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保险人范文10篇
时间：2023-03-20 01:51:47
被保险人范文篇1
一、施救义务的法理基础及其属性关于施救义务的法理基础，可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认识：
（一）施救不仅符合被保险人和保险人的利益，也符合社会公共利益危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固然可以从保险人处获得补偿，但是，保险标的发生损失必然会给被保险人的生产或生活造成诸多不便，此种负面影响不会因保险人理赔而径直消除。对保险人来说，被保险人的积极施救行为如能防止或减少损失，保险人承担的赔偿或者给付责任便可降低。就社会公益而言，随着保险人赔偿或者给付责任在整体上的降低，投保人一方支付的保费便可相应降低，危险共同团体内的所有成员因此间接获益。而且，施救行为还可以减少社会财富的净损失，其社会公益色彩相当明显。
（二）被保险人施救通常更具效率论者或谓，保险人同样因施救行为受有利益，为何其不必承担施救义务？这是因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保险标的由被保险人一方直接控制，保险事故发生时其和保险标的的距离最近，由其实施救助行为通常最为有效。相反，由于保险人通常只有在被保险人一方履行出险通知义务后方知保险事故的发生，且保险人和保险标的的距离较远，这一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决定了保险人的施救行为常常不是最有效率的。基于上述两点考虑，大多数国家的保险法明文规定被保险人负有事故发生后的施救义务，该义务因此属于法定义务，也有一些立法例将施救义务定为约定义务。在英国保险法中，对于除海上保险以外的其他保险，法律并没有规定被保险人负施救义务，保险人如希望在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能够尽力减少损失，则必须在保险合同中予以约定。①我国台湾地区《保险法》第33条仅规定保险人应偿还被保险人为避免或减轻损害之必要行为所产生之费用，并未将施救规定为被保险人的义务。不过，在我国台湾地区的保险实务中，保险契约中一般都有被保险人应履行施救义务的约定。通常认为，保险法虽无明文规定施救义务，但可将其视为源于保险法理的隐藏性义务之一，保险条款如果约定了此项义务，其效力应可肯定。②两相比较，鉴于施救义务所具备的积极意义，将其设置为法定义务而非契约义务或许更为合适。
二、施救义务存在的险种范围
关于施救义务存在于何种保险中，各国保险立法规定不一，综合起来看主要存在以下两种立法模式：
（一）存在于损害保险（财产保险）中这一模式的代表国家有日本和韩国。《日本商法典》将保险分为损害保险和生命保险两大类型，施救义务被规定于其《商法典》的第660条，该条属于“损害保险”一节，“生命保险”一节中没有类似条文。《韩国商法典》将保险分为损害保险和人身保险两种类型，规定施救义务的第680条属于“损害保险”一章，“人身保险”一章则未规定此项义务。在我国《保险法》中，规定施救义务的第57条归属于“财产保险合同”一节，“人身保险合同”一节中并无类似条文，由此可知，我国采取的也是这一立法模式。
（二）存在于损害保险和部分人身保险中这一模式的代表国家是德国和以色列。2007年修订的《德国保险契约法》，其第二章“损害保险”中的第62条规定了被保险人的施救义务，第三章“人寿保险”中没有类似条文。但是，属于第四章“伤害保险”的第183条重申了这一义务：“被保险人应尽可能避免与减少伤害的结果，若无不合理的要求，被保险人应听从保险人的指示……。”《以色列保险契约法》将保险分为三大类型，即人寿保险和意外、疾病与伤残保险以及损害保险，其中损害保险又进一步区分为财产保险和责任保险。关于施救义务的明确规范是属于财产保险部分的第61条；同时，依据该法第54条和第67条，第61条的规定也适用于意外、疾病和伤残保险以及责任保险。总体上看，虽然各国对于保险的分类存在相当的差异，但两种立法模式均承认，在具备损失补偿性质的财产险中，被保险人应负担施救义务，只是对人身险中是否应存在该项义务的立场不同。那么，人身险中是否应规定施救义务呢？笔者认为，对这一问题的解答不能脱离施救义务的立法宗旨。众所周知，确立施救义务的目的乃是督促被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后采取必要措施防止损失的发生或进一步扩大，如果保险事故的发生根本不会给被保险人一方造成损失，施救义务自然没有必要存在。在此方面，人寿保险中的生存保险即是适例。生存保险以被保险人在保险合同约定期间届满时仍然生存为保险事故，其目的是使被保险人在一定期间后可以领取保险金，以满足其生活等方面的需要。③在生存保险中，保险事故的发生并不会造成被保险人的损失，施救义务显然无从谈起。除生存保险外，人寿保险中还有死亡保险，其以被保险人在合同约定期间内死亡为保险事故。与生存保险不同，死亡保险中保险事故的发生确实给被保险人一方造成了损害。尽管如此，死亡保险中也不可能存在施救义务，因为死亡保险只以被保险人的死亡为事故，事故既已发生，被保险人如何还能施救？此时规定施救义务没有任何实质意义。因此，人寿保险因其性质的限制，被保险人履行施救义务要么没有必要，要么已不可能。前引德国、以色列保险立法虽然承认施救义务可于伤害保险等人身保险类型中存在，但两国均排除了这一义务在人寿保险中的存在，这一立场殊值赞同。那么，意外保险和健康保险中可以存在施救义务吗？尽管属于人身保险，但这两种类型的保险也具有一定的损失补偿的性质，被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后，通过采取必要、合理的措施，往往能够避免损失的进一步扩大，如病情加重或者伤势恶化，从而也可减少保险人的给付责任。因此，被保险人原则上应承担施救义务。综上所述，除人寿保险以外的其他类型人身保险也应规定施救义务，上述第二种立法模式要更为合理，未来我国在修订《保险法》时不妨借鉴。不过，即使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如果意外伤害或者健康保险合同约定被保险人应负施救义务，这一约定当属有效。
三、施救义务的履行方式
若施救义务仅为契约义务，被保险人如何履行该义务应取决于保险契约的约定，本文不对此进行研究。在大多数国家，施救义务为法定义务，因此其履行方式也由法律直接规定。然而，各国在这方面的立法亦存在明显的区别，大致有三种模式：
（一）主动履行模式
主动履行是指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即应主动采取积极措施防止或者减少损失，这一义务的履行不以保险人作出指示为前提。日本、韩国和我国《保险法》实行的都是这一模式，如《日本商法典》第660条规定：“被保险人应尽力防止损害的发生……。”
（二）被动履行模式
被动履行是指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应按照保险人的指示履行施救义务，但不必主动施救。在这一模式下，被保险人应在事故发生后履行出险通知义务，至于如何施救则静待保险人的指示，如果保险人未给出指示，则被保险人实际上不用承担施救义务。在笔者掌握的资料中，只有以色列采取这一模式，《以色列保险契约法》第61条规定：“保险事故发生时或发生后，对于被保险人按照保险人指示的合理措施可以防止或减少的损害，保险人不负支付保险金的责任。”该条从侧面表明被保险人的施救义务以保险人的指示为前提。
（三）混合模式
这一模式其实是前两种模式的混合，即在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应主动施救，并在保险人作出了指示的情况下依照指示为救助行为。德国采取这一模式，《德国保险契约法》第62条第1款规定：“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有尽可能防止或减少损害并遵照被保险人指示的义务；如果情况允许，被保险人应请求保险人指示。如有多数保险人且其指示互相对立时，被保险人应依照合乎其义务的判断行事。”此外，《拉脱维亚保险契约法》第23条也有类似规定。总体上看，前两种立法模式可谓各有利弊。主动履行模式的优势在于效率较高，但弊端在于：
（1）施救有时需要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背景，而被保险人通常为一般公众，其未必具备这种能力；
（2）被保险人在事故发生后常常处于紧张、慌乱等情绪中，采取的救助措施可能不是最佳的应对措施，甚至可能出现“火上添油”的现象；
（3）若保险人指示被保险人如何施救，被保险人是否必须按照指示处理？若被保险人不接受指示，而结果证明其自救行为并不合理，保险人是否可以拒赔？围绕这些问题往往容易引发纠纷。相反，被动履行模式的优势在于可以确保救助措施的专业性。但是，被保险人和保险人的沟通联系必定产生时间成本，这也会造成最佳救助时机的贻误。有鉴于此，德国和拉脱维亚保险立法采取混合模式，这种做法在最大程度上吸取了前两种模式各自的优点，同时亦避免了其弊端，应当说是一种最为合理的制度设计，我国《保险法》也应当从主动履行模式转变为混合模式。
四、施救费用的补偿
为激励被保险人积极施救，几乎所有国家的保险立法均明文规定，保险人应承担被保险人在施救过程中支出的费用，即“施救费用”。同时，为平衡保险人和被保险人之间的利益，保险人仅对“必要的”或“合理的”施救费用方有补偿义务。在各国保险法中，施救费用的补偿主要涉及以下几个问题：
（一）施救行为是否必须产生效果
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虽然采取了施救行为，但未能防止或者减少损害，此时保险人是否应补偿施救费用？一些国家的保险立法明文规定，施救费用的补偿不以施救行为产生效果为前提。例如，《德国保险契约法》第63条规定：“被保险人根据第62条所支出的费用，即使未发生效果，如果依据当时情形，被保险人认为该费用为必要时，保险人应予以偿还。”《以色列保险契约法》61条（b）和《意大利民法典》第1914条皆有类似表述。而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多数国家，保险立法并未有上述规定。当然，保险契约通常也不要求施救行为必须产生效果。但是，如果保险契约中出现了此类约定，其是否有效？笔者对此持否定意见。施救行为是否能够产生积极效果往往在施救当时难以准确判断，有效果才补偿的做法将置被保险人于两难境地。如果施救，可能要自己承担施救费用；如果因担心“自掏腰包”选择不施救，则会被认定为违反施救义务。显然，这种做法不合理地加大了被保险人的负担。为避免理论上可能出现的争议，我国《保险法》应明确规定补偿施救费用时无须考虑施救行为是否有效果。
（二）施救导致的损失和责任是否补偿
施救行为可能导致费用的支出，也可能造成保险标的的损失，甚至是因损害第三人利益而产生对第三人的责任。在法律上，“费用”一词通常并不包括“损失”和“责任”在内。那么，保险人是否应对施救行为造成的损失和责任承担补偿责任？从立法规定施救费用补偿的原意衡量，施救行为所产生的费用、损失或责任，应无区别地受到补偿。但从各国保险立法观之，保险人需要补偿的通常仅限于费用，而不包括损失或责任，即保险人通常没有补偿损失和责任的法律义务。仅有《以色列保险契约法》第61条（b）要求保险人还应对责任作出补偿，“保险事故发生时或发生后，被保险人或受益人为避免或减少损害而发生的合理费用，或为该目的而合理承担的责任，无论损害是否避免或减少，保险人均应补偿。”根据我国《保险法》的规定，保险人仅承担费用补偿的义务，因此，只有在保险合同有约定的情况下，保险人才需补偿损失或责任。实务中，财产险条款一般会约定由保险人承担损失的赔偿义务，如依据《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财产险基本险条款》第5条，在发生保险事故时，为抢救保险标的或防止灾害蔓延，采取合理的必要的措施而造成保险标的的损失，保险人也负责赔偿。但对于被保险人向第三人承担的责任是否补偿，国内现行保险条款基本没有涉及。因此，《保险法》应在修改时将损失和责任明确纳入保险人的补偿范围。
（三）补偿费用是否有最高限额
由于发生原因和性质上的不同，施救费用一般是在保险金之外另行计算，保险金加上施救费用，总额可能超过保险金额。按照德、日、韩等多数国家保险法，保险人对此应予承担，如《日本商法典》第660条规定：“……必要或有益的费用及补偿金，合计虽超过保险金额，也由保险人负担。”从该规定推断，施救费用本身是不受额度限制的。《以色列保险契约法》第61条（b）更加鲜明地反映了这一态度：“……无论何种情况，费用或责任超过保险金额的，保险人也有补偿义务。”相反，我国和拉脱维亚保险立法为施救费用设定了最高限额，即不得超过保险金额。《拉脱维亚保险契约法》第23条（2）规定：“除保险契约另有约定外，救助费用不应超过保险赔偿金额，”这一规定属于任意性规则，和我国的规定显有不同。由于施救费用的补偿不强调行为效果，如无限额，保险人的责任可能过重。同时必须看到，社会生活情事异常复杂，被保险人的施救费用如果不是一次性投入，那么在施救费用接近保险金额时，被保险人可能因存在额度限制而放弃施救，导致功亏一篑。因此，法律应为补偿费用设置最高限额，但法定限额不应是强制性规则，应赋予当事人另行约定的空间，拉脱维亚的规定总的来说更为可取。另需指出的是，施救费用的额度限制仅应针对被保险人主动施救的情况，在按照保险人指示施救的场合，所发生的一切必要、合理的费用，即使超过保险金额，也应由保险人负担。
（四）第三人施救时的费用补偿
当施救行为人是被保险人以外的第三人时，其施救行为构成了民法中的无因管理。根据各国民法的规定，该第三人有权要求被保险人偿付由此而支付的必要费用。那么，被保险人在偿付此项费用后，是否可以要求保险人补偿？有观点认为，保险人应当承担，但对具体理由未充分论证。④笔者认为，施救费用补偿是为激励被保险人积极为救助行为，第三人施救产生的费用本不应纳入补偿范围。但在此种场合，保险人因此减轻甚至免除了赔付责任，如果不向被保险人补偿将构成不当得利，即使否认被保险人在保险法上的请求权，被保险人仍可依据不当得利向保险人提出请求。为避免法律关系不必要的复杂化，我国《保险法》不妨直接规定，被保险人在向第三人偿付施救费用后，可向保险人请求补偿。
五、违反施救义务的法律后果
被保险人范文篇2
摘要：以被保险人的存在场合及确定为研究起点，归纳被保险人权利义务的设置。追踪被保险人权利的立法新发展，揭示被保险人与保险利益以及保险合同利益的关系。被保险人存在于保险合同各个要素的关系之中，对其法律地位的探讨以被保险人与其他要素之间的关系特质为外延。同时，以被保险人与一般第三人利益合同中的第三人比较，界定被保险人特殊的法律地位。
《保险法》于2009年2月28日修改并已经开始实施，这次对保险合同法部分的修改与日本2008年保险法从商法典中分离出来成为单独的部门法在时间上比较接近，日本《保险法》立法原则中包含的“强化对投保人方的保护”与我国《保险法》修改中“对被保险人的保护理念相映成趣”。二者虽然在具体制度上包含很多方面的规定，但均涉及到被保险人的法律地位界定这一问题。被保险人是保险合同中特殊的主体，在合同法领域难寻与之对应的主体制度。被保险人的法律地位问题虽然广有提及，但向来缺乏理论层面深入而系统的关注，导致了规范层面缺乏必要的理论支撑。从被保险人的权利义务角度观之，几乎涵盖全部保险合同权利义务的制度设置凸显被保险人的特殊地位；从与保险合同其他诸要素的关系角度观之，被保险人处于保险合同各个要素的核心；从与合同法的基本理论衔接及比较角度观之，被保险人与第三人利益合同中的第三人差异颇大。
一、被保险人存在场合及确定方
被保险人在人身保险合同与财产保险合同的存在情况并不相同。
(一)财产保险中的被保险人
在财产保险合同中，存在投保人与被保险人同一的情况，即投保人为自己利益保险，也存在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不同一的情况，即投保人为他人利益保险，比如海、陆、空的旅客运送业和仓库业的财产保险合同。另外，以第三人为被保险人的财产保险还经常发生在国际贸易中，比如以CIF为条件的交易。
(二)人身保险合同中的被保险人
人身保险中存在投保人以自己的生命投保的情况，也存在投保人以他人生命投保的情况，被保险人是以其生命作为保险合同标的的人。与财产保险中的被保险人不同，除了被保险人与保险合同标的之间的保险利益要求之外，人身保险中的被保险人与投保人之间有保险利益的要求。
(三)被保险人的确定方式
被保险人必须在保险合同中做出明确规定，确定的方式包括以下几种：
其一，明确列明被保险人的姓名或名称被保险人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法人。(法人无生命健康可言，人身保险合同的被保险人以自然人为限)被保险人是自然人的，应当在保险合同中载明其姓名。被保险人是法人的，应当在保险合同中载明其名称被保险人可以是一人，也可以是多人，每个被保险人应当一一载明。
其二，以变更合同条款的方式确定被保险人。在保险合同中增加一项变更被保险人的条款，一旦该条款约定的条件成立，候补的主体自动成为被保险人，取得被保险人的地位。比如财产的承租人或者受托人作为候补的被保险人，承租人或受托人变更后取得与原被保险人相同的资格。
其三，以扩展的方式确定被保险人这种方式不直接列明被保险人，也不以排序的方式确定被保险人，而采取扩展的方法，使一定范围的人员都具有被保险人的地位。
二、我国《保险法》被保险人权利义务的规定
投保人是保险合同的当事人，被保险人是保险合同的关系人。［1］(P37)值得注意的是，投保人并非所有时候都是保险合同权利义务的享有者和承担者，在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不同一的情况下，被保险人而不是投保人成为保险合同权利义务设置的核心主体存在被保险人的场合，我国财产保险合同的制度设置抛开了投保人而直接以被保险人为中心展开。财产保险合同的保险利益的有无以被保险人为衡量主体我国《保险法》第48条规定，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的，不得向保险人请求赔偿保险金赋以被保险人维护保险标的安全的义务我国《保险法》第51条规定，被保险人应当遵守国家有关消防、安全、生产操作、劳动保护等方面的规定，维护保险标的的安全赋以被保险人危险增加的通知义务。我国《保险法》第52条规定，在合同有效期内，保险标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被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及时通知保险人赋以被保险人减灾防损的义务我国《保险》57条规定，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应当尽力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或者减少损失。(5)以被保险人为保险人代位权的行使对象我国《保险法》第60条规定，因第三者对保险标的的损害而造成保险事故的，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为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
在人身保险合同中，基于被保险人的存在，产生一系列不同于财产保险合同的制度设置人身保险中，投保人对作为标的的被保险人的生命和健康必须具有保险利益各国保险法中对于投保人具有保险利益的被保险人的范围采取不同的立法方式：列举主义立法、同意主义立法以及列举主义和同意主义结合立法。我国采取第三种方式，即法律直接规定投保人对一定范围的人员具有保险利益，同时规定经过被保险人同意的也视为具有保险利益。订立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人身保险合同须经被保险人同意。依据我国《保险法》第34条第1款规定，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未经被保险人同意并认可保险金额的，合同无效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人身保险合同的转让和质押须经被保险人同意。依据我国《保险法》第34条第2款规定，按照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所签发的保险单，未经被保险人书面同意，不得转让和质押。被保险人拥有指定和变更受益人的权利，投保人对受益人的指定和变更须经过被保险人的同意。人身保险合同中的受益人由被保险人和投保人指定和变更，但投保人对受益人的指定和变更必须经过被保险人的同意。①被保险人享有保险金的最终归属权。如果没有指定受益人，或者受益人指定不明无法确认；受益人先于被保险人死亡，没有其他受益人；受益人依法丧失受益权或者放弃受益权，没有其他受益人的，保险金作为被保险人的遗产。②
由上可见，被保险人在保险合同中享有广泛的权利，具有广泛的义务。被保险人的权利可以概括为以下方面：被保险人对保险合同签订的同意权；被保险人指定、变更受益人的权利；被保险人请求保险金的权利；被保险人同意投保人指定或变更受益人的权利；被保险人的义务包括:如实告知义务；减灾防损义务；危险增加通知义务；危险发生通知义务。可见，保险合同中除缴纳保险费的义务外几乎所有的权利和义务主体都包含被保险人。
三、被保险人权利义务设置的原因
从保险合同订立的终极目的——受领保险金这一结果观察，保险合同利益最终归结为保险金的请求权上，任何其他的权利义务设置均服务于这一核心权利的实现。在保险合同构筑的权利体系中，保险金请求权居于核心地位。对被保险人权利义务渊源的判断应该以其对保险金请求权的享有情况作为重要标准。
保险利益是被保险人与保险标的之间的利害关系，被保险人对保险利益的所有者地位应否使其成为保险合同中的系列权利与义务的承受者以及保险合同利益的归属者?这一问题的探究以保险利益为起点，以保险合同利益为终点。保险利益与保险合同利益功能相异：保险利益的核心作用在于防范道德风险③，保险合同利益的核心作用在于彰显保险的保障功能，二者在保险的发展过程中扮演着“卫道士”与“弄潮儿”的角色。在被保险人法律地位这一问题上，二者发生交集。保险利益与保险合同利益的决定关系是前者决定后者抑或后者决定前者?学术界相关论述乏善可陈，依合同法的一般原理：合同标的的归属决定合同利益的归属，合同标的的归属主体享有广泛的合同权利以及合同处分权利。当然，合同标的的归属主体也是合同的订立主体，而在保险合同中，情况较为复杂。合同标的的利益归属于被保险人，被保险人与保险合同的订立主体投保人，基于种种原因不同一，保险合同利益归属于投保人还是被保险人?法律规范的设置似乎倾向于后者，即将合同利益归属于被保险人。这样，与合同的订立者即为合同利益的享有者的一般原理相背离，但是与合同标的的归属者即为合同利益的享有者的主张又保持一致。依笔者拙见，保险利益的归属主体决定保险合同利益的归属主体而非相反，理由如下。
其一，道德危险的防范价值序列居前，保险产生的经济利益位列其后。
以历史的角度，对保险运营过程经济利益的追求是保险业的产生和发展的源动力，道德危险的防范与保险的运营相伴相生。尤其在保险业已经较为成熟的今天，防范道德危险已经成为各国保险立法的基本原则。被保险人存在的场合，对被保险人生命财产安全的保护在立法价值排序上位居前列，而对投保人和保险人经济利益的保护位居其后。被保险人拥有保险利益，而将保险合同利益赋予投保人极易产生道德危险。故此，拥有保险利益的被保险人应当享有保险合同利益。
其二，投保人订立保险合同的目的包含让渡保险合同利益的意思。
投保人作为保险合同的当事人“负有交付保险费之义务，并非必须具有保险利益而于保险事故发生时遭受损害之人。”［2］(P126)财产保险中，投保人订立保险合同，于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取得保险金请求权；人身保险中，投保人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生存的，由被保险人取得保险金，被保险人死亡的，由受益人取得保险金。投保人在订立保险合同之初，已然决定了保险合同利益的最终归属并非自己。可见，投保人以被保险人的财产或人身投保的场合，具有将保险合同利益让渡的主观目的。这种让渡，于财产保险合同中，合同利益的承受人为被保险人；人身保险合同中，合同利益的承受人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受益人与保险人的法律关系只是在被保险人死亡时才发生。”［3］(P57)被保险人生存时，保险合同利益归其所有。综合所有保险类型，法律确立了投保人让渡保险合同利益的主观目的，被保险人为保险合同利益归属的不二人选。
在财产保险中，被保险人作为“损失保险合同上的受益人”拥有保险金请求权。投保人虽然订立保险合同，缴纳保险费，但由于被保险人是财产保险利益的归属主体，保险金的请求权即保险合同利益归被保险人所有。在人身保险中，保险金受领人最终享有保险金的请求权，其与被保险人并非始终同意。不以被保险人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人身保险合同中，保险金的请求权与保险利益的拥有者应该保持一致，否则易于引发害及被保险人生命和身体的道德危险。以被保险人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人身保险合同中，法律直接规定保险金的请求权属于受益人。延及受益人地位的确定——直接或者间接源于被保险人的指定或同意并且，在无适格受益人的场合，保险金归属于被保险人的财产。就此，可以得出对人身保险合同利益归属主体的判断，无论最终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主体为何——被保险人、受益人抑或被保险人的继承人，保险合同利益应归被保险人所有。
保险利益的归属决定保险合同利益的归属，被保险人拥有保险利益，保险合同利益也应归其所有，此为被保险人拥有广泛权利和广泛义务的原因。
四、日本《保险法》中被保险人合同解除请求权的创设
在2008年修改的日本《保险法》中，新增了被保险人合同解除请求权，规定于死亡保险合同、伤害疾病定额保险合同以及伤害疾病损害保险合同缔结后，发生一定事由时，被保险人可以向投保人请求解除该保险合同的权利。《保险法》中并无此规定，保险合同的解除权属于投保人。依据合同法一般原理，合同的当事人有权在合同中约定解除合同的条件，或者经由事后的协议解除业已生效的合同，或者法律规定的事由出现时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保险法》中由投保人享有合同的解除权的规定无疑是对合同法一般原理的遵循。为在保险合同的稳定性与被保险人利益保护间创设平衡点，日本《保险法》增加了被保险人合同解除请求权的制度规定被保险人有解除合同的请求权，该请求并不直接导致保险合同效力的终止，如果投保人不解除合同，被保险人可以提起以投保人为被告的“以裁判代替债务人的意思表示”的诉讼，通过法院的裁判获得确定判决，以此代替投保人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4］(P33)日本《保险法》的这种做法，实际上与在投保人与被保险人关系发生变化时直接赋予被保险人合同的解除权无异，从而将被保险人的权利延伸到影响合同效力的体系中来这种做法深具合理性：投保人以他人生命缔结保险合同的场合，被保险人的生命权是保险合同的标的，出于尊重被保险人人身权、维护被保险人生命利益以及防范道德危险的考量，投保人享有的保险合同解除权应当受到被保险人的制约。
一方面，人寿保险合同的长期性决定了当事人会出现基于情势变化产生解除合同的需求。投保人行使合同解除权解除保险合同时，被保险人的保险金受领权因之消失。人寿保险合同多以被保险人的年龄为基础订立，被保险人年龄越大，发生死亡的几率越大，投保的保险费率也越高出于控制风险的考量，被保险人超过一定年龄的，寿险公司甚至不予承保。可见，投保人任意行使保险合同解除权会侵害被保险人的利益。
另一方面，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关系的变化可能导致投保人订约时存在的保险利益其后丧失，比如夫妻关系的终结。此时，如果投保人不解除合同，保险合同继续有效，无疑会对被保险人的生命构成极大的威胁，增加道德危险发生的几率。如果直接赋予被保险人解除合同的权利，又会与投保人的利益及其当事人地位发生冲突，造成合同解除权享有主体与合同主体不同一的矛盾。
五、被保险人与保险合同各要素的关系特质
(一)被保险人与保险标的的关系特质
被保险人可以概括为其财产利益或生命、身体、健康等受保险合同保障的人，被保险人与保险标的的关系可见一斑。在财产保险合同中，被保险人与保险标的的关系体现为被保险人是财产保险合同标的的权利人。在现行的法律体系内，这些权利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种：第一、现有利益；第二，基于现有利益产生的期待利益；第三，基于某一法律上权利基础而产生的期待；［5］(P21)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的利益关系直接影响和决定了被保险人在财产保险合同中的权利和义务。财产保险中，遵循填补损害的原则，保险目的即是填补发生保险危险时实际遭受损失之人的损害。投保人虽然是保险合同的当事人，但在发生保险事故时未必是实际遭受损失之人。利之所在，损害之所在，保险人向被保险人给付保险金符合保险的存在目的而保险合同的订立以保险标的危险的评估为基础，所以《保险法》中规定被保险人和投保人一并承担旨在揭示保险标的危险状态的如实告知义务。保险合同的存续以保险标的危险范围的维持为保障，对被保险人减灾防损义务的规定即是控制危险程度的措施。至于被保险人危险发生的通知义务等均以保险金请求权的实现为目的。
在人身保险合同中，被保险人的生命和身体是保险合同的标的。各国立法对投保人与被保险人的保险利益关系规定存在差异：一种是同意主义立法，规定投保人以他人生命或身体投保必须经过该人的同意；一种是保险利益主义立法，规定投保人对一定范围之内人具有保险利益，在投保非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的人身保险时不必经过被保险人的同意，即可直接投保。我国采取的是第二种立法方式，一般的人身保险合同投保人具有保险利益的可以直接投保，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人身保险合同须征得被保险人的同意。这样的规定避免了简单的同意主义立法程序上的繁琐与不便，对倡导社会主义道德发扬人与人之间的互助与友爱精神起到积极的导向作用，同时也兼顾了对被保险人人身权的尊重与道德危险的防范。但是，这种立法易于使人产生错误的认识，即认为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生命和身体具有保险利益实质上，被保险人的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属于被保险人的专属权利，法律无由规定这些权利转归他人所有保险法中有关投保人对一定范围人员具有保险利益的规定仅仅是出于法律对被保险人真实意思的推定，即认为一定范围的被保险人具有让渡以自己生命或身体投保权利的意思，
(二)被保险人与保险金请求权的关系特质
在财产保险合同中，填补损害的保险原则决定保险事故发生时遭受损失之人为保险金受领人，被保险人与保险标的之间的利害关系决定了被保险人(而非投保人)是实际遭受损失之人，因而保险金请求权应当属于被保险人。在人身保险合同中，保险金的给付来源于保险费的累积而投保人是订立保险合同缴纳保险费的人。同时，人身保险合同以被保险人的生、老、死、葬为保险责任，保险金的给付以被保险人的生命、身体状况为条件。保险金请求权属于投保人抑或属于被保险人?我国现行立法并无明确规定。依据合同法的一般原理，作为合同当事人的投保人应当具有保险金请求权，但人身保险合同的特性决定了该合同利益的归属主体与合同的订立主体并不同一。在被保险人生存的场合，被保险人虽然通过同意或者法律规定的方式让渡了以其身体投保的权利，但这种让渡包含了自己受益的内容基于防范道德危险的目的，应推定投保人具有使被保险人受益的意思。如此，人身保险合同订立的基础方符合被保险人人身权的保护以及公序良俗的需要。可见，在被保险人生存的场合，人身保险合同的保险金请求权非被保险人莫属，其他人(包括投保人)均无由享有保险金请求权在被保险人死亡的场合，保险金的归属表面属于受益人，受益人对保险金的取得属于依法律规定的原始取得。但是，受益人的指定和变更权掌控在被保险人手中，投保人对受益人的指定和变更均须取得被保险人的同意方可生效。可见，保险金请求权的享有主体以被保险人的意思表示决定，即被保险人享有以生前意思决定保险金享有主体的权利，与被保险人对其遗产的处分类似在无适格受益人时，保险金归入被保险人的遗产(而非投保人的遗产)。可见，法律倾向于将被保险人规定为保险金的享有主体，惟顾及投保人订立保险合同缴纳保险费的保险合同当事人地位，未予以明示而已。
(三)被保险人与投保人的关系特质
在财产保险合同中，被保险人与投保人的关系不在保险合同的考察之列，被保险人与投保人的原因关系亦不影响财产保险合同的效力。追究其中就里，无非商贸上之联系与人情上之赠与在人身保险合同中，被保险人与投保人的关系依法明示，或为情感上至亲之人，或为金钱上联系紧密之人。以防止为初衷的保险利益原则在英国《1774人身保险法》，通常称为《反法案》中表述为：人身保险合同的订立，以投保人对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为条件，否则该合同无效。而这种保险利益除投保人对自己的生命外，以“被保险人的死亡造成其法定或事实上财产权利的实际或可能的丧失或减少”［6］(P22)为标准。我国《保险法》未规定这一标准，所列举具有保险利益的人员涉及情感上的联系也涉及经济上的联系。
(四)被保险人与受益人的关系特质
被保险人对受益人的指定和变更源于被保险人的意思表示自治，法无规制必要。除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保险法以外，世界各国保险法均未规定受益人对被保险人须有保险利益。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之间的保险利益规定已经能够实现禁止与防范道德危险的功能，并无必要对受益人附加保险利益的限制，应当将其决定权完全交由被保险人。
(五)被保险人与保单所有人的关系特质
保单签发后，对保单拥有所有权的个人或组织为保单所有人。财产保险合同中，保单没有现金价值，以自己的财产投保的，投保人自己即为保单所有人；以他人财产投保的，被保险人为保单所有人。很多人身保险合同具有储蓄性，保险单具有现金价值，可能出现基于保单财产性的转让或质押。如此，保单所有人可以是受益人，也可以是被保险人，还可以是除受益人、被保险人以外的任何人。
六、被保险人与第三人利益合同中第三人的比较
依据合同法的一般理论，合同的相对性决定了合同的当事人是合同权利义务的承受者，其他主体一般不享有合同权利，也不承担合同义务，只有合同一方当事人能基于合同向对方提出请求或提起诉讼。作为合同相对性原则的例外——第三人利益合同虽然被许多学者称为第三人利益合同的典型代表，保险合同中的被保险人与第三人利益合同中的第三人在权利义务设置上存在诸多不同。
被保险人对保险合同的订立有参与的权利，在一定条件下，保险合同的生效以被保险人的同意为要件。第三人利益合同中的第三人不是缔约当事人，不必在合同上签字，不需通过其人参与缔约。被保险人除了享有保险金请求权之外，必须承担许多义务，其中既包括先合同义务(如实告知义务)，也包括合同义务。(保险事故发生的通知义务等)，还包括法定义务(减灾防损的义务以及危险增加的通知义务等)。第三人利益合同中的第三人只享有权利，不承担义务。被保险人享有的保险金请求权并非源于投保人的指定，而是源于保险法的直接规定，并且这种请求权可以经由对受益人的指定而归被保险人以外的受益人享有。同时，在没有适格受益人的情况下，保险金作为被保险人的遗产由被保险人的继承人继承第三人利益合同中的第三人享有的受益权是受合同当事人指定的，只能由该第三人享有，不能任意转让和继承。以被保险人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人身保险合同的订立必须事先征得被保险人的同意第三人利益合同的订立事先无需通知或征得第三人的同意。④
综上可见：被保险人在保险合同中享有广泛的权利，是保险合同利益的最终归属者，也是对保险合同标的拥有保险利益的人。同时，除了缴纳保险费的义务之外，被保险人需承担保险合同中广泛的义务。被保险人的权利和义务体系几乎涵盖了保险合同中的所有权利和义务，将被保险人简单的视为第三人利益合同的第三人显然不能适应被保险人的利益需求，也无法满足保险法对被保险人偏重保护的立法目标。与投保人相比，被保险人不享有解除保险合同的权利，也不享有保险合同解除后追回保险单现金价值的权利。但日本《保险法》中新增的被保险人解除保险合同的请求权，将被保险人的权利扩张到影响保险合同效力的体系中来如果说某一主体的法律地位是由该主体的权利义务反映和决定的，那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被保险人已经具备了超出一般合同第三人的类当事人地位。
参考文献：
［1］［日］石山卓磨.《现代保险法》［M］．东京：成文堂，2005．
［2］林群弼．《保险法论》［M］．台北：三民书局，2006．
［3］江朝国．《保险法基础理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4］孙祁祥．《保险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被保险人范文篇3
最近，最高人民法院就新的《人身损害赔偿标准》是否适用于2004年5月1日以前签发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合同作出了明确的答复：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投保人和保险公司在机动车辆保险合同中有关“保险人按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规定的人身损害赔偿范围、项目和标准，在责任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的约定只是保险公司应承担的赔偿责任的计算方法，而不是强制执行的标准，它不因《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的失效而无效。保监会有关负责人认为该《答复》有利于减少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理解分歧和法律纠纷，有利于法律环境变更后新旧衔接与平稳过渡，对保护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起到了积极作用。笔者以为该《答复》有值得商榷之处，理由如下：
一、违反了责任保险的基本原理。责任保险的保险标的是对第三者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机动车辆第三者责任险属于责任保险的范围，《保险法》第50条第2款规定，责任保险是指以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可见责任保险的保险标的是对第三者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据此《答复》，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赔偿适用《人身损害赔偿标准》；保险人对被保险人赔偿适用《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从而产生了在责任保险赔偿中采用“二元制”法律标准来处理对第三者赔偿责任的“奇特现象”，违反了责任保险的基本原理，也损害了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
二、违反了废法不再适用的原则。废法不再适用，这是任何一个法制国家应当遵循的。我国有关法律明确规定，《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自2004年5月1日起废止，而最高人民法院“创造性”地指出：投保人和保险公司在机动车辆保险合同中有关“保险人按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规定的人身损害赔偿范围、项目和标准，在责任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的约定只是保险公司应承担的赔偿责任的计算方法，而不是强制执行的标准，它不因《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的失效而无效。该《答复》有两点不足：一是最高人民法院居然为格式合同设置废法仍然适用原则，其实质是在维护保险人的“合法利益”，其后果是严重地损害了被保险人的合法利益。保险人就可以据此“尚方宝剑”来糊弄被保险人。二是最高人民法院既然认为《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不是强制执行标准，而是保险人应承担赔偿责任的计算方法。国家审判机关以答复的形式为保险人开创了责任保险可以不依据法律来作为其承担赔偿责任的“先河”，实属“创举”，为责任保险设置了新的保险标的，即责任保险的保险标的是以保险人在保险合同中规定的赔偿标准来履行对被保险人的赔偿责任，不再是第三者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从而全面否认了受害之第三人对保险人的直接赔偿请求权。
通过以上分析，既然该《答复》不合法理，保险人就应当严格按照现行法律来处理保险理赔事项。但依据大数法则，由于法律的变化，使得保险人承担了过多的风险，有可能影响到其稳健经营，对此保险人可以向所有投保的被保险人告知这一情况，要求被保险人补缴保险费，在被保险人不愿补缴保险费时，保险人可以行使合同解除权来防范风险，而切不可采用《答复》来承担应尽的赔偿责任。而对于今年5月1日后，保险人履行告知义务前发生的事故，保险人仍应按新的《人身损害赔偿标准》来承担赔偿责任。
被保险人范文篇4
摘要：以被保险人的存在场合及确定为研究起点，归纳被保险人权利义务的设置。追踪被保险人权利的立法新发展，揭示被保险人与保险利益以及保险合同利益的关系。被保险人存在于保险合同各个要素的关系之中，对其法律地位的探讨以被保险人与其他要素之间的关系特质为外延。同时，以被保险人与一般第三人利益合同中的第三人比较，界定被保险人特殊的法律地位。
《保险法》于2009年2月28日修改并已经开始实施，这次对保险合同法部分的修改与日本2008年保险法从商法典中分离出来成为单独的部门法在时间上比较接近，日本《保险法》立法原则中包含的“强化对投保人方的保护”与我国《保险法》修改中“对被保险人的保护理念相映成趣”。二者虽然在具体制度上包含很多方面的规定，但均涉及到被保险人的法律地位界定这一问题。被保险人是保险合同中特殊的主体，在合同法领域难寻与之对应的主体制度。被保险人的法律地位问题虽然广有提及，但向来缺乏理论层面深入而系统的关注，导致了规范层面缺乏必要的理论支撑。从被保险人的权利义务角度观之，几乎涵盖全部保险合同权利义务的制度设置凸显被保险人的特殊地位；从与保险合同其他诸要素的关系角度观之，被保险人处于保险合同各个要素的核心；从与合同法的基本理论衔接及比较角度观之，被保险人与第三人利益合同中的第三人差异颇大。
一、被保险人存在场合及确定方
被保险人在人身保险合同与财产保险合同的存在情况并不相同。
(一)财产保险中的被保险人
在财产保险合同中，存在投保人与被保险人同一的情况，即投保人为自己利益保险，也存在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不同一的情况，即投保人为他人利益保险，比如海、陆、空的旅客运送业和仓库业的财产保险合同。另外，以第三人为被保险人的财产保险还经常发生在国际贸易中，比如以CIF为条件的交易。
(二)人身保险合同中的被保险人
人身保险中存在投保人以自己的生命投保的情况，也存在投保人以他人生命投保的情况，被保险人是以其生命作为保险合同标的的人。与财产保险中的被保险人不同，除了被保险人与保险合同标的之间的保险利益要求之外，人身保险中的被保险人与投保人之间有保险利益的要求。
(三)被保险人的确定方式
被保险人必须在保险合同中做出明确规定，确定的方式包括以下几种：
其一，明确列明被保险人的姓名或名称被保险人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法人。(法人无生命健康可言，人身保险合同的被保险人以自然人为限)被保险人是自然人的，应当在保险合同中载明其姓名。被保险人是法人的，应当在保险合同中载明其名称被保险人可以是一人，也可以是多人，每个被保险人应当一一载明。
其二，以变更合同条款的方式确定被保险人。在保险合同中增加一项变更被保险人的条款，一旦该条款约定的条件成立，候补的主体自动成为被保险人，取得被保险人的地位。比如财产的承租人或者受托人作为候补的被保险人，承租人或受托人变更后取得与原被保险人相同的资格。
其三，以扩展的方式确定被保险人这种方式不直接列明被保险人，也不以排序的方式确定被保险人，而采取扩展的方法，使一定范围的人员都具有被保险人的地位。
二、我国《保险法》被保险人权利义务的规定
投保人是保险合同的当事人，被保险人是保险合同的关系人。［1］(P37)值得注意的是，投保人并非所有时候都是保险合同权利义务的享有者和承担者，在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不同一的情况下，被保险人而不是投保人成为保险合同权利义务设置的核心主体存在被保险人的场合，我国财产保险合同的制度设置抛开了投保人而直接以被保险人为中心展开。财产保险合同的保险利益的有无以被保险人为衡量主体我国《保险法》第48条规定，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的，不得向保险人请求赔偿保险金赋以被保险人维护保险标的安全的义务我国《保险法》第51条规定，被保险人应当遵守国家有关消防、安全、生产操作、劳动保护等方面的规定，维护保险标的的安全赋以被保险人危险增加的通知义务。我国《保险法》第52条规定，在合同有效期内，保险标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被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及时通知保险人赋以被保险人减灾防损的义务我国《保险》57条规定，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应当尽力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或者减少损失。(5)以被保险人为保险人代位权的行使对象我国《保险法》第60条规定，因第三者对保险标的的损害而造成保险事故的，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为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
在人身保险合同中，基于被保险人的存在，产生一系列不同于财产保险合同的制度设置人身保险中，投保人对作为标的的被保险人的生命和健康必须具有保险利益各国保险法中对于投保人具有保险利益的被保险人的范围采取不同的立法方式：列举主义立法、同意主义立法以及列举主义和同意主义结合立法。我国采取第三种方式，即法律直接规定投保人对一定范围的人员具有保险利益，同时规定经过被保险人同意的也视为具有保险利益。订立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人身保险合同须经被保险人同意。依据我国《保险法》第34条第1款规定，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未经被保险人同意并认可保险金额的，合同无效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人身保险合同的转让和质押须经被保险人同意。依据我国《保险法》第34条第2款规定，按照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所签发的保险单，未经被保险人书面同意，不得转让和质押。被保险人拥有指定和变更受益人的权利，投保人对受益人的指定和变更须经过被保险人的同意。人身保险合同中的受益人由被保险人和投保人指定和变更，但投保人对受益人的指定和变更必须经过被保险人的同意。①被保险人享有保险金的最终归属权。如果没有指定受益人，或者受益人指定不明无法确认；受益人先于被保险人死亡，没有其他受益人；受益人依法丧失受益权或者放弃受益权，没有其他受益人的，保险金作为被保险人的遗产。②
由上可见，被保险人在保险合同中享有广泛的权利，具有广泛的义务。被保险人的权利可以概括为以下方面：被保险人对保险合同签订的同意权；被保险人指定、变更受益人的权利；被保险人请求保险金的权利；被保险人同意投保人指定或变更受益人的权利；被保险人的义务包括：如实告知义务；减灾防损义务；危险增加通知义务；危险发生通知义务。可见，保险合同中除缴纳保险费的义务外几乎所有的权利和义务主体都包含被保险人。
三、被保险人权利义务设置的原因
从保险合同订立的终极目的——受领保险金这一结果观察，保险合同利益最终归结为保险金的请求权上，任何其他的权利义务设置均服务于这一核心权利的实现。在保险合同构筑的权利体系中，保险金请求权居于核心地位。对被保险人权利义务渊源的判断应该以其对保险金请求权的享有情况作为重要标准。
保险利益是被保险人与保险标的之间的利害关系，被保险人对保险利益的所有者地位应否使其成为保险合同中的系列权利与义务的承受者以及保险合同利益的归属者?这一问题的探究以保险利益为起点，以保险合同利益为终点。保险利益与保险合同利益功能相异：保险利益的核心作用在于防范道德风险③，保险合同利益的核心作用在于彰显保险的保障功能，二者在保险的发展过程中扮演着“卫道士”与“弄潮儿”的角色。在被保险人法律地位这一问题上，二者发生交集。保险利益与保险合同利益的决定关系是前者决定后者抑或后者决定前者?学术界相关论述乏善可陈，依合同法的一般原理：合同标的的归属决定合同利益的归属，合同标的的归属主体享有广泛的合同权利以及合同处分权利。当然，合同标的的归属主体也是合同的订立主体，而在保险合同中，情况较为复杂。合同标的的利益归属于被保险人，被保险人与保险合同的订立主体投保人，基于种种原因不同一，保险合同利益归属于投保人还是被保险人?法律规范的设置似乎倾向于后者，即将合同利益归属于被保险人。这样，与合同的订立者即为合同利益的享有者的一般原理相背离，但是与合同标的的归属者即为合同利益的享有者的主张又保持一致。依笔者拙见，保险利益的归属主体决定保险合同利益的归属主体而非相反，理由如下。
其一，道德危险的防范价值序列居前，保险产生的经济利益位列其后。
以历史的角度，对保险运营过程经济利益的追求是保险业的产生和发展的源动力，道德危险的防范与保险的运营相伴相生。尤其在保险业已经较为成熟的今天，防范道德危险已经成为各国保险立法的基本原则。被保险人存在的场合，对被保险人生命财产安全的保护在立法价值排序上位居前列，而对投保人和保险人经济利益的保护位居其后。被保险人拥有保险利益，而将保险合同利益赋予投保人极易产生道德危险。故此，拥有保险利益的被保险人应当享有保险合同利益。
其二，投保人订立保险合同的目的包含让渡保险合同利益的意思。
投保人作为保险合同的当事人“负有交付保险费之义务，并非必须具有保险利益而于保险事故发生时遭受损害之人。”［2］(P126)财产保险中，投保人订立保险合同，于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取得保险金请求权；人身保险中，投保人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生存的，由被保险人取得保险金，被保险人死亡的，由受益人取得保险金。投保人在订立保险合同之初，已然决定了保险合同利益的最终归属并非自己。可见，投保人以被保险人的财产或人身投保的场合，具有将保险合同利益让渡的主观目的。这种让渡，于财产保险合同中，合同利益的承受人为被保险人；人身保险合同中，合同利益的承受人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受益人与保险人的法律关系只是在被保险人死亡时才发生。”［3］(P57)被保险人生存时，保险合同利益归其所有。综合所有保险类型，法律确立了投保人让渡保险合同利益的主观目的，被保险人为保险合同利益归属的不二人选。
在财产保险中，被保险人作为“损失保险合同上的受益人”拥有保险金请求权。投保人虽然订立保险合同，缴纳保险费，但由于被保险人是财产保险利益的归属主体，保险金的请求权即保险合同利益归被保险人所有。在人身保险中，保险金受领人最终享有保险金的请求权，其与被保险人并非始终同意。不以被保险人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人身保险合同中，保险金的请求权与保险利益的拥有者应该保持一致，否则易于引发害及被保险人生命和身体的道德危险。以被保险人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人身保险合同中，法律直接规定保险金的请求权属于受益人。延及受益人地位的确定——直接或者间接源于被保险人的指定或同意并且，在无适格受益人的场合，保险金归属于被保险人的财产。就此，可以得出对人身保险合同利益归属主体的判断，无论最终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主体为何——被保险人、受益人抑或被保险人的继承人，保险合同利益应归被保险人所有。
保险利益的归属决定保险合同利益的归属，被保险人拥有保险利益，保险合同利益也应归其所有，此为被保险人拥有广泛权利和广泛义务的原因。
四、日本《保险法》中被保险人合同解除请求权的创设
在2008年修改的日本《保险法》中，新增了被保险人合同解除请求权，规定于死亡保险合同、伤害疾病定额保险合同以及伤害疾病损害保险合同缔结后，发生一定事由时，被保险人可以向投保人请求解除该保险合同的权利。《保险法》中并无此规定，保险合同的解除权属于投保人。依据合同法一般原理，合同的当事人有权在合同中约定解除合同的条件，或者经由事后的协议解除业已生效的合同，或者法律规定的事由出现时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保险法》中由投保人享有合同的解除权的规定无疑是对合同法一般原理的遵循。为在保险合同的稳定性与被保险人利益保护间创设平衡点，日本《保险法》增加了被保险人合同解除请求权的制度规定被保险人有解除合同的请求权，该请求并不直接导致保险合同效力的终止，如果投保人不解除合同，被保险人可以提起以投保人为被告的“以裁判代替债务人的意思表示”的诉讼，通过法院的裁判获得确定判决，以此代替投保人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4］(P33)日本《保险法》的这种做法，实际上与在投保人与被保险人关系发生变化时直接赋予被保险人合同的解除权无异，从而将被保险人的权利延伸到影响合同效力的体系中来这种做法深具合理性：投保人以他人生命缔结保险合同的场合，被保险人的生命权是保险合同的标的，出于尊重被保险人人身权、维护被保险人生命利益以及防范道德危险的考量，投保人享有的保险合同解除权应当受到被保险人的制约。
一方面，人寿保险合同的长期性决定了当事人会出现基于情势变化产生解除合同的需求。投保人行使合同解除权解除保险合同时，被保险人的保险金受领权因之消失。人寿保险合同多以被保险人的年龄为基础订立，被保险人年龄越大，发生死亡的几率越大，投保的保险费率也越高出于控制风险的考量，被保险人超过一定年龄的，寿险公司甚至不予承保。可见，投保人任意行使保险合同解除权会侵害被保险人的利益。
另一方面，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关系的变化可能导致投保人订约时存在的保险利益其后丧失，比如夫妻关系的终结。此时，如果投保人不解除合同，保险合同继续有效，无疑会对被保险人的生命构成极大的威胁，增加道德危险发生的几率。如果直接赋予被保险人解除合同的权利，又会与投保人的利益及其当事人地位发生冲突，造成合同解除权享有主体与合同主体不同一的矛盾。
五、被保险人与保险合同各要素的关系特质
(一)被保险人与保险标的的关系特质
被保险人可以概括为其财产利益或生命、身体、健康等受保险合同保障的人，被保险人与保险标的的关系可见一斑。在财产保险合同中，被保险人与保险标的的关系体现为被保险人是财产保险合同标的的权利人。在现行的法律体系内，这些权利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种：第一、现有利益；第二，基于现有利益产生的期待利益；第三，基于某一法律上权利基础而产生的期待；［5］(P21)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的利益关系直接影响和决定了被保险人在财产保险合同中的权利和义务。财产保险中，遵循填补损害的原则，保险目的即是填补发生保险危险时实际遭受损失之人的损害。投保人虽然是保险合同的当事人，但在发生保险事故时未必是实际遭受损失之人。利之所在，损害之所在，保险人向被保险人给付保险金符合保险的存在目的而保险合同的订立以保险标的危险的评估为基础，所以《保险法》中规定被保险人和投保人一并承担旨在揭示保险标的危险状态的如实告知义务。保险合同的存续以保险标的危险范围的维持为保障，对被保险人减灾防损义务的规定即是控制危险程度的措施。至于被保险人危险发生的通知义务等均以保险金请求权的实现为目的。
在人身保险合同中，被保险人的生命和身体是保险合同的标的。各国立法对投保人与被保险人的保险利益关系规定存在差异：一种是同意主义立法，规定投保人以他人生命或身体投保必须经过该人的同意；一种是保险利益主义立法，规定投保人对一定范围之内人具有保险利益，在投保非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的人身保险时不必经过被保险人的同意，即可直接投保。我国采取的是第二种立法方式，一般的人身保险合同投保人具有保险利益的可以直接投保，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人身保险合同须征得被保险人的同意。这样的规定避免了简单的同意主义立法程序上的繁琐与不便，对倡导社会主义道德发扬人与人之间的互助与友爱精神起到积极的导向作用，同时也兼顾了对被保险人人身权的尊重与道德危险的防范。但是，这种立法易于使人产生错误的认识，即认为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生命和身体具有保险利益实质上，被保险人的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属于被保险人的专属权利，法律无由规定这些权利转归他人所有保险法中有关投保人对一定范围人员具有保险利益的规定仅仅是出于法律对被保险人真实意思的推定，即认为一定范围的被保险人具有让渡以自己生命或身体投保权利的意思，
(二)被保险人与保险金请求权的关系特质
在财产保险合同中，填补损害的保险原则决定保险事故发生时遭受损失之人为保险金受领人，被保险人与保险标的之间的利害关系决定了被保险人(而非投保人)是实际遭受损失之人，因而保险金请求权应当属于被保险人。在人身保险合同中，保险金的给付来源于保险费的累积而投保人是订立保险合同缴纳保险费的人。同时，人身保险合同以被保险人的生、老、死、葬为保险责任，保险金的给付以被保险人的生命、身体状况为条件。保险金请求权属于投保人抑或属于被保险人?我国现行立法并无明确规定。依据合同法的一般原理，作为合同当事人的投保人应当具有保险金请求权，但人身保险合同的特性决定了该合同利益的归属主体与合同的订立主体并不同一。在被保险人生存的场合，被保险人虽然通过同意或者法律规定的方式让渡了以其身体投保的权利，但这种让渡包含了自己受益的内容基于防范道德危险的目的，应推定投保人具有使被保险人受益的意思。如此，人身保险合同订立的基础方符合被保险人人身权的保护以及公序良俗的需要。可见，在被保险人生存的场合，人身保险合同的保险金请求权非被保险人莫属，其他人(包括投保人)均无由享有保险金请求权在被保险人死亡的场合，保险金的归属表面属于受益人，受益人对保险金的取得属于依法律规定的原始取得。但是，受益人的指定和变更权掌控在被保险人手中，投保人对受益人的指定和变更均须取得被保险人的同意方可生效。可见，保险金请求权的享有主体以被保险人的意思表示决定，即被保险人享有以生前意思决定保险金享有主体的权利，与被保险人对其遗产的处分类似在无适格受益人时，保险金归入被保险人的遗产(而非投保人的遗产)。可见，法律倾向于将被保险人规定为保险金的享有主体，惟顾及投保人订立保险合同缴纳保险费的保险合同当事人地位，未予以明示而已。
(三)被保险人与投保人的关系特质
在财产保险合同中，被保险人与投保人的关系不在保险合同的考察之列，被保险人与投保人的原因关系亦不影响财产保险合同的效力。追究其中就里，无非商贸上之联系与人情上之赠与在人身保险合同中，被保险人与投保人的关系依法明示，或为情感上至亲之人，或为金钱上联系紧密之人。以防止为初衷的保险利益原则在英国《1774人身保险法》，通常称为《反法案》中表述为：人身保险合同的订立，以投保人对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为条件，否则该合同无效。而这种保险利益除投保人对自己的生命外，以“被保险人的死亡造成其法定或事实上财产权利的实际或可能的丧失或减少”［6］(P22)为标准。我国《保险法》未规定这一标准，所列举具有保险利益的人员涉及情感上的联系也涉及经济上的联系。
(四)被保险人与受益人的关系特质
被保险人对受益人的指定和变更源于被保险人的意思表示自治，法无规制必要。除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保险法以外，世界各国保险法均未规定受益人对被保险人须有保险利益。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之间的保险利益规定已经能够实现禁止与防范道德危险的功能，并无必要对受益人附加保险利益的限制，应当将其决定权完全交由被保险人。
(五)被保险人与保单所有人的关系特质
保单签发后，对保单拥有所有权的个人或组织为保单所有人。财产保险合同中，保单没有现金价值，以自己的财产投保的，投保人自己即为保单所有人；以他人财产投保的，被保险人为保单所有人。很多人身保险合同具有储蓄性，保险单具有现金价值，可能出现基于保单财产性的转让或质押。如此，保单所有人可以是受益人，也可以是被保险人，还可以是除受益人、被保险人以外的任何人。
六、被保险人与第三人利益合同中第三人的比较
依据合同法的一般理论，合同的相对性决定了合同的当事人是合同权利义务的承受者，其他主体一般不享有合同权利，也不承担合同义务，只有合同一方当事人能基于合同向对方提出请求或提起诉讼。作为合同相对性原则的例外——第三人利益合同虽然被许多学者称为第三人利益合同的典型代表，保险合同中的被保险人与第三人利益合同中的第三人在权利义务设置上存在诸多不同。
被保险人对保险合同的订立有参与的权利，在一定条件下，保险合同的生效以被保险人的同意为要件。第三人利益合同中的第三人不是缔约当事人，不必在合同上签字，不需通过其人参与缔约。被保险人除了享有保险金请求权之外，必须承担许多义务，其中既包括先合同义务(如实告知义务)，也包括合同义务。(保险事故发生的通知义务等)，还包括法定义务(减灾防损的义务以及危险增加的通知义务等)。第三人利益合同中的第三人只享有权利，不承担义务。被保险人享有的保险金请求权并非源于投保人的指定，而是源于保险法的直接规定，并且这种请求权可以经由对受益人的指定而归被保险人以外的受益人享有。同时，在没有适格受益人的情况下，保险金作为被保险人的遗产由被保险人的继承人继承第三人利益合同中的第三人享有的受益权是受合同当事人指定的，只能由该第三人享有，不能任意转让和继承。以被保险人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人身保险合同的订立必须事先征得被保险人的同意第三人利益合同的订立事先无需通知或征得第三人的同意。④
综上可见：被保险人在保险合同中享有广泛的权利，是保险合同利益的最终归属者，也是对保险合同标的拥有保险利益的人。同时，除了缴纳保险费的义务之外，被保险人需承担保险合同中广泛的义务。被保险人的权利和义务体系几乎涵盖了保险合同中的所有权利和义务，将被保险人简单的视为第三人利益合同的第三人显然不能适应被保险人的利益需求，也无法满足保险法对被保险人偏重保护的立法目标。与投保人相比，被保险人不享有解除保险合同的权利，也不享有保险合同解除后追回保险单现金价值的权利。但日本《保险法》中新增的被保险人解除保险合同的请求权，将被保险人的权利扩张到影响保险合同效力的体系中来如果说某一主体的法律地位是由该主体的权利义务反映和决定的，那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被保险人已经具备了超出一般合同第三人的类当事人地位。
参考文献：
［1］［日］石山卓磨.《现代保险法》［M］．东京：成文堂，2005．
［2］林群弼．《保险法论》［M］．台北：三民书局，2006．
［3］江朝国．《保险法基础理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4］孙祁祥．《保险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被保险人范文篇5
原告陈文某
被告中国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漳平支公司
1998年11月29日，原告陈某（投保人）为妻子游某（被保险人）与被告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漳平市支公司（保险人）签订了一份《重大疾病终身保险合同》（98版），交费期20年，缴费方式为处每年交费928元，保险金额20000元。合同还对责任免除条款作了约定，其中第四项“被保险人在本合同生效（或复效）之日起二年内自杀”作为保险人（即被告）不负保险责任一项条款，另外合同还对首期后保险费的缴付、宽限期间及合同效力中止、合同效力恢复作了约定说明。同时双方还签署了一份客户保障声明书，其中声明“业务员已对您（投保人）如实讲解了保险条款，您对保险条款中列明的保险责任和责任免除规定已完全了解。”
1998年11月30日原告依合同交付了首期保险费，于2000年1月5日交纳第二期保费。在合同约定第三期保费交纳时间到达时及宽限期间内，原告因客观原因，未按期交第三期保费，造成该保险合同效力中止。2001年7月26日原告向被告申请保单复效，被告于当日同意复效，当日原告向被告补交了第三期保费及逾期利息。
2002年9月16日被保险人游某因家庭问题于凌晨在家中自杀身亡。2002年9月23日原告向被告申请理赔，要求给付游某的死亡保险金。被告认为游某的自杀发生在保单复效之日起二年内，根据重大疾病终身保险条款规定，本案不属保险责任。故被告于2002年11月18日向原告发出拒赔通知书，不同意给付死亡保险金，只同意给付退费金3712元，保险合同效力终止。原告以被告对免责条款未对其履行告知义务，该免责条款对原告不具有法律效力为由。于2002年12月23日向漳平市人民法院起诉，要求被告给付游某的死亡保险金6万元及利息。
二、分歧：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围绕案件定性形成二种意见：
第一意见认为：1、该保险合同条款中“在合同生效”之后另有括号内注明“或复效”三个字，不合法律规定，不具有法律效力……2、漳平寿险公司在履行保险合同时，对“被保险人在本合同生效（或复效）之日起二年内自杀”的免责条款的解释条款未尽明确告知义务，故该条款不产生效力。
第二意见认为，被告有提供了投保单及告知事项和客户保障声明书，其中内容均有告知说明，且原告也认可了通过签名形式来明确免责条款的内容，故可认定被告对免责条款已向原告履行了告知义务，其责任免除条款有效。另外《保险法》第六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属任意性条款，保险人是否赔偿取决于双方对合同的约定，现该合同条款第五条第一款第四项“被保险人在本合同生效（或复效）之日起二年内自杀”作为免责条款，把生效之日二年内与复效之日二年内作为并列情形予以约定，即把被保险人在复效之日起二年内自杀作为保险人的除外责任，是不违反法律规定的。因此该条款是有效条款。笔者赞同第二意见。
三、评议
本案存在两个争议焦点：1、保险公司是否尽了告知义务？2、保险条款第五条第一款第四项“被保险人在本合同生效（或复效）之日起二年内自杀”中的“复效之日起二年内自杀”的免责条款是否有效？
对于第一个焦点，保险公司是否尽了告知义务？
由于投保人与保险公司在订立合同时，已签署一份客户保障声明书，其中声明“业务员已对您（投保人）如实讲解了保险条款，您对保险条款中列明的保险责任和责任免除规定已完全了解。”这表明双方在订立合同时，保险人是通过书面方式履行了对免责条款的“明确说明”告知义务，且投保人也认可了通过签名形式来明确表示自己了解免责条款的内容。保险公司的告知行为符合《保险法》第十八条规定：“保险合同中规定有关于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的，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应当向投保人明确说明，未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中的法定义务。
有人认为单凭一份客户保障声明书无法说明保险公司是如何履行告知义务？笔者认为“如何履行告知义务”是一个客观事实发生的过程，该客观事实的发生过程是双方当事人对订立合同蹉商的过程。而蹉商主要以口头方式进行，且双方的蹉商过程也是双方认知过程，认知过程是人对事物的理性认识。当保险公司告知合同条款及免责条款时，投保人能否理解只能通过疑问方式提出，由保险公司用口头予以解答的形式表现出来。双方当事人对蹉商过程可以通过录音、录像形式予以定格，作为将来发生争议的证据来使用。由于法官在审理案件不可能对所有客观事实都能查清，只能知道以现有证据形式表现的法律事实。本案的法律事实是以双方订立的保险合同条款和客户保障声明书予以体现。双方通过订立合同和签署声明书来表明事实发生的结果。现被告举证证明其以书面形式履行了告知义务，履行了法律规定的举证义务，如果投保人认为未尽明确的说明告知义务，就应提供如音像资料、证人证言等证据来证明。而投保人在法庭上未提出上述证据，因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因此本案不存在因保险公司未履行告知义务而导致免责条款不产生效力的情形。
对于第二个焦点，保险条款第五条第一款第四项“被保险人在本合同生效（或复效）之日起二年内自杀”中的“复效之日起二年内自杀”的免责条款是否有效？
1、本案合同存在复效情形。
由于本案保险合同的条款同时对首期后保险费的缴付、宽限期间有合同效力中止、合同效力恢复作了约定。所谓的宽限条款是指对到期未支付保险费的投保人，法律上提供一定的宽限期让其补缴保险费，否则合同效力中止。在保险合同中止后，如果投保人希望恢复合同效力，则应在规定的期间内补交保费，则保险单恢复效力，此即复效条款。复效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1、必须由投保人向保险人正式提出申请并达成协议；2、被保险人须符合投保条件，一般要求提供体格检验书或健康证明书；3、被保险人应一次交清失效期间的保险费。复效即指恢复合同效力。本案合同是约定分期支付保费。原告在合同成立时支付了首期保费、第二期保费后，由于在第三期保费交付到达时及约定宽限期60日超过时未及时交付，造成合同中止，后原告向被告申请效力，双方达成了协议，原告补交保险费后，合同效力恢复。因此，本案合同存在复效情形。
2、“复效之日起二年内自杀”的免责条款不存在显失公平、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等情形而导致无效。
被保险人范文篇6
首先，保险法第六十四条在实践中有不能应对之情况
比如在人身保险理赔中，当被保险人死亡后，保险法第六十四条中所规定的三种情形同时出现后，而被保险人又没有任何法定继承人的情况下，如果按照此条的规定，必须按照法定继承方式处理保险金，保险人将找不到任何接受保险金的人。由于按照保险法的规定只有被保险人和受益人才享有保险金请求权，如果没有无因管理发生，必然导致没有人向保险公司索赔，保险公司也不用赔付保险金，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明显构成不当得利；又由于保险法规定人寿保险的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保险人请求给付保险金的权利，自其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五年不行使而消灭，所以一旦五年的除斥期间一过，最终这笔钱将变成保险人的合法财产。而按照继承法的规定，无人继承又无人受赠的遗产归国家所有；死者生前是集体所有制组织成员的，归所在集体所有制组织所有，这样按照继承法本该属于国家或者集体所有的财产最终落入保险人的腰包，损害了国家或者集体的利益。所以，保险法第六十四条规定按照法定继承处理作为遗产的保险金，必然导致司法实践中一些漏洞的产生。
其次，该条做了继承法该做的事情，规定了不该规定的内容，超越了继承法
根据该条规定，保险金是被保险人的遗产，既然是“遗产”，就应该直接适用继承法的现成规定，因为我国继承法是全国人大制定的处理公民遗产的专门性法律，其效力远高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保险法，故继承法应当优先于保险法适用于对一切遗产的处理。我国继承法明确规定了公民死亡后遗产转移给他人的方式主要有法定继承、遗嘱继承、遗赠三种。此外，继承法还规定了另外三种遗产转移形式：其一，符合《继承法》第十四条规定的继承人以外的人可以分得遗产；其二，公民可以与他人订立遗赠抚养协议，从而转移公民死亡后的遗产；其三，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的遗产，归国家或集体所有制组织所有。可见，该条规定明显缩小、限制了继承法所规定的遗产处理方式。
保险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还侵犯了公民处理自己遗产的权力，严重违反了私法自治的原则。选择哪种方式处理自己的遗产完全是被继承人自己的自由，处理遗产权作为公民的一项私权力，按照司法自治的原则，被继承人在此问题上只要不违反继承法就有绝对的处分权，不受任何干涉，他可以选择遗嘱方式处分遗产，也可以选择遗赠抚养协议的方式，而且相对于法定继承都有优先的效力。当被继承人生前没有遗嘱或签订遗赠抚养协议时，才能按照法定继承处理这种一般方式处理遗产。但保险法第六十三条明确规定以法定继承这种在处理遗产的方式中效力并非最先的一般性方式，作为唯一的处理作为公民遗产的保险金的方式，存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相抵触的严重情形，他否定了被保险人按遗嘱继承和遗赠以及遗赠抚养协议等方式处分自己遗产的权利，使被保险人同时又是投保人之遗产（保险金）只能向其继承人按法定继承处理，以对保险人的义务性规定大大限制了公民的遗产处分权，从而大大缩小了被保险人处分自己遗产（保险金）的权利。实践中有人立遗嘱吃力作为自己遗产的保险金，但遭到法院否定
那么，到底该如何处理这种矛盾冲突呢？笔者认为，首先从保险法与继承法的效力级别来说，前者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后者为全国人大制定，故从制定机关判别后者效力高于前者，二者发生冲突时显然应当适用后者作为处理依据。保险法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一般性法律，是不能违背作为全国人大制定的具有基本法地位的继承法的，效力级别低的法必须与效力级别高的法的基本原则保持一致，决不能有抵触，否则该低级法的相关规定无效。
同时，尽管保险法与继承法在对作为遗产的保险金的处理上有特别法与一般法的关系，但必须首先服从效力级别的规定，只有效力级别相同时特别法才能优于一般法。所以，在处理作为遗产的保险金的问题上，毫无疑义地应当以继承法作为法律依据，这样保险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就必须修改完善，使其与继承法保持一致，可见，保险法第六十四条有修改之必要。
第三、该条文的修改应当能够弥补以上不足从而趋于完善合理
被保险人范文篇7
日前，看到最高人民法院最近公布的王连顺诉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永顺县支公司保险合同纠纷案，读后深有所感：
“1995年10月，原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永顺县支公司为本单位6名女职工（包括原告王连顺之妻陈晓兰）投保妇科癌病普查保险，投保人和保险人均为永顺县保险公司，被保险人和受益人是这6名女职工，保期三年，保险金额1万元，保费每人40元。该保费由永顺县保险公司工会经费中出资一次交清。
1996年6月，原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永顺县支公司分立为人寿保险公司和财产保险公司，陈晓兰被分到被告永顺人保工作。1997年7月，陈晓兰从永顺人保调往中国平安保险公司吉首分公司工作。同年8月5日，永顺人保作出业务批单，以陈晓兰不具有可保利益为由解除了保险合同，但没有书面通知陈晓兰。1998年1月，医院诊断陈晓兰患癌症，后又经湖南肿瘤医院确诊为子宫膜腺癌。陈晓兰患癌后，曾于1998年1月和5月两次向永顺人保递交了给付保险金的申请。永顺人保以陈晓兰调离后已不具有可保利益，保险合同失效为由，于同年7月21日给陈晓兰下发了保险金拒付通知书。陈晓兰为此于1999年2月8日提起诉讼，同年7月8日因癌症恶化死亡，丈夫王连顺参加诉讼。
湖南省永顺县人民法院认为：通常的合同，由于是签约双方的一致意思表示，所以只要签约双方协商一致，就可以变更或者解除。但是在保险合同中，由于有被保险人加入，合同与被保险人利害相关，因此只有在通知并征求被保险人的意见后，才能决定合同的订立、变更或解除。原告王连顺之妻陈晓兰从被告永顺人保调离后，永顺人保借该人身保险合同为同一人签署的便利，在没有征求陈晓兰意见的情况下，就以业务批单的形式解除合同。此举违背了保险法第十五条的规定，不能发生解除的效力。该法院于1999年8月11日判决：被告永顺人保给付原告王连顺保险金1万元。
一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州中级人民法院指令永顺县人民法院再审。
县法院于2000年5月16日判决：驳回抗诉，维持原判。
永顺人保不服，提出上诉。州中级人民法院经二审后认为：
被保险人范文篇8
[摘要]：人身保险合同中的代签名现象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投保人代被保险人签名；另一种是业务员代客户（投保人、被保险人）签名。合同订立后，被保险人对别人代其签名的行为不予认可，则合同效力不能存续。如按无效合同处理，则在法理和事实上都存在不合理之处。《保险法》第55条应从立法本意上去理解，投保人和保险人对合同效力所提出的异议均不能成立。业务员代客户签名，将严重危及到保险人对抗辩权的行使。对于代签名现象，一方面保险公司应加强管理，规范业务员的展业行为；另一方面应完善《保险法》的相关内容，健全法律规范，以保证保险事业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人身保险合同；合同法；保险法；代签名问题；无效合同；抗辩权
近期，在人身保险合同的签单过程中，因业务员违规操作所产生的代签名问题日渐突出。由于此现象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因此已引起管理层、保险公司和客户的共同关注。日前，保监会为此专门发出通知，要求各保险公司对此问题高度重视，防止和避免这种现象的再度发生。并要求对已经产生的这种问题认真清理，完善手续。代签名现象的存在，使得保险公司与客户签定的这类保险单的合同效力处于一种不确定状态，由此极易造成保险公司与客户在保险合同的效力问题上产生争议，给保险公司的正常经营和保险业的健康发展带来极大的隐患。所谓代签名，主要是指以下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签单时由投保人代被保险人在投保单上签名；另一种情况是签单时业务员自己代客户（投保人、被保险人）在投保单上签名。这两种情况虽有一定差别，却都产生了一个共同的法律后果：由于被保险人未在投保单上签名认可，故而这种保险合同的订立程序存在瑕疵，因此其效力是不确定的，从而给保险合同的履行埋下隐患。合同各方的权力与义务能否得到正常履行，将取决于被保险人在签单后是否认可该合同，并因此产生不同的法律后果。
一、投保人代被保险人签名及其法律后果投保人代被保险人在投保单上签名的现象在目前的保险实务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此种情况的产生主要是因为业务员和投保人法律意识淡薄，对保险合同在法律上的严肃性认识不足所致。这种情况，作为保险合同当事人一方的保险公司来讲，由于在实务操作中是通过其人进行签单的，因而对代签名情况往往无从知晓。从民法的角度讲，投保人代被保险人签名属于一种民事行为，这种由投保人在未经被保险人授权的情况下实施的代签名行为，须经被保险人事后追认方能有效。1999年颁布并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依据合同成立后的效力分为四类：有效合同、无效合同、可撤消的合同和效力待定的合同。显然，人身保险合同中由投保人代被保险人签名的这类合同属效力待定的合同，它的法律归属将取决于被保险人事后是否予以追认。如果被保险人事后认可，并出具书面文件。则合同当然有效；如果被保险人事后拒绝追认，并否认其知情，那么该合同的效力显然难以存续。《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以下简称《保险法》）第55条规定：“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未经被保险人书面同意并认可保险金额的，合同无效。”根据该条款的规定，由投保人代被保险人签名所产生的保险合同，如果被保险人事后声称其不知情，不予追认，视为无效合同。作为规范保险合同行为的特别法，《保险法》本身并未对其第55条所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如何处分作出规定。并且，自《保险法》颁布实施至今，也未有相应的实施细则出台。这样，对于事前未经被保险人授权签名，事后被保险人也不予追认的人身保险合同如何处分，便出现了法律适用的困难。如果依据规范合同行为的一般法-《合同法》的规定，将此作为无效合同进行处分，则无论在法理上还是在事实上都存在不合理之处。首先，新《合同法》中并未将因无权行为产生，事后被保险人又拒绝追认的合同界定为无效合同。该法第48条第1款规定：“行为人没有权、超越权或者权终止后以被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人追认，对被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这里，在被人拒绝追认的情况下，如果人有能力，愿意履行合同，而合同另一方也同意的话，合同就可以有效。反之，如果合同不能转化为人与合同另一方之间的合同，则应由人承担订约责任。在这一点上，《合同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关于的规定在精神上是一致的。《民法通则》第66条规定：“没有权、超越权或者权终止后的行为，只有经过被人的追认，被人才承担民事责任。未经追认的行为，由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由此可以看出，对于效力待定的合同，在因无权而产生，事后被人又不予追认的合同是否界定为无效合同这一问题上，《合同法》与《保险法》之间存在明显差异。再者，《合同法》所称的无效合同因其违反法律法规、目的非法、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从一开始便不具有法律效力，对合同双方也不具有约束力，因此，不须经当事人提出，国家司法机关即可认定其无效，不存在经谁认可后有效的问题。如果将《保险法》所称的无效合同按《合同法》关于无效合同的处分规定进行处分，则于法理上欠妥。其次，在事实上，作为保险人一方的保险公司，一般情况下并不知道投保人代被保险人签名的事实。在投保人如期交纳保险费后，便会按照合同所规定的义务为被保险人承担风险。如果发生保险事故，则按照合同规定进行赔付。这里，不论是否发生保险事故，保险公司均会按合同履行自己的义务。问题在于，当合同已经在事实上履行了相当一段时间之后，在未发生保险事故的情况下，如果被保险人以其未签名，也未授权别人签名为由，对合同的效力提出异议的话，那么，合同效力自然不能存续。如果按《保险法》第55条规定，将其认定为无效合同，并按《合同法》关于无效合同之处分规定进行处分，则显然有失公允。《合同法》第58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消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按照这条规定，保险合同应当将收取的保险费全部退还给投保人，因而，由合同被认定无效所导致的这一结果显然对保险公司不公平。从另一方面来讲，如果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了保险事故，而保险人又知道了被保险人未签名这一事实，在此种情形之下，作为客户一方的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一般不会对合同效力提出异议。但若此时保险公司以被保险人未签名认可为由，主张合同无效，拒绝赔付。这里，如果依据《保险法》第55条的规定认定合同无效，那么保险公司的拒赔主张就当然成立。这一结果，对于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的不公平也是显而易见的。法律的本意在于维护公平和公正，《保险法》第55条的规定其本身的目的在于防止道德风险，保护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但如果简单地按这一条规定将被保险人未签名认可的人身保险合同认定为无效合同，并按《合同法》中关于无效合同的处分规定进行处分，则可能会在消除不公平的同时产生出新的不公平。因此，《保险法》第55条的规定不应简单地从字面意义上去理解，而应该从法理上，从立法本意上去理解。在实务处理上，对于未经被保险人签名和授权的合同，如果被保险人事后不予认可，则应当按照《保险法》第68条的规定予以解除：已交足2年以上保险费的，保险人退还保险单的现金价值；未交足2年保险费的，保险人在扣除手续费后，退还保险费。不难看出，解除合同与认定合同无效的区别之处在于，对合同效力的解除是否溯及既往。解除合同，既保护了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也体现了法律公平、公正的原则。就投保人未经授权代被保险人签名这一行为的性质来讲，这种效力待定的合同，在被保险人未置可否以前，投保人和保险人均无权主张合同无效；被保险人事后明确表示不予认可的，投保人和保险人则应当予以解除。
二、业务员代客户（投保人、被保险人）签名及其法律后果业务员代客户（投保人、被保险人）签名现象的产生主要出于这样一种情况：业务员在签单后回公司交单时，因投保单内容填写有误而进不了单。于是只能重新填写一份并代客户在投保单上签名。这种情形同投保人代被保险人签名一样，保险公司同样是难以觉察的。然而，这种由业务员代客户签名所造成的问题可能产生的争议和纠纷较前一种情形更为复杂和严重。其一，由业务员重新填写并代客户签名的合同，投保人在收到正式保单后，可能会发现投保单上的签名并非自己所签。由于人身保险合同本身所具有的特殊性，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的经济利益往往是一致的。当合同已经履行相当一段时间之后，在未发生保险事故的情况下，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可能会以投保单上的签名并非他们所签为由，主张合同无效，并要求全额退费。从法律的角度看，投保人的主张并不能成立，因为不论投保人在投保单上签名与否，投保人都以其自愿交纳首期保险费及续期保险费的行为，而从事实上认可了保险合同。《合同法》第37条对此作了明确规定：“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在签字或者盖章之前，当事人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被保险人对于其签名行为的否认，由于业务员私下掉换投保单的行为，从而使得认定被保险人是否曾签名认可在事实上变得不可能。并且，由于被保险人在合同中并不履行实际义务，因而也无法从事实上证明被保险人有认可保险合同的行为。由于被保险人对合同效力的异议，合同效力难以存续，在这种情形之下，也应按投保人代被保险人签名的情形处理。如果仅仅是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以投保单上的签名非其本人所签为由对合同效力提出异议，这种争议还不是很难解决，而另一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则要复杂、严重得多。其二，业务员代客户（投保人、被保险人）签名所产生的保单可能严重危及到保险公司作为保险人对抗辩权的行使。订立保险合同的基本原则是最大诚信原则，这一原则要求合同双方在订立合同时必须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保险法》第16条规定：“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保险人对于保险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并不退还保险费；投保人因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严重影响的，保险人对于保险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可以退还保险费。”因此，如果投保人在签单时没有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即便不是故意的，只要其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严重影响，保险公司有权拒绝赔付。然而，由于经业务员更换后的投保单上的签名非投保人和被保险人本人所签，因此，如果投保人否认其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并声称在其签名的投保单上已真实的履行了如实告知义务，则保险人的抗辩权将很难得到法律的支持。这样，法律赋予保险人的正当权利将可能得不到保护，这必将会给保险公司的正常经营造成严重的影响。
被保险人范文篇9
一、充分认识保护被保险人利益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一）保护被保险人利益是服务民生思想在保险业的具体体现。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解决民生问题的重要意义，提出关注民生、重视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保险经营具有广泛的社会性，千千万万被保险人的利益问题是人民群众在保险行业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也是保险行业最大的民生问题。切实保护广大被保险人利益，正是党和国家服务民生思想在保险业的具体体现。
（二）保护被保险人利益是保险业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保险市场以消费者的支持为根本，而消费者的信心主要取决于被保险人利益受到保护的程度。只有把实现好被保险人的利益作为发展的立足点，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可和政府的支持。特别是在金融产品替代性越来越强，行业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保险业只有把发展建立在维护好被保险人利益基础上，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才能够长久存在和发展。
（三）保护被保险人利益是保险经营的特点所决定的。保险经营成本未来性的特点，决定了保险机构在缺乏当前成本与利润压力的情况下，可能因谋取眼前利益而实施损害被保险人利益的短期行为。在保险机构内部，主要表现为少数机构业务和财务数据不真实，坐支保费、挪用保费、违规运用保险资金等问题；在保险市场中，主要表现为产品费率偏高、服务水平低下、夸大产品回报、隐瞒除外责任等销售误导现象和拖赔、惜赔、无理拒赔等理赔难现象突出。为避免和减少这些短期行为，保险业必须把保护被保险人利益放在极端重要的位置，在经营理念上从不重视诚信、追求短期利益，向注重为被保险人提供优质诚信的服务转变。
近年来，保险监管部门高度重视被保险人利益保护工作，加强法人治理结构监管，着力推进偿付能力和市场行为监管，通过出台重疾险疾病定义使用规范、推动人身保险条款通俗化等具体措施，防范和惩治销售误导，推动公司不断完善理赔服务，被保险人利益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护。但由于被保险人利益实现的滞后性和构成的复杂性，以及认识的局限性，被保险人利益保护的工作还不能完全到位，突出表现在社会反映强烈的销售误导和理赔难问题尚未得到很好解决。2007年保监会受理销售误导投诉770件，理赔难投诉1794件，分别占总有效投诉的13％和30%。因此，迫切需要建立和完善以解决销售误导和理赔难问题为重点的保护被保险人利益的整体工作机制。
二、合理界定被保险人利益的内涵
合理界定被保险人利益的具体内容，是建立和完善保护被保险人利益工作机制的前提。基于保险产品的特殊性，在保险消费中，被保险人享有比一般消费者更加全面和广泛的利益。具体而言，被保险人利益是以保险金请求权为核心，以知情权、公平交易权为补充，以受教育权、救济权为保障的完整的权利体系。
（一）保险金请求权。保险的基本功能是提供经济补偿，即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能获得保险金赔偿，或者被保险人死亡、疾病、伤残或达到保险合同约定的年龄、期限时能获得保险金给付。因此，被保险人的保险金请求权应当得到充分尊重和最大满足，以确保其寿命、身体或财产风险能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有效转移给保险机构。保险机构应当以永续经营为目标，加强内部管理，确保偿付能力充足，从而让被保险人利益得以有效实现。
（二）知情权。保险产品是无形产品，投保人、被保险人难以直观了解，而且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明显，保险机构总体处于优势地位。因此，保险机构应当认真履行说明义务，特别是保障责任、交费方式等重要信息，确保投保人明明白白购买保险产品。
（三）公平交易权。保险产品以合同为载体，由保险机构单方制定，具有格式化、固定化的特点。投保人、被保险人由于缺乏谈判能力和选择机会，只能被动接受。因此，保险产品的价格应当与保险责任相适应，不得设定显失公平的条款。同时，应当保证投保人拥有充分选择的权利，能够以一定的成本选取最优的保障服务。
（四）受教育权。保险产品具有很强的技术性、专业性，被保险人只有掌握一定的保险知识，才能真正维护好自己的利益。因此，保险行业应当积极开展保险消费者教育活动，让广大投保人、被保险人掌握必要的保险知识。
（五）救济权。当利益遭受侵害时，任何被保险人都能得到有效救济和平等保护。被保险人可以对保险机构的产品和服务提出咨询和投诉，对相关部门的保护被保险人利益工作提出批评建议，乃至对损害自身利益的行为提起仲裁或诉讼,以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
权利和义务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投保人、被保险人要充分享受上述权利，也必须履行相应的义务：一是投保时如实告知的义务；二是按时交纳保费的义务；三是防灾减损的义务；四是接受教育的义务。
三、关于完善保护被保险人利益工作机制的建议
（一）从推动保险机构改善管理和服务入手，保障被保险人的保险金请求权。首先，坚持把偿付能力监管作为保险监管的支柱之一，以充足的偿付能力确保保险机构能有效承担赔偿或给付保险金责任。要强化监管的执行力和约束力，严厉打击坐支保费等危及偿付能力的行为，确保保险机构业务数据真实、财务稳健。适时公布保险机构偿付能力的动态信息，方便被保险人选择适当的风险转移承担者，防范交易风险。对偿付能力存在风险的保险机构在机构设立、产品审批等方面采取必要的限制措施。
其次，进一步加强公司治理结构监管，通过良好的制度安排，合理界定公司所有者、管理层、员工、人和被保险人之间的关系，妥善解决他们之间、特别是经营管理人员与被保险人之间的利益冲突问题，促进相关利益主体互相合作、激励相容，从制度上防范销售误导、理赔难等经营风险，实现被保险人利益保护与保险机构持续发展的双赢局面。
再次，推动保险机构不断提高服务水平，从技术层面解决理赔难的问题。一是深化保险条款通俗化指导工作。保险机构制订的条款要内容通俗、表述准确，对专业术语作出明确解释，防止被保险人产生误解。二是引导行业自律组织建立统一的理赔服务标准。以适当、公平和透明的操作流程，为被保险人提供充足的信息和协助，切实防范骗保骗赔行为，确保赔付迅捷安全。同时，主动做好解释说明工作，避免被保险人产生理赔难的错觉。三是推动建立理赔纠纷快速处理机制。行业自律组织内成立专门机构，为事实清楚、情节简单，不涉及第三方利益，且未进入仲裁或诉讼程序的理赔纠纷，免费提供调解服务，并尽快形成只对保险机构有约束力的调处结果，以减少被保险人的诉累，降低其维权成本。
（二）从规范销售行为入手，保障被保险人的知情权。首先，引导保险机构抓住销售活动的风险点，加强对销售行为的控制，从源头上防范销售误导。一是加强对销售人员的培训，提高职业素质，树立以被保险人需求为导向的销售理念；二是在销售人员持证上岗和挂牌展业的基础上，进一步落实投保提示制度，提示保险产品的主要特点和销售行为基本规范，接受投保人、被保险人监督；三是加强客户回访，确保一年期以上产品100%回访到位。同时，以业务继续率、退保率等指标为核心，建立科学的业务品质评价和考核机制，通过合理的激励机制预防欺诈误导等短期行为。
其次，强化市场行为监管，提高误导失信成本。一是加大对销售误导行为的处罚力度。严格追究保险机构在销售人员误导方面的责任，促使保险机构自觉加强销售控制，降低销售风险。二是试行信息披露制度。定期将销售误导的查处情况向媒体公布，通过公众监督促进保险机构改善服务质量；三是实行行业退出制度。依托高管人员监管档案和违规人“黑名单”制度，对违规销售人员和负有直接责任的高管人员设置一定的行业禁入期限，营造良好的行业诚信氛围。
（三）从稳步推进费率改革入手，保障被保险人的公平交易权。偏高的保险费率，增加了被保险人的保障成本，不仅降低了保险产品的吸引力，导致保险机构为推销产品可能夸大回报进行误导，而且在客观上造成保险机构的依赖思想，缺乏市场意识和竞争意识，风险管理、核保理赔等专业服务能力培养滞后。为此，要探索建立市场化的费率形成机制，稳步审慎地将保险产品定价权交还给保险机构，通过市场竞争使被保险人能以更合理的价格获得保障，提升被保险人的满意度。同时，促使保险机构加快推进产品、经营和管理创新，更好地满足不同层次被保险人多样化、差异化的保障需求。通过营造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的市场秩序，使销售误导和理赔难无处容身。
被保险人范文篇10
人身保险合同中的受益人，又称保险金受领人，是指保险事故发生时，被指定或者依法具有保险金领取资格的人。我国《保险法》第。#条规定：“受益人是指人身保险合同中由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指定的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第三人，均可为受益人。受益人的成立须具有二个条件：
（一）、受益人须是享有保险金请求权$也称受益权-的人。受益人是保险合同的关系人，没有缴纳保险费的义务，却享有保险合同所赋与的基本权利之一-受益权，受益权自保险合同订立时产生。在保险事故发生前，受益权是一种期待权，受到法律保护。受益人行使受益权的前提是有约定的保险事故发生，一旦保险事故发生，受益权由期待权转为既得权。
人们往往认为，受益人就是被保险人死亡后有权领取保险金的人，这种认识有失偏颇。根据保险事故的发生类型，受益人实际上应分为三类：一类是满期、生存及年金的受益人，二类是被保险人伤残、患病时的受益人，三类是被保险人身故时的受益人。其中，第一、第二类受益人多为被保险人本人，因为此时的保险金既能满足被保险人的将来之需，又能及时为被保险人解危济困，符合被保险人参加保险时的初衷，充分体现被保险人在人身保险合同中的主体地位。所以目前实践中及理论界研讨受益人多是指第三类，即被保险人身故时的受益人。
（二）受益人须经被保险人或投保人指定。受益人的法律地位源于保险合同中的约定或指定，受益人的给付请求权是从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处受让而来，但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或蓄意杀害被保险人未遂的，丧失受益权。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可以在保险合同中明确指定受益人，也可在合同中规定指定确定受益人的方法。
二、受益人的指定
（一）受益人的资格。我国《保险法》第60条对于受益人的指定，没有附加任何限制。法人、自然人均可被指定为受益人。指定自然人为受益人，不以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人或者与被保险人有利害关系的人为限。“实践中，如果受益人是第三人，则多为与其有利害关系的自然人，如家属、亲戚或朋友。胎儿也可为受益人，但以出生时存活为必要条件”。若受益人是未成年人或其他无行为能力的人，则他所受领的保险金由其监护人或法定人代为保管。
虽然原则上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可以任意指定第三人为受益人，但如果法律规定受益人应是对被保险人有保险利益或有经济上的切身利害关系的人，则应指定对被保险人有保险利益的第三人为受益人；否则，该第三人无权请求给付保险金。如我国台湾《简易人寿保险法》规定：人身保险合同中“以他人为被保险人时，须……受益人与被保险人有经济上切身利害关系者，方得要约。”
人身保险合同因投保人订立合同的目的不同，合同约定的受益人可能是不同的人。以下几种情况都是合法的：
投保人以自己的生命身体为他人利益订立保险合同，即投保人与被保险人相同，受益人是另外的人。如某人以自己为被保险人投保，指定配偶、子女或父母为受益人。
投保人以自己的生命身体为自己利益订立保险合同，即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是同一人。如某人以自己为被保险人投保，自己为受益人。
投保人以他人的生命身体为他人利益订立保险合同的，受益人经被保险人同意后，可以是第三人。即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各不相同。如某人以其儿子为保险人投保，指定孙子为受益人。
投保人以他人的生命身体为自己利益订立保险合同，经被保险人同意后，投保人是受益人。即投保人与受益人相同，被保险人是另外的人。如某人以其配偶为被保险人投保，自己为受益人。
（二）受益人的指定方法。一般在合同订立之初确定受益人，但也可在合同成立后指定或追加受益人，此时要书面告知保险人以便批注。人身保险合同中的受益人不以一人为限。如果被指定的受益人为一人的，受益权由该人行使，并获得给付保险金的全部利益。受益人是数人的，保险金请求权由该数人行使，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可以确定其受益顺序和受益份额；未确定的，受益人按相等份额享有受益权。指定受益人顺序的，可避免受益人先于被保险人死亡或与被保险人同时死亡时给付保险金的麻烦。受益顺序在先的受益人先有权领取保险金。当受益顺序在先的受益人发生死亡或丧失受益权后，后一顺序的受益人才可享有保险金请求权。
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均可指定受益人，但一般而言，投保人指定受益人时，须经被保险人书面同意或授权。我国《保险法》第60条第2款规定：“投保人指定受益人时须经被保险人同意。”被保险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时，其监护人行使被保险人的权利，可指定受益人。
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指定受益人后，除声明放弃处分权外，仍有权利加以变更。但投保人变更受益人时应经被保险人同意，否则，变更无效。即使投保人指定的受益人经过被保险人同意，被保险人也可以予以变更，受益人不得反对。这既是对被保险人权益的保护，也可防范道德风险#受益人谋财害命，的产生。《保险法》第62条规定：“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可以变更受益人并书面通知保险人。保险人收到变更受益人的书面通知后，应当在保险单上批注。”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没有书面通知保险人变更受益人的，不发生受益人变更的效果。即保险人在获通知前向原指定的受益人给付受益金的，对变更后的受益人不再负给付义务。如，美国得克萨斯州1958年发生的SCHERER诉WAHLSTRORM案件，被保险人指定其未婚妻-MARIAMAMELIATATUM小姐为受益人。但A9<B>小姐在被保险人服役期间和另一男子结婚。几个月后，被保险人死亡，其父亲请求保险人给付保险金。法院认为，被保险人没有向保险人发出变更受益人的指定，受益人仍为TATUM小姐。
指定受益人的保险金请求权因来自人身保险合同的规定，故受益人获得的保险金不作为被保险人的遗产，既不纳入遗产分配，也不用于清偿被保险人生前债务。
三、受益人的法定法定受益人，也称法定继承人。《保险法》第63条已明确规定，一但被保险人发生死亡，人身保险合同中如果没有指定受益人，或受益人先于被保险人死亡，或受益人依法丧失受益权或者放弃受益权，且没有其他受益人的，被保险人的法定继承人即为受益人。因为在这三种情况下，发生保险事故时，可推定被保险人为自己的利益而投保，即以自己为受益人。那么，保险金则成为被保险人的遗产，按《继承法》规定分配。我国《继承法》第10条规定，法定继承分为两个顺序，第一顺序继承人为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序继承人为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法定受益人所领取的保险金还须清偿被保险人生前所欠缴的税款和债务。
这里，仍有几点需要解释清楚：
（一）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未指定受益人或在合同中填写的受益人为“法定”，可理解为被保险人未具体指定受益人，法定继承人即为其受益人。在我国的人身保险实践中，由单位为其员工投保各种人身保险的现象比较普遍，如，简易人身保险、养老金保险、重大疾病保险及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等。发生保险事故后，在没有指定受益人的情况下，由谁来领取保险金，当事人之间常常发生争执。依照《保险法》的相关规定，问题便迎刃而解。有的单位集体投保时，未经员工委托或许可而指定受益人为“单位”，这种指定是没有法律效力的，被保险人的受益人仍为其法定受益人。保险人须参照我国《婚姻法》及《继承法》等相关法规鉴别被保险人的继承人后，履行给付保险金的义务。
（二）《保险法》第64条规定：“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或者伤残的，或者故意杀害被保险人未遂的，丧失受益权。”只要发现指定的受益人有企图谋害被保险人等不轨行为时，即使原先已声明放弃其处分权，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仍可依法行使撤销权，取消受益人的受益权利。笔者认为此规定尚不够全面，因它仅包含受益人对被保险人身体上的伤害行为，而受益人遗弃或虐待被保险人情节严重者，也应丧失受益权。有能力的受益人对年老体衰、丧失劳动能力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被保险人拒不履行赡养或抚养义务，或对被保险人进行肉体或精神上的折磨，不论其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及是否追究刑事责任，都应确认其丧失受益权。虐待情节的严重程度，可从实施虐待行为的时间、手段、后果和社会影响等方面认定。受益人遗弃或严重虐待被保险人，若仍有受益权，则有违公序良俗，故受益权应当归于消灭。应该注意的是，虽然受益人有加害被保险人的行为，但被保险人的死亡与该受益人的行为无关，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又未行使其撤销权的，该受益人仍享有保险金请求权。如果受益人对被保险人的死亡负有过错责任，也不一定导致其丧失受益权。因过错责任又分“故意责任”和“过失责任”，只有故意责任，才使受益人丧失受益权。若因过失伤害被保险人的，虽应负刑事责任，但其受益权仍受法律保护。如沈阳某公司员工张成男因其子考试成绩不及格，一怒之下，失手打死儿子张金鹏一案，因张成男是过失犯罪，没有故意杀人的动机和情节，故仍享有其子投保的“学生安康平安保险”的受益权。
（三）当受益人先于被保险人而死亡，其受益权因此而丧失，该受益人的继承人不得继承其权利，保险金请求权归属于被保险人（另有约定除外）。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也可另行指定受益人，此时指定的受益人又谓之为“后继受益人”，最先指定的受益人为“原始受益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