剥削理论范文10篇

剥削理论范文篇1

论文摘要:约翰·罗默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20世纪70年代以来，他运用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对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的马克思剥削理论进行了修正，提出了罗殷剥削理论，这在中外理论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由于罗殷理论影响到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论地位，影响到马克思剥削理论的科学性，因此，有必要对罗双理论进行分析，以理清理论思路，更好地借鉴西方经济学，以发展的马克思经济理论为中国的市场经济实践服务。

“剥削”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一个基本科学研究范畴，马克思主义剥削理论也是其科学著作的基础理论之一。区别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剥削理论，西方分析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约翰·罗默借助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重新表述马克思的剥削理论的方式也颇为独特，引人深思。对两种剥削理论进行比较，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剥削理论与罗默剥削理论的比较

马克思剥削理论与罗默剥削理论在内容、研究方法、研究范围上有相似之处，同时也存在差异。罗默剥削理论不是对马克思剥削理论全盘肯定，也并非全部的否定，是异中有同，是在马克思剥削理论的基础上用新古典经济学的模型推导出的剥削理论。

(一)两种理论在内容上的比较

1.是否把劳动价值论作为理论基础

马克思“剥削”观，正确揭示了“剥削”的实质和根源，马克思关于剥削的理论是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基础之上的。马克思认为剥削不是从来就有的，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与私人财产的形成和支配有关。这一点，罗默也是肯定的，也得出剥削的根源是因为私有财产权的形成。但是，罗默否定了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同时也否定关于建立在劳动价值基础上的马克思剥削理论。罗默理论没有说明劳动价值论错在何处，也没有说明他的理论基础“非劳动价值论”为什么正确。逻辑上看，即使不通过劳动价值论而用其他理论来证明剥削的存在，也不能断然说劳动价值论乃至建立其上的马克思剥削理论是错误的。马克思创立的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和货币理论，为在以后揭示剩余价值规律和资本主义剥削奠定了牢固的理论基础。而从研究的根源和基础上，罗默没有提出任何科学的方法和模型证明，就说劳动价值论是错误的，本身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剥削理论的不全面，不系统的阐述，具有片面性。

2.关于剥削理论中分配关系比较

众所周知，马克思、恩格斯虽然对资本主义剥削给予最彻底、最猛烈、最尖锐的批判和揭露，但却从未否定资本主义剥削存在的合理性和历史必要性。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曾经不止一次地肯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作用。剥削作为一种分配关系，是生产条件分配的结果。生产关系、生产条件的分配决定了生产的全部性质和运动。只要这种生产方式的存在是合理的，也就决定了该种分配关系即剥削是合理的、正义的。只有当这种生产方式已经走向自身的没落阶段时，当它的存在条件已经大部分消失时，这种分配才被认为是非正义的。剥削作为一种经济现象，其实质是一种分配方式。分配方式由生产方式决定。有什么样的生产方式，就有什么样的分配方式，也就有什么样的剥削现象。罗默肯定了剥削的根本原因是对生产资料的不平等分配，他用西方经济学模型表明剥削是“与财产的不平等所有权相联系的结果的不平等”。他同时也指出了剥削形式是随着财产关系的变化而变化的。财产权在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表现。但是罗默的理论不是立足于剥削是由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表现的不平等社会关系而产生的，而只是阐述了剥削的根源是生产资料初始所有权表现的不平等的关系。罗默也没有回答这种初始所有权的不平等标准是什么，由什么样的因素引起，以及是否只要平均分配财产就能消除这种不平等的初始所有权，从而消除剥削。以上的理论只是为了证实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公平，这显然是颠倒主次。

(二)两种理论在方法上的比较

马克思对剥削问题的研究采取的是从阶级出发的方法论，用整体与系统的研究方法，而罗默采取的则是用西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鼓励的个人出发的方法论，以个人和片面的研究方法。马克思的剥削理论，主要运用唯物辩证法，并将“总体方法论”与“抽象升到具体”的方法结合起来，辅之以其他如演绎和数理方法等。如通过《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阐明了价值实体和价值决定。然后在第二卷第三篇，运用劳动二重性原理，讨论了新价值的创造及价值的转移。并在商品价值构成的基础上讨论了剥削的“客体”—剩余价值的生产、流通、分配及消费，由此阐明了剥削产生的原因、形成剥削的根源、资本主义剥削的表现形式及内容等等。而罗默理论的研究方法，并不是遵循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也不是“总体方法论”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结合，而是单纯的采用数理方法，运用微观经济均衡模型进行推理。用(A,B,C,D,E)几种均衡模型定义资本的分配关系，以求找到剥削由来的根源。显然，罗默的研究方法，并不像马克思那样以客观事实和社会现实为基础，并通过对社会现象分析，找出这些现象背后的规律或关系。而是从假设出发，通过逻辑推绎来得出有关结论。这样的方法一旦出现假设的非现实适应性，逻辑推绎即便正确，结论也难以符合客观实际。

二、马克思剥削理论与罗默剥削理论的现实意义

通过对两种剥削理论的分析与比较，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的剥削理论远比罗默的丰富，这一点连罗默本人也不得不承认。如何继承和弘扬马克思所开创的伟大事业。尤其是在经济体制多元化的今天，对剩余价值的剥削完全不同于马克思时代的情况，有不少是马克思所预料不到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出现了与传统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存在巨大差异的地方。西方以自由经济为主导的市场经济模式直接导致了现今的全球性金融危机，面对这些现实，更好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既坚持又与时俱进。同时，对罗默剥削理论采取马克思主义扬弃和辩证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寻找其中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有利途径。

剥削理论范文篇2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兴起与70年代，起始于1978年出版的G.A.科亨的《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一书。在80年代形成一种学术思潮，影响至今。严格的说，“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不是一个学派或者流派，因为它没有通常能够成为学派的基本的立论特征，比如，相互认可的基本特征，原理，主要观点等，它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松散的互相讨论、学者之间的观点并不是互相认同，那为什么称之为一个学派呢？原因有两个，以使他们的研究方法都有英美分析哲学的底子，采取的用分析的方法重新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原著，分析哲学20世纪起源于英国，1905年罗素《论指标》，其产生是自然科学升入发展，数理逻辑影响空前的催化下形成的一种哲学思潮，强调分析方法的重要性，分解分析法，就是把整体分解为各个部分或组成要素，形式分析法，分析科学预言，命题，推理形式结构，意义分析法，分析词语，命题的意义，特别是分析元逻辑，元科学语言的意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确化，清晰，严密。其二他们声称以马克思主义为研究对象，追求的是重构一种既是科学的又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的意义是指，符合20世纪的哲学标准，机构严谨，话语明确，革命的意义是说，一种有关解放的理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一些注重理论的诠释和概念化，拒绝或批判各种形式的方法论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微观基础，一些强调以理性选择为方法论原则探讨理论的微观基础，既反对整体主义也对基础注意持某种否定态度，而且从实践和理论角度来看，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决不是一套和信心年集中在一起的紧凑实体，不存在一种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也不存在一种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方式，分析的马克思只是将不同的观点和研究路径结合到了一起。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其研究对象可分为三部分，一部分是方法论问题，二是经验理论部门，主要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经济分析，三是规范理论部分，主要是对异化，剥削等伦理问题的分析。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最早代表人物是柯亨，埃尔斯特，罗默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各自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柯亨在历史唯物主义解释中取得了影响，罗默是最具创造性和独创性的人物，他的关于资本主义和积极剥削的博弈理影响很大，埃尔斯特的研究成果总体上对马克思的否定多于重构，他对方法论的研究影响颇大，赖特将它的阶级理论与在几个国家进行的经验调研结合起来，提供了一种对实际现存于资本主义中的阶级和剥削模式的剖析，他还发起并参与了名为“真正的乌托邦”的对社会主义建设前景的研究，范帕里斯将环境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他的基本收入理论影响广泛，布伦纳对不同的前资本主义欧洲经济中阶级结构的变动提供了一种历史的说明，重新开展了关于从封建主义相资本主义过渡的特征的争论，鲍尔斯以有关不完善的劳动契约的思想，考察了工厂中阶级斗争的必然性。巴洛汉研究了第三世界的半封建关系和新生的资本主义，他还与罗默一起研究了有关市场社会主义设计的问题。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最近的，金里卡也对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做出了自己的经典评价。通过一个体系在考察分析马克思主义的有关剥削和异化理论，对强制性的转移剩余价值就是剥削这一个观点的坚持，事实上，这是一种对自我所有权的自由至上主义的关注，金里卡对正义、平等这些伦理与哲学概念也作出了重新解构与诠释，用自己特有的方法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可以说对政治哲学发生了重要影响。在这里尤其是有关对剥削和异化的分析，对这些规范理论的伦理性分析，确实需要我们认真地把握。

二、对剥削理论地分析

1、经典克思主义者的观点

马克思的剥削理论是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进行展开的。马克思从商品一因素到生产商品劳动的二重性。再到只有劳动力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建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而马克思的剥削理论又是基于其劳动价值理论之上的，即剥削也就是对被剥削者在剩余劳动时间里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一种剥夺。剥削特指资本家从工人的劳动中榨取的价值（以产品的形式），超过了对工人劳动力的报酬（以工资的形式）。资本家就是工人的剥削者，资本家只是在能够榨取公认的“剩余价值”的前提下才会雇用工人，因此，这种通过剥削把剩余价值从工人转向资本家的做法存在于所有的劳资关系中，劳资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剥削关系。马克思对剥削的概念采取了这种技术性的定义。并且马克思主义者都把对剩余价值的榨取当作不正以的证据，事实上，当作不正义的范例。马克思主义的剥削观是否还有道德意义，例如，是否涉及着对他人的不公平利用，技术意义上的剥削是一种不正义，对此的传统论正是这样的。

a只有劳动才创造价值

b资本家获得了产品的一部分价值

c劳动者所获得的价值少于他所创造的价值

d资本家获得了劳动者所创造的价值的一部分

e劳动者被资本家剥削

马克思通过劳动价值论对剥削下的技术性定义，并且左证了这是一种不正义的范例。随着时代的变化，也遭来了广泛的质疑。

2、当代分析马克思主义对剥削理论的质疑与重构

当代分析马克思主义对剥削理论的质疑与重构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首先，是对劳动价值论的质疑，按照劳动价值论，产品的价值由生产该产品所需的劳动量来决定，但如柯亨所指出的那样，劳动价值论事实上正好与a相反，因为，按照劳动价值论的说法，产品的价值由当下所需的生产这种产品的劳动量所决定，而不由再生中实际投入的劳动量所决定，如果技术革新使得当下生产某种产品只需要过去一般的劳动量，劳动价值论就说，对于已经在过去生产出来的产品而言，即使投入其中的劳动量没有什么变化，该产品的价值也只有以前的一半，如果劳动价值论是正确的话，工人实际投入的劳动就不是价值的决定因素。重要的不是工人创造了价值，而是他们创造了具有价值的东西，使得剥削的指控得以成立的，不是资本家占有了工人生产的一部分价值，而是占有了工人生产的东西所具有的价值的一部分，创造具有价值的产品不同于创造那些产品的价值，而前者才真正构成了对剥削的指控，就算不是工人创造了产品的价值。因此，恰当的论证是这样的：

aa只有劳动这才是创造产品的人，而产品才具有价值

bb资本家获得了产品的一部分价值

cc劳动者所获得的价值要少于他所创造的产品具有的价值

dd资本家获得了劳动者所创造的产品的价值的一部分

ee劳动者被资本家所剥削

当然这种论证还是不能解决关于正义的问题，因为存在着主动将自己的劳动力贡献出来的问题，后来将这种剥削关系加上了强迫这一限制性条件，工人为资本家工作必须是强迫的结果，对剩余价值的强迫转移是一种剥削。但是这种限定也出现了问题，他把严格意义上讲并非出自强迫的劳资关系排除到了剥削范围之外，同时剩余价值的强迫转移在很多情况下也可能是正当的。最重要的是，按照这种强迫的观点，保护儿童和妇女的强制性征税也是一种剥削。剥削理论产生了不可逾越的问题。这引起了第二次的修正。是不是剥削取决于对剩余价值的具体处理是否符合更大的分配正义的模式，存在着使剥削成为不正义的更深的不正义，对生产资料的不平等占有。

第二、对剩余价值强迫转移的修正，正如罗默后来对剥削的定义，不是基于剩余价值的转移，而是基于对生产资料的不平等拥有，按照他的观点，某人是否遭到了剥削，取决于在一种假像的分配平等条件下他的境遇是否会更好，那种假像的条件意味着，某人可以带走自己的劳动力和人均拥有的外部资源而推出现行的分配条件，如果我们把不同的经济群体当作由现行财产关系确定规则的游戏的参与者。那么，某个群体一旦满足了下述条件就被视为遭到了剥削，如果该群体的成员带着人均拥有的外部资源推出了这个游戏并开始自己的游戏之后其处境反而更好，按照罗默的看法，如果退出资本主义的游戏，在岗工人和下岗工人的处境都会变得更好。因此遭到了剥削。剥削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分配不正义的最常见的结果，在这里就直接解决了强迫与正义的问题，这样的解释允许我们处理劳资关系之外的分配不正义，这些都源于对资源的不公平占有。但是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

3、金里卡的质疑与意见

首先罗默论文网扩大了剥削的范围，并使之覆盖所有形式的分配不平等，我们需要基础性的原则去证明人们对自身和外部资源拥有的权利和资格，只有从在先的和更宽泛的关于不平等分配的原则，才能推导出剥削的观点，金指出剥削不过是分配不正以的诸多形式中的一种；金对罗默混淆了平等与剥削也提出了批评，如果不平等需要某种更深入的平等原则加以裁决，这就是要使拥有资源的途径化的伦理命令，剥削在平等理论中就不再占有道德关注的中心地位；关于私有财产的不平等占有，金里卡认为并不一定导致剥削，如果能够在罗尔斯“持有财产的民主”得那样制度中产生，如果人们能够意识到选择的后果，如果人们的不同偏好是在正义的条件下形成的，事实上也是这样的，相反，对生产资料的社会化也许会引起剥削，使资源平等也许不会产生剥削，而使资源社会化也许会产生剥削，这取决于人们的偏好和境遇；最重要的是，金里卡通过一种整体的有关对正义地分析，表达了与罗尔斯等自由主义的平等主义的正义观相一致的部分，而不是仅仅简单的一种摆设。

三、对异化理论的分析

1、经典克思主义者的观点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不仅仅是对剥削的关注，而且诉求这对异化的完善论式的关注，这种完善论的观点不仅强调，私有财产的问题在于存在剥削，而且因为剥削的受益者遭到了异化而无法发展他们作为人的本质能力。马克思对异化理论的分析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第一，劳动产品的异化，即劳动生产出来劳动产品成为奴役和统治劳动者的异己力量。“劳动者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44页)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表现为劳动者的非现实化，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为对象所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于是劳动者在劳动中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的与自身相对立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便越强大，他本身、他的内部世界便越贫乏，归他所有的东西便越少。第二，劳动活动的异化，即劳动者的劳动成为一种被迫的强制劳动“‘对劳动者来说，劳动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是不属于他的本质的东西，因此，劳动者在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并不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并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肉体力量和精神力量，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到损伤，精神受到摧残。”(《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45页)第三，人的本质的异化，即把作为人的本质的自由自觉改造世界的活动“变成与人异类的本质，变成他的个人生存的手段”(《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51页)。人是类存在物，这不仅是说人无论在实践上还是在理论上都把类作为自己的对象，而且是说人把自己也当作活生生的类，当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对待这种自由的存在物同自然也是和谐统一的。异化劳动从人那里把自然异化出去。第四，人与人的异化，即劳动产品为他人所占有。马克思指出，外在于人并奴役人的劳动和劳动产品所归属的那个异己存在物只能是人本身。通过异化劳动，“人不仅生产出自己同作为异己的、与之相对的力量的生产对象和生产行为的关系.而目_也生产出其它人同他的生广“和他的产品的关系，以及他本身同这些其它人的关系”(《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51页)。

2、当代分析马克思主义对剥削理论的质疑与重构

虽然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为禁止私有财产提供了很好的辩护。但是劳动的异化与否却并非唯一的价值准绳。如果我愿意通过异化劳动而获得闲暇。同时有些人对消费价值的关注，使得他们宁愿去获得异化劳动，而非异化劳动也不是天赐馅饼，需要动用资源去获得。同时非异化劳动也是对友谊是一种威胁，这种对生产的关注，却是忽视了友谊和消费的价值。它并不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利益。同时，自由合作的生产，才能使我们成为认这个观点并不能成立，人们会赋予劳动的不同的价值，只要提供一种机会平等的条件和财产的公平划分，异化劳动可以提高人们的生活福祉，完善论并不完全是正确的。

另外一些分析马克思主义者则作了另外一种角度的修正，他们并没有就如何分配资源给与完善论的启示，他们预见说，人们将会珍视非异化劳动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至于他们绝不同意用闲暇时间或家庭生活的增加来对异化进行弥补。

3、金里卡的质疑与意见

对于这种预见，金里卡认为，通过禁止非异化劳动而干涉人们的选择是没有道理的，对有意思的工作进行分配也是没有道理的，因为每个人的偏好并不一样，不应该不恰当的把某些个人的偏好放到特殊的地位，而是对个体带入市场交换的资源进行修正性分配。个体在拥有平等资源份额的情况下，自由的决定什么是愿意从事的有价值的事情，这会引起一系列关于公平分配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要尝试着给出自己独特的答案。

剥削理论范文篇3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兴起与70年代，起始于1978年出版的G.A.科亨的《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一书。在80年代形成一种学术思潮，影响至今。严格的说，“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不是一个学派或者流派，因为它没有通常能够成为学派的基本的立论特征，比如，相互认可的基本特征，原理，主要观点等，它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松散的互相讨论、学者之间的观点并不是互相认同，那为什么称之为一个学派呢？原因有两个，以使他们的研究方法都有英美分析哲学的底子，采取的用分析的方法重新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原著，分析哲学20世纪起源于英国，1905年罗素《论指标》，其产生是自然科学升入发展，数理逻辑影响空前的催化下形成的一种哲学思潮，强调分析方法的重要性，分解分析法，就是把整体分解为各个部分或组成要素，形式分析法，分析科学预言，命题，推理形式结构，意义分析法，分析词语，命题的意义，特别是分析元逻辑，元科学语言的意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确化，清晰，严密。其二他们声称以马克思主义为研究对象，追求的是重构一种既是科学的又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的意义是指，符合20世纪的哲学标准，机构严谨，话语明确，革命的意义是说，一种有关解放的理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一些注重理论的诠释和概念化，拒绝或批判各种形式的方法论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微观基础，一些强调以理性选择为方法论原则探讨理论的微观基础，既反对整体主义也对基础注意持某种否定态度，而且从实践和理论角度来看，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决不是一套和信心年集中在一起的紧凑实体，不存在一种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也不存在一种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方式，分析的马克思只是将不同的观点和研究路径结合到了一起。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其研究对象可分为三部分，一部分是方法论问题，二是经验理论部门，主要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经济分析，三是规范理论部分，主要是对异化，剥削等伦理问题的分析。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最早代表人物是柯亨，埃尔斯特，罗默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各自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柯亨在历史唯物主义解释中取得了影响，罗默是最具创造性和独创性的人物，他的关于资本主义和积极剥削的博弈理影响很大，埃尔斯特的研究成果总体上对马克思的否定多于重构，他对方法论的研究影响颇大，赖特将它的阶级理论与在几个国家进行的经验调研结合起来，提供了一种对实际现存于资本主义中的阶级和剥削模式的剖析，他还发起并参与了名为“真正的乌托邦”的对社会主义建设前景的研究，范帕里斯将环境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他的基本收入理论影响广泛，布伦纳对不同的前资本主义欧洲经济中阶级结构的变动提供了一种历史的说明，重新开展了关于从封建主义相资本主义过渡的特征的争论，鲍尔斯以有关不完善的劳动契约的思想，考察了工厂中阶级斗争的必然性。巴洛汉研究了第三世界的半封建关系和新生的资本主义，他还与罗默一起研究了有关市场社会主义设计的问题。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最近的，金里卡也对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做出了自己的经典评价。通过一个体系在考察分析马克思主义的有关剥削和异化理论，对强制性的转移剩余价值就是剥削这一个观点的坚持，事实上，这是一种对自我所有权的自由至上主义的关注，金里卡对正义、平等这些伦理与哲学概念也作出了重新解构与诠释，用自己特有的方法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可以说对政治哲学发生了重要影响。在这里尤其是有关对剥削和异化的分析，对这些规范理论的伦理性分析，确实需要我们认真地把握。

二、对剥削理论地分析

1、经典克思主义者的观点

马克思的剥削理论是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进行展开的。马克思从商品一因素到生产商品劳动的二重性。再到只有劳动力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建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而马克思的剥削理论又是基于其劳动价值理论之上的，即剥削也就是对被剥削者在剩余劳动时间里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一种剥夺。剥削特指资本家从工人的劳动中榨取的价值（以产品的形式），超过了对工人劳动力的报酬（以工资的形式）。资本家就是工人的剥削者，资本家只是在能够榨取公认的“剩余价值”的前提下才会雇用工人，因此，这种通过剥削把剩余价值从工人转向资本家的做法存在于所有的劳资关系中，劳资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剥削关系。马克思对剥削的概念采取了这种技术性的定义。并且马克思主义者都把对剩余价值的榨取当作不正以的证据，事实上，当作不正义的范例。马克思主义的剥削观是否还有道德意义，例如，是否涉及着对他人的不公平利用，技术意义上的剥削是一种不正义，对此的传统论正是这样的。

a只有劳动才创造价值

b资本家获得了产品的一部分价值

c劳动者所获得的价值少于他所创造的价值

d资本家获得了劳动者所创造的价值的一部分

e劳动者被资本家剥削

马克思通过劳动价值论对剥削下的技术性定义，并且左证了这是一种不正义的范例。随着时代的变化，也遭来了广泛的质疑。

2、当代分析马克思主义对剥削理论的质疑与重构

当代分析马克思主义对剥削理论的质疑与重构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首先，是对劳动价值论的质疑，按照劳动价值论，产品的价值由生产该产品所需的劳动量来决定，但如柯亨所指出的那样，劳动价值论事实上正好与a相反，因为，按照劳动价值论的说法，产品的价值由当下所需的生产这种产品的劳动量所决定，而不由再生中实际投入的劳动量所决定，如果技术革新使得当下生产某种产品只需要过去一般的劳动量，劳动价值论就说，对于已经在过去生产出来的产品而言，即使投入其中的劳动量没有什么变化，该产品的价值也只有以前的一半，如果劳动价值论是正确的话，工人实际投入的劳动就不是价值的决定因素。重要的不是工人创造了价值，而是他们创造了具有价值的东西，使得剥削的指控得以成立的，不是资本家占有了工人生产的一部分价值，而是占有了工人生产的东西所具有的价值的一部分，创造具有价值的产品不同于创造那些产品的价值，而前者才真正构成了对剥削的指控，就算不是工人创造了产品的价值。因此，恰当的论证是这样的：

aa只有劳动这才是创造产品的人，而产品才具有价值

bb资本家获得了产品的一部分价值

cc劳动者所获得的价值要少于他所创造的产品具有的价值

dd资本家获得了劳动者所创造的产品的价值的一部分

ee劳动者被资本家所剥削

当然这种论证还是不能解决关于正义的问题，因为存在着主动将自己的劳动力贡献出来的问题，后来将这种剥削关系加上了强迫这一限制性条件，工人为资本家工作必须是强迫的结果，对剩余价值的强迫转移是一种剥削。但是这种限定也出现了问题，他把严格意义上讲并非出自强迫的劳资关系排除到了剥削范围之外，同时剩余价值的强迫转移在很多情况下也可能是正当的。最重要的是，按照这种强迫的观点，保护儿童和妇女的强制性征税也是一种剥削。剥削理论产生了不可逾越的问题。这引起了第二次的修正。是不是剥削取决于对剩余价值的具体处理是否符合更大的分配正义的模式，存在着使剥削成为不正义的更深的不正义，对生产资料的不平等占有。

第二、对剩余价值强迫转移的修正，正如罗默后来对剥削的定义，不是基于剩余价值的转移，而是基于对生产资料的不平等拥有，按照他的观点，某人是否遭到了剥削，取决于在一种假像的分配平等条件下他的境遇是否会更好，那种假像的条件意味着，某人可以带走自己的劳动力和人均拥有的外部资源而推出现行的分配条件，如果我们把不同的经济群体当作由现行财产关系确定规则的游戏的参与者。那么，某个群体一旦满足了下述条件就被视为遭到了剥削，如果该群体的成员带着人均拥有的外部资源推出了这个游戏并开始自己的游戏之后其处境反而更好，按照罗默的看法，如果退出资本主义的游戏，在岗工人和下岗工人的处境都会变得更好。因此遭到了剥削。剥削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分配不正义的最常见的结果，在这里就直接解决了强迫与正义的问题，这样的解释允许我们处理劳资关系之外的分配不正义，这些都源于对资源的不公平占有。但是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

3、金里卡的质疑与意见

首先罗默论文网扩大了剥削的范围，并使之覆盖所有形式的分配不平等，我们需要基础性的原则去证明人们对自身和外部资源拥有的权利和资格，只有从在先的和更宽泛的关于不平等分配的原则，才能推导出剥削的观点，金指出剥削不过是分配不正以的诸多形式中的一种；金对罗默混淆了平等与剥削也提出了批评，如果不平等需要某种更深入的平等原则加以裁决，这就是要使拥有资源的途径化的伦理命令，剥削在平等理论中就不再占有道德关注的中心地位；关于私有财产的不平等占有，金里卡认为并不一定导致剥削，如果能够在罗尔斯“持有财产的民主”得那样制度中产生，如果人们能够意识到选择的后果，如果人们的不同偏好是在正义的条件下形成的，事实上也是这样的，相反，对生产资料的社会化也许会引起剥削，使资源平等也许不会产生剥削，而使资源社会化也许会产生剥削，这取决于人们的偏好和境遇；最重要的是，金里卡通过一种整体的有关对正义地分析，表达了与罗尔斯等自由主义的平等主义的正义观相一致的部分，而不是仅仅简单的一种摆设。

三、对异化理论的分析

1、经典克思主义者的观点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不仅仅是对剥削的关注，而且诉求这对异化的完善论式的关注，这种完善论的观点不仅强调，私有财产的问题在于存在剥削，而且因为剥削的受益者遭到了异化而无法发展他们作为人的本质能力。马克思对异化理论的分析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第一，劳动产品的异化，即劳动生产出来劳动产品成为奴役和统治劳动者的异己力量。“劳动者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44页)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表现为劳动者的非现实化，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为对象所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于是劳动者在劳动中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的与自身相对立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便越强大，他本身、他的内部世界便越贫乏，归他所有的东西便越少。第二，劳动活动的异化，即劳动者的劳动成为一种被迫的强制劳动“‘对劳动者来说，劳动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是不属于他的本质的东西，因此，劳动者在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并不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并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肉体力量和精神力量，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到损伤，精神受到摧残。”(《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45页)第三，人的本质的异化，即把作为人的本质的自由自觉改造世界的活动“变成与人异类的本质，变成他的个人生存的手段”(《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51页)。人是类存在物，这不仅是说人无论在实践上还是在理论上都把类作为自己的对象，而且是说人把自己也当作活生生的类，当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对待这种自由的存在物同自然也是和谐统一的。异化劳动从人那里把自然异化出去。第四，人与人的异化，即劳动产品为他人所占有。马克思指出，外在于人并奴役人的劳动和劳动产品所归属的那个异己存在物只能是人本身。通过异化劳动，“人不仅生产出自己同作为异己的、与之相对的力量的生产对象和生产行为的关系.而目_也生产出其它人同他的生广“和他的产品的关系，以及他本身同这些其它人的关系”(《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51页)。

2、当代分析马克思主义对剥削理论的质疑与重构

虽然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为禁止私有财产提供了很好的辩护。但是劳动的异化与否却并非唯一的价值准绳。如果我愿意通过异化劳动而获得闲暇。同时有些人对消费价值的关注，使得他们宁愿去获得异化劳动，而非异化劳动也不是天赐馅饼，需要动用资源去获得。同时非异化劳动也是对友谊是一种威胁，这种对生产的关注，却是忽视了友谊和消费的价值。它并不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利益。同时，自由合作的生产，才能使我们成为认这个观点并不能成立，人们会赋予劳动的不同的价值，只要提供一种机会平等的条件和财产的公平划分，异化劳动可以提高人们的生活福祉，完善论并不完全是正确的。

另外一些分析马克思主义者则作了另外一种角度的修正，他们并没有就如何分配资源给与完善论的启示，他们预见说，人们将会珍视非异化劳动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至于他们绝不同意用闲暇时间或家庭生活的增加来对异化进行弥补。

3、金里卡的质疑与意见

对于这种预见，金里卡认为，通过禁止非异化劳动而干涉人们的选择是没有道理的，对有意思的工作进行分配也是没有道理的，因为每个人的偏好并不一样，不应该不恰当的把某些个人的偏好放到特殊的地位，而是对个体带入市场交换的资源进行修正性分配。个体在拥有平等资源份额的情况下，自由的决定什么是愿意从事的有价值的事情，这会引起一系列关于公平分配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要尝试着给出自己独特的答案。

剥削理论范文篇4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兴起与70年代，起始于1978年出版的G.A.科亨的《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一书。在80年代形成一种学术思潮，影响至今。严格的说，“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不是一个学派或者流派，因为它没有通常能够成为学派的基本的立论特征，比如，相互认可的基本特征，原理，主要观点等，它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松散的互相讨论、学者之间的观点并不是互相认同，那为什么称之为一个学派呢？原因有两个，以使他们的研究方法都有英美分析哲学的底子，采取的用分析的方法重新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原著，分析哲学20世纪起源于英国，1905年罗素《论指标》，其产生是自然科学升入发展，数理逻辑影响空前的催化下形成的一种哲学思潮，强调分析方法的重要性，分解分析法，就是把整体分解为各个部分或组成要素，形式分析法，分析科学预言，命题，推理形式结构，意义分析法，分析词语，命题的意义，特别是分析元逻辑，元科学语言的意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确化，清晰，严密。其二他们声称以马克思主义为研究对象，追求的是重构一种既是科学的又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的意义是指，符合20世纪的哲学标准，机构严谨，话语明确，革命的意义是说，一种有关解放的理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一些注重理论的诠释和概念化，拒绝或批判各种形式的方法论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微观基础，一些强调以理性选择为方法论原则探讨理论的微观基础，既反对整体主义也对基础注意持某种否定态度，而且从实践和理论角度来看，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决不是一套和信心年集中在一起的紧凑实体，不存在一种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也不存在一种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方式，分析的马克思只是将不同的观点和研究路径结合到了一起。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其研究对象可分为三部分，一部分是方法论问题，二是经验理论部门，主要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经济分析，三是规范理论部分，主要是对异化，剥削等伦理问题的分析。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最早代表人物是柯亨，埃尔斯特，罗默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各自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柯亨在历史唯物主义解释中取得了影响，罗默是最具创造性和独创性的人物，他的关于资本主义和积极剥削的博弈理影响很大，埃尔斯特的研究成果总体上对马克思的否定多于重构，他对方法论的研究影响颇大，赖特将它的阶级理论与在几个国家进行的经验调研结合起来，提供了一种对实际现存于资本主义中的阶级和剥削模式的剖析，他还发起并参与了名为“真正的乌托邦”的对社会主义建设前景的研究，范帕里斯将环境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他的基本收入理论影响广泛，布伦纳对不同的前资本主义欧洲经济中阶级结构的变动提供了一种历史的说明，重新开展了关于从封建主义相资本主义过渡的特征的争论，鲍尔斯以有关不完善的劳动契约的思想，考察了工厂中阶级斗争的必然性。巴洛汉研究了第三世界的半封建关系和新生的资本主义，他还与罗默一起研究了有关市场社会主义设计的问题。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最近的，金里卡也对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做出了自己的经典评价。通过一个体系在考察分析马克思主义的有关剥削和异化理论，对强制性的转移剩余价值就是剥削这一个观点的坚持，事实上，这是一种对自我所有权的自由至上主义的关注，金里卡对正义、平等这些伦理与哲学概念也作出了重新解构与诠释，用自己特有的方法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可以说对政治哲学发生了重要影响。在这里尤其是有关对剥削和异化的分析，对这些规范理论的伦理性分析，确实需要我们认真地把握。

二、对剥削理论地分析

1、经典克思主义者的观点

马克思的剥削理论是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进行展开的。马克思从商品一因素到生产商品劳动的二重性。再到只有劳动力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建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而马克思的剥削理论又是基于其劳动价值理论之上的，即剥削也就是对被剥削者在剩余劳动时间里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一种剥夺。剥削特指资本家从工人的劳动中榨取的价值（以产品的形式），超过了对工人劳动力的报酬（以工资的形式）。资本家就是工人的剥削者，资本家只是在能够榨取公认的“剩余价值”的前提下才会雇用工人，因此，这种通过剥削把剩余价值从工人转向资本家的做法存在于所有的劳资关系中，劳资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剥削关系。马克思对剥削的概念采取了这种技术性的定义。并且马克思主义者都把对剩余价值的榨取当作不正以的证据，事实上，当作不正义的范例。马克思主义的剥削观是否还有道德意义，例如，是否涉及着对他人的不公平利用，技术意义上的剥削是一种不正义，对此的传统论正是这样的。

a只有劳动才创造价值

b资本家获得了产品的一部分价值

c劳动者所获得的价值少于他所创造的价值

d资本家获得了劳动者所创造的价值的一部分

e劳动者被资本家剥削

马克思通过劳动价值论对剥削下的技术性定义，并且左证了这是一种不正义的范例。随着时代的变化，也遭来了广泛的质疑。

2、当代分析马克思主义对剥削理论的质疑与重构

当代分析马克思主义对剥削理论的质疑与重构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首先，是对劳动价值论的质疑，按照劳动价值论，产品的价值由生产该产品所需的劳动量来决定，但如柯亨所指出的那样，劳动价值论事实上正好与a相反，因为，按照劳动价值论的说法，产品的价值由当下所需的生产这种产品的劳动量所决定，而不由再生中实际投入的劳动量所决定，如果技术革新使得当下生产某种产品只需要过去一般的劳动量，劳动价值论就说，对于已经在过去生产出来的产品而言，即使投入其中的劳动量没有什么变化，该产品的价值也只有以前的一半，如果劳动价值论是正确的话，工人实际投入的劳动就不是价值的决定因素。重要的不是工人创造了价值，而是他们创造了具有价值的东西，使得剥削的指控得以成立的，不是资本家占有了工人生产的一部分价值，而是占有了工人生产的东西所具有的价值的一部分，创造具有价值的产品不同于创造那些产品的价值，而前者才真正构成了对剥削的指控，就算不是工人创造了产品的价值。因此，恰当的论证是这样的：

aa只有劳动这才是创造产品的人，而产品才具有价值

bb资本家获得了产品的一部分价值

cc劳动者所获得的价值要少于他所创造的产品具有的价值

dd资本家获得了劳动者所创造的产品的价值的一部分

ee劳动者被资本家所剥削

当然这种论证还是不能解决关于正义的问题，因为存在着主动将自己的劳动力贡献出来的问题，后来将这种剥削关系加上了强迫这一限制性条件，工人为资本家工作必须是强迫的结果，对剩余价值的强迫转移是一种剥削。但是这种限定也出现了问题，他把严格意义上讲并非出自强迫的劳资关系排除到了剥削范围之外，同时剩余价值的强迫转移在很多情况下也可能是正当的。最重要的是，按照这种强迫的观点，保护儿童和妇女的强制性征税也是一种剥削。剥削理论产生了不可逾越的问题。这引起了第二次的修正。是不是剥削取决于对剩余价值的具体处理是否符合更大的分配正义的模式，存在着使剥削成为不正义的更深的不正义，对生产资料的不平等占有。

第二、对剩余价值强迫转移的修正，正如罗默后来对剥削的定义，不是基于剩余价值的转移，而是基于对生产资料的不平等拥有，按照他的观点，某人是否遭到了剥削，取决于在一种假像的分配平等条件下他的境遇是否会更好，那种假像的条件意味着，某人可以带走自己的劳动力和人均拥有的外部资源而推出现行的分配条件，如果我们把不同的经济群体当作由现行财产关系确定规则的游戏的参与者。那么，某个群体一旦满足了下述条件就被视为遭到了剥削，如果该群体的成员带着人均拥有的外部资源推出了这个游戏并开始自己的游戏之后其处境反而更好，按照罗默的看法，如果退出资本主义的游戏，在岗工人和下岗工人的处境都会变得更好。因此遭到了剥削。剥削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分配不正义的最常见的结果，在这里就直接解决了强迫与正义的问题，这样的解释允许我们处理劳资关系之外的分配不正义，这些都源于对资源的不公平占有。但是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

3、金里卡的质疑与意见

首先罗默扩大了剥削的范围，并使之覆盖所有形式的分配不平等，我们需要基础性的原则去证明人们对自身和外部资源拥有的权利和资格，只有从在先的和更宽泛的关于不平等分配的原则，才能推导出剥削的观点，金指出剥削不过是分配不正以的诸多形式中的一种；金对罗默混淆了平等与剥削也提出了批评，如果不平等需要某种更深入的平等原则加以裁决，这就是要使拥有资源的途径化的伦理命令，剥削在平等理论中就不再占有道德关注的中心地位；关于私有财产的不平等占有，金里卡认为并不一定导致剥削，如果能够在罗尔斯“持有财产的民主”得那样制度中产生，如果人们能够意识到选择的后果，如果人们的不同偏好是在正义的条件下形成的，事实上也是这样的，相反，对生产资料的社会化也许会引起剥削，使资源平等也许不会产生剥削，而使资源社会化也许会产生剥削，这取决于人们的偏好和境遇；最重要的是，金里卡通过一种整体的有关对正义地分析，表达了与罗尔斯等自由主义的平等主义的正义观相一致的部分，而不是仅仅简单的一种摆设。

三、对异化理论的分析

1、经典克思主义者的观点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不仅仅是对剥削的关注，而且诉求这对异化的完善论式的关注，这种完善论的观点不仅强调，私有财产的问题在于存在剥削，而且因为剥削的受益者遭到了异化而无法发展他们作为人的本质能力。马克思对异化理论的分析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第一，劳动产品的异化，即劳动生产出来劳动产品成为奴役和统治劳动者的异己力量。“劳动者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44页)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表现为劳动者的非现实化，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为对象所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于是劳动者在劳动中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的与自身相对立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便越强大，他本身、他的内部世界便越贫乏，归他所有的东西便越少。第二，劳动活动的异化，即劳动者的劳动成为一种被迫的强制劳动“‘对劳动者来说，劳动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是不属于他的本质的东西，因此，劳动者在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并不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并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肉体力量和精神力量，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到损伤，精神受到摧残。”(《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45页)第三，人的本质的异化，即把作为人的本质的自由自觉改造世界的活动“变成与人异类的本质，变成他的个人生存的手段”(《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51页)。人是类存在物，这不仅是说人无论在实践上还是在理论上都把类作为自己的对象，而且是说人把自己也当作活生生的类，当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对待这种自由的存在物同自然也是和谐统一的。异化劳动从人那里把自然异化出去。第四，人与人的异化，即劳动产品为他人所占有。马克思指出，外在于人并奴役人的劳动和劳动产品所归属的那个异己存在物只能是人本身。通过异化劳动，“人不仅生产出自己同作为异己的、与之相对的力量的生产对象和生产行为的关系.而目_也生产出其它人同他的生广“和他的产品的关系，以及他本身同这些其它人的关系”(《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51页)。

2、当代分析马克思主义对剥削理论的质疑与重构

虽然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为禁止私有财产提供了很好的辩护。但是劳动的异化与否却并非唯一的价值准绳。如果我愿意通过异化劳动而获得闲暇。同时有些人对消费价值的关注，使得他们宁愿去获得异化劳动，而非异化劳动也不是天赐馅饼，需要动用资源去获得。同时非异化劳动也是对友谊是一种威胁，这种对生产的关注，却是忽视了友谊和消费的价值。它并不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利益。同时，自由合作的生产，才能使我们成为认这个观点并不能成立，人们会赋予劳动的不同的价值，只要提供一种机会平等的条件和财产的公平划分，异化劳动可以提高人们的生活福祉，完善论并不完全是正确的。

另外一些分析马克思主义者则作了另外一种角度的修正，他们并没有就如何分配资源给与完善论的启示，他们预见说，人们将会珍视非异化劳动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至于他们绝不同意用闲暇时间或家庭生活的增加来对异化进行弥补。

3、金里卡的质疑与意见

对于这种预见，金里卡认为，通过禁止非异化劳动而干涉人们的选择是没有道理的，对有意思的工作进行分配也是没有道理的，因为每个人的偏好并不一样，不应该不恰当的把某些个人的偏好放到特殊的地位，而是对个体带入市场交换的资源进行修正性分配。个体在拥有平等资源份额的情况下，自由的决定什么是愿意从事的有价值的事情，这会引起一系列关于公平分配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要尝试着给出自己独特的答案。

剥削理论范文篇5

党在剥削问题上存在着举着“消灭剥削”的旗帜鼓励剥削的悖论。之所以如此，是因传统剥削观不分青红皂白地将雇工获利及租地收租、租房收租、借款收息等一切非劳动获利行为都看作剥削，而非公有制企业获利的典型方式就是雇工获利，按照传统剥削观不能不看作剥削。破解剥削悖论，既不能放弃“消灭剥削”的旗帜，也不能消灭非公有制经济，而应转变剥削观，对剥削加以重新解释：不再把剥削解释为雇工获利等非劳动获利行为，而是解释为并非出乎对方自愿的无功取酬、超功取酬行为。

关键词：剥削；剥削悖论；和谐社会

一、党在剥削问题上的逻辑悖论及其对社会和谐的危害

党在剥削问题上存在着明显的逻辑悖论：党自成立以来，一直以“消灭剥削”相号召，邓小平理论也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可我党在十四大以来，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一直在大力鼓励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按照传统剥削观，这是不相容的，陷入了举着“消灭剥削”的旗帜鼓励剥削的悖论。这是因为：传统剥削观以劳动价值论为依据,将雇工获利及租地收租、租房收租、借款收息等一切非劳动获利行为都看作剥削，而非公有制企业获利的典型方式就是雇工获利，即以雇佣劳动获得利润，按照传统剥削观不能不看作剥削。按照传统剥削观，要消灭剥削就不应允许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鼓励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就是放弃“消灭剥削”的主张。党在剥削观上的这种逻辑悖论已对社会和谐造成了严重危害：（1）使党言行不一、理论与实践背离，显得缺乏理论深度、步履散乱，直接损害党的威信。（2）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受到普遍怀疑，造成理论困惑、信仰失落、精神无所寄托，导致道德滑坡，腐败之风蔓延。（3）使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保护私有财产、积极利用外资、扩大对外交流等正确主张得不到理论支持，频频遭受违背宪法、不符合马克思主义、鼓励剥削、背离社会主义方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等一系列指责，难以顺利推行。（4）不看非公有制企业是否以功取酬、功酬相当，也不管其是否正当经营，将其一切雇工经营活动都看成剥削，客观上起到了挑拨劳资关系的作用，使民众看不到非公有制企业与自己利益的根本一致性，看不到其在增加就业、提高收入、增加税收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只看到双方眼前利益的矛盾性及其中某些人的偷税漏税、制假贩假、克扣员工工资、拉拢腐蚀干部等不当行为，从而不能视企如家，为企业尽心尽力，对构建和谐的劳资关系十分不利。

二、破解剥削悖论的有效途径是重新解释剥削概念

由于剥削悖论对社会和谐造成严重危害，因此破解这一悖论就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当务之急。破解剥削悖论有以下几种思路：

第一种是限制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乃至消灭一切非公有制经济。这种思路合乎某些人“我穷，你也别想富”的心理，得到某些学者的提倡和部分民众的赞同，但这是一种缺乏理性的情绪化鼓噪，带来的不是“大家都富”，而是“人人都穷”。非公有制经济具有自我发展的强大动力，是最具活力的经济，截至2006年底，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已三分天下有其二，推动了经济发展，增加了国家税收，扩大了就业门路，缓解了就业压力。对其限制、消灭，经济发展的动力就会被削弱，势必带来经济衰退、职工失业，给社会的和谐稳定火上加油，是最劣选择。

第二种是放弃“消灭剥削”的旗帜，给剥削正名。这种思路可保护非公有制经济，维持国民经济持续增长的势头，在不转变传统剥削观的情况下，不失为理性选择。但是这种思路仍然是权宜之计，而非根本之策。“消灭剥削”，一直是党的奋斗旗帜，经过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以来长期的宣传，剥削一词早已臭不可闻，是一个绝对不可饶恕的罪恶字眼。不管学者如何解释，在民众心目中，剥削总是和资本家不发、欠发、迟发工资，虐待职工及官员的贪污、敲诈，商人的以假充真、以次充好、缺斤少两及无赖的赖账不还、抢劫、偷盗等不当行为联系在一起的。放弃“消灭剥削”的旗帜，给剥削正名，会被民众解读为给上述不当行为正名，解读为偏袒富人、忽视穷人，不再代表底层民众的利益，使党失去民心。这样做，会丢掉自己近百年的奋斗旗帜，导致人心离散，丧失号召力，起到自我瓦解的作用，显然也走不通。

那是否就走投无路了呢？不是。对剥削概念重新解释，就会“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既可坚持“消灭剥削”的旗帜，又可鼓励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有的人可能觉得这是天方夜谭，根本不可能实现。其实，通过对关键概念重新解释而化解理论主张与实践现实的矛盾，党的历史上早有成功先例。

思想和的思想，现在都知道不能混同，但在改革开放前，尤其是生前，却是同义，根本未加区分。中央文件、学者文章及老百姓的口头交谈，皆是如此。刘少奇在七大报告中就说思想“就是同志关于中国历史、社会与中国革命的理论与政策”，显然对二者未加区分。党的七大之所以把党的指导思想称作思想，就是因人们已把看作党的正确路线的代表，觉得一贯正确，不犯错误。将思想和的思想区分开来，认为的思想中含有不正确的成分，是当时的大忌。中，红卫兵歌颂时，常说“您的思想是一切工作的指针，是我们前进的灯塔”之类的话，无疑是把的思想当成了思想。影片《地道战》插曲《的话儿记心上》中含有“的思想闪金光，思想的光辉照得咱心里亮，主席的思想传四方，主席的话儿记心上”的歌词，显然也是把的思想当成了思想。这样理解思想，使之后纠正晚年错误、平反冤假错案的努力遇到了极大困难，因其使该努力与坚持思想产生了尖锐矛盾。如思想与的思想同义的话，坚持思想就不能纠正晚年错误、平反冤假错案；纠正晚年错误、平反冤假错案，就会违背思想。当时有些人也正是打着坚持思想的旗号来反对纠正晚年错误、平反冤假错案的。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思想作了重新解释，说“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将其与的思想明确区分开来，认为晚年的错误违背了其一贯倡导的原则，本身就不属于思想，思想并非一个人的功劳，党的其他领导人也做出了贡献。这样对思想加以重新解释后，便顺利解决了纠正晚年错误、平反冤假错案与坚持思想之间的矛盾。纠正晚年错误、平反冤假错案并不违背思想，因其根本就不是思想；坚持思想只是坚持的思想中的正确部分，并非就不能纠正晚年错误、平反冤假错案。

由此可见，通过对剥削概念加以重新解释来破解剥削悖论是完全可行的。

三、衡量剥削与否的标准不应是“是不是劳动所得”，而应当是“是不是功酬相当、对方自愿”

怎样对剥削概念加以重新解释呢？就是将衡量剥削与否的标准由“是不是劳动所得”转为“是不是功酬相当、对方自愿”。

传统剥削观是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的，衡量剥削与否的标准是“是不是劳动所得”。只有劳动所得才是正当收益，而一切非劳动获利行为都是剥削。按传统剥削观，雇工获利，即以雇佣劳动获得利润，是最主要的剥削方式。除此之外，还包含以下三部分：一是租地收租，即出租土地收取地租。二是租房收租，即出租房屋收取房租。三是借款收息，即借出资金收取利息。雇工获利属资本主义剥削，而租地收租、租房收租则属封建剥削。把这些非劳动获利行为不分青红皂白地都看成剥削是不妥当的，因其为社会经营活动所必需，是有功于对方、有功于社会的行为，是互惠互利的行为，而不是无功取酬、超功取酬、可有可无、单方获利的行为。社会上的人千差万别，对资源的占有情况各不相同：有的人富有资产但缺少劳力，而有的人则缺乏资产，只能靠劳务为生；有的人富有耕地但缺少人手或富有地皮但无力开发，而有的人则地少不够耕种或缺乏经营场所；有的人房屋闲置，而有的人则缺少房屋；有的人富有资金但找不到好的投资项目，而有的人则缺少资金而衣食不继或难以维持经营活动。企业生产固然离不开劳动，但也离不开资金，需以资金置办生产经营的场所、设施、工具、原材料。

劳资双方都对生产做出了贡献，工资是对劳动者劳动贡献的回报，利润是对资本家、经营者资金和经营贡献的回报。资本家、经营者并非无功取酬的人。资本家雇工获利，不只有利于资方，也有利于劳方，是互惠互利的事。认定一切雇工获利行为都是剥削而加以消灭，不仅雇主丧失获利门路，雇工也会失业。有地的人把地租给无地、少地的人耕种或把闲置地皮租给他人经营，自己获得了地租，别人也有了衣食来源或经营场所，也是对双方都有利，并非只对地主有利。认定租地收租为剥削而加以消灭，会使土地白白闲置，对谁都没有好处。房子多的人把房子租给无房、少房的人居住，自己得到了房租，又使无房的人有了居住场所，这对房主、房客都有利，并非只对房主有利。认定租房收租为剥削而加以消灭，会使房屋闲置却有的人露宿街头，对谁都没有好处。把钱借给别人使用，会使资金得到有效利用，既使自己找到合适的投资项目，又可救缺钱者一时之急，也利己且利人，并非只对有钱人有利。认定借款收息为剥削而加以消灭，会使资金闲置，断绝缺钱者的生路，对谁都没有好处。

当然，传统剥削观的提出者也不想造成这种后果，其本意是让劳动者实现利益最大化，收回所有自己创造的价值，无偿使用别人的土地、房屋和资金。但这根本行不通，是对人性缺乏了解的表现。人都是趋利避害的，没好处的事谁也不愿意干。无论贫富贵贱，人皆如此。做任何事，如果涉及他人，互惠互利才能长久维持；如果只是自己单方获利，对方却无益甚至有害，只能维持于一时，断难维持长久。你雇工经营却不能获得利润，让别人种了自己的地、住了自己的房、用了自己的钱，却不能收取租金、利息。时间长了，能愿意吗？雇工获利、租地收租、租房收租和借款收息，为经济运行所必不可少，认定其为剥削而加以限制、消灭，经济就难以正常运转，缺乏持续增长的能力，最后必然陷于贫穷落后的境地。苏东事变之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大多陷入经济停滞的境地，“短缺经济”竟成了社会主义的典型特征，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亚诺什的社会主义“短缺经济”论盛行于一时，这与其长期坚持传统剥削观，将雇工获利、租地收租、租房收租和借款收息这些正当经营活动当作剥削加以限制、消灭有很大关系。这充分暴露了传统剥削观的局限。

“是不是劳动所得”根本不应成为剥削与否的标准，“是不是功酬相当、对方自愿”才应作为其标准。剥削，当指一切并非出乎对方自愿的无功取酬、超功取酬行为。判定一种行为为剥削，必须满足两个条件：（1）必须是无功取酬、超功取酬的行为。任何获利行为，只要是以功取酬、功酬相当，不管是不是劳动所得，都不应看作剥削。（2）必须是采取了胁迫、欺诈、偷窃、贪占等对方非自愿的手段。若出乎对方自愿，虽是自己单方受惠，自己无功于他人、社会，也并非剥削。亲人继承遗产，鳏寡孤独老幼病残者接受救济、捐赠等行为，是自己无功受禄、单方获利，因是出乎对方自愿，也并非剥削。综合两个条件，可以看出：资本、土地、房屋和资金都是经济运行所必不可少的，没有它们，生产、流通、交换、消费等活动就会停止。因而，雇工获利、租地收租、租房收租和借款收息本身是正当经营活动，并并非剥削，其中的不当行为才是剥削。剥削大体包括以下几种类型：（1）企业主、经营者不发、欠发及迟发工资，虐待职工；（2）地主乘人之危而提高租金、强行收回土地；（3）房主对房屋缺陷加以隐瞒，对房屋破损不予维修，提前强行收回房屋，在不告知的情况下将房屋另租他人；（4）银行、款爷违背约定，提前催还借款或强行提高利息；（5）借款人赖账、欠帐不还；（6）领导干部贪污、敲诈；（7）商人以假充真、以次充好、缺斤少两；（8）无赖抢劫、偷盗；（9）其他对方非自愿的无功取酬、超功取酬行为。

应该注意的是：剥削行为不只资本家、地主、房主、款爷可为，领导干部和普通民众也可为。领导干部的贪污、敲诈等腐败行为就是典型的剥削。普通民众中，商人的以假充真、以次充好、缺斤少两及无赖的赖账不还、抢劫、偷盗等不当行为也是典型的剥削。

这样理解剥削，就把雇工获利、租地收租、租房收租和借款收息这些正当经营活动与其中的不当行为区分开来，明确了正当与不正当、合法与非法的界限。雇工获利、租地收租、租房收租和借款收息本身是正当经营活动，并并非剥削，其中的不当行为才是剥削。如此，消灭剥削并不消灭雇工获利及租地收租、租房收租、借款收息行为本身；消灭的只是其中的不当行为。这样，倡导“消灭剥削”与鼓励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就并不矛盾，完全可以并行不悖。消灭剥削，并不消灭雇工获利、租地收租、租房收租和借款收息这些获利行为本身，只是消灭其中存在的不当行为；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并不是承认其不发、欠发及迟发工资，虐待职工等剥削行为的正当性，恰恰是要准确打击这些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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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杜奋根．剥削-理论创新的一个突破点[J]．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学报，2005，（2）．

剥削理论范文篇6

现代社会的人们，并不是生活在马克思的那个时代，自然看到的一些事物的表面现象与马克思所能看到和预想的不同，而且有些人从这些表象观察人手来理解价值和创造价值的劳动。「一种观点是认为社会劳动创造价值。这种观点认为如果否定了物化劳动创造价值，科技是生产力就不能成立，相对剩余价值包括超额剩余价值就无从得来，商品二因素和劳动二重性就不能存在，所以创造价值的劳动应该是社会活劳动。我们知道，生产力不是创造价值的力量，仅仅是创造使用价值的力量。因此，把科学技术作为创造价值的力量是不符合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的。另外，如果承认物化劳动创造价值，则必然得出价值等于使用价值的荒谬结论，从而必然导致否定商品的二因素。显然一结论是错误的。第二种观点是认为生产要素创造财富(或价值)。这种观点从现代资本、技术和经营管理等生产要素的作用出发，认为传统的劳动价值论在现代有许多局限，应该转向生产要素价值论或财富论。第三种观点认为创造价值的劳动是联合劳动。认为物化劳动创造价值是不正确的，同时片面强调活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也是不全面的。必须把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实物生产劳动和服务生产劳动、活劳动和物化劳动的辨证统一，才能创造和实现使用价值和价值，才能正确处理商品内在矛盾和不同所有者的经济利益关系，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即认为只有联合劳动才是创造价值的真正源泉。显然，这些观点都是片面地从现象出发，或静态地看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没有采取与时俱进的态度。只有人类的活劳动才创造价值，而且坚持劳动(抽象劳动)是形成商品价值的唯一源泉和实体，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一个带根本性的科学真理。它一方面为彻底批判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乃至一切剥削制度，论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提供了一个理论基石;另一方面为人们从深层次上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规律性，促进其健康高效地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理论武器。但是我们对活劳动的概论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新的理解，从当代社会来看，凡是直接生产物质商品和文化商品、以及直接为劳动力商品的生产和再生产服务的劳动，其中包括自然人和法人实体的内部管理劳动和科劳动都属于创造价值的活劳动。

二、关于知识、科学技术是否创造价值的问题

目前，国内有许多学者认为知识、科学技术是创造价值的。并认为把物化劳动等同于资本加以批判，把剩余价值和剩余产品完全归功于活劳动，是劳动价值论研究上的两个不同而具有内在联系的理论扭曲。相对剩余价值和超额剩余价值主要来源于物化劳动，科学技术通过物化劳动创造剩余价值，从而发挥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巨大功能和作用。另一种有代表性的观点虽然并不完全认为知识、科学技术创造价值，但认为科学技术对价值形成有一定影响或在一定条件下创造价值。他们认为除了劳动以外，生产过程的其他因素虽然不直接创造价值，但也作为一个决定因素参与价值的形成。先进技术在一定条件下创造价值，因为新技术设备用于生产时，在能够促使商品的个别价值小于社会价值的前提下，它就不仅转移了价值，而且还有条件地创造了价值，为企业带来了超额利润。第三种观点认为对知识、科学技术是否创造价值不能一概而论，要从生产过程来具体分析。因为在知识经济初见端倪的生产过程中，大量内化在活劳动中的知识技术，以活劳动的抽象支出形式，不仅能够创造价值，而且能够创造比过去创造更多的价值;大量内化在生产资料中的知识技术不能创造价值，只能在有效转移价值的过程中吸收活劳动所创造的新价值，激发并扩张、放大活劳动创造价值的效能。我们认为知识和科学技术并不创造价值，而是科技工作者的活劳动创造价值。因为从价值创造的条件来看，先进技术是不创造价值的，原因就在于:先进技术以及作为先进技术体现的先进设备是人类活劳动的结果，具体表现为物化劳动而不是人类活劳动本身。劳动只有人类的活劳动才创造价值，物化劳动—无论它以何种形式存在都不能创造价值。在商品生产中，新知识、新科技进人劳动过程，但不进人价值形成和价值增殖过程。不是新知识、新科技本身在创造价值，而是掌握和运用新知识、新科技的劳动者的劳动在创造价值。.

三、关于劳动价值论与按劳分配的关系问题

目前，在劳动价值论与按劳分配的关系问题上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认为劳动价值化与社会主义实行按劳分配没有关系。因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主要回答了分配什么、分配多少的问题，而没有进一步回答如何分配的问题，这不是价值理论的任务，而是分配理论的任务。马克思提出社会主义实行按劳分配制度与劳动价值论无关。而且认为我国现阶段分配制度的理论依据也不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而是马克思的所有制理论。第二种观点是劳动价值论与按劳分配原则虽然不是完全的因果关系，但是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劳动价值论揭示了人类抽象劳动(体力和脑力的支出)是创造价值财富的唯一现实源泉，复杂劳动形成的价值等于倍加的简单劳动形成的价值，因此，社会收入的分配理应向劳动者特别是从事复杂劳动的脑力劳动者倾斜。我们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仍然是我国分配理论的基石，但是必须以与时俱进的态度来看待按劳分配问题。马克思在描绘社会主义按劳分配时指出，在全社会范围内，社会在对社会总产品作各项必要扣除之后，以劳动者提供的劳动(质和量)为唯一尺度分配个人消费品。但是不创造价值的劳动，有的是社会所必须的，因而也必然要参与价值的分配，应该取得劳动收人。而且在过去的理论分析中，常常有一种误解，就是认为价值创造意味着价值归属要求。工人创造的价值似乎应该完全属于工人。其实，这是不全面的。价值创造、价值归属是不等同的，价值创造是整体性的，离开了社会协作劳动整体，就难有价值创造;而价值归属是主体性的，价值归属于谁，则是收人分配的问题，并非参加了价值创造就有归属价值的要求，价值只能归属于劳动主体，劳动主体是不参加价值归属的。

四、关于现阶段的剥削问题

剥削理论范文篇7

近几年，围绕劳动价值论的讨论从未停歇，话题不断更新，层次逐渐深入，气氛愈加热烈。这是一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念碰撞，体现了政治经济学在新形势下要重新定位的努力。其中或众说纷纭，或针锋相对，种种纠缠不清的争论，多因两大理论体系相对独立，概念语言不通的缘故。如果不认识到这一点，一味辩论的结果只能是似是而非，欲理还乱，无果而终。只有站在更大范围的经济学比较的基础上，才能看清这场争论的实质和意义，从而理清思路，得到有价值的成果。

以最近争论的焦点“服务业是否创造价值”为例。其实这已经不是一个辩题了，因为学界已经基本上肯定了“服务业创造价值”的观点。大家争论的只是，这个观点马克思已经说过了的呢，还是马克思没说但可以从他那儿引申出来的，还是马克思根本就是反对的。由此引发的另一个比较热闹的辩题，就是我国的私营业主是否存在剥削的问题，大家都认为我国的私营业主是应该存在的，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是有利的，争论的只是他们是否在剥削，这种剥削如何定性和定量，于是又去马克思那里寻找根据加以印证。

总之，学界对命题的态度基本是一致的，与目前的经济学大方向并无二致，差异的只是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态度。这个态度，总结起来，又不外乎有三种：一种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完全正确的，现在之所以有这样那样的疑惑，都是源于对劳动价值论的认识不够深刻的缘故，所以应该加深对劳动价值论的认识；一种认为劳动价值论的确有不足和偏颇之处，应该被发展和革新，其内涵和外延都应该进行新的拓展；一种则认为劳动价值论已经过时，坚持劳动价值论会走回阶级分析的老路，不利于生产力发展，所以它应该被否定或是束之高阁。

劳动价值论是分析命题的理论武器。现在大家对命题的基本态度一致，却对分析命题的理论武器的态度出现差异，这只能说明对理论的整体把握和基本概念的理解出现了分歧。在实际争论过程中，争论的核心也的确不断地追本溯源，大家都感到不搞清楚一些基本的概念就无法再讨论下去。于是如“什么是价值”、“怎样的劳动创造价值”、“非劳动生产力是否创造价值”、“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的区分”等问题又重新被提了出来，但是进一步的争论却没有结果。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认为，这是把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基本范畴和理论出发点相混淆的缘故。把政治经济学的概念和手段直接用来分析西方经济学的命题，自然要出问题，反之亦然。二

劳动价值论虽然博大精深，但它的核心就是劳动创造价值的问题。这个“劳动”还有许多的规定，比如“抽象劳动”、“生产性劳动”等，这个“价值”也有自己的定义，它的经典表述就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我们就来看看实际争论中的一些情况。

首先是关于第三产业是否创造价值问题。

有的学者说：

在社会主义社会，马克思实际上不再把劳动分为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在他看来，由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存在，劳动是计划分配的……也就不存在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过去我们没有注意到马克思这方面的论述。……而西方国家却从实际出发，不拘泥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分，认为第三产业也创造国民生产总值……使第三产业得到空前发展，所占比重已超过70%。……为了跟上时代的发展，与国际惯例接轨，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也采纳了三次产业的分类，也承认第三产业创造国民生产总值。从这里可以看出，我们已经跳出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分，凡是对社会有效用的劳动。都视为生产劳动，都创造价值。[1]

这段论述的逻辑是：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第三产业属于非生产劳动，不创造价值，但实际情况是第三产业的比重迅速扩大，所以第三产业也是生产劳动，也创造价值。首先，这个逻辑的因果之间没有必然联系。第三产业的比重大，并不一定意味着它就创造价值。在马克思严密的理论体系中，这只能说明第三产业的发展使第一、二产业的效率提高，创造了更多的价值，并且第三产业分割价值的比重增加了。其次，“国民生产总值”是西方经济学的概念，它从来都是以具体的货币来表达的，无法用“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来衡量。第三产业创造了国民生产总值，并不能说明它创造了价值。最后，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社会与马克思所设想的也不一样，以之佐证，颇为牵强。这是想证明劳动价值论仍然正确的。再看另一种论述：

从今日展望，停留于原来的劳动价值论，已不能充分解释新的经济现象、市场现象与企业现象。在新经济条件下，传统的生产要素包括土地等自然资源和劳动资源以及资本和传统技术不再稀缺，稀缺的是技术创新与管理创新、经营创新及其载体或称人才。……仅从第三产业的不断成长并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渐居首位看，所谓非生产劳动和服务劳动创不创造价值，多年来引起争论，确有其时代意义。否则，就劳动价值观，生之者寡，分之者众，主客易位，道理上说不通。[2]

这是想说明劳动价值论需要发展的。但是他的理由却很奇怪。难道某种东西“稀缺”了就会引起它的质变吗？技术不“稀缺”，就不创造价值，“稀缺”了，就创造价值了吗？“稀缺”是西方经济学的概念，它仍然无法与“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直接相联。再看一个：

劳动价值论辩论之透析

我国学术界一致认为党政部门的劳动属于非生产性劳动，主要理由是党政部门属上层建筑领域的范畴，它们并不参与价值的创造。现在看来，这是忽视了社会主义国家为人民服务的性质及其经济职能，其实党政部门为此而付出的劳动，理应属于生产性劳动。这种劳动不仅创造价值，而且创造高倍数的价值。[3]

“为人民服务的性质”以及“经济职能”就可以证明一种劳动创造价值了吗？前一个证据明显与结论无关。“经济职能”也是西方经济学的概念，它指的是对经济运行发生作用。影响了经济为什么就是创造了价值，还“创造高倍数的价值”？论者没有交代。就笔者所知，在马克思那里，非生产性劳动也对经济产生影响，可是它不创造价值。

可以看出，上述说法的逻辑漏洞都出现在同时使用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概念之时。并不是说不可以在两大理论体系间做沟通工作，只是做的时候要慎重，不能拿来就用，直接组接。否则，这样的理论探讨不仅不令人信服，而且没有意义。

其次，关于生产要素问题。如有的学者说：

我们要重新认识社会主义条件下价值的源泉。和传统的把其归结为人的抽象劳动，即与人的生物学意义上的体力和脑力支出不同，我根据我的价值定义认为：价值源泉一方面是人和自然界的结合，白手是不会起家的；另一方面是各种生产要素的结合。并且，各种生产要素在不断增加，它们之间的比重和作用在不断调整。最初由土地和劳动起主要作用，到资本、经营管理加入价值创造，再到二十世纪中期科学技术又加入，并且成为第一生产力。从而在新经济环境中我要提出生产要素价值论或财富论。我认为这是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发展。根据我对价值及源泉的重新认识，我进一步认为这些要素的作用不是平等的，在不断变化，从而我们又说新的意义上的劳动是价值主要源泉，这就是我的社会主义劳动价值论。[4]

论文劳动价值论辩论之透析来自

从生产要素的“比重和作用在不断调整”到“加入价值创造”的推理，也就是数量可以改变性质的推理。为什么比重大一点，它的性质就会变化呢？很简单，因为这“比重”和“性质”属于不同的理论范畴，正如作者把“价值论”混同于“财富论”一样。在两个理论中，生产要素的“性质”本来就不一样，这与“比重”的变化无关。我们看到，为了确立数量可以改变性质的推理，作者不得不抹杀历史，提出资本、经营管理、科学技术以前从未“加入”的说法。这是想要改革劳动价值论的。

再次，关于我国私营业主的剥削问题。

有的学者倾向于不存在剥削或是剥削很少。如下列文字：

生产资料或资产作为商品生产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虽然不是同劳动相并列的价值源泉，但在商品价值的形成中也不能说毫无作用，至少它可以代替人的部分劳动，发挥着同它所代替的劳动相似的作用，因而它的使用也会带来一定的价值。所以，在现代条件下，所有者的投资所带来的回报，并不全是剥削，其中包含生产资料这种物的社会使用所带来的增值。……过去我国公有制经济内部的“投资饥渴症”、无数损失浪费等等，都同否认资产能够带来一定回报的观点有关。大量事实已经证明了这种观点的谬误。[5]

资本对商品价值的形成“有作用”就说明不全是剥削，这也是一连串看不懂的推理。首先，“有作用”为什么就是“带来一定的价值”？后文说的清楚：“带来的回报”--这就对了，不是“价值”，而是“收益”，那是西方经济学的概念。马克思早就澄清过，此与“价值”无关。其次，资本“代替人的部分劳动，发挥着同它所代替的劳动相似的作用”，因为劳动可以带来价值增值，“因而它的使用也会带来一定的价值。”依此推理，如果全部使用资本，没有劳动，价值创造照样进行。资本和劳动属于不同的生产要素，要是它们之间存在这么简单的替代关系，那就不是两个不同性质的要素了。倒是西方经济学中大量的理论假设是基于资本和劳动可以相互替代。最后，“大量事实已经证明了”的是资本参与生产中的重要性，并不是资本本身可以“带来一定回报”的“观点”。

有的学者认为存在剥削：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企业管理二重性的理论，同样适合于对我国私营企业的分析。

随即作者在引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对我国的私营业主的劳动进行了分析之后，承认存在剥削，于是说：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多次讲过：社会主义就是消灭剥削。……现阶段允许私营、外资等非公有制企业剥削的存在和发展，显然不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长远目标，但它却可以成为我们实现目标的手段。……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虽然也存在一定范围的剥削，但它并不像资本主义社会那样漫无边际，而且这种剥削还受社会主义国家的引导、监督、控制和调节。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公有制经济占统治地位和起主导作用的经济制度不会改变，在这种情况下存在的剥削，仅仅是一种经济现象，不能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制度同日而语。[6]

看起来作者十分正确，但细想却不知道他的目的何在。如果想说明这种剥削应该存在，那么那是我国的政策如此，不是劳动价值论证明如此。作者运用劳动价值论的结论只是承认了剥削的存在，所谓目的好，规模小，这些都不属于劳动价值论。整篇文章最后的结论是劳动价值论正确，剥削也应该存在。我可以接受这两个结论，但不能接受这两个结论之间有因果关系。没有因果关系，这样的研究又有什么意义？理论研究的目的应该是指导实践，现在变成了实践指导理论，生拉硬扯，结果只能是牵强附会。

劳动价值论辩论之透析

以上只是择其要者，篇幅虽少，但其代表的态度却具有普遍性。为什么出现这些现象？我认为这与理论界的躁动情绪有关。政治经济学遇到了挑战，的确需要应战，但也要首先弄清自己的角色与性质。政治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从来就是不同的社会角色，有不同的理论分工，更有不同的独立的理论框架和体系。政治经济学是规范经济学，西方主流经济学是实证经济学，前者探讨的是公平问题，是人性的解放，后者探讨的是效率问题，是财富的增加。两者各有作用。以政治经济学指导营销，恐难如意，以西方经济学争取人类的自由平等，也是无力。三

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里，生产性劳动创造价值而非生产性劳动不创造价值，非生产性劳动的报酬是从生产性劳动创造的国民收入中再分配而来的，即从生产性产业工人创造的价值中分割而来的。可是马克思并没有说非生产性劳动分割生产性劳动所创造的价值有什么不正当。从理论上说，即使分割的比重到了90%，也与它是否正当毫无关系。既然如此，大家为什么要急着给非生产性劳动正名？

这是因为大家都感觉到了“价值”这个概念所包含的社会价值判断，也就是说，创造的价值比分割来的价值似乎更优越。所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人都有这种意识，那是因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里的确贯穿着这种意识。

换个角度来看。既然在理论上创造的价值与分割的价值同样正当，那区分它们还有什么意义？直接研究价值分割后的形态不是更简洁了当吗？马克思在年青的时候也曾试图像他人一样如此表述价值，但是他之所以后来发明了“劳动二重性”理论，又区分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都是为了导出剩余价值理论。没有劳动价值论就没有剩余价值论。在马克思看来，如果不从价值的本质而是从价值的现象开始研究，以价值的最终呈现状态为研究依据，就无法区分劳动与剥削。换句话说，剥削的部分将很容易与非生产性劳动所得混淆在一起。西方经济学就是这么做的。当时的经济学家们对这一点也很清楚。马克思曾转引一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话说：“关于劳动是财富的唯一源泉的学说，看来既是错误的，又是危险的，因为它不幸给一些人提供了把柄，他们可以断言一切财产都属于工人阶级，别人所得的部分仿佛都是从工人阶级那里抢来和骗来的。”[7]当然劳动价值论并没有断言劳动是财富的唯一源泉，也没有断言一切财产都属于工人阶级，但在这个理论中的确突出了生产性劳动的地位，从而特别反衬出了工人所受到的沉重剥削。

因此，劳动价值论是一种特别从社会公平价值角度进行判断的理论。与之相反西方主流经济学是特别从增加财富的角度进行判断的理论。现在学界很多人在争论的问题，是要用劳动价值论去谈增加财富问题。这也不是不能谈，只是不能移花接木地谈。在马克思那里，公平与财富的问题是他早在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已经解决的问题了。在他看来，资本主义可以高效率地增加财富，但人不是机器，工人仍在怠工，因为他们的人性得不到实现，他们的主观能动性不会充分发挥。人类只有自由了，完全可以实现对象性的人性了，经济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那时研究如何提高经济效率的经济学才会真正起作用。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要求公平和平等，要求劳动创造的价值与报酬相当。因此，界定剥削和剥削量非常重要，这就需要区分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

再进一步说，马克思所关注的对象比普通的经济学更高更远。他本来就是从哲学研究转入经济学研究的。他的哲学研究的是人性为什么受到压迫的问题，他的经济学也是为了揭示这个问题。他之所以要研究经济学，是因为他在研究哲学和政治的过程中发现，人性受到压迫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所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要揭示的是在经济生活中存在的剥削和压迫的问题，剥削是经济问题，是生物性问题，压迫是政治问题，是人性问题。工人们被剥削走剩余价值，不仅仅是吃不上饭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人性压抑的问题，是做人像做动物的问题。所以相对于贫穷，马克思更重视的是异化--人性服务于动物性。之所以要反对剥削，因为那是异化的根源，是人性的大敌。

我们都知道，经济的发展并不能解决人性解放问题。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最终关注是人性的解放，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最终关注是经济的发展。所以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是两个不同导向的学问，即是不同社会价值判断的学问，不能直接互通。

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确有冲突，基本理论相悖，但那是因为它们分别处在不同的研究领域里，对基本的社会价值判断不同造成的。他们的关系并不是同一个窝里的死对头。他们之间的争论，只能是一种基本价值判断的争论，如讨论财富增长重要还是公平重要，或者剥削的标准和意义等等，而不应是各自理论体系中的某个具体问题，更不应用一种体系的概念理论解释另一种体系的概念理论，或是干脆相互混杂，因为从它们各自的理论范式中去看，对方的理论都大谬不然。

西方经济学的蛋糕理论就是说把蛋糕做大是至关重要的事，财富增长是第一位的，在此基础上再去兼顾公平，而他们同时又认为效率（增长财富）与公平平等是永恒的矛盾，所以是否存在剥削不是他们要讨论的问题，只要财富增长就完事大吉。政治经济学则是首先把公平问题放在首位，研究生产中的人与人的关系是首要的，而经济增长以及如何增长则不是它要探讨的主要问题。因而不管我们是搞何种经济理论的研究，必须能沉进去也能浮上来，只有我们跳出了圈外，用更高的眼光看待学科的立足点和局限性，才会更深刻地发现它们各自的意义，珍视它们各自的价值。

劳动价值论辩论之透析

劳动价值论在当代是否还有用？当然。是否需要发展？当然。只是，讨论归讨论，发展归发展，但要沿着它本来的轨迹讨论和发展，不要僭越身份，否则只叫阉割。劳动价值论既然指向的是剥削问题，研究的是公平标准，目标是人性的解放，那么在当代，在改革开放突飞猛进的今天，需要研究的事情还少吗？就像服务业是否创造价值的命题，实在没有什么意义，需要我们研究的倒是服务业所得到的价值是否合理，有多少合理。像私营企业是否存在剥削的问题也是早有定论的，需要我们研究的倒是剥削了多少的问题。而且，我们需要的是像马克思那样的量化的研究。至于剥削是不是对经济有利，也不是我们的课题，我们可以像马克思恩格斯那样说一声“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然后大声疾呼反对剥削。实际上，不仅是这些具体的研究十分必要，就是基本理论的推展也十分必要。但推展也要沿着原来的方向推展，研究在当代人性是如何受压迫的，为什么经济这么发达，人们仍然感到不自由？隐藏在那些丑恶和荒谬的社会政治现象背后的是什么样的经济根源？经济的不断增长为什么会带来新的异化现象？所以，我们要继承的是马克思在过去做过的工作。

社会需要各方面的理论，反对不平，关注人性是我们的任务。在我国，西方经济学可以用来指导经济，当然还需一边研究和创新，而政治经济学是我们用来把握整个国家方向的理论，因为对于整个国家来说，国民的幸福和未来的发展当然是比经济的增长更远大的任务。

注释：

[1]何伟《重新认识劳动价值论》，《经济学家》2002年第1期第12页。

[2]沈立人《劳动价值论的理念创新与政策整合》，《经济学家》2002年第2期第23页。

[3]何炼成《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认识》，《经济学家》2001年第6期第47页。

[4]晏智杰的论述，张兴明《社会主义劳动价值论探索--访经济学院院长晏智杰教授》，《北京大学校报》2001年12月。

[5]董德刚《如何看待我国现阶段的剥削现象》，《前线》，2002年第2期第13页。

剥削理论范文篇8

近几年，围绕劳动价值论的讨论从未停歇，话题不断更新，层次逐渐深入，气氛愈加热烈。这是一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念碰撞，体现了政治经济学在新形势下要重新定位的努力。其中或众说纷纭，或针锋相对，种种纠缠不清的争论，多因两大理论体系相对独立，概念语言不通的缘故。如果不认识到这一点，一味辩论的结果只能是似是而非，欲理还乱，无果而终。只有站在更大范围的经济学比较的基础上，才能看清这场争论的实质和意义，从而理清思路，得到有价值的成果。

以最近争论的焦点“服务业是否创造价值”为例。其实这已经不是一个辩题了，因为学界已经基本上肯定了“服务业创造价值”的观点。大家争论的只是，这个观点马克思已经说过了的呢，还是马克思没说但可以从他那儿引申出来的，还是马克思根本就是反对的。由此引发的另一个比较热闹的辩题，就是我国的私营业主是否存在剥削的问题，大家都认为我国的私营业主是应该存在的，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是有利的，争论的只是他们是否在剥削，这种剥削如何定性和定量，于是又去马克思那里寻找根据加以印证。

总之，学界对命题的态度基本是一致的，与目前的经济学大方向并无二致，差异的只是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态度。这个态度，总结起来，又不外乎有三种：一种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完全正确的，现在之所以有这样那样的疑惑，都是源于对劳动价值论的认识不够深刻的缘故，所以应该加深对劳动价值论的认识；一种认为劳动价值论的确有不足和偏颇之处，应该被发展和革新，其内涵和外延都应该进行新的拓展；一种则认为劳动价值论已经过时，坚持劳动价值论会走回阶级分析的老路，不利于生产力发展，所以它应该被否定或是束之高阁。

劳动价值论是分析命题的理论武器。现在大家对命题的基本态度一致，却对分析命题的理论武器的态度出现差异，这只能说明对理论的整体把握和基本概念的理解出现了分歧。在实际争论过程中，争论的核心也的确不断地追本溯源，大家都感到不搞清楚一些基本的概念就无法再讨论下去。于是如“什么是价值”、“怎样的劳动创造价值”、“非劳动生产力是否创造价值”、“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的区分”等问题又重新被提了出来，但是进一步的争论却没有结果。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认为，这是把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基本范畴和理论出发点相混淆的缘故。把政治经济学的概念和手段直接用来分析西方经济学的命题，自然要出问题，反之亦然。二

劳动价值论虽然博大精深，但它的核心就是劳动创造价值的问题。这个“劳动”还有许多的规定，比如“抽象劳动”、“生产性劳动”等，这个“价值”也有自己的定义，它的经典表述就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我们就来看看实际争论中的一些情况。

首先是关于第三产业是否创造价值问题。

有的学者说：

在社会主义社会，马克思实际上不再把劳动分为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在他看来，由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存在，劳动是计划分配的……也就不存在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过去我们没有注意到马克思这方面的论述。……而西方国家却从实际出发，不拘泥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分，认为第三产业也创造国民生产总值……使第三产业得到空前发展，所占比重已超过70%。……为了跟上时代的发展，与国际惯例接轨，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也采纳了三次产业的分类，也承认第三产业创造国民生产总值。从这里可以看出，我们已经跳出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分，凡是对社会有效用的劳动。都视为生产劳动，都创造价值。[1]

这段论述的逻辑是：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第三产业属于非生产劳动，不创造价值，但实际情况是第三产业的比重迅速扩大，所以第三产业也是生产劳动，也创造价值。首先，这个逻辑的因果之间没有必然联系。第三产业的比重大，并不一定意味着它就创造价值。在马克思严密的理论体系中，这只能说明第三产业的发展使第一、二产业的效率提高，创造了更多的价值，并且第三产业分割价值的比重增加了。其次，“国民生产总值”是西方经济学的概念，它从来都是以具体的货币来表达的，无法用“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来衡量。第三产业创造了国民生产总值，并不能说明它创造了价值。最后，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社会与马克思所设想的也不一样，以之佐证，颇为牵强。这是想证明劳动价值论仍然正确的。再看另一种论述：

从今日展望，停留于原来的劳动价值论，已不能充分解释新的经济现象、市场现象与企业现象。在新经济条件下，传统的生产要素包括土地等自然资源和劳动资源以及资本和传统技术不再稀缺，稀缺的是技术创新与管理创新、经营创新及其载体或称人才。……仅从第三产业的不断成长并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渐居首位看，所谓非生产劳动和服务劳动创不创造价值，多年来引起争论，确有其时代意义。否则，就劳动价值观，生之者寡，分之者众，主客易位，道理上说不通。[2]

这是想说明劳动价值论需要发展的。但是他的理由却很奇怪。难道某种东西“稀缺”了就会引起它的质变吗？技术不“稀缺”，就不创造价值，“稀缺”了，就创造价值了吗？“稀缺”是西方经济学的概念，它仍然无法与“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直接相联。再看一个：

劳动价值论辩论之透析

我国学术界一致认为党政部门的劳动属于非生产性劳动，主要理由是党政部门属上层建筑领域的范畴，它们并不参与价值的创造。现在看来，这是忽视了社会主义国家为人民服务的性质及其经济职能，其实党政部门为此而付出的劳动，理应属于生产性劳动。这种劳动不仅创造价值，而且创造高倍数的价值。[3]

“为人民服务的性质”以及“经济职能”就可以证明一种劳动创造价值了吗？前一个证据明显与结论无关。“经济职能”也是西方经济学的概念，它指的是对经济运行发生作用。影响了经济为什么就是创造了价值，还“创造高倍数的价值”？论者没有交代。就笔者所知，在马克思那里，非生产性劳动也对经济产生影响，可是它不创造价值。

可以看出，上述说法的逻辑漏洞都出现在同时使用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概念之时。并不是说不可以在两大理论体系间做沟通工作，只是做的时候要慎重，不能拿来就用，直接组接。否则，这样的理论探讨不仅不令人信服，而且没有意义。

其次，关于生产要素问题。如有的学者说：

我们要重新认识社会主义条件下价值的源泉。和传统的把其归结为人的抽象劳动，即与人的生物学意义上的体力和脑力支出不同，我根据我的价值定义认为：价值源泉一方面是人和自然界的结合，白手是不会起家的；另一方面是各种生产要素的结合。并且，各种生产要素在不断增加，它们之间的比重和作用在不断调整。最初由土地和劳动起主要作用，到资本、经营管理加入价值创造，再到二十世纪中期科学技术又加入，并且成为第一生产力。从而在新经济环境中我要提出生产要素价值论或财富论。我认为这是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发展。根据我对价值及源泉的重新认识，我进一步认为这些要素的作用不是平等的，在不断变化，从而我们又说新的意义上的劳动是价值主要源泉，这就是我的社会主义劳动价值论。[4]

论文劳动价值论辩论之透析来自

从生产要素的“比重和作用在不断调整”到“加入价值创造”的推理，也就是数量可以改变性质的推理。为什么比重大一点，它的性质就会变化呢？很简单，因为这“比重”和“性质”属于不同的理论范畴，正如作者把“价值论”混同于“财富论”一样。在两个理论中，生产要素的“性质”本来就不一样，这与“比重”的变化无关。我们看到，为了确立数量可以改变性质的推理，作者不得不抹杀历史，提出资本、经营管理、科学技术以前从未“加入”的说法。这是想要改革劳动价值论的。

再次，关于我国私营业主的剥削问题。

有的学者倾向于不存在剥削或是剥削很少。如下列文字：

生产资料或资产作为商品生产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虽然不是同劳动相并列的价值源泉，但在商品价值的形成中也不能说毫无作用，至少它可以代替人的部分劳动，发挥着同它所代替的劳动相似的作用，因而它的使用也会带来一定的价值。所以，在现代条件下，所有者的投资所带来的回报，并不全是剥削，其中包含生产资料这种物的社会使用所带来的增值。……过去我国公有制经济内部的“投资饥渴症”、无数损失浪费等等，都同否认资产能够带来一定回报的观点有关。大量事实已经证明了这种观点的谬误。[5]

资本对商品价值的形成“有作用”就说明不全是剥削，这也是一连串看不懂的推理。首先，“有作用”为什么就是“带来一定的价值”？后文说的清楚：“带来的回报”--这就对了，不是“价值”，而是“收益”，那是西方经济学的概念。马克思早就澄清过，此与“价值”无关。其次，资本“代替人的部分劳动，发挥着同它所代替的劳动相似的作用”，因为劳动可以带来价值增值，“因而它的使用也会带来一定的价值。”依此推理，如果全部使用资本，没有劳动，价值创造照样进行。资本和劳动属于不同的生产要素，要是它们之间存在这么简单的替代关系，那就不是两个不同性质的要素了。倒是西方经济学中大量的理论假设是基于资本和劳动可以相互替代。最后，“大量事实已经证明了”的是资本参与生产中的重要性，并不是资本本身可以“带来一定回报”的“观点”。

有的学者认为存在剥削：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企业管理二重性的理论，同样适合于对我国私营企业的分析。

随即作者在引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对我国的私营业主的劳动进行了分析之后，承认存在剥削，于是说：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多次讲过：社会主义就是消灭剥削。……现阶段允许私营、外资等非公有制企业剥削的存在和发展，显然不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长远目标，但它却可以成为我们实现目标的手段。……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虽然也存在一定范围的剥削，但它并不像资本主义社会那样漫无边际，而且这种剥削还受社会主义国家的引导、监督、控制和调节。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公有制经济占统治地位和起主导作用的经济制度不会改变，在这种情况下存在的剥削，仅仅是一种经济现象，不能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制度同日而语。[6]

看起来作者十分正确，但细想却不知道他的目的何在。如果想说明这种剥削应该存在，那么那是我国的政策如此，不是劳动价值论证明如此。作者运用劳动价值论的结论只是承认了剥削的存在，所谓目的好，规模小，这些都不属于劳动价值论。整篇文章最后的结论是劳动价值论正确，剥削也应该存在。我可以接受这两个结论，但不能接受这两个结论之间有因果关系。没有因果关系，这样的研究又有什么意义？理论研究的目的应该是指导实践，现在变成了实践指导理论，生拉硬扯，结果只能是牵强附会。

劳动价值论辩论之透析

以上只是择其要者，篇幅虽少，但其代表的态度却具有普遍性。为什么出现这些现象？我认为这与理论界的躁动情绪有关。政治经济学遇到了挑战，的确需要应战，但也要首先弄清自己的角色与性质。政治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从来就是不同的社会角色，有不同的理论分工，更有不同的独立的理论框架和体系。政治经济学是规范经济学，西方主流经济学是实证经济学，前者探讨的是公平问题，是人性的解放，后者探讨的是效率问题，是财富的增加。两者各有作用。以政治经济学指导营销，恐难如意，以西方经济学争取人类的自由平等，也是无力。三

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里，生产性劳动创造价值而非生产性劳动不创造价值，非生产性劳动的报酬是从生产性劳动创造的国民收入中再分配而来的，即从生产性产业工人创造的价值中分割而来的。可是马克思并没有说非生产性劳动分割生产性劳动所创造的价值有什么不正当。从理论上说，即使分割的比重到了90%，也与它是否正当毫无关系。既然如此，大家为什么要急着给非生产性劳动正名？

这是因为大家都感觉到了“价值”这个概念所包含的社会价值判断，也就是说，创造的价值比分割来的价值似乎更优越。所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人都有这种意识，那是因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里的确贯穿着这种意识。

换个角度来看。既然在理论上创造的价值与分割的价值同样正当，那区分它们还有什么意义？直接研究价值分割后的形态不是更简洁了当吗？马克思在年青的时候也曾试图像他人一样如此表述价值，但是他之所以后来发明了“劳动二重性”理论，又区分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都是为了导出剩余价值理论。没有劳动价值论就没有剩余价值论。在马克思看来，如果不从价值的本质而是从价值的现象开始研究，以价值的最终呈现状态为研究依据，就无法区分劳动与剥削。换句话说，剥削的部分将很容易与非生产性劳动所得混淆在一起。西方经济学就是这么做的。当时的经济学家们对这一点也很清楚。马克思曾转引一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话说：“关于劳动是财富的唯一源泉的学说，看来既是错误的，又是危险的，因为它不幸给一些人提供了把柄，他们可以断言一切财产都属于工人阶级，别人所得的部分仿佛都是从工人阶级那里抢来和骗来的。”[7]当然劳动价值论并没有断言劳动是财富的唯一源泉，也没有断言一切财产都属于工人阶级，但在这个理论中的确突出了生产性劳动的地位，从而特别反衬出了工人所受到的沉重剥削。

因此，劳动价值论是一种特别从社会公平价值角度进行判断的理论。与之相反西方主流经济学是特别从增加财富的角度进行判断的理论。现在学界很多人在争论的问题，是要用劳动价值论去谈增加财富问题。这也不是不能谈，只是不能移花接木地谈。在马克思那里，公平与财富的问题是他早在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已经解决的问题了。在他看来，资本主义可以高效率地增加财富，但人不是机器，工人仍在怠工，因为他们的人性得不到实现，他们的主观能动性不会充分发挥。人类只有自由了，完全可以实现对象性的人性了，经济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那时研究如何提高经济效率的经济学才会真正起作用。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要求公平和平等，要求劳动创造的价值与报酬相当。因此，界定剥削和剥削量非常重要，这就需要区分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

再进一步说，马克思所关注的对象比普通的经济学更高更远。他本来就是从哲学研究转入经济学研究的。他的哲学研究的是人性为什么受到压迫的问题，他的经济学也是为了揭示这个问题。他之所以要研究经济学，是因为他在研究哲学和政治的过程中发现，人性受到压迫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所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要揭示的是在经济生活中存在的剥削和压迫的问题，剥削是经济问题，是生物性问题，压迫是政治问题，是人性问题。工人们被剥削走剩余价值，不仅仅是吃不上饭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人性压抑的问题，是做人像做动物的问题。所以相对于贫穷，马克思更重视的是异化--人性服务于动物性。之所以要反对剥削，因为那是异化的根源，是人性的大敌。

我们都知道，经济的发展并不能解决人性解放问题。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最终关注是人性的解放，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最终关注是经济的发展。所以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是两个不同导向的学问，即是不同社会价值判断的学问，不能直接互通。

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确有冲突，基本理论相悖，但那是因为它们分别处在不同的研究领域里，对基本的社会价值判断不同造成的。他们的关系并不是同一个窝里的死对头。他们之间的争论，只能是一种基本价值判断的争论，如讨论财富增长重要还是公平重要，或者剥削的标准和意义等等，而不应是各自理论体系中的某个具体问题，更不应用一种体系的概念理论解释另一种体系的概念理论，或是干脆相互混杂，因为从它们各自的理论范式中去看，对方的理论都大谬不然。

西方经济学的蛋糕理论就是说把蛋糕做大是至关重要的事，财富增长是第一位的，在此基础上再去兼顾公平，而他们同时又认为效率（增长财富）与公平平等是永恒的矛盾，所以是否存在剥削不是他们要讨论的问题，只要财富增长就完事大吉。政治经济学则是首先把公平问题放在首位，研究生产中的人与人的关系是首要的，而经济增长以及如何增长则不是它要探讨的主要问题。因而不管我们是搞何种经济理论的研究，必须能沉进去也能浮上来，只有我们跳出了圈外，用更高的眼光看待学科的立足点和局限性，才会更深刻地发现它们各自的意义，珍视它们各自的价值。

劳动价值论辩论之透析

劳动价值论在当代是否还有用？当然。是否需要发展？当然。只是，讨论归讨论，发展归发展，但要沿着它本来的轨迹讨论和发展，不要僭越身份，否则只叫阉割。劳动价值论既然指向的是剥削问题，研究的是公平标准，目标是人性的解放，那么在当代，在改革开放突飞猛进的今天，需要研究的事情还少吗？就像服务业是否创造价值的命题，实在没有什么意义，需要我们研究的倒是服务业所得到的价值是否合理，有多少合理。像私营企业是否存在剥削的问题也是早有定论的，需要我们研究的倒是剥削了多少的问题。而且，我们需要的是像马克思那样的量化的研究。至于剥削是不是对经济有利，也不是我们的课题，我们可以像马克思恩格斯那样说一声“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然后大声疾呼反对剥削。实际上，不仅是这些具体的研究十分必要，就是基本理论的推展也十分必要。但推展也要沿着原来的方向推展，研究在当代人性是如何受压迫的，为什么经济这么发达，人们仍然感到不自由？隐藏在那些丑恶和荒谬的社会政治现象背后的是什么样的经济根源？经济的不断增长为什么会带来新的异化现象？所以，我们要继承的是马克思在过去做过的工作。

社会需要各方面的理论，反对不平，关注人性是我们的任务。在我国，西方经济学可以用来指导经济，当然还需一边研究和创新，而政治经济学是我们用来把握整个国家方向的理论，因为对于整个国家来说，国民的幸福和未来的发展当然是比经济的增长更远大的任务。

注释：

[1]何伟《重新认识劳动价值论》，《经济学家》2002年第1期第12页。

[2]沈立人《劳动价值论的理念创新与政策整合》，《经济学家》2002年第2期第23页。

[3]何炼成《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认识》，《经济学家》2001年第6期第47页。

[4]晏智杰的论述，张兴明《社会主义劳动价值论探索--访经济学院院长晏智杰教授》，《北京大学校报》2001年12月。

[5]董德刚《如何看待我国现阶段的剥削现象》，《前线》，2002年第2期第13页。

剥削理论范文篇9

一、新古典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的形成

1975年，罗默偶然读到了一本森岛通夫的著作(1973)，森岛证明，可以运用现代经济学的方法来对马克思的经济思想进行精确的研究。森岛的著作对罗默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在接下来的4年中，罗默以置盐信雄和森岛创建的模型为基础，对经典的马克思主义问题进行研究。他系统地提出了一种资本主义经济的一般均衡模型，并且利用其技术推导出一种必要和充分条件，证明了森岛所谓的“基本马克思主义定理”的正确性：对工人的剥削相当于均衡状态下的一种正的利润率。而且，在罗默的模型中，不同企业之间利润率相等是作为一种均衡条件而出现的：森岛的模型不是一个均衡的模型，只是简单地假设了这一点。

在这一时期，罗默写了几篇关于利润率下降问题的论文。在这些论文中，他概括了置盐的观点：在一个资本家采用成本－节约创新的经济中，只要实际工资保持不变，利润率将永远不会下降。在罗默的模型中，他假设资本家对于一种新技术的经济寿命有着理性预期。然而，如果固定资本在经济上比预期时间更早地被废弃了，那么由于技术变革的速度很快，利润率就会下降。不断提高的实际工资是利润率下降的另一个途径。因而，资本主义是否会倾向于经历一种下降的利润率问题，包含着实际工资与技术变革之间的联系，以及资本家是否是缺乏远见的。

二、《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分析基础》

大体而言，20世纪70年代后期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马克思主义者的学术成就正处于一种相当沉闷的状况。其主要的解释模式是机能主义和结构主义：前者表明，社会制度和行为方式可以用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利益来加以解释；而后者认为，结构的强制力没有给个人选择行为留下任何空间。就方法论而言，个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属于“资本主义”概念论的领域，而且与马克思主义是不相容的；解析论理学、统计数据分析和数理经济学也是如此。

罗默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分析基础》(1981)的出版是摧毁这个思想狭隘领域的主要事件之一。在引言中，他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需要微观基础。所谓微观基础被定义为“由很多个人（他们被假定以某些特定的方式行事）行动的结果导出整个社会的总体行为”。

在这本著作中，最有价值的讨论是阶级与技术之间的关系。在“阶级意识与技术选择”一节中，罗默证明，如果最有效率的技术有增强工人自身组织能力的内在效应的话，则剥削工人可能要求使用次优技术。在“技术变革和阶级斗争”的一节中，采用一种不同的框架也进行了类似的证明。但是，这两个讨论都是高度抽象的，没有更多地注意细节、技巧和现实生活的例子。罗默喜欢透过一般均衡理论的镜片来考虑全部经济现象的习惯可能使他转向研究这种模型。尽管罗默最终确实转向了议价理论，但他这样做主要是为了方法论的目的，而不是为了实证分析的缘故。（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三、《剥削和阶级的一般理论》

1982年，罗默出版了一本大大拓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全部内容的著作——《剥削和阶级的一般理论》。在引言中，他声称这本书是由一种试图理解社会主义国家中阶级社会发展的兴趣所激发的。该书的第一部分，罗默研究了一种私人所有权经济的一个一般均衡模型。在这一模型中，人被描述为被赋予了劳动力和商品——这些可作为生产中的投入品（也就是资本）。一个人能够选择雇用劳动力在依靠他的资本的“他的工场”中工作，也可以在他利用自己的资本建立在工场中使用他自身的劳动力，或者在劳动力市场上出售劳动力（去其他某个人的工场中工作）。对于一个人的效用最大化问题来说，他有一个最适合的解，这可以用表1中系统性组合的五种类型中的一种体现出来。

表1人的阶级身份

自己的雇用出售

0+0纯粹的资本家

++0不完全的资本家

+00独立的工匠

+0+不完全的无产者

00+无产者

“自己的”、“雇用”和“出售”分别意味着“在一个人自己的工场中工作”、“雇用劳动力”和“在劳动力市场上出售劳动力”，同时，“＋”意味着该人从事那项活动，而“0”则意味着他不从事该项活动。这三种活动的五个可能组合中的每一个组合限定了一种阶级身份：一个阶级是由一个人与劳动过程的关系而不是由他的财富确定的。这样，在这个模型的一个再生解中，每个人都可以把他自己看作是上述五个阶级中的一个。阶级形成是内生的：因为人的阶级是伴随着经济行为而出现的。

一个人的阶级身份和他是否被剥削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罗默把剥削定义为对马克思的思想的一种概括，即剥削是由不平等的劳动力交换来度量的。在马克思看来，无产者被剥削了，因为无产者所接受的维持生存的最低工资中包含的社会劳动时间（马克思称之为“必要劳动”）要少于他们为赚取维持生存的最低工资而提供的劳动时间：马克思将这一差别称为剩余劳动，而且他用剩余劳动相对于必要劳动的比率来度量剥削率。工人向资本家提供的剩余劳动，可以看作是他们为了使用资本家所拥有的资本存量而付出的一种租金，因而使他们自己能够谋生。在罗默的一般模型中不存在维持生存的最低工资：相反，每个人会选择劳动和商品的矢量以使一个效用函数最大化——该效用函数的自变量是受他的预算和资本约束的商品和闲暇。在一个再生解中，如果一个人赚取的收入不足以购买到包含着与他付出的劳动量相当的一个商品组合的话，那么他就被剥削了；如果无论他怎样花费他的收入，他总能买到包含着比他付出的劳动更多的一个商品组合的话，那他就是一个剥削者。收入由工资以及来自于自己生产的利润和收益构成。

在这个模型中，剥削和阶级身份是两个独立定义的概念。阶级－剥削一致原理(CECP)这一主要定理表明，在均衡情况下作为一个资本家或不完全的资本家的任何一个人都是一个剥削者，而作为一个不完全的无产者或无产者的任何一个人都是被剥削的。独立工匠的剥削状况是不确定的，这要取决于他们的财富，他们可以是剥削者、被剥削者或者都不是。因此，这个模型为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已经采用的经典马克思主义范畴提供了一种联系。

在这本书的后半部分，罗默提出了一种剥削的一般理论，使用了来自于合作博弈论基础课程的概念。例如，在一个私人所有制经济中，如果根据人均份额来提取社会可转让资产，并存在这样一种分配：使它的每一个成员比初始均衡时境况更好，但不对余数进行分配以使每个成员都像他们处于均衡时那样富裕，那么，在一种均衡情况下，人的一个联盟就被剥削了。

该模型之所以引起争议，不仅仅因为它们使用了均衡的新古典模型和博弈论，而且因为把剥削和阶级归于人的不同的禀赋（以及他们的不同偏好）。这样，阶级和剥削理论就从价值的劳动理论中解放了出来。而且，劳动过程被假定不是一个斗争的场所：工人和资本家签订工资合同，而且劳动是在没有争议的情况下出现的。罗默对这一点的辩护是，他的模型表明剥削和阶级可以出现在一个私人所有制经济中，即使劳动过程是完全清楚的而且在劳动力市场上签订的合同能够无成本地执行。但是，罗默提出了一个资本主义理论，在该理论中，剥削和阶级的出现主要是建立在财产关系基础上的，而不是生产中工人和资本家的关系。原则上，一个人可以想象一个资本主义充满了剥削和阶级，但其中劳动的过程是民主的。

四、关于公共所有权和市场社会主义

1987年以来，罗默的工作主要集中于研究公共所有权和市场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解决资本主义的不平等和无效率的药方是废除生产的可转让手段中的私人财产，并代之以公共所有权。但是，在经济学家中没有被普遍接受的公共所有权的定义。在对公共所有权的机制－设计方法中，罗默和Silvestre假设了这样一个经典的经济环境：所有技术都是不变的而且是规模收益递减的。但是，当企业是一个自然垄断者（即生产中存在不可分性或规模收益递增）时，现实资本主义经济中企业的公共所有权经常是私人所有权的一种替换物。众所周知，对这样的企业来说，利润最大化不会导致效率，这样就留给了政府两种选择：试图对一种私人经营的自然垄断者进行规制，或者进行国有化然后把它作为一个公共企业加以规制。20世纪80年代的常规认识是，从一种经济的观点来看，第一个选择要更好一些。罗默和Silvestre对此提出了挑战。在一个不对称信息的环境中，管理者不知道企业的确切的成本函数，他们只能对规制一个私人垄断者和规制或者补贴一个公共企业的福利后果进行比较。没有一种社会制度能比另外一种一贯地保持压倒性的优势，哪一个的福利更优取决于该经济的种种参数。在这个模型中没有假设公共管理者试图实现利润最大化；他的目标函数包括：关心消费者中的大众性（因为是他们选举可能比管理者有着更大权力的政治家），并且关心工人的工资（因为公共企业中的工人号称比私人企业中的工人得到了更高的工资）。然而，在适当的条件下，公共企业在福利上可能远远超过了受规制的私人垄断者。

和很多其他的马克思主义者一起，罗默有一段时间鼓吹一种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体系是现代社会主义的惟一可行的形式。他在与Ortuno和Silvestre一起合著的“市场社会主义”(1990)一文中，将作为一种经济上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定义为：(1)所有私人商品包括劳动力是通过市场分配的；(2)企业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并且是公共所有的；后者意味着利润是通过一种民主决策的方式分配给公民的；(3)投资的方式和水平可能是通过政治党派的竞争民主地决定的；(4)政府利用价格、数量和税收工具来贯彻期望的投资形式。三个模型被建立起来了，每一个都符合这四项要求。作者认为他们的研究沿袭了奥斯卡·兰格1938年的开创性论文的传统。

五、革命斗争的博弈分析

在罗默的论文(1985,1988)中，他描述了“列宁和沙皇”之间的一种博弈。革命以前的情况被看作是一种收入分配的模型。列宁提出了一种新的收入分配，而沙皇则针对那些参加了一场失败了的革命人提出了一系列的惩罚——罚金。假设沙皇首先采取行动，则任务是描绘两个当事人的均衡策略。在考虑了成功的机会、获得成功情况下的收益大小以及失败情况下的惩罚大小以后，如果联盟中每个成员的预期收入超过了他目前的收入，那么反对沙皇的一个联盟将会形成。反过来，成功的机会是联盟（假使它已经形成）的规模和成员人数以及惩罚的一个函数。这个函数受制于三个约束条件：(1)联盟单调性：随着更多的人加入一个联盟，成功机会决不会减少；(2)惩罚单调性：随着惩罚变得更加严厉，成功的机会决不会减少；(3)贫乏和饥饿：在一个联盟中增加一个穷人所提高的成功的机会至少像增加一个更富的人那样多。

罗默指出，第一个条件“几乎不需要去激发。”但是，去想象不能满足的情况并非是不可能的。更重要的，正如罗默本人特别提到的，第三个条件是不容易获得的。在集体行动中一个人的功效取决于动力和资源。由于前者是收入的一个减函数而后者是收入的一个增函数，因而收入对功效的净影响一般是中性的。第二个条件看上去似乎是相互矛盾的，但只要我们注意到只有在联盟已经成功地形成的情况下是适用的，这种印象就会消除。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严厉的惩罚会减少可能形成的联盟的数量，但会增加已经形成的联盟的成功机会。这应该是一种正确的而且是重要的见解。罗默以其特有的坦率宣称“这样假设是为了使沙皇成为一个不平常的游戏者”，好像在争论中它的惟一作用是让他展示他的技能。但是，这个假设实质上是正确的。正如罗默评论道：“统治越是专制，人民就越是激怒，而且革命性的企图就越有可能取得成功。”从这个意义上说，惩罚单调性的假设是建立在“专制的心理学”基础上的。另外，惩罚的严厉充当了每一个潜在革命者的一个信号，即政权相信它自己已处于困境之中，而且因此他不会像他自己相信的那样孤立。如果潜在的革命者们有着自信－博弈的偏好，则一个人是不孤立的认识恰恰是发动革命行动所必需的。

罗默证明，首先，如果把惩罚单调性假设再加强一点点，以致可以宣称惩罚的每一次增加实际上都会增加成功的机会（这与不减少它们截然不同），那么，一个具有理性的沙皇强制实行最大的惩罚决不会是合算的，因为它们的威慑作用往往要小于来自专制心理的作用。接下来，他引入了“相对严厉”的附加假设：如果沙皇对某个已经受到严厉惩罚的人再提高一点点惩罚，那么它所带来的成功增加的可能性就要高于对一个受到更轻惩罚威胁的人提高同样程度的惩罚。在这些条件下，列宁的理性选择是提出（与任何意识形态的公正无关）一种“渐进的”收入再分配，即把富人的收入拿给穷人。在这种情况下，“贫乏和饥饿”的原则被更强的“匀称”原则所取代。根据后一个原则，成功的可能性是一个联盟规模的一个简单的函数，联盟成员的收入没有差别。

六、小结

罗默的著作给人留下的深刻印象是他那具有洞察力的、原创性的思想。他是一位具有超人技能的数理经济学家，他利用现代经济理论的方法，研究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几个主要思想，并且已经试图系统地阐述了公共所有权和市场社会主义的严格定义。

【参考文献】

①J.Roemer(1978),"Neoclassicism,Marxism,andCollectiveAction",JournalofEconomicIssues12:147-62.

②J.Roemer(1981),AnalyticalFoundationsofMarxianEconomicTheory,CambridgeUniversityPress.

③J.Roemer(1982),AGeneralTheoryofExploitationandClass,HarvardUniversityPress.

④J.Roemer(1985),"RationalizingRevolutionaryIdeology",Econometrica53:85-108.

⑤J.Roemer(1988),"RationalizingRevolutionaryIdeology:ATaleofLeninandtheTsar",inM.Taylor(ed.),RationalityandRevolution,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29-44.

剥削理论范文篇10

科亨研究工作所起的示范作用鼓舞和启发了其他研究者的类似工作，这些研究者大都是(但仅仅是)盎格鲁—撒克逊世界的学者：例如J.罗默(美国经济学家)、J.埃尔斯特(挪威哲学家)、E.O.赖特(美国社会学家)、范帕里斯(比利时政治哲学家)、普泽沃斯基(波兰政治哲学家)、布伦纳(美国历史学家)和其他一些人。这些思想家组成了一个非常奇怪的学派：除了在极少的基本原则上保持一致，他们相互之间经常发生激烈的争执。然而，他们至少为自己能够清晰地阐明论点、观点，以及能够采用公开的批评和争论方式而自豪。他们尽量避免使自己沉迷于那些经常被其他马克思主义者使用的模糊策略。由于这个原因，他们称自己的小组为“非胡说的马克思主义”(no-bullshitMarxism)(由于每年会议的日期，该小组正式称为“九月小组”)。这个小组在“马克思主义”阵营中有一个令人惊奇的特征：一些成员(最明显的是范帕里斯)从未声称过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

在下文中，首先，我将概述一下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第一阶段的有深远意义的贡献：科亨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和罗默的阶级与剥削研究；其次，我将论述与分析马克思主义相关的社会科学的哲学和“理性选择的马克思主义”这一称呼是否恰当。最后，我讨论最近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价值的辩护和替代资本主义制度的详细设计(这种设计比他们最初的计划更远离了左派)。

科亨和历史理论

科亨在《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一书中为之辩护的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解释，反对哲学批判主义。其核心内容是他对马克思关于物质属性和社会属性两种区分的坚持和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功能性解释。

科亨的历史唯物主义重建有两大命题：即发展命题和首要性命题。发展命题告诉我们物质生产力具有不断发展的趋势，这里的物质生产力不但包括生产的物质方面而且(最重要地)包括科学技术知识。首要性命题认为社会关系(社会生产关系)的性质由其物质生产力发展水平来说明(反之则不成立)。科亨还分析了政治和法律制度的性质由社会生产关系来说明。

如果我们把发展命题和首要性命题放在一起，并加以合理的想象——在生产力发展的不同水平上，不同的社会模式与之相适应，并促进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那么我们就会得到非常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描绘。社会模式像外壳一样地保护生产力的发展，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摆脱这些外壳并用新的模式来代替它们。

但是科亨清醒地意识到，由于显而易见的理由，这种传统的历史描绘已受到人们的冷遇，主要原因在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或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和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或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有强大的反作用)这两个命题之间似乎相互矛盾。由于我们通常认为原因导致结果，因此，在许多分析学派的理论家看来，历史唯物主义是不合逻辑且前后矛盾的。

对这个问题的解答，科亨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运用的是功能性解释。正如生物学家用鸟的空心骨能够使其飞行来解释鸟具有空心骨的事实，马克思主义者也用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能够促进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来解释社会生产关系的性质。

科亨援用的历史唯物主义功能解释引起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内部第一次大争论。J.埃尔斯特在一系列文章中声称如果马克思主义依靠功能性解释，那么对马克思主义而言情况会更加糟糕。原则上埃尔斯特接受三种解释模式：原因解释是物理学的标准解释方式；目的解释涉及到人类个体的信念和欲望，是社会科学的常用解释方式；功能解释在生物学中经常使用。但为了使人能够接受(功能解释)，埃尔斯特认为，功能解释必须用更多的规则和要素组成的“馈环”(feedbackloop)来加强。这种“馈环”可以由生物学上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加上孟德尔的遗传学)提供，但在历史唯物主义中没有发现类似的可行方法。埃尔斯特因此认为，必须放弃这种解释模式(至少是科亨辩护的模式)。

相反，科亨认为依靠功能解释辩护自己的观点是合理的，尽管没有人理解内在的原因(或目的)机制。例如，理性地确信生物趋利性的功能解释在达尔文和孟德尔之前已经补充了解释结构。其他的分析马克思主义者设法通过勾画一个程序为科亨辩护，这个程序对社会现象所起的作用近似于自然选择对生物现象所起的作用。尤其是贝塔姆(ChristopherBertram)和卡林(AlanCarling)都认为历史上生产关系与物质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完全适应，可以通过经济压力和军事竞争来获得。

科亨关于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其他许多方面也受到抨击，很多人认为他的发展命题没有说服力。在《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书中，科亨把发展命题建立在处于物质匮乏境地的生产者个人的理性基础之上。在许多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发展命题暗含着超历史的理性解释，这种解释被看作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此后，科亨阐明和发展了他的观点：现在他不仅强调面对物质匮乏处境的个体生产者的技术创造力，而且强调对发展的最优生产关系的理性选择。尽管有益的社会模式能够促进生产发展这种阐释有意义，这种解释在某种程度上与科亨的功能解释相一致，但是事实上行不通。根据科亨的理论，新社会关系的更有效性是社会革命的必要条件，然而这是极为不可能的。

罗默和剥削问题

埃尔斯特对科亨功能解释所作批判的核心部分在社会科学哲学中富有挑战性。埃尔斯特特别赞赏理性选择方法的使用和博弈论的应用。埃尔斯特自己的工作范围仅限于方法论，而把这些方法应用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主要分析学派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是约翰·罗默。在罗默早期的著作《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分析基础》中，他对马克思的经济理论采用了非常数学化的新里查德式的重建。在其杰作《剥削与阶级的一般理论》(简称《一般理论》)中，他又进一步发展了这种重建。《一般理论》试图把马克思主义对宏观社会现象(如阶级)的描述建立在个人微观动机的基础上，并以这种方式提出整个分析马克思主义的课题。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相比，我们可以说这种理论在方法上既是反传统的，同时又是保守的(从其强调阶级方法的重要性而反对其他社会分层方法这一意义上来说)。

《一般理论》的大部分篇幅用于说明马克思的剥削和阶级概念是如何源于标准的新古典经济模型。罗默首先分析马克思的剥削观点：根据这一观点，有没有剥削行为取决于有没有占有他人的剩余劳动。他同时从马克思主义者的立场说明了承继关系的作用，即在这样一种经济活动中——所有的人都为自己工作，并只需要用于维持生存的物品。他们只是通过在市场上相互交换其产品而发生相互作用——如果生产者以其所被赋予的不同的劳动力(labourpower)水平开始生产，那么就会出现剥削。这是因为富有的生产者有着更广泛的生产技术选择余地，因此，能够在比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更短的时间里生产出一定量的商品，这些商品能够在市场上交换到相当数量的商品：如果社会生产的产品总量是平均分配的，那么，穷人比富人工作的时间更长。在进一步的例证中，罗默表明：在存在着劳动力市场和最初财富不均等的经济状况下，就会出现阶级；在这方面，信贷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得到的是类似的结果；某些理论如劳动价值理论可以建立，但这是价格的逻辑结果而不是剥削。关于问题的这一方面，罗默在该书中的主要理论术语是他的“阶级—剥削对应理论”，这条原理表明，凡是出卖劳动力的当事人是被剥削者，凡是购买劳动力的当事人是剥削者。当事人是劳动雇佣者还是劳动出卖者由他们最初的财富决定。占有生产手段的不同决定了某人是雇佣劳动力的人还是出卖劳动力的人。因此，剥削关系和阶级关系是密切相关的。然而，当当事人具有不同数量和质量的劳动时，这种关系就将被打破。这就是罗默寻求比劳动理论更“一般”的剥削理论的原因之一。

但是建立一种适用于所有假设的剩余劳动的剥削理论的障碍并不在于从剩余劳动的转化形式这一意义上来定义剥削，因为新古典经济学家可以承认这种转化，但是他们否认由此而带来的道德谴责——剥削。这是因为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在资本主义的竞争条件下不存在剥削，因为每个人都能够从交易中有所得。如果人们拒绝交易，而以他们自己的财产进行简单再生产，那么他们的情况将更加糟糕。另一方面，新古典主义承认：经济关系以外的强制，使得某些人依靠他人的劳动而生活(如在封建社会或奴隶社会)，那儿确实存在着剥削。

《一般理论》的进一步成就是提供了一个总体结构，在这个结构中，马克思剥削理论所关注的问题和新古典主义所涉及到的剥削问题是一种特殊的情况。如果我们假设一个社会N，那么在这个较大的社会N内的群体S是被剥削的，那它当且仅当：

(1)存在着这样一种选择，这种选择我们假设为是可能的，根据这一选择，群体S的处境会比目前好；

(2)在这种选择下，S的补体，即N-S的群体S′将比目前状况恶化；

(3)S′对S是一种统治(剥削)关系。

条件(3)是一个社会学的条件，使得群体S′阻止这种假设选择的实现，因而导致对S的剥削。罗默声称他需要这个条件，(1)和(2)的不同类型并不包括异常的例子。罗默的模型(1)和(2)可以由经济体中当事人组成的各种群体的联合体来阐释。在一定的联合体中，一个群体有参与该经济联合体的选择，也有退出该经济联合体的选择。如果群体S退出该经济联合体后其成员生活更好，如果它的补体S′在S退出之后处境比原先恶化，那么在这种特殊的联合体中S就是被剥削群体。如果在联合体的规则下，某一群体被定性为是被剥削的，那么必然要求：不但在假设的选择条件下该群体的分配状况会更好，而且其补体会更差。因为在减少规模收益的经济联合体中，联合体的双方在选择情况下会做得更好。相反，如果有增加规模收益为特征的经济，在目前的安排下，两群体也会更好。如果一个群体被认为是被剥削的，那么肯定是有人剥削它。如何界定替代的情况?答案似乎有赖于罗默运用的抽象方法。在实践中，这种替代是通过财产关系得到界定的，即控制生产方式的权利。取代既成关系的选择，使人们能够明白，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平等地获得非人力的生产手段仍然会形成剥削。在一种更抽象的水平上，问题就不那么清晰了。我们通过一个特征函数来说明游戏：定义特征函数V，对于每个群体S都有一个退出收益V(s)与之对应。罗默写道：“函数V可以界定这种情况：如某些观察家认为，若各群体选择游离于社会之外，那将是对他们的一种公正的安排。”但他接着说：“当然，存在着有意思但愚蠢的界定函数V的方式：我们的任务是界定特定函数使其囊括清楚明了的和有历史说服力的剥削类型。”

马克思主义者从不认为社会秩序能够被任意推翻。相反，如马克思所说的：“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这必定会给通过假设的替代情况来验证剥削的理论制造一些麻烦。罗默解决这个问题的看法是假设一个群体从经济联合体中退出后，其激励结构保持不变。这时如果这个群体改善了自己的处境而它的补体处境恶化，那么可以说这个群体在退出前遭受着“社会必要”剥削。

在罗默看来，有两种不同类型的社会必要剥削：动力机制意义上的社会必要剥削和静态意义上的社会必要剥削。如果一个群体在退出后不能保持起成员的激励结构，其结果是情况直接恶化，那么这个群体所受的剥削是静态意义上的社会必要剥削。如果一个群体在退出后开始有所改善，但很快因为可能缺乏技术革新的激励而落后于以前——尽管群体仍如以前一样努力工作，那么这个群体所受的剥削是动力机制意义上的社会必要剥削。

在《一般理论》中，罗默的阶级—剥削对应理论是他的两个最令人吃惊和印象深刻的研究成果之一。这个原理表明剥削地位和阶级状况是系统相关的。当我们讨论联合体而不是阶级时，这种系统的联系便会消失。在罗默的《一般理论》中，对于那些能够从经济体中退出的群体可以进行任意的界定。如果我们乐意，我们可以把所有挑选的个体归入一个群体，在特定的游戏规则下，验证这个群体是否被剥削。起初，这种灵活性可能是一种优点，但更多的例子说明各种问题都有可能出现。例如，一个由所有工人和最富有的资本家组成的群体，如果该群体带着可转让财产的平均资本份额退出经济体，那么这个群体可能会证明被剥削。通过以特定方式划定界线，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所有当事人都是某些剥削群体和某些被剥削群体的成员。实际上，现在有很多理由认为以这种方法不能起到界定作用。游戏中的联合体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是在其成员的利益上联合起来追求共同的目标。因此，通过寻找共同利益对人们进行群体归类的方法是明智的。罗默著作中所假设的共同利益概念，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那里是用阶级概念来表达的，界定阶级的方法是根据当事人是劳动力雇佣者还是劳动力出卖者(实际由他们所拥有的生产手段来决定)。尽管实际上罗默的群体概念似乎是以马克思理论为基础的，但是这里没有任何理由说明为什么我们要在剩余价值劳动理论的框架之外去把握这种群体划分方法，以此来解释剥削问题，罗默的分析框架超出了马克思的理论框架。

不管人们如何吹毛求疵地批评和反对罗默重新阐释马克思的阶级和剥削理论的做法，不容置疑地是，它是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所取得的最有突破性的和最有创造力的成就之一。社会学家赖特在他的著作《阶级》中，运用罗默的“一般理论”对建立在被当事人群体支配的不同类型的财产(劳动力、资本所有权、技能、信用)基础上的现代社会阶级结构进行了截面(cross-cutting)分析。在一种新的更严密的框架下，赖特的分析具有表达准确的优势。在阿尔都塞的方法论内，他首先仔细研究的“相互矛盾的阶级位置”的问题。但如大量的分析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一样，这个表明马克思主义者身份的问题又再次被提出。罗默和赖特都曾非常典型地表明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们的方法和解释却深刻地表明他们是非马克思主义的。确实，一旦这种分析的方法由罗默的规范结构转化为驾驭社会学的结构，就非常像韦伯以市场上不同集团剥削特定财产为基础的分析，而不是像马克思那样基于剩余价值掠夺而引起的冲突分析。

如果说科亨和罗默对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做出了重要的、并且具有创造性的贡献，那么我们也不能忽略普泽沃斯基的贡献。他的贡献在于他是惟一的真正试图研究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社会学的学者。他的研究集中于社会主义政党在议会民主制中寻求政治权力的窘境。他认为这些政党为了他们所代表的大多数选民的合理性追求降低了作为政治组织轴线的阶级的重要性，这样，这些政党就开始远离他们的核心选民。无论对普泽沃斯基观点的评价如何，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社会学中，他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分析试图通过意识形态解释政治变革的本质：按一般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工人们往往被错误的意识所左右或被国家机器的意识形态所统治。普泽沃斯基能够用工人阶级追求自身利益来进行解释。

理性选择和方法论的个人主义

如果说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有让作为对手的马克思主义者产生敌意甚至怀疑的地方，那就是许多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所运用的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和理性人的社会交往模型。方法论的个人主义认为所有的社会实践和社会结构在原则上只有以个人行为的方式才是可以理解的；理性人模型用经济理论制定包含假设的欲望和信念的个人行为模型。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反对结构主义或整体论所持有的观点：将社会基本单位解释为预先占有或决定个人选择的如国家、阶级或生产方式这样的超个人实体。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个人主义观点和方法论(技巧)的信念有时候与“Ronbinsonades”反对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导言中的猛烈抨击相似。这些观点清楚地表明：第一类观点关心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在社会科学的哲学体系中是否正确和理性人模式是不是一种恰当的分析工具的问题；第二类观点关心这些观点和方法是否能与冠之以“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相容的问题。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能够指出大量马克思所采用的例子，这些例子看起来非常像理性选择模型。例如，《资本论》中对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解释就是一个通过个人理性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导致整体状况变差的经典例子。马克思讨论国家的一种方式表明，国家扮演着帮助资产阶级制服集体行为的角色：工厂立法一般是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但资本家对自身利益的追求趋向于损害工人们的身体健康。不但有这种分析的例子，而且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还作出了关于马克思方法的详细论述。这些论述表明，在原则上，它支持个人主义理性选择方法的应用。比如，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所说的“什么是社会，其形式究竟是什么?人们相互交往行为的产物”。但那些敌意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人很快就指出，理性选择分析方法，被认为提供了这样一个情景，人们在这一情景下进行选择和考虑，并且正是社会的这些结构特征，是马克思主义解释的核心。换句话说，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经常列举什么是最需要解释的。伍德特别热衷于坚持这一观点。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例举了被马克思本人矛盾使用的理性选择例子：即资本家的行为，这是所有能够进行这类解释的情景：即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的社会关系，这本身需要解释。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对此问题的答复是个体的行为及其发生的情景都需要解释。历史唯物主义是解释社会形式起源的理论，甚至先于个人主义的解释取得了一些进展。然而科亨的历史唯物主义重建在理性选择和方法论的个人主义问题上毫无起色。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罗伯特·布伦纳的研究工作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性选择解释资本主义转变的范例(卡林做了一些使科亨的观点与布伦纳的观点相容的有趣的工作)。

但问题仍然存在：马克思主义者们(或每个马克思主义者)应不应该赞成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和理性选择?如果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作为霍布斯的观点，认为社会现象可解释为个人的信念和欲望，这些信念和欲望对于社会来说是不可排除的，那么这种观点显然是荒谬的。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所辩护的方法论的个人主义是一种更温和的观点：完美的社会科学的解释应该表明任何宏观现象都产生于个人的行为(并不否认那些个人具有在社会中形成的欲望和信念)。这种观点可以看作否认自发的宏观现象，而不只是纯粹的个人主义。许多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现在都意识到：总之，方法论的个人主义错误地解释了正确的观点。虽然坚持研究社会事件需要个人主义基础是正确的，社会科学仍然研究社会类型。这些社会类型能够通过具有不同信仰、动机的个人的不同结合分别地得到实现，因此个人主义的还原主义方法并不能够解释这些类型。

无论如何，理性选择问题应当从方法论的个人主义问题中独立出来进行解决。这将可能是一个不带有理性选择理论成分的方法论的个人主义问题。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寻求双轨迹的策略：在现实中，他们通过罗默和普泽沃斯基的理性选择工具的成功运用，演示了马克思方案的主要特点可以由新古典经济学技巧的机智应用来阐明；在哲学上，他们“内部地”批判了理性选择方法论——这就是说他们不是从手中抛弃它，而是在对其保持同情的同时指出它的缺陷和缺点。埃尔斯特在这里走到了前列：他考虑到卡勒曼(Kahneman)和特维斯基(Tversky)的心理学发现和西蒙(HerbertSimon)提出的可选择的行为模型，通过理性选择理论把富有攻击性的反整体论和面对困难时的敏锐意识结合起来了。

转向规范化

由于科亨、罗默、普泽沃斯基的创造性贡献，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学派，开始分化。这是其主要成员继续进行的非常有意思的工作。首先我们来看看科亨：自《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之后，科亨已经在多篇论文的基础上出版了两本著作，并开始了对约翰·罗尔斯著作的批判。这些著作的第一本是《历史、劳动和自由》，它主要是《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书的继续以及对该书批评的答复。第二本是《自我所有、自由和平等》，这是一本标准的政治哲学著作，这本著作主要是与美国自由主义哲学家罗伯特·诺齐克进行商榷。在《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中，诺齐克对某种假设的最低限度的国家(aminimalstate)和自由市场经济进行了道德论证。在科亨看来，这种假设被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普遍加以接受。尤其是，科亨认为“自我所有”的思想潜在于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对剥削现象直觉认识的背后(工人被剥削是因为他们的劳动所生产的成果被资本家无偿占有了)。因此，这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是一个深层次的问题：因为他们最根本的假设形成于一个争论的基础，而这一基础不仅能够为共产主义、同样能够为市场和私有体制辩护。柯亨由此走向了否定自我所有原则，并且开始欣赏平等主义的自由主义观点——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但是，由于罗尔斯理论允许在正义社会结构中动机起一定的决定作用，柯亨近来的工作使得他对罗尔斯的欣赏日益变为不满。也许其悖论在于，这体现为他对罗尔斯整个理论结构中最“马克思主义”方面的抛弃：即罗尔斯在这一方法中所强调的社会结构对于个人的生活前景起决定作用的观点。

这儿不能够考察科亨思想演变的所有细节，重要的是强调科亨思想演变的主要构成是其哲学注意力从一系列问题到另一系列问题的转变，而不是关于马克思主义核心的根本改变。写到这里，最重要的是指出：科亨现在关注的不是专门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或政治学问题，而是澄清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献身背后的核心价值问题。在我看来，这是一种无悔的事业。然而，核心价值问题在马克思主义词汇中表面上是难以确定的。这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伦理学问题在历史上就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一个受压抑的方面(那种不敢道出的爱)，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包括马克思本人)经常否认他们献身革命事业是建立在任何道德价值基础之上；第二，科亨的注意力集中于政治哲学的规范化问题(特别是正义问题)，与此同时，他消除了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理论之间的所有方法论的障碍。这就意味着在这场包括所有政治派别的分析的政治哲学家的广泛争论中，他现在是一个参与者了。在这个领域内，现在要清楚地说谁属于社会主义者谁属于平等自由主义者是不可能的。这些思想阵营是混乱的和相互渗透的。

在范帕里斯的著作中，我们可以发现进一步证明这种相互渗透性的证据。范帕里斯是“九月小组”的一员，但却从未声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卡尔·马克思恰恰是影响其著作的最重要的一个人。在范帕里斯对社会科学哲学开始感兴趣以后，在此期间他用进化论解释社会科学，并以研究“基本收入”这个主题而著名。在与荷兰政治学家罗伯特·范德维尔合写的名为《通向共产主义的资本主义道路》的论文中，他拒绝接受左派应当追求“社会主义”——即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低级阶级”——目标的思想。更确切地说，他认为物质产品的丰富，这个实现真正共产主义的先决条件，能够由资本主义(一种市场和私人财产的体制)来实现。资本主义由普遍性基金(universalgrants)或“基本收入”构成。每个人(或许是所有成年人)无论其是否进入劳动力市场都应该获得独立的无条件的补助金。这种基本收入能够把人们从为了满足自己的基本物质需要而被迫受雇佣的状态下解放出来。同把人们从被迫的工作状态下解放出来一样，它同样能够在这样一个时代满足社会正义的要求，在这样一个时代，拥有一份工作就是拥有一份稀有的资源，这对于其他人被排除在外的人来说是一种特权。在随后一系列论文和一本重要的书《全体人的真正自由》中，范帕里斯提出了许多具有挑战性的观点来支持“普遍的基本收入”。

再者，无论范帕里斯的建议具有什么样的优势，我们看得出“九月小组”的成员现在仍与马克思的事业有非常大的差距。“基本收入”的观点并未局限于政治左翼，甚至一些新自由主义创始人也以这种或那种形式提出了与其协调的相关思想。例如，在弗里德曼的《资本主义和自由》中，我们知道他提倡“消极收入税”。不要惊奇，范帕里斯的建议要比弗里德曼的建议更激进。但在一种重要的意义上，他们有着相同的基础：正确的社会政策能被自由民主的国家采纳。如果有一种解放工人阶级的政策，那么这不是工人阶级自身的成就，而是议会精英们和政府行政部门的成就。

与范帕里斯相似，罗默现在也已游离于看似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思想很长一段距离了。在20世纪90年代，他已强烈地关注于建立一种市场社会主义的经济模型。这种“社会主义”经济与迄今具有这个称号的事物有很大的不同。罗默认同这种观点：高效的富有活力的经济需要自由市场和政治民主相结合。尽管献身于平等主义，他也明白在可预见的未来，对劳动力市场的收入进行重新分配的希望渺茫。他也拒绝工业公有制的思想，并且对公司的工人所有权问题持不可知论的态度。那么在他的方案中，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呢?他关注于两个事物：资本所有权和投资的政府导向。

罗默认为股市从劳动力市场和消费市场体系的分离具有很大的发挥余地。他构想了一个方案：全体人可以凭借在股市中可以买卖的股份证券(coupon)来掌握资本所有权。每个成年公民都拥有相同数量的证券。一旦持有者死后，证券又归属于公共财产。这些证券不能兑换成现金，人们不能赠送给别人或为其他意图而进行交易。因此这就使工人和穷人没有交易他们资本财产的可能性，也就不会导致所有权集中在一些资本家的手中。所有人都有从资本自然增加的收益中获利的平等机会。除了这种类似于货币的股票外，罗默还建议利用不同的利率鼓励向那些社会需求增长但正常的投资动机不足的部门中投资。

罗默的建议不会被轻易弃之不顾。罗默从事着这种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创造性思考，如果我们要恢复平等和民主的社会方案的话，那么就离不开这种思考。从平等主义公正观点的立场来看，一种允许在劳动力市场中由于拥有稀罕的技术和能力而导致不平等的策略显然是不完善。但罗默至少设想了一种方法——即超越少数资产阶级掌握生产手段的社会方案。然而，他的方案有很多缺陷。第一，非常明显的是，如何激励证券持有人掌握有关证券的必要信息并利用这些信息。的确，许多普通工人早已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收集和利用一些信息来预测赛马或足球队的表现。但是用同样的方法去操纵想象中的数百万股票(keystocks)显然不是那么一回事。第二，鉴于劳动力市场上一再出现的不平等和在这个市场中作为效益最大化运行机制的需要，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这种市场社会主义的方案将会加剧——在很大程度上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的——自私主义心理的膨胀。第三，我们完全不清楚如何从目前的福利国家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实现这种社会。创立证券市场社会主义的运动，是不可能鼓舞献身和自我牺牲精神的，这是过去工人运动的特征。

结论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起始于一群思想家，这些思想集左派献身于社会主义的目标和用分析哲学和“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工具对马克思主义正统理论进行批判性的考察为一体。这种运动刚开始不久，他们进行探索的环境就发生了难以预料的变化。第一，最富戏剧性地是，政治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苏联及其盟国已经消失，而日益全球化的资本主义表明其充满活力和自信。平等主义的政治目标在各个地方的衰退已经持续了近20年。第二，许多左派思想家在这一时期已经转移了对阶级、不平等和政治秩序的认真思考。相比之下，他们的注意力放在了边缘和并不是很重要的政治上的自由主义理论、后结构主义和解构的议事日程上。

无论如何，人们认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从积极的建设性意义上来看取得了进展，这是对他们既没有陷入教条主义又没有成为现存秩序的辩护者的赞扬。实际上他们尝试用“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工具来与罗尔斯、森以及其他相关的新平等主义的政治哲学进行联合，意图设计出可行的制度来推动社会主义目标的发展。然而，在理论家和受压迫阶级的社会运动之间缺乏联系，这种联系有可能促使他们将其建议付诸于政治实践。他们仍然坚信，资本主义制度的胜利只是暂时现象：20年前的情况完全不同，他们会再继续努力20年。到目前为止，尽管存在挫折，献身于人类平等和民主事业的人们，继续缜密地和创造性地探索通向未来社会的途径。

那些后马克思主义者和新马克思主义者在问，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到底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尽管他们中的某些人从来就不认为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这多少也是一个奇怪的问题。科亨说过《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作为一种解释是与其马克思主义的熏陶和家庭背景密切相关的。这一著作一旦完成以后，他就开始履行自己的职责对这份遗产进行自由的、创造性的和更具批判性的思考。我们应该看到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保留了马克思的平等主义和民主价值理念，但他们正在放弃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分析的细节、方法和对未来社会的描绘。至于是否仍将保留“马克思主义者”的称谓，这将是一个历史学问题，而不是一个哲学或政治学问题。

注释：

全文译自DictionaireMarxContemporainPressesUniversitairesdeFrance2001。

①G.A.科亨，《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牛津：克兰登出版社，1978)。以下简称《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早期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派还包括：波兰经济学家OskarLange、MichalKalecki和意大利的经济学家PieroSraffa。

②九月小组目前(1999)包括：PranabBardhan、SamuelBowles、罗伯特·布伦纳、G.A.科亨、JoshuaCohen、范帕里斯、约翰·罗默、HillelSteiner、范德维尔、E.O.赖特。埃尔斯特和普泽沃斯基于1993年离开了小组。值得一提地是有一些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如AlanCarling，他们从来就不是小组的成员。

③现在有两本研究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专著：TomMayer,AnalyticalMarxisim(ThousandOaks:Sage,1994)是一本研究罗默和普泽沃斯基的贡献的著作。MarcusRoberts,AnalyticaiMarxisim:ACritique(London:Verso,1996)是一本有关对科亨论战的研究。约翰·罗默主编的论文选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6年)和TerrellCarver与PaulThomas合编的《理性选择的马克思主义》(Basingstoke:Macmillan,1995年)，其中包括友好的和敌对的文章。

④尤其是见《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第9章和第10章。

⑤埃尔斯特对科亨的批评请参阅：《科亨论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政治研究》，28.1(1980年)；《马克思主义、功能主义和博弈论》，《理论与社会》，11.3(1982年)；在罗默主编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和埃尔斯特的《理解马克思》(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5年)中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功能主义和博弈论的进步思考》。

⑥参阅科亨的《功能解释、目的解释和马克思主义》，Inquiry25(1982年)和《答埃尔斯特的“马克思主义、功能主义和博弈论”》，《理论与社会》，11.4(1982年)。也可参阅科亨的《历史、劳动力和自由：来自马克思的主题》(牛津：克兰登出版社，1988年)中所收的论文《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⑦参阅ChristopherBertram的《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国际竞争》，《新左翼评论》183(1990年)和AlanCarling的《社会的分裂》(伦敦：Verso,1991)第一部分。

⑧特别参阅AndrewLevine和ErikOlinWright合写的批评文章《合理性和阶级斗争》，《新左翼评论》123(1980年)，以及ErikOlinWrigh、AndrewLevine和ElliottSober合著的《重建中的马克思主义》(伦敦：Verso,1992)一书的第2章。科亨的答复(与WillKymlicka合写)《马克思主义历史概念中的人类本性和社会变化》，《哲学杂志》85(1988年)和《历史、劳动力和自由：来自马克思的主题》的第五章。

⑨约翰·罗默：《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分析基础》(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1年)和《剥削与阶级的一般理论》(Cambridge,Mass:Harvard,1982)。

⑩见《剥削与阶级的一般理论》第一章。也可参阅约翰·罗默《马克思的剥削与阶级理论的新动向》，《政治与社会》，11(1982年)。

(11)见《剥削与阶级的一般理论》第194-195页。

(12)见《剥削与阶级的一般理论》第195页。

(13)如上。也可参阅约翰·罗默的《剥削、可选择和社会主义》，《经济杂志》92(1982)。

(14)见《剥削与阶级的一般理论》第196页。

(15)如上，第197页。

(16)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年)。

(17)见《剥削与阶级的一般理论》第265-270页。

(18)关于罗默研究方法的一些深层问题，可参阅ChristopherBertram的文章《约翰·罗默一般剥削理论的批判》，《政治研究》，36(1988年)。

(19)(伦敦：Verso,1985年)

(20)特别参阅他的《资本主义与社会民主》(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5年)和《民主与市场》(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1年)。

(21)对普泽沃斯基方法的敏锐批判，可参阅Carver和Thomas合编的《理性选择的马克思主义》中DesmondKing和MarkWickham-Jones合写的论文《社会民主与理性选择的马克思主义》。

(22)参阅埃尔斯特在其著作《理解马克思》中的评论，第45-46页。

(23)如上见Chapter4.1.4。

(24)被普泽沃斯基引用于《资本主义与社会民主》第92页。普泽沃斯基也提到恩格斯在1890年9月致布洛赫的信中把社会看作是个体行为的产物。

(25)参阅Carver和Thomas合编的《理性选择的马克思主义》中所收的她的论文《理性选择的马克思主义：IstheGameWorththeCandle?》。

(26)参阅AlanCarling的《社会的分裂》的第1-3章。RobertBrenner的《资本主义发展的起源》，《新左翼评论》104(1977年)；T.H.Alson和C.H.E.Philpin合编的布伦纳之争(TheBrennerDebate)(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5年)和约翰·罗默主编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中RobertBrenner的论文《经济发展的社会基础》。

(27)特别参阅Wrigh、Levine和Sober合著的《重建中的马克思主义》第6章。

(28)主要的文章是他的三本书：UlyssesandtheSirens(1979)；SourGrrape(1983);SolomonicJudgements(1989)(均是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特别是SourGrrape，包含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最精彩的有关思想。

(29)(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5年)

(30)(NewYork:Basicbooks,1974)

(31)特别参阅他的《马克思主义与现代政治哲学》或“WhynozickExercisesSomeMarxi”stsMoreThanHeDoesAnyEgalitarianLiberals’，＜自我所有、自由和平等＞的第六章。

(32)例如可参阅他的“WheretheActionIs:OntheSiteofDistributiveJustice”，《哲学与公共事务》，26(1997年)。

(33)马克思是否认为资本主义是非正义的问题是大量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文章的主题。NormanGeras在他的《关于马克思和正义的争论》(《新左翼评论》104，1977年)中提供了一种对这些文章有益的研究。

(34)(Totowa,NJ:RowmanandLittlefield,1981)

(35)被收集在他的MarxismRecycled(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3年)一书中。

(36)(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年)

(37)(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62年)范帕里斯在＜全体人的真正自由＞的第57页讨论他的建议与Friedman的建议之间的关系。

(38)这个建议是在其《社会主义的未来》(伦敦：Verso,1994年)一书中提出的，在论文集《平等的股权》(伦敦：Verso，1996年)中进一步讨论。也可参阅PranabK.Bardhan和罗默合编的《市场社会主义：时下之辩》(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

(39)这可能有点言过其实，因为范帕里斯已经使其收入的建议提到世界范围的无政府组织的议事日程上做了大量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