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经济范文10篇

不经济范文篇1

一、运输业中的范围经济。

在运输业中，密度经济是指在固定设施和载运工具的能力不变时，运输网络上运量的同比例增加，所引起的运输成本下降的情形；幅员经济是由于增加产品运输种类引起产量增加使单位成本降低；运输范围经济是保持运输密度和产品种类不变的情况下，通过将运输网络覆盖范围扩大，从而使网络总运量增加而引起单位运输成本的降低。这三个概念可用如下的图示形象说明：上图为A、B、C、D四个节点构成的确定的运输网络系统。其中，密度经济是由于运输线路上（以AB线路为例）运量增加，客货流量提高而引起的单位成本下降；幅员经济是通过增加运输产品种类（如在BD间、BC间使用不同档次车辆、开行更多服务内容的线路等）来使单位运输成本降低；运输范围经济则是保持运输密度和产品种类不变的情况下，通过将运输网络覆盖范围扩大到E节点处使网络总运量增加而引起单位运输成本的降低[2]。

二、范围经济与范围不经济。

（一）运输的两种主要方式。

一个完整的运输系统是由站口为节点，以固定路线为连接，包括相关管理和服务组成的，具有运输服务功能的网络。直达运输和中转运输是其最基本的两种结构形式。直达运输就是从起点到讫点的运输。其成本主要是运行成本、管理成本、装卸费用等必需的固定成本。轴辐运输，也称中转运输，是指从起点出发，中途经过中转，然后到达终点的运输。采用轴辐式运输可以把不同站点处的货流量合并到同一条路线上，以增加密度经济效应，从而降低单位运输成本。同时，不同路线的货物可以分享中转处的设施和服务，也使得管理成本减少。但中转运输会增加中转货物的运输距离、装卸时间及费用，使其成本上升。这样一来，采用中转运输是否具有经济性，在于比较直达路线结构所带来的单位运输成本的降低与货物中转运输所带来的单位运输成本的增加[3]。前者大于后者，中转运输具有经济性；否则，不具有经济性。

（二）轴辐式路线结构经济性的模型分析。

不经济范文篇2

一般来说,一个组织的效率是以一定的规模为基础的,当一个组织在扩张规模时,效率的提高倍数大于规模扩张的倍数,就可以说这个组织是规模经济,反之则是规模不经济。在教育史上,捷克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教育家夸美纽斯的学年制和班级授课制的确立是让旧的学校崩溃与按照新观念的学校设立同时进行,在教育史上引发了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大大提高了教育、教学的工作效率。具体到一所学校,由于教学规模的扩大,分摊到每个班级或学生的费用支出减少,从而使得成本相对降低,收益相对增加,称为教育的规模经济。由于规模扩大,教学设备的利用率提高,是总务后勤规模经济的表现;一个教师同一门课程可以上更多的班级,是人力资源规模经济的表现。因此,从内部来看,似乎学校规模扩大一定会导致办学效益的提高,其实在实践中要做到规模经济是非常困难的,往往是相反的情况——学校扩张的规模不经济。

一、学校规模不经济的原因

1、学校规模的扩大是需要增加人数来实现的,而人数的增加必然导致管理难度的增加。规模扩张——人数增加——管理层次增加或幅度增加——难度增加。具体表现为管理层次的增多导致传递信息的不对称性增加,管理幅度的增加导致管理效率的降低,现代心理学研究证明: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同时思考两个以上的问题时,思维效率将大大降低。

2、随着人数的增加,人际关系日益复杂。法国管理顾问V.A.Graicunas在1933年提出了一个在任何管理宽度下计算人际关系数目的经验公式:C=N{2n-1+(N-1)},式中C表示可能存在的人际关系数;N表示管理宽度。由此,随着管理宽度的增加,上下级之间的相互关系数量急剧上升。人际关系的复杂化使得沟通发生困难,在沟通的过程中任何环节都可能造成信息失真,从而影响沟通的有效性。沟通过程如图(图1)所示。

“发送者”进行“编码”和“接收者”进行“译码”时都要受到个人的知识、经济、文化背景和社会系统的影响。沟通可以分为正式沟通和非正式沟通。所谓正式沟通即按照正式的组织系统与层次来沟通,代表组织,较为正式和慎重。非正式沟通指通过私人的接触来沟通,代表个人,通常表现为私下交换意见和传播小道消息。单位组织中非正式群体越多能量越大,非正式沟通的影响力越大,而传递的信息往往被扭曲,且会破坏正式沟通,这给管理者在处理人时带来很大的难度。

3、学校规模扩大必然导致专业增多。专业越多,专业的相关性越小,需要投入的教学管理成本越大(如:课程设置、实践安排、教师备课、实习安排、毕业安排等成本增加),同时专业增加之后会导致专业管理的技术要求提高,给教学管理带来难度。如果为了保持成本不变,只有降低教学管理精度,使教学变得粗放,从而导致教学质量下降。

以上三点最终都可以表现在管理成本的增加上,图2说明了规模和成本之间的关系。

随着规模的扩大,教学成本会下降,管理成本会上升,致使学校总成本增加,也就是说规模扩大带来的好处会被管理的难度增加所抵消,如果管理难度增加带来的影响超过了规模扩大的好处,就会导致规模不经济。在这里可以得出三个结论:

1、规模不经济是由管理造成的。

2、对每一所学校的不同发展阶段都有一个最佳规模点,管理好的学校这个点可以往右移。

3、管理不好,规模大不了。

二、怎样避免规模不经济

首先需要学校的决策者从观念上认识到管理的重要性,分析自己的学校处于经验管理、科学管理和现代管理的哪一个管理阶段。根据不同阶段建立一套适合学校实际情况的组织结构。

松下幸之助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在适当的时候采用了适当的组织结构。20世纪30年代以前的简单分工,30年代的企业规模扩张(1600名员工),采用分层负责的组织结构;而到50年代企业规模扩张员工数逾万名,采用了“矩阵式”组织的原始形态。这种管理方式在美国的出现是在10年之后的事。松下的整个管理思想、策略、方法都是伴随着他的企业成长而变化的,而这些变化暗合了现代管理学发展的三个阶段:经济管理理论—科学管理理论—现代管理理论。

“权变理论”在管理中要根据所处的内外条件随机应变,没有一成不变、普遍适用的“最好的”的管理理论与方法。因此管理者应根据不同的情景及其变量决定采取何种行动和方法,它试图寻求最为有效的方式来处理一个特定的情景问题,在管理对象和环境之间取得平衡。

春秋战国时期军事家孙武在他的兵法中已包含了动态管理的思想。《孙子兵法》之《虚实篇》云:“夫兵形像水……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

其次,适度的授权。通过授权,可以使上下级之间的关系更为融洽,从被动服从到主动支持,可以减轻高层管理人员的负担,发挥下属专长,培养人才,为学校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管理后备力量。

第三,一所学校在规模扩张的时候,影响学校规模是否经济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市场因素。因此学校的扩张必须考虑社会需求的变化,必须对扩张后的社会需求作出预测。

不仅需预测这一教育层次的教育需求情况,而且还要了解同一层次中不同专业的需求情况,不仅要考察社会对这类教育的需求情况,而且还要考察、分析产业结构的调整、行业的兴衰变化等引起人才需求变化的因素,因为教育是为培养社会需要的人才服务的。

如果一所学校在规模扩张的时候正好赶上社会对这类教育需求的增加,那么,就为学校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和外部环境,不仅可以缓解管理上的难度,而且由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供需关系是组织面临的主要矛盾,主要矛盾的解决可以使系统中的其他矛盾的存在有较大的余地,而仍保持平衡。如果一所学校的扩张正好与社会需求相背,那么对学校的考验是严峻的,对学校的管理要求将是非常的高,管理粗放的空间将是非常小,不合理管理行为的存在空间也非常的小。这往往会成为学校管理变革的一个重要契机。

在影响学校生存的诸多变量中,往往会由于一个关键性的变量的变化而导致其他问题迎刃而解,在良好的空间中逐步地提升管理层次。一所学校的每况愈下,往往是诸多因素长期共同作用而导致的积重难返。而一所声誉很好的学校并不一定是事事如意,很可能优势中潜伏着种种危机,也可能外部的机遇掩盖了管理上的瑕疵,还可能是良好的管理弥补了困境的折磨。

简而言之,学校扩张规模经济或不经济是由学校内部管理强或不强和外部环境机遇或威胁之间的不同组合而产生的。

参考文献:

[1]周三多.管理学—原理与方法(第二版).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

[2]郁义鸿,高汝熹.管理经济学.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9.

不经济范文篇3

自从20世纪60年代出现绿色建筑概念以来,绿色建筑由理念到实践，逐渐发展，形成了较完善的设计方法和评估体系，尽管如此,绿色建筑在发展中仍然遇到很多阻碍，其中经济问题是最主要的瓶颈。本文从经济外部性的角度指出其根本原因，并对其解决方法进行了探索。

1.1绿色建筑内涵

绿色建筑是指为人们提供健康、舒适、安全的居住、工作和活动的空间，同时在建筑物全生命周期(物料生产、建筑规划、设计、施工、运营维护及拆除、回收利用)过程中实现高效率地利用资源(能源、士地、水资源、材料)、最低限度地影响环境的建筑物，也被称为生态建筑、可持续建筑[1]。

其主要内涵包括建筑选址、设计、施工、使用运营、管理及废弃的过程中，在维护环境基本生态平衡的前提下，充分利用资源，满足人类安全、健康、高效、舒适地居住和使用，达到建筑与人的和谐共生。这种建筑在不损害生态环境的前提下、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及当代与后代的生活质量，其绿色的本质是无污染，无废物，开放式的综合的良性循环。绿色建筑在时间和空间上对环境资源进行影响。在空间上就是绿色建筑对周边的生态环境，居住者的生活环境，全球生态环境的影响。在时间上就是在建筑物的全生命周期，包括原材料的开采、运输加工、建造、使用、运营、管理、拆除、回收，等各个环节。

总的说来绿色建筑主要是3个理念，第一、节能；第二、环保；第三、与自然和谐。

1.2经济外部性概念

外部性理论是在1910年由著名的经济学家马歇尔(Marshall)提出的，并由他的学生庇古(A．C．Pigon)丰富和发展了外部性理论。所谓外部性是指实际经济活动中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活动对其它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产生的超越活动主体范围的利害影响。把它具体化即A对B提供劳务时，使其他人获得利益或受到损害，但A未从收益人处获得报酬，也不必向受损者支付任何补偿。传统的福利经济学观点认为:外部性是一种经济力量对另一种经济力量的“非市场性的”附带影响[2]。

从资源配置的角度分析，外部性表示不在决策者考虑范围之内的时候所产生的一种低效率现象。经济外部性可分为外部经济性和外部不经济性。生产者和消费者在其活动过程中对他人带来了不利影响，且他人又得不到相应的补偿称为外部不经济性。庇古与马歇尔之后,许多经济学家从不同角度对外部性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提出了一些治理外部性的对策。罗纳德·科斯从“产权界定”入手，探讨了外部性的治理，从事博奕论研究的经济学家则从“囚徒困境”式的博弈问题入手研究外部性,在近年来可持续发展研究中,许多人用外部性理论来解释环境问题,并据此来寻求可持续发展的经济途径,形成了外部性理论的发展:用不可分割性来解释环境外部性；用非竞争性来解释环境外部性，认为资源属于公共物品,公共物品的主要特征是非竞争性[3]。

1.3研究内容

绿色建筑的生产也是一种经济活动，也会产生外部性，绿色建筑产生的节能和环保就是典型的外部经济性的例证。由于建筑业是高耗能的行业，据有关统计：大约有一半的温室效应气体来自与建筑材料的生产和运输、建筑物的建造以及运行管理有关的能源消耗。建设活动还加剧了其他问题，如酸雨增加、臭氧层破坏等。根据欧洲的有关数据，建设活动引起的环境负担占总环境负担的15％～45％。在英国制造和运输建筑材料所消耗的能源占全国总耗的10％，而建筑照明就占总能耗的20％-40％。整个欧洲所消耗的能源大约有1／2用于建筑的运行，另外25％用于交通[4]。这些能源大部分来源于日益减少的不可再生的原油，而且这样的能源消耗模式已不太可能持续很多代。能源和环境问题已经成为21世纪的一个重要主题，由此可见非绿色建筑具有外部不经济性而绿色建筑具备外部经济性，由于许多绿色建筑的生产者内部收益小于社会收益，这时就会出现市场失灵的情况，这也是绿色建筑发展受到阻碍的根本原因。

本文用外部性理论分析绿色建筑的经济性，指出绿色建筑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了若干如何将社会成本内部化的措施，这为我国绿色建筑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2绿色建筑外部性分析

生产者采用了绿色建筑的方案，增加初始成本的投资，开发商按照新的建筑节能设计标准建造节能建筑必然要增加成本。据测算，大约每平方米建筑面积要增加100元左右，这部分增量成本只能通过提高住宅的销售价格，最终由购买者来承担。目前，提高房价必将增加开发商的风险．在我国城市房价日益上涨，总趋势又供大于求的情况下，绝大多数开发商都持观望态度，不轻易增加任何建筑成本。消费者作为住宅销售的最终需求方，由于缺乏节能意识，又没有购买比一般建筑价格高10%以上的节能住宅的迫切需求，因此建造节能住宅很难成为开发商的自觉行为。

虽然采用绿色建筑带给了生产者一定的收益，节约能源消耗，减少了二氧化碳的排放，保护了环境，为后代和同代人了节约了能源，但是后代人或者同代人不会因此向他支付报酬，按目前的能源价格水平，至少需要15年以上的时间才能收回，如此长的投资回收期，基本上没有吸引力。在建筑节能这个领域，存在用户对建筑节能改造或投入的投资收益预期小于节能所增加的投入，而节能增加的投入必然小于社会获得的综合效益，如建筑能耗的节约、环境质量的改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等，而较长的投资回收期和资金的时间价值使人们对于长期以后发生的能源消耗费用不会重视。对于个人而言，他承担了绿色建筑的社会成本，其他人得到了绿色建筑的外部效益，但是其个人没有得到全部的收益。这就是绿色建筑的外部性问题，这是绿色建筑发展所面临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也是绿色建筑仅仅靠市场机制难于推动的原因。

下面进一步来说明绿色建筑的外部性：

如图1所示：P是成本价格，供给曲线MC与社会收益MSR相交于点A，与内部成本曲线MPR相交于B，Q1是市场均衡产量，这个产量不是市场最优产量，供给曲线和边际社会收益曲线相交点，Q2是相对于整个社会来讲是最优的。

在市场自由运作的条件下，生产者为了攫取最大利润，会尽量降低生产成本，生产非绿色建筑，这对个人而言是有利的，但是相对于整个社会而言，绿色建筑的数量不是最优的。

3解决绿色建筑外部性问题的对策

通过以上对绿色建筑的外部经济性分析，可以看出，绿色建筑具有外部经济性,而非绿色建筑具有外部不经济性，绿色建筑发展问题的实质在于如何发挥绿色建筑的外部经济性，消除非绿色建筑的外部不经济性。而非绿色建筑外部不经济性本质就是私人成本社会化。要从根本上解决绿色建筑发展中的经济问题，促进绿色建筑的发展，就必须尽可能的消除非绿色建筑的外部不经济性，那么外部不经济性如何消除呢？一般两种途径：一种是财政补贴，另外一种是税收，前者是主要针对绿色建筑，目的是发挥绿色建筑的外部经济性。后者则是主要针对非绿色建筑，目的是消除其外部不经济性。

（1）财政补贴

由于生产绿色建筑产品存在外部经济性，可以对绿色建筑产品的生产者进行补贴，如图1所示，边际社会收益曲线(MSR)位于边际生产者的内部收益曲线(MPR)之上，市场产量小于社会最优产量即Q1小于Q2，为了鼓励企业多生产，就需要给予补贴，单位产量的补贴大小为图1中的线段AC所表示的数量。通过绿色建筑的生产者和消费者进行财政补贴，影响绿色建筑的价格，吸引和引导用户购买绿色建筑。绿色建筑往往在建筑密度和容积率上比较"铺张"，可以对其建筑密度和高度进行补贴。

（2）税收政策

通过政策性课税，对生产非绿色建筑的单位或个人征税，用这部分抵消外部不经济性的部分，对这部分损失进行补偿，对造成外部不经济的企业，国家征税数额应该等于该企业给社会其他成员或后代造成的损失，从而使该企业的私人成本恰好等于社会成本。例如对非绿色建筑要征收能源税，其税额等于比绿色建筑多消耗能源的费用。用图2说明。

如图2所示，设生产非绿色建筑会产生外部不经济影响。图中横轴为非绿色建筑产量，纵轴为产品成本价格，MPC为不考虑外部不经济影响的边际私人成本。MSC为考虑外部不经济的边际社会成本，D1D2为需求曲线。如果不考虑外部不经济时，MPC与D1D2交于A点，相应产量为Q1，价格P1，此时显然资源的配置不合理，因为成本曲线中并不反映社会成本真实值。如果对消费者征税收t，则D1D2下降至D3位置，与MPS交于C点，相应产量为Q2，价格P3，由图5可知P3=P2-t，即P2=P3+t，那么产品以P2价格出售,其中t为税收,从图可看出这部分即由于非绿色建筑外部不经济而增加的部分成本，用来进行补偿。图中，如果对生产者征以t的税收，那么其成本曲线也由MPC位置上升至MSC位置，与D1D2交于B点，产量Q2，价格P2，P2=P3+t，其中t为税收用来补偿环境外部不经济性。

4结语

外部性理论是可持续发展思想的理论依据之一，外部性问题不但引发了经济理论的创新，而且在环境保护，能源节约等诸多实践活动中得到广泛应用。

非绿色建筑物的外部不经济性导致建筑高耗能的现状得不到改善，造成了资源配置的不合理，污染了环境，浪费了能源，因此需要充分运用财税政策将其外部不经济性内部化，将社会成本内部化，同时对生产绿色建筑的生产者进行补贴，提高其生产的积极性，以促进我国绿色建筑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韩秀华，杨春虹，刘鹰岚.绿色建筑与建筑设计[J]建筑生态，2004,16:76-77.

[2]厉以宁等.环境经济学[[M].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1995.

[3]姚建.环境经济学[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

[4]赵升琼.必须倡导绿色建筑[J].建筑管理现代化,2006,88:63-65.

不经济范文篇4

关键词：绿色建筑；外部性；税收；补贴

1研究背景

自从20世纪60年代出现绿色建筑概念以来,绿色建筑由理念到实践，逐渐发展，形成了较完善的设计方法和评估体系，尽管如此,绿色建筑在发展中仍然遇到很多阻碍，其中经济问题是最主要的瓶颈。本文从经济外部性的角度指出其根本原因，并对其解决方法进行了探索。

1.1绿色建筑内涵

绿色建筑是指为人们提供健康、舒适、安全的居住、工作和活动的空间，同时在建筑物全生命周期(物料生产、建筑规划、设计、施工、运营维护及拆除、回收利用)过程中实现高效率地利用资源(能源、士地、水资源、材料)、最低限度地影响环境的建筑物，也被称为生态建筑、可持续建筑[1]。

其主要内涵包括建筑选址、设计、施工、使用运营、管理及废弃的过程中，在维护环境基本生态平衡的前提下，充分利用资源，满足人类安全、健康、高效、舒适地居住和使用，达到建筑与人的和谐共生。这种建筑在不损害生态环境的前提下、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及当代与后代的生活质量，其绿色的本质是无污染，无废物，开放式的综合的良性循环。绿色建筑在时间和空间上对环境资源进行影响。在空间上就是绿色建筑对周边的生态环境，居住者的生活环境，全球生态环境的影响。在时间上就是在建筑物的全生命周期，包括原材料的开采、运输加工、建造、使用、运营、管理、拆除、回收，等各个环节。

总的说来绿色建筑主要是3个理念，第一、节能；第二、环保；第三、与自然和谐。

1.2经济外部性概念

外部性理论是在1910年由著名的经济学家马歇尔(Marshall)提出的，并由他的学生庇古(A．C．Pigon)丰富和发展了外部性理论。所谓外部性是指实际经济活动中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活动对其它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产生的超越活动主体范围的利害影响。把它具体化即A对B提供劳务时，使其他人获得利益或受到损害，但A未从收益人处获得报酬，也不必向受损者支付任何补偿。传统的福利经济学观点认为:外部性是一种经济力量对另一种经济力量的“非市场性的”附带影响[2]。

从资源配置的角度分析，外部性表示不在决策者考虑范围之内的时候所产生的一种低效率现象。经济外部性可分为外部经济性和外部不经济性。生产者和消费者在其活动过程中对他人带来了不利影响，且他人又得不到相应的补偿称为外部不经济性。庇古与马歇尔之后,许多经济学家从不同角度对外部性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提出了一些治理外部性的对策。罗纳德·科斯从“产权界定”入手，探讨了外部性的治理，从事博奕论研究的经济学家则从“囚徒困境”式的博弈问题入手研究外部性,在近年来可持续发展研究中,许多人用外部性理论来解释环境问题,并据此来寻求可持续发展的经济途径,形成了外部性理论的发展:用不可分割性来解释环境外部性；用非竞争性来解释环境外部性，认为资源属于公共物品,公共物品的主要特征是非竞争性[3]。

1.3研究内容

绿色建筑的生产也是一种经济活动，也会产生外部性，绿色建筑产生的节能和环保就是典型的外部经济性的例证。由于建筑业是高耗能的行业，据有关统计：大约有一半的温室效应气体来自与建筑材料的生产和运输、建筑物的建造以及运行管理有关的能源消耗。建设活动还加剧了其他问题，如酸雨增加、臭氧层破坏等。根据欧洲的有关数据，建设活动引起的环境负担占总环境负担的15％～45％。在英国制造和运输建筑材料所消耗的能源占全国总耗的10％，而建筑照明就占总能耗的20％-40％。整个欧洲所消耗的能源大约有1／2用于建筑的运行，另外25％用于交通[4]。这些能源大部分来源于日益减少的不可再生的原油，而且这样的能源消耗模式已不太可能持续很多代。能源和环境问题已经成为21世纪的一个重要主题，由此可见非绿色建筑具有外部不经济性而绿色建筑具备外部经济性，由于许多绿色建筑的生产者内部收益小于社会收益，这时就会出现市场失灵的情况，这也是绿色建筑发展受到阻碍的根本原因。

本文用外部性理论分析绿色建筑的经济性，指出绿色建筑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了若干如何将社会成本内部化的措施，这为我国绿色建筑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2绿色建筑外部性分析

生产者采用了绿色建筑的方案，增加初始成本的投资，开发商按照新的建筑节能设计标准建造节能建筑必然要增加成本。据测算，大约每平方米建筑面积要增加100元左右，这部分增量成本只能通过提高住宅的销售价格，最终由购买者来承担。目前，提高房价必将增加开发商的风险．在我国城市房价日益上涨，总趋势又供大于求的情况下，绝大多数开发商都持观望态度，不轻易增加任何建筑成本。消费者作为住宅销售的最终需求方，由于缺乏节能意识，又没有购买比一般建筑价格高10%以上的节能住宅的迫切需求，因此建造节能住宅很难成为开发商的自觉行为。

虽然采用绿色建筑带给了生产者一定的收益，节约能源消耗，减少了二氧化碳的排放，保护了环境，为后代和同代人了节约了能源，但是后代人或者同代人不会因此向他支付报酬，按目前的能源价格水平，至少需要15年以上的时间才能收回，如此长的投资回收期，基本上没有吸引力。在建筑节能这个领域，存在用户对建筑节能改造或投入的投资收益预期小于节能所增加的投入，而节能增加的投入必然小于社会获得的综合效益，如建筑能耗的节约、环境质量的改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等，而较长的投资回收期和资金的时间价值使人们对于长期以后发生的能源消耗费用不会重视。对于个人而言，他承担了绿色建筑的社会成本，其他人得到了绿色建筑的外部效益，但是其个人没有得到全部的收益。这就是绿色建筑的外部性问题，这是绿色建筑发展所面临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也是绿色建筑仅仅靠市场机制难于推动的原因。

下面进一步来说明绿色建筑的外部性：

如图1所示：P是成本价格，供给曲线MC与社会收益MSR相交于点A，与内部成本曲线MPR相交于B，Q1是市场均衡产量，这个产量不是市场最优产量，供给曲线和边际社会收益曲线相交点，Q2是相对于整个社会来讲是最优的。公务员之家

在市场自由运作的条件下，生产者为了攫取最大利润，会尽量降低生产成本，生产非绿色建筑，这对个人而言是有利的，但是相对于整个社会而言，绿色建筑的数量不是最优的。

3解决绿色建筑外部性问题的对策

通过以上对绿色建筑的外部经济性分析，可以看出，绿色建筑具有外部经济性,而非绿色建筑具有外部不经济性，绿色建筑发展问题的实质在于如何发挥绿色建筑的外部经济性，消除非绿色建筑的外部不经济性。而非绿色建筑外部不经济性本质就是私人成本社会化。要从根本上解决绿色建筑发展中的经济问题，促进绿色建筑的发展，就必须尽可能的消除非绿色建筑的外部不经济性，那么外部不经济性如何消除呢？一般两种途径：一种是财政补贴，另外一种是税收，前者是主要针对绿色建筑，目的是发挥绿色建筑的外部经济性。后者则是主要针对非绿色建筑，目的是消除其外部不经济性。

（1）财政补贴

由于生产绿色建筑产品存在外部经济性，可以对绿色建筑产品的生产者进行补贴，如图1所示，边际社会收益曲线(MSR)位于边际生产者的内部收益曲线(MPR)之上，市场产量小于社会最优产量即Q1小于Q2，为了鼓励企业多生产，就需要给予补贴，单位产量的补贴大小为图1中的线段AC所表示的数量。通过绿色建筑的生产者和消费者进行财政补贴，影响绿色建筑的价格，吸引和引导用户购买绿色建筑。绿色建筑往往在建筑密度和容积率上比较"铺张"，可以对其建筑密度和高度进行补贴。

（2）税收政策

通过政策性课税，对生产非绿色建筑的单位或个人征税，用这部分抵消外部不经济性的部分，对这部分损失进行补偿，对造成外部不经济的企业，国家征税数额应该等于该企业给社会其他成员或后代造成的损失，从而使该企业的私人成本恰好等于社会成本。例如对非绿色建筑要征收能源税，其税额等于比绿色建筑多消耗能源的费用。用图2说明。

如图2所示，设生产非绿色建筑会产生外部不经济影响。图中横轴为非绿色建筑产量，纵轴为产品成本价格，MPC为不考虑外部不经济影响的边际私人成本。MSC为考虑外部不经济的边际社会成本，D1D2为需求曲线。如果不考虑外部不经济时，MPC与D1D2交于A点，相应产量为Q1，价格P1，此时显然资源的配置不合理，因为成本曲线中并不反映社会成本真实值。如果对消费者征税收t，则D1D2下降至D3位置，与MPS交于C点，相应产量为Q2，价格P3，由图5可知P3=P2-t，即P2=P3+t，那么产品以P2价格出售,其中t为税收,从图可看出这部分即由于非绿色建筑外部不经济而增加的部分成本，用来进行补偿。图中，如果对生产者征以t的税收，那么其成本曲线也由MPC位置上升至MSC位置，与D1D2交于B点，产量Q2，价格P2，P2=P3+t，其中t为税收用来补偿环境外部不经济性。

4结语

外部性理论是可持续发展思想的理论依据之一，外部性问题不但引发了经济理论的创新，而且在环境保护，能源节约等诸多实践活动中得到广泛应用。

非绿色建筑物的外部不经济性导致建筑高耗能的现状得不到改善，造成了资源配置的不合理，污染了环境，浪费了能源，因此需要充分运用财税政策将其外部不经济性内部化，将社会成本内部化，同时对生产绿色建筑的生产者进行补贴，提高其生产的积极性，以促进我国绿色建筑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韩秀华，杨春虹，刘鹰岚.绿色建筑与建筑设计[J]建筑生态，2004,16:76-77.

[2]厉以宁等.环境经济学[[M].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1995.

不经济范文篇5

自从20世纪60年代出现绿色建筑概念以来,绿色建筑由理念到实践，逐渐发展，形成了较完善的设计方法和评估体系，尽管如此,绿色建筑在发展中仍然遇到很多阻碍，其中经济问题是最主要的瓶颈。本文从经济外部性的角度指出其根本原因，并对其解决方法进行了探索。

1.1绿色建筑内涵

绿色建筑是指为人们提供健康、舒适、安全的居住、工作和活动的空间，同时在建筑物全生命周期(物料生产、建筑规划、设计、施工、运营维护及拆除、回收利用)过程中实现高效率地利用资源(能源、士地、水资源、材料)、最低限度地影响环境的建筑物，也被称为生态建筑、可持续建筑[1]。

其主要内涵包括建筑选址、设计、施工、使用运营、管理及废弃的过程中，在维护环境基本生态平衡的前提下，充分利用资源，满足人类安全、健康、高效、舒适地居住和使用，达到建筑与人的和谐共生。这种建筑在不损害生态环境的前提下、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及当代与后代的生活质量，其绿色的本质是无污染，无废物，开放式的综合的良性循环。绿色建筑在时间和空间上对环境资源进行影响。在空间上就是绿色建筑对周边的生态环境，居住者的生活环境，全球生态环境的影响。在时间上就是在建筑物的全生命周期，包括原材料的开采、运输加工、建造、使用、运营、管理、拆除、回收，等各个环节。

总的说来绿色建筑主要是3个理念，第一、节能；第二、环保；第三、与自然和谐。

1.2经济外部性概念

外部性理论是在1910年由著名的经济学家马歇尔(Marshall)提出的，并由他的学生庇古(A．C．Pigon)丰富和发展了外部性理论。所谓外部性是指实际经济活动中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活动对其它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产生的超越活动主体范围的利害影响。把它具体化即A对B提供劳务时，使其他人获得利益或受到损害，但A未从收益人处获得报酬，也不必向受损者支付任何补偿。传统的福利经济学观点认为:外部性是一种经济力量对另一种经济力量的“非市场性的”附带影响[2]。

从资源配置的角度分析，外部性表示不在决策者考虑范围之内的时候所产生的一种低效率现象。经济外部性可分为外部经济性和外部不经济性。生产者和消费者在其活动过程中对他人带来了不利影响，且他人又得不到相应的补偿称为外部不经济性。庇古与马歇尔之后,许多经济学家从不同角度对外部性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提出了一些治理外部性的对策。罗纳德·科斯从“产权界定”入手，探讨了外部性的治理，从事博奕论研究的经济学家则从“囚徒困境”式的博弈问题入手研究外部性,在近年来可持续发展研究中,许多人用外部性理论来解释环境问题,并据此来寻求可持续发展的经济途径,形成了外部性理论的发展:用不可分割性来解释环境外部性；用非竞争性来解释环境外部性，认为资源属于公共物品,公共物品的主要特征是非竞争性[3]。

1.3研究内容

绿色建筑的生产也是一种经济活动，也会产生外部性，绿色建筑产生的节能和环保就是典型的外部经济性的例证。由于建筑业是高耗能的行业，据有关统计：大约有一半的温室效应气体来自与建筑材料的生产和运输、建筑物的建造以及运行管理有关的能源消耗。建设活动还加剧了其他问题，如酸雨增加、臭氧层破坏等。根据欧洲的有关数据，建设活动引起的环境负担占总环境负担的15％～45％。在英国制造和运输建筑材料所消耗的能源占全国总耗的10％，而建筑照明就占总能耗的20％-40％。整个欧洲所消耗的能源大约有1／2用于建筑的运行，另外25％用于交通[4]。这些能源大部分来源于日益减少的不可再生的原油，而且这样的能源消耗模式已不太可能持续很多代。能源和环境问题已经成为21世纪的一个重要主题，由此可见非绿色建筑具有外部不经济性而绿色建筑具备外部经济性，由于许多绿色建筑的生产者内部收益小于社会收益，这时就会出现市场失灵的情况，这也是绿色建筑发展受到阻碍的根本原因。

本文用外部性理论分析绿色建筑的经济性，指出绿色建筑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了若干如何将社会成本内部化的措施，这为我国绿色建筑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2绿色建筑外部性分析

生产者采用了绿色建筑的方案，增加初始成本的投资，开发商按照新的建筑节能设计标准建造节能建筑必然要增加成本。据测算，大约每平方米建筑面积要增加100元左右，这部分增量成本只能通过提高住宅的销售价格，最终由购买者来承担。目前，提高房价必将增加开发商的风险．在我国城市房价日益上涨，总趋势又供大于求的情况下，绝大多数开发商都持观望态度，不轻易增加任何建筑成本。消费者作为住宅销售的最终需求方，由于缺乏节能意识，又没有购买比一般建筑价格高10%以上的节能住宅的迫切需求，因此建造节能住宅很难成为开发商的自觉行为。

虽然采用绿色建筑带给了生产者一定的收益，节约能源消耗，减少了二氧化碳的排放，保护了环境，为后代和同代人了节约了能源，但是后代人或者同代人不会因此向他支付报酬，按目前的能源价格水平，至少需要15年以上的时间才能收回，如此长的投资回收期，基本上没有吸引力。在建筑节能这个领域，存在用户对建筑节能改造或投入的投资收益预期小于节能所增加的投入，而节能增加的投入必然小于社会获得的综合效益，如建筑能耗的节约、环境质量的改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等，而较长的投资回收期和资金的时间价值使人们对于长期以后发生的能源消耗费用不会重视。对于个人而言，他承担了绿色建筑的社会成本，其他人得到了绿色建筑的外部效益，但是其个人没有得到全部的收益。这就是绿色建筑的外部性问题，这是绿色建筑发展所面临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也是绿色建筑仅仅靠市场机制难于推动的原因。

下面进一步来说明绿色建筑的外部性：

如图1所示：P是成本价格，供给曲线MC与社会收益MSR相交于点A，与内部成本曲线MPR相交于B，Q1是市场均衡产量，这个产量不是市场最优产量，供给曲线和边际社会收益曲线相交点，Q2是相对于整个社会来讲是最优的。

在市场自由运作的条件下，生产者为了攫取最大利润，会尽量降低生产成本，生产非绿色建筑，这对个人而言是有利的，但是相对于整个社会而言，绿色建筑的数量不是最优的。

3解决绿色建筑外部性问题的对策

通过以上对绿色建筑的外部经济性分析，可以看出，绿色建筑具有外部经济性,而非绿色建筑具有外部不经济性，绿色建筑发展问题的实质在于如何发挥绿色建筑的外部经济性，消除非绿色建筑的外部不经济性。而非绿色建筑外部不经济性本质就是私人成本社会化。要从根本上解决绿色建筑发展中的经济问题，促进绿色建筑的发展，就必须尽可能的消除非绿色建筑的外部不经济性，那么外部不经济性如何消除呢？一般两种途径：一种是财政补贴，另外一种是税收，前者是主要针对绿色建筑，目的是发挥绿色建筑的外部经济性。后者则是主要针对非绿色建筑，目的是消除其外部不经济性。

（1）财政补贴

由于生产绿色建筑产品存在外部经济性，可以对绿色建筑产品的生产者进行补贴，如图1所示，边际社会收益曲线(MSR)位于边际生产者的内部收益曲线(MPR)之上，市场产量小于社会最优产量即Q1小于Q2，为了鼓励企业多生产，就需要给予补贴，单位产量的补贴大小为图1中的线段AC所表示的数量。通过绿色建筑的生产者和消费者进行财政补贴，影响绿色建筑的价格，吸引和引导用户购买绿色建筑。绿色建筑往往在建筑密度和容积率上比较"铺张"，可以对其建筑密度和高度进行补贴。

（2）税收政策

通过政策性课税，对生产非绿色建筑的单位或个人征税，用这部分抵消外部不经济性的部分，对这部分损失进行补偿，对造成外部不经济的企业，国家征税数额应该等于该企业给社会其他成员或后代造成的损失，从而使该企业的私人成本恰好等于社会成本。例如对非绿色建筑要征收能源税，其税额等于比绿色建筑多消耗能源的费用。用图2说明。

如图2所示，设生产非绿色建筑会产生外部不经济影响。图中横轴为非绿色建筑产量，纵轴为产品成本价格，MPC为不考虑外部不经济影响的边际私人成本。MSC为考虑外部不经济的边际社会成本，D1D2为需求曲线。如果不考虑外部不经济时，MPC与D1D2交于A点，相应产量为Q1，价格P1，此时显然资源的配置不合理，因为成本曲线中并不反映社会成本真实值。如果对消费者征税收t，则D1D2下降至D3位置，与MPS交于C点，相应产量为Q2，价格P3，由图5可知P3=P2-t，即P2=P3+t，那么产品以P2价格出售,其中t为税收,从图可看出这部分即由于非绿色建筑外部不经济而增加的部分成本，用来进行补偿。图中，如果对生产者征以t的税收，那么其成本曲线也由MPC位置上升至MSC位置，与D1D2交于B点，产量Q2，价格P2，P2=P3+t，其中t为税收用来补偿环境外部不经济性。

4结语

外部性理论是可持续发展思想的理论依据之一，外部性问题不但引发了经济理论的创新，而且在环境保护，能源节约等诸多实践活动中得到广泛应用。

非绿色建筑物的外部不经济性导致建筑高耗能的现状得不到改善，造成了资源配置的不合理，污染了环境，浪费了能源，因此需要充分运用财税政策将其外部不经济性内部化，将社会成本内部化，同时对生产绿色建筑的生产者进行补贴，提高其生产的积极性，以促进我国绿色建筑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韩秀华，杨春虹，刘鹰岚.绿色建筑与建筑设计[J]建筑生态，2004,16:76-77.

[2]厉以宁等.环境经济学[[M].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1995.

[3]姚建.环境经济学[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

[4]赵升琼.必须倡导绿色建筑[J].建筑管理现代化,2006,88:63-65.

不经济范文篇6

作为一种经济现象，旅游业的外部不经济性包括旅游生产的外部不经济性和旅游消费的外部不经济性。旅游生产的外部不经济性是指旅游供给者(开发建设者和旅游经营者)在开发旅游产品过程中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又可称为旅游生产的外部费用。具体表现及危害是：（1）由于我国旅游资源管理体系还不够健全，在旅游资源开发、利用、保护中出现了诸多问题，旅游地的资源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如旅游地的水体遭受不同程度的污染；旅游开发过程中的滥砍滥伐行为导致山区森林植被破坏；城市景点和市郊景点空气污染严重；旅游地垃圾污染已成为各风景旅游区的极大公害；它直接影响旅游地的旅游质量，影响旅游地的声誉，对旅游地环境造成极大危害。（2）在旅游资源开发中，由于缺乏科学的整体规划，经营者盲目建设，一味地追求经济效益，为了旅游而搞旅游，不注意综合治理，无视文物古迹的历史价值和旅游价值，造成了景观污染和文物古迹的破坏等。

旅游消费的外部不经济性是指旅游者在从事旅游活动时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又可称为旅游消费的外部费用。具体表现及危害是:（1）旅游者在旅游景区、景点游览过程中产生损坏景区环境和景观质量的行为，如在游览过程中随意丢弃各种废弃物、乱攀乱爬、乱涂乱刻乱画、随意采摘等。这类不文明行为会导致旅游景区(点)环境污染，景观质量下降并最终造成旅游景区整体吸引力下降，旅游价值降低。（2）当旅游地接待的旅游流量长期达到或超过其合理容量值（即旅游饱和或旅游超载）时，其最直接和直观的后果就是旅游污染（如我国著名旅游风景区黄山、桂林等地，每逢旅游旺季，因旅游饱和与旅游超载所导致的水体污染现象就会趋于严重）或拥挤（旅游地到处充斥着游人，旅游者会感觉拥挤不堪，不能获得应有的旅游气氛，旅游的体验质量大打折扣）.所以说，长期的旅游饱和与超载，将对旅游业造成致命的消极影响，因此西方有人称之为“旅游摧毁旅游”。[2]

二、旅游业的外部不经济性

所谓外部性，按照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诺思的解释是“当某个人的行动所引起的个人成本不等于社会成本，个人收益不等于社会收益时，就存在外部性。”[1]从旅游业的角度来考虑，也就是说某种旅游活动所产生的影响并不一定在其自身的成本或收益上表现出来，但却会给其他个体乃至整个社会带来好处或坏处。当旅游活动的结果能给他人或社会带来好处时，被称为旅游业的外部经济性(如改善旅游区的交通，受益者不仅仅是旅游业，也是整个旅游地区)；反之，则被称为旅游业的外部不经济性(如旅游业造成的旅游资源损坏)。

三、用旅游伦理的眼光来看旅游业外部不经济性

旅游业发展到21世纪，“面临着一个严峻的抉择：是立即采取行动保证旅游业的可持续未来，还是坐等观望，任环境和经济的衰退毁灭其赖以生存的资源。”[3]为了使旅游对环境和文化传统的负面影响最小化，同时使旅游目的地居民的利益最大化，1999年世界旅游组织制定了《全球旅游伦理规范》[4]。进入21世纪，旅游伦理的研究又伴随着生态旅游、旅游可持续发展等旅游新思维的推进得到了进一步的关注。旅游伦理研究是21世纪旅游学和伦理学共同面临的一个前沿课题，正日益成为各国政府、旅游组织和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焦点，同时也是我国政府、旅游企业和旅游者必须面对的一个现实问题。

爱尔维修曾说过：“利益支配着我们对各种行为所下的判断，使我们根据这些行为对于公众有利、有害或无所谓，把他们看成是道德的、罪恶的或可以容许的；这个利益也同样支配着我们对于各种观念所下的判断。”[5]我们知道，利益和道德的关系问题是伦理学的基本问题，同样，旅游利益和旅游道德的关系问题也就成为旅游伦理的基本问题。利益是道德的基础，这既是18、19世纪西方功利主义伦理学派反复论证的一个命题，也是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一个基本结论。在旅游利益结构中，共同利益和个别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更多的表现为矛盾运动，特别是在旅游日益普及化、大众化的今天所表现出来的经济利益冲突以及环境利益冲突和社会文化利益冲突，充分反映出了旅游利益矛盾运动的客观性。解决这一系列旅游利益冲突，单凭政治、经济乃至法律手段显然是不够的，需要发挥旅游伦理的调节功能，尤其需要旅游伦理正确的价值导向。旅游伦理意识要求旅游企业及其相关从业人员充分认识到：旅游资源可持续利用是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若要充分发挥旅游的积极作用，实现旅游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对旅游的外部不经济性予以改善和克服。但在实际旅游经济活动中，受经济利益最大化、个人效用最大化等价值目标的影响，旅游生产者和消费者极力追求自身的最大满足，而不管自己的利己行为给社会造成的外部影响。因此，对所有与旅游有关的人员，即旅游业、公共部门、旅游地居民和旅游者进行相关行为准则教育，树立可持续发展的旅游伦理观念，特别是树立旅游生态伦理观念，是内化旅游业外部不经济性的一个重要而有效的途经。

旅游生态伦理就是指人类通过旅游行为，把伦理目光投向大自然，建立人与自然之间完整、美丽、亲善、和谐的伦理关系。它倡导人类──旅游主体与旅游媒体（包括旅游开发、经营者）不再破坏旅游客体和旅游客体赖以存在的自由整体环境，进而保护这个生态共同体。

孔子赞扬“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孟子说“仁民而爱物”，把“爱物”看成是“仁民”仁义之行和美德.在那个时代美与善几乎是同义的，古代哲人更是赋予自然事物—山川﹑溪谷﹑草木﹑禽兽以伦理美的色彩，并将爱护大自然﹑爱山爱水视作是“成教化”、“助人伦”的道德修养过程。[6]今天，如果旅游者能以这种生态伦理的眼光去旅游；去感知旅游中的“美”与“善”；去领悟人与自然的亲密﹑和谐，就自然会兴起一种崇高的情怀：关心他人，怜悯万物，爱护生命，感谢大自然。忘情于山水之中，旅游者得到了心灵的净化，道德的升华，自然之美与人伦之善才能真正达到和谐与统一。

《可持续旅游发展宪章》中还指出：“可持续旅游发展的实质，就是要求旅游与自然、文化和人类生存环境成为一体，自然、文化和人类生存环境之间的平衡关系使许多旅游目的地各具特色，旅游发展不能破坏这种脆弱的平衡关系。”因此，旅游业的发展必须考虑生态环境的承受能力，符合当地经济发展状况和社会道德规范，使自然和文化资源得到保护，也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扼制旅游业的外部不经济性。

【摘要】文章初步介绍、分析了旅游业的外部不经济性及其表现和危害，用旅游伦理的眼光来看待旅游业的外部不经济性，并着重指出旅游生态伦理观念的树立是内化旅游业外部不经济性的一个有效途径。

【关键词】外部性；旅游业外部不经济性；旅游生态伦理

参考文献

[1]贞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M].中国发展出版社，1996．

[2]谢彦君.基础旅游学[M].中国旅游出版社，1999．

[3]WTO，WTTC，EarthCouncil，1997，张广瑞译.关于旅游业的21世纪日程—实现与环境相适应的可持续发展[J].旅游学刊，1998，（5）．

[4]张广瑞译.全球旅游伦理规范[J].旅游学刊，2000，（3）．

不经济范文篇7

【关键词】外部性；旅游业外部不经济性；旅游生态伦理

一、旅游业的外部不经济性

所谓外部性，按照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诺思的解释是“当某个人的行动所引起的个人成本不等于社会成本，个人收益不等于社会收益时，就存在外部性。”[1]从旅游业的角度来考虑，也就是说某种旅游活动所产生的影响并不一定在其自身的成本或收益上表现出来，但却会给其他个体乃至整个社会带来好处或坏处。当旅游活动的结果能给他人或社会带来好处时，被称为旅游业的外部经济性(如改善旅游区的交通，受益者不仅仅是旅游业，也是整个旅游地区)；反之，则被称为旅游业的外部不经济性(如旅游业造成的旅游资源损坏)。

二、旅游业外部不经济性的表现及危害

作为一种经济现象，旅游业的外部不经济性包括旅游生产的外部不经济性和旅游消费的外部不经济性。旅游生产的外部不经济性是指旅游供给者(开发建设者和旅游经营者)在开发旅游产品过程中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又可称为旅游生产的外部费用。具体表现及危害是：（1）由于我国旅游资源管理体系还不够健全，在旅游资源开发、利用、保护中出现了诸多问题，旅游地的资源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如旅游地的水体遭受不同程度的污染；旅游开发过程中的滥砍滥伐行为导致山区森林植被破坏；城市景点和市郊景点空气污染严重；旅游地垃圾污染已成为各风景旅游区的极大公害；它直接影响旅游地的旅游质量，影响旅游地的声誉，对旅游地环境造成极大危害。（2）在旅游资源开发中，由于缺乏科学的整体规划，经营者盲目建设，一味地追求经济效益，为了旅游而搞旅游，不注意综合治理，无视文物古迹的历史价值和旅游价值，造成了景观污染和文物古迹的破坏等。

旅游消费的外部不经济性是指旅游者在从事旅游活动时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又可称为旅游消费的外部费用。具体表现及危害是:（1）旅游者在旅游景区、景点游览过程中产生损坏景区环境和景观质量的行为，如在游览过程中随意丢弃各种废弃物、乱攀乱爬、乱涂乱刻乱画、随意采摘等。这类不文明行为会导致旅游景区(点)环境污染，景观质量下降并最终造成旅游景区整体吸引力下降，旅游价值降低。（2）当旅游地接待的旅游流量长期达到或超过其合理容量值（即旅游饱和或旅游超载）时，其最直接和直观的后果就是旅游污染（如我国著名旅游风景区黄山、桂林等地，每逢旅游旺季，因旅游饱和与旅游超载所导致的水体污染现象就会趋于严重）或拥挤（旅游地到处充斥着游人，旅游者会感觉拥挤不堪，不能获得应有的旅游气氛，旅游的体验质量大打折扣）.所以说，长期的旅游饱和与超载，将对旅游业造成致命的消极影响，因此西方有人称之为“旅游摧毁旅游”。[2]

三、用旅游伦理的眼光来看旅游业外部不经济性

旅游业发展到21世纪，“面临着一个严峻的抉择：是立即采取行动保证旅游业的可持续未来，还是坐等观望，任环境和经济的衰退毁灭其赖以生存的资源。”[3]为了使旅游对环境和文化传统的负面影响最小化，同时使旅游目的地居民的利益最大化，1999年世界旅游组织制定了《全球旅游伦理规范》[4]。进入21世纪，旅游伦理的研究又伴随着生态旅游、旅游可持续发展等旅游新思维的推进得到了进一步的关注。旅游伦理研究是21世纪旅游学和伦理学共同面临的一个前沿课题，正日益成为各国政府、旅游组织和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焦点，同时也是我国政府、旅游企业和旅游者必须面对的一个现实问题。

爱尔维修曾说过：“利益支配着我们对各种行为所下的判断，使我们根据这些行为对于公众有利、有害或无所谓，把他们看成是道德的、罪恶的或可以容许的；这个利益也同样支配着我们对于各种观念所下的判断。”[5]我们知道，利益和道德的关系问题是伦理学的基本问题，同样，旅游利益和旅游道德的关系问题也就成为旅游伦理的基本问题。利益是道德的基础，这既是18、19世纪西方功利主义伦理学派反复论证的一个命题，也是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一个基本结论。在旅游利益结构中，共同利益和个别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更多的表现为矛盾运动，特别是在旅游日益普及化、大众化的今天所表现出来的经济利益冲突以及环境利益冲突和社会文化利益冲突，充分反映出了旅游利益矛盾运动的客观性。解决这一系列旅游利益冲突，单凭政治、经济乃至法律手段显然是不够的，需要发挥旅游伦理的调节功能，尤其需要旅游伦理正确的价值导向。旅游伦理意识要求旅游企业及其相关从业人员充分认识到：旅游资源可持续利用是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若要充分发挥旅游的积极作用，实现旅游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对旅游的外部不经济性予以改善和克服。但在实际旅游经济活动中，受经济利益最大化、个人效用最大化等价值目标的影响，旅游生产者和消费者极力追求自身的最大满足，而不管自己的利己行为给社会造成的外部影响。因此，对所有与旅游有关的人员，即旅游业、公共部门、旅游地居民和旅游者进行相关行为准则教育，树立可持续发展的旅游伦理观念，特别是树立旅游生态伦理观念，是内化旅游业外部不经济性的一个重要而有效的途经。

旅游生态伦理就是指人类通过旅游行为，把伦理目光投向大自然，建立人与自然之间完整、美丽、亲善、和谐的伦理关系。它倡导人类──旅游主体与旅游媒体（包括旅游开发、经营者）不再破坏旅游客体和旅游客体赖以存在的自由整体环境，进而保护这个生态共同体。

孔子赞扬“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孟子说“仁民而爱物”，把“爱物”看成是“仁民”仁义之行和美德.在那个时代美与善几乎是同义的，古代哲人更是赋予自然事物—山川﹑溪谷﹑草木﹑禽兽以伦理美的色彩，并将爱护大自然﹑爱山爱水视作是“成教化”、“助人伦”的道德修养过程。[6]今天，如果旅游者能以这种生态伦理的眼光去旅游；去感知旅游中的“美”与“善”；去领悟人与自然的亲密﹑和谐，就自然会兴起一种崇高的情怀：关心他人，怜悯万物，爱护生命，感谢大自然。忘情于山水之中，旅游者得到了心灵的净化，道德的升华，自然之美与人伦之善才能真正达到和谐与统一。

《可持续旅游发展宪章》中还指出：“可持续旅游发展的实质，就是要求旅游与自然、文化和人类生存环境成为一体，自然、文化和人类生存环境之间的平衡关系使许多旅游目的地各具特色，旅游发展不能破坏这种脆弱的平衡关系。”因此，旅游业的发展必须考虑生态环境的承受能力，符合当地经济发展状况和社会道德规范，使自然和文化资源得到保护，也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扼制旅游业的外部不经济性。

参考文献

[1]贞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M].中国发展出版社，1996．

[2]谢彦君.基础旅游学[M].中国旅游出版社，1999．

[3]WTO，WTTC，EarthCouncil，1997，张广瑞译.关于旅游业的21世纪日程—实现与环境相适应的可持续发展[J].旅游学刊，1998，（5）．

[4]张广瑞译.全球旅游伦理规范[J].旅游学刊，2000，（3）．

不经济范文篇8

生态环境补偿是指对损害生态环境的行为进行收费或对保护生态环境的行为进行补偿，以提高该行为的成本或收益，达到保护生态环境的目的。生态环境补偿的理论基础是经济学的外部不经济理论。外部不经济是指行为人的行动对外界造成的不良影响。环境问题是外部不经济的必然结果。根据经济学理论，外部不经济会导致市场失灵，资源配置失当。外部不经济的实质是私人成本社会化了。因此应将外部不经济内部化，即由行为人承担所造成的外部不经济的后果。建立生态环境补偿机制要求人们把生态环境资源作为资产来进行管理，利用经济手段促进生态环境保护、管理和恢复重建，摒弃“先污染后治理，先破坏后重建”的传统发展模式。

建立生态环境补偿机制也是当今世界发展的潮流，许多国家都实施了生态环境补偿制度。德国政府通过对自然资源开发、水资源利用以及有毒废物的排放等进行收费，筹集补偿金用于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美国政府为了调动大河流域上游地区进行水土保持的积极性，建立了水土保持补偿机制，由流域下游水土保持收益区的政府和居民向上游地区做出生态环境贡献的居民进行货币补偿。瑞典、比利时等国家以各种与环境有关的税收(绿色税)等形式对生态环境进行补偿。

我国的生态环境补偿工作刚刚起步，2001年开始试点的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和退耕还林政策是我国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的成功实践。近年来，针对生态环境补偿各地也展开了探索性的尝试，如北京市从2006年起，每年给我省承德、张家口两地投入2000万元专项补偿资金用于保持密云水库、官厅水库上游地区的水环境。但是，从总体上来看，由于机制不完善，法制不健全等原因，使得生态环境补偿机制未能全面普及和推广。建立有效的生态环境补偿机制要做的工作还很多，从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来看应重点抓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加强立法。目前，我国还没有一部统一的有关生态环境补偿的法律，现有立法比较零散、不全面、适应性不强，所以国家有必要制定生态环境补偿法，对生态环境资源开发与管理、生态建设、资金投入与补偿的方针、政策进行统一协调，科学确定生态环境补偿标准、补偿方式和补偿对象，这是建立和完善生态环境补偿机制的根本保证。

二是建立健全生态环境补偿投融资体制。逐步建立政府引导、市场推进、社会参与的生态环境补偿和生态环境建设投融资机制，积极引导国内外资金投向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按照“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支持鼓励社会资金参与生态建设、环境污染整治的投资。积极利用国债资金、开发性贷款，以及国际组织和外国政府的贷款，努力形成多元化的资金格局。

不经济范文篇9

[论文摘要]目前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实行了10多年时间，我国也加入了世贸组织，这就意味着我国的企业不仅要在国内市场上进行竞争，而且也要在国际市场上进行竞争，然而，我国企业的营销道德水准和社会责任感比较缺乏，这就直接影响了我国企业国内国际的竞争力。因此，应提高企业的营销道德水准和社会责任意识，以促进企业和社会的良性发展。

[论文关键词]营销道德社会责任外部性

市场营销道德是用来判断市场营销活动正确与否的道德标准。企业的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在社会中生存和发展的过程中应该承担的责任。市场营销道德和社会责任两个概念虽然有一些区别，但二者之间在实质上又有很紧密的联系。一般而言，企业不遵守市场营销道德标准就很难履行其社会责任，而不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又必然违背了市场营销道德标准。

一、企业不履行社会责任、违背市场营销道德的原因

在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企业的“经济人”和“社会人”身份之间经常发生冲突，这就导致许多企业在经营、营销中只考虑自身利益，持有“利润先于伦理”的观念，而很少考虑营销道德和社会责任问题。这一些问题的产生主要是因为以下这一些原因导致的：

1.企业道德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不强

我国1993年末开始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2001年末才加入世贸组织，由于市场透明度和开放性不是很高，加之信息的不对称性，这就使得企业自身对营销道德方面不重视。我国的市场经济虽然已经实行了10多年的时间，但和发达国家相比还是比较短，所以对市场营销道德的建设还是比较落后。这就从大环境上未给企业提供良好的道德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的形成的平台。

2.生产的外部不经济的存在

生产的外部不经济是指生产者的一项经济活动会给社会上其他成员带来危害，但他自己却并不为此而支付足够抵偿这种危害的成本，此时生产者为其活动所付出的私人成本就小于该活动所造成的社会成本。

目前生产的外部不经济现象在我们国家比较多。如一些印刷厂、造纸厂、炼油厂等污染比较严重的企业为了自身的利益而不顾环境的污染情况，由于我国目前没有对这些污染的企业征收环境保护税，而只是象征性的征收排污费，这样这些企业为自己的污染行为所付出的私人成本就远远小于治理其造成的污染所花费的社会成本，因此由于外部不经济的出现，使得一些企业成为“免费乘车者”，其自然而然不会考虑营销道德和社会责任问题了。

3.市场营销道德标准和社会责任范围不明确

道德标准不同于法律规范，它没有国家的强制力作后盾，所以我国许多企业在经营的过程中主要强调的是合法，因为合法的企业就不会受到处罚，至于是否合乎营销道德水准、是否履行社会责任，企业认为不需要考虑太多，因为我国目前没有比较明确的营销道德标准，这就导致企业不重视营销道德标准的制定，不履行相应的社会责任的事件屡屡发生。

基于以上这些原因的出现，我国目前企业的市场营销道德意识比较差，自觉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比较少，要想使我国的企业在国际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在国内竞争中形成良性竞争，必须要采取一定的对策来提高企业的市场营销水准和社会责任意识。

二、提高企业市场营销道德水准和社会责任意识的对策

导致企业营销道德缺失以及社会意识比较淡漠的原因很多，既包括外部的大环境，又包括企业内部的小环境，因此提高企业市场营销道德水准和社会责任意识的对策也主要包括企业的内部环境的转变和外部环境影响的加强。

1.加大宣传力度，努力营造良好的市场营销环境

解决营销道德缺失以及社会意识淡漠的首要方法是营造良好的市场营销外部环境，政府、媒体、舆论应在这一方面起主要作用。政府应鼓励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提高营销道德意识，对这一方面做得比较好的企业应加大宣传力度，引导企业自觉遵守营销道德、履行社会责任；媒体应不定期的宣传遵守营销道德、履行社会责任比较突出的企业，并对一些违背道德、不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进行曝光。通过这种方式也可以使企业为了自身的发展而遵守营销道德，自觉履行社会责任。

2.转变企业的市场营销管理哲学

市场营销管理哲学是指企业在开展市场营销管理的过程中，在处理企业、顾客、社会和其他利益相关者时所持的态度、思想和观念。因此，要想使企业在生产经营中自觉遵守道德标准、履行社会责任，必须使企业的营销观念提升到社会市场营销观念这个层面，即营销者在制定市场营销政策时，要统筹兼顾企业利润、消费者需要、社会利益这三个方面。

3.加强市场营销道德规范的制定

实现法治的前提条件是拥有良法、依法而治。同样实现德治的前提条件是拥有良好的道德标准、依照道德标准来治理。因此，政府应从宏观上制定营销道德标准，给企业提供最基本的营销道德依据，促使企业根据自身的情况并结合政府的道德标准制定适合企业的营销道德准则。政府应明确企业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并将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作为考核企业经营状况的一个标准。政府从宏观上强调了营销道德标准和社会责任，而企业应该从微观上进行操作。

4.提高企业的不道德成本，提高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

许多企业由于生产的外部不经济的影响，导致其不道德决策的成本比较低。因此政府应提高企业的不道德决策的成本，迫使企业在决策时考虑相关的利益群体以及社会利益。如使用“污染者负责”的方法降低企业的污染程度，使用环境标志督促企业自觉维护环境，使用重罚强制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等。通过这一些方法，企业的不道德成本将大大增加，企业在决策时会更多地考虑社会利益、社会责任等问题。

企业的市场营销道德和社会责任问题是一个持久的问题，需要政府、企业、消费者共同努力才会逐渐的取得一些进展，因此应将这些问题作为持续问题，常抓不懈，这样才会使我国的市场营销环境慢慢趋于文明。

参考文献：

[1]郭国庆:市场营销学[M].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版

[2]王能民孙林岩汪应洛:绿色供应连管理[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

[3]斯蒂芬．P.罗宾斯:管理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不经济范文篇10

（一）外部不经济性从经济学角度来看，环境问题主要是经济问题。在西方经济学中，经济活动的外部性是解释环境问题形成的基本理论。对外部性的探讨从古典经济学时期就已经开始，但外部性作为一个正式概念，最早是由马歇尔提出，并由福利经济学家庇古丰富和发展。庇古区分了外部经济和外部不经济，庇古在解释二者时指出：“此问题的本质是，个人A在对个人B提供某项支付代价的劳动过程中，附带地，亦对其他人提供劳务（并非同样的劳务）或损害，而不能从受益的一方取得支付，亦不能对受害的一方施以补偿”（庇古，1971）。可见，外部性是指某个微观经济单位的经济活动对其它微观经济单位所产生的非市场性影响。所谓非市场性，是指这种影响并没有通过市场价格机制反映出来。经济活动的外部性分为外部经济性和外部不经济性两方面，外部经济性是指正面的，积极的，有益的外部性，即未被反映在产品价格上的那部分经济活动的副作用，对社会而言是有益的。如蜂农养蜂的直接经济效益是生产蜂蜜，但蜜蜂采蜜时为果树授粉而给果农带来了好处，这就是蜂农养蜂活动的外部经济性（蔡守秋，2002）。外部不经济性又称负面的，消极的，有害的外部性。如生物化工厂的直接产品是化工产品，但在生产过程中会产生许多废气、废水、废渣等污染物，这些污染物对环境造成了污染，但在化工产品的价格中却没有将这些污染造成的损失计入市场交易的成本中。庇古非常重视外部的不经济性，他认为，在商品的生产过程中存在着社会成本与私人成本的不一致性，这两种成本之差就构成了经济活动的外部性。外部不经济性与造成污染的产品生产者和消费者没有直接联系，污染不影响该产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交易，不能在市场上自行消除。外部不经济性理论深刻揭示了环境问题产生的经济根源。分析环境污染行为的外部不经济性原因，并寻求内部化的途径，也就成为解决环境问题的根本办法。排污权交易制度正是建立在将排污成本内部化，并有效配置环境容量资源，达到有效环境治理目的的机制和措施。（二）“公地悲剧”理论“公地悲剧”这一概念来源于哈丁的同名论文，它描述了一个向所有牧民开放的牧场的经营情况：该牧场是公有的，畜群是私有的。自然法则是草场对牲畜的承载力是有限的，每增加一头牲畜都会给草场带来某种损害，但是这一损害由全体牧民分担。而市场法则是每个牧民都力求使个人利益最大化。牧民尽可能地增加牲畜头数，因为每增加一头牲畜，他将获得为此带来的全部收入。作为“经济人”的牧民，他们只考虑如何扩大畜群以增加收入，完全不考虑整个草场的破坏和退化，最终导致了草场报废，使全体牧民都不得不从草场撤出，从而酿成“公地悲剧”。哈丁“公地悲剧”理论说明了产权不明使得企业和个人使用资源的直接成本小于社会所需付出的成本，从而会导致资源被过度使用。“公地悲剧”说明了资源环境具有公共物品的特征，对污染物的净化能力是一种环境资源，对这种公共物品的自由使用，每位排污者都在追求利益最大化，无节制的排污行为便导致了环境公地悲剧的产生。排污权交易以总量控制和排污许可为前提，总量控制确认了环境容量资源的国家产权属性，需有偿使用而不再是公共物品。排污许可确认的污染物排放量则界定了排污者的排污权产权属性，既实现了对排污行为的有效监管和控制，又通过不同排污者之间排污权交易实现了容量资源的优化配置。（三）科斯定理1960年，科斯在芝加哥大学《法与经济学杂志》上发表的《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运用交易成本理论分析了法律制度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提出了著名的科斯定理：若交易成本为零，无论法律对权利如何界定，只要交易自由，资源都可以通过市场机制得到有效配置，换言之，当交易无成本时，法律权利的任何分配都能产生有效率的结果。此为科斯第一定理。但在现实世界中，交易成本总是大于零，由此又推出科斯第二定理：即在交易成本为正的情况下，不同的法律权利界定会带来不同效率的资源配置。因此，能使交易成本最小化的法律是最适当的法律。对外部不经济性问题的解决，科斯定理不同于庇古理论。庇古理论认为，外部不经济性无法通过市场来解决，需要政府介入以克服“市场失灵”，如通过政府实施税收的方式，将污染成本增加到产品的价格中去，实现外部成本内部化。由于政府的干预也是具有成本的，即禁止污染也会产生社会成本。因此科斯提出了“非干预主义”方案：认为政府干预行为是非理性的，完全可以通过市场机制来解决外部性内化问题。因此科斯定理推论出，在交易成本高昂时，采用一种替代性的经济组织形式可能以更低的成本达到同样的结果，从而使效益增加，企业就是这样一种更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形式。但是科斯并没有简单在市场、企业与政府之间进行取舍，而是重视政府在特定交易发生的制度环境中的作用。排污权交易制度就是通过明确排污权的产权属性，通过市场机制实现环境容量资源的优化配置，调动了排污企业治理污染的积极性，同时，通过政府的制度安排减少了交易的成本，从而实现外部不经济性的最优解决。（四）资源稀缺性资源稀缺是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曾将经济学定义为：它“研究的是社会如何利用稀缺资源以生产有价值的产品，并将它分配给不同的个人”。同时，经济学还认为，只有稀缺资源才具有交换价值，才能够成为商品。环境是一种资源，不仅仅体现在作为生产的资源要素方面，它还具有对污染物质的净化能力，形成环境容量资源。在人口较少，生产力水平较低的情况下，环境的容量资源显得十分丰富，无论在资源的价值上还是在数量上，都既能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同时又能满足人们的生产需要，因此它被认为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但是，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经济迅猛发展和人口的迅速增长，污染物排放已远远超出环境的可容纳能力，导致环境容量资源的稀缺程度急剧上升。这种环境功能资源的稀缺性和环境容量资源的稀缺性正是总量控制的理论基础，也是排污权交易的前提。

管理学理论基础

（一）产生环境问题原因的外部性因素实际上是市场失灵的表现。环境资源的公共物品属性，也使得在环境资源领域，市场机制不能很好的发挥它的作用。当市场失灵的时候，人们希望通过政府干预来弥补市场失灵的缺陷，用“看得见的手”去解决“看不见的手”办不好的事情。但是在很多情况下“看得见的手”并没把事情办好，甚至比“看不见的手”处理得更糟，由此便产生了政府失灵。政府失灵主要是指政府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不能有效地发挥自己的作用。政府失灵的主要表现有：代表性的局限、信息的有限性、对私人部门控制的有限性、决策的时滞性和实施的有限性、决策程序的有限性和政府干预的失控性等。从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可以看出，单纯依靠市场手段或单纯依靠政府手段都不能有效解决环境问题。只有充分发挥政府和市场各自的优势，使二者相互协调、相互配合、取长补短，才是正确的解决之道。排污权交易是在政府管制失灵情况下利用市场机制来达到控制污染的目的，但它不是纯粹市场性手段，而是政府管制和市场机制相结合的产物。排污权交易制度中，从污染物总量的设定、排污权的初始分配以及交易市场的构建、运行、监督，政府的职能都必不可少，但此时政府管制的理念、手段和对象都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如政府的角色从排污（配额）交易的主体变成排污权（市场）交易的监督者和保护者，从“运动员”转变成“裁判员”。因为单靠刚性管制手段并不能引导排污主体的积极性，更需要法律确认的具有财产属性特征的排放权利及交易制度来进行利益引导，达到环境保护和经济效益的最终目的（王清军，2009）。（二）公共选择理论狭义的公共选择理论将公共选择的理论和方法应用于公共行政管理领域，既把官僚看成是理性的经济人，也把官僚机构作为生产者纳入公共选择的供给模型，关注的重点是政府的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因而被称为“官僚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认为，西方社会出现的诸多问题，并不是市场制度的失败，而是政治（政府）制度的失败，准确地说，是政府制度安排的失败。所以，有必要以宪政改革为基础，建立一个能够有效制约政府公共行为的政治决策体系，即公共选择制度（张国庆，2007）。公共选择理论对政府失败的分析也合乎逻辑地得出矫正政府失败的方法，其结论是：一要通过社会制度的改革，约束和限制政府权力。二要用市场的力量改进政府效率。进行政府改革，并不是要否定政府干预，而是有效把握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干预行为的局限性及限度问题，确定好政府干预的范围、内容、方式及力度，使政府更好地履行其职能。因而，在市场经济下，政府也要利用市场机制来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将市场调节与政府控制结合起来，在市场机制运作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政府环境管理作用。排污权交易制度正是这一思想的集中体现，是政府在环境管理过程中公共选择的结果，它实现了政府与市场的有效结合，使政府充分运用市场机制来高效控制环境污染（吴玲，2007）。（三）制度变迁理论制度是调整人们行为规则的总和。制度并非一成不变，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环境的变化而变迁。所谓制度变迁是指制度诸要素或结构随时间推移、环境变化而发生的改变，是制度的替代、转换和交易过程。制度变迁是制度需求诱发的结果。诺斯在1971年与兰斯•戴维斯合著的《制度变迁与美国的经济增长》一书中提出，制度变迁与技术进步具有相似性，同样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源泉。诺斯指出，推动制度变迁和技术进步的行为主体都追求利益最大化。当然，不同的行为主体如个人、团体或政府推动制度变迁的动机、行为方式以及产生的结果可能不同，但都要服从制度变迁的一般原则和过程。制度变迁的成本与收益之比对于促进或者推动制度变迁起着关键作用，只有在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的情况下，行为主体才会去推动直到最终实现制度的变迁，反之亦然（卢栎仁，2010）。制度变迁理论为排污权交易制度替代传统的末端控制制度及直接管制的命令控制制度奠定了理论基础。从排污权交易产生的制度动因来看，是环境问题日趋严峻需要有效制度应对的结果。传统的浓度控制、排污收费等制度属于末端控制方式。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末端控制方式下污染物排放总量不能得到有效控制，环境污染恶化的趋势得不到有效缓解。直接管制的命令控制方式也因其高成本、低效率的弊端而无法有效改善日益严峻的环境状况。排污权交易体现了总量控制的要求，相对于排污收费的末端性特点而言是一种全过程控制的措施，相对于直接管制的命令控制方式而言是利用市场机制解决环境污染问题，是一种有效的环境经济政策。从排污权交易的制度目标来看，是通过激励机制促使污染者减少排放，从而实现环境治理的高效率。（四）新公共管理理论20世纪70年代，公共管理出现了新的范式转换，西方各主要国家掀起了一场“政府再造式”的新公共管理运动，等级僵化的科层体系向着一种更加灵活、以市场为基础的公共管理转变。这场转变是在适应全球化、信息化以及提高政府效率为背景下开展的。新公共管理亦称管理主义，近似的称谓还有“后官僚制理论”、“市场化公共行政理论”。新公共管理有这几个中心学说：以管理而非政策为焦点；以业绩评估和效率为焦点；将公共官僚机构分解成各种建立在使用者付费的基础上的处理事务的机构；准市场的使用和合同承包以培育竞争；一种强调产出目标、限制性项目合同、金钱诱因和自由裁员的新管理风格（陈振明，2000）。排污权交易是新公共管理理论在政府环境管理领域的生动体现，是政府在环境管理中引入市场机制，注重污染控制的总量目标和环境管理效率的实现。

法学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