度详说》就从涉及经济、政治、军事及国计民生等方面的十五种制度入手，讨论其因革损益，分析历代制度的利弊，以为当世之用。叶适论史，处处注意联系实际，如他论纪纲、论用兵、论理财、论民族关系等，陈古刺今，无不以历史经验结合南宋现实而发。黄宗羲称赞宋代事功学说：“永嘉之学，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著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注：《宋元学案》卷52。)。他的《明夷待访录》、《明儒学案》都体现了经世致用的思想。章学诚在《文史通议》中更是不厌其烦的反复阐明其经世致用的学术宗旨。历代浙东学者重视对《春秋左传》和《周礼》的研究，就是出于经世的目的。清末新史学思潮更是经世致用的产物，宋恕、蔡元培、章太炎、陈黻宸、孙诒让等无不热心投入社会政治运动，关注社会改革变迁。宋恕、章太炎等把自己参与所办的报纸就命名为《经世报》，针对当时有人看不起经世之学，宋恕还在《<经世报>序》中指出：“古无所谓经学、史学也，学者学经世而已矣!理者经世之的；数与文者，经世之器；而经、史、诸子者，经世之师承也……今白种诸国，莫不以经世为学”。从章太炎、陈黻宸的史学论著及其所订编史体例来看，也都可明显地感受到经世致用的精神。

3、经史并治的旨趣

明确提出“六经皆史”说的，是清代的章学诚。其实章氏这一命题是继承浙东前辈思想而来的。薛季宣说：“《春秋》者何?鲁史记之名也”(注：薛季宣：《浪语集·经解春秋旨要序》。)。吕祖谦说：“观史，先自《书》始”(注：《东莱别集》卷7《与张荆州敬夫》。)。而在叶适那里，更已形成六经皆史的思想的刍形。他说：“《书》起唐虞，《诗》止于周，《春秋》著于衰周之后，史体杂出而其义各有属，尧舜以来，变故悉矣”。王阳明也认为“《春秋》亦经，《五经》亦史。《易》是包牺之史，《书》是尧、舜以下史，《礼》、《乐》是三代史”。章太炎也是把经学做作为史学来看待的，在这一方面他是深受叶适、章学诚等人影响的(注：见诸祖耿：《记本师章公自述治学之功夫及志向》，《章太炎学术年谱》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由上述可见，六经皆史思想是浙东史学一脉相传的思想。因此，浙东学者重史而不废经，经史并治，故能在史学领域取得不凡的成绩。

南宋以来，空谈性理的宋学已在学术上占据统治地位。浙东史学作为其对立面而存在，“言性命必究于史”，主张“六经皆史”，经史并治。不少浙东学者受古文经学的影响，把汉儒治经的方法运用到治史上，他们的对古史的研究重点放在《左传》、《周礼》上，形成求实考信的治史态度和以注疏考据为主的治学方法。吕祖谦撰《大事记》，以《左传》、《竹书纪年》等书纠正了《史记》不少纪年上的错误。叶适也多用考据的方法证明“六经”为先秦史籍，而非孔子所作。王应麟的《困学纪闻·考史》，对“十七史”、《通鉴》、《纲目》、《唐鉴》、《续通鉴长编》等书都有所考辨。开全面考评历代史籍之先河。胡三省的《通鉴注》“凡纪事之本末，地名之异同，州县之建置离合，制度之沿革损益”都有所疏释。黄宗羲强调治经“必明证于史籍而后足以应物”，其研究《周易》，对卦象的解释，许多地方都是以史证经，排除历来对卦象的神秘主义说教，还其古代文献的地位。上述传统对乾嘉时期的学风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到全祖望、邵廷采、章学诚的时代，考据方法已成为治学的主要方法。但浙东史学能坚持它“经世致用”的原则，不为考据而考据。因此在乾嘉时期，大多学者在埋头故纸之时，浙东学者仍能取得诸如“明史研究”、《宋元学案》、《文史通义》之类的重大创新成果。晚清以来，黄以周、平步青、李慈铭等走的仍然是考据的路子，至孙诒让熔经世致用与章句考证为一体，故有《周礼正义》、《墨子间诂》等经世巨著的问世。宋恕、章太炎更是在古文经学的基础上，提出变法改革的主张，形成一派区别于康有为、梁启超一系的维新变法力量，为重振“浙学”树起了鲜明的旗帜。

4、在历史编撰学上的贡献

浙东史学在编纂学上也有自己的传统特色，在体例上他们推崇编年体。我国编年体史书以《春秋》、《左传》、《资治通鉴》最为著名。历代浙东学者研治这三书的有很多家。受其影响，他们著述也多采用编年体和表谱体。南宋吕祖谦有《大事记》，陈傅良有《建隆编》、《皇朝百官公卿拜罢谱》等，蔡幼学有《国朝编年政要》、《续百官公卿表》等。入元以来温州有陈刚的《历代正闰图说》，处州有范霖的《历代编年图》、郑镇孙的《历代史谱》。明代万斯同有《历代史表》、《明史表》等多部史表作品，其《历代史表》之作，被黄宗羲称为“不朽之盛事，大有功于后学”。全祖望继承了这一传统，作有《孔子弟子表》、《甬上望族表》、《古今通史表》、《历朝人物世表》、《历朝人物亲表录》、《公车征士表》六部表谱作品，并在学案体著作《宋元学案》中增加了“学案表”。章学诚也重视表的作用，认为史表的适用范围很广，既可以表人、表年，还可以表解事类。近代陈黻宸拟作《中国通史》、《地理史》体例中都列有十《表》，章太炎《中国通史目录》中也首列四《表》。

从经世的目的出发，浙东史学家又多从事近现代史的修撰。叶适认为史家的职责不仅应“继采前史遗事”，更重要的是“示当世得失之林”。黄宗羲认为“国可灭，史不可灭”，在明亡之际，他把历史研究的重点落在明史上。蔡元培认为“史学所重，尤在近世史，良以现代社会皆由最近世史递嬗而来，因果相连，故关系尤为密切”。他特别重视清史的研究和清内阁档案的保存整理，上书请求政府将清内阁档案拨给北大作为史学研究的材料。他的《五十年来中国之哲》、《三十五年来中国之新文化》等都是当代史研究的重要著述。如本文前述“浙东史学的成就”中所反映出这么一个事实，南宋的史家重视宋史的撰述，清前期的史家重视南明史的研究，而近代的学者又重视清以来的历史研究。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左土右奇

@②原字外九里言

常州学派范文篇8

一、浙东学派与浙东史学

在浙东这个地域范围内，自宋代以来出现了诸如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以杨简为代表的“四明学派”、以王守仁为代表的“姚江学派”、以及黄宗羲开其先，万斯同、全祖望继其后的史学流派，这些派别历来被称作“浙学”、“浙东学派”、“浙东史学”。

各种名称的出现是与一定的历史时期相联系的。最早提出“浙学”的是朱熹。朱熹说：“江西之学只是禅。浙学却专是功利”。当时的永嘉学派、永康学派、金华学派在思想上相通，都讲求功利，与朱熹有较大的分歧，朱熹将它们统称为“浙学”。至明末清初，浙西顾炎武异军突起，与黄宗羲并称为开国儒宗。“浙东贵专家，浙西尚博雅”(注：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二《浙东学术》。)，浙学遂有“浙东”、“浙西”之分。首倡“浙东学派”的是黄宗羲(注：《移史馆论不宜立理学传书》，见杨向奎：《清儒学案新编》第一卷，齐鲁书社，1985年版，第177页。)，及至有清一代，史学领域为浙东学派所独擅，如梁启超所言：“浙东学风，自梨洲(黄宗羲)、季野(万斯同)、谢山(全祖望)以至章实斋(学诚)，厘然自成一系统，而其贡献最大者实在史学。”(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故这一学派又被称之为“浙东史学”亦顺理成章。

诚然，“浙东学术”和“浙东史学”还是有差别的，“学术”的范围比史学大，并包含了史学。但浙东学术的精髓在于史学，这已是历代学者所公认的。朱熹所说的“浙学”，就是偏重在史学上说的。他说：“浙间学者推尊《史记》，以为先黄老，后《六经》，此自是太史谈之学”(注：《朱子语类》卷122。)。又说：“伯恭(吕祖谦)之学大概尊《史记》，不然则与陈同甫(陈亮)说不合。同甫之学正是如此”(注：《宋元学案》卷52)。章学诚说：“浙东之学，言性命者，必究于史”。又说：“南宋以来，浙东儒者，讲性命者，多攻史学，历有师承。宋明两朝，记载皆稿荟于浙东，史馆取为依据。”因此可以这样说，对浙东学派的研究离不开对浙东史学的研究，而浙东史学，又是有特定的学术思想所指导的史学。

从陈训慈1931年《清代浙东之史学》一文问世以来，“浙东史学”作为一个学术范畴进行研究，已被后来的学者所认同和接受，不少史学著作对浙东史学有专题介绍，一些学者开始注意它的源流。

笔者认为，作为史学流派，浙东史学就其形成与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浙东史学形成于南宋。南宋时期，是浙东地区社会剧烈变动时期。政治上，朝廷偏安江南，民族危机十分严重；经济上，商品经济有所发展，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受到冲击；学术上，学无统绪，理学家空谈性理，无法解决现实的政治经济问题。浙东学派的各个分支，永嘉学派、金华学派、永康学派，虽有不同的师承，但在同一时期、同一区域，面对同一社会问题，形成了在学术上有相同旨趣的流派。叶适、陈亮、吕祖谦等浙东学者都积极参与政治，他们或伏阙上书，反对屈辱求和；或身临前线组织抗金，具有强烈的民族精神。在严峻的现实问题面前，他们反对理学家空谈心性义理，提出学术经世。他们经史兼治，注重历史研究，强调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为现实服务，完成了从心性义理之学到经制事功之学的转变。南宋是浙东史学的形成时期和第一个高峰期。

第二个阶段：清代前期是浙东史学的又一个高峰。南宋以后，朱熹的理学逐渐取得统治地位，影响整个意识形态领域。浙东学术的发展受到严重的影响，元明时期的浙东史学，虽有胡三省、宋濂等史学家的成就，但总体上看处于低谷时期。及至明代中后期，王阳明崛起于姚江，泛滥诸家，批判朱子理学的教条，主张经史合一，学术思想领域开始活跃起来。明末清初，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资本主义萌芽已有相当的发展，民族矛盾、阶级矛盾错综复杂。余姚黄宗羲师从王阳明弟子刘宗周，得王学之传，兼取各家之长，开创一代学风。他继承南宋浙东学术的事功传统，主张经世致用，把历史研究与当世之务结合起来。万斯大、斯同兄弟是黄宗羲的高足，万斯同以布衣领明史馆，独尊史法；全祖望私淑黄、万，奔走山海之间，搜讨遗音，表彰先哲；邵廷采亦尝问业于黄宗羲，尤善言明末遗事。至乾嘉时期，考据之学盛极一时，浙东仍有邵晋涵、章学诚出，继承黄宗羲之统系，形成浙东史学的第二个高峰。

浙东史学的第三个高峰是在二十世纪初。由于民族危机的刺激，革命思想的推动，西方新思想、新学说的输入，中国学术界出现了急剧变化的新局面。一批进步的思想家以史学为武器，用以分析历史与现实问题，寻找救国的道路。在浙江，温州有宋恕、陈黻宸、孙诒让等人，他们的学术思想远承南宋陈傅良、叶适的永嘉学派，近袭清初黄宗羲的学说。绍兴蔡元培受同里平步青、李慈铭影响颇深。戊戌后到杭州筹办师范学校，结识陈黻宸、宋恕、章炳麟，过往频常。章太炎原名炳麟，因仰慕黄宗羲(太冲)、顾炎武，故别号太炎。原籍余姚，世居余杭，尝自称余姚人(注：《余姚文史资料》第二辑有《章太炎为何自称“余姚人”》一文。)。其思想感情、治学方法都与浙东学派相近，世人亦把他看作浙东人。如宋恕在《日记》中称其为“余姚”(注：《宋恕集》第935页。)。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说：“炳麟少受学俞樾，治小学极谨严，然固浙东人也，受全祖望、章学诚影响颇深”。他们以杭州、上海为中心，过从甚密，或促膝相谈，或信件来往，学术旨趣，皆究心于史。浙东史学此时又呈现出新的景象，成为当时“新史学”思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浙东史学的成果

以往论浙东史学成果，大多局限于清朝宁、绍一带的黄宗羲、全祖望、章学诚等几位史学大家的著述。本文试图通过对宋以来史学史资料的钩沉、爬梳，力求较全面地反映浙东史学的面貌。

《春秋》经、传的研究。浙东学者倡言“六经皆史”，经史并治，因此很重视对《春秋》和《左传》的研究。事功史学的开创者薛季宣就著有《春秋经解》十二卷，《春秋旨要》二卷。陈傅良继承师说，著有《春秋后传》、《左氏章指》。吕祖谦著有《春秋左氏传说》、《春秋左氏传续说》，另有史论体的《东莱左氏博议》二十五卷，以《左传》所载史实为题，发挥其政治、哲学、伦理观点，在当时有较大的影响。此后有金华王柏的《读<春秋>记》，《左氏正传》；许谦的《<春秋>温故管窥》、《春秋三传疏议》；宁波王应麟的《春秋考》；万斯大的《学<春秋>随笔》；邵晋涵的《<春秋左氏传>札记》等外，最有成就的是章太炎的《<春秋左氏传>读》。章书在对古文献进行广泛研究的基础上，发挥他在文字音韵学方面的长处，由文字音韵入手，诠释《左传》中难解的古言古字、典章名物，疏正《左传》体例、叙事和立论所含的本义，使世人不得不承认《左传》为信史。

《通鉴》学的研究。浙东学者推崇编年体史书，历代浙东学者都有对《通鉴》、《续通鉴》进行研究的，丰富了《通鉴学》研究的成果。薛季宣有《资治通鉴约说》，陈傅良的《建隆编》是将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太祖一朝事迹削繁补阙，系以论说而成。叶适门人戴溪著有《通鉴笔议》，薛子长有《续通鉴论》。金履祥著《资治通鉴前编》，上起尧舜，下接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之前；王应麟有《通鉴地理考》，专考《通鉴》所涉地、山、川名。另有《通鉴地理通释》，是一部系统论述我国历代疆域政区沿革与军事地理的专著。王应麟门人胡三省，著有《资治通鉴音注》、《通鉴释文辨误》等，在通鉴学上占有重要地位。

典章制度的研究。浙东学者主张经世致用，重视历代典章制度的研究。薛季宣就有《汉兵制》、《九州图志》、《薛常州地理丛考》。陈傅良的《历代兵制》是通史性的军事史。吕祖谦著有典制体《历代制度详说》，涉及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各方面，探讨古今典章制度的利弊得失，旨在于为南宋王朝提供历史借鉴。《礼》是三代旧制，是古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万斯大、斯同兄弟在《礼》学和史学方面也作出成绩。万斯大著有《学礼质疑》、《周官辨非》、《仪礼商》、《礼记偶笺》等。定海黄氏父子，专长“三礼”。黄式三，好以经明史，其子黄以周著《礼书通故》，章太炎称其书可“与杜氏通典相比隆”。孙诒让的主要成果有《周礼正义》。为了经世的需要，1901年他还写了《周礼政要》，以期能为当时的新政措施提供借鉴。

学术史的研究。开创学案体学术思想史修撰是黄宗羲，他著成《明儒学案》后，仍发凡起例，撰著《宋元学案》，仅成一半初稿。其子黄百家续撰数卷也去世了。全祖望在黄氏父子遗稿基础上继续工作，到道光年间经王梓材等人校补修茸此书才得以完编而印行于世。余姚邵廷采，其史学承黄宗羲之教，在学术史方面有《明儒王子阳明先生传》、《明儒刘子蕺山先生传》、《王门弟子所知传》、《刘门弟子所知传》(传未成，仅有序)、《姚江书院传》等。宋恕的《六斋卑议》中有丰富的学术史思想。

人物传记类。入明以后，浙东史家重视遗民的表彰。万斯同有《明季两浙忠义录》、《两浙名贤录》等；邵廷采撰《宋遗民所知录》、《明遗民所知录》，以表彰宋、明遗民的忠义节气。全祖望著有《鲒qí@①亭集》，所载内容多半为明清间之掌故，其通过纪传碑志，汲汲表彰浙东抗清不屈之士。

史论、史评类。浙东史家还擅长史学评论，叶适《习学纪年序目》；吕祖谦《东莱博议》；陈亮《酌古录》；王应麟《困学纪闻》、《通鉴答问》；胡应麟《史书占毕》；黄宗羲的有关史《序》；章学诚《文史通义》；邵晋涵的《四库史部提要》；李慈铭《越缦堂读史札记》；宋恕《六字课斋津谈》；陈黻宸《独史》；章太炎《qiú@②书》等都有精彩的史论与史评。其中章学诚的成就最大，《文史通义》明确提出并论述史学范畴中的“经世致用”、“六经皆史”、“圆神方智”、“史义史德”等重要命题，对中国古代史学作出了系统的理论性总结。

乡邦文献的整理。浙东史学重视乡邦文献的编撰整理，通过人物传记、年谱，以发掘乡贤事迹；修撰地方志、书籍目录，以保存文献；编辑刊刻乡贤遗著，以传承学术。宋代王应麟有《四明文献集》；元代吴师通的《敬乡录》收录婺州人物，先述事迹，附诗文于后；袁桷作《四明志》；明代宋濂撰《浦江人物记》、《浦江文艺录》；郑柏有《金华贤达传》；应廷育有《金华先民传》；王yī@③有《义乌宋先达小传》；黄宗羲辑有《姚江逸诗》、《姚江诗略》，著有《四明山志》；万斯同有《两浙名贤录》、《明季两浙忠义录》；全祖望撰《钱忠介公年谱》、《张仓水年谱》，笺注《困学纪闻》，辑《续甬上耆旧诗》，编《天一阁碑目》、《四明洞天旧闻》；平步青注意整理乡邦文献，张岱的《陶庵梦忆》、黄宗羲的《南雷文约》、全祖望的《鲒qí@①亭集》、章学诚的《实斋札记抄》等，平氏都曾批校、整理刊刻过；孙诒让著有《温州经籍志》、《温州古甓记》，辑有《永嘉郡记集本》，其与父孙衣言合辑的《永嘉丛书》，汇集了诸如《习学纪言》、《浮zhǐ@④集》、《浪语集》、《止斋集》等历代永嘉学者的著述；蔡元培还批校整理了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

新史学的建设。清末民初，正是中国学术思想新旧交替之时，随着维新运动的深入，西方思想的输入，中国史学领域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这一时期的浙东史学仍继承前辈经世致用的传统，站立在新史学建设的前沿。陈黻宸的史学著作主要有1902年在《新世界学报》上发表的《独史》、《地史原理》以及《京师大学堂中国史讲义》、《中国通史》等，其史学思想已明显受西方资产阶级史学思想的影响。在他的史学理论中，已涉及到“史学者，合一切科学而自为一科者”；“未有书契以前，自有未有书契之史”；“史者，民之史也”；在方法上已介绍西方的“统计之史”；在“良史”条件上，提出“史质”、“史情”、“史时”、“史权”。陈黻宸提出了自己编写新体中国通史的设想。在观点上，以西方进化论历史观为指导；在内容上突破封建史学以帝王将相为中心和以政治史为基干的狭隘格局，引入“民史”的概念；在方法上，突破传统史学方法的束缚，充分吸收政治学、社会学、地理学、经济学乃至近代生物、化学、数学等自然科学的成果与新方法；在表现形式上，他所设计的新体中国史包括八表、十录和十二传。这是我国近代继梁启超《中国史序论》(1901年)后的又一种新编中国通史的大纲。蔡元培在20世纪初撰写的《中国伦理学史》是近代第一部接受西方思想的伦理学史，他参考了日本和西方的有关著作，写成章节体，在绪论中对一些基本概念作了区分。这部著作对于文化史、思想史的开拓有较大的作用。在近代思想文化史方面，他的《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中国的文艺中兴》、《三十五年来中国之新文化》都有较高的水平。章太炎在学术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但莫不以史学为依归。从《qiú@②书》到《检论》，经作者多次修订，反映了章太炎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的演变历程。从所附的《中国通史略例》、《中国通史目录》、《近史商略》等篇，可以看出章太炎有著《清史》和新编《中国通史》的打算，这也为当时“新史学”的建设起了积极的影响。

三、浙东史学的特点及其价值

浙东史学家尽管生活的时代不同，治史的重点也不尽相同，但他们从历史观点到治学方法上都有相近之处，互相传承，如梁启超所说的“厘然而自成一系统”，在以下几个方面形成鲜明的特色。

1、重视历史观的探究

浙东学派中，在历史理论上最有建树的当属章学诚，然章氏的理论往往多承受于浙东前辈学者。如“道不离器”的朴素唯物论的观点，就有本于薛季宣所说的“道无形埒，舍器将安适哉?”(注：薛季宣：《浪语集》卷23《答陈同父》。)叶适的“物之所在，道则在焉”(注：叶适：《习学纪言序目》卷47《皇朝文鉴一·四言诗》。)和黄宗羲“道、理皆从形、气而立”(注：黄宗羲：《子刘子行状》卷下。)的看法。又如章学诚重视历史与现实的相互联系，认为历史发展是“有因有革”的，这也可溯源于南宋浙东学者吕祖谦、陈亮的有关论述。关于历史发展动因，章学诚有如违背民心所愿，即使圣贤也不能建功立业，推动历史发展的思想。浙东史学前辈吕祖谦就有“合群策，集事功”、“藉众人之力而共建”的思想(注：见潘富恩、徐余庆《吕祖谦评传》第9章。)。以上思想在后来的章太炎、蔡元培、陈黻宸的著作中也都有所体现。

2、重世务，贵事功

永嘉学派的创始人薛季宣，“其学主礼乐制度，以求见之事功”。陈傅良从薛季宣游，深得薛氏经制事功之精髓。他编撰《历代兵制》就是为南宋统治者取以为鉴的。吕祖谦认为“学者当为有用之学”(注：吕祖谦：《左氏传说》卷5。)，他写的《历代制度详说》就从涉及经济、政治、军事及国计民生等方面的十五种制度入手，讨论其因革损益，分析历代制度的利弊，以为当世之用。叶适论史，处处注意联系实际，如他论纪纲、论用兵、论理财、论民族关系等，陈古刺今，无不以历史经验结合南宋现实而发。黄宗羲称赞宋代事功学说：“永嘉之学，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著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注：《宋元学案》卷52。)。他的《明夷待访录》、《明儒学案》都体现了经世致用的思想。章学诚在《文史通议》中更是不厌其烦的反复阐明其经世致用的学术宗旨。历代浙东学者重视对《春秋左传》和《周礼》的研究，就是出于经世的目的。清末新史学思潮更是经世致用的产物，宋恕、蔡元培、章太炎、陈黻宸、孙诒让等无不热心投入社会政治运动，关注社会改革变迁。宋恕、章太炎等把自己参与所办的报纸就命名为《经世报》，针对当时有人看不起经世之学，宋恕还在《<经世报>序》中指出：“古无所谓经学、史学也，学者学经世而已矣!理者经世之的；数与文者，经世之器；而经、史、诸子者，经世之师承也……今白种诸国，莫不以经世为学”。从章太炎、陈黻宸的史学论著及其所订编史体例来看，也都可明显地感受到经世致用的精神。

3、经史并治的旨趣

明确提出“六经皆史”说的，是清代的章学诚。其实章氏这一命题是继承浙东前辈思想而来的。薛季宣说：“《春秋》者何?鲁史记之名也”(注：薛季宣：《浪语集·经解春秋旨要序》。)。吕祖谦说：“观史，先自《书》始”(注：《东莱别集》卷7《与张荆州敬夫》。)。而在叶适那里，更已形成六经皆史的思想的刍形。他说：“《书》起唐虞，《诗》止于周，《春秋》著于衰周之后，史体杂出而其义各有属，尧舜以来，变故悉矣”。王阳明也认为“《春秋》亦经，《五经》亦史。《易》是包牺之史，《书》是尧、舜以下史，《礼》、《乐》是三代史”。章太炎也是把经学做作为史学来看待的，在这一方面他是深受叶适、章学诚等人影响的(注：见诸祖耿：《记本师章公自述治学之功夫及志向》，《章太炎学术年谱》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由上述可见，六经皆史思想是浙东史学一脉相传的思想。因此，浙东学者重史而不废经，经史并治，故能在史学领域取得不凡的成绩。

南宋以来，空谈性理的宋学已在学术上占据统治地位。浙东史学作为其对立面而存在，“言性命必究于史”，主张“六经皆史”，经史并治。不少浙东学者受古文经学的影响，把汉儒治经的方法运用到治史上，他们的对古史的研究重点放在《左传》、《周礼》上，形成求实考信的治史态度和以注疏考据为主的治学方法。吕祖谦撰《大事记》，以《左传》、《竹书纪年》等书纠正了《史记》不少纪年上的错误。叶适也多用考据的方法证明“六经”为先秦史籍，而非孔子所作。王应麟的《困学纪闻·考史》，对“十七史”、《通鉴》、《纲目》、《唐鉴》、《续通鉴长编》等书都有所考辨。开全面考评历代史籍之先河。胡三省的《通鉴注》“凡纪事之本末，地名之异同，州县之建置离合，制度之沿革损益”都有所疏释。黄宗羲强调治经“必明证于史籍而后足以应物”，其研究《周易》，对卦象的解释，许多地方都是以史证经，排除历来对卦象的神秘主义说教，还其古代文献的地位。上述传统对乾嘉时期的学风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到全祖望、邵廷采、章学诚的时代，考据方法已成为治学的主要方法。但浙东史学能坚持它“经世致用”的原则，不为考据而考据。因此在乾嘉时期，大多学者在埋头故纸之时，浙东学者仍能取得诸如“明史研究”、《宋元学案》、《文史通义》之类的重大创新成果。晚清以来，黄以周、平步青、李慈铭等走的仍然是考据的路子，至孙诒让熔经世致用与章句考证为一体，故有《周礼正义》、《墨子间诂》等经世巨著的问世。宋恕、章太炎更是在古文经学的基础上，提出变法改革的主张，形成一派区别于康有为、梁启超一系的维新变法力量，为重振“浙学”树起了鲜明的旗帜。

4、在历史编撰学上的贡献

浙东史学在编纂学上也有自己的传统特色，在体例上他们推崇编年体。我国编年体史书以《春秋》、《左传》、《资治通鉴》最为著名。历代浙东学者研治这三书的有很多家。受其影响，他们著述也多采用编年体和表谱体。南宋吕祖谦有《大事记》，陈傅良有《建隆编》、《皇朝百官公卿拜罢谱》等，蔡幼学有《国朝编年政要》、《续百官公卿表》等。入元以来温州有陈刚的《历代正闰图说》，处州有范霖的《历代编年图》、郑镇孙的《历代史谱》。明代万斯同有《历代史表》、《明史表》等多部史表作品，其《历代史表》之作，被黄宗羲称为“不朽之盛事，大有功于后学”。全祖望继承了这一传统，作有《孔子弟子表》、《甬上望族表》、《古今通史表》、《历朝人物世表》、《历朝人物亲表录》、《公车征士表》六部表谱作品，并在学案体著作《宋元学案》中增加了“学案表”。章学诚也重视表的作用，认为史表的适用范围很广，既可以表人、表年，还可以表解事类。近代陈黻宸拟作《中国通史》、《地理史》体例中都列有十《表》，章太炎《中国通史目录》中也首列四《表》。

从经世的目的出发，浙东史学家又多从事近现代史的修撰。叶适认为史家的职责不仅应“继采前史遗事”，更重要的是“示当世得失之林”。黄宗羲认为“国可灭，史不可灭”，在明亡之际，他把历史研究的重点落在明史上。蔡元培认为“史学所重，尤在近世史，良以现代社会皆由最近世史递嬗而来，因果相连，故关系尤为密切”。他特别重视清史的研究和清内阁档案的保存整理，上书请求政府将清内阁档案拨给北大作为史学研究的材料。他的《五十年来中国之哲》、《三十五年来中国之新文化》等都是当代史研究的重要著述。如本文前述“浙东史学的成就”中所反映出这么一个事实，南宋的史家重视宋史的撰述，清前期的史家重视南明史的研究，而近代的学者又重视清以来的历史研究。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左土右奇

@②原字外九里言

常州学派范文篇9

肖邦在巴黎的经济来源最主要是以教授私人学生为主，其中以贵族阶层的学生居多。由于兼具音乐和社交天赋，肖邦永远不缺捧上高额学费求教的学生，始终是巴黎最抢手的老师。

肖邦教学的学费于历史上以贵为留名，当时初到巴黎的肖邦即以每小时二十法朗为钟点费，相较于卡尔克布雷纳的十法朗一堂课更显昂贵(当时一般法国政府官员日薪为二十五法朗，已称中上收入)，而肖邦通常一天安排八至九堂课，为他带来颇为丰厚的收入。根据研究数据显示，肖邦通常早上八点准时上课，每堂课为一小时，授课房间摆置两架钢琴，大型演奏琴理所当然地为普莱耶尔厂牌，另旁边有一小型直立式钢琴。根据肖邦学生表示，他教学时必穿着讲究，手戴白手套，皮鞋擦拭闪亮，而学生们通常依照惯例将每堂课的学费留在壁炉架上。

二、肖邦的钢琴教学理念

音乐学者们根据肖邦大批学生所记录的肖邦上课文献藉以此了解肖邦的教学理念及实务方法，不过，肖邦本人也曾撰写过一部分教学方法的文稿，只可惜肖邦在生前未能将其教学理念完整记录下来，但现今所遗留下来的文稿也为我们提供了肖邦教学理念的第一手资料，此著作肖邦称为“Projetdeméthode”(《钢琴法》)。

肖邦在过世前将这份手稿嘱托姐姐路德薇卡转交给自己的朋友们，而在1936年伦敦的拍卖会上，法国钢琴家柯尔托(AlfredDenisCoetot，1877-1962)竞标到这份肖邦的亲笔手稿，并将这份手稿内容公开于其1949年出版的著作“AspectsdeChopin”(《关于肖邦的研究》)。

肖邦的手稿共计十六页，由不同尺寸大小的纸张写成，包含了一般用纸及音符用纸，而手稿内文则是以法文写成，其中夹杂着波兰文。在此将肖邦的钢琴教学理念整理如下：

（一）手指位置

肖邦认为十指的长短力量均不同，每一独立手指有其独立的功能及特色，十指可创造出许多不同的音色层次，与其将十指练习平均不如尽量制造出不同层次的优美音色。肖邦反对练习音阶时由C大调开始，他认为黑键适合较长手指(食指及中指)，白键则适合较短手指(拇指及小指)，所以他认为C大调音阶有违手指的自然特性，肖邦认为B大调才是最好练习音阶的起始。关于手指部分，肖邦认为升降记号较不适合大拇指弹奏，而将右手五指分别摆在E、#F、#G、#A、B上则是最自然、最符合手指特性的位置。

（二）坐姿

关于坐的姿势方面，肖邦与李斯特略为相同，两者皆赞成坐姿略高，而两者不同在于肖邦并未使用太多肢体动作，但李斯特却是大量发展出身体摆动的空间，不论是手的位置还是坐的姿势上，肖邦都认为全身的柔软度是非常必要的。不少肖邦的弟子们都提及肖邦经常在上课时请他们身体再柔软些，以期达到更为自然优美的触键。

（三）手腕

在肖邦的教学及演奏当中，手腕的运用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肖邦之所以在演奏方面与其前辈大师们如克列门蒂或车尔尼等有所不同是在于肖邦大量地使用手腕。肖邦于“Projetdeméthode”(《钢琴法》)中提到手腕需灵活运用，必须让手自然地“落下”(fall)，同时他并提到手腕动作犹如声乐演唱中呼吸换气。

此外，肖邦的得意门生KarolMikuli(1821-1897)曾提及肖邦于上课时所论及关于演奏钢琴的秘密武器：手腕须于乐句结束时自然柔软提起，并于下一紧接乐句的第一音自然柔软地落下。以上论述看似简单，却可能被众多习琴者忽略，此方法于肖邦所论及的声乐家呼吸方法不谋而合。Mikuli也提到，肖邦于两音一乐句的短小乐句演奏时建议，手腕须于第一音自然往下而于第二音将手腕自然拿起，方可制造出优美的两音一乐句型态。

（四）指法

肖邦于“Projetdeméthode”(《钢琴法》)中提出的指法观点可以说是吓坏了当时所谓传统钢琴学派的代表们，像是胡梅尔、车尔尼及卡尔克布雷纳等人。这些传统钢琴学派的代表们无法理解及接受肖邦新颖的指法观点，这是由于传统演奏法重视如何在键盘上掌握流利自在的水平移动，指法的目的是为了演奏的方便舒适而设计。当然，这样的要求在钢琴上并不足以表现丰富的音色层次变化。然而，对于肖邦来说，指法不是为了方便舒适而设计的，而是为了表现音乐、色彩及效果而设计。很显然，这是两种不同层次的音乐表现，这或许也是肖邦的艺术创作可达到非常人所及的境界。

关于肖邦指法的特殊性，以下作列点说明：

1.大拇指可穿越第四指或第五指进行转指，此时建议可稍微倾斜手腕；2.允许大拇指在黑键上进行转指；3.手指的“无声”替换；4.同一手指接连弹奏不同音符；5.允许长手指可越过短手指交叉弹奏；6.手指滑奏（用同一手指由一音滑行至另一音）。

关于肖邦的指法运用，除了上述所提及之外，肖邦还建议学生在重复音的弹奏上使用同一手指弹奏，因为他认为用同一手指弹奏重复音可使重复音更平均。从众多肖邦学生的描述显示，肖邦非常严格要求学生的指法，一旦确立指法后便不可再任意更动。

（五）教材

身为钢琴教师的肖邦有一套自己坚持的教学曲目，除了基本的音阶及琶音练习之外，肖邦还会让他的学生们弹奏克列门蒂的《前奏曲和练习曲》，肖邦认为这套曲集能训练学生获取弹奏上的清晰度及灵活性。从这套曲集中，肖邦特别建议学生练习降A大调练习曲。肖邦在课堂上非常喜欢使用克列门蒂的作品当作教材，除了刚刚提到的《前奏曲和练习曲》之外，他还会让学生弹克列门蒂的“GradusadParnassum,Op.44”(译为《艺术津梁》或《朝圣进阶》)及奏鸣曲。

肖邦特别偏爱老巴赫的作品，几乎每位学生每堂课都必须弹奏巴赫的作品。此外，肖邦在课堂上特别喜爱使用像是韩德尔（GeorgeHandel,1685-1759）、史卡拉第(DomenicoScarlatti,1685-1757)、莫扎特、克列门蒂、克拉迈、胡梅尔、韦伯及费尔德等人的作品。

就练习曲的教材安排上，肖邦倾向使用克列门蒂的“GradusadParnassum,Op.44”、克拉迈及莫谢莱斯的练习曲。有趣的是，肖邦并不喜欢使用当时非常有名的车尔尼的钢琴练习曲作为教材，因为肖邦认为克列门蒂及克拉迈等人的练习曲是更好地结合了技术性及音乐性。

（六）踏板

踏板的运用所产生的音响效果是肖邦音乐的灵魂，在肖邦钢琴音乐的诠释中，踏板技术是不可或缺的，浪漫时期钢琴音乐最重要的发展之一就是对延音踏板运用的重视。在十九世纪初期，延音踏板的使用还处在实验阶段，仅仅被视为一种特殊效果的运用。然而对于肖邦来说，踏板的运用实现了肖邦在低音伴奏和弦音响持续的理想以及高音歌唱旋律饱满音色的想象，进而形成肖邦独特的音乐美学思维。

肖邦总是详细精确地将踏板记号标在乐谱上，显现其对延音踏板性能已经具有相当独特的见解。从文献数据中也显示，关于踏板的使用，肖邦是非常严格要求学生必须按照他在乐谱上的踏板记号，他不允许学生胡乱地使用踏板。此外，肖邦更是常跟他的学生们提及：“正确地使用踏板为一生之功课!”

三、结语

关于教学理念，虽然肖邦只留下十六页未完成的手稿，但是肖邦新奇、大胆且独创的教学理念虽与当时的传统钢琴学派理念相违背，但事实证明，肖邦独具一格的教学理念皆是为了传达出音乐艺术里最珍贵的人类情感。而对于现代的演奏家或教育家们来说，肖邦的教学理念是相当实用的，且值得我们去了解、思考并在实际弹奏上运用。

参考文献：

[1]王铮.浪漫主义时期音乐作品的研究与分析[J].中央民族大学,2013,(03).

常州学派范文篇10

合作学习是新课程标准提倡的一种重要的学习方式，是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动手能力，探究意识和合作学习的重要学习形式，也是促进学生学会学习、学会交流的重要形式。因此在我们的教育教学活动中应充分发挥学生的合作意识，给学生比较多的参与讨论，相互交流的机会，在此过程中让学生学会合作，学习交流，不断学习新的知识，不断发展自己的能力，让我们的合作学习形式更新颖，方法更具体、更科学、更有效。合作学习，一般以集体授课为基础，以小组活动为主体形式，力求集体性与个体性的统一，包含合作性、竞争性和个体性三种学习情境兼容互补，相得益彰，体现“尊重每个学生，让每个学生都有进步”的理念，并以小组总体成绩为评价依据，而是要让每个小组成员都能积极参与到有着共同目标、明确分工的学习活动中去，思想得以交流、碰撞，并能互相支持、互相配合，使小组成员真正达到知识技能上的优势互补，并使其社会责任感、团队精神、合作意识等品质得以显现培养等。

二、自主性阅读

自主性阅读教学结构的优化，有利于开拓、深化学生的自主学习思维理念，丰富学生的思维想象力。在教学中，教师要实现教学策略的大胆革新，采取适当教学内容、适当教学问题的设置，然后给予学生一定的自主学习空间及时间，回答教师的提问。在该环节中，适当的教学内容必须符合学生的思维认识特点，学生能够通过自主阅读掌握相关的物理知识。比如在《透镜》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进行以下教学问题的设计：透镜的概念是什么，透镜的种类是什么，如何区别不同的透镜种类，凸透镜的焦距如何测量，凹凸镜的焦距如何测量，望远镜与透镜的关系是怎样的，通过类似问题的设计，可以激发学生自主性阅读的兴趣，引导其有针对性的开展课文阅读活动，在上述过程中，教师要尊重学生的心理特点，顺应学生的内心学习需求，挖掘学生的潜在学习需求，切实增强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完善学生的个体性格，为社会培养综合性的创新型人才，实现共性及特殊性教学模块的结合。

三、实验能力的培养

初中物理教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科目。在初中物理的日常教学过程中，物理实验是物理课程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物理实验能够直观地展现物理现象和物理效果；另一方面，物理实验能够深入地反映物理知识和物理规律。因而，教师在初中物理教学中要注重培养学生的实验能力，特别是自主实验能力。培养初中学生的物理实验能力不能一蹴而就：第一步，教师应当遵照教学大纲的要求保证物理教学中实验课程的适当比重，同时注重培养学生严谨的实验态度和科学的实验精神；第二步，在物理实验课程上，教师应当认真负责地讲解物理实验的步骤和重点，规范学生的实验过程，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第三步，教师应当注重培养学生的自主实验能力，在日常教学之后提出一些简单易行的课题，留给学生自主研究自主实验，培养学生的探索精神和实验精神。

四、表达能力的培养

表达能力也是初中物理教学需要培养的一个重要能力。观察了现象，理解了知识，进行了实验，之后还需要良好的表达。表达是传达知识和想法的一个重要手段，在初中物理教学过程中，良好的物理表达能力不仅要求了表达的专业性和规范性，还要求了表达的准确性和说理性。教师要想培养学生的物理表达能力，就要从物理表达的要求入手。一方面，要加强学生对物理知识的学习和掌握，物理知识是物理表达的基础内容，只有使用专业的物理词汇正确地解释物理现象，才能做到物理表达的专业性和规范性。另一方面，要引导学生学习课本上物理知识的论证和阐述，课本上每节内容的编撰都有其逻辑顺序，只有揣摩好课本上展示的正确的学习思路，才能做到物理表达的准确性和说理性。

五、课后反思策略

训练学生的元认知，促进学生的元认知发展。元认知是个体高效学习不可缺少的条件，国外几个有代表性的高效学习模型，如，现象学派麦考姆斯的高效学习模型、认知学派温内和巴特勒的高效学习模型、社会认知学派齐默曼的高效学习模型等，都把元认知作为高效学习的重要过程或成分。因此，培养学生的高效学习能力，必须注意促进学生的元认知发展。那么，在物理教学中如何训练学生的元认知能力呢？教学中可以指导学生常用自我提问的方式，就是结合物理学问题解决过程，提出一系列供学生自我观察、自我监控、自我反思、自我评价的问题，不断地对自己的问题解决过程进行反思和有效的监控与调节。

总之，学习能力的培养决定于教师，教师的高素质决定了学习能力培养的效果。初中阶段，学生处在一个不断变化的时期，身体和心理的变化导致他们对所学的学科或喜欢或厌倦，其中主要的一个因素在于教师。物理教师不仅要传授自然科学知识，同时也要运用情感教学，传授人生和社会知识，使学生在发展智力的同时，形成能力，树立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为终身学习打下基础。

作者:胡玲玲 单位:常州市金坛区第五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