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力范文10篇

财力范文篇1

现实财力是企业在现阶段已经拥有或可以控制的财务资源。根据其来源途径不同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1）企业的基本财力。它是企业的股权投资者投入企业的财力，表现为企业的注册资本。由于注册资本不能随意变更，因此这部分财力具有一定程度的稳定性，它是企业得以存在并进行生产经营活动的基本前提，是企业抵御风险的最终防线。（2）企业的杠杆财力。这邵分财力是企业通过各种杠杆方式由企业外部所获得的财力，表现为企业所形成的各种负愤。杠杆财力是对基本财力的补充，小议可以在事实上增强企业目前的现实财力，而且因为它只对所创造的财富要求固定回报，使得超额部分也能成为基本财力的有效支持。但是一方面，杠杆财力在进入企业形成现实财力的同时就必然意味着它在将来的某个时间流出企业，另一方面，杠杆财力所具有的固定要求权也会自发地扩大这种流出的规模，这样，杠杆财力又可能引起现实财力的收缩，甚至侵蚀企业的基本财力。（3）企业的衍生财力。这部分财力是基本财力和杠杆财力通过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而进行的合乎逻辑的扩展，表现为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果，包括企业的各种公积金、公益金、未分配利润以及债务的利息费用等等。企业的衍生财力是整个企业得以存在的全部生命力所在。企业的投资者之所以愿意把财力投入企业，其最终目的就在于通过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实现财力的增值即衍生财力。以上三个部分的财力中，基本财力意味着一个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杠杆财力揭示了企业运用财务杠杆的程度，二者互为补充，成为衍生财力得以扩展的现实基础；而衍生财力则代表了企业进行生产经营活动获取资本增值的能力，是上述二者孜孜以求的目标。三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评价一个企业现有实力的综合指标，其大小决定了企业现有规模的大小。

企业的潜在财力是指企业在一定时期内可以继续从外部融资的能力。这部分财力暂时并没有成为企业所拥有或动用的现实财力，但却实实在在存在着，并在企业需要的时候完成向现实财力的转化。由于潜在财力的这种“潜在性”，我们无法对其作出精确的测量与估价，只能大致分析几个与之相关的影响因素：（1）企业的偿债能力，即企业偿还债务的能力，一般通过企业基本财力和衍生财力对杠杆财力的保障程度来体现；（2）企业的盈利能力，即企业利用现有财力赚取利润的能力，一般通过企业的衍生财力与基本财力、杠杆财力之间的对比关系来体现；（3）企业的形象，包括企业管理层的能力和道德水平、企业的发展战略、企业文化等一系列因素；（4）市场环境，如企业的市场竞争环境、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资金供求关系的影响等等，都会对潜在财力发生影响；（5）国家政策和法律。一方面，国家运用行政手段、法律手段所进行的宏观调控具有强制性，即使企业具有良好的偿债能力和盈利能力，并在公众心目中享有较高的美誉度，却也无法与国家政策和法律产生抵触而形成或扩大企业的潜在财力；另一方面，国家还可以运用各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经济手段，通过对企业所处的市场环境施加影响，从而使企业的潜在财力受到抑制或刺激。上述这些相关因素中，企业的偿债能力和盈利能力对企业的潜在财力具有决定性作用，企业形象会对潜在财力产生重要影响，这三个因素都属于企业的内部因素；而市场环境和国家政策及法律则属于影响企业潜在财力的外部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会对企业的潜在财力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五个因素共同作用，决定了在特定时期内企业现实财力的扩张潜力。

企业的现实财力和潜在财力二者相互依存。对现实财力的分配过程同时也是对潜在财力的培育和发展过程，对潜在财力的分配过程也就是现实财力的扩张过程，对二者的分配构成了企业的全部财务活动，其最终目标是企业衍生财力的不断发展壮大。

由于分配活动的对象及目的不同，对现实财力的分配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

l、将企业三个部分来源的现实财力对生产经营过程进行分配。这一活动表现为企业对内对外的各种投资活动，结果形成企业的各种资产或完成对各种存量资产的再调整。其目的在于，把企业的现实财力投放到边际利润率最高的资产上去，通过提高企业的生产经营效率，增强企业的衍生财力。这是企业财务分配活动的根本所在，离开这一点，其他的任何分配活动都失去了意义。

2、对现实财力的各个组成部分进行分配。这种分配的目的在于为衍生财力的扩展创造条件。首先，平衡杠杆财力的流入与流出。由于杠杆财力会在将来某个固定的时间流出企业，为了保证这种流出不致引起现实财力的剧烈波动，影响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企业应有意识地制订一整套的借债、偿债计划，以保证其起继时间、金额与企业的生产经营需要相匹配。其次，以衍生财力支付利息费用。衍生财力的利息费用部分是要在固定的时间、以固定的金额流出企业偿付给债权人的，因此企业的衍生财力首先应能满足利息费用的需要，这一方面牵涉到杠杆财力的规模问题，即企业的衍生财力能够容纳多大规模的杠杆财力所带来的固定要求权，另一方面则与企业通过生产经营活动创造衍生财力的能力有关。再者，对衍生财力的其他部分进行分配。如给予投资者利润回报、以公益金购置或建造职工集体福利设施等，虽然这种分配也可能引起现实财力流出企业，但却不像利息费用那样具有刚性；而公积金则既可以用于弥补衍生财力的不足如企业亏损等，又可以用来完成向基本财力的转化。

上述这些分配活动，如以衍生财力所形成的公积金转增资本，或以衍生财力支付投资者的报酬、偿还企业的债务利息，或对企业筹集到的债务资本予以偿还等，从本质上来说对衍生财力的扩展并没有意义，有些甚至还会削弱企业的衍生财力，但是通过这种分配却可以保持企业的良好信誉或增强企业的资本实力，最终增加企业的潜在财力，为企业的后续发展创造条件。

此外，当企业内外部客观条件的变化，如产品的生命周期演变、利率变化等，使得企业利润率、债务资本的利息率发生变化，进而在事实上造成企业现实财力内部结构的不合理，如衍生财力与杠杆财力保值、增值的固定要求之间的匹配失衡等，企业就应当主动对现实财力的内部结构做出调整，以确保企业的正常运作，否则不但不利于衍生财力的扩展，甚至还会损害企业的潜在财力，最终无法保证企业的现实财力，推动企业存在的基本前提。

对企业的潜在财力进行分配，实质上就是企业从外部筹集资金，形成现实财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企业财务主体不仅要考虑将潜在财力的多大份额用于向现实财力的转化，还必须考虑通过何种途径完成这一转化的问题。前者既要满足企业现阶段生产经营的需要，又要留有余地，为企业的后续发展储备后劲。而后者则主要关系到形成现实财力之后的结构问题，因为通过不同途径而实现的这部分财力必将打破原有现实财力的内部结构，从而对企业的存在和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政企不分，国有企业不具备对企业财力的分配权，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财务主体，因而在对财力的配置上出现了许多问题。一方面，国家对企业注资不足，基本财力过于薄弱。不少国有企业在建立时资本金的比重就过低。企业一启动其资产负债率就超过警戒线，还有些企业的资本金甚至为零，搞无本经营。另一方面，企业为了满足生产需要，盲目扩大杠杆财力。在新建扩建方面，国家财政从1981年起就不再对企业进行投资，一律改用银行贷款，而在日常生产经营方面，财政对企业又基本上是统收但不统支，也对银行贷款形成依赖。结果，企业的债务剧增，杠杆财力比重过大，对企业的衍生财力造成负担并威胁到企业的基本财力，同时造成对潜在财力的滥用和损害，从而严重影响到企业的生存和发展。

债转股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进入到国企改革的日程中来的。它是指国家通过组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把原来银行与企业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转变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与企业间的控股（或持股）与被控股的关系。其实质就是通过调整企业现实财力的组成部分，修复和培育企业的潜在财力，以保证企业的正常存在和发展，实现衍生财力的扩展。实施债转股后，首先是将杠杆财力转化为基本财力，从而消除了这部分现实财力大幅度收缩的可能性，大大充实了企业的基本财力，改善了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其次，杠杆财力向基本财力的转化，改变了这部分财力索取回报的刚性，原来的还本付息转变为控股分红，从而缓解了对衍生财力的压力。因此，通过这两个方面发挥作用，债转股几乎是立竿见影的提高了企业的偿债能力和盈利能力，完成了对企业潜在财力的修复。

但企业财力分配的内容还远不止如此。债转股只是完成了财力分配的一部分内容，即现实财力内部结构的调整问题，暂时地修复了企业的潜在财力。企业财务活动更重要的内容还在于通过现实财力向生产经营过程的投放，实现衍生财力的创造和扩展。片面地追求现实财力的扩张而不注意其结构问题，会引起企业潜在财力的萎缩；只注意现实财力的结构问题而不注重其对生产经营过程的投放效率，则将会失去创造衍生财力的基础，而这却是整个企业得以生存和发展的理由。因此，如何通过将现实财力在生产经营过程中进行最有效率的投放，从而实现企业衍生财力的最大化，是债转股之后留待企业去解决的更深层次的问题。

笔者认为，企业财务预警系统是以企业财务信息数据为基础，以财务指标体系为中心，通过对财务指标的综合分析、预测，及时反映企业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的变化，并对企业各环节发生或将可能发生的经营风险，发出预警信号，为管理当局提供决策依据的监控系统。预警系统应具有如下基本特点：（1）警示性，即预警系统是以警示为目的和手段，反映企业存在的经营风险，是一种风险性警示；（2）预告性，即对企业的经营活动，通过有关财务指标数据的分析、预测，及时对出现或将要出现的问题和风险，发出预警信号；（3）完整性，即预警系统能从企业各个不同角度、各个层面来反映企业经营风险，是对企业经营活动全过程进行跟踪反映，作出预警；（4）可操作性，即预警系统的财务指标应是有效的，所揭示的问题应是关键的，对采取的措施

是具有指导性的。由于财务预警系统是通过分析财务指标的变化来发出预警信号，因此对财务预警系统的设计，主要是对财务指标体系的设计。指标体系应能多方位反映企业经营状态，揭示企业供、产、销各环节可能存在的风险，以便管理当局及时作出经营决策，采取有效的控制措施，避免风险减少损失，从而达到预警的目的。笔者认为，企业财务预警指标体系应由以下四个方面的财务指标构成：

l、反映企业支付能力的财务指标。包括：（1）流动比率、速动比率；（2）现金流动负债率（经营现金净流入／流动负债）；（3）到期债务支付率（或逾期率）；（4）产品赊销率；（5）应收帐款回笼周期（赊销额／应收帐款平均余额）。

2．反映企业存货情况的财务指标。包括：（1）单位作业成本，如采购成本、生产成本、产品成本；（2）产成品库存周期；（3）产品正品率（或次品率）；（4）存货呆损率。

3、反映获利能力的财务指标。包括：（1）边际贡献；（2）盈亏销售额；（3）已获利息倍数；（4）成本费用利润率。

4、反映管理能力的财务指标。包括：（1）资产负债率；（2）资产结构比率；（3）坏帐损失率（应核销坏帐／应收帐款平均余额）；（4）不良资产率（不良资产总额／资产总额）；（5）资产减值率（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资产总额）；（6）固定资产使用率；（7）长期投资回报率。

以上财务指标不是孤立的，指标之间存在着相互内在的联系。因此，要从多方面来考虑指标的变动情况，综合分析影响指标变动的内外因素。

影响指标变动的内因有：（1）企业经营管理水平；（2）人员素质状况；（3）技术装备先进性、科技含量；（4）企业从事行业特点；（5）企业经营策略；（6）企业信誉。影响指标变动的外因有：（1）国家政策变化，如宏观调控的税收政策、金融政策、产业政策等；（2）国际政治、经济的动荡不安；（3）市场同业竞争；（4）科技进步，新产品、新技术出现；（5）消费观念的改变。

企业实施财务预警系统应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l、首先应制定出适合于本单位的财务指标安全区间、一般风险区间、重大风险区间，以此确定财务预警信号的重大性。在制定指标区间时应考虑行业水平或社会平均水平、企业特点、产业政策、技术含量、本企业或同行业历史经验，要注重科学性和实用性相结合。对不同区间的设置，可以是就单个指标进行，也可以同全部指标（或选取主要指标）综合加权并举，在实施系统过程中，要不断对系统指标进行评价，淘汰不适用的指标，增加更能反映本企业实际问题的新指标，使预警系统保持先进性和有用性。

2、建立预警分析、反映、决策、执行的运行机制。企业必须对预警指标进行事前、事中、事后的经常性监控，对企业每一重要经营决策活动将带来的财务状况的变化，进行预先测定，分析判断经营风险程度，为决策提供反馈信息。对在日常监控中预警的风险，能快速反应控制，达到预警、纠错、改善的目的。

3、实施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引起预警的各种原因，详细分析．抓住关键问题，对症下药。由于受外部环境的影响，并非所有的问题都能通过自身的调节措施达到预警的目的；另一方面，企业在控制化解现时存在的风险同时，会带来新的风险和问题。因此，企业应分析多种不同措施，考虑可能带来的各种不利影响，并进行比较，选取更合适的方案。

财力范文篇2

一、近五年来*市财政收入增长状况

1.财政收入规模明显扩大。近年来，我们牢固树立财税经济观，充分发挥财税职能优势，运用“四两拨千斤”的理财机制，积极促进全市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财政收入平稳增长提供了稳定的税源。同时，我们坚持依法治税、规范管理、应收尽收，不断加强税费精细化管理，为财政收入较快增长提供了有力保障。从表1可以看出，2002年-2006年全市财政总收入从62568万元增加到147046万元，年平均增长23.4%；其中，中央“四税”收入从35065万元增加到66661万元，年平均增长18.1%；地方财政收入从27503万元增加到80385万元，年平均增长29.2%。财政总收入增幅高出同期生产总值8.3个百分点，占生产总值的比重由7.6%逐步提高到9.1%，有效增强了政府的财政实力。

2.财政收入结构日趋优化。近年来，我们不断加强分行业、税种管理，在全省地税系统率先制定《*市地税局精细化管理方案》，加大对地方小税种和薄弱环节的精细化管理力度，使税收增收结构从单一依靠主税种向多税种转变，有效了优化了税收收入结构。同时，我们制定并实施《*市非税收入征缴管理办法》，加强对各类规费的“收支两条线”管理，有效提高了市级财政的调控能力。另外，我们先后实施企业职工养老金征缴改革、“五费统征，四费合一”和“五费合征”征管新模式，有效增强政府的社会保障能力。从表2可以看出，2002-2006年全市地方财政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由43.9%提高到54.7%，地税收入占全部税收的比重由43.9%提高到46.6%，营业税、七个地方小税种等纯地税收入占全部地税收入的比重由45.5%提高到60.2%，非税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由9.1%提高到13.9%，三次产业税收比重由0.9%、65.5%和33.6%调整为0.2%、64.7%和35.1%，财税收入结构更加合理，为建立和完善我市公共财政体系提供了财力支持。

二、近五年来*市可用财力增长状况

1.地方可用财力增势明显趋缓。近年来，随着国家宏观调控的不断加强和中央、省市聚财力度的逐步加大，县级地方财政增收空间相对缩小。虽然我们通过促进第三产业加快发展、加强地方小税种和非税收入精细化管理、实施“五费统征，四费合一”以及“五费合征”征缴新模式等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政策性调整带来的减收矛盾，但仍难以扭转地方财力增长趋缓的态势。从表3可以看出，2002-2006年全市可支配财力从84845万元增加到149305万元，年平均增长14.9%；其中，地方可用财力从47826万元增加到92363万元，年平均增长17.5%。通过分析可知，随着国家财税和土地政策调整的加大、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深化，政府性基金收入、非税收入的增收空间和规模大幅缩小，全市可支配财力起伏不定，可用财力年平均增幅低于地方财政收入11.7个百分点,可用财力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由76.4%下降到62.8%。

2.地方可用财力减收因素日趋增多。近年来，影响地方可用财力增长的主要因素有：

一是宏观调控政策对可用财力的影响。2004年以来，面对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偏大、住房价格上涨过快的形势，国家加大了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力度，来自房地产、建筑业等领域的税收增幅明显回落。从表4可以得出，2005年、2006年入库建筑业、房地产税收分别比上年增长3.9%和2.9%，建筑业、房地产业税收占全部税收的比重由26.2%下降到20.5%，其中2006年入库房地产税收16211万元，比上年下降1.7%。同时，国家实行从紧农用地转用审批、将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总价款全额纳入地方预算等更加严格的土地管理政策，土地出让金收入大幅减少，全市土地出让净收益从2003年的35000万元减少到2004年的17000万元，2006年虽略增到24700万元，但仍比2003年下降29.4%。另外，为解决结构性偏热、流动性过剩和通货膨胀压力增加等问题，国家自2003年9月以来连续13次提高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2004年10月以来连续9次提高存贷款利率、今年发行15500亿元特别国债和调低2831种商品出口退税税率等政策，加上人民币升值加快和基础能源、原材料、劳动力价格持续上涨，都对企业的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势必会减少地方可用财力。

二是财税政策调整对可用财力的影响。近五年来，国家对所得税实行5：5和6：4分成、取消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以及省对市县财政体制调整等政策，每年减少可用财力8000万元；改农村教育费附加为地方教育费附加，每年减少可用财力收入2500万元；清理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每年减少可用财力5000万元。另外，自2008年1月1日起将实施新《企业所得税法》，内资企业税率下降8个百分点，明年将减少税收收入7000万元。

三是出口退税政策对可用财力的影响。2004年国家出台新的出口退税政策，出口退税超基数部分的25%由地方财政负担，当年*市减少地方财力4135万元。虽然2005年地方财政负担比例从25%下降为7.5%，但2005年、2006年全市财政负担仍达827万元和1556万元。近年来，我市外贸出口快速增长，自营出口额由2002年的12406万美元增加到2006年的35651万美元，年平均增长33.2%，出口退税额由9112万元增加到32264万元，年平均增长37.2%，预计对可用财力的影响将不断加重。三、促进地方可用财力可持续增长的基本思路

党的十七大作出了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的重大部署，按照构建和谐社会和健全公共财政框架的要求，经济社会发展对增加财政支出的呼声日益高涨，财政支出范围迅速扩大，既要保障正常的办公、人员和专项经费外，又要保证各项法定支出的增长比例、各类达标考核和争优创强的需要，还要向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卫生、居民住房、生态环保、新农村建设和社会治安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领域倾斜，财政支出比以往任何时候的范围更广、增势更猛、要求更高。同时，从近年来*市财政收入地方可用财力增长情况来看，地方可用财力增势明显趋缓。为此，我们要从四方面入手，把工作的重点放到加快发展地方经济、增加可用财力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上。

1.坚持解放思想，不断创新治税理财的新理念。面对国家宏观调控带来的要素供给紧张、经济形势错综复杂、财税减收增支因素增多等情况，我们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始终保持奋发有为、积极进取的精神状态，把贯彻国家宏观调控政策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的重要机遇，把落实省财政厅“三个三”工作举措作为解决当前经济财税运行中突出矛盾、促进经济财税可持续增长的重要手段，切实转变思想观念，全面树立“着力扶持对地方政府和人民群众有利的税源经济、积极谋求地方利益最大化，财政收入不是越多越好、而是要越收越多，财政支出不是越少越好、而是要讲求使用绩效”等理念，在促进经济发展、组织收入、优化收支结构等方面开动脑筋，统筹做好生财、聚财、理财工作，促进全市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2.坚持财税经济观，不断壮大地方财源。经济决定财政，缓解地方可用财力增势趋缓的根本出路在于发展壮大地方税源经济，我们要坚持政策引导、资金支持、体制激励和优质服务相结合，积极支持全市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一是着力推动工业经济发展，努力培育主体税源。2006年*市工业增加值占GDP的53.5%、工业税收占全部税收的56.2%，工业成为*市国民经济的支柱和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为此，我们要切实抓好市委市政府（2007）1号文件的贯彻实施工作，对现有支持工业经济发展的政策进行完善、资金进行整合，用足用好国家财税政策，争取国家的各项补助、贴息等无偿资金，积极推进工业平台建设、招商引资、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发展方式，重点扶持优势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循环经济发展以及争取企业上市，努力解决*市工业发展过程中还存在环境容量较小、产业结构不尽合理、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滞后、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和规模效应不明显等问题，做大做强工业经济，为财政收入持续稳定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二是大力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努力做大地方财源。2006年全市实现第三产业增加值494156万元，比2002年增长51.2%，入库第三产业税收48607万元，比2002年增长1.58倍，地税收入中第三产业税收比重高达54.9%，第三产业成为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为此，我们要认真贯彻国家关于加快服务业发展的政策，采取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的模式，多方筹措建设资金，用足用好现有财税优惠政策，因地制宜地制定地方性财税扶持政策，对符合商贸服务业发展导向的项目给予财政扶持，通过财政政策推进一、二产业参与服务业发展，加快促进旅游资源整合和房地产业健康有序发展，同时要大力扶持现代物流、信息咨询、中介服务等新兴服务业的发展，努力解决*市服务业发展总体水平还不高、传统产业比重过大和新型业态发展不足等问题，使现代服务业成为我市经济发展的新亮点、安置就业的新渠道和地方财政收入的增长点。

三是积极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努力夯实税源基础。按照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总体要求，加快农村基础设施投入，扎实推进村庄规划、村庄整治工作，着力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做精茶叶、笋干、山核桃等传统优势产业，拓展杨桐、香榧、果树等新兴产业，形成休闲农业、农产品加工和“农家乐”等产业连，积极促进农业龙头企业提高科技含量和附加值，为二、三产业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3.坚持应收尽收，不断做大做好收入“蛋糕”。把培植财源与加强征管有机结合起来，加大对税费的精细化管理力度，切实把税源变成税收、财源变成财力，不断优化税收收入和财政收入结构。

一是努力优化税收收入结构。加强税源的分析、预测、监控工作，全面研究宏观经济政策对企业生产经营的影响，认真制定切实有效的应对措施，增强组织收入的可预见性。完善纳税评估管理办法，建立健全行业最低税负制度，加大对税收征管“六个率”的考核力度，不断提高税收征管水平。坚持“抓大不放小”的治税思想，巩固对节能灯、五金工具和农副产品加工等块状经济的征管，完善对餐饮、广告、建筑、装潢、私房出租、村级集体经济、承包承租、网吧和“农家乐”等薄弱环节的管理办法，通过税收政策的适度调节和征管办法的有效实施，逐步提高地税收入的比重。

二是努力优化财政收入结构。贯彻落实《*市非税收入收缴管理暂行办法》，加强对各类非税收入的税务化征管，实现“收支两条线”管理，并积极探索把非经营性资产转为经营性资产的有效办法，不断做大非税收入盘子，增强市级财政的调控能力。完善社会保险费“五费合一”征缴新机制，切实提高社会保险费征收率，不断增强政府的社会保障能力。

财力范文篇3

一、近五年来临安市财政收入增长状况

1.财政收入规模明显扩大。近年来，我们牢固树立财税经济观，充分发挥财税职能优势，运用“四两拨千斤”的理财机制，积极促进全市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财政收入平稳增长提供了稳定的税源。同时，我们坚持依法治税、规范管理、应收尽收，不断加强税费精细化管理，为财政收入较快增长提供了有力保障。从表1可以看出，2002年-2006年全市财政总收入从62568万元增加到147046万元，年平均增长23.4%；其中，中央“四税”收入从35065万元增加到66661万元，年平均增长18.1%；地方财政收入从27503万元增加到80385万元，年平均增长29.2%。财政总收入增幅高出同期生产总值8.3个百分点，占生产总值的比重由7.6%逐步提高到9.1%，有效增强了政府的财政实力。

2.财政收入结构日趋优化。近年来，我们不断加强分行业、税种管理，在全省地税系统率先制定《临安市地税局精细化管理方案》，加大对地方小税种和薄弱环节的精细化管理力度，使税收增收结构从单一依靠主税种向多税种转变，有效了优化了税收收入结构。同时，我们制定并实施《临安市非税收入征缴管理办法》，加强对各类规费的“收支两条线”管理，有效提高了市级财政的调控能力。另外，我们先后实施企业职工养老金征缴改革、“五费统征，四费合一”和“五费合征”征管新模式，有效增强政府的社会保障能力。从表2可以看出，2002-2006年全市地方财政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由43.9%提高到54.7%，地税收入占全部税收的比重由43.9%提高到46.6%，营业税、七个地方小税种等纯地税收入占全部地税收入的比重由45.5%提高到60.2%，非税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由9.1%提高到13.9%，三次产业税收比重由0.9%、65.5%和33.6%调整为0.2%、64.7%和35.1%，财税收入结构更加合理，为建立和完善我市公共财政体系提供了财力支持。

二、近五年来临安市可用财力增长状况

1.地方可用财力增势明显趋缓。近年来，随着国家宏观调控的不断加强和中央、省市聚财力度的逐步加大，县级地方财政增收空间相对缩小。虽然我们通过促进第三产业加快发展、加强地方小税种和非税收入精细化管理、实施“五费统征，四费合一”以及“五费合征”征缴新模式等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政策性调整带来的减收矛盾，但仍难以扭转地方财力增长趋缓的态势。从表3可以看出，2002-2006年全市可支配财力从84845万元增加到149305万元，年平均增长14.9%；其中，地方可用财力从47826万元增加到92363万元，年平均增长17.5%。通过分析可知，随着国家财税和土地政策调整的加大、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深化，政府性基金收入、非税收入的增收空间和规模大幅缩小，全市可支配财力起伏不定，可用财力年平均增幅低于地方财政收入11.7个百分点,可用财力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由76.4%下降到62.8%。

2.地方可用财力减收因素日趋增多。近年来，影响地方可用财力增长的主要因素有：

一是宏观调控政策对可用财力的影响。2004年以来，面对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偏大、住房价格上涨过快的形势，国家加大了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力度，来自房地产、建筑业等领域的税收增幅明显回落。从表4可以得出，2005年、2006年入库建筑业、房地产税收分别比上年增长3.9%和2.9%，建筑业、房地产业税收占全部税收的比重由26.2%下降到20.5%，其中2006年入库房地产税收16211万元，比上年下降1.7%。同时，国家实行从紧农用地转用审批、将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总价款全额纳入地方预算等更加严格的土地管理政策，土地出让金收入大幅减少，全市土地出让净收益从2003年的35000万元减少到2004年的17000万元，2006年虽略增到24700万元，但仍比2003年下降29.4%。另外，为解决结构性偏热、流动性过剩和通货膨胀压力增加等问题，国家自2003年9月以来连续13次提高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2004年10月以来连续9次提高存贷款利率、今年发行15500亿元特别国债和调低2831种商品出口退税税率等政策，加上人民币升值加快和基础能源、原材料、劳动力价格持续上涨，都对企业的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势必会减少地方可用财力。

二是财税政策调整对可用财力的影响。近五年来，国家对所得税实行5：5和6：4分成、取消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以及省对市县财政体制调整等政策，每年减少可用财力8000万元；改农村教育费附加为地方教育费附加，每年减少可用财力收入2500万元；清理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每年减少可用财力5000万元。另外，自2008年1月1日起将实施新《企业所得税法》，内资企业税率下降8个百分点，明年将减少税收收入7000万元。

三是出口退税政策对可用财力的影响。2004年国家出台新的出口退税政策，出口退税超基数部分的25%由地方财政负担，当年临安市减少地方财力4135万元。虽然2005年地方财政负担比例从25%下降为7.5%，但2005年、2006年全市财政负担仍达827万元和1556万元。近年来，我市外贸出口快速增长，自营出口额由2002年的12406万美元增加到2006年的35651万美元，年平均增长33.2%，出口退税额由9112万元增加到32264万元，年平均增长37.2%，预计对可用财力的影响将不断加重。

三、促进地方可用财力可持续增长的基本思路

党的十七大作出了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的重大部署，按照构建和谐社会和健全公共财政框架的要求，经济社会发展对增加财政支出的呼声日益高涨，财政支出范围迅速扩大，既要保障正常的办公、人员和专项经费外，又要保证各项法定支出的增长比例、各类达标考核和争优创强的需要，还要向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卫生、居民住房、生态环保、新农村建设和社会治安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领域倾斜，财政支出比以往任何时候的范围更广、增势更猛、要求更高。同时，从近年来临安市财政收入地方可用财力增长情况来看，地方可用财力增势明显趋缓。为此，我们要从四方面入手，把工作的重点放到加快发展地方经济、增加可用财力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上。

1.坚持解放思想，不断创新治税理财的新理念。面对国家宏观调控带来的要素供给紧张、经济形势错综复杂、财税减收增支因素增多等情况，我们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始终保持奋发有为、积极进取的精神状态，把贯彻国家宏观调控政策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的重要机遇，把落实省财政厅“三个三”工作举措作为解决当前经济财税运行中突出矛盾、促进经济财税可持续增长的重要手段，切实转变思想观念，全面树立“着力扶持对地方政府和人民群众有利的税源经济、积极谋求地方利益最大化，财政收入不是越多越好、而是要越收越多，财政支出不是越少越好、而是要讲求使用绩效”等理念，在促进经济发展、组织收入、优化收支结构等方面开动脑筋，统筹做好生财、聚财、理财工作，促进全市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2.坚持财税经济观，不断壮大地方财源。经济决定财政，缓解地方可用财力增势趋缓的根本出路在于发展壮大地方税源经济，我们要坚持政策引导、资金支持、体制激励和优质服务相结合，积极支持全市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一是着力推动工业经济发展，努力培育主体税源。2006年临安市工业增加值占GDP的53.5%、工业税收占全部税收的56.2%，工业成为临安市国民经济的支柱和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为此，我们要切实抓好市委市政府（2007）1号文件的贯彻实施工作，对现有支持工业经济发展的政策进行完善、资金进行整合，用足用好国家财税政策，争取国家的各项补助、贴息等无偿资金，积极推进工业平台建设、招商引资、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发展方式，重点扶持优势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循环经济发展以及争取企业上市，努力解决临安市工业发展过程中还存在环境容量较小、产业结构不尽合理、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滞后、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和规模效应不明显等问题，做大做强工业经济，为财政收入持续稳定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二是大力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努力做大地方财源。2006年全市实现第三产业增加值494156万元，比2002年增长51.2%，入库第三产业税收48607万元，比2002年增长1.58倍，地税收入中第三产业税收比重高达54.9%，第三产业成为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为此，我们要认真贯彻国家关于加快服务业发展的政策，采取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的模式，多方筹措建设资金，用足用好现有财税优惠政策，因地制宜地制定地方性财税扶持政策，对符合商贸服务业发展导向的项目给予财政扶持，通过财政政策推进一、二产业参与服务业发展，加快促进旅游资源整合和房地产业健康有序发展，同时要大力扶持现代物流、信息咨询、中介服务等新兴服务业的发展，努力解决临安市服务业发展总体水平还不高、传统产业比重过大和新型业态发展不足等问题，使现代服务业成为我市经济发展的新亮点、安置就业的新渠道和地方财政收入的增长点。

三是积极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努力夯实税源基础。按照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总体要求，加快农村基础设施投入，扎实推进村庄规划、村庄整治工作，着力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做精茶叶、笋干、山核桃等传统优势产业，拓展杨桐、香榧、果树等新兴产业，形成休闲农业、农产品加工和“农家乐”等产业连，积极促进农业龙头企业提高科技含量和附加值，为二、三产业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3.坚持应收尽收，不断做大做好收入“蛋糕”。把培植财源与加强征管有机结合起来，加大对税费的精细化管理力度，切实把税源变成税收、财源变成财力，不断优化税收收入和财政收入结构。

一是努力优化税收收入结构。加强税源的分析、预测、监控工作，全面研究宏观经济政策对企业生产经营的影响，认真制定切实有效的应对措施，增强组织收入的可预见性。完善纳税评估管理办法，建立健全行业最低税负制度，加大对税收征管“六个率”的考核力度，不断提高税收征管水平。坚持“抓大不放小”的治税思想，巩固对节能灯、五金工具和农副产品加工等块状经济的征管，完善对餐饮、广告、建筑、装潢、私房出租、村级集体经济、承包承租、网吧和“农家乐”等薄弱环节的管理办法，通过税收政策的适度调节和征管办法的有效实施，逐步提高地税收入的比重。

二是努力优化财政收入结构。贯彻落实《临安市非税收入收缴管理暂行办法》，加强对各类非税收入的税务化征管，实现“收支两条线”管理，并积极探索把非经营性资产转为经营性资产的有效办法，不断做大非税收入盘子，增强市级财政的调控能力。完善社会保险费“五费合一”征缴新机制，切实提高社会保险费征收率，不断增强政府的社会保障能力。

财力范文篇4

为规范区政府性投资项目管理，建立健全科学的政府投资项目决算程序和组织实施程序，严格执行“概算控制预算、预算控制决算”的建设制度，实现政府投资项目建设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的跟踪管理，保证工程质量，提高政府投资效益。制定出台了《区政府投资项目管理试行办法》（南府办[95号）。《办法》分别从政府投资项目计划的编制、项目的前期准备工作、项目的审批、项目的管理与监督、项目的综合验收等方面制定了相关的实施程序和操作办法，并明确了各相关职能部门的权利和责任。并且，为进一步完善《办法》的具体操作程序，分别制定出台了《关于政府投资项目施工前工作的操作细则》及《关于政府投资项目施工及竣工投资管理的操作细则》，对于政府投资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各个环节的管理都作了细致的说明和规定，增强了《办法》的可操作性。

年上半年，按照《办法》精神和《细则》规定，协调项目主管单位，聘请有资质的中介机构对区建设财力重点项目进行投资评估、投资监理。目前12条道路除去年已施工的周邓公路周浦镇段、秀浦路、宣黄公路工业园区段、人民东路延伸段外，其余全部纳入投资评估、投资监理的前项控制范围，其中：周邓公路医学园区段、生命大道、南六排污管、航新排污管已完成设计概算评估，投资监理已到位；周祝公路、横新公路、宣黄公路惠南镇段、城东路正在进行设计概算评估；其余4条公路准备实施可行性研究评估。对已竣工的区体育中心实施综合验收，作出生态、经济、社会等综合效益作评估。投资评估、投资监理、国家审计的介入为有效控制投资规模、投资标准，提高政府投资效益提供了制度保障。

二、统筹区建设财力的有关情况

财力范文篇5

税收是各级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地方政府的大部分财政支出靠的是地税收入，税收收入是社会事业发展的有力保障。然而，由于一些地区经济基础薄弱、各地经济济发展不平衡，税收结构缺乏针对性，导致税收收入不能满足地方政府财力的需要，地方政府财政收支存在轧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政府职能的有效发挥，限制了社会事业的健康发展。进一步壮大地方政府的财政实力，必须有针对性地改进征收方法和措施，优化税收结构，涵养地方财源。为此，在税收结构的优化中，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理论，调整存量结构，优化增量结构，扩大地方税基，壮大地方财力，做到应收尽收，全方位征收，充实地方财政，为全面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强有力的资金保障，为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做好后盾。

二、目前我国税收结构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税收体制和税收结构都得到了进一步的健全和完善，但随着经济体制的变化和社会经济的发展，税收结构在某些方面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合理的现象。

1.主体税种结构失衡，“双主体”的税收结构并未真正形成。

长期以来，向企业征收的流转税，采用的征收办法多是税务部门按企业经营活动直接向企业征收税费，而在征收过程中，对所得税征收力度不够。造成流转税占比过大，所得税比重过小。

2.税收结构不尽合理。

缺乏物业税、遗产税等针对不动产保有环节的财产性税种，缺乏与提供公共服务密切相关的社会保障税、教育税等税种，在一定领域和方面，还存在有未开征的税种，所有税源没有做到应收尽收。

3.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未实行综合计征

而是采用传统的分项计征模式，税率和费用扣除方法不尽合理，难以全面衡量纳税人的真实纳税能力。再者，个人所得税征收范围不确定，起点偏低。

4.我国的税收工作，长期以来实行从量定额征收

单纯根据销售量依据固定税额征收，导致了部分税源流失。

5.地方政府缺乏稳定的主体税种作为财力保障。

在全国范围内彻底取消农业税后，基层财政的主体税种更加缺失，地方政府财力更加困难。

三、优化税收结构对壮大地方财力的思考和建议

笔者对税收政策和征收方法、征收内容和征收范围的调查，发现了税收结构上存在的问题和不足，通过对这些问题与不足的分析，认为，必须改进现行的税收结构，优化其方式和内容，以达到最大限度征收税费的目的，促进地方财力的壮大和充实。

(一)优化增量结构，提高税收总量

一是进一步加大对土地使用税征收的力度。土地使用税收入全部为地方财政收入，是优化税收结构、增加地方财力的主要税种之一。因此，凡使用土地的单位和个人，不论其使用土地属于国家所有还是集体所有，都必需缴纳土地使用税。同时，要加强土地使用税征收的管理，严格把关，做到应收尽收，确保无一漏征。

2、加大车船税的征收力度。

除了《车船税暂行条例》规定的免税车船外，其它车船必须缴纳车船税，确保征收到位。对于无牌、无照和没入保险的机动车辆由地方政府协助地税部门依法征收，在做好摸底的基础上，做好征收工作。

3、强化运输营业税的征收。

在加大运输营业税征收的同时，要引导运输企业将运输、仓储、包装、配送等物流业务分离出来，单独进行工商注册、税务登记，实行独立核算，方便纳税管理，以达到扩大地方税基、壮大地方财力的目的。

4、依法征收契税、耕地占用税。

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和房地产业的快速发展，契税、耕地占用税成为地方财政收入新的增长点。契税包括房屋契税和土地契税，对发生房屋权属转移、土地使用权转移或占用耕地的必须依法在规定的期限内缴纳契税和耕地占用税。

5、密切关注地方税收其他税种。

具体包括营业税、城建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印花税、房产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等。

(二)调整存量结构，扩大地方税基。

1、当企业和个人的主营收入为销售收入时，要采用分开经营方式，创造所需要的条件，将可计征营业税的业务独立出来，单独缴纳营业税，对于其它附属业务要单独收税。当主营收入为劳务收入时，要采用混合销售，一并缴纳营业税。同时，对于销售天然气、供暖、供电、供水等业务的行业，一次性收取的开口费要按规定开具地税发票，缴纳营业税；电力系统的建筑安装、校表等应税劳务和电力附加费业务要独立出来，实行统一核算，缴纳营业税。

2、对于纳税人销售自产货物提供增值税劳务并同时提供建筑业劳务的，结合税法规定分开纳税。销售金属结构件、铝合金门窗、玻璃幕墙、机器、电子通讯设备及其他规定自产货物的企业，要申请建设行政部门批准的建筑业施工(安装)资质；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总包或分包合同中要把建筑业劳务价款和材料款分离，缴纳营业税。

3、凡是企业内部的建筑、安装业务，设立相应的建筑、安装工程公司，承揽内部和外部的建筑、安装工程；企业内部存在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场地使用等业务，要单独剥离出来，成立相应子公司。

4、对企业、行政事业单位内部凡属承包经营性质的餐厅，必须从单位中剥离出来，单独办理税务登记证，缴纳营业税。

(三)优化增量结构，提高税收总量

1、地税、建设、发展计划等部门要联合行动，抓住工程项目信息和发票开具信息，由工程拨款单位依法代扣代缴各类税款。同时，实行建筑市场准入制度，对所有建筑、安装、筑桥、修路等施工企业，必须办理工商注册、地税登记，发生业务时开具地税发票并缴纳地方各税。

2、地税、农税、房管、国土等部门要加强配合，实行联合办公，信息联网共享，按照“先税后证”的原则，对房地产业税收实行一体化管理，以房源控税源，杜绝税收流失。

3、国税部门为纳税人代开发票时，在征收增值税的同时，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等税费。

(四)坚持应收尽收，做大做好税收“蛋糕”。

各地税务部门要把培植税源与加强征管有机结合起来，加大对税费的精细化治理力度，切实把税源变成税收，不断优化税收收入结构。坚持“抓大不放小”的治税思想，通过税收政策的适度调节和征管办法的有效实施，逐步提高地税收入的比重。

财力范文篇6

第一条为加强政府宏观管理，统筹安排区政府建设财力，规范政府投融资行为，控制政府债务风险，依据有关法律、法规的基本原则，结合区的实际，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适用于区政府投资基础设施、公益性社会事业项目产生的投资、融资、还贷、贴息行为。

政府建设财力资金主要来源包括：区财政预算内拨款、预算外土地出让收益、区属投资公司代表政府进行的债务融资。

第三条统筹建设财力遵循以下原则：

（一）统分结合，以统为主。围绕全区建设项目统筹建设财力，统一安排政府投资项目、统一协调筹资、统一调度还债，构建区政府主导的财力循环体系。

（二）适度集中，确保重点。适度集中区级建设财力，确保对重点基础设施和公益性社会事业的投资。

（三）严格管理，规范操作。加强对政府投资、融资、还贷、贴息的全程监管，规范投资项目运作，提高政府投资效益。

第四条区计委履行综合平衡和统筹管理全区政府建设财力的工作职责，主要职能是：统筹、安排、使用建设财力资金；编制年度投资项目计划、融资计划、还贷计划、贴息计划；全程监管投资项目;融资协调与创新;控制政府债务风险;管理区属投资公司涉及建设财力统筹的领域。

第二章建设财力资金管理

第五条区计委统筹、安排、使用区建设财力专户资金和区属投资公司政府性融资资金。

区建设财力专户设在区财政局，预算内拨款、预算外土地出让收益纳入建设财力部分要按时足额划入。区属投资公司要根据建设财力资金安排计划，及时融通建设资金。

第六条在征求有关方面意见后，区计委制订年度建设财力资金安排计划，列明用于项目直接投资、贴息、投资公司还本付息、补充完善投资公司资本金的份额，报区政府常务会议通过后实施。

第七条区计委按照下达的建设财力资金安排计划，适时开具资金拨付通知单，区财政局、区属投资公司见单足额拨付。

第八条区计委会同区财政局定期向区政府汇报建设财力资金的执行情况。

第三章投资管理

第九条政府投资项目应符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城镇总体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和各类专业规划，有利于经济社会、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

第十条各部门根据规划，按轻重缓急上报年度建设项目和储备项目，区计委编制区政府投资项目计划（含储备项目），经区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后下达；可根据实际每半年对计划进行适当调整。

政府投资项目计划主要包括以下内容：年度政府投资总规模；续建、新开工和拟安排项目的名称、建设内容、项目总投资额、累计安排资金额、本年度区投资额、区级投资主体。

第十一条区统筹建设财力原则上负责本级的基础设施、公益社会事业项目投资建设。为加快重点地区的发展，区建设财力将优先实施相关的道路、环保、医院等项目设施。区计委将会同具体职能部门另行制订相关实施细则。

第十二条政府投资项目的前期准备工作、审批、管理和监督按照《区政府投资项目管理试行办法》（南府办[]95号）执行。

第四章融资管理

第十三条区土地储备中心和城乡建设开发投资总公司（以下简称城投公司）作为区政府主要融资平台，负责建设财力的对外筹集。必要时区计委可统筹协调其他区直属公司进行项目融资；可安排区属公司和专业公司实施“代建制”。

第十四条根据资金需求决定融资规模，降低资金闲置成本。区计委综合平衡项目和资金后，编制年度建设财力项目融资计划，报区政府常务会议审议。必要时可根据资金供求状况，报区政府批准后进行提前融资，然后进行项目综合平衡。

第十五条以向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借贷为主要融资方式，积极与有关银行建立战略协作关系。探索创新融资品种，降低融资成本。

第五章还贷管理

第十六条为控制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严格控制政府负债规模。根据我区实际情况，将政府负债控制在可接受范围内。

第十七条区计委每年编制政府债务偿还计划和补充完善投资公司资本金计划，有序开展债务偿还。

第十八条对各投资主体出现的短期资金周转困难，区计委可根据实际情况安排短期周转资金，或协调各公司进行内部调剂。

第六章贴息管理

第十九条原则上对投资总额1000万元以上、列入区重点工程的非经营性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实施贴息。年初由区计委会同有关部门提出贴息计划，报区政府审定后实施。

第二十条贴息资金由区计委在建设财力中统筹安排使用，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具体操作，结余可滚存下年使用。

第七章其它管理

第二十一条加大对区属投资公司的培育扶持力度，完善股本结构，增强其自身融资能力。明晰土地储备中心和城投公司代表政府的重点融资平台职能，明确国资公司代表政府对开发区和政府控股国有企业进行股权管理。

第二十二条建设财力资金实行专款专用区财政局、区审计局、区监委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对投资项目和资金进行监管。

第八章附则

财力范文篇7

（一）改进拨款方式，引入竞争机制

在成人教育财力资源的宏观配置中，要改变按人头平均分配的计划经济模式，推行按日常运行拨款、项目拨款分类进行的新拨款方式。日常运行拨款以公平为原则，宜采用公式拨款法，依据成人教育机构的办学类别、学生数量等变量进行拨款；项目拨款则以效率为原则，将财政拨款与绩效评价相挂钩，从而引入竞争机制，以激励成人教育办学机构提高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在项目拨款中，各级政府决策部门要强化自身的宏观调控职能，根据成人教育改革和发展中客观存在的突出矛盾，瞄准成人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科学做好成人教育发展战略规划工作，要在保证各成人教育学校达到基本办学条件、满足基本需要的前提下，有选择性地集中财力资源新建或者改建、扩建若干在硬件和软件方面居于先进水平的学校，着力建设一批重点示范性项目，使其在区域内发挥示范、引领和带动作用，从而有力提升整个区域的成人教育发展水平。

（二）健全资助制度，维护教育公平

我国社会的基尼系数一直居高不下，社会贫富差距有增无减，地区之间、城乡之间、阶层之间在成人教育机会上的鸿沟也有不断加深的危险。受教育权是一项基本人权，保障每个公民终生学习权利的实现也是政府义不容辞的法定责任。因而，在以人为本执政理念的指导下，在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创建学习型社会的时代背景下，中央政府要强化宏观调控职能，持续加强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将公共教育资源更多地投向贫困地区，实现教育均衡发展；要将直接发放扶贫金的消极福利政策转变为为处境不利群体提供优质学习机会的积极福利政策，变“输血”为“造血”，切实提高处境不利者的自身发展能力；政府要着力建立健全扶贫助学制度，不断完善对弱势群体参加成人教育培训的资助体系，对城镇下岗职工、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社会失业人员等处境不利者给与学费补助或者减免，有效发挥公共财政在维护成人教育公平中的作用。

（三）促进资源整合，优化学校布局

成人教育通常是利用业余时间进行的，它与各级各类普通学校教育在时间上是错开的，这就为成人教育与普通学校教育的资源共享提供了可能。普通学校大都拥有当地最为丰富的人才储备、最为齐全的教育设施设备等优质教育资源，但是在实际运行中，这些优质资源却被大量闲置，尤其是晚上、周末和假期。而与此同时，许多地方成人教育活动的开展却面临着人力、物力等教育资源匮乏的困境。各级政府教育管理部门要站在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学习型社会的高度，统筹安排，打破条块分割的计划经济管理模式，促进不同类型教育之间的沟通融合，充分实现资源共享，提高教育资源的综合利用率。在促进资源整合、实现共享的同时，各级政府主管部门必须充分考虑当地的人口分布、自然条件、原有学校分布以及实际财力状况等因素，科学规划和统筹成人教育学校的布局和规模，力求实现各区域成人教育机会的均等化。譬如，在人口聚集区，宜适当扩大办学规模，提高办学层次，增加规模效益；在人口稀疏区，则应采取在中心位置设校办学的方式，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考虑分专业隔年招生或者采用复式教学等。

二、优化成人教育财力资源的微观配置

（一）扩大成人教育机构办学自主权

成人教育机构是成人教育财力资源的最终使用者，因而，能否真正提高成人教育财力资源的使用效益，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成人教育机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成人教育办学机构正日益成为独立自主应对市场变化的法人实体，市场法则越来越深刻地影响着成人教育办学机构的内部组织与管理行为，需求导向型的内部管理模式已经开始逐渐成型。而与此同时，各级政府成人教育管理部门的管理方式却仍然残留着许多计划经济的痕迹，成人教育财力资源目前仍然严格由地方政府统一管理、集中分配，个别部门不仅侵吞有限的成人教育经费，并且还阻挠成人教育机构的自主创新和探索活动，导致这些本该由成人教育机构自主合理利用的资金不能按时按需到位。作为成人教育教学的实际举办者，成人教育机构往往更了解实际情况，因而，它们理应获得更多的自主权，包括享有更多的自主决定资金使用方案的权力。各级政府要顺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实现成人教育管理方式的创新与转型，由直接的行政控制为主转向宏观调控为主，给予和扩大成人教育机构依法自主办学的权利。

（二）端正成人教育机构的效益观念

扩大办学自主权为成人教育机构优化办学行为、提高财力资源使用效益提供了前提和可能。要使之变为现实，成人教育机构必须端正效益观念，正确处理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关系。对于成人教育机构来说，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只讲经济效益，以赚钱作为唯一追求，将教育教学规律弃之不顾，必然会影响教育教学质量，终将名誉扫地、办学难以为继；只讲社会效益，缺乏经济效益的考量，长期忽视或者漠视自身的成本核算，也将使自身陷入财政危机，甚至走向破产，社会效益的实现也只能成为空谈。唯有将二者有机统一起来，在保证并不断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满足公众成人教育需求的前提下严格成本核算，讲求经济效益，才能获得可持续发展，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双丰收。

（三）改善成人教育机构财力资源使用结构

成人教育机构在财力资源配置中，要始终坚持效用最大化原则，尽可能将有限的资源投入到能发挥最大效益的成教项目。在考虑将财力资源是否投入到某一项目时，不仅要看其能否形成效益，而且还要计算其边际效用。对任何项目的投入都要及时将这个项目的边际效用与其他项目的边际效用进行比较，并将经费投入到边际效用较大的项目，从而实现成人教育财力资源使用总效用的最大化。另外，成人教育机构在使用财力资源时，也要平衡个人支出和公用支出的比例。个人支出主要是指员工的工资、薪酬和福利，公用支出主要包括行政费、设备购置费等属于公用性质的支出。如果个人支出过高，公用支出过低，成人教育机构的多数财力资源用于支付员工薪水，则学校的教育教学条件难有改善，长此以往，必然会影响学校的教育教学质量，进而影响成人教育机构的可持续发展；反过来，如果公用支出过高，个人支出过低，成人教育机构的多数财力资源用于改善办学条件，则必然会影响教职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从而对教育教学质量的提高带来负面影响。因而，成人教育机构在财力资源的具体使用中，应当科学确定个人支出和公用支出的比例，使二者保持恰当的平衡，在使员工薪酬能够满足基本生活需要并持续增长的同时，不断改善学校的办学条件。

（四）强化成人教育机构的财务监管

财力范文篇8

近年来,随着中国各地区财政收入快速的增长,地方财力也不断增强。2001-2007年,中国各地区人均财力由866元迅速提高到2587元,年均增长20.1%,远远高于同期GDP增长速度。然而,由于各种原因,中国各地区财力增长带有明显的不平衡性,财力差异仍然很大,这种差异反映在地带间财力差异和省际之间财力差异。因此,单纯研究某一方面的地区差异很难反映出中国地区财力差异。本文将选择人均财力作为主要指标,利用变异系数、基尼系数和离差系数来综合衡量中国省际之间财力差异。在此基础上,运用锡尔(Theil)系数对中国地区间财力差异进行分解,以探寻地带间差异和省际差异。

一、衡量指标、方法与数据

本文将人均财力作为衡量地区间财力差异的指标,它比较准确地反映了地方可以用于安排一般预算支出的可用财力。有关数据来自于财政部编写的《中国财政年鉴》(2002-2008)、财政部预算司地方处编写的《地方财政运行分析》(2001-2007)和河北省财政厅国库处编写的《河北省财政统计资料》(2001-2007)。

分析时段的数据选择2001年以来人均财力的差异。本文分析的地域范围包括全部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但不含台湾省),其中,按照财政部地域分类方法,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等9省市;中部地区包括河北、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海南等10省市;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12省(直辖市、自治区)。

本文使用变异系数等国内学术界普遍采用的方法来衡量地区之间财力差异,同时还采用了基尼系数和离差系数进一步验证各地区财力差异的变迁。在分析影响财力差异的因素时采用了锡尔系数。

衡量各地区财力差异的方法,目前学术界主要采用变异系数(V)和加权变异系数(CVω)来考察地区之间人均财力的差异。

数。

国省(市、区)的数量。

变异系数和加权系数越大,表明各地区财力差异越大。

在此,本文选取基尼系数(G)和离差系数(V)测算分析各地区财力差异的变化情况。

1.基尼系数。基尼系数是衡量财力差异的重要指标,它可以采用分组和不分组两种方法来计算。在本文中,将采用不分组的计算方法。首先,将3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按人均财力的大小由低到高排列,然后分别计算出各地区人均财力占全国各地区人均财力总和的比重。

Y=(Y1,Y2,…Yn),Y1≤Y2≤…≤Yn

式中:Yi为第i个地区人均财力;Y为全国各地区人均财力总和;yi为各地区人均财力占全国各地区人均财力总和的比重。

基尼系数的计算方法是:

G(Y)=aUy-b

基尼系数越大,表明地区之间财力分配越不平等。

2.离差系数。离差系数反映了各地区人均财力的离散程度,它也是衡量地区之间人均财力差异的一个重要综合指标。其计算公式:

离差系数越大,样本分布的离散性越大,一般反映各地区差异越大。

二、中国各地区财力差异的变化

(一)中国各地区间财力差异的绝对值和相对水平变化

反映各地区财力差异绝对值和相对水平变化主要采用绝对极差(DHL)和相对极差(RHL)指标。绝对极差是指最高财力省份和最低财力省份人均财力之差,它反映了全国地区间人均财力差异变化的最大绝对幅度。相对极差是指最高财力省份和最低财力省份人均财力之比,它反映了全国地区间人均财力差异变化的最大相对幅度。表1是根据2001-2007年中国各地区人均财力数据计算的绝对极差值和相对极差值。

从最高人均财力和最低人均财力省份的绝对极差来看,2001以来各地区之间人均财力的绝对极差不断扩大,由2001年的3933元扩大到2007年的10733元,扩大了2.73倍。从相对极差来看,2001-2004年呈现扩大趋势,由2001年的9.94∶1扩大到2004年的10.52∶1;从2005年开始出现下降,2007年降到7.76∶1,小于2001年的相对极差值。

(二)中国地带之间财力差异的绝对值和相对水平变化

地带之间财力差异的变化也采用绝对极差的(DT)和相对极差(RT)的方法,表2反映了地带之间的差距。地带间绝对极差是以西部为参照,分别计算东部、中部与西部地区人均财力的差。地带间相对极差是指以西部为1,计算东、中、西人均财力之比。

从绝对极差来看,三大地带间人均财力呈现扩大的趋势,东西部之间差距由2001年的699元扩大到2007年的1548元。中西部间差距也逐年扩大,由2001年的107元扩大到339元。从相对极差来看,三大地带间人均财力差距呈现先扩大后缩小的趋势,尤其是东西部间,由2001年的2.01∶0.85∶1降低到2001年的1.71∶0.85∶1,中西部人均财力差距变化不大。

(三)中国各地区之间人均财力差异的变迁

通过使用极差值率、变异系数和加权变异系数方法分析中国2001-2007年人均财力差异的变迁,得出表3和图1结果。

从表3和图1可以看出,在分析中国各地区人均财力差异的变化时,变异系数、加权变异系数、基尼系数、离差系数的变化具有一致性,2001-2004年呈现不断上升的态势,2005-2007年又出现下降的趋势。与2001年相比较,2007年四种方法测算的系数均有所降低,变异系数降低了0.13,加权变异系数降低了0.08,基尼系数降低了0.08,离差系数降低了0.07。这表明从2005年开始,地区间财力差异有缩小的趋势。但一般认为,变异系数的临界值为0.3,超过0.3,则表明数据之间的差距是大的,因此,从表3中数据看,变异系数和加权变异系数均达到了0.6以上,表明各地区之间的财力差异是很大的。

三、地区间财力差异的分解

(一)地区间财力差异分解的计量模型

早在20世纪60年代,锡尔就运用信息理论提出了一个可以按加法分解的不平等系数(H.Theil,1967)。该系数可以满足Dalton-Pigou转移原理以及人口和收入均质性等所有条件(A.F.Shorrocks,1980)。锡尔系数的衡量方法如下:

如果将所有单位按一定的方法分成G组,则锡尔系数I(O)可以按如下方法分解(J.Schwarze,1996):

上式中第1项代表每一组内各单位之间的人均财力差异,在本文中它用来衡量东、中、西部三大经济带内的各省份之间差异。第2项代表各组之间,即“三大地带”之间的人均财力差异。式中,Vg表示第g组财力占总财力中的比例,Pg表示第g组人口占总人口中比例。因此,总体人均财力差异可以分解为“三大地带”内部省际差异和地带之间差异之和。按上述分解方法,可以计算出“三大地带”内部省际之间差异和地带间差异在总差异中的比重关系。

(二)实证分析结果

表4是统计分析的结果,图2是根据表4绘制而成。从表4和图2可以看出:在地区间人均财力总体差异的构成中,“三大地带”之间的差异平均约占41%,东部地区省际差异约占37%,而中部地区省际差异约占5%,西部地区省际差异约占17%,其中“三大地带”之间差异和东部地区差异占总体差异的比重合计达到了78%。这表明,中国地区之间财力差异的主要表现为东部省际差异和“三大地带”之间的差异。东部地区省际差异较大,主要是由于上海、北京、天津三个直辖市的人均财力远远超过其他地区,且对总体差异的贡献越来越重要,对总体差异的贡献由2001年的32.1%增加到2007年的43.6%,上升了11.5个百分点。“三大地带”之间的差异对总体差异的贡献由2001年的43.6%降低到2007年34.8%,这表明“三大地带”之间差异对总体差异的贡献越来越小,但其占总体差异的比重仍达到了30%以上。因此,如何采取措施,逐步缩小东部省际之间和东西部财力差距,将是均衡各地区财力差异的关键所在。

从总体趋势来看,2001年以来,中国地区间人均财力差异呈现出下降的趋势。2001-2007年,锡尔系数由0.0759降低到0.0595,降低了20.6%。与此相对应,东、中、西部、地带间人均财力差异也呈现下降的趋势,与2001年相比,2007年锡尔系数都有不同程度的降低。

四、结论

1.从中国各地区和地带间财力差异来看,绝对差距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而相对差距和衡量财力差异的各系数出现了不断降低的趋势,这表明中国中西部地区省份财力增长速度要快于东部地,同时,中央加大了对中西部地区的财政均衡转移支付力度,使地区间和地带间财力的相对差距不断缩小。

2.从财力差异因素分解来看,东部地区之间和三大地带之间财力的差异是引起地区间财力差异的主要因素,因此缩小东部和地带之间的差异成为缩小各地区差异的关键。

3.政策建议:总体上说,有三个因素对地区间财力差异产生重要影响,一是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在财政体制既定的条件下,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财力越充裕。二是财政收入分配体制,对效率优先还是公平优先的选择对财政收入分配体制会产生重要的影响。三是中央均衡转移支付制度的构建,包括中央政府财政能力和均衡模式。在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存在且长期存在的前提下,缩小地区差距的主要动力就来源于改革现行财政分配体制和财政均衡转移支付制度,尤其是后者,如逐步取消转移支付中税收返还项目,加大一般转移支付占总转移支付量的比重,建立横向转移支付制度等。

参考文献:

[1]欧阳华生.中国省际间财力分配差异与转移支付效果分析[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7,(5).

财力范文篇9

我国财政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长期不足，不能满足建设需要，农田水利设施建设的滞后已成为制约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瓶颈”。1998年以来，国家增发大量国债用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之后国债资金K占年度间中央预算内农业基建投资的70％以上。但只靠发行国债筹集资金不是长久之计，一旦停发国债，对农田水利建设的投入又会大幅度下降，不利于农业的发展和农村经济的平稳。实际上，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已使我国综合国力有了很大提高。数据显示，全国财政收入继2003年突破2万亿元、2005年突破3万亿元以来，2006年又接近4万亿元达到39343.62亿元，2007年更是史无前例地突破5万亿元。这表明，我国已经具备了进一步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力度的财力条件。

一、进一步明确政府支持农田水利建设的重点

我国政府支持农田水利建设在重心方面主要存在两方面问题。其一，财政对农田水利设施投入的比重偏低。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包括中小型农田水利建设、中低产田改造等，既是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支撑条件，又是促进农民增收、农村发展的必要前提。由于我国财政支持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重心主要偏向大江大河治理、大型水利建设等，加之我国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的历史欠账较多，底子薄、基础差，农田水利基础设施还远不能满足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我国大多数地区的中小河流缺乏必要的调蓄设施，不能很好地满足农业灌溉用水需要，大部分地区农田水利设施还不健全，农业靠天吃饭的现象还比较严重。数据显示，2000-2006年各年间我国有效灌溉面积增长速度均低于1％，截至2006年底，全国有效灌溉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比重仅为44‰在有效灌溉面积中，节水灌溉面积又仅占到41％；已建成的8亿多亩灌溉面积，普遍存在灌溉设施标准低、配套差、老化失修严重等问题，全国农田平均每年受旱面积达3亿亩以上，灌区中等干旱年缺水300亿立方米，因旱减产粮食数百亿公斤。

财政对直接作用于农业生产的农田水利基础设施投入比重偏低，与之形成对比的是：财政用于带有广泛社会性的大型水利建设(如大江大河治理、大型水利工程建设等)的支出比重偏高。“九五”期间，中央财政累计安排大型水利建设资金达1100多亿元，约占我国“九五”期间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总量的70％左右，而且大部分大型水利建设资金又被应急投入到了防洪、抗旱、灌溉等救急性工程项目上。同时，林业生态建设投入资金所占比重也较高，2000年所占比重达到18.2％。大型水利、林业的特点是具有显著的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其受益对象不仅仅局限于农业，而在统计数据时，这部分投入都是计入对农业的投人中的。因此，农田水利设施建设真正直接得到的财政支持，以及在建设中农民真正直接得到的切身实惠被放大了。

二、进一步提高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的比重

我国财政对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的比重不高，与建国以来中央财政支持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政策取向有关。建国以来，中央财政用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支出主要被集中投入到大江大河治理和大型水利设施建设中，而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则主要划归地方政府负责。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后，地方财力被大大削弱，地方财政在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上明显呈现出“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疲态。而在地方财政支持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的总投入中，县乡两级基层政府又是农业基建的“主力军”。财力不足，加之财权事权不对等，基层财政在支持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中早已是不堪重负。特别是在取消农牧业税和农村税费改革以后，基层政府的财政状况更是雪上加霜，很多地方的财政基本沦为“吃饭财政”甚至“要饭财政”，根本无力承担支持本地区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的任务。2003年起中央取消农村“以工代赈”的“两工”制度，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因此同时面临资金和劳动力两方面不足的问题，建设极难得到落实。

三，进一步丰富参与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的形式

针对基层政府财力紧张、无力承担农业基建任务的实际情况，中央从2007g起开始逐步试点推行农村集体公益事业建设的“一事一议”筹资筹劳制度。“一事一议”从发起的初衷上看，一方面为了缓解基层财政的压力，另一方面也为了激发广大农民在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中的主体意识和积极性。从目前的实际效果上看，“一事一议”确实在诸如民主公开、保护农民合法权益方面具有一定的优越性，但试图通过村民自治的“一事一议”筹资筹劳制度来解决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地方财政资金不足的问题，在实际执行中是很难做到的。原因有三：

首先是资金问题。农民收入水平很低，如果缺乏财政的有力支持、得不到政府的配套资金，就算自主筹资兴建农田水利基础设施也是一笔很大的开销，“一事一议”筹资在实践中的可行性很差。农民不是不想通过自身力量筹资进行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只是日益加剧的贫困状况让其有心无力。尤其严重的是，越是迫切需要进行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的地区，贫困程度往往越高，“一事一议”的筹资难度越大，由于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直接关系到农业生产、农民增收，其建设的滞后又反过来加重了该地区农业的落后、农民的贫困，从而形成恶性循环。

其次是劳动力问题。在如今大多数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部分都外出务工，留守家中的一般都是妇女、儿童和老人。不具备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的劳动力条件，“一事一议”的筹劳制度因而难以得到落实。鉴于我国当前的农村劳动力结构，比较可行的方案是通过招投标的方式引入专业建筑施工队进行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但是农民的贫困程度，决定了通过“一事一议”自发出资找建筑施工队的办法不可行。

另外还存在组织的问题。一是集中村民难。受经济发展状况的影响，一到农闲，农村的青壮年大都外出务工或者经商，务工地点比较分散。同时，有不少村民对村内基础设施建设等公益事业缺乏必要的关心和参与热情，认为村内事情是村干部的事，召开村民大会议事的难度较大，村民到会率难以保证。二是意见统一难。一些农业基础设施，有的农户直接受益或全部受益，有的农户间接受益或部分受益，前者“一事一议”筹资筹劳的积极性较高，后者则较低，很难形成统一的意见。三是执行落实难。在实施“一事一议”过程中，即使提案在村民代表会议上大部分人表决通过了，但没有通过的一部分人在筹资过程中往往会拒交款项，而只要一户不交，就会引发其他农户相继拒交“一事一议”款，执行难度很大。

财力范文篇10

一、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

党中央和国务院提出了我国今后l5年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宏伟目标。要实现这个目标，关键是实现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即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和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在转变增长方式中，国家财政面临两方面的任务：一方面，是通过财税改革并加大科技和教育投入，促进增长方式加快转变；另一方面，是财政本身由供给型财政转变为效益型财政。后一方面是财政工作的一个根本性转变。

我国当前国家财政特别是中央财政相当困难，财政赤字不断扩大，债务负担很重。为了克服当前的财政困难，党中央提出振兴财政的号召，关键措施是增收节支。一方面，要完善税制，加强征管，强调集中，纠正财力分散化的趋势；另一方面，要严格控制财政支出，杜绝各种浪费现象。增加收人，对克服财政困难固然重要，但控制支出和提高支出效益同等重要。

在财政管理中，增收与节支并重，从道理上讲是没有人反对的。但在实际工作中，重收轻支，重投人轻效益，却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有些人自觉或不自觉地陷入一种扭曲的思维方式，认为财政工作首要的是多收，收人越多，支出规模就越大，工作成绩也就越大，至于支出效益可以放到第二层次的次要地位。这是从供给型财政向效益型财政转变中亟待扭转的一种不良倾向。

从财政部门的职责分工看，税务部门已从财政部门分离出去，相对独立地专司税收征管工作，财政部门理应集中主要精力抓好财政支出管理工作。从中央与地方的分工看，在分税制模式下，绝大部分收人集中在中央，而绝大部分支出下放到地方使用和管理。十分明显，提高支出效益的主要任务自然落在地方财政身上。

这就是为什么提出把提高财政支出效益放在地方财政管理首位的缘由。

二、什么是财政支出效益

经济效益是经济活动的核心问题，这是经济学的基本常识。

所谓经济效益，简言之，就是指人们有目的的实践活动中的“所费”与“所得”的对比关系。所谓提高经济效益，也就是“少花钱，多办事，办好事”。对一个生产经营的企业来说，提高经济效益，有着十分明确而且易于把握的标准，花了一笔钱，赚回更多的钱，实现了扩大再生产，这项支出即是富有效益的。由于国家财政的职能主要是用无偿性税收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而且各支出项目在性质上又千差万别，所以，财政支出效益同生产经营企业效益相比，存在着重大的差别。首先，生产经营企业效益只需考核发生在自身范围内的直接的有形的“所费”与“所得”。财政支出效益的考核，“所费”是有据可查的，而“所得”不仅要分析直接的有形的“所得”，而且要考虑间接的无形的“所得”，即所谓宏观社会效益。其次，生产经营企业的目标是单一的，即追求利润，绝不可以办赔钱的事。财政支出的目标则是整体社会效益，因而局部的亏损是必要的，是允许的。

财政支出项目的千差万别，也给考核效益带来复杂的问题。有一些项目，如电站等产业投资之类，其效益是可以用货币计算的经济效益，对这类支出的效益可以采用“成本一效益”分析法来考核。另一些支出，如军事、行政、公安以及义务教育之类，成本费用是可以计量的，但效益却不易精确计量，而且这些支出所提供的劳务不能进入市场交换，考核这类支出效益的主要根据是定员定额和开支标准，主要看成本费用的高低，要求用最少的钱办好更多的事，即成本费用最低化，服务质量最优化。还有些支出，如属于公共设施的公路、电讯投资以及属于社会公益性的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费等支出，也是成本费用可以计量而效益不易精确计量，但由这些支出提供的商品或劳务可以按政府定价或收费标准全部或部分地进人市场；可以全部收回成本费用的，则视同投资类支出考核其效益，可以部分收回成本费用的，成本费用扣除回收部分可视为净成本费用，在坚持政府收费标准的前提下，也要求净成本最低化，服务质量最优化。

三、理财观念的转变——收与支的关系

加强财政支出管理，提高支出效益，首先要求理财观念的转变，而理财观念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看待收与支的关系。

我国从古至今崇尚“量入为出”原则。就当期预算安排来说，当收入规模既定时，以收定支不失为可行的原则。但不可将“量入为出”绝对化，绝对化就会导致理财思想的扭曲。首先，“量入为出”的“入”显然是指经常性收入，“量入为出”是排除政府借款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所以，我国古代的“量入为出”思想带有浓厚的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色彩，也是自给自足的封闭型经济的反映。其次，“量入为出”意味着收人规模可以不受国家职能和法律程序的制约，多收是它的主导方面，支出管理属于次要地位，至于提高支出效益的意识更是淡薄了。所以封建制国家经常是横征暴敛，以满足宫廷和官吏挥霍无度的需要。

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时期，“量入为出”原则同样是体现当时历史背景下的理财思想。计划经济是大一统经济，大一统财政，国民收人是有计划分配的，除保证居民的低消费水平的收入外，大部分集中到国家预算，理财思想自然是以收定支。尽管党政领导经常强调支出效益的重要性，但经济体制起着经常性的决定性的作用，无形中在广大干部中形成重收人轻支出、重投入轻效益的潜在意识，久而久之形成一种理财思想倾向。当时曾有“既无内债，又无外债，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提法，也是当时计划经济下的一种封闭型经济的反映。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体制转变要求政府职能的转变，理财思想也要有所转变，对一向奉行“量入为出”原则所形成的惯性有必要重新加以审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政府宏观调控下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什么事由市场办，什么事由政府办，必须有明确的界定。所以、政府理财的思维方式应是先确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各级政府的职责范围，后确定各级政府的支出规模，在此基础上确定收入规模并实行分税分级财政管理体制。首先，这是一种法制原则。现代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政府理财也必须法制化、规范化。由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通过法律程序根据政府职责范围确定国家预算支出规模，量出为入，以支制收；反之，先确定预算收入规模是无根据的。其次，这是效率原则。依据法制原则确定的支出规模当然不是随意性的，它是排除了使用不当以及铺张浪费的虚耗，并考虑了提高支出效益的系数，政府只能根据支出规模组织收入，不得乱摊派，乱收费，政府也只能在确定的支出规模范围内合理安排支出，无权多支和滥支。再次，这是市场经济原则。以支制收，不排除政府举债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当收入不足以抵补支出，允许通过法律程序通过适度债务规模来解决。最后，这是高层次的理财方式。“量入为出”意味着先收上来再说，收入可以不受支出的制约，这是一种原始的简单的理财方式。“以支定收”是以提高支出效益为立足点的，要求更高档次的管理水平。

四、提高财政支出效益应处理好的几种关系

提高支出效益的根本途径是优化支出结构，加强管理。这里主要是简略地分析一下优化结构涉及的几种关系。

1.政府与市场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财政也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市场是通过市场价格满足私人需要，财政则是一种政府行为，是通过无偿性收支满足社会公共需要。政府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分工，从理论原则上讲，可以借鉴西方经济学中关于“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的划分标准。即私人需要具有竞争性和排它性，而社会公共需要具有非竞争性和排它性。根据这个标准，社会公共需要可以大体分为两类：一类属于纯社会公共需要，主要靠财政无偿性收入来提供，如国防、行政、公安、司法、义务教育和基础科学等。当然，某些领域也不完全排除私人投资，如私人投资或捐赠按国家教育方针举办中小学，但只能起补充作用。另一类是介于社会公共需要和私人需要之间在性质上难以严格划分的需要，其中大部分也要由财政通过无偿性收入来满足，有高等教育、价格补贴、抚恤救济金、社会保障等，还有基础性和公益性工程也可归入这一类。在实际生活中这类需要究竟由市场提供还是由财政提供，虽然不可能径渭分明，但也要有大体的分明。比如，公路建设本属于“公共资本”投资，理应由财政提供，但也允许私人或企业投资并通过收费来补偿，但如果收费过高，关卡林立，势必加大服务成本，干扰交通秩序，也会干扰市场秩序。目前我国处于经济转换过程中，各级政府的职责还有待于具体界定，各级财政的职责还存在交叉不清之处。在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过程中，一方面存在保障不足的问题，如有些县连工资也不能按期发放，农业、科技教育、公共设施投入不足。另一方面，也存在保障过度问题。如对事业单位全包的范围过大，财政补贴的负担过重，公费医疗吃大锅饭等等。当前的主要矛盾方面是后一方面，即仍沿袭供给型财政的财政体制，大包大揽。在这方面必须加大改革力度，加快向符合市场经济的财政体制转变的步伐。

2.生产性支出与非生产性支出

革命战争年代曾提出节省每一个铜板、一切为了革命战争的口号，今天应当提倡节省每一分钱，一切为了经济建设。任何一个国家在其工业化初期和经济增长时期。财政支出中生产性支出的比重是上升趋势，当经济发展进人成熟期，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转向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于是社会福利性支出跃居首位，生产性支出比重相对下降。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按经济规律，生产性支出的比重应是上升趋势或起码不应下降，实际情况恰恰相反，这一比重是急剧下降的趋势。因此，千方百计压缩非生产性支出，增加生产性支出，是当前提高整体财政支出效益中必须给子高度重视的课题。

压缩非生产性支出，当然包括一切生产性支出，而其中以行政管理费最为典型。马克思在100多年前曾预言：“和现代社会比起来，这一部分将会立即极为显著地缩减，并将随着新社会的发展而日益减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10页）我们却违背了马克思的预测，行政管理费的增长居各项支出增长之首位。1979－1994年间，财政总支出增长4.2倍，年均增长10.9％，而行政管理费增长15倍，年均增长18.9％，占总支出的比重由1978年的4.8％上升到1994年14.6％。行政经费增长过快的根本原因是缺乏精简、效率原则，机构臃肿，吃“皇粮”人口过多，工作方式落后。其中首推“人头费”，许多县（市）财政支出的70％以上用于发放工资，少数县（市）全部财政收人用于发放工资还不够，职工医疗费不能报销，办公费、会议费、出差费、招待费增长迅猛。同时，大吃大喝，公费旅游，超标用车等违纪现象，屡禁不止。许多县（市）财政成为“吃饭财政”，有些同志总是抱怨收入太少，不敷使用。其实，只重视收入而忽视支出效益，即是收人再多而用之无度，也会把老百姓的辛苦钱大大方方地付诸东流。行政管理费不过是一个典型例子，忽视支出效益，铺张浪费现象是普遍的，加强行政事业经费管理的关键在于建立严格的制约机制和监控体系。加强法制监督，强化预算约束，规范批审程序，建立跟踪检查制度以及效益考核和奖罚制度。

3.基础性、公益性投资与竞争性、盈利性投资

生产性投资也存在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益问题。基础性、公益性项目主要指公共设施、生活设施。基础工业、农业也包括在内。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公共设施被马克思称为“共同生产条件”，生活设施则可喻“共同生活条件”，基础工业属上游产业、支柱产业、一般是国民经济中的短缺部门。不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基础性、公益性投资都被列为政府投资的重点。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都面临严峻的经济结构调整任务，政府介人基础性、公益性投资，加大投人，就更为迫切。

基础性、公益性投资与竞争性、盈利性投资的差别，主要在于投资效益的体现和投资回报的不同。竞争件、盈利性投资，可以短期内产生直接的经济效应，可以相应地增加财政收人。基础性、公益性投资的经济效应主要体现为长期的、间接的社会效益，它可以克服结构性矛盾，推动经济的稳定、持续、健康发展，可以培植长远的潜在财源。同时，也还可以通过本身的发展以及它的“波及效应”和“乘数作用”，增加即期的财政收人。因此，热衷于竞争性、盈利性投资而忽视基础性。公益性投资，是扭曲政府职能并违反经济规律的短期行为。

我国长期以来。在产业布局中，基础产业短，加工工业长，加工工业又追求“大而全”，“小而全”，重复投资、重复建设、重复引进、地区趋同的现象十分严重。为此，国务院制定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中要求实行投资的合理分工：中央掌握的资金集中用于全国性或跨地区的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和支柱产业重点工程，以及科技、教育、国防等方面的重点项目；地方政府投资主要用于本地区公益性、基础性项目，并要求地方政府加大农业投人。在优化投资结构的同时，必须加快投资体制改革，主要是明确政府投资主体，实行项目资本金制度，把市场机制引进投资领域。

4.集中与分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