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异范文10篇

变异范文篇1

一、语言变异的语用依据

人们在话语交际过程中须遵守一定的语言“常规”(norm)，即人们所公认的言语交际标准。然而，在特定的场合或语言环境下，语言使用者故意偏离常规，创造性地使用语言，造成语言的变化及其表达上的突兀感，实现精妙、干练和传神的语义表达。这种偏离语言常规的形式就被称之为语言变异(languagedeviation)。语言变异的形式多种多样，GeofferyLeech将语言变异的形式归纳为常用的八种，即语音变异(phonologicaldeviation)、词汇变异(lexicaldeviation)、语法变异(grammaticaldevia-tion)、语义变异(semanticdeviation)、书写变异(graphonogicaldeviation)、语域变异(deviationofregis-ter)、方言变异(dialectaldeviation)和历史时代变异(devi-ationofhistoricalperiod)[2](p42－52)。当然，语言变异并非仅限于此，它还包括一些其他的变异形式。在日常交际过程中，这些变异现象随处可见，俯拾即是。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语言是相对稳定的，人们在交际过程中有一套固定的语码系统，即语言常规。依据这一常规，人们可以顺利地进行话语交际。同时语言也随着社会的发展在不断的变化和发展之中。当一个新字、新词或新的表达方式被大众普遍接受之后，它便进入了语言的“自动化”(automation)程序，成为了语言常规的一部分。然而，长期的使用使它失去了刚出现时所具有的新鲜感或美学潜力，所以，它不断地偏离常规，出现变异[3]。

其次，语言的变异决定于语言本身及其表达对象的复杂性。人的主观世界对于客观世界的反映相当微妙，语言的表述常常会受到局限，人们常常会有思想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无助感。在表达语义的变化及细微的差别时，仅使用常规性的语言是不够的，人们往往还要借助于语言变异，创造性地使用语言来达到常规的语言所无法表达的效果。再次，语言的变异又决定于交际者的语用目的。生活在一个复杂的世界，人们常常需要面对各种不同的交际情景。为了达到某些特殊的语用目的，人们往往需要突破语言常规，有意改变词汇、语法和句法等，从而造成语言的变异。最后，语言的变异也决定于特殊的文体风格。作者为了突显自己独特的风格，除创造性地运用语言常规以外，有时还必须借助于语言变异。文体学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风格是对常规的变异”(styleisdeviationofthenorm)[4](p96)。语言变异通过创造出与常规不同的语言形式，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从而有助于形成作者与众不同的文体风格。

二、网络交际中的语言变异

网络语言广义上泛指在网络传播中所应用或触及到的一切语言，大体可分为三类[5]：一是与计算机和网络有关的专业术语，如软件、病毒、宽带、登录、在线、聊天室、浏览器等；二是与网络文化现象有关的特别用语，如黑客、第四媒体、网恋、网民、电子商务、政府上网、虚拟空间、注意力经济等；三是CMC交际（BBS、网络聊天等）使用的特殊用语和符号，如美眉、菜鸟、青蛙、酒屋、酱紫等。狭义的网络语言仅指第三类。在语言变异上，也以第三类最为显著。本文仅从狭义层面对网络语言变异进行分析。

语言的基本要素是语音、语法和词汇，以键盘输信息作为主要方式的网络交际所带来的语言在网络上的变异则主要体现在词汇和语法两个层面。下面笔者将通过具体的例子分别对词汇和语法的变异进行分析和归类。

（一）词汇变异

词汇是音形义的结合体,词汇的变异也表现在这三个方面，更准确地来讲是“形”和“义”的变异。在网络交际中，音同／似形异义异的特征使得“形”和“义”的变异成为可能。正因为各种语言都存在着同／近音异形异义的字／词（汉语当中此情况尤甚），所以为了达到某一特定的语用目的，比如使语言显得生动有趣、调侃或者让自己更快融入到一个群体中去等等，网民们往往会采用谐音对原字词进行模拟，从而创造出和原词语读音相近但形态和意义都相异的表达方式。笔者将从以下一例来介绍网络语言变异中主要的方式——谐音。

“偶今天要装台酷鸡，心至少是屁兔或者菜羊，有一个15的纯平靓芒。对了，偶要上网冲冲浪，发发伊妹儿，有时间还要做个烘焙鸡，56K的猫是少不了的。至于老鼠嘛，随便买个就可以了。不过内存一定要大，偶可是要装温酒吧的。”

对于这短短的一句话，初上网的“幼虫”一定会感到云山雾罩，二丈摸不着头脑。其实它的真实含义是：“我今天要装台酷机，芯至少是PⅡ或者赛扬，有一个15的纯平靓显示器。对了，我要上网冲冲浪，发发E－mail，有时间还要做个个人主页，56K的调制解调器是少不了的。至于鼠标嘛，随便买个就可以了。不过内存一定要大，我可是要装win98的。”

那么，在这段网痴们完全无法读懂的话当中，又存在着哪些谐音呢？笔者在此做了一个总结，如下表所示：

表反映出网络语言生动、简洁、情景化、人性化的特点。其变异主要体现在英语和汉语词汇上，具体表现为“谐音”上词形的变化。综合上表，谐音表现为：（1）英汉之间的谐音，如：“酷”、“屁兔”、“伊妹儿”、“烘焙鸡”、“猫”“芒”和“温酒吧”（此词还同时包括数字的谐音）；（2）汉语内部的谐音，如：“菜羊”、“心”和“鸡”；（3）汉语方言的谐音，如“偶”。除此以外，还有（4）英语汉译词义的选用，如“老鼠”。

当然，谐音只是词汇变异的一种。其实就谐音本身而言，上例也无法完全囊括其全部的特征。就拿数字来说，由于部分数字的读音与字／词的读音相似，数字的连读还能够仿生，所以就有了如“886”（拜拜了）、“4”（for）和“5555”（模拟哭泣的呜呜声）等数字谐音的出现，这就使网民避免了繁复的打字运动。另外，原本读音相异的两个词，也可以在加快语速的情况下，变得相似，如“这样子”和“酱紫”。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词汇变异的另一个表现形式：词汇的缩写／略。就英语而言，大致有以下两种情况：（1）首字母的缩写。笔者经常会在网上看到诸如：LOL（LaughOutLoud）、ASAP（assoonaspossible）等；（2）单词或短句的缩写。如：“thanks”写成“thx”;“seeyoulater”直接写成“later”等。就汉语而言，也有以下几种情况。（1）使用声母的缩写。如：TMD（他妈的）、NB（牛逼）、LP（老婆）等；（2）汉字的缩写。如：“电子邮件”缩写为“电邮”；（3）单字或叠字的使用。单字如“晕”（表惊讶）、“汗”（表敬畏、紧张或尴尬）、“顶”（表支持）、“闪”（表走人）等是括号内所表意义的一种缩略。叠字如“姐姐”和“鸡鸡”都写成“JJ”,前者出于便捷的考虑，后者则是出于避免尴尬的考虑。（4）英汉字词的混搭。比如：“羡慕ing”，表示当事人正在羡慕中（确切讲是对意思的缩略）。还有一种语言变异形式，它的出现，使得网络语言变得更加生动且富于想象力。这就是符号和图标的运用。根据国家语言资源检测与研究中心的调查，网络上尤其是BBS上，标点、符号的使用率达到了55．07％，高于汉字的使用率。符号使用率之频繁，由此可见。那么，符号主要指的是什么？在谐音部分，笔者已略微提及数字在网络语言中的运用，在此不再赘述。这里的符号主要是指数字以外的其他符号的运用及其组合。如：“:－)”或“:)”表示“高兴”；“:－(”“:(”表示“不开心”；“～”放在“X”后面如：“爷～”，表示一种好极了的状态；“ZZZZ”用来表示表示“打鼾声”；乱码“◎￥！＃％◎”则表示“不知所云”。“X”则用来代替一些禁用语。如：“牛逼”（脏话）则相应的变成了“牛X”。另外，还有很多符号在一起组成动物或风景的图形，其功能就不再是出于便捷的考虑，而是为了营造一种新奇的感觉。

（二）语法变异

网络语言是虚拟世界的语言。它不同于日常交际的语言，更没有书面语言那么规范。也正是因为网络这个相对比较开放、自由的交流平台，网络语言在使用上具有不受传统语法制约的随意性，才使得语言的多样性成为可能。人们在网络上自由地发表观点、交换意见,表达思想，这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传统书面语的规范。只要不妨碍交流,并能够使交流变得更便捷、有趣，甚至只要能达到特殊的目的和效果，各种符号、字符都可以在不完全偏离语言规范的基础上，组合出丰富多彩的形式。

这从某种意义上就不得不造成语法的变异。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1）词性的变异。如：你今天google了吗？Google本来是一个著名的搜索网站的名称，是专用名词，在这个问句中则变成了动词。也有形容词变成动词的例子，如：“网易BBS今日被黑。”黑原本为形容词，在本句中却变成了动词。这类词性的变换，虽然就表达方式而言，有更多的选择，并使得表达显得新奇，但它也同时使得语言的使用脱离传统的规范，从而客观上造成用语的混乱状况。（2）各种语言的混用。就中国而言，主要是汉语和英语的混用最为常见。如前面在谐音部分提及到的很多变异所产生的新词汇实际上近似对英语单词的直接音译，同时省略为其中的一部分。如：“从网上当首歌”的“当”，就是英语单词“download”直接音译后的省略；“时下最in的服饰信息”中的“in”表示“最时尚，最流行”之意。再者，笔者在前面也提到汉语的动词加上英语的动词的正在进行时态，表示一种状态，如：“幸福ing”,表示：“正在享受幸福的状态”。另外，在网络语言中还出现了违反常规语法的构形形态,即重叠(reduplication)现象。在此用来指代单词的某个音节或字母的重复,一般用来表示强调,如：“it’sbeenalooooooongday．”中“looooooong”是对单词“long”的元音字母“o”的延长，试图从体态上表现出时间上的延伸。语言的混用，丰富了语言表达的形式，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以及各国间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这种交流和表达的方式将在相对限制较小的网际空间里迅速得以传播和发展。

三、认识和规范网络用语

网络语言的确有着独特的魅力，其本身也不失为一种文化。然而，正如笔者最初所述，网络语言的产生和发展是对传统语言的补充和发展，同时它对传统的语言规范也带来了挑战和冲击。那么，对于网络语言，大众应持怎样的态度？是该包容还是该限制？是该禁止还是该净化？

变异范文篇2

所谓变异修辞，就是突破常规、变通使用的特异表达方式。

如：

（1）默默无“蚊”的奉献。（蚊香广告）

（2）做女人“挺”好。（丰乳霜广告）

（3）纯粹一个“十三点”。（北京方言）

（4），你在哪里在哪里呀在哪里！（初中课文）

（5）ada我的蟋蟀们，ada我的覆盆子们。（《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6）一切为了学生，为了一切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某校园广告）

（7）今天工作不努力，明天努力找工作！（某镇宣传广告）

（8）怎么了，你？（《荷花淀》）

（9）“屡败屡战”与“屡战屡败”。

以上九个句子（当然生活中更多），如果从修辞格的角度，有的可以指出采用了什么修辞格，而有的从常规修辞的角度则无法分析，如果从变异修辞的角度就比较容易分析了。下面我们就从语音、字形、词语、语法等方面做一下简单分析。

一、谐音双解

如（3）中的“蚊”与默默无闻中的“闻”谐音，一方面使我们想到这种蚊香的效力大，另一方面自然联想到默默无闻的奉献精神。利用谐音双关、词语双解的现象，往往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二、字形变异

利用汉字表意特点，由字形直接构成修辞，如以下这副对联：

鹤经霜田留竹叶，虎过雪地落梅花。

单纯从比喻的角度不好分析，而从鹤、虎的脚印分别像竹叶、梅花的形状分析就轻松得多了。对联中用鹤和虎的脚印这两个最基本的字形把意境形象的表达出来,雅俗共赏，这属于字形的变异修辞。

再如：

只有小栓坐在里排的桌前吃饭，大粒的汗从额上滚下，夹袄也帖住了背心，两块肩胛骨高高凸出，印成一个阳文的“八”字。（鲁迅《药》）

“八”字把小栓由于“唠病”瘦的形象浮雕般地表现在了人们的面前。

运用字形的变异修辞可以使我们对所要描绘的事物有更形象的理解。

三．词语的变异

在变异修辞中运用最多的是词语的变异，因为词语是构成句子的最基本的语言单位，有时人们为了适应环境的特殊需要，往往打破常规，标新立异。这种变异又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词形变异

如：有时几个旁听人倒也肃然有些起敬了。（鲁迅《阿Q正传》）

将肃然起敬这个成语拆开运用，充分表现了对阿Q的嘲弄。汉语中这样的用法很多，成语中还有如“沾沾而自喜”、“高高且在上”“虽然英勇但不善战”等等都是在原有固定用法的基础上，为了特殊的需要临时拆分运用的。

2．抽换语素

根据表达的需要抽换现成语素中的某些语素，仿拟构成一个临时性的“新词”。如：“默默无蚊”的奉献（某蚊香广告）将“默默无闻”抽换语素构成“默默无蚊”突出强调蚊香的作用，体现出幽默诙谐的语言基调。

3．曲解词义

如：我国举重运动员在奥运会上“一举夺冠”。

将成语“一举夺冠”中的“举”，曲解为“举重”之意，出人意料的意义获得不一般的表达效果。

4．色彩变异

这类修辞和常规修辞中的讽刺，反语有点相似。

如：中国军人的屠戮妇婴的伟绩，八国联军惩创学生的武功，不幸全被这几缕血痕抹杀了。（鲁迅《纪念刘和珍君》）

屠戮妇婴变成伟绩，惩创学生成为武功，将褒义词贬用，达到了语意深刻的目的。这也是鲁迅杂文的一大特点。

•语域的变异

这种变异，有很多种，古语用于今语，方言用于普通话，外语词用于汉语，适用于甲事物的用于乙事物，语域发生变化，可以收到特殊的效果。

如：全叵罗千杯未醉呵……

ada，我的蟋蟀吗？……（鲁迅《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鲁迅先生把幼童在读书时把古今中外不懂的东西而又必须读、老先生却又读得津津有味等多方面有意识的结合在一起，表达了对读书的厌烦以及教育的枯燥无味，进而表达对百草园的深深依恋之情。

随着社会节奏的加快，这种中西合壁现象也在加剧。像

咱们明天见，bye-bye。

有事，给我发一个伊妹儿。

四．利用语法因素的常规变异

利用语法因素的常规变异，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分析：

1．词性变异

例：可是“友邦人士”一惊诧，我们的国府就怕了，“长此以往，国将不国了”好象失了东三省，党国倒愈像一个国……永远国下去一样。（鲁迅《友邦惊诧论》）

“国将不国”中把“国”活用作动词，即含有如此国家之意，又含有如此下去之意，两层语义相互结合、渗透，深刻有力地揭露了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的实质。

2．词语搭配变异

词语与词语之间的搭配，有其内在的联系和规律，除了在句法结构上要符合组合原则外，还要受到词义内容的限制，即指称范围要满足于搭配的环境，在语义上共有某种一致关系，还要遵从约定俗成的某种习惯，这类似于常规修辞中的通感。

如：寺院

金黄色的钟声

将夕阳击落

野草丛中（王润华《春》）

“金黄色”和“钟声”本不相涉,但从感觉上讲是有联系的。诗人把黄昏中视觉形象的夕阳和听觉形象的钟声联系在一起，把黄昏给人的一瞬间感觉立体化、流动化，凝练含蓄，新颖别致。

3．结构成分的位序变化

如：本文开头的⑥、⑦两例。

位序变了，一个名子或一个结构的意思也往往会发生变化。有时为了特殊需要而故意颠倒，达到强调的效果。

再如：江泰，我们只会叹气做梦，苦恼，活着只是没用的人糟蹋粮食，我们是活死人，死活人，活人死。（曹禺《北京人》）

这个句子既利用了汉语回环往复的特点，又同时巧妙地表现了新的意蕴。生活中这样的例子更多，像名人录、录人名，请吃、吃请，这种用法近几年来在成语中运用也很广泛，像

绳之以法，法之以绳等举不胜举。

4．语法成分配置的变异

这里所说语法成分配置的变异是指某个语法成分在句子里出现在异常的位置上。

如：“怎么了，你？”（孙犁《荷花淀》）

“怎么死的？还不是老死的？”（鲁迅《祝福》）

这些句子不仅是人物的语言描写，而且也把人物的心理活动刻画出来了，从而达到异常醒目的目的。

5．符号的变异

标点符号本来是一种表达的辅助工具，它的作用本来是帮助作者表达语意明确清晰，帮助读者分清结构、辨明语气，但在变异修辞中，标点符号却能起到言有尽意无穷的效果。

如：原来如此！……（鲁迅《为了忘却的记念》）

变异范文篇3

［关键词］网络语言;中英对比;词汇变异;社会语言学

语言是不断发展和进化的，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变化和发展的，因此，社会性是语言的本质;然而，语言也存在相对稳定性和惰性。语言的惰性意味着语言不会随着社会的变迁而立刻发生改变，语言中所负载的社会传统和社会习俗是相对稳固的，语言作为社会交际工具是高度稳定的。因此，语言和社会的共变不能简单地看成是一个同步的过程。网络语言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变体，是社会进步和社会发展的产物，不仅是一种社会现象，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现象。网络语言作为现代社会新兴的一种交际语言，其发展盛况空前，已引起了国内外语言学界的普遍重视。基于社会语言学的语言与社会共变理论，本研究通过在线收集到的上千条中英网络语言的基础上，从词汇变异方面对英汉网络语言进行对比分析，探析两者之间的异同点;并从社会文化因素的角度进行解析。对中英网络语言的语言变异研究不仅有利于中西方跨文化交际的沟通与深入，同时也从理论层面促进了社会语言学的发展和研究的深入。

一、国内外网络语言研究现状

国外对网络语言的研究起步早于国内。早在1997年，关于网络语言的研讨会已经在美国哈特福德大学的世界语言中心举行。在这次会议上，邀请到许多有国际影响力的语言学家。会议讨论了一些有关网络语言的问题，英语作为全球通用网络语言的现状和网络语言教学等问题。之后，在2003年9月18日，一个关于国际网络语言的研究在西班牙举行。这两次会议是网络语言研究的一个里程碑，使得全球语言学家逐步开始关注网络语言这种特殊语言。在2001年，《剑桥语言百科全书》的编辑DavidCrystal在他出版的著作《语言与因特网》是第一本研究网络语言现象的学术专著。同时，这本书也使得Crystal成为网络语言研究的带头人。在该书中，他讨论了网络环境、邮件中、聊天室和网页上的用语、虚拟语言。他指出互联网的革命是也是语言学界的一场革命，它仍然影响着语言的未来。在2002年和2003年间，丰富的网络语言较多出现在《语言与英语语言教学》杂志中。之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展了对网络语言的研究。LisaShaw(2004)在《网络语言如何影响英语和我们交流的方式》一文中给出了网络语言的定义，分析了为什么网络语言在计算机科学领域越来越受欢迎，并讨论了网络语言的优缺点。她指出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可以区分网络语言与普通语言之间在语音、词汇和句法方面的差异，而许多儿童和青少年却不能完全理解网络语言的特点，主要受网络语境的限制，因此，在课堂上对网络语言的传播能够影响到新一代年轻人的英语能力。另一位学者Sanel(2008)指出网络语言的词汇具有一些独有的特点，他认为网络语言，作为一种新的媒介传播工具，具有全球化、互动性和多样性的特征。此外，各种在线词典突然开始流行起来。总之，国外对网络语言的研究范围较广。然而，这些研究的主要内容只是简单介绍了网络语言的定义及其对社会生活和人民产生的影响，对网络语言的一个系统地分析却很少见到。我国学者对网络语言的研究大约从2000年开始，国内对网络语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类:网络语言词典的编写、网络语言的现状、网络语言的修辞手法、网络语言及教学等等。2000年，由易文安编著出版的《网络时尚词典》是中国第一部汇总网络用语的词典。根据网络术语的类型，该词典将词语分为俚语、行话、技术术语和其他类型的数字网络语言，共收集了1000多个新的具有代表性的网络词汇。2001年，应用语言学届的于根元教授编撰的《中国网络语言词典》是我国第二部网络语言词典，词典收编了1305个网络词汇。2003年，一部名为“金山鸟语通”的网络专用词典正式启用，是我国第一部网络词典和非正式出版的动态词典。本词典是网络的一个创新，它收集了数千个聊天中的网络词汇，并以开放式网络文本为载体。通过超链接，它成为BBS(公告板系统)中的热点问题，不断向网民提供修改和补充的机会。2012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华网络语言词典》收录了网民在网络传播、交际过程中高频使用的网络词语，计2946条，另收网络符号280条。这几本词典内容丰富，释义详尽，是广大网民和广大读者查阅网络文章、阅读网络文献的便利工具。更重要的是，网络语言词典的出现是网络语言作为一种新的语言现象和研究对象的标志，网络语言已经进入学术研究领域，填补了中国出版的网络词典的空白。目前，许多有关网络语言的学术著作已经在我国出版发行。第一部是于根元教授(2001)的《网络语言概说》，这本书探讨了因特网的历史和网络语言的发展、网络语言的简介、网络词语的分类和网络语言的特点、网络语言的优势和劣势、对网络语言的态度等。之后，另一位权威学者刘海燕(2002)主编的《网络语言》系统地阐述了网络语言的特点，包括环境、风格及其标准化，同时探讨了网络语言和社会的关系、网络术语的形成。

二、语言社会共变理论

社会语言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语言变异，其原因是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总是受到社会因素的制约，并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共变”是现代语言学的一个新术语，是美国语言学家WilliamBright在1964年首先提出来的。他指出，在共变理论中，语言和社会这两个变量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互相制约，语言和社会之间是一种共变的关系。在他的“引言:社会语言学的维度”(2001)中，他解释说:社会语言学与语言、社会关系中的一些早期涉及的方面不同，语言和社会是一个结构，而不仅仅是一个语言内容的集合。社会语言学家的任务是阐释语言结构和社会结构的系统共变，甚至可能在多个方面解释其因果关系。在中国，陈元(2000)在共变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共变的本质是语言和社会的内部改变。随着社会的变迁，语言也在发生着变化。语言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换言之，语言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她强调，不管是从社会变迁的角度来考察语言的变化，还是从语言的变化来研究社会的变化，社会应该被看作是首要的，语言是次要的。她反对语言相对论，语言相对论认为语言模式决定了社会和文化的模式。根据共变理论，社会的变化决定语言的变化，语言的变化和发展总是与社会的发展相适应的。它与唯物主义思想相一致，被公认为是国内外关于语言与社会关系的最准确、最科学的理论。WilliamBright的语言和社会的共变理论可以从社会变量和语言变量两个方面来解释。首先，社会作为一个变量。社会和语言的共变并不意味着社会结构和语言结构的同步变化，而是社会结构与语言结构之间存在一定的交互关系。从社会层面来讲，“社会的可变性”指的是社会生活的复杂性，而不是社会革命或社会制度的改革。也就是说，语言的变异性和丰富性是由逐渐复杂的社会生活所决定的，而不是某种社会形态的变化。在人类社会的不同时期，发生了许多不同的革命。这些革命导致了新的社会制度取代了旧的社会制度。然而，尽管社会制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语言却没有革命。由于语言代代相传，旧社会制度中的语言也为新的社会制度服务。正如陈原所说，语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服务于整个社会。语言是交际的工具，可以改变或创新，但不能成为革命。换言之，社会革命不能改变语言，语言总是服务于社会的所有成员，语言没有阶级性。其次，语言作为一个变量。语言是不断进化的。它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变化和发展。因此，社会性是语言的本质。然而，语言也存在相对稳定性和惰性。语言的惰性意味着语言不会随着社会的变迁而立刻发生改变，语言中所负载的社会传统和社会习俗是相对稳固的，语言作为社会交际工具是高度稳定的。因此，语言和社会的共变不能简单地看成是一个同步的过程。总之，本研究把英语网络语言和汉语网络语言作为研究对象，是对语言和社会共变的最佳验证。首先，社会的首要地位决定了语言，社会的发展和变化对语言有一定的影响，因此，网络语言的出现最终与社会文化因素密切相关。其次，语言顺应社会的发展，语言作为社会的镜子，必然反映社会的状态。

三、中英网络语言中的词汇变异对比

众所周知，语音、词汇和语法是任何语言的三个内在要素，网络语言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变体，也同样具有这一特性，因此，本研究从词汇层面对比分析了汉英网络语言的变体。词汇总是语言中最敏感的元素。当一些新事物和新概念出现在社会生活中时，原始语言元素不能满足这些新事物的表达是很自然的，这必然会引起语言变异的词汇变异。胡壮麟(2010)在《语言学教程》一书中指出除了复合词和派生词，词汇变化还包括新创、混合、缩写、首字母缩写、逆序、类比构词、借用等。英汉网络语言中存在着多种词汇变异。以下就从派生词、缩略语、新创词汇等方面进行系统的比较。(一)派生词。派生词是通过在原始词根中添加前缀或后缀以使单词类改变而形成的单词。它是现代英语词汇学中原始构词法的基本类型之一。目前，派生词逐渐被网民广泛应用于网络语言中。在英语网络词汇中，派生词主要是通过词缀的添加来实现的，比如“iphone，e－cash，cyber－space，hyper－media，tele-commute，hackitude，scanner，windowful”等等，这些词缀主要与电脑、网络相关。在汉语也有大量的派生形式，也表现出词根和词缀之间的关系，但在词汇种类和含义上比英语网络词汇的派生词丰富很多，例如“拼车、拼团、拼吃;很傻很天真、很惨很可怜、很肉很爆炸;蓝客、闪客、奇客、黑客、淘客”等等。通过以上派生词的例子，不难发现，英汉网络语言中派生词的构成是十分相似的。前缀和后缀都可以作为一个系列存在，发挥共同的意义，它们在创造新词中起着不可思议的重要作用。然而，汉语网络语言中的派生词多为名词(如网络×，×族，×客)，属于从属模式。而英语网络语中的派生词有名词(web－，cyber－)、形容词(－ful，如screenful)、动词(－ize，如digitize)等。因此，这就决定了英语网络语言中的派生词比汉语网络语言中的派生词产出更多。(二)缩略语。由于在键盘上敲击单词不能像言语输出那样高效和快速，所以在英汉网络语言中出现了大量的缩写词，以使打字速度更快，节省时间。它是词汇变异的另一种形式。本研究将英语缩略语分为缩略词、混合词和首字母缩写三种类型。首先，缩略也被称为截短，它是通过截去单词的后端部分或者前段部分或者截去前后的部分字母。第二，混合词是一种相对复杂的复合词形式，其中两个词混合在一起，第一个单词的初始部分和第二个单词的最后部分，或者两个单词的初始部分被连接在一起。第三，首字母缩写词是一个组织的名字中的第一个字母的组合(胡壮麟，2010)。这三种变体在英语网络语言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在英语网络交流中比较常见的缩略词有“pls(please)，bc(because)，ppl(people)”等等;混合词也比较多，例如:“netizen，webnomics，adstraction，crime－stor-ming”等等;所占比例最多的为首字母缩写词，如“BTW(bytheway)，LOL(laughingoutloud)，TIA(thanksinadvance)，NOYB(noneofyourbusiness)，TYVM(thankyouverymuch)，IDRK(idon’treallyknow)，nt(nothanks)”等等。英语中的缩略语多为词或者话语的缩略，虽然不符合词汇表达和句子表达的习惯，较为不正规，但是对于网民来说，极大地提高了他们的交流沟通效率，这些表达已经被众多网民所普遍灵活运用。与英语网络语言中的缩略语一样，中国网民经常使用的汉语网络语言中也有大量的缩写语，但它们的形成与英语网络语言不一样。严格来讲，从原语料的收集来看，汉语网络语言中的缩略语可以分为三种形式:汉语拼音缩略词、汉字缩略词和英语单词缩略词。这些分类有他们特别的表意文字的特征，因此，很容易从每个汉字看出它们的字面含义。首先，汉语拼音的缩略词是把每一个汉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放在一起，使原来的汉字缩短。其次，汉字缩写词是一种新的简体汉字，具有许多字面意义。简而言之，它们与英语网络语言中的缩略词完全不同。例如:“DB(逗比)，PMP(拍马屁)，MM(美眉)，GF(女朋友)，BF(男朋友)，面经(面试经验)，冷无缺(冷漠、无理、信仰缺失)，喜大普奔(喜闻乐见、大快人心、普天同庆、奔走相告)”等等。在缩略语方面，很显然，这两种语言都使用缩写和缩略词的方法来使单词简短。然而，由于英语二十六个字母的各种组合的几率较大，英语网络语言中的缩写词数量远远超出汉语网络语言。但是正是由于英语字母组合的随意性，也往往会被误解。(三)新创词汇。伴随着网民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新创也是互联网上频繁出现的一种必然趋势，在网络语言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如一些汉字或者词是完全新创的，或者是已有的词或字被赋予了新的含义。正是因为网民对这些词的新鲜感和深刻的印象，而被广泛应用于互联网环境中。这些词的新意正符合网民的内在情感。比如，汉语网络语言中的一个代表例子为2018年比较火的“吃鸡”这个词，它的本意表示吃鸡肉，但是在网络语言中，这个词却指代的是“网络游戏中的获胜”。近两年越来越多的新创词汇出现在网络语言中，例如:“菜鸟、和谐、打call、备胎、白莲花、大猪蹄子、菊外人、沙发、种草”等等。在英语网络语言中，比如“shade”这个词，原义指的是阴影，较暗的地方，现在被赋予了含沙射影、鄙视之意;“whitewall”原表示白墙，在网络语言中表达的是清空网络空间以前的帖子之意;“woke”一词原意为睡醒了，却被网民赋予了新的含义，表示那些在种族和性别话题上更博学、有同情心、思想更前卫创新的人。从对中英网络语言中新创词汇分析来看，他们基本上都是旧词通过隐喻、转喻、提喻、类比这些修辞手法被赋予了新的含义，但是这种新的含义只流通于网络语言中，在正式的书面语或者正式场合并不能使用。(四)外来语。随着经济和技术的全球化，互联网上的交流不仅仅局限于一个国家，而是发展为与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文化和不同社会的互联网上的人们进行交流。通过直接或间接借用其他语言的词汇，英语和汉语网络语言中的词汇量被扩大。许多英语网络语言都是从其他语言中借来的，如网络新词“addoil”，“nozuonodie”和“Yolo”。“Addoil”字面翻译为“加油”，用于表达鼓励、激励，相当于英文中的“goon”或者“goforit”。“nozuonodie”该网络流行语，原本出自日本动漫中一句广为人知的台词，后广泛流行于中国线上社区、论坛以及主流媒体。如今，该短句已被美国在线词典UrbanDictionary收录，意为“你如果不干蠢事，蠢事就不会反过来害你，如果你做了蠢事，那么迟早要付出代价的”。同样被该词典收录的还有“给力(gelivable)”一词。“Yolo”源自法国作家巴尔扎克的作品《邦斯舅舅》，是youonlyliveonce(你只活一次)的首字母缩略词，意思是人们应该活在当下、享受生活。英语作为一种全球性的语言，在网络语言中的外来语占有很大的比重。就汉语网络语言而言，大量的词是借用英语的，而借用的方式主要是音译的方式。音译词实际上是根据英语发音而翻译的词，它与上面所说的谐音变体英语同音词相同，例如从英语网络语言“e－mail”译成的“伊妹儿”，“toolbar”翻译成“兔爸”。翻译词是完全从英语中“翻译”的词，从英语网络语言“计算机会议”等翻译过来。中英混用词是只翻译这个词的一个组成部分，比如“IT业”是由英语网络语“IT”和汉字“业”所构成的，“hold住”是把持住，控制住的意思。当然，在汉语网络语言中，还存在很有英语词汇，没有翻译成汉语，但是已经被网民所普遍接受和用于交流沟通的，例如，freestyle(自由发挥)，loser(失败者)，out(落伍了，跟不上潮流)，dramaqueen(戏精)，RT(如题)，CP(一对，couple的缩写)等等。此外，除了借用英语，对于复杂的汉语网络语来说，也借用其他国家语言，如“兄贵”指的是“肌肉男”，“正太”指的是“帅哥”，“宅男\女”指的是“待在家里几乎不外出的人”，这些都是借用日本语。同时，也有一些从汉语方言中借用的汉语网络语，如“系咪”(是或否)来自粤语，“虾米”(什么)来自于台湾话，还有更多的例子在上面列出，这些例子与汉语方言的同音词相似。从英汉词汇变异的系统对比可以看出，英汉两种网络语言的构词方法大体上是相似的。英语网络语言是通过传统的构词方式形成的，如派生、缩写、缩略等。由于网络环境下英语的巨大影响，汉语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以传统的英语构词法为基础，而不是以传统的汉语构词法为基础。但在每种语言的构词类型中，它们也存在有许多不同的特征。

语言与社会之间相关性的一个明显标志是语言不仅用于交换信息，而且用于完成社会功能。语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由于其社会文化背景的不同，在英汉语言中的差异也不尽相同。同时，网络语言作为语言的特殊变体，在英汉语言中也不尽相同。英语和汉语网络流行语言中的一些具体例子正是很好的印证。“共享”“打call”“撸起袖子加油干”“不忘初心”和“佛系青年”“菊外人”“吃鸡”是2017年、2018年最流行的最具有代表性的网络语言。它们主要来源于词汇层面，明显反映了中国网民对时政的关注及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人民精神生活状态。然而，在2018年被西方人广泛使用的代表性网络语言是“Z－Locate”，它来源于网络黑客的用语，意思是用某种社交工具去定位或者收集某人的信息;“bitechsual”这个网络新词，指的是一个人在多个科技领域都很擅长。从这些英语网络语言中，不难发现西方社会文化国家关注主要是科技领域的技术发展。网络语言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来反映当今社会的变化。语言也是特定文化思维方式的产物。植根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受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念和不同的社会心理的影响，英汉网络语言在许多方面必然存在差异。正如季羡林(1997)所说，“东方文化体系的思维方式是综合性的，而西方则是分析性的”。中国文化提倡集体主义、讲和，认为人的思维与社会的关系是和谐的。相反，西方人更倾向于个人主义，并具有更强的个人奋斗精神和竞争意识。尤其是中国和西方对网络词汇“秀”的不同解释。英语单词“show”原意是表演或演示，西方人常把它当作褒义词来强调个人价值，而在中国人的眼里，这个词经常出现在“给大家show一下”中，变成带有寻求公众注意的贬义词汇。显然，由于不同的社会文化心理，同一或相似的网络语言在不同的语言中可以有不同的解释。

总之，本研究把英语网络词汇和汉语网络词汇作为研究对象，是对语言和社会共变的最佳验证。首先，社会的首要地位决定了语言的特征。社会的发展和变化对语言有一定的影响。因此，网络语言的出现最终与社会文化因素密切相关。其次，语言顺应社会的发展，语言作为社会的镜子，必然反映社会的状态。在对英汉网络语言进行比较分析时，我们也可以同时探讨它们之间的不同社会文化的发展。

参考文献:

［1］David，Crystal．LanguageandtheInternet［M］．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1．

［2］Shaw，Lisa．HowNetspeakAffectEnglishandtheWayWeCommunicate［J］．LibraryResourceServices，2004，42(4):205－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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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于根元．中国网络语言词典［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

［5］刘海燕．网络语言［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2．

［6］Bright，William．SocialFactorsinLanguageChange［M］．Beijing:ForeignTeachingandEducationPress，2001．

［7］陈原．社会语言学［M］．北京:商务出版社，2000．［8］胡壮麟．语言学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变异范文篇4

关键词：即兴演讲变异修辞运用

一、即兴演讲概说

演讲又叫讲演、演说。“演讲”这一概念最早见诸荷马史诗。相传双目失明的行吟诗人荷马，常年云游各地，演讲关于特洛伊战争的英雄事迹。在我国，“演说”一词较早出现在《北史·熊安生传》：“公正于是有所疑，安生皆为一一演说，咸究其根本。”《说文》：“演，长流也。”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认为：“言之讲，引也，故为长远之流。”转义于语言，就是语流之意。《说文》称：“说，释也，从言，兑声。一曰谈说。”段注云：“说释者，开解之意。”可见“演说”就是通过语流进行铺陈解释发挥。对于“讲”，《说文》解释为“和解”。段注云：“不合者调和之，纷纠者解释之，是曰讲。”这说明“讲”者有剖析矛盾、解释分歧之意。现在，在人们的语感中，“演讲”一词与“演说”同义，就是专指人们“就某个问题对听众说明事理，发表见解”。[1]

现在所谓的演讲，是指在特定的时空环境中，以有声语言和相应的体态语言为手段，公开向听众传递信息，表述见解，阐明事理，抒发感情，以期达到感召听众的目的。它是一种直接的带有艺术性的社会实践活动。

演讲按不同标准可以分成不同的类型，在这之中，即兴演讲尤其值得注意。即兴演讲是演讲中的快餐，也是演讲中的精品，是演讲者在某种特定景物或人物、气氛的诱发下(或被要求、邀请)而作的一种临时性演讲。我认为：在各种类型的演讲中，即兴演讲使用率较高，应用范围最广。因为，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现代社会信息传递加快，人们的交往日益频繁，人们的交际领域不断拓宽，即兴演讲也出现在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如婚礼祝辞、迎送致辞、丧失悼念、聚会、演说、讨论、访问等，都需要人们临时做即兴演讲，或助兴，或助威，或联谊，或缅怀，等等，它成为人际交往中深受欢迎的形式。有研究表明，即兴演讲已成为未来演讲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但是即兴演讲具有动因的触发性、准备的临时性、时间的短暂性等特点，要求演讲者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展开思维，找到话题，形成完整的腹稿，立即从容地表达出来，因此有一定难度，最见语言功底，一般人难以把握，可以说如果能把即兴演讲发挥得恰到好处，必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令人刮目相看。那么即兴演讲为什么有那么大的魅力呢?我认为这与恰到好处用地运用修辞语言是密不可分的，尤其是即兴演讲中的变异修辞，更值得我们推敲、探究。

二、变异修辞的形成

“变异”(deviation)这一概念，最早由结构主义语言学派提出，最初指共时意义上语言的不同变化形式。西欧的布拉格学派将其运用于诗的创作，形成“语言变异”理论，其代表人物让·麦卡罗夫斯基在《标准语和诗歌语言》一文中指出：“只有违反标准语常规，并且只有系统地进行违反，人们才有可能利用语言写出诗来。”[2]此观点说明了变异在语言运用中的重要性。另外，变异(variation)是社会语言学的一个术语，指的是因各种原因而产生的一种语言偏离常规运用的现象。社会语言学研究语言与社会的共变，其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语言的变异问题。社会语言学着重从宏观角度，从外部功能上研究语言变异，而变异修辞则从微观角度，从语言结构入手，研究共时的言语变异。变异修辞是相对规范性修辞而言的。陈望道先生在《修辞学发凡》中指出：“形式方面的字义、字音、字形的利用，同那内容方面的体验性、具体性相结合，把语辞运用的可能性发扬张大了，往往可以造成超脱寻常文字、寻常文法以至寻常逻辑的新形式，而使语辞呈现出一种动人的魅力。”[3]正式提出“规范修辞”和“变异修辞”的则是郑远汉先生，他明确定义：“严格遵守汉语语音规范、词汇(包括语义)规范、语法规范及语体规范，在这个基础上的修辞活动就是规范性修辞，有意‘违背’上述规范的，为的是获得特殊的表达效果。这样的修辞活动就是变异性修辞。”[4]给规范修辞和变异修辞作了定性分析。

三、变异修辞在即兴演讲中的运用

(一)利用语音因素的常规变异

语音因素的常规变异中最常用的就是谐音双关：利用语音因素产生的变异主要体现在谐音修辞上。谐音是通过读音的相似性而人为地赋于其新词义的一种方法，谐音双关是借谐音让一个词语同时关涉两种以上的意义，相互映衬而生情趣，内涵丰富。

例如：“是95年一天深夜里，我们家的电话急速响起，我拿起电话一听，那端是我非常熟悉的声音，就是我们班最落后的同学，俞敏洪的声音，因为他的声音刚才你们听了，很有特点，散发着强大的‘雌性’，雌雄的‘雌’，而我的是磁铁的‘磁’。”(俞敏洪、王强在琴岛学院演讲视频，例子中的“我”指王强)

又如：一位同学在某高校学生会竞聘时有这样一段开场白：“尊敬的各位老师、亲爱的同学们，我是2号选手，我的名字叫‘洪双喜’，却不是香烟‘红双喜’，请大家支持我。”上两例都巧妙运用了语音双关，使语言诙谐幽默，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二)利用词汇因素的常规变异

词汇因素的常规变异主要有以下几种。

1.词形变异。词形变异是指在该词原有固定用法的基础上，为了特殊的需要临时拆分运用。比如在即兴演讲中为了达到幽默的效果会有这样的说法：形容一个女孩，会说“小巧但不玲珑”，形容一对情侣会说“郎才但不女貌”，等等，充分体现了即兴演讲的随意性、创造性。

2.抽换语素。抽换语素是根据表达的需要抽换现成语素中的某些语素，仿拟构成一个临时性的“新词”或“新句子”。例如：……老俞说：“回去，回去咱们一起做新东方。”我说：“新东方是个什么东西啊!”老俞说：“新东方不是东西，它是我辛辛苦苦拉扯大的一个学校。”我大吃一惊，说：“你还拉扯大一个学校?”我说：“老俞，你眼睛看着我，坦率告诉我你学校的规模到底有多小。”按常理来说，和规模搭配的字是“大”，这里把本该用的词语“大”换成“小”，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俞敏洪、王强在琴岛学院演讲视频，例子中的”我“指王强)

3.曲解词义。刻意用偏离常规的方式造成词语的语义转移，让人听来荒诞离奇，令人喷饭;稍加品味，则觉得语妙智睿、发人深思。

例如：新东方副校长王强的演讲：“……当时俞敏洪是我们班的第一个留学生——留在校外读书的学生。”当时因为俞敏洪身染肺结核病，不得不休学一年，所以王强这样说。还有就是：“……俞敏洪是一个没有抽象能力的人，当然了，也不能说他完全没有抽象能力，他拿着鞭子抽打大象的能力还是有的。”另有：老俞说：“回去，回去咱们一起做新东方。”我说：“新东方是个什么东西啊!”老俞说：“新东方不是东西，它是我辛辛苦苦拉扯大的一个学校。”我大吃一惊，说：“你还拉扯大一个学校?”紧接着说：“老俞，你眼睛看着我，坦率告诉我你学校的规模到底有多小。”为什么呢?因为十几年来在我心目中他哪能办学啊，他一直是学校办理的对象啊。在这里王强老师巧妙地有意对“办学”进行曲解，说成“学校办理的对象”不仅幽默诙谐，而且显出了王强老师博学多才，机制幽默。

又如：某单位举行演讲大会，一位演讲者伴着掌声走上讲台，不慎被话筒线绊倒了。台下的听众顿时发出了一片唏嘘声和倒掌声，气氛降到了零点。然而，她从容不迫地爬起来，走到话筒前，微笑着对听众说：“同志们，我确实为大家的热情倾倒了……谢谢!”接着就开始了自己的演讲。顷刻间，全场响起一片欢呼声、叫好声。这位演讲者临场应变，根据当时的情景，赋予了“倾倒”这个词一个新的意义，不仅化解了当时的尴尬局面，而且赢得了热烈的掌声。

4.色彩变异。色彩变异是指由于语境的变化将褒义词贬用或贬义词褒用，以达到深化语意的作用。这类修辞和常规修辞中的讽刺、反语有点相似。比如想形容那个人形象不好会说其“长得谦虚”，“谦虚”本身是个褒义词，但在这里褒义贬用，此种用法在小品、网络词语中经常用到，但现在，词用法已渐渐被用到即兴演讲中，体现了即兴演讲的灵活性、创新性。

(三)利用语法因素的常规变异

变异范文篇5

1.企业文化变异的动力来自于市场竞争

企业的目标是获取利润，企业家经营企业的挫折感一定程度上是由企业的市场赢利性决定的，一旦企业文化的功能被判断缺失，不能支撑企业的市场竞争力时，企业就会主动地进行企业文化变异的探求。经营方式的变化是通过适应性的学习、复制等机制不断遗传和变异的，如一个产业中的不同企业所尝试的经营方式肯定是有差异的，而这些差异必然导致赢利性好坏的差异，因此，企业文化时刻接受着市场竞争所不断施加的生存考验，只有适应环境的企业文化才能在竞争中生存下来，其它的则被淘汰。企业持久的生命力来源于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而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形成与运行主要是由企业文化来支撑的。缺少了不断面临的市场竞争，企业文化也就面临着衰亡的命运，可以说竞争是企业文化变异的第一原动力。

2.企业文化变异的动力来自于企业家“自我实现”的心理

人类社会经济系统的发展与变化不仅取决于外部力量的冲击，也取决于该系统内部的发展与变化。企业家是企业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播者，自身的素质、文化观念及价值观决定着企业的文化理念。作为企业文化主要发端者的企业创始人，在其视野、认识、经验和知识与境界的不断变动下，靠着他们的洞察力、想象力、创造力和崇高的威望，不断地推进企业文化的发展和完美，使企业文化体系通过在他们手中的不断丰富而得到演化。企业家的创新过程同时也是企业家的一种自我实现的过程，这一过程是和企业家的价值判断和心理满足联系在一起的。

3.企业文化变异的动力来自于企业全体员工的“干中学”

由于信息的不完全对称和不确定性因素的存在，超出人们事前计划、安排和预知能力的情况很多。文化既不是自然的，也不是人为设计的，文化乃是一种由习得的行为规则构成的传统。分散的个体通过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彼此互动与博弈产生了彼此认同的规则即“内部规则”—文化传统，并在此基础之上产生了人们相互交往的自发社会秩序。在秩序的形成过程中，人们往往是依照自己的认识自我创造、自发选择，最后形成的制度结果与人们所想象的不一样，可见，企业文化的形成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即人们相互调试、相互适应，不断地修正错误，从而使其不断地进化。企业文化系统是一个开放性的系统，各种信息能够通过多种通路直接深入到企业内部，而不是经过企业家单一通路过滤后再对员工产生影响。员工在行为化的活动中会自发地形成一些文化元素，所以说，在日常情况下，企业文化变异就会以一种可能较低但持续的基本速度进行。企业文化的渐变是员工日积月累反复试验的结果。

4.企业文化变异的动力来自于偶发性因素

企业的全部行为并不都属于规则的和可以预测的方式。纯粹的偶然性作为一种现实性因素影响着现实经济活动及其结果，在现实经济活动中，我们无法排除偶然性的影响。企业的制度结构、组织资源结构、生产经营结构等的变革都会引起企业文化的变化，表现为各生产要素参与者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的逐渐变化。同时，企业文化的变异还存在一些偶然因素的主导，例如多个企业成员的记忆是企业的操作知识的贮藏所，这样储存的某一部分可能容易地被替代，如果储存它的那个成员离开企业，企业运行模式的改变就会发生。企业文化形成初期，企业家或企业的核心人物因为某些主、客观的原因离开企业，就有可能发生企业文化的断层，而这时新进人员的文化观念将会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企业文化的塑造，这时，就出现了企业文化的非正常变异。这样的变异是不遵循动力逻辑的，是企业文化变异中不可避免的偶发事件引起的。

二、企业文化变异的阻力

1.企业文化的惰性

文化毕竟是在一定社会形态下，一定环境中产生的，一旦形成，便会产生一种惰性。从生态学看，由于这种“文化惰性”不易快速回应环境的变迁，因而主张不断适应环境并不断随环境变化而自我调节，是决定文化族群存续的主要因素。企业文化作为企业的惯例，长期被重复运用，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惰性，因为习惯和传统的结果，除非外部环境发生足以影响企业内部调整的变化，否则惯例是不会改变的。这就使企业文化变异有了很大的阻碍。

文化惰性产生的原因：(1)内部限制。由于文化力的作用，在营运过程中所投入的各项投资己转换成特定资产而不便将其转移它用，成为组织的“沉没成本”，因而限制了企业文化的改变能力。(2)外部压力。除文化本身的某些因素会限制文化弹性外，来自制度环境层面的许多压力，也同样地限制文化变化的弹性。(3)选择的限制。许多企业文化之所以未能在环境发生变化时快速采取应有的反应，是因为在选择能力上具有先天性自然限制。每位决策者都是独立的自然人，他们具有本身特定的成长背景与经验范围，这造成了决策者独特的偏好习性或认知。同时，主观的知觉环境与其所处的真实客观环境间常存有一些信息失真的差距，容易产生选择上的错误，因而经常误导或延误组织采取的反应。

2.旧有企业文化的影响

人们过去的选择决定着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企业文化创新的容易与否是与变革后的文化和先前文化差异的大小成正相关的关系的，如果变异是朝相反的方向进行，且原有文化已经是强势文化表现时，基于员工自觉的企业文化创新很难发生。企业文化创新如果是建立在对企业原有文化的彻底背离与扬弃，完全脱离企业全体员工对价值观的可接受范围内，不是建立在与企业现有环境相容或有所交叉的基础上，则其过程可想而知是非常艰难的。

3.原有企业文化是否具有创新因素

原有企业文化当中如果具有相应得创新因素，则企业文化的变异就容易发生。创新性的企业文化不仅在对企业战略决策发展中具有与时俱进的指导意义，同时，也对企业文化创新的推进有着不可小视的作用。如果企业成员对创新理念有着根深蒂固的理解与认同，那么显然，在面对企业文化创新时就会有着非同一般的接受力与执行力。

参考文献：

[1]刘云山.致第二届中国企业文化论坛的贺信[J].思想政治工作研究,2009,12：3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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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思迈飞.企业文化之道即水之道[J].企业文化,2009,8：60-61.

变异范文篇6

1.1临床资料

选择2007-2008年我院CCU病房住院患者，剔除心肌病、心肌梗死、劳力型心绞痛、风心病、甲状腺机能亢进型心脏病，选发作时ST段抬高者23例；其中男18例，女5例。年龄37～49岁，平均（43±9.1）岁。所有男性均吸烟，女性2例吸烟。入院后经Holter检查显示心绞痛发作时ST段抬高，抬高幅度为0.15～0.60mV，伴有Ⅰ°AVB者2例；Ⅱ°Ⅰ型AVB者2例；Ⅱ°Ⅱ型AVB者1例；Ⅲ°AVB者1例；短阵室速者3例；频发室早7例；窦性停搏1例；房性早搏1例。

典型病例：

例1，男性，36岁。阵发性胸闷1年，加重半月，多发生在晨起，阵发性胸闷，心前区刺痛，出现面色苍白，曾服用“去痛片”治疗。入院前半月，上述症状加重伴头晕，黑朦。经Holter检出，发作时CH2、CH3的ST段抬高并伴有Ⅱ°Ⅱ型AVB，窦性停搏入院。患者吸烟史15年，近10年每月30～40支，入院前2周血压波动在170～140／110～80mmHg，查体血压140／90mmHg，心肺无异常，血脂胆固醇6163mmol／L，无糖尿病史。入院时ECG正常。

例2，男性，48岁。阵发性胸骨后疼痛半年，加重2d，疼痛呈压榨性，每次发作持续5min左右，近2d发作次数增多，6～7次／d，持续时间延长为15min左右，发作时有濒死感，症状多发生在夜间休息时，用硝酸甘油效果不好。患者烟龄30年。近5年每日40支，2年前发现高血压病，血压波动在180～150／100～80mmHg，不规律服用过“心痛定”，血压控制不佳。入院查体：血压150／90mmHg，心肺无异常，入院时ECG正常，TC5158mmol／L，HDLC3132mmol／L，无糖尿病史，Holter提示胸骨后疼痛发作时CH1、CH2、CH3的ST均弓背向下型抬高，CH3尤为显著，抬高幅度0.15mV，并伴有室性早搏。

1.2方法

所有入选患者均经Holter检查显示心绞痛发作时，相应导联ST段抬高伴对应导联ST段下移，ST抬高幅度为0.15～0.60mV，ST段抬高时部分伴有各种心律失常，其中有窦性停搏、Ⅰ°AVB、Ⅱ°Ⅰ型AVB、Ⅱ°Ⅱ型AVB、Ⅲ°AVB、室性早搏、短阵室速、房性早搏。

1.3诊断经过

绝大多数患者疼痛时间短，发病时在家里，赶到医院后基本缓解，普通ECG未能记录到发病时ECG改变。而Holter解决了这个问题，在病人疼痛时记录到不同程度的ST段抬高，给临床解释病人胸部疼痛找到证据。其中1通道12人；2通道10人；3通道7人。

1.4治疗

所有入选者均给予钙离子拮抗剂为主、硝酸脂为辅的治疗措施，同时加抗血小板，降脂药物，纠正心律失常治疗。23例病人均经心痛定10mg／次，3次／d，增加到20mg／次，3次／d，发作次数减少，持续时间变短，但不能彻底消除，后改用拜心同60mg，1次／d，症状消失。

2结果

所有患者经治疗后症状消失，复查Holter未发现有ST段抬高改变。

3讨论

冠状动脉痉挛发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临床所见的变异型心绞痛更可能是多种诱发冠脉痉挛因素的相互作用结果。病例中烟龄长，每日吸烟量大的患者，患病机率更高。烟草中尼古丁和一氧化碳是加重冠心病的主要成份，它能影响机体血液动力学、血凝机制，使心肌缺氧，诱发冠脉痉挛，尼古丁可刺激儿茶酚胺释放，增加心输出量，使心率加快、血管收缩，致使有些患者血压一过性升高。近年来对内皮源性松驰因子的研究，认为冠脉痉挛是内皮保护作用丧失的一种病理反应，血管内皮的损伤是其痉挛的始动因素。

患者休息时发生心绞痛者，并不意味着其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程度一定比劳力性心绞痛者严重。冠脉痉挛也可发生于造影完全正常的冠脉，但一般都有不同程度的粥样硬化基础。冠脉痉挛的发生，可能与自主神经功能紊乱和动脉粥样斑块部位的动脉壁对神经体液因素的影响过度敏感有关，前列腺素的一些中间代谢产物也可能引起冠状动脉痉挛。临床上我们常碰到经冠脉造影显示冠脉的20％～30％轻度狭窄者，从理论上讲不会出现很严重的心绞痛，但他们常于休息时，心肌需氧量并未增加的情况下发生严重心绞痛，在劳动时反而很少发生或不发生。

这是因为此类心绞痛的病人于休息时，冠状动脉的大分支常有自发的或诱发的痉挛。在治疗方面，所有患者均经钙离子拮抗剂拜新同，治疗再辅以硝酸脂药物，症状缓解。Holter复查，未再出现缺血性ST段抬高。目前推荐治疗变异型心绞痛的药物以心痛定最佳，但是心痛定吸收快，药效持续时间短，血药浓度波动大，且有反射性交感神经兴奋作用，故疗效欠理想。拜新同是新型心痛定制剂，它可按程序定时、定量崩解释放，使血药浓度达到理想治疗水平，保持稳定和持久。研究表明拜新同能抑制血小板聚集，减少血管收缩物质释放。有些患者初始使用心痛定不能完全控制病情，改用拜新同后完全无疼痛症状，说明变异型心绞痛在渡过初发不稳定期后，在恰当的内科治疗下，可防止反复发作，进而进入较长时期的缓解期。总之，变异型心绞痛可根据发作时ST段抬高而诊断，而ST段抬高的程度与冠脉狭窄程度成平行关系。因而识别变异型心绞痛是重要的，可通过ECG、Holter等手段，一但确诊，钙离子拮抗剂疗效肯定，拜新同是首选。

论文关键词：变异型心绞痛；ST段抬高；钙离子拮抗剂

论文摘要：目的：观察变异型心绞痛的临床特点，探讨其治疗方法。方法：选择变异型心绞痛患者23例，年龄37～49岁；其中男18例，女5例，均经Holter检查发现，发作性ST段抬高，部分伴严重心律失常，采用钙离子拮抗剂为主，辅以单硝基硝酸脂治疗。结果：23例患者经治疗后症状消失，复查Holter无ST段抬高的缺血表现。结论：变异型心绞痛好发于年龄较轻的男性，发作时ST段抬高，可伴严重心律失常；钙离子拮抗剂疗效肯定。

参考文献：

［1］陈灏珠，主译.心脏病学［M］.第5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2.

变异范文篇7

Keywords:Bemisiatabaci,divergence,biotype

摘要烟粉虱Bemisiatabaci(Gennadius)是一种全球性的灾害性害虫，其不同地理（或寄主植物）种群在形态上难以区分，在传毒能力、诱导植物生理紊乱能力、寄主植物适应性、生殖亲和性以及酶和分子标记上却有很大差异，已有24个烟粉虱种群确定了生物型，是一个正处于快速进化过程的复合种。我国烟粉虱种下变异复杂，至少有5种不同的单倍型，其中B型烟粉虱在我国分布广泛，并在多个地区暴发为害。

关键词烟粉虱，种下变异，生物型

烟粉虱Bemisiatabaci(Gennadius)又名棉粉虱、甘薯粉虱，是热带和亚热带地区主要害虫之一（Brownetal.,1995）,自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成为一种全球灾害性害虫以来，许多学者对不同地理种群的形态学、生物学、系统发育、生化和分子生物学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烟粉虱的不同地理（或寄主植物）种群在形态上难以区分，但在传毒能力(Bedfordetal.,1994;Brownetal.,1994)、诱导植物生理紊乱能力、寄主植物适应性、生殖亲和性以及酶和分子标记上却有很大差异(Perringetal.,1993;Gunningetal.,1997;DeBarroetal.,2000)。烟粉虱是一个正处于快速进化过程的复合种（speciescomplex），甚至出现了已被描述的两个隐蔽种(crypticspecies)(Perring,2001)。

1分类地位

烟粉虱Bemisiatabaci(Gennadius)属同翅目，粉虱科，小粉虱属，最早报道于1889年，在希腊的烟草上采得的粉虱，命名为Aleyrodestabaci(Gennadius,1889)。由于粉虱科昆虫在伪蛹阶段特征分化十分明显，而成虫之间形态差异却不太显著，蛹壳(pupalcase)就成为虱科昆虫在族、属和种的水平上分类所采用的主要特征。烟粉虱伪蛹的形态特征变异很大，常见的为寄主相关变异(host-correlatedvariation)，即其形态随寄主的不同而改变(闫凤鸣，

*国家973计划项目（G2002B111401）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30400291）

资助1991)。因此，自1889年以来,烟粉虱出现了很多的同物异名。1957年Russell对烟粉虱及其相近种重新分类，将19个种名作为烟粉虱Bemisiatabaci的同物异名（Russell,1957）。到1978年,烟粉虱的同物异名达到22个(Mound,1978)。但是人们同时发现，在烟粉虱这个单一的分类单元中，仍有很多种群间存在着明显的生物学差异。因此，20世纪50年代产生了烟粉虱的生物型（biotype）的概念。

2形态特征变异

>目前用于鉴定烟粉虱的主要形态特征包括体缘形状、胸气门褶（thoracictrachealfold）的构造、位于管状孔内之舌状突起、管状孔盖瓣的形状、背盘孔、小孔、背刚毛（dorsalsetae）的有无等。不同生物型在形态上尽管基本一致，但也可表现出一定差异。例如Bellows等（1994）报道，B型烟粉虱与A型相比，缺乏体前缘亚缘区刚毛ASMS4，胸气门摺、体前缘蜡缘的宽度不同。Rossell等（1997）亦证实，ASMS4缺乏是B型及与之亲缘关系较近的N型的特征。

3寄主植物和传毒能力的变异

关于烟粉虱的物型是20世纪50年代提出来的，它描述了具有明确的寄主群体和特定的传毒能力的烟粉虱种群。事实上，烟粉虱生物型的研究就是始于寄主型的探讨。

尽管权威人士认为烟粉虱是多食性的，但接近寡食性和单食性的种群已经被发现。当1987~1989年证明B生物型侵入到加勒比海之后，开展了相关的观察。1990年观察到烟粉虱在多米尼加的木薯上大量发生，使人想到这个B生物型是来自古北区的。然而，WFT联体病毒还没有在南美、中美和加勒比海的木薯上发现(Burbanetal.,1992)。

有证据表明在古北区、新北区内采集的不同寄主型和地理隔离种群中出现了烟粉虱种群的变异(Bedfordetal.,1994)。在这些研究中，评价了形态特征、寄主关系、交配的亲和性、传毒能力。许多种群是多食性的，具有传播来自古北区和新北区的WFT联体病毒的能力。Asystasia生物型只寄生Asystasia属的种类，只是Asystasia金色花叶病毒的媒介。尼日利亚甘薯生物型寄主范围窄，传播番茄黄卷叶病毒（也门品系），但不传播其它的WFT联体病毒。这个局限性似乎直接与尼日利亚H生物型不能取食其它植物有关，而与缺少病毒媒介特性无关。类似的状况是波多黎哥的Jatropha生物型，这种生物型在J.Gossypifolia上传播JMV，但不能传播其它的本土联体病毒，因为，它不能在其它植物种类上取食、繁殖。

在以色列对烟粉虱生物型的研究用酯酶形状作为标记来区分这种变异，但酯酶形状和地理区域或寄主植物之间没有关联。在哥伦比亚类似研究结果有所不同，尽管形状和特定的寄主植物的种类不相关，但酯酶形状的确在特定的地理隔离区之间是不同的。这些资料证明了地理寄主型的概念，这些寄主型具有表现型和基因型区别(Wooletal.,1989)。

烟粉虱生物型与寄主植物的密切关系表明烟粉虱事实上可能代表了一个复合种，尤其当结合交配研究和联体病毒--烟粉虱—寄主三者间互作的生物学特性的研究资料考虑时，这一事实就更加明显。烟粉虱是许多病毒病的重要传毒介体，尤以传播联体病毒组的病毒最甚，传毒种类多达40余种；其次传播长线形病毒组、香石竹病毒组和马铃薯病毒组的病毒；此外还可传播其他病毒组的病毒。这些病毒病可引致植物叶片卷曲、植株黄化或矮化和果实败育，损失惨重。

烟粉虱大暴发后不久，它所传播的病毒病就会随之大发生。B生物型传到亚热带美洲2~4年间，WFT联体病毒开始在十字花科和大戟科作物上流行，而在这以前这两类作物被认为不是WFT联体病毒的寄主。从1987~1994年WFT联体病毒流行于整个加勒比海、中美洲、东加勒比海、墨西哥和美国(Bedfordetal.,1994)。在一些情况下，某些种群不能传播所有的WFT联体病毒。最具决定性的因素是烟粉虱生物型不能在病毒寄主植物上取食，而不是病毒与媒介之间不相容。例如，JMV在自然状态下由Jatropha生物型从一个J.Gossypifolia传到另一个J.Gossypifolia上，而在实验室内通过病毒DNAbiolistic接种手段传到豆类植物上，结果A、B生物型都能从豆类传到豆类上。这些结果对烟粉虱与寄主的相互作用在植物联体病毒传播上起主要作用的假设提供了证据。当在烟粉虱生物型或种的问题上做结论时，不仅应该考虑寄主植物的特异性在某些种群中已经发展了，还应考虑烟粉虱是WFT联体病毒的专一昆虫媒介。

4烟粉虱的生物型

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烟粉虱大暴发并给农作物造成巨大损失以来，许多证据表明在烟粉虱内部会发生全球性的基因突变（Russell,1957）。许多学者通过对烟粉虱各地种群的形态学、生物学特性及系统发育和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研究后发现，这些种群在形态上难以区分，而在传毒能力、发育速度、寄主范围、蛋白质和核酸的多态性等方面有差异。到2001年，烟粉虱就有41个种群被研究报道过，其中24个种群已被赋予特定生物型，其它17个种群尚未被认定。一些种群已被多种技术分析过，而另一些仅被用1-2种技术分析过。一些学者曾应用特定的方法对世界范围内的多个种群进行了比较分析，如普通酯酶（EST）（Burbanetal.1992）、Perring等（1993）的等电聚焦法（IEF）、Bedford(1994)的杂交试验、Rosell等（1997）的形态特征比较、Frohlich等（1999）的线粒体DNA上编码16s和编码COI序列比较、Brown等（2000）的同功异构酶分析、DeBarro等（2000）的核糖体DNA的间隔区rDNA-ITS1序列比较等。这些研究结果表明烟粉虱实际上是一个复合种（species-complex）或者是姊妹种（siblingspecies）,是一个复杂的、生物学和遗传学上变异很大的类群，由于长期地理隔离和人为干扰活动的影响，该种的不同地理种群正处于活跃的种化过程中。这个进化过程使得各个生物型开始在形态特征、生理生化和分子等许多方面都开始发生分歧。这些研究结果对烟粉虱复合种内的生物型分组提供了最有价值的信息。Perring(2001)利用这些信息，将这一复合种内的生物型归纳出七个组，简述如下。

4.1新大陆组

这一组包括A、C、N、R四个生物型。发现于美国西南部及墨西哥的烟粉虱种群被指定为酯酶生物型A。这个地理区域的A型原本是优势种群，直到20世纪80年代B型入侵定居后，被逐渐取代后衰退。核糖体ITS1系统发育分析表明：美国西南部的A型与采于哥斯达黎加的酯酶生物型C关系接近，采于哥伦比亚的R型与A、C型亲缘关系较近，共同形成一个分支（DeBarroetal.,2000）。而利用线粒体16s和COI分子标记分析表明，采于波多黎哥细裂珊瑚油桐上的种群（酯酶生物型N）属于新大陆组（Frohlichetal，1999）。

4.2全球B型

这一组包括目前已广布于全球的B生物型（又称银叶粉虱B.argentifolii）及B2生物型。区别B型与其它生物型的特征之一是它们引起的植物生理异常，包括西葫芦银叶反应和番茄的不规则成熟，这也常是B型侵入一个新区的判断指标。Perring等（1993）通过生物学、遗传学的比较分析，认为美国加州A型与B型的区别已达到种间水平，在此基础上Bellows等（1994）将B型描述为一新种BemisiaargentifoliiBellowsandPerring，并提出通用名"银叶粉虱”（silverleafwhitefly）。但一些学者尤其是英国的学者多数仍认为B型烟粉虱只是烟粉虱的一个生物型。

采于也门的B型在酯酶图谱上与B型其它种群有明显差异，被定为B2型。Frohlich等（1999）和Kirk等（2000）通过分子标记比较，推测B型起源于地中海沿岸。利用银叶反应和DNA分子标记技术鉴定结果表明，近年在我国暴发成灾的是新入侵的B型烟粉虱（罗晨等，2002；Wuetal.,2002,2003）。

4.3贝宁和西班牙组

这一组包括源于贝宁的E型和西班牙的S型。E型来自西非的贝宁的单一寄主植物Asystasiagangetica(L)T.Anders上，并已经多种技术鉴定。与源自苏丹的L型、尼泊尔的P型较相似，都不引起银叶反应。分子系统发育分析表明，E型自成一个明显的分支，但与源自西班牙的S型关系密切。（Frohlichetal.,1999;DeBarroetal.,2000）。

4.4印度组

Bedford等（1992，1994）将于1991年采自印度喀拉拉地区西瓜上的烟粉虱也赋名H型，这个种群经生测不能导致银叶反应。Frohlich等（1999）通过线粒体16s和COI分析，将这一种群置于一个单独的组。DeBarro等（2000）的DNA分析也发现H型与其它各型都有距离，应为单独的一支。

4.5苏丹-埃及-西班牙-尼日利亚组

这一组包括采自苏丹的L型、埃及的未定型、西班牙的Q型和尼日利亚的J型。L型不能导致银叶反应(Bedfordetal.,1994）。DeBarro等（2000）利用核糖体ITS1区域分析比较，发现L型与1999年采自埃及马缨丹（LantanacamaraL.）上的种群（未知酯酶型）、1996年采自西班牙番茄上的Q型、1990年采自尼日利亚豇豆上的J型应归为一组。

4.6土耳其-海南岛-韩国组

这一组包括采自土耳其的M型、中国海南岛的未知型、韩国的未知型。M型于1985年采自土耳其的棉花上，具有明显不同的酯酶图谱。该型不能与B、K、D型成功杂交（Bedfordetal.,1994），不能产生银叶反应。利用核糖体ITS1亲缘关系分析表明，M型与采自中国海南岛、韩国的二个种群可归为一支（DeBarroetal.,2000）。

4.7澳大利亚AN型

AN型为采自澳大利亚昆士兰和达尔文地区棉花上的种群，被认定为澳洲本地种群（Gunningetal.,1997）。虽然酯酶图谱分析显示该型与B型相似性高（Gunningetal.,1997），但两型间的杂交未能产生有生殖力的子代（DeBarroandHart.2000）。利用核糖体ITS1亲缘关系分析表明，采自澳大利亚的多个烟粉虱种群与世界上其它种群均有明显差别（DeBarroetal.,2000）。

4.8其它生物型

D型和K型虽已利用多种技术分析鉴定过，数据丰富，但尚难以将它们归到特定的组。D型是1991年采自尼加拉瓜棉花上的种群，因采集地点与哥斯达黎加、墨西哥较为接近，因此推论其应与新大陆组（即第一组）关系较为密切。但是，酯酶IV、PGM及PGI异构酶分析比较表明，D型不能归于新大陆组（Brownetal.,2000）。事实上，在特定的异构酶对偶基因上，D型反而与B型关系较为密切。然而，Bedford等（1994）证实，D型不能与B型、K型、M型成功杂交，也不能产生可由B型产生的植物生理异常（银叶反应）。

K型是1991-1992年采自巴基斯坦棉花上的种群。该种群不能导致银叶反应，不能与B型、D型、M型成功杂交（Bedfordetal.,1994）。在形态上，K型不具ASMS4，虽与B、E、K、L及Q型相似，但其体前缘蜡缘的宽度远较其它型的要宽（Rosselletal.,1997）。K型在异构酶上与B型接近（Brownetal.,2000）；但是核糖体ITS1亲缘关系分析却显示，K型与B型明显不同（DeBarroetal.,2000）。

另一难以归类的是采自诺鲁等地的NA型。虽对其地理分布已有较多了解，并有RAPD-PCR分析资料，但对其遗传组成变异了解尚不够详细。NA型沿太平洋西北延伸至东南均有分布，包括美属萨摩亚群岛、斐济、密克罗西亚岛、关岛、基里巴斯、马绍尔群岛、诺鲁岛、纽埃岛、北马里安那群岛、帕劳群岛、汤加群岛、图瓦卢、西萨摩亚及中国台湾等地。DeBarro等（2000）推论，NA原产地应为亚洲。

5我国烟粉虱的发生分布情况

我国早在1949年就有烟粉虱的记载(周尧，1949)。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烟粉虱并不是我国重要害虫，仅在台湾省、云南省有过烟粉虱严重为害棉花的记录，在海南有中等为害棉花的记录（张广学，1972）。但近两三年来，我国的烟粉虱有暴发成灾的趋势。在广东省,自1997年烟粉虱在东莞发生危害以来，逐年加重，至2000年在广东部分地区大发生。1998年此虫在新疆地区被发现，随后扩散在周围地区。1999年时，吐鲁番市长绒棉研究所试验地的棉花受到严重危害，棉花棉絮布满蜜露，纤维污染和煤污病都非常严重（赵莉等，2000）。2000年在华北地区，烟粉虱也大面积暴发，包括了北京、天津、河北、山西等地。随着烟粉虱在我国的暴发为害，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有关烟粉虱的参考文献2000年前为3篇左右，而2000年后将近5年的时间时已有120篇左右。关于我国烟粉虱的种下变异情况的研究如下：

罗晨等（2002）利用mtDNACOI基因片段作标记，研究了在我国暴发为害的5个烟粉虱种群（北京一品红种群，广州甘蓝种群，西安一品红种群，北京西红柿种群和新疆吐鲁番棉花种群）的生物型。结果表明所测序列中只有2个碱基与Texas-B型不同，序列相似性为99.7%，为生物型“B”。在随后的研究中，发现了3个不同的非B单倍型（ZHJ-01、ZHJ-02和FJ-01）。该实验室进一步对来自我国32个不同地理种群或寄主植物的烟粉虱种群进行了测序，发现均为B型烟粉虱，B型烟粉虱几乎遍布全国。褚栋等（2005）利用同样的分子标记报道了我国云南昆明的Q型烟粉虱。利用RAPD-PCR的方法，报道广西南瓜、湖北木槿、云南番茄、湖南茄子、广东番茄、一品红和杂草上等7个种群的非B型烟粉虱（Wuetal.,2002;Qiuetal.,2003）。由于未曾进行相关分子鉴定，因此无法知道是否为同一单倍型。除此之外，应用核糖体ITS1分子标记也表明我国福建甘薯和广西南瓜上的非B型烟粉虱（Wuetal.,2003）。从B型烟粉虱入侵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虽然有些物种可能本地就有，但不同的生物型或者是不同的地理种群的入侵都有可能引发灾害。

6讨论

生物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内，必定在形态、生态、生理生化、组织学等各方面都有共同特性（种性），并能够遗传下去反应后代，这样的生物类群就是分类学上的种。种是相互配育的自然种群的类群，这些类群与其它近似类群有质的差别，并在生殖上相互隔离着。亚种是指具有地理分化特征的种群，是昆虫分类学上唯一被承认的种以下分类单元，是由于长期地理隔绝而在形态生物学上产生了明显差异的种群。虽然“生物型”一词在很多昆虫中出现，但关于生物型的概念，在分类学和其他学科上尚末有明确的定义。生物型虽然具有某些亚种的特征，但与亚种还有一段距离。

昆虫中的生物型（Biotype）通常指以昆虫或植物为食的寄生物或拟寄生物，在特定寄主上的存活和发育状况不同，或在不同寄主上的取食和产卵偏爱性不同。有些生物型会在日常活动节律、大小、形状、颜色、抗药性、迁飞和扩散能力、性外激素或传播疾病能力等方面不同。昆虫的生物型大致可划分为五类：非遗传多型性（nongeneticpolyphenism）、种群内多态或多源变异(polymorphicorpolygeneticvariationwithinpopulations)、地理宗(geographicrace)、寄主宗(hostrace)和种(species)。从进化的观点来看，物种是一个可随时间而进化改变的个体集合。虽然形态特征对于大多数的物种鉴定是最重要的，然而对于多态种、姊妹种以及种内变异显著的物种而言，单靠形态特征很难识别。

就烟粉虱来说，由于若虫形态的变异和可靠性差，于是就发展和应用了其它的方法来鉴别该复合种下的生物型。但是，对于具有不同分子标记特征的烟粉虱种群称之为生物型也许并不合适，更准确的名称应该是单倍型（haplotype）。由于烟粉虱分布广泛，种下类群变异复杂，且仍在进化之中，故没有一个研究小组可在一个项目中对所有的生物型予以鉴定。有必要发展大家认同的标准鉴定方法，当新的不同的种群被发现时，可将它们适当地归于该复合种下的类群。抑或研究者们应该寻求更实用的鉴定方法，对烟粉虱所有生物型的分类地位进行修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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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异范文篇8

文学翻译首先必须明确什么是文学。综合中外论者对文学一词的阐释，我们知道文学具有以下主要特性：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是用语言来反映生活、反映现实、表达思想、抒发情感的，是emotion-centered;它有审美价值，其语篇功能主要是用艺术的语言叙事、画物、言情，达到感染人、娱悦人、教育人的目的。文学的这些特性也是它有别于其它文体的地方。要说清楚文学是什么虽然不易，但人们却能很容易地告诉你：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影视等是文学。如此说来，文学语言就该是这些文学作品的语言，文学文体也就该是这些文体的总和。尽管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影视中又能分出各种流派、各种风格的作家作品，但我们的注意力这里主要集中在英语各体类之间的文学共性的东西，即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影视的语言特征及其翻译。

长期以来，文学翻译一直被认为是派生的、模仿性的、第二位的文学形式，处于文学研究的边缘，极少受到文学研究者和文学史家应有的重视。评论文学翻译的标准大多是先验性的，重原文文本轻译文文本。20世纪70年代以后，人们开始对先验性的“等值”标准提出质疑；描述性的、动态的翻译研究应运而生。人们不再用“等值”、“正误”、“好坏”、“对错”等标准来评判翻译文本，而是将翻译文本中出现的“差异、谬误、摸棱两可、多元指涉，以及‘异质’的混乱”视作“文化意识形态直接影响特定文学抉择的宝贵资源”。

研究文学翻译的变异现象,首先要给文学翻译的常规与变异下一个定义.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文学翻译活动首先是一种社会性的活动,与社会学中行为规范的功能类似。文学翻译的常规是用来辨别合适的或不合适的翻译行为的准则和标准.它由具体的文学翻译的原则、标准、过程、方法等理论组成.与社会学中的越轨行为一样,文学翻译的变异是指违背了文学翻译常规的翻译行为或活动和不恰当的使用翻译技巧等行为.文学翻译作品中的变异现象表现为不同的方式和不同的程度.由此更是增加了文学翻译的难度。

二、文学翻译中的变异现象及其文体效果

文体学和文学紧密相关,一直被用来分析和评价文学作品。同时它也是翻译工作者的必修课,翻译工作者具有文体学知识将有助于发现原文的特色,从而忠实地翻译原文。

文体学理论认为,作者在艺术创作过程中所采用的任何符号,一个词,一个句法,一种修辞手段或是某个叙事角度,都是作者独具匠心的选择,都是为了实现某种功能——或是突出主题,或是增强美学效果。因此,译者一定要对每个对象的功能有清晰的认识,这样才能忠实地翻译出原文的韵味,使译作读者获得与原作读者相近的感受。

下面我们来看不同体类中的不同变异现象及其文体效果。

（一）小说的翻译

（1）人物语言的个性化变异

在一部小说中，尤其是在人物众多的小说中，作家为了生动地再现形形色色的人物的个性，常常模仿他们各自的语言，使他们说出合乎自己身份、地位、教养、性格的话来，这是作家借人物语言塑造人物形象的一个重要手段。如马克•吐温的TheAdventuresofHuckleberryFinn,小说的叙述部分即采用了经过锤炼的美国当代口语，书中的人物对话更是原原本本的生活语言的照录，请看哈克与黑奴吉姆的对话：

"Hello,Jim,haveIbeenasleep?Whydidn''''tyoustirmeup?""Goodnessgracious,isdatyou,Huck?Enyouain''''dead-youain''''drownded-you''''sbackagin?It''''stoogoodfortrue,honey,itistoogoodfortrue.Lemmelookatyou,chile,lemmefeelo''''you…"

由此例可以看出，黑奴吉姆的语言充斥着讹读、省音、不合语法、用词不妥，这些极不规范的语言不仅仅只是传递了一种信息，透过它们读者可以推测到有关这一人物更多的情况。

（2）叙述时空的混乱化变异

这一特点主要存在于一些现代派小说中。传统小说的叙述总是时空脉络清晰，要么依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描述，要么采用倒叙，即使多有场景变化，但时间和空间都交待得清清楚楚。而在一些现代派的作品中，由于作家对心理现实刻画的追求，也由于作家的创作观念及手法的缘故，如意识流手法的采用，常常使得时空变化模糊不清，作品中的人物思维、语言混乱无序，过去的、眼前的，想象中的人和事，纷乱一团，语言缺少了形式上的逻辑关连，变得毫无条理，不完整的句子很多，给理解带来了较大困难。此时我们要引入一个文体学中的概念---前景化(foregrounding)。它是指通过一定的手法将需要表达的事物或现象突出地表现出来。通常它通过对标准常规的系统违反来达到，是引人注目的、新颖的。意识流小说往往描写人物混乱流动的意识，因此在语篇上常常表现为词汇组合、句法结构、语篇结构、叙述模式等多层面上偏离常规的前景化特征。。

（二）诗歌的翻译

一般说来，语言形式服务于内容，并具有一定的意义。就诗歌而言，形式的意义远远大于散文类作品中的语言形式。诗之所以成为诗，怎样说与说了什么同样重要，所以译文中追求形似是译者的重要任务之一。

现代文体学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风格是对常规的变异。”（Styleisdeviationofthenorm）反过来讲，语言常规的变异就是语体风格的意义。变异是超常规，超常才能引起人们的关注、才能吸引人，超常才能体现语体风格。变异是手段，通过变异造成“突出”（foregrounding）。“突出”意为“不落俗套”、富有新义，新义构成语体风格之意。“突出”通过语言变异来实现。如果把变异的语言现象看作“突出”，语言常规就是构成“突出”的“背景”（backgrounding）。有“背景”有“突出”才能勾勒出作品的整体美貌。将此观点应用到诗歌的翻译当中将会使译者和读者更好地把握作者的意图。

如美国现代诗人mings曾写了这样的诗句“youpaysyourmoneyandyoudoesn’ttakeyourchoice”(1950)。他勇敢地冲破了约定俗成的语法规则，在一般现在时第二人称后的谓语动词和助动词词尾加了-s和-es，给语体风格以新义。

（三）舞台剧及影视剧本的翻译

剧本与小说、散文的最大不同在于前者通篇都是用对话写成的。它们之间的另一个差别是小说和散文通常是供人默读（当然也可以朗读），而剧本却是最终要诉诸声形的（当然也可以拿来默读），由此它构成了与其他文体绝然不同的变异。剧本中的对话（对白）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一种是经过作家精炼后的诗句，如莎士比亚的诗剧中，人物语言多是诗的语言，正式程度较高，辞格也较多。第二种是经过作家加工后的较为正规的、完整的语言，它来自生活，却又高于生活。再一种就是未经加工的生活语言照录，多停顿，多不完整句，多不合语法规范句，多重复。当然，上述三种只是大致分类，在每一种类型中，语言的正式程度或用语特点又会因人物的年龄、性别、性格、身份、地位等方面的不同而不同。有的人话语单调乏味，有的人则出语机智幽默，有的人言语矫柔造作，有的人则语言朴实自然……总之，有多少种人就会有多少种语言。

翻译舞台剧剧本和影视脚本，要充分考虑其上述特点，译好人物语言，充分体现原剧整体语言特色和具体的每个人的语言特色，使语言连同人物一起"活"起来，"动"起来。就舞台剧剧本的翻译而言，其目的不外乎有两个：一是为该剧在另一个国度用另一种语言演出服务，二是译出来供人阅读。但不管是出于哪一种目的，译者都应考虑原文作为剧本的特点。如朱生豪在译莎士比亚剧本时，常常要让自己扮作剧中人物，拿译出的句子读一下，看一看是否上口。影视翻译与普通小说翻译的不同之一在于它受制于口形及时间。屏幕上演员说话时间如只有五秒钟，那译文的字数也就不能太多，不能是演员已经闭嘴，而配音却仍在说话，这对于译者是一个考验。同时，译文还必须照顾到演员说话过程中的停顿。如Memoriesarewonderful…andthegoodones…sticktoyoulikeglue.（回忆是美好的…好的回忆……将伴你终身。）如要将sticktoyoulikeglue译为"将象胶一样始终粘着你"，那就太长了。配音要想逼真，还要考虑选词的口形与屏幕口形的一致。一般来说，嘴巴张得较大，译时应选择开口呼的汉字，反之则选用闭口呼的汉字。此外，译者必须关注屏幕人物的动作神情，了解人物性格特征，用性格化的语言反映人物的喜怒哀乐、粗俗高雅。

（四）散文的翻译

翻译散文，首先要准确把握原文的内容与风格，因为内容与风格是统一的。譬如英国早期的散文多为说明性文字、教育用文字和劝谕性文字，用古英语写成，以简洁朴实见长，且有明显的口语化倾向。另外要认真体会散文的时代风格与作家风格，如培根的散文多用排比并列句式，形式工整，而这同时也是英国十七世纪散文的一大修辞特点。十八世纪的散文，初中期口语化盛行，代表作家是艾迪生（JosephAddison）和斯梯尔（RichardSteele），但到了末期却又转向典雅华丽。到了十九世纪，虽然一部分作家仍坚持散文朴实无华的特点，但在整个文学艺术界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浪漫派散文似乎一直占据上风，作家常直抒胸臆，表现自己鲜明独特的个性。这类散文句式灵活、语言新颖，富有极强的感染力。其生动的比喻、强烈的节奏感、飞扬的文采形成了散文的时代特色。但进入二十世纪后，英国散文的主流又回到了以正规口语为基础的朴实自然语言。翻译英语散文时，对上述语言风格的变异不能不察。

三、结语

综上所述，文学翻译中的确存在着许多语言变异现象，并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文体及其他效果。由于产生这些变异现象的原因复杂多样，其表现特征也会很难把握，这就要求译者和读者能从多方面多角度来思考和分析这些语言现象和文体现象，促使文学翻译工作更顺利地发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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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异范文篇9

众所周知，由于对国民经济有重大影响的机场、桥梁、隧道、高速公路、污水处理厂等大型基础设施投资大、周期长、风险高以及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在我国其投资主体历来由各级政府承担，其投资方式也一直是政府直接投资。但是，近年来，我国基础设施投资模式出现市场化运作的新情况、新特色，并且出现企业资本甚至私人资本的BOT投资模式在中国变异适用的倾向，值得理论界予以高度重视。本文所说的基础设施市场化运作，是指在涉及公众利益的公共设施的建设中，由各类法人或私人等非政府的投资主体，以市场方式并服从市场规律进行投资建设的操作方式。研究基础设施市场化运作以及在投资模式方面对BOT方式的变异适用，在我国当前涉及数万亿元基础设施投资的有效控制和安全运作，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同时，相对于传统的政府投资的单一模式，采用国际通用的BOT方式并结合我国具体实践变异适用的规范运作，以及研究其规范运作应当注意的有关法律问题，同样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基础设施市场化运作及其基本特点

今年4月2日，浙江省和上海市的主流媒体均报道：浙江和上海参与国际经济竞争共同作出重大战略决策，为合作开发浙江洋山深水港项目，上海市成立了投资主体上海同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而浙江省也成立浙江同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为建设深水港项目中的跨海大桥，还同时成立大桥项目公司。在投融资体制上实行投资、建设、运营、监管四分开的创新模式。两地合作以公司方式投资建设一座共长34公里，其中海中长达26公里的跨海大桥，这是目前世界上海洋跨度最长的前所未有的重大基础设施工程，也是重大基础设施工程对政府直接投资模式的重大突破。

建国以来，由于基础设施例如机场、桥梁、码头、隧道、公路等建设项目，都直接关系到我国城市的发展和国计民生的根本利益，所以，各级政府的领导都把这些项目作为任职期间的实事和大事来实施；而且随着各地经济实力的增强，这些项目投资的规模或数量也日益增长，并逐步形成了以国家投资（主要是中央政府）为主、以地方政府投资为补充的体制，这也是我国基础设施投资的基本框架。以国内高速公路为例，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共同投资体制发挥了明显的作用，“八五”期间，高速公路总里程从574公里发展到2141公里，平均每年建成300公里。进入“九五”期间，则以每年新建1000公里的速度发展，至1997年末，全国已建成4771公里高速公路。1998年开始，国家通过发行专项债券方式筹措建设资金，全国公路建设的投资额每年超过500亿元。因此，相当一段时期以来，各级政府尤其是积极性更高的地方政府作为投资主体所构成的政府投资模式，是我国基础设施建设最主要的投资模式。

上述政府投资模式，其投资主体决定了运作模式的非市场化，各级政府负责官员往往把重大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作为自己任职期间的政绩体现，因此，此类建设项目的运作，较多地反映长官意志和行政政绩而不反映市场机制和市场规律。

但是，近年来由于基础设施的公益性和相对稳定的回报，以及政府对企业投资和外资投资的鼓励，在国内的内资企业中，出现了以基础设施投资为主的公司。这些公司一般有银行或金融机构作后盾，有相对充足的资金，往往能够筹集几亿、几十亿人民币的投资量，这是以市场主体而非政府作为主体参与基础设施的投资，该市场主体作为各级政府投资的补充，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很显然，以公司方式的市场主体以市场方式参与基础设施投资建设，一般不反映长官意志和行政政绩，而以市场规律为行为准则。

作为一种投资模式，内资投资的市场方式一般可分为三种情况：

一种是内资本地投资。通常是当地政府许可的具有相应开发资质的公司募集资金，用适合当地具体情况和特点的方式开展基础设施建设，例如，海南省三亚市在90年代初实施的“十路四桥”计划，其基本投资模式是内资本地投资。海南省人大为此专门通过地方法规《海南省基础设施投资综合补偿条例》，赋予这种投资方式以法律依据。

另一种是内资异地投资。这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异地的国内企业被本地投资者作为募集资金的对象吸收投资；还有一种则是异地国内企业获得当地政府的特许，作为独立投资主体的国内企业在异地实施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

此外，最近还出现了跨地区的重大基础设施内资异地合作共同筹集资金的模式，例如，浙江省和上海市合作对深水港以及跨海大桥的投资建设。

上述非政府的企业或私人的投资模式在市场中的运作实践，事实上已经和国际投资基础设施的BOT模式结合，并且在市场规律的作用下，结合中国的具体实践采取了一系列变异模式，这是法学理论界不得不给予高度关注的新的市场运作方式。所谓BOT，一般指在涉及公众利益的大型基础设施的建设、经营、移交过程中，由当地政府特许的、由私营的或非政府的财团投资的、以一定期限的经营盈利作为回报的投资模式。这种模式并非是唯一的，即便在国外，这种模式本身也在不断变化，并出现了BOT前提下的新模式。

利用各种外资筹措基础设施建设资金，这也是我国城市发展的基本方针之一，各地地方政府对此具有更大的积极性。外资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已经有较大的规模。以公路建设为例，我国利用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和日本道路公路协会资金贷款至1997年底已达100亿美元，近几年又从商业资本财团引进70亿美元。外资投资更多、更普遍的方式是私营企业的投资，即BOT方式的投资。结合我国的运作实践，BOT投资方式在我国国内的实际运作方式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个突出的表现是外资方更热衷于采取购买已营建完毕的基础设施，经营一定年限后再转让给当地政府的新方式，即POT（购买－运作－转让）方式来运作。显然，以BOT模式或者BOT变异模式投资国内基础设施建设，其基本特点是以市场方式运作的，只是这种市场化运作更多地涉及外资的投入以及更多地带有国际资本运作的市场特点。

因此，基础设施市场化运作的基本特点可归纳为：

1、项目的投资主体系非政府的市场主体；

2、项目的建设和经营及期限须获得政府的特许权；

3、投资成本收回及赢利依赖当地政府特许的经营权；

4、投资的风险由投资主体自行承担。

基础设施的市场化运作必然带来投资模式的探索和创新，而随着外资的大规模涉足中国的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采用BOT投融资模式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的国际惯例，也必然会在中国的土地上以适合中国国情的方式在市场运作中得到创新和发展，因此，研究基础设施的市场化运作以及BOT模式在中国基础设施建设市场化运作中的变异适用，就成为法学理论界不得不关注的重大课题。

二、国内基础设施建设借鉴BOT模式及其变异适用

BOT是一种国际通用的主要适用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项目投融资模式，其操作的典型形式是：项目所在地政府授予一家或几家公司或私人企业所组成的项目公司以特许权利──就某项特定基础设施项目进行筹资建设（少量投资，大量融资），在约定的期限内经营管理，并通过项目本身的经营收入偿还债务和获取投资回报，在特许期届满后将项目设施无偿转让给所在地政府。

企业资本或私人资本在介入基础设施项目的运作过程中，由于基础设施种类、投融资回报方式、项目财产权利形态的不同，BOT方式出现了不同的变异模式，如BOOT（建设－拥有－经营－转让）形式、BTO（建设－转让－经营）形式，BOO（建设－拥有－经营）形式、ROT（整顿－经营－转让）形式、POT（购买－经营－转让）形式等等。

国内较早正式采用BOT模式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以1996年的广西来宾电厂建设作为代表。在此前后，各地根据本地的具体情况采用类似BOT方式的基础设施的建设模式不断发展，为规范其投资行为，各地制订了一系列地方法规或规章。例如，为适应本地投资资金匮乏而基础设施建设迫切需要的具体情况，海南省于1994年5月，由地方人大出台《海南经济特区基础设施投资综合补偿条例》，该条例针对海南省实际情况，对基础设施的规划、建设用地方式以及投资补偿作了明确规定。这是地方立法对各种大型基础设施市场化投资模式以及政府补偿方式的具有探索性的突破。

无独有偶，为吸引外资加大地方基础设施的投资，1994年2月，上海市人民政府颁布了第一个BOT投资模式的操作性地方规章《上海市延安东路隧道专营管理办法》，明确由上海市人民政府授权上海中信隧道发展有限公司（投资外方为香港中信泰富有限公司）经营、管理延安东路原隧道，投资兴建并经营、管理新隧道（即延安东路隧道复线）的专营权，特许期限30年。此为上海市第一个有关专营基础设施的特许性文件。此后颁布了诸如两桥一隧、奉浦大桥、大场自来水处理厂、沪嘉高速公路、徐浦大桥、延安高架路、内环高架路和南北高架路、逸仙路高架和蕴川路大桥、沪宁高速公路（上海段）等多个专营管理办法。海南和上海等地的不同立法，为借鉴BOT模式的变异适用创造了条件。

以上海市为例，基础设施市场化运作借鉴BOT模式的变异适用，建造和经营的投融资阶段以及特许权授予方面，先后出现不同的情况。

1、关于投融资项目的施工营建及风险控制。

上海市在基础设施市场化运作过程中，经历了参照和变异适用BOT模式的发展阶段；而投融资方式是否包括项目的施工营建成为变异适用的两种主要方式：

第一种是包括施工营建的投资模式：这是一般意义上的BOT模式，也即投融资阶段包括建造、经营和转让三个阶段，其典型案例为前述上海市延安东路复线隧道建设项目。在上海市政府制订延安东路隧道专营管理办法的同时，我所在的上海市建纬律师事务所从1993年底接受上海中信隧道发展有限公司（即项目公司）和上海隧道股份有限公司的共同委托，起草隧道工程总承包合同。政府投资的基础设施在未进入市场之前，是一套计划体制下的传统运作模式，上海早在六十年代建设打浦路隧道和延安东路原隧道时，都是用计划任务书的方式组织施工的。所以，当我们在起草、制作延安东路隧道复线总承包合同时，所面对的既是BOT条件下运作的项目投资，又是一个全新的没有现成资料可参考的复杂的非诉讼法律事务。我们在建设部有关部门的帮助下，找到了香港西线隧道总承包合同英文版文本。由于西线隧道也是BOT条件下运作的，又由于外资投资者也是香港的客商，我们参考了香港的隧道总承包合同文本、国际承包工程通用的FIDIC合同文本以及国内由建设部和国家工商局推荐使用的文本，并根据延安东路隧道BOT运作模式和专营管理办法等有关文件的商业条款，在1994年初，完成了总承包合同文本的制作和修改工作，并顺利通过了双方当事人的审核，为整个工程于1994年1月正式开工创造了条件。该文本比起当时建设部的标准示范文本，在强化施工造价、质量和进度控制三大方面设置了许多新的结合上海地方特点的条款，明确了分阶段结算和节点工期具有合同约束力的原则，并特别设定了工程保险、履约保证、索赔程序、质量监理等条款，而这些条款所载明的内容正是项目发起人和融资者在工程建设期间对巨大风险的责任和防范所最为关心的问题。

在外资投资模式需要经历施工营造阶段的BOT运作前提下，工程能否顺利按预定的期限竣工交付使用，是整个BOT投资模式能否成功的关键。而工程营建又面临着一系列的风险。隧道工程除了施工本身的艰难危险以外，工程周期、质量、成本的控制等构成了BOT项目能否顺利完工乃至整个BOT项目能否顺利运作的风险体系，因此，总承包合同就成为分解、分担风险，强化和落实风险管理责任最重要的法律文件。由于延安东路隧道复线总承包合同较好地解决了上述问题，合同条款完整、严密、具有操作性，为整个复线隧道工程于1995年11月28日提前竣工，奠定了法律文件的基本框架及其成功基础。上海延安东路复线隧道的顺利建设，表明上海市完全有能力实施包括施工营建在内的完整意义上的BOT模式的三阶段的典型模式运作。

第二种是不包括基本建设的投资模式：比如上海两桥一隧（打浦路隧道、南浦大桥和杨浦大桥）、内环线高架路和南北高架路等项目的投资模式，是BOT（建设、经营和转让）模式变异为POT（购买、经营和转让）模式。即由政府出售已建成的、能够正常运转的完好的基础设施并授予特许专营权，由投资者购买基础设施项目的股权和特许专营权。

之所以会形成这样一种在项目基本建设完成之后的特许经营的安排，除了每个项目本身的特殊情况外，不可否认的一点是，有些境外银企等投资者对在我国境内进行工程项目的施工建设的法律环境和经济环境缺乏估计，认为存在相当的不可预见的潜在风险，于是索性就避免了对此高风险阶段的介入。但是，作为一种外资投资模式，也有其存在的现实性和合理性。

就外资投资基础设施不经历施工营造阶段的两桥一隧特许经营项目而言，其涉及的法律问题的一个重心在于桥梁、道路交通的政府管制和企业运营之间的统一协调问题，具体涉及诸如确定特许经营期间的收费、与周边同类设施收费的同步调整、交通安全事故处理、交通管制等问题。另一个重点是有关政府在特许经营期满无偿收回设施的问题，具体涉及经营期内设施折旧费和维修基金的提取和使用、维修和检修的要求，资料和管理方式的移交，收回后一定期限内最低运营资金的保证等等。

不包括项目建设的BOT投融资模式的变异适用，表明在市场条件下，BOT投融资的双方在涉及到项目营建本身这样重大的问题上，也有可以探讨的余地，这本应由市场需求决定。这种适用BOT模式的变异，扩大了基础设施投融资的适用范围，或者说，是市场的需求决定了BOT模式变异适用的新模式。

2、关于经营特许权授予方式。

BOT投融资模式的核心内容在于项目公司对特定基础设施建成后的特许专营权的获取，以及特许专营权具体内容的确定。因此，不论以何种BOT方式或类似于BOT方式运作的基础设施，其特许文件的授予或获取，都是投资主体决定投资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的关键和前提。

在上海市，基础设施经营特许权的授予，先后出现行政方式和市场方式两种不同形式，这也是基础设施市场化运作前提下BOT投融资模式变异适用的又一个重要表现。

第一种是以行政方式授予。上海市对基础设施投资的经营权的特许方式，原先主要由政府或政府部门以行政方式授予。1994年以来，上海授予基础设施项目特许文件有以下几种表现形式：

（1）政府通过立法性文件确立授权关系，例如前述由上海市人民政府通过《上海市延安东路隧道专营办法》的颁布授予专营特许权；

（2）以合同或协议的形式确定特许关系，即由政府或政府授权部门与项目主办人签订项目的特许合同或协议；

（3）同时使用上述两种方式来确定授权关系，即先由政府单方面公布项目立法性文件，然后再由政府或授权部门与项目主办人签订特许权授予的合同或协议。

通过政府就某特定项目公布立法性文件来特许授权，或者通过具有政府背景的、某一领域主管部门的国有公司出面与项目主办人签订专营合同，政府实行直接监控，该专营合同实质仍是基于行政行为而由政府认可的公司以行政方式授予特许专营权。

第二种是以市场方式授予。这主要是指前不久在上海出现的以招标方式授予基础设施经营特许权。去年下半年以来，上海在浦东计划建设一座日处理20万吨污水、需投资10亿元人民币的大型基础设施，政府主管部门上海市水务局采用招标设立项目公司并对该项目公司授予特许权的市场运作方式。政府主管部门采用公开、公平、公正和市场竞争方法择优决定特许权的授予者，这是对传统的行政授予方式的重大变化。本项目招标方的招标文件允许有资格、有能力的企业单独或联合投标，联合投标须由联合各方提供投标前合作协议书。依招标文件约定的招、投标程序，凡中标者经考核后方授予建设、经营污水处理厂以及20年的特许经营权和相应土地的无偿使用权。这种特许权授予方式改变了以往由政府直接授予或通过政府下属公司与投资者合作经营方式授予的行政授予方式，给基础设施市场化运作以更大的变异空间。重要的是，被授予特许权的项目法人，在中标之后还必须进行一次确定项目承包人的建设工程的招投标，于是，本项目的建设过程会涉及到二次招投标，这是市场化运作的最新操作模式，这同时对基础设施市场化运作提出了一系列需要解决的新的法律问题。例如：联合投标体中标后至特许权正式授予的运作期间，包括对承包人的招标，均非以公司形式运作。联合各方应承担连带责任，而一旦获得特许权以及项目公司正式成立后，则可以公司方式承担以注册资本为限的有限责任，这种先连带责任后有限责任的过渡阶段的法律责任方式，对合同关系的设定以及采取不同应对措施，提出了不同于以往的新的运作要求。

建造、经营大型基础设施，以BOT模式在国内的变异方式反映了在市场条件下，投资者把BOT投融资模式的国际惯例与中国的现阶段市场运作实际相结合的发展趋势。在投资主体、建设阶段以及特许权授予方式等BOT模式的最关键的操作层面出现的变异和新情况、新特点，给我们法学研究和实务研究相应提出了一系列必须解决的新课题、新要求。市场化运作的基础设施建设的蓬勃发展，客观上要求法学研究应结合市场运作的实际情况尽快提出规范其行为的研究成果，这是当前研究BOT投融资模式的突出重点。

三、基础设施市场化运作应引起重视的法律问题

由于我国目前并没有基础设施投资法，也没有有关BOT方式进行投融资的法律规定，而现有的行政部门规章和地方立法又没有普遍适用和确认行为效力的约束力，因此，我们进行讨论的市场化运作的基础设施建设，一旦引起争议形成诉讼，则会陷入无法可依的判断误区和法律尴尬，这是一个严重的法律问题。

本人和浙江李旺荣律师共同承办过一个标的1.7亿元人民币、因市场化运作一条干线公路而引起的诉讼案件，这是国内首例此类案件。

1997年3月，我们接受海南三亚市亚龙工贸（集团）公司（下称亚龙公司）的委托，因建设三亚市滨海大道引起的诉讼案件。案件的起因是：亚龙公司接受三亚市政府的指令承建三亚市滨海大道，根据《海南经济特区基础设施投资综合补偿条例》，亚龙公司获得占地48.82亩的旧城5号小区的开发权作为补偿。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亚龙公司以此与海南辽经实业公司（下称辽经公司）签订《联合开发协议书》，以5号小区开发权为合作对象，辽经公司同意投资8787.5万元。签约后，辽经公司先后投入4650万元。1996年11月，辽经公司向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起诉，要求确认合同无效，返还已投钱款。亚龙公司则以合作开发协议书涉及的对象滨海大道是政府直接特许的基础设施项目，辽经公司获得5号小区开发权，实质是政府对投资基础设施的补偿，这是BOT投资模式的变异适用，符合海南地方人大的法规规定，因而主张合同是合法有效的，亚龙公司并据此提出反诉，要求确认合作开发有效。本案本诉、反诉合计标的1.7亿元人民币，是国内首例因BOT投融资模式变异适用引起的诉讼案件。

本文前述基础设施市场化运作中BOT投融资模式的变异适用，以及在海南省因此引起的诉讼案件，都充分说明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中，我国境内在缺乏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到处发生着投资巨大的，极易引起争议和诉讼的法律行为。这是一个严重的现实的法律问题，值得引起立法部门和司法部门的共同关注，更应引起操作层面的当事人和律师的高度重视。为规范在市场条件下基础设施投资行为，建议：

1、加强国家对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特许权的立法，使各级政府处于基础设施批准者和未来所有者的主导地位。在市场化运作的前提下，投资主体的市场化，客观要求明确和强化各级政府在项目建设中的法定地位和作用。针对基础设施施工土地使用的特殊情况，政府有着国家土地所有者和国家事务管理者的双重身份，理应在项目建设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对此，国家立法应明确政府的作用和地位，而政府的作用和地位主要体现于对项目建设、经营以及允许投资者获得回报的特许，同时国家立法应明确基础设施的市场运作的原则和规范要求，以满足市场立法的客观要求。

2、具体投资项目尤其是市场化运作项目要有法律文件固定。各地立法部门和政府主管部门，应当根据BOT方式在国际上操作的情况以及各地投资成功的经验，针对不同的基础设施项目制定相应的诸如《专营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将具体的政府特许项目用特定的法律形式固定下来，这种由地方政府制定的具体项目的《专营办法》，比通常使用的政府《安慰函》方式更有利于增加投资者投资基础设施的信心，有利于具体的BOT项目在市场条件下的实施和操作。

3、明确投资风险的分解方法和渠道，以消除投资者的疑虑。投资者最为关心的是投资回报及合法、安全获取，因为投资的目的是为了回报。基础设施投资存有巨大风险，根据国际BOT投融资变异模式通行的做法，这些风险应当通过一定的措施来分解，政府和投资者需共同和各自承担一定的风险，政府通常通过承诺和颁布法律来承担风险，同时要明确告知投资者的风险以及分解这些风险的途径和方法。如此，投资者的疑虑将会消除，信心也会加强。

变异范文篇10

1区域概况与研究方法

1.1研究区域概况

河南省位于东经110°21′~116°39′，北纬31°23′~36°22′，国土面积16.7万km2；属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稳定在14℃左右，大致由北向南、由西向东递增，南部亚热带约15℃，北、中部暖温带13.0~14.5℃，豫西、豫北山地12.1~12.7℃；年平均降水量600~1200mm，时间与空间分布不均，5—8月占全年降水量70%以上，淮南降水最多达1000~1200mm，黄淮之间为700~900mm，豫西、豫北山地为600~700mm；年平均相对湿度65%~77%，豫南地区略高，豫北地区略低，各地最高点均在7—8月，为70%~80%；年平均日照时数为2000~2600h，日照百分率为45%~58%；无霜期190~230d。依据区域经、纬度，考虑平原地区较山区的气候相似度大，故前者选取地点数相对较少而后者适当加大取样密度，同时考虑资料年限的整齐性，共选取35个代表性地点如表1所示。收集上述选取地点所在地气象台站1982—2003年间的逐日气候资料进行计算与分析。

1.2研究方法

目前国内外有很多方法评价旅游气候资源[1，3]，本文主要采用模糊综合评判方法。对温度、相对湿度、风速3个要素分别建立隶属函数方程如下[5-6，13，15]：计算的指数；t为温度（℃）；h为相对湿度（%）；v为风速（m/s）。由各气候要素资料及算法可得隶属函数值，其舒适程度的判别标准如下[5-6，13，15]：U＜0.60，不舒适；0.60≤U＜0.75，较舒适；0.75≤U＜0.85，舒适；U≥0.85，很舒适。由此可建立各单个要素的评判矩阵R，R中的每一个元素是U中各因素隶属函数值对应各等级的个数在该因素中所占的百分率。进行人体舒适度综合评判时，设温度、相对湿度、风速3个要素的权重分别为0.60、0.20、0.20；通过加权平均算法[6]，得到人体舒适度综合评判结果V×R。数据处理采用MicrosoftExcel2003及SPSS16.0，采用ForStat2.1进行趋势面分析。

2结果与分析

2.1影响舒适度指数的主要因素

计算各选取地点的年度舒适度指数（未均一化），并将较舒适等级以上结果相加得指数和，利用SPSS16.0的Pearson方法计算相关系数并进行双尾检验，结果见表2。由表2可知，除湿度外，舒适度指数与各环境因素的相关性均达到极显著水平，说明各因素均影响到旅游舒适性；从数值来看，温度与海拔（主要通过影响温度）是主要影响因素。各个月份隶属函数值的计算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结论，在各地点的各月份，湿度与风速因子计算的隶属函数值均有达到至少较舒适等级，多数可以达到极舒适等级，而温度计算的函数值，所有地点只有在5—9月才可达到舒适等级，其他月份均为不舒适等级。相对于其他因子，海拔因子对温度的影响更为直接和显著，故也是一个主要的影响因子。

2.2河南省旅游舒适度空间格局

将较舒适等级以上结果相加得舒适指数和，与不舒适指数进行对比，因各指数未进行均一化处理，其值可近似表示各等级的每年月数。由图1可知，选取各地点在1年时间内，基本上均是舒适时间较长些，但在林州、洛宁、卢氏、栾川、嵩县、南召、新县等地，不舒适时间稍长些；这主要是因为这些地点气象台站海拔较高，受其影响的气温成为主要限制因素；实际上这些地点不仅旅游资源较为丰富，且特别适合于夏季避暑。因此认为，在进行气候舒适度评价时，单一的年度指标可能会存在一定偏差。结合各观测点地理坐标对舒适度指数进行趋势面分析，结果见图2、图3。由图2、图3可知，河南省气候旅游舒适度总体上表现出随经、纬度的增加或降低，适合时间均表现为下降而不舒适时间增加，故可认为在中部区域适合旅游的时间较长；这可能与气温、降雨等因素的综合影响有关。

2.3河南省旅游舒适度时间格局

分别选取北纬36°、34°、32°及其附近的西部、中部与东部地点各1个，绘制其舒适度指数1年内的变化动态，结果见图4、图5。由图4、图5可知，不同地点2种指数的变化型式不相同，南部的新野、桐柏、固始与东南部的永城等，呈现双峰型式；西部与北部基本上表现为单峰型式。2种峰型的差别主要在7月，这与河南省南、北两大区域的温度或者降雨量的变化有关，南方地区7月的温度较高或降雨量较大，使不舒适度指数上升而舒适度指数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