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乐死范文10篇

安乐死范文篇1

关键词：被害人承诺；安乐死；医事领域；社会决定

每个人在出生的时候都无法选择自己是否出生，也无法选择自己出生之后所处的环境。但是对于死亡，似乎我们的选择多了一些。而安乐死就是我们对于死亡的一个选择。自我选择权与生命权之间的纷争贯穿了安乐死纷争的始终，这种纷争似乎还远远没有结束。

一、安乐死的概念与由来

“安乐死”一词源于希腊文“euthanasia”，即“美丽的死”，又称“安死术”或“怜杀”（Mercykilling），本意是指“无痛苦的幸福死亡”［1］。在现代医疗中，安乐死主要是在患有晚期绝症的病人的请求之下，为了使其不再承受痛苦，放弃对其的治疗或是人为加速其死亡的一种方式。根据被实施安乐死的病人是否明确表达其愿望，安乐死可分为自愿和非自愿两种。前者系由病人本人通过遗嘱或口头表态方式决定，后者则是因本人无法表达意愿而由亲属或监护人做出决定［2］。另一种区分安乐死的方式是根据作为与否将安乐死区分成主动安乐死与被动安乐死。如当事人为某种有意的行动处死，安乐死是主动的；如果是故意允许他死去，就是被动安乐死。因此主动安乐死和被动安乐死又分别称为积极安乐死和消极安乐死［3］。安乐死运动自上世纪30年代开始发展［4］，正如历史上许多别的人权运动一样，安乐死运动在发展的初期并没有得到大多数人的赞同。受到基督教中国卫生法制2022年9月第30卷第5期·76·文化生命神圣至上的影响，安乐死最开始在西方并未受到较多人的关注［5］。但是随着人权运动的发展，安乐死也开始越来越为人所赞同。目前对于消极安乐死而言，在刑法领域几乎毫无争议的认为其并不属于犯罪。而对于积极安乐死而言，目前仅有荷兰、比利时通过法律明确允许了安乐死［61。我国首例安乐死案即发生在陕西汉中的蒲某案。1986年汉中某医院收治了一位病人，该病人被诊断为肝硬变腹水且无法治愈。患者不堪忍受痛苦，多次喊叫着希望结束自己的生命，其子女求助医生蒲某，请求蒲某结束病人的生命。后蒲某向病人注射了药物，病人死亡。虽然终审判决为无罪释放，但是无罪释放的理由是因为其社会危害性小，即法院在宣判时是认为蒲某具有违法性的。

二、安乐死情形下的被害人承诺问题

安乐死问题的刑法学本质归根结底是对被害人承诺的研究，即被害人承诺在安乐死领域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突破被害人承诺在其他情形中不可突破的承诺范围。换言之，在安乐死领域下，被害人承诺是否较其他的领域具有特殊性，且该种特殊性是否可以突破刑法对于被害人生命权的保护。笔者之所以如此认为，乃是因为安乐死并非普通的被害人承诺情形。如果安乐死仅仅是一个普通的被害人承诺情形，其无法引起如此多的讨论与争议。被害人承诺是一个刑法上的概念，源自于古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的名言：“符合被害人意志的，不构成不法。”后世学者将其提炼成“得承诺的行为不违法”这一法谚，并广为流传［7］。不过在现代刑法学中，往往认为被害人的承诺在人身损害方面仅仅可以承诺到轻伤，即被害人承诺了其接受行为人对其造成的重伤后果或者死亡后果，此承诺也无法使行为人对于其所造成的重伤后果或者死亡后果免责。笔者认为，安乐死情形下的被害人承诺具有特殊之处，该特殊之处可以从对法律的保护性以及对法规范的敌视性进行阐释。对于一般情形的被害人承诺，无论是刑法学理论还是刑法实务，之所以要选择对于被害人的承诺予以一定的范围限制，主要源于对法益的保护性以及法规范的敌视性。从对法益保护的角度而言，无论是承诺的重伤结果还是死亡结果，对于法益的侵害都是极大的，但是在安乐死的情形中，由于被害人客观上处在极其难以治愈的病痛之下，其对于自身的生命法益的重视程度会逐渐降低，即被害人不再那么关注自己的生命法益。虽然生命法益是至上的，但是如果被害人由于病痛的折磨而选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则对于被害人而言，其不愿意接受病痛折磨的优先度优于其承受病痛折磨的苟延残喘。与其说生命法益至上，不如说每个人对生命法益的享受是至上的。从对于法规范的敌视性而言，实施安乐死的行为人的主观目的仅仅是帮助被害人结束痛苦，在现实案例中许多实施安乐死的行为人，往往都是因为病患或者病患家属的苦苦哀求才实施了安乐死。在帮助被害人结束痛苦的过程中，行为人或许已经就自己的行为受到了良心上的谴责。而且对于实施安乐死的行为人而言，其往往无法从实施安乐死的过程中得到任何的利益，即除了不愿意再眼睁睁的看着病患承受着病痛的折磨，行为人并没有除此之外的任何动机实施安乐死的行为。这一切都表明了行为人对于法规范并没有敌视性。因此，在具有有效的被害人承诺的情况下，实施安乐死至少不应该认为是违法行为。

三、对积极安乐死与消极安乐死分类的反驳

笔者对于将安乐死划分为积极安乐死与消极安乐死的分类方法并不赞同。或许确实客观存在积极安乐死与消极安乐死的分类，但是从刑法学的角度分析，积极安乐死与消极安乐死其实并无区别。刑法学上的积极安乐死与消极安乐死的区别在于积极安乐死是作为，而消极安乐死是不作为。对于积极安乐死而言，由于行为人是主动加速了病患的死亡，因此目前大部分国家或地区对于积极安乐死均采取否定的态度。而由于消极安乐死仅仅是放弃对于病患生命的治疗，允许病患生命的逝去，目前许多国家或地区对于消极安乐死采取了肯定的态度。笔者认为，在现实生活中，积极安乐死与消极安乐死并无法从刑法学的角度予以区分。刑法通说将消极安乐死认为是一种不作为，因为其体现在仅仅是放弃了对于病患的治疗。但是在抢救病患的情况下，放弃治疗往往是关闭对病患维持生命的医疗器械。如果说，积极安乐死是主动加速了病患的死亡，但在有医疗器械维持病患生命的情况下，选择关闭或者撤除医疗器械，何尝不是一种主动加速对病患死亡的作为。从客观事实上而言，积极主动的对病患注射药物使其死亡与主动的选择关闭或者撤除对病患维持生命的医疗器械均是对于病患死亡过程的加速。如果医生可以选择关闭或者撤除对病患维持生命的医疗器械，客观上加速了病患死亡的过程而不需要承担任何的刑事责任，那么医生同样可以在面对病患时选择并不对病患进行治疗，医生对于这种见死不救同样不需要承担任何刑事责任。造成这种悖论的原因就是积极安乐死与消极安乐死的区分并不妥当。在德国，也有不少刑法学者对于积极安乐死与消极安乐死的区分标准在于作为与不作为就提出了质疑［8］。在笔者看来，对于积极安乐死与消极安乐死的区分本无意义。无论是通过作为的方式还是通过不作为的方式，在客观上均加速了病患的死亡过程，其在刑法学上均是具有相同含义的行为。由于刑法学上对于作为与不作为的犯罪均采取了同样打击的态度，因此行为人无论采取了作为或者不作为的方式损害了某种法益，均可能会承担刑事责任。在安乐死的情形下，允许不作为的安乐死而不允许作为的安乐死是刑法学的悖论所在。政府允许了不作为的安乐死，也即在不作为的安乐死的情况下，被害人承诺与安乐死的特殊性导致了政府并不对不作为的安乐死进行刑罚；可是针对作为的安乐死，同样具有被害人承诺以及安乐死的特殊性，却未能突破刑法对于法益的保护。由此可见，在刑法层面上而言，积极的安乐死与消极的安乐死其实并无区别。以作为或不作为区分安乐死的类别或许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的选择。

四、对个人决定与社会决定的思考

我国有学者认为要从刑法角度上解决安乐死的问题，需要结合“自我决定”与“社会决定”［9］，即只有在自我决定与社会决定均同意对病患实施安乐死的情况下，该安乐死的实施才并不会违反刑法。笔者对该观点原则上表示赞同，但是如何界定自我决定与社会决定的界限，却值得深入思考。笔者列出以下两个情形：在第一个情形中，某人孤苦伶仃，在被无法治愈的病痛折磨，且只能存活几个月，在此情况下他向医生要求对其实施安乐死；在第二个情形中，某人在被无法治愈的病痛折磨，且只能存活几个月，在此情况下他向医生要求对其实施安乐死。而在这个时候他的至亲对他说：“你死了，我会选择自杀去陪你的。”在上述两种情形中，对于病患而言，由于其与社会的联系更加紧密，其可能要承担的代价就是需要多被病痛折磨几个月。人确实具有社会性的本质特征，每个人也确实应该担负起自身在社会中的责任。但是当个人决定自己的死亡之时，社会该如何对其决定进行评判是需要思考的问题。社会决定论提出的方法是将“社会决定”的判断要素，主要由患者的余命、疼痛程度、家庭构成、社会整体的医疗资源等客观情况构成［9］。通过对于客观情况的判断，得出社会对其选择安乐死的评判。但是笔者对于此评判标准则存在着质疑，因为此评判标准毫无疑问的在以客观条件衡量一个人生命的价值。也即社会对于每一个人的生命是否应该继续存续下去是持有不同的态度的，且这一个不同的态度并不是取决于患者自我的选择，而是取决于社会通过客观构成的判断。笔者认为，这样一种判断的价值太过于功利，是一种极端的功利主义思想。如果我们将该种价值判断继续延伸下去，很可能导致社会对于每个人的生命都给予其不同的评价，每一个人的生命将不再处于相同的地位之上。

五、对安乐死立法之展望

我国现在对于消极安乐死已经持一个肯定的态度，在日常生活中，消极安乐死也开始逐渐地被大家所使用和接受。笔者在此对于安乐死立法的展望，是对于我国未来可能会出现的积极安乐死的立法提出的展望。

（一）严守病患承诺之底线

对于每一个被实施积极安乐死的对象，均需要通过明确的、具有可验证性的方式表达对于积极安乐死的肯定态度。明确指的是该对象对于其将被实施积极安乐死的肯定态度是明确的。具有可验证性指的是该对象是通过遗嘱或是书面申请等书面形式，以及在除了遗嘱受益人之外的第三人且该第三人必须包括其主治医师、主治医师之外的其他医师之前同意其将被实施积极安乐死的口头表达形式，该口头表达形式必须具有录像保存。

（二）需病患的疾病在当时医疗条件无法治愈

对于每一个被实施积极安乐死的病患，需要有2名以上的从事在病患所患绝症领域治疗工作的医生签字，证明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病患所患的疾病无法被治愈，且这2名医生需要终身对该签字负责。但是，这种无法被治愈并不仅仅是理论上的无法被治愈。如果当时存在着较为先进的技术，但是这种技术仅仅处在临床研究阶段或者病患本身的经济条件完全无法支撑享用该技术对其进行治疗，在这种情况下医生都不需要对其签名承担责任。（三）给予做出决定的病患一定的冷静时间在病患请求对自己实施安乐死的情况下，应该由专业的临终关怀人士告知病患在安乐死的过程中病人可能会发生的一系列不适的感觉。此外，在病患作出决定之后，应该给予病患一定期限的冷静时间，这段冷静时间至少应该达到数天，且在这段冷静时间中应该给予病患一定程度的镇痛药物，防止病患仅仅是因为一段时间的极端疼痛而选择对自己实施安乐死。只有在这段冷静期结束之后，病人依然请求对自己实施安乐死，方才可以由专门人士对其进行安乐死。病人在冷静时间之后所做出的请求安乐死的行为方式，应该与首次其所做出请求的行为方式一样严守病患承诺之底线。

六、对我国安乐死立法前景分析

安乐死范文篇2

【论文摘要】：作为饱受争议的安乐死,一直是社会各界的热门话题,文章从安乐死的历史渊源出发,对安乐死涉及的主要问题和前景做探讨,表达了我们应当持有的态度。

一、安乐死问题概述

1992年，在加拿大的一个委员会的听证会上传出颤抖却又有力的声音:"各位先生，我想问问你们，若我不能批准自己去死，那我这个躯壳的主人是谁呢？究竟我的生命是谁拥有呢?"的确，我们有死的权利吗？对生与死的考问和思索几乎是人类社会有史以来就始终存在的永恒困惑。2001年4月，荷兰通过的安乐死法案再次把世界的目光聚焦到这个令人关注的话题上。

安乐死一词源于古希腊文,意思是无痛苦的,幸福的死亡。它是个古老的问题,史前时代就有加速死亡的措施。在原始部落迁徒时就常常把一些年老体衰的人留下,任其在自然中淘汰。古希腊柏拉图、毕达哥拉斯等思想家与政治家们,赞成当病痛无法治疗时以自杀作为解脱手段。当时认为,对于老人与衰弱者,经自愿使之安乐死是合理的。进入中世纪后,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等主张人的生死是神赐的,禁止自杀或安乐死。"文艺复兴"运动带来了人文主义兴起,赋予人以生的尊严,并不提倡安乐死。20世纪30年代,欧美各国都有人积极提倡安乐死,但后来由于纳粹德国在1938~1942年间利用安乐死杀害了数百万计的缺陷儿童、残疾人、慢性患者及精神患者,于是使这种提倡被看作是纳粹主义而声名狼藉,旋即销声匿迹。国际上对安乐死问题的再次兴起,主要是在20世纪60年代以来,由于社会的文明,医学科技的进步,尤其是人工呼吸机的应用普及,虽然使许多人,尤其是上了年纪的老人得以起死回生,这就为病患及家属注入了无限的希望。但也使其中的一部分人长期处于一种半死不活的境况下,过着悲剧般的痛苦生活。一些医生由于满足了患者的这一要求而被指控为"谋杀";另一些未得到这种满足的患者或家属则向法院起诉,提出"人既有生的权利,同样也应当有死的权利"(即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如生不如死时,有要求结束自己生命的权利),使法官和医生们处于两难之中。

二、安乐死的合法性纷争

(一)虽然安乐死赢得了那么多人的赞同，但是各国仍然对安乐死采取消极或至少是谨慎的态度。那么关于安乐死的纷争到底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从伦理方面来看，首先就关系到人们对生命的态度或是对生命价值的批判标准。其中有截然对立的两种观点，一种是基于基督教教义的生命神圣观，认为生命是上帝赋予的，只有上帝才有权剥夺人的生命。这种文化价值判断在西方有很厚的历史底蕴。其中以康德为代表，"人并不因为痛苦而获得处置自己生命的权利"。［1］因为生命是一种"神圣的信托"(HolyTrust）。相对立的，在西方自由主义者眼中，一个人有权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处理自己的身体，当然也就包括选择死亡。但这种学说因为将权利绝对化而经不起推敲。其次从社会整体效果来看，赞同者认为，安乐死可以避免不必要的医学资源浪费，使社会有限的医学资源得到更合理的利用。同时，反对者认为，允许安乐死会阻碍医学的新突破。但最重要的是安乐死与生命权的关系。

(二)生命权和安乐死

安乐死的问题,之所以不是纯粹是个人问题,在于从宪法上讲国家负有保护公民生命权的义务。一般认为,生命、自由和财产是人的三大自然权利。其中生命权又是三者的核心。生命权是宪法价值的基础和核心,集中体现了人的价值与尊严。生命权保护对宪法的存在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生命权是表明人类生存的自然意义上的权利,具有自然法的属性,是宪法合法性和正当性的基础;生命权的宪法确认意味着国家或政府负有保障每一个社会成员生命权的道德、法律义务,使生命权成为社会共同体价值体系的基础;生命权的宪法意义还表现在它为全社会树立宪法权威,提高社会成员的宪法意识提供了社会价值基础。生命权宪法价值的普及过程是推动法治发展进程的基本形式。宪政经验告诉我们,生命权价值得不到充分尊重和保障的国家不可能形成社会共同体的价值体系,进而无法形成实现宪法的"共同的社会意志"［2］

(三)安乐死与生命权自决并不矛盾

反对安乐死论者一般主张,如果允许安乐死,即是国家疏忽了对生命权的保障。其实这是一种对生命权内涵的误解。国家对生命权的保护是基于生命权的客观层面,这种客观保护不应该否认生命权作为主观权利的本质属性。也就是说,安乐死的核心在于,它是近代思想启蒙以来所确立的一种自由权利,它的核心在于人掌握自己生命利益的自由,国家应该履行尊重和保护生命的义务,但是不应当为个人包办生命的安排。公民基于自愿拒绝接受国家的保护,原则上受公民的自决权的保护,因此,如果国家强制公民接受基本权利的保护将对公民的自决权构成限制。作为自由的权利,生命权的一个本质方面即是它包含自决的权利。自决权是人性尊严的内涵之一,即个人对自己的人格形成和发展享有自我决定的权利,并排斥国家及他人之侵害。这种自决一方面体现了对自己事务的斟酌决定,另一方面也有在决定的指导下行动自由的含义。由此可见,自决权应当是基本权利中自由权的核心。

三、实施安乐死的构想

(一)施行安乐死需要广泛的社会基础，尽管安乐死在我国已经讨论了许多年，但很多人对此还不太了解或完全不知。北京松堂关怀医院曾对到该院义务服务的数千名大学生调查，结果表明90%以上的大学生从未接受过死亡教育，更有人忌讳谈死，对人是否有选择死亡的权利、选择死亡的方式也知之甚少。大学生如此，一般公民接受死亡教育的程度可见一斑。因此，宣传、讨论安乐死，让公众了解安乐死的进步意义和伦理意义是立法的第一步。

(二)死亡教育有助于消除患者对死亡的恐惧心理，缓减临终前的心理痛苦以提高安乐死的质量。西方许多国家都开辟了"死亡学，新学科，开始对死亡进行全面而认真地研究并逐步开展和普及死亡教育。美国自1960年起，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到大学都结合实际开设死亡教育课程;英国也为年龄低至11岁的在学儿童开设内容与死亡有关的课程;德国也实施了"死的准备教育"，并出版了专业教材，引导人们以坦然、明智的态度面对死亡。而在我国，只有武汉大学曾尝试开设过死亡教育课程，但由于受传统文化影响甚深，国人谈论死亡犹如谈性一样忌讳，可见，对公众进行科学的死亡观教育，逐步转变人们在死亡问题土的传统观念，引导人们正视死亡、接纳死亡是非常必要的。

(三)加快法制建设的步伐，为安乐死在我国的合法化创造条件

目前我国学界对安乐死的研究还不深人，对安乐死的概念、安乐死的适用对象、安乐死的法律性质、安乐死的实施条件以及安乐死立法的伦理学依据等的研究都很不够。有关的专家学者应该针对有关的问题，借鉴国外的相关成果，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积极的研究和论证，以期尽快达成共识，为安乐死在我国合法化奠定基础。安乐死是否已成为社会的普遍需要而觅需立法呢?且不说身患绝症处于死亡边缘的患者群体占我国人口的比例很小，就是在这样的群体中，还有许多患者有强烈的求生欲望，并在医生及亲人的支持协助下，顽强地与病魔抗争或寻求临终期的积极生存意义。因此，现代意义的安乐死在我国并不具有普遍的社会需求。即使到本世纪末，安乐死也未必成为社会大众的普遍需要，因为求生是人的本能，不到万不得已谁都不原意放弃自己的生命。

总之，安乐死的论争，涉及到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生命观、死亡观，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作为意识形态，它将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而发生相应的变化，这从争论的历史发展中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因此，当社会文明、人道、法治、医疗、福利水平发展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准的时候，安乐死就有其立法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参考文献

安乐死范文篇3

一、安乐死的概念及其类型

1、概念

安乐死的概念是理解安乐死的出发点，端在于许多有关安乐死的争议实际上属于各自使用的安乐死的概念不同所致，由此，统一安乐死的概念，才有可能为安乐死的讨论建立一个公共的平台。安乐死，英文为Euthanasia，该词来自于希腊语上的Eu（对应英文之Good）和Thanatos（对应英文之Death），故本意是指“好死”或“善终”。这也和中文“安乐死”的字面含义相对应，但是，假如由此仅对安乐死作字面的理解，显然是过于泛化了，既无法揭示安乐死在现代社会的非凡难点，也轻易使我们的讨论偏离方向。应当说，安乐死的目的是令人善终，但其适用范围和适用条件是特定的，并非指一切的善终。按照《辞海》的解释，安乐死是指因现代医学无法拯救而面临死亡的病人的主动真诚要求，医师为解除其不堪忍受的痛苦而采取无痛苦的办法，提前结束其生命。

2、类型

安乐死的类型有很多，我们介绍几种主要的且具有讨论价值的分类：

（1）自愿安乐死（VoluntaryEuthanasia）和非自愿安乐死（Non－voluntaryEuthanasia）

这是根据病人对死亡的意愿所作的分类。所谓自愿安乐死是指病人在治疗当时主动要求安乐死。非自愿安乐死是指病人在患病当时无法表达自己的意愿，但在治疗前曾经要求以后安乐死或者根据他们的近亲属或者清醒时指定的人的意愿，对其实行安乐死。这种分类的意义在于，病人的自愿能够构成安乐死正当化的理由？相比之下，非自愿安乐死比自愿安乐死的争议更大。

（2）主动安乐死（积极安乐死，ActiveEuthanasia）和被动安乐死（消极安乐死，PassiveEuthanasia）

这是根据医生终止病人生命的行为方式所作的分类，所谓主动安乐死，是指医生以作为的方式，达到缩短病人生命的结果，如对病人施以致命性药物的注射。被动安乐死是指医生以不作为的方式使病人因为其疾病而产生自然死亡的结果，如对病人停止治疗。这种分类的意义在于，涉及他杀的主动安乐死是否具有正当价值？被动安乐死虽然属于自然死亡，但是否违反医生的救治义务？相比之下，主动安乐死比被动安乐死的争议更大。

（3）直接安乐死和间接安乐死

这是根据医生的行为和病人的生命结束之间的因果关系所作的分类。所谓直接安乐死是指医生的行为是以直接致人于死为目的，假如实施该行为，必能终结该人的生命。间接安乐死是指医生的行为能够减轻病人的痛苦，但也具有终结人生命的风险和可能，也就是说，间接安乐死即使实施，医生的行为也只是诸多导致病人死亡因素中的一个，而并非唯一原因。实际上，直接安乐死和间接安乐死都属于主动安乐死。这种分类的意义在于，在直接安乐死中，医生对于病人的死亡持一种直接故意的状态，间接安乐死中，医生对于病人的死亡持间接故意，这种不同的故意状态决定了医生行为的可责性的大小，相比之下，直接安乐死比间接安乐死的争议更大。

笔者认为，（1）中的非自愿安乐死和尊严死比较接近，因此，该新问题的解决和具有病人主动真诚要求的安乐死有所不同。虽然从国外的实践来看，尊严死最终仍然是仿照安乐死的新问题来解决，即要求病人在治疗开始前即签署生前预嘱（LivingWill），但在实施条件上和安乐死有所不同，要比安乐死严格。（3）中的直接安乐死和间接安乐死虽然对主动安乐死下医生的故意形态进行了精细的区分，但这种区分对本文所要讨论的宪法学新问题的帮助不大。（2）的分类是现在最通用也最有实际讨论价值的一种分类方式，唯一的缺陷就是没有囊括助杀型的安乐死，同时，何为主动？何为被动？不够直观。鉴于此，根据终止生命行为的实施者不同，笔者建议将安乐死分为：助杀安乐死、他杀安乐死、放弃治疗安乐死。

二、安乐死在宪法学上的新问题

1、核心新问题——生命权、人性尊严及其竞合

一般认为，生命、自由和财产是人的三大自然权利。[3所谓自然权利，也就是，人和生俱来的、基于人之为人所应享有的、人在先于国家的自然状态中就具备的权利。因此，自然权利也被称之为“原权”，或者真正的基本权。所谓生命权，是指保障人的生物上、生理上存在不受侵害的权利。[4注重，这里的“生命”是纯粹生物上的、生理上的认定，不牵涉任何主观价值判定，有的学者认为，人的生命不同于其他生物的生命，而应是一种有“人生意义”的生命。笔者认为，人的“生命”前面不应加任何“形容词”，生命的存在本身就是价值，否则很轻易给藐视、无视人的生命造成借口。二战期间，纳粹党人就是以无价值的生命为由来推行其种族屠杀政策。所以，生命权应是普遍的。[5宪法上的生命权，[6主要具有两种性质：（1）作为一种主观权利（SubjectRight），它主要体现为防御权功能，即人可以请求国家不得侵害其生命。当然，这种侵害是指没有正当理由的侵害，也就是说，生命权的保障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这种相对性主要体现在：国家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剥夺人的生命，比如军人在战争中对敌人，警察在执行公务中对歹徒，法官可以判处犯罪人死刑等等。（2）作为一项客观价值规范（ObjectValueNorm）。即人的生命权本身是一种应得到社会全体尊重的价值，对于这种优先的价值，国家应当积极予以保护，防止其受到来自于国家之外的其他强制力的侵害，即国家对生命权的保护义务功能。[7国家对生命权的保护义务功能主要体现在立法上，立法者不仅应当对所有对生命权的本质的侵害进行禁止，而且这种对“侵害”的范围和“禁止”的程度必须是充分的，否则，就是国家保护义务的不足，而这种不足本身就等同于国家对保护义务的违反。在实践中，国家对生命权的保护义务就体现在国家通过制定《刑法》、《民法》对私人侵犯私人的生命权进行禁止、惩罚和赔偿的新问题上。根据“保护不足即侵害”的理论，关键在于，哪些情况属于私人的生命权的“侵犯”因而需要禁止？比如，安乐死属不属于医生对病人生命权的侵犯？当然，我们讲，由于生命权的保护不是绝对的，所以，这里的侵犯并非指所有的、一切的有损于生命存在的都算是侵犯，而是指没有正当理由的侵犯。在安乐死中，有人认为，正当理由就是病人的人性尊严相对于他的生命权，更应当受到保护。

在德、日宪法学的传统里，人性尊严除作为一基本权利之外，更是宪法保障基本权利的哲学根据和本质内容所在，故称之为基本权利的核心概念。[8就人性尊严的内容而言，[9主要包括两点：（1）人本身即是目的，不得被视为一种工具或手段；（2）自治和自决，不应处于被操控的他治他决的地位。0一般而言，人性尊严是唯一具有绝对性的基本权利，即不可转让也无法放弃的绝对价值。作为一种基本权利，人性尊严仍然具有两种性质：（1）作为一种主观权利，主要体现为防御权功能，即人可以请求国家不得侵犯其人格的独立和尊严，在此，国家的任何理由都不可能对人性尊严构成限制。（2）作为客观价值规范，由于人性尊严是基本权利的核心概念，而基本权利本身又是宪法存在的正当基础，因此，人性尊严无疑成为该客观价值秩序中的最高价值。也就是说，任何价值和其相冲突，都必须避让于人性尊严。

安乐死的新问题主要涉及到，当病人认为疾病带给自己的痛苦有可能使自己的人性尊严丧失，唯有结束生命才能恢复人性尊严的时候，医生到底是保护病人的生命权还是保护其人性尊严？能否有两全其美的方法，还是说只能保护一个，放弃另一个？在宪法学上，当一个基本权利主体的行为同时被数个基本权利所保障，这被称为基本权利的竞合。1但是，安乐死的情况似乎和传统的基本权利的竞合又不一致，盖由于基本权利的竞合中，两种权利之间是同时受保护，保护了一个也就保护了另一个，只不过是在法律适用过程中，应当选择优先适用谁的新问题。但是，安乐死的新问题在于，保护了一个就必然侵害另一个，两种权利之间是对立的关系。但是，这种情况也不属于基本权利的冲突，因为所谓的基本权利冲突是发生在不同的基本权利主体之间，其中，一方行使基本权利必然侵害另一方的基本权利，2而安乐死中两个基本权利都是针对同一主体而言。为解决此难题，有学者将之称为基本权利的内部冲突，对应于真正的基本权利冲突——外部冲突。3如何解决基本权利竞合中的内部冲突新问题。一般来说，有两种方式：（1）根据基本权利的位阶，基本权利的位阶是从基本权利的客观价值规范的性质出发，认为，单个的基本权利本身具有价值规范功能，同时，所有的基本权利共同构成一个制宪者所要塑造的、需要全社会共同遵守的、统一的客观价值秩序。在这个秩序中，每个基本权利根据自身对基本权利的核心概念的接近程度，也就是自身所蕴含的价值大小，有高低上下之分。这种核心接近理论是从正面来排序的办法。除此之外，还可以从反面来排序。那就是根据基本权利的限制程度，分为宪法明文的直接限制、宪法授权法律明文限制、宪法没有明文限制而作内部限制。因此，限制程度越大，位阶越低；限制程度越小，位阶越高。那么，从安乐死的情况来看，生命权和人性尊严之间，无论是从正面的核心接近还是从反面的限制程度大小来看，人性尊严毫无疑问都要高于生命权而得到优先保护。（2）具体案件的法益衡量。具体案件的法益衡量，实际上是反对基本权利之间存在一个僵硬的、固定的客观价值秩序，因为这并不能保证实现个案正义。因此，毋宁根据具体个案中当事人的自身情况，并联系当时的社会环境等作一综合地、全盘地考量。值得注重的是，近来德国理论的发展，认为，此种衡量并非一个简单地保护和排斥之间的关系，而应最大程度地进行调和。4这种调和理论的目的是要达到双赢，在缓和、妥协、让步的情况下尽量使两种基本权利都能合理存在，因为牺牲任何一种基本权利都是对人性尊严本身的侵害。假如从此调和理论的视角出发，安宁照护（临终关怀）无疑是最佳的选择，因此，学界也有人将之称为安乐死的“第三条道路”。

2、死亡权（TheRighttoDie）和基本权利的放弃

死亡权的概念是从个人自决权中推导出来，1988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Cruzanv.Missouri案中对个人自决权的认可，有论者认为，这一判决等于间接地承认了病人对其自身的死亡方式及时间有决定权。51996年，美国第九巡回法院在CompassioninDyingv.Washington一案中认为，宪法已为寻求安乐死的病人提供了死亡权的法理基础，同年，第二巡回法院也在Quillv.Vacco一案中持相似的见解。6究竟死亡权的性质如何？美国学者大多将其和隐私权一样，视为一种免受国家和他人侵扰的自由。但基于若干理由，国家也可以干预。比如，为了维护社会人口的成长，对生命尊严和神圣的肯定，公共道德的考量，保护并防止个人对自身之侵害——国家有义务保护及防止个人因一时之冲动，对于自己身体或生命的残害，对第三人权益的保护——假如病人之利益和其周遭人、事物息息相关，病人选择死亡可能导致周遭人有无形权益之侵害等等。7对死亡权持肯定态度的澳大利亚学者认为，死亡权是生命权的延伸。其论点在于，生命权保护的内容有两个：一个是人格（Persona），另一个是躯体（Corpus），躯体是人的外在形体，人格是人的内在精神表征，或称为自我形象。人格和躯体是一体两面，缺一不可，否则生命权就失去依附。所以，人的生命假如因疾病或其他事故，导致人格的丧失，该个体之生命权实际已遭受侵害，单纯保存躯体已无意义，安乐死的实行就在于维护人格和躯体的完整性，或者说，死亡权的内容就是保护一个完整的生命权。8近来，对死亡权的理解倾向于将其理解为一种选择的自由（RighttoChoose）。以澳大利亚《北领地末期病人权利法》（TheNorthernTerritory‘sRightsoftheTerminallyIIIAct）为例，该法对死亡权的表述如下：（1）任何人对其生命均得按其本身之价值，有选择的自由，前提是其选择不能侵害他人的自由；（2）任何人无义务经历无法忍受的痛苦；（3）末期的疾病会引发无法忍受的痛苦；（4）病人宁愿死亡而不愿罹患痛苦的选择，并不干涉他人的自由；（5）当病人罹患无可忍受的痛苦时，应有选择死亡的自由。同时，该法第5条规定，当病人作出上述希望安乐死的请求时，医生可于任何时间、因任何理由，拒绝提供协助。9也就是说，死亡权成为一种病人、医生双方都可以选择的自由。经过如此转换，死亡权实际已丧失作为一种权利，而退化为一种类似于霍菲尔德所讲的特权（Privilege），因为所有的狭义的权利都是对应义务的请求权（Claim）。

和英美法系从正面谈论死亡权不同，德日宪法学则走了一条反面论证的路线，即所谓的基本权利能不能放弃？基本权利的放弃同样来自于个人自决权，基本权利的放弃并非放弃基本权利的主体资格身份，而是放弃基本权利的功能，实际上属于一种对基本权利的自我限制。基本权利的放弃具有以下特征：（1）个别性。即放弃基本权利的是基本权利的持有人，就涉及其利益因而得由其自由支配部分。反之，任何人不得代表他人放弃他人之基本权利。（2）自愿性。包括事前的承诺和事后的同意，该意思表示必须是在自由意志之下，不受任何人之教唆、威胁、强制。（3）个案性。基本权利的放弃只能在个案中行使，不能普遍地放弃。（4）暂时性。基本权利的持有人可以在任何时候撤回放弃。（5）有限性。基本权利的放弃并非没有界限，一般认为，基本权利不得放弃的情形是：第一，假如某一基本权利的行使涉及公共利益，此时不得放弃。比如，选举中秘密投票权，选民不得在选举中放弃这一权利而擅自亮票。第二，基本权利的放弃不得危及人性尊严。比如，自愿。0那么，基本权利放弃后具有什么样的法律效果？学者认为，等同于“未侵害基本权利”，1由此来看，基本权利放弃的理论比英美法系的死亡权理论更激进。

3、个人自决权和国家的保护义务及其冲突

自决权是人性尊严的内涵之一，即个人对自己的人格形成和发展享有自我决定的权利，并排斥国家及他人之侵害。这种自决一方面体现了对自己事务的斟酌决定，另一方面也有在决定的指导下行动自由的含义。由此可见，自决权应当是基本权利中自由权的核心。从个人自决权出发，任何专属于个人人格的事项都要由个人来自我决定，毫无疑问，像个人的生命存续和否当然只能由个人决定，而不可能他决，否则就构成对个人自决权的侵害。同时，根据我们前面所说的基本权利放弃的原理，事关人性尊严的个人自决权也是不能放弃的，也就是说，个人既无权决定他人的生死，也无权应他人的要求决定他人的生死。从意志自决中无法导出病人可以请求医生实施以结束生命为目的的处置。宪法层次的自决权绝不可以似是而非地以之为权利人“自主地作任何决定”的权利，更非得请求他人配合而为特定行为的积极请求权。基于此，病人自决权的最大意义在于得据此禁止或拒绝他人（包括医生在内）恣意性的医疗处置，因而其最能发挥关键性影响力的便是对于消极安乐死（放弃治疗安乐死）。2

我们前面讲过，国家对基本权利的保护义务是作为客观法的基本权利所具有的一个功能，该功能主要体现在国家通过立法，对任何来自于国家之外的强制力可能对个人的基本权利造成的侵害进行预防或者对已经造成侵害的人进行惩罚。因此，一国《刑法》是否对安乐死进行禁止，完全取决于国家保护义务如何履行。从国家的角度来讲，个人的生命权的存在是客观的，并且生命权不同于其他基本权利之处在于，它没有核心领域和领域之分，3任何对生命权的侵害都将导致其本质的丧失，所以，国家对生命权的保护义务必须非常严密。应当说，国家对基本权利的保护义务对基本权利的持有人是一个授益行为。现在的新问题是，这种保护义务的受益人能否拒绝接受保护或者说有没有强制受益人接受的国家保护义务？这里我们必须认真对待国家保护义务的性质新问题：（1）国家保护义务发端于基本权利的客观法性质，而基本权利的客观法性质的出现是为了弥补作为主观权利的基本权利的功能的不足，也即是说，基本权利的主观权利性质发展出的防御权功能和受益权功能，仍然是基本权利的主要功能或者根本功能。同时根据国家权力存在的正当性原理——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假如这种保护反而使保护人成为国家权力的客体，即国家强迫公民接受保护，这无疑是本末倒置。（2）公民基于自愿拒绝接受国家的保护，原则上受公民的自决权的保护，因此，假如国家强制公民接受基本权利的保护将对公民的自决权构成限制。由此来看，《刑法》上没有必要惩罚进行助杀安乐死的医生。

三、结论

安乐死新问题是相当复杂的，本文既无力也无意解决所有的新问题，本文的目的仅在于提供一条在宪法学上论证安乐死的思路。这条思路就是首先界定安乐死的概念，区分安乐死的类型。其次，根据不同的类型，发现其争议的焦点。再次，从正反两方面的观点中，归纳出宪法学上有意义的新问题点。最后，运用宪法学的知识来分析这些新问题。

经过上述讨论，笔者认为：

（1）是否答应安乐死，在宪法学上的核心新问题就是病人的生命权和人性尊严的竞合，当然，这并非一个纯粹的竞合，而是存在内部冲突的竞合，假如把视角局限在安乐死范围内，那么，显然，根据基本权利的位阶，应当优先保护病人的人性尊严。假如把视角超出安乐死，那么，被称之为安乐死第三条道路的“安宁照护”（临终关怀）无疑是最优的选择。

安乐死范文篇4

关键词：安乐死合法化人权

1986年，**省汉中市发生了我国首例安乐死案。这一案件引发了我国各界人士对安乐死的全方位讨论。随着讨论的展开，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支持安乐死的合法化。但时隔二十余年，我国在安乐死方面的立法仍处于空白状态。而放眼国外，不少国家已经将安乐死立法工作提上日程，荷兰、比利时甚至已经通过立法承认安乐死的合法性。

一、安乐死的概念

安乐死，来源于古希腊euthanasia一词，具体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指无痛苦地安然去世；二是指为结束患者的痛苦而采取的无痛致死术。对于安乐死的概念，学者们有不同的观点。有学者认为：所谓安乐死，是指病人患有痛苦不堪的疾病无法治疗，且濒临死亡，为了减轻其死亡前的痛苦，基于患者本人的请求或同意，采取适当的方法，促其提早死亡的行为。另有学者认为：安乐死，即一个面临死亡并挣扎在难以忍受的肉体痛苦中的人要求安乐地死去时，他人出于道义考虑，用致死的手段结束其生命。结合安乐死的申请人、安乐死的实施主体、患者痛苦的来源等，笔者认为，安乐死是指患有不治之症的患者在危重濒死状态，因无法忍受精神和肉体上的极度痛苦，自愿提出请求，由医生按照法定程序尽可能无痛地结束患者的生命。

二、我国安乐死的立法现状

虽然我国早在古代就已经出现了类似安乐死的行为，同时还有议论“安乐地赴死”的思想，但是由于受到主客观方面的因素的影响，我国安乐死的合法化进程显得比较滞后。1986年，**省汉中市发生了我国首例安乐死医生被诉案件。这个案件成为我国对安乐死进行大讨论的导火线，引发了全国各界人士对安乐死的大讨论。

1996年3月的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期间，上海和北京60多名代表曾经提出过两个有关安乐死的议案，要求结合我国国情，尽快制定安乐死法。在这之后，几乎每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提案组都会收到有关安乐死方面的提案，要求进行安乐死方面的立法，将安乐死合法化。1998年10月，祝世讷教授领导的安乐死课题组提出了《安乐死暂行条例（草案·建议稿）》及其《说明》，该草案对于我国的安乐死立法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与大陆地区不同，我国的香港和台湾地区在安乐死立法方面已经有了突破性的进展。2000年1月13日，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医务委员会通过了《被动安乐死守则》。而我国的台湾地区于2000年6月通过的《安宁缓和医疗条例》规定临终病人可选择缓和医疗的尊严死亡。

三、安乐死合法化的理论基础

对安乐死的合法化，虽然纷争诸多，但笔者认为，应当允许附有严格限制条件的安乐死合法化。

（一）从法律角度分析

1．生命利益支配权是生命权的题中之义

研究安乐死问题首先必须对生命权进行探讨。生命权是以自然人的生命安全的利益为内容的人格权。生命权的内容包括生命维护权，司法保护请求权，这一点已经得到了学界的认同。而生命权是否包括生命利益支配权，学界却存在很大的争议。生命权是否包括生命利益支配权意味着生命权人可否处置自己的生命。传统的理论对生命利益支配权是持否定态度的。因为自然人在社会中既享受着权利，也承担着义务，而这些义务的履行都是以生命的存在为前提的，所以，生命权人不能任意地支配自己的生命利益。但是，笔者认为对于生命利益支配权的有无认识不能绝对化，应该承认有限的生命利益支配权。

2．安乐死在刑法理论上不构成犯罪

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一般以故意杀人罪对安乐死进行定性。一些学者也指出：对实践中“安乐死”的案件，仍应按故意杀人罪定性，但可根据具体情况免除或减轻处罚。但笔者认为，不宜将安乐死定为立法上的犯罪，主要有三个方面的理由：

①从犯罪的本质特征来看，安乐死不应构成犯罪。故意杀人罪作为犯罪的一种，应该具备犯罪的基本特征。犯罪是具有一定社会危害性、具有刑事违法性、应受惩罚性的行为。其中，一定的社会危害性是犯罪最基本的属性，是刑事违法性和应受惩罚性的基础。所谓社会危害性，即指对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造成的或者可能造成的这样或那样的特性。进一步分析安乐死行为，可以发现：第一，行为没有造成客观危害。安乐死的对象是患有不治之症，无法忍受痛苦的濒死者，生命对其而言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在这样的情况下，死亡才是患者所希望的结果，对其实行安乐死反而是对其权利和尊严的尊重。第二，刑法学界对人身危险性的定义是行为人再次实施犯罪的危险，即再犯可能性。人身危险性表现的是犯罪人主观上的反社会性格或者危险倾向。安乐死的实施者是出于对患者的同情才对其实施安乐死的，鉴于此，笔者认为，实施安乐死的人不是一个有反社会性格、有危险倾向的人，而是一个道德、善良的人。

②从刑罚的目的来看，安乐死不应构成犯罪。刑罚的目的是国家据以确定刑事政策、制定刑事法律，特别是设计刑罚制度的基本出发点，也是国家适用刑罚同犯罪做斗争的最终归宿。可见，刑罚的目的对刑事立法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刑罚的目的有两个：一是，特殊预防。所谓特殊预防，是指通过对犯罪分子适用刑罚，惩罚改造犯罪分子，预防他们重新犯罪。二是，一般预防。从一般预防的角度来讲，刑罚的适用是为了震慑潜在的犯罪者，而刑罚的威慑作用是建立在群众对其信服的基础之上的。

但是，安乐死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很多群众都支持安乐死合法化，如果对安乐死的行为人施以刑罚，只会激起群众的同情，导致其他医务人员的不满，徒令公众丧失对法律的信仰。因此，从刑罚的目的的角度来看，对安乐死行为人定罪量刑是毫无益处的。

四、安乐死合法化的立法建议

毋庸赘言，在完善的法制环境中应用安乐死，不仅可以解除患者的痛苦，减轻患者家属的负担，而且节约有限的医疗卫生资源。笔者认为可以从实施安乐死实体上的条件、实施安乐死程序上的条件、非法实施安乐死的法律责任三个方面对安乐死的实施进行管理。

（一）实体上的条件

所谓实体上的条件，是指当患者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时才能对其实施安乐死。笔者认为实体上的条件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安乐死的实施对象只能是那些身患不治之症，濒临死亡的患者。（1）患者必须身患不治之症。所谓不治之症，是指所患的疾病按照当时的医学水平是无任何治愈希望的。如果疾病是可能治愈的，哪怕只有一点点的机会，那么也不能对患者实施安乐死。（2）患者必须濒临死亡。同样患不治之症的患者有的可能已经临近死期，有的可能还能活几年、甚至几十年，这个时候对这两种情况就应该分别对待。对于远未临近死期的患者，法律就不应允许其安乐死。安乐死的适用对象必须同时具备身患不治之症和濒临死亡两个条件，二者缺一不可。

2．患者正遭受着难以忍受的剧烈的痛苦。（1）患者必须具有肉体的痛苦。如果患者只有精神上的痛苦而没有肉体上的痛苦，便不能对其实施安乐死，如果允许其安乐死，便会为自杀提供更多的机会。（2）患者还必须具有精神痛苦。如果允许精神上并不痛苦的患者安乐死，这些患者就可能会基于替家人减轻负担的目的请求安乐死，这显然是有违安乐死的本意的。安乐死只能是为了消除患者难以忍受的痛苦，而绝不是为了减轻他人的负担。（3）肉体和精神的痛苦必须是难以忍受的。如果患者能够忍受这些痛苦，那么便不适合允许其安乐死。

3．安乐死的实施必须基于患者真实的、明确的意思要求。（1）安乐死必须基于患者真实的意思要求。真实的意思要求是指患者是基于自己的真心而提出安乐死的请求，其请求的作出并没有受到他人的威胁。（2）安乐死必须基于患者明确的意思要求。所谓明确的意思要求是指安乐死的患者在病痛中明确地提出过安乐死的要求。安乐死是患者处置自己生命的行为，所以安乐死的要求必须是由患者本人提出，任何人都不能。

（二）程序上的条件

所谓程序上的条件，是指对患者实施安乐死的时候应该按照什么样的步骤进行。笔者认为，实施安乐死的法定程序应该包括申请、审查、执行、备案四个方面：

1．申请程序。安乐死的申请应由患者在神志清醒的时候以书面形式直接向主治医师提出。如果本人确实无法亲自以书面文字来表达的，可以允许口头形式，但必须有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人当场书写并签名作证。

2．审查程序。审查的主要内容应该包括医学审查和司法审查两项。第一，医学审查。医学审查首先由具体负责患者治疗的医生对患者的病情，痛苦做出书面诊断结论。然后应当由收治患者的医疗单位邀请同行专家进行会诊，并获得书面确认。经确认无误后，在规定的期限内将意见告诉患者，并再次询问患者。如果患者仍坚持实施安乐死的，则由收治患者的医疗单位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安乐死许可令。第二，司法审查。法院收到申请后，应对医生的诊断报告，病人的申请进行审查，必要时可以通过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组织专家委员会对患者再次进行集体会诊。最后，根据具体的情况决定是否颁发安乐死许可令。

3．执行程序。执行人员应该包括专业的医生和司法工作人员。由专业的医生用尽量减少患者痛苦的符合社会伦理的正当的医学方法，使患者舒适地死去，并由司法工作人员对安乐死的全过程进行监督。参与执行的人员还需要将执行的情况、过程、结果等如实记录在统一制定的表格上。

4．备案程序。安乐死实施完毕，应由司法部门建立完备的档案。档案应包括：安乐死适用对象的病历资料、安乐死适用对象的安乐死申请书、医院的诊断意见、审查机关的审查意见书、执行情况等等。

（三）非法实施安乐死的法律责任

在安乐死的实施条件基础上，笔者认为还应该对非法实施安乐死的行为进行处罚，这样才能使安乐死工作健康、有序地进行。

1．定罪。对于以下几种行为应该以故意杀人罪定罪：（1）安乐死的适用对象必须是身患不治之症、濒临死亡、且有着难以忍受的痛苦的患者。如果对不是身患不治之症或者虽患不治之症但没有濒临死亡或者身患不治之症且已经濒临死亡但并没有痛苦的患者实施安乐死，那么应该对行为人以故意杀人罪论处。（2）安乐死的请求权仅仅属于患者。如果未得患者请求，便对患者进行安乐死，那么应该对行为人以故意杀人罪论处。

2．量刑。对于上述行为应该根据不同的情况分别量刑：（1）如果行为人是基于对患者的同情，为解除患者的痛苦而对其实施安乐死，那么应该对行为人从轻或者减轻处罚。（2）如果行为人基于不道德的动机对患者实施安乐死，那么应该对行为人从重或者加重处罚。

参考文献：

①1986年，蒲连升应患者亲属王明成的要求为患者实施了安乐死，后二人被检察院以涉嫌故意杀人罪批准逮捕，最后，法院以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判决二人无罪。参见《人民法院案例选》（1992年第2辑），人民法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7-9页；

②马克昌：《犯罪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803页。

③高铭暄：《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14页。

④王利明：《民法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77页。

⑤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71页。

⑥高铭暄：《新编中国刑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6页。

安乐死范文篇5

27年无法自理的人生

这是个28岁的女孩，她从1岁起得进行性肌营养不良症，就是说，她的肌肉吸收不了养分，最终导致肌肉和各种器官萎缩。到现在，她的全身只有头和几根手指能够微微动，“我吃饭妈妈喂，我上厕所她抱，我睡觉她要一夜给大大小小翻十多次身。”

28年，她就是这样活下来的。

她坐在轮椅上，头发清洁，向陌生人微笑，还学会了画画——虽然画一朵花要用5个小时。

她说她有信心活到40岁，但是她恐惧，“我必须死在父母的前面，否则我的生活会很惨，我会变得很脏、很臭、很难受，而且我那时候的生活限制要比现在的限制多上百倍千倍，我承受不起更不想那样的死去，我很恐惧那样死去……。

她写给我的留言是咬着筷子敲在键盘上的。“我惟独就有一个希望,那就是找到支持安乐死的立法代表,帮我向国家提交我的想法”。

“人也有死的自由”

我去她的博客，她博客的名字叫“无处可逃”。

她写到宁夏日报的一名记者采访过她，他发问的第一句话就是：你这样做，对父母是不是太不负责任了？

她说：“我一下被问得张口结舌，无言应对。我这样做是不负责任，但我如果不这样做以后我该怎么办呢？谁能告诉我？到父母80岁的时候或是去世了我怎么办呢？”

她让他回去做一个游戏，在床上一动不动的躺24个小时或是一动不动的坐上24个小时感受一下那种滋味后，然后再来采访。

她说：“人有生的权利，也有死的自由。”

“我想申请安乐死”

县里的有关领导去看过她，说让她什么都不要想好好活着，还留下一千元钱，她很感激。父亲说：“现在有我们，她还能好好活着，那我们不在了，她怎么办？”

县长说：“到那个时候有国家。”

她什么也没说，但她写道“大街上那些满地打滚讨吃讨喝的残疾的人们呢？我迟早还不是和他（她）们一样吗，甚至比他（她）们还要惨。就算有残障院，能有人像父母那样照顾我吗？单单就女孩生理上的反应就可以令照顾我们的人感到难以忍受和厌恶，何谈长久呢？”

她在文章里写到过她的一个表哥，也是瘫痪在床上，母亲去世后，他只能在父亲出门的时候被锁在家里，靠坑头的硬饼和冷水活着，在那篇文章里她详细地写到了他死的时候的情景。

在那种恐惧下，2003年，她曾经5天没吃饭。她妈妈说：“她说我赶紧走吧。我趴在她的床前哭了3天3夜，她看我难过的样子，才开始吃饭。”

从那之后，她想到安乐死：“我想在我还能坐立、语言还没有丧失之前，申请安乐死，并把身体上能用的器官，遗体都捐献给国家进行医疗研究。”

“不成功就饿死自己”

她写了一份“安乐死申请”议案（草案），希望能有全国人大代表帮助她提交。

“因为这不仅仅解决了我一个人的痛苦，还有跟我一样或是比我更痛苦更无奈的人，也就会解脱了。”

有人问过她：“如果这次找宁夏全国人大代表或是安乐死立法失败了怎么办？”她说：“只要电脑不坏，只要网吧还能进，只要手指还能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动，我就决不放弃。”如果还不行呢？她说她会想办法死，但唯一的办法就是把自己饿死，“因为，我根本没有任何活动的能力去用一些器物把自己杀死。”

2006年8月19日，她在日记里写道，“我爱生命”她说，“但我不愿活”。

李燕的《安乐死申请》议案

“安乐死有几点好处”

我因为活动受限，所以，采集不到生活中的第一手资料。在这里我想说说我对提出实施“安乐死”这项事情的，有利的几点是：

第一：个人

想放弃生命的人，多数都是因为身体有不可弥补的残疾或是疾病。他（她）们终日都受着身体和精神上的极大的双重折磨。在这种折磨下，他（她）们只有选择自杀来摆脱自己永无休止的痛苦。

但自杀的过程又是痛苦的，如；上吊、割手腕、吃毒药、触电、绝食等，也令人很恐惧。但是他（她）们又不得不去选择这种唯一能够解脱苦难的方式。而实施“安乐死”以后，只需要注射一支安定剂，就会让人们在沉睡中不知不觉的离开，这样就会减轻自杀者的痛苦和恐惧，也体现了“善始善终”的古言。达到了真正人道主义的宗旨。

第二：家庭

1.病者的家庭、亲人也都是很痛苦的。因为日夜陪伴着病者，目睹病者忍受着身体上和心灵上的痛苦。病者因痛苦难耐，性格脾气变得暴躁常常会伤害到家人。而家人也因受到长时间的欺辱身心不堪重负，脾气性格也会变得难耐，最终要发泄出来。双方这样恶性循环久而久之，家庭关系就会崩溃，甚至走向不可想象的极端。

2.还有些家庭，因承受不了巨额的治疗费用而陷入了深度的矛盾中。对于疑难病来说多数都是人财两空，最后留给家人的是负债累累的下半生的生活。

3.又有些病者家人因实在不忍心再看到自己的亲人再受身体和精神上的痛苦而不惜犯法来终止亲人的痛苦。这些事情对病者和病者的亲人都是不公平的。而实施“安乐死”后，这些伤害、压力就不会那么沉重了。

第三：社会

实施“安乐死”后，不仅解决了个人的痛苦，也解决了家庭、亲人的痛苦跟负担，而且也减轻了社会的负担。举一个不恰当的例子说；生九个、十个孩子的父母要比生一两个孩子的父母的负担跟辛劳要重得多。一个身背五十斤重量的人赶路要比一个身背十斤重量的人赶路要缓慢得多。

第四：科研

在人们以往的观念里已形成了死后留全尸或是火化的观念。这既不科学又没有意义和价值，反而是一种浪费。1997年邓小平同志逝世后把自己的角膜捐献给了他人，遗体捐献给了国家用于医疗研究。“安乐死”的实施后不仅会对国家的科研有着很大的帮助，而且使病者死得更有意义和价值。

李燕日记

“我恐惧那样死去”

●2006年3月15日星期三：生命倒计时

我的生命从现在起该进入另一种境界的倒计时了。我把申请安乐死的准备材料基本准备好了：遗嘱、安乐死申请、讨论议案……就差寻找合适并且愿意帮助我的人了。……

●2006年6月13日星期二：安乐死对父母不负责任？

下午3点左右，宁夏日报的一名记者来采访我，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发问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这样做，对父母是不是太不负责任了？我一下被问得张口结舌……

●2006年6月18日星期日：我恐惧那样死去

我必须死在父母的前面，否则我的生活会很惨，我会变得很脏、很臭、很难受，而且我那时候的生活限制要比现在的限制多上百倍千倍，我承受不起更不想那样的死去，我很恐惧那样死去。

●2006年7月21日星期五：惨死的哥哥

我好像亲眼看到了那幅残酷、可怕的场景一样；黑暗的窑屋的炕上趴着浑身散发着恶臭，满脸泪痕，微弱的气息呻吟惨叫的哥哥，却没人听得到，更无人能帮他。我后悔，恨自己为什么不早点把这封信发出去，也许，哥不会死的那么惨，那么的没尊严，最起码……

安乐死范文篇6

安乐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个颇具争议的话题。这是种结束他人生命的行为，人们自然无法轻易从感情上接受这种行为。然而，随着人类自我意识的增强，他们试图掌握自己的生与死。在传统理念和现实的需求之间，难题敲击着每个人的头脑：我们有死的权利吗？安乐死该何去何从？在本文中，笔者将从刑法角度对安乐死进行评价和分析，论证安乐死的合法化，并初步提出安乐死的立法构想。

一、安乐死的涵义

1.安乐死的概念

“安乐死”的英文单词euthanasia来源于希腊文，本意指“快乐的死亡”或者“无痛苦死亡”。《牛津法律大词典》的定义是：“安乐死，特别是用来指在不可救药的或病危患者自己的要求下，所采取的引起或加速其死亡的措施。”《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的定义是：“对于现代医学无法挽救的逼近死亡的病人，医生在患者本人真诚委托的前提下，为减少病人难以忍受的剧烈痛苦，可以采取措施提前结束病人的生命。”我国著名的刑法学者高铭暄将安乐死定义为：“安乐死是指身患绝症治愈无望，处于难以忍受的极度痛苦之中，濒临死亡的病人应其本人要求，采取措施，使其死亡或加速死亡的发生。”笔者比较赞同《中国大百科全书》中的观点，并借助高铭暄教授的语言，将安乐死完整定义为：安乐死是指对于身患绝症治愈无望，处于难以忍受的极端痛苦之中，濒临死亡的病人，应其本人要求，由医生采取措施，使其死亡或加速死亡。

2.安乐死的分类

我国学者对安乐死的分类研究，主要是建立在外国安乐死理论基础上的。以下三种安乐死的分类是最常见的分类情况：（1）狭义安乐死与广义安乐死。根据安乐死适用的对象不同，可分为狭义安乐死和广义安乐死。狭义安乐死，指对濒临死亡、处于极度痛苦之中的绝症患者，促使其无痛迅速死亡的一种方法。广义安乐死，是除了狭义安乐死之外，还指对于一些出生时即为重残、痴呆的婴幼儿、社会上的一些重度精神病者、重度残废者、以及处于昏迷中的“植物人”，促使其无痛加速死亡的一种方法。广义安乐死扩大了安乐死的对象，忽视了对病人主观意志的尊重。这两种安乐死的涵义都不是本文要讨论的对象。（2）自愿安乐死与非自愿安乐死。根据是否基于患者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可分为自愿安乐死和非自愿安乐死。自愿安乐死是基于患者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即由本人亲自提出实施安乐死的申请。非自愿安乐死是指对于那些无行为能力的病人实行安乐死，它不是基于患者本人的要求、愿望和同意与否。非自愿安乐死扩大了安乐死的申请主体，其实质是基于广义和狭义安乐死分类的前提下，对其申请主体的不同所作的分类。这两种安乐死的涵义也不是本文要讨论的对象。（3）积极安乐死与消极安乐死。根据临终医疗措施的不同，可分为积极安乐死和消极安乐死。积极安乐死是指医生为解除身患不治之症的濒危患者死亡过程中的痛苦而采取某种措施加速病人的死亡。消极安乐死是指医生对身患绝症而濒临死亡的患者，终止维持其生命的医疗措施，让病人自行死亡。这种分类比较符合我们的定义。但是消极安乐死与自然死亡接近，更容易为伦理和法律所接受，我国对消极安乐死所采取的态度是默认和宽容的。相反，受到社会各界更为关注的焦点是主动结束患者生命的积极安乐死。我们在下文中所讨论的安乐死，主要是指积极安乐死。

二、安乐死合法化的刑法分析

1.从犯罪的本质特征来分析

犯罪的本质特征是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通说认为，社会危害性是主观恶性和客观危害的统一，即只有在罪过心理支配下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才可能具有刑法意义上的社会危害性。一行为如果随着时间发展，其社会危害性逐渐减弱或者消失，则根据该条文可以不再受到刑法的追究。判断安乐死的社会危害性，我们从以下四点来进行分析：（1）主观恶性。在安乐死的案例中，医生往往是在病人的主动请求下，出于恻隐之心，才对病人实施的，其直接目的是为了解除绝症病人不堪忍受的痛苦，因而主观上与一般怀有不法企图而杀人的行为是相区别的。（2）人身危险性。安乐死的前提是要有病人的授权，亦即启动安动死程序的是病人的个人意愿，而不是医生本人的主观意志。在严格的安乐死实施条件和程序下，医生在安乐死的全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只是实行者，而不是决策者。导致安乐死行为能够发生的，是病人的请求，不是医生对社会的危险倾向。（3）客观危害性。在病人极其痛苦且生命无法挽回的情况下，提前无痛苦地结束病人的生命可以说是对死亡过程的一种优化，并不同于对一个健康生命的随意终结。对于病人家属而言，这可减轻心理和经济上的负担，更为重要的是，安详而无痛苦地死去是病人希望达到的结果。只要制定严谨的实施条件和程序，就能有效防止安乐死的随意性，保证安乐死是在病人的主观愿望下才被施行的。（4）社会相当性。所谓社会相当性是指社会上一般公众的认识标准，也就是社会大部分人对某一事物或行为的认可度和容忍度。为了使社会秩序能够正常运作，我们不能单纯地从法律形式特征判断一行为是否违法，还要考虑人们是否普遍认可和肯定。有不少地方对安乐死的支持率进行过调查。上海曾经对200位老人调查，赞成率为73%；北京市曾发放的500例问卷中，赞成的有399人，占79.8%；河北职工医学院对保定市4001名工人、农民、干部和医务工作者进行调查，赞成安乐死的占61.59%。综上所述，实施安乐死的行为不具有刑法上所要求的犯罪的本质特征，即社会危害性。至此，我们似乎可以得出结论：安乐死不是犯罪。为了使我们的论证更具有说服力，我们进一步从违法性阻却事由对安乐死进行分析。

2.从违法性阻却事由看安乐死的非罪化

笔者主张借鉴大陆法系犯罪构成的违法性阻却事由来分析安乐死的非罪化。目前在大陆法系刑法学界，针对违法性阻却事由的理论基础，存在着三种学说，即“优越的法益说”、“目的说”和“社会的相当性行为说”。下面就借用这三种学说的基本原理，对安乐死行为进行分析。（1）优越的法益说。该学说认为，以违法性的实质作为侵害权益的思想基础，该行为是为了保护价值大的法益而牺牲了价值小的法益。一般情况下，生命权是人类所有法益当中“最优越”的法益。但是，当个体生命已经进入濒死且不可逆的阶段时，生命权的价值已经大大降低，取而代之的是患者的其他利益。病人主动提出安乐死，一来是为了解除自己的痛苦，二来是避免日后丧失生存的尊严。这时，病人的这些特殊利益显然已经成为高于生命利益的“优越的法益”，安乐死就是为了保护优越法益的行为。（2）目的说。该学说认为，行为人的行为之所以构成阻却违法，是因为该行为符合了国家承认的共同的生活目的，即稳定的社会秩序。安乐死的实施是受到条件和程序所严格限制的，并不存在破坏国家稳定秩序的可能性。相反，安乐死的实施能够帮助病人实现其选择的结果，使其得以从非人的疼痛中解脱出来，这也是一种对人权的尊重表现。（3）社会的相当性行为说。该学说认为，行为具有阻却违法性是由于该行为得到了现实的国家社会中形成的社会伦理秩序的允许。前文的数据，可以表明公民对安乐死的赞同已经成为一种主流伦理评价，说明安乐死已逐步被社会伦理所接受，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和肯定。因此，安乐死是社会的相当性行为，从而阻却了违法性。综上得出，大陆法系的违法性阻却事由理论认为安乐死行为虽然符合犯罪构成的客观表现，但是基于特殊事由的考虑而不成立犯罪。

三、我国安乐死的立法构想

1.立法模式

笔者在前面论证了安乐死的合法性。我国刑法理论体系中没有违法性阻却事由的概念，而只有阻却犯罪性的说法，并明文规定了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两种排除犯罪的行为。因此我国可类似于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解决安乐死在刑法中的归属问题。笔者建议，应该在保持现行刑法结构的基础上，将安乐死置于我国刑法第二十条、二十一条之后，亦即将安乐死与正当防卫、紧急避险并列为一项刑法制度。

安乐死范文篇7

自“安乐死”一词衍生以来，伴随它的争议也不断激烈化。安乐死究竟合不合法，究竟该不该立法，也是众多人口中争议的焦点所在。本文从安乐死的定义、我国的安乐死立法的争议及合理性等几个大方面进行了论述。概括阐述了安乐死的定义、在国家的发展情况及国际个别国家对安乐死的立法，并针对我国各方面情况对我国的“安乐死”立法作了几点的分析，主要从我国安乐死观念的出现、安乐死立法的争议、安乐死研究的贡献、立法的必要、我国国情、立法条件等方面较具体的阐述了几方面个人的观点。

关键词：安乐死立法的争议立法的合理性

一、“安乐死”的法律定义

安乐死一词原自希腊文，是由美好和死亡两个词所组成。其原意是指舒适、幸福或无痛苦地死亡。它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无痛苦的死亡，安然地去世；二是无痛致死术，为结束患者的痛苦而采取致死的措施。

（一）、“安乐死”的学理定义

“安乐死”的广义与狭义，积极与消极之分。广义理解的安乐死，包括一切因为身心原因致死，让其死亡及自杀。狭义理解的安乐死则把其局限于不治之症而又极端痛苦的人，即对死亡已经开始的病人，不对他们采取人工干预的办法来延长痛苦的死亡过程，或为了制止剧烈疼痛的折磨而采取积极的措施认为的加速其死亡的过程。积极安乐死，也称主动安乐死，是指医生为了解除病危重病人的痛苦而采取某种措施加速病人的死亡。消极安乐死，也称被动安乐死，是指停止维持病人生命的措施，任病的死亡。

当然，在各个领域，对安乐死的定义也许不尽相同，但都不外局限在其本意“无痛苦的死亡”之中。《牛津法律大辞典》认为安乐死是指在不可救药的患者或者病危患者的要求下采取的引起或加速死亡的措施。《布莱克法律字典》对此的释意是从怜悯出发，把身患绝症和极端痛苦的人处死的行为和做法。《中国百科全书，法学》定义为：对于现在医学无可挽救的逼近死亡的病人，医生在患者真诚委托的前提下为减少病人的痛苦，可采取措施提前结束病人的生命。因此，我们通常所说的安乐死是一种特殊的选择死亡的方式。

（二）、“安乐死”立法定义的要求

在立法中，“安乐死”的定义必须严谨，细致，有名却的依据与规定，不能莫冷两可、模糊不清。

我国学者对安乐死的定义为：“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在垂危状态下，由于精神和躯体的极端痛苦，在病人和其亲友的要求下。经过医生认可，用人道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中结束生命过程。

（三）、立法中“安乐死”定义必须严格要求

“安乐死”不能滥施，只能对有必要的人来实施。立法中的“客观存安乐死”定义更应严格规范，从根本上说，立法中的“安乐死”定义必须先符合以下几点要求：

（1）、被施以“安乐死”的人是患不治之症的病人，且在垂危状态下，面临死亡，精神和躯体都极端痛苦。

（2）、“安乐死”必须出于病人自己的主观意愿。在病人已无意识的情况下，可由其家庭成员（配偶、子女其他直系亲属）同意。

（3）、“安乐死”必须使用人道的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中结束生命。

安乐死必须符合以上几点要求才能真正的称之为“安乐死”其主要

目的是为需要的人解除不必要的痛苦。因此，“安乐死”概念绝不能泛

化，不能滥用，否则就会变成一个非常危险而令人畏惧的词语。

二、关于我国“安乐死”的概况

（一）、我国“安乐死”观念的萌生

在我国，“安乐死”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而安乐死问题在我国作为一个新生的社会问题，其本身还在诸多问题需要妥善解决，才能推动其合法化，从安乐死的研究、宣传、立法、实施的全局来看，还有一些基本认识、基本观点需要进一步解决，而这些也造成了众多不同意见的产生了多方面的争议。

（二）、我国“安乐死”观点的发展与现状

“安乐死”是改革开放的产物，自流传至中国以来，便在中国大地引起了越来越强烈的反响。

我国自1992年起，在每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提案组都收到有关安乐死的提案，要求我国立法，使安乐死合法化，天津医科大学党委书记崔以泰教授和北京儿童医院名誉院长，儿科专家胡亚美教授都是安乐死议案的提案人，他们不仅在为安乐死的合法化进行着努力，而且都表示，自己在必要时也要实施安乐死。原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同志生前也很赞成安乐死。而除了在全国最高权力机关进行呼吁外，有些人士还在民间为安乐死奔走，准备成立纯民间的“自愿安乐死协会”。

目前，我国赞成安乐死的人主要是老年人和高知识阶层人士。上海社会学界曾以问卷形式对200位老年人进行了安乐死意愿调查、赞成者占72.56%；另据《健康报》报道，有关部门对北京地区近千人进行的问卷调查表明，91%以上的赞成安乐死，85%的人认为应该立法实施安乐死。

三、关于我国“安乐死”立法的思考

（一）、中国关于“安乐死”的争议

马克斯主义法学认为，法律在承认人享有盛名权力的同时，也应承认人享有选择死的权利。在特殊的情况下有处置自己生命的权利。允许安乐死不仅体现了对个人权利的尊重，而且也不会有损社会和国家的利益。死亡的权利是“优死”观念的强化和追求生命质量的价值目标的鄙人和结果。

《宪法》规定公民人身自由与人格尊严不受侵犯，是有特定含义的。公民个人有选择生活的方式，在特定条件下也有权选择死亡的方式。“安乐死”是一种在特殊处分方式，这种处分是有严格的条件与程序的。现在欧洲一些国家所实行的“安乐死”立法都是在传统道德与现代法律之间所作的选择。因此，认为“安乐死”有背宪法，缺乏基本的构成要件。

笔者也认为，从法理上讲，公民有选择死亡方式的权利。《宪法》的这一规定说的是国家保障公民的私权利，并没有限制公民“安乐死”的自由。而且，对公民的私权利而言，“法不禁止即自由”公民选择“安乐死”是他们的自由。随着社会的进步，当“优生”的生存观已经得到广泛的认同之后，同样应尊重“优死”的权利，无可救治的绝症患者应有权利选择有尊严地死去。

2、是否违反刑法“安乐死”不等于“故意杀人”

虽然从刑法上来说“安乐死”符合“故意杀人”罪的种种条件，但是从本质上看还有许多不同之处：

第一，两者出发和目的不同。“安乐死”已免除特定人群痛苦为出发点；而“故意杀人”却是以报复夺取金钱等为出发点。

第二，实施者不同。“安乐死”是由合法合格的医护人员操作完成；而“故意杀人”没有特定的人群为实施者。

第三，运用的手段及方法不同。“安乐死”一般使用药物，采取无痛苦方式终结生命，而“故意杀人”则不管用任何手段、方法强制性剥夺其生命。

第四，性质不同。“安乐死”是善意的，而“故意杀人”是恶意的。

第五，主动方不同。“安乐死”是被实施人主动提出，是由被实施人的主观意志支配，而“故意杀人”完全由实施者个人主观意志支配。

所以，目前不能将“安乐死”列为“故意杀人罪”。

（二）、“安乐死”在我国有立法的必要

实际上，安乐死立法并不象很多人说的那样，是“超前立法”。安乐死立法非但不“超前”反而“滞后”。因为“安乐死”这种社会关系出现在人们的面前并且需要以立法加以调整时，立法者行动缓慢以至于使其所进行的立法调整未能及时适应这种社会关系的需要，甚至这种社会关系出现较长时间后才对其加以立法调整的立法方式——滞后立法。

“安乐死”在我国的确有立法的必要性，只有尽早立法，才能更好的促进我国法律的发展及完善，才能使类似悲剧不再发生。因此，我国应正确对待国情，正确处理舆论，在大局稳定的基础上，尽快实行对这安乐死的立法。

三）、我国“安乐死”立法必须符合国情

一个社会能够切实新生保障每个人“安乐死”的权利，才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体现。当生命垂危这面对及其低劣的生存环境时，他们应当有权选择体面而又尊严地死去，赋予其选择“安乐死”以维持生命尊严地权利，才是真正的人道，也才是对生命真正的尊重。

立法要明确规定具有那些特定清醒的病人才享有自愿选择安乐死和授权他人对其实施字乐死的行为的权利。这是“安乐死法”的第一大核心内容。荷兰、美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国的安乐死立法，公用的限制条件主要有：（1）、经确诊，病人患有目前医学证明确实是不治之症；（2）、在病人的年龄要求上，荷兰明明确要求并必须是成人，澳大利亚北部地区法案明确要求病人必须年满18周岁；（3）、在病人表达意愿的形式的问题上，日本名古屋高级法院明确要求病人必须神志清醒有表达自己意思的能力，美国加州法案要求采用书面形式，澳大利亚北部地区法案明确要求要有病人本人的签字；（4）、在由谁来实施安乐死的问题上，日本名古屋高级法院规定原则上应有医师去做，若不能由医生去做必须有足以说服人的理由，澳大利亚北部地区法案要求由医生实施，且有许多其他限制条件；（5）、在选择实施安乐死的行为方式问题上，荷兰的规定是要慎重地确定安乐死的方式，日本名古屋高级法院要求实施方法在伦理上应该是适当的；（6）、在实施安乐死的必要性问题上，荷兰明确强调了病人除安乐死外别无选择；（7）、在实施安乐死的目的问题上，日本名古屋高级法院明确强调了它的唯一目的是减轻病人死亡的痛苦；（8）、在被授权者是否接受授权的问题上，澳大利亚北部的去法案明确规定要有医生签字同意；（9）、在病人提出要求后到实施安乐死之前是否有一段间隔期限的问题上，美国加州法案明确规定要在出于临终状态14天侯执行，澳大利亚北部地区法案明确规定在病人提出要求且获得医生同意后，分别要有7天以上的“冷却期”和48以上的“等待期”。

以上比较了世界一些国家对安乐死的限制条件，而我国虽然要尽快立法，但也不能草率行事。我国安乐死立法。绝不能照抄搬荷兰、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法律，而应当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设定更加严格的、更具可操作性、更符合我国国情的限制条件。

第一，“安乐死”要由明确的定义。

第二，安乐死要有特定的原则。实施安乐死应符合无危害，无痛苦、不违背本人意志的原则。具体为：（1）、现代医学科学技术所不能救治的不治之症；（2）、病人的剧烈痛苦无法抑制，且已迫近死亡；（3）、病人有要求安乐死的真诚意愿；（4）在不违背病人的意愿前提下，由医务人员提供的再无痛苦状态下加快结束或不再延长死亡过程的医疗性服务；（5）、执行安乐死的方法在伦理学上被认为是正当的；（6）、它时在特定情况下病人利益的最高体现。

第三、要明确安乐死的对象。安乐死的对象应严格控制，通常以下三种认为实施对象：（1）、肉体和精神处于极端痉之中的绝症患者；（2）、靠人工维持生命长期昏迷不醒丧失自我意识的病人；（3）、有严重失陷的新生儿。

第四，安乐死的形式和方法。合法的安乐死形式既包括被动安乐死，也包括主动安乐死。安乐死的方法应当是快速、无痛的，尽可能表达“安乐”本质，体现出人道主意的精神。安乐死的实施者应为合未能的医务人员。

第五，安乐死的实施程序。基本应遵循以下程序：（1）、请求程序。请求必须是病人的意志清楚的情况下，出自本人的真诚意愿。对于陷入永久性昏迷状态，不能表达意愿的病人，可由其直系亲属请求，但需要得到有关部门和医疗单位的同意方为有效申请。（2）、审查程序。设立有医学专家、法医、医学伦理专家等共同组成安乐死审查委员会，其任务是对安匀死的申请进行严格的医学和司法审查，防止误诊和失控。（3）操作程序。安乐死申请的到批准后，必须由病人所在医院两名以上的医务人员按批准的时间、地点等对病人实施安乐死在实施前病人表示反悔，不同意实施安乐死，应尊重人的选择、不得强迫实施安乐死。

第六、法律责任。（1）、对不符合安乐死条件的病人实施安乐死，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2）、由确切证据证明病人亲属或医务人员时在病人的真诚请求下对病人实施安乐死，但未经有关部门审查批准的，仍属违法行为，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3）、未经病人同意，病人亲属或医务人员对由行为能力的人擅自实行安乐死得，也构成故意杀人罪，应按刑法有关规定承担刑事责任。

四、“安乐死”立法的合理性

（一）、“安乐死”存在着的积极意义

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迅猛发展着的我国，“安乐死”也早已不是什么新解名词了，许多人都声称到无法医治又承担巨大痛苦，选择安乐死来结束自己的生命但不管安乐死的多么的首任青睐，目前它终究还未被中国法律允许实施。2003年8月，被称为“中国‘安乐死’之子”的王明成颓然离开人世，留下的是家里欠已久的债务，和人们对于安乐死话题更沉重、更深入的思考。

安乐死存在的意义？笔者认为有以下三点：第一，安乐死并没有对其他人造成任何的威胁；第二，安乐死的确帮助了很多生存无望的人结果了无谓得痛苦；第三，它乐死也在促进着人们对生死价值更深一步地理解，通过安乐死，人们从不同的角度理解了死亡，死亡对人们来说虽然是不愉快的事情，但未必是无意义、无价值的事情。

作为安乐死的有限替代品，目前，一般实行两种做法：一个是尽量减轻患者的痛苦，比如，放宽吗啡等麻醉品的使用原则；再一个是放弃治疗出院回家，使患者能够在更自然的环境中尽量多享受一点做人的乐趣。但无论哪一样都无法从根本上解除病人的痛苦，如果病人在清醒且理智的情乱下，慎重的提出“安乐死”对其个人及其家庭也未必都是件好事。

在我国，一般家庭都无法承担高额的医疗费用，更何况有很多家庭收入低微。因此，有绝症病人的家庭通常都是心理负担，对家人更是心理及身体的双重负担。而适时，适当的安乐死，对病人个人来说即结束了无休无止的痛苦，也免去了等死的心进压力，更解除对家中亲人有种种愧疚；对病人家庭来说，也不必再承担巨大的身体与精神核压力，可以更从容的生活下去。虽然，在精神上要承受一定的痛苦，但这种痛苦是必然的，只是或早或晚的问题，家人是必定有心理准备的而从另一方面来考虑病人承受痛苦本身就使家人也承受着巨大的心理痛苦，而病人早一日结束痛苦，家人心理也会早日获得轻松的。

综上所述，安乐死的存在的确有着积极的意义，也是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结合其立法内容可以看到，只要法律在承认“安乐死”合法化的同时，对“安乐死”的操作程序等做出严格、细致的规范，建立起一套完整、科学的“安乐死”实话制度，完全可将负面影响控制在最小范围内。而立法者也应当在大量的调查研究和广泛、深入的理论探讨基础上，借鉴国外的研究成果和立法、司法经验，尽快针对我国的安乐死例归纳总结，防止监用，将重病患者的“安乐死”权利落到实处。

在此特别感谢在本人撰写论文期间，对本人做出了无私帮助的老师和同学，并希望他们都能达到自己理想的目标。

参考文献

[1]载新华报讯2002年5月20日

[2]艾文波《应尊重“安乐死”的权利》2003年7月23日出版

[3]秦平《危险的“安乐死”概念泛化》2003年11月14日出版

[4]夏敏《媒体呼吁安乐死早日进入立法程序》2003年8月19日出版

[5]张颜《安乐死立法当慎行》2003年7月28日出版

[6]王利明《民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

[7]李强《论安乐死在中国的合法化》2003年12月3日出版

[8]周泽《“死于安乐”有多难在中国为何难以何法化》2003年10月22日出版

[9]载南方日报《我国首例“安乐死”案解密》2001年5月20日

安乐死范文篇8

自“安乐死”一词衍生以来，伴随它的争议也不断激烈化。安乐死究竟合不合法，究竟该不该立法，也是众多人口中争议的焦点所在。本文从安乐死的定义、我国的安乐死立法的争议及合理性等几个大方面进行了论述。概括阐述了安乐死的定义、在国家的发展情况及国际个别国家对安乐死的立法，并针对我国各方面情况对我国的“安乐死”立法作了几点的分析，主要从我国安乐死观念的出现、安乐死立法的争议、安乐死研究的贡献、立法的必要、我国国情、立法条件等方面较具体的阐述了几方面个人的观点。

关键词：安乐死立法的争议立法的合理性

一、“安乐死”的法律定义

安乐死一词原自希腊文，是由美好和死亡两个词所组成。其原意是指舒适、幸福或无痛苦地死亡。它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无痛苦的死亡，安然地去世；二是无痛致死术，为结束患者的痛苦而采取致死的措施。

（一）、“安乐死”的学理定义

“安乐死”的广义与狭义，积极与消极之分。广义理解的安乐死，包括一切因为身心原因致死，让其死亡及自杀。狭义理解的安乐死则把其局限于不治之症而又极端痛苦的人，即对死亡已经开始的病人，不对他们采取人工干预的办法来延长痛苦的死亡过程，或为了制止剧烈疼痛的折磨而采取积极的措施认为的加速其死亡的过程。积极安乐死，也称主动安乐死，是指医生为了解除病危重病人的痛苦而采取某种措施加速病人的死亡。消极安乐死，也称被动安乐死，是指停止维持病人生命的措施，任病的死亡。

当然，在各个领域，对安乐死的定义也许不尽相同，但都不外局限在其本意“无痛苦的死亡”之中。《牛津法律大辞典》认为安乐死是指在不可救药的患者或者病危患者的要求下采取的引起或加速死亡的措施。《布莱克法律字典》对此的释意是从怜悯出发，把身患绝症和极端痛苦的人处死的行为和做法。《中国百科全书，法学》定义为：对于现在医学无可挽救的逼近死亡的病人，医生在患者真诚委托的前提下为减少病人的痛苦，可采取措施提前结束病人的生命。因此，我们通常所说的安乐死是一种特殊的选择死亡的方式。

（二）、“安乐死”立法定义的要求

在立法中，“安乐死”的定义必须严谨，细致，有名却的依据与规定，不能莫冷两可、模糊不清。

我国学者对安乐死的定义为：“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在垂危状态下，由于精神和躯体的极端痛苦，在病人和其亲友的要求下。经过医生认可，用人道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中结束生命过程。

（三）、立法中“安乐死”定义必须严格要求

“安乐死”不能滥施，只能对有必要的人来实施。立法中的“客观存安乐死”定义更应严格规范，从根本上说，立法中的“安乐死”定义必须先符合以下几点要求：

（1）、被施以“安乐死”的人是患不治之症的病人，且在垂危状态下，面临死亡，精神和躯体都极端痛苦。

（2）、“安乐死”必须出于病人自己的主观意愿。在病人已无意识的情况下，可由其家庭成员（配偶、子女其他直系亲属）同意。

（3）、“安乐死”必须使用人道的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中结束生命。

安乐死必须符合以上几点要求才能真正的称之为“安乐死”其主要

目的是为需要的人解除不必要的痛苦。因此，“安乐死”概念绝不能泛

化，不能滥用，否则就会变成一个非常危险而令人畏惧的词语。

二、关于我国“安乐死”的概况

（一）、我国“安乐死”观念的萌生

在我国，“安乐死”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而安乐死问题在我国作为一个新生的社会问题，其本身还在诸多问题需要妥善解决，才能推动其合法化，从安乐死的研究、宣传、立法、实施的全局来看，还有一些基本认识、基本观点需要进一步解决，而这些也造成了众多不同意见的产生了多方面的争议。

（二）、我国“安乐死”观点的发展与现状

“安乐死”是改革开放的产物，自流传至中国以来，便在中国大地引起了越来越强烈的反响。

我国自1992年起，在每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提案组都收到有关安乐死的提案，要求我国立法，使安乐死合法化，天津医科大学党委书记崔以泰教授和北京儿童医院名誉院长，儿科专家胡亚美教授都是安乐死议案的提案人，他们不仅在为安乐死的合法化进行着努力，而且都表示，自己在必要时也要实施安乐死。原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同志生前也很赞成安乐死。而除了在全国最高权力机关进行呼吁外，有些人士还在民间为安乐死奔走，准备成立纯民间的“自愿安乐死协会”。

目前，我国赞成安乐死的人主要是老年人和高知识阶层人士。上海社会学界曾以问卷形式对200位老年人进行了安乐死意愿调查、赞成者占72.56%；另据《健康报》报道，有关部门对北京地区近千人进行的问卷调查表明，91%以上的赞成安乐死，85%的人认为应该立法实施安乐死。

三、关于我国“安乐死”立法的思考

（一）、中国关于“安乐死”的争议

马克斯主义法学认为，法律在承认人享有盛名权力的同时，也应承认人享有选择死的权利。在特殊的情况下有处置自己生命的权利。允许安乐死不仅体现了对个人权利的尊重，而且也不会有损社会和国家的利益。死亡的权利是“优死”观念的强化和追求生命质量的价值目标的鄙人和结果。

《宪法》规定公民人身自由与人格尊严不受侵犯，是有特定含义的。公民个人有选择生活的方式，在特定条件下也有权选择死亡的方式。“安乐死”是一种在特殊处分方式，这种处分是有严格的条件与程序的。现在欧洲一些国家所实行的“安乐死”立法都是在传统道德与现代法律之间所作的选择。因此，认为“安乐死”有背宪法，缺乏基本的构成要件。

笔者也认为，从法理上讲，公民有选择死亡方式的权利。《宪法》的这一规定说的是国家保障公民的私权利，并没有限制公民“安乐死”的自由。而且，对公民的私权利而言，“法不禁止即自由”公民选择“安乐死”是他们的自由。随着社会的进步，当“优生”的生存观已经得到广泛的认同之后，同样应尊重“优死”的权利，无可救治的绝症患者应有权利选择有尊严地死去。

2、是否违反刑法“安乐死”不等于“故意杀人”

虽然从刑法上来说“安乐死”符合“故意杀人”罪的种种条件，但是从本质上看还有许多不同之处：

第一，两者出发和目的不同。“安乐死”已免除特定人群痛苦为出发点；而“故意杀人”却是以报复夺取金钱等为出发点。

第二，实施者不同。“安乐死”是由合法合格的医护人员操作完成；而“故意杀人”没有特定的人群为实施者。

第三，运用的手段及方法不同。“安乐死”一般使用药物，采取无痛苦方式终结生命，而“故意杀人”则不管用任何手段、方法强制性剥夺其生命。

第四，性质不同。“安乐死”是善意的，而“故意杀人”是恶意的。

第五，主动方不同。“安乐死”是被实施人主动提出，是由被实施人的主观意志支配，而“故意杀人”完全由实施者个人主观意志支配。

所以，目前不能将“安乐死”列为“故意杀人罪”。

（二）、“安乐死”在我国有立法的必要

实际上，安乐死立法并不象很多人说的那样，是“超前立法”。安乐死立法非但不“超前”反而“滞后”。因为“安乐死”这种社会关系出现在人们的面前并且需要以立法加以调整时，立法者行动缓慢以至于使其所进行的立法调整未能及时适应这种社会关系的需要，甚至这种社会关系出现较长时间后才对其加以立法调整的立法方式——滞后立法。

“安乐死”在我国的确有立法的必要性，只有尽早立法，才能更好的促进我国法律的发展及完善，才能使类似悲剧不再发生。因此，我国应正确对待国情，正确处理舆论，在大局稳定的基础上，尽快实行对这安乐死的立法。

（三）、我国“安乐死”立法必须符合国情

一个社会能够切实新生保障每个人“安乐死”的权利，才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体现。当生命垂危这面对及其低劣的生存环境时，他们应当有权选择体面而又尊严地死去，赋予其选择“安乐死”以维持生命尊严地权利，才是真正的人道，也才是对生命真正的尊重。

立法要明确规定具有那些特定清醒的病人才享有自愿选择安乐死和授权他人对其实施字乐死的行为的权利。这是“安乐死法”的第一大核心内容。荷兰、美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国的安乐死立法，公用的限制条件主要有：（1）、经确诊，病人患有目前医学证明确实是不治之症；（2）、在病人的年龄要求上，荷兰明明确要求并必须是成人，澳大利亚北部地区法案明确要求病人必须年满18周岁；（3）、在病人表达意愿的形式的问题上，日本名古屋高级法院明确要求病人必须神志清醒有表达自己意思的能力，美国加州法案要求采用书面形式，澳大利亚北部地区法案明确要求要有病人本人的签字；（4）、在由谁来实施安乐死的问题上，日本名古屋高级法院规定原则上应有医师去做，若不能由医生去做必须有足以说服人的理由，澳大利亚北部地区法案要求由医生实施，且有许多其他限制条件；（5）、在选择实施安乐死的行为方式问题上，荷兰的规定是要慎重地确定安乐死的方式，日本名古屋高级法院要求实施方法在伦理上应该是适当的；（6）、在实施安乐死的必要性问题上，荷兰明确强调了病人除安乐死外别无选择；（7）、在实施安乐死的目的问题上，日本名古屋高级法院明确强调了它的唯一目的是减轻病人死亡的痛苦；（8）、在被授权者是否接受授权的问题上，澳大利亚北部的去法案明确规定要有医生签字同意；（9）、在病人提出要求后到实施安乐死之前是否有一段间隔期限的问题上，美国加州法案明确规定要在出于临终状态14天侯执行，澳大利亚北部地区法案明确规定在病人提出要求且获得医生同意后，分别要有7天以上的“冷却期”和48以上的“等待期”。

以上比较了世界一些国家对安乐死的限制条件，而我国虽然要尽快立法，但也不能草率行事。我国安乐死立法。绝不能照抄搬荷兰、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法律，而应当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设定更加严格的、更具可操作性、更符合我国国情的限制条件。

第一，“安乐死”要由明确的定义。

第二，安乐死要有特定的原则。实施安乐死应符合无危害，无痛苦、不违背本人意志的原则。具体为：（1）、现代医学科学技术所不能救治的不治之症；（2）、病人的剧烈痛苦无法抑制，且已迫近死亡；（3）、病人有要求安乐死的真诚意愿；（4）在不违背病人的意愿前提下，由医务人员提供的再无痛苦状态下加快结束或不再延长死亡过程的医疗性服务；（5）、执行安乐死的方法在伦理学上被认为是正当的；（6）、它时在特定情况下病人利益的最高体现。

第三、要明确安乐死的对象。安乐死的对象应严格控制，通常以下三种认为实施对象：（1）、肉体和精神处于极端痉之中的绝症患者；（2）、靠人工维持生命长期昏迷不醒丧失自我意识的病人；（3）、有严重失陷的新生儿。

第四，安乐死的形式和方法。合法的安乐死形式既包括被动安乐死，也包括主动安乐死。安乐死的方法应当是快速、无痛的，尽可能表达“安乐”本质，体现出人道主意的精神。安乐死的实施者应为合未能的医务人员。

第五，安乐死的实施程序。基本应遵循以下程序：（1）、请求程序。请求必须是病人的意志清楚的情况下，出自本人的真诚意愿。对于陷入永久性昏迷状态，不能表达意愿的病人，可由其直系亲属请求，但需要得到有关部门和医疗单位的同意方为有效申请。（2）、审查程序。设立有医学专家、法医、医学伦理专家等共同组成安乐死审查委员会，其任务是对安匀死的申请进行严格的医学和司法审查，防止误诊和失控。（3）操作程序。安乐死申请的到批准后，必须由病人所在医院两名以上的医务人员按批准的时间、地点等对病人实施安乐死在实施前病人表示反悔，不同意实施安乐死，应尊重人的选择、不得强迫实施安乐死。

第六、法律责任。（1）、对不符合安乐死条件的病人实施安乐死，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2）、由确切证据证明病人亲属或医务人员时在病人的真诚请求下对病人实施安乐死，但未经有关部门审查批准的，仍属违法行为，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3）、未经病人同意，病人亲属或医务人员对由行为能力的人擅自实行安乐死得，也构成故意杀人罪，应按刑法有关规定承担刑事责任。

四、“安乐死”立法的合理性

（一）、“安乐死”存在着的积极意义

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迅猛发展着的我国，“安乐死”也早已不是什么新解名词了，许多人都声称到无法医治又承担巨大痛苦，选择安乐死来结束自己的生命但不管安乐死的多么的首任青睐，目前它终究还未被中国法律允许实施。2003年8月，被称为“中国‘安乐死’之子”的王明成颓然离开人世，留下的是家里欠已久的债务，和人们对于安乐死话题更沉重、更深入的思考。

安乐死存在的意义？笔者认为有以下三点：第一，安乐死并没有对其他人造成任何的威胁；第二，安乐死的确帮助了很多生存无望的人结果了无谓得痛苦；第三，它乐死也在促进着人们对生死价值更深一步地理解，通过安乐死，人们从不同的角度理解了死亡，死亡对人们来说虽然是不愉快的事情，但未必是无意义、无价值的事情。

作为安乐死的有限替代品，目前，一般实行两种做法：一个是尽量减轻患者的痛苦，比如，放宽吗啡等麻醉品的使用原则；再一个是放弃治疗出院回家，使患者能够在更自然的环境中尽量多享受一点做人的乐趣。但无论哪一样都无法从根本上解除病人的痛苦，如果病人在清醒且理智的情乱下，慎重的提出“安乐死”对其个人及其家庭也未必都是件好事。

在我国，一般家庭都无法承担高额的医疗费用，更何况有很多家庭收入低微。因此，有绝症病人的家庭通常都是心理负担，对家人更是心理及身体的双重负担。而适时，适当的安乐死，对病人个人来说即结束了无休无止的痛苦，也免去了等死的心进压力，更解除对家中亲人有种种愧疚；对病人家庭来说，也不必再承担巨大的身体与精神核压力，可以更从容的生活下去。虽然，在精神上要承受一定的痛苦，但这种痛苦是必然的，只是或早或晚的问题，家人是必定有心理准备的而从另一方面来考虑病人承受痛苦本身就使家人也承受着巨大的心理痛苦，而病人早一日结束痛苦，家人心理也会早日获得轻松的。

综上所述，安乐死的存在的确有着积极的意义，也是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结合其立法内容可以看到，只要法律在承认“安乐死”合法化的同时，对“安乐死”的操作程序等做出严格、细致的规范，建立起一套完整、科学的“安乐死”实话制度，完全可将负面影响控制在最小范围内。而立法者也应当在大量的调查研究和广泛、深入的理论探讨基础上，借鉴国外的研究成果和立法、司法经验，尽快针对我国的安乐死例归纳总结，防止监用，将重病患者的“安乐死”权利落到实处。

在此特别感谢在本人撰写论文期间，对本人做出了无私帮助的老师和同学，并希望他们都能达到自己理想的目标。

参考文献

[1]载新华报讯2002年5月20日

[2]艾文波《应尊重“安乐死”的权利》2003年7月23日出版

[3]秦平《危险的“安乐死”概念泛化》2003年11月14日出版

[4]夏敏《媒体呼吁安乐死早日进入立法程序》2003年8月19日出版

[5]张颜《安乐死立法当慎行》2003年7月28日出版

[6]王利明《民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

[7]李强《论安乐死在中国的合法化》2003年12月3日出版

[8]周泽《“死于安乐”有多难在中国为何难以何法化》2003年10月22日出版

[9]载南方日报《我国首例“安乐死”案解密》2001年5月20日

安乐死范文篇9

安乐死来源于希腊文，英文是“euthanasia”，意思是无痛苦的、幸福的死亡。它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无痛苦的死亡，安然地去世；二是无痛致死术，为结束患者的痛苦而采取致死的措施。我国学者对安乐死的定义是：“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在垂危状态下，由于精神和躯体的极端痛苦，在病人和其亲友的要求下，经过医生认可，用人道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中结束生命过程。”因此，我们通常所说的安乐死则是一种特殊的选择死亡的方式。

1996年，澳大利亚北部地区议会通过了《晚期病人权利法》，从而使安乐死在该地区合法化，这也是人类第一部允许安乐死的法律。在这部法律中，它规定了实施安乐死的条件：按要求申请安乐死者必须年满18周岁；经多方确诊患有不治之症，并要递交有本人亲笔签字的申请书；同时严格限制医生，实施时应有两名医生和一名心理医生签字同意，其中，至少有一位医生曾经参与病人的治疗等。虽然，该法实施一年以来即遭推翻，但，它仍有着不可取代的地位。

2001年4月10日荷兰议会一院（即上议院）以46票赞成28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安乐死法案，也使荷兰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承认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为防止医生护士滥用安乐死，这项法律规定了3个前提条件，即：患者的病情必须是不可治愈的、患者遭受的是难以忍受的无限折磨、患者必须在意识清醒的情况下，经过深思熟虑后，完全自愿地接受安乐死。荷兰医生并没有决定安乐死的权利，他们必须严格按照法律程序办事，否则将受到起诉；同时，实施安乐死的医生必须咨询另一名负责医生的意见。在这部法案中，并没有提到如何对“脑死亡”者进行安乐死，尚不够完善，但仍为今后的立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而紧接着，5月16日，比利时众议院通过“安乐死”法案，允许医生在特殊情况下对病人实行安乐死，从而成为继荷兰之后第二个使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

对于安乐死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基本上有两种声音，即肯定说和否定说。肯定说认为，安乐死虽然在形式上符合故意杀人的要件，但是由于安乐死是在患者极度痛苦，不堪忍受的情况下提前结束生命的医疗行为，而医疗行为是正当业务行为，因而可以阻却其违法性，不构成杀人罪。否定说则认为，安乐死不能阻却行为的违法性，仍应构成刑法上的杀人罪，但处罚可以从轻。

虽然近年来，我国学者多次提出了安乐死的立法需要，并于1998年，由山东省中医药大学课题组经过20年的研究，提出了《安乐死暂行条例（草案）》，但目前，因为我国法律还没有关于“安乐死”的成文法，也就是说，法律没有授权给任何机构和个人实施“安乐死”的权利，所以根据《刑法》解释，如果实施安乐死，就是非法剥夺他人的生命，要受到法律的制裁。安乐死是违法行为。

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观念的更新，安乐死的立法迫在眉睫。笔者认为，支持安乐死合法化是非常有必要的。在一项对北京人的调查中，有超过80%的人赞同安乐死，但有同样高比例的人同意“医生的职责就是救死扶伤，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病人治病的说法”，这说明了整个社会的观念在普遍提高。此外，人们普遍同意了“安乐死承认了病人选择死亡的权利，是文明的进步”这一观点。不难看出，人们把选择安乐死看作病人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主动结束痛苦，坦然选择死亡的表现，是一种勇敢的行为，作为医生，为病人实施安乐死则是帮助病人实现自己的选择，也是履行自己的职责。安乐死已被社会大多数人在观点上所接受。

无独有偶，国内一家肿瘤医院曾对800例身患癌症的垂危者进行调查统计，其中不堪忍受痛苦，自愿要求死亡者占到30%以上。据不完全统计，全世界每年大约有5千万人走向死亡，其中相当一部分是被拖延了的死亡，在我国也有数十万的绝症患者痛苦地躺在医院的病床上维持生命，而最终“含痛死去”。而在我国的医学实践中，一方面有条件的大医院同样存在着用昂贵的代价来维持脑死亡患者的“生命”的现象，另一方面，在对无法忍受痛苦的绝症患者的医疗处理过程中，安乐死以隐秘或公开的方式进行已久（上海、广州等城市）。

死亡作为一种自然规律，自古以来，人类始终追求着一种“善始善终”，“安然去世”。既然死亡不可避免，为何不在适当的时间选择一种更有价值、有尊严、更安宁的死亡方式呢？生命的价值在于它对社会的贡献，而这种价值往往体现在生命的质量上，当一个人的生命连质量都谈不上时，它又如何保障它的价值呢？面对那些痛苦万分的绝症患者，如何维护他们死亡的尊严，如何给他们临终前一个安详？安乐死无疑是一种理智的选择。

虽然，现代的医学越来越发达，然而，不管投入多少资金来设法延长死亡和减少产生痛苦及残疾的风险，仍然有无数患有不治之症的患者实际上并不能避免死亡，反而遭受极其痛苦而难以忍受的延长死亡过程的医学干预。我们都知道，身患癌症的人不仅仅是肉体上的痛苦，还有更多精神上的压力。作为健康人的我们，是无法感同身受的。由于现在我国治疗绝症大多使用的是进口药，价格非常昂贵，且其药理也对病人身体的本身产生巨大的副作用。目前我国普遍采用的伽玛刀，也仅能暂时消除患者某些部位的病灶，但却无法抑制有病细胞的再生和转移，这无疑造成了一种“医疗资源的重复使用，是一种社会资源的浪费”。而在这漫漫的求医长路上，不仅仅是病人要承受着病魔的折磨，病人家属出于道义、责任，碍于社会舆论等原因，无法接受“安乐死”，仍寄望于医院，甚至有些家属向病人隐瞒病情，自身却背负着过重的经济和心理负担。当这些受尽折磨的人们要求安乐死时，我们难道忍受拒绝他们吗？

在我国生活水平还不高、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健全的今天，医治在个癌症患人往往需要花几万甚至几十万的费用，对于年平均收入才几千元的家庭而言，尤其是广大农村家庭，这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往往，为了治好病，他们都负债累累，直到无法负担时，才放弃治疗。可是，这些努力却不一定会换来好的结果，患者最终仍步入死亡，而留下的大笔沉重的债务，让其家人负担。这些家人也往往穷尽一生，生活在漫长的还债路上。在家人、朋友为患者努力的同时，新闻媒体也在做着种种努力，我们常常能在各种新闻媒体中看到为患者捐款的一幕，感谢社会上有如此多的热心人，但他们的努力也往往是一种美好的愿望。曾经，我认识一个姐姐，她在高三的时候患了脑瘤，家里的钱全部用在了她和治疗上，她的母亲一瞬间苍老了许多，而她的父亲则四处借钱，家里负债累累。当时，新闻媒体报道了她的事迹后，社会热心人士纷纷捐款，没错，这些努力使她的病情有了好转，但一年以后，她仍然离开了我们。笔者并不否认大家所做的努力，也不是否认生命存在的价值，但我们也不难发现，对于那些绝症病人，这些努力也不能不说是一种社会资源、医疗资源的浪费。

当然，对于家人实行安乐死，是一件需要深思熟虑才能决定的大事，因为这不仅仅关系到病人、自己，还关系到亲朋好友对于自己的看法，同事邻居的议论。“百善孝为先”的古训是中国传统观念的总结，而安乐死是一种新的观念，尽管许多人的观念随着时代的变革也有一定的转变，但是传统思想、社会舆论对于普通人来说还是具有巨大影响力。许多人会仅仅由于顾虑别人的评价，担心别人的议论而作出违背自己意愿的决定，尤其是在事关生死这样的大事上。也许，我们认为看着自己的亲人、朋友步入死亡是非常残忍的事。然而，换个角度考虑，让病人饱受病痛的折磨，将我们自私的情感建立在他们的病痛之上，难道不是另一种残忍吗？这不仅让我想起一个故事：一个老教授肝癌晚期，某天她欲跳楼自杀，被子女们拦住，她声泪俱下地说：“孩子们，看在我辛苦养育你们的份上，放我一条‘生路’吧！”对于一个将死亡看作“生路”的人，我们还能说些什么？

选择安乐死也与人的本身素质有着密切的联系，个人素质、文化层次越高的人更会认同安乐死。当他们选择安乐死时，笔者相信都是经过了深刻的思考的，他们不仅仅是为了解除自己的痛苦和家人的负担，也是为了节约社会的资源，更是一种实现自己权利的体现。当我们听到更多的人在呼吁安乐死时，我们应该感到高兴，这是人类进步的体现，而那些选择安乐死的人并不是生活的懦夫和逃兵，而是敢于面对现实的勇者。

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说：“生命是神圣的，因此我们不能结束自己和别人的生命。”长久以来，人们一直认为生命是神圣的，是至高无上，不可侵犯的。而安乐死其实也是对“侵权”（侵犯他人生命权）所作出的另一种思考。反对安乐死的人认为，实施安乐死是对人的生命权的剥夺，但换个角度出发，倘若一个人因绝症而痛不欲生，倘若一个人因生活的磨难而生不如死，倘若一个人因身心的疲惫而无法解脱时，他们选择了轻生并子付诸实践。那么，法律对它会作出如何的评价呢？在法理学上，生命是属于个人完全所有的，对于这个绝对权利的处分，是基于个人绝对意志的支配（包括轻生），只要这样的行为不影响社会和大众的利益，理性的法律是不应该介入的。而安乐死也仅仅是借助某种手段而得到解脱。如果说，一个人有生存的权利，那么，他也不应该失去选择死亡的权利吧！

安乐死范文篇10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所要做的不是是否接受死亡，而是如何接受。“安乐死”这一社会问题正是顺应时展而出现的。然而安乐死毕竟是一个涉及到医学、伦理、道德、法律、社会学、哲学等诸多领域的复杂的综合性社会问题。从它一出现，就不可避免地引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议。这场争议在国外已有几十年的历史，而且已进入了我国并日益引起社会关注。安乐死问题在我国作为一个新生的社会问题，其本身还存在诸多问题需要妥善解决，才能推动其合法化。本文以此为宗旨，对安乐死的实质、安乐死的立法理由及立法步聚、内容进行论述，以期促进安乐死在我国早日立法。

一、安乐死问题的实质

安乐死一词源于希腊文euthanasia，其原意为“没有痛苦的死亡”。而安乐死的现代含义则是指“对于现代医学条件下无可挽救其生命的濒死病人，医生在患者本人或者其近亲属真诚委托的前提下，为减少病人难以忍受的剧烈痛苦而采取适当措施，提前结束病人生命的行为”。

根据这一概念，笔者认为，安乐死问题实际上是接受死亡法则的生命处置问题。这类行为实质上是以生命终结法则为基础的针对生命终结方式的处置。故可以将安乐死的实质界定为“生命终结的处置行为”，而不能将涉及生命处置行为作为研究对象，安乐死主要针对如何选择生命终结方式，而不是针对生命处置方式。因为生命处置方式包括的两层意思：一者为挽救生命，一者为终结生命。而安乐死不是在生命处置方式这一层面上去选择是挽救还是终结生命。它仅仅是在已无法挽救生命的前提下去选择采用何种最佳方式去终结生命。因此安乐死的实质是“生命终结的处置行为”，甚至可以说是一种“优死”行为。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明确以下几个观点：第一，安乐死是一种死亡状态，不是死亡原因，故它不能与自然病亡、病理死亡和意外死亡这三种死亡原因并列为第四种独立的死亡原因；第二，安乐死的对象是当代医学上无可挽救其生命的痛苦的濒死者；第三，安乐死是人工控制的死亡状态，其目的重在使病人“安乐”，不在使病人“死亡”。

二、安乐死在中国合法化的必要性及可能性

（一）安乐死在中国合法化的必要性

1、国际安乐死运动的不断壮大安乐死作为一种零星的社会现象古已有之，但作为一个社会问题被提出和研究，却是在进入现代社会，随着科技和社会的进步才开始的。并在以后的岁月中愈演愈烈，发展成为一项新的人权运动——安乐死运动。

从20世纪30年代起，西方国家就有人开始要求在法律上允许安乐死，并由此引发了安乐死应否合法化的大论战。从30年代到50年代，尽管英国、美国、瑞典等一些国家有人发起成立了“自愿安乐死协会”或向国会提出允许安乐死的议案。但是，由于对安乐死问题的认识不清，并且担心被人利用而导致“合法杀人”，社会上绝大部分民众反对安乐死。二战以后，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观念的更新，赞成安乐死的观点开始呈上升趋势，有关安乐死的民间运动和立法运动也日益增多。1967年美国建立了安乐死教育学会。1969年英国国会辩论安乐死立法法案。1976年日本举行了“国际安乐死的讨论会”，宣称要尊重人“尊严的死”的权利。1993年2月，荷兰通过了一项关于“没有希望治愈的病人有权要求结束自己生命”的法案，成为世界上第一个通过安乐死立法的国家。其后两年，澳大利亚北部地区也通过了类似法案。据有关民意测验统计，进入90年代，美、法两国支持安乐死的比率分别为90%和85%.荷兰立下患致命疾病时授权医生实施安乐死遗嘱的已有10万人。而日本、瑞士等国家支持安乐死合法化的人也与日俱增。可见在一些发达国家，民众对安乐死已由不理解到理解，由反对转而支持。安乐死作为人的权利在世界范围都具有普遍意义，为其立法的工作也是势在必行。

2、我国对生命保护法律体系欠佳的现实

法律作为一种规范社会的工具，是应社会的要求产生的。就死亡过程而言，只要社会提出了明确要求，则法律就应该认真对待，尊重社会的要求。而安乐死之所以在我国作为一个问题出现，就在于它已成为社会需求的强烈表现。但是，出于我国目前还没有一部专门的法律来对其进行规范，从而导致了对生命保护的不力。尽管在目前司法实践中将安乐死作为犯罪来处理，以此防止因实施安乐死而导致的各种弊端。但是这种“一杆打死”的做法并不符合社会要求，从而也不能使人们自觉遵守，而只是导致人们对其规避。

在现实生活中，各种半公开的或隐蔽的对病人采用类似安乐死的做法虽然比比皆是，但法律由于自身的不完善，各种制度还没有建立，故对此却显得无能为力。例如，我国大多数医院公开规定拒收晚期癌症病人，放弃对其救治，这实际就是一种不作为的安乐死方式。我国卫生部关于对晚期癌症病人一再放宽使用麻醉药物限度的规定也是在一定范围内对安乐死变相的认可。另外，我国许多地区特别是经济不发达地区，医院因缺乏必要的昂贵医用器械或药品而停止对病人积极地救治而导致其死亡，或者病人家属因费用太高而根本不送病人入院治疗而放任其死亡的情况也时常发生。这些现象虽然普遍存在，但是由于社会关注不够，法律规范和监督不力，人们往往对此习以为常，很少有人对此提出疑议，至于追究当事人的法律责任就更不用提了。这种因立法空白导致的社会实际操作上对生命处置的放任不利于对人们生命的保护。因此，在我国制定一部有关安乐死的法律，完善对生命保护的法律体系，加大对生命保护的力度，不但具有理论上的可行性，也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二）安乐死在中国合法化的可能性

安乐死问题研究尽管在我国起步较晚，是在80年代中期因一起医疗纠纷案件引发的。但随着社会对其越来越关注，国内理论界对安乐死的研究也在一步步深入。这有利于人们真正认识安乐死的社会价值，并推动安乐死立法运动在我国的发展。笔者认为，目前我国要将安乐死合法化，理论上要先解决两个问题：第一是必须论证安乐死非罪化；第二是须证明安乐死合理化，即符合社会主义的伦理道德与人道主义原则。这两个问题奠定了安乐死立法的道德基础。

1、安乐死的行为不构成故意杀人罪安乐死非罪化是安乐死合法化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只有先解决它，才能帮助司法机关正确断案，不被形式上的假象所蒙蔽，以避免公民（主要是医生）因对病人实施人道的安乐死而被错误追究刑事责任，从而有利于实现对公民人权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