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然范文10篇

必然范文篇1

一、夺取、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唯有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代表着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其欲达成推翻剥削阶级暴力统治、实现彻底解放之目的，必须拥有自己的革命武装并将其置于自己的绝对领导下。诚如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言，无产阶级必须“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统治”，而其“专政的首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的军队”。笔者看来，此一论述至少蕴含三层含义:其一，“暴力推翻资产阶级”正是说明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方式，而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则是其达成夺权目的的重要手段;其二，“建立自己的统治”进而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亦离不开无产阶级的军队，巩固政权同样需要革命武装;其三，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群体不可能直接领导军队，必须由政治代表领导，建立自己革命武装，推翻资产阶级统治，进而实现无产阶级的目的。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具有先进性，由其代表无产阶级实现这一重要历史使命，无疑是正确的。这一理论奠基正是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之于中华民族、军队的重要性。可以说，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唯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实现中国共产党夺权、固权以及民族解放、国家富强之目的，唯有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革命导师高屋建瓴的论断仅仅只是此一指导思想萌生的源泉，而真正对其加以了解、信服和掌握则是源于实践的催生。“兵权之所在，则随之以兴;兵权之所去，则随之以亡”。然而，稚嫩、盲目始终是任何一政党成立之初的“弊病”，而这在中国共产党身上亦是如此。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初事实上并未真正意识到“兵权”之于革命的重要性，尽管一大通过的党纲既已明确提出，“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辛亥革命的失利曾一度敲醒了沉睡的后人，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亦已“觉察”拥有强大战斗力的革命军队对达成革命目的的重要性。然而，不无遗憾的是，革命的胜利不仅需要正确理论的提出，也需其能得以有效的坚持。而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并没有自己的军队，也未“充分”认识到军队的重要性，只是注意从事工农运动。因而，从某种程度上讲，辛亥革命失败的“前车之鉴”事实上并未真正成为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初接受“兵权决定成败”的“后世之师”。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此一论断的提出绝非偶然，亦非空想，而是中国共产党在艰难摸索后得来的惨痛教训，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如前所述，尽管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初秉持着推翻资本家政权需要革命军队这一朴素的“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思想，并在一大通过的党纲中加以明确。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对建立无产阶级的革命军队，尤其是坚持党对军队的领导权问题认识不足，导致早期大革命时共产党并未拥有自己的革命武装。当对方叛变革命发动反革命政变时，则无力抵抗，蒙受巨大损失。最终，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因共产党人未掌握“兵权”而难逃失败的命运。血的教训使中国共产党人“豁然醒来”，放弃了过去较为天真和单纯的“幻想”，认清了中国革命的核心问题，切实认识到军队之于革命的极端重要性，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正确主张。于是，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开始走上了一条建立人民军队、开展武装斗争的革命道路，“党指挥枪”的思想亦逐渐确立。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确立并非一帆风顺，在我军不断壮大的过程中，与其相“左”的声音同时存在，有时甚至占据了上风。当然，历史是一面镜子，孰是孰非终会一览无遗。秋收起义、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终究与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弱化难撇瓜葛;相反，国共二次合作期间，正是坚持了中国共产党对西北红军的独立的绝对领导，才最终保住了自己，赢得了胜利。夺取政权需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巩固政权同样需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1］。自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之后，其必然面临如何巩固既已取得政权的问题。而军权是巩固国家政权的重要保障，在抵御外来侵略、保护国家安全、维护社会稳定、保卫社会主义制度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巩固政权亦应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特别是西方灭我之心不死，国际敌对势力不断对我进行“分化”、“西化”，在这种严峻形势下，能否有效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直接关乎党的执政地位、国家的长治久安。

二、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方能确保军队永不变质、勇往直前

人民军队是由中国共产党独立缔造的，其成长、壮大亦离不开党的绝对领导和直接指挥。九十年的历程再一次昭示我们:只有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人民军队才能保持统一的意志、昂扬的斗志、空前的团结和强大的战斗力;才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才能做到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发挥重要作用。反观历史，不难发现，尽管在缔造人民军队的初期我党经历了艰辛的探索，遇到过巨大的挫折;在人民军队成长壮大过程中，党内也出现过不和谐的“声音”，它们与“党指挥枪”的思想相“左”，断然否定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一度使我军蒙受巨损，几近葬送了这只人民军队。但是我们不会忘记，人民军队是党一手缔造的，不会忘记缔造过程中革命烈士用鲜血换来的教训，不会忘记一路走来的磕磕碰碰，更不会因党内一小撮落后分子而否认党的先进性，继而放弃党的领导。人民军队的成长壮大再一次启示我们:坚持党的绝对领导，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我军才能无坚不摧、无往不胜;反之，则会败于挫折之中。“三湾改编”建立健全了各级党组织，从组织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古田会议则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阐明了人民军队绝对服从党的领导的重要性，从政治、思想和组织上确立了一系列相关的制度措施，以保障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根本原则的实现。正是因为坚持了上述原则，红军才能在党的领导下完成四次反“围剿”的胜利。第五次反“围剿”则是由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断然否定党对军队的领导，取消红军中的党委制，从而导致失败的在所难免。解放战争时期，我军之所以能够战胜武器装备先进并由国外帝国主义支持的国民党反动派，其中重要原因就是能够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不断加强党委和支部的建设，从而能够坚持正确的方向，带领全国人民赢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我军是无产阶级性质的人民军队，阶级属性及自身性质的保持必然要求其应无条件接受党的绝对领导。惟有如此，才能确保我军永不变质、政治合格，始终保持强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由于任何一支军队都必然的从属于某一阶级并为其服务，作为中国共产党缔造的新型人民军队，其代表的是无产阶级的利益，是人民的利益，因而，其必然从属于无产阶级并接受其领导。如前所述，无产阶级是一个阶级群体，并不直接领导军队，此一重任自然落于人民军队的缔造者———中国共产党的身上。从属于无产阶级的属性决定了军队应无条件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中国共产党自身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角色”又使得这种必然拥有了实现的可能。与以往形形色色的武装力量不同，我军是党的军队、人民的军队。正是因为无产阶级的性质，因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我军才能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避免重蹈军阀和流寇的覆辙，赢得人民的拥护;才能坚定意志、勇往直前，最终赢得胜利。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军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能否妥善解决各种问题，继续保持人民军队的性质成为关乎军队战斗力乃至人民军队存亡的关键所在。一方面，随着我党由革命党转向执政党，军队自然担负起巩固政权的职能，承担起更加艰巨的任务。与过去武装夺权时不同，和平年代事实上暗藏着更多复杂交织的矛盾，这给我军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同时，相对较为和平的环境易淡化官兵的国防观念、战争意识，进而影响军队战斗力的提高。特别是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利益调整带来的冲突以及多元文化的碰撞势必影响官兵对人民军队性质和宗旨的认识。另一方面，应该清楚的看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种不同制度间的斗争尚未结束，西方反动势力灭我之心亦未放弃，他们加紧对我“和平演变”，大力宣扬其所谓的“军队非党化”、“军队国家化”等错误政治观点，意图推翻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领导，改变我军性质，颠覆社会主义制度。此种情势下，要保持人民军队的无产阶级性质，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必然需要继续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只有依靠党的坚强领导，我军才能明察大势，始终站在国家和人民根本利益的立场上，完成好肩负的使命”［2］。

三、遵循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必然要求不断完善相关制度

夺取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离不开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军队要保持其无产阶级性质，做到政治上永远合格，亦离不开党的领导。因此可以说，党的绝对领导是我军的建军之魂、立军之本，是我军永远不变的军魂，这是中国共产党九十年的历程给予我们的昭示，是历史给出的结论。新形势下，必须矢志不渝地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切实保证在思想、政治、组织等各方面将军队置于党的直接且全面领导之下，并把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贯彻到部队建设的具体实际中。首先，加强党对军队的思想领导。坚持不懈地搞好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理论的教育学习，并用其武装全体官兵，筑牢无产阶级的思想阵地。始终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军队建设首位，加强政治思想教育，不断提高广大官兵的政治觉悟和认识能力，坚定其政治信念，有效抵制错误思潮的“侵袭”。

必然范文篇2

一、信息化教学：现实和时代的要求

为贯彻落实全国中长期教育改革发展规划纲要，推动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创新，提高教师教育技术应用能力和信息化教学水平，教育部从2010年起开始举办全国职业院校信息化教学大赛。大赛包含三个类别，即信息化教学软件、信息化教学设计、信息化教学实训，极大地推动了全国职业院校信息化教学的展开。我校也举办了同步的信息化教学大赛，以赛促建，以赛引领，职业学校教师信息化教学意识不断增强，信息化教学水平不断提高。当下的课堂较多的是教师讲、学生听，学生处于被动、消极状态，学生厌倦，昏昏欲睡。教学脱离学生实际，忽视和掩盖学生的个性兴趣、心理需求和潜能发展，其内在的主体精神隐而不见，学习行为丧失了主动的心理回应，学生的思维处于睡眠状态。信息化教学“活化”了中职课堂，采用信息化教学，可以分类建立学习群组，可以利用视频、素材等资源，进行虚拟现场教学。我上过一堂公开课，名字叫玩转远程登录，大家知道，如果远程登录这一内容按照平时的上法，学生难免会昏昏欲睡，而以信息化教学为手段，虚拟登录过程，以“玩”为主要形式，教学效果也就不言而喻了。信息化教学“契合”了中职生心理，中职生是中考的失意者，我们必须采用不同于基础教育的教学方式，通过信息化教学（虚拟仿真、空间教学）使抽象的知识具体化，枯燥的内容直观化，丰富中职生的感性认识，契合中职生的心理现实。我曾上的一堂公开课，讲的是win－dows基本操作，这部分的内容其实很枯燥和无聊，我改变了传统的“教师演示—学生操作”的惯有模式，以“室内寻宝”为话题，以学生游戏闯关为主形式。整堂课学生始终处于兴奋状态，真正做到了“活起来，动起来，笑起来”，受到了观摩者的高度肯定。可以说，信息化是一个必然的趋势，我们应当加快步伐，快速地融入信息化教学中，而不应是等待和观望。

二、信息化教学的主要应用形式

当前，信息化教学的应用形式是非常多的，我只是举例与职业教育教学关系密切的几种应用形式。

（一）专题学习网站

专题学习网站被广泛地应用在教学中，专题学习网站是指在互联网络环境下，围绕某门课程与多门课程密切相关的某一项或多项学习专题进行较为广泛深入研究的资源学习型网站。它通常包括以下四个基本组成部分：

1．结构化知识展示，展示与学习专题相关的结构化知识，把与课程学习内容相关的文本、图片、图像、动画等知识结构化重组。

2．扩展性学习资源，将与学习专题相关的扩展性的学习素材资源进行收集管理，包括结合学科特点的不同学习工具和相关资源网站的链接。

3．网上协商讨论空间，根据学习专题，构建网上协商讨论，答疑指导和远程讨论区域。4．网上自我评价系统，收集与学习专题相关的评测资料，并将其设计成基础性强、覆盖面广、难度适宜的题库，让学习者进行网上自我学习评价。

（二）教学课件

严格意义上说，网络学习网站，还有后面提到的这些应用都属于教学课件的范畴，这里我将教学课件单独列出来。教学课件一般没有专题学习网站的内容丰富，往往内容更集中，常聚焦于教学重点的突破和教学难点的化解。这种课件在公开课中见得较多。比如，李白的将进酒，它就局限于一篇课文，往往是一节课，主要包括背景知识、品读诗歌、赏析全文、拓展鉴赏、思考练习等。我自己做了一个课件：DNA分子的结构与复制，也有点像专题学习网站，它包括教学设计、在线交流、教学资源、教学过程、在线测试等模块。比如，DNA的三维结构是教学的重点和难点，学生一般不太容易掌握，于是我采用三维模拟的方式，就显得比较直观、形象，有利于学生的理解。再比如半剖视图，通过较为直观的动画，使相对枯燥的知识直观化。通过这三个课件，我们也可以发现教学课件的一些特征，如辅助教学的功能，具有丰富的表现形式，配制图片、音乐、故事、动画……吸引学生的眼球，有助于提高学习和教学效率，有利于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

（三）几何画板

几何画板是一个通用的数学、物理教学环境。软件提供充分的手段帮助用户实现其教学思想，只需要熟悉软件的简单使用技巧即可自行设计和编写应用范例。范例所体现的并不是编者的计算机软件技术水平，而是教学思想和教学水平。例如，二面角的合拢和展开非常形象，再比如，让几何体转起来，便于学生更直观地理解。

（四）虚拟实验室

这是前几年新兴起来的应用形式，虚拟实验室是一种基于Web技术、虚拟现实技术构建的开放式网络化的虚拟实验教学系统，是现有各种教学实验室的数字化和虚拟化。例如虚拟化学实验室：酸碱中和滴定、水的加热和沸腾；虚拟物理实验室：平抛与圆周运动、小球系列－弹簧摆，例如汽车仿真教学平台、银行模拟教学平台、导流实务教学平台等等。

三、信息化教学的基本准则

（一）目标控制原则

教学目标是贯穿教学活动全过程的指导思想，它不仅规定教师的教学活动内容和方式，指导学生对知识内容的选择和吸收，而且还控制资源类型和资源内容的选择。不同的教学目标决定不同的媒体类型和媒体内容的选择。

（二）内容符合原则

以“享受自己的呼吸”为例，显微结构显性化，抽象概念具体化，枯燥内容趣味化。

（三）对象适应原则

根据戴尔的经验之塔，学生更容易接受观察的经验和做的经验，信息化教学就是要尽可能地把相对抽象的东西具体化、直观化。不同年龄阶段学生的认知结构有很大差别，教学资源的设计必须与教学对象的年龄特征相适应。

（四）最小代价原则

要搭救投入效果比。如我们语文课中的一些课件或有的朗诵内容，可以通过录制然后进行播放。教师对学生说：“能不放音频自己朗诵一首诗歌吗？哪怕你的嗓音沙哑，可每一句都有你的独特理解在里面。总之，三方面，有利于体现信息技术的优势，有利于承载教学理念，有利于解决实际问题。

四、当前信息化教学的一些误区

一是炫耀了信息技术，淡化了教学内容，出现了本末倒置的情况，“多媒体”的课件，过多地停留在“多”和“用”上，忽视了为谁而用。无可置疑的是，多媒体课件确实能够把声音、图像、文字有机地组合在一起，形成一体化的教材，如果过多地追求“多媒体”，就会适得其反。这不仅不能增强教学效果，反而干扰了学生的思考，干扰了课堂教学，忽视了教学内容本身。二是关注了教学课件，忽视了学生心灵，过多地使用多媒体会使课堂教学成为冷漠的人机对话，学生只在听听看看中走马观花，忽略了联想和想象的空间。这种不留空白的做法，使得学生思维变得缥缈虚无，反而更加空白，好似雾里看花，水中望月。许多学校片面追求多媒体辅助教学，甚至形成“无多媒体不成公开课”的局面。我听过一堂公开课，教师将“植物大战僵尸”引入课堂，讨论这是怎么看的？这是一种什么价值取向，这有利于学生的心灵成长吗？三是开发了软件和资源，忽视了应用，比如，某一专业可能既有网络课程，又有精品课程，有题库软件、仿真软件、教学课件，但应用效果不佳。我常常将这些软件束之高阁，或成了观摩课、公开课上的点缀，这些软件的适用性不强，仅成了教师的辅助软件。

五、如何突破信息化教学的瓶颈

一是要加强学习和培训，对教师进行信息化教学的学科培训，普及信息化教学的相关知识，让教师掌握信息化教学的基本方法。广大教师也要加强自学，如数学、物理教师应自学几何画板，做到随心所欲，灵活运用，语文、德育、综合实践课程的教师应加强专题学习网站的学习，做到基本掌握运用，专业课教师也应结合本专业的特点学习。二是组建教学共同体，首先是教师之间的共同体，学科教师与信息技术教师组成共同体，互帮互助。例如，三维仿真是比较难的，可以通过共同体的形式，协作分工来解决。其次组建学校、教师、企业三方共同体，共同开发适合教学的软件。三是加强学科教学资源库的建设，积件地开发应充分调动一线教师的积极性，发挥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协调和组织作用，明确各自的责、权、利，各司其职。积件开发出来后，应能进行有效地共享，积件的共享还应包括源代码的开放、积件代码的公开，不但有助于除积件制作者外的其他人了解制作者的设计思想，而且有助于其他人对该积件进行改进，使其适应于千变万化的课堂，进而促进积件制作者水平的提高。信息化教学既是现实和时代的要求，更是我们每个中职教师的职责和使命，我们每个人都要走近信息化，走进信息化，为不断提高中职课堂吸引力，书写中职师生的生命传奇不懈努力！

作者:顾建东 单位:江苏海门中等专业学校

参考文献:

［1］谢幼如，尹睿．专题学习网站的教学设计［J］．电化教学研究，2003（1）．

必然范文篇3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无论对组织还是个人而言，实践活动的动力和自觉都来自于理论上的清醒和自觉。因此，搞好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首要问题是从全面认识和理解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的宏观背景、根本依据和条件入手，深刻体悟和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根本要求。这对于切实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进一步解放思想、务实创新，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推动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所谓发展观，简单地说，就是人们有关发展问题的理性认识。主要涉及发展的本质属性、地位作用、发展的目的、方式途径及发展的成效评估等。作为一种观念意识形态，发展观在本质上体现的是人的价值取向和追求。它来自于人类实践，又对实践发生重要的指导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有什么样的发展观，就会有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进而对发展的实践产生根本性、全局性的重大影响。历史和现实的实践表明，寻求、选择正确合理的发展观是人类社会前进的必然要求，也是古往今来各个国家文明演进过程中的一种客观存在。

回顾人类社会发展历程，总的看，在原始文明、农业文明时期，受历史和时代条件的种种制约，传统发展观及其导引下的发展模式存在很大的缺陷和不足，主要表现在：言及“发展”，人们大都侧重于经济增量，以追求生产力水平提升和物质财富的壮大为主，而对社会生产关系、体制制度及精神文明水平的改进和发展，相对比较忽视；在发展目的和作用上，虽然封建社会也有所谓“民为重，君为轻，社稷次之”，“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之说，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来资产阶级在反封建斗争中也曾高扬“天赋人权”大旗，倡言“人本主义”理念，但在落后的生产力尤其是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制度条件下，实质上推行的是“以神为本“、“以君为本”乃至“以物为本”，发展的成果没有也不可能真正惠及广大人民群众。自工业革命发生以降，直到二十世纪中叶，随着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体制在全球范围的逐步确立，科学技术的进步及其在生产领域的广泛应用，人类进入了以电气化为标志的工业文明时代，其征服和改造自然的能力飞速提高，世界各国发展速度明显加快，尤其是发达国家经济总量呈几何级数快速增长，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大大提升。但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人类社会也出现了许多问题乃至危机，突出如：能源、资源快速消耗，浪费严重，殃及后人；生态环境受到严重污染，威胁到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各国之间乃至民族国家内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阶层的人们由发展不平衡带来的贫富差距不断加大，各种利益矛盾日趋尖锐；特别是物质文明的高速增长，并没有带来人类精神文明的相应同步提高，人文素质下滑，人的“异化”问题空前严重等等。正是这些问题的出现，引起了人们对发展问题的广泛关注和思考。如在发展的内涵、发展的方式等方面，一些学者开始强调人类要走“均衡发展”、“绿色发展”之路，“合理发展”、“科学发展”的思想逐渐兴起。

二十世纪中期以迄，特别是七、八十年代以来，一方面，伴随高科技突飞猛进、电子化、信息化技术逐步广泛应用，知识经济端倪初现、全球化时代到来，人类社会生产力总体水平提高到亘古未有的新高度，但是另一方面，上述矛盾问题却依然在持续加重。这种情况客观上也促使人们对发展问题的思考不断深化，世界各地、包括我国在内的愈来愈多的有识之士和专家学者深刻认识到，那种倡行人类中心主义、一味张扬科技理性、对大自然疯狂掠夺式的“发展”，那种以经济至上主义为标榜、单纯追求GDP增长、见物不见人的“发展”，那种忽视生态环境和资源存量、竭泽而渔、实际上以牺牲后代人的生产和生活条件为代价的“发展”，那种迷信市场机制“万能之手”、听凭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的“森林法则”自发作祟、忽视人际平等和人文关怀的“发展”等等，都是极其愚蠢而短视的，这种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最终只会给人类自身带来灾难。由此，倡导“以人为本”、“全面发展”、“和协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以及追求“生态文明”、发展“绿色经济”、“循环经济”等科学发展理念俨然成为时代潮流，也深刻体现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要求。

在我国，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开始，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标志，党领导人民拨乱反正，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政治路线，发起了以改革开放为最大特点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这场伟大实践给中华民族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我国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升，在世界上创造了经济条件落后国家通过改革创新来推进现代化建设、推进整个民族国家经济社会飞速发展的奇迹。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的伟大成就，举世瞩目、举世公认。但与此同时，实事求是地说，我们在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也程度不同地出现了上述其他许多国家都存在的问题，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对此，近十多年来，从党中央领导人到许多学者专家都有不少深刻的论析。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信息技术、互联网广泛应用，经济全球化浪潮汹涌澎湃，世界范围的产业结构和经济格局调整步伐明显加快，各国之间以经济与科技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竞争更加激烈，我国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形势，所谓“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而就在这期间，党的十六大确立了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小康社会的目标。这一切都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更全面的要求。新的目标和任务，迫切需要我们深化对“什么叫发展、为什么要发展、为谁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战略问题的认识，迫切需要创新发展理念、完善发展战略、拓宽发展途径，以长远眼光、科学思维来认识和解决好发展问题，走更高层次、更高水平、又好又快的科学发展之路。

正是在这样的宏观背景和现实条件下，以为总书记的新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和辩证法观点来观察和认识问题，把与时俱进、勇于创新与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相结合，立足国情实际，放眼世界变迁，科学分析和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和新要求，围绕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步伐、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不断探索，不断总结，不断提高，从而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正如同志在2004年召开的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的，“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是我们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从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总结了二十多年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功经验，吸收了世界上其他国家在发展进程中的经验教训，概括了战胜非典疫情给我们的重要启示，揭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反映了我们党对发展问题的新认识。”

必然范文篇4

《刑法修正案(七)》已于2009年通过，此次修正案共15个条文，涉及20多个罪行规范，亮点颇多。其中《刑法修正案(七)》第11条妨害动植物防疫、检疫罪修改为:“违反有关动植物防疫、检疫的国家规定，引起重大动植物疫情的，或者有引起重大动植物疫情危险，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本条对原逃避动植物检验罪的修改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其一，是对该罪行为的扩大，即将动植物检疫扩大到动植物防疫和检疫，“违反有关动植物防疫、检疫的国家规定”，引起相应后果的行为即可构成犯罪。其二，也是对本条修改的最亮点，增加了有关危险犯的规定。

该条明确指出，“有引起重大动植物疫情危险，情节严重的”，也可构成本罪。而关于本罪的主观罪过，学界历来争议颇大。有学者主张为故意;［1］有学者主张是过失，同时认为行为人违反有关国家规定可能是故意;［2］也有学者提出有关“复合罪过”的概念。［3］

笔者认为，罪过是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所引起的危害结果所持的心理态度，是实行行为和危害结果之间的主观联系。在妨害动植物防疫、检疫罪中，虽然行为人实施违反有关动植物防疫、检疫的国家规定的行为可能是明知故犯，但对于行为将引起重大动植物疫情，或者有引起情节严重的重大动植物疫情危险，在主观上应当是疏忽大意没有预见，或者虽然已经预见，但却轻信能够避免的态度。如果行为人故意以违反有关动植物防疫、检疫的国家规定的行为引起重大疫情，则其构成的不应该是本罪，而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妨害动植物防疫、检疫罪的主观心态表现为过失，而有引起情节严重的重大动植物疫情危险也可构成本罪，易言之，因过失行为所引起的严重危险状态也被定罪量刑，纳入了刑法评价和规制的范畴。至此，围绕过失危险犯的有关争论又一次被推向了前沿。

二、过失危险行为犯罪化的理论基础

对在我国刑法理论中确立过失危险犯，不少学者提出了质疑:

其一，有学者主张，“危害结果是限制过失责任范围的客观尺度，脱离这一标准，就会无限制地扩大过失犯罪的范围。在业务活动中，行为人违反任何一项注意义务(主要是规章制度)都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如果对这种行为处以刑罚，无异于用刑法来惩治违反行政法规的行为。”［4］认为过失危险行为犯罪化违背了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将导致刑罚的滥化，与现代刑法的价值取向相违背。

其二，有学者认为，“从主观上讲，过失犯罪的发生是行为人在日常生活、工作、生产中注意不够、疏忽大意、鲁莽草率造成的，不像故意犯罪那样的行为人积极追求或者放任危险结果的发生，所以从特殊预防的角度看，规定过失危险犯无多大积极意义”。［5］这两个问题，一个关乎现代刑事立法的价值取向，一个涉及刑罚目的的有效实现，均是确立犯罪圈、刑罚圈的根本性、基础性问题，亦是过失危险行为犯罪化的理论依据。在论证过失危险行为犯罪化的必然性之前，有必要对上述观点加以辩驳，以纠正认识上的误区，为过失危险行为犯罪化确立理论前提。

(一)关乎刑法谦抑主义:过失危险行为犯罪化应仅限于特定领域

近代以来，刑法崇尚谦抑主义，即“立法者应当力求以最小的支出———少用甚至不用刑罚(采用其他刑罚替代措施)，获取最大的社会效益———有效的预防和控制犯罪。它表现在，对于某种危害社会的行为，国家只有在运用民事的、行政的法律手段和措施，仍不足以控制的，才能运用刑法的方法，即运用刑罚手段解决社会冲突”。［6］而过失危险行为犯罪化，行为人要对自己的过失所造成的危险状态接受刑法意义上的规制、承担刑法意义上的责任，这确实极易使人们在日常生产和社会生活中因惮于刑罚处罚而变得无所适从，也极易导致主观归罪，使得刑罚的滥化，乃至重刑主义。所以，过失危险犯必须严格控制在特定的领域内。那么，哪些过失危险行为才能犯罪化?笔者认为:仅有符合以下三个条件的过失危险行为才能犯罪化:

其一，过失应为业务过失。业务过失相对于普通过失而言，是行为人在业务活动过程中，违反基于业务活动需要所要求的注意义务，造成危害事实的心理状态。这里所说的注意义务，也称特别注意义务，是国家为维护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和发展需要，对某些从事特定业务活动的人，提出的特别注意义务。一般而言，业务过失的危害大于普通过失，特别是在现代科技条件下，生产生活中具有的危险源越来越多、危险性也越来越大，从事这些业务活动，违反注意义务，一旦形成实害则损失不可估量。［7］

其二，过失危险犯所言的危险应仅限于具体的危险。刑法理论中危险犯被分为具体危险犯与抽象危险犯，“前者以发生侵害法益的具体危险作为犯罪构成要件，后者仅以发生抽象危险为已足”，［8］抽象危险状态是一种拟制的危险状态，是一种与现实危险状态无关的抽象存在，是不能够被人现实把握的;而具体的危险本质上是一种可被人把握的结果，具有现实性和客观性，要求其在事实上必须存在，是不能靠推测或拟制来认定的。有学者鲜明地指出两者的区别:“盖抽象危险犯之危险，其抽象化程度较具体危险为高，其发生侵害法益之可能性较具体危险为低”。［9］

其三，严格贯彻罪行法定原则，只能以刑法明文规定的过失危险行为犯作为处罚的依据，刑法没有明文规定的一律不得加以刑罚处罚，严格排除过失行为的扩大和类推解释，严格限定过失危险行为犯罪化的存在领域。

(二)关乎刑罚目的:过失危险行为犯罪化有助于实现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在我国，通说认为刑罚的目的是预防犯罪，即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所谓特殊预防，是指通过适用刑罚，惩罚改造犯罪分子，防止他们重新犯罪;一般预防，是通过对犯罪分子适用刑罚，威慑、儆戒潜在的犯罪分子，防止他们走上犯罪的道路。首先，从一般预防的角度看，如果将过失犯罪的界限划在有实际侵害后果的发生，刑法只处罚实害犯，这会使那些有严重违反注意义务并对他人生命、健康和重大公私财产产生严重威胁的人感受不到刑法的威力，使他们觉得刑罚离自己很远，因为在实际侵害发生之前，谁都相信自己是不会出事的，存在侥幸心理。［10］故而，仅对那些造成实际侵害后果的过失犯判处刑罚，并不能促使社会上的其他人警醒，起不到很好的警戒和预防作用。若将刑法规制的时间适度提前，则会促使那些有意违章者对自己行为的后果予以高度重视，在相信不会“出事”的同时，还要考虑会不会引起严重危险的发生，让他们明白，只要有这种严重危险的发生，就有可能触犯刑法，就会受到刑事处罚。这样，就会给社会上从事特定危险工作的人提出一种警告，对于有效预防过失犯罪的发生是有积极意义的。其次，从特殊预防的角度看，正因为过失犯对其造成的结果不是故意的，所以仅仅惩治实害犯就不足以达到特殊预防的目的，只有对那些有明显可责性的危险犯也进行惩处，才能使其在今后的工作生活中增强责任心，避免再次犯罪。由此可见，无论从一般预防还是特殊预防的角度看，确立过失危险犯都有积极意义。

三、过失危险行为犯罪化的必然性———应然与实然的抉择

(一)过失犯罪面临的严峻现实

在人类社会近代化以前，由于整个社会的技术水平低下，生产关系相对简单，过失犯罪无论是在量上还是在质上都不足以对社会造成重大的威胁。因而，传统刑法理论主张危险犯通常存在直接故意犯罪中，由于他不要求犯罪结果，因此必须是该行为本身就具有足够危害的，是所谓行为无价值。而过失犯罪历来都是结果犯，以发生一定的犯罪结果作为构成犯罪的必要条件，是所谓结果无价值;没有发生一定危险结果的情况下，就没有过失犯罪可言。［8］P25然而，随着社会的进步，科技的发展，越来越多的高新技术成果和现代化器械普遍应用于社会生产和日常生活，人们在享受高科技带来的社会文明成果的同时，也遭受着现代科技带来的种种负面效应的煎熬，随之而来的各种致危险源也日益增多。那些从事与致险源有关的工作的人，如果违反安全法规和操作规程，常常会过失地把他人的生命、健康或重大公私财产置于严重的危险状态，对社会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在我国刑事犯罪总结构中，交通肇事、重大责任事故、玩忽职守等业务过失犯罪也有了明显增长。据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网站公布的官方数字，仅2009年上半年，全国就发生各类事故186775起，死亡人数达36370人，其中全国共发生各类较大事故881起，死亡3463人，重大事故30起，死亡392人，特别重大事故2起，死亡108人。［11］这些事故大部分发生在交通、矿业、建筑、冶金、烟花炮竹等高危行业，绝大多数是由于行为主体的过失所引起，所造成经济损失数以万亿元计。面临如此严峻的社会现实，传统刑法理论中的以实害结果作为构成过失犯罪的必备要件的犯罪构成论，在预防惩治日益增多的过失犯罪方面已经越来越显得力不从心，如再固守对过失犯罪待出现严重危害结果后刑法再介入，那就成了十足的马后炮，社会将为之付出沉痛的代价。

(二)过失危险行为自身所具有的社会危害性

从主观方面来看，过失危险犯的主体一般是危险行业的从业人员，他们大都受过专业的培训，具有较高的风险防范能力和预警能力。但实践中他们没有充分调动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违反相关的安全法规和基本操作规程，基于种种原因对法律所保护的重要的社会关系置之不理、漠不关心，出现严重的疏忽或者不应有的自信，致使严重危险状态出现，使得法律所保护的重要社会关系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这是对人的生命、健康和重大公共安全的漠视，是缺乏社会责任感的体现，主观上有应受到刑法谴责的根据。至于过失危险行为的客观危害。对过失危险犯持否定论者主张，过失危险行为只造成了危险，尚未造成危害结果之发生，由此否认其有社会危害性，进而否认将其犯罪化。笔者认为，作为表征犯罪存在与否的客观事实，过失危险犯的危害结果是现实存在的。我国刑法第14条所称的“危害社会的结果”不仅包括实害结果，而且包括危险结果。详言之，“作为构成要件要素的结果，不仅包含对保护法益的现实的侵害，而且包括侵害保护法益的危险。前者是将法益侵害作为结果的犯罪，称为侵害犯，后者是将法益侵害的危险作为结果的犯罪，称为危险犯”。［12］不仅如此，刑法理论的通说认为，具体的危险犯本质上是结果犯。［13］由此可见，过失危险犯的客观危害是现实存在的，只是其客观危害并不是一种实际存在的犯罪结果，而是一种可能的损害结果。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过失危险犯中的危险状态一旦转化为实害结果，其可能造成的损害结果不堪设想。

(三)现行刑事立法对过失危险行为惩处的缺失

前面我们已经从应然层面论证了当前我国的过失犯罪所面临着的形势十分严峻，而部分过失危险行为又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有必要将其纳入刑法规制的视域。但在实然层面，刑事立法对过失危险犯的规制却是差强人意。仍然以我国有关动植物检疫的刑事立法为例，在《刑法修正案(七)》出台前，我国刑法第330条、第332条规定造成甲类传染病或检疫传染病传播严重危险的将构成妨害传染病防治罪或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罪。而按照我国《传染病防治法》和《国境卫生检疫法》等的规定，甲类传染病仅指鼠疫和霍乱;检疫传染病仅指鼠疫、霍乱和黄热病。对于这些疾病的危害性也许我们比较陌生，但是对“非典”的危害性我们是非常清楚的，而“非典”、禽流感等仅属于乙类传染病。也就是说，在《刑法修正案(七)》出台前，依据罪刑法定原则，引起“非典”、禽流感传播或者有传播危险的，在刑法上竟然没有适合的处罚依据。随着社会的进步，对于行为人严重违反注意义务，过失的把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重大公私财产的安全置于严重危险状态的行为应当如何评价，刑事立法应该如何应对经济发展出现的新问题，已经成了摆在立法者面前的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而不少西方国家却已经先行一步，在立法上确立了过失危险犯。日本刑法典第129条规定:“因过失使火车、电车或船舰之往来发生危险或致火车、电车颠覆、破坏或船舰覆没、破坏者，处以500元以下之罚金”。巴西刑法典第256条规定:“过失引起倒塌或崩溃，使他人生命、身体或财产遭受危险的，处6个月至1年监禁”。意大利刑法典第450条规定:“因自己过失之作为或不作为引发铁路车祸、水灾、毁船、沉船或其他浮动建筑物沉没之危险或使其危险存续者，处2年以下徒刑”。

必然范文篇5

未来十年，一种可能是执政党和政府顺应公民社会要求，主动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掌握改革的主动权，尊重民意、民利和多元趋势，奉行宽容妥协精神;健全法治，形成上下互动的良性改革，中国社会就能向现代政治文明顺利转型。

但也要防范另一种可能：自下而上的改革动力和民主权利得不到支持，坐失改革良机。社会的腐败和不满情绪增加，社会分化越来越严重，对公共事务达不成共识，一旦遇上危机，中国出现倒退不是不可能的。但无论如何，以下三点政治改革无可置疑：

第一，一定程度的党内民主形成权力交替规则。未来十年政治改革首先要解决的是，重建政治权威以支持利益分化社会的改革和矛盾整合，它有赖于民意对政府的支持。增强政府执政基础的方法是人民的投票，从中国目前政治发展情况看，十年内不可能把直接选举全面推开，但是，过去靠权威确定的做法肯定不可持续，所以，通过党内民主，在一定范围以民主投票的方式来决定领导的规则可能建立。地方市以下的各级党组织也将普遍通过一定程度的民主选举产生。

其次，长期以来被忽视的最重要的公共预算制度改革必然提上日程，实行预算公开和民主化。近年，民间对公共预算改革的要求日益增长，一些地方政府也在进行不同程度的公共预算改革。在民间的压力下，中央政府有关部门透露，3年内要公开政府部门预算。看来预算公开已成定局，公开后的预算必然招来公众的评论、挑刺，从而促进预算的细化、可读性和民主化。这将是中国政府公共治理的重大变革。

第三，公众参与将在各个不同层面上更规范地展开。近年来，公众参与在环境保护、文物保护、城市规划和公共事务上表现得越来越出色。不过这种公众参与主要是以民间自发的、冲突性的、非制度化的方式进行。政府只要坚持以民为本的执政理念，这些公众参与必将推动政府不断改进，使公众参与成为重要的民主制度形式。预测未来十年的政治发展尤为困难。国人有了私人财产、自主生活和独立人格，有了参与公共事务的企望。利益群体在成型但无组织，相对独立的公共媒体和借助于互联网的公共舆论开始形成。同时，贫富差距拉大，腐败越来越严重;上访、社会抗议、群体事件在增加。政府管控也在加强，但是管控能力减弱。社会仇官仇富心理和民粹主义情绪膨胀。中国处于社会变革和转型的历史路口，未来十年是关键期。

未来十年，一种可能是执政党和政府顺应公民社会要求，主动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掌握改革的主动权，尊重民意、民利和多元趋势，奉行宽容妥协精神;健全法治，形成上下互动的良性改革，中国社会就能向现代政治文明顺利转型。

但也要防范另一种可能：自下而上的改革动力和民主权利得不到支持，坐失改革良机。社会的腐败和不满情绪增加，社会分化越来越严重，对公共事务达不成共识，一旦遇上危机，中国出现倒退不是不可能的。但无论如何，以下三点政治改革无可置疑：

第一，一定程度的党内民主形成权力交替规则。未来十年政治改革首先要解决的是，重建政治权威以支持利益分化社会的改革和矛盾整合，它有赖于民意对政府的支持。增强政府执政基础的方法是人民的投票，从中国目前政治发展情况看，十年内不可能把直接选举全面推开，但是，过去靠权威确定的做法肯定不可持续，所以，通过党内民主，在一定范围以民主投票的方式来决定领导的规则可能建立。地方市以下的各级党组织也将普遍通过一定程度的民主选举产生。

必然范文篇6

Abstract:Asanintegralpartoffinancialglobalization,theglobalizationofcapitalflowsisinfluencedbybusinesscycleandtradefactors,internationalinterestrateadjustments,capitalaccountmanagementpolicies,thedevelopmentoftheinternationalmonetarysystem,aswellasotherfactorssuchasthepolicyintentionsofmultinationalcorporationsandrelevant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s.Anditresultsfromthecombinationoftheobjectivecertaintiesofhistoricaldevelopmentandtheman-madedrivingforcesbyrelevantcountriesororganizations.Theglobalizationdevelopmentprocessofcapitalflowsischaracterizedwithunprecedentedcomplexity,whilethedistributionofitsbenefitsispossessedofvisibleinequality.However,thecomplexityandinequalitywillnotinfluencetheobjectivesustainabilityofcapitalglobalizationdevelopment.

关键词：全球化，资本流动，推动因素

keywords:Globalization,Capitalflows,DrivingForces

作者：

吴念鲁，男，1936年10月生，重庆市人。现任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博士生导师。

鄂志寰，女，1966年3月生，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人，现任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国际金融研究室副主任，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1997级博士生。

地址：北京西交民巷17号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邮政编码：100031，电话：66057976，66014422-217

当我们为20世纪的世界经济发展划上最后一个句号的时候，已经没有人能够否认全球化是主导这个世纪经济活动的主旋律。在所向披靡的经济全球化浪潮中，金融资本作为经济发展基本要素，率先实现了大范围的跨国界流动，金融市场边缘日渐模糊，日益一体化。但是，就在人们弹冠相庆金融一体化和资本流动全球化功绩的时候，新兴市场金融危机的不期而至为全球化的进程蒙上了阴云，促使人们反思金融资本全球化的利弊善恶，并提出疑问：金融全球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还是个别发达国家别有所图?quot;阴谋",进行所谓"运用金融杠杆掠夺财富的战争"？金融全球化的进程是如何推进的？这个过程的性质如何？发展中国家在金融全球化的浪潮面前如何自处？本文试图通过对金融资本流动全球化历史进程中驱动因素的分析，从一个侧面对金融资本全球化的发展属性作出初步判断。

一、金融资本全球化的内涵与表现

金融资本全球化是国际资本流动发展的重要阶段，是资本跨越国界的大规模活动，表现为多向及多边的资本流动，是资本实现全球范围重新配置的过程。金融资本全球化过程表现为货币资本的国际转移及实物形态的生产资金的国际转移两种形式。世界生产力的发展和国际分工的深化促使资本流动由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形式为主转向货币资本的国际化过程，并导致全球金融市场的一体化及无边缘化。

资本流动的全球化不是一帆风顺的。本世纪初，资本流动一度达到很高的全球化程度，1929-1933年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性大萧条和世界范围的战争与动荡使这个进程戛然而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资本流动重新走上了全球化道路，经历了欧洲资本时期、石油资本时期、债务危机时期等阶段，最终进入资本的全球化流动时期，全球资本流动规模持续扩张，资本跨国流动的影响范围不断扩大。

从具体内容看，金融资本全球化具有如下表现形式：

1、资本跨国流动规模急剧扩张。

在国际资本市场，筹资总额由1988年的3694亿美元增加到1995年的8322亿美元，增长了一倍以上，到1998年，以国际债券发行、银团贷款和其它债务工具为主要内容的国际资本市场融资额达12247亿美元，比两年前增长了近50%。

2、资本跨国界流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力大幅度上升。

在资本流动总量大幅度增加的同时，资本跨国流动与其经济规模的相对比例显著提高，国际清算银行依据国际收支统计资料计算的证券跨境交易资料显示，1975年到1998年间，西方国家各类证券在居民和非居民之间的交易总额相对于GDP的比重迅速上升，美国由4%上升到230%，德国由5%上升到334%，意大利由1%上升到640%，日本由2%上升到91%，其中，增长最快的时期集中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

3、资本流动的速度快速提高，资本流动性上升。

在资本流动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金融技术的日新月异，金融创新的大量使用，以及各类金融衍生工具的开发和普及，大大提高了国际资本的流动速度。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调查，到1998年4月，全球外汇市场的名义日交易金额超过1.5万亿美元，比上次统计的1995年增长近50%，三年间的年平均增长率是14%，大大超过1992到1995年的9%。

显然，外汇市场交易规模扩大表明全球范围的资本流动在不断加速。

4、更多的国家和地区以更有利的条件进入国际资本市场。

最近几年间，新兴市场国家再度成为资本流动的重要目标，发展中国家进入国际资本市场的条件显著改善，参与国际资本市场活动融通资金的国家越来越多，各类资本市场进入的障碍和藩篱纷纷消除。

5、国际资本市场的价格呈现趋同趋势，利率的波动具有明显的联动性。资本流动的全球化使不同国家和地区在国际金融市场的融资条件趋于一致，不同国家的利率差距缩小。过去20年间，主要工业国中央银行基准利率差距不断缩小，进入90年代后，美国、德国和日本的央行基准利率一度收敛于6%的水平，尽管此后又出现一定程度的分离，但总体升降趋势基本同步，利差趋于稳定。此外，随着欧元的出台，欧洲主要国家利率水平率先趋同。

从利率水平的调整看，西方主要国家央行的决策具有显著的相关性，几乎主要国家利率的每一次调整都会引起其他国家的快速响应。

二、金融资本全球化与世界经济和贸易的调整息息相关

从历史发展过程看，经济的发展离不开资本的积累、推动和扩张，国际贸易的发展先行于国际资本输出，但是，当资本可以绕过贸易保护壁垒而自由流动时，其对贸易发展的推动作用显著上升。可见，资本流动的全球化是一系列经济金融活动规律调整的结果。其中，世界经济和贸易的变化构成了资本流动全球扩张的客观基础。

尽管货币作为虚拟经济符号，凌驾于实质经济基础之上，甚至出现与之相分离之势，但是，以资本流动为主体的跨国界的金融活动与世界经济之间的关联仍然是非常深厚的。世界经济增长导致全球范围的金融资产规模快速膨胀，从而为资本的全球流动提供了必要的基础。而资本的全球化布局与全球不同区域的GDP表现、通货膨胀水平等因素之间密切相关。

1、经济周期与资本流动

1973年以来，全球资本流动以显著的波动性快速扩张。国际资本市场的年度筹资额一度以50-70%的速度增长，转而又出现-0.14%到-12%的下降。从长的周期上看，资本流动的高速增长往往出现在全球GDP上升时期，而GDP的周期性低谷，也往往伴随着全球资本流动规模扩张速度的降低，甚至出现负增长。

2、全球通货膨胀与资本流动

相应地，过去30年间，全球通货膨胀水平经历了1969-1974年的大幅度上升，1974-1986年的逐步下降并在较低水平的企稳，1986-1990的再度上升，以及1990年以来的快速下降等几个时期。

从总体上看，国际资本市场筹资额的变动与GDP平减指数的相关关系是：资本流动增长往往出现在通胀呈现下降趋势时期，而资本流动扩张速度的减慢往往与通胀的上升基本同步。尤其是在1980-1985年，全球出现14-15%的高通胀，资本市场筹资额有3个年份出现负增长，其余年份则是高达40%和70%的增长，表现出极大的不稳定性。而90年代后期后，全球通货膨胀进入低水平稳定发展时期，资本市场的扩张也变得更为平稳，基本稳定在10%左右。

3、全球贸易增长与资本流动

同样，从数量变动上看，全球资本流动与世界商品进出口总额的增长率也表现出一定的相关性。世界进出口总额增长最为迅速的时期往往伴随着国际资本市场筹资额的上升，而世界进出口总额的收缩则与国际资本市场的筹资增长减缓呈现一定的同步性。但是，1985年之后，国际资本市场筹资变动相对平稳，与全球贸易增长的相关性有所下降。

三、国际利率水平的调整与资本流动全球化

国际利率水平的调整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资本全球流动的结构和变动方向。

增值是资本运动的内在动力和唯一目标，如果资本投资于国内能够获得多于投资于国外的利润，也就没有必要流向国外。利润驱动是主导资本国际流动的首要动机，因此，各国利率差异必然引起国际资本的频繁流动。

过去30年间，发达国家率先实现了利率自由化，而更多的发展中国家把放松利率管制作为金融深化的主要措施，市场决定正在成为国际利率确定的基础，市场利率格局基本形成。

与此同时，利率在发达国家货币政策运用中的作用发生了微妙的调整。整个70年代，货币学派主导西方主要国家货币政策制定与调整，各国中央银行普遍以货币供应量作为控制目标。80年代以后，西方国家开始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压力，控制货币供应对于通货膨胀的抑制能力有限，利率逐渐确立了在反通货膨胀中的基础地位，因此，各国中央银行越来越重视利率工具在货币政策中的使用，利率成为当代货币政策最直接与最有效的工具。最近以来，西方国家货币管理当局有意运用利率来调节金融市场的资产价格，当他们认为金融资产价格过高，可能导致泡沫经济时，便调高利率来控制资金供应，促使金融资产价格回落。这样，利率水平与金融市场价格的相关性明显提高。

过去30年国际利率的调整周期与全球性通货膨胀的变动紧密相连，70-80年代的高利率是通货膨胀居高不下情况下西方国家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的直接结果。90年代以后，尽管西方经济曾在1992到1993年间出现短暂的衰退，但通胀得到抑制，利率基本保持在比较低的水平上。

利率作为资本的市场价格直接影响资本全球流动的总量和结构。

首先，从总量上看，在利率水平大幅度调整时期，国际资本市场的融资额也出现比较大的增减变动，而在90年代以后利率波动幅度明显收窄之后，国际资本市场进入一个相对平稳的发展时期。显然，利率的波动性高低直接影响资本流动的波动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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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偶然中寻求必然是应用统计技术的核心。统计方法作为一种为决策提供依据的工具，可以帮助企业进行数据分析，了解产品质量状态的分布情况，找出问题、缺陷及原因，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提高产品和服务的质量。

关键词：统计作用方法实践应用

0引言

有不少著名企业在市场分析、产品开发与设计、工艺设计、生产控制与营销策略方面应用统计技术，结果使得其产品成本下降，产品质量和市场占有率提高，公司经济效益显著提高。

1统计方法的作用

在偶然中寻求必然是应用统计技术的核心。所谓统计技术，就是通过有效收集、整理与产品质量有关的数据信息，运用数理统计推断的原理，以部分（样本）推测全体（总体）的特性。通过测量、描述、分析产品特性的变化，形成数学模型，从而对产品过程进行监控，对质量变异提前预防，为降低产品缺陷和预防不合格的产生，特别是为质量改进指明方向。

统计方法作为一种为决策提供依据的工具，可以帮助企业进行数据分析，了解产品质量状态的分布情况，找出问题、缺陷及原因，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提高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原始数据不经过整理和分析，只是一堆“资料”，而有用的信息往往蕴藏在大量的数据之中，所以数据的应用是统计技术的前提，统计技术是整理和分析数据的工具。统计方法可应用在设计阶段的市场预测、可行性分析、方案设计、初试样试制、小批量生产等；应用在生产阶段的工艺设计、过程控制、能力研究和质量改进；应用在销售阶段的营销策略研究、预期销售额的测算、顾客回报率的评价、安全性评价和风险分析等。统计过程控制（SPC）是进行质量分析、质量控制和质量改进的科学方法。可以说，企业持续的产品生命周期的改进，是通过实施SPC得以实现的。

应该指出，统计方法是一种能使企业管理体系增值的资源，它是一种素质和思维方法。统计技术是一种投资少、简单易行、挖掘企业潜力、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技术。统计方法可应用在产品生命周期的所有阶段，应用的越早越有效。SPC能对产品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进行监控、判断质量变异并及时告警。在控制和验证过程能力和产品特性时，统计方法的使用能起到帮助过程改进、向决策程序提供输入的重要作用。如果企业能认真地实施统计技术，而不是应付差事，就一定会给企业带来效益，从而避免徒劳无益。

2统计方法的实践应用

2.1概率论分析方法在企业中的实践应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商业企业的经营和销售情况一般不是由经营者主观愿望所决定，完全是个随机过程。它包括很多不可控的具体问题：如在某单位时间内有多少位顾客光顾该商场；在已经进入该商场的顾客中又有多少人真正实施购物行为；每位顾客在这次购物活动中总共购买多少货币的商品等问题，需要用概率论分析方法来解决。因此，概率论在商业企业中有广泛的应用。

2.2数理统计分析方法在企业中的实践应用数理统计分析方法同样在商业企业中有着广泛的应用。

2.2.1产品市场占有率问题。例如，某市四家大型电器商场的手机销售情况抽样表明，在一周内总计销售了2000部的手机，其中某品牌手机占214部，则可用数理统计中的参数区间估计理论与方法，以95%的把握程度判断出该品牌手机的市场占有率在9.42%～12.13之间。

2.2.2调整措施效果的显著性问题。例如，某超市为增加销售，对销售方式、管理人员等进行了一系列调整，调整后随机抽查了9天的日销售额，计算的平均日销售额为60万元。根据统计，调整前平均日销售额为52万元，假定日销售额服从正态分布，则调整措施效果是否显著，不能直观地认为调整后日销售额达到60万元措施就显著，而是需要用假设检验的思想和方法来做进一步的判断。

2.2.3产品的质量检验问题。

3如何提高统计的有效性

企业在直接控制产品实物质量上，可应用以下四种统计技术：①频数图（直方图），它可大体显示质量特性的平均值、分散程度以及规格要求的比较状态；②控制图，它可用作过程（工序）的分析、调整和控制；③抽样验收方案；④公差分析、回归分析和方差分析，这些方法从数理统计原理出发，可用于工程设计和工序质量的特性分析。

一般来说，人们比较重视事物间的确定关系，不太注意事物间的不确定关系（相关关系），从而使我们失掉了很多改进机会。企业应用统计技术的地方很多，凡有数据的地方都能应用，包括一些定性的结果经两次量化后也能应用。但企业要真正使统计方法的应用切实有效，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3.1好的管理基础是关键。统计方法的应用是一项系统工程，一个管理基础差的企业，统计方法的应用只能流于形式。对于科研院所的产品，一般包括研究报告、试验报告、硬件或流程性材料。研究所的科研项目都有预定的研究周期，由项目课题组承担，研究室是有一定专业范围的常设机构。在科研过程中，如何应用统计方法，应由项目课题组根据需求来确定，不能强求一致。

3.2企业应用统计方法的组织保证。统计方法贯穿企业质量管理的全过程，应列入企业发展的总体规划，并由质量综合管理部门归口，具体统计技术的应用可由质量管理部门会同相关职能部门组织实施。

3.3提高统计方法培训的有效性首先要开展统计方法应用的意识教育，然后针对产品的实际需求开展专题教育培训。如果认识上有偏差，容易造成误用、错用或形式主义。将培训计划列入教育计划，将其考核作为企业质量管理，特别是内部质量审核的关键项目之一非常必要。要通过培训，使员工树立正确的统计思想，认识到统计方法的生命所在。波动存在于任何过程，波动存在于万物之中，波动的原因有正常原因和异常原因，正常原因完全可以控制在一定的波动范围内。理解并区分正常原因和异常原因，将有助于正确认识产品的质量存在适当公差和允许公差是合理的和必要的，通过人、机、料、法、环的质量控制，来实现质量的稳定是完全可能的，这一思想也是不断改进产品质量的理论基础。一种统计技术在企业一经选用，即要求应用人员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包括数据收集、数据处理、统计结果评价以及正确使用统计结果等。

3.4统计方法的应用必须注重产品分析和使用条件，应用统计方法不是孤立的行为，更不能随便套用，或为了使用而使用。一定要将统计方法融入到确定、控制、验证过程能力、产品特性以及市场调研等分析活动中去。

3.5企业应用统计方法的基础是质量记录的真实性。产品过程分析的基础是质量信息和数据的真实可靠。如果输入的基础数据不正确，将导致数据结果发生偏差，再好的统计方法也无从谈起，毋须赘言，统计方法的应用与质量记录的真实性息息相关。

3.6有计划地进行统计技术的推广和验证，面对众多的统计方法，企业首先应选择与解决“关键问题”或控制“关键特性”有关的统计技术作为试点和推广的重点，并按实施过程的轻重缓急程度，制定一份推广统计技术的计划。该计划应取得最高管理者的支持和承诺，动员全员参与和获得必要的工程和技术资源。

4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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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翻译职业化的基本概念

在英语中，表示职业的词无论是vocation还是calling都是和“神召”、“天职”、“使命”等密不可分的。［3］可见，西方人所信奉的神学把“职业”定义为“天职”。16世纪，德国的宗教改革家和翻译家马丁•路德，提出了“天职”的概念。“天职”(vocation)被引进到我国后，在汉语中却一般把它译为“职业”。这个词本来对应于英语中的calling(神的召唤)一词，包含着宗教上的含义:上帝安排的任务。基于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汉语中“职业”一词，并不能表达出西方宗教语言的“天职”中的意思，而把职业解释为:①个人服务社会并作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工作;②专业的，非业余的(现代汉语大词典)。［4］在西方，无论从源于宗教的“职业”概念提出，还是到科学管理的创始人泰勒对职业和职业化的发展和诠释，职业都被定义到一个非常高的标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冯骥才所担心的文学翻译被职业化其实并没有什么可怕，因为如果循着西方“职业”的本意，理论上讲，翻译文学职业化完全可以“继承百年翻译史的两个优秀的传统:即为了精神的传统与追求经典的传统”。［5］关于翻译职业化的概念，很多学者把它归纳成三个方面的内容:即翻译职业技能、翻译职业意识、翻译职业道德。［6］然而，无论是职业技能、职业意识，还是职业道德，更多是从译者自身的职场素质来定义的，对于任何一个行业的职业化来讲，管理本身起着根本性的作用，所以，应把翻译管理纳入翻译职业化的范畴，因为“把管理从生产中分离出来，是职业化的重要标志”。［7］从另一个方面来讲，翻译职业技能、翻译职业意识、翻译职业道德是“职业精神”的重要内容。职业化的含义要求我们按照职业的标准化、规范化、制度化来管理一个企业，对于翻译产业来讲，翻译管理涵盖了译员管理模式、流程管理模式、质量管理模式、营销管理模式、信息化辅助手段管理模式等翻译企业管理的各个方面。翻译职业化是时代的必然。长达数千年的宗教翻译与文学翻译并没有产生翻译职业。随着市场对具有专业翻译技能译员的需求增加，翻译在20世纪初成为一种职业，并在二战后迅速地被职业化。

二、文学翻译职业化的演进

(一)文学翻译活动回顾

在整个人类历史上，语言的翻译几乎同语言本身一样古老。从用拉丁语翻译的希腊荷马史诗《奥德赛》，到中世纪托莱多“翻译院”，［8］再到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翻译。近代翻译史上从17世纪到19世纪，西方各国涌现了大量优秀的翻译家及其典籍。中国文学翻译最早可追溯到六朝时期。钱钟书先生曾考证外国文学的译介应从1864年董恂翻译出版朗费罗的短诗《人生颂》开始;有人认为应从1853年英国传教士威廉翻译约翰•班扬的《天路历程》开始之后，［9］林纾、徐志摩、巴金、萧乾、傅雷、朱生豪、董乐山等翻译大家改写了中国文学翻译往日不景气的状况。

(二)文学翻译职业化教育

文学翻译是一种富于创造性的，高度复杂的艺术形式，它要求译者准确地理解作为艺术品的原作，并创造出同为艺术品的译作。这就对译者的职业道德、语言资质、文学修养、艺术感悟、知识面等方面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从历史的角度讲，正规翻译教育是由外语教学发展而来的。翻译可追溯到古罗马共和制时代，翻译一直作为欧洲教育系统中语言教学的一种工具。［10］在维多利亚时代，翻译继续被广泛地应用于在英国私立学校的古典文学教学中，而后应用在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所以，翻译培训与教育很大程度上从早期大学教育的翻译教学领域发展而来。首先它来自于英国大学里的古典文学系，而后来自现代语言系和英语系。我国满清时期就在北京成立了专门的翻译培训学校:京师同文馆。1894年，马建忠提议创办专门培养译书人才的高等学府，是翻译职业培养的最早提议。在欧洲，德国在1930年成立了欧洲第一所翻译学校;瑞士在1941年日内瓦大学的国际译员培训学院就开始系统地讲授笔译和口译;法国1957年成立巴黎高等翻译学校等。这些均可视为培养职业翻译人才的机构。顺应市场对职业化翻译的需求，就必须有正规的机构对文学翻译职业化方面的人才从职业技能、职业意识到职业道德进行系统的培训、教育。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北美的译学专业化人才的培养已经走在前列，大学里设有本科、研究生阶段的译学专业。［11］英国紧随其后。关于文学翻译教育的职业化，英国东安格利亚大学的丽贝卡•帕克指出，除了融入文学翻译教学以外，文学翻译硕士的培养要考虑职业化或专业化的因素，因为翻译产业越来越重视职业化。［12］中国在2007年开始招收翻译学硕士，是继2006年翻译本科后我国译学培养职业化人才发展的又一里程碑式的成果，当然，目前还没有像欧美国家那样招收文学翻译专业方面的硕士。

三、文学翻译职业化的困境

(一)译品的质量问题

我国文学翻译界的译品质量问题，很多翻译家、评论家都把它归咎于翻译职业化。譬如:出版社一听说哪个国家的作家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就会迅速分头找人翻译，其结果会在很短时间内搞出几个中译本，译品质量可想而知。在翻译产业的发展趋于职业化的今天，无论是文学翻译还是非文学翻译，翻译质量的保障都离不开包括政府、行业协会、客户和翻译服务商各方的共同努力。

(二)译者经济收益欠佳

在我国，文学翻译作为未来的职业选择，竟然沦为“零首选”。张烁对北京外国语大学翻译系37名学生做了问卷调查，无一人将文学翻译列为首选职业。在这方面，中外文学翻译遇到的境遇几乎一样。即便如此，欧美的高校在培养专业文学翻译教育方面还是非常注重职业化精神的培养，虽然他们知道只有为数不多的毕业生毕业后从事文学翻译专业。

(三)文学翻译的机制及外部环境

我国的文化部门及新闻出版部门对文学翻译重视的程度有待提高。法国政府专门设立一项“奖译金”，每年都要出资请三十几位有成就的外国翻译家到法国住几个月，研讨翻译方面的问题，无疑对翻译质量是一个巨大的提高。［14］文学翻译的管理方面应有科学评价体系，特别是对译品的质量。除此，应建立健全激励机制，除了提高译品报酬外，要建立评奖机制。

四、文学翻译管理职业化

(一)翻译职业化管理机制翻译职业化的管理除了建立翻译的机制及外部环境外，企业内部的管理运营也至关重要。目前，非文学翻译诸如在法律、合同、金融、环境技术、建筑科技等翻译领域的职业化管理体系已日臻完善。许多翻译公司很好地运用职业管理的机制，在翻译市场上已颇具竞争力。

(二)建立文学翻译的管理机制，使其职业化之路健康发展鉴于文学翻译有别于非文学翻译的特殊性，注定其在职业化进程中困难重重。业余的文学翻译者中间很多是高等学校的教师或科研机构工作人员，还有不少是文学翻译方面的自由职业者。这些看似与文学翻译职业化的要求相去甚远的翻译人才，如果有一个合理的文学翻译管理机制，对于文学翻译走上正确的职业化轨道，应该是一个很好的途径。翻译服务商可以设立文学翻译项目部，在确定一个合适的文学翻译项目后，设置文学翻译项目经理岗位，通过职业化的翻译管理，从译员招聘到翻译流程管理，到译品全面质量管理，再到成果的最后交付，严格按照职业化的管理程序去做，最终建立自己的文学翻译品牌。在组建一个文学翻译项目管理团队时，项目经理应注意把内部译员和外部译员、年轻的译员和资深的文学翻译家相搭配，分工协作，包括译文的文风统一，文学翻译编辑等从签约到项目结束进行全面的质量管理。项目经理在项目运作之初，应让译员统一译名，共享翻译数据库中的资料;还应该定期召开项目组成员会议，讨论该项目进程中遇到的问题，包括探讨翻译技巧，翻译经验切磋。对于一些大型文学翻译项目应设立本地化协调员，翻译项目协调员，翻译和本地化的项目经理的职位。在文学翻译实践中，譬如法国普鲁斯特的名著《追忆似水年华》被法国文学界称为不可翻译的“天书”。普鲁斯特的文风，给翻译造成了较大的障碍。

必然范文篇9

1洋垃圾的危害

洋垃圾是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出口的固体、液体、化工、电子废弃物的总称，受到利益的驱使，洋垃圾已经形成了产业链条，局部区域甚至形成了洋垃圾村、洋垃圾镇，严重影响了经济、社会、生态和环境。从总的方向上看，洋垃圾以走私形式进入国境，由于没有规范的检验检疫程序和处理过程，洋垃圾造成了严重的污染，特别是洋垃圾中气体、生化、重金属等危害会长期、稳定、连续产生，不仅危害了洋垃圾产业链条中相关人群的健康，还造成了大范围区域土壤、水源、环境和生态的污染。

2进口洋垃圾治理过程中的现实问题和困难

2.1科学发展理念普及不足。进口洋垃圾治理存在认知和理念上的问题，公众和社会对进口洋垃圾治理不理解，这导致进口洋垃圾形成一个稳定而高效的产业链条，其中涉及地方政府、部分群众、部分企业的利益和价值，导致进口洋垃圾治理工作不能有效而全面落实。2.2法制化进程滞后。进口洋垃圾治理没有法律体系和法制机制作为基础，不能有效调节进口洋垃圾治理过程中的利益纠纷和现实冲突，不能规范进口洋垃圾治理活动，不能体现进口洋垃圾治理的法制化刚性，最终形成进口洋垃圾治理工作功能和价值上的弱化。2.3公众参与度不高。进口洋垃圾治理既是一项政府职能工作，同时也是社会公众工程，当前进口洋垃圾治理工作不能取得治理区域内公众的认可、参与，也就形成了进口洋垃圾治理范围、力度上的问题，造成群众对进口洋垃圾治理82工作的不理解，甚至在局部形成了公众与进口洋垃圾治理工作的对立关系。

3加强进口洋垃圾治理，推进经济转型中国际贸易的方法和措施

3.1建立国际贸易和经济转型的绿色发展理念。发展理念的落后和价值观的滞后不但影响着进口洋垃圾治理的进程、质量和效率，同时也会在国际贸易与经济转型的宏观层面上形成负面制约和阻碍作用，解决进口洋垃圾治理的困难，实现国际贸易升级换代、实现经济高效率转型，必须将绿色发展理念融入具体的工作中。要让“洋垃圾产业链条”中的群众一方面看到洋垃圾的危害，认清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冲突、困境和难题，另一方面，要树立“洋垃圾产业链条”中群众的绿色发展观念，看到河流、土地、环境、生态严重污染带来的长远危害和发展制约，通过短期性和长远性价值的对比，局部和整体的对照，将绿色发展理念真正融入社会和公众的意识和共识中，形成对国际贸易更为准确的认知，认清经济转型中各种问题的本质。以进口洋垃圾治理为基础建立的绿色发展理念可以有效推进国际贸易升级，使民众和社会理解和认识到国际贸易升级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以进口洋垃圾治理为前提建立绿色发展理念，可以有效推进经济的跨越式转型，在公众和政府的层面产生深远的效果，这样才能在有效斩断“洋垃圾产业链条”的基础上，实现对国际贸易和经济转型等重要任务的支持和加速功能。3.2加速国际贸易和经济转型的法制化进程。无论是进口洋垃圾治理，还是国际贸易或经济转型，市场经济建设都需要法制化作为约束、引导和规范，应以进口洋垃圾治理为突破口，实现国际贸易和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建设。应以进口洋垃圾治理的实际为前提，完善国际贸易和经济建设的相关法律体系，解决与进口洋垃圾治理、国际贸易和经济转型中法律体系滞后、相互矛盾、彼此制约的部分和内容，提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系统性和可执行性，废除与进口洋垃圾治理、经济转型和国际贸易相违背的内容和条款，确保立法、执法的系统性、前瞻性和合理性。确立进口洋垃圾治理、经济转型和国际贸易的执法主体，明确进口洋垃圾治理、经济转型和国际贸易的权利范围和制约机制，实现法制层面对相关工作的全面约束、调整和控制功能，打造支持、保障进口洋垃圾治理、经济转型和国际贸易的法制化平台。3.3完善国际贸易和经济转型的司法机制。社会主义市场机制的法律体系处于不断完善的进程之中，特别在国际贸易的保障功能上和经济转型的导向作用上还存在较大的空间与可能。在进口洋垃圾治理过程中要将国家经济形式和结构创新，国际贸易升级和换代看作更高的目标，依靠进口洋垃圾治理的法制化进程，实现对国际贸易和经济转型的司法机制的不断完善。首先，要以进口洋垃圾治理为基础健全国际贸易和环境公益的司法制度体系，以诉讼、调节、判决等司法实现实现对进口洋垃圾治理的有效监督，建立起国际新贸易、经济加速转型的司法制度基础，在确保进口洋垃圾治理法律责任有效落实的前提下，提升进口洋垃圾治理的司法刚性，同时为支持国际贸易和经济转型提供法制化基础。要以进口洋垃圾治理的涉外特定和经济特点为基础，通过司法机制的调整和完善实现对进口洋垃圾治理、国际贸易、经济转型等一系列目标和任务的覆盖，更多地扩大社会主义法制的功能性，提升市场经济法制化的有效性，缓解市场经济建设中司法实践不足和国际贸易与经济转型中司法资源不足的实际困难，做到对市场经济法制化、规范化建设的有效支持。3.4促进公众参与国际贸易和经济转型。治理洋垃圾需要公众的广泛参与，利用公众的力量进一步提高政府的治理力度，同时也能够有效提升法律打击的有效性，这是形成社会主义市场机制和体系的基础，也是提高国际贸易水平，加速市场经济创新的强有力保障。因此，政府和职能部门要以进口洋垃圾治理为突破口，梳理进口洋垃圾治理和经济转型、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落实经济增长方式的创新，加速国际贸易的变革。要发挥媒体、公众和社会的参与热情，通过多渠道监督和广泛参与确保进口洋垃圾治理过程、数据、行为的合理性、科学性和透明度，打造国际贸易新的支撑平台。

4结语

我们要重新认知洋垃圾的危害，加速经济转型，提升国际贸易水平，全面理解进口洋垃圾治理工作的价值和意义，推进进口洋垃圾治理的法制化进程，使公众更为全面地参与进口洋垃圾治理、经济转型和国际贸易升级的过程，真正实现进口洋垃圾治理、经济转型和国际贸易升级的目标。

参考文献:

［1］吴学安.将“洋垃圾”拒之门外［J］．防灾博览，2010，(06):95－96.

［2］陈宗明.解开“洋垃圾”入国门之谜［J］．探索与争鸣，1997，(02):135－136.

［3］冯骋.我国“洋垃圾”污染问题剖析及防治对策初探［J］．法制博览，2015，(11):51－52.

必然范文篇10

与此相应就有“非纯粹的”先天知识，像“一切变化都有原因”虽然是一个先天知识，但“变化”这个概念却是来自于经验，因而不是纯粹先天的知识41。

康德定义“先天知识”为绝对独立于一切经验的知识，定义“纯粹先天知识”为无经验的东西相混的先天知识，显然包含着这样的区分：独立于一切经验与无经验的东西相混是不同的，前一个概念的外延比后一个的要大，一切先天判断都适用，而后者则仅仅是纯粹先天判断才适用。先天判断不管其中的概念是不是经验的，只管概念间的关系是不是经验的；而纯粹先天判断还必须满足其中不出现经验概念的要求。可是，孤立地从字面上理解，“绝对独立于经验”完全可以被理解成“无任何的经验混入”----混入经验的东西，还怎么能说是“绝对独立于经验”呢？这说明，“独立于一切经验”这个表述大有讲究，只能从命题中概念之间的关系是否经验性的来看。

如果“独立于一切经验”具有最广义的内涵，意思是指与经验没有任何意义上的瓜葛，那么一个“独立于一切经验的知识”至少要满足以下条件：

认识的内容不是经验的；认识也不能与经验有任何间接的关系。

这一要求暗含着，这种认识之获得不需要认识过程。这样的认识如果有的话，当然只可能是天赋知识了。但天赋知识之不可能有，已经是定论了。因为任何知识的发生都在经验中或现实中，没有任何知识的发生不在经验中。康德也认为任何知识都始于经验，但这却不能否定独立于一切经验的知识即先天知识的可能性42。所以，

“独立于一切经验的知识”即先天知识，如果存在，就一定要与经验有关而又不至于是后天知识。

“先天知识”都是如此，“后天知识”更不用说。

在康德那里，就连纯粹概念都与经验有关系。纯粹概念是康德所谓的先天形式或范畴，它们被康德认为是使经验得以可能的东西。我们可以质疑是否存在纯粹概念，但是即使这样的概念存在，康德论证过它们也具有先验的观念性，没有独立的实在性。它们的作用只能限于对经验进行“综合”。康德虽然说它们必须“先于经验”而存在，但同时明确地指出“先于”是指逻辑关系，不是指实际发生的顺序43。范畴“先于”经验不过是指，范畴是使经验得以可能的先天形式，没有这样的形式，经验就不可能。所以，范畴与经验也不是独立的东西。不能只从字面上理解康德的话，必须从知识之为真性与经验的关系来看它是否是先天知识。按照这个标准，那么我们需要关心的只是命题中的概念之间的关系是否经验性质的，如此即可区分是否先天知识，任何其余的东西都是无关的。分析命题肯定是先天的，不过这是平凡的；重要的是分析命题之外的先天知识，即既是综合的（不是分析的）、又是先天的命题（有必然性）是怎么回事，如果有这样的知识，它们能够怎样被认识等等。

当然，这里不在康德的体系之内讨论这些问题，不从康德的理论前提演绎“先天”与“必然”的关系，而是要考虑它们本来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关系。这样做的可能性在于，康德的哲学不是定义“先天综合知识”、“经验”等等概念，而是解释它们何以可能的，当然承认这些概念的既然存在。因此，独立于康德的哲学而考虑它们（康德在没有完成自己的哲学时所做的实际上就是这种性质的事情），既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

克里普克“独立于一切经验”：真理之为真性－命题之真伪性

克里普克在《命名与必然性》中关于“先天”、“必然”的各种叙述非常随意和杂乱，不经意间流露出克里普克在思想上存在混乱，有必要仔细研究它们44。特别是，康德认为先天知识都是与经验有关的，因而像克里普克的说法如“在经验的基础上认识”等等，到底是不是“后天地认识”，看来都是必须深入分析的。

根据“先天真理”的定义：“已知其真是独立于一切经验的”，以及克里普克对“必然真理”的说明，必然真理之为真一定是独立于一切经验的，因为根据定义它不可能不为真，要是其为真依赖于经验，那么只要经验不出现，它就不为真，不可能是必然真理。所以，必然真理一定是先天真理；这样，先天真理如果也是必然真理，“其真是独立于一切经验的真理”等于“不可能不真的真理”，“先天真理”和“必然真理”就完全一样了。二者不同的唯一可能是：先天真理比必然真理的内涵广、外延大，包括一些不是必然真理的先天真理（因为“必然真理”不可能比“先天真理”内涵广、外延大）。而这要求“其真独立于一切经验的真理”可以不是“不可能不真的真理”，因而对于“必然真理”而言的“不可能不真”中的“可能”，比“一切经验”的范围还要大。

根据克里普克在附录中的说明45，有的必然真理不能被先天地认识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由于必然真理一定是先天真理，有的先天真理不能够被先天地认识，应该也是顺理成章的了。然而，由于克里普克承认先天真理是能被先天地认识的真理，这就有矛盾了，不过我们不用现在就急着讨论这个矛盾是不是真的存在。不管怎么样，由于必然真理一定是先天真理（其真独立于一切经验），而且后面指出，克里普克不必要求可以后天地认识一切必然真理，而只要求能够后天地认识某些必然真理，就算是证明了自己的结论，我们可以推出，他认为后天地认识先天真理是可能的。如果否定了这种可能，那么他的结论就一定是错误的。

克里普克称哲学家们常常谈论有关真理的种种范畴（variouscategoriesoftruth），它们被称为“先天的”、“必然的”、“分析的”等。在提及康德在“先天的”和“分析的”之间作过区分、这个区分人们可能已经作出之后，克里普克评论道，在当代的讨论中，很少有人对陈述之为先天的概念（conceptsofstatementsbeingapriori）与陈述之为必然的概念（theirbeingnecessary）作出区别46。

在所引用的这些话中，克里普克先讲了“先天的”、“必然的”是关于真理（truth）的范畴，这当然是说，这些概念是对真理而言的（真理就是真命题）；随后，他又讲到陈述（statements）是先天的或必然的，这里的“陈述”虽然没有被明确地说成是真陈述，但它们在其语境中很明显应是真陈述。根据这些论述，

克里普克的“先天”、“必然”，是对于真陈述而言的。

克里普克把康德以来人们对“先天”的特征的刻划总结为：先天真理就是能够被独立于任何经验而被认识的真理。为了避免把“能被先天地认识”理解成“只能被先天地认识”----这大概是很容易被混为一谈的，克里普克认为我们应该这样讲“先天”：一个特殊的人是否可以先天地知道某事（knowssomethingapriori）或者在先天证据的基础上（onthebasisofapriorievidence）相信它为真（believesittrue）？显然，克里普克把“先天地知道某事”与“在先天证据的基础上相信某事为真”这两种表述当成等同的。在第一种表述中，克里普克简单地说“先天地知道某事（something）”，而在后一种表述中则说“相信它为真（ittrue）”。“知道”与“相信”是可以互换使用的，因此“知道某事”与“相信它为真”应该也是可以互换的，都是“知道它为真”之意。“先天”成了副词，讲认识陈述为真的方式。

在解释“必然性”的时候，克里普克说：“我们问某件事是否可能是真的，或者可能是假的。当然，如果它是假的，它显然不是必然为真（necessarilytrue）。如果它是真的，它还可能不真吗？在这个方面，世界与它现在所是的这样不同，是可能的吗？如果答案是‘不可能’，那么关于世界的这个事实就是必然的。如果答案是‘可能’，那么关于世界的这个事实就是偶然的”。47克里普克在这里所说的第一个“某事（something）”应该是陈述（statement）而不是真理，因为他说了“如果它是假的……，它显然不是必然为真”，指出它可能是假的。所以

克里普克的“必然”是对一般陈述、而不仅仅是对真陈述而言的。

他只对“如果陈述为假”的情况作了这样的结论：这时这个陈述就不是必然为真的；不过，他在稍后作出过不同于此处的结论。

克里普克在讲述了哥德巴赫猜想讲的是任何一个比2大的偶数一定能写成两个素数之和之后，断言我们如果采取古典的数学观点，认为任一数学命题不是真的就是假的，则此猜想如果是真的，那么依据假设它也是必然的；如果它是假的，依据假设它也是必然为假的48。克里普克据此说，哥德巴赫猜想不可能偶然地为真或为假，无论它具有什么真值（truth-value），此真值都是必然属于它的。在这里，

克里普克的“必然”，是对一般陈述讲的：哥德巴赫猜想这个数学命题如果为真，它为真就是必然的；如果为假，它为假就是必然的。

在这儿克里普克提出，

一个命题如果为假，它之为假也可以是必然的----而不仅仅是它如果为假则不可能必然为真。

克里普克刚才只说一个命题为假、则它就不是必然为真，并没有提出它是不是必然为假的问题，没有把命题的为假性与“必然”联系起来。这两种说法好像没有太大的区别，但实际上后一种说法比前一种说法有实质性的进步。

其实，克里普克所讲的“先天”、“必然”，是对命题的真值的性质讲的，讲的是“如果命题为真。而若是已经对命题的为真性定义了“先天”、“必然”，那么它们同时也对命题的为假性定义了；而且，其为真性、为假性是否先天、必然，乃是有一致性的。

首先，在一个命题为假时，其为假的性质（是否必然，是否先天）可以从它的否命题那里得到平等的考虑：

它的否命题的为真性是独立于一切经验的＝这个命题的为假性也是独立于一切经验的；它的否命题为真能被“先天地认识”＝它为假能被“先天地认识”。

其次可以证明，

一个命题如果为真其真就是必然的，与如果它为假其假也是必然的，是完全等价的。

如果只是前者成立而后者并不成立，即它如果为假其为假不是必然的，那么根据定义，必定存在某些经验条件使此命题不为假（即为真），而在不同于这些条件的其他条件下它便是为假的（不为真）。但这么一来，它为真同样也不可能是必然的了。因此，命题的为真为假性是否先天的或必然的，乃是完全统一的，不可能一为先天的一为后天的。因而，命题为真为假的先天或后天性质，表明了命题本身的根本性质。我们可以用“先天命题”这个概念突出这件克里普克其实早已利用了的事情：

如果一个命题的为真为假性能被先天地认识，它就是先天命题。至于在事实上其真假是否被认识了，那完全无关是无关于此的。

克里普克与康德其实都是对一般命题说“先天”与“必然”的。一个命题的真假可以或只能被先天地（后天地）认识，即一个命题是个先天命题，与它的真假已经被先天（后天地）地认识，不是一回事。认识命题如果为真（假），其真可以或不以独立于经验决定出来，不等于已经认识到它为真（假）49。在未判断出一个命题的真伪之前，我们可以、而且必须知道这个命题的真假（一般可以认为二者必有一真）是否需要后天证据才能判断出来----只有如此方能知道在什么情况下它为真或为假，才能知道我们假设“如果它为真”是什么意思，这是根据命题中概念之间关系的性质得知的。比如，“一个人站在门口”无论如何都是后天命题，至于它是不是后天真理，则是另一回事，总须由经验去决定；哥德巴赫猜想是不是真的，我们现在不知道，数学家们正致力于解决这一难题。但无论此猜想为真为假，都是必然的（这是克里普克的结论），需要依靠数学证明知道----这在克里普克那里属于先天地认识的方式。（我们证明了在克里普克后天地认识先天真理的反例中，也有这么一个数学证明存在，反驳或至少动摇了克里普克的观点。）

有的命题为假是可以先天地判断出来的，不是先天真理，然而本身又具有不依赖于经验而为假的性质，是先天假命题，如1＋1＝3。但复杂一些的先天命题是否为真就不容易判断了，如哥德巴赫猜想。先天命题与先天真理的关系是：先天命题不一定是先天真理；先天命题的否命题也是先天命题，二者中为真者才是先天真理。

克里普克不自觉地利用了上述区分，但没有真正领会其实质意义。在他那里“不是必然为真”可以与“必然为真”相对，而“必然为真”既可以与“偶然为真”相对，也可以与“必然为假”（乃至“偶然为假”）相对，这种混乱导致了克里普克认为“先天”与“必然”可以分离。

克里普克“先天”与“必然”的分离

对于哥德巴赫猜想，克里普克说，这个问题（thequestion）可以被证明是任何一种情况（即哥德巴赫猜想既有可能是对的，也有可能是错的），在没有数学证明决定这个问题（thisquestion）的时候，关于这个问题（thisquestion）在任一方向上都没有人有任何先天的知识。我们不知道哥德巴赫猜想是真还是假，所以现在我们当然不知道任何关于它的先天的事情（anythingaprioriaboutit）50。

克里普克三次使用了“这个问题”（thequestion,thisquestion）。从上下文容易确定，“这个问题”指“哥德巴赫猜想为真还是为假”（whetherGoldbach’sconjectureistrueorfalse）。克里普克“所以现在我们当然不知道任何关于它的先天的事情（anythingaprioriaboutit）”则有些不确定。“它”虽然指“这个问题”即“哥德巴赫猜想为真还是为假（whetherGoldbach’sconjectureistrueorfalse）”，克里普克的结论等于：“所以现在我们不知道关于哥德巴赫猜想为真还是为假的任何先天的事情”，可是“关于它”（aboutit）却是个模糊字眼，如果指“哥德巴赫猜想到底为真还是为假”，那么关于“哥德巴赫猜想到底为真还是为假”的先天的证据，我们当然是没有的，是不知道的。可是在同样的意义上，我们也不知道任何关于“哥德巴赫猜想为真还是为假”的“后天的”事情！----我们甚至连关于它的“后天的事情”可能是什么样的都不知道。克里普克的结论“所以现在我们当然不知道任何关于它的先天的事情（anythingaprioriaboutit）”，其实应该删除“先天的”一词，成为“所以现在我们当然不知道任何关于它的事情（anythingaboutit）”----而这实则不过是“我们不知道哥德巴赫猜想是真还是假”，与前提是一样的。如果“关于它……的事情”指有关哥德巴赫猜想为真为假方面的事情，如指“如果哥德巴赫猜想为真、其为真是必然的”，那么克里普克甚至是错误的----我们当然知道关于哥德巴赫猜想的这些先天的事情，我们先天地认识到了这些事情51。

稍后克里普克讲道，虽然有人说，只要“每个偶数可以写成两个素数之和”（这是哥德巴赫猜想）是真的，则它就是必然的，但我们并不能由此推出，任何人对此（it）知道任何先天的事情。他议论道，对于他来说，如果没有更多的哲学论证，连有人能够（could）知道关于它（it）的任何先天的事情这个结论，甚至都不能得出52。

在这种说法中，克里普克同样使用了“关于它”的这个词，“连有人能够（could）知道关于它（aboutit）的任何先天的事情这个结论，甚至都不能得出”中的“关于它”（aboutit），也不可能是指诸如“如果它为真，则为真就是必然的”等，这是我们先天地认识了的；所以还是指哥德巴赫猜想到底为真还是为假这件事。对此我们事实上确实还不知道，无论是先天地还是后天地知道----而不仅仅是没有先天地知道，好像我们后天地知道似的。

由此可见，克里普克借哥德巴赫猜想所下“先天”、“必然”可以分离的结论，即虽然哥德巴赫猜想无论为真为假，都是必然的，但我们并没有先天地认识到它为真或为假，所以“先天”与“必然”是分离的，完全是错误的。在古典数学观之下53，所谓必然者，是指哥德巴赫猜想是先天命题（即不管它为真为假，都是必然那样的），这恰是我们先天地认识了的（这并不要求哥德巴赫猜想为真）。至于克里普克所谓我们尚未“先天地认识哥德巴赫猜想为真或为假”，确实不假，但是正如刚才所说，我们也没有后天地认识哥德巴赫猜想为真还是为假，而是无所认识。这个例子有违于他讨论认识方式的出发点，由于没有认识哥德巴赫猜想为真还是为假，谈不上事实上怎么认识它。

然而，从“能被先天地认识”而不是事实上是否被先天地认识了的角度考虑，我们毋宁会得到这样的结论：哥德巴赫猜想为真还是为假只可能被先天地认识（只有数学证明才能决定这里的事情，这在克里普克那儿属于先天认识的方式），“先天”与“必然”不能分离。

克里普克有时讲先天真理或后天真理，有时则讲陈述如哥德巴赫猜想，而大多数时候所说的陈述又是真命题，容易使他不自觉地把所讨论的陈述当成真陈述，把认识其真值的性质当成认识其真值是什么。他随意地用诸如“某事”（something）、“任何事情”（anything）、“关于它”（aboutit）等日常语词表述哲学思想，这些语词的模糊性反映了他在思想上、概念上是不明晰的。

回想本文脚注4所引克里普克对“先天”与“必然”的思辩，“一个命题是先天的，……，是在一切可能世界都真的”，我们必须分清那里所说的“命题”是指真命题，还是指一般命题，决不能混淆。如果指后者，结论就是不对的；如果指前者，结论就是当然的。

克里普克的“分离”非康德意义

只有克里普克所说的后天地认识先天真理是可能的，由于康德的“先天真理”也是“必然真理”，才出现了克里普克所需要的结论：后天地认识必然真理（即先天真理）是可能的，“先天”与“必然”分离开了。虽然克里普克的例子未能如愿以偿地证明这种可能性，但也不能由他的个别例子的不成功而否定这种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