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乡村建设论文十篇

新乡村建设论文篇1

[关键词]桂西北；文明乡村；模式探讨

[作者简介]耿少龙，广西大学政治学院2005级硕士研究生，广西创造学会会员，广西南宁530004

[中图分类号]F323.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8)07—0085—03

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局，必须始终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而广西西部、北部的百色地区、河池地区，许多农村自然条件恶劣、基础设施较差、群众收入比较低，新农村建设任务艰巨，是广西新农村建设的难点地区。本文紧紧围绕着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二十字方针”，以“文明乡村”——破解“三农”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举措为切入点，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生态文明综合研究的角度出发，希望探索出一些广西壮族自治区西北部地区新农村建设的模式。

一、适合桂西北地区的乡村经济发展模式

一定的经济基础是实现乡村文明的根本，它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当地的精神、政治和生态方面的发展水平。特别对于桂西北贫困落后地区，“经济”的问题不能代表一切问题，却是最主要问题。

(一)特色种植养殖模式

地处桂西北高寒山区的西林县渭归村央洪自然屯，就是靠特色种植业富起来的。他们依据本地实际情况制定出了“山顶林木化、山腰果茶化、山脚粮油化”的立体种植模式发展思路：在山顶开荒种植杉木、松木，在山腰种植椪柑、八角、茶叶，在山脚种粮食、油茶等。短短几年间，央洪屯种植各类经济林、用材林2万多亩，包括杉木、松木、油桐、茶叶、八角、板栗等等，就是几乎覆盖了全屯所有山地的经济林木，成了央洪屯的主要经济来源。

广西横县农民更是靠茉莉花种植发家致富。当地政府注重引导茉莉花茶加工企业进行标准化生产，引导农民发展无公害种植，提高花茶质量。同时，加大宣传力度，努力引导市场消费，拓展销售渠道，推进茉莉花茶产业健康发展。现在横县被称为“中国茉莉之乡”，每年都要在这里举行全国茉莉花交易会。

(二)旅游产业拉动模式

具体而言，就是要依托当地旅游资源，以农民为经营主体，以旅游活动为内容，以旅游配套服务为补充，取得综合经济效益，并通过农村旅游促进文明乡村建设。

发展旅游产业首先要挖掘当地旅游资源，形成旅游产业品牌。这种资源既包括自然资源，也包括人文资源。比如桂林市在大力宣传漓江优美景色的同时，又挖掘了“刘三姐对歌”的历史故事，推出了《印象·刘三姐》大型实景演出，进一步提高了当地旅游业的经济收入。其次要改善旅游条件。最重要的是创造便利的交通条件，另外也要搞好与旅游相配套的娱乐、住宿、餐饮等基础设施建设。最后是要逐步改变村民的观念，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为旅游产业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氛围。通过对旅游景点的开发建设，还可以带动旅游景点周边村庄的发展，形成规模效益。

(三)劳务经济带动模式

具体而言，就是转移过剩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并形成一定的规模。发展劳务经济要讲究规模经济，只有形成规模才能称得上模式，才能创造更大的效益。发展劳务经济还需要政府的指导和培训，这样一方面可以提高农民工的自身素质，更好更快地适应城市建设的需要，另一方面可以使农民工避免上当受骗。同时通过政府的力量促使劳务经济规模的形成。这部分农村劳动力除了可以改善自身及家庭生活，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村发展的压力，而且可以将获得的一部分收入投入到农业生产和农村建设中，反哺家乡，反哺农村，直接或间接地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推进新农村建设。

二、具有桂西北风格的精神文化建设模式

近年来，广西农村精神文明建设获得了巨大发展。通过大力推行文化产业化，不断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各要素的内在机制创新，完善基层和农村文化服务的设施和网络，从而使文化活动的形式和内容更加丰富多彩，走出了一条精神文化发展的特色之路。

(一)右江百里文明河谷“半小时文化圈”

右江百里文明河谷全长150公里，面积300平方公里，曾是全国18个“老少边山穷”连片贫困地区之一。2001年，、中央文明办、文化部等部门的领导以及全国20多个省市宣传文化战线的代表先后在百色召开“百县千乡宣传文化工程”工作座谈会、全国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座谈会。高度评价“右江百里文明河谷”的创建是全面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要举措，探索了一条欠发达地区建设“两个文明”的新路子。从百色城区乘汽车，经田阳、田东、平果三县，大约每隔半小时就会看到一个文化宣传站。它们是右江百里河谷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半小时文化圈”。

1．建立健全乡镇文化站、村级文化室、村屯文化中心户的“三级宣传文化网络”。建成了21个乡镇宣传文化站，84个村级宣传文化室，334个村屯宣传文化中心户。基本上实现了沿河谷、沿公路的乡镇“十个一”，即每个乡镇有一座升国旗台、一个广播电视室、一条宣传文化长廊、一支文艺宣传队、一个宣传文化站、一所综合培训学校、一片绿地、一个篮球场、一个舞台、一个职工食堂。

2．开展“六大创建活动”。从解决群众最关心的问题人手，开展创建文明城市(县城)、文明单位、文明乡镇、文明村屯、文明行业和文明样板路活动。在此基础上开展“文明新风进万家”活动。内容涉及理论知识、道德风尚、文明礼貌、科学技术、法律知识、卫生体育、婚育新风、交通安全等方方面面。

3．整体推进“五大工程”。一是以弘扬革命传统教育为特色的思想教育工程，营造“红色河谷”。二是以县乡宣传文化阵地为依托的文化道德工程，营造“文化河谷”。三是以科技法律为主要内容的科技信息工程，营造“科技河谷”。四是以红棉树林带为标志的生态环境工程，营造“生态河谷”。五是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安全生产为重点的平安畅通工程，营造“平安河谷”。

(二)其他模式

广西的精神文明建设可谓多姿多彩，这里还有四种具有典型示范意义的模式：一是“阳朔模式”，即以大型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为品牌，推进当地旅游业发展的文化项目带动型，他们将桂林山水和刘三姐的传说有机融合，成为阳朔县文化产业的龙头，该活动不仅传承了民族文化，而且使参与演出的近300名当地农民取得了可观的经济收入；二是“恭城模式”，即以发展民族民俗娱乐文化为特色，开发生态旅游建设富裕家园的休闲文化旅游型；三是“横县模式”，即依靠图书馆等文化资源帮助农民增长科学技能的文化知识致富型；四是“靖西模式”，即以绣球和壮锦等民族文化产品为依托形成的项目化、产业化、规模化、品牌化的民族生态文化型。

三、体现村民意愿的基层民主自治模式

曾经有许多学者在谈到农村的民主政治问题时，认为中国自古缺少民主的传统，而农村更甚。实际上，中国农民缺乏的是愿意为他们提供公平、公正、公开的社会外部力量，并不缺乏对民主政治的热情和对乡村政治文明的向往。村民的民主自治核心价值的实现，其前提是农民自由、自主、自治地开展社会活动。

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是，离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市近的地方，其新农村建设的起点水平一般都会高于周边地区。因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农村政治文明的程度越高，新农村建设的水平就越高，文明乡村的建设就越好。

(一)以“公推直选”为代表的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成功模式

1．民主选举制度的创新即公推直选。严格遵循宣传动员、公开报名、资格审查、当众演讲、民意测验、按章依法选举和按程序报批七个比较严密的程序，保障公推直选的真实性。

2．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制度的创新。在全区范围内逐步取消县(市、区)委书记办公会，扩大全委会权力，全面推行常委会向全委会报告工作制、重要人事任免实行全委会票决制，积极探索重要人事提名全委会推荐制、委员视察督察制度等。凡涉及县(市、区)中长期发展规划，党的建设方面重大问题，关键部门、重要岗位的人事任免和监督，重大经济社会发展项目，以及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问题等，要直接提交全委会进行讨论决策等等。这些内容都涉及到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方面的重大制度创新。

3．民主监督制度的创新。一是明确党代表的职责，规定其职责主要是审议当地党委、纪委的年度工作报告，在换届期间选举当地党委委员、候补委员和纪委委员，选举出席上级党的代表大会或党员代表会议的代表，听取上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决议事项的落实情况以及党代表提出的提案、意见、建议的办理情况。二是规定党代表大会的召开，既可以每年一次，也可以根据需要不定期举行。三是规定10名以上的党代会代表联名，就可针对党员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向当地党委以及辖区内的各级党组织提出提案或质询。

(二)民主恳谈模式

民主恳谈模式由浙江省台州市首创，通过这种方式，群众可以公正平等地表达自己的利益需求，依靠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实现人民的利益，有效地维护了群众的利益，并增强了群众民主意识能力，而且使干部的民本意识得到回归，民主恳谈作为直接的民主制度和形式。给基层群众介入政治过程、实现个体及集体的利益开拓了一条通道，具体做法有：建立市、县、乡三级的“恳谈日”制度，不限对象、不限话题、不限时间，由领导带头面对面与群众拉家常，形成“民事民提、民事民议、民事民决、民事民办、民事民评”的制度，及时了解群众诉求，帮助解决民忧。

新乡村建设论文篇2

论文关键词：新农村建设，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

 

新农村建设开启了由从农村汲取资源到反哺农村的战略转向，各级政府开始加大了对农村建设的投入力度，作为基层政权组织，乡镇政府直接面对农村社区，是沟通国家与乡村社会的“桥梁”，是各种惠农政策的执行者和操作者，其公共治理的水平和效果直接影响到农村和谐社会的构建。这一独特地位，决定了其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有着不可推卸的服务责任，提高服务能力成为迫切需求。如何适应需要，应对挑战，提高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打造服务型基层政府，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

一、乡镇政府提高服务能力的制约因素分析。

乡镇政府要提升公共服务能力，需要对当前存在的服务困境及其成因进行深层次的剖析。 理论研究的不足使乡镇政府服务职能的发挥缺乏理论指导。我国学术界对于政府职能的研究很多，但主要针对的是高层级政府。而乡级政府与这些高层级政府所拥有的权限、管理区域都有很大差别，适合于高层级政府的职能未必适合于乡级政府。所以，理论界的这种宏观性的研究成果不能为乡镇政府职能定位、能力提高提供理论依据。由于理论认识不足导致乡镇政府仍习惯于强制性管理，意识不到到底应该怎样发挥自己的服务作用，提高服务能力。

县乡压力型体制不利于乡镇政府服务能力的提高。县乡压力型体制的主要特点就是县级政府将确定的任务进行量化分解论文范文，层层下包给各个乡镇政府，实行“分包式”的任务考核机制和“一票否决制”的考核方式，而且，考核结果跟乡镇干部的“政绩、荣辱、升迁”相挂钩。这种单向问责机制使得乡镇政府只对上面的县级政府负责，不对下面的农民负责，把工作中心和工作重点都转移到了完成县级政府或上级部门下达的考核任务，使出浑身解数搞好各种接待、检查、评比、达标、考核，而对于乡镇的本职工作则没有时间和精力来顾及，该管的没有能力管，不该管的又不得不管，造成乡镇政府职能的异化。

乡镇干部服务“三农”的本领相对欠缺导致服务质量低。服务型乡镇政府的工作主要体现在干部的服务能力上，但乡镇干部队伍素质低导致很难提高服务水平。表现在：（一）干部队伍结构不合理。农业型、管理型的干部多；经济型、技术服务型的干部少。据统计，在我国的乡镇干部中，行政管理型的干部占干部总数的近80%，技术服务型干部数量非常少。[1]（二）是干部队伍管理不合理。乡镇作为基层政权组织，往往成为上级机关的“减压器”。乡镇主要领导多从上级机关下派，往往是到下面“镀金”，真正安心基层工作的较少；而在乡镇基层工作的同志，虽然经验丰富，业务熟悉，却感到政治上没有出路，工作积极性难以充分发挥。（三）是乡镇干部的服务水平急需提高。不少乡镇干部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大中专教育，法律、经济、管理、农业等方面的专业知识缺乏，文化素质低、科技水平低、致富能力低的状况严重。

机构设置不科学,乡镇政府逐步演化成一个权力空壳化、责任无限化的行政组织，而且这种职能弱化、责权分离的趋势仍在进一步加剧。长期以来，我国乡镇建制遵循与上级“对口”模式，上面多少庙，下面多少神，这种机构和岗位设置是根据上级部门的需要而不是根据乡镇实际需要，这些县职能部门派驻的乡镇机构，代表各部门行使职能，人权、事权、财权属于上级部门，乡镇政府无权对他们管理，严重影响农村全面工作的开展。

财政赤字突出,影响了乡镇政府服务能力的发挥。中西部地区，在税费时代乡镇财政来源主要是农业税及与农业相关的各种税费，工商税和所得税是微乎其微。农业税取消后，这些乡镇几乎断绝了财政来源，乡镇已经无力为农村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在收入缺口增大的同时，乡镇道路建设、公益事业、优抚、五保户赡养、计划生育等支出基本上都转移到乡镇财政的预算中开支论文范文，进一步加剧财政困难。总之，基层政权处于高负债、高风险的运转状态，财政困难重重，为新农村建设服务“心有余而力不足”。

二、改革管理体制，强化资源配置，提高乡镇政府的服务能力。

乡镇政府为新农村建设服务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提供公共产品。承担为新农村建设提供与生活、生产、治理、社会发展等相关的半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或纯公共产品。（二）提供公共服务。为农民提供如市场信息、技术推广、抗灾救灾、基础设施建设等公共服务，解除地区封锁与垄断，取消行业保护，构建较完善的乡镇社区公共服务体系。（三）进行公共治理。在治理过程中做到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社会治理与资源治理、结果治理与过程治理、外部治理与内部治理的统一。

新形势下，乡镇政府要不断强化资源培植，提高服务能力。

加大关于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理论研究，为提高服务能力提供理论支持。理论界和各级政府部门要密切关注乡镇政府服务性职能的理论研究，要充分考虑到我国乡镇政府的特殊地位以及社会经济非均衡发展的国情，解决好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如何服务一系列的问题，同时借鉴西方国家的地方政府管理经验，努力形成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的服务型乡镇政府职能框架。乡镇政府应坚持“把为公众服务作为政府存在、运行和发展的根本宗旨”、全面实现“为全社会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产品和有效的公共服务，以不断满足广大社会成员日益增长的公共需求和公共利益诉求，在此基础上形成政府治理的制度安排。”[2]树立引导农民发展生产、勇当“掌舵人”、“导航者”的理念，积极帮助农民调整产业结构，发展生态农业、特色农业、规模农业，积极为农民提供政策、科技、信息、法律等服务。特别是要充分利用各种载体，广泛传播科普知识，有针对性的举办农民培训班，建立一批科技示范村组和基地，带动农民学科技、用科技，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农民致富增收的能力。

调整对乡镇基层政府的考核标准。乡镇要提高服务能力，就必须改变政绩考核标准，建立起公共服务取向的政绩考核体系。考核评价应主要从以下几个角度：（一）社会安全服务。即社会治安能否得到保障，当地违法犯罪行为是否得到有力打击，法律法规制度是否得到有效贯彻。（二）农民增收问题。能否千方百计扩大社会就业空间，增加就业机会；能否为农民提供就业培训，提高农民技能水平；能否为农产品打开销路；能否给予农民创业进行金融贷款资助。（三）农民生活保障问题。能否千方百计地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依法扩大养老、医疗、失业等保障线标准，切实增强社会保障能力。（四）基础设施服务。能否在不增加农民负担的基础上，千方百计改善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尤其是加快水、电、路、桥梁、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五）其他公共服务。能否在不增加农民付费基础之上，发展义务教育，推进素质教育，提高农民子女受教育水平。能否推进医疗卫生改革论文范文，提高对农民的医疗卫生服务；能否开展新农村文化建设，提高农民精神文化享受水平。

深化人事制度改革。在乡镇干部选拨中，要本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优先录用那些有一技之长、有较强服务意识的人员。另外，对现有的乡镇人员也要进行培训，让他们成为既懂技术又懂管理的复合型人才。（一）要建立按需所学机制，“三农”需要什么，干部就学习什么，把每位干部逐步培养为“有技能、会服务”的复合型人才。（二）要建立每学必考机制，完善干部技能“考核与服务档案”，建立干部技能证书制度，激发干部不断学习新知识、新技能。（三）要建立学以致用机制，给真正掌握服务技能的干部以用武之地，增强干部的学习动力。通过学习各项技能，使乡镇干部成为农村政策法律法规的宣传员、农业生产的技术员、农村矛盾的调解员、发展经济的服务员、为民办事的勤务员。

创新乡镇管理机制。（一）取消“七站八所”，综合设置“一办若干中心”。“一办”即党政综合办公室，综合协调乡镇的全面工作，“若干中心”主要从县直机关部门选派农村指导员、企业助理、科技助理、平安助理、金融助理等组成多种服务中心，深入乡村基层一线，提供技能服务，指导当地群众生产、生活，为乡村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和技术保障。（二）实行政务公开制度，保证上级惠民政策畅通无阻。随着支农力度的不断加大，上级政府的各项惠农政策会不断强化，各项惠农资金会逐年增长，乡镇政府必须保证农民群众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得到及时兑现。为此，乡镇政府要设置专业机构，通过及时、准确、多途径的信息公开，确保惠农政策在阳光下运行；要以全程代办和服务承诺制为主要措施，采取有力的措施和手段，把上级惠农政策真正贯彻落实到位。同时建立村务运行质询监督制，全面加强村级组织建设，解决村民参与村务知情难、作主难、监督难的“三难”问题，推进农村基层民主建设。

建立合理的财政体制，为提高服务能力提供财力支持。财是政的基础，中央和省、市、县各级政府要保障乡镇政府有较为充分的财力服务“三农”。（一）国家和省市按照总量持续增加、比例稳步提高的要求，不断增加“三农”投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指出，2010年中央财政拟安排“三农”投入8183亿元，比上年增加930亿元论文范文，地方各级财政也要增加投入。[3]（二）乡镇要不断发展经济、壮大财源，形成稳定增长的收入来源。乡镇应依托当地的资源优势，加大招商引资力度，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既注重发展投入少、见效快的项目，又注意发展生产周期长、税源稳定的项目，走农、工、贸、产、供、销一条龙的路子，以形成稳定可靠的财源体系。同时优化环境，加快个体私营经济和第三产业的发展步伐，加强城镇和中心村建设，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增加农民收入，增加财政能力。（三）要妥善解决农村公益事业的费用。国家和省市财政要加大对农村公益事业的投入，减少乡镇财务配套和农民自筹资金的份额，按照“谁的孩子谁抱走”、“谁的孩子谁监护”的原则，应由国家承担的义务由国家承担，应由省市政府承担的责任由省市承担。例如：普九义务教育方面的费用，象危房改造、教学设施改进、两免一补等都应由国家承担；而乡村公路的建设、农田管网的改进则由省市承担。温家宝总理指出：2010年，中央和省级财政继续支持农村义务教育，为农村中小学班级配备多媒体远程教学设备，让广大农村和偏远地区的孩子共享优质教育资源。[4]

参考文献：

[1]于明志.乡镇职能转变与行政权力的重构[J].《实事求是》,2008（01），38-40页.

[2]杨静.如何用法治手段保障“服务型政府”构建[J]《中国司法》，2008（08）101-103页

[3][4]温家宝.政府工作报告[N]金融时报，2010-03-16,第四版

新乡村建设论文篇3

社会公共文化服务的发展和完善，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乡镇文化站作为农村唯一的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它在提高农村文化产品的供给、推动农村公共文化事业的发展、保障人民群众共享文化发展上都具有重要作用。

（一）乡镇文化站是先进文化的传播基地

文化站成立的最初目的就是对广大人民做好宣传、组织、示范和引导，为社会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当前世界正处在一个经济多元化、文化多元化、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作为农村的主要文化传播单位，乡镇文化站成为了政府向农民传播先进文化知识的一个重要基地。

（二）乡镇文化站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宣传基地

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需要全国人民共同学习、遵守，在对农民进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宣传时，乡镇文化站将是一个重要的宣传基地，乡镇文化站通过开展各种积极乐观、健康向上的文化活动，充分调动广大群众学习先进文化、学习先进科学技术的积极性。让广大农民在他们喜闻乐见的娱乐活动中得到启发，在活动中加强广大农民的爱国主义思想、民族法制和坚持社会主义思想信念等方面的教育，从而提高他们的思想道德素质，培养农民讲科学、讲文化、讲道德、讲法律的新思想。

（三）乡镇文化站是发展农村文化事业的主力军

乡镇文化站作为农村重要的文化传播单位，其宗旨就是为广大农民提供文化服务，它以文化工作为基础，面相广大的基层群众，以各种文化服务设施和各种文化服务活动为方法，在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培养农民文化素养，推动新农村建设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各种各样的文化场所建设和文化活动开展，可以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培养人们自主学习文化知识的意识，提高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效率。

二、当前乡镇文化站面临的困难

（一）领导重视程度不够

当前，乡镇文化站建设工作虽然国家相当重视，但是很多地方的基层领导的重视程度却普遍不够。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乡镇文化站并不能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二是，在对基层领导的政绩考核中，乡镇文化站工作并没有列入考核范围。

（二）文化设施建设落后

当前，虽然国家对乡镇文化站的建设越来越重视，也加大了资金投入，但是任然有相当一部分文化站的基础设施建设比较落后，文化传播形式过于单调，缺乏创新。当前，很多地方乡镇文化站的活动形式任然沿用以往的唱歌、跳舞、秧歌队、鼓乐队的形式，在这些活动中，参与者大多是都是老年人、尤其以中老年妇女为主。这种单调的活动形式，面相群体的狭隘，都严重影响了文化站文化传播的效率。

（三）工作人员素质有待提高

文化站是文化传播的主要基地，乡镇文化站是广大农民朋友的精神食粮供应点，作为文化站的工作人员，在工作中往往要担当多重角色：既是传授文化知识的老师，又是文化活动的组织者，还是文化服务的服务员。这就要求我们的工作人员自身必须要有过硬的工作能力，必须具备各项从事文化业务的专业知识和技术能力，有较好的组织能力和良好的服务态度。在专业知识和技能方面不说是面面俱到，至少也要样样都懂，专精一门。但是，当前的乡镇文化站工作人员队伍中普遍存在年龄偏大、文化素养不高、业务能力不强等问题。

三、乡镇文化站的应对策略

（一）领导要重视

乡镇文化站工作要想搞好，领导的真正重视是关键。要然领导真正重视乡镇文化站建设，首先必须要让领导充分了解，建设好乡镇文化站的积极作用，让领导明白，办好乡镇文化站有利于培养农民的文化素养，可以为经济讲述搭桥铺路。其次，要出台行之有效的政策，上级要将乡镇文化站的建设情况列如对基层领导政绩考核的范围，要将之作为基层领导的考核、提拔的标准之一。以此来增强基层领导对乡镇文化站建设的重视。

（二）要加大投入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要想抓好乡镇文化站建设就必须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要想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就必须加大资金投入。乡镇文化站作为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其本身并没有经济效益存在，要想做好文化站基础设施建设，要想开展好各种文化活动，就必须由各级政府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因此，各乡镇领导需要将文化站活动经费纳入政府的财政预算之中，从根本上解决乡镇文化站经费不足的问题。

（三）优化队伍结构

由于文化站内工作人员的工作性质特殊，一般的培训很难达到想要的效果。因此，要想解决文化站内人员欠缺的问题，我们就必须从源头出发，优化队伍结构，杜绝随意占用编制和挪用编制的现象发生，通过各种招聘平台，吸引在文艺方面有特长的人才。

（四）提高人员素质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温饱问题已不再是问题，人们都文化的需求也就不断提高，原有的文化站文化传播模式已不再适应人们的需要，文化站员工要适应新形势下的文化站工作就必须加强自身的素质。文化站员工，首先需要了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及时将最新、最准确的信息融入到自己的日常工作之中；其次要参加各项专业培训，强化自己的专业素质；最后，要参加各种关于组织能力和服务意识的培养，增强自己的组织能力和服务意识。

新乡村建设论文篇4

关键词：美丽乡村；系列丛书；新农村建设；作用

中图分类号：F3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7）16-0023-02

美丽乡村是深化版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在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明确提出：“加强农村生态建设、环境保护和综合整治，努力建设美丽乡村。”根据中央的总体部署，建设美丽乡村要求在推动经济发展、环境改善、文化传承的基础上，实现天蓝、地绿、水净、安居、乐业、增收的美好蓝图。从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到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的建设美丽乡村，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在不断地深化和升级。针对新农村发展中出现的新形势，需要亟待解决理论和实践上的新情况、新问题。

为了贯彻中央文件精神，全面理解美丽乡村建设要求，中国环境出版社出版了《美丽乡村建设系列丛书》（以下简称《丛书》）。该《丛书》以论文论著、专家讲坛、实地考察、建设活动等形式，从政策篇、理论篇、实践篇、方法与技术篇、境外篇等方面对美丽乡村进行了全面详细的阐述。这套丛书在乡村建设工作者以及其他读者群中获得了良好的声誉，得到了专家学者的充分肯定与认可。本文基于美丽乡村的建设现状，结合《丛书》中几本代表性著作进行分析，探讨其对新农村建设的积极作用。

一、美丽乡村建设现状

在我国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进程中，广大农村地区的发展状况引起社会各届的高度关注。尤其近几年来，以美丽乡村建设为契机的新农村建设，打造出了一批诸如浙江的高家堂村、广西的红岩村、安徽的宏村、河南的郝堂村等为代表的建设试点，在探索各具特色的建设模式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美丽乡村这一建设任务，最早是在浙江省的安吉县提出并实施的。早在2008年，该县根据中央、省市关于新农村建设的要求，在经过认真调研、反复论证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利用十年时间开展以“美丽乡村”为总抓手的新农村建设工程。通过三年的努力，全县的美丽乡村建设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勾勒出了“村村优美、家家创业、处处和谐、人人幸福”的雏形，被誉为美丽乡村建设的“先行者”。2010年10月，浙江省委将安吉县的美丽乡村建设工作上升到一项省级发展战略，专门研究并制订了《浙江省美丽乡村建设行动计划》。近几年，浙江省的美丽乡村建设硕果累累，成为全国新农村建设的“领头羊”。目前，贵州、广西、安徽、福建、海南等地根据自身的地域优势，也在探索本地区的美丽乡村建设模式。

2013年2月，农业部在全国开展“美丽乡村”创建活动，这是农业部贯彻党的十和中央一号文件精神的具体举措和实际行动。同年7月，财政部启动了一事一议财政奖补作用的美丽乡村建设试点工作，积极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工程。该工程各级财政投入资金约30亿元，在130个县、1 146个行政村实施首批推进工程。2015年，在全国的美丽乡村建设试点中，中央及各级地方财政共投入资金110亿元，农村的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得到了有效的改善，形成了一批富有地方特色的美丽乡村建设示范点。

美丽乡村在取得实效的同时，对于其建设工作也存在着一些困难和问题。比如有些部门思想不统一、部门协调难度大、重建设轻规划、市场机制发挥不够、农民参与度不高等。这需要我们在研究和实践中，积极研究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与路径，使美丽乡村建设永续发展。

二、《美丽乡村建设系列丛书》的出版

按照《农业部办公厅关于开展“美丽乡村”创建活动的意见》要求，结合我国美丽乡村建设的现状，中国环境出版社与农业部科教司合作策划出版了《美丽乡村建设系列丛书》。《丛书》由农业部科教司唐珂任总主编，成立了编委会。该套丛书包括《美丽乡村――亿万农民的中国梦》《美丽乡村建设方法和技术》《美丽乡村国际经验及其启示》《美丽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等图书，分类系统地阐述了美丽乡村创建的要求、原则、方法、目标和建设模式，对国内外美丽乡村创建理论与实践进行了客观、科学的总结，是新农村建设领域的权威性著作，具有较强的时代意义。《丛书》的出版对扩大“美丽乡村”创建活动的社会影响力，调动人民大众参与的积极性，尤其是对乡村建设的启示、引领与示范必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三、《美丽乡村建设系列丛书》对新农村建设的作用

1.传播建设理念，增强当地农民参与的意识。美丽乡村建设是在政府的引导下，以农民为主体的新农村建设工作，旨在通过美丽乡村建设计划，打造“生态宜居、生产高效、生活美好、人文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形成不同类型和特色的美丽乡村建设模式。特别是党的十以来，美丽乡村建设工作更是深入人心。在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互联网、电视、广播等传媒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如《美丽中国乡村行》《美丽乡村快乐行》等电视节目的开办，全面展示了具有地方特色的乡村景观和文化资源，带动了乡村文化建设，促进了农村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但是，《丛书》作为传统媒介，它的出版能够更加系统、规范、持续地传播建设发展理念，共享建设的方法和技术。

2.借鉴他山之石，探索发展之路。在当前美丽乡村建设的热潮中，认真分析并借鉴国内外成功的发展经验，对探索出适合中国国情的新农村建设之路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在《丛书》之《美丽乡村――亿万农民的中国梦》的“实践篇”中，来自于不同省份的专家学者探讨了本地区的做法与经验，体现出了我国在新农村建设中探索出来的成功案例。如浙江省从先发性优势到内涵升级建设，广西省的“清洁乡村”适用技术引领生态乡村建设，广东省的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助推美丽乡村建设，贵州省的农业示范园带动美丽乡村建设等等。这些案例对我国其他地区的美丽乡村建设有着积极的示范和带头作用。在《丛书》之《美丽乡村国际经验及其启示》中，介绍了北美、西欧、东亚、澳洲与南美等国外的乡村建设案例。在最后一章，该书从国外美丽乡村的建设模式、乡村经济类型、小城镇建设实践、农业科技推广、乡村旅游开发模式、培养“会思考的农民”“都市农业”发展模式、“农民职业化”培训模式等方面阐述了国外乡村建设的成果，旨在从丰富多样的乡村建设模式中，提出具有共通性的建设思路和经验，为我国美丽乡村建设提供有价值的启示。

3.促进学术交流，推动新农村建设的研究。图书是知识和思想的载体，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丛书》的出版，丰富了城乡规划、社会学、文化学等学科对新农村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丛书》包含着美丽乡村建设的政策方针、战略构想、理论基础、创新管理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它对实现美丽乡村建设计划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不同的专家学者对美丽乡村建设的某些问题有着不同的观点，主要是基于研究视角、研究方法不同而已。在《丛书》之《美丽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中提到“古代人眼中的美丽乡村”“现代人眼中的美丽乡村”“外国人眼中的美丽乡村”，不同的区域、时代背景和国情，对于美丽乡村的界定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建设的愿景终究是一致的。为了全面做好美丽乡村建设工作，实现新农村建设的“绿色梦”“致富梦”“乡土梦”，包括本套《丛书》在内的新农村建设类图书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目前，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丛书》及其内容实现了远距离的传播，促进了学术交流，推动了新农村的建设与发展。

4.营造社会氛围，保障新农村建设的实施。近几年来，“美丽乡村”一词家喻户晓、深入人心，美丽乡村建设也在全国各地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美丽乡村建设不仅要实现“外在美”，而且要创造“内在美”，需要“内外兼修”，内核是提升人们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实实在在地提高人民的幸福指数，它承载着新农村建设和生态文明创建的新使命。网络、报纸、杂志等信息的传播远不能满足人们对美丽乡村建设的新要求，《丛书》的出版能为人们提供新农村建设最为权威的信息、方法和技术，宣传科学的建设理念，吸引更多的人参与到美丽乡村建设中来，营造比学赶帮的良好社会氛围，加快美乡村建设的步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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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王卫星.美丽乡村建设：现状与对策[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1）：1-5.

[3] 唐珂.美丽乡村――亿万农民的中国梦[M].北京：中国环境出版社，2013.

[4] 唐珂.美丽乡村建设方法和技术[M].北京：中国环境出版社，2014.

[5] 唐珂.美丽乡村国际经验及其启示[M].北京：中国环境出版社，2014.

[6] 唐珂.美丽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环境出版社，2015.

新乡村建设论文篇5

关键词：乡村建设派；梁漱溟；振兴农村；新农村建设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2-0042-02

一、简论乡村建设派的政治主张

20世纪20-30年代是中国历史上社会思想大变革的时期，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波及中国社会各阶层，包括广大中国农村地区。在这种情况下，乡村建设派及其政治主张应运而生了。乡村建设派的乡村建设是“起于救济乡村”，“要重建一新社会组织构造”。乡村建设派的思想主要体现在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一书中，概括起来，其政治主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倡导“知识分子下乡”，以实现“知识下乡”；二是强调以道德为主要标准选拔乡村的公职人员；三是通过“促兴农业以引发工业”，转移过剩的农业人口。

二、不同派别对乡村建设运动的批判

（一）中国农村派的批判

中国农村派首先批判了梁漱溟没有把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掠夺当成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村经济衰败的根本原因。他们指出在维护现存社会制度和政治秩序下，想通过点滴的社会改良来实现民族自救是行不通的，要挽救衰败的农村经济，彻底改变农村与农民现状，当务之急是要进行反帝反封建革命[1]。其次，他们严厉地批判了梁漱溟和其他的乡村工作者没有认识到土地对农民的重要性。他们指出，怎样分配生产阶段及生产物，怎样经营农业和改善农村经济等问题是改变农民悲惨命运的核心内容。如果忽视生产物的分配，尤其是土地分配的问题，肯定无法达到解救农民、挽救衰败的农村的目的。

（二）独立评论派的批评

独立评论派主要是站在西化的立场上，对梁漱溟的以农立国论进行了批评。1933 年8月，吴景超打响了批评梁漱溟及其乡村建设运动的第一炮，吴景超称以农立国论是一种“经济上的复古论”[2]。随后，陈序经重点批评了梁漱溟把西洋文化称为都市文化，而把中国文化称为乡村文化的提法，认为乡村建设的目的就是要以中国乡村文化为主而吸收西洋的都市文化，从而创造出一种中西合璧的新文化。

三、对乡村建设运动的一些认识

从中国农村派和独立评论派对乡村建设理论的批评来看，他们确实抓住了一些症结所在，但是这样的认识和结论与历史事实还是有出入的。下面笔者将从以下几点谈一些鄙见：

（一）乡村建设运动的不足之处

1.没有从根本上对农村的土地制度进行改革

在当时的情况下，乡村运动者由于其自身的阶级立场，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土地分配制度这个关乎乡村社会能否实现长久稳定与全面发展的关键问题。正如亨廷顿在其名著《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当中所表述的，“在现代化进程中，农村扮演着关键性的‘钟摆’角色，它不是稳定的根源就是革命的根源”[3]，“没有哪一个社会集团比拥有土地的农民更加保守，也没有哪一个社会集团比因地甚少或者交纳过高的田租的农民更为革命。”[4]事实证明，在当时国家处于内忧外患的情况下，若不触及土地制度，迅速对整个社会制度加以变革，根本拯救不了农村，更谈不上复兴民族。

2.把乡村建设简单看作文化问题

在梁漱溟看来，一个民族在世界上的命运是由这一民族的文化决定的，西方的胜利是由于文化的胜利，而中国的失败自然是源于文化的失败。因此，要解决中国问题就必须先进行文化改造。时任北大经济学系教师的千家驹曾讽刺梁漱溟的“乡建”理论是先发明一套礼俗习尚，而后改造经济组织和政治组织，“等于把马车放在马的前面，事实上是行不通的。”[5]诚然，帝国主义对中国最首要的是政治侵略，而文化侵略应该是其次的，因此把近代中国的失败直接归因于文化的失败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3.过分强调道德的作用而忽视法的作用

乡村建设派的理论家和实践者，非常重视文化和道德对农村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他们提出了许多改善农民思想政治水平，提高农民文化水平、道德素质的措施，却没能有注意到完善的法律制度对于乡村经济现代化的促进作用。缺少完善的法律制度，就是缺少了统一标准与有力保障，这样乡村建设理论是难以冲出试点，在全国推广的。

（二）乡村运动终结的历史原因

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一段时期内，学术界曾对乡建思潮和乡建运动作了完全否定的评价，笔者认为，乡村建设运动在中国之所以没有成功，固然有其不足之处，但也是与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分不开的：

第一，当时支持开展乡村建设的地方实力派，多半想利用这一运动来增强自己的势力。他们支持地方建设运动的初衷并不是农村经济的全面进步和社会的和谐发展，他们更多的是着眼于怎样利用村治加强对农村的控制以及对乡村资源侵占，为其军阀统治服务。一旦他们积攒起足够的财政力量，依然会走军事扩张之路，从而引发军事冲突。在那样的形势下，乡村建设运动自然不可能获得成功。

第二，当时军阀混战的社会背景使乡村建设运动的命运与军阀息息相关。各个地方势力纷纷争夺有影响力的社会人物，为其军阀统治服务，如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试验，是在韩复榘的支持下进行的；山西的“村政建设”，则基本上是贯彻了阎锡山的意志[6]。很难想象在没有掌握政治权力并且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的情况下，乡村建设运动能够始终贯彻其政策措施并取得成功。

新乡村建设论文篇6

关键词：乡村建设运动／研究阶段／主要成果／研究热点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国曾经兴起过一场以乡村教育为起点，以复兴乡村社会为宗旨，由知识精英推进的大规模的乡村社会建设运动。但由于种种社会或政治原因，这一持续十余年之久，波及中国中东部广大地区，对中国农村社会的发展影响深远的乡村建设运动，在建国后很长时期里鲜有系统客观的研究；改革开放后，国内外学术界开始关注这场运动的主要发起和领导者梁漱溟和晏阳初及他们在山东邹平和河北定县的乡村建设实验；近年来，学术界对整个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的研究有了新的突破。本文试图对近二十年来学界在乡村建设运动方面的研究作一综述。

一、研究阶段

第一个阶段：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对史料的抢救、征集和编辑出版。

随着我国社会科学在80年代初期的逐步恢复和重建，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也重新进入国内研究人员和相关机构的视线。1984年，邹平县政协文史工作者开始重点征集梁漱溟先生当年的乡村建设活动的有关资料。1987年，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在邹平召开了“梁漱溟乡村建设资料征集协作会”，就有关抢救资料问题进行了研究和安排。邹平县政协在会上被指定为重点征集和抢救这些资料的单位之一，并随即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开展征集工作，走访了梁漱溟等健在的近百名乡建老人，搜集抢救了大批珍贵资料。1991年，邹平县政协与山东省政协合编了《梁漱溟与山东乡村建设》一书。该书汇集了四十多位当年参与乡建活动老人的回忆资料，从不同角度，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当年乡村建设的情况，为史学界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研究素材。1989年到1993年，山东人民出版社相继出版了由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辑的《梁漱溟全集》第1～8卷。1992年，湖南出版社出版了由郑大华等翻译的、美国艾恺著的《梁漱溟传》。80年代中后期，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有关成员组成了晏阳初全集编委会，在国内外广泛搜集整理资料，编辑了《晏阳初全集》第1～3卷，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先后出版。《晏阳初全集》全面而系统地搜集和整理了晏阳初先生七十余年有关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方面的论文、演讲以及其他著作，其中不少是未曾公布的手稿、记录、信函等原始文件。此外，1991年，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由袁振国、张癸编著的《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1993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陶行知教育论著选》，田正平、李笑贤编的《黄炎培教育论著选》，等等。这些资料搜集和编撰工作，为后来的深入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素材。

第二阶段：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较为宏观的初步研究。

1987年10月，邹平政协与山东省社科院社会学所、山东大学社会学系，联合发起并在邹平召开了梁漱溟乡村建设运动学术讨论会，与会专家学者六十多名，来自全国26个单位。这次学术讨论会，围绕梁漱溟先生的乡村建设运动，从哲学、社会学、教育学等不同的角度，对乡村建设运动作了较全面的探讨，形成了一些共识，也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如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梁漱溟整个思想体系与他的乡村建设理论的关系，乡村建设运动在梁漱溟学术生涯以及社会活动中的地位，邹平的乡村建设与全国乡村建设运动的关系，邹平乡村建设与当时中国政治的关系，等等。此后，又多次召开了有关梁漱溟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吸引了更多学者关注乡村建设运动的研究，这为后来从更深层次上探讨其思想理论及其乡村建设实验对当今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启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个时期产生了一系列从宏观上对乡村建设运动的代表人物及整个乡村建设运动进行系统研究的专著。其中较有影响的有：宋恩荣编的《教育与社会发展——晏阳初思想国际学术研究会论文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出版)，马勇的《梁漱溟评传》(安徽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和《梁漱溟教育思想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年出版)，宋恩荣、熊贤君的《晏阳初教育思想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年出版)，詹一之、李国音的《一项为和平与发展的奠基工程——平民教育之父晏阳初评介》(四川教育出版社1994年出版)，李善峰的《梁漱溟社会改造构想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朱汉国的《梁漱溟乡村建设研究》(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出版)，郭齐勇、龚建平的《梁漱溟哲学思想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雷洁琼作序的《晏阳初纪念文集》(重庆出版社1996年出版)等。

第三阶段：90年代末至今，多角度、多学科地深入探讨和研究。

90年代末以来，有关乡村建设代表人物的思想理论及乡村建设实验的学术研究从宏观转向了微观，研究者从不同的学科背景和视角去探索、审视乡村建设运动主要代表人物的思想理论、性质、历史地位、具体实践及对社会变迁的影响等等。这一阶段涌现了大批学术水平较高的论文和专著，如陈宪光的《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与中国现代化之路的探索》(《华侨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四川师范学院政法系王安平的《卢作孚的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述论》和西南师范大学教授刘重来的《中国近代西部“乡村城市化”的成功尝试——论卢作孚创建北碚城的思想与实践》(载《卢作孚研究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郑黔玉的《试论梁漱溟乡村建设的文化哲学基础》(《贵州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马瑞的《梁漱溟儒家政治人格及其乡村建设实践》(《河南大学学报》2000年第6期)，熊吕茂的《梁漱溟的文化思想与中国现代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郑大华的《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出版)，季芳桐的《农村革命与乡村建设之比较》(《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于建嵘的《乡村建设运动对农村政治结构的影响——对湖南省衡山县的实证研究》(《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王宪政的《晏阳初与定县平民教育实验区》(光明日报2002年3月23日)，李国忠的《苏维埃运动、乡村建设运动与中国农村的社会变迁比较》(《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5期)，李在全的《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福建乡村建设运动的社会背景探析》(《党史研究与教学》2002年第3期)，郭蒸晨的《梁漱溟在山东》(人民日报出版社2002年出版)，鄢烈山的《超越怜悯：平民教育家晏阳初的实践及其精义》(南方周末2003年7月24日)，李文珊的《晏阳初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比较研究》(《学术论坛》2004年第3期)，史振厚的《晏阳初乡村改造思想形成的理论背景》(《河南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王国宁的《论晏阳初乡建思想的科学性与民主性特征》(《河南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论卢作孚“乡村现代化”建设模式》(《重庆社会科学》2004年创刊号)等。这些学术论文和著作的发表和出版，把对梁漱溟、晏阳初、卢作孚等的乡村建设思想及实验的研究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层面。

二、研究的热点和焦点

(一)再现和重审乡村建设运动

这类研究主要通过对梁漱溟、晏阳初等代表人物在乡村建设中的实践活动的重现，来重新审视乡村建设活动的思想理论及成效。朱汉国的《梁漱溟乡村建设研究》、马勇的《梁漱溟评传》、宋恩荣等的《晏阳初教育思想研究》、詹一之等的《一项为和平与发展奠基工程——平民教育之父晏阳初评价》、屠茂芹的《梁漱溟在山东做的实验》以及杨雅彬在《近代中国社会学》一书中的相关章节对梁漱溟开展乡村建设旨趣、思想基础、具体方案及乡村建设实验等方面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再现和评论。旅美华人、历史学家吴湘湘著的《晏阳初传：为全球乡村改造奋斗六十年》一书，以翔实的史料、严谨的史笔，勾画了晏阳初60年间致力于平民教育和乡村改造的伟大实践。吴洪成的《晏阳初的定县乡村平民教育实验述评》一文也再现了晏阳初在定县乡村开展平民教育实验的史实，并对其进行了历史的评价及理论反思。此外，陈晓华的《卢作孚的乡村教育思想》，王安平的《卢作孚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述论》，刘重来的《中国近代西部“乡村城市化”的成功尝试——论卢作孚创建北碚城的思想与实践》等文章分别对卢作孚的乡村教育思想、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等进行了详细的叙述和评论。而郑大华的《民国乡村建设运动》一书研究了乡村建设运动兴起的背景、过程和两种乡村建设思想，具体考察了定县、邹平、无锡和徐公桥、乌江、镇平及江宁的乡村建设实验活动，并围绕乡村建设运动的性质、乡村建设运动的内容和乡村建设运动的成败得失等问题发表了意见。李得全的《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福建乡村建设运动的社会背景探析》则以福建乡村建设的史实为基础，探讨了福建乡村建设运动的社会背景以及当时农村经济衰落的基本原因。这些研究成果为学术界全面认识和了解整个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从学术界对乡村建设理论和实验成效的评价来看，绝大多数学者都是采取一分为二的观点，他们对乡村建设的肯定程度大致可划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大肯定，小否定”。这部分学者所持的基本观点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是一部分爱国知识分子立足于民族的苦难与危机，对中国社会发展道路所作的一种选择与探索。虽然乡村建设运动存在诸多缺陷，不可能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甚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客观地起到了维护国民党军阀政府的作用，延缓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但乡村建设实验的许多经验可以为我们采用，有些甚至对我们今天的现代化建设仍有借鉴、启迪作用。因此，重新对乡村建设运动进行研究，不仅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更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如熊吕茂认为，在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重新考察和审视这一由知识分子自觉发动的民族自救运动，除了指出其缺点和错误之外，还应该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去评价它的积极作用[1](PP215～219)。鄢烈山认为，晏阳初的思想与实践至今仍有显著的启迪价值：“一是要真诚地信赖平民，致力于开发民智与民力的基本建设。”“二是退一步讲，从政治技术层面，只有走民主的道路，才能实现国家的安定与繁荣。”“三是精英阶层与强势集团要有远见，舍得抛弃既得利益的包袱，才能实现社会各阶层的共存共荣。”“今日审视晏阳初的实践，相信可为我们解决‘三农’问题提供有益的借鉴。”[2]

第二类是“大否定，小肯定”。这部分学者所持的基本立场是：在宏观上对乡建理论体系及实践活动基本否定，但在微观上，对乡建运动所采取的某些措施给予肯定。如郭蒸晨在其《对邹平乡村建设实验的实证研究》一文中所说：“乡村建设运动不但不能根本救国反而会阻碍和延缓革命的发展。”然而，“尽管我们说乡村建设的路是一条在中国走不通的路，一条失败的路，一条不能根本解决中国问题的路，但从微观上，从他们的某些具体做法上，仍不失其进步的积极的意义”。梁先生的乡村建设运动的“一些具体的思想和主张，仍然值得我们今天去研究继承”[3](pp310～323)。持类似观点的还有如张卫军[4]、张国强、钟飞辰[5]等。

第三类是“成败不定”。对乡村建设的成效评价除上述两种立场外，还有少数学者认为，乡村建设运动不能说是失败的，也不能说是成功的。温铁军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举办的“中国大陆乡村建设”座谈会上的发言中提出，中国大陆的乡村建设“不能说失败，但也不能说成功”。“我们不能说它失败了，因为它的条件变化了”。但“为什么它不起作用呢?因为土地革命战争胜利以后，不再需要这些东西了，土地平均分配了，政权民主化了，所有这些目标都实现了，为什么还要搞乡村建设运动，没必要了。晏阳初的那个乡村建设学院就挪到菲律宾去了，其他没有搞土地革命的一些国家要继续接受训练。这些说明，中国的乡村建设问题始终是一个长期的问题”[6]。

(二)对乡村建设运动不同派别模式及思想理论的比较研究

学术界根据背景和动机的差异，从庞杂的乡村建设运动的队伍中归纳概括出了许多乡建模式或派别，其中比较著名的有：王鸿一的“村治派”、米迪刚的“中华报派”、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派”、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派”、陶行知的“教育改进派”、梁漱溟的“乡建派”和卢作孚“经济建设派”等等，同时，对他们的乡建模式形成的文化理论背景、目标及所依赖的路径进行了探索和研究。他们认为，村治派是中华报派改“头”换“面”而来的。所谓改“头”，是指在新的政治环境下村治派对中华报派的政治主张进行了新的包装；所谓换“面”，是指村治派除原中华报派主要成员外，又增加了不少新面孔，其中梁漱溟、吕振羽最引人注目。而在这众多的乡建模式中有明确的乡建方案、长期坚持实践并在国内外产生较大影响的当数晏阳初“平民教育派”的定县模式和梁漱溟“乡建派”的邹平模式。此外，近年来学术界又提出了卢作孚的北碚模式。

学界认为，梁漱溟曾是民国时期宪政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和宪政问题的不懈探索者和实践者。然而，从20世纪20年代以后，由于中国宪政运动的失败等原因，致使他对从前的政治主张逐渐产生了怀疑，他是“抱着‘能替中华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开出一条路来’的志向，开始研究和从事乡村建设救国运动的”。“他的乡村建设运动思想和主张，源于他的哲学思想和对中国的特殊认识”[3](p304)。对于梁漱溟这一思想的转变过程，李德芳在《试论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村治派》一文中也有较详细的叙述[7]。熊吕茂等进一步指出，“梁漱溟从中国文化问题入手提出了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方法，充分反映了他对中国文化之‘民族精神’的体认与自信”[8](P219)。在梁漱溟看来，中国建设不能走发展工商业之路，也不能走苏联的路，只能走乡村建设之路，即“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吸收西方文化的长处，使中西文化得以融通，开创民族复兴之路”[9]。“其目的是希望在保持现有社会关系的前提下，通过以儒家理论为核心的社会改良来振兴中国农村，刷新中国文化、经济和政治，进而实现中国现代化。这是梁漱溟文化建国的理想尝试，是他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设计的既有别于全盘西化的自由主义，又不同于苏俄共产党的‘儒家社会主义’之路”[10]。熊吕茂认为，梁漱溟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就是社会主义[8](P169)。郭蒸晨更明确地指出，梁漱溟“理想的通过乡村建设成的未来社会，是介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具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点”[3](PP307～308)。

而影响晏阳初一生的中国儒家“民为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是平民教育实验的出发点，基督教的博爱、平等思想以及西方民主科学思想是其平民教育实验的精神动力，而实用教育理论是平民教育实验的方法论，对农村问题思想认识上的深化是平民教育实验的思想根源。“正是在这些思想影响之下，建立起他的‘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的蓝图”[11]。如果把晏阳初和梁漱溟的乡建思想进行比较，可以看出，晏阳初与梁漱溟在思想出发点上虽然有着一些重要的共同点，然而在从事乡村建设的出发点方面却存在明显的差异。晏阳初从事乡村建设的思想理论基础是其现代民本政治观。晏阳初继承了传统儒家民本主义思想，并在内涵和精神方面赋予其时代意义和实践价值，从而形成了其现代民本政治观，作为他从事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的精神支柱和理论核心。晏阳初从事乡村改造的核心目标是救治“愚”、“穷”、“弱”、“私”，因此，他开展了对应的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和公民教育等四大教育，并采取了以学校式、家庭式、社会式三大方式连环推行的基本措施[12]。而晏阳初平教运动的宗旨则是“除文盲，做新民”[4]。

近年来，学界还注重研究卢作孚乡村建设的模式。有学者指出，米迪刚、王鸿一、晏阳初、陶行知和梁漱溟等人的乡建村治模式及实验虽然各有特色，但就对中国农村问题的总的把握及所提出的解决途径看，他们有一个相同的核心，那就是梁漱溟所概括的：中国农村问题源于“文化破坏”、“教育不兴”，解决中国农村问题的最要紧的法子是“创造新文化，救活旧农村”。总之，“这一批知识分子的乡建村治模式及实验实际上是由梁漱溟倡导的‘文化教育一乡村社会改造’模式集其大成的”。“而真正与梁漱溟这批知识分子有着共同‘复兴农村’、‘建设农村’目标、但却采用截然不同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乡建路径并且取得较大实践成就和具有特殊价值的乡建模式就是卢作孚在四川北碚所实验的‘实业民生一乡村现代化’模式”。“而从经济入手，还是从教育入手，正是民国初期两大乡建模式的基本分野所在”。虽然具有不同的价值，卢作孚和梁漱溟一样是民国乡村建设运动中具有模式意义的代表人物[13]。

(三)对乡村建设运动性质的评价

学术界的观点基本一致，认为乡村建设运动是一种社会改良主义运动。“它希望用和平的、非暴力的手段建设乡村，刷新中国政治，复兴中国文化。这是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运动相对立的，但它也不同于国民党政府所推行的社会改良政策。在政治倾向上，乡建派是处于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的‘中间派’，代表着一部分爱国的知识分子对中国现代化建设道路的选择与探索”[3](P67]。宋恩荣在论及晏阳初的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运动的影响时也说，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运动，“实质上是一批怀着赤子之心的爱国知识分子为使中国农民摆脱贫困愚昧，为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企图使中国农村汇入现代文明洪流，努力推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一次可贵尝试”[14](p23)。王安平在论及卢作孚的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时也认为，“他的乡村建设主张带有明显的改良主义和理想主义色彩”[15](p349)。

对梁漱溟乡村建设活动性质的评价争论较大。美国哈佛大学博士、芝加哥大学教授艾恺认为，梁漱溟乡村建设，是要将中国的传统文化价值“现代化”，既保存先贤的“无价之宝”和“真实人性的发现”，又足以使人民“获致富强”，还可以免得在道德上沦为西方的社会悲剧。然而，他的理论和实践充满难以解决的矛盾，所以，梁漱溟终于没有找到解决中国问题的正确答案[16](PP291～193)。马东玉认为，梁漱溟“追求的文化实质上是‘唯一真正人的文化’，所以说他是改良主义者，也仅仅是从他当时所搞的乡村建设，比照‘革命’的道路，就中国的暂时框架而言的”。“他的思想跨越了时代，但实际上又无法跨越时代，他总要从中国的实际入手去一步一步地做，他在起步行动时没有真实地把握中国的阶级矛盾的现实，毕竟是依靠了中国的现有国家和政府，从而堕入‘文化至上’、‘行动改良’的窠臼之中。更加可悲的是，既依靠了军阀，便把当时中国共产党人选择的阶级斗争的道路，把毛泽东等无产阶级革命家创造的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尤其把无产阶级领导和发动农民进行暴力革命，视为‘社会动乱’、‘杀人放火’”，“使他的立场最终站到了与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运动的对立面”[17](p99)。

郑大华在分析乡建团体的复杂性和乡建模式的多样性后提出，当年的乡村建设运动“尽管参加的很复杂，模式也具有多样性，但就其基本性质而言，它是一场社会改良运动，即在维护现存社会制度和秩序的前提下，采用和平的方法，通过兴办教育、改良农业、流通金融、提倡合作、办理地方自治与自卫、建立公共卫生保健制度以及移风易俗等措施(当然各实验区的则重点不完全相同)，复兴日趋衰弱的农村经济，实现所谓的‘民族再造’(晏阳初语)或‘民族自救’(梁漱溟语)”[18](p473)。

(四)乡村建设运动对农村社会变迁的影响

随着学术界对乡村建设运动全面深入的研究和把研究视角从乡村建设和平民教育转移到与其相关的其他方面，与乡村建设运动密切相关的20世纪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与乡村建设派合作推行的县政建设运动以及由此引发的乡村社会的变迁也开始受到关注，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

学术界认为，晏阳初在定县实施的以一个县为实验研究单位的乡村教育模式，不仅对中国当时其他地方的乡村建设实验有很多启发和影响，而且对南京国民政府的决策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20世纪30年代初，在内忧外患、国民党政权的统治基础岌岌可危的历史背景下，为了应对统治危机，加强对乡村的控制，国民党政府开始关注当时已渐成气候、影响日益扩大的乡村建设运动。晏阳初的定县实验从1924年到1932年期间，所作的努力是自下而上的独立的、学术性的研究工作，没与政府发生任何关系。在实际工作中他逐渐醒悟到，当初没有注意到政治改革的重要性是自己认识上和行动上的不足，并因此开始注意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把目光转向“平民教育运动范围以外”的政治改革问题。1932年，他开始尝试自上而下的县政改革，并积极谋求与国民政府合作[19]。于是，国民政府采用了定县的成果，于1932年在南京举行第二次内政会议，通过了各省设立县政建设研究院及实验县的计划。因此，乡村建设运动以晏阳初所提倡的“政教合一”的原则进入到了第二阶段，即县政建设运动阶段。对于县政建设运动，郑大华、李汝东、李志惠、马东玉等在有关专著中都有所论述。

近年来，有关乡村建设运动对农村基层社会的影响的研究有了新的突破。于建嵘通过对湖南省衡山县的乡村建设实验的实证研究，得出了下述结论：自乡村建设运动之后，国家行政权力下沉到乡镇，乡镇实现了行政官僚化；国家通过各种方式加强了对保甲体制的控制，“保”出现了半行政化趋向；传统绅权出现了与基层政权合二为一的趋势；宗族组织开始往经济合作组织方向发展[20](PP158～203)。王先明、李伟中选择了五个县作为县政建设实验基本分析样本进行实证研究，进一步从县政建设形成的历史过程、时代特征，以及由县政建设而引发的乡村现代化进程的历史鉴训等整个运动过程进行了系统的探讨，特别是对由县政建设运动引发的乡村社会由传统向现代变迁的影响进行了较深入的分析。他们认为，县政建设运动是中国现代化历程中规模比较大的一次乡村现代化实验，其运作模式、实验方法和实验内容都为中国乡村现代化留下了许多历史经验和教训[21]。而李国忠把乡村建设运动、苏维埃运动与中国农村的社会变迁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这两种社会运动体现了人类有目的的促进社会变迁的努力；它们所涉及的社会变迁的范围在许多方面是交叉的，从社会变迁的类型来看，它们都是进步的社会变迁，从客观效果来看，它们在推进农业生产，改变人们的精神生活，改善人们的生活环境等方面都起了比较大的作用，这相对于本地区以前的情况和中国农村的其他地区而言，都是一种进步的社会变迁。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共产党也曾对乡村建设运动表示过部分的肯定。但同时应该指出的是，这种变迁仍是极为有限的[22]。

参考文献：

[1] 熊吕茂：《梁漱溟的文化思想与中国现代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2] 鄢烈山：《超越怜悯：平民教育家晏阳初的实践及其精义》，载《南方周末》2003年7月24日。

[3] 郭蒸晨：《梁漱溟在山东》，人民日报出版社2002年版。

[4] 张卫军：《评晏阳初平教会乡村建设的实践和理论》，载《济宁师专学报》2002年第2期。

[5] 张国强、钟飞辰：《试论二三十年代的平民教育运动》，载《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

[6] 温铁军、熊景明、黄平、于建嵘：《中国大陆乡村建设运动》，载《开放时代》2003年第2期。

[7] 李德芳：《试论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村治派》，载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史》2001年第8期。

[8] 熊吕茂：《梁漱溟的文化思想与中国现代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9] 陈宪光：《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与中国现代化之路的探索》，载《华侨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

[10] 贾可卿：《梁漱溟乡村建设实践的文化分析》，载《北京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11] 吴洪成：《晏阳初的定县乡村平民教育实验述评》，载乡村教育网2005年3月2日。

[12] 李文珊：《晏阳初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比较研究》，载《学术论坛》2004年第3期。

[13] 郭剑鸣：《试论卢作孚在民国乡村建设运动中的历史地位——兼谈民国两类乡建模式的比较》，载《四川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

[14] 宋恩荣：《晏阳初全集序言》，《晏阳初全集(一)》，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15] 王安平：《卢作孚的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述论》，载《卢作孚研究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16] 罗义俊：《评新儒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17]马东玉：《梁漱溟传》，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

[18] 郑大华：《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19] 张海英：《“县政改革”与乡村建设运动的演进》，载《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20] 于建嵘：《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新乡村建设论文篇7

一、新公共管理理论在乡村民主建设中的境遇

所谓新公共管理(NewPublicManagement),严格来说,并不是一个理论或一种学说,而是一种思潮在公共管理领域里的体现。用它的原始命名者胡德的话来说,是一个为方便起见而做的标签。[1]其理论渊源主要有两个:一是以极端自由主义为代表的当代西方社会思潮,其主张是以保障个人权利并限制政府权力,片面强调个人自由和市场本位。二是以布坎南创立的公共选择理论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其特点是用经济学的方法和工具研究政治和政府管理问题。这两种理论思潮在西方20世纪80年代产生了巨大影响,引发了欧美国家广泛的“民营化”改革,90年代后逐渐掀起整个世界公共领域的改革浪潮并成为改革的核心内容,作为西方理论界广泛使用的热门概念,新公共管理已成为指导越来越多国家公共管理实践的新理论和新理念。

然而,作为一种外来的公共行政理论,新公共管理对于解决中国的问题究竟是否适用仍需考验。一般来说,多数学者赞同新公共管理理论对中国的乡村民主建设具有借鉴意义,并且已有学者正尝试用其分析中国的实践,尤其是在公民社会建设和村民自治方面。但也有学者认为,新公共管理理论在发展中国家仍然面临适用性问题。

尽管如此,对新公共管理的批判并不意味着对其进行全盘否定。作为公共管理的一种工具或机制,新公共管理理论没有因其宏观理论层面的困境而失去效力。具体到我国的新公共管理研究,我们可暂时放弃其某些宏观关怀,“在微观意义上(尤其在地方层面上)说明我们正面临何种不可治理性,是什么导致了必须用政府、社会和市场的某种新组合来克服这些不可治理性,哪些组合方式(在何种条件下)是可复制、可模仿的,进而在此基础上形成本土化的分析理论模式。”[2]所以,中国的公共管理不能照搬西方的新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必须对其进行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样的本土式改造,才能与我国的实际相契合。

二、当前乡村民主建设对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本土化诉求

从以上论述可看出,虽然西方的新公共管理在理论上和实践中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陷、虽然新公共管理运用到中国的乡村治理中进行民主建设时会遇到一些理论和实践困境,但其包含着诸多值得借鉴的理论价值和政策资源,无疑已成为指导中国公共管理实践的一种新理论和新理念。因此,我们可以谨慎地对其加以吸收和运用。

首先,从意识形态来看,新公共管理理论虽然主要是一种公共管理理论,但却具有较强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色彩,这就要求我们在借鉴新公共管理理论时,必须有所选择,“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因为新公共管理的理论渊源之一是极端自由主义,这一渊源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主张社会中心主义,反对政府干预。许多国家的实践(如现在的希腊、意大利等)已经表明,这种政治倾向有时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其次,从经济发展来看,新公共管理理论是对传统大政府的福利国家的经济困境与财政危机的一种纠正与挽救。它从西方发达国家的国情基础出发,主张限制政府的职能和作用,主张管理主体的多元化、权力的多中心、管理主体与社会的互动等。其“所勾画的现实社会具有很大的虚构性。这种虚构性在分析全球化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影响时尤为明显”[3]。所以,对处于世界发达与落后之间的中国而言,这一理论并不能很好地解决发展中所面临的所有问题。

最后,从文化土壤来看,新公共管理理论的真正精神是以公民素质较高而形成的个人主义为基础的契约合作理念,这一理念深深地蕴藏于以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平等为核心的公民社会文化之中。对中国这个具有不同文化土壤的国家来说,若不切实际地在缺乏作为制度基础的现代社会政治秩序的前提下,过分夸大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效用,实施西方所追崇的模式,就可能会遇到挫折,从而破坏正在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因此,在运用新公共管理理论来分析和解决中国问题时,应明确认识该理论的适用性。

当前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无论是乡村民主建设的理论研究还是实践层面都面临着现有管理体制机制的瓶颈束缚,而西方的新公共管理理论对消除这些瓶颈束缚大有裨益,借鉴其破解难题,关键是抓住整个初级阶段尤其是当前中国乡村的实际,对我国乡村社会的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情况进行全面、客观的调查与研究,找出当前我国的乡村民主建设究竟存在哪些问题,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源是什么,如何使顶层的关注变成普遍的关切,使顶层的设计变成全民的自觉,真正把握一个真实的“微观中国”,从而对这些问题标本兼治,实现政府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的有效衔接与良性互动,最终引导乡村社会走向中央提出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新格局”。[4]

三、新公共管理理论与乡村民主建设实践的创造性结合

传统乡村管理体制与机制的弊端导致乡村治理面临的困境,无疑对乡村民主建设产生了巨大影响。新公共管理理论对我们解决这一课题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当前,我们应该创造性地实现新公共管理理论与乡村民主建设实践的结合,筑牢干群关系的信任基石,走出“选择性治理”误区,真正把握一个真实的“微观中国”,进而保持政令畅通、实现科学发展。总 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深化乡镇机构改革,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完善政务公开、村务公开等制度,实现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发挥社会组织在扩大群众参与、反映群众诉求方面的积极作用,增强社会自治功能。”[5]

这为我们实现新公共管理理论与乡村民主建设实践的有机结合提供了方向和思路。就我们当前需要迫切解决的现实问题来说,应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首先,努力协调基层政权与乡村自治的关系,实现政府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的有机结合和良性互动。要发展乡村基层民主,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引导乡村社会走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轨道,实行“民主选举、

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6]就必须结合新公共管理理论管理主体多元化的主张,充分发挥地方政府、乡村自治组织、乡村社会中介以及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就必须使基层政权在农村地区提取的资源能够有助于促进整个乡村地区的发展。就乡镇政权来说,应在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前提下,合理利用乡村公共资源,促进乡村经济与社会的全面发展。唯有如此,才能实现政府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的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其次,着力理顺乡村关系,促进基层民主发展。基层民主发展的核心是“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协调发展。只有这四个民主协调运转,乡村公共权力格局均衡合理,才能保证乡村民主建设的顺利进行。因此,必须认真贯彻执行2010年10月28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理顺乡镇政权、村党支部、村民委员会以及村民之间的关系,加强彼此之间的信任与合作。在乡镇层面上,要突破乡镇政权对传统集权模式的依赖,构建“乡(镇)村一体化”的地方民主自治结构,以减缓政府职能扩张与市场秩序、长期发展与短期利益等多重矛盾和冲突。

在村庄层面上,应正确认识和处理村党支部与村民委员会的关系,构建民主合作的村庄治理结构,一方面,村党支部应发挥领导核心作用,领导和支持村民委员会行使职权;另一方面,村民委员会应当宣传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向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负责并报告工作,引导村民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由此,推动基层民主实践取得突破性进展,为实现乡村治理结构转型奠定基础。

新乡村建设论文篇8

关键词:社会主义新农村;乡风文明建设;基本问题;理性审视

中图分类号:C9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49X(2010)-07-0001-05

乡风文明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构成,是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落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重大历史任务,明确了乡风文明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奋斗目标,乡风文明建设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伟大运动中占据着重要的战略地位。当前,乡风文明建设在我国各地蓬勃开展,在取得可喜的成绩的同时也还存在一定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有这样那样的原因,但是,人们对乡风文明建设一些基本问题缺乏准确的认识和深刻把握正是其中的重要原因。因此,必须对乡风文明建设中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理性审视,充分把握乡风文明建设的重要内涵、时代背景和战略意义,明确乡风文明建设的主要目标、根本任务和基本原则,惟其如此,乡风文明建设才不致迷失方向,农村才能实现真正的“文明乡风”。

一、乡风文明建设的内涵、背景及其意义

1.乡风文明建设的内涵

乡风文明,就是指在农村经济发展,生产力提高、社会进步的同时,发展农村公共事业,加强农村教育,繁荣农村文化,丰富农村文化生活,不断提高农民群众的思想、文化、道德水平,促进农民养成崇尚科学、诚信守法、积极健康的生活方式,形成男女平等、尊老爱幼、邻里和睦、勤劳致富、帮贫救困的社会风气。

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乡风文明建设,就是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总体要求,以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科学发展观,以政府为主导,以农民为主体,积极主动充分地利用现代文明发展的成果,加强农村文化建设,提高农民素质,形成良好的乡村社会风貌,建设与社会主义新农村相匹配的乡风文明。具体来说,乡风文明的建设的内涵主要包括:

一是农村先进文化建设。先进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和重要保证,也是乡风文明建设的首要内容。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乡风文明建设,既注重对中华民族古朴乡风、优秀传统的传承,也讲求对当今世界现代文明、科学进步的兼容并蓄,是一种放眼于世界、紧跟时代潮流,立足于中国乡村本土的文化创新,是一种新时代的先进文化建设。《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08年10月12日)指出要“坚持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占领农村阵地,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扎实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坚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农村党员、教育农民群众,引导农民牢固树立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只有在广大农村加强先进文化建设,才能抵制各种各样的腐朽落后文化。

二是农村公共服务建设。乡风文明建设必须以扎实的公共服务建设为物质基础,只有加强农村公共服务建设,为乡风文明建设提供充分的物质保障,乡风文明建设才能顺利开展。《十一五规划》指出:要“加强农村文化设施建设,扩大广播电视和电影覆盖面。引导文化工作者深入乡村,满足农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若干意见》指出:要“加大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投入,逐步解决农村文化产品和服务相对缺乏的问题,丰富农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推进广播电视村村通、文化信息资源共享、乡镇综合文化站和村文化室建设、农村电影放映、农家书屋等重点文化惠民工程,建立稳定的农村文化投入保障机制,尽快形成完备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扶持农村题材文化产品创作生产,开展农民乐于参与、便于参与的文化活动,建立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长效机制,支持农民兴办演出团体和其他文化团体,引导城市文化机构到农村拓展服务。”

三是乡村公民道德建设。乡村公民道德是社会主义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社会主义新农村乡风文明建设的内在构成。《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2005) 指出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深入开展农村形势和政策教育,认真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积极推动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开展和谐家庭、和谐村组、和谐村镇创建活动。”《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引导农民牢固树立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广泛开展文明村镇、文明集市、文明户、志愿服务等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倡导农民崇尚科学、诚信守法、抵制迷信、移风易俗,遵守公民基本道德规范”。乡村公民道德建设就是要加强对农民的思想教育和引导使广大农民群众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自觉遵循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基本道德规范,努力提高公民道德素质。

四是农村社会风貌建设。良好的社会风貌是乡风文明建设的重要目标。乡风文明建设,要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总体要求,引导农民崇尚科学,抵制迷信,移风易俗,破除陋习,树立先进的思想观念和良好的道德风尚,养成科学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对农村中那些不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的落后消极、不适社会发展要求的恶习旧俗加以改造和剔除,促进乡风的发展,在农村形成男女平等、尊老爱幼、邻里和睦、勤劳致富、扶贫济困、文明向上的社会风貌,建设与社会主义新农村相匹配的新时代文明乡风。

五是新型农民培育建设。提高农民整体素质,培养造就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迫切需要。《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08年10月12日)指出要“发展农村教育,促进教育公平,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质,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乡风文明建设的实质和核心就是推动农民的知识化、文明化、现代化。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培育新型的现代化农民,就是推动和引导广大农民树立崭新的思想观念和文明意识,养成科学文明的生活方式,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培养造就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实现农民的全面发展,从而推动农村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全面进步与繁荣。

2.乡风文明建设的时代背景

由于受到列强的侵略压迫和自身的原因,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近代工业发展得非常缓慢,社会结构的变迁非常缓慢。到1978年为止,中国的农民在总人口中仍占82.1%,基本上还是个农业国家的社会结构,中国社会仍然是一个“乡土社会”。作为一个“乡土”为主体的社会,农村是其文明的重要承载者,也是其文化之根基。在乡土社会,道德伦理、、行为规范、风俗习惯等事物自成体系,成为农民生活与生产不可或缺的文化资源,也正是基于这些资源,形成了不同地域的风土人情、社会风貌。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入了发展快车道,中国进入了城市化、工业化、市场化与现代化转型的加速期,经济实力得到了迅速提升,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由于历史原因,中国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以后,实行严格限制农民进城的户籍制度,把公民分成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以后又以这种户籍为依据,对在城镇居住的非农业户籍的居民实行一种政策,对在农村居住的农业户口的农民实行另一种社会政策,逐渐形成了“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格局,形成了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1978年,安徽省风阳县小岗村18位农民掀开了中国历史新的一页,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开端的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席卷全国农村地区,成为中国改革的突破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刺激了光大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在80年代的初期及中期,农村经济社会得到迅速发展,但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由于国家追求效率优先、城市优先、沿海地区优先、优先发展工业的发展战略,政策、资源都向城市地区尤其是沿海地区的城市倾斜,都向工业倾斜,农村地区的发展得不到应有的支持和重视,在经历了80年代短暂的快速发展后,农村又陷入了发展的低潮,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问题越来越突出,城乡差距越来越大。资料显示,1978年,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是2.57∶1,1985年缩小为1.8∶1,1986年以后,城乡差距开始反弹,1995年扩大为2.72∶1,2000年为2.79∶1,2001年为2.91∶1,2002年为3.11∶1,2003年为3.23∶1,2004年为3.21∶1。 2006年为3.28:1,2007年为 3.33∶1。随着城乡差距的逐步扩大,中国呈现出城乡发展极不均衡的怪异现象:沿海地区欣欣向荣的繁华城市与广大内陆破败凋敝的农村形成鲜明的对照。在市场机制与政府绩效双重动力的作用下,大量的资金、人力、物力在城市集聚,而农村由于缺乏应有的资源,其发展受到严重的阻滞,甚至由于城市的漩涡效应,大量农村的资源流失。农村在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发展远远落后于城市。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了这种畸形发展的严重危机,发出了“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的警告。

而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农村传统社会中充满乡土气息的乡村文明由于整个农村发展的裹足不前,已经越来越不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显示其腐朽落后的气息。在市场化浪潮、全球化浪潮向农村袭来时,在城市文明与西方文明如洪水般汹涌而至时,农村原本已经摇摇欲坠的乡土文明在瞬间崩溃。传统伦理道德宗、教信仰、行为规范、乡规民约、风俗习惯被冲得支离破碎的同时,新的规范体系却难以短时间建立,而作为现代社会的法律规范体系却又由于其与农村社会的乡土本性、熟人社会的不相容而难以发挥实质性的功效,农村顿时陷入一种“失范”状态。封建残余、奢靡之风、功利主义等各种不良现象在农村层出不穷,农村风气遭到严重的污染破坏。与此相对应的是乡村健康文化娱乐活动的贫瘠、农民精神文化的空白与贫困。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相伴随的是农村精神文明的严重缺位,乡风文明建设迫在眉睫。

“三农”问题也引起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自200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中央一号文件以来,近几年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离不开“三农”问题。特别是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明确提出“坚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方略,在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的同时,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扎实稳步推进新农村建设。”为解决“三农”指明出了方向。乡风文明建设也成为新农村建设中的重要构成部分,被提上了历史日程。2006年《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也明确指出:“加快发展农村社会事业,培养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新型农民”、“繁荣农村文化事业。倡导健康文明新风尚”进一步明确了乡风文明是新农村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2008年《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加快发展农村公共事业,促进农村社会全面进步 。”是整个文件中六大部分之一,文件指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必须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范围,发展农村公共事业,使广大农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乡风文明建设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3.乡风文明建设的战略意义

第一,乡风文明建设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

十六大报告指出,我们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这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全面协调统筹发展的小康。在消除贫困、实现全面小康的过程中,也要建设精神文明,帮助农村居民进行精神扶贫。乡风文明的建设和发展,可以较好地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服务。我们必须客观全面地认识乡风文明的建设。乡风文明建设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文化建设中的特例--农村文化建设。开展农村乡风文明的建设正是在促进小康社会的发展。

健康积极的精神文化氛围是实现社会和谐有序的必要条件。构建和谐社会,经济发展是根本,文化建设是关键。没有文化与经济、政治的协调发展,即使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生活质量未必就高,社会状况未必就好。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与精神文化生活的丰富是相互促进、相互提高的,必须统筹兼顾、协调发展。当前,我国正处在经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与快速发展的知识经济和日益提高的物质生活水平相比,农村乡风文明建设和发展较为滞后,难以适应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社会和谐的目标也不相适应。加强农村乡风文明建设,既是实现我国当前农业、农村和农民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构建农村和谐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

第二,乡风文明建设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必然途径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按照20字方针,包括“生产发展、生活宽裕、村容整洁、乡风文明、管理民主”五个大的部分,乡风文明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部分,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然途径。从本质上讲,乡风文明建设是农村精神文明建设问题,包括文化、风俗、法制、社会治安等诸多方面的内容。它既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建设成就的外在体现,更是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在精神层面的要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离不开乡风文明建设。乡风文明建设将直接关系到农村物质文明、生态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与城乡社会文明协调发展的步伐。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不断提升,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升,物质贫困的问题得到基本解决。但是,贫困不只是经济上的贫困,精神空虚、思想不健全、科技文化素质不高、人格有缺陷等在现代社会中也属于贫困。这种精神上的贫困或者说文化贫困在农村地区日益凸显。在广大农村地区,封建迷信、重男轻女的问题还广泛存在;打牌成为农村最流行的娱乐活动;不讲诚信、坑蒙拐骗、违法犯罪的现象日趋严重;墨守成规、不思进取的思想还比较严重。农村处于一种文化失范的精神贫困、文化贫困状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难以获得一个较好的文化氛围,缺乏强劲的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持。在上世纪30年代就有人提出,中国的出路在农村,拯救农村的首要是文化扶贫。梁漱溟提出:“乡村建设除了消极的救济乡村之外,更要紧的还是积极的创造新文化”。 而在当代,也有人提出:“从”乡村建设“入手,改造乡村文化,推进乡村的发展和现代化。”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实践中,我们也发现新农村建设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之一就是当地农民的精神状态和文化素质,文化建设是新农村建设的一个重要突破口 。 “建设文明的乡风,满足农民的精神需要,不仅可以提高农民的精神动力,而且有利于创造和谐的公共空间,可以在新农村建设中发挥重要的协调作用。”可以说,乡风文明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必然途径,是新农村建设的灵魂和关键。

第三,乡风文明建设是提高农民素质,推进农村发展的现实需要。

社会主义新农村需要依靠千千万万的现代化农民来建设,农民才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体,要顺利完成这一重大战略任务实现农村的现代化转型,必须充分发挥农民主体作用,其关键就是大力培育新型农民,全面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使农民成为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善管理的现代化公民。唯其如此,广大农民才能承担起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者的重任,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开辟更广阔的道路。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关键在人。人是生产要素中最关键最具有活力和决定性的要素,尤其在信息化时代的二十一世纪,人力资源已经成为一种最重要的资源。作为新农村建设主体的农民,其科学文化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着甚至决定着农村当前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也决定着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事实上,当前中国农村的落后,根本上还是人的落后。我国农民的整体文化水平还偏低、科学素养还比较缺乏、现代职业技术和能力还远远没有掌握,落后腐朽的思想观念在许多农民的心中还是根深蒂固,这些都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体--现代化的新型农民这一要求不相符合。必须以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善管理的现代化新型农民为核心,加强乡风文明建设,把以人为本的理念落实到乡风文明建设的过程中去,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广大农民建设文明乡风的积极性主动性,不断提高农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为新农村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推动农村科学发展。

二、乡风文明建设的目标、任务与原则

1.乡风文明建设的主要目标

一是培育社会主义新型农民。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主体是广大农民群众,培养造就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迫切需要。乡风文明建设的核心目标就是培育新型农民,培养造就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丰富优秀的人力资源,保障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顺利进行,推动农村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全面进步与繁荣。

二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先进文化。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精神保证,先进的社会主义文化将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取之不尽的精神动力。在广大农村地区扎实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坚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农村党员、教育农民群众,引导农民牢固树立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先进文化是乡风文明建设的目标之二。

三是形成社会主义新农村文明乡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有一个良好的社会风气氛围。乡风文明建设,要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总体要求,引导农民树立先进的思想观念和良好的道德风尚,崇尚科学,抵制迷信,移风易俗,破除陋习,在农村形成改革创新、团结友爱、文明向上的社会风貌。形成社会主义新农村文明乡风是乡风文明建设的目标之三。

2.乡风文明建设的基本任务

第一,加大投入,增强基础设施。乡风文明建设必须以物质基础为前提,农村文化基础设施是培育乡风文明的重要载体。目前,农村文化基础设施还远远不能满足广大农民精神文化的需求,不能适应培育文明乡风的需要,还是培育文明乡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软肋“。 因此,乡风文明建设的首要任务就是加大政府投入,增强基础设施建设。要着力加强农民最急需的生活基础设施建设,继续推进安居工程、人畜饮水工程、沼气池建设工程;要进一步加强农村公路建设,继续推进农村村村通工程;要积极推进农业信息化建设,强化面向农村的广播电视电信等信息服务;要推进乡镇综合文化站和村文化室建设、农村电影放映、农家书屋等重点文化惠民工程,建立稳定的农村文化投入保障机制,尽快形成完备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第二,发展教育,提高农民素质。培育新型农民的根本途径就是教育,只有通过系统的学校教育和体系的职业教育,农民的科学文化水平才能提高,才能掌握现代社会必需的职业技能。尽管我国的教育事业已经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政府的教育投入还远远不足以满足教育的发展需求,农村教育还远远落后于城市教育,农村职业教育体系和成人教育还刚刚起步。因此,必须增加政府的教育投入,巩固农村义务教育普及成果,提高义务教育质量,完善义务教育免费政策和经费保障机制,促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整合农村各种教育资源,通过继续教育,远程教育、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等各种形式发展农村教育。健全农村职业教育培训网络,加强农民技能培训,广泛培养农村实用人才。

第三,加快步伐,健全保障体系。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系统,解除农民的后顾之忧,能够为乡风文明减少阻力,提供一个较为宽松的环境。当前重点一是巩固和发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完善农村医疗救助制度,建立健全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向农民提供安全价廉的基本医疗服务。二是贯彻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原则,加快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按照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相结合的要求,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加大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力度,完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全面落实农村五保供养政策;完善农村受灾群众救助制度。通过建立和完善农村保障体系,让广大农民群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免除后顾之忧。

第四,积极引导,活跃乡村文化。乡风文明建设的目标之一就是建设与社会主义农村新文化,但是,由于各种原因,目前我国农村文化却陷入了破败萧条的低谷时期,因此,必须在政府的积极引导下,推进农村文化建设,搞活农村文化。一是各级财政要增加对农村文化发展的投入,加强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构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二是要推动实施农民体育健身工程,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群众喜闻乐见、寓教于乐的文体活动。三是要保护和发展有地方和民族特色的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农村文化生活的载体和手段,引导文化工作者深入乡村,满足农民群众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四是要扶持农村业余文化队伍,鼓励农民兴办文化产业。五是要加强农村文化市场管理,引导乡村文化的健康发展,抵制腐朽落后文化。

第五,移风易俗,形成良好风貌。

良好的社会风貌能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好的氛围,是乡风文明建设的重要目标。而当前农村还存在着大量不良的风俗习惯,传宗接代、重男轻女的思想严重、封建迷信残渣泛起、打牌、奢靡之风盛行等等,乡风文明建设必须改革旧习,树立新风,在农村形成良好的社会风貌。必须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激发农民群众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传统美德,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深入开展农村形势和政策教育,认真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积极推动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开展和谐家庭、和谐村组、和谐村镇创建活动。必须引导农民崇尚科学,抵制迷信,移风易俗,破除陋习,树立先进的思想观念和良好的道德风尚,提倡科学健康的生活方式,在农村形成文明向上的社会风貌。

3.乡风文明建设的根本原则

第一,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产生的理论,是对亿万人民群众参加的社会实践的科学总结,是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理论,是经实践检验证明的科学真理,是新时期我国各项工作的思想指南。乡风文明建设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只有如此,乡风文明建设才不会迷失方向,才能拥有前进的动力,各项工作才能顺利开展。

第二,坚持政府主导、农民主体、社会参与的主体格局。

乡风文明建设必须坚持政府的主导地位。我国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性质决定了政府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社会生活中必须发挥主导作用。从解放前的乡村建设探索到十六大以来新农村建设的全面推进,充分说明政府在乡风文明建设中不可或缺的主导作用。乡风文明建设必须坚持农民的主体地位。乡风文明建设的核心目标是培育新型农民,乡风文明的建设必须依靠千千万万的农民群众,只有真正体现农民作为实践者的主体作用,充分发挥农民的积极性,乡风文明建设才能得到实质性的成果。乡风文明建设还必须整合社会力量,鼓励社会力量的积极参与。在中国的民间蕴藏着丰富的资源和能量。乡风文明建设是一项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仅仅依靠政府投入的单一渠道无论如何是难以完全奏效的,广泛动员、积极引导,整合社会力量将有利于乡风文明建设的顺利推进。

第三,坚持与其他文明建设整体推进的发展步调。

乡风文明建设不是孤立推行可以成功的,它需要新农村建设相结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包括新农村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组织建设。经济建设为乡风文明建设提供重要的物质基础,乡风文明建设也必须紧紧围绕发展农村经济,推动农村生产的大局。政治建设是前提,没有良好的政治环境就难以有乡风文明建设的成功,晏阳初、梁漱溟的乡村建设,中国建国初期的实践证明,乡风文明建设必须有良好的政治环境。社会建设是保障,没有农民群众收入的稳步增长、社会保障的建立和完善,乡风文明建设就难以有一个宽松的社会环境。组织建设为乡风文明建设提供核心的组织领导力量,是乡风文明建设的组织支撑。乡风文明建设必须与农村的各项建设协调发展步调,整体推进。

第四,坚持因地制宜、贴近实际的行动策略。

我国幅员辽阔,农村发展又不均衡,各地农村的情况千差万别,农民思想意识、价值取向、道德观念呈现复杂性、多样性等特征。因此,推进乡风文明建设,务必做到因地制宜,紧密联系实际,区别对待,分类指导。乡风文明建设的主体是农民,必须充分调动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因此乡风文明建设必须贴近农民生活实际,贴近农民生活习俗和当地风土人情,挖掘和整合资源,创造出农民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要结合各地实际,加大对农村优秀民间艺术团体和文娱活动的支持力度,培育出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精品,最大限度地满足农民的文化需求。通过各种农民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乡风文明建设,激发农民的兴趣和积极性,动员广大农民群众积极踊跃地投入乡风文明建设农村新文化运动中来。

参考文献:

1.陆学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更加重视调整社会结构[J].福建行政学院福建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1)

2.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一卷)[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610-611.

3.辛秋水.改造乡村文化,推进乡村发展[J].福建论坛,2000(11)

4.贺雪峰.乡村的前途--新农村建设与中国道路[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134-141,317-333.

新乡村建设论文篇9

梁漱溟教育思想的形成，是在民族矛盾深重、中西文化冲突的复杂历史背景下形成的。本文将从梁漱溟先生的乡村建设教育思想和实践探索两个方面进行介绍阐述。

一、“乡学”“村学”提出的哲学基础

梁漱溟，初名焕鼎，字寿铭，后改字漱溟。原籍广西桂林，生于北京一个数代官宦之家。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民主爱国人士、国学大师，有“中国最后一位儒家”之称。

梁漱溟对教育的阐释无不是以他对于人的生命、生活的哲学理解为基础，从而规定了他关于教育的目的、原则、方法以及主张等等。人的生活不仅需要知识的教育，更应该有情志的教育。并且，这两种教育的方法有很大的差异，值得注意。“生活的本身全在情志方面，而知的一边――包括固有的智慧与后天的知识――只是生活之工具。工具弄不好，固然生活弄不好，生活本身（即情志方面）如果没有弄得妥帖恰好，则工具虽利将无所用之，或转自贻戚；所以情志教育更是根本的。” ①

梁漱溟认为，个人教育不能与社会脱离开来，尤其是不能不考虑到社会的出路和发展。当时，不少人认为技能教育就足够了，可是梁漱溟发现学生毕业即失业，因为中国的工商业无竞争力，大量衰败破产，学生学习了技能常不能找到用武之地。他指出：“教育这回事情，恰好关系两面：一面是个人；一面是社会。所以我们设施教育，一面要站在社会的立场，为社会而设施；同时社会是从一个一个人来的，我们的教育工夫又不能不用到各个人身上，所以我们的目标天然要顾到两面――兼顾个人与社会，不应当有所偏重。” ②

基于以上的思考，梁漱溟创造性地创办了“乡学”“村学”。

二、乡村建设与乡村教育的关系认识

梁漱溟先生认为：乡村建设应以乡村教育为方法，而乡村教育需以乡村建设为目标。他通过设立乡农学校和乡学、村学贯彻乡村建设的各项工作。

他提出：“我们的主张，就是社会教育学校教育不分，合起来办，并且划一定的社会区域为教育工夫的对象，这就是我们的乡学、村学。……大多数的成人对于新方式的生活，如地方自治、合作、新农业；他们都不会的，必须使他们会，才能实现地方自治、合作和新农业，而新文化才能有，所以这个教育工夫不能不多用在成人身上；要他们会了，儿童才好教。所以我主张儿童教育要跟着成人教育一起办，在一个大的社会改进中来实验儿童教育…… ”③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实践也是与其推动的乡村教育创新于一体。换言之，“所谓乡村自治、乡村建设，其意义正是社会新机构，生活新方式……往前作时将更非清楚明刻地取径于教育不可。所谓乡村建设社会教育的合流为中国社会问题所规定，大致便是如此。 ”④

三、乡村建设的教育实践⑤

（一）缘何选择在邹平实验

1924年，梁漱溟辞去北京大学教职，到山东省立六中（今菏泽一中）高中部任主任。1931年创办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建设了邹平实验县，进行村学、乡学实践。其间发表了《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乡村建设大意》《乡村建设理论》等著作，推行乡村建设运动。

事实上，在山东之前梁漱溟曾在广东倡导“乡治”、在河南尝试“村治”，到山东则改称为“乡村建设”。之所以选址邹平，是因该县靠近胶济铁路，离济南又不远，县本身既不大也不小，各方面条件有利于乡村建设实验。这反映出了他乡建之初便“务本求实”的实践精神。

（二）乡村建设学院的基本概况

因为乡村建设以邹平为实验县，并且以研究院为研究、指导与实践的实体，并在当时获得了山东省政府允许，能酌情留用地方税收的30%作为实验经费。于是，研究院吸引了一批比较著名的知识分子，他们大多志同道合，有着相似的思想和理念。尽管如此，在邹平从事乡村建设的知识分子能够得到的报酬是相当低的。

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主要分三个部分：乡村建设研究部、乡村服务人员训练部、乡村建设实验区。

乡村建设研究部的主要任务是研究乡村建设理论，具体制定山东省各地乡村建设行动方案。研究部设主任1名，始终由梁漱溟先生提任，主要培养从事乡村建设的高级干部。该部成立后共招收三届学生，培养学生72人。这些学生毕业后，半数留院工作，半数被分配到原籍所在区县，提任乡村建设工作骨干。乡村建设服务人员训练部专门培养到基层乡村从事乡村建设服务的人员，课程有精神陶练、村民自卫常识、农村经济、技术、水利、户籍、土地登记等。目的是通过这些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成为乡村农民改变观念、提高政治素质、推广科学技术、发展乡村经济的带头人。

训练部四届学生共培训1307人。这些学员毕业后几乎全部被充实分配到全省各县，从事乡村基层工作。

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实验区与研究院同时设立，由研究院院长兼任实验县长。根据规定，研究院可选定实验县长，任免实验县行政人员，进行实验县内县政改革、地方自治、社会改进三方面实验。

在邹平乡村建设实验县县政改革之前，即1931年至1932年底，梁漱溟等在邹平试行的是乡农学校制度。1931年11月初，根据研究院的设计，研究院研究部、训练部师生300余人，在每区设中心乡农学校一所，普通乡农学校若干所。乡农学校按200至500户自然村而设，化社会为学校，主要组织农民学文化，启发农民自觉而有组织地进行自救，实施农业改进措施，开展合作运动，改良乡村社会。乡农学校分两类：一类是乡农夜校，一类是乡农学校高级部。乡农夜校设在各村，由不识字的农民自由参加，不论年龄。凡成立的乡农夜校都成立了校董会，由校董会聘请当地有学识、品德端正的人担任校长，教员1人或2人。乡农学校高级部设在各乡，学生是受过四、五年以上教育的男青年，在冬春农闲时开学，时间3个月，课程包括乡建理论、自卫训练等。

1933年7月邹平正式划为实验县后，进行机构改革。由于全县行政区划已改为乡、村两级，与此相适应，作为乡村组织的乡农学校也改组成了乡学、村学，乡设乡学，村设村学。乡学相当于原来的中心乡农学校，村学相当于原来的普通乡农学校。自此之后，乡学、村学取代原有的乡农学校成了邹平的乡村组织。

（三）“乡学”“ 村学”具体面貌

乡学、村学是梁漱溟依据古代吕氏乡约为蓝本所设计的，它是由学董、学长、教员和学众四部分人组成。乡学、村学是一种新的教育机构，它以一乡、一村的全体民众为教育对象，引发大家联合团结，力求改良进步。

乡学、村学均成立学董会，学董会推选学长及常务学董。县政府委任的乡学、村学常务学董，均为各乡学理事（相当于乡长）、村学理事（相当于村长），负责办理乡、村行政事务。学董是“村中或乡中有办事能力的人”。乡学、村学的学长为一乡一村的师长，一般由德高望重者担任，不住学校，不拿薪金，有权对该乡、村中的不孝者进行督教，对乡党、邻里中不睦者调解。乡理事、村理事负责执行乡村自治事务，而乡学、村学的学长处于监督地位。

初成立的乡学、村学一年以内，其教员经过县府介绍由学董会聘任，一般由训练部学生提任，其薪金由县库支出，一年期满，由地方自行聘任，供给薪金。教员除了教书之外，还负有推进社会工作的责任：时常与普通村民接头，随意亲切谈话，随地尽其教育工夫；注重实际社会活动，向着一个预定的社会改良运动或社会建设事业的目标进行；更要紧的是吸收全村人众喜欢到村学来聚谈，努力把村学办成全村人众经常聚会的场所。

乡学、村学的设立，有一定的步骤：第一步是访问各村乡的领袖。因为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同仁认为，倡办此事，非先得各村乡领袖的同意和支持就无法进行。第二步是组织学董会，学董会的组织依照《设立乡学村学办法》的规定进行。第三步是推选学长及常务学董，并报请县政府聘任。第四步是迎请教员，教员由县政府介绍，学董会聘请。第五步是召开全村或全乡的村民大会，宣告村学或乡学的成立。

乡学内设升学预备部、职业训练部等，办理本乡村学以上的教育，倡导和兴办本乡的各项社会改良和社会建设事业。隶属乡学的部门还有乡自卫队、乡户籍处和卫生所等。升学预备部又称高小部，学制二年，课程除了一般国民小学所设的国语、算术、自然、历史等外，还开设有乡建理论、精神陶练、合作簿记等。职业训练部主要是对各村18岁以上40岁以下的成年农民进行职业轮训，传授农业技术知识，同时也开设唱歌、精神讲话、乡建理论、识字等课。

有的乡学还设有高级部，招收的对象是那些受过四五年以上教育的青年农民。设立高级班的目的，是希望把这些青年农民培养“成为乡村事业的干部人才”。高级部的课程还着重“史地与农村问题”。“史地”是让受教育者明白历史的变迁，而有自己所处时代地位的自觉；“农村问题”是让受教育者对眼前身受的种种问题，从深处去认识理解，并寻求解决。

村学接受县政府及乡学的指导。下设成人部、妇女部、儿童部（相当于初级小学）等，各村原有一切教育设置，如小学校、民众学校等，分别编入上述三部之中，统属村学。其课程也与国民小学差不多。所不同的是教材可以根据需要自己编写，如新闻消息、乡建活动等；教育形式也很丰富，如编写乡土教材，唱《农夫歌》《放足歌》《戒烟歌》等。课外活动时间，经常由教员带领高年级学生，通过演讲、办黑板报、喊口号、演话剧等形式，宣传男子剪发，女子放足，禁止早婚，破除迷信，新法接生等。成人部和妇女部主要是晚上上课，尤其是冬天农闲季节的晚上。开设的课程除了与儿童部类似的识字和唱歌之外，另有精神讲话与军事训练。

村学的这些与众不同的课程设置，是有其针对性的。由于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动荡，经济破坏严重，旧有道德、文化被动摇摧毁，新的秩序、文化还没有产生树立，以致一般村民都陷于苦闷，意志消沉。所谓精神讲话、唱歌等课程正是为了解决农村的“精神破产”之问题。

除了以上所说的课程之外，各村村学还可根据实际需要，因地制宜开设一些课程。如匪患严重的地区可开设农民自卫课；养蚕种棉地区可开设养蚕种棉课；想成立合作社的村庄可开设合作事业课。各村学还可在农忙时期，相应地举办一些农业技术培训班等。

总之，《设立乡学村学办法》强调，村学应尽一切可能对农民“施以其生活必须之教育，期于本村社会中之各分子皆有参加社会，并从而改进现社会之生活能力”。也就是说，无论村学，还是乡学，都有相机倡导本村或本乡所需要的社会改良运动、兴办本村或本乡所需要的社会建设事业的义务。

四、梁漱溟乡村教育思想与实践的影响与启示

梁漱溟一生致力于教育的改革与实践，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社会影响，也给当代的乡村建设与乡村教育留下了可贵的文化遗产。

他富有远见地提出了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的“融合归一”。他指出“学校教育之不完不妥，社会教育亦为一时的措施，两者各不足为准理当事的真教育。真教育行且见其为二者之融合归一”。

诚如先生所言，中国的根在乡村，乡村建设的好坏，直接关系国家的根本。而乡村的教育更是乡村社区建设与发展的根本。而这种乡村的教育是不可与乡村社会割裂开来的，必须“融合归一”。

新乡村建设论文篇10

关键词：传统文化；乡风文明；全村民教育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做出了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战略决策。乡风文明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新农村软实力的体现。所谓乡风文明是指农民群众的思想、文化、道德水平不断提高，崇尚文明，崇尚科学，社会风气健康向上，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事业的发展逐步适应农民的需要。乡风文明建设对于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

一、建设乡风文明的新农村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一）加强文明乡风建设是促进农村经济快速发展的必然要求

如果一个地方乡风良好、人人讲诚信、不欺诈，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就高，外商也乐意来投资，从而会促进当地经济快速发展。如果一个地方，邻里关系紧张，互相不信任，而且欺诈哄骗盛行，占小便宜的思想泛滥，强行承揽工程，就会挫伤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就会影响当地的经济发展环境。加强乡风文明建设，还能使农民增强进取心，更新观念，采用科学的方法和技术进行生产，从而加快农村经济发展。

（二）加强文明乡风建设是促进农村和谐稳定的重要保证

农村的和谐稳定离不开农民思想道德素质的提高；离不开家庭的和睦，邻里的团结；离不开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加强乡风文明建设有利于培养纯朴互助的民风，营造宽松适意的生活氛围，创造和谐稳定的公共空间，从而提高人民生产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使经济发展与农村和谐相互促进。

（三）加强文明乡风建设是培养社会主义新型农民的客观需要

农民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体，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必须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加强乡风文明建设，能使乡村的文化基础设施得到改善，农民的思想观念得到更新，有获取新知识的强烈愿望，形成良好的社会氛围，从而使农民的素质得到很快提高。

二、梁漱溟的乡村教育理论的再认识

（一）成立乡农学校，教化民众

1933年山东省政府将邹平、菏泽划为乡村建设试验区，实验区两县的行政机构与乡村建设研究院合二为一，希望以教育的力量替代行政的力量。［1］

1.创办乡农学校，开展全乡村教育

实验区将全县划分为若干个区，每个区成立乡农学校校董会，开办乡农学校，推举“老成厚重”、“品学最尊”者为学长，重视品德高尚者的示范效应。乡农学校的学众是乡村的一切人，并成立儿童部、成人部、妇女部和高级部。儿童部以实施学校式的普通教育为主；成人部、妇女部则主要是社会式的教育，多在农闲进行；高级部是为了培养乡村建设的骨干人，注重全乡村教育。

2.确定教育内容，注重精神熏陶

乡农学校的教育内容，包括识字、唱歌等课程和精神讲话，重视乡村的文艺事业发展，采取寓教于乐的方式教授文化知识。精神讲话是在教员的指导下启发民众的思想，做切实的“精神熏陶”功夫，步骤是“先用旧道德巩固他们的自信力”，然后用新知识、新道理来改变从前不使用的一切旧观念，以适应现在的新世界。旧道德即传统的道德观念，“新知识、道理”即禁缠足、禁鸦片、戒早婚等新风俗。

（二）制定乡规民约，引导民众

梁漱溟认为中国都呆的乡约主旨无过于“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即互相勉励修身、齐家、德业，互相劝诫嗜烟、酗酒、之类不良习气。所以他就仿照北宋学者吕大临兄弟制定的“吕氏乡约”而编写了《村学乡学须知》，立足于传统文化道德的发扬，而将社会的政治、经济、法律、风俗等问题通过道德教育来实施。

（三）服务乡村建设，恢复生产

当时的农村，农业生产手段落后，生产水平底下，农民生活不能温饱，无法接受最基本的教育和医疗保健，身体病弱，文化落后。尤为严重的是，20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农村，遭遇了一连串的天灾人祸，国家政治秩序动荡，军阀战乱频繁，匪患遍地，广大农村不断成为内战的战场和土匪侵扰的对象，水旱灾害频发，受灾面积广阔，受灾人口众多。各校根据自身生活环境需要而设置课程，如产棉地区可组织农民学习植棉技术。

三、梁漱溟的乡村教育理论对建设文明乡风的启示

（一）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的新农村

衣食足而知廉耻，仓禀实而知礼节，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只有个体的基本的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等低层次的需要满足以后，才会产生较高层次需要的愿望。

1.要建设文明乡风，首先要发展农村经济

稳定发展粮食生产，大力提高农业科技创新和转化能力、积极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快发展循环农业。一些有条件的地区可依托小城镇，因势利导，发展小商品市场，繁荣农村商业。比如，可以“集”或“会”的形式定期或不定期地举行商品交流活动。认真抓好劳务经济，积极鼓励农村富余劳动力走出去，促进以工补农、以工富农、提高非农收入水平，同时要加强对劳务输出的组织和引导。

2.要因地制宜，发展具有地方特色的经济

在具有丰富矿产、水力、电力等资源的农村，加强能源消费管理，搞好节能工作，提高能源利用率，建立资源集约型农村经济；一些有条件的地区可挖掘当地历史文化潜力，发展特色文化旅游，充分利用农户庭院空间以及周围的鱼塘、树林、菜地等农家资源，增设耕地种菜、现场采摘、自选自做等服务项目，让游客吃农家饭、享农家乐，大力发展农家休闲娱乐旅游经济，把各种优势资源变成经济优势，发展有竞争优势的特色经济。如,除了利用柑桔、茶叶、畜牧水产、桑蚕、优质稻等主导的农业资源，做新做优第一产业外，还要在标准化生产上下功夫，围绕品牌做大文章。［2］

3.要以人为本，大力发展农村社会公共事业

全面落实农村义务教育“两减免一补贴”政策，大力发展农村成人职业教育，开展与当地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职业培训，促进农民创收增收。全面展开新型合作医疗制度试点，加强农村医生培训，提高其业务素质。全面开展农村道路、通讯、电力、安全饮水等基础设施建设工作，切实保障农民的生产生活，解决好他们看病就医、子女上学等问题，以期消弭不和谐的因素，促进文明乡风的形成。

（二）充分发挥学校的教育功能，实施全民教育

梁漱溟非常重视学校这一教育机构在建设文明乡风中的作用，因为学校的组织化程度高，教学效率高，在促使人们转变观念、传播新风尚方面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根据梁漱溟的全乡村教育理念，我们提出了全民教育。我们不妨把现有的学校加以改造，扩建部分校舍，组织村镇开办农民文化补习夜校，在周一至周五的晚上或周六周日，对学生父母实施普及科学文化知识和道德风尚知识的教育，或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最大限度地利用教育设施。

1.在科学文化知识方面，要根据学员接受能力确定教育内容

由于各个父母的文化水平参差不齐，有的是文盲，有的曾经接受过小学、初中教育，但由于长期从事农业劳动，很多知识无暇回顾而被遗忘，所以要根据实际的知识掌握水平，实施个别教学。课程设置突出针对性、实用性，针对当地特色，教授农产品的种植养殖技术。应该包含新品种、新技术、新农艺、新农具的内容，特别是现代农艺操作管理的内容，并与新实用技术的培训教育模式相结合。［3］在父母的文化水平得到普遍提升的情况下，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可以建设农家书屋，让农民在学习农业科技知识、法律知识和健康常识中，不断增强文明素质。

2.在思想道德课程方面，坚持传统道德和新风尚相结合

传统道德是指亲情、家庭、孝道、仁义、诚信；新风尚是指社会风气转变、人际关系和谐、社会主义荣辱观等，而且思想道德课程设置要具有针对性。有的地方封建迷信思想比较严重，一些群众有病不找医生诊治而去求神汉巫婆“消灾破难”，对此，可开设现代科学课程，宣传无神论；而有的地方丧喜庆大操大办，但却不赡养老人，为照顾老人互相推诿，闹得兄弟反目，妯娌失和；有的人寻衅滋事、打架斗殴、横行乡里，对此，可开设儒家课程，申之以孝悌之义，传授温良恭谦让和仁义之道；有的地方大男子主义思想严重，对妻子轻则辱骂，重则拳打脚踢对家庭成员使用暴力，对此，可开设现代婚姻法课程，让其了解，男女平等、夫妻平等，双方都享有一定的权利履行一定的义务。

3.在教学方法方面，采用浅入浅出式的直观范例教学

由于农民文化基础知识有限，接受新知识的能力不强，因此要采用直观举例教学，以农民喜闻乐见的事物为切入点，浅入浅出，不求理论知识的理解应用，但求实践知识的熟练操作。在德育上要坚持以说理为主，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循序渐进，提高其道德认知，培养其道德情感，潜移默化地让他们形成正确的道德行为。此外，可通过自编自演具有民族传统和地域特色的民间戏曲、民间舞蹈、民歌、杂技、剪纸等，把科学知识和道德风尚与民俗节目互相渗透融合，寓教于乐，以开展各种文艺活动的教学方法，达到传授知识与转变民风的教育目的。与此同时，也传承活化了农村传统文化内涵，使农村所蕴含的巨大而丰富的文化传统和文化资源展现无穷的魅力。［4］

（三）加强制度建设，培养民众守法意识

1.要建立健全学习制度

村组要有学习制度，年初制定全年的学习计划，学习内容包括农业技术知识、法律知识、道德风尚等，落实责任组织和责任人，强化学习考核，确保学习不走过场。要组织党员、团员、村民定期学习，使学习经常化、制度化。

2.要建立健全村规民约

制定村规民约要让群众知晓认可，条款要尽量具体、明晰、量化。开始时需要对旧俗采取必要的约束和限制，对新的风尚加以引导和提倡，时间长了自然就会形成人们的行为习惯，演变成为当地风俗，然后再反过来成为管理的补充手段，就能起到对村民的管理、教育、约束的作用。对违反村规民约者，村组干部要出面进行制止、教育，使村民接受舆论监督。

3.要建立健全奖惩制度

检查评比是促进乡风文明建设的有效途径。市（县）乡要定期开展对乡风文明建设的检查评比，把乡风文明建设列入绩效考核内容。对在乡风文明建设中表现突出的“文明户”、“五好家庭”、“科技示范户”等要给予精神和物质奖励，对败坏乡风者要进行通报批评，责令写出检讨，对情节严重者应给予法律制裁。

（四）培养先进典型，发挥党员示范作用

梁漱溟把有资格、德高望重的人作为乡村领袖，推选为学长，充分发挥其表率作用。而先进典型是建设乡风文明的动力和支撑，先进典型是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或事件，具有凝聚效应、示范效应、教化效应，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榜样。建设乡风文明，离不开对先进典型的树立和学习宣传。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要从群众身边选典型，依靠群众推典型，保持典型本色，拉进典型与群众距离，树立一批有时代特征、有感人魅力、有不同层次、有群众基础的先进典型［5］，使群众在典型的可亲、可敬、可学、可比的形象中收获感动，见诸行动，激发投身新农村建设的激情，进而在整个农村形成崇尚先进，追随先进的良好风尚，为建设文明乡风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撑。

要定时召开村民小组骨干会议，领导小组由村里的老党员、老干部等德高望重的村民组成。还要调动农村退休干部和教师的积极性，他们思想觉悟高，在群众中有威信，把这些人组织发动起来，让他们在调解纠纷、破除迷信、宣传政策、树立新风中担当主力军，往往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他们还可以在乡风文明中发挥更多的作用，如村规民约的制定和执行、公益活动的组织和协调、反破迷信等等。此外，还要及时挖掘和总结创建工作中的经验做法，指导和推进全局工作，促进农村乡风文明建设质量的整体提高。

四、结语

梁漱溟的乡村教育理论，立足于传统文化的发扬，创造新文化，救活旧农村，进而掀起一场乡村建设运动。试图通过复兴传统儒家文化来发展农村，乃至拯救整个中华民族，其忧国忧民的行为是可歌可泣的。但其理论在本质上逃不出“中体西用”的窠臼，没有认识到中国贫穷落后的真正原因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本国军阀的压榨与破坏。尽管如此，但他至少给我们提供了一条发展农村的新思路，尤其是给我们当前的建设乡风文明的新农村，提供了宝贵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 孙培青.中国教育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2］ 黄群.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及其现代意义［J］.贵州社会科学，2009，（7）.

［3］ 胡孝忠，叶常林.农业职业教育与新农村建设思考［J］.中共山西省直机关党校学报，20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