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政治范文10篇

北魏政治范文篇1

《魏书·世祖纪》：太平真君四年十一月甲子日，诏曰：

朕承祖宗重光之绪，思阐洪基，恢隆万世。自经营天下，……二十年矣。夫阴阳有往复，四时有代谢，授子任贤，所以休息，优隆功臣，式图长久，盖古今不易之令典也。其令皇太子副理万机，总统百揆，诸朕功臣，勤劳日久，皆当以爵归第，随时朝请，飨宴朕前，论道陈谟而已，不宜复烦以剧职。更举贤俊，以备百官。主者明为科制，以称朕心。

从这道冠冕堂皇的诏书中，难以看出事件发生的真象，研究者或将此次事件纳入拓跋皇权成长这一长期历史过程加以思考，认为这标志避免鲜卑贵族干扰皇位继承的“太子监国”制度的确立[1]。南方传闻却将这次事件视为皇太子拓跋晃斗争的结果。《南齐书·魏虏传》称：：

宋元嘉中，伪太子晃与大臣崔氏、寇氏不睦，崔、寇谮之。玄高道人有道术，晃使祈福七日七夜，佛狸梦其祖父并怒，手刃向之曰：“汝何故信谗欲害太子！”佛狸惊觉，下伪诏曰：“王者大业，纂承为重，储宫嗣绍，百王旧例。自今已往，事无巨细，必经太子，然后上闻。

同一说法在《高僧传》卷11《释玄高传》中有更为详细的记叙：“时魏虏拓跋焘僭据平城，军侵凉境，焘舅阳平王杜超请高同还伪都。既达平城，大流禅化。伪太子事高为师，晃一时被谗，为父所疑，乃告高曰：‘空罗枉苦，何由得脱？’高令作金光明斋，七日恳忏。焘乃梦见其祖及父皆执剑烈威，问：‘汝何故信谗言，枉疑太子？’焘惊觉，大集群臣，告以所梦。诸臣咸言：太子无过，实如皇灵降诘。焘于太子无复疑焉，盖高诚感之力也。……时崔浩、寇天师先得宠于焘，恐晃纂承之日夺其威柄，乃谮云：‘太子前事，实有谋心。但结高公道术，故令先帝降梦。如此物论，事迹稍形，若不诛除，以为巨害。’焘遂纳之，勃然大怒，即日收高。……时有凉州沙门释慧崇，是伪魏尚书韩万德之门师。既德次于高，亦被疑阻。至伪太平五年九月，高与崇公俱被幽絷。其月十五日就祸，卒于平城之东隅，春秋四十三。是岁宋元嘉二十一年也。”细绎史实，南方传闻实不可信，而事情真象亦远非是确立“太子监国”制度可以全部解释。据《世祖纪》，命皇太子监国的诏书是在拓跋焘率军北征柔然南返至朔方还未来得及回到平城时匆匆的，这应是面临严重政治危机时的重大举措，和拓跋焘与拓跋晃的矛盾并无关系，而且在这次事件中拓跋晃与崔浩实为同盟而非政敌。

据《魏书》卷28《刘洁传》、卷35《崔浩传》、卷103《蠕蠕传》，太平真君四年九月，北魏朝廷议举国出击柔然，尚书令刘洁持异议，而崔浩及太子拓跋晃赞成，遂分兵四道：“乐安王范、建宁王崇各统十五将出东道，乐平王丕督十五将出西道，车驾出中道，中山王辰领十五将为中军后继。”拓跋晃、司徒崔浩随中军行动，各路大军按计划于柔然可汗庭鹿浑海会合。刘洁之祖刘生在什翼犍时代即作为什翼犍妻慕容氏的家臣入代国，属勋臣八姓之一，其族源当属匈奴。刘洁本人在拓跋焘时“朝夕在枢密，深见委任，性既刚直，恃宠自专，世祖心稍不平”。出军之际，刘洁恨其意见未被采纳，“矫诏更期”，并对其亲信说：“若军出无功，车驾不返者，吾当立乐平王。”又让尚书左丞张嵩求图谶，问：“刘氏应王，继国家后，我审有姓名否？”

及拓跋焘率中军至鹿浑海，与柔然部众相遇，而其它三路大军并未按约定时间到达，刘洁又阻止拓跋焘孤军突袭的计划。“停鹿浑谷六日，诸将犹不进，贼已远遁，追至石水，不及而还。师次漠中，粮尽，士卒多死。洁阴使人惊军，劝世祖弃军轻还。世祖不从。洁以军行无功，奏归罪于崔浩。世祖曰：‘诸将后期，及贼不击，罪在诸将，岂在于浩。’浩又言洁矫诏，事遂发。舆驾至五原，收洁幽之。……洁与南康公狄邻及（张）嵩等，皆夷五族，死者百余人”[2]。《世祖纪》太平真君五年二月：“中山王辰等八将以北伐后期，斩于都南。”其中有“督偏将出别道”的尚书奚眷，见《魏书》卷30本传。西道主帅乐平王拓跋丕及东道主帅拓跋范均为拓跋焘之弟，《魏书》卷17二人本传称：丕“坐刘洁事，以忧薨。……谥曰戾王”；范“刘洁之谋，闻而不告，事发，因疾暴薨”。二人显然均非正常死亡。拓跋丕本传还说：“丕之薨及日者董道秀之死也，高允遂著《筮论》曰：‘昔明元末起白台，其高二十余丈，乐平王尝梦登其上，四望无所见。王以闻日者董道秀，筮之曰：‘大吉。’王默而有喜色。后事发，王遂薨死，而董道秀弃市。……’”说明拓跋丕本亦有追逐帝位的图谋。

刘洁与诸王合谋推翻拓跋焘，直接的目的当然是夺取皇位，兄弟相传及诸部拥戴的传统还在起作用，所以拓跋丕及拓跋范会牵涉其中，刘洁也才会有自己当皇帝的企图。拓跋晃在危急中以太子身份监国，“入总万机，出统戎政，监国抚军，六柄在手”，万一拓跋焘有所不测，“国有成主，民有所归，则奸宄息望，旁无觊觎”[3]，拓跋焘本人昔日出任“监国”的这种目的，同样适用于拓跋晃。而证明拓氏父子相继的皇统的合法性也成了当时最紧迫的问题。《魏书》卷112之下《灵徵志下》记：太平真君五年二月，张掖郡奏称“石文记国家祖宗讳，著受命之符”。朝廷遣人图写。“其文记昭成皇帝‘讳继世四六，天法平，天下大安’，凡十四字；次记太祖道武皇帝‘讳应王，载记千岁’，凡七字；次记太宗明元皇帝‘讳长子二百二十年’，凡八字；次记‘太平天王继世主治’，凡八字；次记皇太子‘讳昌封太山’，凡五字。初，上封太平王，天文图箓又授‘太平真君’之号，与石文相应。太宗名讳之后，有一人像，携一小儿。见者皆曰：‘上爱皇孙，提携卧起，不离左右。此即上象灵契，真天授也。’”在遥远的边地刻石图形，指名以为符应，从时间上看，正月或更早一些的时侯便已在秘密进行，旨在以当时人心理上认同的图谶形式，证明拓跋皇权上符天意，“太平真君”拓跋焘为天命所授，不容僭夺，刚刚总统百揆的拓跋晃亦是天意所定将封禅泰山的真主[4]，其作为皇位继承者的地位亦不容怀疑。刘洁凭信的“刘氏应王”的谶语及董道秀对拓跋丕白台之梦的解析等，均属虚妄。

图谶毕竟是一把双刃剑，最高统治者利用它来宣扬自己的合法地位，却不容许别人利用它来对这种合法性置疑；佛教僧侣以法术事于贵族官僚门下，如同图谶，在他们的密谋中可能起了推波助澜或壮胆的作用，亦引起胜利者的警惕。太平真君五年正月壬寅，在拓跋焘回至平城，完全控制局势后，拓跋晃“始总百揆”，第七天后的戊申日，朝廷下诏：“愚民无识，信惑妖邪，私养师巫，挟藏谶记、阴阳、图讳、方伎之书；又沙门之徒，假西戎虚诞，生致妖孽。非所以壹齐政化，布淳德于天下也。自王公已下至于庶人，有私养沙门、师巫及金银工巧之人在其家者，皆遣诣官曹，不得容匿。限今年二月十五日，过期不出，师巫、沙门身死，主人门诛。明相宣告，咸使闻知。”《魏书·释老志》录有此诏自“沙门之徒”以下部分，文句稍有出入，时间却系于太平真君七年。研究者因而发生太武帝废佛究竟是一次还是两次的疑问。关于太武废佛问题，后文还要讨论，但这道诏书于太平真君五年是没有问题的，是针对刘洁、拓跋丕等利用师巫及行事与之相类的沙门为自己政治企图张目的行为，采取的应对措施。奔走于王公门下的释玄高及“尚书韩万德之门师”释慧崇于当年九月被杀[5]，正是禁止“私养沙门”的实证。但命令私门中的沙门“遣诣官曹”，确实还不能如有的研究者那样，将其视为一次灭佛活动，并将上述政治事件视作灭佛的背景[6]。这样不仅与事实不合，而且会掩盖太平真君四五年间北魏上层政治剧烈动荡的真实原因。

太平真君四年冬发生的针对拓跋焘的政治密谋，可以说是贵族“功臣”们的集体行动，皇位的争夺并不能解释贵族功臣们何以要群起反对拓跋焘。而胜利者拓跋焘及崔浩等的反击行动亦没有仅仅局限于确保权力这一点上。《宋书》卷95《索虏传》记拓跋焘命拓跋晃为监国的诏书较前引《魏书》更为详细，兹录其全文，以兹参证。：

朕承祖宗重光之绪，思阐洪基，恢隆万世。自经营天下，平暴除乱，扫清不顺，【武功既昭而文教未阐，非所以崇太平之治也。今者域内安逸，百姓富昌，军国异容，宜定制度，为万世之法】。夫阴阳有往复，四时有代序，授子任贤，安全相附，所以休息疲劳，式固长久，成其禄福，古今不易之典也。诸朕功臣，勤劳日久，皆当致仕归第，雍容高爵，颐养神寿，朝请随时，飨宴朕前，论道陈谋而已，不须复亲有司苦剧之职。其令皇太子嗣理万机，总统百揆，更举贤良，以被列职，【皆取后进明能，广启选才之路，择人授任而黜陟之。故孔子曰：“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主者明为科制，宣敕施行。

两相比较，除了文句出入外，《宋书》所录诏文中有两句重要的内容不见于《魏书》，即“武功既昭而文教未阐，非所以崇太平之治也。今者……宜定制度，为万世法”；“皆取后进明能，广启选才之路，择人授任而黜陟之”。也就是说拓跋晃任监国以后的政治任务是扩大人才选拔途径，特别是“后进明能”，更新制度，推行文治。拓跋晃是在激烈的政治斗争还未最后结局的时候就任监国的，在这种非常的情况下为北魏日后的政治发展定下推行文教的基调，只能是拓跋焘、崔浩等针对反对者采取的不妥协的强硬姿态。也就是说，“功臣”们之所以群起附合拓跋丕、刘洁等政治上的野心家，主要是因为在此以前拓跋焘、崔浩等人进行的“太平之治”活动业已危及他们的政治利益。

拓跋焘即位之始，崔浩即通过道教给他披上了“北方泰平真君”的光环，赋予他“先武后文”，“兴复儒教，继千年之绝统”的历史重任[7]。拓跋焘在征服黄河流域、击败柔然昭示武功的同时，确也在崔浩的推动下，进行了阐扬文治的活动。公元439年，北魏统一北方，次年即改年号为“太平真君”，表明拓跋焘在心理上亦自视为崔浩所界定的“北方泰平真君”。

太平真君四年以前所进行的各项文治或者说“定制度”的活动，主要表现有按魏晋制度建立北魏的政权机构、礼聘汉族士人、加强儒学教育、整肃吏治等方面。

北魏建立之初，曾按魏晋“宪章”建立了中央机构及一系列礼仪制度，但过数年即全部被否定，部落时代的旧习全面恢复，其详细情形将另文专述。拓跋焘即位的始光元年，复置右民尚书，成为中枢机构重新仿行魏晋制度的先声。神█(jia)二年（公元428年）二月，“置左右仆射、左右丞、诸曹尚书十余人，各别居寺”[8]。正式恢复魏晋以来作为中央决策与行政指挥中心且北魏初一度设立过的尚书机构。各部尚书因事立名，拓跋焘时有殿中、太官、南部、北部、西部、吏部、右民、仪曹、乐部、驾部、库部、都官等尚书，与魏晋制度仍有很大差距，但毕竟从名义上放弃了此前诸部大人议政的制度。严耕望先生《北魏尚书制度考》说：“尚书制度之发展与华化之步趋不异，其在初期，尤为华化之标征也……重建台省，而部酋之势亦稍浸矣。”[9]允为确论。拓跋焘时，还新置秘书省，秘书省文士参议政事、撰写史书、掌管图书秘籍，与汉族士人最为集中的中书省一并成为为文治服务的重要机构。神█(jia)三年，北魏朝廷下诏健全地方行政机构：“昔太祖拨乱，制度草创，太宗因循，未遑改作，军国官属，至乃阙然。今诸征镇将军、王公仗节边远者，听开府辟召，其次增置吏员。”[10]征镇将军与出镇王公“辟召”吏属，与魏晋军府属官例由中央任命不同，却为汉族士人进入幕府，使北魏在中原实行有序统治创造了条件。

兴复儒教，行汉魏制度，确立北魏作为华夏正统的地位，还需要汉族世族士人的广泛参与及支持。拓跋焘改变以前北魏政权对世家大族强行迁徙的策略为以礼相聘。神█(jia)四年九月下诏表示将“偃武修文，遵太平之化”，指名征召范阳卢玄、博陵崔绰、赵郡李灵等“贤俊之胄”，并令“如玄之比，隐迹衡门、不耀名誉者，尽敕州郡以礼发遣”[11]。同年八月崔浩进位司徒，次月即在“访诸有司”的基础上下诏礼聘士人，显然是采用了魏晋司徒府负责士人征聘品第的制度，亦表明主其事者正是崔浩。由于一些世族人士仍不愿与北魏政权合作，地方官吏还遵旧制加以“逼遣”[12]。次年即延和元年十二月，复下诏书说：“朕除伪平暴，征讨累年，思得英贤，缉熙治道，故诏州郡搜扬隐逸，进举贤俊。……诸召人皆当以礼谕，任其进退，何逼遣之有也！此刺史守宰宣扬失旨，岂复光益，乃所以彰朕不德。自今以后，各令乡闾推举，守宰但宣朕虚心求贤之意。既至，当待以不次之举，随才文武，任之政事。其明宣敕，咸使闻知。”[13]政策的调整终于赢得了绝大多数汉族士人对北魏政权的支持。指名征召的42人中，有35人受聘，占总数的80%以上，“自余依例州郡所遣者不可称记，尔乃髦士盈朝，而济济之美兴焉”[14]。应征士人主要集中于中书省和秘书省，故当时有“中、秘二省多诸文士”的说法[15]。应聘者之一的高允后来在《征士颂》中述其盛况：文士们“或从容廊庙，或游集私门，上谈公务，下尽忻娱，以为千载一时，始于此矣”。有关此次礼聘士人的详尽研究，可参张金龙氏的论著[16]。汉族文士进入北魏中枢，广泛参与政事，特别是任职于与皇帝行使权关系密切的中、秘二省，必然会与政治的主体力量、武而无文的鲜卑贵族发生冲突，或引起他们的强烈反感。我们知道，数十年后，当孝文帝过多地与汉族士人接触时，“国戚旧人遂谓疏己，怏怏有不平之色”[17]。拓跋焘时这种情形当亦在所难免，而他们仇视的主要对象自然是热心张罗此事的崔浩。

拓跋焘时，北魏政权的政治重心虽仍在阴山南北草原地区，但随着统治区域逐渐扩大到整个黄河流域，北魏政权对农耕地区的财源越来越倚重，开始全面整顿赋税。据《魏书·世祖纪上》，始光三年，北魏废除了道武、明元二朝遍置于中原的“杂营户帅”，将他们控辖下的人口改为郡县民，以解决“赋役不周，户口错乱”的弊病。延和三年二月下诏：“其令州郡县隐括贫富，以为三级，其富者租赋如常，中者复二年，下穷者复三年。刺史守宰当务尽平当，不得阿容以罔政治。”次年，复又令调发之时，“县宰集三老计资定课，裒多益寡，九品混通，不得纵富督贫，避弱侵强”，几乎照搬曹魏九品相通之制。

整顿赋役与肃清吏治密不可分。时官吏无禄，地方官吏更不可能如中央官吏那样，因随拓跋焘征讨，可以不时得到或多或少的赏赐,贪污受贿在所难免。始光四年，拓跋焘南巡至中山，“守宰贪污免者十数人”。次年正月，诏以天下守令多行非法，精选忠良悉代之”。太延元年十二月，诏书又称：“操持六柄，王者所以统摄；平政理讼，公卿之所司存；劝农平赋，宰民之所专集；尽力三时，黔首之所克济。各修其分，谓之有序，今更不然，何以为治？越职侵局，有紊纲纪；上无定令，民何以从？”并规定收取赋税时，由县令主持，“集乡邑三老计资定课”，“州郡县不得妄遣吏卒”；同时还规定：“太守覆检能否，核其殿最，列言属州。刺史明考优劣，抑退奸吏，升进贞良，岁尽举课上台。牧守荷治民之任，当宣扬恩化，奉顺宪典，与国同忧。直道正身，肃居官次，不亦善乎！”诏令明确限定了各级地方机构的行政职责，并第一次赋予尚书台以考课地方官吏的权力。朝廷虽急于“定制度”，在中原实施有秩序的统治，但痼疾难返，群官牧守并没有按要求“直道正身”。太延三年五月诏书说：“内外群官及牧守令长，不能忧勤所司，纠察非法，废公滞私，更相隐置，浊货为官，政存苟且。……令天下吏民得举告守令不如法者。”所有这些诏令均见《魏书·世祖纪上》。同书《刑罚志》记太延三年令颁布后，“于是凡庶之凶悖者专求牧守之失，迫胁在位，取豪于闾阎。而长吏咸降心以待之，苟免而不耻，贪暴犹自若也。”太平真君四年，诏书又称：“朕承天子民，忧理万国，欲令百姓家给人足，兴于礼义。而牧守令宰不能助朕宣扬恩德，勤恤民隐，至乃夺其产，加以残虐，非所以为治也。今复民赀赋三年，其田租岁输如常。牧守之徒，各厉精为治，劝课农桑，不听妄有征发。有司弹纠，勿有所纵。”见于《魏书·世祖纪下》。

当时北魏地方长官基本上由鲜卑贵族独占，令民告官，至使“凡庶”“求牧宰之失，迫胁在位”，强化尚书台及“有司”纠察考核官吏的职能，无疑都会触动鲜卑“功臣”的既得利益。

总之，以上所述太平真君四年前在崔浩倡导及主持下进行的各项改革活动，总的方向是朝汉化和文治的方向发展，使北魏政权对中原及整个北方的征服、掠夺行为变为一种有秩序的统治。新的政策和法令在各个方面又都损害了旧的特权阶层即鲜卑贵族勋臣的利益，这是太平真君四年冬鲜卑贵族意欲置拓跋焘及崔浩于死地的那场政治密谋的背景。这也是胜利者特别强调选后进明能、定制度、行文治的原因。

二、激进的改革与崔浩国史之狱

研究北魏政治史及探寻拓跋鲜卑民族的历史发展过程，无论如何避不开公元450年六月发生于北魏都城平城那场大屠杀。北魏政权中汉族人士的领袖性人物、为北魏政权的稳定与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的崔浩，在为北魏政权服务了三四十年后，被押上囚车，“送于城南，使卫士数十人溲于其上，呼声嗷嗷，闻于行路。自宰司之被戮辱，未有如浩者”。与此同时，原在崔浩下面工作的秘书省中秘书郎以下128人亦被处死，“清河崔氏无远近，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皆浩之姻亲，尽夷其族”。

《魏书》的作者在事情过去半过多世纪后进行记录[18]，对事情发生的原委已不甚了了。《魏书》卷35《崔浩传》末史家评论说：“崔浩才艺通博，究览天人，此其所以自比于子房也。属太宗为政之秋，值世祖经营之日，言听计从，宁廓区夏。遇既隆也，勤亦茂哉。谋虽盖世，威未震主，末途邂逅，遂不自全。岂鸟尽弓藏，民恶其上？将器盈必概，阴害贻祸？何斯人而遭斯酷，悲夫？”在本传及全书其他相关地方，《魏书》作者都提供了一些让后人判断崔浩事件的片断史实，后世史家亦往往各就一片断立论，意见纷岐而难得确解。

笔者认为，对于崔浩国史之狱，若据《魏书》相互冲突的片断史料立论，很难探明事实的真象，如果将其置于北魏历史进程中加以考察，这些相互冲突的史实都能得到贯通的解释。在太平真君四年末几乎兵戎相见的政治斗争中，因文治改革而受到反对的拓跋焘、崔浩成为胜利者，崔浩决心以此为转机，彻底冲破鲜卑贵族的阻挠，在汉化和文治的道路上迈出更大的步伐，却最终酿成更大政治悲剧。

太平真君四年十一月，拓跋焘、崔浩击败鲜卑贵族的政变密谋后，采取断然措施，令皇太子拓跋晃监国，罢黜功臣，更选后进明能以行文治。《魏书·世祖纪下》太平真君五年正月壬寅条：“皇太子始总百揆。侍中、中书监、宜都王穆寿，司徒、东郡公崔浩，侍中、广平公张黎，侍中、建兴公古弼，辅太子以决庶政，诸上书者皆称臣，上疏仪与表同。”

监国四辅中，力主行文治的崔浩居其一，其他三人也都具有相当程度的文化修养，虽说不上是“后进”，却肯定是当时上层人物中的“明能”。据《魏书》卷27《穆崇传穆寿附传》，穆焘祖穆崇为北魏创建时期的功臣，其父穆观“少以文艺知名，选充内侍，太祖器之”。明元时，观“绾中书门下，出纳诏命”，后为拓跋焘监国六辅中三右弼之一，“出则统摄朝政，入则应对左右，事无巨细，皆关决焉”。穆观是北魏初年鲜卑贵族中屈指可数的几个文化人之一，穆寿“明敏有父风，世祖爱重之，擢为下大夫，敷奏机辩，有声内外，迁侍中、中书监、领南部尚书”，拓跋焘亲征沮渠北凉时，曾命其辅太子拓跋晃，“总录机要，内外听焉”。这说明穆寿如其父，虽无赫赫武功，却知书传，熟悉治道，且受拓跋焘信任。张黎为雁门人，当属汉人，拓跋珪时因“善书计”而受信任，明元时赐爵广平公，“管综机要”，太武时时曾出镇长安，“清约公平，甚著声称，代下之日，家无余财”，既有文能，又能遵守拓跋焘前期各项政令。及为监国四辅之一，复“忠于奉上，非公事不言”。亦见于《魏书》卷28本传。据同卷《古弼传》，古弼出鲜卑吐奚氏，“少忠谨，好读书，又善骑射。……虽事务殷凑而读书不辍，端谨慎密，口不言禁中之事”。当是时，“戎车屡驾，征伐为事，贵游子弟未遑学术”[19]，古弼身为贵族，却热心于读书，可谓凤毛麟角。太子四辅中，汉人占了一半，且均有文能，最高权力机构中的人事安排，为实现太子监国推行文治作了一定的保证。如后文所述，以后崔浩对朝政的意见基本上都能得到实行，论者所谓崔浩在太平真君年间因北魏武力征服的停止，不再有用，最终被拓跋焘抛弃的意见[20]，并不合乎历史事实。

从《魏书》中已难探明拓跋晃监国后，罢黜功臣、进用“后进明能”的具体情形。该书卷48《高允传》说：“初，崔浩荐冀、定、相、幽、并五州之士数十人，各起家为郡守。恭宗谓浩曰：‘先召之人，亦州郡选也，在职已久，勤劳未答，今可先补前召外任郡县，以新召者为郎吏。又守令宰民，宜使更事者。’浩固争而遣之。允闻之，谓东宫博士管恬曰：‘崔公其不免乎！苟逞其非，而校胜于上，何以胜济。”论者将该史料作为崔浩国史之狱起于崔浩与其政敌拓跋晃矛盾激化的重要证据[21]，或参据其他相关史料，认为崔浩被杀因其生性躁进，小才而大用[22]。关于前一意见，且待下文分析，后一意见似是而非。崔浩性格上容有弱点，但躁进却非其一惯作风。《魏书》本传称：“浩既工书，人多托写《急救章》，从少至老，初不惮劳，所书盖以百数，必称‘冯代强’，以示不敢犯国，其谨也如此。”在政治上行事谨慎的崔浩之所以“校胜于上”，实是政治形势变化的结果。

上述卢玄传所记事件，《资治通鉴》作为崔浩之狱的背景系于崔浩被杀之前。且增加了“自恃才略及魏主所宠任，专制朝权”一段话。该事件发生的具体时间虽已难确定，但必在太平真君五年拓跋晃监国以后，否则崔浩没有必要与拓跋晃争执，如果没有“取后进明能”以代替罢归功臣的诏令，崔浩也不可能“固争而遣之”。拓跋晃虽反对崔浩将新近荐举的五州世族人士遣为郡守，却并不反对将先此应征入平城的世族人士派任地方守令。除崔浩此次新征召的五州士人外，神█(jia)四年征入平城而麇集于中、秘二省的汉族士人因机出任地方长官者亦不在少数。《高允传》即称高允为中书侍郎二十余年，“部下吏百数十人亦至刺史二千石”。据统计，拓跋焘统治时期，汉人为刺史的比重从道武、明元二朝占总数的7.3%上升到40%[23]。汉人出任地方长官，一改前此“拥节分符，多出丰沛”[24]即地方长官基本一由鲜卑人充任的情况，应是整顿地方吏治在新的政治局面下更大规模的行动。

《魏书·世祖纪下》记太平真君五年正月庚戌诏书称：“自顷以来，军国多事。未宣文教，非所以整齐风俗，示轨则于天下也。今制王公已下至于卿士，其子息皆诣太学。”这与两天前的禁图谶及私养沙门以“壹齐政化、布淳德于天下”诏书，一并体现了拓跋晃监国后，厉行文治的企图，禁图谶及私养沙门同书卷108之1《礼志一》称：太平真君五年六月，“司徒崔浩奏议：‘神祀多不经，案祀典所宜祀，凡五十七所，余复重及小神请皆罢之。’奏可”。据同卷所载太和十五年八月戊午诏，北魏前期祭祀的杂神有1200余处，这些得到朝庭祭祀的神灵，绝不包括北方民间自行祭祀的的对象，大多数应是拓跋鲜卑部落联盟时代各个部落所崇拜神祇，其中一些在《魏书·礼志》及《水经注》中还能找到其踪影。崔浩据以罢除这些神祀的“祀典”不知是当时所定，还是汉魏以来传统政权不断论证所得的结论，但无疑都是根据《周礼》中的儒教礼制原则确定的。罢废杂神、崇尚祀典，既与北魏皇权成长过程中排抑部落势力的历史进程合拍，同时也是在强力推行文治的政治背景下采取的激烈的行动。

太平真君五年后，另一个以“宣文教”为目的的激烈行动则是废佛。恪守强烈儒教文化理念的崔浩，对外来的佛教持强烈的排斥态度。《魏书·崔浩传》说：“浩非毁佛法，而妻郭氏敬好释典，时时诵读。浩怒，取而焚之，捐灰于厕中。”又称：“浩既不信佛道，（崔）模深所归向。每虽粪土之中，礼拜形像。浩大笑之，云：‘持此头颅不净处跪是胡神也。’”太平真君五年禁私养沙门诏称沙门“假西戎虚诞，妄生妖孽，非所以一齐政化，布淳德于万天下”，业已体现出儒教理念与外来佛教间的冲突。太平真君七年，崔浩终于为全面废佛找到合适的借口。《魏书》卷114《释老志》谓太平真君七年拓跋焘率军于关中平盖吴之乱，于长安一佛寺发现僧人私藏武器、酿酒、为州郡牧守及富人藏匿财物、与贵室妇女于暗室中淫乱，“帝既非沙门非法，浩时从行因进其说。诏诛长安沙门，焚破佛像，敕留台下四方，令一依长安行事。……时恭宗为太子监国，素敬佛道。频上表，陈刑杀沙门之滥，又非图像之罪，今罢其道，杜诸寺门，世不修奉，土木丹青，自然毁灭。如是再三，不许。……恭宗言虽不用，然犹缓宣诏书，远近皆预闻知，得各为计。四方沙门多亡匿获免，在京邑者亦蒙全济。……始谦之与浩同从车驾，苦与浩诤，浩不肯。谓浩曰；‘卿今促年受戮，灭门户矣。’后四年，浩诛，备五刑，时年七十。”

上述史料表明，此次废佛行动的主谋为崔浩。论者多将佛、道二教之争视为佛教“三武之厄”中太武灭佛发生的原因。因为崔浩曾力劝拓跋焘接受道教，尊北方道教人物寇谦之为“天师”，且于平城修筑天师道坛，至道坛亲受“符箓”；崔浩本人亦“事天师，拜礼甚谨”。这实际上只是问题的表面现象。道教只不过是崔浩在北方兴复周孔儒教，并使对儒家政治文化理念知之不多却热心于天文术数的拓跋焘易于接受的幌子。崔浩与寇谦之最初的结合是因为两人在讨论自古以来“治乱之际”时思想上的契合，寇谦之不仅尊崔浩为“当今之皋繇”，并且改变了道教“行道隐居”的本质而“营世务”，称自己“奉神中之诀，当兼修儒教，辅助北方太平真君，继千年之绝统”，甚至还要崔浩为他“撰列王者治典，并论其大要”[25]。可以说是崔浩与寇谦之合谋撰成的所谓含有“上师李君之手笔”的《录图真经》中，“坛位、礼拜、衣冠仪式各有差品”，却“大自与世礼相准”[26]；后建造天师道坛，“重坛五层，遵其新经之治”而“制如明堂”[27]，“明堂”乃汉魏以来儒者众说纷纭却都又视为帝王承天行太平之治的礼仪建筑。崔、寇的结合，不仅仅使北方民间暗中传播的道教获得政权的认可，更重要的是使儒教得以曲折地影响当时政权的礼仪活动并使统治者心理上加以接受。因此，崔浩与寇谦之的结合并不全是论者所说的因为家族地位的相近或家族宗教信仰的相同[28]，否则“留心于制度，科律及经术之言”的崔浩，连《老子》、《庄子》这两部道教奉为至上经典的著作亦不忍卒读，称之为“不近人情”的“矫诬之说”，视之为“乱先王之教”的“败法文书”[29]，不可能拜倒在道教的神灵之下。而且我们知道，“天师”寇谦之作为道教领袖，对激烈的废佛活动持保留态度，“苦与浩诤“，在其创新的道教神祇中，还为佛保留了相当重要的位置[30]。这也反映出太武废佛的主因并非佛道之争，而是因为佛教义理与崔浩心目中的政治文化理念相悖。

废佛诏书中所提出的罢废佛教的理由亦可证明上述意见。诏书中说：“昔后汉荒君，信惑邪伪，妄假睡梦，事胡妖鬼，以乱天常，自古九州之中无此也。夸诞大言，不本人情。叔季之世，暗君乱主，莫不眩焉。由是政教不行，礼义大坏，鬼道盛炽，视王者之法，蔑如也。自此以来，代经祸乱，天罚亟行，生民死尽，五服之内，鞠为丘墟，千里萧条，不见人际，皆由于此。朕……欲除伪定真，复羲农之治。其一切荡除胡神，灭其踪迹，庶无谢于风氏矣。……虽言胡神，……皆非真实。至使王法废而不行，盖大奸之魁也。有非常之人，然后能行非常之事，非朕孰能去此历代之伪物！”诏书称佛为“胡妖鬼”、“胡神”、“伪物”，原因是“自古九州之中无此也”；诏书将东汉以后的社会动乱归咎于佛教，指出只有“太平真君”拓跋焘才能完成“荡除胡神”的“非常之事”，目的在于行政教，兴礼仪，“除伪定真，复羲农之治”。废佛的主旨确实在于兴复儒教，推行文治，而不是为道教张目。不过，佛教在当时鲜卑贵族及汉族世族人士中都拥有众多的信众。据《魏书·释老志》，曾被拓跋焘信重的名僧惠始，死后葬于平城城内，太平真君六年，“制城内不得留瘗，乃葬于南郊之外。……送葬者六千余人，莫不感恸。中书监高允为其传，颂其德迹”。这“感恸”的六千余人，无疑和监国太子拓跋晃一样，同是崔浩废佛活动的积极反对者。对于鲜卑族人来说，崔浩既用汉族文人逐步取代他们的官职，在罢废了他们传统中崇拜的神灵后，又强行废佛，彻底剥夺他们心灵中的寄托，他们对崔浩及其属下的汉族文人的排抑心态随时事的发展，必然会上升为极端的仇视。

为了体现出文治的氛围，太平真君八年，崔浩奏请颁行自己号称经39年潜心思考而编成的《五寅元历》。尽管同时代的人对其历法中的谬误提出过批评，后世天文学家亦认为“考察未及周密”[31]，崔浩却坚信自己“得周公、孔子之要术”，“得天道之正”。并称：“今遭陛下太平之世，除伪成真，宜改误历，以从天道。……非但时人，天地鬼神知臣得正，可以益国家万世之名，过于三皇五帝远矣。”[32]与此同时，崔浩属吏著作郎闵湛、郄标双上书朝廷，称颂崔浩所注《论语》等儒家经典，“言马、郑、王、贾虽注述《六经》，并多疏谬，不如浩之精微。乞收境内之书，藏之秘府，班浩所注，命天下习业。……既而劝浩刊所撰国史于石，用垂不朽”[33]。据《魏书·崔浩传》及《南齐书·魏虏传》，崔浩对立石刊刻其所注《五经》及所主编的《国书》极为热心，监国太子拓跋晃亦加以支持，遂从邺城取石虎时代各长丈余的“文石屋基”60枚，运至平城城西三里、西郊祭天坛东三里的地方，“方百三十步，用功三百万乃讫”。无论从哪个角度说，这都是工程浩大的文化建设活动，如能存留至今，其文化价值绝不亚于同一地区的的云岗石窟。不过，西郊祭天坛是拓跋部落联盟时代旧俗最集中的体现，《五经》却是汉族文明最权威的代表，两相对峙，这成为当时平城最为奇特的文化景观：一方是鲜卑王公勇士胡服奔逐，女巫执礼；一方是汉族文人摇头晃脑，幻想礼制与自己心目中的文明。两种文化代表者政治势力上的悬殊，决定了这种文化对垒的最终结局。

崔浩被杀的直接起因为他主编的北魏当代史《国书》或称《国记》“备而不典，而石铭显在衢路”，激起鲜卑族人的群起攻击。见于《魏书·崔浩传》。而关注崔浩事件的研究者都没有将其作为事件的真正原因，或根本上加以否定[34]。当事人之一的高允事后在崔浩等经营石铭时曾预言：“闵湛所营，分寸之间，恐为崔门万事之祸。吾徒无类矣。”而事发之后却表示：“浩以蓬蒿之才，荷栋梁之任，在朝无謇谔之节，退私无委蛇之称，私欲没其公廉，爱憎蔽其直理，此浩之责也。至于书朝廷起居之迹，言国家得失之事，此亦为史之大体，未为多违。”[35]《崔浩传》称崔浩本人“伏受赇”，亦即承认有枉法受贿行为，这或许是高允所称“私欲没其公廉”的具体事实之一。按其时北魏百官无禄，全靠不定期的赏赐，官员清廉者生活艰难。高允任中书侍郎近三十年，怎么说也相当于今日一个副部长级官员，家中“惟草屋数间，布被缊袍，厨中盐菜而已。……常使诸子樵采自给”。与高允相比，崔浩官高位重，所得赏赐亦多，可以过得相当豪华，如他自已所说：“余备位台鉉，与参大谋，赏获丰厚，牛羊盖泽，赀累钜万。衣则重锦，食则梁肉。”如此富足，还收受贿赂，可谓贪得无厌。不过，收受贿赂也只不过是崔浩事件的一个借口，否则，受贿的个人行为不可能祸及大量部属乃至姻戚。

但我们不能否认《国史》中有关内容的公布对当时业已激化的矛盾的催化作用。《魏书·崔浩传》称“往来行者咸以为言，事遂闻发”；《北史·崔浩传》称“北人咸悉愤毒，相与构浩于帝”。拓跋焘为《国史》中的内容愤怒不已，亦见于《魏书·高允传》。正如周一良先生所说：“崔浩国史之狱为一大政治事件，必有其深刻复杂之原因”，国史“备而不典”只是事件发生的“导火线”。虽然周先生对国史“不典”提出的具体例证尚可商榷[36]，我们确实还可以找到崔浩《国史》中受到鲜卑族人群起攻击并使拓跋焘怒火中烧的具体内容。

《宋书》卷95《索虏传》称：“索头虏姓托跋，其先汉将李陵之后也。陵降匈奴，有数百千种，各立名号，索头亦其一也。”《南齐书》卷57《魏虏传》亦称：“魏虏，匈奴种也，姓托跋氏。……初，匈奴女名拓跋，妻李陵，胡俗以母名为姓，故虏为李陵之后。虏甚讳之，有言其是陵后者，辄见杀。”尽管研究者或就此展开对拓跋鲜卑族源的讨论，但这种说法早已受到唐代史学家刘知己的尖锐批评。《史通·外篇·杂说中》“后魏书条”说：“又崔浩谄事狄君，曲为邪说，称拓跋之祖本李陵之胄。当时众议抵斥，事遂不行。或有窃其书以渡江者，沈约撰《宋书·索虏传》，仍传伯渊所述。凡此诸妄，其流甚多，倘无迹可寻，则真伪难辨者矣。”崔浩所撰且被人秘密携至江南的“书”必为其主持编撰的国史，“众议抵斥”与“往来行者咸以为言”、“北人咸悉愤毒”情形相同，刘知己这一说法按他本人的标准，应当是有“迹”可寻的，《国史》称拓跋为李陵后，应该是其“备而不典”的一个铁证。

问题是崔浩于《国史》之中“称拓跋之祖本李陵之胄”虽属“邪说”，却并非有意要贬抑拓跋氏，而是为了“谄事狄君”，即讨好当时的北魏皇帝拓跋焘。崔浩为什么认为他杜撰的这一“邪说”可以得拓跋焘之欢心？其真正目的又是什么呢？

《魏书》卷47《卢玄传》说：“司徒崔浩，玄之外兄，……浩大欲齐整人伦，分明姓族。玄劝之曰：‘夫创制立事，各有其时，乐为此者，讵几人也？宜其三思。’浩当时虽无异言，竟不纳，浩败颇亦由此。”陈寅恪先生认为，崔浩与寇谦之致力于通过“齐整人伦，分明姓族”建立高官与儒学合一的贵族政治，而将有政治势力却无学术文化的原鲜卑部酋排斥于这种新构建的贵族政治之外，正是崔浩致败的真正原因[37]。从前引《卢玄传》看，崔浩曾认可卢玄的意见，但最终因“时”变化而确实采取了“分明姓族”的实际行动，而这还是应当属于太平真君四年以后激进文治活动的一个内容，只是我们不能将“分明姓族”作为排斥鲜卑贵族的手段，崔浩不可能在政治上如此幼稚。我认为，“称拓跋之祖本李陵之胄”以“谄事狄君”，正是我们可以指实的崔浩“分明姓族”的一个具体行动。

要“分明姓族”，自然是以崔浩等汉族世族人士在十六国以来动荡局势中仍坚持的汉魏学术文化传统、家族风尚与门第通婚为基础，而在当时，却不得不考虑如何将政治上处于绝对优势的鲜卑贵族纳入新定的或准备中的姓族体系，而不是将他们排斥在外。将拓跋氏定为汉代名将李陵的后代，而拓跋部落联盟时代附于拓跋部的各部酋长祖先为随李陵降于匈奴的“数百千”部属，拓跋氏自然成为足以与当时任何汉族世族媲美的名门，同时也使其地位高于其他鲜卑贵族，而所有鲜卑人都是原本被他们压制的“汉人”[38]的同类。称拓跋为李陵后，既可以进行“分明姓族”的活动，又能抹去鲜卑人与汉人之间的民族隔阂，可谓一举两得。

崔浩所以要将拓跋氏与汉族李氏拉上关系，与其最初尊拓跋焘为“太平真君”时所杜撰的神话或有关系。《魏书·释老志》记载，寇谦之称在北魏明元帝泰常八年十月即拓跋焘即位前一月，受神人所授《录图真经》，该神人为“牧土上师李谱文”，自称“老君之玄孙，昔居代郡桑干，以汉武世得道，为牧土宫主，领治三十六土人鬼之政”。可以说崔浩与寇谦之当时杜撰这一神话，意在暗示这位汉武帝时于平城桑干得道，且任牧土宫主的老子后裔李谱文，正是拓跋氏先祖的化身，是他希望其原来以游牧为生的后代接受儒教，走上文明的道路。当崔浩为“分明姓族”服务给拓跋氏选定一位汉人先祖，而不是笼统地称之为华夏始祖黄帝之后时，当初制造的神话可能会萦绕于心中，崔浩最终为拓跋氏选定的祖先是李陵而不是李谱文，或者因为后者太过玄虚，而前者毕竟有一定的历史依据。

崔浩这一举动只是一厢情愿。当时的鲜卑人是“国人”，鲜卑贵族是北魏统治的基本政治力量，他们仍视汉人及北魏境内鲜卑以外的其他民族为不稳定因素，拓跋焘本人虽接受了“太平真君”的名号，愿意实行一定程度的有利于巩固北魏统治及自己专制权力的“文治”，但他仍为自己是“马背中领上生活”的鲜卑人而自豪。拓跋焘及绝大部分鲜卑人均不可能接受崔浩为他们安排的李陵或其他“汉人”为自己的先祖。前引《南齐书·魏虏传》称“虏甚讳之，有言其陵后者，辄见杀”，崔浩作为这一说法的始作俑者，自然首当其冲。当过于激进的文治活动业已使鲜卑人深怀不满的情况下，崔浩又为安排一位汉人祖先，“众议抵斥”、“咸悉愤毒”，是必然的反映，他们“相与构浩于帝”，即便拓跋焘不想杀崔浩，政治上的总体考虑也会促使他将崔浩等推上断头台，以平息鲜卑族人的愤怒。有趣的是，崔浩的“邪说”在北朝后期，却被一些急于证明自己原本为中原人的北族人采用[39]。

《魏书·世祖纪下》说拓跋焘“果于诛戮，后多悔之”，并称：“司徒崔浩既死之后，帝北伐，时宣城公李孝伯疾笃，传者以为卒也。帝闻而悼之，谓左右曰：‘李宣城可惜。’又曰：‘朕向失言，崔司徒可惜，李宣城可哀。’褒贬雅意，皆此类也。”太平真君十一年六月崔浩被杀后第三天，拓跋焘即“北巡阴山”，次年七月、十月又两度“行幸阴山”，难以确定拓跋焘是在哪一次“北伐”时说这悉话的，但毕竟还是可以从中体会他对崔浩被杀的遗憾心情。这也表明，《宋书·柳元景传柳光世附传》所记崔浩因心向刘宋与北方大族密谋叛魏而被杀，如果不是柳光世南奔刘宋时自高身价进行的宣传，便是鲜卑贵族“相与构浩于帝”时的说辞，绝非事实。

关于监国太子拓跋晃在崔浩事件中的表现，没有更多的材料可以说明，我们知道他反对崔浩进行激烈的废佛活动，也曾在派遣地方长官时与崔浩发生过争执。就派遣地方长官一事说，拓跋晃从“守令宰民，宜使更事者”这一认识出发，主张将先前召入京师为郎吏且“亦为州郡选”即出身世家大族的人士派任地方，不是从根本上反对崔浩任用世族人士代替鲜卑贵族的作法。不仅所有“文治”的法令都是通过他出去的，而且他还热衷于营立田园而不是牧畜，还下令于平城畿内督课农耕，他还积极支持崔浩立石刊刻《国书》的活动，并在事发之后小心翼翼地保护了拓跋焘认为罪过于崔浩的高允，使之成为北魏后来“文治”活动的领袖。所有这些都说明拓跋晃并非是一个极端守旧的人物，因此我们难以将他视为崔浩的政敌，或更进一步将他作为反对“文治”的鲜卑贵族的代表。

综上两题，拓跋焘统治前期，在崔浩的积极鼓动下，拓跋焘接受了“太平真君”的称号，以在北方复兴儒教为己任，北魏政权进行了一系列以“文治”为主要目标的改革活动，损害了鲜卑贵族的利益，在太平真君四年末激起了鲜卑贵族针对拓跋焘及崔浩的政治密谋；其后，胜利者崔浩为形势所动，推行更为激进的文治活动，超出了鲜卑族人乃至拓跋焘本人的接受程度，从而招致杀身之祸。北魏政权的全面改革及鲜卑族人的全面汉化还有待时日，特别是还有待一位服膺中原文明的鲜卑族人的政治领袖。

[1]参曹文柱《北魏明元、太武两朝太子的世子监国》，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

[2]《魏书》卷28《刘洁传》。

[3]《魏书》卷35《崔浩传》。

[4]其时泰山还在刘宋治下，拓跋晃“昌封太山”，意即他将消灭刘宋，实现统一。

[5]《高僧传》卷11《释玄高传》。

[6]参向燕南《北魏太武帝灭佛原因考辨》，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84年第2期。

[7]参拙撰《北魏国号与正统问题》第三部分“太武朝树立正统运动”，载《历史研究》1992年第3期。

[8]《魏书》卷113《官氏志》。

[9]严耕望《北魏尚书制度考》，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9本。

[10]《魏书·世祖纪上》

[11]同上注

[12]《魏书》卷90《逸士·眭夸传》：眭夸为赵郡高邑人，其祖眭迈曾为晋司马越谈军谋掾，后为石勒所用，官至徐州刺史；其父眭邃在后燕末官至中书令，拓跋珪进攻后燕时，眭邃劝慕容宝坚壁清野以相拒击；眭夸本人娶“当时名达之士”钜鹿魏攀女为妻，“少与司徒崔浩为莫逆之交”，赵郡眭氏当然合于礼聘士人诏书所定的“贤俊之胄、冠冕州邦”的标准。“浩为司徒，奏征其为从事中郎，辞疾不赴。州郡逼遣，不得已，入京都。与浩相见，延留数日，惟饮酒谈叙平生，不及世事。浩每欲论屈之，竟不能发言。其见惮如此。浩后遂投诏书于夸怀，亦不开口。”眭夸后来竟“托乡人输租者，谬为御车，乃得出关。……时朝法甚峻，夸既私还，将有私归之咎。浩仍相左右，始得无坐”。

[13]《魏书·世祖纪上》。

[14]《魏书》卷48《高允传》所载高允《征士颂》中之语。《魏书·世祖纪上》称“至者数百人，皆差次叙用”。

[15]《魏书》卷44《伊馥传》。

[16]张金龙《北魏政治史研究》第53－68页，甘肃教育出版社1996年12月第1版。

[17]《魏书》卷40《陆俟传孙陆凯附传》。

[18]《魏书》虽于北齐初年终成于魏收之手，但《崔浩传》应当基本由为《魏书》定下编撰体例的李彪在宣武帝初年完成。

[19]《魏书》卷84《儒林·常爽传》

[20]见李培芬：《试论崔浩之死》，载《中国人民警官大学学报》（哲社版）1991年第2期。

[21]见牟润孙《崔浩及其政敌》，收于氏著《注史斋丛稿》。

[22]见《再论崔浩》，载《北朝研究》1990年下半年刊。

[23]见苏庆彬：《元魏北齐北周政权下汉人势力之推移》，载《新亚学报》（香港）第6卷第2期。

[24]《魏书·良吏传序》

[25]《魏书》卷35《崔浩传》。

[26]《魏书》卷114《释老志》。

[27]《水经注》卷13漯水注。

[28]参陈寅恪先生《崔浩与寇谦之》。收于氏著《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初版。

[29]《魏书·崔浩传》

[30]《魏书·释老志》记《录图真经》中说：“二仪之间有三十六天，中有三十六宫，宫有一主”；“佛者，昔于西胡得道，在三十二天，为延真宫主。勇猛苦教，故其弟子皆髡形染衣，断绝人道，诸天衣服悉然。”

[31]见《魏书·高允传》及同书《律历志上》。

[32]《魏书·崔浩传》。

[33]《魏书·高允传》。

[34]见何兹全先生《崔浩之死》，刊《文史哲》1989年第5期。

[35]《魏书·高允传》。

[36]周一良先生《魏晋南北朝史札记·魏书札记》“崔浩国史之狱”条，认探寻到崔浩所撰国史“备而不典”两个具体例证，均难以成立。

其一，据《晋书·苻坚载记》，证以《宋书·索虏传》及《南齐书·魏虏传》相关记述，前秦灭代时，代王什翼犍曾被俘至长安、拓跋珪一度被迁至蜀地。这“对于拓跋氏而言，则为屈辱可耻之记录”。《晋书》各篇《载记》史源出于崔鸿《十六国春秋》，“崔浩国史盖亦如此叙述，甚至详叙道武帝被流放至蜀之事，‘以彰直笔’，从而暴露拓跋氏祖先国破家亡之耻辱，遂触犯鲜卑贵族以及太武帝之忌讳，被目为‘备而不典’，因以贾祸。”个人认为，这纯为推论，在不能证明《十六国春秋》史源完全出自崔浩所修《国史》的情况下，还不足以说明行事谨慎、书《急救章》亦“不敢犯国”且“谄事狄君”的崔浩会如此“彰直笔”。

其二，北魏创立者道武帝拓跋珪为代王什翼犍之孙，但《晋书》、《宋书》、《南齐书》相关史料均记拓跋珪为昭成帝什翼犍之子，据《魏书》拓跋珪生前其父献明帝拓跋寔已死，其母贺氏改嫁拓跋寔之弟拓跋翰，生有秦明王拓跋觚，然《魏书》卷15及《北史》卷15拓跋翰传一称其死于建国十年（347），一称其死于建国十五年（352），其兄拓跋寔死于建国三十四年（372），“拓跋翰之死远早于其兄献明之死二十年或二十四年，翰死贺后犹未生，或尚在襁袍之中，贺氏于夫死后嫁于夫弟翰而生觚遂为绝不可能之事”，这反证《晋书》等史籍的记载有根据。亦即是说，“拓跋珪实为昭成之孙，献明与贺后之子。因昭成于献明死后妻珪之母贺后，珪遂被目为昭成之子。拓跋觚则实为昭成与贺后之子，史家又讳言之，乃勉强附会，作为秦王翰之子，昭成之孙。”这一推论亦不能成立，更不能成为崔浩《国史》“备而不典”的证据。据《魏书》，拓跋寔与弟均为昭成后慕容氏所生，而昭成与慕容氏于建国七年（344）结婚，如拓跋翰确实死于建国十年或建国十五年，则绝不可能如其传记所说那样，“年十五便请率骑征讨，帝壮之，使领二千骑。及长统兵，号令严信，多有克捷”。《魏书》及《北史》所记拓跋翰卒年均有脱谬，中华书局本《校堪记》已详加说明，因而不能据此证明他不能与贺氏结合，并进而证明昭成纳媳事成立。崔浩在主修编年体《国史》，只撰定北魏明元、太武二朝史实，对道武朝及拓跋鲜卑早期历史沿袭邓渊所著《代记》及《太祖纪》（《魏书·高允传》），亦不太可能对北魏早期历史记录加以改写，故意要暴露拓跋氏讳莫如深的史实，以“损害太武帝及鲜卑贵族之自酋尊心”，从而自招其祸。

总之，从今本编定于北魏灭亡以后的纪传体《魏书》中的史实，推测崔浩主编的编年体《国史》中“备而不典”的具体例证，已无可能。

[37]参陈寅恪《崔浩与寇谦之》，前引文；又见于万绳南整理《陈寅恪先生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第十五篇《北朝前期的汉化（崔浩问题）》，黄山书社1987年第1版。

北魏政治范文篇2

关键词：北魏、政治体制、转型、财政体制、南朝化

北魏制度转型与财政体制变迁的关系是北魏财政史研究中不可回避的问题之一，北魏制度转型不仅包括官制变迁、经济转型、文化心理变化，也包括拓跋鲜卑民族的汉化以及基本经济区的嬗变等等，这一切变化都对北魏不同时期的财政体制产生了重大影响。而如何从官制转型中探讨北魏财政体制变迁将是本文讨论的重点，但要将二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因资料阙失其难度显而易见。先贤曾有不少卓见[2]，对我们深入研究该问题不无裨益。本文在前贤研究基础上提出北魏制度转型的三阶段说，并就其财政体制的相应变迁提出拙见，就教于方家通人。

太和改制前北魏政治与财政体制的转型

登国元年（386）拓跋珪在牛川“即代王位”后，“以长孙嵩为南部大人，叔孙普洛为北部大人，分治其众。以上谷张兖为左长史，许谦为右司马，广宁王建、代人和跋、叔孙建、庾岳等为外朝大人，奚牧为治民长，皆掌宿卫及参军国谋议。长孙道生、贺毗等侍从左右，出纳教命”[3]。这是北魏立国之初体制转化的第一步，形成部落大人制和魏晋十六国以来班爵制并存的胡汉杂糅体制，非驴非马。但其政治体制此时仍是胡族体制据主导地位，中央政治体制上的内外官并行制更为明显。

拓跋鲜卑内朝形成的时间，远早于登国年间。史载，拓跋什翼犍在建国二年（339），“始置百官，分掌众职”[4]。这实际上就是《魏书·官氏志》所言：“建国二年，初置左右近侍之职，无常员，或至百数，侍直禁中，传宣诏命。皆取诸部大人及豪族良家子弟仪貌端严，机辩才于者应选。又置内侍长四人，主顾问，拾遗应对，若今之侍中、散骑常侍也”。这种带有氏族制残余的制度经过百余年发展后，到登国元年（386），拓跋珪又设外官系统，“置幢将及外朝大人官”[5]。至此，拓跋魏最终形成了内外朝制政治体制，并以制度形式确定下来。

有关北魏初期内外官并行的政治体制，严耀中有深入研究。他指出北魏建国伊始，便并存着内、外两个官员系统，各有职司，分庭抗礼，认为北魏内行官的文官系统主要职责在于“主顾问，拾遗应对”；掌机密，出入诏命；“察举百僚”；“摄行祭事”；典掌内库；典诸曹；领御食、医药等事；折狱。内行官中武职系统的主要任务是禁卫皇帝和宫室。但随着北魏版图扩大和被统治民族人数的急剧增多，外朝官的地位和作用日益重要，并成为北魏的主要行政机构。自太和之后，有关北魏的史料上就再也找不到关于内行官员的记载。这是孝文帝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6]。

北魏初期内外朝并存的现象，在赵超的《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7]一书中也有颇多记述，从中也能清楚观察出北魏内外官制一直延续到太和官制改革之际。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80年代在山西灵丘县考古发现的北魏文成帝拓跋濬和平二年（461）南巡碑，其中随行拓跋濬的280余位随从中有所谓的内阿干、库部内阿干、内行内三郎、内行令、内行内小、库部内小幢将等内朝官称谓，这对我们了解北魏前期政治制度特别是内外官制度有重大帮助[8]。

当然，太和改制前北魏制度转型并非单纯的内外官体制的形成，还包括爵制、礼制改革，中央集权逐渐加强，生产方式变迁等诸多方面。这一切都对该时期北魏财政体制产生了一定影响，只不过内外朝体制对北魏太和改制前财政制度的影响更大而已，这是首先要明确的。

与北魏太和改制前政治体制形成相联系的就是其财政体制的形成，而财政管理属于财政体制的重要内容之一。有关北魏太和改制前财务行政的内容，《魏书》载之甚略。但众所周知，北魏立国伊始就设立了所谓尚书三十六曹的机构，依照魏晋官制，尚书部分诸曹应是掌管财务行政的机构，北魏太和改制前是否如此，值得探讨。

皇始二年（397），拓跋珪任命崔逞“为尚书，任以政事，隶三十六曹，别给吏属，居门下者”[9]。这是文献所见到的北魏最早设置尚书三十六曹的记载。次年（398），拓跋珪命崔玄伯“通署三十六曹，如令仆统事”[10]。天兴二年（399），拓跋珪命“吏部尚书崔宏通署三十六曹”[11]。但在同年又“分尚书三十六曹及诸外署，凡置三百六十曹”[12]，解散了尚书省。天兴四年（401），“复尚书三十六曹，曹置代人令史一人，译令史一人，书令史二人”。到天赐二年（405），又“复罢尚书三十六曹，别置武归、修勤二职。武归比郎中，修勤比令史，分主省务”[13]。此后十余年的拓跋嗣统治时期就干脆找不到尚书省机构了。这正如陈琳国所指出的，北魏拓跋珪、拓跋嗣时期“三省制并没有坚持下去”，“在主持三省的汉族士人被杀或黜免以后，三省殆同虚设，甚至废弃不置了”[14]。北魏初期尚书三十六曹的频繁废立说明该时期北魏体制波动之剧烈，这是体制转换过程中的必然现象。同时也说明在魏晋时期负责财政管理的尚书诸曹在拓跋珪、拓跋嗣时期徒有其名，不可能发挥财政管理的职能。

拓跋焘刚继位，就“以河内镇将代人罗结为侍中、外都大官，总三十六曹事”[15]，将三十六曹恢复。五年之后，即神元年（428），拓跋焘“置左右仆射、左右丞、诸曹尚书十余人，各居别寺”[16]，尚书省担负起中央行政中枢的重任。但是，拓跋焘所恢复的尚书制从形式到内容又都显著保留着鲜卑制的残余，因而它既与魏晋的尚书省，也与北魏太和改制后的尚书省有明显差异，这种差异就是突破“八座”之制，并设多曹[17]。表现在财政管理上就是财政权力在集中于皇室的基础上又呈现分散态势。

太和改制前，由于部落酋长和诸部大人对皇权的分割，国家权力呈现分散状态，皇权尚不强大，其财政管理体制表现出相应的多头管理特点。这种分头管理财政最明显的表现就是诸部大人和部落酋长在财政收支上的自主性。随着皇权的加强，部落大人权利渐趋衰微，中央财政权力逐渐集中。就中央财政体制而言，内朝官系统参与负责财政管理的内容颇多，外朝官则在财政管理上几乎无所事事。

《通典·职官典》言，“後魏初有殿中、乐部、驾部、南部、北部五尚书。其後亦有吏部（初曰选部）、兵部、都官、度支、七兵、祠部、民曹等尚书。又有金部、库部、虞曹、仪曹、右民、宰官、都牧、牧曹、右曹、太仓、太官、祈曹、神都、仪同曹等尚书（自金部以下，但有尚书之名，而不详职事）”。《通典》所述北魏尚书制度之沿革是就整个北魏王朝而言，较为准确的反映了北魏尚书制度的演进。但就其所言北魏初期五尚书的设置而论，在北魏前期发挥作用的主要财政职官为殿中、驾部、都牧尚书、内行长等。

北魏殿中尚书何时设置不得而知，但从《魏书》记载看，殿中尚书在拓跋珪时就已有之。如雁门原平人段霸，在拓跋珪时“以谨敏见知，稍迁至中常侍、中护军将军、殿中尚书”[1]，但其职责不明确。到拓跋焘时，殿中尚书的职责开始明确，史言，“佛狸置三公、太宰、尚书令、仆射、侍中，与太子共决国事。殿中尚书知殿内兵马仓库，乐部尚书知伎乐及角史伍伯，驾部尚书知牛马驴骡，南部尚书知南边州郡，北部尚书知北边州郡。又有俟懃地何，比尚书；莫堤，比刺史；郁若，比二千石；受别官比诸侯。诸曹府有仓库，悉置比官，皆使通虏汉语，以为传驿，兰台置中丞御史，知城内事。又置九豆和官，宫城三里内民户籍不属军戍者，悉属之”[2]。北魏前期的殿中尚书重要职责之一就是“知殿内兵马仓库”，从“殿内”一词清楚反映出其服务于皇室衣食住行的职能，职位颇为重要。

驾部是太和改制前掌牛马驴骡的重要机构。北魏驾部设有驾部尚书令、驾部给事中、驾部郎中、驾部校尉等职。《魏书·官氏志》言北魏兴安二年（453），“置驾部尚书、右士尚书”[3]，此说有误。应该说早在太武帝拓跋焘时就已经有了驾部尚书一职，如安原，“世祖即位，征拜驾部尚书”[4]；尉元，“神中，为虎贲中郎将，转羽林中郎。小心恭肃，以匪懈见知。世祖嘉其宽雅有风貌，稍迁驾部给事中”[5]；阉官孙小在拓跋焘时，“转小领驾部，课理有方，畜牧蕃息”[6]；张修虎也曾任“都牧、驾部二曹给事中”[7]。北魏“驾部掌车舆、牛马厩牧等事”[8]，具有生产与使用两种管理职能。就生产而言，驾部负责掌管皇室牲畜的饲养、繁衍，“畜牧蕃息”就是证明；就使用管理而言，驾部负责保障皇室成员出行所需的车舆、马匹。驾部在北魏太和前职能的重要与该时期北魏游牧经济色彩的浓厚有直接关系。

太和改制前，内行长虽主要负责侍卫工作，但内行长也领羽猎曹、龙牧曹，兼有掌管皇室财政的职能。史载，长孙头在拓跋濬时“迁内行长，典龙牧曹”[9]；罗伊利“除内行长。以沉密小心、恭勤不怠，领御食、羽猎诸曹事”[10]；吕文祖在拓跋弘时，“补龙牧曹奏事中散。以牧产不滋，坐徙于武川镇”[11]。游猎曹、龙牧曹是太和前负责皇室畜产的财政机构，猎郎、羽郎是其中的重要官职。如韩备曾“迁宁西将军，典游猎曹”[12]。游猎曹的设置与北魏初期对游牧经济的重视有直接关系。魏道武帝拓跋珪天赐三年（406），“置散骑郎、猎郎、诸省令史、省事、典签等”[13]。拓跋珪天赐三年设置猎郎，这是《魏书·官氏志》首次出现的与财政有关的官职。北魏早期任猎郎史书有载者为道武帝拓跋珪时的长孙翰、周几、叔孙俊，明元帝拓跋嗣时的古弼、安原等人。这些猎郎都是以“善骑射”者充任。猎郎除了掌管射猎外，还兼有出使、监军等职责。羽郎亦是北魏时期重要财政官职，除上文所述罗伊利以内行长之职“领御食、羽猎诸曹事”外，穆泰在孝文帝时也曾“典羽猎四曹事”[14]。

值得注意的是，商贾部是拓跋焘时较为独特的财政机构之一，如费于就曾“迁商贾部二曹令”[15]。商贾部的设立与拓跋鲜卑的经商传统直接相关。众所周知，太和八年孝文帝颁定俸禄制前，北魏各级官员无俸禄，从商逐利是各级官员维持生计的手段之一，就连皇太子也不例外，“婢使千余人，织绫锦，贩卖逐利”[16]。太和八年班禄后，孝文帝就“罢诸商人，以简民事”，但同时又“均预调为二匹之赋，即兼商用”[17]。这说明北魏太和改制前皇室和官僚经商的普遍，一批系官商人专门从事商业活动，这就需要专职机构管理这些商人，而为皇室服务的系官商人就可能归属商贾二曹管理，服务于皇室财政。但商贾曹属于哪一机构所管则不得而知。

拓跋鲜卑早期的游牧传统使其在入主中原后对游牧经济颇为重视。游牧在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使都牧制成为北魏前期颇具特色的财政体制之一，牧曹尚书主要掌管牧场及畜牧，具体负责国家畜产。拓跋弘时，高车人乞伏居“为散骑常侍，领牧曹尚书”[18]。吕罗汉在孝文帝初期平定秦益二州羌民之乱后，孝文帝命其将所获生口、马匹进行重新分配，“其马印付都牧，口以赐卿”[19]。拓跋祯在孝文帝初期“后征为都牧尚书”[20]。前揭文所言张修虎就曾任“都牧、驾部二曹给事中”。北魏还有“都牧令”、“都牧给事”等官。如宇文福在太和初曾任都牧给事一职。到太和十四年七月，孝文帝“诏罢都牧杂制”[21]，废除了牧曹尚书。牧曹尚书的废除，暗含着太和改制以后农业经济已经压倒畜牧经济而占主导地位这样的信息。

从以上相关财政管理机构各司其职可以看出，北魏太和改制前所设财政机构主要为皇室需要服务。但令人疑惑的是，除商贾二曹之外的其他财政机构均是和游牧经济有关，这虽反映了北魏前期经济构成的特色，但对汉族统治区的租调、赀赋征收以及政策制订的机构在史料中却了无踪迹，是否由南部和北部尚书负责，因资料阙失不得而知，只能略而不论。

财税储藏属于财政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太和改制前，内库与外库是北魏前期存贮物资的两套不同系统。拓跋焘时已经设有库部尚书，其是否象后期那样“掌凡戎仗器用”[22]，不得而知。但就内朝财务机构而言，御府与内库则是两个重要的财税储藏部门。负责掌管御府的机构称为“内藏曹”。史载阉官张祐在太和初期，“稍迁散骑常侍，都绾内藏曹。时文明太后临朝，中官用事。祐以左右供承合旨，宠幸冠诸阉官，特迁为尚书，加安南将军，进爵陇东公，仍绾内藏曹”[23]。此处的“绾”就是“统管、总揽”之意。从该段史料中可以看出，内藏曹就是专为皇室服务的财政供应机构。储藏着衣服、金银、珠玉、珍玩、绫罗、锦绣等。而内库不仅储藏弓矢兵仗，还藏有绫绵布帛等。如和平二年（461）冬，拓跋濬“诏出内库绫绵布帛二十万匹，令内外百官分曹赌射”[24]；太和元年柔然遣使献良马、貂裘，冯太后“敕有司出御府珍玩金玉、文绣器物，御厩文马、奇禽异兽，及人间所宜用者列之京肆，令其历观焉”[25]；太和十一年，孝文帝“诏罢尚方锦绣绫罗之工，四民欲造，任之无禁。其御府衣服、金银、珠玉、绫罗、锦绣，太官杂器，太仆乘具，内库弓矢，出其太半，班赍百官及京师士庶，下至工商皂隶，逮于六镇戍士，各有差”[26]。这些都反映出内库与御府在物质储藏上的区别。北魏太和改制前内库和御府一次就可支出几十万匹的绢帛，储藏物资之多以及赏赐范围之广，足以说明内库和御府物资储藏量之大，也证明了内朝财物在整个财务活动中的主导地位。

少府在北魏时期的演变颇为复杂，秦汉时期少府属于掌管皇室财政的机构，东汉以后特别是魏晋时期，少府又逐渐向手工业管理机构演变，西晋时少府“，统材官校尉、中左右三尚方、中黄左右藏、左校、甄官、平淮、奚官等令，左校坊、邺中黄左右藏、油官等丞”[27]。北魏少府机构在拓跋焘以前就已经出现，《魏书·段霸传》载，段霸“以谨敏见知，稍迁至中常侍、中护军将军、殿中尚书，领寿安少府”。“寿安”就是北魏皇太后所居寿安宫。段霸以阉官身份掌领寿安少府，明确无误地说明北魏太和改制前期少府属于专司皇室财政储藏的机构之一。

太和改制前侍御史在财政管理上扮演着颇为独特的角色，如拓跋焘时的赵黑，“有容貌，恭谨小心。世祖使进御膳，出入承奉，初无过行。迁侍御，典监藏”[28]。侍御史在东汉时属少府系统，“察举非法，受公卿群吏奏事，有违失举劾之”[29]。魏晋以后侍御史脱离少府，但仍是宫廷近侍之官。北魏时期这种由宫廷近侍之官——侍御史掌管库藏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整个财政体制变迁中的重要现象，是皇帝加强对财权直接控制的重要表现，突出体现了皇室财政囊括国家财政的特色[30]。

北魏政治范文篇3

《魏书·世祖纪》：太平真君四年十一月甲子日，诏曰：

朕承祖宗重光之绪，思阐洪基，恢隆万世。自经营天下，……二十年矣。夫阴阳有往复，四时有代谢，授子任贤，所以休息，优隆功臣，式图长久，盖古今不易之令典也。其令皇太子副理万机，总统百揆，诸朕功臣，勤劳日久，皆当以爵归第，随时朝请，飨宴朕前，论道陈谟而已，不宜复烦以剧职。更举贤俊，以备百官。主者明为科制，以称朕心。

从这道冠冕堂皇的诏书中，难以看出事件发生的真象，研究者或将此次事件纳入拓跋皇权成长这一长期历史过程加以思考，认为这标志避免鲜卑贵族干扰皇位继承的“太子监国”制度的确立[1]。南方传闻却将这次事件视为皇太子拓跋晃斗争的结果。《南齐书·魏虏传》称：：

宋元嘉中，伪太子晃与大臣崔氏、寇氏不睦，崔、寇谮之。玄高道人有道术，晃使祈福七日七夜，佛狸梦其祖父并怒，手刃向之曰：“汝何故信谗欲害太子！”佛狸惊觉，下伪诏曰：“王者大业，纂承为重，储宫嗣绍，百王旧例。自今已往，事无巨细，必经太子，然后上闻。

同一说法在《高僧传》卷11《释玄高传》中有更为详细的记叙：“时魏虏拓跋焘僭据平城，军侵凉境，焘舅阳平王杜超请高同还伪都。既达平城，大流禅化。伪太子事高为师，晃一时被谗，为父所疑，乃告高曰：‘空罗枉苦，何由得脱？’高令作金光明斋，七日恳忏。焘乃梦见其祖及父皆执剑烈威，问：‘汝何故信谗言，枉疑太子？’焘惊觉，大集群臣，告以所梦。诸臣咸言：太子无过，实如皇灵降诘。焘于太子无复疑焉，盖高诚感之力也。……时崔浩、寇天师先得宠于焘，恐晃纂承之日夺其威柄，乃谮云：‘太子前事，实有谋心。但结高公道术，故令先帝降梦。如此物论，事迹稍形，若不诛除，以为巨害。’焘遂纳之，勃然大怒，即日收高。……时有凉州沙门释慧崇，是伪魏尚书韩万德之门师。既德次于高，亦被疑阻。至伪太平五年九月，高与崇公俱被幽絷。其月十五日就祸，卒于平城之东隅，春秋四十三。是岁宋元嘉二十一年也。”细绎史实，南方传闻实不可信，而事情真象亦远非是确立“太子监国”制度可以全部解释。据《世祖纪》，命皇太子监国的诏书是在拓跋焘率军北征柔然南返至朔方还未来得及回到平城时匆匆的，这应是面临严重政治危机时的重大举措，和拓跋焘与拓跋晃的矛盾并无关系，而且在这次事件中拓跋晃与崔浩实为同盟而非政敌。

据《魏书》卷28《刘洁传》、卷35《崔浩传》、卷103《蠕蠕传》，太平真君四年九月，北魏朝廷议举国出击柔然，尚书令刘洁持异议，而崔浩及太子拓跋晃赞成，遂分兵四道：“乐安王范、建宁王崇各统十五将出东道，乐平王丕督十五将出西道，车驾出中道，中山王辰领十五将为中军后继。”拓跋晃、司徒崔浩随中军行动，各路大军按计划于柔然可汗庭鹿浑海会合。刘洁之祖刘生在什翼犍时代即作为什翼犍妻慕容氏的家臣入代国，属勋臣八姓之一，其族源当属匈奴。刘洁本人在拓跋焘时“朝夕在枢密，深见委任，性既刚直，恃宠自专，世祖心稍不平”。出军之际，刘洁恨其意见未被采纳，“矫诏更期”，并对其亲信说：“若军出无功，车驾不返者，吾当立乐平王。”又让尚书左丞张嵩求图谶，问：“刘氏应王，继国家后，我审有姓名否？”

及拓跋焘率中军至鹿浑海，与柔然部众相遇，而其它三路大军并未按约定时间到达，刘洁又阻止拓跋焘孤军突袭的计划。“停鹿浑谷六日，诸将犹不进，贼已远遁，追至石水，不及而还。师次漠中，粮尽，士卒多死。洁阴使人惊军，劝世祖弃军轻还。世祖不从。洁以军行无功，奏归罪于崔浩。世祖曰：‘诸将后期，及贼不击，罪在诸将，岂在于浩。’浩又言洁矫诏，事遂发。舆驾至五原，收洁幽之。……洁与南康公狄邻及（张）嵩等，皆夷五族，死者百余人”[2]。《世祖纪》太平真君五年二月：“中山王辰等八将以北伐后期，斩于都南。”其中有“督偏将出别道”的尚书奚眷，见《魏书》卷30本传。西道主帅乐平王拓跋丕及东道主帅拓跋范均为拓跋焘之弟，《魏书》卷17二人本传称：丕“坐刘洁事，以忧薨。……谥曰戾王”；范“刘洁之谋，闻而不告，事发，因疾暴薨”。二人显然均非正常死亡。拓跋丕本传还说：“丕之薨及日者董道秀之死也，高允遂著《筮论》曰：‘昔明元末起白台，其高二十余丈，乐平王尝梦登其上，四望无所见。王以闻日者董道秀，筮之曰：‘大吉。’王默而有喜色。后事发，王遂薨死，而董道秀弃市。……’”说明拓跋丕本亦有追逐帝位的图谋。

刘洁与诸王合谋推翻拓跋焘，直接的目的当然是夺取皇位，兄弟相传及诸部拥戴的传统还在起作用，所以拓跋丕及拓跋范会牵涉其中，刘洁也才会有自己当皇帝的企图。拓跋晃在危急中以太子身份监国，“入总万机，出统戎政，监国抚军，六柄在手”，万一拓跋焘有所不测，“国有成主，民有所归，则奸宄息望，旁无觊觎”[3]，拓跋焘本人昔日出任“监国”的这种目的，同样适用于拓跋晃。而证明拓氏父子相继的皇统的合法性也成了当时最紧迫的问题。《魏书》卷112之下《灵徵志下》记：太平真君五年二月，张掖郡奏称“石文记国家祖宗讳，著受命之符”。朝廷遣人图写。“其文记昭成皇帝‘讳继世四六，天法平，天下大安’，凡十四字；次记太祖道武皇帝‘讳应王，载记千岁’，凡七字；次记太宗明元皇帝‘讳长子二百二十年’，凡八字；次记‘太平天王继世主治’，凡八字；次记皇太子‘讳昌封太山’，凡五字。初，上封太平王，天文图箓又授‘太平真君’之号，与石文相应。太宗名讳之后，有一人像，携一小儿。见者皆曰：‘上爱皇孙，提携卧起，不离左右。此即上象灵契，真天授也。’”在遥远的边地刻石图形，指名以为符应，从时间上看，正月或更早一些的时侯便已在秘密进行，旨在以当时人心理上认同的图谶形式，证明拓跋皇权上符天意，“太平真君”拓跋焘为天命所授，不容僭夺，刚刚总统百揆的拓跋晃亦是天意所定将封禅泰山的真主[4]，其作为皇位继承者的地位亦不容怀疑。刘洁凭信的“刘氏应王”的谶语及董道秀对拓跋丕白台之梦的解析等，均属虚妄。

图谶毕竟是一把双刃剑，最高统治者利用它来宣扬自己的合法地位，却不容许别人利用它来对这种合法性置疑；佛教僧侣以法术事于贵族官僚门下，如同图谶，在他们的密谋中可能起了推波助澜或壮胆的作用，亦引起胜利者的警惕。太平真君五年正月壬寅，在拓跋焘回至平城，完全控制局势后，拓跋晃“始总百揆”，第七天后的戊申日，朝廷下诏：“愚民无识，信惑妖邪，私养师巫，挟藏谶记、阴阳、图讳、方伎之书；又沙门之徒，假西戎虚诞，生致妖孽。非所以壹齐政化，布淳德于天下也。自王公已下至于庶人，有私养沙门、师巫及金银工巧之人在其家者，皆遣诣官曹，不得容匿。限今年二月十五日，过期不出，师巫、沙门身死，主人门诛。明相宣告，咸使闻知。”《魏书·释老志》录有此诏自“沙门之徒”以下部分，文句稍有出入，时间却系于太平真君七年。研究者因而发生太武帝废佛究竟是一次还是两次的疑问。关于太武废佛问题，后文还要讨论，但这道诏书于太平真君五年是没有问题的，是针对刘洁、拓跋丕等利用师巫及行事与之相类的沙门为自己政治企图张目的行为，采取的应对措施。奔走于王公门下的释玄高及“尚书韩万德之门师”释慧崇于当年九月被杀[5]，正是禁止“私养沙门”的实证。但命令私门中的沙门“遣诣?俨堋保肥祷共荒苋缬械难芯空吣茄涫游淮蚊鸱鸹疃⒔鲜稣问录幼髅鸱鸬谋尘癧6]。这样不仅与事实不合，而且会掩盖太平真君四五年间北魏上层政治剧烈动荡的真实原因。

太平真君四年冬发生的针对拓跋焘的政治密谋，可以说是贵族“功臣”们的集体行动，皇位的争夺并不能解释贵族功臣们何以要群起反对拓跋焘。而胜利者拓跋焘及崔浩等的反击行动亦没有仅仅局限于确保权力这一点上。《宋书》卷95《索虏传》记拓跋焘命拓跋晃为监国的诏书较前引《魏书》更为详细，兹录其全文，以兹参证。：

朕承祖宗重光之绪，思阐洪基，恢隆万世。自经营天下，平暴除乱，扫清不顺，【武功既昭而文教未阐，非所以崇太平之治也。今者域内安逸，百姓富昌，军国异容，宜定制度，为万世之法】。夫阴阳有往复，四时有代序，授子任贤，安全相附，所以休息疲劳，式固长久，成其禄福，古今不易之典也。诸朕功臣，勤劳日久，皆当致仕归第，雍容高爵，颐养神寿，朝请随时，飨宴朕前，论道陈谋而已，不须复亲有司苦剧之职。其令皇太子嗣理万机，总统百揆，更举贤良，以被列职，【皆取后进明能，广启选才之路，择人授任而黜陟之。故孔子曰：“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主者明为科制，宣敕施行。

两相比较，除了文句出入外，《宋书》所录诏文中有两句重要的内容不见于《魏书》，即“武功既昭而文教未阐，非所以崇太平之治也。今者……宜定制度，为万世法”；“皆取后进明能，广启选才之路，择人授任而黜陟之”。也就是说拓跋晃任监国以后的政治任务是扩大人才选拔途径，特别是“后进明能”，更新制度，推行文治。拓跋晃是在激烈的政治斗争还未最后结局的时候就任监国的，在这种非常的情况下为北魏日后的政治发展定下推行文教的基调，只能是拓跋焘、崔浩等针对反对者采取的不妥协的强硬姿态。也就是说，“功臣”们之所以群起附合拓跋丕、刘洁等政治上的野心家，主要是因为在此以前拓跋焘、崔浩等人进行的“太平之治”活动业已危及他们的政治利益。

拓跋焘即位之始，崔浩即通过道教给他披上了“北方泰平真君”的光环，赋予他“先武后文”，“兴复儒教，继千年之绝统”的历史重任[7]。拓跋焘在征服黄河流域、击败柔然昭示武功的同时，确也在崔浩的推动下，进行了阐扬文治的活动。公元439年，北魏统一北方，次年即改年号为“太平真君”，表明拓跋焘在心理上亦自视为崔浩所界定的“北方泰平真君”。

太平真君四年以前所进行的各项文治或者说“定制度”的活动，主要表现有按魏晋制度建立北魏的政权机构、礼聘汉族士人、加强儒学教育、整肃吏治等方面。

北魏建立之初，曾按魏晋“宪章”建立了中央机构及一系列礼仪制度，但过数年即全部被否定，部落时代的旧习全面恢复，其详细情形将另文专述。拓跋焘即位的始光元年，复置右民尚书，成为中枢机构重新仿行魏晋制度的先声。神█(jia)二年（公元428年）二月，“置左右仆射、左右丞、诸曹尚书十余人，各别居寺”[8]。正式恢复魏晋以来作为中央决策与行政指挥中心且北魏初一度设立过的尚书机构。各部尚书因事立名，拓跋焘时有殿中、太官、南部、北部、西部、吏部、右民、仪曹、乐部、驾部、库部、都官等尚书，与魏晋制度仍有很大差距，但毕竟从名义上放弃了此前诸部大人议政的制度。严耕望先生《北魏尚书制度考》说：“尚书制度之发展与华化之步趋不异，其在初期，尤为华化之标征也……重建台省，而部酋之势亦稍浸矣。”[9]允为确论。拓跋焘时，还新置秘书省，秘书省文士参议政事、撰写史书、掌管图书秘籍，与汉族士人最为集中的中书省一并成为为文治服务的重要机构。神█(jia)三年，北魏朝廷下诏健全地方行政机构：“昔太祖拨乱，制度草创，太宗因循，未遑改作，军国官属，至乃阙然。今诸征镇将军、王公仗节边远者，听开府辟召，其次增置吏员。”[10]征镇将军与出镇王公“辟召”吏属，与魏晋军府属官例由中?肴蚊煌次鹤迨咳私肽桓贡蔽涸谥性敌杏行蛲持未丛炝颂跫?BR>兴复儒教，行汉魏制度，确立北魏作为华夏正统的地位，还需要汉族世族士人的广泛参与及支持。拓跋焘改变以前北魏政权对世家大族强行迁徙的策略为以礼相聘。神█(jia)四年九月下诏表示将“偃武修文，遵太平之化”，指名征召范阳卢玄、博陵崔绰、赵郡李灵等“贤俊之胄”，并令“如玄之比，隐迹衡门、不耀名誉者，尽敕州郡以礼发遣”[11]。同年八月崔浩进位司徒，次月即在“访诸有司”的基础上下诏礼聘士人，显然是采用了魏晋司徒府负责士人征聘品第的制度，亦表明主其事者正是崔浩。由于一些世族人士仍不愿与北魏政权合作，地方官吏还遵旧制加以“逼遣”[12]。次年即延和元年十二月，复下诏书说：“朕除伪平暴，征讨累年，思得英贤，缉熙治道，故诏州郡搜扬隐逸，进举贤俊。……诸召人皆当以礼谕，任其进退，何逼遣之有也！此刺史守宰宣扬失旨，岂复光益，乃所以彰朕不德。自今以后，各令乡闾推举，守宰但宣朕虚心求贤之意。既至，当待以不次之举，随才文武，任之政事。其明宣敕，咸使闻知。”[13]政策的调整终于赢得了绝大多数汉族士人对北魏政权的支持。指名征召的42人中，有35人受聘，占总数的80%以上，“自余依例州郡所遣者不可称记，尔乃髦士盈朝，而济济之美兴焉”[14]。应征士人主要集中于中书省和秘书省，故当时有“中、秘二省多诸文士”的说法[15]。应聘者之一的高允后来在《征士颂》中述其盛况：文士们“或从容廊庙，或游集私门，上谈公务，下尽忻娱，以为千载一时，始于此矣”。有关此次礼聘士人的详尽研究，可参张金龙氏的论著[16]。汉族文士进入北魏中枢，广泛参与政事，特别是任职于与皇帝行使权关系密切的中、秘二省，必然会与政治的主体力量、武而无文的鲜卑贵族发生冲突，或引起他们的强烈反感。我们知道，数十年后，当孝文帝过多地与汉族士人接触时，“国戚旧人遂谓疏己，怏怏有不平之色”[17]。拓跋焘时这种情形当亦在所难免，而他们仇视的主要对象自然是热心张罗此事的崔浩。

拓跋焘时，北魏政权的政治重心虽仍在阴山南北草原地区，但随着统治区域逐渐扩大到整个黄河流域，北魏政权对农耕地区的财源越来越倚重，开始全面整顿赋税。据《魏书·世祖纪上》，始光三年，北魏废除了道武、明元二朝遍置于中原的“杂营户帅”，将他们控辖下的人口改为郡县民，以解决“赋役不周，户口错乱”的弊病。延和三年二月下诏：“其令州郡县隐括贫富，以为三级，其富者租赋如常，中者复二年，下穷者复三年。刺史守宰当务尽平当，不得阿容以罔政治。”次年，复又令调发之时，“县宰集三老计资定课，裒多益寡，九品混通，不得纵富督贫，避弱侵强”，几乎照搬曹魏九品相通之制。

整顿赋役与肃清吏治密不可分。时官吏无禄，地方官吏更不可能如中央官吏那样，因随拓跋焘征讨，可以不时得到或多或少的赏赐,贪污受贿在所难免。始光四年，拓跋焘南巡至中山，“守宰贪污免者十数人”。次年正月，诏以天下守令多行非法，精选忠良悉代之”。太延元年十二月，诏书又称：“操持六柄，王者所以统摄；平政理讼，公卿之所司存；劝农平赋，宰民之所专集；尽力三时，黔首之所克济。各修其分，谓之有序，今更不然，何以为治？越职侵局，有紊纲纪；上无定令，民何以从？”并规定收取赋税时，由县令主持，“集乡邑三老计资定课”，“州郡县不得妄遣吏卒”；同时还规定：“太守覆检能否，核其殿最，列言属州。刺史明考优劣，抑退奸吏，升进贞良，岁尽举课上台。牧守荷治民之任，当宣扬恩化，奉顺宪典，与国同忧。直道正身，肃居官次，不亦善乎！”诏令明确限定了各级地方机构的行政职责，并第一次赋予尚书台以考课地方官吏的权力。朝廷虽急于“定制度”，在中原实施有秩序的统治，但痼疾难返，群官牧守并没有按要求“直道正身”。太延三年五月诏书说：“内外群官及牧守令长，不能忧勤所司，纠察非法，废公滞私，更相隐置，浊货为官，政存苟且。……令天下吏民得举告守令不如法者。”所有这些诏?罹段菏椤雷婕蜕稀贰M椤缎谭V尽芳翘尤炅畎洳己螅坝谑欠彩足U咦ㄇ竽潦刂В刃苍谖唬『烙阢萄帧6粝探敌囊源睹舛怀埽氨┯套匀粢病！碧秸婢哪辏橛殖疲骸半蕹刑熳用瘢抢硗蚬畎傩占腋俗悖擞诶褚濉6潦亓钤撞荒苤扌锒鞯拢谛裘褚聊硕崞洳右圆信埃撬晕我病＝窀疵耜吒橙辏涮镒馑晔淙绯！D潦刂剑骼骶危翱闻┥＃惶姓鞣ⅰS兴镜溃鹩兴荨！奔凇段菏椤雷婕拖隆贰?nbsp;

当时北魏地方长官基本上由鲜卑贵族独占，令民告官，至使“凡庶”“求牧宰之失，迫胁在位”，强化尚书台及“有司”纠察考核官吏的职能，无疑都会触动鲜卑“功臣”的既得利益。

总之，以上所述太平真君四年前在崔浩倡导及主持下进行的各项改革活动，总的方向是朝汉化和文治的方向发展，使北魏政权对中原及整个北方的征服、掠夺行为变为一种有秩序的统治。新的政策和法令在各个方面又都损害了旧的特权阶层即鲜卑贵族勋臣的利益，这是太平真君四年冬鲜卑贵族意欲置拓跋焘及崔浩于死地的那场政治密谋的背景。这也是胜利者特别强调选后进明能、定制度、行文治的原因。

二、激进的改革与崔浩国史之狱

研究北魏政治史及探寻拓跋鲜卑民族的历史发展过程，无论如何避不开公元450年六月发生于北魏都城平城那场大屠杀。北魏政权中汉族人士的领袖性人物、为北魏政权的稳定与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的崔浩，在为北魏政权服务了三四十年后，被押上囚车，“送于城南，使卫士数十人溲于其上，呼声嗷嗷，闻于行路。自宰司之被戮辱，未有如浩者”。与此同时，原在崔浩下面工作的秘书省中秘书郎以下128人亦被处死，“清河崔氏无远近，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皆浩之姻亲，尽夷其族”。

《魏书》的作者在事情过去半过多世纪后进行记录[18]，对事情发生的原委已不甚了了。《魏书》卷35《崔浩传》末史家评论说：“崔浩才艺通博，究览天人，此其所以自比于子房也。属太宗为政之秋，值世祖经营之日，言听计从，宁廓区夏。遇既隆也，勤亦茂哉。谋虽盖世，威未震主，末途邂逅，遂不自全。岂鸟尽弓藏，民恶其上？将器盈必概，阴害贻祸？何斯人而遭斯酷，悲夫？”在本传及全书其他相关地方，《魏书》作者都提供了一些让后人判断崔浩事件的片断史实，后世史家亦往往各就一片断立论，意见纷岐而难得确解。

笔者认为，对于崔浩国史之狱，若据《魏书》相互冲突的片断史料立论，很难探明事实的真象，如果将其置于北魏历史进程中加以考察，这些相互冲突的史实都能得到贯通的解释。在太平真君四年末几乎兵戎相见的政治斗争中，因文治改革而受到反对的拓跋焘、崔浩成为胜利者，崔浩决心以此为转机，彻底冲破鲜卑贵族的阻挠，在汉化和文治的道路上迈出更大的步伐，却最终酿成更大政治悲剧。

太平真君四年十一月，拓跋焘、崔浩击败鲜卑贵族的政变密谋后，采取断然措施，令皇太子拓跋晃监国，罢黜功臣，更选后进明能以行文治。《魏书·世祖纪下》太平真君五年正月壬寅条：“皇太子始总百揆。侍中、中书监、宜都王穆寿，司徒、东郡公崔浩，侍中、广平公张黎，侍中、建兴公古弼，辅太子以决庶政，诸上书者皆称臣，上疏仪与表同。”

监国四辅中，力主行文治的崔浩居其一，其他三人也都具有相当程度的文化修养，虽说不上是“后进”，却肯定是当时上层人物中的“明能”。据《魏书》卷27《穆崇传穆寿附传》，穆焘祖穆崇为北魏创建时期的功臣，其父穆观“少以文艺知名，选充内侍，太祖器之”。明元时，观“绾中书门下，出纳诏命”，后为拓跋焘监国六辅中三右弼之一，“出则统摄朝政，入则应对左右，事无巨细，皆关决焉”。穆观是北魏初年鲜卑贵族中屈指可数的几个文化人之一，穆寿“明敏有父风，世祖爱重之，擢为下大夫，敷奏机辩，有声内外，迁侍中、中书监、领南部尚书”，拓跋焘亲征沮渠北凉时，曾命其辅太子拓跋晃，“总录机要，内外听焉”。这说明穆寿如其父，虽无赫赫武功，却知书传，熟悉治道，且受拓跋焘信任。张黎为雁门人，当属汉人，拓跋珪时因“善书计”而受信任，明元时赐爵广平公，“管综机要”，太武时时曾出镇长安，“清约公平，甚著声称，代下之日，家无余财”，既有文能，又能遵守拓跋焘前期各项政令。及为监国四辅之一，复“忠于奉上，非公事不言”。亦见于《魏书》卷28本传。据同卷《古弼传》，古弼出鲜卑吐奚氏，“少忠谨，好读书，又善骑射。……虽事务殷凑而读书不辍，端谨慎密，口不言禁中之事”。当是时，“戎车屡驾，征伐为事，贵游子弟未遑学术”[19]，古弼身为贵族，却热心于读书，可谓凤毛麟角。太子四辅中，汉人占了一半，且均有文能，最高权力机构中的人事安排，为实现太子监国推行文治作了一定的保证。如后文所述，以后崔浩对朝政的意见基本上都能得到实行，论者所谓崔浩在太平真君年间因北魏武力征服的停止，不再有用，最终被拓跋焘抛弃的意见[20]，并不合乎历史事实。

从《魏书》中已难探明拓跋晃监国后，罢黜功臣、进用“后进明能”的具体情形。该书卷48《高允传》说：“初，崔浩荐冀、定、相、幽、并五州之士数十人，各起家为郡守。恭宗谓浩曰：‘先召之人，亦州郡选也，在职已久，勤劳未答，今可先补前召外任郡县，以新召者为郎吏。又守令宰民，宜使更事者。’浩固争而遣之。允闻之，谓东宫博士管恬曰：‘崔公其不免乎！苟逞其非，而校胜于上，何以胜济。”论者将该史料作为崔浩国史之狱起于崔浩与其政敌拓跋晃矛盾激化的重要证据[21]，或参据其他相关史料，认为崔浩被杀因其生性躁进，小才而大用[22]。关于前一意见，且待下文分析，后一意见似是而非。崔浩性格上容有弱点，但躁进却非其一惯作风。《魏书》本传称：“浩既工书，人多托写《急救章》，从少至老，初不惮劳，所书盖以百数，必称‘冯代强’，以示不敢犯国，其谨也如此。”在政治上行事谨慎的崔浩之所以“校胜于上”，实是政治形势变化的结果。

上述卢玄传所记事件，《资治通鉴》作为崔浩之狱的背景系于崔浩被杀之前。且增加了“自恃才略及魏主所宠任，专制朝权”一段话。该事件发生的具体时间虽已难确定，但必在太平真君五年拓跋晃监国以后，否则崔浩没有必要与拓跋晃争执，如果没有“取后进明能”以代替罢归功臣的诏令，崔浩也不可能“固争而遣之”。拓跋晃虽反对崔浩将新近荐举的五州世族人士遣为郡守，却并不反对将先此应征入平城的世族人士派任地方守令。除崔浩此次新征召的五州士人外，神█(jia)四年征入平城而麇集于中、秘二省的汉族士人因机出任地方长官者亦不在少数。《高允传》即称高允为中书侍郎二十余年，“部下吏百数十人亦至刺史二千石”。据统计，拓跋焘统治时期，汉人为刺史的比重从道武、明元二朝占总数的7.3%上升到40%[23]。汉人出任地方长官，一改前此“拥节分符，多出丰沛”[24]即地方长官基本一由鲜卑人充任的情况，应是整顿地方吏治在新的政治局面下更大规模的行动。

《魏书·世祖纪下》记太平真君五年正月庚戌诏书称：“自顷以来，军国多事。未宣文教，非所以整齐风俗，示轨则于天下也。今制王公已下至于卿士，其子息皆诣太学。”这与两天前的禁图谶及私养沙门以“壹齐政化、布淳德于天下”诏书，一并体现了拓跋晃监国后，厉行文治的企图，禁图谶及私养沙门同书卷108之1《礼志一》称：太平真君五年六月，“司徒崔浩奏议：‘神祀多不经，案祀典所宜祀，凡五十七所，余复重及小神请皆罢之。’奏可”。据同卷所载太和十五年八月戊午诏，北魏前期祭祀的杂神有1200余处，这些得到朝庭祭祀的神灵，绝不包括北方民间自行祭祀的的对象，大多数应是拓跋鲜卑部落联盟时代各个部落所崇拜神祇，其中一些在《魏书·礼志》及《水经注》中还能找到其踪影。崔浩据以罢除这些神祀的“祀典”不知是当时所定，还是汉魏以来传统政权不断论证所得的结论，但无疑都是根据《周礼》中的儒教礼制原则确定的。罢废杂神、崇尚祀典，既与北魏皇权成长过程中排抑部落势力的历史进程合拍，同时也是在强力推行文治的政治背景下采取的激烈的行动。

太平真君五年后，另一个以“宣文教”为目的的激烈行动则是废佛。恪守强烈儒教文化理念的崔浩，对外来的佛教持强烈的排斥态度。《魏书·崔浩传》说：“浩非毁佛法，而妻郭氏敬好释典，时时诵读。浩怒，取而焚之，捐灰于厕中。”又称：“浩既不信佛道，（崔）模深所归向。每虽粪土之中，礼拜形像。浩大笑之，云：‘持此头颅不净处跪是胡神也。’”太平真君五年禁私养沙门诏称沙门“假西戎虚诞，妄生妖孽，非所以一齐政化，布淳德于万天下”，业已体现出儒教理念与外来佛教间的冲突。太平真君七年，崔浩终于为全面废佛找到合适的借口。《魏书》卷114《释老志》谓太平真君七年拓跋焘率军于关中平盖吴之乱，于长安一佛寺发现僧人私藏武器、酿酒、为州郡牧守及富人藏匿财物、与贵室妇女于暗室中淫乱，“帝既非沙门非法，浩时从行因进其说。诏诛长安沙门，焚破佛像，敕留台下四方，令一依长安行事。……时恭宗为太子监国，素敬佛道。频上表，陈刑杀沙门之滥，又非图像之罪，今罢其道，杜诸寺门，世不修奉，土木丹青，自然毁灭。如是再三，不许。……恭宗言虽不用，然犹缓宣诏书，远近皆预闻知，得各为计。四方沙门多亡匿获免，在京邑者亦蒙全济。……始谦之与浩同从车驾，苦与浩诤，浩不肯。谓浩曰；‘?浣翊倌晔苈荆鹈呕б印！笏哪辏浦铮肝逍蹋蹦昶呤！?BR>上述史料表明，此次废佛行动的主谋为崔浩。论者多将佛、道二教之争视为佛教“三武之厄”中太武灭佛发生的原因。因为崔浩曾力劝拓跋焘接受道教，尊北方道教人物寇谦之为“天师”，且于平城修筑天师道坛，至道坛亲受“符箓”；崔浩本人亦“事天师，拜礼甚谨”。这实际上只是问题的表面现象。道教只不过是崔浩在北方兴复周孔儒教，并使对儒家政治文化理念知之不多却热心于天文术数的拓跋焘易于接受的幌子。崔浩与寇谦之最初的结合是因为两人在讨论自古以来“治乱之际”时思想上的契合，寇谦之不仅尊崔浩为“当今之皋繇”，并且改变了道教“行道隐居”的本质而“营世务”，称自己“奉神中之诀，当兼修儒教，辅助北方太平真君，继千年之绝统”，甚至还要崔浩为他“撰列王者治典，并论其大要”[25]。可以说是崔浩与寇谦之合谋撰成的所谓含有“上师李君之手笔”的《录图真经》中，“坛位、礼拜、衣冠仪式各有差品”，却“大自与世礼相准”[26]；后建造天师道坛，“重坛五层，遵其新经之治”而“制如明堂”[27]，“明堂”乃汉魏以来儒者众说纷纭却都又视为帝王承天行太平之治的礼仪建筑。崔、寇的结合，不仅仅使北方民间暗中传播的道教获得政权的认可，更重要的是使儒教得以曲折地影响当时政权的礼仪活动并使统治者心理上加以接受。因此，崔浩与寇谦之的结合并不全是论者所说的因为家族地位的相近或家族宗教信仰的相同[28]，否则“留心于制度，科律及经术之言”的崔浩，连《老子》、《庄子》这两部道教奉为至上经典的著作亦不忍卒读，称之为“不近人情”的“矫诬之说”，视之为“乱先王之教”的“败法文书”[29]，不可能拜倒在道教的神灵之下。而且我们知道，“天师”寇谦之作为道教领袖，对激烈的废佛活动持保留态度，“苦与浩诤“，在其创新的道教神祇中，还为佛保留了相当重要的位置[30]。这也反映出太武废佛的主因并非佛道之争，而是因为佛教义理与崔浩心目中的政治文化理念相悖。

废佛诏书中所提出的罢废佛教的理由亦可证明上述意见。诏书中说：“昔后汉荒君，信惑邪伪，妄假睡梦，事胡妖鬼，以乱天常，自古九州之中无此也。夸诞大言，不本人情。叔季之世，暗君乱主，莫不眩焉。由是政教不行，礼义大坏，鬼道盛炽，视王者之法，蔑如也。自此以来，代经祸乱，天罚亟行，生民死尽，五服之内，鞠为丘墟，千里萧条，不见人际，皆由于此。朕……欲除伪定真，复羲农之治。其一切荡除胡神，灭其踪迹，庶无谢于风氏矣。……虽言胡神，……皆非真实。至使王法废而不行，盖大奸之魁也。有非常之人，然后能行非常之事，非朕孰能去此历代之伪物！”诏书称佛为“胡妖鬼”、“胡神”、“伪物”，原因是“自古九州之中无此也”；诏书将东汉以后的社会动乱归咎于佛教，指出只有“太平真君”拓跋焘才能完成“荡除胡神”的“非常之事”，目的在于行政教，兴礼仪，“除伪定真，复羲农之治”。废佛的主旨确实在于兴复儒教，推行文治，而不是为道教张目。不过，佛教在当时鲜卑贵族及汉族世族人士中都拥有众多的信众。据《魏书·释老志》，曾被拓跋焘信重的名僧惠始，死后葬于平城城内，太平真君六年，“制城内不得留瘗，乃葬于南郊之外。……送葬者六千余人，莫不感恸。中书监高允为其传，颂其德迹”。这“感恸”的六千余人，无疑和监国太子拓跋晃一样，同是崔浩废佛活动的积极反对者。对于鲜卑族人来说，崔浩既用汉族文人逐步取代他们的官职，在罢废了他们传统中崇拜的神灵后，又强行废佛，彻底剥夺他们心灵中的寄托，他们对崔浩及其属下的汉族文人的排抑心态随时事的发展，必然会上升为极端的仇视。

为了体现出文治的氛围，太平真君八年，崔浩奏请颁行自己号称经39年潜心思考而编成的《五寅元历》。尽管同时代的人对其历法中的谬误提出过批评，后世天文学家亦认为“考察未及周密”[31]，崔浩却坚信自己“得周公、孔子之要术”，“得天道之正”。并称：“今遭陛下太平之世，除伪成真，宜改误历，以从天道。……非但时人，天地鬼神知臣得正，可以益国家万世之名，过于三皇五帝远矣。”[32]与此同时，崔浩属吏著作郎闵湛、郄标双上书朝廷，称颂崔浩所注《论语》等儒家经典，“言马、郑、王、贾虽注述《六经》，并多疏谬，不如浩之精微。乞收境内之书，藏之秘府，班浩所注，命天下习业。……既而劝浩刊所撰国史于石，用垂不朽”[33]。据《魏书·崔浩传》及《南齐书·魏虏传》，崔浩对立石刊刻其所注《五经》及所主编的《国书》极为热心，监国太子拓跋晃亦加以支持，遂从邺城取石虎时代各长丈余的“文石屋基”60枚，运至平城城西三里、西郊祭天坛东三里的地方，“方百三十步，用功三百万乃讫”。无论从哪个角度说，这都是工程浩大的文化建设活动，如能存留至今，其文化价值绝不亚于同一地区的的云岗石窟。不过，西郊祭天坛是拓跋部落联盟时代旧俗最集中的体现，《五经》却是汉族文明最权威的代表，两相对峙，这成为当时平城最为奇特的文化景观：一方是鲜卑王公勇士胡服奔逐，女巫执礼；一方是汉族文人摇头晃脑，幻想礼制与自己心目中的文明。两种文化代表者政治势力上的悬殊，决定了这种文化对垒的最终结局。

崔浩被杀的直接起因为他主编的北魏当代史《国书》或称《国记》“备而不典，而石铭显在衢路”，激起鲜卑族人的群起攻击。见于《魏书·崔浩传》。而关注崔浩事件的研究者都没有将其作为事件的真正原因，或根本上加以否定[34]。当事人之一的高允事后在崔浩等经营石铭时曾预言：“闵湛所营，分寸之间，恐为崔门万事之祸。吾徒无类矣。”而事发之后却表示：“浩以蓬蒿之才，荷栋梁之任，在朝无謇谔之节，退私无委蛇之称，私欲没其公廉，爱憎蔽其直理，此浩之责也。至于书朝廷起居之迹，言国家得失之事，此亦为史之大体，未为多违。”[35]《崔浩传》称崔浩本人“伏受赇”，亦即承认有枉法受贿行为，这或许是高允所称“私欲没其公廉”的具体事实之一。按其时北魏百官无禄，全靠不定期的赏赐，官员清廉者生活艰难。高允任中书侍郎近三十年，怎么说也相当于今日一个副部长级官员，家中“惟草屋数间，布被缊袍，厨中盐菜而已。……常使诸子樵采自给”。与高允相比，崔浩官高位重，所得赏赐亦多，可以过得相当豪华，如他自已所说：“余备位台鉉，与参大谋，赏获丰厚，牛羊盖泽，赀累钜万。衣则重锦，食则梁肉。”如此富足，还收受贿赂，可谓贪得无厌。不过，收受贿赂也只不过是崔浩事件的一个借口，否则，受贿的个人行为不可能祸及大量部属乃至姻戚。

但我们不能否认《国史》中有关内容的公布对当时业已激化的矛盾的催化作用。《魏书·崔浩传》称“往来行者咸以为言，事遂闻发”；《北史·崔浩传》称“北人咸悉愤毒，相与构浩于帝”。拓跋焘为《国史》中的内容愤怒不已，亦见于《魏书·高允传》。正如周一良先生所说：“崔浩国史之狱为一大政治事件，必有其深刻复杂之原因”，国史“备而不典”只是事件发生的“导火线”。虽然周先生对国史“不典”提出的具体例证尚可商榷[36]，我们确实还可以找到崔浩《国史》中受到鲜卑族人群起攻击并使拓跋焘怒火中烧的具体内容。

《宋书》卷95《索虏传》称：“索头虏姓托跋，其先汉将李陵之后也。陵降匈奴，有数百千种，各立名号，索头亦其一也。”《南齐书》卷57《魏虏传》亦称：“魏虏，匈奴种也，姓托跋氏。……初，匈奴女名拓跋，妻李陵，胡俗以母名为姓，故虏为李陵之后。虏甚讳之，有言其是陵后者，辄见杀。”尽管研究者或就此展开对拓跋鲜卑族源的讨论，但这种说法早已受到唐代史学家刘知己的尖锐批评。《史通·外篇·杂说中》“后魏书条”说：“又崔浩谄事狄君，曲为邪说，称拓跋之祖本李陵之胄。当时众议抵斥，事遂不行。或有窃其书以渡江者，沈约撰《宋书·索虏传》，仍传伯渊所述。凡此诸妄，其流甚多，倘无迹可寻，则真伪难辨者矣。”崔浩所撰且被人秘密携至江南的“书”必为其主持编撰的国史，“众议抵斥”与“往来行者咸以为言”、“北人咸悉愤毒”情形相同，刘知己这一说法按他本人的标准，应当是有“迹”可寻的，《国史》称拓跋为李陵后，应该是其“备而不典”的一个铁证。

问题是崔浩于《国史》之中“称拓跋之祖本李陵之胄”虽属“邪说”，却并非有意要贬抑拓跋氏，而是为了“谄事狄君”，即讨好当时的北魏皇帝拓跋焘。崔浩为什么认为他杜撰的这一“邪说”可以得拓跋焘之欢心？其真正目的又是什么呢？

《魏书》卷47《卢玄传》说：“司徒崔浩，玄之外兄，……浩大欲齐整人伦，分明姓族。玄劝之曰：‘夫创制立事，各有其时，乐为此者，讵几人也？宜其三思。’浩当时虽无异言，竟不纳，浩败颇亦由此。”陈寅恪先生认为，崔浩与寇谦之致力于通过“齐整人伦，分明姓族”建立高官与儒学合一的贵族政治，而将有政治势力却无学术文化的原鲜卑部酋排斥于这种新构建的贵族政治之外，正是崔浩致败的真正原因[37]。从前引《卢玄传》看，崔浩曾认可卢玄的意见，但最终因“时”变化而确实采取了“分明姓族”的实际行动，而这还是应当属于太平真君四年以后激进文治活动的一个内容，只是我们不能将“分明姓族”作为排斥鲜卑贵族的手段，崔浩不可能在政治上如此幼稚。我认为，“称拓跋之祖本李陵之胄”以“谄事狄君”，正是我们可以指实的崔浩“分明姓族”的一个具体行动。

要“分明姓族”，自然是以崔浩等汉族世族人士在十六国以来动荡局势中仍坚持的汉魏学术文化传统、家族风尚与门第通婚为基础，而在当时，却不得不考虑如何将政治上处于绝对优势的鲜卑贵族纳入新定的或准备中的姓族体系，而不是将他们排斥在外。将拓跋氏定为汉代名将李陵的后代，而拓跋部落联盟时代附于拓跋部的各部酋长祖先为随李陵降于匈奴的“数百千”部属，拓跋氏自然成为足以与当时任何汉族世族媲美的名门，同时也使其地位高于其他鲜卑贵族，而所有鲜卑人都是原本被他们压制的“汉人”[38]的同类。称拓跋为李陵后，既可以进行“分明姓族”的活动，又能抹去鲜卑人与汉人之间的民族隔阂，可谓一举两得。

崔浩所以要将拓跋氏与汉族李氏拉上关系，与其最初尊拓跋焘为“太平真君”时所杜撰的神话或有关系。《魏书·释老志》记载，寇谦之称在北魏明元帝泰常八年十月即拓跋焘即位前一月，受神人所授《录图真经》，该神人为“牧土上师李谱文”，自称“老君之玄孙，昔居代郡桑干，以汉武世得道，为牧土宫主，领治三十六土人鬼之政”。可以说崔浩与寇谦之当时杜撰这一神话，意在暗示这位汉武帝时于平城桑干得道，且任牧土宫主的老子后裔李谱文，正是拓跋氏先祖的化身，是他希望其原来以游牧为生的后代接受儒教，走上文明的道路。当崔浩为“分明姓族”服务给拓跋氏选定一位汉人先祖，而不是笼统地称之为华夏始祖黄帝之后时，当初制造的神话可能会萦绕于心中，崔浩最终为拓跋氏选定的祖先是李陵而不是李谱文，或者因为后者太过玄虚，而前者毕竟有一定的历史依据。

崔浩这一举动只是一厢情愿。当时的鲜卑人是“国人”，鲜卑贵族是北魏统治的基本政治力量，他们仍视汉人及北魏境内鲜卑以外的其他民族为不稳定因素，拓跋焘本人虽接受了“太平真君”的名号，愿意实行一定程度的有利于巩固北魏统治及自己专制权力的“文治”，但他仍为自己是“马背中领上生活”的鲜卑人而自豪。拓跋焘及绝大部分鲜卑人均不可能接受崔浩为他们安排的李陵或其他“汉人”为自己的先祖。前引《南齐书·魏虏传》称“虏甚讳之，有言其陵后者，辄见杀”，崔浩作为这一说法的始作俑者，自然首当其冲。当过于激进的文治活动业已使鲜卑人深怀不满的情况下，崔浩又为安排一位汉人祖先，“众议抵斥”、“咸悉愤毒”，是必然的反映，他们“相与构浩于帝”，即便拓跋焘不想杀崔浩，政治上的总体考虑也会促使他将崔浩等推上断头台，以平息鲜卑族人的愤怒。有趣的是，崔浩的“邪说”在北朝后期，却被一些急于证明自己原本为中原人的北族人采用[39]。

《魏书·世祖纪下》说拓跋焘“果于诛戮，后多悔之”，并称：“司徒崔浩既死之后，帝北伐，时宣城公李孝伯疾笃，传者以为卒也。帝闻而悼之，谓左右曰：‘李宣城可惜。’又曰：‘朕向失言，崔司徒可惜，李宣城可哀。’褒贬雅意，皆此类也。”太平真君十一年六月崔浩被杀后第三天，拓跋焘即“北巡阴山”，次年七月、十月又两度“行幸阴山”，难以确定拓跋焘是在哪一次“北伐”时说这悉话的，但毕竟还是可以从中体会他对崔浩被杀的遗憾心情。这也表明，《宋书·柳元景传柳光世附传》所记崔浩因心向刘宋与北方大族密谋叛魏而被杀，如果不是柳光世南奔刘宋时自高身价进行的宣传，便是鲜卑贵族“相与构浩于帝”时的说辞，绝非事实。

关于监国太子拓跋晃在崔浩事件中的表现，没有更多的材料可以说明，我们知道他反对崔浩进行激烈的废佛活动，也曾在派遣地方长官时与崔浩发生过争执。就派遣地方长官一事说，拓跋晃从“守令宰民，宜使更事者”这一认识出发，主张将先前召入京师为郎吏且“亦为州郡选”即出身世家大族的人士派任地方，不是从根本上反对崔浩任用世族人士代替鲜卑贵族的作法。不仅所有“文治”的法令都是通过他出去的，而且他还热衷于营立田园而不是牧畜，还下令于平城畿内督课农耕，他还积极支持崔浩立石刊刻《国书》的活动，并在事发之后小心翼翼地保护了拓跋焘认为罪过于崔浩的高允，使之成为北魏后来“文治”活动的领袖。所有这些都说明拓跋晃并非是一个极端守旧的人物，因此我们难以将他视为崔浩的政敌，或更进一步将他作为反对“文治”的鲜卑贵族的代表。

综上两题，拓跋焘统治前期，在崔浩的积极鼓动下，拓跋焘接受了“太平真君”的称号，以在北方复兴儒教为己任，北魏政权进行了一系列以“文治”为主要目标的改革活动，损害了鲜卑贵族的利益，在太平真君四年末激起了鲜卑贵族针对拓跋焘及崔浩的政治密谋；其后，胜利者崔浩为形势所动，推行更为激进的文治活动，超出了鲜卑族人乃至拓跋焘本人的接受程度，从而招致杀身之祸。北魏政权的全面改革及鲜卑族人的全面汉化还有待时日，特别是还有待一位服膺中原文明的鲜卑族人的政治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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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曹文柱《北魏明元、太武两朝太子的世子监国》，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

[2]《魏书》卷28《刘洁传》。

[3]《魏书》卷35《崔浩传》。

[4]其时泰山还在刘宋治下，拓跋晃“昌封太山”，意即他将消灭刘宋，实现统一。

[5]《高僧传》卷11《释玄高传》。

[6]参向燕南《北魏太武帝灭佛原因考辨》，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84年第2期。

[7]参拙撰《北魏国号与正统问题》第三部分“太武朝树立正统运动”，载《历史研究》1992年第3期。

[8]《魏书》卷113《官氏志》。

[9]严耕望《北魏尚书制度考》，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9本。

[10]《魏书·世祖纪上》

[11]同上注

[12]《魏书》卷90《逸士·眭夸传》：眭夸为赵郡高邑人，其祖眭迈曾为晋司马越谈军谋掾，后为石勒所用，官至徐州刺史；其父眭邃在后燕末官至中书令，拓跋珪进攻后燕时，眭邃劝慕容宝坚壁清野以相拒击；眭夸本人娶“当时名达之士”钜鹿魏攀女为妻，“少与司徒崔浩为莫逆之交”，赵郡眭氏当然合于礼聘士人诏书所定的“贤俊之胄、冠冕州邦”的标准。“浩为司徒，奏征其为从事中郎，辞疾不赴。州郡逼遣，不得已，入京都。与浩相见，延留数日，惟饮酒谈叙平生，不及世事。浩每欲论屈之，竟不能发言。其见惮如此。浩后遂投诏书于夸怀，亦不开口。”眭夸后来竟“托乡人输租者，谬为御车，乃得出关。……时朝法甚峻，夸既私还，将有私归之咎。浩仍相左右，始得无坐”。

[13]《魏书·世祖纪上》。

[14]《魏书》卷48《高允传》所载高允《征士颂》中之语。《魏书·世祖纪上》称“至者数百人，皆差次叙用”。

[15]《魏书》卷44《伊馥传》。

[16]张金龙《北魏政治史研究》第53－68页，甘肃教育出版社1996年12月第1版。

[17]《魏书》卷40《陆俟传孙陆凯附传》。

[18]《魏书》虽于北齐初年终成于魏收之手，但《崔浩传》应当基本由为《魏书》定下编撰体例的李彪在宣武帝初年完成。

[19]《魏书》卷84《儒林·常爽传》

[20]见李培芬：《试论崔浩之死》，载《中国人民警官大学学报》（哲社版）1991年第2期。

[21]见牟润孙《崔浩及其政敌》，收于氏著《注史斋丛稿》。

[22]见《再论崔浩》，载《北朝研究》1990年下半年刊。

[23]见苏庆彬：《元魏北齐北周政权下汉人势力之推移》，载《新亚学报》（香港）第6卷第2期。

[24]《魏书·良吏传序》

[25]《魏书》卷35《崔浩传》。

[26]《魏书》卷114《释老志》。

[27]《水经注》卷13漯水注。

[28]参陈寅恪先生《崔浩与寇谦之》。收于氏著《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初版。

[29]《魏书·崔浩传》

[30]《魏书·释老志》记《录图真经》中说：“二仪之间有三十六天，中有三十六宫，宫有一主”；“佛者，昔于西胡得道，在三十二天，为延真宫主。勇猛苦教，故其弟子皆髡形染衣，断绝人道，诸天衣服悉然。”

[31]见《魏书·高允传》及同书《律历志上》。

[32]《魏书·崔浩传》。

[33]《魏书·高允传》。

[34]见何兹全先生《崔浩之死》，刊《文史哲》1989年第5期。

[35]《魏书·高允传》。

[36]周一良先生《魏晋南北朝史札记·魏书札记》“崔浩国史之狱”条，认探寻到崔浩所撰国史“备而不典”两个具体例证，均难以成立。

其一，据《晋书·苻坚载记》，证以《宋书·索虏传》及《南齐书·魏虏传》相关记述，前秦灭代时，代王什翼犍曾被俘至长安、拓跋珪一度被迁至蜀地。这“对于拓跋氏而言，则为屈辱可耻之记录”。《晋书》各篇《载记》史源出于崔鸿《十六国春秋》，“崔浩国史盖亦如此叙述，甚至详叙道武帝被流放至蜀之事，‘以彰直笔’，从而暴露拓跋氏祖先国破家亡之耻辱，遂触犯鲜卑贵族以及太武帝之忌讳，被目为‘备而不典’，因以贾祸。”个人认为，这纯为推论，在不能证明《十六国春秋》史源完全出自崔浩所修《国史》的情况下，还不足以说明行事谨慎、书《急救章》亦“不敢犯国”且“谄事狄君”的崔浩会如此“彰直笔”。

其二，北魏创立者道武帝拓跋珪为代王什翼犍之孙，但《晋书》、《宋书》、《南齐书》相关史料均记拓跋珪为昭成帝什翼犍之子，据《魏书》拓跋珪生前其父献明帝拓跋寔已死，其母贺氏改嫁拓跋寔之弟拓跋翰，生有秦明王拓跋觚，然《魏书》卷15及《北史》卷15拓跋翰传一称其死于建国十年（347），一称其死于建国十五年（352），其兄拓跋寔死于建国三十四年（372），“拓跋翰之死远早于其兄献明之死二十年或二十四年，翰死贺后犹未生，或尚在襁袍之中，贺氏于夫死后嫁于夫弟翰而生觚遂为绝不可能之事”，这反证《晋书》等史籍的记载有根据。亦即是说，“拓跋珪实为昭成之孙，献明与贺后之子。因昭成于献明死后妻珪之母贺后，珪遂被目为昭成之子。拓跋觚则实为昭成与贺后之子，史家又讳言之，乃勉强附会，作为秦王翰之子，昭成之孙。”这一推论亦不能成立，更不能成为崔浩《国史》“备而不典”的证据。据《魏书》，拓跋寔与弟均为昭成后慕容氏所生，而昭成与慕容氏于建国七年（344）结婚，如拓跋翰确实死于建国十年或建国十五年，则绝不可能如其传记所说那样，“年十五便请率骑征讨，帝壮之，使领二千骑。及长统兵，号令严信，多有克捷”。《魏书》及《北史》所记拓跋翰卒年均有脱谬，中华书局本《校堪记》已详加说明，因而不能据此证明他不能与贺氏结合，并进而证明昭成纳媳事成立。崔浩在主修编年体《国史》，只撰定北魏明元、太武二朝史实，对道武朝及拓跋鲜卑早期历史沿袭邓渊所著《代记》及《太祖纪》（《魏书·高允传》），亦不太可能对北魏早期历史记录加以改写，故意要暴露拓跋氏讳莫如深的史实，以“损害太武帝及鲜卑贵族之自酋尊心”，从而自招其祸。

总之，从今本编定于北魏灭亡以后的纪传体《魏书》中的史实，推测崔浩主编的编年体《国史》中“备而不典”的具体例证，已无可能。

[37]参陈寅恪《崔浩与寇谦之》，前引文；又见于万绳南整理《陈寅恪先生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第十五篇《北朝前期的汉化（崔浩问题）》，黄山书社1987年第1版。

北魏政治范文篇4

关键词：北魏；云冈石窟；石窟艺术；石窟源流

云冈石窟，古称武州山石窟寺，是在5世纪中华佛教鼎盛阶段由北魏皇家主持营造的大型佛教石窟艺术。北魏定都平城的97年期间，是中国佛教成长与发展的关键时期，也是云冈石窟艺术引进、生成、发展和传播的重要时期，云冈石窟艺术的形成对后世佛教石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人类历史上重要的艺术活动及其成果，云冈石窟艺术是考古学、艺术史、艺术学理论及美学研究充分关注的热点话题。本文在梳理石窟艺术起源、空间形态流变、石窟在中国发展进程的基础上，重点讨论了云冈石窟艺术形成的艺术渊源及兴起的历史原因。

一、石窟之演化

（一）石窟艺术的形成。石窟一般是开凿在山体悬崖上的洞窟，主要出于宗教目的。从世界范围来看，石窟起源于古埃及中王国的石窟陵墓，至新王国时期演变为石窟，在公元前5至公元前4世纪，经波斯传入印度，并逐渐发展为印度佛教和耆那教的石窟寺，后经过中亚传入中国境内。佛教最早的石窟渊源于印度，约开凿于孔雀王朝，但石窟并不是佛教徒最先开凿的，只是佛教诞生后借用了这种寺院形式，并使之逐渐流行开来，后随着佛教文化传至阿富汗、中亚、中国及东亚地区，其对中国石窟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佛教石窟一般开凿在河边悬崖上，它是佛教寺庙的一种特殊形式。石窟建造选址一般是在相对较为偏僻清净的河畔山崖之上，其建造的目的和僧人修禅有着密切的关系，具体可用于僧人修行、活动和居住。据考古发现，石窟有多种类型，如支提窟、佛殿窟、僧房窟、礼拜窟等。早期石窟的主要功能是供佛教僧侣修禅或居住，可追溯到印度佛陀时代，后随着石窟形式逐渐发展，出现了多个石窟组合形式，并有大量的佛造像和佛壁画装饰空间，当其功能可以满足佛教活动的多方面需要的时候，名副其实的石窟寺院就出现了。因此，石窟营建依佛教功能的需要和原则按照一定的规律组合起来，形成了服务于佛教活动的多种功能，真正意义上石窟寺便终于形成了。（二）石窟艺术在中国的发展进程。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大约在公元1世纪，最先佛经随佛僧传播，佛像与佛庙稍晚，石窟寺是佛庙的一种，是在佛像和佛庙经过一定时期的发展之后才逐渐出现的。据记载，黄河流域的佛像最早出现在公元1世纪中叶。公元2世纪末，佛像开始流行。东汉洛阳白马寺是佛教传入中国后建造的第一座官方寺庙。建业的建初寺（1），可以称为江南佛教寺院的开端。在佛教东渐的过程中，经统治者提倡，开始雕塑佛像，建寺开窟，绘制壁画，由此带来了佛教造像艺术的勃兴。新疆地区是佛教东传的第一站，也是开凿石窟最早的地区（2）。公元3世纪，龟兹国已成为葱岭以东的佛教中心。龟兹石窟寺大约始凿于这一时期，并在四、五世纪达到顶峰。在新疆以东地区，在佛教寺庙和佛像出现了一段时间后，大约4世纪中后期，北方地区出现了最早的石窟艺术。“一个是公元366年乐傅和尚在敦煌莫高窟开始修造的窟，一个是公元397~433年之间北凉王沮渠蒙逊在凉州南山修建的凉州石窟。遗憾的是，这两个最早的石窟仅见于7世纪后半期的文献，实物已不存在了。”［1］14虽然现俱不存，但从和沮渠蒙逊同时并北距凉州不远的永靖炳灵寺的西秦建弘元年（公元420）第169窟6号龛与酒泉、敦煌出现的北凉时期（公元428年、434年）的石塔等有关资料可以推测到踪迹。公元439年，北魏下凉州灭北凉后，北凉佛教中心地位向东转移至平城。公元438年北魏太武帝灭佛，佛教受到短暂打击，不久，于公元452年复法后，北魏政权接受了来自凉州禅僧昙曜的提议，在平城西武周山开始大规模地开凿石窟即昙曜五窟。此后，迎来了中国石窟寺建造的兴盛期，一直到8世纪中期，北方地区的许多地点（甘、陕、豫、晋、冀、辽）都开凿了多处石窟，南方石窟开凿少于北方。8世纪中期以后，北方地区石窟走向衰落，而四川地区开凿较盛。五代后北方地区衰落，南方地区却较普遍。宋代至明清后，石窟开凿趋于寂寥。石窟艺术在中国的本土化演变进程是曲折而复杂的，上述只是粗略轮廓。总结学界观点，佛教入华的传播可分为“南传系统”（3）和“北传系统”（4）两大系统，分别在中国的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包括西北地区）的广大地区。这两大系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推动了佛教艺术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形成了中国石窟艺术在中国境内发展的三大地区，即新疆地区、中原北方地区和南方地区。不同地区的佛教石窟艺术表现出了不同的特征，甚至在同一区域内也存在明显的差异性，但各地区相互毗邻，互有往还，其中佛教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能较为清晰地反映在佛教石窟艺术的遗存上。（三）石窟功能空间形态变迁。源于印度的佛教石窟主要包含三种空间形态［2］。其一，支提窟（Chaityagriha），也称塔庙窟，通常入口处设有大型的拱门、建筑及装饰，室内呈长方形的平面，侧壁和后壁设有柱廊，中心设置佛塔，建筑多装饰，可供僧俗人聚会、穿梭礼拜，是最宏伟、最典型的洞窟。其二，僧房窟（Vihara），为僧众居住所用，建筑无装饰。其中大多数是方形平面和平顶的洞窟，分为单室房和多室房。多房间中心设置一个大厅，周围布局有多个小方形房间，主要用于僧侣生活和实用。其三，方形窟，或称殿堂窟（Mandapa），主要用于大型聚会或存储。佛教石窟艺术在传入中国之前已经历的多次流变，在传入中国之后同样也产生了多次嬗变的历程，主要原因是受不同地区政治、文化、经济、哲学、宗教、艺术等多方面因素的限定和要求。石窟寺传入中国后，受到统治者意志的极大影响。统治者的支持与否成为创建大型佛教石窟的决定性因素，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寺院向本地化和世俗化发展。主要表现在不同的石窟形态类型的结合、数量的增加或减少以及石窟艺术造像特征的不断变化方面。宿白先生把中国的石窟分为七种类型：“即塔庙窟、佛殿窟、僧房窟、大像窟、佛坛窟、小型禅窟（罗汉窟）、禅窟群。”［3］16据考古研究发现：新疆地区，即古龟兹、古焉耆和十六国的西秦、后秦和北凉等地区，石窟开凿的目的是供僧侣行禅和为统治者祈福，大多数以窟室为主，多为塔庙窟、大像窟、僧房窟、禅窟以及不同类型洞窟组成的洞窟组合，且有多组寺院组合成整个石窟群。河西走廊沿线地带的石窟，如敦煌莫高窟、麦积山石窟等洞窟类型趋于单一化，以塔庙窟和佛殿窟为主。北方中原地带的云冈和龙门石窟等，也趋于单一化，多以大象窟、塔庙窟和佛殿窟为主，有少量的禅窟和禅窟群。而南方地区，石窟数量不多，布局分散，除少数地方存在少量的塔庙窟和佛殿窟外，更多以摩崖造像的形式出现，石窟的建筑功能基本消失。西藏地区石窟出现较晚，多表现为摩崖造像。通过上述分析，石窟艺术传入中国的过程中，由于各地各民族人民经济生活、民族风俗、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差异，再加上汉末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长期处于分裂割据状态，随时间的推移，导致佛教石窟寺出现了地区差异，主要表现在洞窟的功能形态、洞窟类型、窟室形式等方面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早期的洞窟类型经历了由少到多的发展过程，出现了多种组合形式，并逐渐变成后来趋于单一的洞窟类型，表现为以塔庙窟和佛殿窟为主洞窟形式，而南方及西藏地区，石窟寺的建筑功能消失，更多表现为摩崖造像的形式。

二、北魏云冈石窟形成的艺术渊源

讨论北魏云冈石窟形成的艺术渊源，需要结合中国早期石窟艺术的发展历程，使用文化因素分析的研究法进行分析和研究，进一步厘清云冈石窟艺术中哪些因素来自印度的秣菟罗艺术，哪些因素来自中亚犍陀罗艺术，以及哪些因素是从中国早期新疆地区、北凉地区及河西地区石窟继承的，哪些因素又是自身系统的创新等问题。本部分从“北传”之道、“南传”北上、多元文化交融三个方面来讨论云冈石窟形成的艺术渊源，对此问题的解决，不仅对“云冈模式”形成的系统构建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也对“云冈模式”的传播及其对后世石窟的影响等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一）“北传”之道———印度石窟及河西地区早期。石窟艺术的直接影响中国佛教石窟艺术的源头是印度石窟艺术，在建筑方面的窟形和雕刻题材上直接受印度阿旃陀（Ajanta）石窟艺术的影响，在艺术风格上间接受到了印度秣菟罗或犍陀罗艺术的影响。日本学者水野清一、长广敏雄在《云冈石窟》中论述了云冈造像中的犍陀罗、中亚及中印度等外来艺术样式（5）［4］。但是，如果仔细考察云冈石窟造像和犍陀罗、秣菟罗佛教造像艺术，其实找不到二者完全相同的东西，因为在艺术造型、审美、气韵等方面，已经显示趋于二者之间文化和艺术的断裂关系。例如，云冈早期昙曜五窟的造像艺术，虽然可以从中感受到犍陀罗的艺术遗风，但其更多体现了外来艺术样式和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相结合，清楚地显示了平城艺术家的再创造；云冈二期造像艺术中出现的新造型、新题材和新服饰所显现的中国传统文化因素显著增多，特别是孝文帝汉化改革之后，呈现出转折交替之势，外来艺术样式已融入中国传统艺术之中。然而，在考察新疆早期佛教石窟、北凉石窟等西域造像艺术史时发现，云冈石窟造像具有明显的“新疆样式”和“凉州模式”的传承关系。新疆是佛教东传的第一站，印度僧侣越过葱岭较早进入新疆传教，随着与犍陀罗艺术的融合，引领了新疆地区佛教艺术走向繁荣。由于新疆缺乏石材，主要以泥塑和壁画为代表。凉州地区和新疆地区在地理位置上相互毗邻，关系密切，是西域通往中原的交通要道，也是西域僧人东传佛教和中土汉僧西域求经的必经之路，因此，它可称之为西域佛教向中国内地传入的中转站。在北凉王沮渠蒙逊期间（公元401~433）形成了西北地区重要的佛教中心。由于沮渠蒙逊积极地扶持弘扬佛法，翻译佛经，开凿石窟，这就形成了在西域最东端的凉州石窟艺术，凉州也就成为最早开凿佛教石窟的地区，宿白先生称它们为“凉州模式”。现存的天梯山石窟、金塔寺石窟等就是“凉州模式”的代表。总而言之，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北凉地区及河西地区中古时期的佛教艺术是以“凉州模式”为主导的，它继承了西域及新疆地区丝绸之路沿线的佛教石窟艺术的创作成果。云冈石窟的营建和凉州僧团的直接参与有密切的关系，因此，这种传承关系是自然而然的，也是历史的必然。从佛教石窟东渐路线及时代背景来看：公元439年北魏灭北凉以后，数量庞大的凉州僧匠自然将“新疆样式”或“凉州模式”的佛教艺术带到平城，实属历史的必然。云冈石窟艺术具有“新疆样式”和“凉州模式”两道佛教的混合艺术显而易见，自然在建筑形制和题材上传承“北凉模式”艺术特征，造像风格自然传承了具有犍陀罗（秣菟罗）艺术风格特征的“新疆样式”，由此形成了早期云冈石窟艺术模式。从云冈石窟营建工程设计方面来看：昙曜主持修建，早期五窟开凿设计规划的主体是由北凉迁徙平城的凉州僧匠，还包括来自中原的大批汉人。因此，石窟设计规划图需由北魏皇帝审核批准。石窟形制设计、造像样式与法则、题材内容等都自然而然会直接或间接模仿“新疆样式”和“凉州模式”，在施工技法中运用了中国传统的雕刻技法，即云冈石窟开凿的最大设计特点就是外来样式的设计和中式传统技艺的结合与创新。当然，鲜卑政权政治需要和汉民族的审美追求也会在石窟设计中明显地反映出来，一直到云冈二期、三期时，中华传统文化艺术的分量越来越多，自主创新性设计也越强。因此，尽管云冈石窟的艺术有着明确的继承关系，但它并不是印度、中亚、新疆和北凉地区石窟艺术的简单模仿和复制。（二）“南传”北上———中国早期南传佛教造像。艺术北上的汉化影响“佛教造像先兴于南方，后盛于北方。”（6）［5］中国南方佛教造像对北方佛教造像影响深远。在时间上，早期佛教造像南传系统，主要限于佛教造像形成的早期阶段。“早期阶段，在中国前后经历了相当长的发展过程，从对外来佛像的仿制，到与神仙像的揉合，最后形成较为固定的中国式佛像，约当完成于南北朝时期，而‘南传系统’风格的发展演变以及对北方和日本、朝鲜早期造像的主要影响亦当在这一时期。故‘南传系统’在时代跨度上由汉一直延续到南北朝，延续到朝鲜的三国佛像和日本止利式佛像风格的形成。”［6］在这里我们仅限讨论“南传系统”对北方及云冈石窟造像艺术的影响。佛教的产生和佛像的出现并非同时产生的，中间有几百年的时间差。印度佛像传入到中国，必然受到中国当时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及交通等多方面因素的综合制约。据阮荣春先生考证，“南传系统”遥遥领先，最早佛像在中国境内的出现南方地区要早于西北丝绸之路。就造像风格而言，“促使中国佛像出现的是秣菟罗，在魏晋间，已将中国的佛教艺术掀起了小小的高潮。秣菟罗在中印度，传入中国则由中国的南方而向东，与稍后兴起于西北的系统并行向东发展。”［7］目前，我们在南方考古发现的早期佛教遗物中，可看到最初佛像的艺术样式，显示了南方是中国佛教的萌芽之地。近年以来，在中外学者的研究中可知，中国南传造像对北方造像的引导和重大影响作用得到普遍认可。在北魏后期的中国境内，“南传系统”优势明显，逐渐形成汉文化占主导地位的佛教艺术，从而引导了北方中原地区及云冈石窟造像审美观念的转变，特别是在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之后，南朝对北朝模式影响的统一局面，逐渐地“南传系统”造像风格一统天下。“南传”早于“北传”，而南北朝的文化互动，促使了“南传系统”对北方石窟艺术的巨大影响，但是在南北朝时期佛教派别对立颇为明显，主要在于南方的小乘佛教和北方的大乘佛教思想之别。南方主张清净无为，以个人解脱的思想占主导地位，对王权持消极态度，所以单体金铜造像较为流行，石窟艺术较少；与此相反，北方强调“政教合一”即“拜帝王即是拜当今如来”，佛法与王权有机统一，皇家支持修建的大型石窟较多，云冈、龙门等大型石窟就是在此背景下皇家支持修建的。据阮荣春先生的观点，“金铜佛像的源点主要在吴地，河北、山东金铜佛像制作的兴起，与吴地是分不开的，但是不久随着犍陀罗艺术也开始传入，促使南北风格于河北一带混流”［8］。北魏后期的金铜佛像与石佛的关系密切，实际上犍陀罗金铜佛像与云冈后期犍陀罗样式的造像又回归到了南传系统的样式上来，即是北方石窟造像的“南传系统”。敦煌以东的石窟艺术，如果说云冈有犍陀罗的遗风的话，在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开凿的云冈三期石窟逐渐地背道而驰，逐渐地受到“南齐样式”的影响，即佛教造像艺术趋于“南传系统”样式。到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开凿的龙门石窟，就是“南传北上”根本的转折点，而龙门石窟以后，南北朝佛教造像艺术趋于一致被中国化了。（三）多元文化艺术的交融、碰撞与创新。云冈石窟艺术包括建筑、雕塑、绘画、舞蹈、音乐、戏剧和服饰等多种艺术形式，它不是西域丝绸之路沿线各种艺术类型的简单模仿或拼凑，也不是不同宗教、不同地域和不同民族艺术样式现象的静态呈现和归纳，而是人类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在丝路沿线交流、碰撞、融合和创新等方面生成的新的艺术样式，即宿白先生提出的“云冈模式”。因此，不同文化艺术之间相互作用、碰撞和融合新质，从而催生出的新的艺术现象，最终形成了云冈石窟艺术，包括石窟艺术图像的生产、构成和传播三个方面，即涵盖了不同文明体、不同地域、不同宗教、不同民族等众多的文化样态、艺术形式、艺术风格、艺术因素和艺术特征等多元文化艺术因子的综合创新。“云冈石窟初期造像的粉本，主要来源于西域诸国。”［9］3《魏书•释老志》曰：“太安初，有师子国胡沙门邪奢遗多、浮陀难提等五人，奉佛像三，到京都。皆云：备历西域诸国，见佛影迹及肉髻，外国诸王相承，咸遣工匠、摹写其容，莫能及难提所造者，去十余步，视之炳然，转近转微。又沙勒胡沙门，赴京师致佛钵并画像迹。”［10］由此可见，师子国（斯里兰卡）胡沙门，游历西域诸国，奉佛图样必定是西域诸国经典佛图样式，沙勒胡沙门带来的也应为新疆和中亚地区的佛图样式。北魏政权在文成帝复法后任命的佛教领袖师贤、昙曜大师均来自西域，并在凉州地区传法，特别是昙曜主持修建的云冈早期五窟，自然会带来西域样式。今天，我们可以在甘肃地区的天梯山石窟、金塔寺石窟、炳灵寺石窟等早期石窟艺术中搜寻到云冈石窟艺术继承和传承的关系。以云冈昙曜五窟具体来看，北魏云冈昙曜五窟营建（除第16窟外）结合北魏民族祖庙建筑特点均采用了西式样本，在造像艺术的雕刻中融合了犍陀罗、秣菟罗、新疆泥塑及河西地区等风格，在工程技法中继承了秦汉以来的传统雕刻技法，装饰上早期以西式题材见多，后期中式题材增多，形成了独特的新式艺术样式。如第20窟大佛具有犍陀罗风格，兼具新疆特征，第19窟大佛带有马土拉造像特征；云冈石窟中佛像着衣也从西域袈裟的“披”“袒”两式，主佛像僧祇支内衣缘上的联珠纹和环状忍冬纹雕刻，则完全是来源于西方的装饰图案，后又发展出“褒衣博带”中国式样。这样的例子很多，从这些大佛设计雕刻的细节方面，能够反映出云冈石窟艺术在东西多元文化艺术方面的交融、碰撞与创新。云冈石窟艺术以多样的、具有典型的“艺术语言”特征，承载了人类交流中复杂的文化内涵，呈现了新的文明形态，也表达了丰富的人类精神情感。一方面，它的不断延伸和传播，沟通了人类在“轴心时代”形成的精神文化之源，汇集了几大主要文明的文化和艺术特征，例如古代印度、古代埃及、古代巴比伦、古代希腊和古代中国文明，从而形成了新的艺术和精神的高地，激发出了新的文化精神，并迅速地传播与发展，深刻地影响了人类的历史进程和文化思想。另一方面，云冈石窟艺术的生成机制、构成类型和传播进程是动态的，在不同时空的发展进程中绵延不断，这种动态的发展机制也构成了“云冈模式”形成和传播极其复杂的内涵和外延。

三、北魏云冈石窟艺术兴起的历史原因

北魏云冈石窟艺术是公元5世纪石窟艺术的巅峰之作，也是北方石窟发展的源头，对后世石窟艺术影响深远。它兴起的历史原因复杂，不仅与北魏社会独特的社会文化背景紧密联系，而且与北魏特殊的国家政治、经济背景紧密相关。下面从三个方面讨论北魏云冈石窟艺术兴起的历史原因。（一）北魏平城佛教中心的形成。云冈石窟艺术的兴起与北魏平城佛教中心地位的形成有密切的关系。从拓跋部首领拓跋珪于公元396年建立北魏，到公元398年道武帝拓跋珪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市），直至公元439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统一北方，实施掠夺和移民政策的北魏政权使北魏平城成为当时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中心。同时，北魏对西域的征服，西域北凉地区佛教中心地位逐渐衰落，各地儒道沙门、贵族官僚、能工巧匠、租赋商贩汇聚平城，平城中心地位不断提升，使其成为东方的国际化大都市，为平城成为佛教中心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北魏政权的崇佛经历了开端发展期、灭佛受挫期和兴盛中心期三个发展阶段。这三个阶段在不同时期和不同的方向都促进了平城佛教的兴盛和平城佛教中心地位的形成，也直接推动了云冈石窟的修建。第一个阶段：开端发展期。北魏崇佛信教开端于道武帝入主中原，攻略河北、山东一带［10］1763（7）。后又受到之前东晋孝武帝对高僧僧朗的崇信之影响，开始了营建佛教建筑与佛教造像图像［10］1765（8）。同时，召请赵郡沙门法果赴京师，委以“道人统”重任，“绾摄僧徒”，主持佛教事务。北魏明元帝拓跋嗣更加重视佛教［10］1765（9），崇佛信教势力进一步发展。北魏平城崇佛信教兴盛的转折点是太延五年（公元439）北魏灭北凉，河西佛教东迁至平城（10）。以此为转折点，“沙门佛事皆俱东，象教弥增矣”，凉州佛教衰落，而平城“名僧云集”（11），佛寺日增，平城成为新的佛教中心。第二个阶段：灭佛受挫期。受嵩山道士寇谦之、司徒崔浩的影响，公元446年，太武帝诏令灭佛，引发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佛教和道教之争。佛教受到短暂冲击，但毁之愈烈，求之弥切，灭佛事件也从相反的方向刺激了北魏佛教下一阶段的迅速发展。第三个阶段：兴盛中心期。公元452年，兴安元年文成帝拓跋濬即位，宣令复法，由皇家赞助，昙曜主持始建了云冈早期五窟［11］3（12），北魏平城佛教中心地位真正形成。到孝文帝元宏时期佛教更加兴盛，石窟开凿规模更加宏大，平城佛教中心地位得到进一步加强和巩固。（二）北魏佛教为统治阶级服务思想的形成与。北魏政权“帝佛合一”国家政策的确立北魏云冈石窟大型石窟工程的修建，需要极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等因素，甚至须倾一国之力才能建成，因此它的兴建与北魏佛教为统治阶级服务思想的形成和北魏政权“帝佛合一”国家政策的确立密切相关。首先，我们来讨论北魏佛教为统治阶级服务思想的形成。佛教与政治联姻由来已久，甚至佛教的产生和传播均与国家的政治有密切的关系［11］3（13）。例如，波斯匿王、孔雀朝和贵霜朝王朝统治均与佛教有极为密切的关系。在佛教传入中国的早期，流传于民间，未与政治发生关系。起初汉人不得为僧，朝廷不礼胡神，佛教在民间依托黄老及玄学观念缓慢传播了近三个世纪，并被中国文人阶层接受和推崇。在中国北方，佛教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思想萌芽于后赵政权，高僧佛图澄促使石氏政权率先奉佛，可称为佛教与中原政权联姻的第一人。后来，弟子释道安提出“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的佛教与政治联姻的理念。佛图澄死后三十余年，北魏法果祖承佛图澄理念，提出了“礼帝为佛的弘法新思想”，也契合释道安名训，佛教逐渐形成了为最高统治者服务的思想理念。其次，讨论北魏政权“帝佛合一”国家政策的确立。关于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讨论：一方面，为谋求更大发展，佛教积极投靠北魏最高统治者。道武帝时期，道人统法果积极投靠北魏最高统治者［10］1765（14），提出“当今皇帝就是当今如来（活佛）”的新理论，满足了北魏最高统治者的心理需求，也使佛教与政治统一并上升为国家意志。另一方面，北魏最高统治者为巩固与维护政治地位选择了佛教作为统治的手段。文成帝在复法诏书中明确提出了佛教为统治的服务之用［11］3（15）。因此，北魏“帝佛合一”思想的确立与实施（16），使佛教成为了北魏重要的统治手段，奠定了北魏佛教鼎盛的政治基础，也为云冈石窟的开凿提供了理论和实践的必备条件。（三）北魏文化艺术大融合及汉化改革政策的不断推进。两晋至南北朝的地方混战期间，佛教极为兴盛，逐渐取得统治者支持，各个政权也利用佛教巩固自身的统治。在魏晋时期，佛教依附于玄学，取得了士大夫阶层激赏，从东晋到南朝，佛教鼎盛，逐渐占据了思想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不断地影响社会的方方面面。在北方，随着北魏对西域的征服，西域胡商梵僧、佛教文化艺术汇聚平城，直接迎来了中国历史上东西文化交流的高潮。印度石窟艺术经由新疆，波及河西、关陇，至平城而兴盛，开凿了大型石窟，进而流布中华。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地域间战乱不断，但是由晋代兴起的“士族”（17）阶层积极参与艺术创作，对当时文化艺术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当时南北政权分割，但是在文化上还有一定的交流，南北互动，文化艺术的繁荣发展，总体上是统一于汉晋发展起来的艺术传统。为了缓解阶级矛盾、民族矛盾，调整胡汉统治者之间的关系，北魏政权积极推行的一系列汉化政策，加强了封建国家的中央集权力量，文明太后冯氏执政时期和孝文帝执政时期的改革措施，进一步促进了北魏拓跋部的封建化与封建制在中国北方的全面恢复，促进了民族、文化进一步融合，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特别是在孝文帝亲政之后，汉化改革政策得到了进一步的推动。他积极向南王朝学习，并经常与南朝互动。南朝文化影响了北魏社会的发展，已成为北魏社会发展的主流。总体而言，北魏政权采取的汉化政策，对云冈石窟建筑营建、佛教造像（服饰）、装饰纹样等方面产生过重大的影响，也使云冈石窟二期建设特征更加“中国化”。北魏云冈石窟艺术的兴起，是在“东西”和“南北”文化艺术大交融时代背景下形成的。它源于凉州僧匠带来的西域风格造像艺术，古印度及西域诸国高僧传来的佛经、佛像和艺术样稿，由皇家赞助修建，昙曜主持，凉州工匠和中原工匠共同设计，共同制作，共同创造了平城石窟的新样式“云冈模式”。这个时期正是印度教（度笈多王朝）佛教艺术蓬勃发展的时期，随着印度佛教艺术不断东传，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传统艺术的革新与再创造，当然，中国传统艺术也充分吸收了外来艺术的养分，逐渐形成了富有特色的中国佛教艺术。据文献记载，南北朝时期名家辈出，由于南北方文化差异，南北方发展不平衡，北朝艺术家少于南朝。例如：蒋少游、杨乞德、高遵、王由、祖班等。尤其是北方的蒋少游，是著名的工程科学家，在手工艺设计方面很有才华。他曾在北魏孝文帝元宏朝任事，还被孝文帝派往南朝，学习南朝的艺术。

四、结语

北魏政治范文篇5

一、知识与能力

1、概述北魏孝文帝促进民族融合的措施。

2、培养学生理解和思考历史上的民族关系问题的初步能力，树立正确的民族观念。

3、培养学生追踪历史发展基本线索的初步能力。

二、过程与方法

以穿越时空隧道为纽带，通过创设情境，把历史与现实联系起来;再通过动手操作，换位思考，具体分析民族融合的表现、分组对比回答、讨论等方法，化难为易，从而轻易突破难点;通过缩句游戏，让学生轻松理解掌握孝文帝的改革措施，最后在歌声中对学生完成民族观的正确引导，从而顺利完成教学目标。

三、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1、民族间经济、文化交流是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民族融合的前提条件。

2、孝文帝改革促进了北方民族大融合，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是我国古代杰出的少数民族政治家。

3、中华民族的历史是由各民族共同缔造的。初步树立维护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的历史价值观。

重点：北魏孝文帝改革。

难点：①正确认识民族大融合含义。

②北魏孝文帝改革如何促进了北方民族大融合?

教学手段：多媒体教学课件。

教学过程：

一、创设问题情境，激发学生探究兴趣

大屏幕播放歌曲：《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在学生感受现代各民族大团结的盛况时，说：我们祖国五十六个民族亲如兄弟姐妹，和睦相处，共同繁荣发展。那么在这五十个民族中，有没有我们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匈奴族、鲜卑族、羯族、氐族呢?(学生查阅中华民族分布图后回答：没有)那么，他们到哪里去了呢?(学生迷茫疑惑)如果大家想知道，就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来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看看那时北方民族融合的情况吧!(学生带问题研读课文)

二、自主学习，合作探究

1、西晋灭亡后，中国历史进入了东晋十六国的分裂时期。(展示东晋十六国地图)北方地区陷入严重的战乱。4世纪后期，哪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统一了黄河流域?(课件动态展示前秦统一黄河流域地图及淝水之战)什么战役后，该政权统治瓦解，北方地区重新陷入割据混战的状态?(学生答略)

2、(课件动态展示北魏统一黄河流域地图及北魏骑马佣)后来，哪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再次统一了黄河流域?鲜卑族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它是怎么统一黄河流域的呢?它的统一有何意义?(学生答略)

3、动动手：回忆北方少数民族内迁中原的有关内容，让学生用方向箭头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民族流动趋向示意图》上画出北方少数民族内迁的迁徙方向。

(学生用鼠标在地图上标识)

4、(课件动态显示北方少数民族内迁图)从东汉末年以来，北方少数民族陆续内迁到中原地区，他们同黄河流域的汉族人民长期生活在一起，互相影响，民族差异逐渐模糊，民族界限日益缩小，出现了民族融合的趋势。那么，黄河流域各族人民在生产技术和生活习俗上相互影响的表现有哪些呢?请阅读课文，说说具体情况。(学生看书归纳)

5、(课件显示民族融合趋势表现图)在学生归纳后，进一步指出：各民族在生产技术和生活习俗等方面相互学习，相互影响，联系日益密切，逐渐融合在一起，是“胡人汉服”、“汉人胡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也就是说民族融合已经成为趋势。

6、换位思考：在北方民族融合趋势中，假若你是孝文帝，你会怎么想、你会怎么做呢?(学生活跃作答)

A、“顺者昌，逆者亡”，我要顺应潮流，采取汉化措施，消除民族隔阂，促进民族团结，从而稳固我的政权。

B、汉族文化比我们先进，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祖母冯太后的许多改革措施不也是向汉人学习的吗?只有向汉族学习，才能促进自己的发展。相反，如果我们目光短浅，思想保守，停滞不前，我们的民族岂不是越来越落后?

C、鲜卑人在生活习俗上、礼仪制度上还很落后。只有改变我们民族落后的习俗，向汉族学习，才能加强同汉族的联系，促进民族间的和睦相处，巩固我的政权。

D、我要移风易俗，吸收中原的文化，用汉族先进的礼仪文化来治理国家，做一个有作为的人。

……

7、那么，孝文帝会从哪些方面展开改革呢?(请同学们展开合理想象)

8、其中，迁都洛阳是孝文帝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课件动态显示北魏孝文帝迁都路线示意图)问：北魏建立时，定都在哪里?孝文帝后来想把都城迁往哪里呢?

(学生答后)继续设疑：孝文帝为什么要迁都洛阳?

(学生分两组竞相对比回答，一组回答定都平城之弊，一组回答定都洛阳之利)

A、①平城位于今山西大同东北，地处偏北，地形多山，气候干旱，气温偏低，不利于农作物的生长，所以出产的粮食不能满足都城众多人口的需要，不适合作为规模较大的王朝的都城;②而洛阳曾是王朝古都，地理条件优越，气候宜人，是黄河流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周围地区农业发达，城市繁荣。有发展基础，是理想的建都之地。(从地理环境看)

B、①平城位置偏北，不利于北魏对中原广大地区的统治。②迁都洛阳之后，有利于北魏加强对中原广大地区的统治。(从巩固政权的角度看)

C、①平城位置偏北，不利于鲜卑政权学习和接受汉族先进的文化(封建文化)。②而在洛阳，有利于加强同黄河流域汉族地主之间的联系，有利于进一步学习和接受汉族的先进文化。(从民族融合的角度看)

9、孝文帝迁都洛阳有何意义?(学生讨论作答)

孝文帝迁都洛阳，能有效解决以上不足，并且促进了洛阳的繁荣与发展。

10、其实，孝文帝的迁都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他遇到的阻力也不小。孝文帝遇到了哪些阻力?他巧妙地采取了什么措施而达到了迁都的目的呢?(学生看书自学)

11、从迁都洛阳可以看出孝文帝改革的决心很大。在迁都以前，孝文帝就进行了政治、经济改革;迁都以后，孝文帝进一步采取措施，实行改革。北魏孝文帝从哪些方面进行了改革?采取了哪些措施?(请同学们结合课文，具体介绍孝文帝的改革措施)

(课件依次显示孝文帝的改革措施)

语言：朝廷中必须使用汉语，禁用鲜卑语。

服饰：官员及家属必须穿戴汉族服饰。

姓氏：鲜卑姓氏改为汉姓，拓跋改为元。

婚姻：鼓励鲜卑贵族与汉族贵族联姻。

政治：采用汉族官制、律令。

礼法：学习汉族礼法，尊崇孔子，以孝治国，提倡尊老、养老的风气。

12、缩句游戏：为了方便理解记忆孝文帝的改革措施，下面我们一起来玩一个缩句游戏：你能将孝文帝的改革措施浓缩一下吗?看谁缩减得最好最妙?(请一位同学用鼠标在屏幕上的具体措施上用彩色线标出来)(课件依次显示缩句)

(通过动手缩句游戏，教给学生理解记忆的方法)

13、在孝文帝的改革措施中，用有两个特殊的字眼。你们发现了吗?从“必须”中，同学们看到了什么?(学生交流后回答)孝文帝的改革措施带有强制性。要一个民族放弃自己原有的传统习俗甚至语言，容易吗?!正因为如此，孝文帝不仅要求十分严格，而且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从自己和亲人做起。孝文帝不愧为我国古代杰出的少数民族政治改革家。

14、问：孝文帝这些改革措施都是在向哪个民族学习?(学生答略)继续问：孝文帝推行这些汉化措施后出现了什么现象?孝文帝改革成功了吗?你能给大家说说吗?

(课件展示陈庆之语)(引导学生理解孝文帝改革的作用)

13、通过刚才的学习，我们知道孝文帝改革促进了北方民族大融合。那么北魏孝文帝能够在民族大融合中起如此重要作用，是因为他早年所受的教育呢，还是有其它什么更深刻的原因呢?

(学生展开讨论)(在学生讨论后，作引导)

(课件展示本课知识结构示意图，揭示北方民族融合趋势与孝文帝的改革措施之间的内在联系)

指出：孝文帝推行改革与他早年所受的教育有一定的影响，但孝文帝推行改革的更深刻的原因是北方出现的民族融合趋势，孝文帝改革反过来促进了北方民族大融合。

认识：孝文帝改革适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促进了民族大融合，对历史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14、孝文帝改革后，北魏出现了几十年短暂繁荣的局面。后来，北魏分裂。具体分裂情况如何呢?(课件展示北朝更替示意图)

15、对号入座：三国两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大分裂时期。你能将魏、蜀、吴、西晋、东晋、十六国、南朝、北朝准确地对号入座吗?(课件展示三国两晋南北朝对号入座示意图)

(通过填表，培养学生追踪历史发展线索的能力。)

三、内容总结，回到现实

我们主要学习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我国北方民族大融合的有关知识。在长期的社会动乱中，各族人民杂居相处，相互影响，彼此融合，落后的民族不断融合在先进的民族中。北魏孝文帝的改革促进了北方民族大融合，为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通过学习，我们明白：在历史上，各民族之间的界限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相互不断融合的，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汉族是在与周边各族的不断融合中发展的，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是不断发展、壮大的。中华民族实际上是历史上许多民族的融合体。

现在同学们知道我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匈奴族、鲜卑族、羯族、氐族到哪里去了吗?(生高兴地答：明白)下面，让我们一起穿越时空隧道回去吧!

四、轻松闯三关(课件动态显示)

(一)你能做对吗?

1、439年统一黄河流域的是()

A、三国中的魏国

B、氐族建立的前秦政权

C、鲜卑族建立的北魏政权

2、北魏孝文帝将都城从平城迁都到()

A、长安B、洛阳C、许D、殷

3、促进了北方民族大融合的改革是()

A、商鞅变法B、管仲改革

C、李悝变法D、北魏孝文帝改革

4、孝文帝改革主要是向哪个民族学习?()

A、氐B、鲜卑C、汉族D、匈奴

(二)评价历史人物(让学生学会评价历史人物的方法)

有人说孝文帝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改革家。你说呢?

(在学生评价后指出：评价历史人物，主要看他是否推动了历史的发展)

(三)链接生活

在今天的日常生活中，汉族和少数民族相互影响的现象有没有?找找看!

(提醒学生：从衣食住行等方面寻找)

通过做此题，让学生明白：现在各民族之间相互影响的现象仍然存在。

五、联系现实，拓展延伸

(通过此活动，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民族观)

屏幕显现：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今天我们应该为祖国各民族的大团结做些什么?

或用一句话来表达对祖国各民族未来的美好祝愿!(课件放映歌曲：《爱我中华》)

北魏政治范文篇6

关键词：北狄乐；历史变迁；流传；华胡音乐交流

“北狄乐”是对北方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少数民族音乐的总称，最早见于杜佑《通典》。《通典》曰：“北狄三国。鲜卑、吐谷浑、部落稽。‘北狄乐’，皆为马上乐也。”[1]《旧唐书·音乐志》曰：“北狄乐，其可知者鲜卑、吐谷浑、部落稽三国，皆马上乐也。鼓吹本军旅之音，马上奏之，故自汉以来，北狄乐总归鼓吹署。”[2]从《通典》、《旧唐书》所载梁鼓角横吹曲中人名、地名及《古今乐录》的注解可知，“北狄乐”之名是一个函盖极广的概念，时间上函盖了自汉魏晋南北朝到唐代，空间上函盖北方的各民族，是鲜卑、匈奴、羌、氐、羯等各民族的音乐总称。《旧唐书》所列曲名《慕容可汗》，《乐府诗集》载梁鼓角横吹曲《慕容垂歌辞》、《慕容家自鲁企由谷歌》等当为慕容氏歌曲。《北史·吐谷浑传》载：吐谷浑，本辽东鲜卑徒河涉归子也。涉归一名弈洛韩，有二子，庶长曰吐谷浑，少曰若洛廆。涉归死，若洛廆代统部落，是为慕容氏。涉归之在也，分户七百以给吐谷浑，与若洛廆二部。……于是遂西附阴山，后假道上陇。若洛廆追思吐谷浑，作《阿干歌》，徒河以兄为阿干也。子孙僭号，以此歌为辇后鼓吹大曲。[3]可见，《阿干之歌》为前燕慕容鲜卑的歌曲，与《慕容可汗》当是一个部落的歌曲。《钜鹿公主》当为羌族歌曲。《旧唐书·音乐志》云：“梁有《钜鹿公主歌辞》，似是姚苌时歌，其辞华音，与北歌不同。”[4]《部落稽》当为南部匈奴歌曲。因其国名北周才见于史籍，此歌有可能是北周后产生的。此外，梁鼓角横吹曲中尚有《企喻歌辞》、《琅琊王歌辞》、《高阳乐人歌》三首可考知其族别。《古今乐录》曰：“《企喻歌》四曲，或云后又有二句‘头毛堕落魄，飞扬百草头’。最后‘男儿可怜虫’一曲是苻融诗，本云‘深山解谷口，把骨无人收。’”[5]符融乃前秦符坚之弟，则此曲为氐族歌曲。《琅琊王歌辞》有“谁能骑此马，唯有广平公”之句，《乐府诗集》引《晋书·载记》曰：“广平公，姚弼，兴之子，泓之弟也。”[6]是南安赤亭羌人姚弋仲之后。可见，此歌为羌族歌曲。《乐府诗集》引《古今乐录》曰：“魏高阳王乐人所作也。”[7]高阳王即元雍，其事迹《魏书·高阳王传》有载。由此可知，《高阳乐人歌》产生于元魏太和、永安年间，属拓拔鲜卑歌曲。其它尚无可考定的曲调中可能亦有羯族歌曲，因为石勒灭前赵，建立后赵，到冉魏灭赵达三十年之久。

由上可知，《北狄乐》是对汉魏南北朝时期北方鲜卑、匈奴、羌、氐、羯等诸少数民族歌曲的通称，因为中国古代中原汉人多以北狄、西戎、东夷、南蛮蔑称四方少数民族，《唐书·音乐志》因其旧。自唐代始，便以“北狄乐”总称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少数民族的民间音乐。（陈）智匠《古今乐录》著录的“梁鼓角横吹曲”六十六首歌辞是“北狄乐”歌辞的主要文献，现存于《乐府诗集·横吹曲辞》中。“北狄乐”的发展变迁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历史阶段。

一使用母语歌唱时期

东晋十六国前期，亦即北魏代都时期的北方民歌多用自己本民族语言歌唱，以描写本民族生活、歌颂民族部落首领和英雄为主要内容，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民族史诗的性质。“魏氏来自云、朔，肇有诸华，乐操土风，未移其俗”。[8]其间，慕容鲜卑发展较快，其音乐文化亦最发达。

从《旧唐书》所引曲目看，《土谷浑》、《慕容可汗》二曲，都是歌颂部落首领的歌曲。《阿干歌》则有记载慕容鲜卑历史的史诗性歌曲，所以“子孙僭号，以此歌为辇后鼓吹大曲”。崔鸿《十六国春秋·前燕录》也记载慕容廆“以孔怀之思，作《吐谷浑阿于歌》（于当为干之讹），……及俊、垂僭号，以为辇后大曲”。[9]《旧唐书·音乐二》云：“知此歌是燕、魏之际鲜卑歌，歌辞虏音，竟不可晓。”[10]关于《阿干歌》产生的具体时间，黎虎《魏晋南北朝史论·慕容鲜卑音乐论略》认为在西晋太康十年（289）之后。[11]《土谷浑》、《慕容可汗》大概也是前燕初期的歌曲。

拓拔鲜卑代国时期的歌曲称为《簸逻回歌》和《真人代歌》。

《簸逻回歌》隋唐时称之为“大角”。《隋书·音乐志》对大角有详细描述。《新唐书·礼乐志》云：“金吾所掌有大角，即魏之‘簸逻回’。工人谓之角手，以备鼓吹。”[12]可见《簸逻回歌》乃鲜卑军阵之乐。

《魏书·乐志》：“太祖初，正月上日，飨群臣，宣布政教，备列宫悬正乐，兼奏燕、赵、秦、吴之音，五方殊俗之曲。四时飨会亦用焉。凡乐者乐其所自生，礼不忘其本，掖庭中歌《真人代歌》，上叙祖宗开基所由，下及君臣废兴之迹，凡一百五十章，昏晨歌之，时与丝竹合奏。郊庙宴飨亦用之。”[13]

《隋书·音乐志》：“天兴初，吏部郎邓彦海奏上庙乐，创制宫悬，而钟管不备。乐章既阙，杂以《簸逻回歌》。”[14]

天兴元年（398），北魏迁都平城，开始着手礼乐建设。从邓彦海奏“杂以《簸逻回歌》”可见，《簸逻回歌》、《真人代歌》是拓拔鲜卑族早期歌曲，歌辞为鲜卑语，产生于代都及以前，在代都时期的宫廷雅乐建设中被引入宫廷音乐机关。如《旧唐书·音乐志》所言：“后魏乐府始有北歌，即《魏史》所谓《真人代歌》是也。代都时，命掖庭宫女晨夕歌之。”[15]

《南齐书·魏虏传》：“国中呼内左右为‘直真’，外左右为‘乌矮真’，曹局文书吏为‘比德真’，檐衣人为‘朴大真’，带仗人为‘胡洛真’，通事人为‘乞万真’，守门人为‘可薄真’，伪台乘驿贱人为‘拂竹真’，诸州乘驿人为‘咸真’，杀人者为‘契害真’，为主出受辞人为‘折溃真’，贵人作食人为‘附真’，三公贵人，通谓之‘羊真’。”[16]

可见，“真”是北魏拓跋鲜卑族常用的鲜卑语，至于具体是什么意思则不得而知。

二汉胡杂揉时期

从淝水之战到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383-493），即北魏的平城时期。北方经过前秦短暂的统一，淝水之战后，又陷入分裂。公元384-386年间，先后有后秦（羌）、西秦（鲜卑）、后燕（鲜卑）、北魏（鲜卑）、西燕（鲜卑）、后凉（氐）建国，又经东晋刘裕北伐灭后秦、南燕，北魏灭北燕、吐谷浑灭西秦、夏（匈奴），到北魏太武帝太延五年（439）灭北凉（匈奴），北方再度统一于北魏拓跋鲜卑族手中。这期间，鲜卑族得到空前发展。北方少数民族政权通过吸纳“坞壁”头人入朝为官等措施达到其学习借鉴汉族先进文化之目的，因此，在北方长期的动乱中，汉胡民族的交流与渗透则进一步加强。北魏统治层在国家制度、文化建构等方面大量借鉴吸收汉人的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还在各行政部门设置翻译官员。从此，北魏鲜卑文化与汉文化开始进入深层的交流与渗透时期。

就音乐言，此期间，开始出现了汉虏杂揉的倾向。一方面，北魏对北方的再度统一，使原来各民族的歌曲都归于北魏，并与北魏的《真人代歌》相融合，统称之为“北歌”。公元397年，拓跋珪定中山，获得后燕乐器，使慕容音乐移到北魏。并于次年“诏尚书吏部郎邓渊定律吕，协音乐”，初步建立起北魏的宫廷音乐。正月上日，飨群臣，宣布政教，合奏“燕、赵、秦、吴之音，五方殊俗之曲”与《真人代歌》。所谓“燕、赵、秦、吴之音”，即慕容燕、石勒赵、符坚秦与江南的音乐。而在这些音乐的基本构成中，就包括西晋流散中原的宫廷雅乐。另一方面，歌辞传唱中，开始有汉语与胡语杂歌的情形。这一点从现存汉胡杂写的歌辞中可探得些许信息。

《古今乐录》：“是时乐府胡吹旧曲有《大白净皇太子》、《小白净皇太子》、《雍台》、《扌翕台》、《胡遵》《利丘女》、《淳于王》、《捉搦》、《东平刘生》、《单迪历》、《鲁爽》、《半和企喻》、《比敦》、《胡度来》十四曲。三曲有歌，十一曲亡。”[17]

就曲目看，《鲁爽》以人命名。据《宋书》、《南史》记载，鲁爽是一名武将，其祖父鲁宗之东晋末年为雍州刺史，后入北仕北魏荆州刺史。其父鲁轨，还有他自己，都先后任过荆州刺史。他“幼染殊俗，无复华风，粗中使酒，数有过失。”[18]得罪魏太武帝，元嘉二十八年（451）南奔宋，为司州刺史。其在北魏生活的时期刚好是平城时期，他“幼染殊俗，无复华风”，所以此曲当为平城时期的歌曲。《大白净皇太子》、《小白净皇太子》二曲，其曲名当是汉胡杂写的。《古今乐录》引《琅琊王歌辞》最后云：“谁能骑此马，唯有广平公”。郭茂倩按语引《晋书·载记》曰：“广平公，姚弼，兴之子，泓之弟也。”[19]《乐府诗集·慕容垂歌辞》解题引《晋书·载记》：“慕容本名垂夬，寻以谶记乃去夬，以垂为名。慕容隽僭号，封垂为吴王，徙镇信都，太元八年自称燕王。”[20]《折杨柳》解题引《唐书·乐志》：“梁乐府有胡吹歌云‘上马不捉鞭，反拗杨柳枝。下马吹横笛，愁杀行客儿。’此歌辞元出北国，即鼓角横吹曲《折杨柳枝》是也。”[21]《宋书·五行志》：“晋太康末，京洛为折杨柳之歌，其曲有兵革苦辛之辞。”[22]

可见，以上歌曲皆产生于燕、魏时期。

三汉胡同化时期

北魏孝文帝即位后，全面推行汉化政策，大量起用汉族文人进入北魏统治阶层，其官制修定、礼仪建立等重大的仪礼文化活动都是在汉族文人的帮助下完成的。在孝文帝全面汉化的过程中，鲜卑族上层人物已经有很深的汉族文化修养，具备用汉族音乐表达其情志的能力。

在音乐上，孝文帝努力追求汉民族音乐的传统：一是收集整理尚存的汉魏古乐；二是改造本民族的民歌，使之进入雅乐系统。

《魏书·高祖纪》：“十有一年春正月丁亥朔，诏定乐章，非雅者除之。”[23]《魏书·乐志》：“太和初，高祖垂心雅古，务正音声。时司乐上书，典章有阙，求集中秘群官议定其事，并访吏民，有能体解古乐者，与之修广器数，甄立名品，以谐八音。……五年，文明太后、高祖并为歌章，戒劝上下，皆宣之管弦。”[24]

孝文帝太和十五年（公元491）《简置乐官诏》曰：“乐者所以动天地，感神祇，调阴阳，通人鬼。故能关山川之风，以播德于无外。由此言之，治用大矣。逮乎末俗陵迟，正声顿废，多好郑卫之音以悦耳目，故使乐章散缺，伶官失守。今方厘革时弊，稽古复礼，庶令乐正雅颂，各得其宜。今置乐官，实须任职，不得仍令滥吹也。”[25]

《隋书·音乐上》：“晋氏不纲，魏图将霸，道武克中山，太武平统万，或得其宫悬，后收其古乐，于时经营是迫，雅器斯寝。孝文颇为诗歌，以勖在位，谣俗流传，布诸音律。大臣驰骋汉魏，旁罗宋齐，功成奋豫，代有制作。莫不各扬庙舞，自造郊歌，宣畅功德，辉光当世，而移风易俗，浸以凌夷。”[26]

《洛阳伽蓝记》载：“河间王琛有婢朝云，善吹篪，能为《团扇歌》、《陇上声》。”[27]并能使羌人闻之流泪。

《陇上声》本事见于《晋书·载记》：“刘曜围陈安于陇城，安败，南走陕中，……安善于扶接，吉凶夷险与众同之。及其死，陇上为之歌。曜闻而嘉之，命乐府歌之。”[28]

朝云可能是一名华人歌女，她唱的《团扇歌》、《陇上声》歌辞应该是汉语的。

《乐府诗集》“梁鼓角横吹曲”《黄淡思歌辞》、《高阳王乐人歌辞》等就是此期歌曲。高阳王为孝文帝之弟元雍，《魏书》有传。

《洛阳伽蓝记》：“高阳王有美人徐月华，善弹箜篌，能为《明妃出塞》之歌，闻者莫不动容。徐常语士康曰：‘王有二美姬，一名修容，一名艳姿，并娥眉皓齿，洁貌倾城。修容亦能为《绿水歌》，艳姿善为《火凤舞》。’士康闻此，遂常令徐鼓《绿水》、《火凤》之曲焉。”[29]

在此要说明的是，用汉语改造胡语民歌，使之进入宫廷音乐系统，只是事物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在民间用鲜卑语歌唱自己本民族的歌曲是很正常的，也是很普遍的。北魏代都及代都以北广大鲜卑族聚居地区尤其如此。那些没有被汉化的、没有进入宫廷音乐系统的民歌，仍当是用鲜卑语歌唱的，只是文献没有记载而已。这种格局当从北魏末延续到北齐、北周。

除“梁鼓角横吹曲”以外，《乐府诗集》“杂歌谣辞”中还保留了几首北朝的歌曲。如《咸阳王歌》、《北军歌》、《郑公歌》、《裴公歌》、《长白山歌》、《敕勒歌》等。《敕勒歌》据《乐府广题》所引是北齐神武攻周玉璧时用于军中的，郭茂倩补充曰：“其歌辞本鲜卑语，易为齐言，故其句长短不齐。”[30]可知，此歌是一首很早的鲜卑族民歌，流传到南方前用北齐语言歌唱，所以长短不齐。《乐府诗集》中存录的歌辞亦长短不齐，由此可以断定这首歌曲传入南方当在北齐或以后。

“北狄乐”分化后，一部分歌曲传到梁代，成为军乐，陈继梁制，未有多大变化，在陈当还有北歌传唱。《古今乐录·地驱歌乐辞》解题曰：“‘侧侧力力’以下八句，是今歌有此曲。最后云‘不可与力’，或云‘各自努力’。”[31]“今歌”当指陈。《陇头流水歌辞》、《隔谷歌》也为陈乐工所提供。《隋书·音乐志》：“及后主嗣位，耽荒于酒，视朝之外，多在宴筵。尤重声乐，遣宫女习北方箫鼓，谓之《代北》，酒酣则奏之。”[32]

隋统一后，与清商乐一并入隋太乐署，成为鼓吹四部之一，唐因隋制，将四部改成五部。“自隋已后，始以横吹用之卤簿，与鼓吹列为四部，总谓之鼓吹，并以供大驾及皇太子、王公等”[33]。

在北方，“北歌”继续在上层与下层两个空间流传。《隋书·音乐志》：“周太祖发迹关、陇，躬安戎狄，群臣请功成之乐，式遵周旧，依三材而命管，承六典而挥文，而《下武》之声，岂姬人之唱，登歌之奏，协鲜卑之音。”[34]《旧唐书·音乐志》：“元魏、宇文，代雄朔漠，地不传于清乐，人各习其旧风。”[35]以上北齐、北周宫廷音乐中有关北歌的记载说明北歌在北方上层尚一直流传。在民间，特别是鲜卑族聚居区，歌唱北歌也是相当普遍的。《北史·尔朱荣传》：（尔朱荣）“及酒酣耳热，必自匡坐唱虏歌，为《树梨普梨》之曲。见临淮王彧从容闲雅，爱尚风素，固令为敕勒舞。日暮罢归，便与左右连手蹋地，唱《回波乐》而出。”[36]《北齐书·徐之才传》：“太宁二年（562）春，武明太后又病。之才弟之范为尚药典御，勒令诊侯。内史皆令呼太后为‘石婆’。盖有俗忌，故改名以厌制之。之范出告之才曰：‘童谣云：周里跂求伽，豹祠嫁石婆，斩冢做媒人，唯得一量紫綖靴。今太后忽改名，私所致怪！’之才曰：‘跂求伽，胡言去已。豹祠嫁石婆，岂有好事？斩冢做媒人，但令合葬自斩冢。唯得紫綖靴者，得至四月，何者？紫之为字‘此’下‘系’，‘綖’者熟，当在四月之中。’之范问靴是何义？之才曰：‘靴者革旁化，宁是久物？’至四月一日，后果崩。”[37]

可见，北方民间的虏语歌曲是一直存在的。虽然，在东西魏及北齐、北周时期鲜卑化政治思潮与文化思潮十分明显，但是，并不能以此否定北魏全面汉化与北歌汉语化之历史事实。南北统一后，上层汉语的北歌与民间鲜卑语北歌都进入隋太乐署，但认识鲜卑语歌曲的人已很少了。

从原始的部落歌曲到与汉民族歌曲交融、北魏朝廷制礼作乐过程中的提升改造，再到南朝、北朝的广泛流传，“北狄乐”的发展经历了原创、交融、同化的过程。在这一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其中一部分歌曲被改造提升，开始汉化，进入北魏音乐机关，与从西凉所得的汉魏古乐一起成为祭祀、郊庙和朝会享宴音乐的一部分，其歌辞是华语系统；一部分未进入音乐机关，继续在民间流传的歌曲，其歌辞仍为鲜卑语。华化的这部分歌曲因为可以与江南交流，所以在这期间通过战争、外交、民间等各种方式流传到了南方，因此，《乐府诗集》在梁鼓角横吹曲和杂曲歌辞中得以存录北歌歌辞。因为北魏时期传统的鲜卑语歌辞系统在民间一直未断其血脉，所以唐代音乐机关还能见到辞曲均不可晓的鲜卑语歌曲。

参考文献：

[1]杜佑:《通典》，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725页。

[2][4][10][15][35]刘煦：《旧唐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071、1072、1072、1072、1040页。

[3][36]李延寿：《北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179、1762页。

[5][6][7][17][19][20][21][30][31][33]郭茂倩：《乐府诗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63、364、371、362、361、367、328、1212、366、310页。

[8][14][26][32][34]魏征：《隋书》，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313、313、286、309、287页。

[9]李昉：《太平御览》，中华书局1960年影印，第2579页。

[11]黎虎：《魏晋南北朝史论·慕容鲜卑音乐论略》，学苑出版社1999年版，第588页。

[12]欧阳修：《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79页。

[13][23][24][25]魏收：《魏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828、162、2826、2829页；

[16]萧子显：《南齐书》，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985页。

[18][22]沈约：《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922、914页。

[27][29]周祖谟校释、杨衒之著：《洛阳伽蓝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63、139页。

北魏政治范文篇7

一、知识与能力

1、概述北魏孝文帝促进民族融合的措施。

2、培养学生理解和思考历史上的民族关系问题的初步能力，树立正确的民族观念。

3、培养学生追踪历史发展基本线索的初步能力。

二、过程与方法

以穿越时空隧道为纽带，通过创设情境，把历史与现实联系起来;再通过动手操作，换位思考，具体分析民族融合的表现、分组对比回答、讨论等方法，化难为易，从而轻易突破难点;通过缩句游戏，让学生轻松理解掌握孝文帝的改革措施，最后在歌声中对学生完成民族观的正确引导，从而顺利完成教学目标。

三、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1、民族间经济、文化交流是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民族融合的前提条件。

2、孝文帝改革促进了北方民族大融合，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是我国古代杰出的少数民族政治家。

3、中华民族的历史是由各民族共同缔造的。初步树立维护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的历史价值观。

重点：北魏孝文帝改革。

难点：①正确认识民族大融合含义。

②北魏孝文帝改革如何促进了北方民族大融合?

教学手段：多媒体教学课件。

教学过程：

一、创设问题情境，激发学生探究兴趣

大屏幕播放歌曲：《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在学生感受现代各民族大团结的盛况时，说：我们祖国五十六个民族亲如兄弟姐妹，和睦相处，共同繁荣发展。那么在这五十个民族中，有没有我们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匈奴族、鲜卑族、羯族、氐族呢?(学生查阅中华民族分布图后回答：没有)那么，他们到哪里去了呢?(学生迷茫疑惑)如果大家想知道，就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来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看看那时北方民族融合的情况吧!(学生带问题研读课文)

二、自主学习，合作探究

1、西晋灭亡后，中国历史进入了东晋十六国的分裂时期。(展示东晋十六国地图)北方地区陷入严重的战乱。4世纪后期，哪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统一了黄河流域?(课件动态展示前秦统一黄河流域地图及淝水之战)什么战役后，该政权统治瓦解，北方地区重新陷入割据混战的状态?(学生答略)

2、(课件动态展示北魏统一黄河流域地图及北魏骑马佣)后来，哪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再次统一了黄河流域?鲜卑族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它是怎么统一黄河流域的呢?它的统一有何意义?(学生答略)

3、动动手：回忆北方少数民族内迁中原的有关内容，让学生用方向箭头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民族流动趋向示意图》上画出北方少数民族内迁的迁徙方向。

(学生用鼠标在地图上标识)

4、(课件动态显示北方少数民族内迁图)从东汉末年以来，北方少数民族陆续内迁到中原地区，他们同黄河流域的汉族人民长期生活在一起，互相影响，民族差异逐渐模糊，民族界限日益缩小，出现了民族融合的趋势。那么，黄河流域各族人民在生产技术和生活习俗上相互影响的表现有哪些呢?请阅读课文，说说具体情况。(学生看书归纳)

5、(课件显示民族融合趋势表现图)在学生归纳后，进一步指出：各民族在生产技术和生活习俗等方面相互学习，相互影响，联系日益密切，逐渐融合在一起，是“胡人汉服”、“汉人胡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也就是说民族融合已经成为趋势。

6、换位思考：在北方民族融合趋势中，假若你是孝文帝，你会怎么想、你会怎么做呢?(学生活跃作答)

A、“顺者昌，逆者亡”，我要顺应潮流，采取汉化措施，消除民族隔阂，促进民族团结，从而稳固我的政权。

B、汉族文化比我们先进，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祖母冯太后的许多改革措施不也是向汉人学习的吗?只有向汉族学习，才能促进自己的发展。相反，如果我们目光短浅，思想保守，停滞不前，我们的民族岂不是越来越落后?

C、鲜卑人在生活习俗上、礼仪制度上还很落后。只有改变我们民族落后的习俗，向汉族学习，才能加强同汉族的联系，促进民族间的和睦相处，巩固我的政权。

D、我要移风易俗，吸收中原的文化，用汉族先进的礼仪文化来治理国家，做一个有作为的人。

……

7、那么，孝文帝会从哪些方面展开改革呢?(请同学们展开合理想象)

8、其中，迁都洛阳是孝文帝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课件动态显示北魏孝文帝迁都路线示意图)问：北魏建立时，定都在哪里?孝文帝后来想把都城迁往哪里呢?

(学生答后)继续设疑：孝文帝为什么要迁都洛阳?

(学生分两组竞相对比回答，一组回答定都平城之弊，一组回答定都洛阳之利)

A、①平城位于今山西大同东北，地处偏北，地形多山，气候干旱，气温偏低，不利于农作物的生长，所以出产的粮食不能满足都城众多人口的需要，不适合作为规模较大的王朝的都城;②而洛阳曾是王朝古都，地理条件优越，气候宜人，是黄河流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周围地区农业发达，城市繁荣。有发展基础，是理想的建都之地。(从地理环境看)

B、①平城位置偏北，不利于北魏对中原广大地区的统治。②迁都洛阳之后，有利于北魏加强对中原广大地区的统治。(从巩固政权的角度看)

C、①平城位置偏北，不利于鲜卑政权学习和接受汉族先进的文化(封建文化)。②而在洛阳，有利于加强同黄河流域汉族地主之间的联系，有利于进一步学习和接受汉族的先进文化。(从民族融合的角度看)

9、孝文帝迁都洛阳有何意义?(学生讨论作答)

孝文帝迁都洛阳，能有效解决以上不足，并且促进了洛阳的繁荣与发展。

10、其实，孝文帝的迁都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他遇到的阻力也不小。孝文帝遇到了哪些阻力?他巧妙地采取了什么措施而达到了迁都的目的呢?(学生看书自学)

11、从迁都洛阳可以看出孝文帝改革的决心很大。在迁都以前，孝文帝就进行了政治、经济改革;迁都以后，孝文帝进一步采取措施，实行改革。北魏孝文帝从哪些方面进行了改革?采取了哪些措施?(请同学们结合课文，具体介绍孝文帝的改革措施)

(课件依次显示孝文帝的改革措施)

语言：朝廷中必须使用汉语，禁用鲜卑语。

服饰：官员及家属必须穿戴汉族服饰。

姓氏：鲜卑姓氏改为汉姓，拓跋改为元。

婚姻：鼓励鲜卑贵族与汉族贵族联姻。

政治：采用汉族官制、律令。

礼法：学习汉族礼法，尊崇孔子，以孝治国，提倡尊老、养老的风气。

12、缩句游戏：为了方便理解记忆孝文帝的改革措施，下面我们一起来玩一个缩句游戏：你能将孝文帝的改革措施浓缩一下吗?看谁缩减得最好最妙?(请一位同学用鼠标在屏幕上的具体措施上用彩色线标出来)(课件依次显示缩句)

(通过动手缩句游戏，教给学生理解记忆的方法)

13、在孝文帝的改革措施中，用有两个特殊的字眼。你们发现了吗?从“必须”中，同学们看到了什么?(学生交流后回答)孝文帝的改革措施带有强制性。要一个民族放弃自己原有的传统习俗甚至语言，容易吗?!正因为如此，孝文帝不仅要求十分严格，而且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从自己和亲人做起。孝文帝不愧为我国古代杰出的少数民族政治改革家。

14、问：孝文帝这些改革措施都是在向哪个民族学习?(学生答略)继续问：孝文帝推行这些汉化措施后出现了什么现象?孝文帝改革成功了吗?你能给大家说说吗?

(课件展示陈庆之语)(引导学生理解孝文帝改革的作用)

13、通过刚才的学习，我们知道孝文帝改革促进了北方民族大融合。那么北魏孝文帝能够在民族大融合中起如此重要作用，是因为他早年所受的教育呢，还是有其它什么更深刻的原因呢?

(学生展开讨论)(在学生讨论后，作引导)

(课件展示本课知识结构示意图，揭示北方民族融合趋势与孝文帝的改革措施之间的内在联系)

指出：孝文帝推行改革与他早年所受的教育有一定的影响，但孝文帝推行改革的更深刻的原因是北方出现的民族融合趋势，孝文帝改革反过来促进了北方民族大融合。

认识：孝文帝改革适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促进了民族大融合，对历史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14、孝文帝改革后，北魏出现了几十年短暂繁荣的局面。后来，北魏分裂。具体分裂情况如何呢?(课件展示北朝更替示意图)

15、对号入座：三国两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大分裂时期。你能将魏、蜀、吴、西晋、东晋、十六国、南朝、北朝准确地对号入座吗?(课件展示三国两晋南北朝对号入座示意图)

(通过填表，培养学生追踪历史发展线索的能力。)

三、内容总结，回到现实

我们主要学习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我国北方民族大融合的有关知识。在长期的社会动乱中，各族人民杂居相处，相互影响，彼此融合，落后的民族不断融合在先进的民族中。北魏孝文帝的改革促进了北方民族大融合，为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通过学习，我们明白：在历史上，各民族之间的界限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相互不断融合的，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汉族是在与周边各族的不断融合中发展的，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是不断发展、壮大的。中华民族实际上是历史上许多民族的融合体。

现在同学们知道我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匈奴族、鲜卑族、羯族、氐族到哪里去了吗?(生高兴地答：明白)下面，让我们一起穿越时空隧道回去吧!

北魏政治范文篇8

【关键词】北魏；内河；航运

中图分类号：K239.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5957(2001)03-002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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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游牧民族过渡到农耕民族，是鲜卑族拓跋部历史上的重大变化。而其所建立的北魏政权之所以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厚重的一笔，是因为这一民族在由游牧民族过渡到农耕民族的历史过程中，充分吸收汉族文化的精髓，使该民族的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北魏的内河航运所表现出来的发展势头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在本文中我们将对北魏时期内河航运发展的相关问题作一论述。

一迅速发展的造船业

北魏内河航运的发展首先得力于造船业的发展，北魏造船业的发展和北魏早期与中原地区的交往有着颇多的关系，而且随着北魏的向南发展逐渐发达。北魏造船业发展的一个特点，就是适应政治特别是战争的需要，因而相当一部分造船业的基地分布在战略要地。

北魏造船业呈现出逐步发展的态势。在南北对峙的特殊历史环境下，所造的船只多为服务于战争的需要。太武帝神鹿三年三月“帝闻刘义隆将寇边，乃诏冀、定、相三州造船三千艘，简幽州以南戍兵集于河上以备之。”〔1〕（《魏书》卷四上《世祖纪上》）太武帝造船的目的是为了抵抗宋文帝刘义隆率军北侵，冀、定、相三州因濒临前线且有造船的条件而在此建造了千余艘船只，这些船只可能是战船类，或属于运输战略物资的船只，如果属于后者，其用于内河航运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在黄河北岸造船的举动在太武帝时还有记载，时“南镇诸将复表贼至，而自陈兵少，简幽州以南戍兵佐守，就漳水造船，严以为备。公卿议者佥然，欲遣骑五千，并假署司马楚之、鲁轨、韩延之等，令诱引边民。”很明显在漳水沿岸也有一个造船基地，主要是用来建造作战所用之船。然而太武帝的这一打算在崔浩看来：“非上策也。彼闻幽州已南精兵悉发，大造舟船，轻骑在后，欲存立司马，诛除刘族，必举国骇扰，惧于灭亡，当悉发精锐，来备北境。”〔1〕（《魏书》卷三十五《崔浩传》）崔浩认为太武帝将行施的这种举措有灭刘而存司马氏的意图，必然引起刘宋政权内部同仇敌忾，共同对付北魏的军队。崔浩虽有此议，但未被采纳。太武帝时还有在战时临时修造水战船筏的记载，太武帝率军南讨，授予临淮王拓跋谭为中军大将军，在此之前，“刘义隆以邹山险固，有荣胡冢，乃积粮为守御之备。谭率众攻之，获米三十万以供军储，义隆恃淮之阻，素不设备。谭造筏数十，潜军而济，贼众惊溃，遂斩其将胡崇，贼首万余级。”〔1〕（《魏书》卷十八《太祖五王·临淮王谭传》）拓跋谭所造的数十个筏即是类似船只的运输工具。

当时还发生过盗窃官船的现象。神鹿三年十月“时河北诸军会于七女津，（到）彦之恐军南度，谴将王蟠龙溯流欲盗官船，征南大将军杜超等击破，斩之。”〔1〕（《魏书》卷四上《世祖纪上》）既然有官船的存在，说明七女津一带有国营的造船业。

北魏时还有造船为浮桥的情况，“太宗南幸盟津，谓栗磾曰：‘河可桥乎？’栗磾曰：‘杜预造桥，遗事可想。’乃编次大船，构桥于冶坂。六军既济，太宗深叹美之。”〔1〕（《魏书》卷三十一《于栗磾传》）这种为帝王需要建造的临时浮桥，所用的时间不会太长。魏世宗时，北魏与萧梁交战时，南安王英曾上表：“若入三月已后，天晴地燥，凭陵是常。如其连雨仍接，不得进攻者，臣已更高邵阳之桥，防其泛突。意外洪长，虑其破桥，臣亦部分造船，复于钟离城随水狭处，营造浮桥，至三月中旬，桥必克成。晴则攻腾，雨则围守，水陆二途，以得为限。”〔1〕（《魏书》卷十九《景穆十二王·南安王传》）南安王英上表建议建造船只，在“钟离城随水狭处，营造浮桥”，这样即可达到“晴则攻腾，雨则围守，水陆二途，以得为限”的效果。

为了供给边域军队的粮食，太武帝时即有造船漕运的记载，太平真君七年，刁雍曾建议“今求于牵屯山河水之次，造船二百艘”以运输军粮。《魏书》卷一百一十《食货志》曾记载三门都将薛钦的建议，于“计京西水次汾华二州、恒农、河北、河东、正平、平阳五郡”供应绵绢及赀麻之州、郡，“市材造船，不劳采斫”，“雇作手并匠及船上杂具食直，足以成船”，而且当时造船的代价并不高，“今取布三百匹，造船一艘并船上覆治杂事，计一船有剩布一千一百匹。”他还设计了“又其造船之处，皆须锯材人功，并削船茹，依功多少，即给当州郡门兵，不假更召。”此亦明国营造船业是服务于政府需要的。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也曾多次下诏修造大船，“于时宫殿初构，经始务广，兵民运材，日有万计，伊洛流澌，苦于历涉，（成）淹遂启求，敕都水造浮航。高祖赏纳之，意欲荣淹于众，朔旦受朝，百官在位，乃赐帛百匹，知左右二都水事。”〔1〕（《魏书》卷七十九《成淹传》）成淹因建造船只使行人免遭涉水之苦，而受到孝文帝的重视。蒋少游巧思多能，“孝文修船乘，以其多有思力，除都水使者，迁兼将作大匠，仍领水池湖泛戏舟楫之具。”〔2〕（《北史》卷九十《术艺·蒋少游传》）孝文帝下诏修造船只的目的是为了游玩的需要，既然能修造规模豪华的船只，说明北魏的造船业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平。当时还存在着私人造船业，不过不占造船业的主流，故略而不论。

二航道的疏通

北魏的内河航运得以进行，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得力于其境内有着便利的水运通道。但是并非所有的航道都是可以通船的，为了航运的便利，北魏中央政府对于一些可以通航，但航道并不畅通的河道进行了治理。这其中较为有代表的人物是孝文帝。孝文帝自邺还京，泛舟洪池，乃从容谓冲曰：“朕欲从此通渠于洛，南伐之日，何容不从此入洛，从洛入河，从河入汴，从汴入清，以至于淮？下船而战，犹出户而斗，此乃军国之大计。今沟渠若须二万人以下、六十日有成者，宜以渐修之。”冲对曰：“若尔，便是士无远涉之劳，战有兼人之力。”〔1〕（《魏书》卷五十三《李冲传》）在举行修凿河道开工仪式的太和二十年九月“丁亥，将通洛水入谷，帝亲临观。”〔1〕（《魏书》卷七下《高祖纪下》）《魏书》卷六十《韩麒麟传附显宗传》也载韩显宗上书云：“今因迁徙······端广衢路，通利沟渠。”史称“高祖颇纳之。”可以这样认为，孝文帝修凿运渠的行动实际上与韩显宗的思想不谋而合。这种修凿渠道以通漕运的现象在北魏与南方作战中也曾运用。孝文帝进攻钟离未能占领，将于淮南修故城而设置镇戍，以安抚新附之民，向高闾征求意见，高闾对曰：“少置兵不足以自固，多留众粮运难可充。又欲修渠通漕，路必由于泗口；溯淮而上，须经角城。淮阴大镇，舟船素畜，敌因先积之资，以拒始行之路。”〔1〕（《魏书》卷五十四《高闾传》）这是高闾假设之语，其意是言若于淮南修建镇戍后患无穷。魏世宗时，崔亮为度支尚书，“又议修汴蔡二渠，以通边运，公私赖焉。”〔1〕（《魏书》卷六十六《崔亮传》）其目的正是为了漕运战略物资到东南前线。

这里需要提及的是魏孝文帝为了河道的畅通，在外巡游时多次打算在黄河上经水路而至洛阳，有时还付诸实践。太和十九年，“高祖幸徐州，敕（成）淹与闾龙驹等主舟楫，将泛泗入河，溯流还洛。军次碻磝，淹以黄河浚急，虑有倾危，乃上疏陈谏。高祖敕淹曰：‘朕以恒代无运漕之路，故京邑民贫。今移都伊洛，欲通运四方，而黄河急浚，人皆难涉。我因有此行，必须乘流，所以开百姓之心。知卿至诚，而今者不得相纳。’”〔1〕（《魏书》卷七十九《成淹传》）这可以说是孝文帝为了河道的畅通而亲临一线进行考察，孝文帝的话也道出了北魏迁都洛阳有物资供应便利方面的原因。太和二十一年四月，孝文帝巡游至长安，“己丑，车驾东旋，泛渭入河。”〔1〕（《魏书》卷七下《高祖纪下》）这也反映了孝文帝多次走水路是为了探索水运通道。然而，孝文帝的探索水道之举并非人人理解，后高祖将自小平泛舟石济，穆亮劝谏曰：“臣闻垂堂之诲，振古成规，于安思危，著于《周易》。是以凭险弗防，没而不吊。匹夫之贱，犹不自轻，况万乘之尊，含生所仰，而可忽乎！是故处则深宫广厦，行则万骑千乘。昔汉帝欲乘舟渡渭，广德将以首血污车轮，帝乃感而就桥。夫一渡小水，犹尚若斯，况洪河浩汗，有不测之虑。且车乘由人，犹有奔逸致败之害，况水之缓急，非人所制，脱难出虑表，其如宗庙何！”也许穆亮是出于对孝文帝安全的考虑，才有此言。孝文帝也不得不说：“司空言是也。”〔1〕（《魏书》卷二十七《穆崇传附亮传》）而没有沿黄河探寻水路。

为了水路的畅通，北魏时期还对以黄河为主的水运通道进行了疏通。这由黄河两岸所留存下来的磨崖题刻即可得以证实。三门峡人门栈道人Ⅵ段T7：“景明四年三月十六日。”人Ⅵ段T8：“景明······”人Ⅵ段T10：“景□年三月廿六日。”〔3〕（P44）这段材料说明虽然北魏时期黄河水运通道的西部并未彻底畅通，但是仍有疏通河道的举措。

三内河航运的进行

北魏的内河航运虽然说在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得到真正的大发展，但是，在孝文帝之前，北魏的内河航运即达到一定的规模。太平真君七年，针对北魏向北方军镇运粮的艰阻情况，薄骨律镇将刁雍上表曰：“奉诏高平、安定、统万及臣所守四镇，出车五千乘，运屯谷五十万斛付沃野镇，以供军粮。臣镇去沃野八百里，道多深沙，轻车来往，犹以为难，设令载谷，不过二十石，每涉深沙，必致滞陷。又谷在河西，转至沃野，越度大河，计车五千乘，运十万斛，百余日乃得一返，大费生民耕垦之业。车牛艰阻，难可全至，一岁不过二运，五十万斛乃经三年。”陆路运输，耗时费力，且运量极小，有鉴于此，刁雍建议：“今求于牵屯山河水之次，造船二百艘，二船为一舫，一船胜谷二千斛，一舫十人，计须千人。臣镇内之兵，率皆习水。一运二十万斛。方舟顺流，五日而至，自沃野牵上，十日还到，合六十日得一返。从三月至九月三返，运送六十万斛，计用人功，轻于车运十倍有余，不费牛力，又不费田。”刁雍的建议，因省时省力，而备受太武帝赞赏，因而下诏曰：“知欲造船运谷，一冬即成，大省民力，既不费牛，又不费田，甚善。非但一运，自可永以为式。今别下统万镇出兵以供运谷，卿镇可出百兵为船工，岂可专废千人？虽遣船匠，犹须卿指授，未可专任也。诸有益国利民如此者，续复以闻。”〔1〕（《魏书》卷三十八《刁雍传》）由此段史料可知太武帝拓跋焘采纳了刁雍的建议，并且让统万镇派兵协助漕运粮食，令刁雍主持此事，北方军镇的粮荒问题得以较好的解决。随着北魏势力的向南推进，彭城成为重要的战略要地，尉元在天安元年与刘宋张永作战时，在吕梁东大破宋军，缴获其船车军资器械不可胜数。尉元上表献文帝曰：“彭城仓廪虚罄，人有饥色，求运冀、相、济、兖四州粟，取张永所弃船九百艘，沿清运致，可以救济新民。”显祖从之。〔1〕（《魏书》卷五十《尉元传》）这是利用敌方留存的船只进行漕运的例证。

北魏迁都洛阳以后，漕运粮食等战略物资到洛阳以及南方前线是此后内河航运的重要内容。太和十九年二月戊申，孝文帝沿淮河向东巡视，看到“民皆安堵，租运属路。”〔1〕（《魏书》卷七下《高祖纪下》）孝文帝曾有文描写黄河水运繁忙的景象，《初学记》卷六引后魏孝文帝《祭河文》云：“惟圣作则，惟禹克遵，浮楫飞帆，洞厥百川。克纂乾文，腾鸾淮方，旋鹢河濆，龙舲御渎，风旆乘云。泛泛棹舟，翾翾沂津，宴我皇游，光余夷滨。肇开水利，漕典载新，千舻桓桓，万艘斌斌。保我大仪，惟尔作神。”说明在孝文帝心目中黄河水运的开通是保证北魏政权兴盛的关键之所在。

由于这一时期北魏的主战场在南方，因对江南的齐、梁用兵的需要，北魏政府往往漕运大量的军用物资到南方前线。迁都洛阳不久，孝文帝就计划对萧齐用兵，卢渊上表曰：“若大驾南巡，必左衽革面，闽越倒戈，其犹运山压卵，有征无战。然愚谓万乘亲戎，转漕难继，千里馈粮，士有饥色，大军之后，必有凶年。不若命将简锐，荡涤江右，然后鸣鸾巡省，告成东岳，则天下幸甚。”针对卢渊的说法，孝文帝下诏曰：“又水旱之运，未必由兵。”〔1〕（《魏书》卷四十七《卢玄传附渊传》）意即无论是否对江南用兵，漕运粮食到江南前线都是必须的。太和十九年夏四月孝文帝至彭城，“丁未，曲赦徐豫二州，其运漕之士，复租赋三年。”〔1〕（《魏书》卷七下《高祖纪下》）孝文帝此诏的颁行完全是考虑到从事漕运船工的艰苦。随着此后战事的惨烈，漕运粮食到南方作战前线的规模也越来越大，世宗景明初卢昶上奏云：“然比年以来，兵革屡动。荆扬二州，屯戍不息；钟离、义阳，师旅相继。兼荆蛮凶狡，王师薄伐，暴露原野，经秋淹夏。汝颍之地，率户从戎；河冀之境，运丁转运。”〔1〕（《魏书》卷四十七《卢玄传附昶传》）这反映了战争使服务于支援前线的漕运业发达。《魏书》卷一百一十《食货志》云：“自徐扬内附之后，仍世经略江淮，于是转运中州，以实边镇，百姓疲于道路。”为了改变这一状况，“有司又请于水运之次，随便置仓，乃于小平、石门、白马津、漳涯、黑水、济州、陈郡、大梁凡八所，各立邸阁，每军国有须，应机漕引。自此费役微省。”为了支援东南前线，北魏中央政府采取了在沿河设置转蕴仓的方法，当前线急需粮食时，可以立即调拨，减轻了长途漕运的耗费。

水运通道除了漕运粮食以外，还作为运送兵士和达官贵人往来之用，宣武帝时“萧宝卷将陈伯之侵逼寿春，沿淮为寇。时司徒、彭城王勰，广陵侯元衍同镇寿春，以九江初附，人情未洽，兼台援不至，深以为忧。”在此情况下，宣武帝派遣傅永为统军，“领汝阴之兵三千人先援之。永总勒士卒，水陆俱下，而淮水口伯之防之甚固。永去二十余里，牵船上汝南岸，以水牛挽之，直南趋淮，下船便渡。”〔1〕（《魏书》卷七十《傅永传》）正因为北方的军队熟悉了水战，故能在作战中间掌握主动。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因洛阳城正在兴建，“时宫极初基，庙库未构，车驾将水路幸邺，已诏都水回营构之材，以造舟楫。”高道悦上表劝谏曰：“窃以都作营构之材，部别科拟，素有定所。工冶已讫，回付都水，用造舟舻。阙永固居宇之功，作暂时游嬉之用，损耗殊倍，终为弃物。且子来之诚，本期营起，今乃修缮舟楫，更为非务，公私回惶，佥深怪愕。又欲泛龙舟，经由石济，其沿河挽道，久以荒芜，舟楫之人，素不便习。若欲委棹正流，深薄之危，古今共慎；若欲挽牵取进，授衣之月，裸形水陆，恐乖视人若子之意。且邺洛相望，陆路平直，时乘沃若，往来匪难，更乃舍周道之安，即涉川之殆，此乃愚智等虑，朝野俱惑，进退伏思，不见其可。”孝文帝回答曰：“省所上事，深具乃心。但卿之立言半非矣，当须陈非以示谬，乘是以彰得，然后明所以而不用有由而为之。不尔，则未相体耳。回材都水，暂营嬉游，终为弃物；······此则卿之失辞矣。”〔1〕（《魏书》卷六十二《高道悦传》）可见服务于统治阶级的奢靡之物的修造还是普遍的。太和二十二年，“高祖幸悬瓠，其疾大渐，乃驰驿召謇，令水路赴行所，一日一夜行数百里。至，诊省下治，果有大验。”〔1〕（《魏书》卷九十一《术艺·徐謇传》）一日一夜可行数百里，足见水路的便捷。“（鹿）好兵书、阴阳、释氏之学。太师、彭城王勰召为馆客。尝诣徐州，马役，附船而至大梁。夜睡，从者上岸窃禾四束以饲其马。船行数里，觉，问得禾之处，从者以告。大怒，即停船上岸，至取禾处，以缣三丈置禾束下而返。”〔1〕（《魏书》卷七十九《鹿传》）水路行走成了当时达官贵人乐于采用的方法。而有的商人则凭借着水路运行的便利从事长途贩运。宦官刘腾掌权后，“公私属请，唯在财货。舟车之利，水陆无遗；山泽之饶，所在固护。”〔1〕（《魏书》卷九十四《宦官·刘腾传》）洛阳因处于全国水陆交通的特殊地位，故有“水陆兼会，周郑交衢”之说。〔4〕（卷三）温子升在《从驾幸金墉城诗》中描写北魏时洛阳城的水陆交通形势时写到：“御沟属清洛，驰道通丹屏。”〔5〕（卷二十四）

从上面的论述我们认为，北魏作为由北方地区兴起的一个少数民族，在与汉族的交往过程中，能够充分吸收汉族文化中的进步成分，使本民族迅速走上了兴旺发达的道路。从北魏造船业的发展、内河航道的疏通以及服务于政治、军事需要的漕运业的发展，充分说明北魏的内河航运已经达到一定的水平。[作者简介：薛瑞泽（1962——），男，河南灵宝人，历史学博士，副编审，洛阳工学院河洛文化研究所所长，《洛阳工学院学报》（社科版）副主编，主要从事秦汉魏晋南北朝社会史与经济史的研究。]

参考文献：

〔1〕魏收．魏书〔M〕．中华书局，1974．

〔2〕李延寿．北史〔M〕．中华书局，1974．

〔3〕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三门峡漕运遗迹〔M〕．科学出版社，1959．

北魏政治范文篇9

【关键词】北魏；内河；航运

由游牧民族过渡到农耕民族，是鲜卑族拓跋部历史上的重大变化。而其所建立的北魏政权之所以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厚重的一笔，是因为这一民族在由游牧民族过渡到农耕民族的历史过程中，充分吸收汉族文化的精髓，使该民族的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北魏的内河航运所表现出来的发展势头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在本文中我们将对北魏时期内河航运发展的相关问题作一论述。

一迅速发展的造船业

北魏内河航运的发展首先得力于造船业的发展，北魏造船业的发展和北魏早期与中原地区的交往有着颇多的关系，而且随着北魏的向南发展逐渐发达。北魏造船业发展的一个特点，就是适应政治特别是战争的需要，因而相当一部分造船业的基地分布在战略要地。

北魏造船业呈现出逐步发展的态势。在南北对峙的特殊历史环境下，所造的船只多为服务于战争的需要。太武帝神鹿三年三月“帝闻刘义隆将寇边，乃诏冀、定、相三州造船三千艘，简幽州以南戍兵集于河上以备之。”〔1〕（《魏书》卷四上《世祖纪上》）太武帝造船的目的是为了抵抗宋文帝刘义隆率军北侵，冀、定、相三州因濒临前线且有造船的条件而在此建造了千余艘船只，这些船只可能是战船类，或属于运输战略物资的船只，如果属于后者，其用于内河航运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在黄河北岸造船的举动在太武帝时还有记载，时“南镇诸将复表贼至，而自陈兵少，简幽州以南戍兵佐守，就漳水造船，严以为备。公卿议者佥然，欲遣骑五千，并假署司马楚之、鲁轨、韩延之等，令诱引边民。”很明显在漳水沿岸也有一个造船基地，主要是用来建造作战所用之船。然而太武帝的这一打算在崔浩看来：“非上策也。彼闻幽州已南精兵悉发，大造舟船，轻骑在后，欲存立司马，诛除刘族，必举国骇扰，惧于灭亡，当悉发精锐，来备北境。”〔1〕（《魏书》卷三十五《崔浩传》）崔浩认为太武帝将行施的这种举措有灭刘而存司马氏的意图，必然引起刘宋政权内部同仇敌忾，共同对付北魏的军队。崔浩虽有此议，但未被采纳。太武帝时还有在战时临时修造水战船筏的记载，太武帝率军南讨，授予临淮王拓跋谭为中军大将军，在此之前，“刘义隆以邹山险固，有荣胡冢，乃积粮为守御之备。谭率众攻之，获米三十万以供军储，义隆恃淮之阻，素不设备。谭造筏数十，潜军而济，贼众惊溃，遂斩其将胡崇，贼首万余级。”〔1〕（《魏书》卷十八《太祖五王·临淮王谭传》）拓跋谭所造的数十个筏即是类似船只的运输工具。

当时还发生过盗窃官船的现象。神鹿三年十月“时河北诸军会于七女津，（到）彦之恐军南度，谴将王蟠龙溯流欲盗官船，征南大将军杜超等击破，斩之。”〔1〕（《魏书》卷四上《世祖纪上》）既然有官船的存在，说明七女津一带有国营的造船业。

北魏时还有造船为浮桥的情况，“太宗南幸盟津，谓栗磾曰：‘河可桥乎？’栗磾曰：‘杜预造桥，遗事可想。’乃编次大船，构桥于冶坂。六军既济，太宗深叹美之。”〔1〕（《魏书》卷三十一《于栗磾传》）这种为帝王需要建造的临时浮桥，所用的时间不会太长。魏世宗时，北魏与萧梁交战时，南安王英曾上表：“若入三月已后，天晴地燥，凭陵是常。如其连雨仍接，不得进攻者，臣已更高邵阳之桥，防其泛突。意外洪长，虑其破桥，臣亦部分造船，复于钟离城随水狭处，营造浮桥，至三月中旬，桥必克成。晴则攻腾，雨则围守，水陆二途，以得为限。”〔1〕（《魏书》卷十九《景穆十二王·南安王传》）南安王英上表建议建造船只，在“钟离城随水狭处，营造浮桥”，这样即可达到“晴则攻腾，雨则围守，水陆二途，以得为限”的效果。

为了供给边域军队的粮食，太武帝时即有造船漕运的记载，太平真君七年，刁雍曾建议“今求于牵屯山河水之次，造船二百艘”以运输军粮。《魏书》卷一百一十《食货志》曾记载三门都将薛钦的建议，于“计京西水次汾华二州、恒农、河北、河东、正平、平阳五郡”供应绵绢及赀麻之州、郡，“市材造船，不劳采斫”，“雇作手并匠及船上杂具食直，足以成船”，而且当时造船的代价并不高，“今取布三百匹，造船一艘并船上覆治杂事，计一船有剩布一千一百匹。”他还设计了“又其造船之处，皆须锯材人功，并削船茹，依功多少，即给当州郡门兵，不假更召。”此亦明国营造船业是服务于政府需要的。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也曾多次下诏修造大船，“于时宫殿初构，经始务广，兵民运材，日有万计，伊洛流澌，苦于历涉，（成）淹遂启求，敕都水造浮航。高祖赏纳之，意欲荣淹于众，朔旦受朝，百官在位，乃赐帛百匹，知左右二都水事。”〔1〕（《魏书》卷七十九《成淹传》）成淹因建造船只使行人免遭涉水之苦，而受到孝文帝的重视。蒋少游巧思多能，“孝文修船乘，以其多有思力，除都水使者，迁兼将作大匠，仍领水池湖泛戏舟楫之具。”〔2〕（《北史》卷九十《术艺·蒋少游传》）孝文帝下诏修造船只的目的是为了游玩的需要，既然能修造规模豪华的船只，说明北魏的造船业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平。当时还存在着私人造船业，不过不占造船业的主流，故略而不论。

二航道的疏通

北魏的内河航运得以进行，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得力于其境内有着便利的水运通道。但是并非所有的航道都是可以通船的，为了航运的便利，北魏中央政府对于一些可以通航，但航道并不畅通的河道进行了治理。这其中较为有代表的人物是孝文帝。孝文帝自邺还京，泛舟洪池，乃从容谓冲曰：“朕欲从此通渠于洛，南伐之日，何容不从此入洛，从洛入河，从河入汴，从汴入清，以至于淮？下船而战，犹出户而斗，此乃军国之大计。今沟渠若须二万人以下、六十日有成者，宜以渐修之。”冲对曰：“若尔，便是士无远涉之劳，战有兼人之力。”〔1〕（《魏书》卷五十三《李冲传》）在举行修凿河道开工仪式的太和二十年九月“丁亥，将通洛水入谷，帝亲临观。”〔1〕（《魏书》卷七下《高祖纪下》）《魏书》卷六十《韩麒麟传附显宗传》也载韩显宗上书云：“今因迁徙······端广衢路，通利沟渠。”史称“高祖颇纳之。”可以这样认为，孝文帝修凿运渠的行动实际上与韩显宗的思想不谋而合。这种修凿渠道以通漕运的现象在北魏与南方作战中也曾运用。孝文帝进攻钟离未能占领，将于淮南修故城而设置镇戍，以安抚新附之民，向高闾征求意见，高闾对曰：“少置兵不足以自固，多留众粮运难可充。又欲修渠通漕，路必由于泗口；溯淮而上，须经角城。淮阴大镇，舟船素畜，敌因先积之资，以拒始行之路。”〔1〕（《魏书》卷五十四《高闾传》）这是高闾假设之语，其意是言若于淮南修建镇戍后患无穷。魏世宗时，崔亮为度支尚书，“又议修汴蔡二渠，以通边运，公私赖焉。”〔1〕（《魏书》卷六十六《崔亮传》）其目的正是为了漕运战略物资到东南前线。

这里需要提及的是魏孝文帝为了河道的畅通，在外巡游时多次打算在黄河上经水路而至洛阳，有时还付诸实践。太和十九年，“高祖幸徐州，敕（成）淹与闾龙驹等主舟楫，将泛泗入河，溯流还洛。军次碻磝，淹以黄河浚急，虑有倾危，乃上疏陈谏。高祖敕淹曰：‘朕以恒代无运漕之路，故京邑民贫。今移都伊洛，欲通运四方，而黄河急浚，人皆难涉。我因有此行，必须乘流，所以开百姓之心。知卿至诚，而今者不得相纳。’”〔1〕（《魏书》卷七十九《成淹传》）这可以说是孝文帝为了河道的畅通而亲临一线进行考察，孝文帝的话也道出了北魏迁都洛阳有物资供应便利方面的原因。太和二十一年四月，孝文帝巡游至长安，“己丑，车驾东旋，泛渭入河。”〔1〕（《魏书》卷七下《高祖纪下》）这也反映了孝文帝多次走水路是为了探索水运通道。然而，孝文帝的探索水道之举并非人人理解，后高祖将自小平泛舟石济，穆亮劝谏曰：“臣闻垂堂之诲，振古成规，于安思危，著于《周易》。是以凭险弗防，没而不吊。匹夫之贱，犹不自轻，况万乘之尊，含生所仰，而可忽乎！是故处则深宫广厦，行则万骑千乘。昔汉帝欲乘舟渡渭，广德将以首血污车轮，帝乃感而就桥。夫一渡小水，犹尚若斯，况洪河浩汗，有不测之虑。且车乘由人，犹有奔逸致败之害，况水之缓急，非人所制，脱难出虑表，其如宗庙何！”也许穆亮是出于对孝文帝安全的考虑，才有此言。孝文帝也不得不说：“司空言是也。”〔1〕（《魏书》卷二十七《穆崇传附亮传》）而没有沿黄河探寻水路。

为了水路的畅通，北魏时期还对以黄河为主的水运通道进行了疏通。这由黄河两岸所留存下来的磨崖题刻即可得以证实。三门峡人门栈道人Ⅵ段T7：“景明四年三月十六日。”人Ⅵ段T8：“景明······”人Ⅵ段T10：“景□年三月廿六日。”〔3〕（P44）这段材料说明虽然北魏时期黄河水运通道的西部并未彻底畅通，但是仍有疏通河道的举措。

三内河航运的进行

北魏的内河航运虽然说在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得到真正的大发展，但是，在孝文帝之前，北魏的内河航运即达到一定的规模。太平真君七年，针对北魏向北方军镇运粮的艰阻情况，薄骨律镇将刁雍上表曰：“奉诏高平、安定、统万及臣所守四镇，出车五千乘，运屯谷五十万斛付沃野镇，以供军粮。臣镇去沃野八百里，道多深沙，轻车来往，犹以为难，设令载谷，不过二十石，每涉深沙，必致滞陷。又谷在河西，转至沃野，越度大河，计车五千乘，运十万斛，百余日乃得一返，大费生民耕垦之业。车牛艰阻，难可全至，一岁不过二运，五十万斛乃经三年。”陆路运输，耗时费力，且运量极小，有鉴于此，刁雍建议：“今求于牵屯山河水之次，造船二百艘，二船为一舫，一船胜谷二千斛，一舫十人，计须千人。臣镇内之兵，率皆习水。一运二十万斛。方舟顺流，五日而至，自沃野牵上，十日还到，合六十日得一返。从三月至九月三返，运送六十万斛，计用人功，轻于车运十倍有余，不费牛力，又不费田。”刁雍的建议，因省时省力，而备受太武帝赞赏，因而下诏曰：“知欲造船运谷，一冬即成，大省民力，既不费牛，又不费田，甚善。非但一运，自可永以为式。今别下统万镇出兵以供运谷，卿镇可出百兵为船工，岂可专废千人？虽遣船匠，犹须卿指授，未可专任也。诸有益国利民如此者，续复以闻。”〔1〕（《魏书》卷三十八《刁雍传》）由此段史料可知太武帝拓跋焘采纳了刁雍的建议，并且让统万镇派兵协助漕运粮食，令刁雍主持此事，北方军镇的粮荒问题得以较好的解决。随着北魏势力的向南推进，彭城成为重要的战略要地，尉元在天安元年与刘宋张永作战时，在吕梁东大破宋军，缴获其船车军资器械不可胜数。尉元上表献文帝曰：“彭城仓廪虚罄，人有饥色，求运冀、相、济、兖四州粟，取张永所弃船九百艘，沿清运致，可以救济新民。”显祖从之。〔1〕（《魏书》卷五十《尉元传》）这是利用敌方留存的船只进行漕运的例证。

北魏迁都洛阳以后，漕运粮食等战略物资到洛阳以及南方前线是此后内河航运的重要内容。太和十九年二月戊申，孝文帝沿淮河向东巡视，看到“民皆安堵，租运属路。”〔1〕（《魏书》卷七下《高祖纪下》）孝文帝曾有文描写黄河水运繁忙的景象，《初学记》卷六引后魏孝文帝《祭河文》云：“惟圣作则，惟禹克遵，浮楫飞帆，洞厥百川。克纂乾文，腾鸾淮方，旋鹢河濆，龙舲御渎，风旆乘云。泛泛棹舟，翾翾沂津，宴我皇游，光余夷滨。肇开水利，漕典载新，千舻桓桓，万艘斌斌。保我大仪，惟尔作神。”说明在孝文帝心目中黄河水运的开通是保证北魏政权兴盛的关键之所在。

由于这一时期北魏的主战场在南方，因对江南的齐、梁用兵的需要，北魏政府往往漕运大量的军用物资到南方前线。迁都洛阳不久，孝文帝就计划对萧齐用兵，卢渊上表曰：“若大驾南巡，必左衽革面，闽越倒戈，其犹运山压卵，有征无战。然愚谓万乘亲戎，转漕难继，千里馈粮，士有饥色，大军之后，必有凶年。不若命将简锐，荡涤江右，然后鸣鸾巡省，告成东岳，则天下幸甚。”针对卢渊的说法，孝文帝下诏曰：“又水旱之运，未必由兵。”〔1〕（《魏书》卷四十七《卢玄传附渊传》）意即无论是否对江南用兵，漕运粮食到江南前线都是必须的。太和十九年夏四月孝文帝至彭城，“丁未，曲赦徐豫二州，其运漕之士，复租赋三年。”〔1〕（《魏书》卷七下《高祖纪下》）孝文帝此诏的颁行完全是考虑到从事漕运船工的艰苦。随着此后战事的惨烈，漕运粮食到南方作战前线的规模也越来越大，世宗景明初卢昶上奏云：“然比年以来，兵革屡动。荆扬二州，屯戍不息；钟离、义阳，师旅相继。兼荆蛮凶狡，王师薄伐，暴露原野，经秋淹夏。汝颍之地，率户从戎；河冀之境，运丁转运。”〔1〕（《魏书》卷四十七《卢玄传附昶传》）这反映了战争使服务于支援前线的漕运业发达。《魏书》卷一百一十《食货志》云：“自徐扬内附之后，仍世经略江淮，于是转运中州，以实边镇，百姓疲于道路。”为了改变这一状况，“有司又请于水运之次，随便置仓，乃于小平、石门、白马津、漳涯、黑水、济州、陈郡、大梁凡八所，各立邸阁，每军国有须，应机漕引。自此费役微省。”为了支援东南前线，北魏中央政府采取了在沿河设置转蕴仓的方法，当前线急需粮食时，可以立即调拨，减轻了长途漕运的耗费。

水运通道除了漕运粮食以外，还作为运送兵士和达官贵人往来之用，宣武帝时“萧宝卷将陈伯之侵逼寿春，沿淮为寇。时司徒、彭城王勰，广陵侯元衍同镇寿春，以九江初附，人情未洽，兼台援不至，深以为忧。”在此情况下，宣武帝派遣傅永为统军，“领汝阴之兵三千人先援之。永总勒士卒，水陆俱下，而淮水口伯之防之甚固。永去二十余里，牵船上汝南岸，以水牛挽之，直南趋淮，下船便渡。”〔1〕（《魏书》卷七十《傅永传》）正因为北方的军队熟悉了水战，故能在作战中间掌握主动。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因洛阳城正在兴建，“时宫极初基，庙库未构，车驾将水路幸邺，已诏都水回营构之材，以造舟楫。”高道悦上表劝谏曰：“窃以都作营构之材，部别科拟，素有定所。工冶已讫，回付都水，用造舟舻。阙永固居宇之功，作暂时游嬉之用，损耗殊倍，终为弃物。且子来之诚，本期营起，今乃修缮舟楫，更为非务，公私回惶，佥深怪愕。又欲泛龙舟，经由石济，其沿河挽道，久以荒芜，舟楫之人，素不便习。若欲委棹正流，深薄之危，古今共慎；若欲挽牵取进，授衣之月，裸形水陆，恐乖视人若子之意。且邺洛相望，陆路平直，时乘沃若，往来匪难，更乃舍周道之安，即涉川之殆，此乃愚智等虑，朝野俱惑，进退伏思，不见其可。”孝文帝回答曰：“省所上事，深具乃心。但卿之立言半非矣，当须陈非以示谬，乘是以彰得，然后明所以而不用有由而为之。不尔，则未相体耳。回材都水，暂营嬉游，终为弃物；······此则卿之失辞矣。”〔1〕（《魏书》卷六十二《高道悦传》）可见服务于统治阶级的奢靡之物的修造还是普遍的。太和二十二年，“高祖幸悬瓠，其疾大渐，乃驰驿召謇，令水路赴行所，一日一夜行数百里。至，诊省下治，果有大验。”〔1〕（《魏书》卷九十一《术艺·徐謇传》）一日一夜可行数百里，足见水路的便捷。“（鹿）好兵书、阴阳、释氏之学。太师、彭城王勰召为馆客。尝诣徐州，马役，附船而至大梁。夜睡，从者上岸窃禾四束以饲其马。船行数里，觉，问得禾之处，从者以告。大怒，即停船上岸，至取禾处，以缣三丈置禾束下而返。”〔1〕（《魏书》卷七十九《鹿传》）水路行走成了当时达官贵人乐于采用的方法。而有的商人则凭借着水路运行的便利从事长途贩运。宦官刘腾掌权后，“公私属请，唯在财货。舟车之利，水陆无遗；山泽之饶，所在固护。”〔1〕（《魏书》卷九十四《宦官·刘腾传》）洛阳因处于全国水陆交通的特殊地位，故有“水陆兼会，周郑交衢”之说。〔4〕（卷三）温子升在《从驾幸金墉城诗》中描写北魏时洛阳城的水陆交通形势时写到：“御沟属清洛，驰道通丹屏。”〔5〕（卷二十四）

从上面的论述我们认为，北魏作为由北方地区兴起的一个少数民族，在与汉族的交往过程中，能够充分吸收汉族文化中的进步成分，使本民族迅速走上了兴旺发达的道路。从北魏造船业的发展、内河航道的疏通以及服务于政治、军事需要的漕运业的发展，充分说明北魏的内河航运已经达到一定的水平。[作者简介：薛瑞泽（1962——），男，河南灵宝人，历史学博士，副编审，洛阳工学院河洛文化研究所所长，《洛阳工学院学报》（社科版）副主编，主要从事秦汉魏晋南北朝社会史与经济史的研究。]

参考文献：

〔1〕魏收．魏书〔M〕．中华书局，1974．

〔2〕李延寿．北史〔M〕．中华书局，1974．

〔3〕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三门峡漕运遗迹〔M〕．科学出版社，1959．

北魏政治范文篇10

【关键词〗南北朝官阶

一、南朝散官"阶官化"的迟缓

官阶制度是官僚政治的有机组成部分，不同形式的等级规划体现了不同的政治取向。汉代禄秩等级是从属于职位的，官员若无职位则无等级可言，这属于重效率的“职位分等”类型。[1]魏晋南北朝时官阶制却开始向另一种“品位分等”类型过渡了，最终在唐代形成了文武散阶之制。散阶又称"本品"，减小了因职位变动而造成的地位变动，从而赋予了官员更多的安全感，保障了其权益的稳定性。

魏晋以降士族政治、门阀特权扭曲了官僚政治，“分官设职”更多地基于“优惠考虑”而非“效率考虑”，职事官之外委积繁衍出了五光十色的名号、散职，一人拥有多种头衔屡见不鲜。由此而导致的职、官、名号的分离，应该说是官阶制向“品位分等”演化的一个基本原因。不过仅以士族政治来解释中古散阶制的发达，那仍然是不惬人意的，因为在此就要面对这一事实：南朝政权本来更富"文治"色彩，文官重于武职；然而北朝文散官的阶官化，反而比南朝更具深度、广度和速度。

与此期阶官化进程相涉的文散官，主要是诸大夫和东省散官。"阶官"已是脱离职位的位阶了，它们并无员限、可以随机加授和迁黜；“散官”则是冗散无事之官，仍有员限，未能摆脱“职位”性质。文散官阶官化的骤然加速是在北魏后期，这时候四方云扰、战火连绵，朝廷为笼络之计而向将士们广授散职，毫无吝惜之意。尔朱氏掌权之时，"欲收军人之意，加泛除授，皆以将军而兼散职，督将兵吏无虚号者。自此五等大夫遂致猥滥，又无员限，天下贱之"[2]。这些散官不但被普授、滥授，而且还是与将军号成双成对儿地"双授"的，即所谓"皆以将军而兼散职"。由此，这些散官迅速虚衔化了，成了普遍拥有、且不断升迁的"阶"了。比如裴良：起家奉朝请，宣武初为中散大夫；后为太中大夫，孝庄末为光禄大夫；节闵帝时除征东将军、金紫光禄大夫；加车骑将军、右光禄大夫；转骠骑将军、左光禄大夫。[3]他一为东省散官，六为大夫，这些官号都非实职，仅仅标志着他的阶级变动。又如赵刚："累迁镇东将军、银青光禄大夫；历大行台郎中、征东将军，加金紫阶。"[4]金紫以及银青光禄大夫，在时人眼中已明明是"阶"，而不仅仅是"职"了。进至北周，开府仪同三司、仪同三司、诸大夫以及由东西省散官变化而来的34种散官，演化为一个首尾完备的位阶序列。这个序列，便是通往唐代散阶制的重要环节。[5]

然而当把目光转向南朝的时候，却没能看到类似的发展。冗官散职的委积滥觞于魏晋，东晋以下的制度发展，南北两系分道扬镳。同是承袭魏晋而来的那些文散官，在直承魏晋的南朝，其散阶化进程却迟滞不前、步履蹒跚。

南朝的诸大夫几乎始终都仅仅是崇礼、优老或安置闲冗之职，比魏晋没有太大变化。《南齐书》卷十六《百官志》仍把左右光禄大夫、光禄大夫、太中大夫、中散大夫列于光禄勋属官之下──较之汉魏旧制，依然故我；且谓："诸大夫官，皆处旧齿老年"。《南齐书》卷三《武帝纪》永明七年(489年)正月诏："诸大夫年秩隆重，禄力殊薄，岂所谓下车惟旧，趋桥敬老。可增俸，详给见役。"可见诸大夫依然用以“敬老”、安置“年秩隆重者”而已。又《隋书》卷二六《百官上》记梁制："又有光禄、金紫光禄、太中、中散等大夫，并无员，以养老疾。"用作闲散之位的散官，与用以标志等级的"本阶"，自然还有相当距离。

诸大夫中之以“光禄”为名者位望较高，常用于优宠德高望重者，或用于死后赠官。左右光禄大夫如加“开府”之衔则可置官属[6]。南朝史传中的官僚衔位，常有“光禄大夫某某”的记法，以此为其代表性官衔。所以其时有“求金紫(金紫光禄大夫)”、“乞一片金”之事。至如中散大夫、太中大夫阶级较低，就往往用以安置闲冗、甚至政坛失意者了。请看《南史》：

萧惠训：梁武起兵时以郡相抗，归降后梁武宥之，以为太中大夫。(《南史》卷十八《萧琛传》)

王籍，以公事免，“及为中散大夫，弥忽忽不乐”。(《南史》卷二一《王籍传》)

王楷，人才凡劣，宋时为太中大夫。(《南史》卷二三《王蕴传》)

王弘之，宋明帝初同逆，战败被宥，终于中散大夫。(《南史》卷二四《王弘之传》)

垣护之，宋明帝时因聚敛贿货下狱免官，后起为太中大夫，未拜，以愤卒。(《南史》卷二五《垣护之传》)

殷道矜，幼而不慧，位太中大夫。(《南史》卷二七《殷景仁传》)

何求，性行诡僻，逃官隐居，后为太中大夫。(《南史》卷三十《何求传》)

徐广，忠于前朝不附新主，宋初除中散大夫。(《南史》卷三三《徐广传》)

顾琛，宋明帝时同逆，兵败归降，为中散大夫。(《南史》卷三五《顾琛传》)

这样，太中大夫、中散大夫对士大夫的吸引力，想来就不会太大。

江左的诸大夫也具有维系资位的作用，不过它们在普授范围上，以及虚衔化、序列化程度上，终归是远逊于西魏北周的进化水平。同样，南朝作为加官或起家官的东西省散官如给事中、奉朝请等，也没有像北朝那样，在诸大夫的带动下而被纳入散阶。至于在职事官外加授侍中、散骑常侍的情况，南朝与北朝一样屡见不鲜。不过这种加官具有临时性。例如《南史》卷十五《徐湛之传》："再迁散骑常侍，寻加侍中，……后迁丹阳尹，加散骑常侍。"《南史》卷三十《何戢传》："迁散骑常侍、太子詹事。寻改侍中，詹事如故。上欲转戢领选，问尚书令褚彦回，以戢资重，欲加散骑常侍。"这显然不同于阶官的应具性质。

北朝文散官"阶官化"，得益于它们向将士们的普授和滥授；而在南朝，由武将而获文授则颇不容易。不少战功卓著的将领是到年老而须优崇之时，方才得到大夫之号的：

张兴世：宋废帝元徽五年(477年)，以疾病徙光禄大夫，常侍如故。顺帝升明二年(478年)卒，时年五十九。(《宋书》卷五十《张兴世传》)

朱修之：后坠车折脚，辞尚书，领崇宪太仆，仍加特进、金紫光禄大夫，以脚疾不堪独行，特给扶侍。卒。(《宋书》卷七六《朱修之传》)

宗悫：宋孝武帝大明五年(461年)，从猎堕马，脚折不堪朝直，以为光禄大夫，加金紫。(《宋书》卷七六《宗悫传》)

周盘龙：齐武帝永明中，以疾为光禄大夫。寻出……盘龙表年老才弱，不可镇边，求解职，见许，还为散骑常侍、光禄大夫。世祖戏之曰："卿著貂蝉，何如兜鍪？"盘龙曰："此貂蝉从兜鍪中出耳。"十一年(493年)，病卒，年七十九。(《南齐书》卷二九《周盘龙传》)

武将周盘龙年老解职时方得常侍、大夫，其时齐武帝还以“貂蝉”、“兜鍪”为戏，其时对文号、武号之别君臣颇为敏感，很当一回事儿的。《南齐书》卷二九《吕安国传》：

(永明四年，486年)有疾，征为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安国欣有文授，谓其子曰："汝后勿作袴褶驱使，单衣犹恨不称，当为朱衣官也！"

“以将领见任”的吕安国以终得“文授”为殊宠，可见获得大夫、常侍，对武将往往是“意外的惊喜”。他殷殷告诫其子勿作“袴褶驱使”[7]，要努力以文职进身，明不以武职为荣。在北朝魏、周之际，军号与散官的"双授"一度成为"时尚"。而同期的南朝虽然也有些零散例子，例如萧子良为光禄大夫、左将军，到仲举为贞毅将军、金紫光禄大夫，褚彦回为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侍中等等，但这不过是随机现象而已，远不能同北朝的规模数量相比，而且不像北朝，军号、散官的作为位阶而不断同时迁升。

散官普授毕竟是一种名号猥滥，散官与将军号的"双授"更混淆了文武职类，从制度上说都不正规，都非"常态"。北齐统治者基于这种考虑，曾对"双授"现象力加整饬。[8]南朝政权比北齐更富"文治"色彩，其与汉晋制度一脉相承的连续性，我想就造成了维系"正规"与"常态"的更大惯性。江左更为厚重的文官政治传统，应该认为是抵制散官滥授及"双授"、阻碍散官阶官化的因素之一。

二、南北"清浊"观念之异同

但以上解释，仍未穷尽南朝散阶化缓慢的全部因素。南朝的诸大夫不轻易授予武人，并不仅仅出自维系文官政治的"正规"和"常态"的考虑，还在于此期浓厚的"清浊"观念，在"文武"之间划开了一道深深鸿沟。下面便就这一线索，进一步分析南朝文散官的阶官化为何进展缓慢的问题。

学界对中古选官的浓厚"清浊"观念已论述颇多，人们耳熟能详。由于士族门阀政治的繁荣，王朝选官开始发生变态。一些士族所习惯迁转的官职，逐渐被视为“清官”而为其独占。诸如"旧事东宫官属通为清选，洗马掌文翰，尤其清者"[9]、“黄散之职，故须人门兼美”[10]、“秘书丞天下清官”[11]之类，已经形成了相当凝固的格局。哪些官职是“清官”来自积习，不但不是行政当局的刻意规划，而且君主的"革选"往往也无能为力。散骑常侍的沉浮即是一例[12]。

哪些官儿能成为“清官”，当然是有规律可寻的。首先是要"清贵"，所以相当于君主近侍的黄门郎、散骑郎等很早即成“清选”，以表明门阀身份崇高、位踞切要。其次是要"清闲"，如此才能适应纨绔贵游们尸位素餐、安享荣乐的需要。东宫的太子庶子、太子洗马、太子舍人等等，便曾以"职闲廪重"而为其分外瞩目。其三，许多“清官”都是文翰性的官职，例如秘书郎、著作郎之类。因为中古门阀从本质上是文化士族，雄厚的经史诗文知识是他们"平流进取"的凭藉。士族"望白署空，是称清贵；恪勤匪懈，终滞鄙俗"[13]，文法吏职是不合名流口味的，因此尚书郎初称清显，但"自过江，尚书郎正用第二人"[14]；侍御史虽负监察重任，然而“甲族由来多不居宪台”[15]。重文轻武，尤其是五朝冠冕根深蒂固的偏见；以军士武人起家者，被蔑称为“将种”、“兵家”。因此除了少数禁卫军校之职，一般说来武职官不在“清官”之列。

当然寒人军士也可能因战功卓著而获文职、甚至跻身“清官”。但是南朝特重"起家官"，自幼"平流进取"、初仕便入清途，那才是门望高华的标志；出身卑微者即令苦苦奋斗、因缘时会而猎得清位，但那与贵游们起家即是"清选"，仍不得相提并论。有些“清官”寒人就很难染指，例如秘书郎、著作郎；另一些“清官”如被寒人染指，则其"清华"光晕往往随即减色。士族名流还曾发出"若吏姓寒人，听极其门品，不当因军，遂滥清级"的呼吁[16]，力图堵住武人混入清途的缺口。周一良先生指出："大抵南朝甲族著姓起家文职，而兵户将家寒门子弟往往出身武位。但仕宦既进之后，又不论出身，文武官位可更互为之。"不过这时依然"文"高于"武"，并体现在官僚结衔时以文官居前之上。[17]

不难看到，江左的"清浊"选例更多地体现了士族的偏好：重清闲而轻吏职，重文翰而轻文法，重文官而轻武号。这"清浊"并不符合行政规律，实际也不是君主的法律规定。它甚至超越了王朝的法定官品。《隋书》卷二六《百官上》："陈依梁制，……多更改迁官，未必即进班秩。其官唯论清浊，从浊官得微清，则胜于转。"在士族眼中，"清浊"的区分比班品高下更富于含金量。

相形之下，北朝的情况就很不相同。十六国北朝的政治体制"胡汉杂糅"，这反倒淡化了"正规"、"常态"观念，为制度的各种变异提供了众多契机。进一步说，江左政权是文化士族盘踞朝廷，北方政权则由军功贵族构成了统治中坚，后一形态更接近于专制官僚政治。[18]由此就造成了南北政治文化的重大差异。军功贵族因其异族征服者身份和尚武传统，他们对"文武""清浊"之辨很不敏感。北魏的名位自初就比南朝猥滥，同样的官位随随便便就授给了地位低微者，或同样身份的人在北魏得到了更显赫的名号，甚至武人、恩倖、蕃胡、宦官之流都能占有"黄散"、大夫之号，并不算什么希罕事儿。例如皮豹子以有武略而为散骑常侍、王洛儿以善骑射为散骑常侍，乞伏居以高车部人为散骑常侍，娥清以"累著战功，稍迁给事黄门侍郎"，斛律那瓌以朔州敕勒部人而得为光禄大夫，等等[19]。稍稍翻检《魏书》卷九三《恩倖传》、卷九四《阉官传》，则恩倖、宦官之任常侍、大夫者便历历可见、俯拾即得。这在江左华胄看来要大惊小怪、愤愤不平的现象，北魏朝廷却安之若素，当事人亦居之不疑。又如秘书省官，在南朝最为甲族起家之选；而在北朝就不是那么清贵了，并非文化士族的独占禁脔。例如秘书监伊香犮：“代人也，少勇健，走及奔马，善射，力曳牛却行。……(太武)帝贤之，遂拜秘书监。”[20]又如贺若统，“其先居漠北，世为部落大人”，“勇健不好文学，以祖荫为秘书郎”[21]，而这已在汉化颇深的孝明帝之朝了。可见北魏的"清浊"区分、文武界限，经常淡薄如纸。当然，北朝并不是没有清官、清显、清华之类观念。但如加细绎，则北朝“清官”层次其实有三：第一层次是所谓“九流”。自从孝文帝创造了流内、流外之制，中正品的第二品以下别为"流外七等"，流内九品便都是“二品清宦”了。第二层次所谓是“三清”，同在九品之内，诸官仍有"第一清"、"第二清"、"第三清"之异，也有些官职在"九流"之列而不属“三清”。[22]第三层次，便是某些官职因其特殊的位望而为君臣瞩目，由此形成的观念性、习惯性的“清官”了。

通过这三个层次，便能发现北朝有异江左的地方。例如北魏为九卿分出了"三清"，这并不是江左五朝旧例，江左并不在九卿这些行政性官职上纠缠"清浊"。进一步说，尽管北朝的"三清九流"之制仍被说成是“等级森严的门阀制度在职官制度中的深刻表现”[23]，但北朝“清官”出自法令一点，学者依然指为北魏独有："魏晋以来，人分士庶，官有清浊，但是均为习惯使然，未曾见官府以法令的形式规定哪些官是清官"[24]，"以皇权的威力和法令的形式硬性规定(清官)"，“这是魏晋南朝皆不曾见而北魏独有的现象”[25]。不过从后代看，北魏“清官”之制就并非“独有”了，它看上去更近于唐帝国的“清资官”、“清望官”、“清官”、“清流”制度[26]。而唐朝“清官”，想已不会被错认为“门阀制度”的一部分，它是朝廷立法者对官职资望的正式认定。相对于南朝的"官以人而清"，不妨说这已是"人以官而清"：士人因居其职才获得了荣耀，而不是他个人门第为这个职位增添了“清华”。进而可以推论，北魏的"三清九流"出自皇权、出自法令一点，已与江左那种最典型的士族门阀制度，拉开了相当距离；在“清官”变迁史上，北魏之制已显示为江左到唐制的过渡形态。

至于那些因其特殊位望而为君臣瞩目的那类“清官”，北朝仍与南朝不同。考察魏、齐、周各朝"清显"、"清华"等语用法，便可知它们每每是指台省要职。《北齐书》卷四二《崔劼传》：“何为不在省府之中、清华之所，而并出外藩，有损家代？”是省府要职即是"清华"。袁聿修"以名家子历任清华"。检其仕历，他九岁为州主簿，释褐太保西閤祭酒，本州中正、尚书度支郎、五兵左民郎中、太子中舍人、太子庶子、博陵太守、太府少卿、大司农少卿、吏部郎中、司徒左长史、本州信州刺史、兼御史中丞、都官尚书、吏部尚书、太常少卿等。[27]

又许惇"久处朝行，历官清显"。检其仕历，则为司徒主簿、殿中尚书、司农卿、大理卿、度支尚书、太子少保、少师、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尚书右仆射、特进等。[28]二人所居不乏省府要职，可以窥知魏齐所谓"清华"虽有同于南朝者，但比较而言，却更看重其是否权尊责重、职事切要。

众所周知，南朝贵游不乐台郎，把担任侍御史视作"南奔"，甚至御史中丞这样的要职都不得青目，所谓"江左中丞虽亦一时髦彦，然膏粱名士犹不乐"[29]。可是尚书台郎和侍御史，在北朝都在"清华"、"高选"之列。《魏书》卷十四《元子思传》：“谨案尚书郎中臣裴献伯、王元旭等，望班士流，早参清宦。”又《魏书》卷六九《袁翻传》：“加以尚书清要，位遇通显。”《北齐书》卷四七《酷吏宋游道传》："出州入省，历忝清资。"按宋游道原为司州从事，文襄帝高澄使为尚书左丞。《北史》卷三六《薛慎传》：西魏“六官建，拜膳部下大夫，慎兄善又任工部，并居清显，时人荣之。”[30]膳部、工部，前后代均属尚书省职。可见北朝的尚书台官不乏清望。

北魏的御史号称"高选"，不仅取人精慎，而且采取考试录用之法。孝明帝时，御史中尉元匡曾"博召辞人以充御史，同时射策者八百余人"。[31]又"御史中尉元匡高选御史"，高道穆以"欲厕影髦徒，班名俊伍"为言，希求"身隶绣衣，名充直指"。在高道穆官至御史中尉时他仍其旧贯，"选用御史皆当世名辈，李希宗、李绘、阳休之、阳斐、封君义、邢子明、苏淑、宋世良等四十人"，还曾为此踌躇满志："自今以后，当得精选御史矣！"[33]东魏"中尉崔暹精选御史，皆是世胄，广独以才学兼御史，修国史。"[32]所以史称："后魏御史甚重，必以对策高第者补之。"[35]学者因而指出，北朝没有像南朝那样出现御史台位望下降，御史官遭门阀歧视的情况。[34]北魏孝文帝定起家“清官”："上则散骑、秘、著，下逮御史、长兼。"[36]可见御史正在"省府之中、清华之所"范畴之内。与御史相类，廷尉也号称“清官”。元雍曾打算任用三公曹令史朱晖担任廷尉评，元顺云："朱晖小子，身为省吏，何合为廷尉清官！"[37]推知廷尉正监平及廷尉均为“清官”，并未因其是"法职"而失其"清"。以上与南朝判然有别的情况，都显示了北朝对政务、法制的重视，进而显示了对"清浊"的不同理解。《魏书》卷八八《良吏明亮传》：

延昌中，世宗临朝堂，亲自黜陟，授亮勇武将军。亮进曰："臣本官常侍，是第三清。今授臣勇武，其号至浊。且文武又殊，请更改授。"世宗曰："今依劳行赏，不论清浊，卿何得乃复以清浊为辞！"亮曰："圣明在上，清浊故分。臣既属圣明，是以敢启。"世宗曰："九流之内，人咸君子，虽文武号殊，佐治一也。卿何得独欲乖众，妄相清浊！所请未可，但依前授。"……亮曰："请改授平远将军。"世宗曰："运筹用武，然后远人始平，卿但用武平之，何患不得平远也！"亮乃陈谢而退。

学人往往引证上文，以证明北魏选官"文清武浊"。不过明亮不乐武号，实在与北魏的传统和现实格格不入。宣武帝驳斥他"独欲乖众，妄相清浊"，一点儿也没有委屈他。我颇疑明亮的真意是嫌"勇武将军"太低，便搬出"清浊"作"请更改授"借口。宣武帝明确宣布"九流之内，人咸君子，虽文武号殊，佐治一也"，否定"文清武浊"之论，这不过是以现实相告而已。北朝勋贵传记，每有"武艺绝伦，有将帅之略"、"性雄豪，工骑射"、"膂力过人，便习弓马"语，这与魏晋史传叙人多"风神夷简"、"雅有远韵"，南朝史传叙人多"词采遒艳"、"善为文章"，大相径庭。在北朝还常能看到这样的说法："欲求宦达，当资干世之务"，"文章之事，不足流于后世，经邦致治，庶及古人"，"男儿当提剑汗马以取公侯，何能如先生为博士也"，"书足记姓名而已，安能久事笔砚、为腐儒业乎！"甚至北朝的汉族士族也难免世风熏染，而把"以武达"和"以文通"同等地视为振兴家门之途。

北魏孝文帝时，工商皂隶"或染清流"一类事情已时时发生。宣武帝时，"法开清浊，而清浊不平，申滞理望，而卑寒亦免。士庶同悲，兵徒怀怨"，"中正卖望于下里，主按舞笔于上台。"[38]"蕃落庸鄙"也得以"操铨核之权"[39]，宦官、恩倖居然滥厕中正之位，承担起了"清定门胄，品藻高卑"的庄严职责[40]。北周制度，便已“选无清浊”。[41]"士庶"界限日益含糊不清，"清浊"、"文武"更不足以阻止官位、名号向武人普授。北魏"以军功为给事中"、"以军功除员外散骑常侍"、"以功授员外散骑侍郎"、"讨盖吴诸贼皆有功，拜散骑常侍"、"以军功累至书侍御史、通直散骑常侍"，"累以战功进至左光禄大夫"、"征伐有功，稍迁中散大夫"、"以军功累迁金紫光禄大夫"、"以军功至太中大夫"[42]等现象，史不绝书；进而到魏末五等大夫、东西省散官向"督将兵吏"们普授、滥授和"双授"，不过是百尺竿头、再进一步而已。

三、“门品秩序”和“官品秩序”

以上辨析显示，南朝的“清浊”观念阻碍了文散官向武人的普授、滥授，进而阻碍了文散官的阶官化；下面我们再从“双授”入手，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魏末、北周之时，以将军号与五等大夫的"双授"成了普遍做法。我认为这个事实，对于文散官的阶官化曾构成重大推动，并把这种作用名之为“拉动”。魏晋以来，将军号的“散阶化”要早得多，其序列化程度也高得多，而文散官的"散阶化"则相对迟缓。不过由于魏末的“双授”泛滥，诸文散官便与军号建立了密切的对应关系，令军阶得以把其序列化形式和位阶性质传递给了与之“双授”的文散官，将之"拉"入了散阶序列的境界。这在北周军号、散官两个序列的一一对应关系之中，明白无误地体现出来了。正是魏末泛滥于时的“双授”，使军号得以发挥强劲的“拉动”之功，北周才得以完成了一次文散阶制度的飞跃。[43]

进一步说，军号序列先于文散官实现了"散阶化"，这一事实本身就值得深论。秦汉的将军本是将领之职，但在汉末它们已有虚衔化的趋势。世入魏晋，将军号迅速增殖，不久就演化成了独立于军职的军衔阶梯。攻战杀伐离不开将士们效死用命，论功行赏方能令士气和战力常盛不衰；瞬息万变的战争时分，也经常需要迁黜其品秩而不致变动事任，或变动事任而仍其品秩。这时候更便于灵活处理功过、权责矛盾的"品位分等"，就更显示了更大可行性：不必赋予更大权责，迁其军号即足以褒功；而在须加责罚、同时又要借重其才略之时，贬其军号是为良法。现代军队依然实行军衔制一点，也为此提供了有力证明。军号不仅演化为军阶，而且应用范围在迅速扩展，还成了地方牧守、领兵都督的位阶，中央官僚加军号者的情况也日益普遍。

由此便可看到，军号之发展为位阶，在很大程度上遵循着功绩制的原则，它并不是一种保障士族权益的品位制度。陈苏镇先生对梁武帝军号改革的有关考察揭示，南朝的军号面向宗室诸王，更多情况则是武人依赖军号而发身迁转；梁武帝大通年间的军号改制，在官品第三至四品之间加置了十六班共160号军号，其目的就是拉长寒人武将的仕进之途。[44]日人高桥彻后来也表达了类似看法。[45]

士族的高贵地位和特权标志，主要体现于对文职高官和"清华"诸官的独占，即令他们占有了军职和军号，那也只是占有“清官”的"延伸"。

魏晋南北朝是官职日趋分离、“品位分等”分外发达的时代。不过由上所论，对此期的官僚等级制，还可进而辨析出两种不同性质的"品位"：一种由中正品、清途、清官、清浊观念和士族门第等等构成，另一种则是由将军号构成的军阶序列。尽管它们都体现了"以人为中心"的特色，但不妨借助引喻以示区分：前者是以人的"门品"为中心的，后者则是以人的"官品"为中心。这里的"官品"一词不是指九品官品，而是特指因供职服勤而被君主授予的禄位。如前所述，军阶具有更多功绩制色彩，要更多地服从于军政考虑，它正是一种由君主操纵而依功加授的禄位，由此就蕴含着使之整齐划一、形成序列的更大动力，以便利于中央权威的高效管理和依功加授。所以军阶的阶次清晰、严整有序的外在形式，与唐代的文武散阶已非常接近了。

至如"门品"，当然是指士族门阀的传统门第了，它来自士族积久不衰的政治文化权势。门第、中正品、文武、清浊与官品、官职间错综交织的等级对应，乃是一种基于传习的秩序。由于它并非出自刻意规划，所以只是"散乱"于不同等级、不同机构、不同职类之中，而非一个外在的、整齐的位阶序列。从"分官设职"的行政规律观之，门品与官职的关系是杂乱无章、不成系统的；可在士族眼中就不同了：这个局面秩序井然，在其中他们如鱼得水、冷暖自知，闭着眼睛也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对何等门第(如高门、吏门、役门之类)应获何等中正品级，对文官与武官、实官与散官、朝官与外官、命官与府官等等何"清"何"浊"，该由何起家迁转才算"人门兼美"、"才地俱允"，士族了如指掌而轻车熟路。质言之，在士族政治之下，士族不但在居官之时，而且甚至在居官之先，事实上就已拥有一种与官职分离的"品位"了，这便是"门品秩序"的本质所在。不过对士族门阀来说，他们并无意图把这种"门品"化为一种"外在"的整齐序列，因为这种更革只能求助于专制权威才能完成，而且将造成既定权益格局的重大变动。

在对"门品秩序"和"官品秩序"加以区分之后，对篇首所揭疑问──为什么在更富"文治"色彩的江左政权下，文散官的"散阶化"反而比北朝缓慢──就可以有深刻的理解。如前所述，北朝文散官的阶官化，直接得益于军号的强劲"拉动"。正是在这个时候，军阶序列的功绩制意味和官僚政治色彩，便通过“拉动”关系传递给了文散官了。确实，魏末以降的文散官普授、滥授以至"双授"，都出于对浴血沙场的将士的褒奖之需。因此北朝文散官的阶官化，出于与军号阶官化相近的原因，也具有相近的功绩制性质。

与之相对，南朝"文清武浊"的鸿沟，既限制着文散官向将士普授与滥授，也限制着文武名号的"双授"。南朝官僚结衔，文官例在武职之前；而魏末及北周之"双授"的结衔形式，均以"将军"居"大夫"之前，暗示着武号优于文号的情况，从而构成对比。南朝的文散官，事实上已被组织为"门品秩序"的内在部分，与各种清浊、品位的复杂关系搅成了一团儿，军号想"拉动"这个盘根错节的局面来，确是力不从心、太过沉重了。假设江左居然发展一种类似北周、隋唐那种散阶序列的话，它反倒可能是个与士族政治分道扬镳的东西。北周、隋唐的文武散阶，较之汉代的禄秩等级，已浸染了浓重的“品位”色彩；但较之江左"门品秩序"，它却呈现为一个依序晋升的开放性阶梯。这些散阶每每被用于"泛阶"，但"泛阶"毕竟排除了门第尺度，对文武士庶一视同仁。尤其在依劳、依功而授阶的时候，这个序列就已超越了士族政治的束缚，明白无误地显现出了官僚政治性质。

至此我们已可做一总结、收束全文了。比较南北朝双方文散官的阶官化，我们看到南朝一方文散官的阶官化相对迟缓。究其原因，首先是南朝政权直承汉晋，因而保持着较大的制度惯性与惰性，以及维系行政“常态”和正规化的更大要求。但另一个至少同样重要的原因则与士族政治相关。对于魏晋南朝“品位分等”的发达，士族政治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士族政治导致了官僚政治的扭曲变态，并无或较少实际职掌、却更多地用于维系官僚位望权益的名号、禄位，在职事官之外与日俱增，这就构成了“品位分等”得以发达的温床和沃土。但另一方面，士族政治直接造成的"品位分等"体现于"门品秩序"，它"散漫"地存在于门第、中正品、"清浊"观念与各种官职、班品的复杂关系之中，却并未服从行政需要，“外化”为清晰整齐的散阶序列；其所造成的“文武”间的深深鸿沟，使北朝向将士普授、滥授以及与军号"双授"的情况，在南朝不易泛滥开来。

魏晋以降由将军号演化而来的军阶，则构成了另一种有异于"门品秩序"的"官品秩序"，它具有更多功绩制性质。魏周之际，是在军号的"拉动"之下文散官才得以进入阶官境界的，由此途径而形成的文散阶也具有了崭新的意义。尽管被纳入散阶序列的一些文散官昔日也曾是“职闲廪重"的“清官”，但值此时，名位的机柄已掌于专制君主，其予取予夺不再受制于“冢中枯骨”；为有效管理和依功加授之需，它们不久就获得了阶次清晰、严整有序的形式。唐代的文武散阶，正是继承北朝这个发展而来的。此时散阶虽然“一切以门荫结品”，但却依劳考进叙，显已超越了中古士族政治，回归于官僚政治范畴之内了。作为一个平行对比，唐王朝“清官”概念也上承北朝，从而与江左“清官”大相径庭。[46]

五朝社会中文化士族占尽要津，十六国北朝则由军功贵族构成政权的主干。由于部落的尚武传统，北朝少数族政权中军人具有更高地位，军政得到了更大重视。军队的组织原则与专制官僚制度具有天然的亲和性，在对集权制、等级制、法制和功绩制的寻求上，二者息息相通。先秦的秦国正是通过军国主义道路，而成功实现了专制化和官僚制化的。就是在现代世界，由军人把持的政权一般也都是独裁专制政权。东晋皇权低落、门阀与皇权“共天下”的局面，由武装性的次等士族为其终结者[47]；但南朝文化士族盘根错节，次等士族重振专制皇权和官僚政治的动量，远不如北朝军功贵族集团之大。理解了如上事实，文散官的阶官化在南朝停滞不前，在北朝却因军号"拉动"而突飞猛进，发展为官僚政治性质的散阶制度，就不足为怪了。

2000年1月10日于北大七甲公寓

[1]参看拙作：《论汉代禄秩之从属于职位》，《北京大学学报》1998第6期。

[2]《魏书》卷七五《尔朱世隆传》。

[3]《魏书》卷六九《裴良传》。

[4]《周书》卷三三《赵刚传》。

[5]参看拙作：《西魏北周军号散官双授制度述论》，《学人》第13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6]《隋书》卷二六《百官上》："开府仪同三司位次三公，诸将军、左右光禄大夫优者则加之，同三公置官属。"左右光禄大夫如加"开府"便置官属。《南史》卷十五《傅亮传》2/443有"左光禄大夫府"，《南史》卷十九《谢几卿传》有"左光禄长史"，皆是。

[7]"袴褶"即军装，参见《晋书·舆服志》、王国维《观堂集林》二二《胡服考》，及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南齐书札记·单衣"条，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36页。

[8]参看拙作：《周齐军号散阶制度异同论》，《历史研究》1998年第2期。

[9]《梁书》卷四九《庾於陵传》。

[10]《陈书》卷三四《文学蔡凝传》。

[11]《南史》卷三一《张裕传附曾孙张率传》。

[12]《宋书》卷八四《孔觊传》："初，晋世散骑常侍选望甚重，与侍中不异，其后职任闲散，用人渐轻。孝建三年，世祖欲重其选，诏曰：散骑职为近侍，事居规纳，置任之本，实惟亲要，而顷选常侍，陵迟未允，宜简授时良，永置清辙。……既而常侍之选复卑。"又《梁书》卷二一《江蒨传》："初，天监诏以侍中、常侍并侍帷幄，分门下二局入集书，其官品视侍中，而非华胄所悦。"

[13]《梁书》卷三七《谢举·何敬荣传论》。

[14]《太平御览》卷二一五引何法盛《中兴书·太原王录》。

[15]《南齐书》卷三二《王僧虔传》。

[16]《梁书》卷四九《锺嵘传》，梁天监初年锺嵘语。

[17]周一良：《〈南齐书·丘灵鞠传〉试释兼论南朝文武官位及清浊》，《周一良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18]在此可以参考黄惠贤先生的一个观点：北魏初期建立了鲜卑拓跋军事贵族专政，孝文帝结合胡汉门阀联合专政，但任何胡汉大族都不能与皇权分庭抗礼，因此这不是什么真正的"贵族政治"，而只不过是君主政体下变相的"官僚政治"。黄惠贤：《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第4卷(魏晋南北朝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0页。本文所谓"军功贵族政治"，是就"贵族政治现象"而言的，并不认为北朝政体是"贵族政体"。

[19]分见《北史》卷三七《皮豹子传》，《魏书》卷三四《王洛儿传》，《北史》卷八四《孝行乞伏保传》，《北史》卷二五《娥清传》，《北史》卷五四《斛律金传》。

[20]《北史》卷二五《伊香犮传》。

[21]《北史》卷六八《贺若敦传》。

[22]《魏书》卷十九中《任城王元澄传》：元雍拷杀奉朝请韩元昭、前门下录事姚敬贤，元澄申言"不宜以三清九流之官杖下便死"。按奉朝请从七品下，门下录事从八品上，二官品位并不算高，但因其列在九品之内，便被视为"清流"。同时"九流"之内又有"三清"和非"三清"之别。《魏书》卷七七《辛雄传》，魏孝明帝时辛雄"请上等郡县为第一清，中等为第二清，下等为第三清"，是北魏"三清"此前不涉郡守县令。但《魏书》卷四一《源贺传》却说：“其诸州守宰，职任清流。”刺史、郡守及县令均在“九流”之内，所以都可以视为“清流”。

[23]张旭华：《从孝文帝清定流品看北魏官职之清浊》，《北朝研究》1992年第1期。

[24]黄惠贤、聂早英：《〈魏书·官氏志〉载太和三令初探》，武汉大学历史系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1辑。

[25]张旭华：《从孝文帝清定流品看北魏官职之清浊》。

[26]参看《唐六典》卷二：“凡出身非清流者，不注清资之官。谓从流外及视品出身者”；“清望官：谓内外三品已上官，及中书黄门侍郎、尚书左右丞、诸司侍郎，并太常少卿、秘书少监、太子少詹事、左右庶子、左右率及国子司业”；“四品已下八品以上清官：四品谓太子左右谕德……。”又《旧唐书》卷四二《职官一》：“职事官资，则清浊区分，以次授补。又以三品已上官，及门下中书侍郎、尚书左右尚书左右丞、主司侍郎、太常少卿、太子少詹事、左右庶子、秘书少监、国子司业为清望官。太子左右谕德……为清官。”

[27]《北齐书》卷四二《袁聿修传》。

[28]《北齐书》卷四三《许惇传》。

[29]《通典》卷二四《职官六》。

[30]北周小膳部下大夫，相当唐代尚书礼部之膳部郎中。《通典》卷二三《职官五·膳部郎中》：“后周曰膳部大夫一人，亦掌饮食，属大冢宰。”又北周冬官工部有中大夫、上士、中士及旅下士，相当隋唐工部诸职。《通典》卷二三《职官五·工部》谓北周工部“掌百工之籍而理其禁令”，“隋乃有工部尚书，统工部、屯田二曹，盖因后周工部之名，兼前代起部之职。”

[31]《魏书》卷八五《文苑温子升传》。

[32]参看《魏书》卷七七《高道穆传》。

[33]《北齐书》卷四五《文苑李广传》。

[34]《通典》卷二四《职官六·侍御史》。

[35]陈琳国：《北魏北齐监察制度的变迁》，《北朝研究》1990年总第3期；邱永明：《中国监察制度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98-199页。

[36]《通典》卷十六《选举四》孝明帝时清河王元怿有言：“孝文帝制出身之人，本以门品高下有恒，若准资荫，自公卿令仆之子，甲乙丙丁之族，上则散骑、秘、著，下逮御史、长兼，皆条例昭然，文无亏没。”按《魏书》卷二二《清河王元怿传》中华书局本校勘记认为，《通典》此文应出《魏书》原文，而今本《魏书》脱失。又“长兼”所指不明。按“长兼”为北魏常用任用方式，各种官职都有“长兼”，上至太尉、下至行参军。《魏书》卷六七《崔鸿传》：“二汉以降，太和以前，苟必官须此人，人称此职，或超腾升陟，数岁而至公卿，或长兼、试守称允而迁进者，披卷则人人而是，举目则朝贵皆然。”《魏书》卷二一上《献文六王传》：“长兼之职，位亚正员。”《魏书》卷五十《尉元传附尉羽传》：“高祖亲考百司，以羽怠惰，降常侍为长兼。”由正员降长兼属降位一等。

[37]《魏书》卷十九中《元顺传》。

[38]《魏书》卷七八《孙绍传》。

[39]《通典》卷十四《选举二》。

[40]参看《魏书》卷九三《恩倖传》、卷九四《阉官传》。

[41]《北史》卷三十《卢恺传》：“自周氏以降，选无清浊。及恺摄吏部，与薛道衡、陆彦师等甄别士流，故涉党锢之谮，遂及于此。”《隋书》卷七二《孝义陆彦师传》：“隋承周制，官无清浊。”

[42]分见《魏书》卷七二《路雄传》，《魏书》卷三八《刁雍传附刁整传》，《北史》卷二七《寇儁传》，《北史》卷二八《源贺传》，《北史》卷三六《薛辩传附薛英集传》，《北史》卷三五《郑道邕传》，《北史》卷四九《斛斯椿传》，《北史》卷四九《贾显度传》，《北史》卷五三《金祚传》。

[43]参看拙作：《西魏北周军号散官双授制度述论》。

[44]陈苏镇：《南朝散号将军制度考辨》，《史学月刊》1989年第3期。

[45]高桥彻：《南北朝の将军号と唐代武散官》，《山形大史学论集》第15号，1995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