爆发范文10篇

爆发范文篇1

回顾动荡的90年代，我们可以发现金融危机的一些新特征：首先，这些金融危机的爆发是在经济全球化大踏步前进的过程中爆发的。整个20世纪80年代是经济自由主义在各国获得全面胜利的年代。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鼓吹下，经济自由主义几乎成为一种全球性的意识形态。1989年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更使得资本主义国家弹冠相庆。从较为严格的意义上说，全球化只能从冷战结束之后算起，因为在冷战时期全球经济格局仍然没有摆脱斯大林所说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平行市场”。东亚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化的步伐开始放慢，反对全球化的声音越来越响亮，许多迹象表明全球化可能会进入低潮。同时，东亚金融危机也使得经济学家不得不反思原有的许多经济自由主义教条。比如，东亚金融危机之后，许多一流的经济学家都对原来的“华盛顿共识”提出了批评；其次，这次金融危机的破坏程度非常深重，可以说是从货币危机肇始，并次第演化为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甚至是政治危机。如果仅仅表现为货币危机，则其对实体经济的冲击是有限的，因为货币危机往往是由经常项目出现异常逆差而导致，但是货币贬值有助于提高本国产品的竞争力，这便改善了本国的国际收支。金融危机的范围比货币危机更广，金融危机包括发生在银行业的挤兑危机，发生在股票市场的崩盘危机等等。金融危机和货币危机并不一定同时爆发，但是这次东亚金融危机却表现出来“孪生危机”的形式，所以其危害为烈，远远超过单纯的货币危机。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东亚金融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包括收入下降、贫困人口增加、公共服务业萎缩、教育和卫生条件恶化、犯罪率上升等。第三，除了个别例子之外，90年代爆发金融危机的国家大多是新兴市场。所谓新兴市场是指那些已经实现了对外开放，与国际资本市场有密切联系的发展中国家。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发达国家的利率较低，导致大量资金转向海外寻找新的投资机会，新兴市场因为其收益高而倍受追捧。然而，进入90年代之后新兴市场频繁爆发金融危机，不由得引起人们的思考。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宾教授曾经指出的，只要世界仍然被分割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就不可能是通向繁荣和进步之路。为什么新兴市场易于爆发金融危机？这可以从新兴市场金融体系的内在脆弱性、新兴市场之间的传染效应，以及国际金融市场上的无政府状态这三个方面来讨论。

按照传统的货币危机理论，一国之所以会爆发货币危机，一定是因为其宏观经济的基本面出现了问题。以克鲁格曼1979年的论文为代表的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往往会过度挥霍而导致财政赤字，然后不得不用增发国债或增发货币的方式弥补其财政赤字，但在固定汇率制度下，这将给一国的货币带来贬值的压力。如果投资者预期该国货币早晚要贬值，他们不会等待该国货币循序渐进地慢慢贬值，而是将一起抛出该国货币，导致该国政府的外汇储备几乎在一夜之间耗尽，该国的货币突然大幅度贬值。由此可见，判断一国是否将爆发货币危机的预警指标应该包括预算赤字、通货膨胀率和国内储蓄等。然而，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完全不能解释新兴市场的金融危机。比如说，在危机之前，东亚各经济体的预算赤字并不高、公共债务有限、通货膨胀率一直控制在一位数以内、国内储蓄和国内投资都很高、经济增长率较高。最近的金融危机理论指出，新兴市场的金融体系具有内在的脆弱性，这才是金融危机的真正根源。

发展经济学家早就注意到，东亚各经济体在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方面有许多相似之处。在这些经济体中，政府往往有着强烈的发展经济的愿望，并普遍实行了赶超战略。为此，政府对生产活动和资源配置积极干预，保护国内产业，并对私人投资活动和银行贷款进行隐含的担保。关系贷款盛行。这些做法在特定的条件下强有力地刺激了本国的工业化，同时又在高速经济增长时期维持了社会秩序的稳定。但是，潜在的弊端逐渐开始显露：政企不分滋生了权钱交易的腐败行为，银企不分导致不良贷款如同滚雪球般越积越多。由于政府的隐含担保，企业倾向于过度借债，导致东亚经济中负债率非常之高。1996年韩国负债率高达355%，泰国是236%，菲律宾是128%。没有受到金融危机肆虐的国家也存在这一问题，如中国的负债率高达155%，日本为221%。高度负债的结果是银行不良贷款比率极高。1999年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的不良贷款比率分别为55%和52%，马来西亚为25%，韩国为16%。解决银行不良贷款的成本占GDP的比重在印度尼西亚为29%，韩国为17.5%，泰国为32%，马来西亚为18%。当这些经济体仍然实行资本管制，对外借债的规模较小的时候，这种发展模式中的潜在的问题是可以控制的。但是一旦它们开放了本国的金融体系，?浣鹑诖嗳跣员┞队诠首时臼谐∶媲埃硕嗬暮凶泳痛蚩恕?/P>

事实上，在东亚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东亚地区的经济增长前景就有了恶化的苗头。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日本经济在经济衰退的泥沼中越陷越深；1995年美元升值使得采用盯住美元汇率制度的东亚经济出口竞争力受损；1996年日元贬值更使得与日本经济唇齿相依的东亚经济深受其害；中国的崛起也影响到东亚各经济体的出口，加之，1994年爆发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已经提醒了投资者新兴市场的潜在风险。在这种情况下，东亚各经济体政府采用政府担保的方式，试图继续挽留国际资本。由于有政府的承诺，流入东亚经济的国际资本并没有放缓，但是更加谨慎。国际资本更多地转为以短期资本为主，一有风吹草动，马上全身而退。危机前夕，泰国引入的外资中属于直接投资的只占5.5％，商业银行借款达51.5％，其中大部分是短期借款。韩国的外债中2/3属于短期外债。这就带来了“双重错配”的问题。首先，由于这些经济体国内金融体系不发达，往往依赖国际资本为国内投资融资，因此借款人需要的是本币，但只能够借入外币，这就带来了“货币错配”（currencymismatch）。“货币错配”使借款人增加了偿还外币时的外汇风险。但是，由于东亚各经济体普遍实行固定汇率制度，政府承诺维持汇率稳定，所以这带来了“败德风险”，借外债的企业和银行都不关心汇率风险，于是出现了过度借债的现象，并积累了大量未做对冲的外债。由于东亚各经济体更多地依靠短期借债为长期投资项目融资，这便带来了第二种错配即“期限错配”（maturitymismatch）。“期限错配”使得东亚经济更容易出现“流动性危机”（liquiditycrisis）。“流动性危机”和“资不抵债危机”（insolvencycrisis）是两个值得区分的概念。比如说，一家银行可能会因为经营不善而资不抵债，即从技术上讲已经破产了，但是，只要暂时没有发生储户挤兑，这家银行仍然能够维持正常运转。另一方面，即使一家银行经营状况良好，但是架不住所有的储户同时来提钱，这家银行一定会因为缺少流动性而关门倒闭。在东亚金融危机之前，短期国际资本大量流入东亚，金融危机之后，这些资本又大量流出。这使得许多经营状况本来良好的企业资产负债表急剧恶化，纷纷破产。尽管墨西哥和阿根廷等国和东亚经济的情况有所不同，但在国内金融体系不发达，易于出现“双重错配”这一点上是相似的。这就是为什么新兴市场一旦爆发货币危机，很容易进一步转化为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原因。

90年代金融危机的一个突出现象就是，爆发在一国的金融危机往往会迅速传染到其他新兴市场。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便波及南美和中欧，东亚金融危机更是如同推倒了多米诺骨牌，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了十数个国家。值得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的金融危机一定会有传染效应。实际上，就在泰国爆发金融危机之前，捷克刚刚发生过货币贬值。2002年阿根廷爆发货币危机之后，也没有殃及其他拉美国家。然而，在一个国际金融市场日益一体化的世界上，金融危机的传染效应几乎是无法治愈的，而新兴市场则是最容易受到传染的群体。地理距离邻近的国家之间固然会首当其冲地受到影响，但隔着千山万水也可能难以幸免于难。金融危机的传染机制包括：（1）若干新兴市场有一个共同的贷款人。比如菲律宾和拉丁美洲国家的主要贷款人都是美国，所以拉丁美洲的金融危机会波及菲律宾。这是因为，拉丁美洲的金融危机使得美国的银行受到损失，它们可能会收缩贷款，于是就影响到菲律宾所能贷到的资金。同样，日本是泰国、印度尼西亚、韩国、马来西亚和中国的共同贷款人。无怪乎泰国发生金融危机之后首先影响到的就是这些国家。（2）同一区域内各国的资产价格变动具有较高的相关性。尤其是各国的股票市场指数高度相关，一损俱损，一荣俱荣。（3）新兴市场的贸易结构非常相似，在国际市场上经常处于相互竞争的格局。如果一国货币贬值，该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就会下降，从而能够提高其产品竞争力，但是与之竞争的其他新兴市场便受到影响。此外，一国发生货币危机之后，该国的收入下降，导致其进口需求减少，这也将导致与之贸易联系较为紧密的其他国家出口减少。（4）投资者信心。由于新兴市场的经济结构非常相似，在同一区域内的各经济体相互依赖程度也较高，所以一国爆发货币危机将使投资者对其他国家同样产生“信任危机”。

国际金融市场上的无政府状态与强权政治对于新兴市场上的金融危机难辞其咎。艾琴格林指出，在影响国际资本流动的供求双方中，供给一方占有主导地位。80年代以来新兴市场之所以能够吸引到巨额外资，主要原因是因为西方国家通货膨胀压力减少，利率较低，所以大量资金需要寻找海外投资途径。从这一点来看，国际资本的供给是发展中国家难以影响的外部变量，这增加了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的弱势地位。各国之间缺乏对国际资本流动的共同监管，涌动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的大批短期资本成了风险程度很高的“热钱”。就连许多坚决主张自由贸易的经济学家也指出，国际资本自由流动和自由贸易是不相同的，自由贸易从理论上来讲能够提高全球福利，但是国际资本的自由流动存在诸多潜在的风险。托宾就一直主张，要在飞速转动的轮子里掺沙子，使国际资本流动的速度放慢到可以控制的程度。如果爆发危机之后，需要有适当的国际组织担当最终贷款人的角色。最终贷款人需要在整个金融体系发生流动性危机的时候充当“消防队”的角色，通过提供流动性克服投资者的恐慌情绪。成功的最终贷款人需要满足三个条件：行动速度要快、提供流动性应该是不限量的、得到流动性贷款应该有相应的条件（比如要进行一系列的改革）。IMF本来是应该充当最终贷款人角色的，但是从其在东亚金融危机和阿根廷金融危机的表现来看，IMF不仅反应迟缓，而且给出了许多错误的药方，不仅没有使得危机减缓，反而激化了危机。IMF的庞大官僚体系主要为G7，尤其是美国所把持，缺乏民主决策，新兴市场的声音与其经济实力和发展势头远远不相称。危机过后，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主张国内私有化、对外加速资本开放、尽快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所谓“华盛顿共识”，除了受到经济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遮蔽之外，还反映出华尔街金融巨头、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的共同利益。美国政府及IMF在墨西哥金融危机和东亚以及阿根廷金融危机中的不同表现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一点。墨西哥与美国比邻而居，两国有着漫长的边境线，如果墨西哥经济崩溃，就将导致大量移民流入美国，所以在墨西哥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美国政府和参众两院表现出少有的默契和团结，对墨西哥给予大量援助。

如何防范下一次金融危机？根据上述讨论，我们认为，必须从国家、区域和全球三个层面进行改革：

从国家层面来看，新兴市场的政府应该谨慎对待资本开放，加速国内银行业的改革，促进国内金融体系均衡发展。尚未开放资本账户的国家如中国和南亚诸国没有直接受到国际投机的冲击，但是，随着国际资本市场日益一体化，这些国家迟早要面临放松资本管制、开放资本账户的压力。在开放资本账户以前，应该首先解决国内银行业不良贷款高居不下的问题，而银行不良贷款的出现又往往是和政府对企业的隐含担保所致，所以需要同时加快企业改革和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对于已经实行资本账户开放的国家来说，应该着重加强对短期资本流入的管理，比如如果资本流入规模过大，可以对实施无息的存款准备金（URR）和最短持有期限（MHP）。应该通过加强审慎监管尽量减少“双重错配”，比如通过银行有效监管框架可以规定对风险资本充足率、高质量资产配置和风险管理的标准，尤其要注意建立对单一借款人、关联团体和风险较高的行业（如房地产）的风险限制机制并加强对跨国交易的监管。东亚经济的金融体系中银行所占的比重畸高，股票市场不完善，企业债券市场几乎没有得到发展。通过发展健全、有流动性的国内资本市场，能够在相当程度上解决“双重错配”的问题。

爆发范文篇2

爆发力是短跨、跳跃、投掷以及绝大多数非周期性体育项目的重要素质，因此发展爆发力的手段及其机制的研究已经成为越来越多的教练员和科研工作者极为关注的课题。爆发力是力和速度的乘积，是快速大强度工作的能力。由于爆发力不仅可以克服阻力，使物体产生位移，而且能使物体产生巨大的位移速度。因此，在大多数动力性体育项目中，爆发力比绝对力量有着更加重要的意义。

一、研究对象和方法

1研究对象我院二队21名学员

2研究方法

(1)实验法：把21名队员平均分成3组，作实验比较。让学员进行安静时的后抛铅球、立定跳远、30米跑以及无氧台阶四项运动，并记录各项目运动成绩的平均值，然后让受试者做5组不同形式的爆发力练习，练习后重新测定后抛铅球，立定跳远、30米跑等项目的运动成绩。爆发力练习形式，①深半蹲：②高翻；③高提踵；④卧推杠铃；⑤快速徒手练习。其中①②③④练习的负荷量分别是本人最大力量的30％MVC、70％MVc、90％mVc、100％MVc+30MVC快速徒手练习。

(2)观察法。

二、研究结果与分析

1小负荷力量练习与徒手练习不能很好地发展爆发力经各种爆发力训练后，四项反映爆发力水平的运动成绩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提高大小的顺序是100％rove+30mve+徒手快速练习>90％mvc>70％mv>30％mv>徒手快速练习。实验结果表明：小负荷、徒手快速练习对爆发力的作用并没有超过中负荷、大负荷量练习的作用。其原因在于小负荷或徒手运动时，肌肉力量并没有全部动员起来，只是一小部分兴奋性较高的肌纤维参加工作，而大部分肌纤维是被动的。本体感受性的反馈调节使用力肢体的肌纤维精确地按照外界阻力的大小进行应答性收缩。因为在小负荷或徒手练习时阻力虽小，动力也相应中小，动力——阻力比值并不大运动时阻力的大小才是影响动作速度的真正原因。

2中负荷练习能产生较强爆发力的原因

中负荷练习对提高肌肉，快速收缩能力有一定的作用。同样能影响力量的发展，因为它能发展运动员的爆发力，这也是教练员经常使用的训练手段。田径运动项目成绩的提高，与中负荷力训练必不可分。中负荷力量训练比小负荷力量训练更能提高大脑皮层运动中枢发放较强的高频冲动。动员兴奋性较弱的慢肌纤维参加工作，为发展爆发用力准备了较大的动力势能。从实验中看出c中负荷练习比小负荷、徒手快速练习对发展爆发力的作用要大，克服肌肉的阻力要强，提高运动员的成绩要快。而比最大负荷与最大速度相结合的力量练习所产生的爆发力要小，运动成绩提高幅度也要小。

爆发范文篇3

关键词：网剧；精品化；创意中插；广告

其中，《白夜追凶》以其9.0的评分，位居2017年全年163部电视剧之首。《白夜追凶》不仅在国内口碑爆棚，同样得到了国外影视界的认可。2017年11月30日，世界上最大的在线影片租赁提供商Netflix签下了《白夜追凶》的海外发行权，已公开表示，在全球一百九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播放。这使得《白夜追凶》成为中国网络剧中首个被邀请出国门的“第一神。

1.网络剧精品化对创意中插广告提出新要求

1.12017年下半年网剧质量呈现明显的精品化趋势

2017年，豆瓣评分超过8分的电视剧共有7部，其中网络剧有5部，分别是2017年7月3日在腾讯视频上线的《少年有点儿酷》,豆瓣评分8.1;2017年7月19日在爱奇艺视频独家播放的《河神》，豆瓣评分8.3；2017年8月30日在优酷视频独家播放的《白夜追凶》,豆瓣评分9.0;2017年9月6日在爱奇艺独播的《无证之罪》,豆瓣评分8.2；2017年12月7日，在优酷视频上线的《虎啸龙吟》,豆瓣评分8.2。剧”。《白夜追凶》的成功不仅为中国观众打了一剂强心剂，也为中国网络剧制作方提供了一种新的范本——精品网剧的范本。以《虎啸龙吟》为例，选择为曹操出谋划策的郭从《白夜追凶》起，观众在网络剧中看到的，不再是名不见经传的新生代演员，而是经常出现在传统电视剧中，演技成熟，观众耳熟能详的高口碑演员，如《白夜追凶》中的潘粤明,《无证之罪》中的秦昊,《将军在上》中的马思纯,《九州·海上牧云记》中的黄轩，以及《虎啸龙吟》中的吴秀波、刘涛、李晨等。制作团队也从一开始的网络独立自制转向联手诸如北京凤仪传媒集团公司这样经验丰富的传统影视制作单位。在如此精心化制作的前提下，网络剧愈发呈现出明显的精品化发展趋势。

1.2创意中插广告搭上精品网剧顺风车

网络剧的精致不仅体现在剧集本身的制作上，还体现在剧集中所出现的广告形式与内容上。以《虎啸龙吟》为例，选择为曹操出谋划策的郭同样是在2017年下半年播放并一度成为热点话题的网络剧《春风十里不如你》，集结了这两年的当红小生张一山和人气女星周冬雨作为该剧的男女主角。手机理财APP“PPMoney”是该剧主要的广告赞助商之一。其在第一集中的创意中插广告，以与主剧情时间线一致的设计，博得了大部分观众的眼球，并且根据主线军营中训练的内容，在创意中插的“小剧场”剧情中加入了改编后观众耳熟能详的军营歌曲《一二三四歌》作为广告宣传方式,将广告词“PPMoney好收益”的广告口号融入剧情歌曲中去，被观众评价为“洗脑神曲”。其次，创意中插广告的内容编排是考验广告策划人员素养的最基础内容，也是最重要的内容。“创意中插”四字中的关键词在于“创意”而不在“插”。创意不仅指充满新意，更多的是需要考虑如何能够达到使观众欣然接受的最终效果，能够令观众感到新奇[1]已经不再是创意中插广告的基本要求，甚至早已不再是广告的基本要求。嘉为主角，以“人人贷七周年”为主题的创意中插广告，无论是从前期拍摄还是后期制作上，都呈现出了完全不逊正剧的精良品质。在制作上，将广告与正剧做出同样精致的水准，是精品网剧对创意中插广告的首要要求。如此与主剧剧情紧密结合的广告内容，不仅让观众猝不及防地接受信息，还能够在有效的时间内，达到观众最大程度的认可。内容是检验创意中插广告成功与否的最关键的因素。对于创意中插广告形式而言，好的内容，首先需要得到观众的认可。这一认可不仅指观众能够接受广告的形式，在广告前期不出戏，并且在看完广告后还能够津津乐道，更重要的是，需要让观众对广告品牌形成一定程度上的熟悉和认知。

2.2017年创意中插广告呈现爆发式增长

以上两个例子选取的是下半年网剧中最被观众津津乐道的创意中插广告。由此可见，在网剧爆发式增长的情境下，众多的创意中插广告中，最能够被观众认可和熟悉的，一定具备精良制作和精巧内容这两项最基础的条件。这也是精品化网剧对创意中插广告提出的具有一定高度的新要求。创意中插广告形态是自2014年网剧元年起生长起来的一种新的广告形式，常见于古装奇幻类网络剧作中，由于其新颖有趣的演绎形式，深受观众喜爱，并且在2017年呈现出狂野的生长态势，仅巨星传媒一家的创意中插广告业务签约额就达2亿元。2017年6月22日首播的《大军师司马懿之军师联盟》，剧中创意中插广告开售时达到了3小时售罄的惊人速度。《春风十里不如你》的创意中插广告也在一天之内售空。到《将军在上》开售其创意中插广告时，业内甚至出现了完全不亚于双十一抢购的拼手速的火爆现象。回顾2017年下半年，但凡是上线网剧，多多少少都会在剧中出现几个创意中插广告。而对这一广告形式表现出浓厚兴趣的广告主，仅仅在一年前，还是寥若晨星的状态。据估计，在2016年，创意中插广告收[2]益为8亿元，而2017年就达到了20亿，几乎翻了三倍。创意中插广告市场呈现出了惊人的野蛮式增长。这一野蛮形态不仅体现在收益上和数量上，称其野蛮，更体现在其内容创意上。在创意中插成为广告商的新宠之前，影视剧中最常见的是生硬的剧情植入广告。譬如将镜头对准演员手中的饮料，并设计台词让演员将品牌说出来。这种植入广告因其对故事剧情发展和观众观影情绪具有强大的干扰性而备受诟病。而创意中插则是彻底打破剧情，采用最为传统的商业广告插入形式，让故事暂停，另起炉灶，为广告开辟专门的时间。但为了保留一定的观众注意力，全部使用剧情中出现的人物来进行广告演绎，从而让广告在不同影片中具有了独有的特色。由于其在播出间隔上一方面脱离整体剧情而存在，另一方面在人物选用上又与剧情紧密相连，完全可以算得上是一种全新的剧情类广告植入方式。然而，既然使用了剧中人物和环境，那么对于创意中插广告来说，其内容与正剧的契合度就成为影响[3]广告效果最关键的要素。而当广告主需求远远大于广告制作方能力的时侯，广告内容就呈现出快速滑坡的现象。这也成为创意中插广告在网剧激增且呈现精品化趋势的条件下，表现出的一大难题。

3网剧精品化趋势下创意中插广告出现的问题

创意中插广告的精品化路线是网剧精品化趋势下对其发展提出的新的要求。这一要求明确了创意中插广告中存在的一些问题。首先，数量庞大化问题。无论什么网剧都会进行创意中插并且单集剧情中多次出现。其次，广告无缝化问题。在会员制度愈发完善的当下网络视频平台发展中，对缴费会员和非会员无差别地播放广告，让创意中插广告无缝隙地进行预期观众的全体覆盖，使创意中插广告在观众中形成了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再次，制作低质化问题。对创意中插广告需求的增多，而创意中插的公司和创作人员的不足，导致了创意中插广告呈现出画面和内容都随意设计拍摄的低质化现象，且成为了创意中插广告中的大多数，极大程度上违背了创意中插广告的初衷。最后，内容无关化问题。无论是场景还是内容，创意中插广告的优势即在于对主线剧情的扩充，仅仅让穿主线剧情服装的某个不知名人物站出来说几句与主线剧情无关的广告语，很难成为创意中插广告的生存力和竞争力。这是创意中插广告爆发式增长后存在的一些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最根本的是全面提升创意中插广告业务人员的从业数量与整体素质。只有供需关系稳定的情况下，使从业人员具备应有的职业道德和素养，才能更好地促进行业的发展。基于这些问题的出现，广告创作者们必须对这些问题进行及时处理，才能让创意中插广告这一广告界的新生力量焕发出应有的蓬勃生命力。

4.结语

爆发范文篇4

回顾动荡的90年代，我们可以发现金融危机的一些新特征：首先，这些金融危机的爆发是在经济全球化大踏步前进的过程中爆发的。整个20世纪80年代是经济自由主义在各国获得全面胜利的年代。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鼓吹下，经济自由主义几乎成为一种全球性的意识形态。1989年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更使得资本主义国家弹冠相庆。从较为严格的意义上说，全球化只能从冷战结束之后算起，因为在冷战时期全球经济格局仍然没有摆脱斯大林所说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平行市场”。东亚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化的步伐开始放慢，反对全球化的声音越来越响亮，许多迹象表明全球化可能会进入低潮。同时，东亚金融危机也使得经济学家不得不反思原有的许多经济自由主义教条。比如，东亚金融危机之后，许多一流的经济学家都对原来的“华盛顿共识”提出了批评；其次，这次金融危机的破坏程度非常深重，可以说是从货币危机肇始，并次第演化为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甚至是政治危机。如果仅仅表现为货币危机，则其对实体经济的冲击是有限的，因为货币危机往往是由经常项目出现异常逆差而导致，但是货币贬值有助于提高本国产品的竞争力，这便改善了本国的国际收支。金融危机的范围比货币危机更广，金融危机包括发生在银行业的挤兑危机，发生在股票市场的崩盘危机等等。金融危机和货币危机并不一定同时爆发，但是这次东亚金融危机却表现出来“孪生危机”的形式，所以其危害为烈，远远超过单纯的货币危机。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东亚金融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包括收入下降、贫困人口增加、公共服务业萎缩、教育和卫生条件恶化、犯罪率上升等。第三，除了个别例子之外，90年代爆发金融危机的国家大多是新兴市场。所谓新兴市场是指那些已经实现了对外开放，与国际资本市场有密切联系的发展中国家。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发达国家的利率较低，导致大量资金转向海外寻找新的投资机会，新兴市场因为其收益高而倍受追捧。然而，进入90年代之后新兴市场频繁爆发金融危机，不由得引起人们的思考。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宾教授曾经指出的，只要世界仍然被分割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就不可能是通向繁荣和进步之路。为什么新兴市场易于爆发金融危机？这可以从新兴市场金融体系的内在脆弱性、新兴市场之间的传染效应，以及国际金融市场上的无政府状态这三个方面来讨论。

按照传统的货币危机理论，一国之所以会爆发货币危机，一定是因为其宏观经济的基本面出现了问题。以克鲁格曼1979年的论文为代表的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往往会过度挥霍而导致财政赤字，然后不得不用增发国债或增发货币的方式弥补其财政赤字，但在固定汇率制度下，这将给一国的货币带来贬值的压力。如果投资者预期该国货币早晚要贬值，他们不会等待该国货币循序渐进地慢慢贬值，而是将一起抛出该国货币，导致该国政府的外汇储备几乎在一夜之间耗尽，该国的货币突然大幅度贬值。由此可见，判断一国是否将爆发货币危机的预警指标应该包括预算赤字、通货膨胀率和国内储蓄等。然而，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完全不能解释新兴市场的金融危机。比如说，在危机之前，东亚各经济体的预算赤字并不高、公共债务有限、通货膨胀率一直控制在一位数以内、国内储蓄和国内投资都很高、经济增长率较高。最近的金融危机理论指出，新兴市场的金融体系具有内在的脆弱性，这才是金融危机的真正根源。

发展经济学家早就注意到，东亚各经济体在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方面有许多相似之处。在这些经济体中，政府往往有着强烈的发展经济的愿望，并普遍实行了赶超战略。为此，政府对生产活动和资源配置积极干预，保护国内产业，并对私人投资活动和银行贷款进行隐含的担保。关系贷款盛行。这些做法在特定的条件下强有力地刺激了本国的工业化，同时又在高速经济增长时期维持了社会秩序的稳定。但是，潜在的弊端逐渐开始显露：政企不分滋生了权钱交易的腐败行为，银企不分导致不良贷款如同滚雪球般越积越多。由于政府的隐含担保，企业倾向于过度借债，导致东亚经济中负债率非常之高。1996年韩国负债率高达355%，泰国是236%，菲律宾是128%。没有受到金融危机肆虐的国家也存在这一问题，如中国的负债率高达155%，日本为221%。高度负债的结果是银行不良贷款比率极高。1999年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的不良贷款比率分别为55%和52%，马来西亚为25%，韩国为16%。解决银行不良贷款的成本占GDP的比重在印度尼西亚为29%，韩国为17.5%，泰国为32%，马来西亚为18%。当这些经济体仍然实行资本管制，对外借债的规模较小的时候，这种发展模式中的潜在的问题是可以控制的。但是一旦它们开放了本国的金融体系，?浣鹑诖嗳跣员┞队诠首时臼谐∶媲埃硕嗬暮凶泳痛蚩恕?/P>

事实上，在东亚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东亚地区的经济增长前景就有了恶化的苗头。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日本经济在经济衰退的泥沼中越陷越深；1995年美元升值使得采用盯住美元汇率制度的东亚经济出口竞争力受损；1996年日元贬值更使得与日本经济唇齿相依的东亚经济深受其害；中国的崛起也影响到东亚各经济体的出口，加之，1994年爆发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已经提醒了投资者新兴市场的潜在风险。在这种情况下，东亚各经济体政府采用政府担保的方式，试图继续挽留国际资本。由于有政府的承诺，流入东亚经济的国际资本并没有放缓，但是更加谨慎。国际资本更多地转为以短期资本为主，一有风吹草动，马上全身而退。危机前夕，泰国引入的外资中属于直接投资的只占5.5％，商业银行借款达51.5％，其中大部分是短期借款。韩国的外债中2/3属于短期外债。这就带来了“双重错配”的问题。首先，由于这些经济体国内金融体系不发达，往往依赖国际资本为国内投资融资，因此借款人需要的是本币，但只能够借入外币，这就带来了“货币错配”（currencymismatch）。“货币错配”使借款人增加了偿还外币时的外汇风险。但是，由于东亚各经济体普遍实行固定汇率制度，政府承诺维持汇率稳定，所以这带来了“败德风险”，借外债的企业和银行都不关心汇率风险，于是出现了过度借债的现象，并积累了大量未做对冲的外债。由于东亚各经济体更多地依靠短期借债为长期投资项目融资，这便带来了第二种错配即“期限错配”（maturitymismatch）。“期限错配”使得东亚经济更容易出现“流动性危机”（liquiditycrisis）。“流动性危机”和“资不抵债危机”（insolvencycrisis）是两个值得区分的概念。比如说，一家银行可能会因为经营不善而资不抵债，即从技术上讲已经破产了，但是，只要暂时没有发生储户挤兑，这家银行仍然能够维持正常运转。另一方面，即使一家银行经营状况良好，但是架不住所有的储户同时来提钱，这家银行一定会因为缺少流动性而关门倒闭。在东亚金融危机之前，短期国际资本大量流入东亚，金融危机之后，这些资本又大量流出。这使得许多经营状况本来良好的企业资产负债表急剧恶化，纷纷破产。尽管墨西哥和阿根廷等国和东亚经济的情况有所不同，但在国内金融体系不发达，易于出现“双重错配”这一点上是相似的。这就是为什么新兴市场一旦爆发货币危机，很容易进一步转化为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原因。

90年代金融危机的一个突出现象就是，爆发在一国的金融危机往往会迅速传染到其他新兴市场。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便波及南美和中欧，东亚金融危机更是如同推倒了多米诺骨牌，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了十数个国家。值得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的金融危机一定会有传染效应。实际上，就在泰国爆发金融危机之前，捷克刚刚发生过货币贬值。2002年阿根廷爆发货币危机之后，也没有殃及其他拉美国家。然而，在一个国际金融市场日益一体化的世界上，金融危机的传染效应几乎是无法治愈的，而新兴市场则是最容易受到传染的群体。地理距离邻近的国家之间固然会首当其冲地受到影响，但隔着千山万水也可能难以幸免于难。金融危机的传染机制包括：（1）若干新兴市场有一个共同的贷款人。比如菲律宾和拉丁美洲国家的主要贷款人都是美国，所以拉丁美洲的金融危机会波及菲律宾。这是因为，拉丁美洲的金融危机使得美国的银行受到损失，它们可能会收缩贷款，于是就影响到菲律宾所能贷到的资金。同样，日本是泰国、印度尼西亚、韩国、马来西亚和中国的共同贷款人。无怪乎泰国发生金融危机之后首先影响到的就是这些国家。（2）同一区域内各国的资产价格变动具有较高的相关性。尤其是各国的股票市场指数高度相关，一损俱损，一荣俱荣。（3）新兴市场的贸易结构非常相似，在国际市场上经常处于相互竞争的格局。如果一国货币贬值，该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就会下降，从而能够提高其产品竞争力，但是与之竞争的其他新兴市场便受到影响。此外，一国发生货币危机之后，该国的收入下降，导致其进口需求减少，这也将导致与之贸易联系较为紧密的其他国家出口减少。（4）投资者信心。由于新兴市场的经济结构非常相似，在同一区域内的各经济体相互依赖程度也较高，所以一国爆发货币危机将使投资者对其他国家同样产生“信任危机”。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国际金融市场上的无政府状态与强权政治对于新兴市场上的金融危机难辞其咎。艾琴格林指出，在影响国际资本流动的供求双方中，供给一方占有主导地位。80年代以来新兴市场之所以能够吸引到巨额外资，主要原因是因为西方国家通货膨胀压力减少，利率较低，所以大量资金需要寻找海外投资途径。从这一点来看，国际资本的供给是发展中国家难以影响的外部变量，这增加了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的弱势地位。各国之间缺乏对国际资本流动的共同监管，涌动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的大批短期资本成了风险程度很高的“热钱”。就连许多坚决主张自由贸易的经济学家也指出，国际资本自由流动和自由贸易是不相同的，自由贸易从理论上来讲能够提高全球福利，但是国际资本的自由流动存在诸多潜在的风险。托宾就一直主张，要在飞速转动的轮子里掺沙子，使国际资本流动的速度放慢到可以控制的程度。如果爆发危机之后，需要有适当的国际组织担当最终贷款人的角色。最终贷款人需要在整个金融体系发生流动性危机的时候充当“消防队”的角色，通过提供流动性克服投资者的恐慌情绪。成功的最终贷款人需要满足三个条件：行动速度要快、提供流动性应该是不限量的、得到流动性贷款应该有相应的条件（比如要进行一系列的改革）。IMF本来是应该充当最终贷款人角色的，但是从其在东亚金融危机和阿根廷金融危机的表现来看，IMF不仅反应迟缓，而且给出了许多错误的药方，不仅没有使得危机减缓，反而激化了危机。IMF的庞大官僚体系主要为G7，尤其是美国所把持，缺乏民主决策，新兴市场的声音与其经济实力和发展势头远远不相称。危机过后，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主张国内私有化、对外加速资本开放、尽快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所谓“华盛顿共识”，除了受到经济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遮蔽之外，还反映出华尔街金融巨头、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的共同利益。美国政府及IMF在墨西哥金融危机和东亚以及阿根廷金融危机中的不同表现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一点。墨西哥与美国比邻而居，两国有着漫长的边境线，如果墨西哥经济崩溃，就将导致大量移民流入美国，所以在墨西哥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美国政府和参众两院表现出少有的默契和团结，对墨西哥给予大量援助。

如何防范下一次金融危机？根据上述讨论，我们认为，必须从国家、区域和全球三个层面进行改革：

从国家层面来看，新兴市场的政府应该谨慎对待资本开放，加速国内银行业的改革，促进国内金融体系均衡发展。尚未开放资本账户的国家如中国和南亚诸国没有直接受到国际投机的冲击，但是，随着国际资本市场日益一体化，这些国家迟早要面临放松资本管制、开放资本账户的压力。在开放资本账户以前，应该首先解决国内银行业不良贷款高居不下的问题，而银行不良贷款的出现又往往是和政府对企业的隐含担保所致，所以需要同时加快企业改革和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对于已经实行资本账户开放的国家来说，应该着重加强对短期资本流入的管理，比如如果资本流入规模过大，可以对实施无息的存款准备金（URR）和最短持有期限（MHP）。应该通过加强审慎监管尽量减少“双重错配”，比如通过银行有效监管框架可以规定对风险资本充足率、高质量资产配置和风险管理的标准，尤其要注意建立对单一借款人、关联团体和风险较高的行业（如房地产）的风险限制机制并加强对跨国交易的监管。东亚经济的金融体系中银行所占的比重畸高，股票市场不完善，企业债券市场几乎没有得到发展。通过发展健全、有流动性的国内资本市场，能够在相当程度上解决“双重错配”的问题。

爆发范文篇5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金融危机频繁爆发：先是在1992年爆发了英镑危机，然后是1994年12月爆发的墨西哥金融危机；最为严重的是1997－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这次金融危机充满了戏剧性：当1997年泰国政府动用外汇储备保卫泰铢的艰难战役失败而不得不让其贬值的时候，许多人甚至在地图上找不到这个偏僻小国的位置，但是，风起于青萍之末，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没有预测到，一场规模浩大的金融危机爆发了。金融危机如飓风一般席卷东南亚各国，然后顺势北上，在1998年波及刚刚加入OECD的韩国。这场金融危机的波及范围甚至到了南非和俄国。

回顾动荡的90年代，我们可以发现金融危机的一些新特征：首先，这些金融危机的爆发是在经济全球化大踏步前进的过程中爆发的。整个20世纪80年代是经济自由主义在各国获得全面胜利的年代。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鼓吹下，经济自由主义几乎成为一种全球性的意识形态。1989年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更使得资本主义国家弹冠相庆。从较为严格的意义上说，全球化只能从冷战结束之后算起，因为在冷战时期全球经济格局仍然没有摆脱斯大林所说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平行市场”。东亚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化的步伐开始放慢，反对全球化的声音越来越响亮，许多迹象表明全球化可能会进入低潮。同时，东亚金融危机也使得经济学家不得不反思原有的许多经济自由主义教条。比如，东亚金融危机之后，许多一流的经济学家都对原来的“华盛顿共识”提出了批评；其次，这次金融危机的破坏程度非常深重，可以说是从货币危机肇始，并次第演化为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甚至是政治危机。如果仅仅表现为货币危机，则其对实体经济的冲击是有限的，因为货币危机往往是由经常项目出现异常逆差而导致，但是货币贬值有助于提高本国产品的竞争力，这便改善了本国的国际收支。金融危机的范围比货币危机更广，金融危机包括发生在银行业的挤兑危机，发生在股票市场的崩盘危机等等。金融危机和货币危机并不一定同时爆发，但是这次东亚金融危机却表现出来“孪生危机”的形式，所以其危害为烈，远远超过单纯的货币危机。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东亚金融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包括收入下降、贫困人口增加、公共服务业萎缩、教育和卫生条件恶化、犯罪率上升等。第三，除了个别例子之外，90年代爆发金融危机的国家大多是新兴市场。所谓新兴市场是指那些已经实现了对外开放，与国际资本市场有密切联系的发展中国家。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发达国家的利率较低，导致大量资金转向海外寻找新的投资机会，新兴市场因为其收益高而倍受追捧。然而，进入90年代之后新兴市场频繁爆发金融危机，不由得引起人们的思考。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宾教授曾经指出的，只要世界仍然被分割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就不可能是通向繁荣和进步之路。为什么新兴市场易于爆发金融危机？这可以从新兴市场金融体系的内在脆弱性、新兴市场之间的传染效应，以及国际金融市场上的无政府状态这三个方面来讨论。

按照传统的货币危机理论，一国之所以会爆发货币危机，一定是因为其宏观经济的基本面出现了问题。以克鲁格曼1979年的论文为代表的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往往会过度挥霍而导致财政赤字，然后不得不用增发国债或增发货币的方式弥补其财政赤字，但在固定汇率制度下，这将给一国的货币带来贬值的压力。如果投资者预期该国货币早晚要贬值，他们不会等待该国货币循序渐进地慢慢贬值，而是将一起抛出该国货币，导致该国政府的外汇储备几乎在一夜之间耗尽，该国的货币突然大幅度贬值。由此可见，判断一国是否将爆发货币危机的预警指标应该包括预算赤字、通货膨胀率和国内储蓄等。然而，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完全不能解释新兴市场的金融危机。比如说，在危机之前，东亚各经济体的预算赤字并不高、公共债务有限、通货膨胀率一直控制在一位数以内、国内储蓄和国内投资都很高、经济增长率较高。最近的金融危机理论指出，新兴市场的金融体系具有内在的脆弱性，这才是金融危机的真正根源。

发展经济学家早就注意到，东亚各经济体在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方面有许多相似之处。在这些经济体中，政府往往有着强烈的发展经济的愿望，并普遍实行了赶超战略。为此，政府对生产活动和资源配置积极干预，保护国内产业，并对私人投资活动和银行贷款进行隐含的担保。关系贷款盛行。这些做法在特定的条件下强有力地刺激了本国的工业化，同时又在高速经济增长时期维持了社会秩序的稳定。但是，潜在的弊端逐渐开始显露：政企不分滋生了权钱交易的腐败行为，银企不分导致不良贷款如同滚雪球般越积越多。由于政府的隐含担保，企业倾向于过度借债，导致东亚经济中负债率非常之高。1996年韩国负债率高达355%，泰国是236%，菲律宾是128%。没有受到金融危机肆虐的国家也存在这一问题，如中国的负债率高达155%，日本为221%。高度负债的结果是银行不良贷款比率极高。1999年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的不良贷款比率分别为55%和52%，马来西亚为25%，韩国为16%。解决银行不良贷款的成本占GDP的比重在印度尼西亚为29%，韩国为17.5%，泰国为32%，马来西亚为18%。当这些经济体仍然实行资本管制，对外借债的规模较小的时候，这种发展模式中的潜在的问题是可以控制的。但是一旦它们开放了本国的金融体系，将其金融脆弱性暴露于国际资本市场面前，潘多拉的盒子就打开了。

事实上，在东亚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东亚地区的经济增长前景就有了恶化的苗头。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日本经济在经济衰退的泥沼中越陷越深；1995年美元升值使得采用盯住美元汇率制度的东亚经济出口竞争力受损；1996年日元贬值更使得与日本经济唇齿相依的东亚经济深受其害；中国的崛起也影响到东亚各经济体的出口，加之，1994年爆发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已经提醒了投资者新兴市场的潜在风险。在这种情况下，东亚各经济体政府采用政府担保的方式，试图继续挽留国际资本。由于有政府的承诺，流入东亚经济的国际资本并没有放缓，但是更加谨慎。国际资本更多地转为以短期资本为主，一有风吹草动，马上全身而退。危机前夕，泰国引入的外资中属于直接投资的只占5.5％，商业银行借款达51.5％，其中大部分是短期借款。韩国的外债中2/3属于短期外债。这就带来了“双重错配”的问题。首先，由于这些经济体国内金融体系不发达，往往依赖国际资本为国内投资融资，因此借款人需要的是本币，但只能够借入外币，这就带来了“货币错配”（currencymismatch）。“货币错配”使借款人增加了偿还外币时的外汇风险。但是，由于东亚各经济体普遍实行固定汇率制度，政府承诺维持汇率稳定，所以这带来了“败德风险”，借外债的企业和银行都不关心汇率风险，于是出现了过度借债的现象，并积累了大量未做对冲的外债。由于东亚各经济体更多地依靠短期借债为长期投资项目融资，这便带来了第二种错配即“期限错配”（maturitymismatch）。“期限错配”使得东亚经济更容易出现“流动性危机”（liquiditycrisis）。“流动性危机”和“资不抵债危机”（insolvencycrisis）是两个值得区分的概念。比如说，一家银行可能会因为经营不善而资不抵债，即从技术上讲已经破产了，但是，只要暂时没有发生储户挤兑，这家银行仍然能够维持正常运转。另一方面，即使一家银行经营状况良好，但是架不住所有的储户同时来提钱，这家银行一定会因为缺少流动性而关门倒闭。在东亚金融危机之前，短期国际资本大量流入东亚，金融危机之后，这些资本又大量流出。这使得许多经营状况本来良好的企业资产负债表急剧恶化，纷纷破产。尽管墨西哥和阿根廷等国和东亚经济的情况有所不同，但在国内金融体系不发达，易于出现“双重错配”这一点上是相似的。这就是为什么新兴市场一旦爆发货币危机，很容易进一步转化为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原因。

爆发范文篇6

先来看看美中发生贸易战的可能性有多大。据说盖特纳的指控代表美国总统奥巴马的意思，在中国汇率问题上，奥巴马的态度一向是很强硬的。他在担任伊利诺伊州参议员时，就曾联合提出议案，修改美国政府对货币操纵的定义及核准新的贸易报复措施;在竞选总统期间，提出要动用一切外交手段，迫使中国按照美国的意图升值人民币。另外，奥巴马刚入主白宫，对美中关系的重要性缺乏切实的感受，加之美国两党对人民币低估的看法基本没有分歧，许多国会议员早就呼吁制裁北京。因此，为兑现其竞选期间对选民的承诺，奥巴马政府极可能单方面发动对中国的贸易“惩罚”。

当然，美中贸易战是否打得起来，还要看中国方面的反应。但正是在这一点上，中国回旋的余地不大。汇率问题作为一国的主权，北京不会容忍华盛顿盛气凌人的公然干涉，况且，北京认为，即使按华盛顿希望的那样人民币升值40%，中美贸易顺差也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因为受制度惯性和人口因素的影响，中国的劳动力、土地和资源的价格不可能一下子大幅提高，而这些是形成中国产品具有竞争优势的主要因素。另外，导致美国对华贸易赤字的一大原因是中美贸易结构的不对等，美国限制对中国出口高科技和武器，而在这两方面，华盛顿是不可能对中国有较大松绑的。不排除在华盛顿贸易制裁的威胁下，北京会做出一些让步，但北京让步的底线是要看华盛顿索求什么。我个人认为，华盛顿最可能想得到的是以下三样东西：一是在国际金融和经济秩序重建中支持美国;二是要求中国更大的金融开放;三是要求中国购买更多的美国国债，以支持美国的经济复兴。果真如此，还不如跟美国打一场贸易战。即使输了，损失也不会比这大多少;而从目前的时机以及长期来看，虽然美中两国的力量对比，中国相对处于弱势，但一切都是变化的，最后的赢家是中国也说不定。

首先，鉴于美国市场在中国出口中所占的分量，对中国来说，贸易战最大的后果就是出口下降。这虽然会对中国的出口企业及其就业产生很大影响，大量企业可能会因此破产，然而，也要看到，由于从去年下半年起，中国对美出口降幅已经很大，再坏也坏不到那儿去。相反，没有了中国廉价商品的输入，饱受危机之困的美国家庭恐怕会雪上加霜。美国当然可以有替代选择。但结合各方面的情况看，能供应像中国这样价廉物美商品的国家是不多的。因此，美国在这方面的替代选择其实是很小的。一旦因中国商品的锐减影响到普通美国民众的生活，我相信，它必然会反映到华盛顿的决策中来，使华盛顿在制裁中国时不能不慎重考虑，从而减轻制裁的程度。

退一步讲，即使美国民众出于爱国热情，不用中国产品，美国在中国出口市场所占的比例也只有20%左右，但中国完全可以用抛售美国国债的方式进行报复。中国央行目前持有美国国债规模占到外国央行持有美国国债总规模的35.4%，占美国可流通国债总额的13.3%。这是中国在贸易战中对美国最有力的反击手段。虽然抛售美国国债也会伤及中国自己，主要是外储的贬值以及加剧出口困难，但两害相权取其轻，在美国陷入金融危机时抛售美国国债，对美国经济造成的杀伤力将不可小视。

再从长期来看，贸易战有可能促进中国真正从出口导向型的、以投资和外需为主的经济结构向以内需特别是消费为主转型，从而改变中国被动依赖和受制于人的局面。客观而言，美国压迫人民币升值固然不对，但它指出的问题正是中国发展的软肋所在。最近几年，美国都在谋求中国通过提升国内需求以降低过度的储蓄，以及通过改革金融体系来扩大消费信贷。造成中国储蓄率和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以及国际收支盈余过大，人民币升值压力剧增的根本原因，是发展方式问题，因此，解决中国经济失衡的根本办法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爆发范文篇7

衍生工具，衍生危机

金融危机当然不是什么新东西，从1825年以来已经经历过20多次；70年代以来至少三次。世界资本主义的经济周期往往首先表现为金融危机。信贷制度把闲散资本集中起来并借给人们，这样资本家的投资便不受自有资本的限制，消费者也不受现有购买力的限制。这样信贷便促进了整个经济的扩张。可是，另一方面，信用同时也掩盖了生产与消费的矛盾，使周期性生产过剩的危机更严重。资本主义的周期性生产过剩（或设备过剩）是无可避免的。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的盲目竞争；每个企业家都拚命扩充生产争夺市场，结果是有些资本家无法售出商品，于是工厂倒闭、工人失业、市场萎缩。当消费力已容不下大大扩充的生产力的时候，信用制度还在制造虚假的需求（这是泡沫经济的主要来源）。当清算的时刻来临，信用制度就使危机爆发得更猛烈。依靠借贷来投资的资本家，或者是借债消费的消费者，在生产过剩的危机中发现无法还债；而银行此时也一定“落雨收伞”，提早追讨欠款，于是便发生了金融上的连锁反应。总之，信用制度既能够刺激经济增长，同时它也使资本主义无限生产与有限购买力之间的矛盾尖锐化。

不过，90年代的金融危机同过去一切金融危机也大有不同处。尽管以前每一次经济危机爆发前都往往出现金融上的过度投机，可是同90年代以来的相比，简直小巫见大巫。90年代的新情况是金融市场日益同实际生产与贸易脱钩，投机性及流动性之大，因而不稳定性之高，是史无前例的。每天国际外汇交易量，1987年是六千亿美元，1997年为1.4万亿美元，其中只有14％同实际贸易与投资有关。外汇交易额，1982年是世界贸易的17倍，1989年是28倍，1992年是33倍。这意味绝大多数交易都是投机。每日的外汇及利率的衍生工具交易量，1995年已经达到22980亿美元；而整个国际金融市场，每日交易量达五万亿美元，仅有2％与生产及贸易有关，其余是资金的自身循环，绝大多数是投机。期货本来是从生产贸易中发展出来的。农夫害怕到秋收时谷物跌价，磨坊主人害怕到时升价。结果大家预先按协议价作好买卖，便是期货交易。这样双方都能避免价格波动的风险。期权同期货交易不同之处是期货合同规定双方必须履行交易，而期权则只赋予买家或卖家进行交易的权利，当事人有权不行使这个权利。期权交易可以用来对冲风险。例如，一个出口商在售出货物后三个月内将收到外汇货款。但期间汇率可能下调，造成损失。为了对冲风险，他就与银行订立三个月的外汇期权。他付出按金后，就得到一张合约，据此他可以根据汇率变化决定是否履约。

假如市场汇率低于合同汇率，他履约就能避免损失；如果市场汇率高于合同汇率，他可以不履约，还可以市价卖出他的外汇，这样，汇率下跌的损失就被控制，而汇率上升的好处却保留了。在正常情况下，对冲可以减低资本家的风险，但是对个别资本家有利并不一定代表对整个社会同样有利。有人举这样的例子：假定生产稻米可以有两种不同方式，一个较保险，一个有较高产量，但同时受虫害的风险较高。在没有期货市场的情况下，农夫不会选择第二种方式。有了期货市场，农夫才会较有可能选择它。但是，这样整个社会的稻米供应就会比没有期货市场时更为波动，对普通人民的生计影响也更大。总之，期货即使能降低个人风险，社会风险并没有降低，反倒有可能提高。何况，所谓减低个人风险，也只是在正常情况下行得通。亨伍德在《华尔街》一书中指出：“人们以为自己已做了对冲，但当市场变得疯狂的时候，他们的风险结果并没有被对冲，因为他们赖以立足的所有假定都粉碎了。这时各种正常的价格关系，例如长期利率与短期利率之间，又或是升跌一向接近的两种货币，忽然崩溃；又例如供求之间的巨大不平衡使买卖价之间相差太大；市场忽然只有卖家，没有买家，资产的折现力消失等。”（39～40页）

目前，衍生工具大部分已经同实际生产与贸易没有任何关系，纯粹是投机而已。以美国为例，农产品期货只占全部期货市场的15％，而金融期货占了70％。香港的棉花期货因为无人问津而要在1981年关闭。在金融期货中，绝大部分也是投机。1993年，全球最大的22家从事金融衍生工具交易的金融机构，衍生资产面值为24万亿美元，比1993年世界七大经济强国的国民生产总值（GNP）之和16万亿美元还要多八万亿。天文数字的资金都耗费在赌搏中，这样就只会令整体风险大增。其实，1987年股灾已经说明期货市场的危险性。当时香港期交所便差点破产（是港英拯救了它，不是市场的自动调节之功）。但是各国政府全无吸收教训，而像LTCM那类的对冲专家，还自以为利用高深数学，已经找到了“避免风险模型”，可是，由于俄罗斯金融危机而造成孳息差距忽然扩大，使LTCM一个月内损失了近五成资产。

股市的作用是为实际生产集资吗

经济学教科书总爱说：股票市场的作用就是为实际生产筹集资本。马克思不是说过，如果没有股份公司，要个别企业自己兴建铁路不知要等多少年吗？亨伍德一书却指出，今天股票市场同过去一个重大分别，恰恰在于它为实际生产的集资功能已大大减少了：“在1952年至1997年之间，92％的资本开支是由企业自有资本所支付的。……在80及90年代，可以经常听到大工业企业不知道怎样处理手上的数以十亿计的美元现金。股市对于为股市外融资差不多毫无贡献。在1901～1996年之间，新股净发行额等于非金融机构的资本开支的不过4％。这个平均数还是夸大的，因为20世纪初，企业大量上市。在1901～1929年之间，新股发行等于实际投资的11％。近年由于收购合并潮，股票回购比新发行的还要多。新股发行在1980～1997年之间等于资本开支的-11％，使股票市场看来（似乎有点超现实主义）是融资的负来源。但若除开上述期限，而只限于看1946～1979年之间，股票不过为5％的实际投资融资而已。这个现象在第一世界其他国家是同样真实的。在第三世界，数字较像20世纪初的美国，但是同样因为许多企业初次上市所致，而不是现有企业为集资而发行新股。”（72～73页）“在1981及1997年之间，多起兼并收购中，美国非金融机构所回购的股票，比他们所发行的还要多8130亿美元。

当然，有个别企业的确是为集资而发行新股，但令人惊奇的是极少是用于投资。《华尔街日报》一篇文章谈到1996年新股发行之多令人目眩，但是指出其背后动力是海外私有化及美国企业持续的重整。换言之，即使是在发行新股市场，主要跟所有权的安排及重整有关，同集资关系较少。大多数股票买卖都是现有股票买卖。1997年新发行股票为1000亿美元，但那只是纽约证券交易所一周交易额而已。”（3～4页）

股市对促进实际生产的作用日益减少。它的主要作用，实际是帮助大资本家的财富集中以及加强对中小股东的控制。亨伍德指出“非金融机构一直以来把日多的利润分配给外面投资者（股民），而后者实际上并无对任何真实企业投资，只不过是从先前的持有者购入这些企业的债券或者股票。就从股息这一基本分配谈起吧。从50年代初直至70年代中，企业付出其税后利润的44％作为股息。在70年代末，这个数字稍为下降。然后又急速上升。从1990～1997年，非金融机构拿税后利润的60％来派息”。（73页）不论所谓“人民资本主义”的论调叫得怎么响，大部份金融财富都是在富豪阶级手上。“在1995年，最富有的1％家庭（约200万成年人）拥有个人所有的股票的42％，债券的56％。最富有的10％家庭拥有二者的近九成。由于全国家庭拥有一半企业股票，那就意味着那挺风光的1％家庭拥有美国企业的1/4生产资本及其未来利润。那10％拥有近半。”（66～67页）美国股市市值占全世界42％。谁也不能说美国的例子没有代表性。大家知道，大股东并不需要握有全部股票才能控制股份公司。他们只需持有20％甚至10％，就有可能这样做。所以那最风光的10％大股东所操控的财产比实际所有量所表示的要大很多。近年来大陆学者不断引述马克思有关股份公司的“正面”言论来说明大搞股票市场之必要，但总是忘了引述马克思接续的话：股份制度“再生产出了一种新的金融贵族，一种新的寄生虫－－发起人，创业人和徒有其名的董事；并在创立公司、发行股票和进行股票交易方面再生产出了一整套投机和欺诈活动。这是一种没有私有财产控制的私人生产。……在这里，一切尺度，一切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多少还可以站得住脚的辩护理由都消失了。进行投机的批发商人（这里马克思特别举商业批发商为例，但他实际指的是包括股份制在内整个信用制度－－作者按）是拿社会的财产，而不是拿自己的财产来进行冒险的。资本起源于节约的说法，也是荒唐的，因为那种人正是要求别人为他而节约。”①他这番话虽说于百多年前，今天读来还是历久常新呢。

债务危机

金融投机没有银行信贷的支持是不可想象的。再加上其他私人债务及公债，就表现为自80年代以来，世界债务的惊人发展。同时，债务危机亦多次爆发，终于发展为1989年以来亚洲、俄罗斯及拉美的债务危机。亚洲奇迹在相当程度上是由高投资率而来的。许多亚洲国家投资率高于30％，而泰国、马来西亚更高于40％。但高投资率是由高额外债所支持的。整个90年代，东亚地区的私人贷款增长率都远超GDP增长率，以致外债占GDP的百分比极高。1995年，马来西亚、泰国都分别高达39％及33％，印尼及菲律宾更高至53％。一旦他们的出口由于各国过度竞争而减少，外汇收入亦减，这时就很容易还不起债。再给国际游资狙击一下，金融危机便一下子爆发。其实，80年代拉美已经吃过过度借债的苦头。亚洲各国今天不过是重蹈覆辙罢了。在亚洲危机爆发之前，西方及日本银行作为主要债权人，一直都相信一些经济学家的理论：拉美的债务之所以出现危机，因为钱都是借给政府，而政府官僚并不懂得按市场规律去投资。亚洲不会重蹈覆辙，因为外债以私人企业债务为主，他们不会像官僚那样乱花钱。结果怎样，现在大家都心知肚明了。在危机之初，西方尚把责任全推在什么“裙带资本主义”，现在也少谈了。

因为危机早已不限于亚洲。究竟世界外债有多少？整个第三世界外债由1980年的5670亿美元增至1992年的14190亿美元。在12年间总债务上升了两倍半。同期，利息及本金支出共计16620亿，是1980年债务的三倍。在这12年间，第三世界所付出的理应还清欠债，但到头来却债台更高筑。关键原因是西方及日本银行家所设计的还债机制：他们要第三世界借新债还旧债；而同时第三世界的出口换汇能力由于原料价跌而大为削弱。债务成为第三世界输送巨量资金给发达国的食利阶级的重要机制。发达国家的外债又如何？七大工业国在1994年所负外债为2780亿美元。数字不高，是因为美加的巨大外债为日、德的巨大国外债权所抵消：

表－1：1984年七大工业国外债或债权额（亿美元）

美国-7810法国-880意大利-1090加拿大-2140

日本+6880德国+2030英国230共计-2780

如果我们再看看发达国家的公债，就能更清楚发达国家的金融资本怎样发财。这些国家的政府无一不向金融市场大量举债用于支出（商界把责任推到福利开支太高；为什么他们不去归咎那天文数字的军费开支？）。欧盟的公债在1993年达到四万亿美元，美国是4.9万亿美元（美国公债占GDP比例，1974年是23％，1997年是47％）。意大利一国每年的利息支出高达国家预算的20％。美国偿付利息占联邦财政之比，1950～1980年平均为7％，1982～1990年却达到13.4％。公债就是资产阶级套在政府脖子上的绳索，确保政府乖乖为他们服务，同时又能使自己财源滚滚而来（美国八成公债握在10％最富有的人手中）。债务越大，银行以及整个食利阶级就越发财（虽然银行的钱主要是别人的存款）。公债如是，私债亦如是。我们在此举美国为例。美国家庭债务与其税后收入相比，1952年不到40％，到了1992年高达90％。在1997年末，美国家庭花了一万亿来还债，亦即他们的税后收入的17％。而1960年的数字只是不到14％。反映整个食利阶级所得分配直线上升。美国非金融企业借钱并不主要为了实际投资。亨伍德指出，借钱主要为了筹资从事股票回购及兼并。结果是工业企业偿付利息占利润之比，1950～1973年为3.8％，1990～1996年为24％。至于金融机构，在1997年借了五万多亿美元。其中很多也只是像量子基金或LTCM之类作为投机之用而已。香港没有外债，也没有多少公债，但私人债务却高达GDP的161％（1996年），比新加坡的96％高出很多。其中物业贷款占了近一半，而其中的投机成份亦很高。结果就是香港泡沫经济的破灭。然而，在全球范畴，这么高的债务，而投机成份又这么重，危机早晚爆发实在是不难想象的。信用的杠杆作用，在资本主义繁荣期可以很大，在衰退期尤其如此。在1997年之前几年，各国由于互相激烈竞争，亚洲各国已经出现出口下降，设备闲置率上升的情况。例如，当时世界汔车业的闲置设备高达40％。由于南韩在汽车业与日本激烈竞争，导致南韩一方面债台高筑，一方面工业设备闲置高达30％。半导体市场的过剩也是令包括南韩在内的许多亚洲国家出口减少的原因之一。事实上，亚洲四小虎1995年出口增长23％，1996年只有5.6％。一旦国际贸易盈余逆转，各种外国证券投资便疯狂离场，触发起金融风暴。马克思说：“如果说信用制度表现为生产过剩和商业过度投机的主要杠杆，那只是因为按性质来说可以伸缩的再生产程度，在这里被强化到了极限。它所以会被强化，是因为很大一部分社会资本为社会资本的非所有者所使用，这种人办起事来和那种亲自执行职能，小心谨慎地权衡其私人资本的界限的所有者完全不同。……同时，信用加速了这种矛盾的暴力的爆发，即危机，因而加强了旧生产方式解体的各样要素。”②公务员之家

金融危机反映资本主义衰落

为什么这么多资金不流向实际生产，而是流向投机？这是同70年代以来世界资本主义走向衰落分不开的。两方面数字可以为证。一个是经济增长率。西方发达国家的增长率在90年代比50、60年代下降一半。另一个是工业利润率。1970～1990年，七大工业国的工业利润率比1950～1970年期间降低了40％，1990年比1973年降低了27％，比1965年低了45％。亚洲虽然在70、80年代有较高利润，但总的趋势一样是下降。

表－2：工业的平均净利润率（％）

1963～1971年1972～1980年1981～1990年

南韩39.727.716.9

日本48.222.914.4

美国28.417.412.6

欧洲16.412.713.4

来源："InternationalSocialism"No.78,41页。

一方面是工业利润率趋降，使工业日益难以吸引投资；另一方面，由于各国先后撤消对金融的监管、债务上升以及大量减税，使金融资本大为发财，这些没有出路的资金便流向金融投机。美国私人对金融、保险、物业的投资，在1975～1990年之间翻了一翻，从12～13％上升为25～26％。在1982～1990年，差不多1/3的设备与楼房的私人投资落在上述部分，比任何部分（包括工业）都多。因此，同过去相比，金融资本今天的规模，它所侵吞的国民收入，它之不仅日益脱离实际经济而且对实际经济的破坏作用甚于促进作用，都是史无前例的。所谓金融资本，是指银行资本与工业资本的融合，其中又以前者起支配作用。同过去相比，今天银行的支配作用下降了，而且世界金融市场也大到任谁都难以操纵（当然在一国范围内仍有很大分别）的地步。一方面，许多工业企业现在已发展为跨国公司，它们的盈利不仅足以为自己的实业投资融资（所以它们不像过去那样依赖银行信用），而且有余钱参与金融投机。另一方面，各种投资基金，包括互惠基金、退休基金、对冲基金等等之兴起并成为金融市场的重要参与者，也使银行的吃重角色稍为下降。这个状况在英美最为明显。据估计，全球的投资基金竟达七万亿美元。银行的竞争对手增加了，银行与企业之间的较为紧密的关系也逐步打破了。近年来，连日本、德国这类一向由银行起中心作用的传统金融资本帝国（英美的银行资本同工业资本一向不如它们融合得那样紧密），也在全球金融自由化的冲击下逐渐向英美向齐。这种由“银行为中心”变为“金融市场为中心”的改变，一直是被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指为自由市场胜利的明证。是的，同过去相比，在现代金融资本中，银行对金融市场的影响力明显下降了，而市场的自发调节的力量上升了，但是，让全球数以万亿计资金毫无秩序地流动，甚至连它们的正确数字都无人知晓，这样造成的损害并不见得少于传统的金融资本。20世纪初的金融资本的发展导致帝国主义瓜分全球及为再瓜分而进行的世界大战。90年代的金融资本呢，则是打着自由市场的旗号自由地冲垮较弱的国家的经济，造成全球化危机以及全球性的两极分化。这一切，也同样为各种战争、动乱、屠杀、饥荒、环境灾难铺平道路。

结语

在当代资本主义的金融制度中，从大银行家到基金经理，从大股东到大食利者，无一不是拿别人（中小存户、中小股民、向医疗、退休基金供款的雇员）的钱去冒险，发财就大半装进自己口袋，一旦投资泡汤，由于规模过巨，政府不敢不救，所造成的损害就由社会负担。但是，同几年前不同的是，资产阶级国家搭救闯了大祸的资本家的能力已经大为削弱了。在1958年，十大帝国主义国家的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比私人资本家的还要多五倍，到了1986年，这种关系完全倒转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康德苏日前承认：目前的危机不是国家范围的危机，而是整个制度的危机。说得好！但还不够透彻。是什么制度的危机呢？马克思指出，是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与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的危机。历次的金融危机表明，社会生产力已经高到和社会化到这样一个阶段，除了把它们交给社会管理之外，再也没有办法驯服它并使它为人类谋幸福。继续让资本家控制就只有造成灾难。只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才承认股份制的正面历史作用，因为它代表资本主义生产已发展到高度社会化的阶段，为普罗大众废除资本所有权并自行当家作主奠定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工人阶级把一切资本置于自己的集体控制下，按照民主原则及大众的利益来发展生产：“在股份公司内，职能已经同资本所有权相分离，因而劳动也已经完全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剩余劳动的所有权相分离。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财产所必需的过渡点，不过这种财产不再是各个互相分离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财产，即直接的社会财产。……资本主义的股份企业，也和合作工厂一样，应当被看作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只不过在前者那里，对立是消极地扬弃的，而在后者那里，对立是积极地扬弃的。”③

上文所谓“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就是工人阶级联合起来民主地生产与管理社会。经济学教科书，爱把资本家称为“生产者”。这是盗窃。工人才是生产者。资本家的利润是从剥削作为生产阶级的工人而来的。称资本家为“生产者”，其实是进一步窃夺了工人的精神财产。在90年代，当资本家日益成为食利阶级的时候，叫他们作“生产者”就更显荒唐。工人阶级需要的就是把一切生产工具及把“生产者”的称号都一并夺回来并共同民主经营。

主要参考资料：

1、"WallStreet",byDougHenwood,Verso1998,London.

2、"TheEconomicsofGlobalTurbulence",byRobertBrenner,"NewLeftReview"No.229,1998,London.

爆发范文篇8

关键词：美国；金融危机；原因

1事件背景

1.1金融危机的发生

2007年2月13日，美国新世纪金融公司(NewCenturyFi-nance)发出2006年第四季度盈利预警。汇丰控股为在美次级房贷业务增加18亿美元坏账准备。面对来自华尔街174亿美元逼债，作为美国第二大次级抵押贷款公司——新世纪金融(NeWCenturyFinancialCorp)在2007年4月2日宣布申请破产保护、裁减54％的员工。

2007年8月2日，德国工业银行宣布盈利预警，后来更估计出现了82亿欧元的亏损，因为旗下的一个规模为127亿欧元为“莱茵兰基金”(RhinelandFunding)以及银行本身少量的参与了美国房地产次级抵押贷款市场业务而遭到巨大损失。德国央行召集全国银行同业商讨拯救德国工业银行的篮子计划。

2007年8月13日，日本第二大银行瑞穗银行的母公司瑞穗集团宣布与美国次贷相关损失为6亿日元。日、韩银行已因美国次级房贷风暴产生损失。据瑞银证券日本公司的估计，日本九大银行持有美国次级房贷担保证券已超过一万亿日元。此外，包括Woori在内的5家韩国银行总计投资5.65亿美元的担保债权凭证(CDO)。投资者担心美国次贷问题会对全球金融市场带来强大冲击。不过日本分析师深信日本各银行投资的担保债权凭证绝大多数为最高信用评等，次贷危机影响有限。其后花旗集团也宣布，2007年7月份由次贷引起的损失达7亿美元，不过对于一个年盈利200亿美元的金融集团，这个也只是小数目。

2008年7月13日美国财政部和联邦储备委员会宣布救助两大住房抵押贷款融资机构房利美和房地美，提高“两房”信用额度，并承诺必要情况下购入两公司股份。2009年9月15日雷曼兄弟宣布将依据以重建为前提的美国联邦破产法第11章申请破产保护。这些事件的发生标志着金融危机到来。

1.2事件背景

1.2.1目前各国的反应

美联储再降息75基点至历史最低逼近零利。为阻经济进一步下滑，美联储将联邦基金利率降到历史最低，并将通过一切途径来应对金融危机经济衰退。剑指零利率，瑞士韩国加入降息大军。继加拿大降息之后，韩国和瑞士央行宣布将基准利率下调100基点和50基点，分别创历史新低和四年低点。

欧盟开会统一成员园救市步伐。昨日，为了统一救市步伐，欧盟各国领导人齐聚布鲁塞尔开始为期两天的峰会，希望寻求携手拯救重创的实体经济。

1.2.2产生的后果

美国金融危机已演变为一场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华尔街来的这场金融风暴席卷了全球的各个角落，这次危机发展迅猛，影响巨大，美国、欧洲国家和地区失业率激增，美元贬值，工厂大批量倒闭，一些百年企业如悍马也在这次危机中倒下。这场危机目前可以划分为3个层次：第—个层次是债务危机。借了住房贷款的人不能按时还本付息。第二个层次是流动性的危机。很多银行、金融机构破产，不能满足债权人变现的要求。第三个层次是信用危机。人们对建立在信用基础上的金融活动产生了空前的怀疑。

2所用理论

2.1费沙的利息理论

费沙的利息理论变量主要是3个：收人、利率、财富。收入由生产力决定，利率由市场决定，财富是被动的，由收入及利率决定(再简化是财富等于长期收入除以利率)。

加进货币，有通胀或通缩的可能，市场对前景的预期于是引进，上述3个变量的关系可能变得深不可测。但是利率往往由政府左右，再不是全由市场决定，人们预期的转变更加复杂。如果再加上交易或讯息费用，市场的借贷或与金融有关的合约就更不安全。

费沙的理论说明财富是由收入与利率决定的复杂因素的引进，财富可以不管收入或利率而暴升或暴跌。这就是楼价或股市的大落大上可使市民哭笑无常的原因。一般而言，这些是政府及央行的责任。

2.2双层合约的理论

一个国家的经济制度是庞大的合约组织，可分两个层面。其一是产出方面的，包括工商业、服务业与房地产；其二是金融方面的，包括银行、证券经纪行、财务机构及联邦储备局。

各层有自己的合约结构，而层与层之间也有多种合约相连。金融层面要靠产出层面的融资与贸易的需求而获利；产出层面要靠金融层面的协助才能适当地运作。息息相关，一个层面出事，因为有合约的串连，对整体可以是大件事。

3原因分析

3.1债券资本化

次贷危机的核心问题是，将没有实物财产作担保的债权赁证进入经济流通领域，实际结果可能造成，信用成为财产的一种类型，信用具有实际经济价值。

一般债权赁证不能财产质押对象，但实施后，一般债权赁证可以作为质押赁证，具有财产价值。

持有巨额次级债券的金融机构突然遭遇债券交易中断，相当于中央银行将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猛然提高到100％，货币不能流动，就不能再创造货币，金融市场只能崩溃。

资产证券化本身没有错，错的是美国人发明了次级贷，错上错是把次级贷搞成可以无限制放大的次级债。

证券资本化使美国的金融市场蒙上一片浮沙，可以赚钱，但你要懂得怎样避重就轻，在浮沙走动时你要步步为营，一眼关七，不可有半步差池。

下面举例说明，一栋市值100万的房子，按出去借70万，借贷与资产的比率是0.7。房价下跌至80万，安全；房价跌至60万，借者断供，贷者收回房子，亏10万，可以继续追讨。房子100万，按70，跟着再补按或加按(secondmortgage)10万，共借80，借贷，资产比率是0.8。房价下降有类同的问题。

房价100万，按70，持着借据的人把借据再按出去给第三者，借10万，总贷款是80，借贷，资产比率是0.8，也安全。但如果拿着70万借据的人把借据按出去给第三者，借50，市价百万的房子的总借额是120，借贷，资产比率是1.2，高于一，不安全。如果欠钱的继续付利息，可以持久地相安无事，但一旦风吹草动，贷款者要收回，房子所值不够分，一层追一层就麻烦了。一般而言，以同一房子向几处借贷(即secondandthirdmortgage)，其借贷，资产比率是不会高于一的。这是因为贷款的人会先查清楚这房子究竟有多少个债主。问题是一手转一手的借法，不是补按，而是按上按，土地注册上房子只有一个债主，看似安全，但上述的借贷比率可以升得很高，大家供息相安无事，房价下跌只一方断供可以是灾难。

3.2利率波动

美国为了缓解次贷危机从2007年初进行多次利率大副调整。美联储来来回回调整利率致使社会预期出错。比如，一个员工预期工资3000美元，在工资发放前，她按这样的心理预期提前借贷消费，但是，当利率降低最终引起通货膨胀等原因使得实际发放的工资只有1000美元或者更少，这会使她的现金流断掉，该员工会“破产”。

3.3杠杆作用

杠杆的作用导致信用过度扩张本身并不一定会导致最终出现信用危机，怕就怕在系统性风险上，就是概率统计中的大数定律不再成立，正负风险无法抵消时就危险了，而美国这次的确是这样子的。公务员之家

杠杆越大，为何风险就越大呢?原因在于信用的本质是靠预期，而预期本身就意味着风险，那么你靠的越多人的预期，风险就越大。

3.4双层合约的理论分析

我们可分两个层面看美国。其一是产出方面的，包括工商业、服务业与房地产。其二是金融方面的，包括银行、证券经纪行、财务机构及联邦储备局。

美国的困境是整层的金融合约结构倒塌了下来。长远一点看，平复目前的金融风暴是要把这金融层面修理好。

爆发范文篇9

关键词：高校体育运动；爆发力；训练方法

随着信息化网络技术的高速发展，越来越多的游戏出现在高校大学生的视野中。高校大学生在游戏中的虚拟世界里面能够将各种现实中不能够实现的想法实现，例如：和博尔特同场竞技并击败博尔特，和乔丹、科比、詹姆斯等篮球巨星组队打篮球，和苏炳添、谢振业、莫有雪合作进行4x100米接力赛跑，等等［1］。通过游戏，高校大学生能够获得现实中所不能获得的成就感。所以，很多学生对体育运动不感兴趣。目前，很多高校的大学生在进入大学之前就缺乏运动，导致自身的身体素质很差。进入大学后，学生在进行体育运动的时候，不能够爆发出强有力的爆发力，大学生就会对自身的能力产生质疑，从而丧失对体育运动的兴趣，这也是学生对体育运动不感兴趣的原因之一。提高高校大学生在进行体育运动时的爆发力，是增强高校大学生对体育运动兴趣的重要方式之一。

1．高校体育运动爆发力训练的积极意义

高校进行体育教学的目的不仅是加强学生的身体素质，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体育精神。在体育教学的过程中，体育运动爆发力的训练是一项重要的教学内容。爆发力，是指单位时间内所做的功［2］。学生在进行体育运动的时候，爆发力是速度与力量的结合。对学生进行爆发力的训练，能够促进学生培养、创新体育能力，也能够有效的培养学生的终身体育意识。第1，通过体育运动爆发力的训练，能够促进学生培养、创新体育能力。爆发力是反映高校大学生体育能力的强弱的重要指标，也是反映学生体育技能的客观凭证。对于高校的大学生而言，体育运动爆发力是学生体育运动的基本能力，也是学生创新体育的基本能力。在体育运动过程中，能够根据实际情况，通过不同的方式提高自己的爆发力。第2，通过体育运动爆发力的训练，能够有效的培养学生的终身体育意识。体育运动爆发力的训练，能够更好的挖掘学生的身体潜能。高校大学生在进入高校之前，已经经历过多年的体育学习，对体育具有较高的认识。在进入大学之后，通过更加系统的爆发力训练，能够更好的培养学生对于体育的认知。通过深化学生对体育的认知，从而培养学生的终身体育意识。

2．提高高校学生运动爆发力的训练方法

面对我国高校大学生在进行体育运动时爆发力不强的问题，众多高校对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经过长期的探索后，对部分体育项目制定了较为完善的爆发力训练方法。例如，为了提高田径运动员的起跑速度，运动员需要尽可能的开发自身的潜力，在瞬间爆发出较强的力量，从而加快起跑速度，采用负荷训练和速度训练相结合的方式来提高运动员的爆发力［3］。但是，在进行体育教育时，高校大学生不是专业运动员，高校大学生需要进行全面的发展。提高爆发力的方式方法不能只局限于某一项或一些体育项目上，要进行全面的研究，探究出一种适合各项体育运动提高爆发力的训练体系。另外，高校大学生的身体素质也不尽相同，采用专业的爆发力训练方式不一定能提高高校大学生的爆发力，而且还有可能适得其反，导致学生在进行体育运动爆发力训练的时候受伤。所以，高校在进行体育运动爆发力的训练方式探索过程中，应该立足于高校大学生的实际身体素质和高校体育教学的实际情况。通过常规的教学方式，结合课内外的有效指导，从而实现高校大学生体育运动爆发力的全面提升。2．1课堂基础环节的训练。高校体育教师在课堂上对学生进行体育运动爆发力的训练，是提高高校学生体育运动爆发力的重要途径之一，也是最有效的方式之一［4］。体育教师根据体育科目的教学大纲制定符合实际情况的教学计划，在教学过程中，有计划、有目的的进行体育教学。在实际的高校体育教学环节中，每学期或者每个阶段的体育项目应该发生变化，令学生接触更多体育运动的同时，加强学生对体育运动的热爱，使大学生得到全面的发展。高校体育教师中在进行体育教学时，要根据教学内容和教学进度对学生进行相应的体育运动爆发力的训练，将基础体育教学和爆发力训练这两者有效的结合在一起，丰富教学内容的同时，也可极大程度的激发学生对体育运动爆发力训练的兴趣。通过这种方式进行体育教学，不仅能够对学生进行专业教学，还可具有针对性的进行体育运动爆发力的训练，最终实现学生的体育运动爆发力提升、体育运动项目专业能力和技巧提高的综合性教学目标。高校体育教师在进行体育运动项目的教学过程中，要合理的规划课堂时间，将体育项目专业性教学和体育运动爆发力训练进行科学的安排。另外，体育运动爆发力的训练要根据实际的教学内容进行相应的调整，确保体育运动爆发力的训练能够与基础体育教学内容紧密结合，从而有效的提升高校大学生对体育项目的学习兴趣。2．2课堂专业环节的训练。高校体育教师在进行教学大纲的制定时，可以根据教学内容对相应的体育运动爆发力进行训练计划的制定。在制定体育运动爆发力的训练计划时，一定要紧紧地围绕“科学、专业、有效”的指导方针进行相关的工作［5］。其中，“专业”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实际体育教学环节中，有针对性的进行专业的体育运动爆发力训练，教学内容一定要专业，这样，体育运动爆发力的训练结果才能有效的提升。对体育运动爆发力的训练进行一定的课时安排，提高对体育爆发力训练的重视。另外，对体育运动爆发力进行专业性的训练，可以使高校大学生更加系统的接受相关的训练方法，学生在训练的过程中也能够循序渐进地提高自身的爆发力。在进行体育运动的时候，学生的爆发力能够更加专业的实施出来。学生通过专业的训练之后，直观的感受到体育运动爆发力的提升能够更好地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从而更好的提升大学生的爆发力。例如，在足球的体育教学过程中，体育教师根据足球的特点进行相应的爆发力训练，全面的提升大学生的足球运动爆发力。每周进行一次足球运动爆发力的训练，令学生进行小负荷的速度训练、大负荷的长跑训练等，提升学生在进行足球比赛时候的耐力和速度，在球场上，够通过场上的形势进行及时的调整，从而发挥出更好的爆发力来赢得比赛［6］。2．3课外专业环节的训练。高校大学生具有较多的课余时间，有效的利用课余时间进行专业爆发力的训练不仅能够强身健体，还能够从网络游戏的虚拟世界走出来。课外专业环节的训练形式多种多样，一般是指学生利用课余的自由时间，主动地将学校的体育资源有效的利用起来，进行有针对性地专业爆发力训练。为了更大程度的激发学生的积极主动性，高校应该对此给予足够的重视，在实际中，给予较大力度的支持，开放更多的体育训练资源，例如训练场地、健身房和其他的训练设备等。学生在进行课外爆发力专业训练的时候，要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进行适度的训练。另外，学生在进行爆发力的训练时，可以组织具有相同兴趣的同学一块进行，通过团队的形式进行爆发力的训练，互相监督。同时，彼此之间通过心得的交流，能够更加系统的完善自己的训练体系，从而有效的提升自身的爆发力。

3．结束语

爆发范文篇10

社会信任危机的爆发，原因是多方面的。

1．中国社会大发展的背景使然

几千年来，中国长期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而与这种经济状态相适应的是以私人关系为基础的人际信任和传统的道德性的社会信任，用一个专业的术语是人与人之间具有“信息的对称性和行为的高度可预测性”。而如今，中国处于经济上的大发展以及经济和社会的全球化状态之中，人的活动范围空前扩大，传统的以私人关系为基础的人际信任和道德性已经不能满足当前社会发展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必须依赖系统的法律法规来重新构建社会信任，而这样的体系目前在我们国家还没有真正地建立起来。

2．转型期的道德体系尚未真正建立

当今的中国正处于体制转轨和社会急剧转型期，社会各领域都在发生着深刻的变革。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带来社会利益格局的巨大调整、经济成份的多样性、利益主体的多元化、社会组织形式的多样化等，客观上形成了人们思想观念和方式的多元化。在道德建设领域，现代中国也正处于道德体系变革的十字路口，原有的道德规范所依存的社会基础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使得传统道德在总体上处于守势，在一定程度上不能反映和适应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在地位上也处于被重新审视和批判的位置，在这种情况下，旧的道德体系动摇甚至瓦解，人们道德生活中民族的、文化的、心理的机制还没有找到，出现道德的“断层”，而比较完备的、符合现代化需求的新的道德价值体系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

3．西方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的价值观念和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不断渗透，给中国的道德、伦理领域造成巨大的冲击。在当前全球化和信息网络时代，这种冲击力显得更加强劲。面对这样的冲击，一方面，由于西方科技、经济的领先地位，人们在心理上易于倾向接受西方的价值观念;另一方面，一般人又很难从整个文化精神体系上对它们进行客观的审视，往往很容易去接受某些具体的，或片面的观念。重点表现为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一切以欲望和消费为中心，关注个人欲望的满足、自我中心化等等。这种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极易消解个人的道德主体性，使人放弃对社会共同生活伦理责任，直接导致对自身传统价值心理的怀疑和价值取向的紊乱，导致道德教育的无力感。

二、学校道德素质教育现状及其与社会信任危机爆发的关系

社会信任危机的爆发，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从其表现形式来看，绝大多数都是源于人或社会组织的道德及职业素养出现了问题。要解决这场信任危机，要靠政府和社会多方面的努力，是一项系统工程。正如雨果所说，教育必须对制造社会的黑暗负责。作为为社会发展培养人才的摇篮———学校，在面临着这场社会危机的时刻，不应该只作为一个旁观者，而应该正视问题，从教育的角度来进行剖析和反思。

1．当前我国学校道德素质教育现状

我们知道，现代学校教育立足于培养人的知识技能和健全的人格，作为支撑这两大目标的学校教育课程，也普遍开设了知识技能课程和德育教育课程。但如果深入了解我国中小学阶段的教育课程安排，你会发现，基础知识课程和德育教育课程虽然一直并行存在着，但是目前出现的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由于中学阶段的教育仍然没有摆脱应试教育的桎梏，学校的知识技能课程在教师和家长眼里作为“主科”被无限量放大，而德育教育课程作为“副科”，长期以来作为学科教育的一个“陪衬”而存在着。在很多小学，其德育课程代课教师由教“主科”的教师担任，且德育课程长期被所谓“主科”课程占用的情况在很多学校普遍存在。在德育课程的考核时，教师也是采取“宽宏大量”的态度，甚至爆出某中小学在所谓的“副科”考试时老师把标准答案抄在黑板上让学生照抄填写的行为。在中学阶段，思想政治教育成为“德育的主渠道”，现行的思想政治课从1998年开始就已经没有直接道德教育的内容。中学阶段后期，学生面临着“高考”的压力，在这种“高考利益”驱使下，思想政治课程的学习被当作达成目标的一种手段，学生只注重对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的死记硬背，至于道德教育的内容，完全处于被忽略的状态。大学阶段的德育教育也基本以思想政治教育为主，德育课程的重视程度也普遍偏低。由此，不难看出，我国的德育教育从小学至大学阶段一直没有真正实现教育的功能。而对于人的道德品质培养，学校的这一环节绝不是可有可无的。

2．学校教育在人格形成阶段的重要意义

研究表明，对于人的道德发展而言，存在着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人在早期发展过程中，通过习得自己的父母或养护人的道德行为实现自己道德意识的最初萌芽，这一阶段主要处于少儿时期;第二阶段是人在社会生活中不断对周围的事物做出同情、共享的反应从而逐步掌握价值判断的标准，这一阶段主要处于青少年时期，也即是接受学校教育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人通过前期的学习，实现主动地判断、选择价值标准并长期的持续下去，也即是我们所说的“成人化”时期。从道德发展的三个阶段我们可以看出，早期的家庭教育阶段，少年儿童的德育一般只能依赖家庭成员固有的道德素质的影响去实现。而第二阶段，即是人在不断的社会化且思想观点处于重要构建阶段的青少年时期，学校教育是其接受外部教育的最主要来源，也是对其人格和德性培养的关键时期。经过了第一和第二阶段道德素养的培育和发展以后，才能使其在进入社会，作为一个具有独立行事能力的“社会人”之后，也能具备相应的道德素养，在社会活动中选择正向的道德标准。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学校教育承担着为社会培养具有现代文明、优良道德素质公民的重要职责，对青少年时期的道德教育，学校责无旁贷。我们不能指望每一个家庭，都会有高尚的哪怕是正向的道德情操，都会将下一代培养成具有高尚道德品质、哪怕是遵守道德底限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再忽视学校教育，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能指望最终从学校“毕业”踏入社会的公民能自己忽然“生长出”良好的道德情操来呢?因此，我们不难理解，如果学校培养不出良好的道德品质的人，那主流社会普遍存在信任危机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发达国家对学校道德素质教育的实施状况

对学校德育重视在很多国家有着较为突出的表现。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国际上不同国家的学校对德育教育的实施情况。美国作为现代教育比较发达的一个国家，也是一个非常强调德育教育的国家。美国当代教育家厄内斯特•波伊尔(RrnestL．Boyer)建议，“基础学校”的道德教育应当教会学生诚实、尊重、负责、同情、自律、坚忍、奉献等七项美德。美国的品德教育学院还专门组织编制品德教育课程，并经过长期、大范围的实验，从而建立其德育教育课程体系，并在其大部分的公立学校开设。在亚洲，从1987年起就成立了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日本国立教育研究所为后援的“亚洲国家道德教育研究会”，为参与国的道德教育服务。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国也是一直在学校强调和实行直接道德教育的国家。以日本为例，日本现行的中小学课程中直接施行德育教育的课程就有道德课和特别活动时间两种形式。其中小学、初中道德教育课是每学年35课时，特别活动时间每学年35～70课时不等;高中课程中道德教育纳入公民课，占全部课时的1/3。此外，日本等国教育界也同样关心间接的道德教育和隐性的课程对学生道德发展的影响，强调全体教育工作者都应承担起道德教育的责任。

四、我国如何加强学校的道德素质教育

通过反思及梳理学校的德育工作及其实施脉络可以看出，在现阶段，我国学校的德育工作可以做出一些调整。

1．对基础教育阶段的德育课程进行合理化设置

基础教育阶段的德育课程，应该是结合学生生理和心理特点做出的适应性安排。而目前我国基础教育阶段设置的德育课程，不能满足现阶段学校对学生德育教育的需求，也不能达到真正的德育教育的目的。因此，要加强中小学阶段的德育教育，首先在教学内容的安排上，应结合青少年特点，按照从易到难、从简单到复杂的德育课程顺序安排从小学至中学阶段的教学工作。在课时的安排上，建议教育部门做出明确的规定，保证充分的德育教育课时量，确保德育课时不被其它课程占用。在教学内容设置上，要改变当前过于泛化、过度政治化的德育教学内容设置，转向以道德教育为基础适度贯穿思想政治教育的学校德育，将思想政治教育建立在适度的德育基础上进行。同时，思想政治教育要考虑到不同年龄阶段教育对象的特点，要区分清楚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和对国家公务人员和党员的思想政治教育，使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可接受性强，符合青少年认识事物的规律和特点。

2．加强大学阶段职业道德教育

大学阶段除了进一步探索更深一层次的德育教育及思想政治教育外，还应将职业道德教育放在一个重要的层面上去认识。大学阶段是青年人走上工作岗位之前在学校接受教育的最后阶段(当然也不排除继续接受教育的人员)，大学阶段对职业道德的认知和理解，特别是如何将人本的道德理念与社会职业道德相连结，让青年学生将道德理念深深融入社会职业道德，遵循市场运作规范、遵守行业法律法规、恪守个人道德理念，能够坚守基本的道德底限，杜绝违法乱纪、坑蒙拐骗、为一己私利不惜牺牲他人或公众利益为代价的职业道德行为。

3．改进德育教学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