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曼范文10篇

鲍曼范文篇1

[关键词]鲍曼，社会理论，现代性，后现代性

齐格蒙特·鲍曼（ZygumntBauman）是谁？当今用英语写作的最伟大的社会学家。他生活在英国的利兹，却通过卫星看波兰电视台的节目。他涉猎过许多领域，并以惊人的速度进行写作。他的著作进入了每个人的内心世界，然而，人们普遍认为，他的思想飘忽不定，既具有说服力和启发性，又令人费解。即使像吉登斯（TonyGiddens）这样的杰出人物，也把鲍曼描绘成出类拔萃的后现论家，然而，很少有人对鲍曼的著作进行评论或解说。因为鲍曼的社会学在遵守启发策略的同时也避开了体系；它追逐着碎片，并拒绝正统的观点。在我看来，这这种思想状况是出版和学术成功的关键。因此，许多读者和作者都熟悉鲍曼，但是他们却保持了沉默。瓦尔科（IanIvarcoe）和基尔明斯特（RichardKilminister）率先打破了沉默，他们出版了一本纪念鲍曼诞辰70周年的论文集《文化、现代性与革命》（VarcoeandKilminister，1996）；但是，这本论文集告诉我们更多的是阐释者，而非被阐释者；它犹如鲍曼写作的背景，在没有批判中心的前提下就开始传播。同时，贝斯特（ShaunBest）把鲍曼视为一个后现代的骗子，一匹披着后现代主义羊皮的现代主义的狼（Best，1998）。鲍曼的语言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华丽；切耶特（BrianCheyette）对犹太人的应用研究和迪肯（BulentDiken）对丹麦的土耳其人的应用研究，都明显地受到了鲍曼著作的影响（Cheyette，1998；Diken，1998）。大西洋彼岸的学者也开始注意鲍曼，但是鲍曼在这里处于更加边缘的位置，这在塞德曼（StevenSeidaman）著作《有争议的知识》中可以看出（Seidaman，1995）。英国人的立场明显地体现在了拉什（ScottLash）关于鲍曼对社群主义批判作出的回应中（Lash，1996），或托维尔（DavidTorevell）关于理性主义的文章中（Torevell，1995）。不过，乔阿斯（HansJoas）和史密斯（DennisSmith）都在《理论、文化与社会》上撰文赞美鲍曼的著作。我最近也出版了一本名为《齐格蒙特??鲍曼：现代性辩证法》的著作。可以说，越来越多的人正在关注鲍曼的著作。

警惕侦探

学者们为什么会对鲍曼有不同的反应？谜是什么？对于社会理论的普通读者而言，鲍曼对社会学的贡献或许有两个关键的标志。第一个标志是《现代性与大屠杀》（1989）。鲍曼的这本书艰难地打破了沉默，因为鲍曼在此要传递的信息是，大屠杀对社会学的意义是至关重要的，尽管这并不是绝大多数社会学家愿意听到的信息。第二个标志存在于鲍曼关于后现代的著作中。因为鲍曼普遍被认为是后现代的社会学家，不过我在这里要指出，这只是故事的一半；后现代的另一半就是现代，而且，这也是为什么是矛盾态度，而非“后现代”，构成了鲍曼著作的核心价值。无论如何，这些都是可以找出的标志，人们总是愿意把大屠杀和后现代同鲍曼联系在一起。只有考虑到解释学对于鲍曼思维方式的中心性，每一个概念才会通向另一个；大屠杀会通向社会学、现代性和伦理学；后现代会通向现代，尤其是会通向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这样的通向一个接着一个，自由会通向依赖，无产阶级会通向消费者，观光者会通向流浪者，阐释者会通向立法者，道德会通向伦理学……鲍曼坚持遵循解释与理解的对话意象，无疑，这是他的读者们既被吸引又被激怒的一个原因，因为他既给你开了个玩笑，又希望你坚持到底，也就是说休息片刻，然后再继续思考、谈话和聆听。

事实上，批判社会学的目的是揭开你的眼帘，而不是隔靴挠痒。因为要想学社会学，我们既要十分自信地知道我们在世界中的位置，又要十分公正地把熟悉的事物视为陌生的事物，至少应该是或然的事物。我们永远都不应该轻信教条，即使我们的本性倾向于这样做，即把特殊的事物普遍化，把意外事件必然化。当自我反思（包括对自我的审视和对他者的批判）成为我们遵守的信条时，这些问题在社会学实践中比任何其他领域都更突出，更引人注目。鲍曼的声音通常是友好的，但是，他坚定地认为，读者应该是有道德的行动者。其原因在于，行动者归根结底要对人类状况承担责任。这是贯穿鲍曼著作的一个主题。

鲍曼的学术成就远远不是读者对大屠杀和后现代的热情就能包括的。迄今为止，鲍曼仅仅用英语出版的著作就有20余本。[1]此外，鲍曼还在Telos、Theory，CultureandSociety和ThesisEleven等杂志上发表了许多论文。显然，鲍曼的研究策略旨在包括一切令人感兴趣的主题；这既是一个既定的计划，又是一个随机应变的计划，以至于最令人感兴趣的主题——优生学、艺术、性、犯罪学、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等等——都将很快出现。但是，这种多样性本身并不是鲍曼思想的全部魅力，因为另外的一些的主题始终贯穿着鲍曼的写作，这些主题横跨了确定性与秩序、马克思主义与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社会学，以及导致所有这些主题的矛盾态度。

情节的展开

尽管我们生活在马克思之后的20世纪中，但马克思的幽灵依旧伴随我们。鲍曼的早期马克思主义包含着丰富的文化资源，他不仅在1968年以后把葛兰西理解为伯明翰学派的先驱，而且在那一旧的批判理论传统中还把韦伯和马克思结合在一起，因为韦伯、卢卡奇和西美尔都具有同样的魅力。波兰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属性意味着，它的实质具有韦伯式的马克思主义（Weberianmarxism）的典型特征，其主要的批判兴趣指向了普遍的支配，而不仅仅是特殊的阶级。毕竟，在波兰和整个中欧，当地的统治阶级并不是资本家：对于那些生活在说英语的文化中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而言，这是一个难解之谜。马克思、韦伯和西美尔的批判立场在鲍曼的一篇早期论文《现时代与现代马克思》之中可以清楚地被发现，该论文于1968年发表在《社会研究》杂志上。由此而可能产生的批判张力是引人入胜的。因而，鲍曼早期用英语写的著作，譬如说《社会主义：积极的乌托邦》，并没有把社会主义描绘成生产的写照。如他所言，社会主义是现代性的反文化。鲍曼把社会主义理解为由多种文化而构成的丰富的结合体，这也就是鲍曼在柏林墙倒塌后或自己逐渐变老时并没有远离它的原因；如果你把它留在身后，它就会像影子或迷路的羔羊一样跟随着你。我很快就会指出，反思性的著作转移到了现代的表面，以至于鲍曼的后现代主义是在当代是最人感兴趣的。惟有鲍曼被很好地放在了后现代，因为他在观念上并没有从社会或现代性的经济还原论出发。文化是首要的，即使马克思主义依旧是不可回避的。不过，经济从来没有从他的分析中消失，也没有遭受虐待。由此可见，鲍曼的著作避开了普遍盛行的现代/后现代这种二分法的风险，他在理论上没有以牺牲经济为代价而偏重文化，也没有以牺牲文化为代价而偏重经济。在我看来，鲍曼著作的转折点是1987年出版的《立法者与阐释者》，但是，1982年出版的《阶级的记忆》已经预示这样的转折。《阶级的记忆》的副标题指出了它的独特性和基本主题：阶级的产生和未来。在这本书中，鲍曼发展了《在阶级和精英之间》一书的观点，继续深入考察工业革命中英国民众的生活和劳工的状况。《阶级的记忆》有两个轴心，它试图说明，阶级会话不仅反映了过去的正式的、保守的斗争，又反映了战后的情况，这时，是局外人，而不是无产阶级，遭受了凯恩斯式的社会民主所推崇的社团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排斥。在此，鲍曼批判的实质涉及了世界的经济化、所有价值在商品社会中的重估及其在消费进程中的表现。然而，记忆犹如乌托邦，它指向了四面八方。社会主义在这种情况下是浪漫的，而不是进步的或现代化的；它记起了其他的方式和不同的价值（Bauman，1982；Beilharz，1992）。

《阶级的记忆》使人们想起了汤姆森（EdwardThompson）的著作和70年代社会历史的复兴，但是，鲍曼在这里所关注的人物，与其说是被遗忘的汤姆森，不如说是福柯细长的身影。鲍曼把福柯的《规训与惩罚》中所包含的历史社会学和汤姆森等人的著作结合起来，以便使人们关注工业主义有形的统治。海德格尔的技术批判在此书中处于边缘的位置，犹如它在福柯伟大的著作中的位置。边沁、马克思、福柯和汤姆森在关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中走在一起，当然，这种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是一种新的身体与灵魂的双重统治。劳工斗争不是在这种统治内出现的，它一开始就是为了反对这种统治。只有到了20世纪，劳工才成为要求政治权利的有组织的劳动者；这反过来又涉及到了生产体系向消费体系的缓慢转型。知识社会学也在此浮出水面，并在《立法者与阐释者》一书中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是谁把这种排斥资本主义的画面视为最初的后现代主义？是谁把无产阶级培养成天堂里的狂怒者？这又是为了谁的利益？东欧的马克思主义开创了对作为新阶级的知识分子的批判，康拉德（Konrad）和赛伦伊（Szelenyi）后来的著作《通往阶级权力之路的知识分子》继续对知识分子进行批判。知识分子自圣西门以来就声称引导了社会发展；技术和社团主义在战后的出现在这种意义上属于旧调重弹。马克思主义不仅是假定的解决方案，而且也是问题的一部分。这里的“问题”是不同的，它有别于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诊断。然而，鲍曼在此关注的是工厂的诞生及其作为社会斗争或道德经济主要场所在20世纪的衰弱，换言之，他关注的是现代或工业文化，而不是诊所和学校。所有这一切都同韦伯式的马克思主义情感相符：问题本身是工业主义，而不是狭义上的资本主义；只有在后来，下面的观点才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消费和欲望将取代生产和工作伦理，从而也将成为主导的社会动力。

惯常的嫌疑犯

鲍曼在此并没有引用西布鲁克（JeremySeabrook）的著作，事实上，西布鲁克《贫困的景致》直到1985年才出现，不过，二者有着强烈的共鸣，这些共鸣在《立法者与阐释者》中表现得更加充分。在他们看来，贫困是现代的、反复出现的事物，但是，它在历史上不断变化：当工人阶级成了体系的一部分时，局内人和局外人取代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排斥和支配，犹如剥削和消费主义以及稍后的压抑与诱惑，依旧是鲍曼社会学关注的焦点。在《立法者与阐释者》中，鲍曼着重对启蒙，确切地说是启蒙者，进行了批判；因为作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历史描述遗漏了一部分行动，遗漏了一部分现代性的难题。现代性主要是中产阶级的计划。是知识分子或者启蒙者，设法不在展开的情节中出现，因为他们想把现代性的历史描述成工人与老板、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普通战役。

现代性是一个计划，而不是一个时期，而且，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它始终是一个控制计划，换言之，是理性地控制自然的计划。然而，这种计划、设计和密谋导致了技术统治和大屠杀。知识分子变成了立法者，但是在这一进程中，他们放弃了他们应有的批判活动。国家这个中介不仅是这种主张的环境，也是实现其野心的场所。如果说现代性追求特定的秩序体系，那么，后现代性则涉及了多元化。现代知识分子渴望权力，渴望成为立法者；后现代知识分子渴望重新获得阐释的角色，想成为不同生活世界和体验的阐释者和转换者。嫌疑犯就在身边。问题就是我们自身。但是，这两种角色混合在了一起，而且必然是这样，因为我们总是传统的动物。因而，现代性变成了一个传统，以至于现代主义——改变世界的欲望——本身也变成了一种习性，至少是一种责任。鲍曼在这里的反应类似于罗蒂（RichardRorty）的实用主义，但没有那一立场有时暗示的洋洋得意。然而，这里所出现的对现代性的批判同福柯密不可分，同权力/知识共生现象这样的问题密不可分，而且，鲍曼通过利用盖尔纳（ErnestGellner）的著作扩展了研究领域，因为我们是贪婪的知识的生产者、世界的塑造者，也就是说，我们是万物的开发者。鲍曼在这里与弗洛伊德和伊莱亚斯（Elias）联系在了一起，在他们看来，文明只有通过压抑才能获得；文明也是一种损失。哈贝马斯并没有出现在这里，当哈贝马斯从批判转向建构时，他就从鲍曼的视野中逐渐消失了，原因在于，完美沟通的阐释学在其著作中让位于体系建构的政治学时，它将成为问题的一部分。事实上，除了中期的福柯外，鲍曼还想起了阿多尔诺或者说《启蒙辩证法》。在阿多尔诺看来，许多建构措施都是危险的，因为技术或工具理性将统治一切，而且技术型知识分子也主张这样的统治。然而，鲍曼的《立法者与阐释者》在此经过迪斯雷利（Disraeli）和西布鲁克，用“两个国家，两个标志：受压抑者”这样的标题而告终，他用现代的和后现代的双重尾声来重申：不管在实际上还是在理论上，知识分子既是现代的，又是后现代的。

《立法者与阐释者》是鲍曼后现代转向的一个关键性的标志，然而，这种转向最明显地表现在了《现代性与大屠杀》中，该书无疑是鲍曼影响最大的一本著作，并深深地暗示了后现论家所面临的现代认同危机。《现代性与大屠杀》证明了珍妮纳??鲍曼给丈夫带来的灵感，珍妮纳以散文的形式在《晨冬》（1986）和《归属之梦》（1988）中讲述了她在波兰犹太社区的故事。如他们在合写的一篇文章中所指出的，他们的著作是共生的。鲍曼写作《现代性与大屠杀》的目的，是为了使社会学家——这些现代计划自豪的提出者——面对大屠杀这一现代性的后果，大屠杀不是现代性的功能失调，而是其令人毛骨悚然的结果。鲍曼在此解释说，他最初把大屠杀视为特定悲剧的再现，而现在他视之为观看世界的框架。这种分析的后果是十分深刻的，因为这种看法的意义是，大屠杀表明了德国现代性的特定道路，如费赫（Feher）等人在《对需要的专政》（1982）指出的，斯大林主义并不是大倒退或者“残渣”，它是苏联式的现代性计划所导致的结果。换言之，现代性具有大屠杀的特征。现代性的他者

鲍曼对大屠杀的分析是令人信服的，它暗示了《后现代伦理学》的写作。鲍曼强有力的观点涉及到了这样的替代：一系列的官僚主义程序替代了对他者的接近，行为准则（包括纳粹的道德规范）替代了道德自治。更普遍的观点是，大屠杀既不是犹太人的问题，也不仅仅是犹太史上的一个事件；大屠杀发生在现代的、理性的社会之中，因此它是现代性本身的问题。“大屠杀具有现代现象的特征，它不能在现代性的文化倾向和技术成就之外得以理解”（Bauman：1989：xiii），即使法西斯主义本身是偶然的政治事件。简言之，鲍曼把纳粹主义视为一个必然要发生的现代事件，而不是“德国的”事件。

对于鲍曼而言，道德麻木与我们所有的人有关，而不仅仅是与德国人或犹太人有关。我们都有这种变态的倾向，在技术日益先进的情况下更是这样。社会学在此也处于尴尬的境地，因为它同其他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一起分享了社会工程的热情。当然，现代性不是法西斯主义，也不是极权主义，但是，大屠杀只是现代性的一种可能。这里，鲍曼的观点再次同《对需要的专政》一书的观点表现出一致，因为他把极权主义视为一种政治上精心挑选的需要，而不是一种经济上的逻辑和必需品。在最终解决方案以前，有针对犹太人的玻璃瓶之夜。但是，暴力政治依赖于现代技术的破坏手段，依赖于把决策进程分解为一系列零碎的决策程序。因此，当纳粹分子的现代性模型既能追求技术的发展、又能把犹太人视为排斥现代主义的同义词时，犹太人的消失或社会死亡就成了种族灭绝的前奏。最后，纳粹分子把他们自己当成了园丁；他们的梦想充满了传统社会所具有的单一文化的色彩，以至于现代性和特定的现代主义成了反动分子进行革新的主要工具。

然而，鲍曼的政治目的是想超越阿多尔诺的观点：在阿多尔诺看来，全世界的人可以分为两类：天生的纳粹分子和它的受害者。犹如卡斯托里亚迪（Castoriadis），鲍曼比较关注在秩序的提出者和接受者之间发挥作用的动力及其二者之间的鸿沟。在由于分工而出现的大量的微不足道的服从行为中，大屠杀是怎样在受害者和迫害者之间发生的？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人参与罪恶？鲍曼在这里提出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它贯穿于《后现代伦理学》。为什么个体行动者会服从恐怖分子？他们是怎样服从的？鲍曼在这里顺便提起了在社会学中与涂尔干相联系的过度社会化的概念。考虑到社会学长期逃避个体和个体责任这样的问题，这部分的批判具有特殊的颠覆力。如鲍曼所指出的，社会学的环境决定论意味着，个体行为问题总是会涉及到其他的事物，如教育、阶级、性、文化等。在鲍曼看来，罪恶是个体作出的一种选择，而不是精神上的“疯狂”。这种观点是很难得的。我们没有道德标准，只有行为准则；没有自制能力，只有必须遵守的规则。

恰恰是在这一主题中，鲍曼把莱维纳斯（EmmanuelLevinas）对他者的认识引进了他的著作。我不知道莱维纳斯在鲍曼著作中占有什么样的位置，不过，莱维纳斯已经成了理论改造的最后的避难所。当然，乔阿斯的伦理学始终对鲍曼的著作产生着影响，并且，鲍曼似乎总是用其他的思想家作为创作的源泉，而不是依赖于某一个思想家。海德格尔当然会出现在关于技术批判的争论中，但是，他的名字或许还不如德立达的名字出现得频繁，不过，鲍曼的计划并不是德立达式的，他吸取了许多思想家的思想。他使用了卡夫卡和塞朗（Cioran），使用了卡罗尔（JohnCarroll）和波德里亚（Baudrillard），使用了森尼特（RichardSennett）和道格拉斯（MaryDouglas），使用了罗蒂和凯尔纳，使用了坎内蒂（Canetti）和亚特里（Attali），使用了巴赫金、布朗夏特（Blanchot）和博尔赫斯，使用了德赛特（DeCerteau）和伊柯（Eco），使用了叔本华和斯泰纳（Stainer）。

在没有澄清问题以前，我们还可以把这个名单继续写下去。有时，鲍曼对阿伦特的洞察力表现出很强的亲和力，无论在淡化社会和政治上，还是在极权主义的伦理性质和假设上，莫不如此。鲍曼的著作中不仅有海勒（AgnesHeller）和罗斯（GillianRose）的声音，也有缪瑟尔（Musil）、萨特和列维－斯特劳斯的踪影。像卡斯托里亚迪和莫林（EdgarMorin）这样的思想家在特定时刻成了鲍曼的救生圈。鲍曼使用了其他人的观念和自己的生活经历，譬如说，他的思想受益于他的妻子珍妮娜，受益于他的女儿艾琳娜在空间设计方面的体验，也受益于同波兰艺术家的重新联系。在一次同鲍曼的谈话中，我问了一个不可避免的、俗不可耐的学术问题：你下一步的工作是什么？他对我说，他不知道：“我最近没有读到什么感兴趣的著作。”鲍曼的著作更难以追踪，因为同一些其他的批判社会学家相比，鲍曼的著作缺乏体系性；当然，同卢曼和哈贝马斯相比，鲍曼的著作更难以预测。下一步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因为这是一个后现代的时代，控制知识分子创造的欲更加难以管理，或者说更加没有意义了。不可预测性支配着一切；这既是令人高兴的，又是危险的。

鲍曼是否真的愿意用不可预测性、混乱、野蛮和狂欢来取性？我们应该在理性主义和浪漫主义之间作出选择，这或许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可能的逻辑结论。鲍曼的逻辑对现代性和社会学提出了挑战，不过，确切地说，他对这些强迫性的选择和术语提出了挑战；毕竟，从卢梭到席勒再到马克思，这些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者也是理性的支持者。如同越南的讽刺作家克劳斯（KarlKraus），鲍曼也坚持认为，如果我必须在理性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之间作出选择的话，我宁愿放弃。因为像克劳斯一样，鲍曼不仅希望能以诙谐的方式给我们开个玩笑；他也想提醒我们，这些话是我们自身为了加深对传统的理解而创造出来的，它们犹如“非此即彼”的分类，是我们带着太阳帽的祖先在殖民人类学中或现代主义的博物馆中创造出来的，因而是武断而有害的。

完美的秩序

矛盾态度似乎是鲍曼社会学的一个关键主题。《现代性与矛盾态度》在鲍曼的著作中是最难懂的，犹如《现代性与大屠杀》或许是最伤感的。批判动力是持续的；但是《现代性与大屠杀》直截了当地指向了它的目标。现代性的核心问题在于它疯狂地寻求完美的秩序：A就是A，它不能是B；所有的反常都必须毫无例外地进入主导的分类体系，这是我们必须遵守的神圣的权威。当所有的事物都处于完美的状态时，地狱之门就会慢慢松开，也就是说，麻烦就会出现。矛盾态度就是这种疯狂的控制冲动的首要受害者（若没有它，我们将无法成为自己）。《现代性与矛盾态度》和《立法者与阐释者》在主题上的直接联系是分类的逻辑，即理性主义者对启蒙计划的主张。矛盾态度或反常通过分类而受到了有效的控制，因为矛盾态度是一个事物有多个名字的可能性，是把一个物体或事件划分为多个类别的可能性。矛盾态度在这种情况下是正常的，尽管现代性（或现代主义）视之为反常。鲍曼的批判目标是阿多尔诺所说的同一性思维（identity-thinking）。主导的分类体系涉及到了符号暴力，因为它是建立在强迫的“非此即彼”这一模式之上的。现代性本身恰恰是这样的语言所指。鲍曼担忧这种秩序是野蛮的。“秩序的对立面不是另一个秩序：混乱是它的唯一选择”（Bauman，1991a：7）。现代性是一个充满了传统主义或稳定性的体系；为什么另一种秩序的概念或特性是无法得到的？原因在于，是苛刻，而不是宽容，变成了现代的规范（鲍曼继续说，宽容比它的对立面要好一些，因为它依旧是一个弱价值，而不是一个强价值——它会导致差别的同化，而不是差别的接受）。现代性的传统主义意味着，它没有能够实现自身激进的主张。鲍曼观点的震撼力在于，矛盾态度被排挤到了现代性之外；它成了“现代性的废物”（Bauman，1991a：15）。可是，我们必须补充一句，它也是现代性的要素，因为矛盾态度还在持续发生，它每天都发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现代性对矛盾态度的攻击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中达到了高潮，这种攻击源于社会工程改造社会的野心。社会工程的想象力就是它对完美和静止的追求（Bauman，1991a：39）。因此，乌托邦是一种没有实际根据的事物，它不是实际中可以获得的事态。对静止或完美的追求带着死神的味道；不管是在斯大林主义那里还是在纳粹主义那里，它都把受害者假定为一种障碍——前者把受害者假定为一个阶级（富农），后者把受害者假定为一个种族（犹太人）。《现代性与大屠杀》在各个方面都遵循这种观点，从而把陌生者的社会学描述成对秩序的违犯；因为陌生者是无法分类的。陌生者违犯了时空感。简言之，鲍曼对这种园艺化攻击的核心在于它的有机体论；因此，鲍曼的著作不能被简单地视为浪漫主义，并因此而被遗弃。如他所言，现代性本身就具有矛盾态度的，因为它也是对这种稳定性（命运和先赋）的反叛。从这种意义上看，现代性在根本上是矛盾的（Bauman，1991a：69）；可以说，后现代性是没有幻觉的现代性（Bauman，1993：32）。鲍曼的热情在弱后现代性和强后现代性之间摇摆：弱后现代性意味着，后现代性是现代性之内的一种精神状态；强后现代性意味着，后现代性是多元的、开放的和创新的（尽管这些也都是现代主义本身的特征）。后现代性意味着从现代的或现代主义的梦想中醒来。

这里关于矛盾态度的观点引发了这样的一种看法，即他者只能在有限的程度上被同化，而这种看法是同《后现代性及其缺憾》一书中关于他者的观点联系在一起：社会同化或排斥了他者（Bauman，1997：18）。然而，鲍曼也想指出，陌生者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因为我们现在都是陌生者。鲍曼在此借用卢曼和马费索里（Maffesoli）来继续说明，在归属、分化、多种认同和新自由主义之后，即在想象的共同体之后，什么将会发生？在这样做时，鲍曼从来没有动摇过他的批判立场；他也没有轻易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也都是无家可归的人；因为一些人比另外的一些人更无家可归。《现代性与矛盾态度》以新穷人的出现和我们对他们的冷漠而告终。“后现代的宽容极其容易堕落成富人和强者的自私”（Bauman，1991：259）。因此，这种对现代性进行的最猛烈的批判最终把社会主义重新视为“现代性的最后一站”，即现代性的反文化，并警惕社会工程的实践；社会工程是否总是比它要解决的问题更坏？因为任何政治立场都有代价，抑制社会工程的实施也是这样。现代性依旧是一个计划，一个未竟的计划，不过，也只能如此，因为它是无法实现的（Beiharz，1994；1997）。这表明鲍曼部分地认可了哈贝马斯的看法。

社会学与社会改良

总体而言，社会学是一个无法实现的现代性计划；恰恰是在这种背景下，鲍曼对社会学和后现代社会学作出了区分。在社会学中，我们是否面临这样的一个选择，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在后现代社会学和后现代性的社会学之间作出选择？（Bauman，inBeilharz，Robinson，Rundell，1992）后现代的社会学信奉后现代时刻；而后现代性的社会学把这种现象视为一种需要解释的现象，而非一种解释。然而，在更宽泛的意义上，社会学——现代性——当然恰恰也是需要解释的，后现代形式并没简单地再现现代性或现代主义。因而，对于后现代社会学，尤其是现代性和社会学，我们在现实中能采取的唯一立场就是矛盾态度本身，因为鲍曼把社会主义或社会学后现代化了，但并没有放弃它们，即使它们如此彻底而恶劣地破灭了我们的希望，即使它们变成了问题本身的一部分。我们并没有简单的选择，我们不可能在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之间作出时髦而多余的选择。

社会学本身也受到了矛盾态度的怂恿，它在历史上经常在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之间摇摆不定；社会学当然不会认同马克思主义，甚至也不会认同社会主义，但是二者总是交织在一起，并且每一个都对国家怀有深深的矛盾态度。社会学总是犹豫不决：它到底是为国家的改革事业更好地服务呢，还是应该同养育了它的国家保持批判的立场呢？因而，社会学的部分议程超越了我们的控制。有时候，改革的冲动占据了我们的精力；而在另外的一些时候，社会学成了问题的一部分，我们不得不痛斥它屈服于国家的控制策略。因此，我们发现自己对对社会学的态度是矛盾的，而不仅仅是对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态度是矛盾的。

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的境遇没有什么不同。这里奇怪的是，总是有一些人用现代性、结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来反对相应的幽灵，即后现代性、后结构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现代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攻击源泉，但是，韦伯才是真正的现代性的社会学家。马克思的现代性理论是前现代的，因为它在逻辑上是单线的：社会就是经济。这在鲍曼眼里是一个根本性的缺陷，不仅因为它是自言自语的，也因为它把政治经济学置于市民社会之上。把马克思主义等同于现代性或现代主义是不正确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批评了经济形态的现代性，但是现代主义（也就是说浪漫主义）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更多的批判，而且毫无疑问，现代主义比马克思主义更多地进入了20世纪。这里谈论的不是结构主义或什么后结构主义。严格地说，结构主义与其说涉及了经济或文化，不如说是涉及了知识取向，因为只有知识分子才能杜撰历史。

然而，人类度过了幻觉，如鲍曼所言，后现代态度可能是没有幻觉的现代性；或许，我们只能生活在没有什么破坏性的、后浮士德式的幻觉中。鲍曼随后在《后现代伦理学》中所展开的，与其说是现代的，不如说是后现代的。现代性用国家或“社会”取代了社交（thesociable）、道德和终极的伦理法则。然而，对鲍曼来说，回归之路曲折地指向了乔阿斯、莱维纳斯和洛格斯特拉普（Lфgstrup），而非亚里士多德和康德。如《生活在碎片之中》所显示的，这里有一条存在主义的弧光，它再次指向了鲍曼早期著作中的萨特和加缪，而且或许同海勒而非卡斯托里亚迪比较接近。鲍曼和莱维纳斯的差别是，在鲍曼看来，社交依赖于二人团体，但并不能还原成它；这里肯定有第三方，它或许是自由的，或许是依附的，以至于《生活在碎片之中》再次返回到了所有先前的主题，如陌生者、知识分子、种族主义、残忍、部落等。而随后的《后现代性及其缺憾》的基调显然是后现代的，它既蔑视后现代政治对社会排斥这一事实的冷漠，又赞美后现代在艺术领域的发展。在《后现代性及其缺憾》之后，后现代似乎再次成了问题的一部分。如果这本书的基调在某种程度上有别于先前著作的话，这是反映了鲍曼自身的回归：他恢复了同波兰华沙大学同仁们的联系；他的参照系更多是波兰作品，在艺术领域更是这样。在波兰，艺术不仅承担着创造的使命，也承担着批判的使命。向后现代艺术说“不”，就是向我们自身说不；任何人都不得不接受后现代艺术。然而，他们依然在痛苦地流浪着。犹如解放的后现代主义，虚假的全球化也是一个幻觉。尾声：走下楼梯

鲍曼范文篇2

[关键词]鲍曼，社会理论，现代性，后现代性

齐格蒙特·鲍曼（ZygumntBauman）是谁？当今用英语写作的最伟大的社会学家。他生活在英国的利兹，却通过卫星看波兰电视台的节目。他涉猎过许多领域，并以惊人的速度进行写作。他的著作进入了每个人的内心世界，然而，人们普遍认为，他的思想飘忽不定，既具有说服力和启发性，又令人费解。即使像吉登斯（TonyGiddens）这样的杰出人物，也把鲍曼描绘成出类拔萃的后现论家，然而，很少有人对鲍曼的著作进行评论或解说。因为鲍曼的社会学在遵守启发策略的同时也避开了体系；它追逐着碎片，并拒绝正统的观点。在我看来，这这种思想状况是出版和学术成功的关键。因此，许多读者和作者都熟悉鲍曼，但是他们却保持了沉默。瓦尔科（IanIvarcoe）和基尔明斯特（RichardKilminister）率先打破了沉默，他们出版了一本纪念鲍曼诞辰70周年的论文集《文化、现代性与革命》（VarcoeandKilminister，1996）；但是，这本论文集告诉我们更多的是阐释者，而非被阐释者；它犹如鲍曼写作的背景，在没有批判中心的前提下就开始传播。同时，贝斯特（ShaunBest）把鲍曼视为一个后现代的骗子，一匹披着后现代主义羊皮的现代主义的狼（Best，1998）。鲍曼的语言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华丽；切耶特（BrianCheyette）对犹太人的应用研究和迪肯（BulentDiken）对丹麦的土耳其人的应用研究，都明显地受到了鲍曼著作的影响（Cheyette，1998；Diken，1998）。大西洋彼岸的学者也开始注意鲍曼，但是鲍曼在这里处于更加边缘的位置，这在塞德曼（StevenSeidaman）著作《有争议的知识》中可以看出（Seidaman，1995）。英国人的立场明显地体现在了拉什（ScottLash）关于鲍曼对社群主义批判作出的回应中（Lash，1996），或托维尔（DavidTorevell）关于理性主义的文章中（Torevell，1995）。不过，乔阿斯（HansJoas）和史密斯（DennisSmith）都在《理论、文化与社会》上撰文赞美鲍曼的著作。我最近也出版了一本名为《齐格蒙特??鲍曼：现代性辩证法》的著作。可以说，越来越多的人正在关注鲍曼的著作。

警惕侦探

学者们为什么会对鲍曼有不同的反应？谜是什么？对于社会理论的普通读者而言，鲍曼对社会学的贡献或许有两个关键的标志。第一个标志是《现代性与大屠杀》（1989）。鲍曼的这本书艰难地打破了沉默，因为鲍曼在此要传递的信息是，大屠杀对社会学的意义是至关重要的，尽管这并不是绝大多数社会学家愿意听到的信息。第二个标志存在于鲍曼关于后现代的著作中。因为鲍曼普遍被认为是后现代的社会学家，不过我在这里要指出，这只是故事的一半；后现代的另一半就是现代，而且，这也是为什么是矛盾态度，而非“后现代”，构成了鲍曼著作的核心价值。无论如何，这些都是可以找出的标志，人们总是愿意把大屠杀和后现代同鲍曼联系在一起。只有考虑到解释学对于鲍曼思维方式的中心性，每一个概念才会通向另一个；大屠杀会通向社会学、现代性和伦理学；后现代会通向现代，尤其是会通向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这样的通向一个接着一个，自由会通向依赖，无产阶级会通向消费者，观光者会通向流浪者，阐释者会通向立法者，道德会通向伦理学……鲍曼坚持遵循解释与理解的对话意象，无疑，这是他的读者们既被吸引又被激怒的一个原因，因为他既给你开了个玩笑，又希望你坚持到底，也就是说休息片刻，然后再继续思考、谈话和聆听。

事实上，批判社会学的目的是揭开你的眼帘，而不是隔靴挠痒。因为要想学社会学，我们既要十分自信地知道我们在世界中的位置，又要十分公正地把熟悉的事物视为陌生的事物，至少应该是或然的事物。我们永远都不应该轻信教条，即使我们的本性倾向于这样做，即把特殊的事物普遍化，把意外事件必然化。当自我反思（包括对自我的审视和对他者的批判）成为我们遵守的信条时，这些问题在社会学实践中比任何其他领域都更突出，更引人注目。鲍曼的声音通常是友好的，但是，他坚定地认为，读者应该是有道德的行动者。其原因在于，行动者归根结底要对人类状况承担责任。这是贯穿鲍曼著作的一个主题。

鲍曼的学术成就远远不是读者对大屠杀和后现代的热情就能包括的。迄今为止，鲍曼仅仅用英语出版的著作就有20余本。[1]此外，鲍曼还在Telos、Theory，CultureandSociety和ThesisEleven等杂志上发表了许多论文。显然，鲍曼的研究策略旨在包括一切令人感兴趣的主题；这既是一个既定的计划，又是一个随机应变的计划，以至于最令人感兴趣的主题——优生学、艺术、性、犯罪学、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等等——都将很快出现。但是，这种多样性本身并不是鲍曼思想的全部魅力，因为另外的一些的主题始终贯穿着鲍曼的写作，这些主题横跨了确定性与秩序、马克思主义与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社会学，以及导致所有这些主题的矛盾态度。

情节的展开

尽管我们生活在马克思之后的20世纪中，但马克思的幽灵依旧伴随我们。鲍曼的早期马克思主义包含着丰富的文化资源，他不仅在1968年以后把葛兰西理解为伯明翰学派的先驱，而且在那一旧的批判理论传统中还把韦伯和马克思结合在一起，因为韦伯、卢卡奇和西美尔都具有同样的魅力。波兰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属性意味着，它的实质具有韦伯式的马克思主义（Weberianmarxism）的典型特征，其主要的批判兴趣指向了普遍的支配，而不仅仅是特殊的阶级。毕竟，在波兰和整个中欧，当地的统治阶级并不是资本家：对于那些生活在说英语的文化中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而言，这是一个难解之谜。马克思、韦伯和西美尔的批判立场在鲍曼的一篇早期论文《现时代与现代马克思》之中可以清楚地被发现，该论文于1968年发表在《社会研究》杂志上。由此而可能产生的批判张力是引人入胜的。因而，鲍曼早期用英语写的著作，譬如说《社会主义：积极的乌托邦》，并没有把社会主义描绘成生产的写照。如他所言，社会主义是现代性的反文化。鲍曼把社会主义理解为由多种文化而构成的丰富的结合体，这也就是鲍曼在柏林墙倒塌后或自己逐渐变老时并没有远离它的原因；如果你把它留在身后，它就会像影子或迷路的羔羊一样跟随着你。我很快就会指出，反思性的著作转移到了现代的表面，以至于鲍曼的后现代主义是在当代是最人感兴趣的。惟有鲍曼被很好地放在了后现代，因为他在观念上并没有从社会或现代性的经济还原论出发。文化是首要的，即使马克思主义依旧是不可回避的。不过，经济从来没有从他的分析中消失，也没有遭受虐待。由此可见，鲍曼的著作避开了普遍盛行的现代/后现代这种二分法的风险，他在理论上没有以牺牲经济为代价而偏重文化，也没有以牺牲文化为代价而偏重经济。

在我看来，鲍曼著作的转折点是1987年出版的《立法者与阐释者》，但是，1982年出版的《阶级的记忆》已经预示这样的转折。《阶级的记忆》的副标题指出了它的独特性和基本主题：阶级的产生和未来。在这本书中，鲍曼发展了《在阶级和精英之间》一书的观点，继续深入考察工业革命中英国民众的生活和劳工的状况。《阶级的记忆》有两个轴心，它试图说明，阶级会话不仅反映了过去的正式的、保守的斗争，又反映了战后的情况，这时，是局外人，而不是无产阶级，遭受了凯恩斯式的社会民主所推崇的社团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排斥。在此，鲍曼批判的实质涉及了世界的经济化、所有价值在商品社会中的重估及其在消费进程中的表现。然而，记忆犹如乌托邦，它指向了四面八方。社会主义在这种情况下是浪漫的，而不是进步的或现代化的；它记起了其他的方式和不同的价值（Bauman，1982；Beilharz，1992）。

《阶级的记忆》使人们想起了汤姆森（EdwardThompson）的著作和70年代社会历史的复兴，但是，鲍曼在这里所关注的人物，与其说是被遗忘的汤姆森，不如说是福柯细长的身影。鲍曼把福柯的《规训与惩罚》中所包含的历史社会学和汤姆森等人的著作结合起来，以便使人们关注工业主义有形的统治。海德格尔的技术批判在此书中处于边缘的位置，犹如它在福柯伟大的著作中的位置。边沁、马克思、福柯和汤姆森在关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中走在一起，当然，这种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是一种新的身体与灵魂的双重统治。劳工斗争不是在这种统治内出现的，它一开始就是为了反对这种统治。只有到了20世纪，劳工才成为要求政治权利的有组织的劳动者；这反过来又涉及到了生产体系向消费体系的缓慢转型。知识社会学也在此浮出水面，并在《立法者与阐释者》一书中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是谁把这种排斥资本主义的画面视为最初的后现代主义？是谁把无产阶级培养成天堂里的狂怒者？这又是为了谁的利益？东欧的马克思主义开创了对作为新阶级的知识分子的批判，康拉德（Konrad）和赛伦伊（Szelenyi）后来的著作《通往阶级权力之路的知识分子》继续对知识分子进行批判。知识分子自圣西门以来就声称引导了社会发展；技术和社团主义在战后的出现在这种意义上属于旧调重弹。马克思主义不仅是假定的解决方案，而且也是问题的一部分。这里的“问题”是不同的，它有别于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诊断。然而，鲍曼在此关注的是工厂的诞生及其作为社会斗争或道德经济主要场所在20世纪的衰弱，换言之，他关注的是现代或工业文化，而不是诊所和学校。所有这一切都同韦伯式的马克思主义情感相符：问题本身是工业主义，而不是狭义上的资本主义；只有在后来，下面的观点才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消费和欲望将取代生产和工作伦理，从而也将成为主导的社会动力。

惯常的嫌疑犯

鲍曼在此并没有引用西布鲁克（JeremySeabrook）的著作，事实上，西布鲁克《贫困的景致》直到1985年才出现，不过，二者有着强烈的共鸣，这些共鸣在《立法者与阐释者》中表现得更加充分。在他们看来，贫困是现代的、反复出现的事物，但是，它在历史上不断变化：当工人阶级成了体系的一部分时，局内人和局外人取代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排斥和支配，犹如剥削和消费主义以及稍后的压抑与诱惑，依旧是鲍曼社会学关注的焦点。在《立法者与阐释者》中，鲍曼着重对启蒙，确切地说是启蒙者，进行了批判；因为作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历史描述遗漏了一部分行动，遗漏了一部分现代性的难题。现代性主要是中产阶级的计划。是知识分子或者启蒙者，设法不在展开的情节中出现，因为他们想把现代性的历史描述成工人与老板、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普通战役。

现代性是一个计划，而不是一个时期，而且，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它始终是一个控制计划，换言之，是理性地控制自然的计划。然而，这种计划、设计和密谋导致了技术统治和大屠杀。知识分子变成了立法者，但是在这一进程中，他们放弃了他们应有的批判活动。国家这个中介不仅是这种主张的环境，也是实现其野心的场所。如果说现代性追求特定的秩序体系，那么，后现代性则涉及了多元化。现代知识分子渴望权力，渴望成为立法者；后现代知识分子渴望重新获得阐释的角色，想成为不同生活世界和体验的阐释者和转换者。嫌疑犯就在身边。问题就是我们自身。但是，这两种角色混合在了一起，而且必然是这样，因为我们总是传统的动物。因而，现代性变成了一个传统，以至于现代主义——改变世界的欲望——本身也变成了一种习性，至少是一种责任。鲍曼在这里的反应类似于罗蒂（RichardRorty）的实用主义，但没有那一立场有时暗示的洋洋得意。然而，这里所出现的对现代性的批判同福柯密不可分，同权力/知识共生现象这样的问题密不可分，而且，鲍曼通过利用盖尔纳（ErnestGellner）的著作扩展了研究领域，因为我们是贪婪的知识的生产者、世界的塑造者，也就是说，我们是万物的开发者。鲍曼在这里与弗洛伊德和伊莱亚斯（Elias）联系在了一起，在他们看来，文明只有通过压抑才能获得；文明也是一种损失。哈贝马斯并没有出现在这里，当哈贝马斯从批判转向建构时，他就从鲍曼的视野中逐渐消失了，原因在于，完美沟通的阐释学在其著作中让位于体系建构的政治学时，它将成为问题的一部分。事实上，除了中期的福柯外，鲍曼还想起了阿多尔诺或者说《启蒙辩证法》。在阿多尔诺看来，许多建构措施都是危险的，因为技术或工具理性将统治一切，而且技术型知识分子也主张这样的统治。然而，鲍曼的《立法者与阐释者》在此经过迪斯雷利（Disraeli）和西布鲁克，用“两个国家，两个标志：受压抑者”这样的标题而告终，他用现代的和后现代的双重尾声来重申：不管在实际上还是在理论上，知识分子既是现代的，又是后现代的。

《立法者与阐释者》是鲍曼后现代转向的一个关键性的标志，然而，这种转向最明显地表现在了《现代性与大屠杀》中，该书无疑是鲍曼影响最大的一本著作，并深深地暗示了后现论家所面临的现代认同危机。《现代性与大屠杀》证明了珍妮纳??鲍曼给丈夫带来的灵感，珍妮纳以散文的形式在《晨冬》（1986）和《归属之梦》（1988）中讲述了她在波兰犹太社区的故事。如他们在合写的一篇文章中所指出的，他们的著作是共生的。鲍曼写作《现代性与大屠杀》的目的，是为了使社会学家——这些现代计划自豪的提出者——面对大屠杀这一现代性的后果，大屠杀不是现代性的功能失调，而是其令人毛骨悚然的结果。鲍曼在此解释说，他最初把大屠杀视为特定悲剧的再现，而现在他视之为观看世界的框架。这种分析的后果是十分深刻的，因为这种看法的意义是，大屠杀表明了德国现代性的特定道路，如费赫（Feher）等人在《对需要的专政》（1982）指出的，斯大林主义并不是大倒退或者“残渣”，它是苏联式的现代性计划所导致的结果。换言之，现代性具有大屠杀的特征。

现代性的他者

鲍曼对大屠杀的分析是令人信服的，它暗示了《后现代伦理学》的写作。鲍曼强有力的观点涉及到了这样的替代：一系列的官僚主义程序替代了对他者的接近，行为准则（包括纳粹的道德规范）替代了道德自治。更普遍的观点是，大屠杀既不是犹太人的问题，也不仅仅是犹太史上的一个事件；大屠杀发生在现代的、理性的社会之中，因此它是现代性本身的问题。“大屠杀具有现代现象的特征，它不能在现代性的文化倾向和技术成就之外得以理解”（Bauman：1989：xiii），即使法西斯主义本身是偶然的政治事件。简言之，鲍曼把纳粹主义视为一个必然要发生的现代事件，而不是“德国的”事件。

对于鲍曼而言，道德麻木与我们所有的人有关，而不仅仅是与德国人或犹太人有关。我们都有这种变态的倾向，在技术日益先进的情况下更是这样。社会学在此也处于尴尬的境地，因为它同其他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一起分享了社会工程的热情。当然，现代性不是法西斯主义，也不是极权主义，但是，大屠杀只是现代性的一种可能。这里，鲍曼的观点再次同《对需要的专政》一书的观点表现出一致，因为他把极权主义视为一种政治上精心挑选的需要，而不是一种经济上的逻辑和必需品。在最终解决方案以前，有针对犹太人的玻璃瓶之夜。但是，暴力政治依赖于现代技术的破坏手段，依赖于把决策进程分解为一系列零碎的决策程序。因此，当纳粹分子的现代性模型既能追求技术的发展、又能把犹太人视为排斥现代主义的同义词时，犹太人的消失或社会死亡就成了种族灭绝的前奏。最后，纳粹分子把他们自己当成了园丁；他们的梦想充满了传统社会所具有的单一文化的色彩，以至于现代性和特定的现代主义成了反动分子进行革新的主要工具。

然而，鲍曼的政治目的是想超越阿多尔诺的观点：在阿多尔诺看来，全世界的人可以分为两类：天生的纳粹分子和它的受害者。犹如卡斯托里亚迪（Castoriadis），鲍曼比较关注在秩序的提出者和接受者之间发挥作用的动力及其二者之间的鸿沟。在由于分工而出现的大量的微不足道的服从行为中，大屠杀是怎样在受害者和迫害者之间发生的？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人参与罪恶？鲍曼在这里提出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它贯穿于《后现代伦理学》。为什么个体行动者会服从恐怖分子？他们是怎样服从的？鲍曼在这里顺便提起了在社会学中与涂尔干相联系的过度社会化的概念。考虑到社会学长期逃避个体和个体责任这样的问题，这部分的批判具有特殊的颠覆力。如鲍曼所指出的，社会学的环境决定论意味着，个体行为问题总是会涉及到其他的事物，如教育、阶级、性、文化等。在鲍曼看来，罪恶是个体作出的一种选择，而不是精神上的“疯狂”。这种观点是很难得的。我们没有道德标准，只有行为准则；没有自制能力，只有必须遵守的规则。

恰恰是在这一主题中，鲍曼把莱维纳斯（EmmanuelLevinas）对他者的认识引进了他的著作。我不知道莱维纳斯在鲍曼著作中占有什么样的位置，不过，莱维纳斯已经成了理论改造的最后的避难所。当然，乔阿斯的伦理学始终对鲍曼的著作产生着影响，并且，鲍曼似乎总是用其他的思想家作为创作的源泉，而不是依赖于某一个思想家。海德格尔当然会出现在关于技术批判的争论中，但是，他的名字或许还不如德立达的名字出现得频繁，不过，鲍曼的计划并不是德立达式的，他吸取了许多思想家的思想。他使用了卡夫卡和塞朗（Cioran），使用了卡罗尔（JohnCarroll）和波德里亚（Baudrillard），使用了森尼特（RichardSennett）和道格拉斯（MaryDouglas），使用了罗蒂和凯尔纳，使用了坎内蒂（Canetti）和亚特里（Attali），使用了巴赫金、布朗夏特（Blanchot）和博尔赫斯，使用了德赛特（DeCerteau）和伊柯（Eco），使用了叔本华和斯泰纳（Stainer）。

在没有澄清问题以前，我们还可以把这个名单继续写下去。有时，鲍曼对阿伦特的洞察力表现出很强的亲和力，无论在淡化社会和政治上，还是在极权主义的伦理性质和假设上，莫不如此。鲍曼的著作中不仅有海勒（AgnesHeller）和罗斯（GillianRose）的声音，也有缪瑟尔（Musil）、萨特和列维－斯特劳斯的踪影。像卡斯托里亚迪和莫林（EdgarMorin）这样的思想家在特定时刻成了鲍曼的救生圈。鲍曼使用了其他人的观念和自己的生活经历，譬如说，他的思想受益于他的妻子珍妮娜，受益于他的女儿艾琳娜在空间设计方面的体验，也受益于同波兰艺术家的重新联系。在一次同鲍曼的谈话中，我问了一个不可避免的、俗不可耐的学术问题：你下一步的工作是什么？他对我说，他不知道：“我最近没有读到什么感兴趣的著作。”鲍曼的著作更难以追踪，因为同一些其他的批判社会学家相比，鲍曼的著作缺乏体系性；当然，同卢曼和哈贝马斯相比，鲍曼的著作更难以预测。下一步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因为这是一个后现代的时代，控制知识分子创造的欲更加难以管理，或者说更加没有意义了。不可预测性支配着一切；这既是令人高兴的，又是危险的。

鲍曼是否真的愿意用不可预测性、混乱、野蛮和狂欢来取性？我们应该在理性主义和浪漫主义之间作出选择，这或许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可能的逻辑结论。鲍曼的逻辑对现代性和社会学提出了挑战，不过，确切地说，他对这些强迫性的选择和术语提出了挑战；毕竟，从卢梭到席勒再到马克思，这些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者也是理性的支持者。如同越南的讽刺作家克劳斯（KarlKraus），鲍曼也坚持认为，如果我必须在理性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之间作出选择的话，我宁愿放弃。因为像克劳斯一样，鲍曼不仅希望能以诙谐的方式给我们开个玩笑；他也想提醒我们，这些话是我们自身为了加深对传统的理解而创造出来的，它们犹如“非此即彼”的分类，是我们带着太阳帽的祖先在殖民人类学中或现代主义的博物馆中创造出来的，因而是武断而有害的。

完美的秩序

矛盾态度似乎是鲍曼社会学的一个关键主题。《现代性与矛盾态度》在鲍曼的著作中是最难懂的，犹如《现代性与大屠杀》或许是最伤感的。批判动力是持续的；但是《现代性与大屠杀》直截了当地指向了它的目标。现代性的核心问题在于它疯狂地寻求完美的秩序：A就是A，它不能是B；所有的反常都必须毫无例外地进入主导的分类体系，这是我们必须遵守的神圣的权威。当所有的事物都处于完美的状态时，地狱之门就会慢慢松开，也就是说，麻烦就会出现。矛盾态度就是这种疯狂的控制冲动的首要受害者（若没有它，我们将无法成为自己）。《现代性与矛盾态度》和《立法者与阐释者》在主题上的直接联系是分类的逻辑，即理性主义者对启蒙计划的主张。矛盾态度或反常通过分类而受到了有效的控制，因为矛盾态度是一个事物有多个名字的可能性，是把一个物体或事件划分为多个类别的可能性。矛盾态度在这种情况下是正常的，尽管现代性（或现代主义）视之为反常。鲍曼的批判目标是阿多尔诺所说的同一性思维（identity-thinking）。主导的分类体系涉及到了符号暴力，因为它是建立在强迫的“非此即彼”这一模式之上的。现代性本身恰恰是这样的语言所指。鲍曼担忧这种秩序是野蛮的。“秩序的对立面不是另一个秩序：混乱是它的唯一选择”（Bauman，1991a：7）。现代性是一个充满了传统主义或稳定性的体系；为什么另一种秩序的概念或特性是无法得到的？原因在于，是苛刻，而不是宽容，变成了现代的规范（鲍曼继续说，宽容比它的对立面要好一些，因为它依旧是一个弱价值，而不是一个强价值——它会导致差别的同化，而不是差别的接受）。现代性的传统主义意味着，它没有能够实现自身激进的主张。

鲍曼观点的震撼力在于，矛盾态度被排挤到了现代性之外；它成了“现代性的废物”（Bauman，1991a：15）。可是，我们必须补充一句，它也是现代性的要素，因为矛盾态度还在持续发生，它每天都发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现代性对矛盾态度的攻击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中达到了高潮，这种攻击源于社会工程改造社会的野心。社会工程的想象力就是它对完美和静止的追求（Bauman，1991a：39）。因此，乌托邦是一种没有实际根据的事物，它不是实际中可以获得的事态。对静止或完美的追求带着死神的味道；不管是在斯大林主义那里还是在纳粹主义那里，它都把受害者假定为一种障碍——前者把受害者假定为一个阶级（富农），后者把受害者假定为一个种族（犹太人）。《现代性与大屠杀》在各个方面都遵循这种观点，从而把陌生者的社会学描述成对秩序的违犯；因为陌生者是无法分类的。陌生者违犯了时空感。简言之，鲍曼对这种园艺化攻击的核心在于它的有机体论；因此，鲍曼的著作不能被简单地视为浪漫主义，并因此而被遗弃。如他所言，现代性本身就具有矛盾态度的，因为它也是对这种稳定性（命运和先赋）的反叛。从这种意义上看，现代性在根本上是矛盾的（Bauman，1991a：69）；可以说，后现代性是没有幻觉的现代性（Bauman，1993：32）。鲍曼的热情在弱后现代性和强后现代性之间摇摆：弱后现代性意味着，后现代性是现代性之内的一种精神状态；强后现代性意味着，后现代性是多元的、开放的和创新的（尽管这些也都是现代主义本身的特征）。后现代性意味着从现代的或现代主义的梦想中醒来。

这里关于矛盾态度的观点引发了这样的一种看法，即他者只能在有限的程度上被同化，而这种看法是同《后现代性及其缺憾》一书中关于他者的观点联系在一起：社会同化或排斥了他者（Bauman，1997：18）。然而，鲍曼也想指出，陌生者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因为我们现在都是陌生者。鲍曼在此借用卢曼和马费索里（Maffesoli）来继续说明，在归属、分化、多种认同和新自由主义之后，即在想象的共同体之后，什么将会发生？在这样做时，鲍曼从来没有动摇过他的批判立场；他也没有轻易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也都是无家可归的人；因为一些人比另外的一些人更无家可归。《现代性与矛盾态度》以新穷人的出现和我们对他们的冷漠而告终。“后现代的宽容极其容易堕落成富人和强者的自私”（Bauman，1991：259）。因此，这种对现代性进行的最猛烈的批判最终把社会主义重新视为“现代性的最后一站”，即现代性的反文化，并警惕社会工程的实践；社会工程是否总是比它要解决的问题更坏？因为任何政治立场都有代价，抑制社会工程的实施也是这样。现代性依旧是一个计划，一个未竟的计划，不过，也只能如此，因为它是无法实现的（Beiharz，1994；1997）。这表明鲍曼部分地认可了哈贝马斯的看法。

社会学与社会改良

总体而言，社会学是一个无法实现的现代性计划；恰恰是在这种背景下，鲍曼对社会学和后现代社会学作出了区分。在社会学中，我们是否面临这样的一个选择，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在后现代社会学和后现代性的社会学之间作出选择？（Bauman，inBeilharz，Robinson，Rundell，1992）后现代的社会学信奉后现代时刻；而后现代性的社会学把这种现象视为一种需要解释的现象，而非一种解释。然而，在更宽泛的意义上，社会学——现代性——当然恰恰也是需要解释的，后现代形式并没简单地再现现代性或现代主义。因而，对于后现代社会学，尤其是现代性和社会学，我们在现实中能采取的唯一立场就是矛盾态度本身，因为鲍曼把社会主义或社会学后现代化了，但并没有放弃它们，即使它们如此彻底而恶劣地破灭了我们的希望，即使它们变成了问题本身的一部分。我们并没有简单的选择，我们不可能在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之间作出时髦而多余的选择。

社会学本身也受到了矛盾态度的怂恿，它在历史上经常在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之间摇摆不定；社会学当然不会认同马克思主义，甚至也不会认同社会主义，但是二者总是交织在一起，并且每一个都对国家怀有深深的矛盾态度。社会学总是犹豫不决：它到底是为国家的改革事业更好地服务呢，还是应该同养育了它的国家保持批判的立场呢？因而，社会学的部分议程超越了我们的控制。有时候，改革的冲动占据了我们的精力；而在另外的一些时候，社会学成了问题的一部分，我们不得不痛斥它屈服于国家的控制策略。因此，我们发现自己对对社会学的态度是矛盾的，而不仅仅是对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态度是矛盾的。

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的境遇没有什么不同。这里奇怪的是，总是有一些人用现代性、结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来反对相应的幽灵，即后现代性、后结构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现代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攻击源泉，但是，韦伯才是真正的现代性的社会学家。马克思的现代性理论是前现代的，因为它在逻辑上是单线的：社会就是经济。这在鲍曼眼里是一个根本性的缺陷，不仅因为它是自言自语的，也因为它把政治经济学置于市民社会之上。把马克思主义等同于现代性或现代主义是不正确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批评了经济形态的现代性，但是现代主义（也就是说浪漫主义）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更多的批判，而且毫无疑问，现代主义比马克思主义更多地进入了20世纪。这里谈论的不是结构主义或什么后结构主义。严格地说，结构主义与其说涉及了经济或文化，不如说是涉及了知识取向，因为只有知识分子才能杜撰历史。

然而，人类度过了幻觉，如鲍曼所言，后现代态度可能是没有幻觉的现代性；或许，我们只能生活在没有什么破坏性的、后浮士德式的幻觉中。鲍曼随后在《后现代伦理学》中所展开的，与其说是现代的，不如说是后现代的。现代性用国家或“社会”取代了社交（thesociable）、道德和终极的伦理法则。然而，对鲍曼来说，回归之路曲折地指向了乔阿斯、莱维纳斯和洛格斯特拉普（Lфgstrup），而非亚里士多德和康德。如《生活在碎片之中》所显示的，这里有一条存在主义的弧光，它再次指向了鲍曼早期著作中的萨特和加缪，而且或许同海勒而非卡斯托里亚迪比较接近。鲍曼和莱维纳斯的差别是，在鲍曼看来，社交依赖于二人团体，但并不能还原成它；这里肯定有第三方，它或许是自由的，或许是依附的，以至于《生活在碎片之中》再次返回到了所有先前的主题，如陌生者、知识分子、种族主义、残忍、部落等。而随后的《后现代性及其缺憾》的基调显然是后现代的，它既蔑视后现代政治对社会排斥这一事实的冷漠，又赞美后现代在艺术领域的发展。在《后现代性及其缺憾》之后，后现代似乎再次成了问题的一部分。如果这本书的基调在某种程度上有别于先前著作的话，这是反映了鲍曼自身的回归：他恢复了同波兰华沙大学同仁们的联系；他的参照系更多是波兰作品，在艺术领域更是这样。在波兰，艺术不仅承担着创造的使命，也承担着批判的使命。向后现代艺术说“不”，就是向我们自身说不；任何人都不得不接受后现代艺术。然而，他们依然在痛苦地流浪着。犹如解放的后现代主义，虚假的全球化也是一个幻觉。

尾声：走下楼梯

鲍曼范文篇3

一、公共空间私化的困境

鲍曼以空间作为重要概念对流动性、个体化、矛盾性等核心范畴进行考察，并深入研究社会空间、道德空间、空间与政治等问题。在勾勒流动的现代性图景时，鲍曼注意到公共空间现在正面临着私化、被个体所殖民的风险。鲍曼首先从古希腊的Agora开始对公共空间的考察，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区分可以追溯到希腊的Oikos（家庭）和Ecclesia（政治场所）的区分，有关城邦成员的事务在政治场所予以解决。在Oikos和Ecclesia之间还设置了一个中介区域，用以确保两者之间通畅的交往[1]77，这第三个领域就是Agora，即鲍曼所说的公共空间。可以看出，鲍曼对公共空间的界定与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是相同的，将其视为一个公民之间对话、合作的场所。公共空间是私人问题转化成为公共议题的纽带，生活政治与真正的政治相遇的场所，公民就私人问题、焦虑在公共空间内与公众进行对话、协商，寻求集体解决之途径。然而现在公共空间已被抛弃，填满公共空间的不再是公众议题，而是私人问题的公共化。“非个人”的问题从公共议程中被撵走，现在被看作公共问题的是公众人物的私人问题。鲍曼对此提出了他的担忧：“这样一种倾向—公域正在被以前划归为不适合于公开表达的私人问题的殖民化的倾向—看来正在形成。”[2]61公共空间再也无法充当私人困难与公众问题对话的中介领域，一方面，公共问题降格为对公众人物私人问题的关注，关于公共正义、良好社会、乌托邦的设想已经失去市场，公共性已然退却；另一方面，私人困境却无法转化为公共问题。公共空间正在被私人秘密和隐私所侵占，成为投射私人焦虑的巨大屏幕，公共议题成为私人焦虑和麻烦的聚集。电视上各种示私人困境的脱口秀成为公共论坛的替代品，公众生活的艺术变为私人事务在公众场所的展示以及私情感在公众面前的表白，而不能简化的“公众问题”变得几乎无法理解[3]50。（一）个体传记式解决方案取代了公共决策。公共空间内堆积着大量的私人问题，无法将私人的委屈和不平重新锻造为一个政治问题，并转化成寻求根本解决的政治权力。私人问题的积累并不会产生公共事业，个人必须独自承受他们的恐惧和焦虑，自己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私化和殖民化的公共空间再也无力将私人困厄转化成公共议题，无力采用真正的政治来解决根本性问题，个体只能通过生活政治、个人传记式的方法来解决系统矛盾，无法重新获得公共决策能力。对此，贝克指出，“个人的生活方式变成了用个体的方案去解决系统矛盾。”[4]168公共事务从外部转变成了内部，并成了私人事物，相对应地，问题解决方式也就变得私人化了。公民蜕变成个体，独自承担起解决问题的任务，每个人的生活都是充满着需要一个人独自面对和对抗的风险。[2]54社会上充斥的是这样的警示：这是你自己处境，是你自己需要为自己的问题和过失负责，去发现自己能够做什么是个体义不容辞的责任。现在生活政治正在逐步取代作为集体追求的政治，社会上的男男女女采用个体传记式的方法来解决社会问题，过去由集体完成的任务现在已经分派给个体，听任于个体的管理和谋略。鲍曼分析了现代社会的个体在独自解决系统问题时的策略，一是寻求与榜样和顾问而非领袖的指导。领袖以“良好社会”为目标，在“私人困扰”和“公共问题”上扮演着一个双向翻译的角色，而顾问则相反，永远停留在一个封闭的私人领域。问题是私人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也是私人的，顾问提供的建议适合于生活政治，他们的建议也是指导个人独自行事，而非把力量集合起来为他们中的每一个做什么，偶像提供的建议代表着美好个体生活的模型[2]99。各种电视脱口秀节目、成人班课程、指南丛书提供的都是顾问们的建议，个体在这样的环境下被告诫说自己的问题是由自己的错误和缺陷造成的，理应也通过他们自己的努力得到解决。除了寻求榜样、建议和指导来解决问题以外，个体还依赖于消费市场来获得解决方法。我们用来撰写生活政策的符号，源于购物的语用学[2]112。鲍曼认为正是由于个体要独自解决系统矛盾这一情况，消费社会才得以盛行，个人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和困难通过一系列无节制的购物冲动得到解决，个体求助于由商品化了的货物、服务和思想构成的市场。消费市场的伪承诺和个体生活策略之间存在着一种“可选择的亲和力”。个体从公民的身份中剥落出来，又变成消费者依赖于市场过活。但消费是一项孤独的行为，即使是与他人一起进行时也不会产生任何联合或集体性，消费加速了人们合作关系的枯萎。就消费来说，合作不仅不是必要的，也完全是多余的[2]257。值得注意的是，鲍曼认为个体采用消费来应对系统矛盾的策略并非是受到设计或欺骗，而是对当下生活困境所做出的合理反应，这种非理性的策略蕴含着某种合理性。（二）陌生人的相遇取代了公民的交往。在鲍曼的公共空间中，公民彼此对话、协商、合作形成一股集体力量将私人困扰转化成公共问题，并寻求真正的政治解决方法。而现在公共空间内的交往合作业已瓦解，有的只是陌生人的相遇。鲍曼认为陌生人的相遇是一件没有过去、没有未来的事情，陌生人之间保持距离，排除交流、谈判和相互承诺的必要性。这种人际关系只有当下的相遇，并且会迅速消失，因此个体在其中感觉并不是真正的需要他人，自然也就不会对对话和共处产生兴趣。“不要与陌生人说话”这一戒律意味着陌生人是人们在生活中拒绝与他说话与交往的人，体现的是公共空间的病变：即对话和谈判技能的枯竭和萎缩，而代之以逃避参与的技能和避免相互承诺的技巧。[2]171个体对交往和共处的态度是冷淡的，陌生人采取一套“礼仪客套”的技巧，相互之间不需要交流、共处，陌生人之间的交往是一种程序化的事情。陌生人之间的关系是短暂易逝的，并不具备公民针对私人问题进行谈判、沟通的可能性，陌生人相互之间的分离和冷淡取代了公共生活中的协商，就算待在一起他们也不可能产生任何集体性和公共性。鲍曼分析了两类城市空间内人们之间的交往，认为这就是公共空间内陌生人与陌生人相遇的真实写照。一是巴黎保卫广场，广场是“傲慢、专横、不易损伤的”[2]150，广场拒绝个人进入，不再是人类的共同家园，人们之间变得陌生，不再交流；另一类是各种消费广场，将公民转化成消费者，无论人群多么拥挤，都不会产生任何集体性，充斥购物天堂人群的是人的群集，而不是人的集体，为了聊天和社会交往，人们是不会挤进这些购物天堂的[2]152。公共空间基于公民的对话、交往而得以维系，现在公共空间业已萎缩，陌生人之间当下没有明天的相遇，他们不能为集体事业拧成一股绳。谈判技能的萎缩都昭示着集体对话和承诺的消退，成员之间的交往也已经私人化了。（三）共景监狱取代了全景监狱。鲍曼借用托马森•马蒂斯提出的共景监狱，认为由全景监狱向共景监狱的转变反映了公共空间的不断萎缩。如果说全景监狱象征着向私人发起的一场消耗战，从公共性中努力消除私人性，那么共景监狱则反映了公共行为的消失，反映了私人对公共领域的侵入、征服、占领以及一步一步持续不断的殖民[1]62。全景监狱中既能够看到他人又使他人看不到自己的巧妙设计使得被监管者对监管者一无所知，被监管者处于监管者的监督控制之中，并时刻准备着接受监管者的评价和纠正，按照监管者所设定的规范和程序行事，在这种情况下被监管者的隐私易于遭到外在注视的侵犯。[5]11全景监狱不允许私人空间，至少不会允许不透明的私人空间存在。现在全景监狱被共景监狱所取代，是公共空间被个人隐私所侵蚀。共景监视指的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观看，这里的少数人是经过精心挑选的，通常是指社会上的成功偶像、名流，在各种电视传媒节目反复展示他们的高雅品位和生活方式，以诱惑众人自愿模仿、跟随。对于观看的大多数人来说，这些社会名流和精英可望而不可及，高高在上，但又给众人树立了一个效仿的榜样。公共空间内不再是公共德性教化、不是社会化的规范管理，而是个人英雄，成功榜样，名人们不再追求牧人的权力[1]63，而是公开展示自己的生活以赢得赞美和模仿，是公众对私人成功经验的模仿和学习。通过榜样来学习就是正在观看的多数人的命运，而不再是时时刻刻接受、评估和纠正。现在公共空间内有关规范、社会化、公共性事务已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模范和榜样在电视荧屏和聚光灯下的私人表演。

二、产生困境的原因

公共空间私化的困境是如何形成的？一方面公共空间内真正的权力逃逸出来，另一方面原先感兴趣的公民也已经退出，个人使得公共空间殖民化。在鲍曼看来，流动的现代性下资本与政治关系的不对称导致了政治的消退、社会的去管制化，个体化程度的加深使得社会上的男女彼此区隔，独自沉浸在麻烦与危险之中无法对话协商，私人焦虑占据公共舞台。（一）资本的流动性导致政治的消退。鲍曼根据时空关系的变化将现代性划分为沉重的和流动的现代性，沉重的现代性是征服空间、“越大越好”的时代，资本和劳动、土地紧紧联系在一起，依赖于后者获利，资本并没有实现完全的自由。20世纪后期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互联网的出现，对速度的追求达到极致，同时以“解除控制”为主要内容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迅速蔓延并进而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15]，资本取得了史无前例的自由，距离以及距离阻隔的地域完全失去了意义。流动的现代性中，资本摆脱了空间的束缚，以近似光速的速度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摆脱依附、承诺、枷锁的跨国资本采用“脱身”技巧、回避策略，按照“对外地主”的模式塑造自己。流动的速度，在今天已经成了社会分层和统治等级制度的一个主要的或许也是至高无上的因素[2]235。鲍曼认为政治已经变成一场在资本流动的速度和地方权力“降低其速度”的能力之间进行的激烈的争夺战，并且认为地方政府通常无法取胜。与资本全球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政治地方化，随着现存政治制度不再能够减缓资本流动速度，权力正在脱离政治，政治也由此消退。鲍曼认为经济全球化与政治地方化还是同一进程，没有政治的地方化，经济的全球化很难实现[7]38。经济与政治的不对称性导致了新的社会失序和去规则化，权力的这种流动不受约束，而地方政府业已失去了管制的能力。鲍曼提出，现在的问题并不在于我们应该做什么，而是由谁来做的问题，长期有效的集体行动机构正在逐渐消失。资本的全球性与政治的地方性之间日益扩大的鸿沟导致了公共无能感，人们越来越没有理由相信社会能改变个体的困境，也就越来越没有动力参与、复兴公共领域。公共无能感和正在削弱的公共领域陷入一个恶性循环之中[8]61。（二）个体化程度的不断加深。托克维尔认为个体是公民最坏的敌人，个体往往对公共利益漠不关心，而公民是公共领域中最关键的参与者，个体化程度的不断加深无疑也削弱了公共领域。鲍曼认为流动的现代性一个基本的特征就是个体化，这种个体化是社会成员无法逃脱的命运，具有客观的必然性。个体化并不意味着个体的自由和自主，个体并没有足够的资源实现自治，而是指被社会所强加的处境，被社会所遗弃的孤单处境，法律意义上的个体与事实意义上的个体之间的鸿沟正在不断扩大。社会变成了“退场”或“隐匿”的[9]85，人们再也不能指望社会的来获得拯救，撒切尔“根本没有社会这种东西”指出了社会成员的处境。既然致力于社会成员共同利益的公共行动已不复存在，个体自然也就丧失了关注社会或公共事业的动力，转而集中于自身的问题和困厄当中，罗曼在《个体的民主》一书中指出公众的利益只不过是各种自私自利拼成的大杂烩。个体的兴起意味着公民的衰落，社会和政治越是无力和消退，个体就越加丧失对公共领域的信心，对公共事务更加不感兴趣，公共行动就更加不可能产生，政治和社会也就更加不可能复兴，犹如难解的“赫尔迪戈之结”。由那种强加的分化力量转变而来的自我驱动的分化趋势，从而导致公民身份的失落和共同行动的不可能性。个体参与公共事务的兴趣逐渐减弱，而地方政治也越来越没有能力解决系统风险和公共问题，这两者共同导致了私人问题与公共问题无法相互转换，公共领域被私人问题所充斥，公共性荡然无存。

三、重构公共空间的可能性

鲍曼认为，目前摆上议事日程的任务就是要通过Agora夺回Ecclesia[1]97，那么如何重建公共空间呢？哈贝马斯提出通过“交往理性”来重建公共领域，鲍曼提出基本收入制度和为他者负责的道德重建两条路径。（一）基本收入制度。鲍曼认为社会自治与社会成员的自治是交织在一起的，因此振兴已经衰落的公共空间的关键，首先在于实现社会成员从个体到公民身份的转变，而基本收入是实现公民资格的前提。“基本收入”这个概念最初是由托马斯•潘恩提出，意指独立于工作成就与出售劳动力之外的所得，是成熟的公民权和共和复兴的必要条件。它将公民从对风险和生存的担忧中解放出来，降低人们的不安全感，促进人们关注自我意识的责任感，成为公共空间的积极参与者，使得法律意义上的个体成为实际上的个体。基本收入制度使公民摆脱生存环境的不确定性，这样，他们就能自由地追求作为共和公民的权利与义务[1]173。同时，基本收入制度的确立还有利于促进社会团结，以共享原则取代竞争原则，它使政策从法律与秩序的实施机制，从救火队式的危机管理，转变为公共福利与公共舞台，个体与集团之利益在这个舞台上重新铸造为与所有公民有关的议题。鲍曼承认基本收入无法解决消费社会的一些负面作用，如地球资源的匮乏以及根本上有限的这些问题，但基本收入仍然提高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概率，因为唯有当卸下“或者，还是不活”这一问题的重负，价值与愿望才能成为公众所慎思且实践选择的问题[1]176。基本收入这一思想的目标在于使公民能自由讨论他们所喜欢的模式并实践这种模式，使每一个小人物都能在公共空间中参与讨论。（二）“为了他者”的道德。基本收入制度实现了公民资格的回归，重建公共空间还需要诉诸道德的力量，即培育“为了他者”的道德。鲍曼的为了他者的道德来源于列维纳斯的道德思想，列维纳斯所认为的道德的开端是“对他人的关怀——直至做出牺牲，甚至为他而死的关怀”[10]61。鲍曼的“为了他者的”道德意味着对他者的绝对责任，这是一种迥异于理性的内在欲求，强调的是人类与生俱来的道德本能。在鲍曼看来，为他者而存在是一种不对称的你我关系，他者在我的存在之前，当我与他者相遇时，这种相遇就意味着一种先在的、无条件的、无限的道德责任。借用圣经该隐的一句话“我是我弟弟的保护人吗？”，鲍曼回答是的，而且恰恰因为在道德面前任何理性论证无关，恰恰因为道德无需任何理由。鲍曼认为一个人为他者的行为，目的不是互惠互报，而是面对他者的存在而产生的一种非理性的道德回应，这种道德排除了个体的孤独和冷漠，消除彼此之间的距离，唤回公共责任意识，将个体从关注自身焦虑和困厄的狭隘领域转向关注集体事务的公共空间。只有当个体承担起为他者的责任，才能恢复人际关系的属人性[11]25，进而催生由公共利益推动的公共行动。需要注意的是，要普及为他者存在的道德进而重建公共空间，首先要实现真正的个体化，即法律意义上的个体转变成为事实意义上的个体。只有真正的个体才能为他者负责，并为他者而存在。因此，立足于基本收入制度恢复公民资格与为他者负责的道德回归两者互相交织，缺一不可，只有这样才能重建真正的公共空间。

四、结语

鲍曼通过对西方社会结构进行深刻反思，对个体命运展现深切的关切，并以个体性为基点，剖析了个体之间的冷漠、疏离的生存状态，公共行动业已退却，私人困厄难以转化成公共议题，公共空间萎缩的现实状况，并从制度、道德两方面提出重构公共空间的路径。坦诚地说，鲍曼的分析并非完美无缺，其理论与其说是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倒不如说是提供了一种审视问题的思维方式，不断寻觅新的可能性。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公共空间也正面临着私人化的侵蚀，一方面公共空间受限于政治力量，另一方面资本、科技的发展导致公共空间的发展逐渐失控，如网络空间的发展导致了“后真相时代”“众声喧哗”。伴随着社会转型和社会分化，社会成员尚未形成成熟的公民意识，反而变成个体和消费者，个体沉浸于私人焦虑中，社会团结和道德水平都受到严重冲击，公共空间也存在萎缩、被殖民化的风险。尽管鲍曼的公共空间重建方案可能在可行性和现实性方面存在问题，但为我们审视当下社会结构、关怀个体苦难提供新的理论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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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曼范文篇4

1病例概况

患者，女，56岁，于25d前于外院行右侧听神经瘤切除术，术后出现进食呛咳。20d前开始出现发热，体温最高时达38．5℃，3d前患者放弃继续治疗出院，出院后在家应用罗氏芬、阿奇霉素等药物治疗2d，体温仍未控制正常，最高时达38．4℃。遂于2011年8月14日来我院治疗。入院查体:T36．8℃，P86次•min－1，R20次•min－1，BP136/78mmHg;患者轻微咳嗽、咳痰，痰为黄色粘痰，不易咳出，无畏寒寒战，无胸痛、胸闷。神志清，精神可，右侧眼睑下垂，右耳后可见一长约10cm手术切口瘢痕，愈合好。双耳粗测听力正常。口角向左侧歪斜。咽部无充血，双肺呼吸音粗，右肺中下叶可闻及湿罗音。心律规则，心音有力，各瓣膜听诊区未闻及病理性杂音。腹部平坦，全腹无压痛及反跳痛，肝脾肋下未触及，移动性浊音阴性，肠鸣音正常。辅助检查:血常规:WBC4．99×109•L－1，NEUT58．2%，MONO8．4%，RBC3．39×1012•L－1，HGB105g•L－1，HCT29．7%;ESR25mm•h－1，CRP(+)。胸部CT示右肺中叶不张，右肺局限性炎症。入院诊断:右肺炎症;右侧听神经瘤术后。

2主要治疗经过和药学监护

患者入院查体及确诊后，经验给予抗感染、溴己新注射液祛痰等对症支持治疗;并立即采集痰标本，做涂片革兰染色检查及培养，有阳性结果做药敏试验。患者第2天开始发热，最高体温达38．5℃，双肺呼吸音粗，右肺中下叶可闻及湿罗音，伴有轻微咳嗽、咳痰，痰为黄色粘痰，不易咳出，左侧巴氏征阳性。抗感染药物经验治疗给予萘夫西林钠，结合患者住院时间较长，病情较重，不排除支原体、衣原体及厌氧菌的混合感染，故给予左氧氟沙星，替硝唑联合用药。结合药敏结果抗生素调整为头孢哌酮舒巴坦钠。根据抗生素的阶梯治疗，8d后抗生素调整为哌拉西林他唑巴坦钠。经积极治疗，患者病情好转出院。

2．1药学监护点

1:抗生素的选用患者入院病情危重，经验治疗优先采用杀菌剂青霉素类萘夫西林钠(2．0giv，一天两次)。医生分析病情，患者为外院院内获得的感染，院内感染常为革兰阴性菌感染，经给予美罗培南、万古霉素等药物治疗后，仍出现发热，考虑为多重耐药菌感染。痰细菌培养结果回示为鲍曼氏不动杆菌和肺炎克雷伯菌肺炎亚种ATCC感染。鲍曼氏不动杆菌药敏试验结果:氨曲南(I)，三代头孢(I)，氨苄西林舒巴坦(I)，哌拉西林他唑巴坦(R)，氨基糖苷类(R)，四代头孢(R)，青霉素类(R)，喹诺酮类(R)，亚胺培南(R)。肺炎克雷伯菌肺炎亚种ATCC药敏试验结果:氨曲南(S)，三代头孢(S)，四代头孢(S)，哌拉西林他唑巴坦(S)亚胺培南(S)，喹诺酮类(S)，氨基糖苷类(R)，青霉素类(R)。结合药敏试验结果，鲍曼氏不动杆菌为多重耐药菌，舒巴坦有较好的抗菌作用。二者对三代头孢相对比较敏感，因此建议调整用药为头孢哌酮舒巴坦钠。但鲍曼不动杆菌对头孢哌酮－舒巴坦的敏感率逐年下降，幸运的是仍有三分之一的菌株在中介范围内，可通过在安全范围内加大剂量(由每次2．0g调整为3．0g)来提高疗效［3，4］。另外，临床药师建议用左氧氟沙星期间注意血糖检测，为避免结晶尿的发生，嘱患者宜多饮水。经上述抗感染治疗，8d后患者体温36．7℃。血常规:WBC7．03×109•L－1;NEUT63．2%;MONO8．8%，RBC3．09×1012•L－1，HGB95g•L－1，HCT27．7%，CRP(－)。

2．2药学监护点

2:替硝唑葡萄糖注射液的剂量和用药频度的调整医嘱:替硝唑:0．4g，100mL，iv，一天两次，替硝唑葡萄糖注射液药品说明书示替硝唑血浆半衰期较长，约为12～14h，静脉滴注0．8g(一天一次)，便能达到有效的血药浓度。

2．3药学监护点

3:哌拉西林他唑巴坦钠的不良反应监测患者体温控制后抗生素调整为哌拉西林他唑巴坦钠，用药4d后患者出现发热，体温最高时达39．3℃，血常规:WBC5．98×109•L－1;NEUT70%;MONO5．8%。患者持续的高热，无药物过敏史，且患者的一般情况尚好，与热度不成比例，应用各种退热措施(如物理降温，口服布洛芬片)效果不好，但停用哌拉西林他唑巴坦钠药物2d后，体温很快下降为36．5℃，考虑为过敏所致的发热。青霉素类药物热最为常见，对药物热最好的治疗方法就是停用可疑药物，补液亦有利于药物的排泄和退热［5］。

鲍曼范文篇5

关键词：现代化；权力；新公共管理

一、“现代性”内涵的变化

“现代性”是现代社会理论的一个核心话题，从韦伯到吉登斯等一系列社会学家都将其作为自己研究的核心。作为现代性理论在近期的发展，齐格蒙特•鲍曼倾向于把当前的社会状况描述为“轻灵的”或“流动的”现代性，以区别昔日“沉重的”或“稳固的”现代性。在他备受关注的《流动的现代性》一书中，他试图通过解放、个性、时空、工作和共同体这五个概念来理解当前的社会状况。在这本书中，鲍曼详细考察了我们从沉重的、稳固的、硬件取向的现代性向轻灵的、流动的、软件取向的现代性的转变，以及这种转变给人类状况带来的深刻变迁。

总体而言，鲍曼试图通过固体和流体所具有的性质来理解现代性在不同阶段上的总体特征，进而说明当前的社会状况是一种新型的社会状况。在他看来，流体至少在以下两个方面有别于固体：首先，它不容易保持自身的外形，而固体则有明显的空间维度。因此，对于流体而言，真正具有意义的是流动的时间，而不是它们临时占用的空间。正是在此种意义上，鲍曼才会说：“在描述固体时，我们可以总体上忽略时间；而在描述流体时，不考虑时间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其次，流体具有惊人的流动能力，它能绕过或溶解障碍，也可渗透静止的物体。在遭遇固体时，它完好无缺，而固体却被改变了，或者变得潮湿，或者被浸透。〔1〕

鲍曼巧妙地以“固体”和“流体”来隐喻现代性及其相应的社会形态在不同阶段的特征，伴随着现代性经历的“稳固的现代性”和“流动的现代性”这两个阶段，人类生活状况产生了深刻的变迁，微观层面权力及其运作方式的改变就是其中之一，而这种变化又对组织管理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二、权力及其运作方式的改变

1．从权威到榜样

鲍曼指出：“沉重的、福特主义式的资本主义是法律制定者、程序设计者和监督者的世界，是一些人追求另一些人规定的目标的世界。所以它也是一个权威的世界，换言之，它是领导和导师的世界：领导总是比别人知道得更多，导师会告诉你如何去做。”这种对权力的认识与权力运作的方式是经典组织理论的直接来源。经典组织理论认为，组织具有这样的特征：任务分配、角色规定、职权体系、交往原则、贡献和报酬制度。这种组织是通过一次性确定的目标进行统一和协调的，它的存在是为实现这些目标而服务的；它的结构是被明确的边际限定的，所以是具有稳定性的；它的成员被置于一个有明显的等级秩序的整体里，因此，是受单一的理性支配的。这种组织就是人们通常所讲的形式组织，如同企业、学校、医院这样的机构。社会学视它为经典的组织模式。

而在当代社会，“流动的现代性”使得权力的运作方式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如果说权威是稳固的现代世界的副产品和必要成分，那么在流动的现代世界中，榜样发挥着重要作用。鲍曼曾以健身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健身教练总是把自己视为一个榜样，而不是一个权威，在日益个体化的生活世界中，健身教练试图向追随者暗示，如果你能像我这样积极锻炼，你就会拥有我这样的身体。正是日益个体化的生活状况，促使人们寻求榜样，而不是领导。在流动的现代世界中，榜样正在取代权威。在此我们或许会联想到韦伯的“魅力型”权威，即他笔下的最具现代意义的“法理型”权威之前的权威类型。对此，或许会有人认为这是一种倒退，而笔者更倾向于将这看作多元化的现代社会的一个反映，而这种多元化体现在组织管理中则是20世纪中后期以来世界范围内管理模式的大规模创新。

2．行动者与交换——现代组织社会学的观点

权力运作方式变化的另一个方面体现在，现代的权力分析往往与利益交换结合在一起，由此使得权力并不像以往那样是绝对的命令与服从关系，而是更加灵活和复杂。吉登斯曾说过：“如果权力和冲突经常频繁地交织在一起，那不是因为其中一方逻辑地包含另一方，而是因为权力与利益的追求联系在一起，而人们的利益又不可能一致。”在吉登斯看来，分析权力关系的时候，仅仅看到表面上的服从或意志的实现是不够的，权力背后的利益关系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利益（包括由此而形成的资源）的交换是权力行使的一个重要基础。在这方面，社会学家布劳做了出色的分析。在其名著《社会生活的交换与权力》一书中，布劳提出了获得权力的四种必要条件：包括对于他人能够提供给自己作为交换的利益保持冷淡；对别人需要的东西加以垄断，以保证对方依赖于他提供某种服务；防止他人为满足他们的需要而形成强制力量；别人需要他所提供的利益。布劳认为，“权力来源于单方面的依赖，一个人对其他人的权力在于向他们提供的服务。充分的权力使个体们能垄断资源并使其他人日益依赖于他们。”

克罗齐耶等人的组织社会学理论循着布劳的思路做了进一步发展，他们指出：在人类关系和社会行动中发挥关键作用的是权力关系。克罗齐耶进而提出，“如果人们能够接受这样的新假设：权力问题是涉及各自都想竭力对对方施加影响的双方在协商中试图支配交换条件的问题；权力是一方在与另一方的关系中获得对自己有利的交换条件的能力，那么权力关系就可以被认为是双方参加的一种交换关系和一种协商关系。”虽然这是一种不平等的关系，但是它同时也是一种相互的关系：B同意A要求他做的事，B必须在这件事中找到他的利益；因此，B同意去做A要求他做的事，B必须以作为交换某事或某物才去做的。在这种情况下，权力体现在一种力量或势力的对比关系中，关系的一方B能够比另一方A获得更多的好处，而关系的一方B从来也不是“身无分文”（即毫无准备）地面对另一方A。这里所要强调的是，具有势力的人必须具有使用势力的能力和愿望。换种方式说，如果在禁止使用或不可能运用势力的情况下，弱者和贫者可能战胜强者和富者。〔2〕

三、从现代性内涵变化看现代公共管理的进展

就公共管理而言，现代性内涵的转变带来了管理模式与方法的巨大转变，从而形成了影响深远的“新公共管理”潮流。在外部运作方面，新公共管理主张政府管理与市场机制相结合，效仿企业的目标管理与效绩考核制度，表现出了极大的效率与灵活性。新公共管理以经济学和私营部门管理理论为其理论基础，而经济学和私营部门管理理论基础的前提是市场机制。因此，推崇市场机制，主张利用市场的竞争机制和效率机制以改善公共部门管理成为新公共管理的基本取向。新公共管理认为，市场能纠正政府的种种弊端，而且市场带来更多的“自由”，为公众提供更多的“选择”，因为“政府本身存在限制经济增长和经济自由的问题”，压缩政府规模可以提高社会经济效率，进一步提高社会总体福利。同时，新公共管理在推崇市场机制和限定政府干预的同时，并未完全否定公共机制的作用，而是提倡在合理划分政府与市场各自职能的同时，把公共机制与市场机制有机融合。〔3〕

在组织内部，现代组织中人的能动作用以及非正式的结构也在管理中显得越来越重要，加上权威结构的转化以及信息化等多种因素，使得传统的政府组织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信息技术应用于政府，对传统的金字塔型层级组织结构的改革提出了要求，削减政府内部的中间管理层次，扩大管理幅度，实行网络化的组织结构成为西方各国行政改革的内容，“无纸办公室”、“网上办公室”、“政务超市”成为可能，政府组织结构的扁平化成为一种趋向。单一的、垂直的、封闭的官僚体制为多元的、互动的、开放的现代网络组织体制所取代。这是与现代组织中相对灵活的权力结构相适应的。尽管这种效仿企业、接近市场、调整组织结构等改革措施遇到了许多批评与困境，但同时也预示着未来的公共管理将向着更加多元、高效并富有创新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郇建立．现代性的两种形态［J］．社会学研究，2006（1）．

鲍曼范文篇6

关键词：医疗机构；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措施

抗菌药物是具有杀菌或抑菌活性的药物，可用于治疗细菌、真菌等所致的感染性疾病［1］。抗菌药物的种类繁多，长期滥用抗菌药物，导致病原体逐渐产生耐药性，对药物的敏感性下降甚至是消失，导致药物疗效降低或者无效［2－3］。为促进医疗机构抗菌药物的合理应用，根据相关文件制定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措施并落实［4－5］。因此，本研究中以2018年1月－2019年12月本院的患者420例患者作为对象，探讨分析医疗机构的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措施研究及效果，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临床资料

2018年1月－2019年12月本院的患者420例作为对象，实施管理干预前患者210例，男113例，女97例，年龄（23～70）岁，平均（49．68±7．46）岁。实施干预后患者210例，男108例，女102例，年龄（22～68）岁，平均（50．36±6．58）岁。

1．2方法

对医疗机构存在的问题进行整理、分析，对存在或潜在的问题进行整理，根据整理结果制定管理措施。成立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小组，根据《抗菌药物临床应用指导原则》［6］等其他文件，制定抗菌药物管理措施并落实。首先，对医院内的执业医师和药师，定期进行抗菌药物专业知识、政策规章等方面的培训，整体提升医院医师的临床应用抗菌药物水平。其次，严格实施“抗菌药物处方资格管理暂行办法”考核管理，进一步对临床抗菌药物不合理使用评价细则进行细化分类，加强对高价、特殊类抗菌药物的使用监管，严格按扣分情况落实限期整改、停岗学习、暂停或取消医师相应抗菌处方资格等管理措施。再者，加强处方点评及反馈力度，形成有效的反馈沟通机制。加强信息系统建设，开发或引进药品管理软件。每月安排临床药师针对患者的基本信息、药物信息以及对开具处方的医师及科室等信息进行核对，评价用药，发现不合理之处，写明不合理情况。最后，按照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指标要求，实施抗菌药物门诊处方使用比例、住院患者使用率指标考核管理，并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建立临床用药综合监管平台，同时增设住院抗菌药物使用强度绩效考核管理，努力把抗菌药物使用强度稳定控制在40DDD以内。

1．3观察指标

（1）干预前后多重耐药菌检查结果。包括鲍曼不动杆菌、铜绿假单胞菌、大肠埃希菌、肺炎克雷伯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屎肠球菌、粪肠球菌；（2）护士干预前后对抗菌药物的了解。干预前后护士对抗菌药物相关知识的知晓率，分别从储存条件、抗菌药物有效性的保持、溶媒禁忌、不良反应级抗菌药物使用范围进行评估。1．4统计分析采用SPSS18．0软件处理，计数资料进行χ2检验，采用［n（％）］表示，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干预前后多重耐药菌检查结果比较干预后大肠埃希菌、肺炎克雷伯菌、屎肠球菌、粪肠球菌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鲍曼不动杆菌、铜绿假单胞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多重耐药检查低于干预前（P＜0．05），见表1。2．2护士干预前后对抗菌药物的了解比较干预后护士对抗菌药物储存条件、抗菌药物有效性的保持、溶媒禁忌、不良反应级抗菌药物使用范围等相关知识的了解情况高于干预前（P＜0．05），见表2。

3讨论

抗菌药物在临床上占发挥重要的作用，能够有效的灭杀细菌及真菌，促使患者早日康复，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一旦不合理应用抗菌药物，将会造成严重的影响，不仅可能会导致病情家中、降低治疗效果，还会延长住院时间，增加家庭经济负担［7－8］。因此，规范合理使用抗菌药物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医疗机构对抗菌药物临床使用实施管理干预措施，效果理想。本研究中，干预后鲍曼不动杆菌、铜绿假单胞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多重耐药检查低于干预前（P＜0．05），说明医疗机构的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措施可降低多重耐药菌。通过对医师及药师、护士的培训、信息系统的支持等多方面进行管理，可明确了解院内抗菌药物的使用情况，减少抗菌药物的使用。本研究中，干预后护士对抗菌药物储存条件、抗菌药物有效性的保持、溶媒禁忌、不良反应级抗菌药物使用范围等相关知识的了解情况高于干预前（P＜0．05），说明医疗机构的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措施可提高护士对抗菌药物的了解度。抗菌药物进行动态管理，加强抗菌药物处方的审核，利用信息化支持，适当调整监管措施，不断优化抗菌药物临床用药管理措施，规范抗菌药物使用。综上所述，对医疗机构的抗菌药物临床应用实施管理干预，有助于提高护士对抗菌药物相关知识的了解程度，减少抗菌药物的使用，值得推广应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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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朱捷，陈慧慧，刘晴，等．PDCA循环在抗菌药物管理难点中的应用研究［J］．重庆医学，2019，48（4）：82－86．

［4］李婧闻，谢轶，黄文治，等．某大型教学医院实施抗菌药物整治项目的效果分析［J］．华西医学，2019，34（3）：262－266．

［5］郭林，吴小妹，王希．多学科合作模式下胃部及结直肠手术预防性应用抗菌药物的效果评价［J］．中国临床药学杂志，2018，27（5）：333－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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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曼范文篇7

1.1一般资料。选取2012年1月~2014年1月呼吸内科未实施药学干预2718例为对照组。其中男1521例、女1197例；年龄53.2±2.7岁。选取2014年2月~2016年1月呼吸内科实施药学干预患者2819例为研究组。其中男1683例、女1136例；年龄54.8±3.1岁。1.2方法。对照组未实施药学干预，观察组实施药学干预，按照《抗菌药物临床应用指导原则》中对喹诺酮类药物使用要求，如：适应症、禁忌症、疗程、给药途径和药量等，制作成手册并发放到临床内科。医院药房负责发放抗生素药物的药师要对临床处方进行核对、审核，如果发现该处方存在抗生素不合理使用情况，及时与临床医师沟通、解决。每个月随机抽取使用喹诺酮类药物的临床处方进行分析，确认是否合理使用抗生素。每个月对内科喹诺酮类药物使用情况进行总结，请经验丰富的临床医师和药师开展合理用抗生素讲座，强化临床医师合理使用喹诺酮类药物的意识。1.3临床观察指标。观察对比两组喹诺酮类药物不合理用药情况及主要的革兰阴性菌对喹诺酮类药物耐药情况。1.4统计学处理。数据采用SPSS22.0统计学进行分析。计量资料采用x-±s表示，行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例(百分率)表示，行字2检验。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两组喹诺酮类药物临床使用情况比较。对照组不合理用药发生率为21.85%、不合理用量发生率为18.32%、不良反应发生率为19.28%，显著高于观察组的11.03%、7.34%和7.06%，两组比较差异显著(P<0.05)。见表1。2.2两组主要革兰阴性菌对喹诺酮类药物耐药情况比较。药学干预实施前，肺炎克雷伯菌耐药率21.60%、大肠埃希菌耐药率26.20%、铜绿假单胞菌26.20%、鲍曼不动杆菌19.79%，实施后，肺炎克雷伯菌耐药率10.71%、大肠埃希菌耐药率18.23%、铜绿假单胞菌10.43%、鲍曼不动杆菌11.21%，药学干预实施后主要的革兰阴性菌对喹诺酮类药物耐药率均显著低于实施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3讨论

喹诺酮类药物用于治疗泌尿系统、胃肠道以及关节软组织感染等疾病效果非常好，现已发展至第四代喹诺酮类抗生素，包括：加替沙星、莫西沙星、吉米沙星和普卢利沙星[3]。喹诺酮类药物抗菌谱广泛，对革兰阴性菌和阳性菌都有抑制效果，抑菌原理是抑制细菌核酸合成[4]。然而随着喹诺酮类药物使用率的上升，耐喹诺酮类药物的细菌发生率也逐渐上升，且部分患者服用该类药物后出现各种不良反应，如：恶心、呕吐、心悸等，有研究认为该药物还潜在性损伤患者皮肤、神经，长期不合理用药会损伤患者组织健康[5]。药学干预是对药物使用情况，应用药学知识制定预见性干预措施[6]。本研究回顾性分析我院实施喹诺酮类药物临床药学干预前后不合理用药情况，可见：临床药学干预实施后喹诺酮类药物临床使用不合理事件(包括：不合理用药、不合理用量、不良反应)显著低于实施前(P<0.05)。临床药学干预实施后主要的革兰阴性菌(包括：肺炎克雷伯菌、大肠埃希菌、铜绿假单胞菌、鲍曼不动杆菌)对喹诺酮类药物耐药率均显著低于实施前(P<0.05)。针对我院内科喹诺酮类药物使用情况制定针对性药学干预方案，通过发放喹诺酮类药物使用原则手册、抽查处方用药情况、临床药房发放药前核对处方、坚持举办合理使用抗菌药物药讲座、对多次指正不改正的临床医师进行批评等办法，有效降低我院内科临床使用喹诺酮类药物不合理事件发生情况，同时降低临床耐药菌的发生率。

综上所述，喹诺酮类药物因为其高效、广谱抗菌、服用方便、好吸收等药物优势被临床广泛使用，但是临床使用率的升高伴随着不合理用药事件的发生[7]。我院实施临床喹诺酮类药物使用的药学干预措施，从临床医师对药物运用、临床药房重复核对用药和举办用药合理性讲座等方式，有效降低了我院内科喹诺酮类药物不合理使用情况，并降低革兰阴性菌对喹诺酮类药物耐药发生率，可以作为临床药学干预方案的借鉴。

作者:姚运杰 单位:正阳县人民医院药剂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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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曼范文篇8

一、文化批判———对民族文化及人格的反省

《南京！南京！》的前面部分以日本人攻陷南京为背景，反映了战争的残酷和沦陷区军民的软弱。影片中，小孩和妇女都不可避免地卷入了战争（没有什么比得上小孩、妇女、老人都卷入了战争更能表现战争的残酷和罪恶的了），到处是挑着小孩逃难的人群，随处可见无辜的民众被枪杀。小豆子还是一个懵懂无知的儿童时就被迫参加了这场民族保卫战。在日军的强大攻势下，国民党军队宋希濂部的将领们已经逃离南京，绝大多数士兵也因此要求放弃抵抗。而以陆剑雄(刘烨饰)为代表的国民党战士还在率领残部和小豆子这样的童子军拼死抵抗，终究由于敌众我寡成了日军的俘虏，最后死于敌人的枪口。影片的前面部分以日军的胜利、国民党军队的溃败形成了对比的态势以及压抑和悲剧的氛围，虽然国民党士兵在惨遭屠杀、活埋之前喊出了“中国不会亡”的口号（模仿《色/戒》），显得矫揉造作，是此前革命电影中英雄慷概就义的习惯性编码的后遗症，也让人觉得这里的高呼是软弱无力的，因为它缺乏一个坚强的民族文化精神及坚不可摧的意志的支撑。在教堂里，虽然“我众敌寡”，庞大的人群形成的强大“力场”及压迫感连在场的日军都感到了威胁，个个惊恐、颤栗，仓皇地寻找救兵，可黑压压的中国人从老头到小孩，再到举枪的国民党士兵都成了暴虐行径的顺从绵羊，没有反抗的意志，纷纷举手投降，任人宰割，坐以待毙。这不但是身体的溃败，更是精神的自我瓦解。镜头里大批国民党军人被日军像赶鸭子似地赶入大海被屠杀，没有人决一死战。与我们经常在其他电影里看到的日本人宁可剖腹自杀也不投降的武士道精神形成极大的反差，这样的民族性格，在“丛林法则”、虎狼当道的历史环境下其命运能不令人担忧？从这些场景来看，南京被屠城既是敌军强悍、力量悬殊造成的悲剧，更是民族文化塑造缺乏反抗精神的软弱人格的悲剧。

从文化形态上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主静”的文化，柔弱的文化，非科技、非武力的文化，这从中国文化的三大支柱———儒释道的精神就可以看出，儒家的“中庸之道”、“和为贵”，“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强调，道家和佛家对身体欲望的否定，对“虚静”（如中国文化对“宁静致远”的崇尚）的强调，都形成了中国封建社会以降的官本位、权力崇拜，非征服、非扩张、非反抗的压抑型的文化。在这种文化环境之下，几千年来中国人个人的意志、自由人格和独立精神不能完善地发育和伸张，一切反抗权力和官僚体制的精神都被视为社会异端，遭到统治阶级的规训、压制和扼杀。更谈不上有尼采所赞颂的强力意志、权力意志和超人哲学的诞生。其结果是中国人在面对外部和内部暴力和强权时只能忍受和屈从，它无疑是导致《南京！南京！》中人们宁可等死，也不以死相拼的深层根源。这是导演站在“他者”的角度，反观到的民族精神缺陷、性格软弱的“镜像”。正是这样，我们认为《南京！南京！》具有了反思民族文化及心理的深度和高度。

二、善良角川———中国电影镜像里的“他者”形象

《南京！南京！》以国民党军队的逃跑、抵抗和“安全区”的日军的暴行、罪恶，女教师姜淑云、德国人拉贝的营救，角川的良知忏悔形成了上下连接、错综复杂的“复调叙事”。在这一叙事框架里，我们再也看不到传统的敌我分明，敌软弱我坚强，敌“狗熊”我“英雄”，敌失败我胜利的意识形态对抗立场和“颂歌式”的叙事。当然，不可否认，任何艺术都是意识形态的“编码”，无法摆脱意识形态的拘囿限制。《南京！南京！》同样如此，是以控诉日军犯下的滔天罪行为主线的，意识形态的表达依然是“隐形书写”的对象和目的，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意识形态终结”文本。难能可贵的是，陆川抛弃了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人物塑造突破了民族疆界、敌我疆界，选择日军———角川作为主要塑造的形象，这在中国电影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导演对人物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共性和个性的艺术辩证法掌握得十分精准，在他看来，绝大多数日军是残暴的、野蛮的，他们肆意屠杀中国军民，强暴中国妇女，无恶不作，但并不是所有的日本军人都是恶魔，在他们之中还有极少数像角川这样良心未完全泯灭的人。陆川对待敌人，没有像以往那样固执“天下乌鸦一般黑”的理念，而是以“包容他者”的文化心态、人性的视角去审视战争中的双方，这样的审视无疑是客观和真实可信的，因为从人性上说，任何个人都具有两面性，在特定的条件下都有趋善或者趋恶的两种可能性，不然就不会有犯罪和战争，正所谓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日本军人不惧死的强悍精神让美国人既折服又头疼，二次世界大战后，为了美国的对日政策，受美国政府的委托，美国文化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对日本人进行了田野考察式的详细研究，并用“菊与刀”的两面性来总结日本民族的个性特点。她在《菊与刀》一书中总结性地说道：“日本人生性极其好斗而又非常温和；黩武而又爱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梗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忠贞而又易于叛变；勇敢而又懦怯；保守而又十分欢迎新的生活。”［1］这个结论在我们看来应该是客观的、多视角的、公正的，它深刻地“解码”了人性的丰富性、立体性。“菊”代表日本人温婉、礼貌、善良、优雅、爱美的一方面，更多地体现在日本女性的身上，“刀”则揭示日本人内心暴力、残忍、征服、野性、尚武的一面，日本男人的性格更加明显地表现在这一方面。我们也可以说，在日本人身上，甚至所有民族的身上都有“樱花”和“武士”、柔弱和刚强、善良和残忍的两面性。按照弗洛伊德的观点，前者是人性“爱的本能”的表现，后者是“死亡本能”的表现，具有攻击性和破坏性。

影片的后半部分以大量的细节，并将伊田作为参照对象刻画了角川这样一个反思战争罪恶和人性丑陋的形象。角川第一次玩女人百合子后对随行的战友说：“将来我要娶那个女子为妻。”那个士兵当即开玩笑说角川大脑得了性病，因为在他看来角川“很另类”，不同于其他日本人只是赤裸裸地展示兽性，把女人作为性机能占有和发泄的对象，绝对没有半点愧疚和责任心，更谈不上感情，而角川的身上还有隐隐约约的爱的踪影、人性的良知。接下来的场景是，日本兵“东口”和他的同伴在街上牵着几个小孩，发现漂亮的女孩后，马上兽性大发，设计圈套，强暴女孩。他们代表大多数日本军人兽性、野蛮的一面，占有和掠夺的本性。新年到来，角川带着礼物（罐头、糖、羊羹、清酒）去看献身于他的百合子，她十分感动，尊敬地称他“角川先生”。在慰安所，伊田面露凶光，狠扇身下女人的耳光，强迫给他做笑脸；而角川见百合子不愿意接受他的好意，也没有强行与她发生性关系，而且当他后来在一位大妈口中知道百合子死在前线后，还托大妈帮他给百合子修一座坟，说她（百合子）曾经是他的妻子。在街边，伊田像杀鸡一样若无其事地枪杀了唱“梁山泊与祝英台”的疯女人。在很多中国男人将被日军处死之际，角川同意了几个外国人的建议，让有丈夫和家人的妇女去领回自己的亲人，女教师姜淑云以假扮妻子的身份一次一次地去营救求救的男人，角川默默地看着这一切，没有上前阻止。可以说，那是一种人性中善良与善良的相逢、默契、合作。而伊田发现姜淑云的行动后没却有放过她，还威胁说，这一次连拉贝也救不了她，立即让士兵们去处置，姜淑云知道自己将被日本兵蹂躏，求角川杀了她，角川目送远去的姜淑云，用手枪无奈地结果了她的生命。在这里我们不能把角川的行为诠释为残忍，只能说是一种保护，一种深爱：不让自己所喜欢的人受到伤害和践踏（姜淑云在角川搜查教堂时把自己的项链送给了喜欢项链的角川）。影片的最后，角川放走了顺子和小豆子父子俩，在目睹了战争的残酷和人性的罪恶后，忏悔的他在山坡上痛苦地自杀了。那一枪代表良知和人性美的声音，真善对丑恶的胜利，“耻感文化”与“罪感文化”交集于心中带来的良心谴责。他死前道出了绝望的原因：“活着比死更难。”是的，还有什么比分分秒秒都受良心和道德的谴责，背负着“耻辱感”和“罪恶感”而更挣扎和痛苦的呢，与其这样苟且地活着，当然不如痛快地死去。死，在这里成为一种忏悔，对罪恶的洗刷，对孽债的偿还。死在这里成为人性美的绽放，成为灵魂的诗意升华。导演为了塑造角川这个形象，在影片中作了简单的铺垫，交代了他的经历，角川曾在一所教会学校读书。正是这样的经历，才使角川保留了一份善良和对无辜者的同情。是基督教的博爱精神濡染了他，塑造了他。正是因为这样，他才能在“军令”之下杀害了众多无辜的中国人后感到歉疚和悔过，看到木板车上拖着被残害致死的中国妇女时才会表现出恻隐之心和灵魂的撕裂。

三、终结梦魇———反思战争罪恶的充分理由

陆川的《南京！南京！》是在全球化语境下电影影像对“差异书写”、“立体主义修辞”的大胆尝试，它颠覆和解构了中国内地战争片长期以来以正面人物、英雄人物为主人公的话语方式和叙事传统，将考量人性的视野聚焦在德国人拉贝，特别是日本军人角川身上，对战争中伊田和角川这两类不同的日本军人进行了“双重编码”。影片中除了对女教师姜淑云着力刻画较多之外，其他正面人物的形象都是“模糊”、“残缺”的，用传统的眼光看，也许观众会觉得影片有些喧宾夺主、“认敌为友”，甚至认为导演的审美意识形态、“文化身份认同”发生了严重扭曲和偏移，伤害了很多人的民族情绪和情感。因为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华民族的心灵留下了深深的创痛，激起了我们的民族仇恨。也使我们（包括其他国家的人）长期以来养成了“敌人—朋友”，“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思维方式。在《南京！南京！》里也反映了伴随战争而加强的这种传统思维。如：唐天祥（范伟饰）正是凭借拉贝秘书的特殊身份成为了日本人的朋友，家人和自己才得以暂时安全，他也以“日本人的朋友”作为“名片”和“特别通行证”自由出入、活跃于安全区。在日本军人那里，中国人被他们划分成两类：良民和贱民，敌人和朋友；在德国主流社会中，中国人是敌人，日本人是朋友，他们紧急召回拉贝的理由是：拉贝保护中国难民破坏了日德之间的关系。上述现象，归结起来都是20世纪以来，因为战争冲突、国家意识形态增强和民族主义兴起、泛滥的结果。而值得警惕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全球化浪潮而来的是民族主义思潮愈演愈烈，种族和宗教冲突不断加剧。当然，民族主义由来已久，据学者考证，民族主义形成于15至17世纪东罗马帝国覆灭后西欧出现近代民族国家的时代。“现代国家是建立于‘民族’之上的，而民族主义是建立现代国家的历史力量。”［2］11民族主义的显著特点体现在对本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强烈认同感和归属感，强调民族意识、民族特征和民族利益。民族主义是国家霸权、种族霸权产生的根源，也是宗教冲突的根源，它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其突出的缺陷是导致民族之间的等级划分、隔阂、歧视、仇视、对立甚至战争。民族主义与种族主义具有“家族相似性”，二者的恶果也差不多。“民族主义一旦成为信仰，‘优等’和‘劣等’就成为民族划分的标准，优等民族天然就应该成为统治者。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只是其温和的表现，一旦和国家权力结合起来，就会导致种族屠杀和种族灭绝。历史上人类的悲剧就是这样造成的。”［2］57-58等级观念渗透在日本人的日常行为之中，乃至存在于看待和处理国际关系的态度之中。

他们“即使家庭生活中，也必须遵守以性别、辈分及长嗣为基础的等级制，在政治、宗教、军队、产业等各个领域，日本都有十分周全的等级制度安排。日本向外输出战争，目的也是为了建立国际等级新秩序，只不过他们设想位居等级高端的应是日本人”［3］。同样，美国白人总认为自己高于黑人，由此形成了美国的种族歧视。而美国人也认为自己是优等民族，国际政治、经济、军事新秩序的建立非美国人莫属。强调种族等级的意识形态甚至渗透到日常的经济实践里。在《南京！南京！》中，慰安妇的“消费等级”标签也游荡着“文化民族主义”的幽灵，享用和消费日本妇女的价格为5元钱，而中国、朝鲜妇女仅值2元钱。

民族主义是现代性思维方式，现代性是一种“树状思维”，强调本质、中心、等级、秩序、疆界、国界、民族界限，宣扬对立、斗争、批判。与全球化一致的后现代主义是一种“块茎思维”、“游牧思维”，解构本质、等级、秩序，强调非中心，去疆界（解辖域化），消解地缘政治，淡化民族界限，呼吁全球伦理的视野，强调给“自我”之外的“他者”留下生存空间和文化空间，强调多元文化、多极世界之间的相互包容协调，共生共荣。一位英国学者这样欣喜地评价现代性向后现代性转变的革命性意义：“现代性给我们认识世界以及感知被分割的社会的方式带来了一场革命。或许，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期望的从众多民族文化和文学中能够产生出一种共同的文学和文化的时候终于到来。”［4］导言这种深刻的世界历史变迁就是我们所谓的全球化时代的形成，其典型特征是：“我们所居住的地球正在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一体化。”［4］导言国与国之间再不是单纯的相互对立对抗的关系，而是为了发展自身，相互依赖、帮助、交往、对话、协商、交流、包容的关系。陆川的《南京！南京！》就是这样的全球化政治文化语境下具有“弄潮”性质的文化话语实践和电影影像实验，迥然有别于传统战争电影中对“他者”丑化和妖魔化的政治意识形态修辞。这一出乎意料的编码，使该片主角角川成为中国电影史上另一个引爆评论界“话语战争”的“差异能指”。

“敌人—朋友”的对立思维也是现代性“纯洁”思维的结果。英国现代性理论家齐格蒙•鲍曼认为“作为‘文化’与‘文明’，现代性与美、清洁和秩序有关。”［5］引言它植根于人类对纯净的幻觉和梦想。鲍曼指出：“洁净的旨趣和对战胜肮脏的迷恋，是人类的一般本性。”鲍曼的观点来自于对弗洛伊德理论的阐释，弗洛伊德看到，人类历史发展从整体上说是从野蛮到文明的进步演化过程，人类也因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本能受到了压制，快乐原则被现实原则所代替。“‘文明建立在对本能的克制的基础上’，如弗洛伊德所告诉我们的文明（应该被理解为“现代性”）抑制了人类的性欲望和攻击性。”［5］引言不仅如此，鲍曼认为，文明除了对本能的限制之外，还形成了对美、秩序、清洁的癖好，因为攻击性和性欲望恰恰是与文明社会对秩序、纯洁性的理性制度设计安排相悖逆的东西，它们常常与肮脏、污秽、混乱的意义相连。同时，对秩序、纯洁和美的要求并不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倾向，而是文化教养、后天培育的结果，“没有什么能使人类‘自然而然地’寻求和保护美丽，保持清洁，并遵守被称作秩序的惯例。如果他们似乎随处展示了这种‘本能’，它必定是一种人为的和习得的倾向，亦即被训练出来的倾向，它必定是文明最可靠的迹象。人类需要被强迫去尊重并感激和谐、清洁和秩序。他们根据自身冲动而行动的自由一定要被削减”［5］引言。在鲍曼看来，从前现代到现代再到后现代的成果之一就是这种文明建制的不断推进，而在人们庆贺这种胜利的同时却丧失了曾经拥有的快乐，“在当前/后现代的版本里，现代性好像找到了被弗洛伊德视为‘天真而有害的幻想的’点金石：它着手从人类寻求快乐的矿石中直接提炼出‘清洁的秩序和有序的清洁’的贵重金属———对快乐的寻求曾被贬低为低级的，并被谴责为自毁的”［5］引言。鲍曼批判了这种对“纯净性”的狂热追求，并把它视为现代性文化对统一性、同一性的强调和坚持，对差异性和多元化的拒绝和排斥，它导致现代性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在他看来，种族主义就是现代性的后果，纳粹迫害犹太人的残忍事件反映了种族主义的“异类恐惧症”，犹太人在纳粹眼里，是肮脏的、丑陋的、危险的，是美丽花园中的野草，必须彻底拔除、消灭，才能保证花园的健康和纯洁，“在纳粹分子对完美社会的设计中，他们所追求并决定通过社会工程实施的方案将人类生命分为有价值的生命和无价值的生命；有价值的生命将得到关心备至的培育并获得‘生存空间’，而无价值的生命则将被‘保持距离’，或者———如果距离疏远不可行的话———进行根除”［6］。鲍曼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福柯的影响和启发，福柯把现代性的历程看作是对“异己者”和“陌生者”的规训、惩罚、消灭，是展示自己权力的历程，因为异己者和陌生者是秩序、纯洁、统一性的危险破坏者。“他们冒犯了美学上的愉悦和道德令人安心的和谐感。就像米歇尔•福柯唤起我们的记忆：现代时期的最初岁月里，疯癫者被城市权力机构集中起来，关进疯人船（Narrenschiffen）送到海上；疯癫者表征了‘黑暗的无序，流动的混乱……反对心智清晰和成熟稳定的状态’；大海代表水，它‘做到的不仅是夺取他们的生命，而且还起到净化作用。”［5］1沿着“纯净思维”的惯性，现代性确立了真、善、美的地位，驱逐了假、丑、恶，真、善、美被确定为世界的本质和真理，而在后现代主义看来，真理观念是独断的，真理不过是权力的修辞和辩护。20世纪是充满战争灾难的世纪。战争的泛滥源于人们欲望的恶性膨胀和对功利世界的疯狂追求。

鲍曼范文篇9

应该说，如果我们继续因循着先前的研究思路做惯性运动，继续追随在西方学者后面鹦鹉学舌，做学术上的二道贩子，从而把学术领域里的全球化语境理解为并实际地弄成单向的西化取舍与被动摹仿，美学研究的民族化就真地可能成为一个水月镜花的幻象。然而，如果我们能够对全球化有一个正确的对待，对美学研究与民族发展和本土文化创生之间的内在关联有一种深切的理解和正确的处理，真正找到美学研究与民族文化互依共生的联结通道，美学的民族化就可能由理想生成为现实，就可能结出我们所期望的丰硕理论果实。对中国美学来说，最终是收获苦涩还是收获喜悦，全然取决于我们自己究竟做了什么，付出了怎样的努力，希望孕育在努力之中。

以经济领域里资本和信息的急速流动与扩张为动力的全球化浪潮的确来势汹涌，将所有的国度和民族都卷入到了世界一体化的进程之中。但是，全球化作为一种历史发展趋向绝不像有人所理解的那样仅仅是西方化，仅仅是世界向欧美中心的向心化运动。英国学者齐格蒙特·鲍曼在其《全球化》一书中指出，全球化概念所指的主要是完全非蓄意和非预期的全球性效应，这种全球性效应并不表明新的世界中心和秩序的建立，相反，“全球化概念所传达的最深刻的意义就在于世界事务的不确定、难驾驭和自力推进性；中心的‘缺失’、控制台的缺失，董事会的缺失和管理机关的缺失。全球化其实是乔伊特的‘新的世界无序’的别称。”[1](p.57)因此之故，“全球化过程缺乏人们所普遍认为的效应的一致性”，“全球化既联合又分化。它的分化不亚于它的联合——分化的原因与促进全球化的原因是相似的。在出现全球范围的商务、金融、贸易和信息流动的同时，一个本土化的、固定空间的过程也在进行之中。”[1]（p.2）这就是说在全球化的同时，也伴随着本土化的运动。鲍曼是从全球化的消极后果角度谈论这一问题的。在他看来，在全球化进程中，由于技术因素而导致的时间/空间距离的消失并没有使人类状况向单一化发展，反而使之趋向两极分化，它把一些人从地域束缚中解放出来，赋予他们史无前例的自由，成为“不受形役”的“全球人”，却把另一部分人固定在其“本土”，并且破坏了这些人传统上由与他人的时间与空间距离所造成的与其自己的生存之地的亲合性联系，使之患上了失去生存根基的空虚症。因而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中处于本土化，就成为被社会剥夺和贬黜的标志。

撇开鲍曼对全球化的某些消极后果的分析是否完全妥当不论，鲍曼的全球化理论言说其实是很有启发性的。首先，以经济一体化为基本动力的全球化并不意味着新的以欧美为中心的单一世界秩序的建构。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世界各国各民族都有自己所追求的经济利益和发展目标，最终的全球性的效应是由不同利益主体既相互依赖又相互冲突的互动造成的。中心的缺失意味着建立多极世界的可能，意味着不同利益主体多元存在、能动创造的可能。所以，全球化不纯粹是一个超国界、去民族化的过程，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依然有一个国家主权与国家责任范围内的民族利益问题。其次，全球化与本土化是当代世界发展的一体两面，是一个趋向相逆的矛盾运动过程。因此，在展望全球化的景观时我们应该有一种基于民族本位立场的本土化关怀，而在思考本土化的相关问题时又应该有一种基于全球化视野的世界性互渗、互动的眼光，这样理论研究才不至于走向片面化和绝对化。

从这样两个认识前提出发，对近来人们关注颇多的美学与文学研究的民族化问题，我们当会形成一种更具时代意味的理论自觉，获得更为明晰的理论言说语境和问题分析构架。既然全球化不纯粹是一个去民族化的过程，还有一个民族利益和本土化的问题，因而美学研究的民族化问题就不是那个理论家心造的幻影，就有其话语生成的现实基础，不存在是否狭隘与保守的问题。那种认为全球化语境下的美学和文学研究只有摒弃理论话语的民族自性和地方限制，用世界通行具体说就是用西方人通行和认可的话语参与国际学术活动才有出路的观点是片面的。学术研究的最高境界是能够向全人类说话，我们不怀疑那些倡导用世界通行的话语参与国际学术活动的学者是怀有这种追求的。但是任何有价值的对世界学术有所贡献的理论话语，都是富有民族特性的，美学研究也不例外。通观古今美学思想的发展历程，真正有价值的世界性美学话语，如古希腊的美学、德国古典美学、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的美学、现代欧洲的存在主义美学和英美的分析美学等等，无不带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征和烙印。就此而言，民族化的追求与世界性眼光与胸怀不是矛盾的，只有首先是民族的美学而后才有望提升为世界性的美学。而那些企图抹去民族的印记和痕迹，一味跟在西方学者身后拾人牙慧的所谓美学研究，虽有一种所谓“世界性话语”的眩人名份，究其实却不过是重复与模仿别人的“世界性”，与自身的创造是毫无关系的，通常也是没有学术生命力的。

鉴于上述的认识，当前我们应该在理论层面上形成这样一种自觉：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强调美学的民族化建构从消极意义上，是要对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而可能带来的文化上的全球化趋同现象保持一份必要的警惕，以欧美文化为中心的单向文化趋同不是我们所希望的，世界文化正因其多元和多样才显得丰富而多彩；从积极意义上，就是要努力确立和保持中国美学和文学研究的独特民族身份，并藉由这种身份而在世界美学和文学研究大格局中占有一席之地，发出自己的声音，结束西方美学在中国单向的扩散状态，从而在美学的世界性建构中也融入中国美学家的民族智慧和理论贡献，在中外美学的交流中既拿来又输出。既然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我们已经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没有被时代大潮所淹没，那么我们也应该有信心在全球文化共建包括美学研究中会做得同样好。

在以往的中国美学研究中，人们通常是用一维的历时性时间尺度评价和认识民族性和现代性问题，把民族性等同于传统落后的东西，把西方的美学等同于现代进步的东西，认为用西方现代的东西取代传统上民族的东西是学术进步的必然；而现在，我们把民族性的追求作为全球化语境下美学现代性追求的一个重要目标，把民族性与世界性共时性地置于新世纪现代美学的建构目标之下，这应该说是对以往研究心态与思路的一个根本性的超越和转换。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究竟应该选择怎样的美学发展策略，如何在美学民族化的追求中走向世界美学的互识、互渗、互动与共建呢？对此，学界已经提出了不少有见地的意见，并做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尝试。比如有人主张暂时借用西方的话语与之对话，并不时向西方学者介绍和宣传中国文化和文学的辉煌遗产，同时加进一些本土的批评话语，使他们在与我们的对话中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和启迪，以达到积极介入国际理论活动和争鸣，发出中国理论家自身的声音之目的[2]。也有学者认为，在全球性的视野中，应充分而深入地探讨传统中国美学思想的特性和历史存在形态，通过本土学术资源的现代转换，找到对外进行平等有效的学术沟通的“对话性”的基点和根据，促成中国美学在新世纪具有世界性的现代学科建构[3]。这里，前一种策略是借他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后一种主张是吸取传统的营养以健全现代的肌体。两种思路都着意在中国美学的现代性建构中凸现民族化问题。从中不难看出，将美学研究的民族化追求与全球性视野有机地结合起来，基本上已成为学界的共识。不过，以上两种主张，基本上还只是一种宏观研究理路上的考虑，具体到美学民族化的建构来说，则尚有许多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比如说什么才算是本土性的话语呢，美学话语又是如何获得本土性的呢？又比如说本土传统的学术资源是如何获得现代转换的动因的，又是如何获得进入现代中国美学学科建构的“历史的现实合法性”的呢？类似这样的问题还有许多，需要一步一步地加以深入的追问和探讨。只有通过这类追问和探讨，本土性话语才能逐渐地凸现出来，民族化的美学才有望被建构起来。换言之，在大的发展理路明晰之后，问题意识的确立，尤其是与全球化进程相关联的本土性问题的叩问和凸现，又成为中国现代美学学科建设走向民族化的关键所在。

我们知道，任何一门理论学科都是由一些基本的理论问题支撑其体系构架的，学科发展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提出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历史，也就是新旧问题丛生与延伸、交替与更迭的历史。而问题生成与解决的历史即是理论生成与发展的历史。鲍桑奎在其《美学史》中经常用“美学哲学的问题”、“美学问题”之类术语，并有诸如“近代哲学的问题”、“康德——把问题纳入一个焦点”、“美学问题在他的体系中的地位”、“为什么审美判断是美学问题的解答”等提法，这里的所谓“问题”都是指包含了通常所说“问题”的理论本身而言的。可见，问题与理论实在就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问题。通常我们常说某人的学术研究有新意和创见，实际上就是指他的研究能够提出自己的理论问题或者能够对业已存在的问题提出有创见的解决思路和办法。因此，问题意识对学术的发展是必须的，是学术理论向前推进的内在动力因素。美学研究亦复如此。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古希腊美学、德国古典美学、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的美学等，之所以能形成世界性影响，在美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都在于其中隐含了各自独特的美学问题，而且这些美学问题又都不完全是从抽象的思辨与玄想中产生出来的，而是从美学家们各自身处其间的民族文化传统与现实生活处境中孕育和诞生的。然而在很长一段时期里，当我们的学者追随着西方美学家的思想理路，运用着由他人那里摭拾的理论话语进行美学的研究时，却恰恰忘记了从自身生存处境生成的问题意识对美学研究的重要性。学术界所谓中国美学与文学理论和批评的“失语症”正是与自身问题意识的缺失紧密相关的。就此而言，尽管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的美学研究有时显得很热闹，很有学科建设意味，但由于其就美学而言美学的基本倾向，且过分地流入对美的本质之类形而上学问题的抽象思辨（虽然这种思辨也是有其必要性的），而较少与民族的生存处境及文化创造相通，所以大多是不那么打动人和吸引人的，不能让人经历一种文化创生的痛楚与喜悦。因而在与时代、人生与民族文化的共生、互动方面，比起上世纪前半叶王国维、梁启超、鲁迅、蔡元培等人在美学研究开端期的作为来就逊色得多。20世纪初叶，当王国维等人筚路蓝缕，在传统学术的园地里开拓美学研究的新路时，是颇具问题意识的。王国维痛感于国势衰微、民心不振的“当时之弊”，而倡导美育，以为形成“完全之教育”、培养“完全之人物”之助；鲁迅痛感于中国因个性不张乃成沙聚之国的现实，而向国人推介“摩罗诗派”，鼓吹浪漫主义美学精神，倡导“立人”的教育；梁启超针对当时学校情、意教育的缺乏和知、行割裂的现实，而鼓吹以“新民”为旨归的“情感教育”；蔡元培则针对袁世凯封建复辟以后社会上宗教活动的猖獗而提出了著名的“以美育代宗教说”。从王国维到蔡元培，他们之所以于美学领域特别突出和推重美育，正是强国新民的时代性民族吁求使然。王国维曾经撰文期望以美育来祛除国人笃嗜鸦片和嗜于“利”与“官”等种种卑劣之嗜好，治疗由此引生的精神上的空虚，这在有些人看来可能觉得太功利化，太不具有高深的理论品位了，然而从其用心和动机中我们却分明感觉到其美学思想中那种对于民族生存与发展深切动人的情感关怀，体会到一种活力充盈沉实浑厚的思想力度。可惜的是，中国美学研究早期所具有的这种从民族自身生存与发展的问题出发，勇于探索与叩问本土性问题的理论品质在后来却渐渐弱化乃至消失了。这恐怕是中国美学至今没有形成大气候的一个根本性原因。今天，在全球化与本土化互依共生而又冲突背反的时代语境之中，中国美学的现代建构要想真正获得充实的内容、活泼的生机，获得参与世界性美学对话的主体资格，回归王国、蔡元培们的上述美学研究思路，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

可喜的是，最近几年中国美学研究中已有了越来越多的问题意识，这突出地表现在围绕实践美学的理论缺陷而展开的相关讨论以及对近二十年来在中国迅速崛起的大众审美文化有关问题的研讨。问题意识的增强，使新近的中国美学研究逐渐突破了旧有美学的研究格局，而显示出了一种新的生机与活力。应该说这两方面的美学讨论都是从我们自己的美学研究现状和审美文化现实出发的，有较强的理论针对性，同时又有一种世界性的眼光，能够从西方现代美学成果中大胆地有所借鉴和吸取。不过，从更高的要求来看，对中国美学的研究现状我们还是感到不满足。这其中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我们的美学研究与民族生存与发展之间的关联还是不够紧密，对全球化进程中与本土化相关的诸种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问题缺乏足够的敏感和关怀。以实践美学问题的讨论来说，有的同志提出要以审美自由的超越性纠正实践美学偏于理性蕴含和物质活动的缺陷，有的同志则主张以生命美学取代实践美学作为美学的新方向。实在说，主张美学的自由性、超越性及其生命根底的确有其理论上的合理性，然而总的来看，这些新的美学理论主张依然给人凌空蹈虚的感觉，与中国人当下的社会实践和民众生存缺乏有机的联系，理论问题的言说依然尽可以在纯理论层面上操作而无须涉及现实人生向题，从而就只能停留在极少数人感兴趣的纯学术层面，而不能播散到更广大的社会群体和文化创造领域里去。就当代大众审美文化研究来说，虽然比之以往有了不可同日而语的理论收获，但此类研究基本上也是借用他人的理论武器，对问题的言说没有超出国外同类研究已有的广度和深度，很多研究就像是他人成果的克隆，至于说新崛起的大众审美文化究竟在中国文化的当代转型和当代中国人审美理想的建构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对中国文化的未来走向和中国人精神文化心理的塑造会产生何种影响，以及在全球化时代中国本土审美文化的特色和优势究竟何在，未来的前途又是如何，如此等等，这类问题，我们的确还较少看到既具有强烈问题意识又具有特立独行的学术识见和理论穿透力的研究成果。其他方面的美学研究也是如此，关在书斋里做学问，对国人当下的生存处境和生存问题观察不够、体验不深，因而缺乏具有强烈现实针对性的问题意识，可说是一个通病。比如说，对生活在现代都市底层的人们，对农村里的广大农民，且不说中国的文学和艺术界，就是以人文关怀自诩的中国学术文化界包括美学研究工作者又有多少人真正给予他们以人文关怀，对他们的生存处境、精神世界，究竟又有多少了解？美学家们乐于抽象地谈论基于生命意识的审美自由，可审美自由的畅想往往正是从不自由的生存境遇中产生出来的。我们为现代化欢呼，为全球化的到来而激情涌动，但天下从无白赴的盛宴，现代化的实现，全球化的到来是要以一些人的血泪和牺牲为代价的。美学研究工作者应该懂得这些道理，并且应该勇于从自己个人的生命体验和理性之思中切入这类与美学研究相关的问题。一味地躲在象牙塔里做学问，是永远也产生不了具有时代气息和思想力度的理论成果的。

总而言之，在全球化语境中，追求美学研究的新气象、新境界的学人，万万不可忘记了对自身生存其间的本土性问题的叩问。这是时代赋予新世纪美学学科建设的一个使命。中国美学的未来发展前景，美学民族化的实现程度，都与这种叩问的广度和深度有着直接的联系。

参考文献：

[1][英]齐格蒙特·鲍曼.全球化——人类的后果[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鲍曼范文篇10

所谓历史性的思考，实际上就是我上面所说的，虽然哲学具有某种超越时代的特征，但任何哲学的产生都有其时代历史语境，我们在揭示哲学沉思中的内在逻辑时，还要善于揭示这种哲学逻辑背后的深层历史过程，揭示出这种哲学中的历史意识，只有这样，我们才不会将所有的哲学思考都置于同一个平面上，而是能够意识到不同时代的哲学，具有其自身的时代问题。这种方法论自觉对于马克思哲学的当解来说，尤为重要。

在讨论这一问题时，我认为首先需要对马克思哲学当解这个提法进行一种界定。自80年代以来，马克思哲学的当解一直构成了马克思哲学研究的热点，形成了两次深层逻辑的建构：一是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前期的实践唯物主义讨论，在这个讨论中，主导性的逻辑是实践基础上的主客体辩证法理论，强调的是实践的主体性地位与意义。这一逻辑建构，在我看来，是以卢卡奇为中介的德国古典哲学式的建构，这一哲学逻辑在现实的层面与我国市场经济的初期发展相一致。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从马克思回溯到黑格尔的思路。这一思路被海德格尔哲学的出现冲淡了。一是90年代后期出现的存在论逻辑，这是海德格尔的强势影响下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新的解读。与前者相比，这是马克思哲学从马克思走向当代的一种尝试，也是更深逻辑的建构，对激活国内马克思哲学研究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在上述的思考中，对马克思哲学的当解，容易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即运用西方哲学中的重要思考，实现与马克思哲学的对接性解释。在我看来，这样的思考还不能真实地使马克思哲学走向当代，真实需要的是，如何从马克思的哲学精神合乎逻辑地延伸到当代语境中。在这样一种延伸中，首先就要区分马克思和马克思之后一些重要哲学问题域的差异性以及这种差异性的历史语境，然后要思考从马克思的哲学逻辑中，能够经过哪些重要的理论质点过渡到对当代社会的思考，过渡到对当代思想的审视。这是摆脱平面化对接中的深度解读，也是马克思哲学当解的根本内涵。

从这一历史性规定来看，海德格尔的哲学对于马克思哲学当解来说，只具有一定的中介意义，还不能使马克思哲学的当解逻辑地走向后海德格尔时代面临的问题。英国学者鲍曼在面对现代社会时，曾简洁地将之划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沉重的(凝固的)现代性阶段，一是轻灵的(流动的)现代性阶段，前者的现实基础是“福特主义的工厂”，这是“将人类活动简化为简单的、固定的动作，而且这些动作总的说来是预先设计好了的，它意味着人们只有机械地服从它”(注：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38页。)，这是技术上的总体动员，与这种生产层面相对应的就是政治层面的官僚制度与极权主义，而文化层面就是法兰克福学派揭示出来的文化控制的意识形态。后者对应的是以电子符码为基础的信息时代，这是个体化与流动性的时代，也是公共空间消解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以电子符码的编码为基础的“信息方式”(注：参见马克·波斯特《信息方式》，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引导着生产与消费(注：参见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按照美国学者里斯曼的界定，这是西方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的重要变化，也是西方资本主义历史上发生的第二次革命(注：大卫·里斯曼：《孤独的人群》，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从这样一种历史性的界定来看，海德格尔面对的仍然是福特主义时代，实际上他关于存在的讨论中，在技术层面上就是福特主义全面的流水线生产，一种上手性支配存在性的过程。而如何分析消费社会特别是电子符码为基础的信息方式时代，这是海德格尔无法面对的。实际上这就给马克思哲学的当解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如何从马克思的哲学思考中，合乎逻辑地走向对信息时代的批判分析。但要达到这一分析层面，又必须经过一些重要的理论中介，如符号学、后结构主义等，海德格尔只是这些中介中的一个重要质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