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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法学论文十篇

时间：2023-04-03 06:37:56

公司法学论文

公司法学论文篇1

论文摘要：十五大、十六大报告连续提到司法改革，并相继出现了公正、正义和公平三个概念。可见司法改革势在必行，且公正、正义和公平应该成为司法改革的目标和准则。在司法领域，正义就是公正和公平。公正和公平作为正义的两个方面各有侧重。公正强调形式，是对法官和程序的要求；公平强调实质，其对象是诉讼两造。当前的司法改革应遵循一定的原则，也就是要符合公正和公平的具体要求。在公正方面对法官而言是法官独立、法官中立、法官权威和司法约束，对程序而言是重视程序、司法公开、实行对抗制等内容；公平又反映在诉讼双方权利对等、有效参与原则和效率原则三个方面。这些具体要求是公正和公平的细化，但又将作为抽象原则指导着司法具体制度和程序的设计和完善。论文关键词：正义司法改革公正公平Abstract: 15th and 16th NCCPC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ontinuously referred to judicial reformation, and came up with impartiality, justice and fairness. We can see that judicial reformation is inevitable and impartiality, justice and fairness should be the aims and standards of judicial reformation. In juridical area, justice is impartiality and fairness. But as two sides of justice impartiality and fairness have their own characters. Impartiality emphasizes on modal, and is the request to judge and process. Fairness stresses on essence and its aims are the concerned. Now the judicial reformation must follow some principles. In the other words, we must fit some specific requests of impartiality and fairness. On impartiality to judge they’re judge independence, judge neutrality, judge authority and judicial restrain, and to process they’r e procedure, judicial avowal and antagonism. Fairness is reflected by equal right, effectively participate and efficiency. These requests are specifies to impartiality and fairness. At the same time they serve as the principles of the judicial reformation that should help design and improve our concrete regime and process.Keywords: Justice, Judicial reformation, Impartiality, Fairness引言“我国在建立一种合理的司法制度乃至整个法律制度上面临着十分特殊的困难。这种困难不完全在于从立法上确立一套所谓’现代型’体制，还在于附着于体制之中的具体的、甚至相当细琐的小制度是否也能够得到确立，在于操作这种大体制与小制度的人们的观念是否适应体制与制度的要求。本世纪以来，我们在体制构建方面一直不落人后的，但是抽象的大体制禁不住与之背离的小制度的掣肘和抵消，加之一些配套概念未能确立，于是出现了种种实践上的缺陷，造成了设计者的美好构想不能兑现于制度运作的实际。久而久之，人们便不可避免地对法律制度有效调整社会生活的可能性发生怀疑，甚至对法治或依法治国本身的信念发生动摇。” 司法改革的必要性不言而喻，它接连成为党的十五大、十六大报告的组成部分。继十五大提出公正，十六大报告又进一步提出公平和正义。至此，正义、公正和公平三个概念都正式以党的决议的形式出现，正义、公正和公平应当成为司法改革的目标和原则。然而，这三个概念又是模糊的，怎样赋予它们科学合理的内涵，以指导我国正在进行的司法改革，促进我国的社会进步，这是个艰巨紧迫而又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任务。可能是笔者孤陋寡闻，迄今尚未见到关于这方面的较为系统的论述，希望以此文填补这种缺憾。故本文将试图在司法的视角下就正义、公正和公平进行探讨，在理清三者之间关系的同时深入地分析它们各自的内涵，研究它们作为抽象的原则如何确保“抽象的大体制”与“具体的、甚至相当细琐的小制度”之间的协调，顺带提及司法改革的重点。第一章什么是司法的视角首先有必要对题目中的“司法的视角”作一下解释。现代意义上的司法已突破传统意义上与立法、行政相对应的法院审判活动的范畴，指以法院为核心并以当事人的合意为基础和国家强制力为最后保证的、以解决纠纷为基本功能的一种法律活动。（P26）所以从广义上讲，司法实际涵盖了司法制度、司法活动及其相关的内容。司法制度，包括国家通过立法形式所确定的带有法律效力的有关司法权、司法机关和诉讼程序的全部规范，换句话说就是上文所提到的“既定的法律规则”。司法活动则是司法机关按照国家程序法规定所进行的全部司法实践活动，主要包括法院的诉讼审判活动，检察机关代表国家提起的公诉，以及法律监督的各项职能，国家各级监狱依法监管罪犯的全部行刑活动等。狭义的司法是以审判为主要内容的法院活动及其所依赖的制度规范，亦即传统意义上的司法。审判不是司法的全部内容，但是不论怎么讲，却都是司法的核心，“都要遵循一定的程序，以既定的法律规则为前提，运用其特有的解纷原理，以维护社会秩序和安全、保障公民的各项权利为基本职能。”（P4）而本文所谓的“司法的视角”也正是取这一种狭义的理解，始终强调一点——以审判为核心。第二章正义概念的发展和司法中的正义第一节正义的概念在我国，正义包含着一切美好的事物和信念。然而，正义一词最初却是由西方传来的。西方法文化的的核心问题就是法与正义（jus e justum）的关系问题，故而正义成为法学家们永久的话题。正义的理论是关于正义是什么，作为一种伦理标准如何决定它的地位，决定这种标准的要求实际上是什么的理论。自其诞生以来，无数的学者和思想家赋予了它不同的内涵。在古希腊，正义以一种调整自然力对宇宙组成部分的作用，保证平衡与协调的先验宇宙原则第一次出现。毕达哥拉斯发展了正义是平等的思想。柏拉图把正义看作是个人和国家的“善德”。正义就是只做自己的事而不兼做别人的事。[21](P31)亚里士多德说：“政治学上的善就是正义，正义以公共利益为依归。按照一般的认识，正义是某种事物的‘平等’（均等）观念”。(P148)西塞罗认为正义是“使每个人获得其应得的东西的人类精神意向”。[22]（P216）乌尔比安说：“正义是给予每一个人他应得的部分的这种坚定而恒久的愿望。”阿奎那认为正义是“一种习惯，依据这种习惯，一个人以一种永恒不变的意愿使每个人获得其应得的东西”。总体来讲，尽管柏拉图讲到国家、亚里士多德讲到公共利益，但是正义的范围限于那个特定社会的很小一部分人，不可能遍及社会全体成员。中世纪及中世纪以前对正义的理解也多限于个人，具有很强的局限性。进入近现代特别是20世纪，人们对正义的关注从个人扩大到社会，正义关注的对象具有了相对的普遍性。18世纪末，康德的观点导致了如下态度：在正义的名义下，自由应是最大限度的，而限制应是最小限度的。20世纪初，社会法学的耶林和狄骥抛弃了正义的直觉概念，分别在对个人、社会和公共利益的安全与保证中和社会团结中发展了正义和社会功利主义的正义理论。著名的社会法学代表人物庞德说：“在伦理学上，我们可以把正义看成是一种个人美德或是对人类需要的一种合理、公平的满足；在经济学和政治学上，我们可以把社会正义说成是一种与社会理想相符合，足以保证人们的利益与愿望的制度；在法学上，我们讲的执行正义（或法律）是指在有政治组织的社会中，通过这一社会的法院来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及安排人们的行为；现代法哲学的著作家们也一直把它解释为人与人之间的理想关系。”(P73)博登海默认为“满足个人的合理需要与要求，并与此同时促进生产进步和社会内聚性的程度--这是维持文明社会生活方式所必要的--就是正义的目标。” (P238)在《正义论》中，罗尔斯认为正义的主题或对象就是社会，尤其是社会的基本政治和经济制度。正义即指制度的道德、制度的德性，是指称社会基本结构的属性是否道德的一个概念。正义原则必须是这样的原则：它们具有一般的形式，普遍适用于一切场合，能够公开地作为排列各种冲突要求之次序的最后结论来接受。大致看来， “给予每个人以其应得的东西”或者说“各得其所”的确体现了正义最为一般的规定性，它可以适用于历史上的每一个时代，似乎具有永恒性。但是正义是个抽象的概念，涉及价值判断，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不可避免的要受到学者们所处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的制约，更要受到学者阶级地位的制约，所以就象“变幻无常的脸，随时可呈现出不同的形状及极不相同的面貌。” (P240)即使资产阶级法学家也已意识到这一点，正如凯尔森所言：实际上用来作为正义标准的规范是因人而异的并且是经常相互冲突的。某一事物是否正义只是以认为存在适当正义规范的人而定。这一规范也只是为了那些由于这一或那一理由，对该规范所定的事物抱有希望的人才存在的。[18](P49)就因为此，自然法学派的正义遭到了不少批判。许多法理学家或学派因各种不一的原由，根本否定这种探讨的可能性、适当性或必要性。凯尔森甚至讥之为“是一个典型的幻想，是为了使主观利益加以客观化”。[18](P49)在谈到正义时，马克思也曾指出：“生产当事人之间进行交易的正义性在于：这种交易是从生产关系中作为自然结果产生出来的。交易的法律形式--契约，其内容只要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相一致，就是正义的；只要与生产方式相矛盾，就是非正义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奴隶制是非正义的；在商品质量上弄虚作假也是非正义的。” (P339）恩格斯在批判普鲁东时指出：“这个正义却始终只是现存经济关系在其保守方面或在其革命方面的观念化、神圣化的表现。” (P539)他们都侧重于从经济特别是阶级结构的的角度对正义进行解释，否定正义的独立实在性。但是，我们肯定正义思想作为意识形态的阶级性，并不必然地排斥其科学性、客观性。只要这种意识形态所反映的社会集团的利益是与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相一致，就可以认为它具有客观性，是与客观性相容的。尽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否定正义的独立实在性，这不表明他们否认正义在特定社会的制度构建上的积极意义。尤其在今天，我们不能因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批判过阶级社会的正义，就盲目地否定我们今天追求社会主义正义的合理性。正义的理论内核是不变的：法与正义相同一。正义与法的这种与生俱来的紧密联系在古往今来的各种定义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正因为此，几千年来西方人不断的追求正义与法的完美统一，终于在资本主义实现了法治，一定程度上达到了这个目标，他们积累了几百年的丰富成果和经验不容我们忽视。尤为引人注意的是以正义为核心的自然法理论在20世纪的复兴。自然法思想在西方源远流长，19世纪因为实证主义哲学的影响，自然法思想几近销声匿迹。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的巨大灾难，对人权造成的令人发指的践踏，促使人们深刻反思实证主义哲学，并激发了人们对正义理想的莫大关注和兴趣。以此为契机，自然法思想才得以复兴和蓬勃发展。再者，人们在“由法学方法论、法律诠释学的反省思索中，益加发现法官断案仍难以凭借完全免除价值判断的条文操作而便可推导出结果。况且，如果法律体系本身是邪恶不义的，则一个‘合法’、基于此法律体系内在结构本身可被称为‘正确’的判决，却不是一个‘正义’或‘道德上正确’的判决，则亦未能实现法律之终极目的。” 且“今日基本人权的理念在国际、国内法律体系中的大行其道，被视为最高指导原则，以及甚至以往只在反映“‘力’的国际法之中，确立民族自决权、非战、?袢险鞣霸谕蚕露ㄔ嫉暮戏ㄐ浴蚪袢辗桑匀徊⑽蕖还艿赖铝恕ⅰ氲赖略嚼丛皆丁募O螅炊叩赖碌淖跃酢！?nbsp;因此，可以肯定地说，正义在今天仍然有其生命力。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我们曾经对西方精神文明持有不同程度的偏见，特别是常常以建设有中国特色为由不加区分地拒绝和排斥。正义，也长期作为西方资产阶级法学的观念不被接受。然而可喜的是，正义原则作为法律的核心和基本原则，在建设法治国家进程中的作用，逐渐为我国认识到并应用于我国的法治建设实践。党的十六大报告也首次正式以党的决议的形式提出了正义，为建设和实现社会主义的正义提供了理论支持，依法治国方略的内涵得到了扩展和充实。要适应我国的国情和现实的需要，需要我们从马克思主义法学的角度出发，对正义作出科学的定义。杨一平博士这样定义：“正义就是各得其所，而所得的内容是由每个人所处的时代的物质生活条件和文化背景决定的。” (P20) 这无疑揭示了正义的本质，是较为科学的定义。但是限于本文所讨论的是司法视角下的正义，正义的内涵又不仅于此，它有着更为具体的内涵，因为和下文有极其重要的关联，在此暂不作出界定。第二节司法视角下的正义在对正义、公正和公平这三个概念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解上，不论是辞典还是学者们多将公正和正义、公平等同起来，这几乎成为共识。对此，笔者表示赞同，但是等同并不是完完全全的等于，三者之间又有些许差别。下文就将以此为论述重点，着力凸显这种差别。这里不免要借鉴他人的观点，杨一平博士在博士论文《司法正义论》中作了如下阐释：“公平可能更多地用来表述人们在法律面前或者纠纷中的诉讼两造在审判（或仲裁）过程中的地位和待遇，公正更多地强调法官的不偏不倚、公而无私的品质；在由两造当事人与居间者构成的“三边关系”中，公平观念侧重于对两造权利享有与维护的考察，公正则侧重于对居间者行为公允而无私的要求；公平强调实体正义和实质正义，公正强调程序正义和形式正义；公平的核心是平等，既包括案内平等，即两造当事人之间的地位平等、权利平等，也包括案外平等，即“同等案件同等对待”；公正的核心是无私、中立，它意味着居间者既要不受自身情绪的影响，又要排除外界的任何压力，还要无视当事人双方的任何身份背景等。” (P13)这段话表达的基本意思是：公正是对裁判者（居间者）的要求，强调形式；公平的对象是诉讼两造，强调实质。[14]由此，笔者得出如下结论：在司法的视角下，正义就是公正和公平。以下将讨论司法的“特有的解纷原理”，也就是公正和公平的较为具体的规则。它们相对于公正和公平是具体的，相对于具有可操作性的具体规范却仍具有抽象性，需要从程序到体制的一系列改革和完善，而且它们也应当成为改革和完善所遵循的原则。鉴于本文的主旨之一在于凸显公正和公平的差别，下面的论述就把二者分别开来。第三章司法视角下的公正第一节公正是对裁判者和程序的要求“公正（Impartiality）,公平的一个方面，普遍认为是法官和执法官所应有的品质。它意味着平等地对待争议的诉讼两造，不偏袒任何人，对所有的人平等和公正地适用法律。仲裁人的偏袒将构成撤销其裁判的正当理由。”(P498)这是通过辞典反映的人们对公正的最普遍的理解。可以看出公正和公平并不完全同义，法官和公正有着最紧密的联系，法官是公正强调的重点。需要指出，公正司法和司法公正不是一个概念。公正司法是司法机关极其工作人员在司法活动中保持公正，有较大的弹性，很容易受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主观倾向的影响；而司法公正的概念范畴则不仅包括了公正司法的内容，还指司法制度的公正，相对而言，司法公正特别是司法制度的公正带有较大的刚性。因此，笔者有必要先把两个概念加以区别，力图避免将二者混淆。公正首次以正式党的决议文件的形式被承认是在十五大报告中，“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建立冤案、错案责任追究制度”。十五大后，我国法院系统出台了一系列司法改革举措，基本上是围绕司法公正展开的，即着重强调司法机关和司法程序的公正。《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的纲要》（最高法院1999年10月20日）指出：“从1999年起至2009年，人民法院改革的基本任务和必须实现的具体目标是：以落实公开审判原则为主要内容，进一步深化审判方式改革；以强化合议庭和法官职责为重点，建立符合审判工作特点和规律的审判管理机制；以加强审判工作为中心，改革法院内设机构，使审判人员和司法行政人员的力量得到合理配备；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进一步深化法院人事管理制度的改革，建立一支政治强、业务精、作风好的法官队伍；加强法院办公现代化建设，提高审判工作效率和管理水平；健全各项监督机制，保障司法人员的公正、廉洁；对法院的组织体系、法院干部管理体制、法院经费管理体制等改革进行积极探索，为实现人民法院改革总体目标奠定基础。”最高人民法院也陆续颁布《人民法院审判人员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办法（试行）》日期:19980826、《人民法院审判纪律处分办法》（日期:19980907）、《最高人民法院督导员工作条例》（日期:19980916）、《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接受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监督的若干意见》（日期:19981224）等文件。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改革的内容包括审判公开、审判制度改革、对审判的监督、审判队伍建设和司法管理几个方面，其对象直指司法人员和司法程序。十六大报告中又提到“按照公正司法和严格执法的要求，完善司法机关的机构设置、职权划分和管理制度，进一步健全权责明确、相互配合、相互制约、高效运行的司法机制，从制度上保证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表面上看，似乎只出现了公正司法的字眼，公正的范围仅限于司法活动，即提出公正司法。但是，如果结合“从制度上保证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理解，不难看出，“制度”就是以法律为主的各种行为规范，它仍然表达出了对司法制度的公正要求。也就是说，十六大报告提出的不是公正司法，而是意义更广的司法公正。第二节裁判者的公正司法公正要求作为居间裁判者的公正，主要体现于以下几个方面：1、法官独立司法独立原则作为司法的首要原则几乎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认可。1982年在印度举行的国际律师协会第19届会议通过了《关于司法独立最低标准的规则》，它后来经过联合国经济社会会议授权，于1983年6月在加拿大蒙特利尔由26个国家和地区代表参加的世界司法独立第一次会议上通过。根据该规则，司法独立的最低标准包括：一、法官的实质独立，即法官在执行其职权时，除受法律极其良知的拘束外，不受任何干涉（第一条第三项）；二、身份独立，指法官的职位和任期应有适当的保障，以确保法官不受行政干涉（第一条第二项）；三、整体的独立，指法官作为一个整体，应与行政机关保持集体的独立（第二条）；四、内部的独立，即法官行使审判职能制作司法裁判方面应独立于其同事及上级法院的法官。司法独立实际上也是实现司法正义的前提条件，我国学者对此也给予较多的关注，积极地论述司法独立的必要性，它应该当然地成为我国司法的一项原则。[23]但是我国司法独立的限度是什么呢？是司法权或说法院系统的独立，还是法院的独立，抑或法官的独立？我们承认目前我们法官的整体素质确实不高，但是从长远的角度看，司法独立不仅仅是法院的独立，而且还应体现为法官的独立，即法官行使审判权的独立。在独立行使审判权这一点上，法官都应当是平等的。[12]司法独立不仅需要宏观上的规定，更需要微观上制度和程序的落实，特别是在具体制度设计时应当注意，不使司法独立的初衷受到干扰。我国目前司法独立就存在诸多障碍，如法院经费和人员受制于地方，人大、检察院、党务部门、上级法院和法官、院庭长和审判委员会的不当干涉等。这些都很大程度上损害了司法独立原则。今后的司法改革尤其要避免陷入如此窘境。2、法官中立（被动）司法裁判活动的普遍规律要求裁判者站在中立的地位。法院的天职是以符合正义的方式解决各种社会争端和纠纷，使每一个为维护个人权益而诉诸司法的人都能获得基本的公正对待。要完成这一使命，法院必须在发生争端的双方之间严守中立，既不偏袒一方，也不歧视另一方，更不直接介入诉辩双方之间发生的争端，帮助一方对另一方实施攻击或者防御。法院只有保持这种中立无偏的地位，才能不仅在实质上而且在外观上具有公正的形象，取得诉辩双方的共同信任，从而以人们能够“看得见”的方式实现社会正义。所以中立性或说被动性就成为作为法院职责的具体履行者的法官必备品质。裁判者的中立性是一种通过排除各种不公正、不合理情况而保证程序正义目标实现的，它有三项具体内容：（1）与案件有牵连的人不得担任该案的裁判者；（2）法官不得与案件结果或者各方当事人有任何利益上或其他方面的关系；（3）裁判者不应存有支持一方、反对另一方的预断或偏见。[13]前两项即为利益规避原则，第三项为防止预断原则。用诉讼法学的专门术语来解释，法官中立就是所谓的“不告不理”。“不告不理”是裁判者的被动性在司法程序的启动和裁判范围方面的体现，实质上也是裁判者被动性的最集中的体现。[25]它要求法院的所有司法活动只能在有人提出申请以后才能进行，也包括法院的裁判范围就必须局限于起诉书所明确载明的被告人和被控告的事实，而决不能超出起诉的范围去主动审理未经指控的人或者事实，具体地说就是将法官的诉讼指挥权和查证、取证职权的行使限制在必要的范围之内。3、法官权威在最原始的法治的定义中，法律的“普遍服从”就已成为法治的必备要素之一。司法活动作为法律实施的途径之一，其过程和结果都必须获得普遍服从，而这又依赖于司法权威。因为是在法院而不是在立法部门，我们的公民最初接触到了冷峻的法律边缘，假如他们尊重法院的工作，他们对法律的尊重将可以克服其他政府部门的缺陷，但是如果他们失去了对法院工作的尊重，则他们对法律和秩序的尊重将会消失，从而对社会构成极大的危害。司法权威的基本要求包括法庭权威、既判力（生效判决必须执行）、一事不再理等，在在我国显得特别不足。就既判力而言，主要是执行难问题。一事不再理要求重视终审判决的稳定性、终局性，尤其是程序的及时终结性，为此必须确保法院对同一案件的审判有一个最终确定的状态，使得在此之后对同一案件的审判受到严格的限制，避免随意或无限制的启动审判程序。但无节制的再审制度在保障当事人实体权利的名义下侵害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严重地损害了司法权威。深层次地讲，司法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也关系着司法权威。司法应当成为社会关系有效的调节器和平衡器，应当成为一切争端的最后裁决者。与此对应的是司法管辖的范围，而我国现阶段司法管辖范围明显过于狭窄。权威不仅靠强制力，也要靠说服。在人们眼中，法院始终是蛮横的，剥夺或限制本属当事人的权利不说，对事实的认定过程、法律适用的理由及其逻辑关系的论证等问题处处表现出强硬，不予说理。改革蛮横的法院，塑造有说服力的法院，对树立法院的权威形象也是有益的。4、司法约束在现代社会中，孟德斯鸠权力容易滥用的名言已成为公认的法则，同时有权力必须有约束也是不容质疑的。司法运作过程中的权力也同样如此，而我国严重的司法腐败就是司法约束不力的结果。在我国，这种约束不是太少，而恰恰是太多，且欠规范、欠科学。人大的个案监督、检察院的法律监督、党的领导和监督、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指导和监督、院长、庭长和审判委员会对法官的约束，甚至媒体对法院的影响，都或多或少的存在问题。司法改革的结果就要达到司法约束规范化、科学化的要求，不仅要对司法运作过程中的权力进行有效的约束，而且还不能妨害这些权力的合法有效行使。第三节程序的公正司法公正要求程序的公正则体现为：1、重视程序谈重视程序不应也不可能回避对程序正义的讨论。西方国家一向重视程序，特别注意以正当程序约束权力，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有时甚至到了令人费解的程度。西方学者对此也多有论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法官杰克逊说“我们宁愿以公正的程序去实施一项残暴的法律，也不愿以不公正的程序去实施正义的法律。”纯粹的程序正义的特征是：不存在任何有关结果正当性的独立标准，但是存在着有关形成结果的过程或者程序正当性和合理性的独立标准，因此只要这种正当的程序得到人们恰当的遵守和实际的执行，由它所产生的结果就应被视为是正确和正当的，无论它们可能是什么样的结果。(P80-83)我国有着浓厚的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在实践中过于强调实体，有时不惜以违反法定程序为代价。1998年全国法院系统集中教育整顿中，共查出程序有问题的案件74143件，而实体性错误的案件反有12045件，程序有问题案件占85. 86%。过于强调实体能否达到目的姑且不论，执法、司法机关作为法律的实施者公然违反法律，在一个以法治为目标的国家里，不能不说是法律的悲哀。所以，加强对程序的重视尤其显得有现实意义。“查证属实”“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我们对案件事实的证明要求达到客观真实的程度。实事求是，追求实体正义，主观愿望无疑是良好的。但是我们也要认识到，不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实现完全的实体正义是不可能的。从理论上讲，在一定的时代一定的条件下，由于认识主体能力的限制、认识客体的不完全性、认识工具的局限性，人类对客观事实的认识总是有局限的、不完善的，基于此作出的判断并不能保证完全的实体正义。在司法实践中，因为过分强调实体正义而将案件久拖不决的现象屡见不鲜，不但受害者未能得到及时、有效的补偿，就连受诉者也因身份处于长期的不稳定状态而遭受不应有的拖累。这样的结果，不管当事人哪一方都是不愿意接受的。可见，对实体正义的过分强调并不能有效地保障正义的实现，绝对的实体正义是不现实的。[24]对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的评价标准进行比较会发现，程序正义的相对可靠是一个长处。正义与否本身就是对司法行为的评判，而实体正义的抽象性使其评价标准异常模糊，可能因评价者利益出发点的不同而相去甚远甚至大相径庭。相对而言，程序正义客观实在得多，更容易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且直观简便，操作性较强。纯粹程序正义的巨大实践优点在于“在满足正义的要求时，它不再需要追溯无数的特殊环境和个人在不断改变着的相对地位” 再者，马克思曾说：“如果审判程序只归纳为一种毫无内容的形式，那麽这种空间的形式就没有任何独立的价值了。” (P178)程序正义不仅是作为实体正义的外部形式，还有其自身独立的价值和意义。北京大学法学院陈瑞华教授对程序正义的独立价值作了非常有价值的阐述。[13]在此不再赘述。如此强调实体并非说我们应该重程序轻实体，而是说要实体程序并重。这需要在一如既往地重视实体的同时提高对程序正义的重视程度，让二者统一起来，归一于正义，共同服务于正义这个目标。2、司法公开公开原则为一切机关活动的基本原则，是一种民主的表现，是群众参与和接受监督的必需。司法机关也不例外。近年来，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相继实行了“警务公开”、“检务公开”和“审判公开”，统称为司法公开。司法公开深化的目标是通过司法公开，接受群众监督，确保公正司法。就法院而言，公开包括法院及其内设机构职能公开、立案公开（案由公开）、收费公开、审判公开、执行公开、回避条件公开、办案纪律公开、监督举报公开、判决理由公开、适用法律公开、判决结果公开、错案追究公开、执法执纪监督员姓名和职权公开。判决理由公开似乎更为引人瞩目。裁判充分说理及理由公开阐述具有十分重要的社会意义。从社会文明角度看，不予说理是野蛮，体现典型的人治（礼治）；简单说理体现法制不健全，社会相对落后；充分说理体现法治程度较高，社会比较文明。裁判理由的公开，实质上要求充分说明裁判理由，即要说明认定事实的理由，再在事实判断基础上，依据正义、理性，得出分析结论，并在此基础上依据法律规定，对欲适用的法律做出解释说明，以达到说理清楚、裁判服人的目的。正因为如此，意大利将裁判说理作为法官的一项普遍义务写进宪法。判决理由公开最集中表现在判决书中。判决书的目的不光是追求结论的完美，而是对结论中事实与法律之间具有的逻辑联系以及这种联系的论证理由和适用法律的阐述。它既是对程序过程的一种记载，也是对程序过程形成判决结论的一种推论。判决书的形成过程中，蕴涵了法官对法律事实的认定，同时也应该是法官将普遍性的法律适用于被认定事实的法律解释过程。判决书所给的判决结论，必定是认定过程和法律解释过程的合乎逻辑的结论。它应该包括公开审判经过、公开诉辩意见、公开举证和质证过程、公开认证过程、增加说理部分。公开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不是为公开而公开，而是通过公开达到预防司法不公和司法腐败进而提高审判质量的目的。2、对抗制1975年在美国出版的《程序正义》一书的作者蒂鲍特和瓦尔克，蒂鲍特和瓦尔克联合一批科学家做了一系列的实验。在实验观察中,蒂鲍特和瓦尔克集中比较了抗辩制和纠问制这两种诉讼模式。他们得出结论认为美国样式的诉讼程序在客观上（作为达到公正裁决的工具），还是主观上（程序参与者的评估）都优于纠问制诉讼程序。他们认为不同的实验都表明抗辩制诉讼程序更有利于抵制因缺乏证据而作出的错误判决，因为在抗辩制诉讼过程中，律师面对对自己人不利的证据时，会更加认真、顽强地去寻找有利证据；更有利于抵制法官的歧视性看法；能更好地防止因为证据出示的时间顺序而导致对案件事实的歪曲。实行对抗制就需要给予诉讼各方以平等的诉讼地位，给予各方参与者以平等参与的机会，对各方的证据、主张、意见予以同等的对待，对各方的利益予以同等的尊重和关注。程序对等原则也旨在确保各方参与者受到平等的对等，进而实现程序正义。但这里的平等对待是指裁判者在审判过程中平衡控辩双方地位的综合要求，因而又可称为“动态的平等对待”。为实现程序对等，诉讼双方应在参与审判过程和影响裁判结论的制作方面拥有平等的机会、便利和手段；裁判者应对各方的证据和意见予以平等的关注，并在制作裁判时将各方提出的有效观点平等地考虑在内。同时，程序对等原则要求诉讼双方不仅拥有形式上的平等参与机会，而且还应在实质上具有平等的参与能力和参与效果。因此裁判者应确保参与能力较弱的一方拥有一些必要的“特权”，以纠正各方实际存在的不平等状况。对抗制加重了当事人的证明责任，体现了诉讼两造司法主体化的理念，使诉讼两造成为唯一的证明主体。对抗制实际也是法官中立的必然，它将法官排除于证明主体之外，对于促进法官的中立有着积极的能动作用。第四节公正强调形式公正的内容在在任何诉讼中都是一样的，不论是法官独立、法官中立、法官权威、司法约束，还是重视程序和实行对抗制。这些原则和依此设计的程序一旦确立，裁判者、当事人及其他任何诉讼参与者都没有权力改变，实际也难以改变。可见，公正有极大的刚性，它强调形式。在与公平的比较下，公正的形式性显得尤为突出，故在此仅做简略阐释。第四章司法视角下的公平第一节公平的对象是诉讼两造“公平”（fairness）中有“平等”的意思，常用于各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对等关系。在诉讼中，公平的指向只能是诉讼两造的权利义务。英国独特的衡平法的产生也是一个努力维持公平的结果。虽然法律规定了灵活可变的准则和赋予自由裁量权，但是法律规则也有有限性、滞后性和普遍性，在现实中仍不免产生法律对某些情况没有作出规定或虽有规定但不合理或不公平的情形。为解决这样的问题，实现最大可能的公平，英国的法官们创制和发展了普通法之外的衡平法。美国司法在三大诉讼中都实行严格的当事人主义模式。在刑事诉讼中，为实现控辩双方的对等，作到最大程度上的公平，甚至不惜对拥有强大国家公共力量的控方的权力和行为作了种种限制，如违法证据排除规则；对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辩方则赋予了充分的自我防护权，如沉默权，使其能够与控方平等地对抗。而且，刑事诉讼中控方的证明标准是排除合理怀疑，明显地高于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优势证明标准。在行政诉讼中，举证责任倒置制度和被告举证时限、调查取证限制、补充证据限制等也是通过加重行政机关责任的方式，使其和原告能维持权利义务的平衡。公平的核心是平等，它包括案内平等和案外平等两方面。案内平等不仅包括诉讼两造之间的地位的平等，更包括深层次的权利的平等。案外平等即同等案件对待。根据相同案件的判决而预期的结果（同等对待）作为一个重要变量对判决的可接受性起着潜在的影响，也通常成为一般人衡量正义是否实现的标准。公平是过程的公平，更是结果的公平。在整个诉讼过程中，诉讼两造地位和权利都是对等的，这是过程的公平。依据案件事实的调查情况，按照实体法规定的标准，在私法领域，要实现当事人双方利益的平衡，在公法领域，要实现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平衡，这是结果的公平。公平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公平是一种反映人们的普遍追求和理想的价值目标，不管是立法和司法都带有理想色彩。公平是理想性的，而不公平是现实性的，正是因为公平具有理想性，它才日益成为法律改革的基础和人们追求的目标，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第二节公平强调实质严格地讲，公平的内容也是程序上的权利，却和公正的内容各有侧重，它有较大的弹性。从诉讼参与者的角度考虑，一般情况下可对这些权利进行取舍和处分；从程序上讲，程序的合理性也决定着司法效率，而权利取舍和处分及司法效率的高低相当程度上关系到诉讼两造实体权利的实现。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公平强调实质。公平在诉讼中通常体现于以下几个方面： 1、权利享有的对等形式上的诉讼地位平等不是真正的平等，甚至可能是形式平等掩盖下的不平等，它并不能切实地保证实体权利的实现，因此有必要强调权利享有的对等的重要性。诉讼两造要求权利的对等是法官中立及程序对等的必然结果。权利对等和程序对等共同构成了诉讼双方的平等。而且，和程序对等比较起来，权利对等更具实质性，对诉讼参与者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因为对等与否直接关系着其实体权利的实现。为了维持这种对等，各国司法制度都很注重结合诉讼两造的具体情形作出不同程度的表面不公平而实质上较为公平的安排。民事诉讼中的诉讼两造的权利对等自不待言，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中表现得特别突出。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的两造在力量和地位上本来是不平等的，因为刑事诉讼的控方是国家检察机关，行政诉讼的被告是国家行政机关，他们都不同程度的拥有强大的公共权力，而另一方则是相对弱势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为此，法律在限制国家机关公共权力和行为的同时，不仅保障相对弱势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基本权利而且还赋予他们较多的权利，让他们能够与国家机关对抗，能够和国家机关有同等的权利表达自己的主张，对法官有同等的影响力。3、有效参与原则有效参与原则——指法院应当为所有诉讼参加人提供的参加诉讼的条件和机会，包括为那些有语言障碍和身体残障的人，消除不适当的困难与不便——已成为美国“五好法院”的标准。有效参与原则又可称为“获得法庭审判机会”的原则，它表现为诉讼参加人主导和影响诉讼结局。其核心思想是，那些其权益可能会受到裁判或者审判结局直接影响的主体应有充分的机会并富有意义地参与法庭裁判的制作过程，从而对法庭裁判结果的形成发挥有效的影响和作用。为确保诉讼两造受到公正的对待，法庭至少应保证他们在裁判制作过程中始终在场，保证他们有向法庭提出有利于自己的证据、主张并对不利于自己的证据和意见进行质证和反驳的机会、能力和具体的程序保障，并且将其裁判结论直接建立在根据这些证据、主张、辩论等所作出的理性推论的基础上，从而使各方的参与产生实际的参与效果。不仅如此，法庭还应当保证各方有充分提出本方证据、事实和主张的机会，而不对其参与进行不必要的限制；同时，诉讼两造在法庭审判过程中还应受到基本的人道待遇，其人格尊严和自主意志得到尊重。只有这样，审判过程才能符合有效参与性的基本要求。否则就会因其权益受忽视、道德主体地位遭否定而产生强烈的不公正感。[13]权利处分自由实为有效参与的一个内容。有充分的处分权才表明有效地参与了诉讼。权利处分原则是诉讼参加者主体地位不断加强和巩固的结果，在本质上更是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处分原则——民事法律主体能够自由处分自己的权利——在诉讼中的延伸。在民事、行政诉讼中权利处分自由表现得特别突出，除了行政诉讼的被告，民事、行政诉讼双方对自己的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有完全的处分权，只要这种行为不损害法院的权威，也不侵害他人权益和公共利益。这种自由就意味着诉讼参加者对诉讼权利的取舍的行为完全出于真实自愿，不受任何干涉或强迫。处分原则要求把诉讼参加人作为司法之主体而不是客体或手段,不能将其置于被处置、被压迫甚至被凌辱、任由宰割的地位。他们应成为诉讼活动的实质参与者和主要支配者，整个程序都尊重他们的意志和尊严，保障其行为自由。[20]对于关涉其权益、地位之审判，均应受尊重为程序之主体，享有程序主体权，并应被赋予参与该审判程序为充分攻击防御、陈述事实上和法律辩论等机会，藉以影响裁判内容之形成，而避免受对造所突袭及防止发生来自法院之突袭性裁判，使不致在程序上被处分为受支配为客体。诚如所言：“作为裁判者的法官如果承认和尊重被告人、被害人的诉讼主体地位，就会给予他们获得公正听审的机会，使他们充分有效地参与到裁判制作过程中来，成为自身实体权益乃至自身命运的决定者和控制者……被告人、被害人及其他社会成员也会对这一审判过程的公正性和合法性产生信任和尊重”（陈瑞华语）。处分原则在诉讼中体现为诉讼参加者对起诉与否、诉讼请求范围、是否撤诉、是否反诉、举证质证范围、是否要求财产保全或先予执行、是否和解、是否申请强制执行等一系列问题的充分的决定权。我国诉讼制度是公认的超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司法机关可以广泛地积极行使职权，干涉甚至剥夺本该属于诉讼参加者决定的事项的权利。要保障他们的处分权，使其有效地参与诉讼，就要改革当前超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就要树立以人为本的改革理念，在司法制度的构建与运作中，尊重公民和当事人的意愿、保障其权利和自由，维护其尊严，让其发挥决定、支配和主导作用，避免沦为客体的司法价值观。3、效率原则 “法律中所存在的价值，并不仅限于秩序、公平和个人自由这三种。许多法律规范首先以实用性获得最大效益为基础的。” [15](P19) “当代社会中，法律正义或公正内涵的确定，也需要借助于资源使用与配置的效益评价。某些行为的正义或公正性，甚至可以用效率作为量度。”[16](P18）可见效率是一种尺度或标准，法律效率的高低可以衡量出一个国家法律制度文明化或科学化的程度。《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日期:19991020）提出人民法院改革的总体目标之一就是提高审判工作效率。为此，又把人民法院“国家‘十五’计划期间物质建设的指导思想定为：根据审判工作发展的需要，按照审判方式改革的要求，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加强全面管理，保证工作质量，提高工作效率，为实现‘公正与效率’提供及时有效的物质保障。” （参考《国家“十五”计划期间人民法院物质建设计划》）。这暗示着一个信息，我国司法机关也开始认识到并将把效率作为司法工作的目标之一。市场经济追求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效益最大化。“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改革开放后经济工作的一项原则。司法活动不是经济活动，不可能象经济活动那样追求经济效益，但这不表明司法工作不应该讲究效率。从司法的功能上讲，司法不能偏离经济这个中心，司法是为市场经济运行的正常服务的。“通过及时有效的司法活动来解决社会资源分配过程中所出现的违法犯罪行为和各种各样的纠纷，这是市场经济对司法的内在需求。司法对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所出现的要求，只有及时、有效、保质保量地予以满足，才能使当事人的权益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才能使社会资源的消耗减少到最低限度。这就要求司法本身强调效率。”[17](P35)“司法虽然不是以单纯追求最大利益为目的的经营行为，但在司法过程中，司法机关和当事人都要投入一定的人、财、物和时间，这就是所谓的司法成本” [17](P34)司法是要耗费社会资源的，无效率的司法工作实在是对社会资源的浪费。这种浪费对社会发展是不利的，司法改革对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就会受到质疑，无疑是实现社会正义的障碍。而且，效率本身也是一种公平，因为无效率对哪一方都是不公平的。诉讼的无限期拖延意味着其请求事项得不到明确的答复，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即使拖延地解决，原告也在马拉松式诉讼中耗费大量物力和精力，其所应有的公平未能达到，这种不及时的权利保障也会让人怀疑司法的正义性。正如英国古谚“迟到的正义非正义。”对被告而言，由于案件长期悬而未决，其地位和权益的长期处于不明确不稳定状态。无论被告的辩解最终会否得到法官的认可，案件拖延给被告带来的损失并非完全应该

公司法学论文篇2

一、“模拟公司”的发展概况

1．“模拟公司”起源于50年代的德国，是指人为创造的经济活动仿真模拟环境，作为经济类专业的实践教学场所和组织形式。学生在其中可经历全部业务操作过程，了解和弄清其各环节之间的联系，而又不必承担任何经济活动风险。根据产品和服务项目的不同定位，学生在此可以进行营销、财务、金融、贸易、储运、税务、海关、保险、证券等业务过程的模拟活动。模拟时，除货物是虚拟的并且不发生实移外，其它如票据、账册、操作方式、核算办法等均按照现实经济活动中通行的做法设计和运作。由此可见，“模拟公司”也可理解为一种实践教学方法。

80年代后期，“模拟公司”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迅猛发展。据不完全统计，1998年4月，世界30个国家建立并且在数据库中可以查到其信息的“模拟公司”有2775个（详见下表）。此外，一些国家还建立了“模拟公司”协调中心，负责本国“模拟公司”之间的业务交往和人员培训，及从事国际商务和交流协调活动。为促进各国“模拟公司”之间的交往，1993年11月，欧共体和德国北威州政府支助建立了“欧洲模拟公司”网络，现已发展成为国际性组织??“EUROPEN”协会。德、法、英、奥地利等12个欧洲国家为正式成员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国不久也将成为正式会员，亚洲、南美的一些国家也在积极申请入会。该协会还组织一年一度的“模拟公司国际博览会”，为促进世界范围内“模拟公司”之间的交流和相互学习做出了贡献。

2．近年来，我国的一些职业学校在经济类专业实践教学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改革，相继建立了财会模拟实验室、商务模拟办公室等。从1994年起，上海、北京、浙江、山东、辽宁、河南、内蒙等地的一些学校，在丹麦和德国专家的帮助下，引入了“模拟公司”这一实践教学的新形式。国家内贸总局和教育部通过开展学术研讨和经验交流，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这一新生事物的发展。实践证明，“模拟公司”能够有效地解决职业学校经济类专业实践教学的难题，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增长相关知识。“模拟公司”这一概念正在逐步被人们所认识和接受，同时也引起了有关部门和教学机构的重视。

二、“模拟公司”的教育哲学与理论基础

“模拟公司”的雏型诞生于50年代，但何以在80年代后期迅猛发展起来呢？众所周知，任何一种教学形式和方法都是特定教育哲学思想与观念的体现。而“模拟公司”正是行为导向教育哲学思想的具体体现。

1．80年代以来，“行为导向”一词频频出现在职教文献，特别是欧美职教教学论著作中，一时成为追求和提高职教教学质量、改革教学的代名词。它与其说是一种概念，毋宁说是一种新的职教教学理论更为确切。德国职教专家T?特拉姆对其作了的明确界定：“行为导向……是一种指导思想，培养学习者具备自我判断能力，懂行和负责的行为。它可视为主体得以持续发展的过程，也就是说在这一过程中，他们所获得的知识和能力在实践活动中得以展现。”在教学中，行为导向意味着：知识的传授和应用取决于学习目标、内容、方法和媒体等因素的重组，即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实质上创造出教与学和师生互动的社会交往的仿真情境，把教与学的过程视为一种社会的交往情境，从而产生一种行为理论的假设。“模拟公司”的建立正是为了创造有助于师生互动，特别是学生主动参加学习的情境。在这种情境中，他们通过反复练习，进而会预期形成自然的、符合现实经济活动要求的行为方式、智力活动方式和职业行为能力，即在专业能力、方法能力、社会能力和个性方面得到发展。

2．行为导向的教育思想，主要源于人们对现实及未来社会对职业人才新要求的思考以及对教育和学习概念的重新认识。过去，对学习过程最传统的认识是：动机、接受、理解、记忆。而今人们无论对“教育”还是对”学习”都有了新的认识，更强调“交流”的作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1997年版）对“教育”进行了重新定义，将“教育是有组织地和持续不断地传授知识的工作”改为“教育被认为是导致学习的、有组织的及持续的交流。”在此，学习是指个人在行为、信息、知识、理解力、态度、价值观或技能方面的任何进步与提高。“交流”是涉及两个或更多人之间的信息（包括消息、思想、知识、策略等）转移关系。

柏林工大的教育专家杜霖先生形象地把学习比作“呼吸”的过程，强调学习者不仅要“吸进”还要“呼出”。他指出：“学习的核心是‘呼吸’，伴随着思考和分析，把记忆的东西进行融合、转化成实际问题和任务，然后去解决问题。完整的学习过程至少应该包括思考、记忆、表达、传递以及行动。‘呼吸’的最有效方式就是实践，通常技术类专业的学生可在一体化教室、实验室、工厂、车间等实际操作环境中进行“手脑并用”的学习，而在现实社会中很难找到适合经济类专业学生这样的学习场所。因为在竞争十分激烈的社会条件下，员工的任何失误都有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经济和社会损失；企业、学校乃至学习者本人都畏惧此类情况的发生。建立“模拟公司”正是解决这一矛盾的有效方式。

3．“模拟公司”的教学方法和组织形式。“模拟公司”运作的基本方式是在“工作岗位”上的学习，采用的正是行为导向教学常用的几种方法：模拟教学法、项目教学法、引导文教学法、案例教学法、表演和角色扮演教学法，等等。

上述教学法的共同特点有三个：一是以学生为中心、自主性学习为主；二是学生参加教学全过程：收集信息、制定计划、作出决策、实施计划、反馈控制、评估成果；三是教师是学习过程的组织者、咨询者和伙伴。

教学组织形式采取自我控制的独立作业、小组制定计划独立作业以及小组作业等多种形式，具体采用哪种形式要视培训目的、学生已有的经验和学习任务的不同而变换。例如，要突出学生社会能力的培养，则要求较多地采用小组作业形式，这样可使学生之间的交流更加频繁，使他们学会如何与他人打交道、如何合作、如何解决矛盾，等等。

4．“模拟公司”的教学环境。从60、70年代开始的教学环境研究以确凿的事实证明，教学环境包括物质环境、心理环境、社会环境和劳动现场等环境，直接影响着学生的学习动机和学习效果。“模拟公司”就是从改善教学环境入手，来达到其教学目的的。

建立“模拟公司”首先要考虑环境布置问题，应尽可能使学生感到真实。“模拟食品公司”摆放有相应的食品样品；“模拟旅行社”的办公室挂有地图、招贴画……例如，加拿大的许多“模拟公司”就建在正式的办公大楼里，学员培训时，就像楼里其它公司的职员在这里上班一样。学员之间谈话时，常讲“我们公司”如何如何，多采用实际商务活动中惯用的称谓“您”，甚至着装也模仿现实生活中的商人……这种心理和行为等方面的适应性对于学员从学习场所向劳动现场过渡是大有裨益的。

三、国内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公司法学论文篇3

[概要] 本文从公司设立条件、公司上市融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股东权益保护、债权人权益保护这五个方面对《公司法》的完善修改作了初步的探讨。[关键词] 公司制度责任权利公司法[正文] 当前，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深化，各类公司在济济中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然而，现行《公司法》与现实情况有许多相悖的地方，已经阻碍了公司的进一步发展，因而，有必要对《公司法》进行补充完善。一。公司设立条件1．承认一人公司现行《公司法》规定，除国有独资外，设立有限责任公司，法定股东数应在2－50人之间，发起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不低于5人。这已成为影响很多个人或个人财产未作界定的家庭投资办公司的积极性，也限制了既有公司设立全资子公司，不符合培育市场主体、引导刺激民间投资的原则。从我国公司实践来看，实质意义上的一人公司仍大量存在，同时其存在又处于非法状态，或变相状态，这些公司缺乏法律上的安全感，反而不利于对其规范。因此，新《公司法》应当建立一人公司制度，明确一人公司的法律地位。为此，现行《公司法》中设立有限责任公司最低人数的限制及国有独资公司的条款应作相应修改，并为保护公司相对人利益的需要，新《公司法》应对一人公司的资本、治理结构、会计制度等作相应规定。 2．调整法定注册资本制度现行《公司法》采取的是法定注册资本制度，并明确规定了注册资本最低限额，其中以生产经营为主的公司，法定资本最低限额50万，以商品批发及商业零售为主的30万元，从事科技开发、咨询、服务性的公司则应不低于10万；股份有限公司最低限额1000万元。因民间资本较为分散，资金门坎过高，限制了民间资本的进入。现行《公司法》要求注册资本与实缴资本必须一致也形成了过高的门坎。要求公司在成立之初就需一次缴清巨额出资，导致筹资困难和资金闲置，造成资源浪费。同时，在此制度方面，对中国公司和外资公司要求上内外有别，三资企业实行“授权资本制”，中资公司则实行“法定资本制”，不符合国民待遇原则、不利于中资公司的发展、不符合WTO规则的要求。应降低公司注册资本最低限额或废除法定最低注册资本制度、采授权资本制（即公司的注册资本额虽在有关部门登记且记载于公司章程，但出资是否缴足与公司设立无关）或折衷授权资本制（即注册资本为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数额，但允许分期出资到位）。3．取消转投资限制现行《公司法》第12条规定，公司对外“累计投资额不得超过本公司净资产的50％”。转投资是公司的财产支配和自主经营行为，本应服从公司经营战略和盈利追求的需要，但基于严格法定资本制的要求，为了维护资本的稳定和不变，现行公司法对公司对外转投资的比例亦予以限制。这一限制不仅违背了公司经营的客观需要，而且与中国股份制改革和国企公司化的实际情况完全脱节。几乎多数国有企业在改制为股份公司时，都不能不突破这一比例的限制。应取消公司对外投资比例的限制性条款，改由公司自主确定其对外投资的数额和比例。4．放宽出资形式限制现行《公司法》规定的出资方式有货币、实物、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和土地使用权五种，只允许这几种有限的的出资形式，将股权、债权、劳务、信用等具有经营功能和财产价值的权利排除在外，一方面不利于鼓励投资、促进财富利用的最大化，另一方面也与国际上发达国家关于公司出资形式允许宽泛灵活的趋势相悖。应允许第1页股权、债权、信用、劳务等出资。现行《公司法》限制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作价出资的金额在公司注册资本中的最高比例，要求不超过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二十，也应予以修改。无形资产作价入股的问题也应得到充分考虑。5．改革经营范围制度现行《公司法》第11条要求，“公司的经营范围由公司章程规定，并依法登记。公司应在登记的经营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严重削弱了公司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1993年之后最高人民法院开始解放思想，对经营范围采取较为宽松的解释方法，取得了成全合同当事人、尽量使合同有效、加快商事流转的社会效果。最高人民法院1999年12月《关于适用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10条规定，“当事人超越经营范围订立合同，人民法院不因此认定合同无效。但违反国家限制经营、特许经营以及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规定的除外”。放松对经营范围的法律管制乃大势所趋。6．简化设立程序现行《公司法》对股份公司设立一律采取审批制(第77条)；对有限公司设立原则上采取登记制，例外采取审批制(第27条)。为保护投资自由，各类公司(包括有限公司、股份公司乃至上市公司、外商投资公司)设立应以准则设立为原则，许可设立为例外。进一步取消不合理的登记前置审批程序，扩大登记制适用范围。7．明确控股公司与集团公司法律地位现行《公司法》没有关于集团公司的规定，投资公司、控股公司也仅在第12条出现过这两个词，没有任何相关规定。公司的发展实践表明，集团公司作为一种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兴产业组织，在提高国际竞争力、带动国民经济结构调整上正在发挥日益巨大的作用。建立在资本纽带基础上的，包括各级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各种工业投资公司和信托投资公司、资产经营公司和投资银行以及深沪股市由于市场和企业结构调整形成的控股公司在内的各种控股公司不断出现，控股公司作为一种新兴的企业形态，不仅在微观上通过资本运作可以给投资人带来巨大收益，而且在宏观上也将通过资本市场担当产业结构调整的生力军。因此，修改后的《公司法》有必要对集团公司和控股公司的法律地位作出明确规定。8．明确出资人或发起人责任现行《公司法》第97条规定了股份公司发起人的三种民事责任，而未规定有限公司发起人的责任。新的《公司法》应对公司设立不成时的设立债务和费用负担、出资返还责任，以及公司成立后有过错的发起人对公司所负的民事赔偿责任作出更具体的规定。同时，现行《公司法》第208条、209条规定：公司的发起人、股东虚假出资、抽逃出资的，应承担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但这两条均未涉及民事责任的承担。考虑到上述两种行为极易损害公司及其债权人的利益，故有必要规定在此种情况下行为人应承担的民事责任。另外，现行司法解释中关于验资机构对债权人和投资者的民事责任的规定也应纳入新《公司法》。9．确立公司设立纠纷诉讼制度公司设立过程中，经常发生因发起人出资不实引起的纠纷，公司设立失败引起的纠纷，公司成立后因不符合设立条件被否定法人人格引起的纠纷等，现行《公司法》对此规定不够明确，新《公司法》应确立公司设立纠纷诉讼制度。10．明确公司设立中的责任现行立法上对于筹建中的团体的权利能力没有规定，建议增加规定公司设立过程中以公司名义进行的活动由成立后的公司承继等。11．重视章程的作用合理规范公司章程内容强制性和任意性的规定，发挥当事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明确公司章程、细则对董事等权限的限制与对外公示的效力问题，明确发起人、设立人之间的协议与公司章程的规范效力问题。二、公司上市融资1. 股票发行第2页现行《证券法》对股票公开发行采取的是核准制，而现行《公司法》的许多条款体现了股票公开发行审批制的色彩，例如第84条（发起人公开募集股份）、第86条（国务院证券管理部门行使股票公开发行审批权）、第131条（股票溢价发行审批）、第139条（公开发行新股审批）、第221条（证券监管部门违法审批的法律责任）等，应根据《证券法》规定的股票发行核准制作相应修改。2. 适度降低企业上市门坎修改连续三年盈利的限制条款，使大批成长型企业获得上市机会。3. 赢利计算现行《公司法》第152条关于上市条件中赢利业绩连续计算的规定区别对待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有违平等原则，使不同所有制性质的企业在证券市场上处于不平等地位。应予修改。4. 二板市场二板市场的推出已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但现行《公司法》实际已成为其运作的法律障碍。现行《公司法》规定的上市公司规模足以让广大中小企业望市兴叹，这种规定与二板市场格格不入。在国际上，二板市场是针对中小企业提供的一个入市门坎较低的直接融资渠道。由于二板市场的宗旨是为广大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因此，《公司法》的修改应充分考虑二板市场的实情，对二板市场上市的条件另作规定。 5. 退市重组近年退市公司重组问题弄的非常热闹，但各种重组模式都感受到了《公司法》的阻击，更谈不上《公司法》对退市公司重组的引导和规范。象郑百文就采取了原股东"默示同意"出让50%股份的做法。但是出让50%的股份必须要大家自愿,否则就侵犯了别人的财产权，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如果有些人不愿意出让，这种模式就是不合法的。而要通过发行新股引入新投资者又会遇到现行《公司法》第137条即公司发行新股必须具备的条件之一是"公司在最近三年内连续盈利,并可向股东支付股利"的障碍。因此,应考虑退市公司重组的问题，三、公司法人治理结构1. 股东大会现行《公司法》将股东会视为公司权力机构，但不少公司股东大会存在着形式化、“大股东会”化现象，为确保股东大会更民主、公开、公平和公正，《公司法》修改时应强化股东的股东大会召集请求权或召集权；限制大股东的表决权（在大股东的权益与小股东的权益发生冲突时）；建立利害关系股东表决权排除制度；明确董事、监事、经理等高管人员出席股东大会的义务；确认股东知情权、提案权、质询权；规范委托投票制度；建立强制性的董事监事选举累积投票制度；允许股东就股东大会决议提起撤销之诉或无效确认之诉；赋予新闻媒体旁听采访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的权利。2. 董事会依现行《公司法》第三章第二节，董事会是公司有关事项的意思决定机关和合议制业务执行机构，可以说董事会是一个公司的中心，董事会选任及运作机制关系到股东权益和公司治理的有效性。根据实践需求，《公司法》修改应考虑以累积投票制选任董事会成员以使董事会制度有利于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考虑股东大会闭会期间对特定情形下中止董事职权、填补董事会空缺的规定；同时更加明确董事的义务，包括董事的诚信义务，对董事长的职权和义务也应作出更明确的规定。另外，考虑建立独立董事制度，也应考虑到独立董事制度与监事会制度的协调问题。 3. 监事会依我国《公司法》第三章第四节之规定，监事会是对公司财务会计及业务执行进行监督的常设合议制机构。《公司法》修改中应重新设计监事会制度，扩充监督职权，强化监督手段，赋予监事会代表公司向违反诚信义务、侵害公司利益的董事和经理提起诉讼的主体资格，赋予监事会以公司费用聘请会计、审计人员和律师提供专业协助的权力。 4. 经理第3页为突出《公司法》对股东权益的保护，防止内部人控制问题，《公司法》修改时应考虑取消对经理职权的规定，转由董事会授予。5. 法定代表人现行《公司法》将董事长或执行董事规定为公司法定代表人。这种公司法定代表人一元化规定容易导致公司经营活动僵化和代表权限过分集中。因此，《公司法》修改应考虑将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一元化或多元化的选择权交由公司自主决定并在公司章程中予以明确。 6. 控制股东的诚信义务实践中，广大中小投资者对控制股东利用资产重组等方式攫取公司财产、把子公司视为“取款机”、坑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深恶痛绝。《公司法》修改时应考虑控制股东对公司和其它股东的诚信义务。这样有助于防止大股东滥用权利，以其优势地位损害小股东或公司的利益。可规定股东违反诚信义务时的损害赔偿责任，以确保大股东履行诚实信用的义务。 7. 司法介入机制《公司法》的修改，应针对股东、董事、经理等的民事责任可诉性不强，缺乏可操作性等问题，呼应实践的要求并借鉴国外经验，引入必要的司法介入机制。进一步完善现行《公司法》第61条董事、经理竞业禁止的规定、第63条职务违法损害赔偿的规定、第111条股东诉讼权的规定。明确权利主张人的范围和顺序，明确对权利主张人的利益补偿和损害赔偿请求权。8. 期权制度期权制度作为一种保护投资人利益、激励经营者的机制，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运用。期权制度也是我国公司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措施，但现行《公司法》第149条明确规定，除为减少公司资本而注销股份或者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其它公司合并之外，公司不得收购本公司的股票，这已成为我国公司推行期权制度的法律障碍。为与国际惯例接轨，满足实际需要，《公司法》修改时应对上述条文进行调整，允许公司在为实行股票期权激励制度的情况下回购本公司股份。 9．解散、清算现行《公司法》只是规定了公司强制解散的几种情形，清算程序简单，权责不清，需要补充规定公司自愿解散的程序及效力，明确清算的主体、清算中公司的地位、清算组的地位、清算的规则、公示催告的后果等。四、股东权益保护1. 完善股东代位诉讼制度股东代位诉讼权利，是在公司董事、监事、经理执行职务，不法损害公司利益时，如果公司怠于追究上述董事、监事、经理的责任，符合一定条件的股东能代表公司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权利。为更好保护股东权益，有必要予以完善。 2. 建立股东民事索赔机制当中小股东的利益受到侵害时，他们在法律上得不到必要的救济，这是我国现行《公司法》在中小股东权益保护方面的一大缺陷。新《公司法》应考虑建立投资者民事索赔机制。3. 规范关联交易限制关联交易，增设大股东关联交易损害公司和其它小股东利益的救济规定。加强对公司非理性行为的规范，如母子公司间的担保和其它关联担保。 4. 建立激励与约束机制为确保公司经营者谋求公司利益与股东利益的最大化，新《公司法》应建立经营者的激励与约束机制。 5. 取消强制性税后提取公益金的规定现行《公司法》规定公司应在税后利润中提取5-10%作为法定公益金用于职工集体福利，否则处以罚款（第第4页 177、180、216条）。这一规定不符合公司法理；与国际通行的公司法律和会计制度相悖，难与国际资本市场接轨；从税负角度，增加了缴纳所得税的基数，损害了公司股东的合法权益。《公司法》修改时对此也应予以考虑。6．完善财务会计制度加强公司财务会计报告的公示,加强公司财务会计的监督管理，赋予监事聘用外部审计的权利。五、债权人权益保护1．公示制度为维护交易安全，应进一步改进公司公示制度，包括证券市场中的信息披露制度，确保公司债权人和投资者的知情权。2．法人人格否认鉴于实践中一些股东尤其是控制股东运用“草船借箭”、“借尸还魂”、“坚壁清野”、“瞒天过海”等阴谋诡计，滥用法人资格、欺诈坑害债权人的情形比比皆是，立法者应在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平原则的指引下，大胆导入公司人格否认制度，承认股东有限责任原则之例外：“当股东为回避其法定或约定义务而滥用其股东有限责任待遇、致使其与公司在财产、人格方面混淆不分、损害债权人利益时，法院或仲裁机构有权在该特定案件中否定公司的法人资格，责令有过错的股东直接向公司债权人履行法律义务、承担法律责任”。3．公司终止后的民事责任依据我国目前的有关法律规定，公司必须先清理后方可申请注销。但在实践中申请注销在先、清算在后的现像是十分常见的，这极易损害债权人利益。因此，必须在立法中明确规定未按法律规定清算即办理注销登记的，行为人应对该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同时，建议《公司法》修改时将现有的有关司法解释吸收进来，不妨规定在公司资本未达到法定资本最低限额时，应认定该公司不具备法人资格，在公司终止时由股东对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在公司资本虽达到法定资本最低限额但未达到其申报的注册资本时，由股东对注册资本与实际出资之间的差额承担责任；在股东抽逃出资的情况下，应令抽逃出资者在所抽逃的资金范围内承担民事责任。

公司法学论文篇4

1、股份回购请求权的立法例异议股东的股份回购请求权，是指公司合并中，对合并持有异议的股东有权请求公司以公正价格购回自己所持有的股份。美，日，德等国家的公司法都对异议股东的股份回购请求权做了规定。特别是美国的《示范公司法》更是设专章对股份回购请求权做了详细规定，并得到了美国各州公司法的积极反应。在经股东会同意的一般公司合并中，对股份回购请求权的适用范围有两种情况：一种适用于合并各方的股东，其立法出发点是合并给双方公司股东均带来影响，应对双力异议股东赋予平等、充分保护，这种立法以美国，日本等国为代表，这种立法好处在于对股东范围的保护范围较广泛，不利之处在于这样可能会使合并效率的受影响；另一种仅适用于消灭公司的股东，其立法出发点是合并中利益受到影响最大的是消灭公司股东，存续公司所受影响更少得多。这种以德国为代表，这种立法最主要是保护了受影响最大的股东的利益，同时又有利于合并的有效进行。 2、股份回购请求权的效力股份回购请求权成立的条件是，异议股东在股东合并决议大会召开前向公司提出评估回购其股份的请求，并在合并决议大会上行使否决权。股份回购请求权具有排他性，异议股东选择回购作为救济手段后，一般不能再提起合并无效诉讼。股东的股份回购请求权是一种形成权，因此，异议股东提出股份买回请求，只要该请求满足法律要件，即自动成立该股东与公司之间的股份买卖合同，公司承诺与否与股份买卖合同的成立没有任何关系。当然，即使股份买卖合同成立，提出购回请求的股东也并不立即丧失股东资格，在向公司提交提出买回请求的股份以换取公司支付的对价之前，该异议股东继续保持股东地位，股份的转移于股价交付时生效。在提出买回请求后，异议股东对其股票仍享有并可行使物上代为权利。但是，自合并生效日开始．要求股份回购权的股东将无权享有对该股份的表决权利生效后公司股利的获取权。股份回购请求权的效力在一定情形、原因下将丧失：股东的回购请求即使具备法定要件而提出，在公司因一定事由终止合并时；股东在法定时期内没有提出回购请求等 3、股份回购请求权制度在我国的立法与完善我国现行公司合并的立法中没有关于股份回购请求权的规定，“这种法律规定使得合并决议的结果必然由合并各方的全体股东（包括同意股东和反对股东）共同承担，合并各方的股东当然成为合并后存续公司的股东。”这种立法漏洞显然不利于公司合并中对股东特别小股东利益的保护。我国立法应当借鉴国外的经验，适应我国公司合并实务需要，建立异议股东的股份回购请求权制度，以保护异议股东的利益，使其既不享受他不同意之合并产生的利益，也不承担他不同意之合并所致的风险，符合公平的原理。如上所述，股份回购请求权的适用范围有两种做法，一种是适用于合并各方公司股东，一种是只适于消灭公司的股东，我国属于大陆法系，应采用德国的立法体例，即应当规定股份回购请求权只适于消灭公司的股东，当然，由于我国的一些特殊国情，如公司的多样性，作为例外可以规定特定条件下的存续公司股东的回购请求权。我国公司的立法应当明确股份回购请求权的适用范围，股份回购请求权的条件，对股份回购请求权的程序包括对司法评估程序做出规定，对股份回购请求权的效力(包括效力的内容、效力的丧失等) 做出规定，对异议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制度的设计，应遵循公平与效率结合、平衡大小股东利益、适度保护小股东利益的原则。三、公司合并中的股东决议制度公司合并是剥夺当事公司独立性而将企业结合在一起的最极端的企业结合形态，涉及到公司的生存发展，对公司股东具有直接重大利益关系。因此，公司合并属股东会决议事项，公司合并应实行股东决议制度。对于这种股东决议制度美国、日本、德国、法等国的公司法几乎都做了详细的规定。我国《公司法》38、39、103、106条规定，公同合并，应当由公司的股东会做出决议，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会对公司合并做出决议，必须经代表2／3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大会对公司合并做出决议，必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也就是说，合并的股东决议制度适用资本多数决议原则，这也是国内外的通例。我国公司法虽然规定了资本多数决议原则，但是对出席股东会的人数未做明确的规定，因此，基于对小股东利益的考虑，有必要在《公司法》中对股东大会股东最低出席比例做出明确规定，“规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只有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达到股东总人数的一定比例时才能召开。股东会决议必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一定比例以上通过。这样，才能有效地防止少数大股东操纵股东大会决议的行为,保证股东大会决议充分反映大部分股东的意志,保护股东的合法权益。” 另外，我国《公司法》规定，公司合并要由股东会做出特别决议。这里并未区别存续公司和消灭公司。虽然存续公司股东会对合并做出决议，有利于股东利益的保护，但是不加区别地一律适用股东会决议制度也存在问题，比如有些合并存续公司股东利益未发生实质变化，要求股东决议没多大实际意义，并且会使合并程序复杂、成本加大、时间延长。四、小结对于以上三项重要制度，我国《公司法》的规定均有欠缺。据悉，我国公司法修改已经在紧张的进行之中，国务院法制办已于今年7月5日完成草案的起草工作，并将征求意见稿下发到有关部门征求意见。为了维护经济秩序，促进对股东合法权益的有力保护，在修订《公司法》时，应当参照两大法系的先进经验，结合中国国情，取精用宏，做出科学严谨的规定，以最终促进我国公司、促进我国市场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参考书目: 叶林.中国公司法[M].北京:中国审计出版社,1997.125 毛亚敏.公司法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316 朱江煜.在公司合并程序中如何对待少数股东之权益[J].理论与实践1999.5(5):31 刘素芝.论公司合并之立法完善[J].中州学刊,2001.5(3):82

公司法学论文篇5

论文摘要：公司法人的言论自由是美国言论自由探究领域中近年来出现的一个新课题，它在产生根源上和美国传统的言论分层理论密切相关。由于最高法院未对商业言论进行严密的定义，如同耐克案所显示的，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背景之下出现的公司法人的混合言论难以得到合理的调整，从而导致了公司法人的言论自由新问题的产生。公司法人言论自由包含了商业言论和政治言论划分的合理性、公司法人和竞选有关的政治言论的调整等诸多新问题，有待学者对其进行更深一步的探究。论文摘要：言论分层理论，公司法人言论，公司法人的言论自由导言众所周知，美国最高法院在审理言论自由的案件时存在着依其内容的不同将言论划分为不同的类别，例如政治言论和商业言论，并对不同类别的言论给予不同程度保护的做法。其中政治言论被认为是高价值言论而受到了最高的保护，商业言论则被认为是低价值言论，一度甚至被排除在第一条修正案的保护之外。这就是所谓的“言论自由分层理论”。然而，近年来在美国出现了一种新的言论类型，这种言论类型的划分标准却并不是言论的内容，而是作出言论的主体。这种挑战传统言论分类标准的言论类型一俟出现就引起了探究第一条修正案的学者们的高度重视，最近更是凭借Nike v. Kasky一案吸引了众多知名学者为其贡献其学术聪明。这就是公司法人言论（corporate speech）。公司法人言论的出现直接导致了公司法人的言论自由新问题的产生，本文的任务就是对这一美国言论自由探究领域的新课题作一系统介绍并对相关新问题进行一定程度的探究。一、美国言论自由分层理论言论自由自 6、70年代以来在美国一直得到了极高程度的保护。根据最高法院历经多年的探索所总结出的一套审判第一条修正案案件的原则，其对言论自由一般仅答应“内容中立”的限制，除非根据利益平衡的检验原则政府能够证实它对某一言论进行限制促进了重要的，或实质性的政府利益并且这一利益和压制言论自由无关、对言论自由所实施的附带限制和促进政府利益相比不那么重要。据此，言论自由在公民权利体系中居于基本权利的地位，甚至是憎恨言论（hate speech）也能得到第一条修正案的保护。实际上，美国学者米克尔约翰就曾明确提出过应对言论自由给予绝对的保护。那么言论自由何以能得到如此高程度的保护呢？这和言论自由在美国学者眼中所具有的价值具有直接的关系。根据 Tushnet等学者的统计，美国言论自由探究领域中形成的有关言论自由哲学基础的学说主要有三种论文摘要：追求真理说（闻名的“思想市场”理论即属于此类）、自治说和自我实现说。追求真理说以霍尔姆斯和布兰代斯为代表，主张“吾人所欲求的至高之善唯有经由思想的自由交换，才比较轻易获得，——亦即要想测试某种思想是否为真理的最佳方法，就是将之置于思想竞争的市场上，看它有无能力获得认可”，因此不到最后关头，政府绝对不应插手这一进程。自治说的主要代表则是绝对主义者米克尔约翰。米克尔约翰主张，言论自由实际上所保障的是人们参和自治（self-government）的权利；因为言论自由，确切的说是公众对公共事务的自由讨论是保证投票者获取足够的智识以及情报（information）以便在投票中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意愿的途径之一。因此，正如选举权不应受到限制一样，言论自由也不应受到限制。自我实现说则以Emerson、Redish等人为代表。其中，埃默森教授认为言论自由通过不受拘束的表达和交换信念及观点来发展个人的思想从而达到个人的自我实现；Martin Redish则认为言论之所以是不可侵犯的，是因为它培育了民主政治所追求的价值——个人对影响生活的决定的控制及个人的“人的才能”的发展。其中很难说哪一种在言论自由探究领域中占有主导的地位；可以说这三种学说共同对美国法院有关第一条修正案的判决发挥着指导性的功能，只是在不同的时代侧重点有所不同而已。具体说来，自治说在早期影响较大，自我实现说在较为晚近的时候则发挥着比较重要的功能。值得注重的是，这三种学说虽然着眼点不同，但强调的都是对言者（the speaker）利益的保护。那么根据上述理论，是否所有的言论都应该得到第一条修正案完全的保护呢？首先，根据米克尔约翰的自治理论，对这个新问题的回答就是否定的。由于米克尔约翰论证言论自由价值的立论基础是社会契约论，因此他认为言论自由是公民的一项政治权利，只有和公共事务有关的“公言论”（public speech）才能够得到第一条修正案的保护，除此之外的其他言论都不在第一条修正案的保护范围之内，而只能受到第五条修正案的保护。而根据追求真理说和自我实现说，也只有对获致真理和实现自我价值，非凡是和实现民主相关的价值有促进功能的言论才能够得到第一条修正案的保护。据此，最高法院在司法实践中根据言论的内容将言论划分为高价值言论——政治言论（或公共言论）和低价值言论——商业言论。只有能够促进言论自由价值实现的高价值言论——政治言论才能够得到第一条修正案的全面保护。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在美国宪法学界可以说对这一点已经达成共识论文摘要：制定第一条修正案的目的即使不是完全的也是绝大部分的是为了保护和公共事务有关的言论。以此为基础，最高法院总结出了言论自由分层理论，即论文摘要：言论应根据其内容划分为政治言论（或称非商业言论、公共言论）和商业言论，政治言论受到第一条修正案的全面保护，对商业言论则采取和政治言论完全不同的保护原则。至于对商业言论具体采用什么样保护原则，不同的时代做法有所不同。具体说来，可以以1976年的Virginia Board of Pharmacy v. Virginia Citizens Consumer Council， Inc.为标志分为两个阶段来熟悉商业言论的保护原则。1976年以前，商业言论基本上被排除在第一条修正案的保护范围之外，其中最高法院更是在1942 年的Valentine v. Chrestensen一案中明确公布联邦宪法没有限制政府调整纯粹的商业广告，从而以判例的形式将商业言论从第一条修正案的保护范围内排除出去。而在 1976年的Virginia Board of Pharmacy案中，最高法院宣称，即使商业广告注重的是纯粹的经济利益，也不排除其应受第一条修正案的保护，从而第一次将商业言论纳入了第一条修正案的保护范围之内。而最高法院作出这一判定的根据在于论文摘要：就具体消费者而言，他从商业信息自由流通中所获得的利益即使不大于，至少也不少于他在日常的最迫切的政治讨论中所获得的利益。此外，就整个社会而言，商业信息的自由流通也具有重大的公共利益。由此，最高法院就将商业言论和对公共事务的讨论联系起来了。而1980年的Central Hudson Gas Electric Corp. v. Public Service Commission of New York案则标志着最高法院对商业言论新的保护原则的成型。在本案中，最高法院形成了四步分析法来审判商业言论案件论文摘要：第一，必须确定表达是否受第一条修正案的保护，而商业言论要受第一条修正案的保护至少必须涉及合法活动，并且不能误导公众；第二，所主张的政府利益是否重大；假如以上两个回答都是肯定的，第三，确定调整是否直接促进了政府主张的利益；最后，确定政府这一调整是否大于促进这一利益之必需。由此，商业言论被正式纳入到第一条修正案的保护范围之内。但是相比于政治言论，商业言论仍然被认为是仅仅具有“低价值”的言论，它只能得到法院较低程度的保护，一旦商业言论被证实是虚假的、误导的或者是鼓励非法活动的，法院仍将准许政府对其进行限制。值得注重的是，在这一明确了商业言论的“次等”地位的分层理论中存在着一个较为致命的缺陷，那就是最高法院至今未对“商业言论”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司法实践中仅仅形成了一个对商业言论的模糊的熟悉，那就是所谓商业言论是“纯粹意在商业事务”的言论。正是由于缺乏对商业言论的准确定义，因此虽然最高法院并未将商业言论定义为公司法人作出的言论，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却存在着将商业言论等同于公司法人所作出的言论的倾向。其导致的最终结果就是公司法人实际上在言论自由领域中成为了受到歧视的主体。二、一种新的言论类型论文摘要：公司法人言论近年来，由于公司法人不仅仅在推销产品上发表自己的言论，还在劳工政策等公共事务甚至是竞选事务上发表自己的看法，因此在实践中出现了一种新的言论类型——公司法人言论（corporate speech）。公司法人言论这一新的言论类型的出现主要和三个案例有关论文摘要：First National Bank of Boston v. Bellotti，Pacific Gas Electric Co. v. Public Utilities Commission of California以及Nike， Inc. v. Kasky案。在Bellotti案中，法院指出在民主社会中言论对为公众提供情报的功能并不因其来源性质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在Pacific Gas案中法院则指出，公司法人所作出的和选举无关的政治言论不得仅仅因其公司法人的主体性质而受到限制，并且主张公司法人也应该和公民一样拥有“说和不说”的自由。也就是说，从这两个案件开始，法院开始在裁决言论自由案件时对公司法人这一主体性质进行考虑，公司法人言论由此开始进入法院的视野。当然，仅凭这两个案件还不能说最高法院已经形成了对待公司法人言论的成熟的原则。正如后面将要指出的，近年来最高法院在对待公司法人和竞选有关的政治言论的态度上日趋严厉，这和Bellotti案和Pacific Gas案的思路很难说是相一致的。而公司法人言论正式成为一种独立的言论类型可以说还是始自于2003年的Nike， Inc. v. Kasky案。耐克案虽然发生于2003年，但案由却可以一直追溯至1996年。在1996－1997年间，多种媒体广泛报道了耐克公司在东南亚的分公司虐待劳工的新闻。作为回应，耐克公司通过向各大学校长及体育运动管理当局邮寄信件、宣传品以及在各家报纸上刊登公开信等形式对上述报道进行了反驳。1998年，Marc Kasky向旧金山高等法院对耐克公司及其5名管理人员提起了诉讼，指其上述行为违反了该州消费者保护法有关禁止虚假广告和不正当竞争的规定。针对 Kasky的指控，耐克以言论自由为由提出了抗辩。基于言论分层理论，本案的焦点就集中在了耐克有关言论的性质判定上。假如法院判定其为政治言论，则耐克的言论将受到第一条修正案的保护，Kasky的指控也就将被驳回；相反，假如法院判定其为商业言论，那么根据虚假的商业言论不受第一条修正案保护的原则，耐克就将在本案中败诉。法院在第一审和上诉审中都作出了对耐克公司有利的判决，其中加利福尼亚州上诉法院明确裁定耐克的言论为“非商业言论”。但是，在案件被Kasky提交到州最高法院之后，加州的最高法院却以4－3的比例推翻了前面的判决，裁定耐克的言论为商业言论。在这种情况下，耐克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了上诉，这就是引发了公司法人言论自由新问题争论的Nike， Inc. V. Kasky案。几乎自最高法院同意受理该案之日起，耐克案就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而该案之所以受到高度的关注，其原因主要就在于本案所涉及的耐克言论性质模糊不清，如何定性非常困难。通常在认定商业言论时的依据有三论文摘要：出于经济动机；以广告的形式；针对某一产品。耐克公司的言论却不同于以往的商业言论而具有某种对公共事务进行讨论的外表——耐克在媒体上所宣传的或表达的是耐克公司在海外的劳工政策，而这一言论的内容可以说是和公共事务和公共利益存在密切的关系的。因此，耐克案可以说是为最高法院解决精确划分商业言论和非商业言论以及形成一个针对公司法人言论的初步原则的新问题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最高法院在耐克案上也就被寄予了很高的期望。然而，最高法院的判决却是令人失望的论文摘要：它不仅回避了公司法人言论自由的新问题，而且回避了对商业言论进行定义的新问题。最高法院以本案所涉及的新新问题尚不成熟为由，拒绝对耐克言论的性质作出判定，从而在事实上支持了加州最高法院的判决。值得注重的是，虽然最高法院维持了加州最高法院的判决，但是最高法院在声明由于这一新新问题尚未成熟而拒绝对其作出判定的时候所给出的理由正是这个案件涉及的是由商业言论、非商业言论和和公共新问题有关的言论组成的混合言论，这也就相当于承认了耐克案中涉及的言论在性质上和传统商业言论案件是存在差别的。那么，公司法人言论何以能成为一种独立的言论类型？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商业言论定义不明确以及混合言论的出现。正如上文中所论及到的，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公司法人（大资本）日益参加到社会活动中来，其表现形态就是公司法人日益倾向于在社会事务乃至政治事务上发表自己的观点，而其主体因素又决定了这样的言论通常混合着商业言论（广告）的因素，从而最终导致了混合言论的出现。实际上，早在Valentine v. Chrestensen案中就已经出现了混合言论，只是这种简单形式的混合言论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之下并未引起法院和学者的重视。耐克案引起学者广泛关注的现象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混合言论在当代社会中已经成为了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如何对其进行调整已经成为了法院和学者无可回避的新问题。仔细考究之下，公司法人的言论可以分为三种论文摘要：商业言论、和竞选有关的政治言论和普通的政治言论。其中，商业言论实际上是一种和言论主体性质无关的言论类型，但实际上通常和公司法人这一主体相联系。最高法院对商业言论已经形成了成熟的保护原则，并且在近年来表现出了提高对商业言论保护的趋向。公司法人和竞选有关的政治言论和公司法人的普通政治言论则和言论主体的性质具有直接联系，其中法院对和竞选有关的政治言论采取了严厉的限制原则，而对其他政治言论在原则上则给予同个人言论相同的保护。由于上面提到的混合言论就是因公司法人的普通政治言论和商业言论之间界限不明而产生的，因此，实际上公司法人的普通政治言论也难以真正得到和其他主体相同的保护。由此可以说，公司法人的言论在整体上都是受到“歧视” 的。这就使得公司法人的言论具有了非凡性而成为了一个独立的类别。如同上文中所提到的，美国言论自由传统理论中只存在根据言论内容对言论进行的分类，而公司法人言论却是依据言论主体的性质进行的分类，因此这一新的言论类型的出现和传统理论之间天然地存在着紧张关系，这也就决定了公司法人言论自出现之日起就对言论自由探究提出了许多新问题。三、公司法人言论自由探究领域的主要新问题总结美国学者探究公司法人言论的主要成果，我们可以发现公司法人言论自由探究领域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新问题论文摘要：将言论划分为商业言论和政治言论是否具有合理性？公司法人和竞选有关的政治言论是否应该受到严厉的限制？公司法人是否同个人一样享有言论自由？最后，公司法人言论是否构成一个独立的类别？或者说，公司法人言论在性质上和个人的言论相比是否存在非凡之处？如同上文中所分析的，导致公司法人言论这一新的言论类型产生的一个直接诱因就是最高法院没有对商业言论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从而致使法院对于公司法人的混合言论难以进行合理的调整。针对这一症结，有学者呼吁最高法院应以耐克案为契机明确商业言论的含义。然而，更多的学者则对最高法院对言论进行分层、对商业言论和政治言论给予不同保护的做法提出了质疑。实际上，从美国近年来的判例中我们可以发现，最高法院对于商业言论的态度越来越趋向于缓和，商业言论在最高法院得到了越来越高的保护。近年来商业言论案件在最高法院保持着令人惊异的胜诉率论文摘要：在24件商业言论案件中，法院仅仅对其中的5件作出了答应政府对商业言论进行限制的裁决。我们知道，美国法院调整商业言论的原则成型于Central Hudson案，然而在最近的判例中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抛弃Central Hudson原则的倾向。在1993年的City of Cincinnati v. Discovery Network Inc. 案中，最高法院就首次正式拒绝了商业言论只具有低价值的说法；而在1996年的44 Liquormart， Inc. v. Rhode Island案中，法院更是拒绝了政府对商业言论所作的“家长式”的监控，肯定了商业言论对于听者的价值，并且非凡强调真实的和非误导的商业言论应受到第一条修正案充分的保护。 44 Liquormart案之后就有学者指出商业言论从此再没有理由被当作另类的言论看待，而应该和政治言论一样受到第一条修正案的全面保护。商业言论之所以受到法院越来越高的保护和学理上对言论自由和商业言论熟悉的变化有关。首先，法院改变了商业广告对于公共利益毫无价值的看法，认为在当今自由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由于资源的分配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无数个人的经济决策决定的，因此这些决策是否明智、是否获得了充分的根据和公共利益密切相关。这样，商品信息的自由流通也就对于言论自由具有了独立的、不可忽视的价值。其次，最高法院之所以在答应政府限制商业言论上采取比较宽松的态度，也是出于保护消费者利益的考虑。法院担心假如给予商业言论以充分的第一条修正案保护会损害消费者和政府两者的利益，因为消费者将无法摆脱不实、误导或欺骗性的商业广告，而政府也将无法惩治这些商业欺诈。然而，近年来，法官和学者都对这种看法提出了质疑。有意见指出，即使是对商业信息也应该同其他信息一样相信消费者甄别对错的能力，而不应该答应政府对商业言论进行“家长式”的管制。最后，最高法院提高对商业言论保护也和由保护消费者利益转向保护言者的利益的动向有关。由于因商业言论而受到限制的主体多为公司法人，而公司法人在经济上又具有优势地位，因此法院认为公司法人因言论受到限制而可能遭受的不利影响较小。这样，在商业言论案件中，法院往往强调作为弱势的一方的消费者的利益，而忽视了公司法人作为言者的利益。进入90年代之后，法院将更多的注重力放在了商业言论的言者的权利保护上，从而提高了对商业言论的保护力度。在这种背景下，学者们自然对法院的言论分层理论提出了质疑，并且主张既然商业言论对促进言论自由的价值同样发挥着功能，商业言论同样事关公共利益，那么最高法院就应该对商业言论给予同政治言论相同的保护。而和最高法院提高对商业言论的保护相对应的，是最高法院对公司法人和竞选有关的政治言论日趋严厉的态度。根据1978年的Bellotti案，最高法院对公司法人和竞选有关的政治言论的态度是论文摘要：不得因其言论主体性质的非凡性而对其予以限制。但是自80年代末开始，法院出于防治政治腐败的原因转向答应政府对公司法人和竞选有关的政治言论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制，这一限制的范围被最高法院限定为含有明显的鼓吹内容的言论。进入21世纪之后，最高法院更是在2003年的 McConnell v. FEC案中支持了一个全面禁止公司法人运用公司财产对竞选发表观点（实际上就是竞选广告）的法令，这一法令和传统限制不同的是，它并不考虑被限制的言论是否意影响竞选，只要提到了候选人的名字，言论即可被禁止，这样就使得公司法人和竞选有关的政治言论受到了政府高度的限制。法院之所以答应政府对公司法人和竞选有关的政治言论进行高度限制，其主要理由就在于论文摘要：公司法人在竞选中运用巨额的公司财产的行为并不是对公司法人有关公共事务的观点的表达；对其进行限制之后，公司法人还可以通过专门的组织——PAC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此外，防治腐败这一重大的政府利益同样也构成了法院答应政府对这一言论进行限制的理由。针对最高法院近年来的这一变化，学者们同样也提出了质疑。根据Consolidated Edison Co. v. Public Service Commission案和Pacific Gas Electric Co. v. Public Utilities Commission案所形成的原则，法院对公司法人除和竞选有关外的普通政治言论给予了同个人同样的保护。那么防治竞选腐败的政府利益同样存在于公司法人的普通政治言论案件中，最高法院为什么没有对这一类言论也进行高度的限制呢？同样地，认为公司法人和竞选有关的政治言论不是公司法人观点的表达这一理由也可能存在于公司法人普通政治言论案件中。至于公司法人在言论遭受禁止后还可以通过PAC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实际上就是剥夺了公司法人作为一个独立的主体表达意见的权利，同时也是将责任推到了PAC身上。虽然最高法院针对商业言论和公司法人和竞选有关的政治言论的态度截然相反，学者们对这两个新问题的思索却可以说是指向了同一个新问题论文摘要：是否应该赋予公司法人以和个人同样的言论自由。然而，针对这一新问题又有学者提出了新的质疑论文摘要：言论自由是一项“人”权，公司法人有资格成为言论自由的主体吗？反对公司法人具有言论自由主体资格的学者所持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言论自由的一个重要价值就在于维护人格尊严和个人自主。不论是采取上述三种言论自由哲学基础学说中的哪一种，最后都可以归结至这两点上。显然，公司法人既然不是“人”，那么自然也就谈不上人格尊严和个人自主的维护和实现了。其次，我们之所以保护言论自由，一个重要的目的就在于保障在社会中占少数地位的观点不受多数观点的压制。由于公司法人，非凡是像耐克这样的跨国大公司往往拥有强大的力量，因此公司法人在言论自由的新问题上不仅仅不存在表达意见的障碍，相反，它的意见还经常是影响性的。从这一点来说，也不应给予公司法人以言论自由的保护。第三，从历史上有关言论自由的判例来看，言论自由和个人声誉的保护和欺侮、诽谤案件是密切相关的。而公司法人，就如同其不具有人格尊严一样，也很难说具有主张保护基于人格尊严的声誉的立场。支持公司法人具有言论自由主体资格的学者则从反对“基于言者身份的歧视”（Speaker-Based Discriminatio）的传统立场出发提出了反驳意见。他们认为，虽然公司法人发表和公共事务有关的言论的动机受到了质疑而被认为是受到利益驱动的，也就是和产品的推销具有隐蔽的联系的，但是从言论的内容来看却和个人所发表的言论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那么对于相同的言论，仅仅是因为公司法人这一身份的非凡性就予以限制，这是否公平合理？以耐克案为例，假如耐克的言论是由普通公众作出的，那么法院会要求政府证实言者具有明显的恶意；而对于耐克则不必要求证实其具有恶意，只要是虚假的或误导的言论政府就可以对其进行限制，这显然是有欠公平的。无论学者讨论的最终结果如何，在社会实践中公司法人的确越来越多的对社会事务甚至是政治事务发表看法，这已经超出了传统言论自由理论所能调整的范围，拒绝赋予公司法人以言论自由的立场更是和这一事实相违反的。公司法人成为了言论自由的一个非凡主体已是无法回避的事实。因此，和其否认公司法人作为言论自由主体的资格，还不如探究如何调整这一非凡主体的言论自由。这就又回到了前面的新问题论文摘要：是应该将公司法人的言论作为一类独立的言论给予非凡的调整，还是应该给予同个人言论相同的保护？迄今为止，有关公司法人言论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关乎一个新问题，那就是究竟应该把探究的注重力放在言者的性质或者说身份上还是应该放在言论的内容上。值得注重的是，许多非盈利的法人和团体的言论自由都得到了第一条修正案的完全保护。实际上，第一条修正案的许多核心言论的主体都是非盈利法人和团体，如政党、公众利益团体、学校等。那么是否是对利益的追求构成了公司法人主体非凡性的原因呢？答案显然也是否定的，因为言论自由的发展历史已经证实了利益并不构成排除第一条修正案保护的理由。此外，个人也同样广告，如一人公司及律师。实际上，商业言论保护的发展历史和律师广告的密切联系是有目共睹的。但这些言论却并没有被法院“另眼看待”。在这种情况下，对公司法人的言论若因其主体的非凡性而进行非凡的限制，其合理性也就值得商榷了。四、对公司法人言论自由的宪法学思索以上谈到了公司法人言论自由领域中的几个主要新问题，也介绍了美国学者对于这些新问题的一些思索。需要提请注重的是，由于公司法人言论自由的新问题产生不久，相关的探究也只是处于起步阶段，因此其中有些新问题的探索尚欠深入，而对于公司法人的言论如何保护就更难说是已经达成了共识或者形成了成熟的意见。但是可以看出，学者们比较倾向于加强对公司法人言论的保护力度。针对公司法人的言论自由新问题以及上述这种倾向，笔者进行了些许宪法学思索，在此提出以就教于方家。从涉及的具体新问题来看，公司法人言论自由新问题的产生从表面上看起来主要是在于商业言论新问题，一是商业言论如何定义的新问题，二是提高商业言论保护的新问题。因此，对商业言论进行严格而明确的定义是解决公司法人言论自由新问题的前提。此外，虽然现在最高法院表现出了加强对商业言论保护的趋向，但是出于保护消费者利益的考虑，至少在短期内不会对商业言论给予同非商业言论同样的保护。而以言论自由的宏观视野来考察公司法人的言论自由，其主要的新问题就在于公司法人言论是否应成为一种独立的言论类型，公司法人能否成为言论自由的主体，假如能，那么它在享有言论自由的程度和范围上和个人是否存在区别。正如上文中所指出的，传统的对言论进行分类的方法所依据的标准都是言论的内容而不是言论的主体性质，假如答应政府仅仅以言论主体性质为由对某一言论进行限制，我们认为是存在不妥之处的。因为，正如最高法院在Bellotti案中所指出的，某一言论所蕴涵的价值并不会因其来源的不同而有所不同。那么需要解决的就是，公司法人言论在言论的性质上是否和其他言论存在区别。而当我们站在宪法学的高度来审阅公司法人的言论自由新问题时，我们会发现，公司法人言论这一新型言论的出现及至对公司法人言论自由的探索以及最高法院日益提高对公司法人言论自由保护的倾向（通过商业言论案件），实际上都反映了公司法人对社会事务参和程度的加深和对于共同体事务影响的扩大。回到言论自由的哲学基础上，我们可以发现无论对于言论自由的性质如何熟悉，它对于共同体成员表达自己对于共同体治理的意见的价值，也就是言论自由所蕴涵的“自治”和促进民主的价值，始终构成了言论自由诸多价值中重要的，甚至可以说是核心的内容。这也是最高法院在关乎言论自由的判例中始终重视审查言论是否是对公共事务的讨论、是否关涉公共利益的理由。这就隐含了这样一个逻辑前设论文摘要：言论自由的主体构成了共同体的组成分子，或者说是主权者的组成分子。由此反观公司法人的言论自由新问题，公司法人由最初的商业广告、推销产品这样一种“表达”性质较低的商业行为发展至通过商业广告表达自己对经济方面新问题的意见，再到就劳工政策等公共事务以及竞选等政治事务发表观点，这一过程正反映了公司法人意图作为一个独立的主体参和到共同体治理中的倾向。这就带来了一个新问题论文摘要：公司法人是否能构成治理共同体的独立主体？纵观公司法人言论自由在美国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发现其和市场经济的纵深发展和资本对公共生活领域的不断渗透存在着较大的相关性。虽然目前就公司法人的言论自由并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最高法院对公司法人言论案件也并没有形成成熟的检验原则，但是市场经济的发展和资本加强对社会公共领域渗透的趋向却是确定的。因此，可以预见，公司法人的言论受到保护的程度在长期内应该是得到提高而不是相反。那么，公司法人是否最终会被赋予同个人相同的第一条修正案的保护呢？假如是，那是否最后将会造成资本，非凡是大资本控制公共事务决定的局面？而这种局面一旦形成，作为公民的个人的意见必将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忽视，届时宪政的基础是否依然存在呢？这些都是我们在探究公司法人的言论自由新问题时所不得不面对的新问题。虽然公司法人的言论自由新问题目前在我国尚没有萌发的迹象，但是基于这一新问题和市场经济纵深发展的正相关性，我们可以预见，在不远的将来这一新问题也很可能在我国出现。因此关注美国言论自由探究中的这一新的课题对于将来公司法人言论自由新问题在我国的解决必将具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意义

公司法学论文篇6

[关键词]公司法，强制性规则，任意性规则，公司章程

公司作为一个营利性企业，是由人和财产根据规则组织起来的。这些规则既包括市场经济运行中的客观规律，也包括一些人为制定的规则。在后者中，又可以细分为两类，一类是由契约或者其他形式的协议决定，主要就是公司章程；另一类则是由法律加以规定，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公司法》。因此，要界定公司章程的边界，分辨出哪些规则是可以由章程作出规定，哪些不可以，就必然要涉及到公司法性质及公司法规则分类的问题。可以说，只有这两个问题得到很好的解决，相应的公司章程的边界才能划分清晰。基于这个原因，以下本文就主要从对公司法的性质、公司法的结构的分析中来说明公司章程的边界。

公司法起源于法国1673年颁布的《商事条例》（Ordonnance Sur le Commerce），而英国在16、17世纪盛行的两种不同形式的公司：海外贸易公司（overseas tradingcompany）和共同股份公司（joint stock company）。（注：海外贸易公司指经政府特许而成立，以政府的力量及贸易特权从事国外贸易及殖民活动的公司；共同股份公司指基于分担共同风险，由多数人缔结契约而组成，并未经政府批准，也无须登记。见HarryG.Henn，Law of Corporation 11，2[nd]Ed（1970）。）前者的组成与运作均遵循英国政府的指令，少有自由意志，后者则以私人契约为基石，充分体现了个人自治色彩。早期历史上的这两种公司形式的不同运行规则，分别为现代公司法上的强制性和任意性规范埋下了伏笔。（注：汤欣：《论公司法与合同自由》，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16卷，金桥文化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0年版，第271页。）但是，历史上的公司法常常包含着大量的强制性规范，这主要是与公司设立历经自由主义、核准主义、准则主义和严格准则主义有关。虽然时至今日，各国基本都已经抛弃特许设立这种方式，虽然公司法的结构已经悄悄地发生了转变，立法中的授权性规范日益增加，但是，公司法的强行法说仍然占据了较大的理论市场，至少各国的公司立法中还是保有较大一部分的强行法规范。（注：蒋大兴：《公司法的展开与判例》，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287页。）随着科斯撰写的《企业的性质》这篇之后，经济学家开始对企业的性质进行了重新的诠释，开始提出企业是合约安排的一种形式，（注：张五常：《经济解释》，易宪荣、张卫东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351—379页。）公司在本质上应当被视为一种合约结构，即“一系列合同”或“合同束”。基于这种认识，部分学者提出一种新的认识公司法的观点，认为公司原则上应当有权自由地选择“退出”（opt out）公司法规范而不受其制约。（注：汤欣：《论公司法与合同自由》，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16卷，金桥文化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0年版，第271页。）这种理论给传统公司法理论带来了很大的挑战。上个世纪80年代的美国学界就曾对此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我国在爱使案件之后也曾引起激烈的争论。以下笔者就从对公司法性质的分析开始探讨。

一、公司法的性质

公司法的性质即公司法是强行法抑或任意法？或者二者兼而有之？正如引言所述，在公司设立的早期，随着公司设立准则的日趋严格，公司法中的强行性规范也日益增多。传统的认为公司法即强行法的观念亦形成。虽然后来公司设立的准则已有所放松，但固有的理论仍占有很大的市场，而且，也在不断地更新自己的理论，修正支持自己的理由。但另一方面，认为公司法应为一种任意性规范，公司法仅视为设立公司的人提供一组标准合同范本的理论兴起并日益成熟，并且也有支持其理论的坚强的理由。因为现在支持公司法为强行法的学者提出的理由更多是针对公司合同论提出的。因此，笔者不按两种理论产生的先后顺序进行介绍，先简单地介绍完后一理论，再介绍持前一理论学者的理由。

1.公司法是否一个标准合同范本

公司就是许多自愿缔结合约的当事人——股东、债权人、董事、经理、供应商、客户——之间的协议。既然是一种合同，而公司各方当事人之间对公司治理机制的选择一般不会造成明显的外部效应，在这种情况下，法律应当充分地尊重当事人的选择，由当事人自由决定他们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但是，由于这个合同是一个经常使用的合同，为了节约制作成本，政府需要为其提供这样一个公共产品，即标准的格式合同，由当事人来选择适用与否，适用哪些。（注：对此理论可参见汤欣：《论公司法与合同自由》，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16卷，金桥文化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0年版；张五常：《经济解释》，易宪荣、张卫东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2.公司法是否强行法

此种观点主要是基于公共利益的考虑，从公司对社会的责任、对公共利益的影响这一角度出发来论证的。当然，现在更多的理由是针对合同理论提出的反驳理由。以下仅就这种反驳的理由进行一个简单的介绍。（注：详细论述参见汤欣：《论公司法与合同自由》，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16卷，金桥文化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0年版。）由于现实市场经济条件并非如经济学家所设想的那样，是一个可以为任何一个人提供其做选择所需要的所有信息、任何一个人都是理性的、通过个人理性的行为就能达到社会最优化的结果。相反，大量存在信息的不完整、不对称，这就使得合同论者假设会达到的最优化的结果不会出现。比如由于信息的不对称，交易者不可能了解到他所需要的所有的信息，在这种情况下他所作出的选择就未必是对其最有利的选择，是否对社会最优也是值得怀疑的。同时，由于任何一个理性的经济人都会基于成本收益的考虑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结果，这样就会存在“搭便车”的现象，存在“揩油”现象，存在“囚徒困境”，这些都会影响到合同论者所追求的目标的实现。具体到公司章程，还需要注意一个长期契约的问题。章程是一个公司的性文件，因此，将伴随公司始终，这就意味着公司的章程是一种长期性的文件，或者说是一种长期性的合同。对于这种长期性的合同，应当适当地考虑到签订这种合同时，当事人是否预见到了各种可能性，否则，一味地以“个人是其自身利益的最佳法官”作为理由，认定当事人的自愿选择就是对其最佳的选择，“就几近荒唐”。（注：M.V.爱森伯格：《公司法的结构》，张开平译，载王保树主编：《商事法论集》第3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394—395页。）

3.折衷说

除了上述两种观点外，现在还有人提倡折衷说。（注：这一观点现在占据了主要的地位，如加拿大学者布莱恩。R.柴芬斯：《公司法：理论、结构与运作》，林华伟、魏珉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M.V.爱森伯格：《公司法的结构》，张开平译，载王保树主编：《商事法论集》第3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汤欣：《论公司法的性格-强行法抑或任意法？》，载《中国法学》2001年第1期。）笔者认为，这种观点虽有全面中庸之嫌，但是在现在的条件下，这种理论是比较具说服力的一种学说。

正如反对合同论者所说的，公司结构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一种买卖结构，把分散的投资者和发行人之间的关系或者股东和公司管理层的关系称为“合同”是不恰当的。大型股份公司的股东没有能力就“合同”条款与公司发行前的所有人、发起人或公司管理层进行协商，把他们认识能力和选择能力等同于简单的合同关系中双方当事人的认识能力和选择能力的做法是不恰当的，把公司视为“合同”实际上是为公司管理层扩张自己的职权大开方便之门。（注：汤欣：《论公司法与合同自由》，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16卷，金桥文化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0年版。）具体到公司章程，各国对公司章程的性质认定也是不一样的。英美法系认为是一份契约或者合同，但是，英美对合同本身就有着诸多的限制，并非是完全的依据当事人的自由意志来决定的。我国部分学者认为公司章程并非合同，如徐燕老师就认为公司章程虽具有契约或合同的作用，但是，二者是不能相互等同的，公司章程并非完全意义上的合同。具体来说有四个区别：首先两者的效力范围不同；其次两者的制定与修改程序不同；第三两者生效时间不同；第四两者作用不同。（注：徐燕：《公司法原理》，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52页。）既然公司章程不是一种完全意义上的合同，那么认为公司本身是一系列合同集合的观点也就有待商榷。

而且，笔者认为在现有的条件下，如果认定公司法是一种纯粹的合同范本，当事人可自由选择“退出”（opt out）法律规定，则因为市场的不完善，必将对当事人造成不利的影响，对当事人、对社会来说都不会达到合同论者所希望达到的最优化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笔者认为法律的强行性规范就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比如，通过法律设计，填补现实条件与理想状态之间存在的缝隙，使得交易者做出的选择与其在理想状态下做出的选择相同，以此起到“缝隙过滤器”的作用。（注：布莱恩·R·柴芬斯：《公司法：理论、结构与运作》，林华伟、魏珉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38页。）因此，公司法的强行性是必须保证的。

但是，正如合同论者提出的，如果要得出“公司领域需要立法干预”的结论，除了证明私人缔约确有成本之外，还须证明立法管制有更高的效率。虽然反合同论者能提出合同论的各种缺陷，但是，面对后一个问题，他们也无法作出有力的回答。

为何会出现这种双方都无法说服对方的情形？主要的原因在于二者站在不同的环境下进行辩论。虽然就大的方面而言，都是对公司法性质的争论，但是，实质上他们都是抓住一个对自己最有力的时间点来进行辩论，而忽略对方所强调的环境。比如，合同论者是以经济学中假设的环境为条件下进行论述，因此，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公司法应当是可由当事人自由约定。而强制论者却恰恰相反，紧紧抓住那些与经济学假设的环境相差太多的环境来进行反驳。这样就出现了双方各自站在不同的环境中相互指出对方的理论在自己环境中的不利的一面，而对于对方提出的自己的理论在对方环境适用时会产生的问题，却无从回应。（注：有关各种观点的论述，参见汤欣：《论公司法与合同自由》，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16卷，金桥文化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0年版；布莱恩。R.柴芬斯：《公司法：理论、结构与运作》，林华伟、魏珉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35—232页。）因此，面对谁也无法说服谁的局面，似乎折衷说更接近真理。

二、公司规则的分类

如上所述，折衷说似乎更能达到最优化的安排，但是，折衷说也带来一个问题，如何判断哪些规范是强行性的，哪些规范是任意性的？如果没有一个很好的标准，不仅达不到最优化的结果，相反可能带来更大的效率的损失。因此，公司章程到底有权对哪些问题进行规定，对哪些问题只能遵从公司法的规定，这就成为赞成折衷说之后所必须面对的问题。

1.是否需要从宏观上对公司规则进行分类

在提出具体的分类方法之前，首先需要对是否需要从宏观上对公司法规则进行分类这一问题作一下说明，同时对蒋大兴的观点提出一些笔者的意见。

蒋大兴在其著作《公司法的展开与判例》中，对这一问题提出了四点意见。其一，认为强行性规则也应当像任意性规则一样进行细纷，具体在私法领域可以分为行为法法域、组织法法域。其二，强制性规则不能仅以其表象性标志进行判断。在分析公司章程条款效力时，要注意“撩开法条的面纱”，不能仅仅依据法条表面的文字来判断是否是强行性规则。其三，试图将《公司法》规范从宏观上类型化，并根据此一类型化标准简化公司章程与法律的关系是危险的，理由是《公司法》规范都是具体的，不同场景中的强行法规则表现不同，很难构建一种统一化的一劳永逸的类型化标准，因此，作者提出应该进行一个个案化的分析。其四，自治与强制始终是一对纠缠于司法中的矛盾，我们在解释、判断司法规则的强制性本质时，应尽可能地追求到达底线，只宜将那些损及某一司法根本制度、体系乃至社会根本价值的规则定位为强行法，不能随意扩大解释。（注：蒋大兴：《公司法的展开与判例》，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337—341页。）

对此，笔者有不同的看法。首先，就有关是否应当从宏观上对公司法的规范加以类型化，从而确定公司章程可以规定的内容这一问题，笔者认为，我国是一个有着很深的大陆法传统的国家，向来都是以规则的形式、以一种抽象的方式来给公众提供一种合理的预期。如果就此问题，放弃这一传统，而改用一种个案化分析的方法，是不能给公众带来合理的预期的。人们无法预知自己的行为是否违反了法律的规定，将得到法律的肯定抑或得到法律的否定。人们的预期将因为缺乏一个宏观上的规则而变得飘摇不定。当然，笔者也不否认公司法规范的都是具体的，具有各自不同的情形。但是，这并非公司法所特有的现象，任何一个个案都有自己的特点。然而，我们并没有因为这个而否认了其他法律规则存在的价值，依然试图从宏观上对各种现象进行抽象，从而得出一般的规定，公司法亦然。当然，对于蒋大兴提出的这种个案化分析的方法，笔者认为在宏观提出的规则交界的模糊地带，确实需要这种个案化的分析来确立一些更细致的规则，从而对宏观上的规则进行一个补充。应该说这是现在大陆法系、英美法系相互学习对方所希望达到的一种理想的状态。

其次，对于蒋大兴提出的对强行性规则进行进一步细分的建议，笔者认为也是有待商榷的。所谓强行性规则是指不能由当事人自由选择，而必须无条件地一体遵循的规定。（注：转引自徐国栋：《民法基本原则解释-成文法局限性之克服》，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8页。）按照此定义，是否允许当事人自由选择是划分强制性与任意性的唯一标准，不能选择的即为强制性，在此基础上还能细分吗？蒋大兴提出的问题是在私法不同法域里，强制性规则的强制力是否应当有区别。笔者的问题是，所谓这种区别是什么样的区别？难道说要细分为违反这种规则到几分程度，才是不允许的？这可能会带来本已明确的概念的混淆。本来任意性规则与强行性规则的划分已经将各种规则进行了一个很好的界定，再加入这一更细致的分类标准，可能会使二者之间的界线变得模糊。当然，这只是笔者提出的一个观点，如果有更好的、能更清晰地将强制性规则进行细分的规则，未尝不可对强制性规则进行细分，正如现在对任意性规则的细分一样。

第三，蒋大兴认为公司法是私法，对于私法领域内的相关规定，应当注意保持其自治的空间，不能随意扩大强制性规范的范围。笔者认为对于公司法是否属于私法本身就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有人认为公司法应当是一种私法，但亦有人认为其应当是一种强行法居多的法律。所以，对于强行法和任意法的划分，在公司法领域才显得尤为重要，如果直接认定其为私法，则象民法一样，不需要对这个问题进行过多的争论。

最后，对于蒋大兴提出的不以规则的表面规定划分是否属于强行或任意的提议，笔者比较赞同。完全看表面的文字，不探求背后的意思进行的划分，是无法解决问题的。

既然承认从宏观对公司法的规则进行一个划分，那么接下来笔者就对应当如何从宏观上进行划分，须遵从一些什么样的原则进行一个分析。

2.理论界存在的分类方式

柴芬斯提出将公司规则分为三种：强制适用的规则、推定适用的规则、继续可适用的规则。通过利弊分析，柴芬斯认为当法律规范与其所适用的大多数公司参与者的偏好一致时，一般情况下，该法应该是推定适用的；但是，并非所有的法律都应该是推定适用的，例外之一是当一个相当平常的实践的合法性是或者变得有疑问的时候，如果一小部分交易者在缺乏法律确定性的情况下从事了或将从事某一实践，那么规范应该是许可使用而不是推定适用。而对于强制性规范，柴芬斯认为强制性规则要慎用，一般是在外部因素受到管理和当政策与提高效率无关时，立法者可以适当考虑使用强制性规则，（注：布莱恩。R.柴芬斯：《公司法：理论、结构与运作》，林华伟、魏mín@①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284页。）也就是说，柴芬斯觉得强制性规则的使用会带来效率的损失，除非是为了效率以外的别的因素的考虑，才需要制定强制性规则。

M.V.爱森伯格在其文章《公司法的结构》中提出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划分体系，具体将公司法的规则分为三类：赋权型规则（enabling rules）是指这样一些规则，即公司参与者依照特定的方式采纳这些规则，便赋予其法律效力。补充型或任意型规则（suppletory or default fules）规整特定的问题，除非公司参与者明确采纳其他规则。强制性规则（mandatory rules）则以不容公司参与者变更的方式规整特定的问题。在此基础上，爱森伯格依据规则调整的对象，将规则分为三类：结构性规则（structuralrules）是指规整决策权在公司机关、公司机关的人之间的配置，以及行使决策权的条件；对公司机关和人控制权的配置；以及有关公司机关和人行为之间信息的流动。分配性规则（distributional rules）规整对股东的资产（包括盈余）分配。信义性规则（fiduciary rules）规定经理人和控制股东的义务。笔者用下面表格的形式对其进行一个归纳总结。（注：M.V.爱森伯格：《公司法的结构》，张开平译，载王保树主编：《商事法论集》第3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390—442页。）

附图

为何要区分闭锁公司与公开公司？爱森伯格在文章中进行了充分的论述，主要的理由来源于公开公司中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由此导致的管理层与股东利益的不一致，这种利益冲突主要分为三种：所有人都会具有的偷懒的现象；人通过不公正的自我交易，把受托人的资产据为己有（用），从而享受潜在的利益；以牺牲股东的利益来维持和巩固自身地位的职位利益冲突。要防止这些利益冲突，就必须要法律介入，如果任由股东和管理层之间进行协商，由于股东力量的分散及其拥有的信息的影响，股东表面上的同意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注：爱森伯格主要分为名义同意、夹杂利益冲突的同意、被迫同意、无可奈何的同意四种情况来论述股东同意的局限性。参见M.V.爱森伯格：《公司法的结构》，张开平译，载王保树主编：《商事法论集》第3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407—412页。）基于这些原因，爱森伯格认为在公开公司中强制性规范要多于闭锁公司。

汤欣在其文章中将公司法的规则分为两类：普通规则及基本规则，前者指有关公司的组织、权力分配和运作及公司资产和利润分配等具体制度的规则，后者指涉及有关公司内部关系（主要包括管理层和公司股东、大股东和小股东之间的关系）的基本性质的规则。在此基础上分别区分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公司，其中股份公司又细分为初次公开发行前和上市后的存续期间两个时期。对这些不同种类，不同时期的公司中公司法规则的强制力度进行分析。大致的观点与爱森伯格相同，具体可用一个表格的形式加以表述。（注：汤欣：《论公司法的性格-强行法抑或任意法？》，载《中国法学》2000年第1期。

针对各种不同公司类型进行不同分类的理由与上述爱森伯格的观点相同，针对初次公开发行的公司单独列出，汤欣认为应该更多的是一种强行规定，主要基于四个理由：（1）初次公开发行理论假定公司的股票发行是由市场规律来决定的，但即使在较为发达的发行市场上，现实环境也并非如此简单；（2）初次公开发行理论假定投资者能够知晓并理智地估价包含在拟发行公司治理规则中的信息，或者投资者可以搭上有实力、有激励去发现股票真实价格的机构投资者的信息便车；（3）虽然总体来说，包销股票的承销商为保持自己的商业信誉，会站在投资者一边，限制股票发行人采用明显不利于投资者的治理结构，但是，随着投资银行等承销商数目的增加，承销股票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很难保证所有的承销商都会永远恪守职业操守，不会为了争取合同而牺牲投资者的利益；（4）根据微观经济学上的“柠檬市场原理”，如果市场的卖方无法清楚而可信的标示自己所售货物的质量，或卖方无法判别市场上所售货物的质量，则最终市场上只会剩下质量低劣的货品。（注：汤欣：《论公司法的性格-强行法抑或任意法？》，载《中国法学》2000年第1期。）这主要是从现实条件对合同论者所假定的条件的限制来论述的。除此之外，汤欣的观点基本与爱森伯格相同，就不介绍。

从上述的说明中我们可以看到，后面两位学者是坚持一种二维的分类方法，从公司的类型，从规则本身的性质两个维度来进行划分，这种分类方式可以较为清晰地从宏观上进行分类。

三、对上述分类的评析及补充

在上述有关公司法的性质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公司合同论者和公司法强行论者都无法说服对方，根本的原因就在于这两个理论都各有所取的地方，而且双方在争论时都未针对对方的理由进行反驳，而是各自抓住一个时间点，或者说各自抓住一个不同的环境，在各自的环境下阐述自己理论的合理性，驳斥对方理论的荒谬性。可以说这是一个不仅仅在公司法中所需面对的问题。现在整个的经济政策都在走一种折衷的路线，类似19世纪的完全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和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凯恩斯似的完全管制的经济政策都已经被抛弃，都在寻求一个中间的状态、中间的政策，以便取自由与强制之优点，避二者之缺陷，实现社会效益的最大化。（注：此方面的具体说明可参见丹尼尔。耶金、约瑟夫。斯坦尼斯罗：《制高点》，段宏、邢玉春、赵青海译，外文出版社2000年版。）在这个大背景下，公司法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具体来说，当经济学所假设的那种理想环境有可能实现的状态下，应当尽可能让当事人自由地安排自己的事务，此时，古谚“个人是其自身利益的最佳法官”是能够得到实现的。但是，当由于各种原因，导致市场信息传输不畅，当事人之间由于认知等方面能力的欠缺，不可能对自己的利益作出一个很好的安排，或者如果放任当事人自由安排，虽能给当事人一定的利益，但这个利益是以牺牲社会更大的利益为代价时，就应当适当地规定强制性规范，发挥政府管制的作用，避免自由放任带来的不利后果。因此，在划分公司法规则的性质，从而决定章程的边界时，应当遵循这样一个原则：分析具体的市场环境，当这种条件近似于合同论者在论述其理论时作假设的条件时，应当尽可能地以任意性规范为主，以当事人的自由意志为准。相反，如果真实的环境并非合同论者所假设的那样，那么就应当更多地认定为强制规范，进而介入更多的政府管制力量。

基于此原则，笔者对上述三人的分类进行一个评价。柴芬斯的分类方法与爱森伯格的分类方法并无本质上的区别，但是，笔者不赞同柴芬斯的认为强制性规则会带来效率损失的观点。在市场比较完善的地方，政府的强行管制是会带来效率的损失，但是，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当市场失灵，需要政府进行干预时，通过强制性规则强行对当事人之间的关系进行一个规定，可能会带来更大的效率，这从上个世纪中期西方国家实行凯恩斯主义，促进经济发展的事实就可以证明，强制性的政府管制并非仅仅会带来效率的损失。当然，强制性规则存在的一个很大的理由正如柴芬斯所说，是与提高效率无关的，这主要是牵扯到公司的外部效应及其公司须承担的社会责任问题。这在有关公司性质之争的一些文章中都有涉及，这里不再进行分析。

而对于后面二人的分类方法，主要有以下需要说明的地方：

首先，汤欣将规则分为两类，即普通规则和基本规则，而爱森伯格进行三分法，具体分为分配型、结构型、信义关系型规则。事实上，二者的分类并无本质上的区别，仅是汤欣将爱森伯格的前两类规则合并为普通规则。笔者认为这种合并没有什么理由，而且合并之后使得对股份公司的规则的分类较难界定清楚，而且，推定适用规则与许可使用规则在具体的案件中具有不同的效力，还是需要作出一个区别，因此不赞同两分法，还是坚持三分法。但是，需要说明的是，本文首先将规则分为强制性规则与任意性规则，在此基础上，再将任意性规则分为推定适用的规则与许可使用的规则。

其次，二者都将公司分为三类来进行论述，即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初次发行的公司（也就是爱氏所说的准备上市的公司）。进行前两种划分主要是考虑到有限责任公司是一个相对较为封闭的团体，信息传递、当事人之间的沟通等都比较方便，可以近似的达到合同论者所说的那样一个环境，因此，更多的规则被解释为任意型规则，可以允许当事人通过公司章程的形式加以修改，在这种环境中公司章程的边界是比较广的。但是，对于股份有限公司，由于股东的分散性，由于管理权和控制权的完全分离，因此，需要更过的介入政府的力量，通过强制性的规定，对一些不利于当事人的情形加以规定。这是笔者赞同的。但是，将初次发行的公司单独作为一种分类形式，似乎并无特别的理由。由于爱氏的文章中对此部分没有论述，不知其观点，不便评论。汤欣的文章中则认为即便是对初次公开发行的公司，也应当象股份公司一样，主要以强制性规则为主。笔者认为，既然这样，那就说明将初次公开发行的公司单列一栏进行特殊说明是没有必要的。相反，笔者认为对此类公司较之股份公司政府的干预应当更为少一些。因为在一个初次公开发行的公司中，较之股份公司，有一个更符合合同论者所期望的那种环境，信息可以得到很好的传递，当事人之间也可以得到很好的协商。而且此时的公司章程更多是在公司创立时的股东之间有效，也就是说，此时的公司章程更多是约束参与公司章程制定人之间的关系，因此，合同理论似乎更为合理。

基于此分析，笔者认为可以在上述分类的基础上加入第三维的要素，即加入人的因素作为对上述二维分类的一个补充，当规则是主要在制定公司章程的当事人之间起作用时，由于制定公司章程时信息的公开度，当事人之间力量的对比度等因素都更接近市场经济发挥作用所需要的环境，因此，可以更多地赋予当事人一些自由的裁量权，让其自由决定其规则。也就是说，在任一个案中，同一规则对于不同的当事人之间可能效力是不同的，在公司发起人之间对公司法某些条款的修改可能是有效的，但是，如果这些规则是适用到后来加入公司的人的身上时，却可能是违反公司法的规定而被认定为无效的。当然，这一规则是作为对上述爱森伯格分类方法的一个补充，只是对一些模糊地带的问题进行分析时可以使用的规则。对于那些按上述表格已经可以进行清晰划分的规则，就不需要考虑这一规则是在何人之间使用的问题。

公司法学论文篇7

关键词: 公司社会责任/制度起源/人文精神/终极关怀内容提要: 伴随大型企业的出现以及公司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不断加深，传统股东利益本位的价值观遭遇到了更加社会化的群体利益诉求的冲击。反垄断立法可以被看成是现代公司社会责任运动的源头。经过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推动，公司社会责任成为了工业正义的基本价值和人类生活准则的最新部分。在这样一个经济全球化和生态全球化的时代，人类共同价值的传播与接受的速度将快于以往一切社会。公司社会责任是公司法学界以及整个社会科学领域近百年来争论不休的话题。其中涉及的节点不仅包括其概念的内涵确定，社会责任的属性（道德责任抑或法律责任），国际范围的统一标准和各国经济发展阶段及文化背景的冲突适应关系，传统的公司目的的维持和颠覆等；还涉及公司社会责任的区间边界，公司治理的理念变化和公司权力资源分配格局面临的挑战，董事传统法律义务的调整，公司经营政策理论支撑的哲学基础，公司与政府、公司与社会的关系；甚至关涉到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建构基础的正当性问题。公司是契约社会成员理论，公司契约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公司能力理论，公司公民理论等，纷纷挑战传统公司法固守的股东本位理论；在强大的舆论引导下，政府、国际机构、非政府组织发起了种种推进公司社会责任的现实行动，制定公司社会责任的普遍标准，公司社会责任方面的软法性质的文件，觉悟较早的跨国公司和上市公司开始公告公司的社会责任履行报告。与此同时，公司社会责任开始了嵌入公司法律制度的进程。从法律发展的视角观察，公司社会责任已经早早越过了理论创建和争论的孕育期，作为一个制度新生儿加入到公司法律的阵营之中。新的争论只能局限在它是好孩子还是坏孩子的层面了：论证其好，就要说明它与社会发展的同步性；论证其坏，就要考虑如何控制它的坏毛病在常人社会里肆意发作。本文作者认为公司社会责任的出现代表了商业文明的进步，体现了社会共同体其他成员对公司行为的理性期望，其入法成为强制性规范也具有法理层面的价值正当性。但是，作者也反对以利益相关者理论取代或者颠覆公司股东本位理论，公司履行社会责任义务应当限制在法律规定和普遍道德框架之内，公司为股东利益最大化而存在的目的性仍应予以法律维持。这种观点，可以被看成是中立和妥协的思想产物，在哲学上可归结为中庸、二元论和社会进化的观点。基于此出发点，作者对公司社会责任的制度起源和人文精神价值发表个人浅见，以与方家商榷。一、反垄断：公司社会责任制度建设的奠基石公司制企业产生以前，商业社会的运行主体不外乎是合伙企业和个人企业两种形态。千百年来，商人们沿袭前人的规矩经营企业，遵守了各类行业的清规戒律和世俗的道德准则，生生息息，传承绵延。公司制企业出现伊始，除了出现法人经营实体、由法律系统性安排人行为准则和职责权限以及法人成员有限责任外，对商业社会运行的规则并没有形成挑战性的变革。企业为投资人所设并为投资人的利益而运行的逻辑目的被各种法律所确认，个人企业如此，合伙企业如此，公司企业依然如此。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建构就是以承认和维护私人财产所有制为基础的，公司作为私人营利机构的目的如果被强制偏离这个方向，资本主义社会运行的常态结构可能意味着被颠覆。但是，社会的发展总是存在着制度设计者和普罗大众无法预期的超常现象，这种现象可能凶猛地扑向人们习以为常的社会生态，试图改变或者颠覆长期的社会和谐所依赖的价值准则和思维定势，甚至造成政治权力结构的消极无助和制度松动。以公司制企业为例，在经过了工业革命的财富掠夺和积累后，超大规模的公司企业在19世纪末得到足够多的资源，变成一个个金钱帝国。它们在不同的行业中雄踞霸主地位，压制打击任何的竞争者，对政府的主权行为偶尔也敢虎视眈眈。社会开始为这些企业的存在和行为不安了，最多大公司的美国于当时即着手制定了反垄断法，以此制约大公司在市场经济环境中的滥用经济优势地位压制竞争的行为。自由竞争的制度安排符合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然生存法则，这种法则的完美载体就是自由市场和企业资本主义。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1776）在《国富论》中讲：“每个人都不断努力为他自己所能支配的资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固然，他所考虑的不是社会的利益，而是他自身的利益，但他对自身利益的追求自然会或者毋宁说必然会引导他选定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这种理论所揭示的社会图景是，人们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社会的进步和利益自动会实现；企业作为私人资本增值的社会工具，当然应当以本企业的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运营，通过实现投资者最优回报而促进社会财富的积累和发展。同时，这种理论认为，完全自由的竞争环境是私人资本发展的绝佳条件，竞争的本质目的就是利益，不管这种利益是投资金钱的增长，是企业市场地位的巩固和扩张，还是各种经济资源的持续获得。这种理论事实上忽视了资本原始积累中的野蛮、残暴以及资本本身的血腥，忽视了人的灵魂被资本支配情景下的贪婪、自私对整体社会和谐的践踏，特别是对大规模企业利用经济优势地位对整个经济秩序体系的毁坏。正是出于对这种情形的认识和把握，美国率先制定反垄断立法，其宗旨是维护自由公平的市场经济竞争秩序，制约大公司对社会组织结构的磨损与腐蚀，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企业以及其股东的利益是社会利益的必要组成部分，企业的活动是社会活动的一方面，但不是全部。人类社会依赖于共同生活的规律而生息繁衍，分工制造了利益分配的差异，商人及其代表他们利益的公司最有可能或者说必然是拥有利益最多的群体，社会的不公很容易在公司的股东与普通的社会成员之间体现出来。在企业群体中，因为企业历史、经营成功、资源占有、市场影响力等原因的不同，而造就了大小规模的不同，在原生态的竞争环境中势必产生大企业掠夺市场、掠夺资源排挤中小企业的垄断局面，社会所期望的共同繁荣的目标受到威胁，甚至政府对社会的管理面临挑战。于是通过建立反垄断法律制度对这种过度竞争现象进行扼制就是维护社会利益的一种选择。事实上，公司社会责任制度建立的序幕就是反垄断立法的开始，只是这个行动的目标还是比较单一，不能涵盖其丰富的内涵。起始的东西总是比较简单甚至是粗糙的，一种概念，一个念头，一种现象的本能的制度化的反映，都可能会演变为一种社会运动。从这个意义上讲，反垄断立法可以被看成是现代公司社会责任运动的起源源头。通过规制垄断企业的行为，调整该企业与其他企业在生存发展中的矛盾，解决外部社会利益与特定企业利益之间发生的冲突，以维护竞争秩序和消费者利益。对于公共部门而言，被法律认可的一定经济秩序包括竞争秩序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利益。二、公司社会责任兴起：边争论边实践的世纪工程反垄断立法的标志性结果之一是挑破了自由竞争市场经济的制度面纱，政府从“守夜人”的角色演变为干预者和裁判者，过往处在正常状态的企业经营中的某些经济手段因与社会利益的冲突而被禁用。社会承认大公司的特殊地位和贡献，又对它们的超常发展表现出种种忧虑，除非事实证明政府还能保持比任何大公司更强的能力以控制社会。这种从制度层面对原有体制的修正一经开始，针对公司行为甚至公司目的的社会检讨如同井喷一般爆发了，经济学、法律学、社会学理论界提出了公司社会责任的世纪命题，并且展开了旷日持久的讨论，公司以及其管理者也加入了这个关涉工业文明的历史性主题会唱。1900年，著名的美国商人卡内基就曾指出：公司的控制股东、管理者必须“把自己手中掌握的公司资金视为一种信托资金，他有义务为了使社会最大限度地受益而管理好这笔资金”。1924年，美国学者奥利弗·谢尔顿（OliverSheldon）首先提出了公司社会责任的概念，其后不久，美国学者多德和伯利之间便开始了著名的持续数十年的公司目的论战，研究公司治理的经济学家、研究公司法的法学家及社会学家和公司的著名管理人纷纷趋之若鹜，参加其中，并且其势很快波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学界争论的核心命题是公司究竟为谁的利益而存在，公司的终极社会关怀应不应当作为公司治理机构的正常目标，以及公司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与股东利益冲突时公司决策者的行动准则等。坚持公司只为股东利益最大化存在的学者强调公司企业的传统本性与公司治理中董事的法定义务，通过将人的私性本性移植到公司人格性及把公司解释为股东个人牟利工具的角度解释公司目的的纯粹性，淡化对待公司社会发展所带来的新的社会问题的关注，其中一些学者也不反对公司对社会负有一定的经营责任，如环保、非歧视用工、必要的慈善捐款等，但其不动摇公司的根本目的的历史传承，即公司唯一为股东利益而存在。主张公司社会责任的学者群体似乎更为庞大，观点不断翻新，也多以公司的实践行动和法律的进步变革为据支持其结论。20世纪上半叶，公司社会责任学派的主流观点局限在公司慈善的层面。支持的论据一是提出了大公司的出现改变了公司与社会的关系，公司从社会获取许多，应当以适当的方式反哺社会；二是强调现代公司中出现的使用权与管理权的分离，催生了管理者资本主义。管理者资本主义一方面分化了股东资本主义的利益结构，另一方面使管理者在支配公司时面临的各种社会问题在脱离股东约束的情况下不得不通过履行社会责任而加以解决。上世纪50年代后，讨论的重点转向公司社会责任概念的明晰和精确，寻求在理论上建立公司社会责任的原则和范畴体系，70年代出现的公司社会回应理论和80年代出现的公司社会表现理论，分别阐述了公司是社会成员以及公司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从道德维度和管理维度论证了公司社会责任的实现路径。80年代，公司学界出现了利益相关者理论，其借助于产权理论和契约理论的研究，把制度经济学的最新成就带入这一领域，对公司社会责任学说的研究注入新的学术营养，使社会责任外部于公司主体的宽泛理解获取了从公司本位出发观察结论的强大支持。21世纪，学界又提出了公司公民的主张，引导对这个问题的讨论继续深入。从社会实践的角度看，进入到上世纪70年代后，一些公众公司开始自觉接受社会对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的监督，公司的董事和高管将公司社会责任的履行开始纳入公司治理的目标，试图在公司对股东的责任与对社会的责任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1971年，美国杜邦公司的年度报告中称，“杜邦公司不仅要对劳动者、客户和股东负起责任，而且要对社会公众和公司所在社区负起责任”。在媒体的推动下，公司社会责任迅速成为了具有社会实践内容的具体行动，如环境污染、对南非的贸易制裁、堕胎药品的生产和销售、治疗艾滋病的药品价格、不伤及海豚的捕鱼技术、臭氧层保护和地球气候变暖等重大问题直接成为了公司社会责任的紧迫的应对目标。到1980年代末期，生产治疗AIDS药品的公司也曾两次大幅度降价，以满足非洲贫困的AIDS病患者能够买得起药品的社会需要。1990年代后公众公司中大量出现了披露社会责任履行情况的年报，一大批控股公司如沃尔玛、宜家、耐克、迪斯尼等制定了自己的公司社会责任守则。一些非政府组织也积极行动，制定了相关行业的具操作性的标准，如公平劳资关系协会（FLA）标准，道德贸易行动（ETI）标准，外贸零售商协会（AVE）标准，清洁服装运动（CCC）标准等。据统计，到目前为止，控股公司和非政府组织制定的公司社会责任守则和标准已经接近500项。此外，社会责任国际组织（SAI）于1998年1月公开了SA8000企业社会责任标准，是世界上第一个以改善工人工作条件和环境为目的的标准。2011年5月1日，欧美国家开始强制推行SA8000标准认证体系，把该标准的加入执行与企业的生产出口订单直接挂钩。[11]1999年1月31日，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上，联合国秘书长安南首次提出了“全球协议”（GlobalCompact）的构想。2000年7月26日，全球协议正式启动。其宗旨是促使全球协议的共同精神与原则成为企业经营战略的一部分，推动主要关系人之间的合作，推动有社会责任感的公司公民运动，以解决全球化背景下产生的人权问题、劳动者保护问题和环境问题。[12]目前，全球协议已经演变为全球行动，特别是针对气候变暖的全球行动不仅迫使各国政府必须通过签署共同协议去解决向大气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问题，而且已经引起了各国工业公司的普遍重视和积极参与，2009年年底结束的哥本哈根气候会议把地球命运问题的尖锐性完全揭示给人类面前，相关的谈判虽未签署可核查的国际协议，但也取得了相当的和谐认可，美国则高调开始了对全球各国产生震撼性影响的碳排放法的立法。[13] 三、股东利益最大化的法律反思从法律层面看，公司社会责任的法律体现早在上世纪40年代已经出现。1937年德国《股份公司法》中曾经规定公司董事“必须追求股东的利益、公司雇员的利益和公共利益”。英国1980年修订的《公司法》规定董事必须考虑雇员的利益。英国《城市法典》（CityCode）第9条规定“在董事向股东提供建议时，董事应当考虑股东的整体利益和公司雇员及债权人的利益”[14]。1990年3月27日，美国宾夕法尼亚州（Pennsylvania）参众两院通过了《宾夕法尼亚州1310法案》，成为该州公司法的修正案。该法案合共5条，前3条主要是赋予董事会抵御恶意收购的权力；后两条则是在收购成功的情况下，规定董事会对职工利益给予特殊保护的要求。[15]到现在，已有逾30个州的公司法作了同类性质的规定。该种规定一般是允许公司章程中可以做出相关的安排[16]，但只有康涅狄格州的公司法采取了强制性的要求。[17]公司社会责任的确是对现实社会理念、生活模式的强行突破，法律强制性的安排总是备受质疑，一种进化的和平演变式的嵌入还是比较具备妥当性。1984年，美国法律研究所（American LawInstitute）提出了一份关于《公司治理的原则：分析与建议》（Principle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Analysis andRecommendations），其中第2. 01条对公司社会责任作了宣示性的、建议性的规定：“商业公司从事商业行为，应当以增进公司的利润和股东的收益为目的。但是如果存在下列情况，则可以不以增进公司的利润和股东的收益为目的而行为：（a）同自然人一样因受法律的要求而履行义务；（b）正常考虑一般伦理道德之要求而进行负责任的商业行为；（c）可以为了公共福祉、人道事业、教育、慈善的目的，贡献数目合理的公司资源。”这一文件出笼之时，正是美国里根总统执政时期，里根的经济政策仍然是共和党的传统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政策，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减少，这种政府经济政策的背景或多或少影响了美国法学会这一文件的基调形成。这一文件反映了法律界在集体回应经济学界及部分法律家参与的围绕公司社会责任展开的激烈争论，充分显示了法律作为社会恒定器的利益平衡功能，是学术界的思想家们对簿公堂时作为法律家的自信、冷静、超然和严谨的理性体现，它容忍了社会的演进但排斥了激烈的变革。其一，文件面对股东们对董事和公司利用公司资金资助社会公益事业的大量诉讼而表达了支持公司的行为但同时又提出了“合理的数目”的限制，它隐含为了公司和股东的长远利益可以甚至应当牺牲短期利益的经营哲学思想，隐含了董事们有权根据公司经营的周边环境开支额外的适当资金以改善公司形象、疏导社区关系、促进社会进步的理念；其二，面对公司经营中的传统宗旨——股东利益最大化与社会生活中的某些具有普遍伦理价值的事件的冲突，文件承认公司应建立符合道义经营的原则；其三，文件继续坚持公司必须为股东利益最大化存在和努力的目标宗旨，对利益相关者派主张的修订公司宗旨以及让利益相关者直接介入公司控制权的意见没有任何考量。客观地讲，这一文件对于股东利益为公司宗旨和公司得承担社会责任方面的平衡考量，其合理价值在法学界是得到公认的，至今影响未减。四、公司社会责任关涉人类的终极关怀人类社会自古以来分为士农工商的阶级分割，财富的分配不公从来都是社会的本来现象。无论是成功的商人达则兼济天下，还是草根阶层发动社会叛乱以杀富济贫，利益的长期博弈尚不至于引发人类对整体命运的社会关怀和忧虑。工业革命带来了社会的繁荣和财富的急剧增长，同时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深深的恐惧。20世纪早期，社会责任的雏形思虑根源于防控大公司对自由市场经济以至于宪政体制的垄断威胁，并且通过讨论将传统社会慈善行为在理论上提升到社会责任层面。社会利益完全游离于公司事业之外的体制和理论体系的合理性受到广泛的批判，君子取财有道的理念无法涵盖公司对社会应当承担的全部义务。人类开始建立公司伦理，如同自然人那样。二次大战结束后，和平主义意识高涨，总结战争教训是对人类灵魂的严厉拷问，人们既认识到了工业给战争带来的强势动力，也发现和反省到日本的大企业财阀体制对战争的选择发生的推力作用，因此发生了美国占领下对财阀体制的拆解。社会乃至于全球的整体安全利益不仅依赖于对战争手段和规模的控制，而且也存在于包括公司企业在内的全球公民素质的全面提高。三次大战终于没有爆发，但人类的生存却面临了另一类公共灾难的毁灭危险，那就是工业发展对环境的危害。干净的空气，清洁的水，安全的食品，美丽的森林，正在变成稀缺的资源，而可能摧毁地球——我们生存的家园的真正危险是无节制地向大气排放二氧化碳。在这一点上，公司股东的利益如果被置于极端的位置，就会和社会利益严重冲突，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现代社会人类文明的一项重要标志就是人权。在关涉公司社会责任的空间里，人权体现为不受歧视、不雇佣童工、男女平等、族群平等等工作权以及对公司重大事务的参与权。公司固然是由股东一手创办的，为股东谋求利益往往在公司章程中加以确认。但是，公司在实际运营中吸收了其他的社会成员的贡献并负载了该部分人的期望和利益实现，这部分人被称之为利益相关者，其中包括员工、社区、消费者、债权人等。尽管在理论界就这个问题展开了长期的无休止的争论，也有学者甚至尖锐地批评公司的性质变得模糊，与慈善机构、博物馆、医院类似了[18]，但是股东作为公司唯一的利益所有者的孤零零的旧有学术思考环境和制度架构已经发生根本改变。学术立场是一回事，而实践运动是更重要的社会景观。从利益相关者的字面意思看，它本身没有颠覆公司为股东利益最大化存在的目的性，但股东利益最大化并不是唯一的，股东和其他参与者虽然不是共有公司，但公司应当同时体现其他利益存在主体的合理期望。一些行业守则作为介于道德和法律之间的软法或者说强制性道德，对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不无约束力。慈善，是人类社会相互同情、相互帮扶的一种美丽的情感宣泄。经过将公司拟人格的对待，公司公民应当承担一定的慈善义务的观点比较广泛地受到了学界的认可和追捧。作为公司社会责任中的最高道德行为，慈善蕴含了纯洁的人类终极关怀的美学价值和博爱情怀，与公司组织过往的冷冰冰的理性思维在表面上不相容，比如慈善捐款受到公司章程的严格制约，慈善行为的背后又可能附带营利的图谋等。但是，慈善是善，是需要依靠人类的共同付出从而累积的大同精神的体现，无论是滔滔江河还是涓涓溪流，社会都应当对公司的奉献予以褒扬。我们处在一个不仅仅是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而且是生态全球化和情感全球化的时代，人类的共同价值的一致性过程现在远比以前社会更快认知和接受。“丧钟为谁而鸣”[19]时时在拷问我们的心灵，人类的未来福祉和生存安全不能毁于工业发展的无节制欲望[20]，构建和谐的社会和建立环境美丽不能不确立公司的社会责任。南极的某种企鹅可能面临绝种，太平洋中的某个岛国在可见的将来会失去全部国土，南美洲的原始森林正在遭受掠夺性采伐，一切罪恶的渊薮皆出自我们从古继承下来的贪婪品行，并且移植到公司机器和公司魔兽。现在不是思考的时候，而是必须行动，拯救地球和人类自身也应当从公司承担社会责任开始。注释:公司社会责任的概念一经提出即在学界发生激烈的争论，最旷日持久和最著名的争论发生在上世纪30年代的美国学者多德（Dodd）和伯利（Berle）之间。多德教授强调公司对雇员、消费者和社会公众负有责任；伯利教授反驳说，商业公司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股东利益的最大化，公司管理人惟对股东负有信托人义务；在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名义下，各种利益群落都会对公司提出财产要求，私有财产社会的根基就会被动摇，结果就会导致一场经济内战。后来，学界提出了利益相关者的概念加入争论，但争论的原始话题一直被保留并结合时代情形而引申到现在。但是，令人忍俊不禁的是经过数十年的争论，多德和伯利各自走向了自己观点的反面，成为学界的一个美谈趣事。全世界最早的反垄断立法是美国于1890年制定的《谢尔曼法》。该法对垄断的认定采取了严格的“本身违法”标准，但在其后实施的效果因其过于刚性而受到质疑，司法中出现了不少软化标准的判例。到1914年美国颁行《克莱顿法》，对《谢尔曼法》做了方向性的调整，确立了合理原则，即对虽有垄断情形，但效率提高且对竞争环境不构成严重破坏的企业合并与收购采取了较为宽容的态度，一般不予处罚。这种现象，到了上世纪80年代，美国第四次企业并购浪潮期间和期后，联邦政府出于国家总体经济发展需要及增强本国企业竞争力需要，对许多影响全球市场格局的超大企业合并与收购均予以默认。2009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为应对金融危机加剧，各国政府对超大规模企业之间的并购活动往往采取了支持的态度。 Smith，Adam，1930（1776），TheWealth ofNations，London：Cannan ed.，pp. 420-421. 反垄断法规制的垄断状态主要指经济力过度集中的行为，如经营者以独占或有组织联合等形式，凭借经济优势或行政权力，操纵或支配市场，限制和排斥竞争的行为。参见杨紫烜主编：《经济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19页。 Carnegie，The Gosepel ofWealth （1900），pp13. 参见沈洪涛、沈艺峰：《前言》，《公司社会责任思想起源与演变》，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5页。 Dupont’AnnualReport，1971.参见刘俊海：《强化公司社会责任的若干思考》，《企业社会责任专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04页。参见刘连煜：《公司监控与公司社会责任》，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出版1995年版，第63—73页。 1992年，总部设在瑞士巴塞尔的跨国制药公司茨巴盖基（Ciba-Gei gy）发表了除年度财务报告外的全球第一份《公司环境报告》，1994年该公司又公布了《公司社会责任报告》。此后，全球的跨国公司纷纷效仿也在每年各自的社会责任报告。为使各类企业的报告取得国际社会的普遍比较价值，1997年由联合国官方合作机构提出了自愿的“全球报告倡议”，2000年该机构又发表了“经济、环境和社会业绩可持续性报告指南”，以引导各类报告向规范化方向发展。陈志理、陈全生：《关于企业社会责任标准问题的研究报告》，《“21世纪论坛”2005年会议参考资料》，2005年5月20日会议举行。 [11]参见时建中、杨巍：《评公司法修订中的公司社会责任条款》，《企业社会责任专论》，第264页。 [12]参见刘俊海：《强化公司社会责任的若干思考》，《企业社会责任专论》，第209-210页。 [13]美国国会众议院于2009年6月以219票对212票通过了《清洁能源安全法》，该法案的主旨在于对碳排放进行严厉的控制措施，通过征收对碳排放没有限制标准的国家输往美国产品的碳排放税的方式促进全球气候变暖问题解决，并确定于2020年前降低碳排放17%的目标。该法案对中国将产生重大影响。 [14]参见朱慈蕴：《公司的社会责任：游走于法律责任与道德准则之间》，《中外法学》2008年第1期。 [15]参见甘培忠：《公司控制权的正当行使》，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12页。 [16]法律允许公司章程对恶意并购采取的防范措施的选择主要有三种：一是限制在12个月内购买的某公司的大量股票出售，无论其动机是收购还是反收购；二是允许公司董事会将员工和顾客利益置于股东利益之上；三是规定如果一个兼并者的兼并行动失败，其从中获取的利益转轨目标公司所有。这种保护性规定在当时也引起了许多大公司的担忧，因为完全排斥并购的安排会大大减损商业公司股票的流动性和价值，也会影响公司的整体形象，大约有20个当地最大公司（包括西屋公司、亨氏公司、梅龙公司、阿利根尼•卢德伦公司、奎克化学品公司等）决定至少放弃其中一种保护。资料来源：LelisWayne，“ManyCompanies in PennsylvaniaRejectState’sTakeoverProtection”，NewYorkTimes，July20，1990，P.A1.参见（美）斯蒂格利茨著，王尔山等译：《经济学小品和案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9—31页。 [17]Choper，Coffee&Gilson，Cases andMaterials on Corporation，FifthEd. 2000，Aspen Law& Business，pp41—48.转引自刘连煜：《公司社会责任理论与股东提案权》，《企业社会责任专论》，第500页。 [18]美国经济学家伊普斯坦（Epstein）在其1986年所撰写的论文中说：“在这一激烈的争论（80年代接管斗争）中，对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环境中的公司目标问题出现了一种尖锐的分歧。鉴于许多学者都将它放在公司的整个经营业务中来考虑，公司经理人员也倾向于将它定义为社区服务的部分，以证明其公司是像博物馆或医院一样的‘机构’，它既服务于一种公众利益也服务于股东的个人利益。”布莱尔认为伊普斯坦的学术立场是“公司应为股东利益服务和股东应该拥有更多控制权。”参见玛格丽特.M.布莱尔：《所有权与控制——面向21世纪的公司治理探索》（Ownershipand Contro：l Rethinking Corporate Governance forThe Twenty-FirstCentury），张荣刚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03页。 [19]美国联邦法院布莱克门大法官在一个环境案的判决中援引托克维尔的名言作为结论时说道：“……在环境领域，我个人宁愿选择约翰•多恩先生更古老也更中肯的观察和警告：‘谁都不是一座孤岛，自成一体；每个人都是广袤大陆的一部分，都是无边大海的一部分，如果海浪冲刷掉一个土块，欧洲就少了一点；如果一个海角，如果你朋友或你自己的庄园被冲掉，也是如此。任何人的死亡都使我受到损失，因为我包孕在人类之中。所以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它为你而敲响。’”参见汪劲主编：《环境正义：丧钟为谁而鸣》，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7—78页。 [20]就在本文写作过程中，新闻界正面披露了陕西省数百儿童血液铅中毒的恶性事件，这就是血淋淋的教训

公司法学论文篇8

自莫迪格里阿尼(F.Modigliani)和米勒(H.Miller)1958年发表著名的MM定理以来，历经近半个世纪发展的现代公司金融理论已日趋成熟。在此期间，尤其是过去30年，金融学家们不断深入探讨公司金融的各个领域，创建的理论模型精彩纷呈，积累的文献汗牛充栋。

对公司金融领域的潜在进入者来说，卷帙浩繁的文献非常具有挑战性，因为不同学者构建的模型尽管本质上相似之处颇多，但形式上却又有较大差异。《公司金融理论》一书的出版，极大改善了这一局面。他在该书中采用激励理论或合约理论构建了统一的模型，以揭示现代公司金融理论的精髓。

顾名思义，公司金融研究的核心问题是融资。MM理论说明，在无摩擦的完全市场中，融资(财务)政策不影响公司价值。因此，MM理论之后，对公司金融的研究集中于探讨各种市场瑕疵如何导致融资(财务)政策影响公司价值。

在各种市场瑕疵中，信息不对称受到金融学家和经济学家们的广泛青睐，1996年和200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两度授予在信息不对称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经济学家，就是一个有力证明。

众所周知，信息不对称的主要后果是成本、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相关学术研究的中心则是激励和约束问题。过去30年，公司金融的主流是研究公司融资所产生的各种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s)之间的激励和约束关系。惟其如此，梯若尔才有可能采用合约理论的统一架构诠释现代公司金融理论。

金融学家们把构建公司金融理论模型通俗地称为“讲故事”。故事的源泉至少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现代公司金融的诸多故事都是对经济学理论成果的借鉴，这与金融学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的地位相吻合。从经济学借鉴过来的公司金融故事，总体来说是成功的，例如，梅耶斯(S.Meyers)和马基卢夫(N.Majluf)提出的基于逆向选择的优序融资理论。然而，也有些借鉴不那么成功，典型例子是公司金融中的信号模型，这些模型难以回答一个关键问题，即公司采用财务手段向外界发送信号是否最优选择。

第二，部分故事源于对公司金融的实践。举例来说，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公司金融理论大多认为公司的多元化经营有损于股东价值。然而放眼全球，实践中多元化经营是普遍现象，没有迹象表明该现象呈现出衰落之势。因此，从上世纪末开始，部分金融学家们开始讲述支持公司多元化经营的故事。

最后，部分故事源于金融学其他领域的发展，尤其是资产定价理论的发展。虽然资产定价理论起步只是略早于公司金融，但到20世纪80年代就已发展成熟。

公司法学论文篇9

法学论文的选题,虽然没有固定的模式,但有一定的规律可循。欲写出高水平的法学学术论文

(亦称“法学学术理论文章”),必须既具有较高的思想理论水平和坚实的法学专业基础知识

功底,又掌握并且能较熟练地运用写作技巧。现就与此有关的问题,阐述如下。

一、法学论文选题的作用

选题在论文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这是因为,论文题目选得准、选得恰当,写作就能顺利进行。所谓论文题目选得好是“论文写作成功的一半”之说,就是这个道理。选题的作用主要有:

1、能确定研究方向。法学研究发展很快,门类繁多;法学中待研究的题目也不少。

2、能促进构思活动。法学学术论文写作是一种精神劳动。法学学术论文的写作是为获得法学研究成果而进行劳动的体现,也是客观事物在作者头脑中经过反复思考后反映出来的产物。

3、能指明写作思路。学术论文的题目选定之后能促使自己构思怎样开头,怎样发展,怎样深入,怎样完篇。

二、法学论文选题应当遵循一定的原则

1、有研究价值。它是指法学论文题目有学术价值,即有助于法律专业和法学学科的发展。

2、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是指对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有指导或促进作用。

3、有创新性。它是指该题是前人没有研究过,根据这个题目写出来的法学学术论文,能填补本专业的空白。

4、有深入研究的必要性。它是指自己选定的法学学术论文的题目虽然有人已经写过,但内容不深刻或不全面,或有疏漏甚至是谬误之处。

5、有强烈的创作欲。由于写作法学学术论文需要付出艰辛的脑力劳动,要克服重重困难,而要做到这些,就需要自己有主动的强烈创作欲望。

6、符合自己擅长的法学专业。这是指选定的法学学术论文题目,是自己擅长的法学专业内的题目。法学学术论文,是法学专业性、学术性很强的文章。

7、吸收相关学科的知识,使法学专业知识与经济学、社会学、伦理学、逻辑学、生命科学、信息科学等知识相融合。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写出创新突出,紧跟时展潮流的学术论文。

知识产权法方向

1.论人工智能生成物的著作权保护

2.网络游戏直播的著作权问题研究——以耀宇诉斗鱼案为例

3.体育赛事直播节目的版权问题探析——以新浪网诉凤凰网中超体育赛事直播案为例

4.同人作品的著作权问题研究——以金庸诉江南《此间的少年》侵权案为例

5.论我国著作权法定许可制度的完善

6.著作权延伸性集体管理制度研究

7.图形用户界面(GUI)外观设计专利保护研究——兼评奇虎诉江民案

8.我国引入局部外观设计专利制度的思考

9.专利当然许可制度研究

10.中国好声音商标侵权案评析

11.王老吉加多宝知名商品特有包装装潢纠纷案评析

12.我国声音商标的法律保护探析——以腾讯声音商标案为视角

13.网络环境中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法律规制

14.实用艺术品的知识产权保护

15.知识产权与民法典的关系探讨

民法方向

1、论预约合同的法律效力

2、论预约合同违约的法律责任

3、论买房“跳单”行为的法律定位与责任

4、论网约车平台公司的法律责任

5、小区车位归属问题研究

6、论所有权行使的限制

7、论快递服务合同中消费者权益的保护

8、快递丢失与毁损的赔偿责任

9、论快递服务合同之保价条款

10、网约车违约的法律问题研究

11、论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

12、论“恶意差评”行为的法律定位与责任

13、小区道路公共化的民事问题研究

14、论不可量物侵害的认定与赔偿

15、论有限合伙人的管理权

国际法方向

1.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国际法发展的新路径

2.国际海底遗传资源法律地位探讨

3.论设立公海保护区的国际法基础

4.论“冰上丝绸之路”的国际航运法律挑战

5.美军“航行自由行动”之国际法合法性分析

6.论海平面上升对海洋法的影响

7.国家管辖范围外海洋遗传资源惠益分享制度探析

8.论网络主权原则

9.论网络犯罪国际合作的新趋势

10.朝鲜半岛停和机制转化的国际法探析

11.英美法对叙利亚动武与“人道主义干预”的未来

12.恐怖主义犯罪与“或引渡或起诉”义务

13.论国际法上的审慎义务(due diligence)

14.国内法院解释国际公约的路径分析——以中国实践为中心

15.南海仲裁裁决中“岩礁”裁决理据之国际法分析

16.预警原则(precautionary principle)的习惯国际法地位之法律实证分析

17. 2018年东帝汶与澳大利亚强制调解案的国际法解读

18.国际法院查戈斯群岛咨询意见案之咨询管辖权研究

19.论国际海底开发的环境法原则——《“区域”内矿产资源开发规章(草案)》相关条款评析

20.应对IUU:渔业补贴规则最新进展

经济法方向

1、论国有资产流失及治理的法律对策

2、对当前社会征信体系完善的法律思考

3、论农民工权益保护的法律路径

4、劳动争议仲裁与诉讼关系研究

5、劳动合同法试用期制度研究

6、非全日制用工制度研究

7、对劳务关系和劳动关系的法律界定标准研究

8、反垄断法的实施问题研究

9、互联网背景下的反垄断法相关市场界定问题研究

10、对利用互联网技术实施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规制研究

11、商业秘密法律保护研究

12、当前背景下的消费者知情权保护眼睛

13、产品责任的归责原则研究

14、产品召回制度研究

15、虚假广告法律治理研究

法理学方向

1、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探析

2、论提高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

3、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改革研究

4、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研究

5、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维稳工作探析

6、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防治腐败问题研究

7、人治与法治辨析

8、法治与德治的关系探析

9、提高司法公信力的对策分析

10、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关系探析

11、试析重大改革要于法有据

12、试析公民法律信仰的培养

13、试析大学生法治观念的养成

14、论法律与道德的冲突及解决

15､人工智能的法律问题探析

16、论网络言论自由的法律规制

17、对某一社会热点问题或某一案件的法理学分析(具体题目自拟)

商法方向

1、公司人格制度研究

2、论累积投票制度对小股东权益保护的作用

3、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研究

4、独立董事制度研究

5、试论公司资本比较研究

6、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研究

7、试论少数股东权的法律保护

8、试论公司法的价值

9、公司法人民事权利能力研究

10、公司资本制度比较研究

11、论公司法对股东出资方式问题的修改与完善

12、试论一人公司

13、完善我国公司法股东表决权制度研究

14、试论公司法的理念及变迁

15、公司法功能之比较研究

16、董事勤勉义务比较研究

17、试论公司法对公司债权人利益的保护

18、试论公司的社会责任

19、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比较研究

20、公司登记制度比较研究

21、公司法定代表人制度比较研究

22、股东资格问题研究

23、公司治理模式比较研究

24、试论公司债

25、试论公司的发起人

26、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比较研究

27、试论公司法中表决权排除制度

28、公司资本制度比较研究

29、我国公司法监事制度的修改与完善

30、公司担保行为效力因素分析——兼评《公司法》第十六条

刑法方向

1、“见死不救”行为定性的法律分析

2、刑法因果关系研究

3、针对网络犯罪之认定探讨——兼评刑罚相应立法的完善

4、网络中虚拟财产的法律性质及其刑法保护

5、论我国网络犯罪的界定：兼论我国网络犯罪的立法现状

6、论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的界限

7、论家庭暴力中的正当防卫

8、论死刑罪名与死刑限制

9、试论死刑适用应设年龄上限的合理性

10、关于社区矫正若干问题的思考

11、论转化犯

12、期待可能性研究

13、论数罪并罚的根据：兼论我国数罪并罚制度的缺陷及其完善

14、试论诱惑侦查在我国的法律规制

15、醉酒人的刑事责任

16、有关安乐死的立法问题的几点思考

17、浅谈刑讯逼供产生的原因及现实对策

法制史方向

1、从法制史的角度看死刑在我国的存于废

2、浅析我国奴隶制时期“礼”的思想

3、《唐律疏议》在中国封建社会法制史上的地位及影响

4、唐代两税法研究

5、试析唐代赋税制度的变迁

6、从唐代法典看儒家思想对古代立法的影响

7、洋务派“中体为用”法律思想评价

8、论汉律中的礼法融合

9、论董仲舒政治法律思想

10、从“春秋决狱”看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

11、对“亲亲得相首匿”合理性思考

12、容隐行为出罪化思考

13、论投匿名文书告人罪

14、唐代官吏职务犯罪研究

15、唐律共同犯罪论

16、唐律中涉外法律规范的意义

民事诉讼法方向

1、恶意串通型虚假诉讼的民事规制

2、主观预备合并之诉

3、论民事诉讼中的一事不再理

4、民事诉讼行为保全制度探究

5、举证妨碍问题探讨

6、民事诉讼自认制度探究

7、论法官释明权

8、既判力的作用及其正当化根据

9、论法官强制调解的原因及对策

10、论当事人处分权的程序保障

11、连带债务诉讼研究

12、民事诉讼中预决事实研究

13、论强制反诉

14、执行参与分配制度之探析

15、论被执行人的变更和追加

刑法方向

1、试论风险社会背景下刑法的谦抑性

2、试论刑法解释的限度

3、试论正当防卫的限度

4、试论偶然防卫

5、和谐社会视野下非刑罚处理方法的适用

6、刑法的刑事政策化及其限度

7、试论我国刑法中的身份犯

8、试论故意伤害罪的结果加重犯

9、共同犯罪停止形态探析

10、片面共犯若干问题思考

11、试论间接正犯

12、单位犯罪自首制度初探

13、试论不作为犯罪的先行行为

14、网络犯罪刑事管辖权的思考

15、试论我国刑法中的罚金刑

16、资格刑的反思与重构

17、限制死刑的价值考量

18、试论刑法中的严格责任

19、社区矫正立法的若干建议

20、“扒窃”认定中的若干疑难问题探析

21、试论危险驾驶罪

22、试论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

23、试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24、恶势力团伙犯罪的司法认定

25、试论转化型抢劫罪

26、诉讼诈骗行为的性质辨析

27、试论寻衅滋事罪

28、恶意透支行为的司法认定

29、试论受贿罪的主体

30、考试作弊犯罪若干问题的思考

刑事诉讼法方向

1、羁押必要性审查机制研究

2、亲属间的拒证特权研究

3、刑事缺席判决制度构想

4、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研究

5、侦查程序中的人权保障研究

6、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刑事诉讼的影响

7、沉默权制度研究

8、死刑复核程序法律监督研究

9、审判中心主义视角下的人民陪审员制度功能研究

10、论证据裁判原则

11、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及其在我国的适用

12、论认罪认罚自愿性的保障

13、论以审判为中心的庭审制度改革

14、试论我国辩护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其完善

15、浅析当前我国法律援助面临的困境与对策

16、刑事速裁问题探究

国际经济法方向

1、世界贸易组织中的最惠国待遇研究

2、美国贸易法“301条款”探析

3、论我国应对WTO争端解决机制的策略

4、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意义及中国的实践

5、论国际经济法中的国家经济主权原则

6、论我国的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

7、倒签提单的法律性质及后果分析

8、信用证欺诈及相关问题研究

9、一带一路”区域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构建

10、WTO争端解决机制与ICSID机制的比较分析

11、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法律问题研究

12、外国对华出口商品反倾销比较研究

宪法、行政法方向

1、完善我国合宪性审查制度的思考

2、地方人大保证宪法实施职能研究

3、合宪性审查制度研究

4、人大监督权与宪法实施研究

5、我国宪法实施路径与方法研究

6、论宪法解释的功能

7、论大数据时代公民隐私权保护

8、我国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问题研究

9、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检察机关的定位与职能调整研究

10、设区市地方立法权问题研究

11、论我国行政诉讼确认判决的定位

12、论公务员的廉洁义务

13、论教师基本权利的法律保护

14、行政诉讼跨区管辖改革研究

15、社区矫正的现、问题与对策--以六安市某县(区)为例

16、公共服务外包法律规制

刑法及刑事诉讼法方向出

1、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研究

2、刑事冤假错案的成因与防范机制研究

3、论未成年人逮捕制度

4、未成年人犯罪封存制度的反思与完善

5、未成年人心理疏导与矫治制度研究

6、“留守型”未成年人犯罪社会预防机制研究

7、大数据背景下隐私权的刑法保护

8、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问题研究

9、侦查阶段律所会见权问题研究

10、我国刑事辩护的困境与出路

11、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有效辩护

民法方向(总则部分)

1、施救者注意义务制度研究 —以民法总则的修订为线索

2、论民事主体制度的完善 —以民法总则的修订为线索

3、论非法人组织制度的完善

4、论法人的分类 —以民法总则的修订为线索

5、论民法的渊源 —从国家政策到习惯

6、民法基本原则司法化探讨

7、论民事时效制度的完善

8、死亡宣告申请人顺位制度研究 —以民法总则的修订为线索

9、监护制度研究 —以民法总则的修订为线索

10、民事行为效力制度研究 —以民法总则的修订为线索

11、合伙制度研究 —以民法总则的修订为线索

12、特别法人制度研究—以民法总则为语境

13、论个人信息保护—以个人权利最大化和社会管理效率平衡为语境

14、论行为的效力

公司法学论文篇10

关键词：上市公司；环保核查；绿色证券；研究文献

作者简介：夏少敏，男，浙江农林大学法政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环境法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武汉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环境法学与民商法学。

中图分类号：F832.5；X321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3.04.43 文章编号：1672-3309（2013）04-101-05

一、引言

2001年9月，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下发《关于做好上市公司环保核查情况核查工作的通知》（环发〔2001〕156号），上市公司环保核查工作正式拉开帷幕。2003年又下发了《关于对申请上市的企业和申请再融资的上市企业进行环境保护核查的通知》（环发〔2003〕101号）正式将环保设置为公司上市和再融资的准入门槛。到2012年国家环境保护部下发《关于深入开展重点行业环保核查进一步强化工业污染防治工作的通知》（环发〔2012〕32号）为止，上司公司环保核查工作已在我国进行了11年的时间。

上市公司环保核查的根本目的在于督促相关公司和企业严格遵守和执行国家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政策和标准，改善企业环境行为，完善企业环境管理制度，从而避免由于企业环境违法行为而导致的环境风险。同时从宏观上引导募集资金的合理流向，从源头上控制由于资金的不合理配置导致企业不良环境事件发生的可能性，是我国运用环境经济政策调整和监管企业环境行为的具体制度的应用。

上市公司环保核查制度在我国研究较晚，属于一项相对“年轻”的制度，国内学者对此制度的研究时间较短，研究成果也屈指可数，专著更是凤毛麟角。据浙江农林大学图书馆和浙江图书馆所能提供的有关藏书资料，专著仅有孙福丽等编著的《上市公司或再融资环保核查实用手册》（2010）（仅有100页）。其他有较大篇幅涉及的专著仅有蒋洪强等编著的《绿色证券》（2011），其他专著对上市公司环保核查的研究仅是一笔代过，并未展开论述。

研究论文，通过对CNKI中国期刊网全文数据库以及万方数字化期刊等的搜索来看，论文数量也不多，发表在较高水平期刊的论文更加有限。同时根据文献的数量和比例来分析目前搜集的资料文献（主要是论文文献），目前对上市公司环保核查制度的研究可以归为以下两大类别：⑴独立研究上市公司环保核查制度；⑵在“绿色证券”制度下研究上市公司环保核查制度。根据研究的重点和角度不同，以上两个较大的类别又分别可以分为不同的较小的类别。鉴于文献数量不多，拟在此运用比较分析的方式，以便囊括所搜集的文献，并清楚的分析文献，发现问题和规律。

二、独立研究上市公司环保核查制度

根据文献研究侧重点和角度的不同，又可以分为以下4个类别：发展完善型；经验成果型；比较关系型；角度分析型。

第一，发展完善型。作者王洪燕是来自环境保护部环境工程评估中心的实践工作者，而朱教宁和刘毅则分别是环境科学专业和环境法学专业的研究生。这一现象表明了目前实务界和学界包括在校研究生对上市公司环保核查制度主题的高度关注，从侧面也反映了这一课题的重要性和前沿性，上市公司环保核查制度确实存在问题亟待来自不同领域的学者继续进行探索研究和发展完善。

首先，王洪燕指出上市公司环保核查的制度建设情况后提出了目前存在规章制度不够健全（缺乏统一的管理规定技术规范、责任义务不够明确、管理名录不够具体、公众参与机制不够完善），各地发展水平不均衡（规定不统一、规定完善程度不同），后续监管无力（环保承诺整改未兑现），配套制度不健全（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和环境绩效评估发展缓慢）的问题。同时针对此问题给出了针对性的建议，即进一步健全规章制度（尽快出台环保核查规定及技术规范；明确责任，加强监管；完善管理名录；健全公众参与制度；加强后续监管），加强培训，加强部门联动，建立健全上市公司监督管理体系（王洪燕，2010）。王洪燕结合实践工经验，较为明确地指出了上市公司环保核查制度目前存在的部分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但也存在这样一些问题：①对管理规定的层级要求没有说明，是上升到法律层级，还是仅需停留在部门规章级别就可以了；②要求明确责任主体，但没有说明究竟有哪些主体，只是号召性的提出要明确责任，责任形式究竟有哪些也未提及；③指出公众参与机制不健全，公众参与的重点在于获得信息，并能够提出可以影响核查决策的建议，没有对环保核查信息的公示和核查结果的公布作出说明；④指出要加强企业的后续监督，后督点监管公司承诺整改的情况，但没有指出如果公司仍然无视承诺整改时应当怎么办，相关的责任追究问题没有说明；⑤指出要加强部门联动，但对如何加强没有说明。总之是提出了问题，也指出了解决问题的方向，但没有说明具体的途径，有“应当”却没有“如何”。

其次，有两篇硕士论文对上市公司环保核查制度作了比较详细和深入的分析。通过对两篇文章结构的对比有助于清晰地认识两者研究的差异和联系。

相似之处为，都研究了上市公司环保核查的概念，历史发展背景；都论证了环保核查制度的必要性（发展意义）；都指出了环保核查存在的问题以及提出了解决的对策和建议。但也有差异，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均有自己独特的研究侧重点，如刘分析了环保核查制度的基本原则、立法现状和环保核查制度现有机制等，而朱则论述了环保核查制度与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关系以及环保核查制度与绿色证券制度的渊源等。二是以上所列相同点之下的具体论述有所不同。如刘从环境法和商法的视角对环保核查的必要性进行论证，而朱则单纯提出环保核查的意义；在所提出的环保核查制度存在的问题上，刘倾向于寻找法律意义上的问题，如立法体系、立法理念和法律责任的缺陷等，更具有系统性，而朱的法律问题仅是某一个小的方面，系统性不明显；相应的建议刘提出的是立法建议，而朱则从多方面，建立法律制度只是其中之一。

虽然以上两者对上市公司环保核查制度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详细的论述，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刘：①所提出的基本原则如法定原则和公开、公平、公正原则是法律制度的普遍原则，虽然也可作为上市公司环保核查制度的基本原则，但显得有些过于宽泛，环保核查制度应当有自己的独特的原则和理念，如环境安全、环境风险防范等；②对上市公司环保核查制度的必要性论证，虽然是从环境法和商法两大视角进行论述，但都是从微观角度，即规制企业环境行为、企业环境责任的角度进行的，缺乏更高层次的宏观视野，说服力显得不是很充足，所以还应当从国家环境经济政策的高度进行论述；③在具体建议方面，提出健全立法体系，但“法”究竟由谁提到来“立”，是环保部或是证监会？是分别制定，还是联合制定？都未说明。理顺管理体制方面，只提到了环保部和省级环保部门两级的职能分配，未提到基层环保部门的相关职责，基层环保部门在环保核查中该何去何从？还有所提出的主体法律责任稍显凌乱，不系统；配套制度重心不明确，究竟该怎么样，最终还是“一头雾水”。朱的研究除了也存在上述刘的一些问题外，也有自身的特殊的问题，如对环保核查制度与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联系与区别的论述，对这部分的论述对整个文章究竟有什么作用，是为了借鉴环境影响评价的相关经验，还是其他？文章未有论述。另外，对所提出问题的分析也比较薄弱。总体来说，还存在比较多的问题。

第二，经验成果型。两篇文章论述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背景，论述了上市公司环保核查的成果；二是从上市公司环保核查的经验成效来探寻解决我国企业环境管理困局的路径。

首先，两者都论述了上市公司环保核查制度的目的、作用和意义。目的在于督促上市公司严格执行国家环保法律、法规和政策，避免由于环保不达标而导致环境风险。同时，可避免由于上市公司环境保护工作滞后或募集资金投向不合理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和破坏而带来的市场风险。上市公司环保核查制度成为全面审视企业环境行为的有效载体，成为工业污染防治工作的重要抓手和环境保护优化经济增长的有效途径（孙汉坤等，2011）。规范和持续改进申请上市的公司和申请再融资的上市公司的环境行为、避免因环境污染问题对投资者带来投资风险（赵芳等，2011）。

其次，赵芳等指出了上市公司环保核查制度在完善企业环境管理方面的重要作用：帮助企业构建完整的企业环境管理体系；帮助企业改进和规范日常环境管理；为企业和环保主管部门提供技术支持和联系纽带。并且从仅关涉我国最优秀的生产经营企业（上市公司）的环保核查制度中汲取宝贵的环境管理经验，是推广上市公司环保核查制度经验的有益思考和尝试。孙汉坤等也指出了环保核查工作的成绩，同时也从一些细节方面提出上市公司环保核查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如核查过程中的问题：上市公司环保核查报告核算污染物排放量的方法多样，甚至一个上市公司所属的同类企业都不采用同类的污染物核算方法（孙汉坤等，2011），上市公司环保核查制度存在的这些细节问题，值得借鉴和思考，但其给出的意见和建议也存在号召性的缺陷，无法给实践工作以具体的指导。

第三，比较关系型。这一部分的研究表现为上市公司环保核查制度与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比较，包括两者的联系和区别。

通过比较可以发现，两者比较研究的角度基本相近，包括两者的涵义、工作内容和工作时段等方面，另外一者介绍了工作程序的差别，另一者则介绍了工作方法的不同。两者的主要差别表现在对上市公司环保核查与环境影响评价的联系的分析上。王卯香认为，环境影响评价与环保核查在工作程序上都是在研究国家及地方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和标准文件的基础上，制定工作方案，提出污染防止对策（或整改要求）；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环保主管部门对环评的批复文件是环保核查工作的重要依据；执行之前都需要进行公示和经过上级主管部门的审核批准（王卯香，2010）。戴春皓等认为，环境影响评价成熟的编制与评审体系是上市公司环保核查制度学习和发展的方向；环评是环保核查的依据和必要条件；环保核查报告的编制人员主要以环评报告的编制人员为主；两者对项目目前存在的问题（环保核查是对建成项目的环保问题，环评是针对拟建项目的环保问题）提出的整改要求或建议都是针对污染物进行削减，目的均是使企业能够达标排污（戴春皓，2009）。

通过对两者关系的比较研究，了解和掌握其区别和联系，确实能够为相关工作者提供参考。但两者的研究也各自存在一些缺陷，如缺乏两者产生背景和发展现状的比较，缺少各自价值作用的比较等。缺乏背景和发展现状，不容易形成对两项制度的历史把握和事情掌握，容易产生突兀的感觉；缺乏价值作用的比较研究，则更能产生制度无用的思维，两篇文章的结构给人以只有主体部分，缺乏开头和结果的印象。

第四，角度分析型。曲艳明通过对基层环保部门与环保核查联系的分析提出基层环保部门应当在上市公司环保核查中发挥积极作用。同时认为，环保核查能够提升基层环保部门的环保能力。因环保核查具有企业上市“一票否决”的“威力”，事关此类拟上市公司或重点行业和企业的命运，在客观上给基层环保部门提供了加强自身建设和提升部门地位的机遇和途径。同时提出了基层环保部门可以在环保核查工作中发挥自身作用和价值的途径：积极参与企业自查阶段的搜集资料工作；在核查初审中严格督促企业提高污染防治水平；利用基层优势，及时向上级部门如实反映企业环境守法情况；在省级环保部门指导下，及早部署和介入和开展环保核查工作（曲艳明，2012）。虽然文章提出了基层环保部门应当积极发挥其职能，但却没有提到在环保部和省级环保部门两级核查机制下，基层环保部门的具体职能，更没有提到行使职能的具体规范依据，基层环保部门想要发挥作用，却仍然处于“无法可依”，无程序规定可遵循的境地。

沈洪涛等以目前国外环境监管制度对信息披露及资本成本的影响为背景，并结合国外研究经验，通过检验样本公司（我国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年报中披露的环境信息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得出了以下结论：⑴我国企业披露的环境信息能显著降低企业的权益资本成本；⑵再融资环保核查政策能显著影响环境信息披露降低权益资本成本的作用；⑶再融资环保核查政策的执行力度同样会影响环境信息披露与权益资本成本的关系（沈洪涛，2010）。文章通过样本分析方法进行研究，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技术性。但文章的结论也仅限于通过数据的分析得出所反映的规律，并未提出改善和解决的方向和途径，同时文章本身也指出了研究的局限性，如无法揭示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与权益资本成本之间的动态演变过程等。

三、在绿色证券制度下研究上市公司环保核查制度

根据对文献研究角度和内容的分析，这一步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类别：简要介绍型；“结构分割型”；“必要性/现状―问题―对策”型。

根据对所搜集文献的深入分析，其研究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在绿色证券制度下研究上市公司环保核查制度，首先要界定绿色证券与上市公司环保核查的涵义及相互关系。根据不同学者的观点和不同时期我国颁布的政策规定来看，两者的关系经历了两个阶段：同一阶段与分离阶段。所谓同一阶段是指绿色证券在开始实行（具体是在2008年2月国家环保部联合证监会等部门了《关于加强上市公司环保监管工作的指导意见》，正式推出绿色证券制度）时两者是同一的，即所谓“绿色证券”，是一种形象的说法，即证券的绿色化，现阶段是指公司发行证券之前必须经过环保核查（别智，2008），绿色证券单指环保核查。随着绿色证券制度的发展，其内涵也在不断扩大，即在现有环保核查制度的基础上，出现了环境信息披露和环境绩效评估，如“绿色证券”政策提出了我国上市公司环保监督管理的三项基本制度框架，一是上市公司环保核查，二是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制度，三是上市公司环境绩效评估制度（蒋洪强，2008）。绿色证券政策包括上市公司环保核查、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和上市公司环境绩效评估三项制度，被称为拉动中国绿色证券发展的“三驾马车”（吴永辉，2010）。张文鑫等对两者的内涵和关系作了较为清楚的分辨：所谓“绿色证券”，学术界目前尚未对其形成一个统一的界定，其最初的形成实质上仅仅是我国环保与证券相结合的一项政策，主要是指公司发行证券之前必须经过环保核查。其内容是指根据国家环保和证券主管部门的规定，重污染行业的生产经营公司，在上市融资和上市后的再融资等证券发行过程中，应当经由环保部门对该公司的环境表现进行专门核查，环保核查不过关的公司不能上市或再融资。随着环保“一票否决”政策的推广和强化，与之相关的环境信息披露、环境绩效评估也逐渐成为公司公开发行证券以及上市公司持续信息披露的要求，被纳入绿色证券的内涵，发展成为其重要组成部分（张文鑫等，2012）。据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上市公司环保核查是狭义的绿色证券，绿色证券是广义的上市公司环保核查。同时以上学者对绿色证券及上市公司环保核查的定义仅是在实践基础上形成的对其内容的罗列和综合，没有学理意义上的和抽象意义上的高度概括，缺乏理论深度，更不足以成为统一和权威的法律概念。

第二，缺乏对国外绿色证券制度发展的系统论述，无法形成对国外相关制度现状及发展前景的全面深刻的认识。金融发展尤其是资本市场建设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得到了各国的关注，美国、日本、澳大利亚以及欧盟各国政府和国家组织围绕着绿色证券机制的建立进行了多种尝试和探索，积累了一些经验（张文鑫等，2011），作者所提到的尝试、探索和经验根本没有展开论述，读者会怀疑作者是否详细了解和研究过国外的经验，给读者“这样的表达谁都可以写的感觉”。尽管没有对国外详尽的论述，也有一些相关简单的介绍，主要是从上市公司环境绩效报告的角度。如随着近年来环境问题的凸显，发达国家上市公司越来越重视其社会责任，并有意识地提高自身环境保护意识，树立企业自身形象，部分发达国家开始通过立法或者标准，规范上市公司年报环境信息的披露，要求上市公司进行环境绩效报告。例如，美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1993年开始要求上市公司从环境会计的角度，对自身的环境表现进行实质性报告（张文鑫等，2012）。

第三，关于对“绿色证券”（主要是上市公司环保核查部分）存在问题的分析，不同学者的观点总体来看比较分散，没有进行系统和深入的论述。同时，针对所提出的问题，学者们也分别给出了相应的分散的建议和对策。综合学者们的观点，上市公司环保核查制度目前存在的问题集中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环保核查的地方保护主义问题；第二环保核查信息的公开问题；第三，环保核查结果的公信力问题；第四，环保核查的结果救济问题；第五，环保核查规定的可操作性问题；第六，环保核查的强制力问题。以上学者对上市公司环保核查制度缺陷的分析，存在以下问题：一是不系统和不全面。环保核查部分作为绿色证券下的一部分的“匆匆一瞥”，必然会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挂一漏万”之嫌。二是不深入。短小的篇幅无法对环保核查制度作出深入的分析并得出深刻的见解。以上问题决定了建议和对策也必然具有与上述同样的缺点：分散、不系统全面和浅显不够深入。

四、结论

不论是独立研究上市公司环保核查制度，还是在绿色证券制度下研究上市公司环保核查制度，不同学者的论证核心始终是围绕“提出问题――解决问题”这一主线进行的。即指出上市公司环保核查制度目前存在的问题，并针对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的思维模式和路径。学者们提出的问题涉及很多方面，主要有规章制度不够健全（缺乏统一的管理规定技术规范；责任义务不够明确；管理名录不够具体；公众参与机制不够完善）；各地发展水平不均衡（规定不统一；规定完善程度不同）；后续监管无力（环保承诺整改未兑现）；配套制度不健全（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和环境绩效评估发展缓慢）；环保核查的地方保护主义问题；环保核查结果的公信力问题；环保核查的强制力问题等。同时提出的对策有进一步健全规章制度（尽快出台环保核查规定及技术规范；明确责任，加强监管；完善管理名录；健全公众参与制度；加强后续监管）；进一步加强培训；加强部门联动；建立健全上市公司监督管理体系；建立对环境友好型企业的融资奖励机制和环境违规企业的处罚机制等。

总体而言，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领域对上市公司环保核查制度进行了比较有益的基础性的研究，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指引性的作用，但也存在不少问题：

第一，缺乏宏观视野的理论基础。一项制度的构建，尤其是从法律角度进行构筑，应当具备深厚的法学理论储备和坚实的相关理论基础。建立在此之上的制度才能有稳定的根基，否则就会导致这样的结果：理论浅薄、论证苍白。以上学者们的论述普遍缺乏深刻的理论基础，所以始终有一种浮于表面的感觉。所以，应当增添这一方面的论证，如我国宏观层面的环境经济政策理论等，使论述更具有说服力和可信度。

第二，缺乏国外相关理论的系统参照和分析。以上学者们即使有这一方面的论述，但也仅仅是“蜻蜓点水”，并没有深入展开，进行系统论述。如有这样的表达“继美国开始实施绿色证券之后，英国、日本、挪威、欧盟等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进行了多种证券绿色化的尝试和探索”仅仅一句话就全部概括了国外的相关理论研究和实践情况，至于英国、日本、挪威和欧盟的绿色证券制度究竟是什么样的状况则“依赖读者去思考”。应当增加国外相关理论的系统论述。

第三，如对上市公司环保核查的概念界定，学者们也是莫衷一致。其定义仅仅是内容的罗列和堆砌，没有内核心概念缺乏统一、权威的法理界定在的逻辑构造，无法使人信服。应当从抽象和学理的高度进行定义，形成逻辑完整、术语专业、界限清晰的法律概念。

第四，对上市公司环保核查制度存在问题的分析没有统一的标准。不少学者的论述是想到哪个问题，就写哪个问题，没有想到的就不写。于是就形成了这样的局面：观点分散，彼此之间缺乏逻辑性，整体没有系统性。分析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比较好的途径就是遵循一定的逻辑标准，形成主体论述的主线，沿着主线进行则不容易犯“挂一漏万”、“顾此失彼”的错误。如可以上市公司环保核查的相关主体为线索，逐一对每个主体可能涉及的问题进行分析，这样既具有逻辑性，也不容易遗漏要点。

第五，对完善上市公司环保核查制度缺乏实质性的对策建议。如有学者提出应当建立环保部与证监会之间的信息通报和联动机制。但对究竟什么是信息通报和联动机制都没有搞清，只是在喊口号 “应当如何”，却不知也没有论述“到底如何”。对于这一问题，需要具体深入到每一个问题上，实实在在的去探索可行的路径，而非一味的作号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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