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孙晟范文10篇

长孙晟范文篇1

一

长孙晟，河南洛阳人，生于西魏废帝元年（552），卒于隋炀帝大业五年（609），其一生正逢中国封建社会自北朝更迭到隋文帝一统由乱至治的动荡岁月。长孙晟18岁即任北周司卫上士，后迁车骑都府。入隋之后，历任车骑将军、左骁卫车骑将军、左勋卫骠骑将军、左领军将军、武卫将军、右骁卫将军等军职，是隋文帝左右参予军机的重要人物之一。综其一生政治、军事活动的主要方面是协同隋文帝处理对突厥的关系。

长孙晟在处理与突厥关系上有一整套较完整的方略，集中反映在开皇元年（581）一次他向隋文帝上书中，此上书《隋书》卷五十一《长孙晟传》记述最详，其文如下：

“臣闻丧乱之极，必致升平，是故上天启其机，圣人成其务。伏惟皇帝陛下当百王之末，膺千载之期，诸夏虽安，戎场尚梗。兴师致讨，未是其时，弃于度外，又复侵扰。故宜密运筹策，渐以攘之，计失则百姓不宁，计得则万代之福。吉凶所系，伏愿详思。臣于周末，忝充外使，匈奴倚伏，实所具知。玷厥之于摄图，兵强而位下，外名相属，内隙已彰，鼓动其情，必将自战。又处罗侯者，摄图之弟，奸多而势弱，曲取于众心，国人爱之，因为摄图所忌，其心殊不自安，迹示弥缝，实怀疑惧。又阿波首鼠，介在其间，颇畏摄图，受其牵率，唯强是与，未有定心。今宜远交而近攻，离强而合弱，通使玷厥，说合阿波，则摄图迥兵，自防右地。又引处罗，遣连奚、霫，则摄图分众，还备左方。首尾猜嫌，腹心离阻，十数年后，承衅讨之，必可一举而空其国矣”。

《孙子兵法》攻谋篇第三载：“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长孙晟正是在分析了当时突厥政治军事形势是强大中蕴孕着分裂危机的现状后，提出自己著名的治突厥之策。

突厥是强大的。6世纪中叶突厥族崛起于我国北方草原[1]，西魏废帝元年（552），土门可汗摆脱了柔然汗国的统治而立国。其子木杆可汗统治期间（553-572），国势大振，“西破唳哒，东走契丹，北并契骨，威服塞外诸国”，雄据北方，其时汗国统治地域“东自辽海以西，至西海，万里；南自沙漠以北，至北海，五、六千里；皆属焉”[2]。当时中原地区北齐与北周两个王朝在互相争戎中，均间突厥“争请盟好，求结和亲”[3]，突厥统治者对二者，先是不偏袒任何一方，等距相待，从中取利，后改为厚周薄齐，“与周合从，终亡齐国。”[4]显然，当时突厥确是强大，其政治态度的向背，足以改变中原地区力量的均衡。这种强盛之势，历木杆可汗、佗钵可汗（572-581）至摄图（即沙钵略可汗）数十载而不衰。开皇元年（581年），隋取代北周。曾与北周统治集团和亲结盟的突厥[5]，当然不会以友好态度待之，因此，隋初，隋与突厥的关系日趋紧张。史载其原由有二：一是“隋主既立，待突厥礼薄”；二是，北周和亲突厥的“千金公主伤其宗祀复灭，日夜言于沙钵略，请为周复雠”[6]。其实，这些都是藉口而已，更内在的原因是突厥奴隶主贵族看到隋朝初创，立足未稳，想乘机侵掠以饱私利。如《隋书》所评：突厥贵族是“亲疏因其强弱，服叛在其盛衰。衰则款塞顿颡，盛则弯弓寇掠，屈申异态，强弱相反”[7]。因此，面对咄咄逼人的突厥统治者，隋文帝不能不认真对待。

突厥在强大中又蕴含着分裂的危机。透过貌似强大的表象，看到其内部蕴含着分裂的危机，正是长孙晟高人一筹之处。时突厥虽“控弦数十万，中国惮之”[8]，但其内部并不团结，即所谓“摄图，玷厥（达头可汗）、阿波（大逻便）、突利（染干）等叔侄兄弟各统强兵，俱号可汗，分居四面，内怀猜忌，外示和同”，据此，长孙晟认为对付突厥的最佳方案是：“难以力征，易可离间”[9]。长孙晟在上述认识基础上提出治突厥策的核心是：“远交而近攻，离强而合弱”。这一政策得到了隋文帝的赞赏与支持，史载：“上省表大悦，因召与语，晟复口陈形势，手画山川，写其虚实，皆如指掌。上深嗟异，皆纳用焉”[10]。

二

长孙晟是隋朝对突厥政策的制定者，又是身体力行的实施者，并在实施过程中根据情况的变化，又适时对政策进行了调整。具体言，以与摄图关系的由战到和为界，分为侧重不同的前后二个阶段。开皇五年（585）之前重点放在远交达头，近攻摄图；之后则转变为离强（指达头）合弱（指染干）上。

开皇五年以前，在与摄图关系以战为主的阶段里，长孙晟虽在窦荣定军中“为偏将”[11]，参加了抵御摄图的军事行动，但他的主要精力则是放在政治方面。开皇元年，即在隋文帝采纳其治突厥策后不久，长孙晟和元晖即分赴罗侯，玷厥驻地。元晖“出伊吾道，使诣突厥，赐以狼头纛”[12]，“晖说以利害，申国厚礼，可汗大悦，遣其名王随献方物”[13]。长孙晟则以车骑将军身份亲“出黄龙道，斋币赐奚、霫、契丹等，遣为响导，得至处罗侯所，深布心腹，诱令内附”[14]，此系长孙晟第二次出使突厥。选择长孙晟、元晖出使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元晖早年曾出使突厥，“武帝之娉突厥也，令晖致礼焉”[15]，而长孙晟第一次（579年）出使突厥时，处罗侯曾“密托心腹，阴与晟盟”[16]。因此，他们出使均取得了预期效果。开皇二年（582），摄图率40万骑自兰州入，至于周槃，“破达奚长儒军，更欲南下”时“玷厥不从，引兵而去”[17]，削弱了摄图的实力，通使玷厥，初获成效。同年，与摄图战争激烈进行之时，长孙晟使说染干，让其诈告摄图：“铁勒等反，欲袭其牙”，逐使摄图惧而退兵。[18]

长孙晟没有轻视摄图的退兵，他深知摄图实力并未受到打击，故仍继续实行自己治突厥策中提出的“说合阿波”，以离间其与摄图关系的谋略。长孙晟抓住阿波与窦荣宣战而失利之机，遣使相劝阿波：当击摄图为自保。并亲对阿波来使说：“今达头与隋连和，而摄图不能制。可汗何不依附天子，连结达头，相合为强，此万全之计。岂若丧兵负罪，归就摄图，受其戮辱邪？[19]”终于使阿波接受了长孙晟的建议。“说合阿波”获成功，扩大了突厥奴隶主之间的裂痕，并导致了内江。先是摄图“闻阿波怀贰，乃掩北牙，尽获其众而杀其母”[20]。继而阿波联合玷厥，“乞师十余万，东击摄图”[21]，由此开始了突厥历史上东西突厥分裂的历程。

摄图面临隋军和阿波、玷厥联军的打击，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开皇四年（584）九月，摄图遣使求投，在其致隋文帝的上书中曰“皇帝是妇父，即是翁，此是女夫，即是儿例。两境虽殊，情义是一。今重叠亲旧，子子孙孙，乃至万世不断，上天为征，终于违负。此国所有羊马，都是皇帝畜生，彼有缯彩，都是此物，彼此有何异也！[22]”在此与摄图关系面临由战转和的关键时刻，长孙晟奉命副虞庆则出使摄图牙庭（系第3次出使突厥），以灵活的外交言辞，解除了由于兵戎相见造成的感情上敌视，成功地完成了使命。隋朝对摄图的政策也由打击转而为和好。隋朝允摄图“请将部落度漠度南，寄居白道川内”[23]，并“以兵援之，给以衣食，赐以车服鼓吹”[24]。开皇五年（585）七月，“沙钵略（摄图）上表称臣”[25]，其表文曰：“窃以天无二日，土无二王，伏惟大隋皇帝也。岂敢阻兵恃险，偷窃名号，今便感慕淳风，归心有道，屈膝稽颡，永为藩附”[26]。隋文帝对摄图称臣之举十分重视，下诏曰，“沙钵略称雄漠北，多历世年，百蛮之大，莫过于此。往虽与和。犹是二国，今作君臣，便成一体”[27]。并封其妻周千金公主为大义公主，赐姓杨氏。拜其第7子窟合真为柱国、封安国公。隋与突厥的关系进入了以和为主的和好阶段。很明显，在促成双方关系由战转和，长孙晟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开皇五年后，与摄图之间战事已息，且摄图“当时贡献不绝”[28]，情况发生了变化，对突厥的政策，也由以打击摄图转而为平衡突厥诸派势力，以保边境之安宁。长孙晟仍是这一阶段对突厥政策的主要制定者与实施者。

当时突厥诸部可分为4支势力，即：摄图系、染干系、阿波系、玷厥系。

加强和发展与摄图的和好关系，仍是当时首图。为此，开皇七年至十三年，长孙晟5次亲至突厥牙庭（即长孙晟第4至8次使突厥），开皇七年（587）和八年，摄图与其弟处罗侯相继去世，长孙晟代表隋廷2次前往致祭，使双方已建立的和好关系不致因人亡而事废。开皇十三年（593），处罗侯的继承者雍虞闾（即都蓝可汗）听信内地流人杨钦挑唆，“不修职贡，颇为边患”[29]。为此，长孙晟一年内3次出使突厥，先是“微观察”[30]，也就是进行调查，继是“乃货其达官，知（杨钦）所在，夜掩获之，以示雍虞（闾），因发（大义）公主私事，国人大耻。雍虞执（安）遂迦等，并以付晟”[31]，当长孙晟回朝复命，隋文帝考虑到大义公主屡次挑唆，旋命长孙晟再返雍虞闾处，终于完成“莅杀大义公主”之命。[32]

由杨钦勾结安遂迦、大义公主挑唆雍虞闾破坏隋与突厥和好关系的风波虽得以平息，但长孙晟从中似乎看得更深远一些。不久之后针对雍虞闾请婚之议，长孙晟说：“臣观雍闾，反覆无信，特共玷厥有隙，所以依倚国家。纵与为婚，终当必叛。今若得尚公主，承藉威，玷厥、染干必又受其徵发。强而更反，后恐难图。且染干者，处罗侯之子也，素有诚款，于今两代。臣前与相见，亦乞通婚，不如许之，招令南徒，兵少力弱，易可抚驯，使敌雍闾，以为边焊”[33]。这是一则调整对突厥政策的重要奏议，之后，隋将全力扶持染干系的势力，如胡三省为《资治通鉴》作注时所评：此议“为隋破都蓝（即雍虞闾），树立染干张本”[34]。长孙晟扶染干抑雍虞闾的政策得到了隋文帝的全力支持，并在日后的实施中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对染干势力的扶持，主持人仍是长孙晟，其具体措施首先是结和亲。开皇“十七年，染干遣五百骑随晟来逆女，以宗女封安义公主以妻之”[35]，并“特厚其礼，遣大常卿牛弘、纳言苏威、民部尚书解律孝卿相继为使”[36]。开皇十九年（599），安义公“分遣使者，往北方铁勒等部招携取之”，从而使“铁勒、思结、伏利具、浑、斛萨、阿拔、仆骨等十余部，尽背达头，请来降附”[37]。其次，长孙晟率军奋战，以善战著称，时有突厥贵族来降，“说言突厥之内，大畏长孙总管，闻其弓声，谓为霹雳，见其走马，称为闪电”[38]，透过史籍溢美过誉之间，长孙晟当时的声威可见一斑。玷厥在内叛外击的困境中，“众大溃，西奔吐谷浑”[39]，启民“遂有其众”。

到大业初，突厥诸部各派势力中，唯有与隋和好的启民可汗力量硕果仅存。大业三年（607），长孙晟第10次出使突厥，到启民可汗牙账，为炀帝北巡作准备。炀帝北巡南游，劳民伤财已有定论。但一国之君亲往少数民族牙账，也是前所未有之举。同年启民可汗上表请“依大国服饰法用，一同华夏”[40]。经长孙晟的苦心经营，终染干一世，突厥与隋之间的和好关系确是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三

长孙晟治突厥策的提出及其实施中取得的成功，不是偶然的。

两晋南北朝以来300余年间，华夏大地战乱频仍，骨肉相残，人民不堪其苦。因此，人心思安、人心思定是大势所趋。长孙晟治突厥策的出发点客观上有利于社会安定、国家统一，符合了时代潮流。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历来如此，长孙晟的政策不仅得到中原地区人民的的支持，也得到久经内乱之苦的突厥部众的倾心。隋初以来，突厥诸部内附、内徒史载不绝，即是明证[41]。

长孙晟还得到隋文帝的全力支持，这在封建社会里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隋文帝对长孙晟是熟悉并器重的，早在杨坚仕北周之相时，对当时还是“初未知名，人弗之识”的长孙晟，即赞其“武艺超群，适与其言，又多奇略，后子名将，非此子邪？”[42]。当长孙晟第一次出使突厥返回后，“以状白高祖，高祖大喜，迁奉车骑都尉”[43]。隋文帝作为开创新朝的雄主能审时度势，在处理与突厥关系上是冷静、清醒的，即在与突厥战云风涌的开皇三年，隋文帝还是提出“卧鼓息烽，暂劳终逸，制御夷狄，义在斯乎”的对突厥基本方针[44]。显然其出发点与长孙晟的治突厥策是一致的。后者则是隋文帝处理北方防务战略意图的具体化而已。因此，隋文帝对长孙晟的每一项建议无不以“善”对之[45]，并委以重任，授以全权，使长孙晟得以充分施展个人的才能。

如果说上述两端是长孙晟成功的客观因素，那么，长孙晟确实也具备了完成改善和发展隋与突厥关系历史使命的主观条件。

长孙晟出身汉化了的鲜卑名门，是所谓北朝宗族十姓之一拓拔氏之后[46]，其先祖长孙稚官至魏太师，祖父长孙裕、父亲长职兕、兄长孙炽先后入仕魏、周、隋诸朝、历任要职。他的家系血统，使他对其他少数民族较少地带有民族偏见。长孙晟在“周室尚武”的环境中度过了青少年时代，造就其“胜通敏，略涉书记，善弹工射，矫捷过人”的气质与能力，在当时贵胄子弟中，“每共驰射，时辈皆出其下”，可谓是佼佼者[47]。早在北周宣帝大象二年（580），时年28岁的长孙晟即随同汝南公宇文神庆出使突厥，护送千金公主和亲摄图——沙钵略可汗。长孙晟首次出使突厥为他日后政治生涯的成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出使期间，长孙晟以自己精湛的弹射之术，颇得摄图的尊重，既“每共游猎”，又“命诸子弟贵人皆相亲友，冀昵近之，以学弹射”[48]。长孙晟还广交突厥贵胄，时摄图之弟处罗侯虽然得到部众拥戴，但为摄图所忌，心怀不满，想取得长孙晟的支持，主动与之接近。而长孙晟却借“与之游猎”之机，广察“山川形势，部众强弱”[49]。所有这一切为长孙晟适时和合理地提出治突厥策，并先后10次出使突厥，成功地周旋于各派突厥贵胄之间，准备了条件，提供了方便。

评述长孙晟的历史活动，还有三点值得注意。

第一，自北周大象二年至隋开皇三年（580-607）近30年间，长孙晟10次出使突厥，并无数次接待突厥来使，与4任突厥汗王多有交往。在其政治实践中，为了隋朝统治集团的利益，使用权术有之，斥诸武力有之。但应看到，由于长孙晟出身鲜卑族，对同样是少数族的突厥，从心里、感情上相对言就少有偏见，故在与突厥首领交往中，能够待之以宽容，行之以诱导，不以势压人，不损伤对方的自尊。试举二例。

其一，开皇四年（584），长孙晟副虞庆则出使摄图，时摄图与隋兵戎方息，戒备、敌视的心理尚未消除，摄图对虞庆则一行的接待颇冷淡，而是“陈兵，列其宝物，坐见庆则，称病不能起，且曰：‘我父伯以来，不向人拜’。”[50]千金公主推波助澜，私下对虞庆则说：“可汗豺狼性，遇与争，净啮人”，而虞庆则却一味“责而喻之”[51]，一时陷于僵局。若意气用事，处理不当，就有可能使关系再次破裂。此时长孙晟确比虞庆则高明，他不以胜者之势压人，而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他对摄图说：“突厥与隋俱是大国天子，可汗不起，安敢违意。但可贺敦为帝女，则可汗是大隋女婿，奈何无礼，不敬如公乎？”显然，长孙晟先尊摄图是与隋主平列的大国天子，从心理上消除了对方的敌对情绪，导致了“摄图乃笑谓其达官曰：‘须拜妇公，我从之耳’，于是乃拜诏书”[52]，使这次出使完满地完成了任务。摄图归附于隋，确是当时政治生活的一件大事。

其二，大业三年（607），启民可汗染干在隋朝支持下已雄主突厥诸部，为炀帝北巡将至其牙庭，长孙晟奉旨先行前往。《隋书》卷五十一，《长孙晟传》记述这么一段小插曲。“晟以牙中草秽，欲令染干亲自除之，示诸部落，以明威重，乃指账前曰：‘此根大香’。染干遽嗅之曰：‘殊不香也’。晟曰：‘天子降幸所在，诸侯躬亲洒扫，耘除御路，以表至敬之心。今牙中芜秽，谓是留香草耳’。染干乃悟曰：‘奴罪过。奴之骨肉，皆天子赐也，得效筋力，岂敢有辞？特以边人不知法耳，赖将军恩泽而教导之，将军之惠，奴之幸也。’遂拔所佩刀，亲自芟草，其贵人及诸部争放效之。”[53]上述记载可以看出，长孙晟在染干处，不以功臣自居，而是平等待人，循循诱导，终染干一世，突厥与隋的和好关系得以继续发展，长孙晟功不能没。

第二，长孙晟的政治才能与同代人相比也是稍胜一筹。长孙晟对染干的扶持政策，亦曾遭到一些权臣的非议与反对，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大业三年发生的“高、贺、宇文事件”。宰相高颖、右武侯大将军贺若弼、礼部尚书宇文弜等人，不同意对启民可汗执行扶持、封赏的政策，“以为大侈”、“私议得失”[54]，终遭杀身之祸，评价高颖、贺若弼、宇文弜私议之得失和炀帝诛死权臣之是非，不属本文推讨范围。但在对突厥的政策上，贺若弼等人不及长孙晟之深谋远虑，已为历史发展的进程所证实。

再以既与长孙晟同一时代、又有相似经历的裴矩对突厥政治活动看，更可看出长孙晟的历史作用。裴矩（？—607），历仕北齐、北周。隋文帝时即参予对突厥事务，政绩平平，无大建树。后因在张掖主持与西城诸胡互市，并撰《西域图记》进呈，遂得炀帝欢心。隋炀帝对周边诸族的态度，全凭个人好恶待之，好大喜功，骄横肆行，“诸蕃至者，厚加礼赐，有不恭命，以兵击之”[55]，裴矩投炀帝之所好，“谄庾有宠”[56]，不顾大局，不择对象，滥施离间之计。大业十年（614），裴矩先以染干子始毕可汗“众渐咸，献策分其势”，又谎言告始毕宠臣史蜀胡悉“天子大出珍物，今在马邑，欲共蕃内多作交矣”，史蜀胡悉信以为真，“尽驱六畜，星驰争进，冀先互市”，裴矩却“伏兵马邑下，诱而斩之”[57]。从而导致大业十一年（615）始毕重兵围困炀帝于雁门的所谓雁门事件。当炀帝身处危境时才想起“向使长孙晟在，不令匈奴至此”[58]，此时离长孙晟去世才不过6年时间。但由隋文帝、长孙晟制定的对突厥政策已被逆转，他们所开创的与突厥和好局面也毁于一旦。炀帝与裴矩责不可卸。自此之后和好交往又为兵戎相见所取代，历史的这一曲折，经过近30年，才由唐太宗重新拨乱反正。

第三，活动于6世纪下半期中国封建社会的长孙晟，他的思想和行动必然受到时代和阶级的制约。“迄今为止，一切统治者及其外交家玩手腕和进行活动的目的可以归结为一点：为了延长专制政权的寿命，唆使各民族互相残杀，利用一个民族压迫另一个民族”[59]。长孙晟在自己政治生涯中深深地留下了时代和阶级的烙印。在政治斗争中，长孙晟老谋深算，精于权术，为了隋朝统治集团的利益，挑拨离间，尔虞我诈；在军事行动中，长孙晟虽不主张滥施武力，但在战进程中也出过“突厥饮泉，易可行毒”的主意，从而造成“达头（即玷厥）人畜饮之多死”的惨剧[60]。两军交战，民众何罪之有，长孙晟的水源施毒计充分暴露其为一族一姓私利而不择手段的剥削阶级本性。

人无完人，今人尚且如此，古人更不必苛求。综上所述，有隋一代突厥与隋关系由敌对到和好，关系日益密切，长孙晟是有功，他将作为我国古代一位颇有建树的政治家、外交家和军事家而载入史册。

[1]突厥一词最早见于西魏文帝大统八年（542年），见《周书》卷二十七，《宇文测传》。

[2]《北史》，卷九十九，《突厥传》，册十，二八七页。

[3]《隋书》，卷八十四，《北狄传》，册八，一八八页。

[4]北周与突厥的和亲，保定五年（565年），木杆可汗之女嫁北周武帝宇文邕，史称阿史那皇后，见《周书》，卷九，《阿史那皇后传》；大象三年，（580年）北周宣帝以赵王招之女为千金公主嫁摄图，见《周书》，卷七，本纪。

[5]《资治通鉴》，卷一七六，（精）册六，页五四五○。

[6]《隋书》卷八十四，《北狄传》，册六，页一八八四。

[7]《隋书》卷八十四，《北狄传》，册六，页一八六五。

[8]《隋书》卷五十一，《长孙晟传》，册五，页一三三○。

[9]《隋书》卷五十一，《长孙晟传》，册五，页一三三一。

[10]《隋书》卷八十四，《北狄传》，册六，页一八八四。

[11]《资治通鉴》，卷一七五，（精）册六，页五四六五。

[12]《隋书》，卷五十一，《长孙晟传》，册五，页一三三一。

[13]《隋书》，卷四十六，《元晖传》，册五，页一二五六。

[14]《隋书》，卷五十一，《长孙晟传》，册五，页一三三一。

[15]《隋书》，卷四十六，《长晖传》，册五，页一二五六。

[16]《隋书》，卷五十一，《长孙晟传》，册五，页一三三一。

[17]《隋书》，卷五十一，《长孙晟传》，册五，页一三三一。

[18]《隋书》，卷五十一，《长孙晟传》，册五，页一三三一。

[19]《隋书》，卷五十一，《长孙晟传》，册五，页一三三一。

[20]《隋书》，卷五十一，《长孙晟传》，册五，页一三三二。

[21]《隋书》，卷五十一，《长孙晟传》，册五，页一三三二。

[22]《隋书》，卷八十四，《北狄传》，册五，页一八六八。

[23]《隋书》，卷八十四，《北狄传》，册六，页一八六九。

[24]《隋书》，卷八十四，《北狄传》，册六，页一八六九。

[25]《隋书》，卷一，高祖上，册一，页二十三。

[26]《隋书》，卷八十四，《北狄传》，册六，页一八六九一一八七○。

[27]《隋书》，卷八十四，《北狄传》，册六，页一八七○。按岑仲勉《突厥集史》上册第66页，《文馆词林》卷六六四所载之《隋文帝颁下突厥称臣诏》，其意大同，词有小异。

[28]《隋书》，卷八十四，《北狄传》，册六，页一八七○。

[29]《资政通鉴》，卷一七八，（精）册六，页五五四二。

[30]《隋书》，卷五十一，《长孙晟传》，册五，页一三三二，一三三三，一三三三。

[31]《隋书》，卷五十一，《长孙晟传》，册五，页一三三二，一三三三，一三三三。

[32]《隋书》，卷五十一，《长孙晟传》，册五，页一三三二，一三三三，一三三三。

[33]《隋书》，卷五十一，《长孙晟传》，册五，页一三三三。

[34]《资政通鉴》，卷一七八，（精），册六，页五五四三。

[35]《隋书》，卷五一，《长孙晟传》，册五，页一三三三。

[36]《资政通鉴》，卷一七八，（精），册六，页五五五八。

[37]《隋书》，卷五十一，《长孙晟传》，册五，页一三三五。

[38]《隋书》，卷五十一，《长孙晟传》，册五，页一三三五。

[39]《隋书》，卷五十一，《长孙晟传》，册五，页一三三五。

[40]《隋书》，卷八十四，《北狄传》，册六，页一八七六。

[41]《隋书》，卷二，高祖下，册一，页四十七，载仁寿元年五月巳丑，“突厥男女九万口来降”，一次即若此，可见当时内附，内徒突厥部众数字颇可观。

[42]《隋书》，卷五十一，《长孙晟传》，册六，页一三二九。

[43]《隋书》，卷五十一，《长孙晟传》，册六，页一三三一。

[44]《隋书》，卷八十四，《北狄传》，册六，页一八六七。

[45]仅《隋书》，卷五十一，《长孙晟传》载，隋文帝对长孙晟的所言“善”、“大悦”、“纳用”、“从之”，“许之”者，即达6处之多。

[46]据姚薇元：《北朝胡姓考》第1-2页载，宗族十姓名；托拓氏、纥骨氏、普氏，拓跋氏、达奚氏，伊娄氏、丘敦氏、侯氏、乙旃氏、车焜氏。拓跋氏后改为长孙氏。

[47]《隋书》，卷五十一，《长孙晟传》，册五，页一三二九。

[48]《隋书》，卷五十一，《长孙晟传》，册五，页一三三一。

[49]《隋书》，卷五十一，《长孙晟传》，册五，页一三三一。

[50]《隋书》，卷八十四，《北狄传》，册六，页一八六七。

[51]《北史》，卷九十九，《突厥传》，册十，页三二九三——三二九四。

[52]《隋书》，卷五十一，《长孙晟传》，册五，页一三三二。

[53]《隋书》，卷五十一，《长孙晟传》，册五，页一三三六。

[54]《隋书》，卷五十二，《贺若弼传》，册五，页一三四六。

[55]《隋书》，卷四，炀帝下，册一，页九十四。

[56]《资治通鉴》，卷一八一，（精）册六，页五六四九。

[57]《隋书》，卷六十七，《裴矩传》，册六，页一五八二。

[58]《隋书》，卷五十一，《长孙晟传》，册五，页一三三六。

长孙晟范文篇2

一

长孙晟，河南洛阳人，生于西魏废帝元年（552），卒于隋炀帝大业五年（609），其一生正逢中国封建社会自北朝更迭到隋文帝一统由乱至治的动荡岁月。长孙晟18岁即任北周司卫上士，后迁车骑都府。入隋之后，历任车骑将军、左骁卫车骑将军、左勋卫骠骑将军、左领军将军、武卫将军、右骁卫将军等军职，是隋文帝左右参予军机的重要人物之一。综其一生政治、军事活动的主要方面是协同隋文帝处理对突厥的关系。

长孙晟在处理与突厥关系上有一整套较完整的方略，集中反映在开皇元年（581）一次他向隋文帝上书中，此上书《隋书》卷五十一《长孙晟传》记述最详，其文如下：

“臣闻丧乱之极，必致升平，是故上天启其机，圣人成其务。伏惟皇帝陛下当百王之末，膺千载之期，诸夏虽安，戎场尚梗。兴师致讨，未是其时，弃于度外，又复侵扰。故宜密运筹策，渐以攘之，计失则百姓不宁，计得则万代之福。吉凶所系，伏愿详思。臣于周末，忝充外使，匈奴倚伏，实所具知。玷厥之于摄图，兵强而位下，外名相属，内隙已彰，鼓动其情，必将自战。又处罗侯者，摄图之弟，奸多而势弱，曲取于众心，国人爱之，因为摄图所忌，其心殊不自安，迹示弥缝，实怀疑惧。又阿波首鼠，介在其间，颇畏摄图，受其牵率，唯强是与，未有定心。今宜远交而近攻，离强而合弱，通使玷厥，说合阿波，则摄图迥兵，自防右地。又引处罗，遣连奚、霫，则摄图分众，还备左方。首尾猜嫌，腹心离阻，十数年后，承衅讨之，必可一举而空其国矣”。

《孙子兵法》攻谋篇第三载：“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长孙晟正是在分析了当时突厥政治军事形势是强大中蕴孕着分裂危机的现状后，提出自己著名的治突厥之策。

突厥是强大的。6世纪中叶突厥族崛起于我国北方草原[1]，西魏废帝元年（552），土门可汗摆脱了柔然汗国的统治而立国。其子木杆可汗统治期间（553-572），国势大振，“西破唳哒，东走契丹，北并契骨，威服塞外诸国”，雄据北方，其时汗国统治地域“东自辽海以西，至西海，万里；南自沙漠以北，至北海，五、六千里；皆属焉”[2]。当时中原地区北齐与北周两个王朝在互相争戎中，均间突厥“争请盟好，求结和亲”[3]，突厥统治者对二者，先是不偏袒任何一方，等距相待，从中取利，后改为厚周薄齐，“与周合从，终亡齐国。”[4]显然，当时突厥确是强大，其政治态度的向背，足以改变中原地区力量的均衡。这种强盛之势，历木杆可汗、佗钵可汗（572-581）至摄图（即沙钵略可汗）数十载而不衰。开皇元年（581年），隋取代北周。曾与北周统治集团和亲结盟的突厥[5]，当然不会以友好态度待之，因此，隋初，隋与突厥的关系日趋紧张。史载其原由有二：一是“隋主既立，待突厥礼薄”；二是，北周和亲突厥的“千金公主伤其宗祀复灭，日夜言于沙钵略，请为周复雠”[6]。其实，这些都是藉口而已，更内在的原因是突厥奴隶主贵族看到隋朝初创，立足未稳，想乘机侵掠以饱私利。如《隋书》所评：突厥贵族是“亲疏因其强弱，服叛在其盛衰。衰则款塞顿颡，盛则弯弓寇掠，屈申异态，强弱相反”[7]。因此，面对咄咄逼人的突厥统治者，隋文帝不能不认真对待。

突厥在强大中又蕴含着分裂的危机。透过貌似强大的表象，看到其内部蕴含着分裂的危机，正是长孙晟高人一筹之处。时突厥虽“控弦数十万，中国惮之”[8]，但其内部并不团结，即所谓“摄图，玷厥（达头可汗）、阿波（大逻便）、突利（染干）等叔侄兄弟各统强兵，俱号可汗，分居四面，内怀猜忌，外示和同”，据此，长孙晟认为对付突厥的最佳方案是：“难以力征，易可离间”[9]。长孙晟在上述认识基础上提出治突厥策的核心是：“远交而近攻，离强而合弱”。这一政策得到了隋文帝的赞赏与支持，史载：“上省表大悦，因召与语，晟复口陈形势，手画山川，写其虚实，皆如指掌。上深嗟异，皆纳用焉”[10]。

二

长孙晟是隋朝对突厥政策的制定者，又是身体力行的实施者，并在实施过程中根据情况的变化，又适时对政策进行了调整。具体言，以与摄图关系的由战到和为界，分为侧重不同的前后二个阶段。开皇五年（585）之前重点放在远交达头，近攻摄图；之后则转变为离强（指达头）合弱（指染干）上。

开皇五年以前，在与摄图关系以战为主的阶段里，长孙晟虽在窦荣定军中“为偏将”[11]，参加了抵御摄图的军事行动，但他的主要精力则是放在政治方面。开皇元年，即在隋文帝采纳其治突厥策后不久，长孙晟和元晖即分赴罗侯，玷厥驻地。元晖“出伊吾道，使诣突厥，赐以狼头纛”[12]，“晖说以利害，申国厚礼，可汗大悦，遣其名王随献方物”[13]。长孙晟则以车骑将军身份亲“出黄龙道，斋币赐奚、霫、契丹等，遣为响导，得至处罗侯所，深布心腹，诱令内附”[14]，此系长孙晟第二次出使突厥。选择长孙晟、元晖出使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元晖早年曾出使突厥，“武帝之娉突厥也，令晖致礼焉”[15]，而长孙晟第一次（579年）出使突厥时，处罗侯曾“密托心腹，阴与晟盟”[16]。因此，他们出使均取得了预期效果。开皇二年（582），摄图率40万骑自兰州入，至于周槃，“破达奚长儒军，更欲南下”时“玷厥不从，引兵而去”[17]，削弱了摄图的实力，通使玷厥，初获成效。同年，与摄图战争激烈进行之时，长孙晟使说染干，让其诈告摄图：“铁勒等反，欲袭其牙”，逐使摄图惧而退兵。[18]

长孙晟没有轻视摄图的退兵，他深知摄图实力并未受到打击，故仍继续实行自己治突厥策中提出的“说合阿波”，以离间其与摄图关系的谋略。长孙晟抓住阿波与窦荣宣战而失利之机，遣使相劝阿波：当击摄图为自保。并亲对阿波来使说：“今达头与隋连和，而摄图不能制。可汗何不依附天子，连结达头，相合为强，此万全之计。岂若丧兵负罪，归就摄图，受其戮辱邪？[19]”终于使阿波接受了长孙晟的建议。“说合阿波”获成功，扩大了突厥奴隶主之间的裂痕，并导致了内江。先是摄图“闻阿波怀贰，乃掩北牙，尽获其众而杀其母”[20]。继而阿波联合玷厥，“乞师十余万，东击摄图”[21]，由此开始了突厥历史上东西突厥分裂的历程。

摄图面临隋军和阿波、玷厥联军的打击，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开皇四年（584）九月，摄图遣使求投，在其致隋文帝的上书中曰“皇帝是妇父，即是翁，此是女夫，即是儿例。两境虽殊，情义是一。今重叠亲旧，子子孙孙，乃至万世不断，上天为征，终于违负。此国所有羊马，都是皇帝畜生，彼有缯彩，都是此物，彼此有何异也！[22]”在此与摄图关系面临由战转和的关键时刻，长孙晟奉命副虞庆则出使摄图牙庭（系第3次出使突厥），以灵活的外交言辞，解除了由于兵戎相见造成的感情上敌视，成功地完成了使命。隋朝对摄图的政策也由打击转而为和好。隋朝允摄图“请将部落度漠度南，寄居白道川内”[23]，并“以兵援之，给以衣食，赐以车服鼓吹”[24]。开皇五年（585）七月，“沙钵略（摄图）上表称臣”[25]，其表文曰：“窃以天无二日，土无二王，伏惟大隋皇帝也。岂敢阻兵恃险，偷窃名号，今便感慕淳风，归心有道，屈膝稽颡，永为藩附”[26]。隋文帝对摄图称臣之举十分重视，下诏曰，“沙钵略称雄漠北，多历世年，百蛮之大，莫过于此。往虽与和。犹是二国，今作君臣，便成一体”[27]。并封其妻周千金公主为大义公主，赐姓杨氏。拜其第7子窟合真为柱国、封安国公。隋与突厥的关系进入了以和为主的和好阶段。很明显，在促成双方关系由战转和，长孙晟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开皇五年后，与摄图之间战事已息，且摄图“当时贡献不绝”[28]，情况发生了变化，对突厥的政策，也由以打击摄图转而为平衡突厥诸派势力，以保边境之安宁。长孙晟仍是这一阶段对突厥政策的主要制定者与实施者。

当时突厥诸部可分为4支势力，即：摄图系、染干系、阿波系、玷厥系。

加强和发展与摄图的和好关系，仍是当时首图。为此，开皇七年至十三年，长孙晟5次亲至突厥牙庭（即长孙晟第4至8次使突厥），开皇七年（587）和八年，摄图与其弟处罗侯相继去世，长孙晟代表隋廷2次前往致祭，使双方已建立的和好关系不致因人亡而事废。开皇十三年（593），处罗侯的继承者雍虞闾（即都蓝可汗）听信内地流人杨钦挑唆，“不修职贡，颇为边患”[29]。为此，长孙晟一年内3次出使突厥，先是“微观察”[30]，也就是进行调查，继是“乃货其达官，知（杨钦）所在，夜掩获之，以示雍虞（闾），因发（大义）公主私事，国人大耻。雍虞执（安）遂迦等，并以付晟”[31]，当长孙晟回朝复命，隋文帝考虑到大义公主屡次挑唆，旋命长孙晟再返雍虞闾处，终于完成“莅杀大义公主”之命。[32]

由杨钦勾结安遂迦、大义公主挑唆雍虞闾破坏隋与突厥和好关系的风波虽得以平息，但长孙晟从中似乎看得更深远一些。不久之后针对雍虞闾请婚之议，长孙晟说：“臣观雍闾，反覆无信，特共玷厥有隙，所以依倚国家。纵与为婚，终当必叛。今若得尚公主，承藉威，玷厥、染干必又受其徵发。强而更反，后恐难图。且染干者，处罗侯之子也，素有诚款，于今两代。臣前与相见，亦乞通婚，不如许之，招令南徒，兵少力弱，易可抚驯，使敌雍闾，以为边焊”[33]。这是一则调整对突厥政策的重要奏议，之后，隋将全力扶持染干系的势力，如胡三省为《资治通鉴》作注时所评：此议“为隋破都蓝（即雍虞闾），树立染干张本”[34]。长孙晟扶染干抑雍虞闾的政策得到了隋文帝的全力支持，并在日后的实施中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对染干势力的扶持，主持人仍是长孙晟，其具体措施首先是结和亲。开皇“十七年，染干遣五百骑随晟来逆女，以宗女封安义公主以妻之”[35]，并“特厚其礼，遣大常卿牛弘、纳言苏威、民部尚书解律孝卿相继为使”[36]。开皇十九年（599），安义公“分遣使者，往北方铁勒等部招携取之”，从而使“铁勒、思结、伏利具、浑、斛萨、阿拔、仆骨等十余部，尽背达头，请来降附”[37]。其次，长孙晟率军奋战，以善战著称，时有突厥贵族来降，“说言突厥之内，大畏长孙总管，闻其弓声，谓为霹雳，见其走马，称为闪电”[38]，透过史籍溢美过誉之间，长孙晟当时的声威可见一斑。玷厥在内叛外击的困境中，“众大溃，西奔吐谷浑”[39]，启民“遂有其众”。

到大业初，突厥诸部各派势力中，唯有与隋和好的启民可汗力量硕果仅存。大业三年（607），长孙晟第10次出使突厥，到启民可汗牙账，为炀帝北巡作准备。炀帝北巡南游，劳民伤财已有定论。但一国之君亲往少数民族牙账，也是前所未有之举。同年启民可汗上表请“依大国服饰法用，一同华夏”[40]。经长孙晟的苦心经营，终染干一世，突厥与隋之间的和好关系确是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三

长孙晟治突厥策的提出及其实施中取得的成功，不是偶然的。

两晋南北朝以来300余年间，华夏大地战乱频仍，骨肉相残，人民不堪其苦。因此，人心思安、人心思定是大势所趋。长孙晟治突厥策的出发点客观上有利于社会安定、国家统一，符合了时代潮流。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历来如此，长孙晟的政策不仅得到中原地区人民的的支持，也得到久经内乱之苦的突厥部众的倾心。隋初以来，突厥诸部内附、内徒史载不绝，即是明证[41]。

长孙晟还得到隋文帝的全力支持，这在封建社会里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隋文帝对长孙晟是熟悉并器重的，早在杨坚仕北周之相时，对当时还是“初未知名，人弗之识”的长孙晟，即赞其“武艺超群，适与其言，又多奇略，后子名将，非此子邪？”[42]。当长孙晟第一次出使突厥返回后，“以状白高祖，高祖大喜，迁奉车骑都尉”[43]。隋文帝作为开创新朝的雄主能审时度势，在处理与突厥关系上是冷静、清醒的，即在与突厥战云风涌的开皇三年，隋文帝还是提出“卧鼓息烽，暂劳终逸，制御夷狄，义在斯乎”的对突厥基本方针[44]。显然其出发点与长孙晟的治突厥策是一致的。后者则是隋文帝处理北方防务战略意图的具体化而已。因此，隋文帝对长孙晟的每一项建议无不以“善”对之[45]，并委以重任，授以全权，使长孙晟得以充分施展个人的才能。

如果说上述两端是长孙晟成功的客观因素，那么，长孙晟确实也具备了完成改善和发展隋与突厥关系历史使命的主观条件。

长孙晟出身汉化了的鲜卑名门，是所谓北朝宗族十姓之一拓拔氏之后[46]，其先祖长孙稚官至魏太师，祖父长孙裕、父亲长职兕、兄长孙炽先后入仕魏、周、隋诸朝、历任要职。他的家系血统，使他对其他少数民族较少地带有民族偏见。长孙晟在“周室尚武”的环境中度过了青少年时代，造就其“胜通敏，略涉书记，善弹工射，矫捷过人”的气质与能力，在当时贵胄子弟中，“每共驰射，时辈皆出其下”，可谓是佼佼者[47]。早在北周宣帝大象二年（580），时年28岁的长孙晟即随同汝南公宇文神庆出使突厥，护送千金公主和亲摄图——沙钵略可汗。长孙晟首次出使突厥为他日后政治生涯的成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出使期间，长孙晟以自己精湛的弹射之术，颇得摄图的尊重，既“每共游猎”，又“命诸子弟贵人皆相亲友，冀昵近之，以学弹射”[48]。长孙晟还广交突厥贵胄，时摄图之弟处罗侯虽然得到部众拥戴，但为摄图所忌，心怀不满，想取得长孙晟的支持，主动与之接近。而长孙晟却借“与之游猎”之机，广察“山川形势，部众强弱”[49]。所有这一切为长孙晟适时和合理地提出治突厥策，并先后10次出使突厥，成功地周旋于各派突厥贵胄之间，准备了条件，提供了方便。

评述长孙晟的历史活动，还有三点值得注意。

第一，自北周大象二年至隋开皇三年（580-607）近30年间，长孙晟10次出使突厥，并无数次接待突厥来使，与4任突厥汗王多有交往。在其政治实践中，为了隋朝统治集团的利益，使用权术有之，斥诸武力有之。但应看到，由于长孙晟出身鲜卑族，对同样是少数族的突厥，从心里、感情上相对言就少有偏见，故在与突厥首领交往中，能够待之以宽容，行之以诱导，不以势压人，不损伤对方的自尊。试举二例。

其一，开皇四年（584），长孙晟副虞庆则出使摄图，时摄图与隋兵戎方息，戒备、敌视的心理尚未消除，摄图对虞庆则一行的接待颇冷淡，而是“陈兵，列其宝物，坐见庆则，称病不能起，且曰：‘我父伯以来，不向人拜’。”[50]千金公主推波助澜，私下对虞庆则说：“可汗豺狼性，遇与争，净啮人”，而虞庆则却一味“责而喻之”[51]，一时陷于僵局。若意气用事，处理不当，就有可能使关系再次破裂。此时长孙晟确比虞庆则高明，他不以胜者之势压人，而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他对摄图说：“突厥与隋俱是大国天子，可汗不起，安敢违意。但可贺敦为帝女，则可汗是大隋女婿，奈何无礼，不敬如公乎？”显然，长孙晟先尊摄图是与隋主平列的大国天子，从心理上消除了对方的敌对情绪，导致了“摄图乃笑谓其达官曰：‘须拜妇公，我从之耳’，于是乃拜诏书”[52]，使这次出使完满地完成了任务。摄图归附于隋，确是当时政治生活的一件大事。

其二，大业三年（607），启民可汗染干在隋朝支持下已雄主突厥诸部，为炀帝北巡将至其牙庭，长孙晟奉旨先行前往。《隋书》卷五十一，《长孙晟传》记述这么一段小插曲。“晟以牙中草秽，欲令染干亲自除之，示诸部落，以明威重，乃指账前曰：‘此根大香’。染干遽嗅之曰：‘殊不香也’。晟曰：‘天子降幸所在，诸侯躬亲洒扫，耘除御路，以表至敬之心。今牙中芜秽，谓是留香草耳’。染干乃悟曰：‘奴罪过。奴之骨肉，皆天子赐也，得效筋力，岂敢有辞？特以边人不知法耳，赖将军恩泽而教导之，将军之惠，奴之幸也。’遂拔所佩刀，亲自芟草，其贵人及诸部争放效之。”[53]上述记载可以看出，长孙晟在染干处，不以功臣自居，而是平等待人，循循诱导，终染干一世，突厥与隋的和好关系得以继续发展，长孙晟功不能没。

第二，长孙晟的政治才能与同代人相比也是稍胜一筹。长孙晟对染干的扶持政策，亦曾遭到一些权臣的非议与反对，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大业三年发生的“高、贺、宇文事件”。宰相高颖、右武侯大将军贺若弼、礼部尚书宇文弜等人，不同意对启民可汗执行扶持、封赏的政策，“以为大侈”、“私议得失”[54]，终遭杀身之祸，评价高颖、贺若弼、宇文弜私议之得失和炀帝诛死权臣之是非，不属本文推讨范围。但在对突厥的政策上，贺若弼等人不及长孙晟之深谋远虑，已为历史发展的进程所证实。

再以既与长孙晟同一时代、又有相似经历的裴矩对突厥政治活动看，更可看出长孙晟的历史作用。裴矩（？—607），历仕北齐、北周。隋文帝时即参予对突厥事务，政绩平平，无大建树。后因在张掖主持与西城诸胡互市，并撰《西域图记》进呈，遂得炀帝欢心。隋炀帝对周边诸族的态度，全凭个人好恶待之，好大喜功，骄横肆行，“诸蕃至者，厚加礼赐，有不恭命，以兵击之”[55]，裴矩投炀帝之所好，“谄庾有宠”[56]，不顾大局，不择对象，滥施离间之计。大业十年（614），裴矩先以染干子始毕可汗“众渐咸，献策分其势”，又谎言告始毕宠臣史蜀胡悉“天子大出珍物，今在马邑，欲共蕃内多作交矣”，史蜀胡悉信以为真，“尽驱六畜，星驰争进，冀先互市”，裴矩却“伏兵马邑下，诱而斩之”[57]。从而导致大业十一年（615）始毕重兵围困炀帝于雁门的所谓雁门事件。当炀帝身处危境时才想起“向使长孙晟在，不令匈奴至此”[58]，此时离长孙晟去世才不过6年时间。但由隋文帝、长孙晟制定的对突厥政策已被逆转，他们所开创的与突厥和好局面也毁于一旦。炀帝与裴矩责不可卸。自此之后和好交往又为兵戎相见所取代，历史的这一曲折，经过近30年，才由唐太宗重新拨乱反正。

第三，活动于6世纪下半期中国封建社会的长孙晟，他的思想和行动必然受到时代和阶级的制约。“迄今为止，一切统治者及其外交家玩手腕和进行活动的目的可以归结为一点：为了延长专制政权的寿命，唆使各民族互相残杀，利用一个民族压迫另一个民族”[59]。长孙晟在自己政治生涯中深深地留下了时代和阶级的烙印。在政治斗争中，长孙晟老谋深算，精于权术，为了隋朝统治集团的利益，挑拨离间，尔虞我诈；在军事行动中，长孙晟虽不主张滥施武力，但在战进程中也出过“突厥饮泉，易可行毒”的主意，从而造成“达头（即玷厥）人畜饮之多死”的惨剧[60]。两军交战，民众何罪之有，长孙晟的水源施毒计充分暴露其为一族一姓私利而不择手段的剥削阶级本性。

人无完人，今人尚且如此，古人更不必苛求。综上所述，有隋一代突厥与隋关系由敌对到和好，关系日益密切，长孙晟是有功，他将作为我国古代一位颇有建树的政治家、外交家和军事家而载入史册。

[1]突厥一词最早见于西魏文帝大统八年（542年），见《周书》卷二十七，《宇文测传》。

[2]《北史》，卷九十九，《突厥传》，册十，二八七页。

[3]《隋书》，卷八十四，《北狄传》，册八，一八八页。

[4]北周与突厥的和亲，保定五年（565年），木杆可汗之女嫁北周武帝宇文邕，史称阿史那皇后，见《周书》，卷九，《阿史那皇后传》；大象三年，（580年）北周宣帝以赵王招之女为千金公主嫁摄图，见《周书》，卷七，本纪。

[5]《资治通鉴》，卷一七六，（精）册六，页五四五○。

[6]《隋书》卷八十四，《北狄传》，册六，页一八八四。

[7]《隋书》卷八十四，《北狄传》，册六，页一八六五。

[8]《隋书》卷五十一，《长孙晟传》，册五，页一三三○。

[9]《隋书》卷五十一，《长孙晟传》，册五，页一三三一。

[10]《隋书》卷八十四，《北狄传》，册六，页一八八四。

[11]《资治通鉴》，卷一七五，（精）册六，页五四六五。

[12]《隋书》，卷五十一，《长孙晟传》，册五，页一三三一。

[13]《隋书》，卷四十六，《元晖传》，册五，页一二五六。

[14]《隋书》，卷五十一，《长孙晟传》，册五，页一三三一。

[15]《隋书》，卷四十六，《长晖传》，册五，页一二五六。

[16]《隋书》，卷五十一，《长孙晟传》，册五，页一三三一。

[17]《隋书》，卷五十一，《长孙晟传》，册五，页一三三一。

[18]《隋书》，卷五十一，《长孙晟传》，册五，页一三三一。

[19]《隋书》，卷五十一，《长孙晟传》，册五，页一三三一。

[20]《隋书》，卷五十一，《长孙晟传》，册五，页一三三二。

[21]《隋书》，卷五十一，《长孙晟传》，册五，页一三三二。

[22]《隋书》，卷八十四，《北狄传》，册五，页一八六八。

[23]《隋书》，卷八十四，《北狄传》，册六，页一八六九。

[24]《隋书》，卷八十四，《北狄传》，册六，页一八六九。

[25]《隋书》，卷一，高祖上，册一，页二十三。

[26]《隋书》，卷八十四，《北狄传》，册六，页一八六九一一八七○。

[27]《隋书》，卷八十四，《北狄传》，册六，页一八七○。按岑仲勉《突厥集史》上册第66页，《文馆词林》卷六六四所载之《隋文帝颁下突厥称臣诏》，其意大同，词有小异。

[28]《隋书》，卷八十四，《北狄传》，册六，页一八七○。

[29]《资政通鉴》，卷一七八，（精）册六，页五五四二。

[30]《隋书》，卷五十一，《长孙晟传》，册五，页一三三二，一三三三，一三三三。

[31]《隋书》，卷五十一，《长孙晟传》，册五，页一三三二，一三三三，一三三三。

[32]《隋书》，卷五十一，《长孙晟传》，册五，页一三三二，一三三三，一三三三。

[33]《隋书》，卷五十一，《长孙晟传》，册五，页一三三三。

[34]《资政通鉴》，卷一七八，（精），册六，页五五四三。

[35]《隋书》，卷五一，《长孙晟传》，册五，页一三三三。

[36]《资政通鉴》，卷一七八，（精），册六，页五五五八。

[37]《隋书》，卷五十一，《长孙晟传》，册五，页一三三五。

[38]《隋书》，卷五十一，《长孙晟传》，册五，页一三三五。

[39]《隋书》，卷五十一，《长孙晟传》，册五，页一三三五。

[40]《隋书》，卷八十四，《北狄传》，册六，页一八七六。

[41]《隋书》，卷二，高祖下，册一，页四十七，载仁寿元年五月巳丑，“突厥男女九万口来降”，一次即若此，可见当时内附，内徒突厥部众数字颇可观。

[42]《隋书》，卷五十一，《长孙晟传》，册六，页一三二九。

[43]《隋书》，卷五十一，《长孙晟传》，册六，页一三三一。

[44]《隋书》，卷八十四，《北狄传》，册六，页一八六七。

[45]仅《隋书》，卷五十一，《长孙晟传》载，隋文帝对长孙晟的所言“善”、“大悦”、“纳用”、“从之”，“许之”者，即达6处之多。

[46]据姚薇元：《北朝胡姓考》第1-2页载，宗族十姓名；托拓氏、纥骨氏、普氏，拓跋氏、达奚氏，伊娄氏、丘敦氏、侯氏、乙旃氏、车焜氏。拓跋氏后改为长孙氏。

[47]《隋书》，卷五十一，《长孙晟传》，册五，页一三二九。

[48]《隋书》，卷五十一，《长孙晟传》，册五，页一三三一。

[49]《隋书》，卷五十一，《长孙晟传》，册五，页一三三一。

[50]《隋书》，卷八十四，《北狄传》，册六，页一八六七。

[51]《北史》，卷九十九，《突厥传》，册十，页三二九三——三二九四。

[52]《隋书》，卷五十一，《长孙晟传》，册五，页一三三二。

[53]《隋书》，卷五十一，《长孙晟传》，册五，页一三三六。

[54]《隋书》，卷五十二，《贺若弼传》，册五，页一三四六。

[55]《隋书》，卷四，炀帝下，册一，页九十四。

[56]《资治通鉴》，卷一八一，（精）册六，页五六四九。

[57]《隋书》，卷六十七，《裴矩传》，册六，页一五八二。

[58]《隋书》，卷五十一，《长孙晟传》，册五，页一三三六。

长孙晟范文篇3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同志们、朋友们：

在喜迎国庆的大喜日子里，市委、市政府邀请在延州投资创业的外商代表、部分市直部门和出口企业的主要负责人，在这里欢聚一堂，隆重举行迎国庆、话改革、议发展外商恳谈会。出席今天恳谈会的领导有：中共延州市委副书记、市长邹庆忠同志，市委常委、市政府常务副市长尹凤来同志，原创：副市长刘峰梅同志，副市长翟徐洲同志，市长助理、市政府秘书长、办公室主任孙利宝同志，市长助理、外经贸局长、招商局长臧传爱同志，市长助理、经贸局长高崇臻同志。参加今天恳谈会的外资企业代表有：山东美好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广部正隆先生，山东泰森大龙食品有限公司品控经理迈特先生，延州尚真塑料制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南晟郁先生，延州洪亚工艺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金基弘先生，延州洪亚工艺品有限公司课长张太植先生，延州裕泰针织有限公司总经理洪建女士，延州中野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总务部部长多田大助先生，延州住焕工艺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吴昌根先生，韩国美尼波斯株式会社社长李明鲁先生，延州天一巨服装有限公司设计师姜银祚先生，韩国巨岩通商株式会社社长梁春根先生，集团公司考特·李先生、詹姆斯·马恩先生。

参加恳谈会的乡镇街道和部门的负责同志，分别是：密州街办党工委书记王洪伟同志、相州镇党委书记玄洪恩同志、枳沟镇党委书记赵治国同志、（上级市）海关延州办事处主任李应杰同志、市工商局局长李永祥同志、市国税局局长杨玉法同志、市地税局局长王瑞海同志、市公安局局长薛林同志、市中行行长范成进同志、市建行行长孙建东同志、市农行行长孙培信同志、原创：市农村信用社副主任吴术贞同志。全市出口创汇前十名的企业也派代表参加今天的恳谈会。

恳谈会的日程有四项：一是延州市市长×××同志代表市委、市政府致辞；二是市长助理、外经贸局长、招商局长臧传爱同志通报延州市外贸出口退税情况；三是延州市有关单位发言；四是驻诸外商代表发言。

下面，进行第一项，请中共延州市委副书记、市长×××同志代表市委、市政府致辞。大家欢迎。

下面进行第二项，请市长助理、外经贸局局长、招商局长×××同志通报全市外贸出口退税情况。

下面进行第三项，请延州市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发言。首先请（上级市）海关延州办事处主任×××同志发言。

下面请市工商局局长×××同志发言。

下面请中国银行延州支行行长×××同志发言。

下面进行第四项，请驻诸外商代表发言。

。。。。。。

接下来请大家畅所欲言，对市政府的工作有什么建议和要求，直言不讳地提出来，我们将尽一切努力为大家在延州投资兴业创造一个好的环境。

长孙晟范文篇4

论文摘要：在《隋史新探》一书中，金宝祥先生等人引用了开皇三年(583)四月隋文帝的一道诏书，引文是“东夷诸国，仅挟私仇，西戎群长，皆有宿怨。突厥之北，契丹之徙，切齿磨牙，常伺其便”。并由此而得出结论，开皇初年“高丽、契丹、突厥、吐谷浑等北方草原各族，从东至西己对隋构成了一个具有严重威胁的弧形包围”。这道诏书载干《隋书》卷八十四《北狄·突厥传》，从中可以看出隋文帝此诏是基于隋朝与突厥历时多年的战争。将诏书的背景和内容进行分析后可以发现，金宝祥先生等人的观点有值得商榷之处。

金宝祥先生等人为了论证“炀帝对高丽决战的根本目的在于打破以高丽为首的北方草原强大弧形包围”的观点，在《隋史新探》一书的第三章第三节的第一部分专门论述了隋朝“对高丽决战的历史条件”，其中引用了《隋书》卷八十四《北狄·突厥传》记载的隋文帝的一道诏书中的几句话，并据此而阐述了他们的观点：

开皇初，隋文帝曾了一道很值得人们重视的诏书，其中曰：“东夷诸国，仅挟私仇，西戎群长，皆有宿怨。突厥之北，契丹之徙，切齿磨牙，常伺其便。”从文帝所谓“东夷”对隋的“私仇”，“西戎”对隋的“宿怨”，契丹、突厥等对隋的“切齿磨牙”与伺机进犯的情况分析，当时的高丽、契丹、突厥、吐谷浑等北方草原各族，从东至西已对隋构成了一个具有严重威胁的弧形包围。

仅从引文的字面来理解，金宝祥先生等人对所引史料的分析论证似乎没有不妥之处。如果从隋文帝诏书的背景出发，将诏书的内涵作进一步分析，则会发现金先生等人对诏书原文的引用及由此而阐发的观点，似乎存在有断章取义之嫌。本文拟从以下几点谈谈自己的一点儿管见，以求教于方家。

一、此道诏书的背景

据《资治通鉴》记载，隋文帝这道诏书的时间是开皇三年(583)四月。《隋书》卷八十四《北狄·突厥传》将诏书的背景作了简要叙述：

沙钵略勇而得众，北夷皆归附之。及高祖受禅，待之甚薄，北夷大怨。会营州(治所在令辽宁省朝阳市)刺史高宝宁作乱，沙钵略与之合军，攻陷临渝镇(在今河北省抚宁县境内)。上郲缘边修保鄣，峻长城，以备之，仍命重将出镇幽(治所在今北京市)、并(治所在今太原市)。沙钵略妻，宇文氏之女，曰千金公主，自伤宗祀绝灭，每怀复隋之志，日夜言之于沙钵略。由是悉众为寇，控弦之士四十万。上令上柱国冯昱屯乙弗泊(大概在今青海省或甘肃省的中西部)，兰州总管叱李长又守临洮(治所在今甘肃省岷县)，上柱国李崇屯幽州(治所在今北京市)，迭奚长儒据周槃(地址不详，马长寿先生认为周榘在隋宏化县界内)，皆为虏所败。于是纵兵自木硖(又名木硖关，在今宁夏固原西南，扼陇山之口)、石门(在今宁夏固原西北九十里左右的须弥山)两道来寇，武威(治所在今甘肃省武威)、天水(治所在今甘肃省礼县东)、安定(今甘肃省泾川)、金城(令甘肃省兰州)、上郡(治所在今陕西省富县)、弘化(治所在今内蒙古鸟审旗西南)、延安(治所在今陕西省延安市东北)六畜成尽。天子震怒，下诏曰……

显然，隋文帝下达的这道诏书，是基于隋朝与突厥之间已进行多年的战争。

突厥是北魏时期兴起于我国北方草原上的游牧民族之一，木杆可汗在位时逐步强大起来，“遂击茹茹，灭之，西破挹怛，东走契丹，北方戎狄悉归之，抗衡中夏”。到陀钵可汗在位时，突厥已拥有兵马数十万，对处于对峙状态的北齐、北周政权构成了极大威胁。为了增加与对手抗衡的筹码，周、齐统治者争相“交结突厥，以为外援”。他们交结突厥的方法大致相同，主要是和亲与输送大量财物。“朝廷(北周)既与和亲，岁给缯絮锦彩十万段。突厥在京师者，又待以优礼，衣锦食肉者，常以千数。齐人惧其寇掠，亦倾府藏以给之。”在这种心理的支配下，他们不惜“竭生民之力，供其往来，倾府库之财，弃于沙漠”。周齐的做法，使突厥统治者益发骄横，更加轻视中原人民。每当突厥南侵之时，周、齐两国为保存实力均采取避战态度。开皇初年，隋将李充对此提出过严厉批评：“周齐之世，有同战国，中夏力分，其来久矣。突厥每侵边，诸将辄以全军为计，莫能死战。由是突厥胜多败少，所以每轻中国之师。”

隋朝代周以后，隋文帝认为周、齐皇帝争事突厥的做法是“以厚敛兆庶，多惠豺狼，未尝感恩，资而为贼，违天地之意，非帝王之道也”。他所采取的措施是“因入贼之物，加赐将士，息道路之民，务于耕织”。隋文帝维护中原人民利益的强硬政策，使突厥贵族极为不满，进一步激化了隋朝与突厥的矛盾。在北周千金公主的煽动下，突厥沙钵略可汗与隋朝营州刺史高宝宁再次联合，开始对隋朝西部、北部边境大举进犯。面对突厥的强大攻势，隋文帝君臣采取了积极的军事和外交政策，于开皇三年三月初，任命在抗击突厥入侵的战争中战功显赫的上柱国达奚长儒为“兰州总管”，调遣“凉州总管孤独罗、元州总管元褒、灵州总管贺若谊等发兵备胡，皆受长儒节度”。隋文帝这些措施不仅加强了西北地区的军事力量，也统一了各军的指挥。四月初，“卫王爽破突厥于白道(约在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西北)”，“行军总管阴寿破高宝宁于黄龙(今辽宁省朝阳市)”。军事上的局部胜利，使隋军逐步扭转了战略上的被动局面。经过长期的英勇奋战和外交努力，到开皇三年(583)四月，隋朝基本上完成了反攻的各项准备，于是隋文帝这道诏书激励各军将士对突厥进行决战。

二、金先生等人的引文所涉及的几个问题

从开皇初年隋朝与东北地区各少数民族的关系来看，“东夷诸国，尽挟私仇”指的是突厥与他们之间的恩怨，而不是隋朝。

按照《隋书》的记载，隋代的东夷，主要是指居住在我国东北地区的和朝鲜半岛的高丽、百济、新罗、靺鞨等民族。新罗与隋朝交往始于“开皇十四年(594)”，百济、靺鞨虽然与中原隋朝早有来往，但因山河悬隔，相距遥远，彼此之间并无直接的厉害冲突，相关史书中也没有这些民族在开皇初年与隋朝交恶的记载。隋文帝建国之始，他们相继进入中原朝贺，受到隋朝的隆重接待和赏赐。隋文帝建国初年，隋朝与新罗、百济、靺鞨等民族并无明显的恩怨之争。与中原接壤的高丽民族，自汉朝起就与中原历代王朝联系密切。从北魏到北周以及隋朝初年这段历史时期，高丽人基本上和中原政权保持着友好往来。“琏六世孙汤，在周遣使朝贡，武帝拜汤上开府、辽东郡公、辽东王。高祖受禅，汤复遣使诣阙，进授大将军，改封高丽王。岁遣使朝贡不绝。”高丽与隋朝的关系紧张大概始于开皇九年前后，“及平陈之后，汤大惧，治兵积谷，为守据之策”。武力冲突是开皇十八年以后才爆发的。这道诏书中值得重视的一点是，隋文帝讲述了“往年利稽察大为高丽、靺鞨所破”的历史事实，进一步说明了突厥与东夷诸国存在着复杂的矛盾恩怨。

隋代的“西戎”，泛指居住在隋朝西部的吐谷浑、党项、高昌以及中西亚地区的康国、安国、石国、女国、焉耆、龟兹、疏勒、于阗、铁汉、吐火罗、挹怛、米国、史国、曹国、何国、乌那曷、穆国、波斯、漕国、附国等。据《隋书》卷八十三《西域传》记载，除吐谷浑、党项、高昌等少数国家与隋朝直接交往外，其余大多为突厥的附属国，也只有吐谷浑在开皇初年侵犯过隋朝的疆界。由于地理方面的因素，隋朝与西域诸国一般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彼此间的交往大多是礼节性的互访或者说是朝贡，而有些国家根本没有与隋朝交往过。突厥是在和其他草原民族的激烈竞争中发展壮大起来的，彼此之间的矛盾重重。木杆可汗在位时又“西破挹怛”，就与西域各国因利害冲突而结怨已久，他们时刻寻找着摆脱突厥控制的机会。“达头前攻酒泉，其后于阗、波斯、挹怛三国一时即叛。”从这些历史事件中不难看出，隋文帝在诏书中所说的西戎群长的“宿怨”，是针对突厥的统治者。

长孙晟范文篇5

据《资治通鉴》记载，隋文帝这道诏书的时间是开皇三年(583)四月。《隋书》卷八十四《北狄·突厥传》将诏书的背景作了简要叙述：

沙钵略勇而得众，北夷皆归附之。及高祖受禅，待之甚薄，北夷大怨。会营州(治所在令辽宁省朝阳市)刺史高宝宁作乱，沙钵略与之合军，攻陷临渝镇(在今河北省抚宁县境内)。上郲缘边修保鄣，峻长城，以备之，仍命重将出镇幽(治所在今北京市)、并(治所在今太原市)。沙钵略妻，宇文氏之女，曰千金公主，自伤宗祀绝灭，每怀复隋之志，日夜言之于沙钵略。由是悉众为寇，控弦之士四十万。上令上柱国冯昱屯乙弗泊(大概在今青海省或甘肃省的中西部)，兰州总管叱李长又守临洮(治所在今甘肃省岷县)，上柱国李崇屯幽州(治所在今北京市)，迭奚长儒据周槃(地址不详，马长寿先生认为周榘在隋宏化县界内)，皆为虏所败。于是纵兵自木硖(又名木硖关，在今宁夏固原西南，扼陇山之口)、石门(在今宁夏固原西北九十里左右的须弥山)两道来寇，武威(治所在今甘肃省武威)、天水(治所在今甘肃省礼县东)、安定(今甘肃省泾川)、金城(令甘肃省兰州)、上郡(治所在今陕西省富县)、弘化(治所在今内蒙古鸟审旗西南)、延安(治所在今陕西省延安市东北)六畜成尽。天子震怒，下诏曰……

显然，隋文帝下达的这道诏书，是基于隋朝与突厥之间已进行多年的战争。

突厥是北魏时期兴起于我国北方草原上的游牧民族之一，木杆可汗在位时逐步强大起来，“遂击茹茹，灭之，西破挹怛，东走契丹，北方戎狄悉归之，抗衡中夏”。到陀钵可汗在位时，突厥已拥有兵马数十万，对处于对峙状态的北齐、北周政权构成了极大威胁。为了增加与对手抗衡的筹码，周、齐统治者争相“交结突厥，以为外援”。他们交结突厥的方法大致相同，主要是和亲与输送大量财物。“朝廷(北周)既与和亲，岁给缯絮锦彩十万段。突厥在京师者，又待以优礼，衣锦食肉者，常以千数。齐人惧其寇掠，亦倾府藏以给之。”在这种心理的支配下，他们不惜“竭生民之力，供其往来，倾府库之财，弃于沙漠”。周齐的做法，使突厥统治者益发骄横，更加轻视中原人民。每当突厥南侵之时，周、齐两国为保存实力均采取避战态度。开皇初年，隋将李充对此提出过严厉批评：“周齐之世，有同战国，中夏力分，其来久矣。突厥每侵边，诸将辄以全军为计，莫能死战。由是突厥胜多败少，所以每轻中国之师。”

隋朝代周以后，隋文帝认为周、齐皇帝争事突厥的做法是“以厚敛兆庶，多惠豺狼，未尝感恩，资而为贼，违天地之意，非帝王之道也”。他所采取的措施是“因入贼之物，加赐将士，息道路之民，务于耕织”。隋文帝维护中原人民利益的强硬政策，使突厥贵族极为不满，进一步激化了隋朝与突厥的矛盾。在北周千金公主的煽动下，突厥沙钵略可汗与隋朝营州刺史高宝宁再次联合，开始对隋朝西部、北部边境大举进犯。面对突厥的强大攻势，隋文帝君臣采取了积极的军事和外交政策，于开皇三年三月初，任命在抗击突厥入侵的战争中战功显赫的上柱国达奚长儒为“兰州总管”，调遣“凉州总管孤独罗、元州总管元褒、灵州总管贺若谊等发兵备胡，皆受长儒节度”。隋文帝这些措施不仅加强了西北地区的军事力量，也统一了各军的指挥。四月初，“卫王爽破突厥于白道(约在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西北)”，“行军总管阴寿破高宝宁于黄龙(今辽宁省朝阳市)”。军事上的局部胜利，使隋军逐步扭转了战略上的被动局面。经过长期的英勇奋战和外交努力，到开皇三年(583)四月，隋朝基本上完成了反攻的各项准备，于是隋文帝这道诏书激励各军将士对突厥进行决战。

二、金先生等人的引文所涉及的几个问题

从开皇初年隋朝与东北地区各少数民族的关系来看，“东夷诸国，尽挟私仇”指的是突厥与他们之间的恩怨，而不是隋朝。

按照《隋书》的记载，隋代的东夷，主要是指居住在我国东北地区的和朝鲜半岛的高丽、百济、新罗、靺鞨等民族。新罗与隋朝交往始于“开皇十四年(594)”，百济、靺鞨虽然与中原隋朝早有来往，但因山河悬隔，相距遥远，彼此之间并无直接的厉害冲突，相关史书中也没有这些民族在开皇初年与隋朝交恶的记载。隋文帝建国之始，他们相继进入中原朝贺，受到隋朝的隆重接待和赏赐。隋文帝建国初年，隋朝与新罗、百济、靺鞨等民族并无明显的恩怨之争。与中原接壤的高丽民族，自汉朝起就与中原历代王朝联系密切。从北魏到北周以及隋朝初年这段历史时期，高丽人基本上和中原政权保持着友好往来。“琏六世孙汤，在周遣使朝贡，武帝拜汤上开府、辽东郡公、辽东王。高祖受禅，汤复遣使诣阙，进授大将军，改封高丽王。岁遣使朝贡不绝。”高丽与隋朝的关系紧张大概始于开皇九年前后，“及平陈之后，汤大惧，治兵积谷，为守据之策”。武力冲突是开皇十八年以后才爆发的。这道诏书中值得重视的一点是，隋文帝讲述了“往年利稽察大为高丽、靺鞨所破”的历史事实，进一步说明了突厥与东夷诸国存在着复杂的矛盾恩怨。

隋代的“西戎”，泛指居住在隋朝西部的吐谷浑、党项、高昌以及中西亚地区的康国、安国、石国、女国、焉耆、龟兹、疏勒、于阗、铁汉、吐火罗、挹怛、米国、史国、曹国、何国、乌那曷、穆国、波斯、漕国、附国等。据《隋书》卷八十三《西域传》记载，除吐谷浑、党项、高昌等少数国家与隋朝直接交往外，其余大多为突厥的附属国，也只有吐谷浑在开皇初年侵犯过隋朝的疆界。由于地理方面的因素，隋朝与西域诸国一般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彼此间的交往大多是礼节性的互访或者说是朝贡，而有些国家根本没有与隋朝交往过。突厥是在和其他草原民族的激烈竞争中发展壮大起来的，彼此之间的矛盾重重。木杆可汗在位时又“西破挹怛”，就与西域各国因利害冲突而结怨已久，他们时刻寻找着摆脱突厥控制的机会。“达头前攻酒泉，其后于阗、波斯、挹怛三国一时即叛。”从这些历史事件中不难看出，隋文帝在诏书中所说的西戎群长的“宿怨”，是针对突厥的统治者。

突厥之北的“契丹之徒”，乃为泛指，概指居住在突厥东北地区的契丹、奚、霫、室韦等少数民族和突厥北部的铁勒诸部。契丹、奚、霫等民族，处在突厥与高丽之间，长期受到突厥的压迫、奴役。开皇初年，隋文帝派遣长孙晟为使节，“齎币赐奚、霫、契丹，遣为向导，得至处罗侯所，身布心腹，诱之内附”。与他们进行了有效合作，成功地离间了处罗侯与沙钵略的关系。开皇三年(583)，李崇出任幽州总管，沉重打击了突厥的入侵者，“奚、霫、契丹等慑其畏略，争来内附”。开皇之世，奚、霫、契丹势力弱小，经常受到高丽、突厥的入侵，而基本上与隋朝保持友好往来。突厥建国之始，伊利可汗就“以兵击铁勒”，将铁勒诸部驱逐到其北境辽阔草原上，残酷地奴役他们。到了隋代，铁勒诸部仍然散居在突厥北部的广袤之地，他们“虽姓氏各别，总谓之铁勒。并无君长，分属东、西突厥”。由于铁勒诸部没有形成统一的民族国家，力量分散，世受突厥的奴役，很少与隋朝来往。

从当时隋朝与北方少数民族的关系来看，奚、霫、契丹等民族与隋王朝保持着较为密切的合作关系，铁勒诸部则由于突厥的因素而与中原地区缺乏直接联系，他们的“切齿磨牙”应该是指压迫奴役他们的突厥人，而不是给他们提供帮助的隋王朝。

长孙晟范文篇6

关键词：宋东京／里坊崩溃／侵街／夜禁

唐宋时期，中国在城市形态、市民生活等方面均发生了历史性变革，而里坊制的崩溃，就是这次变革的重要标志。对于里坊制崩溃的进程及时间，中外史学界曾从经济史或城市发展的角度进行过探讨，产生了北宋初年、末年、仁宗庆历、景祐年间诸说。如中国学者贺业钜认为，“东京坊制约在宋仁宗庆历年间就废除了”①；还有学者认为具体是在仁宗景祐年间，东京“市坊制度彻底崩溃”②。而日本学者梅原郁却指出，“唐代的坊制，至少其社会风气在五代初期就已经不存在了，宋代的开封，当然从一开始就是不存在这种框子的城市”③；另一位日本学者加藤繁则认为，“唐代的坊制至宋初时也仍在沿用，可以证实在真宗天禧年间还存在，到神宗熙宁年间才开始衰落，直到北宋末年最后崩溃了”④。这些观点，由于缺乏对里坊制整个崩溃过程的系统揭示及考证，往往流于简单化，易导致片面性。并且，上述诸说多忽视“侵街”在里坊崩溃过程中的作用及崩溃的表现。为此，笔者依据大量文献记载，对中国里坊制的崩溃过程、影响因素及表现内容等方面予以探讨，力求揭示这一重大历史变革的真相。

一、里坊制崩溃萌芽于唐中后期的长安城

里坊，或称里、坊，是我国古代城市的基层居住单位。早在先秦时期，即已存在。《诗·郑风·将仲子》有“将仲子兮，无逾我里”之句，毛传曰“里，居也”。西汉长安城，则划分为160里，且“室居栉比，门巷修直”⑤。此后，里坊制度日益完备，至隋唐长安城达到鼎盛。这时，在城市结构上，里坊整齐划一，“千百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⑥，诸坊“棋布栉比，街衢绳直，自古帝京未之有也”⑦。在市民生活上，实行严格的“夜禁”制度，即“昏而闭，五更而启”⑧。对于“诸犯夜者，笞二十”⑨，甚至曾出现“中使郭里曼酒醉犯夜，杖杀之”⑩的现象。这样，唐长安城夜间坊门紧闭，坊外空无人行，呈现出“六街鼓绝行人绝，九衢茫茫空有月”⑾的寂静夜色。朱熹对唐代的里坊制度甚为赞赏，说：“唐宫殿制度正当甚好，居民在墙内，官街皆用墙，民出入处皆有坊门，坊中甚安”⑿。这种严格的里坊制度以强化城市管理、防范盗贼为目的，却给市民生活、生产及人际交往带来了诸多不便，于是，随着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唐代中期以后，长安城内侵街建房、坊内开店、开设夜市等破坏里坊制的行为不断出现。

本来，里坊制下，城市街道严禁侵占，早在唐高宗永徽年间(650—655)颁布的《唐律疏议》中即有“诸侵巷街、阡陌者，杖七十”的规定。后来，随着“侵街”现象的增多，唐代宗大历二年(767)五月，又下了“诸坊市街曲，有侵街打墙、接檐造舍等，先处分一切不许，并令毁拆”⒀的诏令。唐德宗贞元四年(788)二月，再次下诏：“京城内庄宅使界诸街坊墙，有破坏，宜令取两税钱和雇工匠修筑”⒁。但是，这些均未能阻止“侵街”的浪潮。唐文宗太和五年(831)七月，左街使上奏：“伏见诸街铺近日多被杂人及百姓、诸军诸使官健起造舍屋，侵占禁街”⒂。又唐宣宗大中三年(849)，义成军节度使韦让“于怀真坊西南角亭子西，侵街造舍九间”⒃。

与“侵街”行为相伴的，还有对“夜禁”的破坏。唐宪宗元和年间(806—820)，“长安坊中有夜拦街铺设祠乐者，迟明未已”⒄。至文宗太和五年(831)y．有左右巡使卜奏说，长安坊门“或鼓未动即先开，或夜已深犹未闭”⒅。唐末的长安崇仁坊，更是“一街辐辏，遂倾两市，昼夜喧呼，灯火不绝，京中诸坊，莫之与比”⒆。

在交易地点上，出现了坊内开店的现象。本来，唐长安城内设有东、西二市，作为交易的集中场所。与坊一样，市亦为市墙围合的封闭场所，且聚散以时，“凡市，以日中击鼓三百声而众以会，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声而众以散”⒇。中唐以后，工商店铺冲破“市”的樊篱，渗入坊内。如长安内延坊有造玉器和出售珠宝的[21]，颁政坊有馄饨曲，长兴坊有毕罗店[22]，宣阳坊有綵缬铺[23]，永昌坊有茶肆[24]，道政坊和常乐坊有酿酒店[25]。1999年在礼泉坊还发现了唐三彩作坊遗址，出土了大量的三彩砖、高足盘、水盂、粉盒及各种三彩俑等[26]。

二、北宋东京的“侵街”与里坊制崩溃

如果将里坊崩溃视作一粒种子，那么它在唐中晚期的长安城即已萌芽，并有破土而出之势。但随着唐朝走向灭亡，长安城亦退出都城之舞台。伴随着政治中心的东迁，五代，尤其是北宋时期，东京开封即成为这颗种子破土生长并开花、结果的沃土。

说起宋东京里坊制的崩溃，早在隋唐汴州城(宋东京前身)已见端倪。隋开皇年间，文帝东封泰山后返回长安，路过汴州，“恶其殷盛，多有奸侠”，乃以令狐熙为汴州刺史，“禁游食，抑工商，民有向街开门者杜之”[27]。可见当时汴州已出现商业繁荣、向街开门的现象。至唐代，随着汴河漕运的发达，汴州商业更为发达，“草市迎江货，津桥税海商”[28]，“四面诸侯瞻节制，八方通货溢河渠”[29]。并且“水门向晚茶商闹，桥市通宵酒客行”[30]，竟然出现了通宵夜市。

五代梁、晋、汉、周皆定都开封，社会经济继续发展。后周时期，“东京华夷辐辏，水陆会通，时向隆平，日增繁盛”[31]，“民侵街衢为舍，通大车者盖寡，上命悉直而广之，广者至三十步”，却招致一片“怨谤之语”[32]。于是，官方作出让步，“其京城内街道阔五十步者，许两边人户于五步内取便种树掘井，修盖凉棚。其三十步以下至二十五步者，各与三步，其次有差”[33]。相比之下，在唐长安城大街上，连植树也是禁止的，因为代宗广德元年(763)曾下诏：“城内诸街衢，勿令诸使及百姓辄有种植”[34]。这是官方对突破坊墙，进行营造活动的认可，为以后北宋开封的“侵街”行为打开了方便之门。

历史进入北宋时期，东京城“八荒争凑，万国咸通”[35]，商业繁盛，客观上要求拆除坊墙，建立新的街市制度。但是，宋廷却逆历史潮流而动，力图维护与恢复昔日的里坊制，于是官私双方展开了激烈斗争，这场斗争以“侵街”为标志。

北宋伊始，即已出现“侵街”浪潮。如早在宋太祖时期，据《宋史·魏丕传》记载，曾任作坊使的魏丕，“撤本坊旧屋，为舍衢中，收僦直及鬻死马骨，岁得钱七千余缗，工匠有丧者均给之”。开宝九年(976]五月，宋太祖“宴从臣于会节园，还经通利坊，以道狭，撤侵街民舍益之”[36]。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七月，“八作使段仁诲部修天驷监，筑垣墙侵景阳门街，上怒令毁之，仁诲决杖，责授崇仪副使”[37]。

面对“侵街”浪潮，真宗时期，宋廷曾动真格予以制止。如咸平五年(1002)二月，“京城衢巷狭隘，诏右侍禁閤门祗侯谢德权广之。德权即受诏，则先毁贵要邸舍，群议纷然。有诏止之，德权面请曰：‘今沮事者，皆权豪辈，吝屋室僦资耳，非有它也，臣死不敢奉诏。’上不得已，从之。德权因条上衢巷广袤及禁鼓昏晓之制，皆复长安旧制，乃诏开封府街司，约远近，置籍立表，令民自今无得侵占”[38]。看来，在谢德权的以死相争下，宋廷这次可谓是痛下决心：拆除权贵的侵街邸舍，竖立表木，作为道路“红线”，并重建禁鼓昏晓制度。

当然，现实是复杂的，表木的竖立并非意味着“侵街”现象的终结，这场斗争还在继续。据《长编》卷79记载，大中祥符五年(1012)十二月诏：“前诏开封府，毁撤京城民舍之侵街者，方属严冬，宜俟春月”。仁宗天圣二年(1024)六月，“京城民舍侵占街衢者，令开封府榜示，限一岁，依元立表木毁拆”[39]。此后在仁宗景祐元年(1034)十一月甲辰又下诏：“京旧城内侵街民舍在表柱外者，皆毁撤之。遣入内押班岑守素，与开封府一员专其事，权知开封府王博文请之也”[40]。《宋史·王博文传》也说：“都城豪右邸舍侵通衢，(王)博文制表木按籍，命左右判官分撤之，月余毕。”神宗元丰年间，“京师并河居人，盗凿汴堤以自广，或请令培筑复故，又按民庐侵官道者使撤之”[41]，居然出现了“侵河”现象。

也许，认识到“侵街”潮流势不可当，于是在宋徽宗崇宁年间，宋廷开始征收“侵街房廊钱”[42]，等于承认了其合法性。结果，商业店铺纷纷沿街而建，形成了街市，这在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有形象的描绘。这场围绕“侵街”的官私斗争，正应验了恩格斯的那句名言：“传统是巨大的阻力，是历史的惰力。但是，这是消极的，因此一定要被摧毁”[43]。

这里有一个问题：东京坊墙，是何时拆除的；如果拆除，作为全城性工程，必然兴师动众，为何不见任何官方或私人记载，甚至很少提及坊墙之事。笔者查遍了宋朝诸臣奏议，有关京城开封的营造内容相当丰富，论及修筑城池及宫殿寺庙等等，但是涉及到全城的坊墙，关于其修或拆的奏议，却只字未见。我推测是因为有侵街建筑的出现，坊墙变得无关紧要。并且，当时官民双方共同关注及斗争的焦点只是侵街建筑。因此，随着侵街建筑的增多，坊墙也会因失去作用而被蚕食。尤其是当宋廷在街道两侧竖立众多的“表木”，充作街道“红线”之后，作为旧有“红线”的坊墙，更显多余，于是，被铲除尽净，悄无声息地退出了历史舞台。

三、宋东京街鼓的兴废与里坊制的恢复、崩溃

在探讨宋东京里坊制崩溃的过程中，太宗年间建立街鼓与仁宗年间的废除，常为史学界所提及，甚至被视作里坊制恢复与废除的标志。对此，应予以辨明。

街鼓，为设置在街道上的警夜鼓，宵禁开始与终止时击鼓通报。唐太宗时，长安城“始置街鼓，俗号冬冬鼓，公私便焉”[44]。宋太宗时期，在制止东京“侵街”的同时，亦效法唐长安城，设置街鼓。据宋敏求的《春明退朝录》记载：“京师街衢，置鼓于小楼之上，以警昏晓。太宗时，命张公洎制坊名，列牌楼上。按唐马周始建议，置冬冬鼓，惟两京有之。后北都亦有冬冬鼓，是则京都之制也。”此后，东京里坊“分布定列，始有雍洛之制”[45]。《宋会要辑稿·方域一》的“东京杂录”条中，还记载了改名后的宋东京8厢120坊之名称。

“始有雍洛之制”说，常为史学界所采用，并作为宋东京恢复唐代里坊制的依据，事实上，这只是形似而已，与隋唐长安的里坊制度大相径庭。首先，街道上侵街建筑的存在，已非原有的里坊景观。再就坊墙而言，唐代是受到严格保护的，有“越……坊市垣篱者，杖七十，侵坏者亦如之”[46]的处罚规定。而在沿袭唐律而来的宋初《宋刑统》中却无此条款。并且，作为里坊管理者的坊正，隋代为“官从九品下”[47]，唐代坊正“掌坊门管钥，督察奸非，並免其裸役”[48]，又规定：“其坊正市令，非时开闭坊市门者，处徒刑二年”[49]。而宋代的坊正，为了适应里坊新的内容，其职能也发生了质的变化，据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所修的《两朝国史志》记载：“州县郭内旧置坊正，主科税。”宋神宗时，又进一步“废户长、坊正，其州县坊郭税赋、苗役钱，以邻近主户三、二十家排成甲次，轮置甲头催纳，一税一替”[50]。在夜禁方面，北宋初年颁布有与《唐律疏议》相同的条文：“诸犯夜者，笞二十，有故者不坐”[51]。但是，并未认真执行。如早在宋太祖乾德三年(965)四月，下诏“令京城夜漏，未及三鼓不得禁止行人”[52]。《宋会要辑稿·食货》亦记载：“(乾德三年)四月十三日，诏开封府，令京城夜市至三鼓以来，不得禁止。”宵禁至三更，大大延长了人们的夜生活时间。

另外，许多学者，还往往将街鼓在仁宗年间的废除，视作宋东京里坊崩溃的时间依据。据宋敏求《春明退朝录》记载，宋太宗年间所设的街鼓，“二纪以来，不闻街鼓之声，金吾之职废矣”[53]。但是，仁宗时期尚有夜禁。如天道二年(1033)，据《宋史·张观传》记载，开封尚有“民犯夜禁”者。刘随在《上仁宗乞禁夜聚晓散及造仪仗祀神》还请求宋廷将禁夜聚晓散和造仪仗祀神二事“散下诸道，令乡村要路粉壁书写，重新晓谕，使民知禁，不陷刑章”[54]。即使是在街鼓废除后，夜禁并未取消。据宋人魏泰在《东轩笔录》记载，权知开封府许将二更以后，租一匹马回家，“驭者惧逼夜禁，急鞭马跃”，致使许将坠地摔伤。而据《开封府题名记》记载，许将权知开封府的时间是神宗熙宁九年，即1077年[55]。也只是到了北宋末年，随着侵街建筑的合法化，夜禁与坊墙一样，失去了存在价值，而退出历史舞台。从此，东京城内普遍出现了“夜市”与“早市”。如州桥夜市“直至三更”[56]。马行街一带，“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耍闹处，通晓不绝”[57]。东京大街上，“至三更还有提瓶卖茶者，盖都人公私荣干，夜深方归也”[58]。

并且，里坊作为基层住居单位，在街鼓废除一段时间内仍旧存在。如仁宗皇祐五年二月，宋廷赐枢使狄青敦教坊第一区；政和六年十一月，诏赐宣和学士王黼昭德坊第宅一区[59]。徽宗政和六年(1116)，宋廷在重建军巡铺时，仍然“冠以坊名”[60]。另外，北宋末年，寺院“行者打铁牌子或木鱼，循门报晓”[61]，从而取代了昔日街鼓的报时职能。

四、宋东京里坊崩溃的表现：街市、楼阁及官民混居

坊墙与夜禁的废除，标志了里坊制的崩溃，这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方便。除此之外，由于宋东京商品经济的繁盛，人口的猛增，还出现了一些新的城市景观。

首先是繁华街市的出现。对此，北宋末南宋初年人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有详尽记载，如朱雀门外街巷、东角楼街巷、潘楼东街巷、州桥东街巷、相国寺东街巷等。其中以“南河北市”[62]的街市最为繁盛。这里的“南河”，主要是指沿汴河一带的街市，计有果子行、肉行、米行、面行、菜行、蟹行、炭行等160多行[63]。所谓的“北市”，其范围大致从皇城东至马市街一带。这里西靠皇城，主要是皇室消费所。正如孟元老所说：“东华门外市井最盛，盖禁中买卖在此。凡饮食时新花果、鱼鰕*蟹、鹑兔脯腊、金玉珍玩衣着，无非天下之奇。”[64]潘楼一带，更是富商云集之地，“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动即千万，骇人闻见”[65]。皇城东华门外的白矾楼酒店，自宋真宗以来，即是东京最大的一家正店，每年用官曲五万斤，“乃京师酒肆之甲，饮徒常千余人”[66]。还有马行街，作为皇城东面的南北大道，商业活动更是繁盛。宋人蔡绦说：“马行(街)南北几十里，夹道药肆，盖多国医，咸巨富”[67]。

街市的繁盛，使原来集中的“市”，失去了作用，而转变成了刑场。如开宝六年(973)二月丙戌，“斩廷翰于西市”[68]。景德二年(1005)四月，“斩布衣宗古于西市”[69]。直到北宋末年，东京梁门外，“西去瓮市子，乃开封府刑人之所也”[70]。

其次，东京城中，尤其是街市中，楼阁普遍出现，也是里坊崩溃的表现。在唐长安城，为了维护里坊的严密性与整齐性，代宗大历十四年(780)六月一日，即下诏：“诸坊市邸店，楼屋皆不得起……”[71]。唐文宗太和六年(832)，又敕：“其士庶公私第宅，皆不得造楼阁，I临视人家”[72]。尽管唐代末年有显贵违禁营建楼阁的现象，但毕竟是少数，且一直被视为“违章建筑”。但是，至五代后周世宗时，开始“许京城(开封)民居起楼阁”[73]，公开取消了这条禁令。为此，大将军周景“率先应诏，踞汴流中要，起巨楼十二间。景后邀钜货于楼，山积波委，岁人数万计”[74]。北宋东京城更是大建高楼，其中有酒店、邸店、民居等。如宋仁宗景佑三年八月三日诏日：“天下士庶之家，凡屋宇非邸店楼阁临街市之处，毋得为四铺作闹斗八”[75]。此诏令表明当时临街市处普遍存在着邸店楼阁。就酒店而言，史籍中酒店亦多以楼相称，如孟元老所说：“街市酒店，彩楼相对，绣旆相招，掩翳天日”[76]。更有甚者，将酒楼建在皇城根下。如皇城东华门外有座白矾楼，“三层相高，五楼相向”，只是“内西楼后来禁人登眺，以第一层下视禁中”[77]。而唐长安城“登高临视宫中者，徒一年”[78]。显贵之家，也大建高楼。如“李文和居永宁坊，有园亭之胜，筑高楼临道边，呼为看楼李家”[79]。

另外，宋东京城与隋唐长安还有一个显著的区别，即“官民混居”的形成。在里坊制度下，早在隋文帝时，即在长安“皇城之内惟列府寺，不使杂人居住，公私有便，风俗齐肃”[80]。于是，唐中央五省、九寺、一台、四监及十八卫，皆分布于皇城内[81]。不但如此，官民居住也是分开的，唐人苏鄂说：“方，类也。易日：方以类聚，居必求其类”[82]。唐长安皇宫东诸坊多为王公贵族集中区。对此，宋人吕大防甚为赞赏，认为“(隋)朝廷官寺居民市区不复相参，亦一代之精致也”[83]。而北宋东京城，除了中书省、都堂及枢密院保留在皇城内之外，其他众多的中央机关则安排在皇城前南北御街两侧的街巷中。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宣德楼前省府宫宇》中予以介绍，计有两府八位、尚书省、御史台、门下省、秘书省、大晟府、太常寺、五寺三监等。这种状况，发展至清代，形成了皇城天安门前的千步廊，按照“左文右武”的原则，安置文职六部、武职五府等中央机构。同时，北宋官员也散居于民间。有住内城者，还有移于外城者。为了这些官僚上朝之需，内城门要开得早一些，“朝时自四鼓，旧城诸门启关放入，都下人谓之四更时”[84]。甚至还有住于新城外的，如梅圣俞之第，即在外城东之汴阳坊[85]。另外，《宋会要·方域四》记载有宋廷历次赏赐给官僚的第宅，所分布的坊有：信陵、永丰、积珍、清平、泰宁、崇仁、宝积、昭庆、道德、定坊、安远、敦教等，遍布城区内外。

五、小结

我国古代里坊制度，是一种落后的城市管理手段。那坚固的坊墙，严格的夜禁，截然分离的坊市，像一幅沉重的枷锁，限制了人们的活动自由。随着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客观上要求打碎这个枷锁。唐中晚期长安城内房屋侵街、坊内开店、开设夜市，即说明了这一点。至北宋时期，私人掀起的“侵街”浪潮，终于将里坊制送入坟墓。但是，由于宋廷的竭力遏制，使得这一过程呈现出复杂性、反复性，甚至有点扑朔迷离，于是在史学界出现了诸多观点。但是，通过上述考察，人们仍可以看出里坊崩溃的脉络，排出宋东京里坊崩溃的“时间表”：后周世宗时允许街道两侧种树、掘井、修盖凉棚，为以后的“侵街”打开方便之门；宋太祖时的三鼓以来不得禁止行人，是对夜禁的放宽；宋徽时收取侵街房廊钱及废除夜禁，至此，实行千余年的里坊制度，彻底走进坟墓。从此，城区街市充斥、楼阁遍布、官民混居，呈现出与唐长安城截然不同的城市面貌，从而掀开了中国城市发展史上崭新的一页。

注释：

①贺业钜：《唐宋市坊规划制度演变探讨》，载《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论丛》，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6年版。魏天安《宋代行会制度史》亦力主此说。

②吴涛：《北宋都城东京》，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页。

③[日]梅原郁：《宋代的开封与城市制度》，载《鹰陵史学》三、四合刊，1977年版。

④[日]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1卷，台北华世出版社1981年版，第464页。

⑤何清谷：《三辅黄图校释》，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06页。

⑥(清)曹寅等编纂：《全唐诗》，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5041页。

⑦(宋)宋敏求：《长安志》卷7，中华书局1990年影印本。

⑧(五代)王溥：《唐会要》卷25，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⑨但“有故者不坐”。(唐)长孙无忌：《唐律疏议》卷26《杂律》，中华书局1993年版。

⑩(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15，中华书局1986年版。

⑾(清)曹寅等编纂：《全唐诗》，第979页。

⑿(宋)黎靖德：《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283页。

⒀⒁⒂⒃⒅(五代)王溥：《唐会要》卷86。

⒄(宋)王谠：《唐语林》，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⒆(宋)宋敏求：《长安志》卷8“崇仁坊”条。

⒇(唐)张九龄：《唐六典》卷20，中华书局，1992出版。

[21](唐)高彦林：《唐阙史》，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22](唐)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卷1，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23](明)陶宗仪：《说郛》卷100，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年版。

[24](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169。

[25](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5。

[26]张国柱、李力：《西安发现唐三彩窑址》，《文博》1999年第3期。

[27](唐)魏征：《隋书》卷56《令狐熙传》，中华书局1997年版。

[28][29][30](清)曹寅等编纂：《全唐诗》卷299《汴路即事》，卷360《令狐相公见示河中杨少尹赠答兼命继之》，卷300《寄汴州令狐相公》。

[31](五代)王溥：《五代会要》卷26《城郭》，中华书局1998年版。

[32](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92，中华书局1956年版。

[33](宋)王钦若：《册府元龟》卷14《帝王部·都邑》，中华书局1960年版。

[34](五代)王溥：《唐会要》卷86，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35](宋)盂元老：《东京梦华录·序言》，中华书局1982年版。

[36][37][38](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41、181、430页。

[39][40](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第986、1038页。

[41](宋)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集》，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年版，第846页。

[42](元)马端临：《文献通考》，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186页。

[43][德]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44](唐)刘肃：《大唐新语》卷10《厘革》，中华书局2005年版。

[45](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方域·东京杂录》，中华书局1957年影印本。

[46](唐)长孙无忌：《唐律疏议》卷8《卫禁上》。

[47](宋)宋敏求：《长安志》卷7《唐京城》。

[48](唐)杜佑：《通典》卷3，中华书局1992年版。

[49](唐)长孙无忌：《唐律疏议》卷8《卫禁上》。

[50][52](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57、6。

[51](宋)窦仪：《宋刑统》卷26《犯夜》，中华书局1977年版。

[53](宋)宋敏求的《春明退朝录》成书于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上推二纪即24年，约为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

[54](宋)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卷98，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55]《开封府题名记碑》在今开封市博物馆。

[56](宋)盂元老：《东京梦华录》卷2《州桥夜市》。

[57][58](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3《马行街铺席》。

[59](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方域·第宅》。

[60](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兵》。

[61](宋)盂元老：《东京梦华录》卷3《天晓诸人人市》。

[62](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

[63](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62。

[64][65](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2《东角楼街巷》。

[66](宋)周密：《齐东野语》卷11，中华书局1983年版。

[67](宋)蔡绦：《铁围山丛谈》卷4，中华书局1983年版。

[68](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4。

[69](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9。

[70](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3《大内西角楼街巷》。

[71](五代)王溥：《唐会要》卷59《工部尚书》。

[72](五代)王溥：《唐会要》卷31《杂录》。

[73](宋)王闢之：《渑水燕谈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10页。

[74](宋)释文莹：《玉壶清话》卷3，《丛书集成·初编》第2747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

[75](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舆服·臣庶服》。

[76][77](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2《酒楼》。

[78](唐)长孙无忌：《唐律疏议》卷8《卫禁上》。

[79](宋)王明清：《挥麈前录》，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

[80](宋)宋敏求：《长安志》卷7《皇城》。

[81](唐)张九龄：《唐六典》卷7《唐长安》，中华书局199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