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距离为话题的作文十篇

时间:2023-04-12 13:12:24

以距离为话题的作文

以距离为话题的作文篇1

一、近指和远指

语言使用者对指示代词的选择主要以说话者/作者为照应出发点,以其所照应的对象与说话者/作者之间的距离来确定,距离近的用近指词,距离远的用远指词。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近指和远指,而这种距离可以是时间距离,也可以是空间距离。

(一)时间距离。

下个月我将要去爱达荷州,但是这个月我必须呆在家里。Next month I am going to Idaho. This month I have to stay home.

(二)空间距离。

放在一起的两样东西,先说这this, 后说那that。如:这是一枝钢笔,那是一枝铅笔。This is a pen. That is a pencil.然后两样东西分开时:表示空间距离近的,即距离说话人近的人或物用这,this。如:看,这种花现在真的很漂亮。Look, this kind of flower is really very beautiful now.表示空间距离远的,即距离说话人远的人或物用那,that。 如:我就坐在窗口的那个座位旁边。I’ll take the seat next to the one by the window.除了空间、时间的远近之外,语言里还有心理的远近。心理的好恶,情感的亲疏,都会转化为一种引伸意义上的距离。好者近,恶者远;亲者近,疏者远。这就是心理的远近。

(三)心理距离。

表示关心,喜爱等情感时,通常用“这……”和 “this…”,例如:大家有理由不喜欢这么好的一个人吗?Is there any reason that people don’t like such a kind person?表示冷淡,讨厌等情感时,通常用“那”“那……”去指称所关涉的,例如:她冷冷地说:“那是你自己的事!”She said coldly, “That is none of my business.”

二、话题成分/非话题成分

指代话题是“这”系列的一大重要用途,而“那”系列一般部用于指代话题。请看例句,一般是“这”指代了东西后在句子中充当了各种成分。

1.主语:这(那)就是我想强调的。This (that) is what I want to emphasize. 2.宾语:我们应当经常记住这一(几)点。We should always keep this (these) in mind.3.表语:我的意见是这样的。My idea is this.4.定语:由于这些原因我们决定取消这次旅行。For these (those) reasons we’ve decided to cancel the trip.

三、已然/未然

“那”似乎特别适合于指引将要出现的情况、将要发生的事情,即“那”系列可以表示未然的意思。例如:如果变成垃圾场、污水池,那将是永远无法清理、洁净的。If it would turn to be a refuse dump or a sewage pond, that will be difficult to clean forever.

四、肯定/否定

“这”、“那”两个系列的词本身都不含有肯定或否定判断的意思。这里用这一组概念,指的是语句环境的一种评判倾向。例如下面的几个句子:(1)这样很好。It/This is very good.(2)这样(那样)……不太好说。It/This/That is hard to say.(3)那样不好。That is no good.(1),(2),(3)三个句子分别代表了肯定、介于肯定否定之间、否定三种评判倾向。这三种倾向的句子,跟“这”、“那”系列之间有着这样的对应关系:(1)类句即肯定句更适宜用“这”系列,(3)类句即否定句更适宜用“那”系列,(2)类句即肯定、否定意思不明朗的句子,则“这”系列、“那”系列均可。

五、共识式叙述/回忆式叙述

以距离为话题的作文篇2

关键词:顺应论;得体性;人际交往;语用距离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discourse appropriateness, pragmatic distance

liu helin

(changsha university,changsha 410003, china)

language has the functions of conveying meanings as well as regulating social relationships. the use of language will make a great influence (positively or negatively) on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according to the theory of adaptation, the use of language is a dynamic adaptive process; i.e., language adapts context and vice verse; or they adapt each other. this paper, based on this theory, mainly discusses the importance of pragmatic appropriatenes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appropriateness in utterance and pragmatic distance. accordingly, pragmatic strategies are offered.

key words:theory of adaptation; appropriateness;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s; pragmatic distance

1 前言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人际交往中语言正确而语用不得体现象屡见不鲜。这无疑影响到交际的有效进行(thomas 1983,leech 1983,yule 1996,王希杰 1996,钱冠连1997/2005,王得杏 1998,何兆熊 2000,林大津谢朝群 2005)。造成这类现象的原因是有多方面,误读语用距离就是其中之一。所谓语用距离,就是指“交际双方在特定交际环境中所感知和确认的彼此之间的关系密切程度,可用语用亲密度描述”(王建华 2001:25-31)。它对人际交往具有规约作用:要求对不同文化、身份、地位等特征的交际对象实施不同的言语行为或采取不同的语用策略,以便达到预期的交际目的。相对于其他语用理论,无论在国际还是国内,顺应论引起的“关注都相对不足”(何自然 2007:65-80)。于是,本文力图以顺应论为基础,以语用距离为切入点,探讨交际、话语和语用距离间相互顺应的重要性,提出相应语用策略,促进人类社会和谐交往。

2 顺应论的理论框架

j. verschueren创立的顺应论认为,人类之所以能够在语言使用过程中作出种种恰当的选择,是因为语言具备变异性、商讨性和顺应性。语言变异性指“语言具有一系列可供选择的可能性”,商讨性指“语言选择不是机械地做出的,而是基于高度灵活的原则和策略进行的”,而顺应性则指“能够让其使用者从可供选择的项目中作灵活变通,从而满足交际需要”(verschueren 2000:59-63)。这三个特点是人类自然语言的基本属性,它们使人类得以动态地使用语言。其中,变异性和协商性是语言运用的条件和基础,顺应性是根本特征和目的。

verschueren从功能综观论出发,认为语言交际是一个顺应过程。顺应论为语言现象的语用描述和语用解释提供了4个研究角度:语境关系顺应、语言结构顺应、动态顺应和顺应过程中的意识突显度。人们使用语言的过程是一个基于语言内部和外部原因,在不同意识程度下不断选择语言的过程。语言顺应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或多维的,即语言顺应语境、语境顺应语言,甚至两者同时顺应,还可以是交际主体的彼此顺应。无论何种顺应,其过程都是动态的。语言使用过程中的核心问题是“意义的动态生成”(verschueren 2000:147-172)。所以,时间、空间、语境、结构客体、言语活动以及交际策略等都是动态的。

总之,顺应论是把语言、社会、文化和认知等因素结合在一起来考虑的语用学理论。顺应论属于动态语用学(dynamic pragmatics)范畴。动态语用学关注内在动机,即人们在相互交往的动态过程中为什么选择某些语言形式而不选择另一些语言形式,以此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或者说,人们以言行事,有其内在原因。(thomas 1991) 语言由静止描写到动态研究始于上世纪90年代,这既是语言发展又是人类认识的一次飞跃。

3 话语得体与顺应

verschueren最新理论认为,语用学可以对公共领域的生态建设作出贡献(verschueren 2008)。此公共领域指社会中所有(或大多数)成员(潜在)共享的空间。这一空间主要由话语组成,而话语并非发生在事先确定的语境或外部现实,话语能够创造自己的语境。公共领域(本文所讨论的人际交往领域就是其中之一)非常复杂,就是一个话语世界。然而,在日常交往尤其是跨文化交际中,话语不得体现象仍十分突出,这严重影响交际效果。因此,研究话语得体性(appropriateness)显得越来越重要,以至于国内语用学界有人认为应将得体性视为语用的最高原则。

语言在社会交往中起着重要的媒介作用。研究话语得体性也就成为言语交际学、语用学和修辞学研究的核心课题。为此,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得体性”进行了一系的研究。如海姆斯(hymes)提出的交际能力由4个方面组成,得体性就是其中之一(王得杏 1998:105);campel & wales 提出,最重要的语言能力就是能够说出并能理解那些完全合乎语法,但尤其重要的是,在它所出现的语境中得体的话语(campel & wales 1970:247)。王希杰系统、深入地研究了得体性原则,宣称“修辞的最高原则只有一条——那就是得体性原则” (王希杰 1996:343)。钱冠连也强调,“语言得体是一个全局性的策略”,得体的交际就是“在适当的时间、适当的场合、对适当的人说了适当的话”(钱冠连 2002:164)。就语言交际来说,“得体”即指说话内容表达准确、清楚,语言表达流畅、优美,表达效果恰到好处地适应对象和场合(李瑞华 1996:550-554)。  作为言语交际的一条总原则,得体原则本质上是社会对具体话语或语篇的认可度。社会是一个宽泛语境,要做到交际得体,必须考虑言语内容、言语形式、交际效果和社会语境等众多因素。显然,社会认可度所认可的不仅是话语的信息义, 还有语体意义和风格意义等内容,因此对特定话语得体与否的评定仅凭信息义是不够的,还要考虑交际的语言风格等因素,否则就会出现交际失误或语用的不得体性问题。下面是一个交际失误的例子:一名黑人研究生被派出,采访家住内城的黑人家庭主妇。事前,有关负责人已经用电话与被采访人联系好了。男主人开门接待,微笑着面对来访者说话:

①husband: so y’re gonna check out ma ol lady, hah?

interviewer: ah, no, i only came to get some information. they called from the office.(甘柏兹 2001:173)

顺应论认为,使用语言的过程就是选择语言的过程。选择以高度灵活的语用原则和语用策略为基础。人们之所以能够选择语言,是因为它具有变异性特征。变异性加到一定阶段,人们认识的有限性就产生选择时的不确定性或者语用失误。此例交际不成功的原因在于忽略男主人言语风格的意义。那句开场白是黑人英语中常用的套话,用它来检验陌生人,看他们能否做出类似的程序化的回答。但研究生使用的是训练时学来的正规采访语言,因此导致交际的失败。要顺应他们之间交际距离的需要,他应该用典型的黑人英语回答:yea, i’m agit some info. 以此证明他熟悉本地的人情世故,这样才能达到交际目的。goffman称这种顺应语境的话语为“回答反应”(replies and responses),即当发话人说出类似的固定性话语时,回答者将采取何种形式回答以及怎样回答才算圆满,发话人已有预设(goffman 1981)。上例交际失误也正是因为忽视了男主人的会话预设。这种程序化表达法是一种间接性的交际策略,用来建立有利于交谈和理解的条件,以方便进一步的交际和发展人际关系。

4 交往、话语与语用距离间的顺应

语言是存在的家园,人则居住在其深处。(海德格尔语)“后-分析的语言哲学”关注如何将语言问题和现实的外部世界、人的行为、社会交际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起来。(钱冠连 2009:8,王寅 2008:6)在人类生活的世界里,社会关系、文化传统、道德标准、行为规范、物质环境与自然力量组成一个恢恢的人文网络。网络里的各种体系、各种制度和各种关系(如人际关系)时刻都在限制我们的话语。人生活在言语编织的社会人文网络中。如何得体地处理人际关系、话语与语用距离3者间的关系。笔者认为,人际关系要顺应语用距离,语用距离也要顺应人际关系,或者它们相互顺应;语言在使用过程中须顺应语境,进行动态选择。

4.1 人际关系顺应语用距离

人际关系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指人们通过交际活动产生的结果或心理接触,即心理距离。体现人际关系的是“人际间心理距离的疏密程度”(贾玉新1997: 156),通常包括家庭人际关系、社会人际关系和商务人际关系。也有学者将其分为工作关系、朋友关系、家庭关系和情爱关系(wilmot 1987: 5)。研究表明,在特定交际行为中,人际关系一般是确定不变的,而语用距离在交际过程中不断变化。人际关系通常由社会确定,而语用距离是交际双方在交际过程中确立的。对此,scollon进行过如下研究(scollon2000)。

② 即使在小企业内部,人事部门的主管与他/她的下属之间都存在着一定的人际关系。(如上文提到的工作/同事关系,作者注)由于他们每天在一起工作,很有可能发展成一种亲密语用距离;而同一企业那些比方说质量检测部门的员工与人事部门的员工和主管间就存在着相对较大的语用距离——因为他们相互间的沟通要少得多。 (scollon2000: 43)

显然,上例反映出的是,在人际关系(工作或同事关系)一致的前提下,语用距离或语用亲密度不完全一样。因此,他们之间的人际交往就必须顺应个人或部门间存在着的语用距离。质检部与人事部员工间的关系是同事关系,但无论是两部门间还是部门内部成员间都存在着语用距离:部门间人际距离、同事间人际距离、上下级间人际距离等。如果疏忽彼此间的语用距离,将会产生超越权利、规程等语用失误,从而将影响交际效果。与企业内部那些来自不同文化(如高语境文化或低语境文化)或不同言语社团的人员交往更要高度重视。

此外,人际关系受文化、社会、心理、自然和空间等众多因素影响,跨文化交际中必须考虑以上因素对交际活动的影响。研究表明,文化是冻结了的人际交际,而交际是流动着的文化。(贾玉新 1997:16)ellingsworth认为,一切交际都与文化变量有关,理解跨文化交际应从人际交往入手,文化因素应考虑在内。(胡超 2005:87)对比中西文化,我们发现,

可见,发话人在交际中出于社会、情感、美学等方面的考虑,可能会在话语的几个甚至全部层次上作出非常规选择,从而传达特定意义。可见,语言符号一旦进入交际,它与人的关系被更紧迫、更现实的人际关系所掩盖,就进入隐蔽状态,而人际关系凸显出来。此时的语用得体策略从某种程度上讲,就是做人得体,而并非真正为了语言本身得体。由此采取的语用策略也就是为了顺应人际关系的需要——维护人际间诸如面子、礼貌等因素的需要;或使用语言来建立、维护或威胁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后者是超越“礼貌原则”和“面子理论”的新的“关系管理理论”的主要研究内容(spenceroatey 2007:11-46)。对此,笔者将另文讨论。

4.3 语言使用顺应语境,进行动态选择

顺应论认为语境即语言交际所依赖的环境,指与话语相互顺应或影响话语处理的一切因素,包括交际环境和语言环境。(verschueren 2000:76)人们使用和理解语言都离不开语境因素,这是一个普遍认同的事实。语境关系的顺应指语言使用过程中语言选择必须与交际语境和语言语境相顺应,语言使用者在“特定场景”、“特定公共制度”与“特定社区”(verschueren 2000:92)中对话语作出恰当选择。维氏语境观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它的动态生存性,是在“语言使用过程中生存的”(verschueren 2000:109),由不断被激活的语境因素和一些客观存在的事物动态生成、产生和构建于交际双方使用语言的过程中。verschuren和sperber & wilson都认为,语境不是交际发生之前就给定的,而是随着交际推进而不断发展、变化的(verschuren 2000,sperber&wilson 1995)。人际交往中,信息处理时语言语境的延伸或扩大可能影响听话人对最佳关联的寻找。交际中形成的各种假设称为认知语境假设,该假设随着语境条件的变化而变化,也即产生语境顺应。例如:

④ a: 大家都吃饱了吗?

以距离为话题的作文篇3

一、“3.0”时代民生新闻的拓展

民生新闻的发展大致走过了三大阶段:1.0时代,是将镜头对准普通人群,关注其生老病死、柴米油盐,是一种平度视角;2.0时代,注意提升节目品味,增加正面报道和主题宣传的比重,体现舆论导向;3.0时代,实现电视与观众的全方位交流、互动,特别是有效结合电视和网络,使电视栏目成为多元意见的表达平台。

在“民生新闻3.0”时代,民生新闻栏目有了很大的变化,有以下特征:1.强化新闻评论,多种观点多元展示,同步互动。2.线上线下整合传播,网络同步推进,节目和活动并驾齐驱,形成复合空间的强势传播。3.质量评估侧重于网络影响力。从这个角度来看,民生新闻3.0的本质,是网络化传播时代电视新闻的新发展。在此背景下,《零距离》升级有两个目标,一是实现民生新闻在新阶段的自我提升、自我转型,二是推动城市频道品牌及零距离品牌向江苏省域迈进。“立足南京,辐射全省,影响全国”是《零距离》努力的方向。

在这个目标的推动下,《零距离》进行了一系列自我升级举措,主要有三点:一是扩大报道题材及推广活动的覆盖面。首先,自采节目的题材向全省、全国辐射。节目对省内、国内的重要新闻事件给予必要的关注;另外,全国民生新闻协作和SNG协作也有非常成功的经验,通过合作实现共赢。二是强化新闻评论,打造多种观点多元展示平台,同步互动。除了个性主持人,还请入新闻评论员、意见领袖、特邀嘉宾、场外观众等参与意见和观点表达,同时重视网络互动。三是版面上强化深度报道。记者深度介入新闻事件,揭露事件真相,体现舆论监督的力量。

二、升级后《零距离》节目的编排特色

升级后的《零距离》形成了开放式演播室、双主持人与观众更多互动的特色,其编排既有板块划分,也是灵动有活力的。两人或多人主持,开放式的演播室,意味着节目的包容度更大,是多意见的展现平台。同时,引进微博、视频连线、采访嘉宾、评论员等等,开放式的播报方式打破了传统封闭、单纯播报的电视新闻格局。

1.主要板块

《零距离》主要的板块有四个:现场报道、新闻厅、读报和调查。

“现场报道”延续了《零距离》的一贯特色和优势--准确迅速的现场报道。所有报道全部由记者现场出镜引出,短小精悍却具备最强的现场感。该板块每天由5-8条节目组成,主要内容是当天的突发新闻、有现场感的民生新闻等等,形成连续、快节奏、极具现场感的新闻板块。

“新闻厅”主要与民生息息相关的权威信息,包括与民生相关的时政新闻、各条口单位的信息、相关政策的权威解读等等。这个板块的信息也是快节奏、密集式的,每天由3-5条新闻组成,每条新闻时长在1分半左右,充分利用各种图表,用简洁、有效的方式把政策说清楚。为了增强节目的权威性,《零距离》节目还不定期邀请政府部门新闻发言人走进演播室,直接进行新闻的。这样,“新闻厅”就不仅仅是一个播出平台,还成了政府信息平台,新闻发言人可以直接通过节目,向大众信息。江苏省气象局、民政厅、体育局等多个政府部门的新闻发言人,都走进过《零距离》的演播室,进行信息的。

“读报”是《零距离》“孟非读报”板块的延续,作为一个名牌子栏目,升级后这个板块邀请更多的名嘴来发表看法,是一个多元话语平台。读报的内容不限于本地新闻和省内新闻,也可以对全国的重点新闻进行评说,由此也扩大了节目关注的范围、丰富了节目内容。

“调查”是《零距离》升级后的一个重点板块,延续《零距离》一贯的深度调查的优势,更加重视和强调记者深度介入新闻事件,揭露事件真相,体现舆论监督的力量。调查类节目容易走进程式化的误区,如暗访黑窝点+相关部门查处等等,《零距离》的调查触角则深入到老百姓的身边,很多普通新闻在记者的穷追不舍下,被挖掘出不为人知的背后内容,成为非常好的调查节目。如,《零距离》记者在采访南京某小区居民被以建设文化艺术中心为由进行了拆迁,却没有拿到合理补偿的事情时,发现原本建设文化艺术中心的位置变成了烟草公司的办公大楼。记者由此层层深入、步步紧追,挖出了文化艺术中心三次变址,最后被迁至偏远地区,无法提供文化活动的内幕,后来制作的调查《善变的文化艺术中心》引发了强烈的反响和关注。

2.灵活编排

虽然有相对固定的四大板块,但《零距离》节目的编排并不僵化,而是灵动有活力的,主要体现在六个方面。

(1)重大突发事件随时插播。每天的节目播出时段,SNG和3G两个报道小组时刻待命,一旦有重大突发新闻,随时打破正常节目的播出,插播现场连线报道,给观众带去第一时间的事件报道。此时,原有的节目编排将根据情况进行改动,一些时效性不强、内容偏软的节目有可能被取消播出。

(2)对国内重大事件给予必要关注。新闻栏目不能将视线只集中在本地、本省,全国范围内的重大事件也要给予关注。《零距离》的做法是,拿到第一手的画面资料后,加上自己的解读。例如,我国第一艘航母首次试航时,节目邀请了军事专家到现场,对观众可能感兴趣的话题进行了解读。对于特别重大的国内突发事件,节目组第一时间派出记者,用连线、发回新闻报道等方式进行展现。如7·23甬温线动车事故 发生的当天就派出两个报道小组奔赴事故现场,在当天节目中,分别进行了三次SNG、3G连线,及时把最新的信息传递给观众。

(3)适时加入嘉宾访谈和评论。为了对一个新闻事件进行多元观点的展现,节目会邀请特约评论员,对一、两条节目进行简短点评。这个点评并不是弥补主持人的不足,而是在主持人的基础上,增加其他角度的解读,在观点的碰撞和互动中,给观众提供深一层,或者多一面的思考。

(4)网络、电话互动贯穿节目始终。《零距离》节目开播之初,就采用电话调查的形式,对一些观众普遍关注、有讨论空间的新闻事件进行民意调查。这一调查形式沿用至今。电话调查存在只有数字、难以收集民情民意的缺憾,微博的兴起正好可以弥补这个缺憾,它不仅能发起投票,还可以通过收集网友的评论,为节目提供更加丰富、生活化和富有贴近性的观点。目前,《零距离》栏目的官方微博粉丝超过8万,每天提供对新闻的观点,在扩大选题来源等方面也起到非常好的作用。

(5)多个子板块不定期播出。一直以来,《零距离》都在节目内部创新上下很大的功夫,研发了很多新颖、独特的子板块,不定期在节目中呈现,极大地丰富了节目的版面,增加了很多可看的元素。

今年,《零距离》推出了“新闻敏感度”子板块。以新闻试验为主要特色,根据平时的新闻热点,假设一个情景,用隐蔽拍摄的方式真实记录市民的做法,以此来测试新闻事件中市民的真实反应,并进行统计分析。新闻实验在国外是“精确新闻”的一种,主要通过实验的手段,了解公众的态度。这个板块与一般的街头调查最大的不同是,它依据真实的新闻背景而产生,但测试前提是假设的。如:“你对物价飞涨敏感吗?”这个议题,我们找到一家包子铺,特地制作了比正常规格小的包子,卖给顾客,测试顾客反应。公共场所禁烟的规定出台后,我们进行了“公共场所禁烟,是否有人制止”的测试。

《零距离》在节目的末尾增加了“零距离秀”小板块,就是江苏人的小型“达人秀”, 通过新闻与娱乐元素的嫁接,给草根人士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打造独具特色的《零距离》秀场。来《零距离》舞台秀过的有盲人乐队演奏、面塑大师现场创作、民俗舞蹈表演等一百多人。既有专业的艺人,也有草根的、民间的表演者。在节目结束之际播出这个板块,能有效地调节节目的气氛。

(6)特殊节点打破原有编排,特殊处理。在一些特殊的时间节点,《零距离》会打破所有的固有编排,制作一档时长1小时,贯穿整个《零距离》时段的特别节目。例如,在“3·15消费者权益日”,《零距离》联合江苏省工商局、省消协推出了3·15特别节目《民生的召唤,我们的责任》。节目邀请了江苏省工商局局长、副局长、消费者协会会长等走进演播室,权威解读消费纠纷和维权案件,独家揭秘消费陷阱。这档特别节目回顾了上年度消费维权十大事件,并针对美容美发行业预付费卡消费、食品安全隐患等热点问题,通过记者暗访、知情人曝光和权威人士现场解读等方式,向消费者发出消费提醒。2010年清明节,《零距离》节目联合南京市殡葬管理处推出了特别节目《清明·祭》,整档节目打破常规,没有新闻报道,全由经过精心筛选的感人的清明故事组成,加入演播室访谈元素。节目邀请了特约主持人赵丹军,片中的嘉宾是经过多方努力从全国各地邀请而来的,节目包括抗战烈士丁香的故事、伟大父亲将意外去世的5岁儿子眼角膜和肾脏捐献的故事等等。整档节目所呈现的是对生命、幸福、人生价值的深刻思考,很多观众被节目感动落泪。这样的特殊节目还有很多。

三、不变的核心定位:民生

任何节目的外在形式都是为其内容服务的,在节目形式的探索背后,有《零距离》一贯坚持的核心定位--民生。在制作每一条新闻节目的过程中,栏目都坚持为百姓说话,说百姓的话,以受众为中心。

以距离为话题的作文篇4

关键词:体态语;文化差异;跨文化交际

人们从事交际活动时,通常总是首先想到语言,但语言只是人们交际的一种手段。除了语言还要依赖于非语言交际手段。一切不使用语言进行交际活动的形式统称为非语言交际。而体态语属于人类交际活动中非语言交际的一种,即以人体本身及其活动作为交际媒介进行表情达意的那一部分内容。戴维艾伯克龙比称:“我们用发音器官说话,但我们用整个身体交谈。”这说明用身体说话是一种表情达意的艺术。[1]

一、人际交往的距离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霍尔博士将体距归为四种类型:亲密的距离、私人的距离、礼貌的距离、一般的距离。从这四种分法可以看出,人类在不同的活动范围中因关系的亲密程度而有着或保持不同的距离。我们知道日本是鞠躬的民族,鞠躬要比握手需要更大的人际空间距离。

人际交往的距离不仅指实际的空间距离,也指心理距离和感情距离。中国人与日本人在处理此类关系上存在很大差距。就是很熟悉的邻居、亲戚之间,日本人见面也不习惯被问及有关隐私的话题,通常多谈些天气等无关痛痒的话题。而中国人则在熟人、亲戚间就不避讳如晋升、家庭、收入等隐私话题。

二、姿势动作

1.身势的差异

可以说最具日本特色的姿势动作就是鞠躬和点头。交际双方见面时,日本人往往“先礼后语”,未及开口先施礼,日本人见面时往往以低头或鞠躬向对方表示敬意。鞠躬时身体的角度与对对方的尊敬程度成正比。鞠躬角度一般为10~15度左右,最深可达90度。而中国人见面则习惯握手。

2.手势的差异

手势在中日两国各有不同的表达意义,不同的文化背景赋予了手势不同的交际功能。中国人竖起拇指表示“好”,伸出小指表示“差”或“坏”;日本人伸出小指却表示“情人”。用手指在太阳穴旁边转圈,中国人表示动脑筋,日本人用此动作表示被“炒了鱿鱼”。再如,食指和拇指构成圈,其余三指向上,在中国表示同意、好极了、一切正常等意思,而日本人则用这个手势表示“钱”。中国人表示“钱”时,通常用拇指和食指做数钱状。

三、面部表情

人类的感情或欲望,在无意中形成身体行为的变化而表现出来,而利用面部做出的变化更是难计其数。一切没有经过掩饰的肯定与否定、积极与消极、接纳与拒绝等表情的事情发生,面部表情对于交际的重要性是众所周知的,但表情中的多种文化内涵却难以估量。[2]下面主要从目光接触和微笑两个方面来比较分析中日文化差异。

1.目光视线

在人际交往过程中,与交往对方保持目光接触是十分必要的。中日语言中都有“眉目传情”(目は口ほどにものを言う)“眼睛是心灵的窗户”(目は心の)这样的说法。[3]说明中国人和日本人对眼睛交际作用的认识是相同的。但是文化对目光的接触和眼神的影响也是明显的。比起西方人来,无论中国人还是日本人,目光的接触都是不多的。但是日本人比中国人的目光接触更少。日本人认为,一直盯着对方的眼睛是很失礼的,会给人骄傲自大、蛮横的感觉。因此在与人交往时,日本人往往把自己的视线从对方的头部移开,表示自己对对方的礼貌以及尊敬。他们讲究自然地将视线投向对方打领结的地方。而中国人和别人交谈时一般要注视对方的眼睛,否则就会认为是一种对对方的不尊敬的表现。当然,当对方对紧盯着自己看有时也会感到不自在,甚至惶惑不安,“非礼勿视”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2.微笑

对日本人来说,微笑是社会交往的义务,不管自己愉快与否,他们对家人还是对外人都习惯以笑相迎。并且微笑更多地表现在女人身上。但是说起微笑,对日本人的微笑理解起来就比较困难,它可以表示赞同、确认、反对、克制、歉意等。而中国人的微笑含义很简单,就是表示喜欢、赞赏等。

总之,体态语是表达一个人内心世界的无声而真实的语言,只有弄清楚交际双方体态语的文化差异,才能使交际双方顺利传达思想,从而促进跨文化交际的顺利进行。

参考文献:

[1]王秀文,孙文.日本文化与跨文化交际[J].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140-143.

[2]胡文仲,毕继万.跨文化非语言交际[J].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56.

[3]刘宗和.日语与日本[M].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41.

作者简介:

以距离为话题的作文篇5

“用老百姓的话,

讲老百姓的故事”

开通公众号简单,推广公众号则难。如何让公众号做得有意义,保持活跃度,不沦为“僵尸号”呢?青岛党建电视频道给出的答案是“说百姓话,讲百姓事”。

栏目定位精准,直面百姓心声。作为党建频道的官方微信平台,“民情零距离”将栏目准确定位在关注民生、传递信息和为民服务上,不媚俗、不炒作,做正能量的传播平台。栏目设置上,有以国内及本地民生新闻为主的“头题”“民情福利”,有以频道当日节目推送为主的“播报看点”“岛城先锋”“才智访谈”,更有囊括党建信息、养生服务及观众互动的“瞬间”“养生宝典”“安全畅通”“冬日景观”等,力求在精准服务上多点开花。

针对山东省首条地铁线路――青岛地铁3号线北段在青岛开通试运营这一全城瞩目的大事,青岛党建电视频道迅速反应,于2015年12月14日做出题目为“岛城迎来地铁时代,3号线北段16日开通”的“头题”文章,详细介绍了地铁运行时间、路线、票价和乘车指南等基本情况,同时回顾青岛地铁发展历程,展望青岛地铁未来发展走向。内容推送仅一个小时,点击率破千。年初全国大范围寒潮来袭时,2016年青岛市市南、市北区棚户改造计划公布,公众号在“寒潮预警”“数据验证”“棚户改造”等多个栏目推出了微信专题。“微信平台上线一年来,凭借灵敏的新闻嗅觉、精准的服务定位、权威的推送内容和科学的互动设置,赢得了青岛市民的广泛青睐,也间接提高了党建频道的收视率。”据了解,“民情零距离”目前常设栏目近五大类,细分近十小类,更有多种依据实时信息变化设置的栏目二十余个。

活用新媒体语言,改变传统传播方式。为避免固定语态、固化思维使粉丝产生距离感,青岛党建电视频道紧抓新媒体快速、开放的特点,采用通俗易懂的口语化语言,并适当引用流行网络语言,吸引青年人群。同时,在微信平台推介党建频道节目时,对新闻稿件一律重新编辑,文字少而精,多配图片视频,争取让受众更易接受。

“‘青岛大妈’凭什么跑进世锦赛”“剪纸艺人的‘功夫足球’”“南山社区下战书,花样馒头做出新高度”……一个个有生活气息的标题让“民情零距离”充满了浓浓的人情味。王炯光是青岛党建频道的记者,自从加入微信制作团队,他明显地感觉到,以往自己惯用的“八股文体”在微信上没了市场。作为80后的他赶紧上网恶补了“新话题、新语系”,这才跟上了公众号的发展节奏。如今,接地气的本地话、网络用语已成为平台“通用语”,粉丝们纷纷留言反馈:“以往枯燥的党建宣传,如今也变得吸引人了。”

“要吸引粉丝,更要留住粉丝”

这是党建电视频道总监李萱经常对微信制作团队强调的一句话。当下,一些政务公众号开通之初总会吸引一批用户“围观”,但如何能将“看客”变成粉丝,却不是谁都能做好的。新闻的独特性、地域性以及强有力的制度管理,是青岛党建电视频道微信团队“留粉”的独家秘笈。

独家新闻抢鲜,地域优势吸粉。微信公众号依托电视频道资源优势,独立采编新鲜资讯,以成熟转播技术助力微信运作,硬件过硬,软件更不软,将“内容为王”落到了实处。一方面,对国内外头条大事抢先,或结合青岛本地特色二次编发;另一方面,利用自身采编团队广泛撒网,摘选本地新闻深入报道。

“取消晚婚福利”“世界互联网大会”“国家公祭日”“党员炒股热议”……“民情零距离”一直力争做到“大事发生我在场”,对热点进行实时报道、深度剖析。而对关乎民需民生福祉的政策如工资如何涨、养老保险新规定、房产证下岗时事新闻,公众号更是从国家法规到政策落地进行全面对比分析,图文并茂地逐一解读。

在政府工作的小李以前每天都要打开各种APP,先看国家大事,再看本地新闻,既费流量又麻烦。“现在好了,每天一点开‘民情零距离’,各种新闻一目了然,不仅新鲜还有深度,顶得上好几个APP。”

强化审稿制度,态度决定高度。俗话说,要想火车快,全靠车头带。在“民情零距离”这列高速运行的列车上,高效有序的工作机制就是车头。“就是一个‘严’字。”党建频道编播活动部主管孙晓丹在介绍机制时说。推送内容上,头题严格定位在中央政策、党政信息、廉政建设和本地重大民生事件上,二三题精选频道内党建特色选题,倒头题定位服务信息,主打养生、运动、教育等话题。对于审稿过程,严格执行三级审稿制度,层层审阅,确保内容无误。推送时间更是严守每晚17点微信推送黄金时段,优化传播效果。据统计,截至目前,“民情零距离”的粉丝数量已经突破17万,单条信息最高点击量已达到5万。

“扩大传播力,聚集新力量”

经过一年多的运行,“民情零距离”逐渐走向成熟。而透过各种大数据对比分析,你就会发现,这个公众号所产生的影响力不仅是让单个平台受益,更直接带动着党建频道收视率的快速提升,凝聚了新一批收视群体,同时也将服务触角延伸到了社区基层。

党建频道观众激增。青岛党建电视频道作为全国首家开通的地市级党建频道,在运行以来的近五年中硕果累累,收获了一大批忠实观众。随着新媒体强势抢滩登陆,党建频道微信团队把握机遇,及时开通“播报看点”“才智访谈”“岛城先锋”“第一书记”等多项微信专栏,利用微信平台对党建频道播出内容进行预告推送,巩固老观众的同时也拓展了新收视群体,最大化地将微信粉丝同步发展成频道观众。据统计,自将微信与频道捆绑推送后,党建频道收视率同比明显提高。

以距离为话题的作文篇6

主题词:《阿姐鼓》 流行歌曲 中国文化 90年代

由何训田作曲,朱哲琴主唱的《阿姐鼓》唱片,被称为"在世界范围内真正有影响的一张中国唱片"。它在世界流行乐坛产生的出人意料的卖座,不仅为进入90年代以后,日益落寞的中国流行歌曲注入了一支强心剂,而且为始终困斗于内陆的中国流行歌曲"走向世界"架设了一条高空索道。无疑,《阿姐鼓》已经成为90年代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现象,从这个现象,可以透视出20世纪末期中国文化的可能与困惑。

我们以这张唱片中的首领(主打)歌曲《阿姐鼓》为主要分析对象,以下除特别说明外,称《阿姐鼓》,即单指歌曲《阿姐鼓》。

一、从记忆到寻找

《阿姐鼓》,是从"我"关于"阿姐"的记忆开始的:

我的阿姐从小不会说话

在我记事的那年离开了家

因为"阿姐从小不会说话",而且"在我记事那年离开了家","我"对"阿姐"的记忆就近似于无记忆。换言之,"不会说话"和"离开了家",作为"我"关于阿姐的记忆的全部原始材料,构成了对这个记忆本身的两个基本的否定性前提。在这两个前提下,"我"对阿姐的记忆是一个被原始性地禁锢的人生奇点:一个没有语言而且一开始就终结了的生命。

《阿姐鼓》是90年代文化的一个隐喻。这个隐喻暗示了一种普遍的文化心理:记忆是从无记忆开始的,记忆就是记忆的丧失。在当代中国历史进程中,从80年代进入90年代,是一个长期封闭的社会从初步进行改革开放走向改革开放的深化的进程。虽然,"改革"仍然是一个远未完成的社会计划,并且每一次具体措施都面临着重重阻碍,但它向各层次各角度的加速延伸,已经构成了一个基本的社会动力,同时,也就构成了一个普遍的社会心理动机。企业生产,由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个体劳动,由"大锅饭"中的"铁饭碗"改变为市场经济中的"合同工",而且,这不仅是经济生产行业改革的措施,而是全社会体制改革的总趋向──在今天,"下岗",已经开始触击到每个在岗公民的神经。也就是说,改革的深化,打破了已经根深蒂固的个体对集体或国家的稳定的依赖感,取而代之的是必须自足自力的"个人"观念。另一方面,面向世界的开放,把一个无限的世界天地推到人们的面前,面对这个无限的天地,个人所获得的自由和他所面临的失落,是等值的。改革逼使个体确立"个人化"的自我意识,开放把"个人"投入大世界的无限性中。正是个体被带入这种个人化存在的无限性,使他的自我记忆失去了根基,从而原始性地成为无意义,无内容,即自我丧失的精神癔症──情结。

"我"关于阿姐的记忆,因为无内容,是一个不能展开的情结,它必然发展为同样无意义、无内容的思念。"从此我就天天天天的想啊,阿姐,呀",这种空洞的思念,只能是自我无限欲望的冥顽的表达。因此,所谓"一直想到阿姐那样大,我突然间懂得了她",是"我"布下的一个自我掩饰的虚假的叙事策略。因为,从无内容的记忆衍生出来的思念,是不可能达到对阿姐的理解的──阿姐是永远的记忆之谜。所以,在这个叙事策略中,自我掩饰是双重的:一方面,掩饰了"我"的欲望,另一方面,又掩饰了"我"的欲望本身的空洞。这个双重掩饰,使"我"对阿姐的记忆和思念,成为对阿姐的再度魅化,是为"从此我就天天天天的找啊"铺路的。它使"我"的寻找有一个似乎是合情合理的根据,或来源。

无内容的记忆必然成为无边的思念,成为无可终止的寻找。在这个意义上,《阿姐鼓》的记忆的主题,直接产生了寻找的动机。从记忆到寻找的转化,是80年代文化给予90年代文化的一个重要遗产。在多重意义上,我们都可以认定80年代是思想解放的时代。思想解放,以它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价值取向,对于社会文化心理的一个重要意义,就是消除沉重的历史记忆。90年代文化与80年代文化相比,是轻松、平和的,究其根源,就是历史记忆的淡化,甚至泯灭。因为缺少历史记忆,更准确地讲,原始性地丧失了历史和记忆,寻找必然成为90年代文化的基本主题。寻找的动机来自于从历史联系中解放出来的无限增殖着的欲望。欲望之海,在静谧的午夜仍然是万流涌动的。我们所看到的轻松与平和不过是失去历史关联,也就是无记忆的寻找先天性地失重之后的悬浮形态:没有深度的平滑和没有触击的碰撞。

二、 时间:碎片的循环

在《阿姐鼓》中,记忆、思念和寻找,很自然地被编织在有序的时间链条上,先后展开。记忆产生于阿姐离家前,思念开始于阿姐离家后,寻找则是"我"长到阿姐那样大之后。这个顺序,不仅展现了三者之间先后承续关系,而且展现它们的因果关系。但是,因为前提的虚无,即"我"对阿姐的记忆就是无记忆,是记忆的丧失,这个线性的时间关系缺少内在联系,而必然破裂,并且无结果。因此,《阿姐鼓》的时间展现了一种异变的时间逻辑:记忆的丧失和无边的思念,意味着时间的断裂;冥顽的寻找则把破碎的时间纳入无意义的循环。这种时间逻辑,是由多次变调和转调中被加长的过渡来表现的。也就是说,由于过度的曲调切换,音乐与叙事的统一体被解除了,音乐不再是对叙事的表现或补充,而是对叙事的割裂:可以无限循环的割裂。反之,也可以说,无历史联系性的叙事本身只能是相互无关联的片断,同样无关联的音乐片断则是胶合它们的粘剂。

90年代文化的时间性,正表现出这种无整体性关联的片断化和片断的无意义重复。因为,失去了记忆,也就是说,从历史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寻找被赋予无限性而绝对化了。寻找的绝对化表现为,不仅寻找原则上解除了先在的制约(原则上一切都是可以的),而且寻找在根本上不再有任何既定的方向。在这种绝对化中,寻找成为真正的个人行为,而且是面对世界无限性的个人行为。在80年代的潮流涌动之中,追随或者反对,人们总是围绕某个或某类主题而动;因此,80年代是一个充满激情的时代。转进90年代之后,整个文化失去了基本主题,仿佛是一次盛大的夜宴之后,满街散游着兴尽寻归的醉客。多元主义,这个后现论祭起的口号,成为醉客们随遇而安的自慰的托辞。时间,就在这里消逝了,或者,被打散为相互无联系的片断。每个人都在努力,但每个人的努力都是重复着投入无限虚无的徒劳:整体不再与个人打照面,而发展变成为完全抽象的,与个人漠不相关的统计数据。可以说,正是基本的时间感的破裂,导致了90年代文化精神的普遍疲软;因为在缺少内在联系的时间片断中,生命对于个体必然是一种"不可承受之轻"。这种"不可承受之轻",使个体不可逃避地精疲力尽。

在缺少文化历史向度的意义上,90年代的时间性是一种停滞。无疑,经济在巨度增长,社会在超速发展。但是,文化,特别是文化心理,却在一种涌动的样态中停滞着。这种停滞的心态,不仅表现为对"进步"的根本性怀疑和厌弃,而且表现为一开始就摆出了一种世纪末情态:跨世纪的欲望冲动。一切都为了21世纪,这成为不言而喻的公理;仿佛20世纪的最后10年不是人类生命的一个必经历程,而是一个可以忽视,应当尽早跨过去的多余的年代。这种超历史的冲动,在表面的激情下面,掩盖的是争先恐后的现代人的虚弱。90年代文化就是这种虚弱涂抹出来的缺少生气的幻象。

以经济学家的头脑来衡量,一个年代为一个世纪作准备,当然是低成本高利润的。但是,这种投资留下的空白,当然也是不再能够填补的。这个空白,就是社会文化心理被超前预支之后的精神空白。在《阿姐鼓》中,阿姐、老人与"我",三个人物构成了一个凝固的三角形,这个三角形,阻止了"我"进入历史文本的可能。结果,在这三角形的静止的对应关系中,阿姐、老人与"我"都被抽象为可无限重复和替代的空白质点:在歌曲的结束段中,祈祷变成了摇滚乐的狂欢,不仅老人,而且阿姐和"我"都消逝在这个狂欢中。这,就是90年代文化的精神空白的表象。

对于这个空白的表象,碎片涌动的时间停止了。

三、 阿姐:距离,或者死亡

"阿姐鼓",在西藏的文化传统中,意味着一面以纯洁少女的皮做的祭神的鼓:人皮鼓。这是现代西藏早已废除了的酷刑。歌曲《阿姐鼓》则以这个被废除的酷刑为叙事文本(背景)。对于这个文本的处理,歌曲的创作者采取了双重立场:一方面,以西藏传统的宗教教义,即"生死轮回"观念来稀释少女牺牲的残酷;另一方面,又以现代人对这个传统的超越感来审美化地远眺这个残酷。因此,"阿姐鼓"在歌曲中幻现出的是一个绚丽如梦的死亡历史的审美风景,在这个风景中,前现代的蒙昧残酷因为晕染了当代文化诗学的光辉而炫耀人心:悲惨消逝的阿姐在美丽的鼓声中重现了!天边传来阵阵鼓声

那是阿姐对我说话而且不仅如此。

在鼓声中重现的阿姐,获得了语言和美:阿姐在音乐中复活。与前面唱段沉郁的叙事风格不一样,以现代吉它伴奏的这个唱段,是极富抒情风格的轻悦意味的。如果说,前面唱段的叙事风格携带着古老西藏生死凄迷的高原寒意,那么,这个唱段就表现出90年代中国大陆西式的明丽恬腻的夏夜情调。这是《阿姐鼓》中发生的生与死的转换,这个转换,把死亡展现为一种诱惑──音乐的美学力量让我们不得不接受:死亡产生了美。在这里,我们看到创作者对待"死亡"的矛盾心理。一方面,"死亡"被直接作为叙事的内在动机,另一方面,"死亡"又被推向远景,被淡化,甚至消除。也就是说,歌曲表现出创作者"倾心死亡"和"逃避死亡"的双重态度。这个双重态度,使创作者只能在一定距离上"接受"死亡。对于创作者,"阿姐鼓"所包含的死亡,具有时间(古代与现代)、空间(内地与西藏)、文化(汉文化与藏文化)三大距离。这三大距离,使"阿姐鼓"的死亡意义不仅如高原的空气一样稀薄,而且变成了纯粹的神秘迷人的审美景观。因此,可以说,对于创作者,"阿姐鼓"的死亡意义的真正价值(魅力)在于它是一个超距离的死亡。距离,在这里起了绝对作用。进一步,可以说,在歌曲中,死亡的意义,就是距离的意义:因为死亡构成了对于生存的绝对距离。所以,创作者对死亡的双重态度,是以距离的绝对意义为指向的。在《阿姐鼓》中,距离是真正的灵魂,正是这个灵魂的主宰作用,使西藏传统宗教的"生死轮回"教义,得到了当代文化诗学的唯美主义注释和认同──生与死是平等的,在距离产生美的意义上。我们前面说"死亡产生美",不过是指出了距离的美学力量的一个特殊现象。"阿姐鼓"在90年代文化中的美学意义就在于此。分析歌曲可以得知,整首歌曲,无论词、曲,还是配器和演唱,都在时间、空间和文化三大距离上保持着不即不离的"适度"。实际上,既不是生死,也不是亲情,而是距离本身,构成了《阿姐鼓》的深层,即真正的主题。在这个主题下,生与死,情与爱,过去与未来,都是在回忆、思念和寻找诸形式下,随需要搭配的可变元素──这些元素的意义决定于合成距离美感的配方,而不是它们本身。

为什么距离本身被主题化?要解答这个问题,必须面对90年代生活的一个基本趋向:随着社会技术的现代化程度扩大,生活的时空距离正在缩短或消除──既有的距离被空前压缩了。距离压缩,增加了生活的自由度,但同时,也把距离缺失或无距离的生存压力强加于人们:距离缺失,使一切都失去了历史关联和意义深度,而成为直接的给定物或现成品;无距离的生存压力,就是无限增殖的现成品对人的压力。现成品之所以形成对人的生存压力,是因为作为直接的给定物,它的无限增殖加强了生活的物质密度。现代化的高物质密度的生活,使人们先天地丧失了作为主体自我的情感空间。因此,非距离化,即生活的直接性增殖,使物的因素被绝对化了,而人的因素被挤压掉了──因为没有与物的距离,人本身就完全被同化于物。可以说,90年代生活的重要特点就是把这种非距离的直接性赋予个体,而个体在自由与压力的二律背反之中承接这个直接性:一方面,因为自由度的增大,欲望空前扩张;另一方面,因为物质密度的压力,而感到情感失落。因此,重建生存距离,为情感赎回被剥夺的空间,就成为一种基本的心理需要,正是适应这种心理需要,在90年代文化中,距离从背景中走出来成为主题。90年代文化的距离化趋向,是与90年代社会生活的非距离化逆道而行的。这种逆道而行,使90年代文化必然具有虚幻性:距离是在它被消除的基础上通过文化技术虚构的。但是,90年代的情感生活需要这种虚构。《阿姐鼓》的成功,就是这种虚构距离的成功。通过距离的虚构,情感摆脱了高密度的现实挤压,在虚拟的距离上展现为一种超现实的真挚或纯情。距离决定了情感的价值,或意义。前面我们指出,"阿姐鼓"对于创作者的三大距离,这三大距离对于90年代文化具有普遍意义。这首歌对距离的虚构性表现在,它的一切处理都是为了把情感体验放置在一个对现实的否定性距离上:它同时阻止我们进入"阿姐鼓"的历史现实和我们自身的当前现实。正因为如此,阿姐是一个没有任何现实(具体)内容的形象,而"我"对阿姐的情感,相应地展现为不可定位的距离的游戏。在90年代文化中,"阿姐"(姐姐)逐渐变成一个非常流行的抒情对象,其光彩甚至压倒了传统的"母亲"和"情人"。究其原因,当是阿姐在现实生活中的天然距离,使她比母亲和情人都更能满足90年代情感对距离化的需要。在现实中,阿姐是与距离和死亡天然相联系的,因为阿姐就是一个为了离去而出生的人──她的自然归宿是出嫁。所以,"阿姐"意味着与生俱来的情感的必然失落,同时也意味着情感的非现实性:它只能是在回忆、思念和寻找等非现实形式中的距离的运动或游戏。"阿姐"成为一个抒情热点,而且这个热点直接勾连着距离与死亡的运动,是90年代情感失落,并且企图通过距离的虚构游戏摆脱困境的文化体现。在其中,我们看到的是90年代情感的虚弱和它虚幻的自慰本质。

对于90年代文化,"阿姐"的情感意义是,它处于一个同时被渴望和被逃避的距离上。这,就是90年代情感的本质特征。

四、语言 祈祷 音乐

90年代的流行歌曲出现了一个重要的潮流:民歌化。与现代流行歌曲相比而言,传统民歌作为口头的"历史",是以叙事性见长的。民歌的素朴性就来自于它的基本的叙事风格。80年代的流行歌曲因为有一个时代的激情支持而极具抒情性。民歌化,是流行歌曲面临90年代情感跌落,试图以模仿或翻制民歌的叙事风格来填补情感失落的空白的策略行动。在文化的整体背景上来看,流行歌曲的民歌化,表现了90年代文化面临现实情感资源的匮乏,转而在民歌所叙事的历史或传统背景中发掘情感元素的趋向。民歌化,赋予流行歌曲类似于民歌的叙事风格。但是,因为它的情感取向,即基本的抒情风格,流行歌曲又不能真正达到民歌叙事的素朴性,而是把民歌的叙事风格和题材转用为抒情手段。这就是说,在流行歌曲中,叙事被虚拟化了──它是似是而非的。叙事的虚拟化,把民歌叙事的素朴性转化为流行歌曲的喜剧性。

《阿姐鼓》是90年代流行歌曲民歌化潮流达到高峰时期的作品,完全成熟的作品。它的成熟性表现在,它不仅极大限度地动用了民歌的叙事风格,而且使这种叙事风格极其自然地,也是完全彻底地被同化在流行歌曲的抒情风格中。这种成熟性,无疑来自于创作者对距离的美学力量的充分把握和发挥。但不止于此。这支歌曲的创作触击到了在当代文化背景上语言与音乐的关系的嬗变:表述性的语言失去了表现力,只有化解为非表述性的音乐才能实现它的表现意向。也就是说,当代语言的去势变化,逼使语言向音乐嬗变。《阿姐鼓》6次重复"说话"这个词,两次是叙述"我的阿姐从小不会说话",两次是叙述"一位老人反反复复说着一句话",两次是叙述"阿姐用鼓声对我说话"。由此可见,这6次都是对语言(说话)的否定性表述。这种否定性表述,把语言的可能性压缩到最底程度:临界点。正是通过对语言的临界化使用,《阿姐鼓》在运用民歌的叙事风格的同时,直接把叙事转化为抒情,把语言转化为音乐。作为高峰时期的代表作,《阿姐鼓》极大限度的发掘了民歌资源对于流行歌曲的潜力,同时也就把这种潜力耗尽了。

在《阿姐鼓》中,语言向音乐的转化,是以祈祷为中介的。祈祷作为宗教的一种基本仪式,是一种独特的语言活动:它同时包含着对语言生命力量的迷信和否定。一方面,祈祷者相信语言具有通神的力量;另一方面,语言的通神力量不是来自于语言的自然形式,而是来自于语言的仪式化行为。祈祷是一种仪式化的语言活动。仪式化,使语言被音乐重新组织和规定。越是古老的宗教,祈祷的音乐属性越浓厚。西藏宗教的祈祷,完全在"唔嘛呢叭咪哞"六个不具词义的声音之间反复循环,可以说是一种前语言,或超语言的音乐行为。《阿姐鼓》不仅运用,而且强化了祈祷的音乐意义──它把祈祷夸张为摇滚歌唱,变成音乐的不顾一切的自我狂喜的忘川:阿姐、老人和"我",乃至人和世界都被消溶在其中。歌曲的结尾是,音乐的狂欢接受了语言,也接受了一切。在歌曲开始时出现,而且始终萦绕在歌曲的旋律上空的无字女高音伴唱,可视为阿姐的冤魂在高原的苍穹下的永恒泣诉,也可视为在茫芒宇宙间忽然意识到与生俱来的孤独的90年代个体自我的深刻悲歌──无论怎样,在与沉积着历史悲欢的鼓声和流溢着现代苍茫的电子乐的呼应中,它是一个令人感动的动机。但是,在结尾中,这个动机完全消逝了。或者说,它被完全溶解在流行音乐的喜剧性的狂欢中。就此,我们也许只能说,在90年代文化背景上,所谓感动,不过是流行音乐配制喜剧欢宴的一个佐料──当然,它完全是不可缺少的一个佐料。

以距离为话题的作文篇7

国际商务谈判中的沟通礼仪篇01对于沟通过程中,便要遵守一些沟通礼仪准则了,尊重他人,谈吐文明,温文尔雅:高声辩论,话题适宜,善于聆听,以礼待人。具体的来说,便是在参 与别人谈话,要提前打招呼,不能够显得冒失,不要凑前旁听别人谈话,不要涉及疾病,死亡等不愉快的话题,不要涉及财产,履历,婚姻等私人问题,不要刨根问 底。会谈过程中的用语肯定是很重要的,用语指在会谈中如何在恰当的时机选择适当的词语,表明自己的立场、观点、态度和意思。谈判中常见的用语有五种,即礼 节性的交际语言、专业性的交易语言、弹性语言、幽默语言以及劝诱性语言等。说话的语速,语调和音量也是重要因素,在选择好合适的词语以后,还需将选择好的 用语以适当的方式表达出来,考虑用什么样的语速,何种语调,多高的声音去进行沟通。

除了说话,会谈是的体态和手势更是一种无形的语言,体态是一种身体语 言,洽谈中,有人会有一些不经意的动作,它们能透露出有关内心活动的有用信息。人在某种环境下,可以通过自觉的意识,在语言、语气等方面显示出强硬和雄 辩,显示出信心十足,决不后退,但因为内心并不踏实,没有把握,便在下意识中借助动作掩饰自己,平衡内心紧张和冲突。比如频繁的擦汗动作,抚摸下颁,敲击 桌面等都反映心情的紧张不安。会谈时的距离和面部表情也是容易影响谈判的,会谈时双方间隔的距离往往受谈判进度的影响。人们之间的空间距离与心理距离联系 密切,空间距离大小直接影响洽淡双方心理上的距离、一般情况下,人们交谈时,无论站、坐,都避免直接相对,要保持一定的角度,而洽谈活动中,双方却是直接 面对,没有什么回旋余地的。这使洽谈活动中,距离变得更为敏感易察,较合适的距离在一至一点五米之间,这也是谈判桌的常规宽度。距离过大,双方交谈不方 便,难以相互接近.有谈不到一起的感觉。

国际商务谈判中的沟通礼仪篇021.积极的心态

以开放的心态积极参与和来自各国的生意人交往的机会,包括社交活动 跨国经贸活动具有高风险、高收益的特征,交易双方都很注重降低交易成本。与国内贸易相比,大家在国际贸易中更加愿意与熟人做交易,因此一旦了解对方的文化背景,来自沟通障碍的风险就会显著降低,生意成功的概率也就大幅度提高。除了在专业院校学习外,向多年从事对外贸易的业内人士学习是一条捷径。如果对外贸易的数额较高,则有必要抽出时间系统地了解贸易伙伴。这篇谈国际商务谈判中的跨文化问题及沟通技巧的关键词是国际商务,谈判跨文化问题,沟通技巧, 国的文化、语言和习俗等。

2.参加一些跨文化的培训

一些国际知名商学院等机构有国际沟通和商务谈判的课程培训。除了系统介绍有关知识外,学员来自不同的国家,参与者能够接触彼此的价值观和文化传统,增进相互的了解。还可以向专业谈判方面的咨询公司求助,提高跨文化谈判的效率。

3.区分谈判者个性和其他非文化因素的影响

在交往中过度强调文化的差异反而有可能冒犯对方,被认为是不懂得国际惯例的生手。人们的行为还受到一些非文化因素的影响,如法律和知识。在实际交往过程中应对此加以区分,以免误解对方。

以距离为话题的作文篇8

论文关键词:文化合流;阐释学;交往行为理论

第二语言学习理论主要研究语言学习的心理过程与学习规律,是一门跨学科的理论。在语言获得的研究中,经历了从“教”到“学”的理论和实践研究重心的转移。很长一段时间,人们把“教”放在主导地位,重视语言教学理论的研究。20世纪50年代以来,对语言学习理论的研究才开始受到应有的关注,第二语言的学习理论开始成为研究的热点,并出现了许多有影响的理论和假说。其中舒曼(schu—mann)的“文化合流理论”是最具影响力的第二语言学习的研究理论之一,它享有与乔姆斯基的“语言习得机制”假说、克拉申的“语言监控模式”假说、塞林格的“中介语”理论等着名的第二语言习得理论模式同等重要的地位。但与这些第二语言学习理论不同,舒曼把“文化认同”作为第二语言获得的着力点,认为这一因素对第二语言的获得极其重要。文化合流的第二语言获得理论顺应了当前全球化的趋势,因而获得了广泛的关注,为此,非常有必要在更深的层次上探讨这一理论。此外,由于文化合流是在心理语言学背景下诞生的新兴的、跨学科研究领域,以往的研究主要是从社会环境和个人的心理因素的心理学实证研究出发来研究文化合流理论。本文从阐释学这一角度论述这一获得理论的合理性,并且从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出发论述良好的交往环境能促进第二语言获得的研究。

一、对文化合流理论的争议与反思

舒曼在1978年提出了文化合流理论。文化合流是指一种逐渐适应新的文化的过程。这一模式的中心命题是:第二语言的获得是文化合流的一个方面,一个人能将自己的文化与第二文化合流多少决定了一个人获得第二语言的成败,也就是说,文化合流理论强调的是第二语言获得是由学习者与所学语言的文化之间的社会及心理距离所决定的——距离越近,学习者的学习愈成功,反之亦然。文化合流理论力图说明在第二语言获得过程中,对第二文化的认同感对于语言获得的关键作用。第二语言的教学实践也证明了如果学习者对于第二文化有崇拜感、亲近感和认同感,他就越容易获得第二语言。

自文化合流语言获得理论提出以来,尽管其实践效果和影响是有目共睹的,但争议也是颇多的。例如,有的学者从心理学的角度驳斥了这一理论,认为其并没有说明第二语言规则是如何在大脑内部建立的,学习者综合各种语言信息的机制是如何运作的,也就是说,该理论未能进一步解释第二语言知识是怎样在“黑箱”中被内化和吸收的,即输入是怎样变成摄入的,然后又是怎样进入学习者现存的中介语系统而改变中介语知识结构的。诚然,文化合流理论缺乏对大脑的语言学习规则的深入的实证研究,但文化合流理论避开这一复杂心理现象的说明是有客观理由的。

心理学是植根于经验和假设的实证研究,尽管实证研究极其重要,但实证研究往往是带着某种先人为主的理论指导的研究,或以验证某种假设为目的的研究,不仅如此,其结果常常与理论并不相符或与假设并不相关,使研究陷入困境。例如,关于双语者的语言是如何在大脑中表征的探讨,就遇到类似的困难。问题就在于实证研究是基于一些自以为是“不言自明的理论和假设”而操作的,而这些理论恰恰最值得反思。也许舒曼正是意识到用实证的方式来研究大脑的运行规则会有诸多的“未知”,毕竟这些关于人的大脑处理信息的规则是不可感的,即使是可感的,你也无法确认你的可感是否与他人相同。所以,对于文化合流是如何通过大脑的规则运行影响第二语言学习及学习者如何综合语言信息,舒曼并未作出任何阐述。他的这一做法给予人们的启示是某些研究,尤其是关于大脑的心理学问题也许是无法从实证科学研究中得到确切的结果的,或许某些人文科学的问题如文化合流的问题,可以应用人文科学的方法即寻求元理论性的问题得到深刻的揭示。

除此之外,与第二语言学习更为密切相关的是,有些学者指出它不适于课堂学习模式,因为这种模式是一种强调学习者深入到第二国自然习得第二语言的模式,而非本国的课堂教学.不可否认,对于与第二语言文化的心理距离,当然是深入到第二语言学习的国家而能够更加的接近。但这种学习语言的条件并非所有第二语言的学习者都能够实现,所以只能在第二语言的学习过程中尽量创设这一条件。许多课堂教学实践证明,文化的导入无疑比拒绝渗入任何第二语言文化去学习语言要有效的多,尽管没有深入第二语言国家学习语言有效。正像舒曼所指出的那样,心理距离决定了第二语言学习的成功与否,只要是能够让第二语言学习者与第二语言文化的距离趋近,就能够有效地促进第二语言的学习,并非只能通过深入第二语言国家才能实现文化合流。为此,在第二语言学习的课堂要尽量导入相关的文化因素,建构良好的语言学习环境,让第二语言学习者对第二语言具有良好的学习动机,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文化合流,更好地取得第二语言学习的效果。

可以看出,对于文化合流理论的争议主要集中在3个方面。其一,是针对文化合流的理论问题:如果不能从心理学的角度对这一模式进行论证,人文科学的方法是否能够迎难而上?其二,文化合流理论的适用范围问题:如果没有条件深入到第二语言国家内学习语言,文化合流是否可能?其三,如果文化合流可能,如何才能加强文化合流,从而能更好地促进第二语言的学习?以下就这3个相互关联的方面进行论述。

二、文化合流的元理论建构:阐释学视角

对于第一个争议的问题,从人文科学的角度来研究文化合流理论的深层次问题似乎要轻松得多。因为语言和人文学科关系密切,语言对于人文学科来说具有本源性的意义,一切人文学科的问题都要到语言里去寻求答案,反过来,人文学科又为研究语言提供方法。阐释学就是一门与语言联系紧密的学科。很多人认为阐释学与语言的联系是在语言学转向之后的事,然而阐释学从来都是与语言联系在一起的。阐释学的演变尽管历史久远并数易其貌,但始终与语言相伴而行。施莱尔马赫曾指出,在阐释学中所预设的一切问题都是语言的问题。第二语言获得与语言,或者更确切地说,与语言的理解是分不开的,研究它当然离不开阐释学。阐释学为研究文化合流理论的合理性提供了极强的元理论支撑。

首先,第二语言的获得离不开理解,因为理解的可能性为第二语言的获得提供了信心。早在古希腊时代,亚里士多德就认为,语言是思想符号,虽然语言存在差异,但是所有思想是一致的,理解还是可能的。到了中世纪,人们认为具有一种普遍的,独立于任何语言外壳的思维内核“精神语言”。教父思想的集大成者奥古斯丁为了反驳怀疑论者皮罗的“一切都可以怀疑”的观点,提出至少“我活着,我存在,我理解”还是不能怀疑的。即使是现今,也不乏持这种观点的人,最为典型的就是着名语言学家乔姆斯基的普遍语法。这些观点为第二语言的获得、世界文化合流及人类的相互理解提供了理论上的信心。更为重要的是,阐释学是一种理解世界(把世界作为一个篇章进行理解)的理论。阐释学提出理解不是一种认识模式,也不是一种行动模式,而是此在的原始性的实在形式和根本活动,人的一生就是以理解这一方式生活的。所以说它是普遍适用的,也就是说,阐释学的原则对于人类的各个方面普遍适用。从这个意义上说,阐释学原则也适合于研究在第二语言获得中有什么样的理解活动发生以及如何促进这种理解活动。

阐释学认为,人是理解的动物,只要活着,就会拥有一定的自我理解和理解世界的能力,缩小间距,即人具有去远、定位、去陌生化、把世界周围化的,从而把自己融入一个更大的世界中去的能力。所谓“间距”,其本质是指理解者与对象之间的差异。如果没有差异,理解就成为不必要——差异产生理解。间距是一切理解的前提,因为间距的存在,理解才成为需要。在第二语言获得过程当中,间距主要表现为心理间距、语言间距、文化间距。从根本上说,这些间距的存在使第二语言的获得成为必要,但是同时也成为第二语言获得的障碍。从这一意义上说,第二语言获得也属于“在世之在”——人的理解活动的一种形式,为此,理解中所发生的一切基本活动,必然也发生在第二语言获得当中。

那么在第二语言的获得中,发生了什么样的理解活动,间距是如何被缩小的呢?正像海德格尔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常常是已经归属于特定的“传统”,因而被抛入到一定的成见之中。无论怎样的理解都总是以成见为立足点,都以成见开始。但是面向未来,我们一面筹划自己存在的可能性,一面以过去为现在的媒介,自觉地跨越间距,将过去的“真理要求”适用于现在的修正。这就是伽达默尔提出的“视域融合”——即将过去的视野和现在的视野相融合,结合事件的真理会在更高的层次实现。视域融合对于经验是开放的,也说明理解是具有创造性的。通过这种视域融合,并不一定最终能够到达“绝对真理”。根据每一次的历史状况,自我理性的完结性会不断地被打破,这是理解的不尽源泉。

由此可见,正是因为视域融合,第二语言学习者与第二语言文化的接触是必不可少的,也就是说,文化合流与第二语言的学习过程相伴相随,即使没有深入到第二语言国家,文化合流同样也是可能的。理解作为此在的根本存在方式,不管学习者是否意识到,理解活动确实在发生;而第二语言初学者又必然是带着本国文化“成见”的人,所以在第二语言获得过程中即理解过程中,本族文化是敞开的,第二语言文化对第二语言学习者本国文化成见进行一定程度的修改,形成新的“成见”,在新一轮的交流学习中充当理解的立脚点。此时的状况又会成为新一轮学习的源泉,即语言的基础。如此这般,视域融合不断发生,理解不断循环,即第二语言学习者以及所在国成员的成见都发生了改变。经过这样的视域融合,第二语言学习者实现了本族文化和第二语言文化的合流。这是第二语言学习和获得的必然趋势,即使在课堂教学上,文化合流也不可避免。

可见,从阐释学的角度出发,文化合流理论的元理论问题得到深刻的剖析:第二语言学习同时是理解活动,在学习过程中,第一语言文化与第二语言文化不断发生视域融合,文化合流必然发生,为此,即使是非第二语言国家,文化合流也是可能的,这是第二语言学习的起点也是归宿。

三、良好的语言交往环境的建构:交往行为理论视角

如前所述,文化合流贯穿了整个第二语言的学习过程。舒曼提出,文化合流程度的大小有赖于第二语言学习者自身对第二语言文化归附动机的强弱,更详细地说,第二语言获得是由学习者与所学语言的文化之间的社会及心理距离所决定的,距离越近,第二语言越易获得。可见,第二语言学习者与第二语言文化的社会距离以及第二语言学习者的心理因素在第二语言学习中具有重要作用。这是因为,决定社会距离的各种社会因素可以影响学习者的动机、对目的语及其社团的态度、目的语输入的品质和数量以及总体学习环境的优劣。能带来“优质的”学习环境以及质和量均合乎要求的目的语输入的社会因素应具有以下特征“学习者与目的语社团互视社会平等,并均希望前者被后者同化;两社团自我封闭性小;学习者社团规模不大且缺乏凝聚性;两社团的文化冲突不大;两社团对彼此有好感;学习者社团打算在目的语地区长期居留。若上述各社会变量呈现出相反的特征,如当学习者社团自视社会地位优越或低贱时,“劣质的”学习环境便会产生,从而对文化适应和语言获得构成障碍。

同时,舒曼特别提出,在第二语言的课堂教学中,心理因素的作用要强于社会因素。心理因素主要是在社会距离难以确定,即社会因素对文化适应不构成积极的或消极的影响时才发挥作用。所以,在外语教育环境下,学习者不能与目的语社团直接接触,反映两社团关系的社会因素对文化适应的作用变得模糊,学习者个人对目的语及其文化的心理感受,即心理距离的作用可能变得更加突出。这时,如何帮助学习者克服语言和文化震惊,选择合适的学习动机,跨越语言自我的心理屏障便成为外语教育工作者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从以上的论述中不难看出,自然习得第二语言也好,课堂学习第二语言也好,良好的语言交往环境的建构是可以缩短社会距离和改变学习者学习第二语言不良的心理因素的关键,为第二语言学习者提供了主观和客观上的优越条件,增进了文化合流,对第二语言的获得起着关键作用。

当代西方着名思想家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提出,交往是以言语为媒介,通过对话即“话语民主”达到人与人之间相互“理解”与“一致”的行为。从这一表述中可以看到,他把交往的最终目的归结为“理解”,他所说的“话语民主”的含义就是指人们展开自由、平等的辩论、对话、商讨并最终达成共识的过程。同时,哈贝马斯认为,真理由共识构成,而共识是人们在没有内外压力和制约下的理想情境中通过交往达成的。人们在交往的过程中会追求一种平等而真诚的人际关系,对这种道德理想的追求先验地存在于语言使用的过程中。所以,他进一步指出,对话必须是基于对话双方的平等、真诚,参与愿望和切合情境的意向性,表达清晰的基础上。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为构建良好的第二语言学习环境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基础。根据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争辩(对话)双方必须具有沟通的真诚愿望,这是进一步争辩的立足点。在第二语言学习过程中,第二语言学习者与所在国成员对相互文化的认同,希望互相借鉴交流为第二语言的学习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心理准备。参与对话双方必须是平等、自由的,这样的对话才是民主的,才能真正进行下去。参与对话的双方必须能够相互抗衡,因此第二语言学习者应该团结一致,统一起来,让所在国成员与之对话成为需要。对话双方的表达必须是清晰的,如果第二语言学习者与所在国成员的文化相差太远,表达无法清晰顺畅进行,将为平等顺利对话带来障碍。

可以看出,哈贝马斯的语言交往行为理论为如何促进文化合流提供了理论指导:建构良好的语言交往环境能有效缩短第二语言学习的社会距离和改变学习者的不良心理因素,促进文化合流,进而促进第二语言的学习。

四、结语

文化合流理论是一种顺应世界文化大合流时代的第二语言学习模式,它提出,第二语言学习者与第二语言文化的社会距离和心理距离是学习第二语言的关键。它有着诸多的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合理性,对第二语言获得的动力机制以及获得过程中的洋泾浜化现象作出了独到的解释,为习得理论的深入和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尽管如此,文化合流理论也不乏值得商榷的地方。

以距离为话题的作文篇9

正方——手机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反方——手机疏远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精彩辩词:

谢谢主席!评委、大家好!

今天我方的观点是“手机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距离”即时空距离和心的距离。众所周知,人是社会中的人,人要在社会中生存下去,就必须要进行交流与联系。随着科技的发展及通讯的日益发达,人类已由相对隔绝的状态变成了一个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整体。手机的出现,为人与人的拉进又添了一种通讯管道。第一,手机集方便、快捷、高效于一身,使人们便于沟通。自古以来,书信飞鸿一直是人们借以联系的桥梁,信息传导十分缓慢不便,造成信息交流的滞后性。进入当今信息时代,人们被卷入激烈的竞争与压力中,整天奔波于工作无暇串门走亲访友,也没有时间和精力去通过书信来与亲友传达问候与祝福,更谈不上面对面倾诉心声了,这必然会疏远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正如一句古语所言:“交则泰,不交则否”。而手机如精灵般闯进我们的生活,这些忧虑边迎韧而解了,弹指间便可与亲友取得联系。可谓千里姻缘手机牵!第二,手机的出现,为人类提供了更为广阔的交流空间,使人们的沟通加深了,办事容易了。我方并不排除其他交流方式的作用,也不认为它们是非此及彼的关系,它们都是现代社会立体多元化的通讯网络中的成员,是共赢的关系,互为补充的关系。而手机是其中最为普遍的,扮演着不可置否非常重要的作用。有了它,人们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无怪乎人们都说:“地球变小了,成了地球村了。”因此,我方认为“手机拉进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谢谢!

谢谢主席!谢谢对方辩友的精彩辩论!

我方承认,也许从某种角度来说,手机确实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产生对人们关系的负面影响,但我们应该用辨证的眼光来分析其中的主导作用。毫无疑问,手机给人们带来的益处居于上风,即手机拉进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它的诞生和发展给我们的生活,学习,工作都带来了巨大的好处,包括通讯的便利及时空的“压缩”。有了它,你再也不必整天为远隔千里之外的亲友而担心,即使是在地球的另一端,也可在瞬间与他们取得联系。一位博士曾说:“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要注意一个‘信’字,要通过时间和各种身体语言来建立这个‘信’字。”“常回家看看,帮爸妈洗洗碗,捶捶背”固然是每个父母与儿女的期望,可现实往往事与愿违。而手机成为了我们彼此间交流沟通的平台,人们随时随地都可以互致问候与关心,这样,“信”非但没削减,相反更加强了。难道这些不是拉进距离吗?

——正方一辩:吴晋媛

谢谢主席!

感谢对方辩友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辩论!但事实是真如对方所说吗?手机会挤压其他的交流方式减少面对面交流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身处异地的人即使不用手机交流也会用书信等其他媒介进行交流。阻止他们见面的是时空上的距离不是手机啊!相反手机拉进了心灵上的距离,实在功不可没阿!对方同学说买手机后只靠打电话发短信而不再与朋友见面。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人是有惰性的啊!如果不是手机维系,说不准跟朋友的电话联系都没有呢!现在有事打打电话交流思想,难道他还能不感谢手机对你和你朋友关系的帮助吗?我方认为,手机交流和人面交流并非是一个非此即彼的绝对矛盾关系,而是一个共赢的关系,互为补充的关系。尤其是在现代社会这样一个生活节奏快,人的流动性极大的环境下,什么事都要面谈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而手机利用其方便、快捷、高效的特征为交往提供了方便,必然拉进人的距离。我们说人际关系的距离,一是看他的血缘,另外一个是看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像父子这种血缘关系是一定的。但是像我们朋友之间,不通过联系怎么拉近呢?对方辩友还说手机会导致信任问题,难道说面对面的交流没有虚假成份的存在吗?要增加信任,不是得首先提供这样一个机会吗?手机正是提供这样一个交往的空间,交往的机会,使我们更加亲近。信任的基础就是要有交往啊!你都不通过一段时间的交往,就马上信任,马上交心,这和平常人的交往经验是有冲突的。要信任,要深交,首先得有一个这样的机会,而今天我们完全忽略这个机会去谈交往,还有什么意义呢?

手机是无法传达感情、肢体语言,对方辩友是不是想告诉我们不用表情、肢体语言就不能交流感情了吗?人之所以为高等动物是因为我们使用语言文字啊!据我所知动物使用的肢体语言是很丰富的,但他们传达的感情能跟人相比吗?谢谢!

——正方二辩:郭蕾

主席、评委,大家好!

在此我将重申我方观点“手机拉近了人们的距离”。接下来我将从距离和手机两个方面进行阐述。首先,我对对方辩友对我方“距离”的错误理解,深表遗憾。我方认为:距离,可指时间上和空间上的距离,也可指人们情感上的距离。当距离作第一种理解时,手机拉近了人们之间的距离,我想这对大家来说都是显而易见,并且是不可置疑的事实。作为人类科技发展的结晶、现代信息社会的必需品,手机大大缩短了人们交流、联系的时间,结束了过去“鸿雁传书,鱼传尺素”,信息滞后的时代。这正是手机的方便、快捷,能在第一时间传达信息的功能使人们从时间上的距离缩短了。现在人们常说的一个词——“地球村”,地球变小了,这虽不能说单单是手机的功劳,但手机在其中确是扮演了不可否认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另外,手机也拉近了人们之间的情感距离。在分析这个问题的时候,不妨让我们先从交流入手。大家都知道,结识一个朋友并不代表这个人一定会成为你的好朋友甚至知己,朋友到好朋友甚至到知己的过程,需要不断的接触、交流和沟通。在认识的基础上,只有交流才能使人们之间的关系得到升华,情感距离才能得以拉近。而手机最主要的功能就是方便人们的联系,促进交流、沟通,由此我们不难得出手机拉近人们之间情感距离的结论。说到这,对方辩友可能又要再次重复那个人们利用手机欺骗的例子了,但我们在此不禁要问了,难道在手机出现之前就没有欺骗这个现象了吗?这就说明问题的关键不在手机上,而在人的自身。而且我们还要看到,用手机进行欺骗的情况只属个别,而用手机联络感情、拉近人们之间情感距离才是主流现象。

我要阐述的第二个关键问题就是手机。对方辩友说手机排挤了其他的交流方式,使人们的交流变得单一化,但我不的陈述一个事实。在春运期间,客流量年年攀升,但在春节期间手机短信量和通话量也在年年攀升,由此可见手机的使用并不妨碍人与人之间如面对面、书信等其他方式的交流,它只是对已有的多种交流方式的一种补充而不是代替。并且我们更应该看到的是,人们不可能每时每刻和自己的家人、朋友待在一起,在这种客观条件的限制下,手机为我们提供了更方便、更快捷的交流方式,有利人们的联系,拉近了人们的距离。

此时,我不禁想到宋代诗人陆游和唐婉的一个因信息交流不充分而导致的一个爱情悲剧,请允许我以一首词来结束我的陈辞:

“钗头凤,好悲剧,昔日佳偶缘难续,一杯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

到如今,有手机,无限话语传信息,手机联系,拉近距离,近,近,近!”

谢谢,大家!

——正方四辩:周蔚

谢谢主席,大家好:

疏远是指关系,、情感上有距离,不亲近。人的距离也就是情感距离,是人与人之间关系是否亲密的表现。

远古时代的交流非常简单,仅通过形体语言、支吾几句来互相传达要表达的意思。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人们之间用与交流的东西越来越广泛。因特网、可视电话、手机、传真等等已经屡见不鲜了。有人认为这些工具尤其是手机加快了人的交流,也就拉近了人们的距离。但我方观点是:手机疏远了人们的距离。理由如下:

第一,人的交流是多方面的,有语言交谈、肢体动作、眼神交流等等。而手机把交流仅局限与书面与单纯的语言交谈中,这种交流是不完整的。从长远的角度来看,这种不坚固的情感必然如木桶效应中的木桶一样脆弱不堪。

第二,手机还会造成一些不必要的误会以及错误的认识,从而导致人们关系的疏远。比如短信的群发,一天之内接受到数条相同的短信,相信你不会对这条短信甚至是发短信的人有什么好感。这样反而给人们之间的交流造成了沟壑,疏远了人们的距离。

第三,随着科技的发展水平越来越高,手机具备的功能也越来越多,从上网、拍照到可视、3D游戏,使手机更趋于办公性和娱乐性,从而更减少了手机用于交流的方面。

综上所述,我们有理由相信不论是现在还是将来,手机都只能起到疏远人的距离的作用。

小结陈词:

相信看过《手机》这部电影的同学不会对张国立和葛优拿着手机说谎的镜头陌生,他们利用手机这种便利的工具肆意妄为地圆着他们的可耻的谎言。这种情感上的欺骗还能说是拉近了人的距离吗?当有一天你猛然发现这种不真实的情感的虚伪是,还能说手机是拉近了人们的距离吗?

手机的确快捷,你能在各个地方找到想找的人,可是如果当你不想被人找到或是需要独立思考的时候呢?人的交流是有动态与静态两方面的。手机的便利却造成了人们的困扰,还能说他拉近了人们的距离吗?

人的距离也就是情感距离,他与时空距离没有必然的联系。手机的高效性正导致了人们通过这种方式交流的弊端,由于他本身的特性,造成了人们距离的疏远。

——反方一辩:陈慧

谢谢主席,大家好:

感谢对方辩友精彩的陈词,但这并不能改变手机疏远了人们距离的事实。

首先,正是因为手机为我们提供了方便快捷的联络方式,才让人们放弃了更多直面交流的机会啊!从而让人们只注意到了互相联络的时效性而并非其亲密性。众所周知,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应该是多层面的,如果两个人每天只用手机交流而从未谋面,即使他们每天发几百条短信,煲几小时的电话粥,对方辩友难道就能手他们是亲密无间的朋友了吗?

人们往往因为对手机的依赖而让手机占据了生活的大部空间,甚至忽略了身边的人和事,如果对方辩友仅仅因为手机的快捷高效就说手机拉近了我们的距离,那么请问:对方辩友的交友仅仅是考虑效率吗?对方辩友生活的目标就是每天用手机来交几个朋友吗?

我想对方辩友应该不会选择和手机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吧?试想梁山伯与祝英台仅仅是用手机来细语缠绵,我们还会感动与震撼吗?最多是两个迷途与电网的失足青年罢了,只因对方辩友的一时疏忽,伟大的爱情就成为人们的笑柄了啊!那我们也只能说:梁割生气了,后果很严重!

其次,对方辩友忽略了在当今社会频发的欺诈行为中,手机不正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吗?正是因为手机疏远了人们的距离,才让各种谎言横行一时,从而又更疏远了人们的距离啊!大家应该对《手机》这部电影还留有颇深的印象,如果你的手机中传出这样的回答:"恩...是...啊..."对方辩友难道还认为手机在拉近互相间的距离吗?

当巴政府抓获恐怖头目利比时,在他身边没有发现任何武器,而只有一部手机,难道对方辩友还自欺欺人的把众人痛斥的恐怖袭击事件当作是在努力的拉近与我们之间的距离吗?那布什政府对9.11的回应不应是发动对伊战争而应是美味的蛋糕了啊!

鉴于时间考虑,以上只是我方的部分观点,手机疏远人们距离的事实不胜枚举.因此,对方辩友请不要在执迷不悟了啊!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手机会疏远人们距离的事实是无法改变的啊!

——反方二辨:茹婧

以距离为话题的作文篇10

关键词:人称指示语 语用距离 奥巴马就职演讲

1.引言

指示语指的是话语中跟语境相联系的表示指示信息的词语。根据Levinson的研究,指示语可分为五种:人称指示语,处所指示语,时间指示语,话语指示语以及社交指示语。本文主要研究三种人称指示词:直接参与表达的第一人称;间接参与表达的第二人称;以及在表达中会提到的第三人称。要根据不同的场合与语境使用不同的人称指示语,正确使用人称也关系到是否能成功的达成说话的目的。

另一方面,王建华在他关于礼貌现象的研究中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语用距离,指的是在交谈中亲密的程度。这个新概念的出现把人们的视角又一次引导了交谈中的指示语。本文以奥巴马的就职演说为分析对象,那次演说为他带来了更多的支持者,毫无疑问,它成为了学者研究奥巴马怎样利用人称指示语拉近他与听众之间的距离的典型案例。本文希望通过分析就职演说中人称指示语,从而来证明正确的使用人称指示语可以有效的达到缩短演说者与听众之间语用距离的目的。

2.三种人称指示语在奥巴马就职演说中的应用

美国总统的演讲一直是演说家和语言学家研究的热点。演讲作为竞选人为其拉票的重要手段,可以让公众直接了解到竞选人的政治立场。美国总统竞选采取民主投票制,所以公众可以用自己的一票来做出这个决定。因此,竞选人必须通过演讲拉近他与投票者之间的距离,从而说服投票者相信他的治国之道。奥巴马虽然赢得了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但是希望赢得更多的支持者仍然是他就是演说的目的。

2.1 第一人称指示语

第一人称指的是说话者或者也包括与说话者群体或者个人,所以第一人称包括单数形式和复数形式。

2.1.1第一人称单数

第一人称单数一般指代说话人自己,这种人称指示语给听众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感觉,所以不容易拉近与听众之间的距离。因此,在奥巴马的演讲中,第一人称单数“我”(I)仅出现了三次,但每一次都代表了不同的意义。

(1)I stand here today humbled by the task before us.

(2)I thank President Bush for his service to our nation.

(3)Today I say to you that the challenges we face are real.

这三个“我”(I)在句中分别表达了奥巴马向公众表明自己的决心,向前总统布什为国家作出的贡献表示感谢,还有提醒公众时刻注意现在不安的局势。三个“我”都用的恰到好处,不仅没有拉远与听众之间的距离,反而塑造出有责任心的形象,增加了公众对他的信任度。

2.1.2第一人称复数

第一人称复数“我们”(we)一般有两种用法:包括听话者的“我们”与不包括听话者的“我们”(何自然,2001)。奥巴马在他的就职演讲中大量的使用了包括听话者的“我们”,以此来强调他是大众的一份子,是美国人民利益的代表,从而达到缩短语用距离的目的。

(4)We are in the midst of crisis is now well understood. Our nation is at war, against a far-reaching network of violence and hatred. Our economy is badly weakened, a consequence of greed and irresponsibility on the part of some, but also our collective failure to make hard choices and prepare the nation for a new age.

这段话中的主语是“我们”(we)和“我们的”(our),奥巴马想表达自己不仅仅是美国总统,更是美国人民的一份子,会与他的人民一起并肩作战,共同面对未来的挑战。“我们”(we)和“我们的”(our)的使用在奥巴马与其人民之间架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

(5)To the Muslim world, we seek a new way forward, based on mutual interest and mutual respect.

作为美国的总统,当他面对外交事务时,奥巴马也代表了这个国家的形象和利益。在例(5)中,他的听众是穆斯林世界的人民,此处,“我们”(we)包括了那些将穆斯林世界作为友人的国家,奥巴马借此间接地向美国人民表达了他祈求和平的态度。

2.2 第二人称指示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