斑玉螺范文10篇

斑玉螺范文篇1

一、池塘条件

垦区内海水池塘1口，面积4亩，底质为沙泥质，含沙量80%—90%，四周条石砌成护岸，建有独立的进排水闸门各1个，进排水方便，进排水口安装网目为5—10毫米聚乙烯网，水质清新无污染。养殖区的理化因子变化范围为：水温10—30℃，斑玉螺在7℃时不摄食，38℃开始死亡，最适生长温度为20—30℃；海水比重1012—1026，比重低于1005或高于1034均会造成不适死亡；pH值76—85，pH值低于7或高于88均会不适死亡；溶解氧45毫克/升以上，低于3毫克/升时不摄食。特别注意，水质不得含超标的铁质、硫质。

二、放养前准备

放苗前20天，清除池底淤泥，翻松土层20厘米，后进水5—10厘米，用浓度为150毫克/升漂白粉(含有效氯28%)消毒浸泡，1次浸泡2天，反复3次。排干池水，在池底挖15米宽的S型水沟，中间形成的畦宽08—1米，水沟深1—15米，水沟一端接进水口，另一端连排水口，沟的横断面为V字型，利于斑玉螺爬行移动。整平埕面，疏通水沟，进水淹没埕面10—20厘米。

三、苗种来源

收集海区野生苗，规格以10—15厘米为好，收集来的苗种要立即放养。距离较远、气温较高时需采用干湿降温储运法，运输温度不要高于15℃，到达养殖地点后，待自然升温后放养。放苗密度控制在150—200个/平方米，以确保有较高的成活率。放苗后几天内，要下池检查，及时捡除死螺。

四、养殖管理

1．饲料投喂：养殖斑玉螺主要采用人工投喂鲜活鸭嘴蛤、红肉等低值贝类，即可满足其生长的营养需要。摄食习性为依靠足、吻在池底表面吸住底栖双壳贝类，分泌粘液穿透贝壳，再吸其汁食其肉。放苗后第2天即可投放饵料。水温20—30℃时，摄食旺盛，每隔10天每万粒斑玉螺投喂低值贝类2—25千克，把饵料投放在水沟两侧中上部，每次只投在全池面积的1/2—2/3上，依次轮换投饵位置，斑玉螺随觅食而移动，有利于保持底质清爽，不易产生污染。斑玉螺的摄食量随水温的上升而增加，因此，投料量要根据摄食情况、生长情况、天气情况、水质情况和放养密度确定合理的投料量，根据观察结果适当增减，灵活调整。水温低于20℃或高于30℃，斑玉螺摄食量减少，少投饵或不投饵。一般情况下，养殖1千克斑玉螺(增重部分计)，需投喂带壳低值贝壳8—10千克。

2．水质调控：水温20℃以下时，采用关水、添水、定期换水的方法，日加水10—15厘米，每5—7天换水1次。水温回升至20℃以上后，则采用全池往复式流水措施，即涨潮时进水、退潮时排水，海水沿S形水沟往复流动，流速能达到20米/秒以上尤佳，每天流水时间达16小时，并有适当干露时间，以2—3小时为宜。高流速、大流量可以促进斑玉螺生长，也可以提高成活率，但在土池条件下依靠进排水来提高流速有困难，因此必须加强对底质的日常管理。

3．日常管理：定期测定水温、比重、pH值，养殖过程中会有淤泥沉积、被斑玉螺捕捉杀死又未摄食完毕就丢弃的死亡贝体等，使底质恶化，要根据pH值的变化情况，及时处理。当pH值低于75时，使用生石灰调节，用量为5—15千克/亩，pH值高于85时，使用滑石粉调节，用量为1—2千克/亩，防止底质恶化发生螺瘟病，造成严重损失。要经常利用干露时间下池检查，清除有害生物，捡除死螺。养殖期间做好各项生产记录。

斑玉螺范文篇2

关键词：滁菊虫害;发生特点;防治措施

滁菊以名贵特产在清初进贡朝庭而得“贡菊”之称,其花蕊硕大金黄,药瓣晶莹玉白,素有“金心玉瓣、翠蒂天香”之美誉。滁菊以其特有的药用保健价值,名列全国四大名菊之首。

全椒县是滁菊主产区,民间栽培史已有600余年,为加快农业结构调整步伐,实现农民增收和地方经济发展,近年来,全椒县把加快滁菊产业发展纳入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和地方经济发展规划,积极组织滁菊生产。随着菊花种植面积不断扩大,因重茬、防治措施单一,而使主要虫害越来越重。为此,笔者于2006—2009年对滁菊重大虫害的发生防治开展调查研究,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主要虫害种类及发生特点

1.1菊蚜

菊蚜以卵越冬,翌年春季孵化为干母,孤雌生殖1～2代,然后产生有翅胎生雌蚜,5月迁入刚栽插的菊田,即在菊花上繁殖、危害,5、6月是危害主要时期,以成若蚜密集于植株嫩梢、花蕾或叶背上取食汁液,使叶片发黄、皱缩、枯萎,严重影响菊花产量。6月下旬以后气温高,多暴雨,蚜量下降,8月以后虫量再次增加,11月中下旬产生有翅的性母,迁回越冬寄主,产生无翅有性雄蚜和有性雌蚜,雌雄蚜交配后在越冬寄主枝条隙缝和芽腋处产卵越冬。

全椒县菊花蚜虫因发生期不同可分为苗蚜和伏后蚜。苗蚜一般自4月下旬零星发生,在5月上中旬成长较快。6月上中旬达高峰期,干旱少雨有利于苗蚜繁殖危害,6月下旬以后逐渐消亡。7月上旬到8月中旬,高温(3日平均气温在30℃以上)、干旱(相对湿度50%以下)、暴雨冲刷对伏蚜有抑制作用。菊蚜10月上旬零星发生,10月中下旬进入危害高峰期,直至11月中下旬采收结束。蚜虫还是病毒病传毒的媒介,蚜虫发生重的年份病毒病发生也重。

1.2小地老虎

小地老虎以幼虫食害菊花幼苗,并食害叶片,1年发生3代,以老熟幼虫或蛹越冬。第1代成虫在3月下旬出现,4—10月均有成虫发生,成虫有趋光和趋食糖醋的习性。卵产在落叶、土缝、杂草或接近地面的枝叶上。第1代幼虫危害期在5月,6月中旬、8月上旬,为第2代与第3代幼虫发生期,以1生为重。幼虫有假死性,3龄以前主要在嫩头、嫩叶上取食,食成凹斑、缺刻或孔洞;3龄后则潜入土中,夜间出土危害,常把菊花嫩苗齐地面咬断作为食料,咬食地下嫩茎及根,并可继续转移危害其他菊苗,严重者可造成缺苗断垄。

1.3菊天牛

全椒县1年发生1代,主要以幼虫和成虫在菊科植物根部越冬,少数以蛹越冬。成虫背部黑褐色,胸部背面有大块,腹部黄色,尾部末端有钳状的构造,体长1cm左右。据2006—2009年4年调查平均幼虫越冬占56.6%,成虫越冬占27.8%,蛹越冬仅占15.6%,翌年5月上旬开始化蛹,5月中旬进入化蛹高峰,6月上、中旬进入羽化始盛期,羽化高峰期在6月下旬至7月下旬。成虫具有假死性,晴天白天9∶00—10∶00、15∶00—17∶00活动最盛。雌雄成虫白天在菊花等寄主叶背活动交配,成虫产卵时将茎梢咬成小孔,将卵产于其中,每处产卵1粒,并在顶芽下10～20mm处的幼嫩部位用口器啃食皮层,咬成左右2个相近的半圆形伤口,相距1cm,伤口不久变黑,上部茎梢逐渐萎蔫,易从伤口处折断,造成植株不能正常开花,严重时整株枯死。幼虫孵化后即蛀入茎内,沿茎杆蛀食直到根部;9月幼虫老熟,在蛀道内化蛹,10月成虫羽化,并以成虫、幼虫或蛹在菊花根际越冬,少数以老熟幼虫或蛹在蛀道内越冬。

1.4斜纹夜蛾

斜纹夜蛾以初孵幼虫群聚菊花叶背取食叶肉,2龄以后分散为害,3龄以后进入暴食期,叶片、菊花的花蕾都可取食。1年发生4～5代。11月以老熟幼虫在1～3cm表土内做土室化蛹。每年为害时期皆在7—10月。

1.5叶蝉

为害滁菊主要是大青叶蝉,以成虫、若虫为害叶片,被害叶片呈现小黑点。1年发生3～5代,世代重叠,以卵在嫩枝条的皮层内越冬。翌年4月越冬卵孵化,初孵若虫群集危害,稍大后,渐迁至禾本科植物上繁殖危害。10月成虫开始迁至花木上产卵越冬。成虫趋光性强,需取食。卵块产于嫩枝或叶片主脉及茎杆组织内。成、若虫群集嫩叶背面危害。初期出现白色小点,严重时枯死脱落。枝干被害形成伤疤,导致失水枯死,并传播病毒病。

1.6菊花潜叶蝇

菊花潜叶蝇1年发生5代,以蛹越冬。成虫早春出现,成虫体长2mm左右,暗灰白色,在嫩叶背面产卵。卵多产于叶边缘的叶肉内,幼虫孵化后即取食为害。幼虫黄白色,筒状。老熟幼虫在叶内潜道的末端化蛹越冬。蛹初为黄色,后黑褐色。春夏间发生较多,危害较重。主要以幼虫从叶缘潜入叶片及嫩梢表皮下取食叶肉,形成弯曲的白色隧道,有时叶肉被吃光,造成叶片枯萎。成虫也能为害,主要是雌成虫以产卵器刺破叶组织产卵为害,雌雄成虫从刺破口吸食汁液,在叶上形成白色小斑点。

1.7菊花钻心虫

菊花钻心虫老熟幼虫体长20～30mm,体背面淡红褐色,具有暗色条纹3条。1年发生2～3代,以幼虫在植物秸秆中越冬,成虫于5月底羽化,在菊芽及叶基部产卵,6月上旬幼虫孵化。幼虫从菊芽和叶柄基部钻入茎内危害,蛀入孔附近皮色变黑,孔外有虫粪。受害株常萎蔫而死。7月下旬2代成虫羽化,8月中旬幼虫危害,以6、7月危害严重,并能钻入花蕾危害,11月虫越冬。

1.8蜗牛

蜗牛又名蜒蚰螺、水牛,是菊田较常见的有害软体动物,年度间发生有差异,雨水较多的年份产区发生普遍而且严重。全椒县为害菊花的蜗牛种类主要是同型巴蜗牛,成虫贝体软黄褐色,头上有触角两对,背上有黄褐色的螺壳;卵球形,白色光亮;成贝一次产卵20～30粒,孵化的幼贝与成贝体形相似。1年只发生1代。以成贝或幼贝在田埂土缝、残株落叶、田边杂草或乱石中越冬。翌年3月下旬开始活动,4月中旬后开始活动舔食菊花叶片、嫩茎,10—11月也为害花蕾、花朵。一般白天潜伏于隐蔽、低洼潮湿处,傍晚或清晨取食,阴天则全天为害。5—6月成贝交配产卵,卵成堆产于作物根部土壤中、草根附近或石块下。1年中有2个活动为害盛期,6—7月为第1个为害盛期。8月高温,蜗牛活动减弱。9月气温凉爽,再次进入活动为害盛期,遇温暖的阴雨天气,作物受害则更严重。11月开始越冬。当年6—7月降水量偏多,且持续时间长,地面湿度大,气候温暖,利于成贝取食、产卵,蜗牛发生重。

2防治技术

防治滁菊虫害以农业防治为基础,充分利用农业、物理和生物等措施,增强滁菊抗逆和抗虫能力。注重保护和利用自然天敌以控制害虫数量,建立健全县、镇两级病虫测报站,根据当地过去(特别是上年)虫害发生情况,结合天气、滁菊生长季节和苗情,做出虫害发生、为害的准确测报。掌握滁菊敏感生育期,在发生初期选用高效、低毒、专化性农药科学施药防治。

2.1植物检疫

规范植物检疫程序,加强菊花种苗检疫,防治检疫对象和危险性有害生物的传入[1]。

2.2农业、物理和生物等防治措施

(1)选用肥力强,向阳沥水的沙质土高床栽培,控制栽插密度,生长期清理排水沟,确保雨后排水畅通,避免涝渍;种植前彻底清除田间杂草,耕翻晒地,消灭越冬蛹和幼虫。

(2)增加充分腐熟的有机肥,施足基肥,配施磷、钾肥,使植株生长旺盛;早施追肥,中期适当控氮制苗,增加抗逆性。

(3)菊花生长期间及时整枝,改善田间通风透光条件;结合滁菊剪苗、摘顶心,随手摘除下部病叶,将枯株和落叶深理或烧掉。当嫩梢萎蔫或折断时,摘除顶梢,集中带出田外烧毁,有效减少菊蚜、菊天牛、斜纹夜蛾、菊花潜叶蝇、菊花钻心虫、叶蝉、蜗牛等初始虫源[2]。

(4)使用植物性杀虫剂和洗衣粉灭蚜、安置黄板粘杀有翅蚜,利用银灰色塑料薄膜避蚜。每年发生盛期可人工捕杀地老虎幼虫、菊天牛成虫及高龄斜纹夜蛾幼虫,可在雨后捕捉蜗牛。保护利用自然天敌昆虫,如蜘蛛、瓢虫、草蛉、寄生蜂等防治害虫[3]。

2.3化学防治措施

蚜虫发生期可选用吡虫啉或啶虫脒对水喷雾。防治菊天牛,每年6月中旬,可选用2%甲维盐1500倍液,喷2次,既可减少成虫产卵,又可杀死初孵幼虫,兼治菊花潜叶蝇、叶蝉[4]。叶蝉防治以低龄若虫期最佳。采用注射注杀茎内玉米螟、菊天牛幼虫。利用毒饵诱杀地老虎。防治斜纹夜蛾在幼虫3龄前用药,防治指标为百株卵块2块,或百株幼虫20头,用药时间应在18∶00以后进行。防治蜗牛,于发生始盛期选用2%灭旱螺毒饵6.0～7.5kg/hm2,或6%密达杀螺颗粒剂7.5～9.0kg/hm2,或8%灭蜗灵颗粒剂12～15kg/hm2均匀撒施到菊田畦内。若遇大雨,药粒易被冲散至土壤中,致使药效降低,需补施。

3参考文献

[1]方春华,刘轩武.滁菊菊天牛的发生及防治[J].安徽农业,2003(3):25.

[2]袁先阳.滁菊的常见病虫害防治方法[J].现代农业科技,2006(4):61.

斑玉螺范文篇3

关键词：渔妇；渔父；独立地位；经济发展；女性意识

一、渔人之妇：唐宋时期的渔妇

唐代，初、盛唐时期，文学中的渔父形象，仍然一如此前，逍遥自在，不受拘束，徜徉于天地山水之间。中唐开始，这个略带概念化色彩的高人形象，发生一定变化，在他独往独来的一贯形象上，出现了家庭成员。中唐刘禹锡《有獭吟》率先出现渔父的儿子：“有獭得嘉鱼，自谓天见怜。先祭不敢食，捧鳞望青玄。人立寒沙上，心专眼悁悁。渔翁以为妖，举块投其咽。呼儿贯鱼归，与獭同烹煎。”李中《渔父二首》之一，也出现渔父的稚子：“偶向芦花深处行，溪光山色晚来晴。渔家开户相迎接，稚子争窥犬吠声。”他们还都是男性家庭成员。释贯休《渔家》诗，第一次出现渔父的女性家庭成员：“赤芦盖屋低压恰，沙涨柴门水痕迭。黄鸡青犬花蒙笼，渔女渔儿扫风叶。”在渔儿之外增加了渔女。李洞《曲江渔父》写到渔父的第三代：“儿孙闲弄雪霜髯，浪飐南山影入檐。卧稳篷舟龟作枕，病来茅舍网为帘。值春游子怜莼滑，通蜀行人说鲙甜。数尺寒丝一竿竹，岂知浮世有猜嫌。”唐末任翻《越江渔父》也写到渔父孙子：“借问钓鱼者，持竿多少年。眼明汀岛畔，头白子孙前。棹入花时浪，灯留雨夜船。越江深见底，谁识此心坚。”可以看出，渔父的家庭成员在逐渐增加，从渔父之子，到其女，再到其孙，但渔人之妇尚未出现。在晚唐皮日休《西塞山泊渔家》诗中，第一次出现渔父之妇的身影：“白纶巾下髪如丝，静倚枫根坐钓矶。中妇桑村挑叶去，小儿沙市买蓑归。雨来莼菜流船滑，春后鲈鱼坠钓肥。西塞山前终日客，隔波相羡尽依依。”所谓中妇，当源于乐府古题《相逢行》《相逢狭邪行》或《三妇艳》大妇、中妇、小妇，也可能是渔人次子之妻。不过，这位中妇虽然是渔父之妻，但与渔、水无关，而是采桑者。渔妇，渔人之妇，正式出现于文学作品中，是在宋代。宋代诗歌中作为渔人之妇的渔妇，有三种类型。一种是帮助渔父做卖鱼、补网等活计、夫妻同苦乐的渔妇。此类渔妇，缘于传统渔父题材渔家乐的性质。渔家乐有三层含义，首先，它不是说渔家生活没有苦，而是因为渔父渔妇以及子孙同在渔船之上生活，所以乐。北宋中期徐积（1028—1103）《渔者》诗，写渔家生活辛苦，没有其他生计，只能钓鱼卖鱼，但渔父与妻子同在钓船之中，有儿有孙，全家准备移舟江南：缚竹编茅杂乱蓬，四篱俱是野花丛。莫道江湖山色好，篱落不禁秋后风。秋后风从西北起，身上蓑衣冷如水。夫妻却在钓船中，儿孙走入芦花里。夫妻不会作活计，辛苦卖鱼沽酒费。儿孙身上更贫穷，白日无衣夜无被。昨日前村酤酒处，今朝忽见无人住。闻道江南地更暖，移舟急望江南去。［1］11册7644其次，渔家乐是在与村农、山樵、商人的比较中产生的。与村农山樵相比，租庸制还没有管约到水面，避开了税收，所以乐。黄庭坚（1045—1105）有《渔父二首》，其一写渔父和妻、子一家，在水上辛勤地生活着，但不缴田租、赋役，倒也其乐融融：“秋风淅淅苍葭老，波浪悠悠白鬓翁。范子几年思狡兔，吕公何处兆非熊。天寒两岸识渔火，日落几家收钓筒。不困田租与王役，一船妻子乐无穷。”［1］17册11647黄氏另有一首《古渔父》诗云：“穷秋漫漫蒹葭雨，裋褐休休白发翁。范子归来思狡兔，吕公何意兆非熊。渔收亥日妻到市，醉卧水痕船信风。四海租庸人草草，太平长在碧波中。”［1］17册11647也是在租庸制约束不到的水面上，渔父正享受太平醉眠的惬意生活，而他的妻子渔妇则到集市上卖鱼。南宋周必大（1126—1204）《渔父四时歌》之四写渔父家庭生活安足，卖鱼买醉，合家翁媪儿孙团圆和美，只因不用像田家那样缴纳赋税：“白浪粘天云覆地，津人断渡征人喟。欲矜好手傲风波，故把扁舟恣游戏。雪蓑不博狐白裘，尺寸之肤暖即休。卖鱼得钱沽美酒，翁媪儿孙交劝酬。田家禾熟疲输送，乐哉篷底华胥梦。”［1］43册26697叶茵（1199—？）《渔家行》深刻地反映了渔家乐的实质：为鱼不管波浪恶，出未天明归黄昏。得来鱼可数，妻儿相对语。瓮头有齑熟，锅中无米煮。昔日鱼多江湖宽，今日江湖半属官。钓筒钓车谩百尺，团罟帆罟空多般。盖蓑腊雪杨柳岸，笼手西风芦荻滩。差差舴艋千百只，尽向其中仰衣食。几谋脱离江湖归犂鉏，似闻岁恶农家尤费力。［1］61册38243这首诗几乎对渔父渔妇生活之艰难做了全面描摹，而且颇有深入之处：往日水面宽广，鱼多，现在一半江湖归官府所有，村村家家都仰靠这有限的水面生活，各种钓车钓筒、百般渔网渔船都出动了，但渔人天未明就出门黄昏才归来，所得之鱼十分有限，妻儿相对愁语：锅中无米可炊；多次谋划脱离捕鱼生涯归回陆地耕种，但听说年岁侵欠，农家生活更加艰难。宋末姜德明《秋江渔乐图为邑人宗正纯撰》：渔翁举网秋江上，轻舟一叶波溶溶。群鱼游泳影相续，密网收来心易足。赤鳞素质影跳空，玉尺金梭光炫目。鼓枻归来日未斜，腥风吹入比邻家。家人出户欢相迓，笑举鱼筐还自夸。老妻汲泉向江口，稚子攀条折杨柳。汲泉炊水待烹鳞，贯柳携鱼去沽酒。黄昏灯火罗盘餐，妻儿笑语娱团栾。况值时清少征税，一生未解愁饥寒。却笑商人轻远别，寒帐孤眠怨妻妾。更怜农父在西畴，年丰则喜荒则忧。何如渔者生涯寄江水，取之无穷用不已。朝复暮兮醉复醒，长年啸傲烟波里。［1］72册45585这是典型的渔家乐；而渔家之所以乐，不只是鱼多，不只是他易于满足现实，不只是时清、税少，还在于同轻远别的商人、丰年喜荒年忧的农父生活的对比，渔人生活与他们的巨大差异，在他们妻儿的身上也得到体现。第三，渔家水上生活避开了战火的杀伤，所以乐。南宋末舒岳祥（1219—1298）有一首长题诗《七月十五日竞传有铁骑八百来屠，宁海人惧罹仙居祸，僦船入海，从鸱夷子游。余在龙舒精舍，事定而后闻之，幸免奔窜，深有羡于渔家之乐也，作〈渔父〉一首》，题目就揭示了宋元易代之际的战争背景，诗云：“年来避世羡渔郎，全载妻儿云水乡。隔苇鸣榔分细火，带苔收网晒斜阳。一丝寒雨鲈腮紫，半箔归潮蟹斗黄。欲逐鸱夷江海去，西风无奈稻花香。”［1］65册40978渔妇随着渔父而收网捕鱼，享受着大自然四时赐予，虽然生活清苦，但免除了陆地生活的奔波和改朝换代的战火，反而令人羡慕。在渔家乐的时代、社会、经济背景下，渔妇的作为是陪伴渔父在舟中，为其生养儿女，为其卖鱼、沽酒，或是像王镃的《渔父吟》诗所写：“竹丝篮里白鱼肥，日落江头换酒归。只恐明朝江雪冻，老妻连夜补蓑衣。”［1］68册43208竹篮里有肥鱼，到江头换酒，这位渔妇连夜为渔父缝补蓑衣。渔妇的作为非常有限，基本是渔父形象的陪衬。南宋赵蕃（1143—1229）《渔父》虽然也出现渔妇，但仅作为渔父形象的陪衬，无所作为，是渔妇形象的退化：“自得江湖乐，信无朝市求。扁舟载妻子，没齿是春秋。见客如成愕，问鱼多掉头。严陵疑可亚，范蠡岂其流。”［1］49册30626渔父渔妇都带有不少前世高人的遗风，作者认为他们属于严陵一类，而绝非范蠡那样的求利者。第二种是需要渔父养活的渔妇。此类渔妇，带有渔父题材中渔家苦的性质。现实主义诗人王令（1032—1059）有《不愿渔》诗，其一云：“终焉可百为，不愿为渔子。当时渭阳人，自是直钓耳。今非结网身，岂有得鱼喜。试身风波间，特用豢妻子。古今同为渔，意义不相似。”［1］12册8140以往的作品，都以渔父生涯为乐事，令人向往；王令则吐露另一种渔者心声：哪一种职业都可以做，就是不愿为渔者。他指出，渔父之所以以身试风波之险，只因豢养妻、子。王炎（1138—1218）《渔人》诗云：“西南月未堕，白雾吞青山。渡口无人行，老渔一舟还。呵手系短缆，袯襫犯夜寒。捕鱼养妻子，谁谓斯人闲。”［1］48册29697诗人同样对传统的渔人闲适生活、渔人形象予以颠覆：渔父冒着浓雾寒冷，犯夜捕鱼以养活妻子。袁说友（1140—1204）《舟人强以二锾多取渔人之鱼余增百钱与之作渔父行》：老父家住逢家洲，无田可种渔为舟。春和夏炎网头坐，茫茫不觉秋冬过。卖鱼日不满百钱，妻儿三口穷相煎。朝餐已了夕不饱，空手归去芦湾眠。今朝何人买鲜鲫，直得千钱酬二百。抛钱帆去了不譍，却谢君子为增益。嗟嗟莫怨行路人，满江风月侬最亲。但看渔翁更强健，银刀赤尾长鳞鳞。［1］48册29904渔父无田可耕种，只有不避寒暑地捕鱼；每天卖鱼得不到百钱，妻儿三口忍受着贫穷的熬煎；竟然还有人对他的鱼巧取豪夺。与戴复古（1167—？）唱和的宗室诗人赵汝绩，有《渔父》诗：“换米活妻子，余钱付酒家。身前舟似叶，世上事如麻。独鳖过深浦，伴鸥眠浅沙。旁人问醒醉，鼓枻入芦花。”［1］54册33618诗中的渔父喝酒所用的钱，是换米养活妻子后的余钱；前世渔父那种“独醒”的作派，于他是不可想象的。到了晚宋薛嵎（1212—？）《渔村杂诗十首再和前韵》诗，渔父连喝酒的余钱也没有了，已是无酒可销寒：“生涯小小落溪湾，妻子知时不说难。毕竟直钩为计拙，晚来无酒可销寒。”［1］63册39885尽管他的妻子善解人意，知道时艰而不向他诉说苦难，但仍然是属于被豢养的渔妇。这类诗歌中，渔妇纯粹是渔父的累赘，没有自立能力。第三种是带有香艳色彩的渔妇。北宋中期苏轼革新词坛时，曾对黄庭坚《渔父词》中的“澜浪”渔父进行讥讽，这可能保证了北宋中期的渔父、渔妇形象，如同传统那样纯洁。南宋初，高宗皇帝《渔父词》，则打破这种清纯格局，其中第十五首云：“清湾幽岛任盘纡。一舸横斜得自如。惟有此，更无居。从教红袖泣前鱼。”［2］2册1292前鱼，典出《战国策•魏策四》：“魏王与龙阳君共船而钓。龙阳君得十余鱼而涕下。王曰：‘有所不安乎？如是何不相告也？’……对曰：‘臣之始得鱼也，臣甚喜。后得又益大。今臣直欲弃臣前之所得鱼矣。今以臣之凶恶，而得为王拂枕席。今臣爵至人君，走人于庭，辟人于途，四海之内，美人亦甚多矣，闻臣之得幸于王也，必蹇裳而趋王，臣亦犹曩臣之前所得鱼也，臣亦将弃矣，臣安能无涕出乎？’”后以前鱼比喻失宠而被遗弃之人。高宗此词以帝王身份想象渔父，所写红袖未必就是渔人之妇，但似也不能完全排除渔妇。作为渔父清幽生活清纯形象对立面的“红袖”，与帮助渔父汲泉、补网的渔妇，毕竟不同。陈克（1081—？）《渔父七首》之四：“倾吴佐越早经纶，朝市风波猛乞身。不道五湖春浪急，蓬窗还有捧心人。”［1］25册16895捧心，典出《庄子•天运》，西施患心痛病捧心而颦眉，捧心人，即谓西施。诗中所咏渔父，显然是范蠡，捧心人西施当是渔妇。此渔妇与渔父一道疏离了尘世，过活于春浪蓬窗底。王谌《嘉熙戊戌季春一日画溪吟客王子信为亚愚诗禅上人作渔父词七首》之二：“翁妪齐眉妇亦贤，小姑颜貌正笄年。头发乱，髻鬟偏，爱把花枝立柂前。”［1］62册38816嘉熙戊戌，即嘉熙二年（1238）。诗写渔父一家女眷，含其妻、儿媳、女儿，是渔女群像，这在整个古代文学作品中都是很少见的现象。渔父之妪等虽未见艳丽，但皆因小姑而略带色彩。相比较，姜特立（1125—？）的《渔舍》要香艳许多：“渔舍时时须一到，水光山色净相亲。玉肌花貌不须替，自有阳台行雨人。”［1］38册24161诗中的“水光山色”“玉肌花貌”，关涉到苏轼、黄庭坚二人的词学主张（参下文），从一般眼光看，着“玉肌花貌”于“水光山色”上，已为香艳之甚，更有阳台行雨，堪称其尤。南宋末舒岳祥有一首《老渔》诗，写老渔人拥有一个少妇，也就是年少的渔妇：“少妇提鱼入市廛，儿孙满眼不知年。醉眠还伴沙头雁，身在青天月满船。”［1］65册41021老渔翁醉眠于船头、沙滩之间，儿孙满前，这位提鱼入市贩卖的“少妇”，从这首句“少”与诗题“老”相对的刻意安排，推测作者是把她作为老渔父之妇看待的，以取得对比效果，突出渔父生活的自在自由。但作为渔妇的少妇，毕竟有着一般渔妇所没有的香艳色彩。以上三种类型的渔妇，都是作为渔人之妇形象出现的，无论是与渔父同苦同乐的渔妇，还是与村农、山樵、商人相比较的渔妇，还是带有香艳色彩的渔妇，更不必说倚靠渔父生活的渔妇，都依附渔父而存在，没有取得独立的地位，她们只是渔父生活、渔父形象的点缀。独立无倚的渔妇形象，要到元代才出现。

二、打渔之妇人：元明渔妇

元人作品中的渔妇，有一部分与宋代渔妇一样，伴随渔父而出现。方回《渔家》：“全家居小艇，面色总成黧。何事偏多子，平生仅一妻。螺羮兼蚬肉，稗粥和秔粞。细省庄周语，逍遥理未齐。”［1］66册41633这个渔妇为渔父生产多子，与渔父一起生活在小艇上，面色黧黑，以螺羮蚬肉、稗粥秔粞为生。杨公远《次金东园渔家杂咏八首》之二：“篙撑舴艋闲来往，手把丝纶自卷舒。妻子已谙风露惯，篷窗便可当茅庐。”①惯于风霜雨露的渔人之妻，显然是渔人的陪伴。其他如吴师道《渔乐图》：“罾网纵横来去船，老妻含笑小童颠。旁人竞羡渔家乐，不道群鱼正可怜。”②程钜夫《渔翁图》云：“渔翁牵纶渔妇纺，膝上儿看掉车响。溪南溪北趁冬晴，水急船多欠新网。祝儿休啼手正忙，网成得鱼如汝长。”［3］509等等，亦是如此。但相较唐宋而言，元代的渔妇形象出现了新的变化，一是张扬夫妻之间同生死的感情，这与宋代同苦乐的渔父渔妇之形象已不同；二是渔妇脱离渔父独立出现，从而第一次取得独立地位。先看与渔父情同生死的渔妇形象。萨都剌《过高邮射阳湖杂咏九首》之八，写渔父渔妇一同在湖水中捕鱼，一同到城市卖鱼，出入一叶舟，生生死死到白头：“捕鱼湖中水，卖鱼城市里。夫妇一叶舟，白头共生死。”［3］1250其情堪羡。卢琦也有一首诗《过高邮》，写经过高邮所见渔家生活情景：“沙边见渔家，捕鱼湖心里。夫妇同操舟，白头共生死。破罾一天阔，小舟一叶轻。相传与子孙，终古无战争。”③渔父渔妇小舟破罾，湖心捕鱼，生死白头。傅若金《棹歌八首》之七，写渔家的生活理想：“生儿宁作渔家子，生女莫嫁征夫儿。征夫年年好远别，渔家朝暮不相离。”④所谓朝暮不相离，传达的也是下层百姓白头偕老、生死相依的诚挚感情和人生理想。这种感情和理想，与元代统治下汉族人民低下的社会地位、艰苦的物质生活，以及江南战火频仍、征役连年有关，卢琦诗中“终古无战争”，傅若金诗中“征夫年年好远别”，应该都是实录。揭傒斯《渔父》：“夫前撒网如车轮，妇后摇橹青衣裙。全家托命烟波里，扁舟为屋鸥为邻。生男已解安贫贱，生女已得供炊爨。天生网罟作田园，不教衣食看人面。男大还娶渔家女，女大还作渔家妇。朝朝骨肉在眼前，年年生计大江边。更愿官中减征赋，有钱沽酒醉中眠。虽无余羡无不足，何用世上千钟禄。”［3］1051渔父撒网，渔妇摇橹，这里不是渔父渔妇同苦乐，而是全家共死生，他们期盼的就是骨肉朝朝在眼前，期望官府减轻赋税，子女也能够以网罟作田园，年年月月、世世代代生活在江上。可见，这种类型的渔妇，虽然仍与渔父同时出现，但超越了宋代的苦乐与共，进入生死白头阶段，深入人物的情感层面，有其鲜明的时代特征。再看取得独立地位的渔妇形象。所谓独立地位，指的是渔妇不依傍渔父而出现，不再是渔父的影子。汤公雨《初至苏州登虎邱》云：“拟从阊阖种胡麻，虎阜山前好问家。何必中秋方待月，尽教经岁可看花。提筐渔妇夸鲜晚，招涉舟人闹日斜。且叩禅扉假眠息，沙弥延客已烹茶。”［4］511诗所写的这位渔妇提筐卖鱼，引得其他舟人围观闹嚷。在宋代只是提鱼一现的渔妇，在这里提筐卖鱼还夸鱼鲜，比简单的提鱼、卖鱼多了描写的“镜头”。如果说这里的渔妇还只是卖鱼而已，那么，唐元所写之渔妇，则是像搏风击浪的渔父一般伟岸了：“雨久懒出门，但觉愁如织。清溪走浑黄，何翅高百尺。鱼龙自惊恐，云树那辨色。中流渔家妇，船尾亦解刺。”①久雨之后，水流暴涨，渔妇挺立船尾，中流刺鱼。这个形象，应该是我们见到的第一位刺鱼的渔妇，在中国诗歌中具有诗史意义，值得大书特书。叶兰所写的渔妇，则是一群渔妇：“柳林港口夕阳低，惨惨昏烟鸦乱啼。渔妇卖鱼还买酒，相呼齐过画桥西。”②这里的渔妇，完全成为诗歌的主角，渔父完全退隐幕后不见身影，我们甚至不知道她的丈夫是不是渔人；而且，这不是单个渔妇，而是一群渔妇，她们从港口出来，踏着斜阳，任由昏鸦乱啼，卖完鱼买好酒，相呼一齐走过画桥。美酒，是她们自己饮，还是给丈夫饮？诗歌未明言，为我们留下悬念。但从豪迈的性格看，应该是自买自饮。试比较周权《渔翁》诗：“转棹收缗日未西，短篷斜阁断沙低。卖鱼买酒归来晚，风飐芦花雪满溪。”［3］1604即可知叶兰笔下的渔妇群像，与文人笔下的典型渔父，没有什么不同，可以说，渔妇其实已经代替了传统的渔父，获得独立地位。元代诗歌第一次正面出现不依赖渔父的渔妇，有其特殊的原因。江南本多水乡，多渔民，但元代江南的丝织业很发达，已有“专门以机织为生的机户。史载湖州有绢庄十座……杭州城内，已经出现了拥有四五架织机、雇工十余人的丝织业手工作坊。作坊内的雇工除领取工资外还要‘衣食于主人’”［5］124；同时，元朝重视手工业，在大都、上都、涿州以及江南的建康、平江、杭州等地设立织造局，织造局的工匠都是从民间搜括而来，仅至元十三年（1277），“籍江南民为工匠三十万”［6］3924，“匠户皆掌握专门的手工艺技术，子孙世袭，由政府给予一定的口粮，被长期‘鸠聚’在官营手工作坊或工场内工作”。再者，元朝政府为了镇压各地爆发的武装反抗，以及“为了发动远征日本、安南、爪哇的战争，先后在江南括马、造船、拘水手”。［5］125、130大量男性劳动力转行从事丝织业，或者被官府征集改行为工匠且子孙世袭，或者被征兵远役，都导致女性承担起传统的捕鱼工作，也担负起维持家庭生活的重担，从而催生出大量不倚靠渔父而独自水面作业的渔妇，为中国文学中女性形象增添新的成员。明代诗歌中的渔妇，在承袭元代渔妇形象特点之外，首先在诗题上有一个鲜明的变化，就是多以“渔妇”命篇，或者多出现“渔妇”字样。这也是诗歌史上的第一次，标志着渔妇作为独立的文学形象，第一次脱离渔父独立出现在诗歌题目中，标志着诗人第一次意识到为渔妇创作而非为渔父创作。在渔妇形象塑造上，明代诗歌也有三点深化。一是明代诗歌塑造了辛苦勤劳型的渔妇形象，她们在体力上也代替了渔父的所有工作，与渔父的劳作无二，这就超越了宋元渔妇简单的苦乐二分模式。宋元诗歌中的渔妇，无论是渔乐还是渔苦，都只是渔父的帮手，不是渔业的主角，都有表象化痕迹，只有极少数作品能够深刻反映出渔妇生活的实质。明代诗歌中的渔妇，真正承担着生活的重担，是渔业劳作的主人翁。范凤翼写秋夜清寒，一位渔妇深夜灯下补网：“江拖练一匹，城剪塔三层。窥竹来游妓，隔墟归醉僧。寒螀鸣上壁，怖鸽误穿藤。返棹怜渔妇，青荧补网灯。”③本来，宋诗已经出现渔妇月夜补网的情景，但那是在渔父的光照之下，在渔父的影子里补网，这里所写则没有渔父存在，渔妇无所依靠，没有虽苦也乐的情感慰藉，而且是在与游妓、醉僧两类人无所事事的鲜明对比中进行的，其辛苦辛勤就不只是体力上的身体上的，还有心灵深处的苦累。王伯稠《渔妇》塑造的渔妇，其辛苦勤劳超乎想象，远过渔父：“青布蒙头坐乳哺，村中酌酒瓦盆沽。丛丛芦荻炊烟起，罩得河边一尺鱼。”④青布蒙头，说明她刚生产不久，而刚生产不久，既要为稚子哺乳，又要在河边捕鱼，还要在芦荻丛中烧爨，其操劳可以想见。辛苦的体力劳动，使他变得像男人一样，用瓦盆买酒在村中豪饮。渔父渔妇两种人的劳动，集于她一身，只有苦不见乐。李昌祺《泊龙潭》创造了“渔妇火”这个新词，典型反映了明代渔妇的操劳和辛酸：“南辕北辙尽何求，鬓不如霜不肯休。输却江天渔妇火，寻常夜夜照扁舟。”⑤诗人本意是说自己奔波一生，到头来连渔妇都不如；而客观上，却把渔妇的辛苦也描写了出来。在中国诗歌史上，渔父形象源远流长，远比渔妇形象广为人知，但至今还没有文人墨士为渔父创造一个专有名词“渔父火”。“渔妇火”，在前代文献中从未出现过，这个新发明的语词，浓缩了所有渔妇的劳作和艰难，可以说是明代文人对渔妇群体的慰问和礼敬。二是明代渔妇由宋代渔妇的苦乐与共、元代渔妇的生死情感，进化到文化层面，明代渔妇的文化素质有所提高，不再是单纯的劳动妇女。董说《咏渔妇复用前韵》所写就是一个知识女性，虽然做的是渔妇的工作：“水面灯穿网眼疏，夜听夫子读渔书。针敲钓艇儿多戏，影照澄江镜不如。欵乃曲依元结唱，春风髻学孟光梳。浮家漫逐文禽队，石板桥南翠柳渠。”①这个渔妇懂得夜听夫子读书，会唱唐代诗人元结的《欵乃曲》，知道汉代孟光事梁鸿的典事，欲效法孟光举案齐眉连发髻也学孟光的样式。这些都是前代渔妇所没有的。“后七子”之一谢榛《渔妇》写的渔妇就是思妇：“自嫁渔郎不解愁，月高横笛楚天秋。江村杨柳浑揺落，何处佳人独倚楼？”②这位渔妇自从嫁得渔郎后便不解相思之愁，而对高楼上的佳人倚楼独望有所不解。但所谓“不解愁”“何处佳人独倚楼”，并不是说她真正不解相思之愁，正如唐代七绝圣手王昌龄《闺怨》所咏“闺中少妇不知愁”，不是不知愁、不解愁，恰恰是理解愁，这样写当然是为了衬托渔家夫妇相伴的优势，但比宋代只识得与渔父共苦乐的渔妇深入一层。黄习远《竹枝》写渔妇嫁了一位少年郎君，但他夜不归宿，渔妇为此白昼自己结网整理蓑衣，夜晚在罾上为他留灯，盼望他回来：“渔妇山中昼掩扉，学成结网葺蓑衣。嫁来夫婿空年少，罾上悬灯夜不归。”③这不是宋代渔妇承受的物质之苦，其相思、愁怨，亦皆其前辈所无。不止是渔妇不再出没风波里，而是移住山中，而且，渔妇也变成了传统闺怨题材中的思妇了。秋江湛公《渔妇词》将夫妇长相伴随的生活理想，上升到与政治对立的高度：“阿侬住在太湖边，出没风波二十年。不愿郎身做官去，愿郎撒网妾摇船。”④楚辞《渔父》塑造的高人原型，这里被移于渔妇形象，“愿”与“不愿”的对比性选择，是对许多人梦寐以求的“夫为官妻受封”模式的否定，体现出高于一般社会标准的价值观，无疑提高了这位渔妇的品位。三是明代出现了追求美丽的渔妇。一般而言，渔妇都是比较朴素的，多衣淡色、素色服装，很少化妆。所以，明代诗歌中出现爱美的渔妇，令人眼前一亮。王稚登（1535—1612）《夜泊唐栖》诗写夜泊唐栖时看见有渔妇身穿红衣：“十年频客越，四度宿唐栖。渔媍衣红袖，居人饮绿溪。月中争获稻，桑上屡驱鸡。卖酒重廊夜，家家市火齐。”⑤渔媍即渔妇。王稚登四度于唐栖所见渔妇，都穿着红色衣服。这里的红袖，绝不是宋高宗《渔父》词中用来代称美女的红袖，而是真实穿着红衣的渔妇，她的这抹红色，可谓突破了整个渔妇阶层的底色，为她们平添了美丽的因素，这个阶级群体形象因此而获得改观，变得鲜亮。陈白沙门人李承箕（1451—1505）记载说：他南游岭海，访求古今遗逸，希望得到隐逸高士以为师友；若其人不可得，将求其诗书，从而仿佛其精神而得之，乃听闻古冈少丈夫陈乐芸之诗曰：“‘箕踞长松下，忘情白发新。城市有名利，江山唯白云。’予曰：美哉！少而忘世，始而彻，终尘视斯世，而不忒者乎？《渔家词》曰：‘前江水顺水平流。渔妇移舟折海榴。折得一枝簮绿鬂，怕归渡，对人羞。’曰：美哉！华而不逞，乐而不流，不愧其冥冥者乎？”⑥海榴即石榴，诗中指石榴花，隋代江总《山庭春日》诗说“池红照海榴”，元代张可久《一支花•夏景》套曲说“海榴浓喷火”，那是大红照耀了。在陈乐芸的《渔家辞》中，这位渔妇于平流的水面上撑船，有意移转船头，折下一枝嫣红的石榴花，顺手插在绿鬓里，见了人却又不免害羞。海榴花的浓艳，脸面的娇红，刻画出渔妇形象为人忽略的爱美天性一面。这标志明代诗歌中的渔妇形象，已经进入审美层面，远高于宋元诗歌中的渔妇。

三、觉醒的女性：清代渔妇

斑玉螺范文篇4

关键词：新石器时代粟稻混作区黄河淮河生态过渡带

粟和稻是新石器时代人类种植的主要作物，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南稻北粟”成为我国农业生产的传统布局。一般说来，稻作物主要种植在南方，粟作物主要种植在北方。但是，根据考古与文献资料显示，历史上稻、粟作物的种植并非“泾渭分明”，而是有一个双方重叠的混作区。这个区域自新石器时代早期开始出现，晚期基本形成。大致位于北纬32°--37°，东经107°--120°之间，东至黄河在渤海湾的入海口，南以淮河为线，西抵伏牛山与秦岭汇合处，北达豫北地区。涵盖今陕西、河南、江苏、安徽和山东等省。

张居中先生等在1994年第1期《农业考古》上发表的《舞阳贾湖史前稻作遗存与黄淮地区史前农业》一文中提出：“从新石器时代到史初时期，整个黄淮地区,或为稻粟混作区,或为稻的栽培区,似乎始终未曾作为单纯的粟黍类栽培区而存在”的看法。在1997年举办的第二届国际农业考古学术讨论会上，笔者提交了中国新石器时代的粟稻混作区论述[1]一文的摘要，但未作详细的讨论。本文则反映了几年来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进一步思考。

一、

黄淮地区是中国文明的重要发源地。早在旧石器时代，古人类就开始在这里活动、繁衍。到新石器时代，在此基础上继续发展，形成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几大主干序列。按照地域划分，有陕西省境内老官台—半坡（仰韶）—陕西龙山文化序列、河南境内的裴李岗—仰韶—河南龙山文化序列、鲁皖苏交接地带的北辛—大汶口—典型龙山文化[2]等文化序列。随着人类活动的南北交流、东西互动，这些各具特色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也呈现出相互渗透、相互吸收的特点。粟作和稻作生产技术的交流及粟稻混作区的形成，也正是新石器时代南北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

旧石器时代，较典型的文化遗存有旧石器时代早期的陕西蓝田[3]、中期的陕西大荔[4]、偏晚的河南南召[5]、晚期的河南安阳小南海[6]等代表性遗址，另外还有河南陕县张家湾、三门峡水沟[7]、灵宝营里、许昌灵井、舞阳大岗以及陕西韩城禹门口等地也发现旧石器时代遗址[8]。黄淮之间的广阔地区自旧石器时代以来就是古人类繁衍生息的重要地区。

这一区域新石器时代文化，又明显呈现早、中、晚三个阶段。陕西序列早期以老官台文化为代表，该文化主要分布在陕西中部的关中平原和汉水上游流域，中心遗址位于黄河中游陕西华县老官台村遗址[9]。同类遗址还有陕西西乡县李家村、何家村、渭南北刘、临潼白家、华县元君庙[10]等处。该遗址与西安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具有前后相继关系。早期河南序列，以裴李岗文化[11]为代表，同类文化有数十处遗址，主要遗址有：新密莪沟、新郑裴李岗及沙窝李、长葛石固岗河、舞阳贾湖、汝州中山寨[12]等，大部分遗址分布在黄河以南的豫中地区。以后这一文化发展为仰韶文化。

早期文化的山东、江苏、安徽淮北序列，以北辛文化为代表，主要分布在泰沂山区的南侧及西侧的湖东山前平原地带，同类遗址还有江苏邳县大墩子下层[13]等。

新石器时代中期该区域内三个文化序列继续发展，从而形成以仰韶半坡文化为代表的陕西序列，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河南序列，以大汶口文化为代表的山东、江苏、安徽淮北序列。

中期陕西序列以半坡遗址[14]为代表。农业生产方式多样,既有“点耕法”,又有“刀耕法”、“耜耕法”[15]。仰韶文化前后持续2000年之久，为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一支主干。主要分布在陕西关中平原和陕、晋、豫交接地带。中心遗址位于黄河中游河南渑池县的仰韶村。代表性遗址有：陕西西安半坡（早期）遗址[16]、宝鸡北首岭（中期）遗址[17]、华县元君庙（墓地）遗址[18]、华阴横阵村遗址[19]、临潼姜寨（一期）遗址[20]等。该文化在龙山文化时期发生了分化，一部分发展为陕西龙山文化，另一部分发展为河南龙山文化。中期山东、江苏、安徽淮北序列，以大汶口文化为代表，主要分布在鲁中南、苏北地区。同类遗址还有江苏邳县大墩子早、中期[21]、江苏刘林早期[22]、江苏新沂花厅[23]、江苏连云港二涧村[24]。

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文化在中期文化基础上发展而来，并迅速传播到南北各地，在该地区形成了陕西龙山文化、河南龙山文化和典型龙山文化序列。

陕西龙山文化主要分布在陕西的渭水流域。代表性遗址有陕西长安县客省庄、长安县斗门镇、西安米高崖、临潼姜寨、武功县赵家来[25]等。河南龙山文化主要分布在豫西地区。中心遗址位于河南陕县庙底沟村，代表性遗址还有王湾三期、后岗二期、王油坊[26]等遗址。新石器时代山东—江苏—安徽淮北序列，晚期以典型龙山文化为代表，主要分布在黄河下游地区，包括山东的全境、江苏和安徽的淮河以北地区。主要遗址有山东历城县的龙山、江苏徐州高皇庙、安徽蒙城尉迟寺[27]等。

综上可知，广袤的黄淮地区是古人类繁衍生息的重要区域,也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石器时代南北文化的繁荣和相互交流、相互吸纳，为粟稻混作区的形成奠定了丰厚的社会基础。

二、

大致位于黄淮之间的粟稻混作区地貌类型多样，以平原为主，平原中有许多山脉分布。水资源丰富，地上河流由西向东顺地势向北、东、南辐射状分布，多达1000多条，由黄、淮及其支流连接成错综复杂的庞大网络。太行山东麓有大型“地下水库”之称,蕴藏着丰富的地下水资源。这就为人类的生活提供了丰富的水源。在漫长的地质演变过程中受内外地质营力作用，加之河流的冲击、切割作用，本区地貌十分发育，河流阶地、山前洪积冲击扇、山间断陷盆地等多种地貌类型分布很广。山间盆地四周的高山遮挡了恶劣气候的侵袭，又靠近水源。早期人类在此生活，以狩猎为主，依赖采集谷物为食，并学会了使用火，进入了原始的火耕农业阶段。

陕西省蓝田县位于流入三门古湖的灞河之滨，即渭水干支流流经黄土长期沉淀冲击而成的断陷盆地[28]。南倚秦岭，北界关中北山。其中一处公主岭旧石器时代遗址，距今60万年，地质年代处于早更新世中晚期，出土丽牛、大熊猫、东方剑齿象、貘、猎豹、麋鹿、毛冠鹿、水鹿、苏门羚等动物化石，富有强烈的南方色彩，称为“公主岭动物群”。当时处在间冰期，气候温暖湿润，对植物孢粉进行分析，也反映了森林-草原的植被景象。附近辋川遗址[29]，地质年代在中更新世早期，属洞穴遗址，推测是当时蓝田猿人的住所。

在另一处距公主岭仅24公里，稍晚的中更新世早期陈家窝旧石器时代遗址，土层剖面上，直接覆盖在该遗址动物群化石层上的第八层是由三条密集排列的古土壤组成，这类土壤在今天只能在中国南方才可以形成。陈家窝剖面上的“红三条”相当于深海同位素记录中太阳辐射曲线的第15阶段[30]。由此可见，在当时确实出现过十分温暖的气候环境。“红三条”也是在此基础上产生的[31]。出土大角鹿、斑鹿和啮齿类等草原性动物化石[32]，但却不见南方色彩的动物成员，据此估计，在中更新世早期，自第三纪开始的喜玛拉雅运动，引起秦岭抬升接近现在高度。秦岭的抬升，不仅阻隔了西北寒冷气流的南下和东南温暖气流的北上，对于大气的水分和热量再分配起了很大作用，造成了南北气候的差异，南北地理界限基本形成。

小南海遗址在安阳西南30公里处，位于太行山东麓，卫河冲击扇平原上。周围群山环峙，峡谷以东是广阔的大平原。是旧石器时代晚期洞穴遗址，傍近人类赖以饮用的水源洹河和小南海。地质年代属更新世晚期，出土洞熊、最后斑鬣狗、披毛犀、野驴和安氏骆驼等动物化石，富有南方色彩。距今24100年---10000年，在末次冰期晚期，在向全新世过渡时期，距今约14000年，出现一次降温事件，达到末次冰盛期。而后气候开始转暖，气温升高。据植物孢粉分析，当时该地区是茂密草原景象，夹杂一定面积的灌木丛，有少许沙地及沼泽。[33]

进入到全新世，冰期与间冰期交替，从而引起了频繁的升温、降温事件发生，引起了对气候反应敏感的南北动物群之间的迁徙，在该地区形成了南北动物群之间的过渡地带。新石器时代早期，人类走下山麓，选择平坦、宽阔的河流二级阶地上建造房屋，定居下来，形成了以氏族为基础的原始聚落，种植以粟为主的农作物，农业发生了采集阶段到种植阶段的飞跃。狩猎经济在生活中退居次位。距今7000年左右气温更加明显转暖，降水增多，进入大暖期，该区平均温度高于现在2°左右，湖沼增多，动物群和植物群落中有更多的南方成员。这为稻的生长提供了可能的气候条件，人类为适应这一变化，开始由单一的粟作农业转向以粟作为主，兼种植稻的混作农业。并开始饲养食草家畜，丰富了食物的来源。

何家湾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在陕西西乡盆地旁的台地上，汉江支流泾洋河右岸400米二级阶地处，高出河面4---5米,四周是开阔的沃野。在地质年代上属于全新世第三期大西洋期，气候温暖湿润，高于现在2°左右。出土大量动物化石，其中东洋界哺乳动物占84.6%，有林麝、獐（今见于长江偏南地区）、小麂、水鹿（今见于川西）、苏门羚、野牛和犀（今见于滇、藏最南端）等。植物孢粉中见稻壳。[34]

贾湖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位于河南省舞阳县北22公里处的北舞渡乡贾湖村东侧，是淮河的二级流域区。贾湖水注入南侧的泥河，泥河在遗址东侧15公里处注入淮河的上游支流沙河。距今4200-5800年，在地质年代跨全新世第三期大西洋期和第四期亚北方期：在距今5800-5000年的温暖期，气温高于现在2°；在距今5000---4200年，气候干凉而多变化，冬季寒冷干燥，夏季温暖湿润，有麋、麂、獐、鱼蚌、螺、鳄、闭壳龟和水鳖等动物活动。植物硅酸体中有山毛榉、枫香、小乔冈、盐扶木等乔木花粉和水蕨、大量湿生环纹藻类、香蒲、水稻等热带植物孢粉。同时耐旱的蒿属、藜科植物也少量存在。[35]

姜寨新石器时代中期遗址在郦山北麓的临潼以北约1公里处，位于临河注入渭河的冲击三角扇裙上，西南是源自郦山的临河，南倚秦岭支脉郦山，山上有临河、潼河等几条短促河流。由于临河流经县城自东南向西北注入渭河，因此地势呈东北高、西南低。距今6500---6400年，在地质年代上属于全新世第三期大西洋期中晚期，气候较现在温暖湿润。植物孢粉分析显示，当时生长着环形藻、鼓藻、眼子藻和香藻等水生植物。孢粉组合中有较多的水生植物花粉。喜热、湿水生植物比例大，高于现在。淡水藻说明距河口有湖沼。喜冷湿的针叶乔木和耐旱草本植物说明当时四季分明。并种植有稻粟。出土猕猴、中华鼢鼠、中华竹鼠、豺、猪獾、刺猬、麝等动物化石,说明当时湖沼存在。而田螺、丽蚌化石、大型淡水鱼及动物鹈鹕、鹤等的发现，说明周围有大面积水域的存在。也表明河流径流高于现在，降水充沛。而湖沼存在，也说明地下水渗透小于降水供给。[36]

半坡新石器时代中期遗址在西安市东郊6公里，渭河支流浐河东岸二级阶地上。南倚秦岭余脉，北面北山山系，沿东西展开为渭河谷地，本身置于谷地的腹心地带。仰韶文化层中出土动物骨胳化石，除华北动物群，还有竹鼠、獐等今天在秦岭以北已经绝迹的具有南方色彩的动物化石。孢粉分析反映全新世该地区生长冷杉、松云杉、榆、柿等温带树种，还有禾科、藜科十字花科、蔽形科葎草、石松和一些水生蕨类植物。草本植物花粉数量多于木本植物四倍多。勘测四周地区，有大量泥炭层存在，是当时湖沼存在的标志。[37]

龙虬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在江苏省高邮市东北8公里处，西临高邮湖和京杭大运河。位于里下河平原碟型洼地的西边缘，与地势较高的湖区平原接壤，在地貌类型上属于水网玙田平原。地势平坦，遗址高于地面2.6米。燕山运动之后形成的江淮凹陷，受西侧低山和丘陵影响，露出海面形成陆地，有少部分洼地积水成湖。距今7000年左右，该遗址在洼地上形成。距今6800-5000年，处于地质年代的全新世第三期与第四期的过渡阶段，即由大西洋中晚期的气温上升转向亚北方期的气温略有下降，由湿润变为干凉，由于降水量减少，水域面积减少，陆地面积增加。遗址中新石器时代文化堆积，出土大量的动物骨骼化石，有麋鹿、獐、梅花鹿、小麂、家猪、家犬等。对土壤中的植物蛋白石进行分析，既有粳稻，又有籼稻，反映了一个完整的从采集野生稻到栽培稻的过程。[38]

花厅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位于江苏省新沂县马陵山系的丘陵高地上，东距沭河2公里。距今2800-2500年，属于地质年代全新世第四期亚北方末期，距今2500-2300年，全新世第五期亚大西洋早期，气候凉爽湿润，之后出现一次降温事件。[39]出土动物化石有猪、犬、獐、水牛、象等。孢粉组合分析中，裸子植物、木本被子植物花粉18属（种）、草本被子植物花粉12属，蕨类植物孢子5属以及泥炭藓孢子。其中发现有山矾属和枫香属的花粉，是常绿或落叶灌木或乔木和落叶阔叶乔木。而这两种主要分布在我国南方和西南，今在该地区已经不可见。因此可以推断，花厅地区不是目前暖温带落叶阔叶林植被，而是亚热带含常绿树种的落叶常绿阔叶混交林的景观。

尉迟寺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在安徽省蒙城县许町镇毕集村，淮河以北。遗址植被进行了孢粉分析呈现出热带、亚热带混合分布的种属结构。同时发现有稻和粟遗存。遗存中的动物遗骸共有无脊椎动物2种、脊椎动物16种。有田螺、蚌、鱼、鳖、獾、獐、麂、梅花鹿、圣水牛等野生动物,另外还有狗、猪和黄牛等家畜化石。[40]

全新世以来，该地区气温总的来说是高于现在的，从距今7000年开始，进入第四纪大暖期，气温升高，“在近五千年中的最初二千年，即从仰韶文化到安阳殷墟，大部分的年平均气温高于现在2°左右。因此新石器时代该地区的平均气温应该在14°至18°左右。”[41]气温相当于现在的江淮地区。黄河流域的自然景观与现在长江流域相当；淮河流域类似现在江南地区。因此在这样的气温条件下，适宜多种农作物的种植。综合以上对该地区一些遗址花粉的孢粉分析，可以判定新石器时代以来，随着温度的变化，这里既有广泛分布在北方的温带落叶针叶林，还有分布在亚热带的阔叶林及热带常绿林的某些树种；植物群落中既有适应北方干冷气候的耐旱植物花粉，又有适应南方暖湿气候的湿生藻类植物花粉。它们在此地的共生，表明该地区是南北两大植物种群的过渡地带。动物化石中既有现在在该地区常见的温带动物群，也发现一些对气候反应极其敏感的亚热带动物，如中华竹鼠、亚洲象、扬子鳄都有生存的迹象。这也表明该地区是南北两大动物群的过渡地带。

一般来说，当气温升高，我国东部的东南季风作用会加强。“在新石器时代，春雨伏旱与春旱夏雨的分界线仍然停留在淮河一线。但是气候比现代湿润。”[42]降水量在同一地区高于现在，而其水文特征之一是河流径流量的增加和平原内部洼地蓄水面积的扩大，从而形成湖沼的扩张。湖沼对于调节河川径流，改善平原地区气候环境，发展农业经济，也起了重要作用。根据文献记载和钻井资料分析，历史上该地区有大量湖沼存在。在今修武、郑州、许昌一线左右的黄河古冲击扇平原，据历史文献记载有圃田泽、荥泽、萑苻泽等，形成于更新世末期，由古黄河冲击扇的前缘地带扇前地下水的溢出在低洼的地带停滞而形成。另外在今河南濮阳、商丘、山东菏泽一线以东地区，有大野泽、菏泽、雷夏泽及孟诸泽。该地貌单元，大致在早全新世黄河冲击扇前缘与中全新世黄河冲击扇前缘之间。这些湖沼地带，由于处在河流冲击扇前缘或河间洼地的地理位置，长期受河流泛滥所带来的泥沙填充，形态通常较为平浅，水草茂密，湿生动物如麋鹿之类大量生长繁殖。又如陕西西安半坡遗址发现大量泥炭层存在，表明那时也有湖沼存在。平坦卑湿之地和近山沼泽，稍加整治，便成为种植水稻的良田。

《尚书·禹贡》分天下为九州，并对九州的土壤进行了分类，鉴定了各种土壤肥力。这部书的成书年代虽有争议，但多数学者都认为“其中保留了夏代的资料，十分珍贵。”[43]因此《禹贡》也为我们了解史前生态环境，尤其是土壤状况提供了较可靠的文献依据。书中记载豫州（今河南）“伊、洛、瀍、涧既流入河，荥波既猪，导菏泽，被孟猪。厥土惟壤，下土坟垆。厥田惟中上，厥赋错上中。”这里有黄河、伊河、洛水、瀍水、涧水等纵横交错。大的湖泊有荥泽、菏泽和孟猪横亘。其间，这里的壤为黄河冲击形成的次生黄土，而“坟垆”为黄土下的底层土，宜于农耕，因此土壤品质被定为“中上”级。可见豫州的水利条件和土壤条件均较为优越，加之如上所述气候较今温暖适宜，不仅适合粟的种植，也适宜水稻的栽培。《禹贡》对雍州记载道：“弱水既西，泾属渭汭，漆沮既从，沣水攸同。”“原隰厎绩，至于猪野……厥土惟黄壤，厥田惟上上。厥赋中下。”古雍州为陕西大部，也包括今山西、甘肃南部等地区。位于黑水和黄河之间，北部有弱水、沮水、沣水贯穿渭水南北。这里不但有宽广的平原，也有大片湿地，并且大小湖泊星罗棋布,土壤属上佳的原生黄土,和豫州的情形大致一样。人们尽可因地制宜栽培粟稻作物。可见当时黄淮地区土壤状况虽然各异，但土质优良，因此具备了“地生五谷”的土壤条件。覆盖黄淮地区的土壤，大部分可以归为一种沉积土壤，即常说的黄土。黄土层内有毛细管状组织，渗水性强，不易蒸发、风化，并含多量的氮、磷、鉀、铁等物质，土壤剖面深厚，因此是多种农作物生长的温床。

黄淮地区处在中国南北的过渡地带，是南北方两个相邻植物群落之间的交接带，即是今天环境考古学所指称的“生态过渡带”或“生态脆弱带”。“生态过渡带生态界面活跃，对于环境变化的反应比较敏感”[44]。不同地貌单元及生物群落的界面地带，结构往往比较复杂，不同生态环境的物种共生于此，种群密度大，生产力水平较高。从环境考古学的角度来看粟稻共存，是过渡带边缘效应作用的结果。

因此从旧石器时代至新石器时代，在沿黄河以南伏牛、熊耳、嵩山山脉东麓洪积冲击扇与太行山东麓洪冲击扇地带及山脉间盆地，都留下了人类居址的痕迹。再加上适宜的气候条件及土壤、地形、径流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形成的生态环境，促使原始农业及粟稻混作区开始形成和发展。

三、

南稻北粟是中国传统的农业布局。这反映了这两种农业作物的重要地位，也反映了它们的差异。粟属抗旱作物，适宜在北方干旱气候中成长。根据考古材料，新石器时代黄淮地区主要粮食作物是粟。由于粟是一种生存能力很强的作物，在今天的海南及台湾等地区也有栽培。

据统计，新石器时代的老官台文化、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遗址等都有粟的发现。[45]这说明在新石器时代早期，黄河中游、渭河地区已经开始栽培粟了。在该区域中发现最早的是裴李岗和老官台文化的一些遗址中粟的出土,在另外一些新石器时期早期河南许昌丁庄遗址[46]、新郑沙窝李遗址[47]、陕西临潼白家[48]等都有粟的发现。

仰韶文化西安半坡遗址的发掘中，粟发现数量较大。粟粒散见于住房、窖穴和墓葬等[49]处。另外在该类型文化的陕西宝鸡北首岭遗址灰坑内发现有粟，并出土加工谷物的石磨盘、磨棒等工具[50]，说明粟在当地的种植已经有了一段时间。陕西柳枝镇泉护村遗址[51]，房址炉灶草木灰内发现有粟壳。彬县下孟村圆形带状灰坑内发现有粟外壳残留。宝鸡福临堡遗址、元君庙遗址都有粟出土。在陕西扶风案板龙山文化遗址，对一个灰坑内的灰土进行灰像分析，经过与现代水稻的灰像与湖北枝江关帝庙遗址的水稻灰像进行对比，可以确认为水稻。H35中，出土的一种禾本植物进行灰像分析，认定是粟。因此可以判断，当时该地区是既种稻，又种粟的。[52]河南龙山文化洛阳王湾遗址有粟遗存[53]，同类文化汝州李楼遗址也有粟粒出土[54]。

大汶口文化安徽蒙城尉迟寺遗址出土有水稻壳痕迹和粟粒。尉迟寺遗址红烧土块中，有大量掺入稻壳、稻草的痕迹。并见炭化粟颗粒。与此同时,在一个探方的大汶口文化4--8层中分别进行采样分析,发现均有水稻壳和谷子壳硅化表皮碎片的存在。另外,通过对另一个探方的土样分析，显示出了大汶口文化阶段的粟，在农作物中所占的比例明显大于稻。而到了龙山文化时期，稻所占的比例又明显大于粟。这说明，在该地区从大汶口文化晚期到龙山文化时期，农业结构发生了变化，稻的种植得到了进一步推广。[55]

根据以上粟出土材料的列举，我们可以看出自新石器时代早期，黄淮地区就有粟种植，到了中期，种植面积扩大，收获数量增多。逐渐成为该地区人类的主要食物。但同时也发现在河南贾湖遗址仅有稻而未见粟，陕西扶风案板遗址、安徽尉迟寺遗址出现了粟稻共存现象。

稻属喜湿作物，适宜生长在湿润多雨的南方，即秦淮一线以南。1993、1995年在长江中下游江西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湖南道县玉蟾岩发现的距今1万年前后的栽培稻植硅石和稻谷以及野生稻遗存，是目前发现最早的稻作遗存。此外还有湖南省澧县彭头山遗址和李家岗遗址、浙江余姚河姆渡等40余处位于南方地区的稻作遗址。[56]然而伴随着考古学的发展，除了上述几个遗址外，在山东半岛和黄淮等地区也相继有稻谷遗存发现。

新石器时代早期老官台文化的西乡何家湾、李家村遗址的红烧土块中发现有稻谷印痕，是陕西境内最早发现的，也是目前发现稻的最西线。另外在户县丈八寺、华县泉护村等遗址，也有稻壳的遗迹。[57]在甘肃庆阳仰韶文化遗址发现完整的炭化稻粒2720粒，碎米约2000粒，炭化稻谷187粒。这是发现目前分布在最北部的古栽培稻标本。[58]

如前所述，在龙山文化陕西扶风案板遗址发现既有稻、又有粟的灰像。这证明自新石器时代早期到晚期，汉中及关中地区均种植水稻。

新石器时代早期裴李岗文化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出土了大量炭化稻和稻壳印痕。”[59]对水稻扇形硅酸体的形态研究，判定尚处于籼粳分化，以粳型特征为主，具有原始特征的原始栽培稻。该结论后经过多学科综合研究，得到肯定。例如在对人骨中碳13的研究中，发现贾湖人食物主要来源于碳3型（稻）植物，而非碳4型植物（粟黍类）,证实当时该地区的人类“主要栽培尚处于原始状态的偏粳形稻”，也同时证明他们“获取植物类食品的主要手段是稻作农业。”[60]在新石器时代中期仰韶文化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一块陶片上发现有稻谷痕迹，1934年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首次提到,后由两位瑞典植物学家艾德曼和苏德贝格采用灰像法得出结论是栽培稻壳。这是黄淮地区发现稻的最北线。[61]

此外，在河南洛阳西高崖[62]遗址的草拌泥的胚胎上有较多稻谷印痕；河南郑州大河村[63]遗址一块木骨泥墙的红烧土中，发现稻叶、稻杆和稻粒的印痕。在三门峡交口遗址也发现有仰韶时期古栽培稻，与粟遗存同时被浮选出来，表明当时的人们过程以粟和稻为主要食物，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生活。[64]

从理论上讲，农业生产工具种类和形式与其作用的农作物的种植、收获特点有关，也反映了文化传统。朱乃诚先生曾指出：“贾湖遗址属于原始稻作农业，但生产工具却与粟作相同。也许是表明了在相同的地理环境中形成的原始农业工具有相同的特点，也许是反映了贾湖类型分布区域的淮河上游地区在当时可能是原始稻作与粟作农业进行交汇地区。只是粟作农业遗存尚未发现。”[65]实际上，这正反映了处在粟稻混作区人们进行农业生产技术交流的情况。

新石器时代江苏淮北高邮龙虬庄遗址，在共水选淘洗出炭化稻千余粒，对出土稻粒进行形态鉴定，第4层与现代稻相似，第6、7、8层处在野生稻向栽培稻的过渡阶段。又经过对遗址中的水稻植物蛋白石形状分析，确认大部分是栽培粳稻。这也证明了该地的人们从无意识的采集野生稻，对其可栽培性有所认识，到有意识选择落粒性低、颗粒大的稻种进行栽培的过程。[66]

在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时期河南境内的各个文化遗址中，陆续有稻出土,如河南汝州李楼1,T5第4层发现[67]粒稻米，第5层发现43粒，第6层发现53粒；河南禹州严寨[68],出土大量半炭化稻籽、稻壳；河南驻马店杨庄[69]，在标本层位中采集到大量水稻植硅石，故认为此时杨庄水稻种植已成规模。此外，在山东省栖霞杨家圈、江苏省连云港二涧村、贛榆盐仓城、安徽省固安濠城镇等地，都发现有新石器时代的稻作遗存。[70]从上可以看出，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老官台文化、裴李岗文化，到中期的仰韶文化，再到晚期的龙山文化及大汶口等前后相承的文化中，黄淮地区经历了一个从采集野生稻、开始种植稻到大规模种植稻的过程。这也说明中国“南稻北粟”的传统农业布局已开始形成，但似可更加精确的表述为：南方以稻为主，北方以粟为主，而在它们之间存在着一个粟稻作物的混作区。

四、

粟稻混作区的出现最早开始于新石器时代的早期，考古资料显示，在老官台文化和裴李岗文化遗址中常常见到这两种作物,这说明至少距今7000年前，黄河流域已经开始种植粟了。到新石器时代中期，在仰韶文化的大部分遗址都有粟作物的出土，在有些遗址，不仅有粟遗存，还发现了用于谷物加工的粮食加工工具，说明粟在该地区的种植已经历了一段时间，产量也较大。新石器时代晚期，随着人们对该作物特性认识的深入，以及人口增长对食物需求量增加等原因，粟的种植已经遍布整个黄淮地区了。龙山文化时期的诸多遗址都发现了粟作物遗存。此时我们又在淮河下游大汶口文化安徽尉迟寺遗址也发现了粟，并且通过分析发现此时粟的种植比例大于稻的种植比例，这说明至少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粟的种植已经向东南扩展。在该遗址叠压于大汶口文化层之上的龙山文化层中，农业种植结构发生明显变化，稻的结构大于粟，说明稻的种植范围呈现扩大的趋势。

由以上分析，我们可以设想一下该地区粟在史前的种植情况：新石器时代早期，黄河中下游的人类无意识地采集野生的粟作为食物来源，随着对其特性的认识加深，人类开始有意识的种植粟。并逐步完成了采集农业向种植农业的飞跃。新石器时代中期在黄河中下游粟已成为人们主要食物，人们制作出谷物加工工具，对收获的大量谷物进行再加工。新石器时代晚期，粟的种植继续向东、向南扩展，到达淮河下游地区，在那里与广为种植的稻作物一起，共同丰富了人们的食物来源。

根据近几年的考古资料，新石器时代北方也种稻。该地区最早见于在裴李岗文化贾湖遗址稻的出土，并且呈现出栽培特征，明显有别于野生稻，证明新石器时代早期稻已在该地区种植。新石器时代早期老官台文化李家村、何家湾遗址也有少量稻出土，是此时关中平原有稻存在的证据，只是很多尚无法判断其属栽培或野生性质。在新石器时代早期江苏淮北高邮龙虬庄遗址，发现了野生稻与栽培稻的共生现象，并且栽培稻的比例大于野生稻，反映了该地人类不仅种植稻，而且已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新石器时代中期，在渭河流域的一些遗址发现稻遗存，黄河流域也有较多数量的野生和栽培稻，这时稻和粟共同构成了人类的主要食物。新石器时代晚期，淮北地区有较多处遗址发现稻遗存，另外在整个淮河上游的范围，稻已经广泛种植了。尤其是此时期，在关中平原的扶风案板炭化稻的出土，证明了自新石器时代早期至晚期，关中地区一直把稻作为人们的食物。因此种植稻的先后顺序大致如下：新石器时代早期，随着大暖期的到来，在淮河上游的舞阳贾湖，人类经历了一个认识稻特性并采集食用的过程后，逐步开始种植稻。当然，也不排除由南方地区传入的可能。陕西关中平原和中原地区在稍晚也开始食用稻。淮河下游的苏北的淮北地区，人们已经开始大面积种植稻了。稻的传播路线在该地区呈现出逐步向东扩展的趋势。至于其中的传播路线和交流关系，还有待做进一步的研究。

新石器时代早期，随着人类征服自然能力的不断提高，两种作物伴随着农业的产生而成为人们主要的食物来源。它们沿各自的轨迹传播扩展，新石器时代晚期，这两条轨迹在黄淮地区重合，形成了独特的交汇区特点，即既有粟作、又有稻作的两种作物的混作农业。

根据以上对粟、稻出土考古标本分析，结合各个作物出土地点的地理坐标，基本可以划定粟稻交汇区较为具体的地理范围：东起山东日照，西迄陕西扶风案板和西乡李家村，南到河南淅川黄楝树（111°28′；33°3′），北达河南渑池仰韶村（111°47′；34°50′）。如果将属于海洋气候的山东半岛除外，那么新石器时代的粟稻交汇区范围在北纬33°--35°，东经107°--120°之间。当然，对粟稻南北传播路线的分析和粟稻混作区的划定，只是我们依据现有的考古资料等所作的初步结论，由于考古发现常常带有偶然性色彩，以上结论并非定论。更为确切的结论的给出，还待于更为充分翔实的考古发现。因此，我们在本文开头，给出了较为宽泛的粟稻混作区的地理范围。

黄淮地区粟稻交汇的过渡地带，它是南北文化交流互补的重要场所。“南北交流，最重要的就是粟与稻的交流，代表北方粟文化与南方稻文化的交流”[71]。正是各地农作物互相交流，从而在文化、经济上相互影响，“较先进的农业生产技能推动了较落后的地区”[72]，促使农业得到了发展。新石器时代粟稻混作区的形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影响深远的南北文化和生产技术交流的重要成果。它不但有力地推动了这一地区生产力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为这一地区社会文明的进步注入了活力。

混作区的出现，应是中国原始农业兴起阶段的一大特征。正是粟稻混作区形成独特的发达的农业文明，引起了连锁反应，从而推动了该地区生产力快速的发展，因此作为人类文明重要标志的铜器的出现、城市的兴建、文字的发明均最早出现在这一区域。也正是粟稻混作区所创造的高度文明奠定的基础，取代氏族组织的国家政权才最先在这里诞生。粟稻混作区的形成，对中国早期文明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由此可见，原始农业文明对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

注释

[1]王星光：《中国新石器时代粟稻混作区简论（摘要）》，《农业考古》1998年第1期。

[2]张之恒：《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0页。

[3]贾兰坡等：《陕西蓝田地区的旧石器》，《陕西蓝田新生界现场会议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66年版。

[4]西安半坡博物馆等：《陕西大荔沙苑地区的考古调查报告》，《史前研究》1983年创刊号。

王永炎等：《陕西大荔人化石的发现及其初步研究》，《科学通报》1979年第1期。

[5]邱中朗：《南召发现的人类和哺乳类化石》，《人类学学报》1982年第1期。

[6]安志敏：《河南安阳小南海旧石器时代洞穴堆积的试掘》，《考古学报》1965年第1期。

[7]贾兰坡等：《山西旧石器》，科学出版社1961年版。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灵宝县文管会：《河南灵宝营里旧石器地点调查报告》，《华夏考古》1990年第2期。

[8]刘士莪：《陕西韩城禹门口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史前研究》1984年第1期；邱中朗：《陕西乾县的旧石器》，《人类学学报》1984年第1期。

[9]巩启明：《试论老官台文化》，《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10]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西乡李家村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61年第7期；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汉水考古队：《陕西西乡何家湾新石器时代遗址首次发掘》，《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4期；西安半坡博物馆：《渭南北刘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与发掘》，《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4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考古六队：《陕西临潼白家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4年第1期。

[11]开封地区文管会等：《河南新郑裴李岗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78年第2期。

[12]河南省博物馆等：《河南密县莪沟北岗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集刊》1988年第1期；薛文灿等：《沙窝李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中原文物》1982年第2期；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长葛石固遗址发掘简报》，《华夏考古》1987年第1期；河南省文物研究所：《舞阳贾湖遗址的试掘》，《华夏考古》1988年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队：《河南临汝中山寨遗址试掘》，《考古》1986年第7期。

[13]南京博物院：《江苏邳县大墩子遗址第二次发掘》，《考古学集刊》第1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27页。

[14]中科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半坡-原始氏族公社聚落遗址》，文物出版社1963年第1页。

7同6

8同6

[17]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宝鸡发掘队：《陕西宝鸡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纪要》，《考古》1959年第5期。

[18]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元君庙仰韶墓地》，文物出版社1983年版第1-3页。

[19]黄河水库考古队陕西分队：《陕西华阴横阵发掘简报》，《考古》1960年第9期。

[20]西安半坡博物馆等：《1972年春临潼姜寨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3年第3期。

[21]南京博物馆：《江苏邳县大墩子遗址探掘报告》，《考古学报》1964年第2期。

[22]江苏省文物工作队：《江苏邳县刘林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一次发掘》，《考古学报》1962年第1期。

[23]南京博物馆考古队新沂工作组：《新沂花厅新石器时代遗址概况》，《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7期。

[24]江苏省文物工作队：《江苏连云港二涧村遗址第二次发掘》，《考古》1963年第2期。

[25]考古研究所沣西考古队：《1955-1957年长安沣西发掘简报》，《考古》1959年第10期；中国社会科学院：《1981-1982年陕西武功县赵家来遗址发掘的主要收获》，《考古》1983年第7期。

[26]北京大学考古实习队：《洛阳王湾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1年第4期；杨锡璋：《黄河中游的龙山文化》，《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73页。

[27]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徐州高皇庙遗址清理报告》，《考古学报》1958年第4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安徽工作队：《安徽蒙城尉迟寺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4年第1期。

[28]王社江：《蓝田地区第四纪哺乳动物动物群演变机制的因素分析》，《考古与文物》1996年第4期。

计宏详：《陕西蓝田地区早更新世动物群》，《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75年第3期。

周明镇：《陕西蓝田中更新世哺乳动物化石》，《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64年第3期。

[29]黄春长：《陕西辋川锡水洞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发现与初步研究》，《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2期。

[30]徐钦奇：《华北更新世人和哺乳动物的进化与气候变迁的关系》，《史前研究》1984年第2期。

[31]张宏彦：《渭河流域旧石器时代的古环境与古文化》，《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5期

[32]计宏详：《从动物化石看古气候》，《化石》1984年第2期。

[33]尹申平：《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对自然环境的适应及其意义》，周昆叔主编：《环境考古研究》（第一辑）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34]周昆叔、张广如：《关中环境考古调查报告》，周昆叔主编：《环境考古研究》（第一辑）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张瑞玲：《陕西关中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地理环境与人类活动的关系》，《生态学杂志》1982年第1期。

[35]张居中：《舞阳贾湖》，科学出版社1998年11月版第10页；《环境与裴李岗文化》，《环境考古学研究》（第一辑）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36]巩启明、王社江：《姜寨早期生态环境的研究》，《环境考古学研究》（第一辑）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37]周昆叔：《西安半坡遗址的古环境与古气候》，《考古》1990年第1期。

周昆叔：《半坡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孢粉分析》，《考古》1963年第9期。

[38]李民昌、张敏：《高邮龙虬庄遗址史前人类生存环境与经济生活》，《东南文化》1997年第2期。

[39]唐领余、李民胃、沈才明：《江苏淮北地区新石器时代人类文化与环境》，《环境考古研究》（第二辑）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40]王增林：《尉迟寺遗址中的植物硅酸体分析与史前农业经济特点》，《农业考古》1998年第1期。

[41]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42]邹逸麟主编：《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3页。

[43]李民、王健主编：《尚书今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55页。

[44]宋豫秦：《生态过渡带之人地关系刍议》，周昆叔主编：《环境考古学研究》（第二辑）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45]安志敏：《中国的史前农业》《考古学报》1988年第4期

[46]陈文华：《中国农业考古资料索引二十三、二十四》，《农业考古》2001年第3期；王吉怀：《新郑沙窝李遗址发现炭化粟粒》，《农业考古》1984年第12期。

[47]同4。

[48]同4。

[49]《西安半坡》文物出版社1963年版第1页。

[50]高国仁：《粟在中国古代农业中的地位和作用》，《农业考古》1991年第3期。

[51]同8。

[52]张文祥：《宝鸡渭水流域是我国粟作文化发源地之一》，《农业考古》1999年第3期。

[53]黄其煦：《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农耕文化中的作物》，《农业考古》1983年第2期。

[54]同2。

[55]王增林：《尉迟寺遗址中的植物硅酸体分析与史前农业经济特点》，《农业考古》1998年第1期。

王吉怀：《五千年淮北地区的原始农业--尉迟寺聚落遗址带来的信息》，《农业考古》1998年第1期。

[56]安志敏：《中国的史前农业》，《考古学报》1988年第4期。

严文明：《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农业考古》1986年第1期。

[57]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省文物考古五十年》载文物出版社：《新中国考古五十年》，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

[58]张文绪、王辉：《甘肃庆阳遗址古载培稻的研究》，《农业考古》2000年第3期。

[59]任重等：《淮河流域稻作起源再探》，《农业考古》1998年第1期。

[60]任重等：《淮河流域稻作起源再探》，《农业考古》1998年第1期。

[61]黄其煦：《关于仰韶遗址出土的稻谷》《史前研究》1986年第1期。

[62]洛阳博物馆：《洛阳西高崖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1年第7期。

[63]安志敏：《大河村炭化粮食的鉴定和问题》，《文物》1981年第11期。

[64]魏兴涛、孔昭宸、刘长江：《三门峡交口遗址仰韶文化稻作遗存的发现及其意义》，《农业考古》2000年第3期。

[65]朱乃诚：《中国农作物栽培的起源和原始农业的兴起》，《农业考古》2001年第3期。

[66]李民昌、张敏：《高邮龙虬庄遗址史前人类生存环境与经济生活》，《东南文化》1997年第2期。

[67]邹逸麟：《历史时期黄河流域水稻生产的地域分布和环境制约》，《复旦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

[68]同3。

[69]同3。

斑玉螺范文篇5

国家赋税征银得以实现的可能性前提条件，是赋税缴纳人手中必须拥有白银。这似乎不成问题，事实上却是大问题。中国不是产银大国，此外还有产银区与非产银区之别。中国的银产地主要分布在福建、云南、两广等有限地区，其他地方则基本属非产银区。不论是在产银区，还是在非产银区，农民都不是白银持有者，他们生产出来的物品一般是本色实物，如粮食、桑丝、手工产品等而非白银。现在国家规定赋税征收采取征银形式，农民必须以己所有换己所无之银，这只有通过交易获取，在这一环节农民会遭受到第一层级的利益损害，“农民无所得银，地产率贱贸”(13)的情况频频出现。

明代人关于农民以其所有换其所无的白银情况的议论屡见不鲜。成化年间，湖广按察司佥事尚褫说：“凡钱粮军储等项，洪武、宣德间，应本色者征本色，应折色者征钱钞。顷来凡遇征输，动辄折收银两。然乡里小民，何由得银？不免临时展转易换，以免逋责。”(14)乡里无银百姓，每逢缴纳赋税之时，不得已被迫贱价出售农产品，于是往往出现“其费倍称”(15)的情形。时人或有议论军饷问题时说：“今一切征银，农无银，贱其粟以易银，军得银，又贱其银以买粟，民穷于内，军馁于外，是一法两伤。”(16)由此可知，为缴纳赋税百姓辗转贱价售出产品换取白银的情况应该是一种普遍现象。与之相比，某些地区甚至出现更为惨烈之事。嘉靖初年，张璁载一份奏折中极言沿海灶户备受折色无银被害时云：“……夫灶之所自业者盐尔，今尽征以折色，称贷倍息，十室九空，往往穷迫逃徙，无以为生。”(17)顾炎武晚年久居鲁地，目睹了当地百姓无银之苦，“见登莱并海之人多言谷贱，处山僻不得银以输官”。后又行迹至关中，百姓“有谷而无银也，所获非所输也，所求非所出也”，“自樗以西至于岐下，则岁甚登，谷甚多，而民且相率卖其妻子”，出现人市现象。(18)长此以往，必然出现谷日贱而民日穷，民日穷而赋日绌，年复一年，逋欠自然累积这样的恶性循环局面，正如清代学者赵翼在批评王鸣盛关于明代中叶以后皆用银的论断时指出，至多只能说明代赋税全部用银，而民间并非专用银。(19)银两对于下层平民百姓而言，仍然是处于缺乏状态，这种状况直到清末民初都无多大变化，以至于吕思勉先生在论及田赋征收时还这样说道：“农民所有者谷，所乏者币，赋税必收货币，迫得农民以谷易币，谷价往往于比时下落，而利遂归于兼并之家。”(20)

事实上，下层百姓手中无银的情况连最高统治者的皇帝也是心知肚明。明宣宗曾经于一道诏令中说：“(宗室)制禄以米，从古已然，盖因民之所有也。钱则民间所无，今不受所有而索其所无，又三倍取之，加暴扰焉。民岁岁当输而虐取不已，何以自存？”(21)由此可见，明宣宗心里非常清楚农民所有者本色实物，折色银钱对他们来说一定程度上本身就是一种变相的负担。同时，我们还必须考虑到另外一个事实，根据明代全国总人口与整个明代白银存量来计算白银人均占有情况，人平均拥有白银数约3两左右。(22)这种白银的人均占有量情况，在百姓缴纳赋税时对他们而言也是处于货币相对短缺的状态。由此亦不难理解，何以清初学者任源祥在分析明代赋役制度时鲜明地指出赋税折银存在五害，而其中二害就是针对白银非百姓所有而发，他说：“折色用银，银非民之所固有，输纳艰难，一害也”，又说：“银非贸易不可得，人所逐末，三害也”。(23)

对农民而言，不仅在赋税征收之时被迫贱价出售农产品是经常的，即使在丰年也会因谷或米价低贱出售农产品。嘉靖年间，许赞说：“折纳京储之例，或宜于北方舟楫不通之处，而南方则非所宜，或可行之下江米贵之所，而上江则为不便。盖湖广、江西、江北地方舟楫可通，米价不致翔贵，且每石有折银七八钱者，有一两者，参差不齐，令既下而民尽以米变卖，非其所愿也。”(24)内阁大学士徐阶在一封书函内也说：“漕粮折银，此意本欲为民便。不知适遇米贱之时，又在征纳之后，乃更为扰。”(25)农民辛劳一年，计日占风，盼来丰年却遭遇市场米谷价格低贱，若在征纳之后折银就更成为困扰农民之事。何况荒歉之年？可以说，在多数年份里农民通过生产农产品获利的时候并不多。

如果说，百姓不得已通过交易换取白银以及受到市场物价下跌遭受损害多少还是受制于客观环境。那么在大明宝钞废弃不用情况下，明代赋税体系中还仍然保留征收宝钞方式导致百姓受害，则更多地是人为因素使然。这就要求缴税百姓一定要按国家规定，根据宝钞与钱银的比价兑换白银。洪武八年大明宝钞初造之时，明太祖规定：钞分一贯、五百文、四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六等，每钞一贯准合钱千文、银一两，(26)则此时钞钱银兑换比价体系处于1贯∶1000文∶1两的平衡状态。这种兑换体系大致到洪武十八年就已被打破，难以维持。当时国家规定“两浙及京畿官田，凡折收税粮。钞五贯准米一石，绢每匹准米一石二斗，金每两准米十石，银每准米二石”，(27)我们以米价作为统一标准来计算各种货币之间的兑换比价：1石米＝5贯钞＝1／2两白银＝1／10两黄金，则钞、银、黄金之间的比价为50贯∶5两∶1两。纸钞与银相比已经贬值，纸钞与黄金相比贬值更大。洪武二十三年十月，明太祖对户部尚书赵勉说：“近闻两浙市民有以钞一贯折钱二百五十文者，此甚非便”，(28)可见此时宝钞面值已贬值为原规定的1／4。洪武二十七年，两浙、江西、闽广等，“民重钱轻钞”，钱钞兑率已降低至“一百六十文折钞一贯”。(29)宝钞面值只有原规定价值的1／6。至洪武三十年时，钞银之间仍为5∶1，然而钞与黄金比价已贬值到70∶1。(30)

明代统治者出于国家财政需求的考虑，同时也不可能具有一个现代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方面的认识，而企图通过国家政治权力控制的手段一再坚持将钞钱银几种货币形态的兑换价格维持在洪武八年的水平。但是，这一做法无法阻止宝钞进一步大幅度贬值。(31)至正统十三年左右，钞钱银的市场比价已变成，“钞一贯不能直钱一文，而计钞征之民，则每贯征银二分五厘”。(32)明代的货币兑换体系已演变到钞1贯∶钱1文∶银1／40两的价格水平。也就是说，至正统末钞与钱相比，宝钞贬值了一千倍；钞与银相比，宝钞贬值了四百倍。而钱与银相比，钱是贬值了四十倍。弘正以后，宝钞雍废不用“垂百余年”。(33)然而国家赋税和部分商课盐税等仍保持征钞，嘉靖六年规定盐钞折银比价为“每钞一贯折银一厘一毫四丝三忽”，一千贯钞共折银四两，钞银兑换比率为850贯∶1两。宝钞接近最低贬值点。至嘉靖七年前后，国家却又毫无道理地将新钞与银的兑换比价规定在80贯折银1两左右。(34)众多方志显示，此后众多地区钞银兑率长期维持在每贯旧钞折银一厘、二厘或三厘。而长期以来，钱银兑换比价却一直维持在制钱700文折银1两的水平。(35)

由上可见，明代货币兑换体系的极其混乱不合理，宝钞、制钱和白银三种货币之间的兑换比率未能保持同进同退，而在货币控制上这一点对于多种货币同时流通的货币体系来说却是非常重要的。明代国家在三种货币兑换价格上的规定体现出国家货币政策具有相当大的随意性，表现了明代统治者缺乏基本的货币经济学知识。显然这种具有随意性的货币政策和兑换体系极大地损害了百姓获取和兑换白银的利益；同时对农民而言也是以其有用之物换取无用废物。在明代国家已经规定各类赋役主要征收白银的情况下，国家赋税制度中仍然保留部分税收项目“计钞征之于民”，结果必然造成“民以大困”。(36)

2明代赋税征银中的负面问题

只有当百姓手中拥有白银以后，他们才能完成国家规定所需缴纳赋税。从技术操作层面来说，古代国家赋税征收几乎难以做到直接征收到户，在这一过程中必定会逐渐产生人阶层。明代早期赋税征收是由国家设置粮长来充当这一角色的，粮长制度败坏以后，赋税征收主要转为由包头或揽户负责征收缴纳。通常情况下，包头或揽户是由地方大户、富户或地方势要人家充任。包头或揽户将一定户数或一定范围内人户的赋税集中征收，由他们缴纳至地方政府。他们之所以愿意承担地方赋税征收事务也完全是出于利益获取的考虑。在向地方政府缴纳赋税的每一环节上，百姓又会遭受到层层盘剥，倍受损害。顾炎武关于苏松地区赋税征收的一段话，就充分反映了这些问题的存在，他说：“每岁编收银总催，重至四千两起，轻至一二百两止，或独名，或朋名，以次分派字号在柜，收纳金花，有倾销、滴补之苦。收时有……火耗常例之苦。解放有折耗、等候之苦。每收银一千两，往年费银五十余辆，今渐至有百金者矣。”(37)下面按缴纳赋税的大致程序，就赋税征银中存在的负面问题一一论述。

(一)白银秤兑

银两是一种称量货币，必须经称量后用于支付，在商业活动中商人都是随身携带着天平或银秤。顾炎武记载，在福建地区“虽穷乡亦有银秤”；(38)十六、七世纪来华传教士也观察到中国银两称量使用的不便，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甚至以贬低的话语记录下这一幕。(39)赋税缴纳中，白银同样需要经过称量，官方术语一般称作“称兑”。在这一环节里，接收库官会在由他们掌控的银秤或天平上大展手脚，巧取暗窃。纳税人即使明知作弊，亦只能忍气吞声，无可奈何。

洪武时期，国家对禁止金银交易政策，白银尚处于非法货币地位，库官在秤兑中偷盗白银的情况就屡有发生。《大诰三编》记载了一桩案件，李庭珪勾结通政司官吏考满得授承运库官，掌管金帛。李庭珪在任期间犯有和前任库官范潮宗等一样的偷盗库银罪行，设计偷盗金银二十四两。偷盗手法是每十两多称五钱，即在每次秤兑中将十两五钱的金银算作十两计，余出五钱则被李庭珪私吞，实则就是在秤兑中扣秤。朱元璋据此秤兑办法的逻辑推算，“以百两计之，已出五两；以千两算之，金出一锭。其所折之金，何下数千百两”，因此朱元璋将李庭硅处以重刑，以儆效尤。(40)白银成为合法流通货币以后，赋税征银在秤兑环节作弊的情况愈来愈厉。吕坤巡抚山西，亲眼目击管库官员是如何利用天平作弊的。他说：“及至发解之时，又轻轻扶捏天平，每百两常轻三二两，大户解官遥望叹息，何敢近前一看，及到交纳之处，千巧百伪，务在多压，当事者佯为不知，或伪出公言不知秤兑，官吏熟知其心，已暗笑之。故收受时，打点重则收轻，打点轻则收重；出放时打点重则折少，打点轻则折多，……当事者坐轿出入盲然无见，伺候者道伤号呼，哀而不闻。”又说：“(库官)重收以苦纳户，轻放以苦支人，暗盗以亏公帑。”(41)

承收赋税的揽头大户在缴解白银时遭到库官重剥，因此揽头大户在向百姓征收赋税时亦只能巧立名色加以多收，从而导致百姓遭到多重盘剥。

白银秤兑环节中最易出现问题的是天平或银秤上的法马，法马出现问题的原因，一是法马年久减轻。明代国家对度量衡都有严格规定与统一标准，由规定有司铸造颁行天下各府州县，并且国家法令禁止私造秤尺。(42)法马也是由国家定期铸造颁行各地。嘉靖八年嘉靖帝颁诏：“天下司府州县起解银，俱照钦定天平铜法，……违者按官治罪。其两京内外各衙门，听科道查参。仍敕内府将旧用铜法送工部改造如制。”(43)天下各府州县所用法马一切秤收，“惟以工部法马为准，锻成解进”。(44)明代国家此种做法，目的在于防止法马年久重量减轻，也是防止地方政府使用私铸法马。

但国家往往不及铸造新法马，地方在赋税征收时依旧使用旧马，这就会出现秤量结果大于实际所收数目的情况。万历时，朱国寿在山西任知县时，颁布赋税征收事宜，其中“较正法马”一款云：“夫法马颁自藩司，法久而错削者有之，更换者有之。”因此他规定“查其原发法马，如无前弊则已；若间有之，即备铜请之藩司”，务必做到法马不致“偏轻偏重”方可用于银两收兑。(45)崇祯年间，户部尚书李邦华亦曾目击解库银两未经库官加勒、银锭未曾改铸，却往往百两之中有轻至二三两者。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法马之轻重互异，内外不能相符也”，因此他建议：“宜敕户部多铸法马细加较正，每省给以十数枚。凡解官领银即将银一锭与原发去法马一枚，共放一封付入鞘内，以为余锭之准，事完领回。”(46)

但是，有司颁布的法马常常不合国家规定标准。例如，嘉靖年间颁行旧法马轻重与民间相同，而隆庆元年钦旨颁降的新法马，每百两重一两二钱，结果赋税征收中“民不胜困”，因此科臣叶初春上疏奏言：“新法马之设，非制也。各省钱粮，解官者十之三，杂用者十之七。一概加增而火耗又复不减。兹欲铸而颁降日久，更改不无动扰。若京解用新法马，杂派用旧法马，又非划一之法。宜照原降法马平收平解，分外不得加增，违者访实参究。”(47)这种情况的出现往往是由于监造法马的太监或官员在铸造法马时故意加重或减轻引起的。(48)

法马出现问题的原因之二，是人为故意做手脚所致，银两秤兑中以此为害至巨。蓄意在法马上做手脚的做法就是如何放置砝码的问题，其中具体的舞弊操作情景由前引吕坤记载可以清楚知道，兹不赘列。重放轻置，称量结果完全不同。重放则所称结果在银之偏下，轻放则所称数在银之偏高。(49)这也就是吕坤所说的打点轻重的问题，白银秤兑中的关窍亦在此。

赋税链接的两个终端是百姓与国家，秤兑是赋税征收过程中一个重要环节。秤量足与不足，受益者既非国家，亦非百姓，而只能是负责秤兑银两的管库官与吏胥。

(二)投柜与白银成色

在赋税征收中，秤兑以后的一个环节是投柜。起初投柜由柜头负责监管，但是经常出现柜头私自盗窃白银的现象。为防止库官或吏胥秤兑作弊，也防止柜头私吞白银，致使百姓蒙遭欺弊，地方官想出让缴户自秤自投的办法。福建泰和令濮某下车伊始，就与神立誓，令收头直柜，令纳户自兑、自封、自纳入柜中。(50)万历时，袁黄任河北宝坻知县时，公开布告“本县征银，每里佥一大户置柜于二门之侧，令纳户自投。多收者许令即时口禀以凭责治。所收之银，即令收头自解，并不拆封。”(51)吕坤曾见到山西有一府收银时，堂下多树木椿，用绳系于上，解户投到公文时，就到堂下等候，各人将所带银包挂在椿头绳上，挨个点名近天平自行称量银数，自敲针管，而吏员则在旁监兑；如果发生争执堂官则亲自称量审视。(52)吕坤认为这种收银办法是最光明正大的，因此记录下此种收银办法，以告众官。这些用于承装银两的柜子上可能依次贴上标签字号。(53)按常理度之，纳户自秤自投确可起到防止库官秤兑作弊、柜头私窃白银的作用，但无法排除纳户自秤自兑作弊的可能性。

明代国家对赋税征收的白银成色有明确规定，《大明律》严格规定：“凡收受诸色课程，变卖物货，起解金银，须要足色。如成色不及分数，提调官吏、人匠，各笞四十，着落均赔还官。”(54)一般来说，赋税征收的白银主要是九五成色以上，乃至十成足色纹银。郭子章论及福建泰和赋税时说：“据前濮侯《谕民便览》一款，通县官运二千三百零四两正，以九五色银折算。又用司降法马秤兑，每两作纹银九钱四分。夫旧以九五色银征，今以纹银征，大约每两减去六分，于总额内共减银一百三十八两。”(55)原则上，若缴纳赋税的白银成色不足，地方政府是不能起运的。但是明代民间低劣伪银大量流通，甚至出现伪造白银的专业户。(56)如嘉善地区伪劣之银四处流通，出现罕见足色纹银的现象，有的甚至是银匠故意有巧作色银，或九成或八成，甚而七成。(57)顺天府大兴县知县马聪提到京城内外白银流通之时，也说“有造诸色伪银以绐人者……”。(58)陈良谟《见闻纪训》生动记载了湖州府一妇人抱婴投水逢救事，该妇鬻卖家中仅有一猪偿租，结果换来的二十金皆假银，妇人情急之下投水寻短。(59)低劣伪银的大量流通，民间往往难辨白银成色而受蒙骗，破家荡产有之，窘忿致死有之。

因此，在民间大量低劣伪银的流通情况下，地方政府通过赋税征收上来的白银常不足色，多有含铜、铅和锡杂质的低黑白银，从而使国课受损。曾任提调的某官说：“是故起解金银，成色不宜不足。今某职司提调，取乎民，尽是锱铢；及至输将，解手上，皆为苴土。相欺收受课程，无乃台情贪餐，怙终变卖货物，岂得纳此泛常。”(60)万历年间，丁宾也说：“盖向来存派不一，使此运头本名粮一概派出兑军覆令集收别粮长米起运，跋涉盘桓，殊多转折，且往往被奸黠势要者托负，以累本户。即间有完者，不输本色，中多低银杂货糖只，致使役者十室九空，解运愆期，公私两病。”(61)丁氏这段议论既指出赋税征运中出现的弊端，还明确论析了赋税折色缴纳低杂白银之害。又，朱国寿在四川任知县时颁布条例中有“革假银害众事”一款，其文曰：“照得乡民贸易，或挑或负，用力许多换银无几，方以为可充国赋。而兑官比也不意尽是红铜、黑铅料为四五成色，尚无一二成色，将愚民之万苦，不当奸民之一骗于此，不究低银之根，因而重罪银匠。不啻民受害粮难完，而钱法亦终无疏通之日。”为禁绝低假白银的大量流通，朱国寿明令“撤去私炉，限定官炉，令银匠朔望打卯投结，如有行使假银，即追造银匠役，按律治罪，仍令照数赔偿”。(62)

更有甚者，负责赋税征收的各级机构中有胥吏互相勾通，故意掺杂，倾煎劣质银锭完纳国课，以填欲壑。嘉靖年间，户部尚书王杲、巡仓御史艾朴被弹劾接受盐运司官贿赂在缴纳太仓银库时接受低银。嘉靖皇帝震怒，下旨将王杲、艾朴等人逮捕究问。王杲辩解说自己对起解至户部的各地赋税银两仅过问其数目存放情况，并无权力干预地方赋税征收事务。最终，这批税银中成色不足的低劣白银被退出九万余两。(63)左光斗在出任巡按御史期间曾破获一起地方胥吏相互为奸、私吞公帑的案狱，主要是地方衙门机构吏胥数人勾结将征收上来的赋课，“杂以铅藏，和以铜锡”，倾煎低劣白银，起解运往中央。(64)又湖州人姚舜牧在一篇诫文中也提到临时府官某将征收上来的钱粮四千两白银，私自取人府衙“以铅易之”。(65)

(三)白银倾煎、火耗与装鞘

一般只有富户人家或工商业经营者，才拥有大块银锭的能力。寻常百姓之家所用多为散碎之银，赋税征收时亦是以此种散碎银块缴纳。显而易见，散碎之银不便于税课起解和收贮，加之征收上来的白银成色各异，嘉靖八年，户部尚书王瓒奏请：“各处解到库银，率多细碎，易起盗端。乞行各府州县，今后务将成锭起解，并纪年月及官吏银匠姓名。”(66)嘉靖接纳了王瓒这一建议。此后，地方赋税起解至京或入库之前均要将碎银倾煎成锭，叶盛巡抚宣大时就曾令将征收草束的碎银煎销成锭，起解至宣府官库收贮。(67)起解至京的银锭一般为五十两每锭，例如嘉靖年间山东巡抚陈儒在《藩司事宜》明白责成所属州县起解赋税银俱要煎倾成锭，“本司揣近已通行省谕：各该州县今后解纳银两，俱要五十两为一锭，用工部原降天平法字秤收。”又令：“今后收受兑军折色及蓟州折色银两，俱每五十两为一锭，务要足数，或量加三五钱总倾泄一处，以备太仓秤折，不许仍前短少，亦不许将零碎银两，赴司解纳。”(68)吕坤在山西时，规定每柜收至五百两以上，收头就需禀告于官后自唤银匠倾销。吕氏又规定：“每锭务足五十两二钱，不许零星添搭，白面细纹不许焦心黑色，仍凿造收头、银匠姓名两数，送赴掌印官当堂同库役秤验明白，收头自己封锁收寄库中，但有不足色数者，即时发出另行倾销，如果不足色数者敛官不许滥收，掌印官逼收者参提重处。”(69)这里吕坤对起解的白银银锭倾煎规格、成色均有细致严格的规定和要求，为了防止倾煎的白银每锭不足五十两，还特别在每锭银锭上多加二钱，并按照国家规定做法在银锭上凿上收头、银匠的名姓，然后才送去秤验收锁。然而即使如此，一旦发现有银锭不足色者，就及时重新倾煎。人们通常称这种倾煎成锭的银块为元宝，俗又称圆宝，(70)在银锭上镌刻年号、重量、银匠以及收头的姓名的目的是为了便于稽查。

银锭倾销，既可以是地方政府主持进行，也可以是收税解户自行唤请银匠倾煎。张应俞《杜骗新书》中记载了一则银匠倾煎银锭被骗的故事。某银匠家颇殷富，解户征收秋粮银，常常托其倾煎。某夜倾煎银锭，被一棍痞骗去一块元宝。(71)这则故事说明，揽头解户会把集中征收上来的大量散碎白银，请托银匠倾煎成银锭。散碎白银倾煎成银锭，既是为了便于装解运输，也是尽可能保证白银运输的安全性。但是银匠在倾销白银时经常暗中盗窃银两，明代中后期社会上广泛流传着“银匠打造倾泻，皆挟窃银之法”(72)的说法。在某些地区银匠例有盗银行为，甚至与官吏瓜分盗来之银。(73)姚士麟曾记载了一则银匠窃银事例，“江陵当国时奏请：天下有侵盗官银至若干者斩。苏有管枫洲者，以销银为业，侵渔至数万金。郡县捕得，下镇抚狱。”(74)银匠管枫洲，在倾煎官银的过程中竟然侵盗官帑至数万两白银，数额之大，令人咋舌。正是银匠在倾银中会盗窃银两，因此朱国寿任县令时特别指出赋税起解中要防止银匠，否则难免出现疏漏。(75)

碎银倾煎成锭，会出现损耗，因此地方政府在征收赋税时不得不多收一定数量的白银以补耗，谓之火耗。还有一个显然的事实，地方上征收上来的白银不能自达京师，运输途中需要物力、人力，还会出现各种损耗，各项所需费用最后一并归于火耗征收。明末清初王弘撰说：“‘加耗’二字，起于后唐明宗。……洪武时定制，每斗起耗七合，石为七升，中制也。江南粮税加耗已至七八升，盖并人杂办，通谓之‘耗’，意不止于鼠雀为也。后于田亩上加耗则失其意矣。……近世有司收银，于正数外有加者，名曰‘火耗’，其数之多寡不等，存乎人而不加者鲜矣。”(76)

地方政府在赋税征收中采用加耗的办法，无异于给赋税征收者增加了许多渔利其中的机会和空间。顾炎武论火耗时说：“原夫火耗之所生，以一州县之赋繁矣，户户而收之，铢铢而纳之，不可以琐细而上诸司府，是不得不资于火。有火则必有耗，所谓耗者，特百之一二而已。有贱丈夫焉，以为额外之征，不免干于吏议，择人而食，未足厌其贪餍。于是藉火耗之名，为巧取之术，盖不知起于何年，而此法相传，官重一官，代增一代，以至于今。于是官取其赢十二三，而民以十三输国之十；里胥之辈又取其赢十一二，而民以十五输国之十。”(77)这里亭林先生论述了火耗产生的根源、火耗成为地方官吏的“巧取之术”，以及火耗赢羡的流向对象。清代姚莹关于火耗也有一段非常精辟的论述，他说：“明嘉靖中，以八事定税粮，以三事定均徭，总征银米之凡而计亩，均输之，其科则最重与最轻者，稍以耗损益推移。…耗既归上，有司势不能不更取耗于下。盖银米不能自达于京师，由州县而省司，由省司而上供，舟车转运，折耗实多，故以耗补之。而后入天庾者得如其额。至于银色之优劣，称兑之重轻，不以耗补之，入库之数所损实大，册籍一定，官吏岂能倾？家赔累乎！此立法严禁，所以不能止绝也。”(78)这段话清楚说明了赋税征收无论采取何种征收形式都会存在损耗问题，赋税征银中白银成色不足、秤兑轻重等情况的存在都需要额外的银两补足损耗。因此，对火耗来说不管怎么立法禁止，皆属无效之举。

倾煎成银锭以后，地方官员将这批赋税银锭封好造册登记银锭数目，具体形式各地不一。但大致根据财政收支两项分成出入二簿册，又按州县分载，或百两为一封，或五百两、千两为一封。地方存留部分则经过管库官员点查登记后入库贮存。赋税中起解的部分，则需装鞘输解入京，“每鞘二十锭，每锭五十两，以合一千两之数。此从来解纳旧规，亦备在鞘册可查也”。(79)银鞘以木条制成，再以铁皮裹匝成坚厚的封条，约有四条，押运官二条，州县官二条，目的是防止起解中差役作弊偷盗。(80)一般银鞘由地方吏役、富家大户负责押解。有时也会恶意地让贫苦乡民押解，明代公案小说中大量记载有这样的事例，如《郭青螺柳省听讼新民公案》中就记载了浦城县乡民刘知几被佥点作为解户押解五鞘白银入京，不得不向富户举债，从而遭到放债人高利贷盘剥。(81)

明代国家对赋税起解至京部分有所规定，嘉靖十三年诏谕：“自今盐银，宜以部发为准，秤兑完足，籍记锭数，差官起解。如定数不足，责在解官；分两不足，责在运司。务严法追赔，以杜侵欺。”(82)这基本上确立了鞘银解运过程中“定数不足，责在解官；分两不足，责在运司”的权责归属原则，目的是为了杜绝赋税装解中的侵贪行为。但银鞘如何周密坚厚，仍然无法防止侵盗银锭现象，例如万历年间屡屡发生侵盗解银之事。例一，黄克缵报告从南方起解运往京师的白银在徐州境内屡遭抢掠，“刘太监差委赍进上龙袍七包，并徐州解到赔偿官银一千两，行至苦水铺离城四十余里于二十四日早，遭遇响马强贼二名，半路截拦乱箭射伤，将铁锤凿开皮包，劫去元宝十锭，计银五百两等情。”(83)此事被黄克缵怀疑是押解的太监与参随等合伙蓄意所为，故而在奏折内指出案件的诸多疑点。例二，山东解官周成文侵盗解运漕银。该批漕银每锭都比国家规定的重出三钱五六分，每鞘总量多出七两左右。周成文将其中一锭剪切掉七两，变成四十三两一锭，每鞘中的银锭就是“锭、一小锭”。这一情况被巡库御史马从聘发现，从而怀疑解官侵盗银锭，经过仔细稽查确定周成文侵盗属实。(84)例三，河南开封府地方官员与吏胥合伙作弊，把起解至中央户部的每块银锭截去一角，约二两左右重，且故意漏装几十块银锭不入银鞘。据李邦华所云：“天下解库银两十九不足，非司库之加勒无厌，则运官之侵盗改锭。此不肖库运之常也。”(85)由上揭事例充分说明，装载银锭的银鞘即使制作再坚厚，还是存在侵盗赋税银两这样的常见事情，而且一般多是监守自盗。

(四)赋税征银与官吏侵贪行为

我们在讨论明代赋税征银的问题上，必须正视一个问题，即赋税采用征银的形式大大便利了官吏贪污，刺激了他们贪欲的膨胀。明人赵时春说明朝初期赋税施行征收本色形式，“虽有贱贪，无所取银，欲窃物以行，则形迹易露，而法顾重，是以官吏清而民安乐”，赋税征银以后，情形大变，出现上下鹜求白银的局面，“贪残奸佞之臣，专事乎银，任土之贡，尽易以银，百货出入，以银为估，可以低昂轻重，以施诡秘。窃上剥下，以济其私。交通关节，以崇其宠。賷轻而迹难露，俗敝而上不知。百吏四民，弃其本业，而唯银之是务。银日以登，物日以耗，奸宄得志，贤智退藏，用乃益匮”。(86)明代赋税征银中，官吏往往尽饱私囊，胥吏侵渔，不知几何，有些地方甚至“相沿二百余年”不曾改变。(87)以钞关为例简单说明其中之弊，嘉靖初户部官员奏称钞关出纳官银的胥吏大为奸利，(88)“或秤收之初不尽入官，或蒇贮之处得以私取，或倾煎之际隐匿多余，或类解之时巧为那换”。(89)由此可窥见赋税征银中官吏侵贪行为之一斑。

这就难怪明清之际的学者在检讨明代赋税制度与货币制度时，不约而同将批判的矛头直接对准了赋税征银。如任源祥说：“轻宝易匿，便于官役侵欺，二害也。”(90)顾炎武也说：“又闻之长老言，近代之贪吏，倍甚于唐宋之时。所以然者，钱重而难运，银轻而易赍；难运，则少取之而以为多，易赍，则多取之而犹以为少。非唐宋之吏多廉，今之吏贪也，势使之然也。然银之通，钱之滞，吏之宝，民之贼也。”(91)顾炎武以银米增加贪污的可能性生动形象地设喻对比讨论，认为使用白银易于侵吞，增加了贪污的机会。他说：“吾未见罢任之仓官，宁家之斗级，负米而行者，必鬻银而后去。有两车行于道，前为钱，后为银，则大盗之所睨，常在其后车焉。”(92)任源祥、顾炎武是从正面发论，得出赋税征银银更便利于官吏侵贪。

与任、顾二人同时代的冯梦龙和黄宗羲，则从反面来论证白银便于侵贪，而征收铜钱不便于贪污。冯梦龙说：“苞苴用钱难于馈遗，二不便也。”(93)黄宗羲在检讨和总结明代赋税制度时，系统地分析了银钱利弊，提出废除金银之利有七，利之五便是使用铜钱“官吏赃私难覆”。(94)

四问题的分析与结论

由上论述可见，明代国家赋税制度采取征银的形式，在征收过程中确实存在着诸多负面问题。但是必须清楚指出的一点是，这些问题的存在并不是使用白银本身产生的，而是源于深层次的国家制度性缺陷。首先是货币制度体系。明清时期的银两制度，并非严格意义上的铸币制度，银两的使用缺乏铸币的精确性，成色和重量均得不到国家法律保证。货币史权威学者彭信威早就说过虽然银两是中国的银元，铸币的各种标志它都具备，但是也指出这种货币制度是一种落后的形态。(95)与此同时的欧洲国家，已经建立了一套统一的铸币制度，全国通行的货币由国家指定的铸币厂负责铸造，按比例收取一定铸造费用。这样货币的发行权控制在国家手里，保证了流通货币形式、质量等的统一性，便利于商业贸易和国家赋税的征收操作，降低了货币的流通成本，同时也可以大大降低减少货币伪造的机会。

明清时期，银锭的铸造却不是由国家设局铸造，用于缴纳赋税的银锭主要由各地银匠完成铸造的，民间流通的小额银锭甚至是由白银持有人自行倾煎而成，银锭的铸造缺乏一个统一管理监督体系。从货币学理论上来说，明清时期国家主动放弃了银两的铸币权，这样就出现了凡是白银持有者都可以自行铸造的局面，也就是说人人都有铸币权。铸币权的这种分散性，必然导致流通货币白银的成色、轻重和形状等的不统一。因为未能建立起铸币制度，因此使用白银货币的流通成本增加，带来了操作上的繁琐和技术上的困难，如称量、鉴别成色等，提供了商业贸易中的欺骗行为和增加了民间伪造货币的机会。货币的制度性缺陷，增加了赋税征收的手续，手脚愈多弊端愈容易滋生。(96)如果白银采取铸币形式可以减少不少问题，铸币是按个数流通，可以省去了称量的麻烦，(97)散碎之银倾煎成锭的火耗问题无需考虑，赋税征银中借“火耗”之名而行侵贪之实的可能性也会随之降低。然而，传统中国国家直至清末才出现白银铸币货币。

与这种货币制度性缺陷密切相关的是，明代国家财政制度违背了财政经济学原理中的税收本身的效率原则。(98)税收本身的效率原则，主要是指在赋税征收中，税务行政应该讲求效率，税收制度应当尽可能的简便，征纳双方的费用必须均应节省。它旨在考量税务行政管理方面的效率状况，关注税收成本、赋税征收手续简便与否、赋税征纳双方费用节约的问题。

银两是一种称量非铸币货币，因此白银秤兑、成色鉴别、倾煎成锭等程序的存在，给赋税征收带来了诸多的操作不便和困难，增加了地方政府、赋税征收人员和缴纳赋税百姓三者的成本。倾煎银锭所需火耗和赋税征收中出现的侵贪行为，无疑增加了缴纳人的成本，未能达到赋税征纳双方费用节约的效率。倾煎银锭所需耗银的最终承担者是百姓。明代贺逢圣说正赋之外征收耗银，“为古所无”，并进一步指出耗银“内部取之外省，大吏取之州县，滴滴归源，仍属取之于民”。(99)顾炎武论及山东百姓深受火耗之害时说：“山东之民，无不疾首蹙额而诉火耗之为虐者”。(100)可见火耗为害之一二。火耗，往往被赋税征收执行者利用，成为他们谋利的渊薮，地方官员亦大多深谙其道。朱国寿就曾说：“革火耗多端事照得火耗有明加有暗加，明加在正数之外，暗加在正数之中，有重收轻放，重收在银之偏下，轻放在银之偏高，所剩羡余皆火耗也。”(101)赋税采用征银的形式，碎银倾煎成银锭产生的耗损以及钱粮的各种运输费用，宋元以降统治者从未想出一种多方都可接受的理想方案解决此问题。统治者采用了一种非常简单的做法，将一切耗费全部推卸给了赋税承担者，这种做法致使明清两代百姓被害匪浅。对老百姓而言，“火耗”是一种附加税，这笔附加税收的存在大大提高了纳税人的纳税成本，这种做法使明清两代百姓深受其害，而国家却未能与纳税人共同承担这笔费用。因此，这种违背税收本身效率原则的赋税制度体系产生的负面问题最终只能单向度指向承担赋税的百姓。

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在赋税征收中地方政府和赋税征收人员往往利用耗损作为借口，增收此类附加税。地方政府征收附加税在某种意义上说，有其不得已之难处。明代赋税大致分成三块，一起解部分，二对拨或调拨部分，三地方存留部分。赋税征收绝大部分被中央起解运走，地方存留不足，地方政府正常行政费用支出经常缺乏，更无论地方公共开支的费用。赋税征收时，每岁会计、收催、秤兑、坐柜、收银、登记簿册、雇役解运等一应事务，均需工食费用。(102)此外，各地方衙门日常的公务开支，亦需要大量财政费用维持。正如贺逢圣所云：“夫大小官吏，案牍纷繁，十倍于古，延幕办公。纸笔饭食之类，百无一有，束手缚足，圣贤莫措，势不得不内部取之外省，大吏取之州县，滴滴归源，仍属取之于民。”(103)因此，王弘撰才会说赋税征收中收取耗银，“岂得尽罪有司？”(104)但是，增收“火耗”这类附加税形式也给赋税征收人员贪污中饱提供了制度性的保障。现代西方国家通过税种、赋税结构和赋税制度的合理设计与建构，达到赋税制度系统自身可以消除赋税征收中可能出现的各种弊端的效果，同时还建立了一套具有现代法律效力的监督审计机制来惩处赋税征收中出现的侵贪行为。显然，明代国家不具备建立现代赋税制度体系的可能。

正是由于明代赋税制度采用征收银两的形式产生了诸多负面问题，加之这些问题难以克服，明清之际的学者在检讨明代赋税制度得失时，都把白银货币看成罪魁祸首。他们认为，白银弊多而益少，提倡行钱，更有极端者甚至主张赋税征收恢复到本色形式。(105)客观而论，赋税征收货币是符合税收本身效率原则的，节约了赋税征收的费用成本。明代赋税征银减少了征收本色带来的诸多不便，简化了征收程序，降低了征收成本与监督成本，提高了行政效率，有利于减轻百姓的负担，正如亚当·斯密所说从赋税征收形式上来说货币形式是最为合适的一种选择方式。(106)毋庸怀疑，赋税采取征银形式具有积极的进步意义。

与赋税采用征收货币银两的形式相比较而言，赋税采用征收本色形式产生的弊端问题更多。本色米麦的征收、缴纳、运输、过关等程序中，耗费物力和人力资源更大，运输成本与监督成本也更高过。本色征收、运输中暴露出来的弊端甚于折银。关于这一问题言论指陈，自明代早期就已开始出现，此后更是不断。仅漕运一项弊端之论，已是不绝于明代文献。对于赋税征收本色与折色二者的优劣比较，明末李中馥《原李耳载》记载的一则掌故颇可具有说明性。李氏载云：“太原太守黄公洽中，存心爱民，欲更所辖二十八州县征粮旧例。谓粮因地起，地中出粟，本色是征，正也。军糈曰粮，义取养兵，本色是给，亦正也。易以折色，粮之名失矣。在纳粮者有银尚可，无则必以粟易银；在领粮者有粟尚可，无则必以银易粮。是折色一行，并粮之实失矣。至羡银之侵收，大户之消累，批解之搭架，重重弊害，苦毒民间，莫此为甚。复征本色，则农免于粜，军免于籴，官清火耗，解省添搭，便民未有过此者。乃会集在省乡先生议之，诸公齐声称颂，此从兵民两便起见，真可为美意良法，堪垂永久。……竟详三院批允本色。时各州县已春收矣，檄行改造本色团簿举行，民间纷纷称不便。……黄公不得已，恳司道传谕营弁，仍执前例不可。后催领稍急，遂哗然鼓噪。黄公出示，言本色只此一次。覆云一领便成常例，终不可。是岁秋冬雨雪过多，虽加铺苦，粟已朽蠹若干。黄公不得已，檄所属仍造车载回，以易折色。民益大扰，诅怨沸腾。三院亦不得已会劾，得旨下褫职。”(107)

当是时，李中馥外祖父马朝阳复命回籍，亦参与讨论，极力反对黄知府赋税征收本色形式，他说：“本色之废、折色之行久矣，唯久则安。银有纹潮，粟有美恶，秤有轻重，量有盈缩，其必须人监视也同；银收用柜，粟收用廒，柜司大户，廒司仓给，其必须人存贮也同；银赔添搭，粟赔折欠，鞘累夫役，载累车辆，其必须人运载也同。其中苦累，本色更甚于折色。至车辆必从乡中签报，乡至县计羁迟五日，县至府计羁十日，即如太原一邑，本色近四万石，计用车一万辆，每辆费以五钱计，则已五千两矣。此犹约略言之也。如给散于军，即领尚可；倘以粟色留难，或不愿得粟，孰得而强之？百姓受累，更有难于言者。总之，银之用活，粟之用滞。”(108)

据此，李中馥比较分析赋税折色与本色，他认为：“盖收纳折色，设柜在县大门内，银苟足色，何从刁难？等有星位，末由捎勒，本分火耗外无他需索也。”然后又认为赋税征收本色，存在三不便，即交收时之不便民、起解不便民、解纳时不便民。(109)虽然李中馥对赋税征收本色与折色的分析并不全面，但却切中两者利弊之要害。对于折色之便利议论，大概莫过于崇祯末年户部尚书倪元璐的分析，他认为赋税改征折色“其便有六”，其言日：“凡物估一两者，民间必倍费至于二两。今议每估一两外加四钱，另加铺垫二钱，其他增价不同，悉以此例为率，则是在官常得四钱之赢，在民常得四钱之缩，公私两利，便一也。凡货材之外，至者意在取盈，不能精良，以致驳换往返，非惟物力坐困，亦且时日久稽。今敛银入官，官自买购，征材必当需用之时，致物只充所用之数，因便得良，以少得精，不至浮滥，便二也。货物积之内库，日就耗损，积镪千年，岂得无用，猝有急需，又可通那，便三也。四方商贾，占望缓急，京师所需物必辐辏，便四也。官自为市，国帑之财，时与民间流通，京师亦有润色，便五也。以折色而入者，亦可折色而出，如黄绢本为抚裔，而绢或不敷，即以折色与之，庶更忻然，便六也。”(110)

凡事有利必有弊，犹如一枚硬币存有正反二面。赋税征银中也确实存在弊端，使国家和百姓不同程度受害，令赋税征收者可以上下其手，渔利其间。事情至此，赋税征银已不仅仅是白银货币化这么一个纯粹的经济问题了，而是衍变成为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如果仅限于自身，则不免纠结于本色、折色之间的无谓之争，于解决赋税采用征收白银形式中出现的负面问题无甚裨益，即使是明清之际三大思想家亦难脱“往回倒看”的落后认识。以今日眼光观之，当日讨论若能关注于如何改善国家货币制度，完善财政税收结构制度、监督制度以及审计机制等方面，方有可能消除或降低赋税征银带来的负面问题。否则，对于赋税折色征银难免出现“折色之为害乃大矣”、“赋役之弊，莫甚于折色”(111)这种极端认识。然而，赋税征银中出现的负面问题，提醒我们在讨论白银货币化与赋税变革之间关系的时候，切不可忽视和检讨明代国家制度性因素的制约，采取回避的方式更是非理性的做法。

(本文受华东师范大学2007年优秀博士基金资助，特此致谢。)

注释：

①(明)胡我琨：《钱通》卷1，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明史》卷81《食货志》5《钱钞》，中华书局1997年版。

③《明穆宗实录》卷4，“隆庆元年二月丁酉”，中研院史语所1962年版。

④刘志伟：《〈梁方仲文集〉导言》，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⑤(清)赵翼著，栾保群、吕宗力校点《陔余丛考》卷30《银》，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13页。

⑥(清)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38《户部四·宝泉局》，广陵书社：1990年版。

⑦相关研究参见刘重日：《金花银、轻赍与金花籽粒》，刘重日：《濒阳集》，黄山书社2003年版，第215—219页；高王凌：《关于明代的田赋改征》，《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3期；鲍彦邦：《明代漕粮折色的派征方式》，《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1期；万明：《明代白银货币化的初步考察》、《明代白银货币化与制度变迁》、《关于明代白银货币化的思考》、《白银货币化视角下的明代赋役改革》，分别载于《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2期、《暨南史学》第2辑(暨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4年第5期、《学术月刊》2007年第5、6期，以及万明主编《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第3章《白银货币化与中午变革》(由万明执笔)。

⑧赵轶峰：《试论明代货币制度的演变及其历史影响》，载《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4期；晁中辰：《明后期白银的大量内流及其影响》，载《史学月刊》1993年第1期。

⑨(明)张燮：《东西洋考》卷5《吕宋·物产》载：“银钱，大者七钱五分，夷名黄币峙，次三钱六分，夷名突唇；又次一钱八分，名罗料厘，小者九分，名黄料厘，俱自佛郎机携来。”梁方仲就这类西班牙银元成色提出质疑。而且根据西方货币史可知，欧洲的金银铸币也不是以足量金或银铸成，而是以合金铸成，但人们习惯上认可以足量货币使用。

⑩章炳麟著，徐复注《訄书》，“制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642页。

(11)【英】亚当·斯密：《国富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0页。

(12)【英】凯恩斯：《货币论》(上)，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3页。

(13)《古今图书集成》卷147《赋役部·总论十》，中华书局影印本。

(14)《明宪宗实录》卷93，“成化七年七月己卯”。

(15)(明)于慎行：《谷山笔尘》卷12《赋币》，中华书局1997年版。

(16)(明)张怡：《玉光剑气集》卷4“国是”，中华书局2006年版。

(17)(明)姜淮：《岐海琐谈》卷1“十七”，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

(18)(清)顾炎武：《钱粮论》(上)，《顾亭林诗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

(19)(清)赵翼著，栾保群、吕宗力校点《陔余丛考》卷30《银》，第513页。

(20)吕思勉：《吕思勉遗文集》(上)《田赋征收实物问题》，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47页。

(21)《明宣宗实录》卷91，宣德七年六月甲午。

(22)明代中国人口总数各家估计不一，据何炳棣认为明代人口自14世纪末达到6500万口，此后至万历二十八年前后或多或少的呈直线上升。他提供了顺治八年清朝政府首次编审人口时达到1.06亿。而明末白银总存量，国内白银生产总量据全汉昇估计约1159万两，国外白银流入总量据王裕巽估计最高超过3亿两。据此可知，自1500年以后中国人均拥有白银数约3—5两左右。如果考虑到不同时间段与白银总量之间的对应关系的话，人均拥有白银数量约3两左右。

(23)(清)任源祥：《赋役议》(下)，引自巫宝三《中国经济思想史资料选辑》(明清部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24)(明)许赞：《陈言六事疏》，(明)陈子龙辑《明经世文编》卷135《许文简公奏疏》，中华书局1962年版。

(25)(明)徐阶：《经世堂集》卷23《复黎汉门》，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80，齐鲁书社1997年版。

(26)清修《续通典》卷13《食货·钱币下》，王云五主编万有文库本，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

(27)(30)(明)王圻：《续文献通考》卷4《田赋考四》，续修四库全书史76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28)《明太祖实录》卷205，“洪武二十三年十月”。

(29)《明太祖实录》卷234，洪武二十七年八月丙戌。

(31)(清)傅维鳞：《明书》卷81《食货志一》，王云五主编万有文库本，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32)《明史》卷57《食货志》5《钱钞》。

(33)(36)《明史》卷81《食货志》5《钱钞》。

(34)不著人《钦明大狱录》卷下，四库未收书辑刊，第1辑15册。案：事实上，《钦明大狱录》是嘉靖年间张璁等在嘉靖帝授意下编著而成，关于其中详情可参阅张宪文、张卫中所著《张璁年谱》第9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35)(明)孔贞运：《皇明诏制》卷7，“嘉靖六年二月十三日”，续修四库全书，史部458。

(37)(清)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苏松”，四部丛刊本。

(38)(清)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福建”。

(39)比如，西班牙传教士克路士在《中国志》中这样叙述道：“中国没有金银钱币，只有铜钱。金银是按重量计算。……如我所说，中国没有金银钱币，只通过金银的重量，每件东西都按重量买卖，因此人人在家里都有秤和秤砣，那都是非常完备的。他们有寻常的秤砣，从十克朗到一克朗，从十坦格尔到一坦格尔(一坦格尔是九便士。又引者注：相对于中国当时的7点5两)。……一般是按重量计算的银子，不量钱，所以如上所说每人都有自己的秤。这是因为每人都想方设法去骗别人，总带着一副秤砣和秤及碎银到市场去买东西。秤是一根小象牙杆，一端用绳子挂着秤砣，另一端挂着一个小秤盘，秤砣的绳沿杆移动，那上面标出一个康得林到十个的重量，或从一个马斯到十个马斯，这种秤是供零买之用，至于大宗购买，他们有很古怪而且精致的大秤，配备全套砝码。”【西】克路士《中国志》，【英】C·R·博克舍编注，何高济译《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90—91页。

(40)(明)朱元璋：《大诰三编》“库官收金第三十五”，《全明文》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41)(明)吕坤：《实政录》卷1“库官之职”，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史部48册，书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42)(明)刘惟谦等，怀效锋点校《大明律》卷10《私造斛斗秤尺》，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43)《明世宗实录》卷120，“嘉靖八年六月癸巳”。

(44)(明)周孔教：《宜从民便以昭节爱疏》，【明】陈子龙等辑《明经世文编》卷451《周中丞奏疏》。

(45)(明)朱国寿：《考成录略》清集《完钱粮》，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史部61册。

(46)(明)李邦华：《文水李忠肃先生集》卷1《条陈太仓银库疏》，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81册。

(47)《明神宗实录》卷234，“万历十九年闰三月丁丑”。

(48)(明)张国维：《抚吴疏草》卷2《回法马疏》，四库禁毁书丛刊，史39册。

(49)(明)朱国寿：《考成录略》仁集《陈兴革》。

(50)(明)郭子章：《蠙衣黔草》卷21《泰和令公濮侯去思碑》，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156册。

(51)(明)袁黄：《宝坻政书》卷4《赋役书·申道报抚台减粮公移》，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史部48册，书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52)(明)吕坤：《实政录》卷1《库官之职》。

(53)(清)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苏松”。

(54)(明)刘惟谦等，怀效锋点校《大明律》卷7《户律·起解金银足色》。

(55)(明)郭子章：《蠙衣黔草》卷7《与本省诸公祖论官运》。

(56)(清)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11《伪银》，岳麓书社1996年版。

(57)崇祯《嘉善县志》卷10《物产》，日本所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

(58)《明英宗实录》卷139，“正统十一年三月癸未”。

(59)(明)陈良谟：《见闻纪训》(下)，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

(60)(明)佚名纂：《新纂四六合律制语》卷上《起解金银足色》，郭成伟、田涛点校《明清公牍秘本五种》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61)(明)丁宾：《丁清惠公遗集》卷7《与谢凤皋父母》，四库禁毁书丛刊，集44册。

(62)(明)朱国寿：《考成录略》仁集《陈兴革》。

(63)(明)徐学谟：《世庙识余录》卷11，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13，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

(64)(明)左光斗：《左忠毅公集》卷1《捉获假印疏》，四库禁毁书丛刊，集46册。

(65)(明)姚舜牧：《来恩堂草》卷14《警世录》，四库禁毁书丛刊，集107册。

(66)(明)徐学聚：《国朝典汇》卷110《仓储》，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

(67)(明)叶盛《经画边储疏》，【明】陈子龙辑《明经世文编》卷60《叶文庄公奏疏》，中华书局1962年版。

(68)(明)陈儒：《芹山集》卷27《藩司事宜》，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书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69)(明)吕坤：《实政录》卷4《敛解边饷》。

(70)(明)叶盛：《水东日记》卷11《元宝》，中华书局1997年版。另【明】张应俞：《杜骗新书》，“冒州接着漂白鏪”，车吉心主编《中华野史》(明朝卷)，泰山出版社2000年版。

(71)(明)张应俞：《杜骗新书》，“膏药贴眼抢元宝”。

(72)(明)江盈科：《谐史》，“一三九”，《江盈科集》，岳麓书社1997年版。

(73)(明)郭正域：《袁通议公小传》，湖北文征第3册。

(74)(明)姚士麟：《见只编》卷中，泰山出版社2000年版。

(75)(明)朱国寿：《考成录略》清集《完钱粮》。

(76)(清)王弘撰：《山志》二集卷2《加耗》，中华书局1999年版。

(77)(明)顾炎武：《钱粮论》下，《顾炎武诗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

(78)(明)姚莹：《寸阴丛录》卷3《赋税加耗》，黄山书社1991年版。

(79)(明)马从聘：《兰台奏疏》卷1《查参解官疏》，丛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80)(明)吕坤：《实政录》卷四《敛解边饷》。

(81)(明)吴还初：《郭青螺六省听讼新民公案》卷1《富户重骗私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版。

(82)《明世宗实录》卷163，“嘉靖十三年五月辛卯”。

(83)(明)黄克纉：《数马集》卷2《禁诬赖以杜奸计疏》，四库禁毁书丛刊，集180册。

(84)(明)马从聘：《兰台奏疏》卷1《查参解官疏》，丛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85)(明)李邦华：《文水李忠肃先生集》卷1《条陈太仓银库疏》。

(86)(明)赵时春：《赵浚谷文集·处州银冶志序》，转引自武新立《明清稀见史籍叙录》，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59页。

(87)(明)钱天锡：《郡倅汪公建仓记》，《湖北文征》第四册。

(88)《明世宗实录》卷113，“嘉靖九年五月乙卯”。

(89)(明)梁材：《题钞关禁革事宜》，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90)(清)任源祥：《赋役论》(下)。

(91)(92)(清)顾炎武：《钱粮论》(下)。

(93)(明)冯梦龙：《钱法议》，《冯梦龙诗文集》，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94)(清)黄宗羲：《明夷待访录》，“财计一”，《黄宗羲全集》第1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95)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658页。

(96)(明)朱国桢：《涌幢小品》卷14《驳宦户贴银一款》，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版。

(97)【英】亚当·斯密：《国富论》(上卷)，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21页。

(98)当代西方国家经济学界总结了自古典时代以来至20世纪上半叶威廉·配第、亚当·斯密、攸士第、萨伊、瓦格纳等经济学家提出的国家财政原则，逐渐形成推崇税收公平和税收效率两大原则。税收公平原则，就是指政府征税要使每个纳税人承受的负担与其经济状况相适应，并使每个人纳税人之间的负担水平保持平衡。税收公平原则是设计和实施税收制度最重要的或首要的原则。税收效率原则，可以从资源配置、经济机制、税务行政等不同角度来界定。

(99)(明)贺逢圣：《答奉天学台征耗羡议》，湖北文征第四册，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100)(明)顾炎武：《钱粮论》(下)，《顾亭林诗文集》。

(101)(明)朱国寿：《考成录略》仁集《陈兴革》。

(102)关于明代赋税征收过程中的诸多情境和弊端，明清之际松江人叶梦珠《阅世编》卷6《徭役》有翔实的记载。

(103)(明)贺逢圣：《答奉天学台征耗羡议》，湖北文征第四册。

(104)(清)王弘：《山志》二集卷2《加耗》。

(105)参见明末清初时，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任源祥、唐甄等人对货币与财政赋税制度的论述。

(106)【英】亚当·斯密：《国富论》下卷，第385页。

(107)(明)李中馥：《原李耳载》卷上《粮征本色》，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14页。

(108)(明)李中馥：《原李耳载》卷上《粮征本色》。

(109)(明)李中馥：《原李耳载》卷上《粮征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