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孝观念论文十篇

忠孝观念论文篇1

关键词：忠；孝；儒家；春秋战国

一、 引言

宋金兰认为“孝”产生于殷商时期，但是，在这一时期并没有明确“孝”的道德概念。“孝”观念成为一种被人们所接受的道德观念是在周代。①而郑慧生教授却撰文指出，“孝”观念以及关于“孝”的很多故事不是产生于殷商时期，而是到了战国时期，诸子添加附会上去的。②以上两个位学者虽然对“孝”观念的产生分别作了阐述，但是，并没有提出“孝”再其最初的本源是什么，也就是说，“孝”本身含义是什么，它产生的目的是什么？

关于“忠”观念的产生，张继军则认为：在战国时期，“忠”观念从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价值逐渐缩小为一种具有特定主体与对象的具体的道德要求，“忠君”遂成为“忠”的主要内容，“忠君”观念呈现出绝对化倾向。③

关于“忠孝”观念的变化，曾振宇认为：孔子的思想是从家庭伦理方面阐释的，孔子的孝论注重父子的自然亲情，倡导子女的人格平等，父义则从，父不义则谏；主张以义辅亲，“以正致谏”。而孟子的孝论则完全从社会政治伦理的角度解释，将孝论泛伦理化。④杨华则从社会政治环境的角度阐释孝观念的变化：伴随着春秋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各国大的宗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即分裂出许多大的宗族，进而导致各国政治格局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孝观念出现了很大的矛盾，人到底是以“宗统”为先，还是以“君统”为要，“忠”“孝”的矛盾开始凸显。⑤张晓松则认为《孝经》，在继承了孔子、曾子的孝论基础上，在中国儒家思想史上第一次论述了“移孝作忠”的思想，把“孝”提升为社会的政治的伦理，完成了其政治化过程。⑥

通过以上学术史的回顾，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虽然各位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忠”“孝”观念的产生时间、产生的意义以及其变化。但是，并没有十分详细的勾勒出“移孝作忠” 的基本脉络。本文通过对比春秋战国时期儒家经典作家对“孝”“忠”的阐释，试图勾勒出“移孝作忠”的基本路线。

二、 “孝”“忠”的产生及其意义

孝是什么？东汉古文字学家许慎说“孝，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说文・老部》）⑦也就是说，孝是针对父母的。因此，孝观念的产生，必须有的前提就是有家庭，有家庭了，才会有父母。⑧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原始社会的土地利用形式由“集体耕作”的方式转化到一家一户的耕作方式。这种转变使一对夫妻可以通过努力而满足其本身的生活需要，并且可以养育儿女。随着父母年龄的增长，其劳动能力逐渐降低。在这种情况下，父母就无法为这个家庭提供更多的物质财富，而且有时候也无法照顾自己的衣食起居。那么，这个时候，父母的养老问题就自然跑到了“台面”上。而“孝”观念也在这种过程中，逐渐产生。

“孝”本身是一种道德行为，这种道德行为是为了调节子女对父母的关系，“孝道只要求人子一方面，与为父者之应止于慈只是对应关系，而非交互要求，父母虽不必对子女有责任，但对其自身的父母有同样的责任，孝的责任补偿乃在于一代又一代的孝的责任的传承中。”⑨其实，对父母的“孝”是作为子女的一种责任存在，子女不能通过对父母的“孝”来获得什么物质上的奖励。

对于“忠”则是到了战国时期，随着宗法体系的逐渐崩溃，其影响力也逐渐降低，并且各个国家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在各地实行郡县制 ，君权大大加强。这样，对父母“孝”就与对国君的“忠”发生了矛盾。这样，与“忠”相关的思想和观念逐渐产生和流行开来。

三、春秋时期对“孝”的解读――调整子女对父母关系，为“移孝作忠”做了铺垫

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仁”，但他却将“孝”作为“仁之本”，“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也与”。⑩足见孔子对孝的推崇

孔子强调孝是一种内在的感情，是一种根源于血缘关系的自然亲情。基于此，孔子提出了著名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命题。就是说，无论父亲犯了什么样的罪或者违反法律的事情，儿子都要为父亲隐瞒起来，反之亦然。否则就割断了父子之间的天然的感情联系。《论语・子路》篇云：叶公语孔子：“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偷，笔者注）羊，其子证之。”偷羊，这本来是绝对不符合儒家伦理道德的，但是，当碰到了父亲的罪过，儿子来作证的时候，孔子则表示：“吾党之直者异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当父亲犯了罪，儿子要替父亲隐瞒起来。那么，在日常生活中，孝又如何体现呢？

《礼记・祭义》称：“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弗辱，其下能养”，B11因此，在日常的生活中，儿子要从物质方面赡养父母，是孔子“孝”论的最低层面的规定：“事父母，能竭其力。”B12但是，除了从物质方面的赡养之外，还要敬。子由问孝，孔子回答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B13那么，在日常生活中，如果父母言行不当，子女应当如何做才能算是符合孝道呢？

《论语・里仁》篇，“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 ，又敬不违，劳而不怨”。B14也就是说，即使父母言行不当，作为子女的一定要“纳善言于父母”B15，“父有争子，不行无礼”。但是，如果“见父母志又 不从己谏之色，则有当恭敬，不敢违父母意而遂己之谏”， B16并且，“父母使己以劳辱之事，己当尽力服其勤，不得怨父母也”。B17

父母过世之后，孔子则要求儿子要“祭之以礼”。一方面，作为晚辈的儿子要做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一则以喜，一则以惧”B18喜，是因为父母长寿至此岁月；惧，是因为父母虽然健在，但是已经衰老。儿子应该对行孝有种紧迫感。父母一旦过世，作为儿子要做到“夫三年之丧，天下通丧也”，B19同时要做到“三年无改于父道”B20。对丧事必须恭敬严肃，“丧事不敢不勉”。这些哀戚的恭敬，在孔子看来也是对父母的敬爱，是发自内心的自觉行为。

但是，孔子解释完“孝”之后，并没有止于此。“书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以为政，奚其为为政？”B21“孝乎惟孝”，说的是大孝，善于兄弟，所行有道，与为政是一个道理。这段话告诉我们，在家里，子女对父母的“孝”的这种行为，是与“为政”的道理是一样的。“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B22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对父母“孝”，对兄长“弟”，那么，如果这个人冒犯君上，这样的人就太少了。如果一个人不犯上，但是，他却领导其他人造反了，这种人是没有的。在这里，孔子把家庭伦理中的“孝”，初步与社会伦理语境下的“忠”联系起来。正所谓“为人弟与子者，入事父兄则当孝与弟也，出事公卿则当忠与顺也。”B23

综上，孔子在阐释了“孝” 的观念之后，又做了进一步的延伸，把“孝”与“忠”做了某种形式的联系，为“移孝作忠”做了某种铺垫。

四、战国时期对“孝”的解读――由家庭伦理的“孝”向政治伦理的“忠”过渡和完成。B24

然而，到了孟子，孟子则在继承“孝”观念其原有思想的前提下，将“孝”观念引申到了政治伦理之中，使“孝”已经有了十分明确的有了政治的含义。

对于“孝”，孟子也认为是对于父母的赡养最基本。孟子曰：“世俗所谓无不孝者五：惰其四肢，不顾父母之养，一不孝也；博弈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二不孝也；好贷财，私妻子，不顾父母之养，三不孝也；从耳目之欲，以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斗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B25从前四种“不孝”的行为来看，可以看出孟子对于从物质方面对父母进行赡养的重要性。“父母爱之，喜而不忘；父母恶之，劳而不怨”。B26然而，在物质上进行赡养的同时，孟子对于从精神方面对父母的 “敬”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B27，也就是说，在奉养父母的前提下，所有的“孝”的行为都没有对父母的尊重重要，孟子将儿子对父母的尊重置于一种至高无上的境地。尽管这样，在《孟子》看来，至少“不孝”还不是什么罪行。但是，到了《孝经》，对父母的“孝”则成为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准则。《孝经・开宗明义篇》直接就说：“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B28。 这里的“孝”不仅是自然界的根本法则，也是人类社会的的通用规则，不仅适用了家庭之中，而且也是用了家庭之外的人类社会。“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B29。在这种情况下，《孝经》将“孝”直接置于一种“通天地，光四海”的一种理念，从而将“孝”走向了极端化。孝经》称：“孝莫大于严父”，就是说“孝”首先得维护父亲的尊严、权威。“孝”要求子女绝对服从父母，只能以父母的意志为意志。“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B30这样，不孝则成了人神共愤的大罪。

那么，当把“孝”置于一种至高无上的地位之后，“孝”是如何转化成“忠”的呢？又是怎样将“忠”绝对化的呢？

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之本在于国，国之本在于家，家之本在于身’”。孟子将国家与家庭联系起来，与个人的修养联系起来。这样的话，儿子对于父母的“孝”不仅仅是家庭内部的事情，而是关乎整个国家的安稳。我们再看，孟子还说“事孰为大？事亲为大。守孰为大？守身为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亲者，吾闻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亲者，吾未闻之矣”。B31在这里，孟子讲守身与事情，从不同的方面都列为“大”。而且，修身可以事亲，如果不修身，则无法事亲。孟子就这样把个人的修养与事亲紧密的结合在了一起。就这样，孟子从个人修养的角度出发，把拥护对统治者的统治，以使个体的人不遭到打击，从而避免“危父母”，从而完成了将孝的范围从家庭中扩大到社会中，由家庭伦理扩展为社会伦理，为将“孝”转化为“忠”做了进一步的铺垫。

“孝”观念在《孝经》这一文本中，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它把家庭伦理之孝提升为社会政治之孝，“移忠为孝”，完全走向了政治化。

在《孝经》里，孝的作用得到进一步的扩展。“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居家里，故治可移于官。是以行成于内，而名立于后世矣”。B32从此看出，《孝经》关注了孝的社会与政治功能，“把孝放大而为忠，忠是孝在政治领域的延伸”B33。《孝经》不仅做了这种延伸，而且还认为事亲只是孝的开始，而孝的最终目标是“事君、立身”。“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B34《孝经》中又说道：“四十强而壮，是事君为中”，也就是说，当一个人到达一定的年龄之后，则应把对父母的孝延伸发展为对君主的效忠。而这种效忠因为是对父母的孝发展而来的，所以是出自内心天性的，是内在的，而非是外在强制的。

关于事君，“君之视臣入手足，则臣视之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之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之君如寇雠”B35在孟子这里，对于事君还没有明确的要求“忠”，很明显，这是都是“君对臣”的语境，也就是说，君做的到位了，给予臣下足够尊总的话，臣才能采取响应的努力为国君服务，为国君 尽忠。而如果国君做的不好，不尊重臣下的话，那么臣下就可以拒绝事君，乃至于视国君为“寇雠”。

然而，《孝经》则是“君子之事上也，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B36在这里，思考的角度完全成了“臣对君”的角度，也就是说，始终在强调臣对君的作用――只谈君子如何如何去对国君进行服务和尽忠，决口不谈如果国君的失误和应负的责任。

“教民亲爱，莫善于孝。教民礼顺，莫善于悌。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礼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则子悦；敬其兄，则弟悦；敬其君，则臣悦；敬一人，而千万人悦。所敬者寡，而悦者众。此之谓要道矣”B37“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室而日见之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谓人父者。孝以悌，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兄者。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君者也。”B38这样，“孝”和“忠”完全的联系起来，而且，“孝”和“忠”的意义也完全凸现出来。

这样，从春秋时期到战国时期，在儒家的视野下，不同的经典文本对“孝”的不同解读和对其作用的不断拓展，到了战国时期完成了从家庭伦理之孝到社会政治之孝、移忠为孝，走向了政治化的孝论过程。（作者单位：河南大学）

注解

①宋金兰《“孝”的文化内涵及其嬗变――“孝”字的文化阐释》《青海社会科学》1994年第3期

②郑慧生《商代“孝”道质疑》《史学月刊》1986年第5期

③张继军《先秦时期“忠”观念的产生及其演化》《求是学刊》2009年3月第2期

④曾振宇《孟子孝论对孔子思想的发展与偏离――从“以正致谏”到“父子不责善”》《史学月刊》2―7年第11期

⑤杨华《春秋战国时期“宗统”与“君统”的斗争――兼论我国古代忠孝关系的三个阶段》《学术月刊》1997年第5期

⑥张晓松《“移孝作忠”――《孝经》思想的继承、发展及影响》《孔子研究》2006年6月

⑦宋金兰《“孝”的文化内涵及其嬗变――“孝”字的文化阐释》《青海社会科学》1994年第3期

⑧这里需要对家庭有一个解释：在母系氏族社会，人们知其母而不知其父

⑨肖群忠 《论现代新儒家对孝道的弘扬发展》 《齐鲁学刊》2000年第4期

⑩李学勤主编《论语注疏》，第4页。

B11《礼记注疏》 卷48 四库全书本

B12李学勤主编《论语注疏》，第8页。

B13李学勤主编《论语注疏》，第18页。

B14李学勤主编《论语注疏》，第56页。

B15李学勤主编《论语注疏》，第56页。

B16李学勤主编《论语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12月第一版，第56页。

B17李学勤主编《论语注疏》，第57页。

B18李学勤主编《论语注疏》，第57页

B19李学勤主编《论语注疏》，第275页

B20李学勤主编《论语注疏》，第57页

B21李学勤主编《论语注疏》，第24页

B22李学勤主编《论语注疏》，第3―4页

B23李学勤主编《论语注疏》，第8页

B24在这里，本文不讨论《孟子》和《孝经》的成书年代，只是分析这两个文本。

B25李学勤主编《孟子注疏》，第278―279页。

B26李学勤主编《孟子注疏》，第286页

B27李学勤主编《孟子注疏》，第298页

B28李学勤主编《孝经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12月第一版，第22页

B29李学勤主编《孝经注疏》，第62页

B30李学勤主编《孝经注疏》，第47页

B31李学勤主编《孟子注疏》，第243页。这里讲“修身”的重要性，主要是为了说明，“修身”只是一种晃着，其根本目的是为了让老百姓遵守统治者制定的规则。统治者绝对了“修身”成功与否的标准。

B32李学勤主编《孝经注疏》，第55页

B33张晓松《“移孝作忠”――《孝经》思想的继承、发展及影响》《孔子研究》2006年6月第89页

B34李学勤主编《孝经注疏》，第5页

B35李学勤主编《孟子注疏》，第255页

B36李学勤主编《孝经注疏》，第64页

忠孝观念论文篇2

关键词：日本；忠孝伦理；企业文化

在当今世界的商业竞争中，日本经济的快速发展与日本企业显示出的出色竞争力，开始引起了国际上的瞩目。对世界上大多数企业来说，最大的竞争对手被认为是日本企业，可以这么说，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日本的企业在世界经济范围内起到了市场领导的作用。日本在世界经济的地位如此重要，其中隐含着许多让人深思的东西。五年的企业靠机遇，十年的企业靠管理，二十年的企业靠战略，要想基业常青的企业只有靠文化。忠孝观念作为日本社会系统的中心价值，对于日本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呈现出的当下状态有着重要意义，在以往的研究中，有学者指出，忠孝观念“是保驾日本走向现代化的文化因素”。本文试图在分析日本忠孝伦理的基础上，论述其在日本企业文化建设中的作用。

一、日本的忠孝伦理

(一)忠孝观念的渊源

日本的“忠孝”观念源于中国儒家传统文化，在日本得到了适应性的发展。儒家的“家、国、天下”的理念在日本发展为“国民一体”的伦理观，并强化了“忠孝观念”。在日本文化中，把一个人的“义务”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对父母之“恩”的报答为“孝”，对天皇之“恩”的报答为“忠”。日本忠孝观念的形成是同日本宗教的世俗化过程相一致的。日本传统社会中的宗教主要有神道教、佛教和儒教。其中，神道教和佛教都将神视为大慈大悲的高级存在者，这包含了要求信徒忠诚和报恩的义务；而儒教的《孝经》在日本也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例如，孝谦女帝(治世749―758)曾要求每个家庭必备一册《孝经》，学校要讲授《孝经》。对《孝经》的重视，可以看作是“孝道”在日本社会中所具有的重要性日益增强的一个尺度。孝是仅次于忠的最高道德，也就是说，宗教使家族本身渗透了政治、价值，并成了政治形态的一个缩影。总之，日本宗教精神的首要伦理即是指履行世俗中的忠(政治义务)和孝(家庭义务)。在统治阶级的推行下，日本宗教逐渐与世俗伦理相结合，忠孝观念成为日本宗教的核心教义，同时由于宗教的社会功能，忠孝观念作为日本社会系统的中心价值，便又被赋予了终极意义。

(二)忠――政治义务

以忠孝为伦理的体系中，居首位的当然是忠。早在幕府时期，由于天皇一幕府一地方诸侯之间的权力分化，忠诚观念的对象性并不明确，“忠”通常讲的是对自己的主君的忠诚，而当时的“主君”一词在其意义和内容上都是模糊的。随着“尊王”口号的提出，忠诚观念的对象逐步指向“最高主祭者和日本统一与永恒的象征”――天皇。对天皇颁布的政令，所表现出的尊敬之情，证明了人们对政治权威的盲从程度。忠诚在中国理解为自我良心的忠诚，而在日本则将忠诚理解为家臣必须为自己的君主奉献出全部生命。其忠诚基本上是一种旨在完全献身于自己领主的盲目的真诚。就像武士接到上级的命令之后，甘愿剖腹自杀以示忠心那样。忠便是作为一个大和子民的首要政治义务，是对至敬者的。

(三)孝――家庭义务

在这个体系中，与忠紧密相连的便是孝。在日本，早在公元初期，就已经形成了太阳女神和天照大神为统治一切神和大和民族的神圣祖先的神话传说。对日本人来说，人的肉体是由父母分出，父母及祖先皆是家族之神，孝顺父母，敬畏祖先是理所当然的。日本国社团法人伦理研究所创始人丸山敏雄认为“这种对双亲和祖先的真情和尊敬自古以来被称作‘孝’，是道德之本。”“孝”是一个家庭成员的第一家庭义务，是对至亲者。

但是，日本的“孝道”也有其自身的特点。首先，日本人仅仅拜祭最近的祖先。除了对那些还被活人记着的人以外，日本人并不重视孝行。日本式孝道最主要的实际意义就在于把“孝”的义务限于活着的人们。日本人对孩子的照顾也被视为“孝”的一种，他们把自己受过的照料移到弦子身上，以此来报答祖先的恩德。其次，“为孝尽心”，并不是指必须在家庭内实现互爱，在中国这些互爱是大家族道德法则的主要点。但在日本并非如此，就像一位日本作家所说的那样，“日本人非常尊重家庭，正因为如此，不太尊重家族的个别成员或成员相互间的家族纽带。”日本人所强调的是义务和恩情债的偿还，长者本身承担了重大的责任，责任之一就是务必使他们下面的那些人付出必要的牺牲，即使他们怨恨这些牺牲也无济于事。他们必须服从长者的决定，否则他们就是没有履行“义务”。

(四)孝先于忠而忠重于孝

在日本“孝子门前求忠臣”应该是忠孝辩证关系的精辟体现。在个人的成长过程中，孝先于忠；而在以政治价值优先为特征的日本，忠却重于孝。培养孩子之孝，是为了成人之后尽忠，孝同时也强化了忠。

在日本，“忠”的血亲源流在于天皇的种族高贵性。日本人把天皇纯正的血统泛化为大和民族的神性，使日本理所当然地成为神及民族的代言人。当对天皇的高度尊敬在跟忠与孝相关联时，‘国家的概念便产生了一些变化。血亲关系和政治关系相融合，作为养育者的神性被替换成政治权威。神、天皇、君主及父亲倾向于被当成等同的东西。整个国家成了一个单一的亲族。天皇就是“神”，就是“君主”，就是民族家族之“父”。人民即是崇拜者，是臣民，是儿女。忠诚便是“大孝”，献身父母则是“小孝”，小孝只是为了能履行大孝而存在。这样，回报天皇之恩的义务便超越了其他一切义务之上。由此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孝顺父母(及祖先)、忠于主君、效忠天皇是每个日本人的天命。这一思想不是把社会视为一种必须维系的和谐均衡，而是倾向于将社会看作是在履行对上司义务的单一方向上的运动。至此，“忠”与“孝”便超越了血缘关系而具有了共同体的属性。

二、忠孝伦理与日本企业文化

(一)忠孝观念关注集体最终目标。企业员工成为命运共同体

日本人的忠孝观念使其忠于上级、忠于天皇，但这并不是因为上级或天皇的人格魅力；而是由于对象的地位及其命令对于实现集体目标是至关重要的。在日本人看来，集体的目标是最高的，个人及子集团的目标必须严格服从于集体目标，当集体有着明确的系统目标，并且该目标对所有人都明了和有意义时，个人与集体的同一化过程将会变得最为强烈，人们将用关涉到集体目标的强有力和持续不断的行为来表现这种献身。

因此，日本人认为，出色地完成工作、达到集体目标，就是履行上天赋予自己的义务，是自己获得社会权利的前提。对于日本人来说，工作本身并不是价值，而作为对集体的无私奉献的一种表现时工作才有价值。这很类似于新教徒的“天职”观，不是用修道禁欲主义超越尘世道德，而是完成每个人在尘世上的地位所赋予他的义务。

日本人在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过程中，又将这种独特的伦理观念带进企业管理，员工形成“命运共同体”，强调职工与企业共存共荣。在日本社会团体中，任何个人对它所属的，

社会都负有重大责任，个人对集体应负的责任是没有止境的，集体中的每一个成员，不论其表现如何，都必须承担整个集体的荣辱毁誉。他们相信唯有集团一致，工作才能产生最好的效果。日本企业文化中所表现的集团生活制度，就建筑在这种文化上面；企业一般都会抓紧各种机会向职工灌输个人与企业休戚相关的思想，培养他们忠诚于企业的意识。在制度上通过终身雇用制、年功序列制、企业工会制、企业风险分担等一系列的制度，减少职工在职业、职务、和收入等方面的不安全感，提高职工的合作精神和集团意识；在内部管理上，讲究方法，如采取不过分表扬个人成绩，不过分追究个人责任等手段，加强集体管理和集体效益。这种群体力量和效益，又反作用于企业，通过互相促进，强化了企业职工的集体主义观念和集体精神。个人忠于企业，从企业中获得利益，企业给予照顾，换取企业的发展和利润，这种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成为日本经济迅速发展的潜在因素。

(二)忠孝观念重视企业业绩，企业员工兢兢业业。恪尽职守

在日本，每个人的良心(道德观)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每个人的行为。由于“终身雇佣”及其他一切的关爱在每个日本人的脑海中都有一本帐，这本帐上详尽的记载着给予别人的恩惠和所接受别人的恩情。日本人的忠是建立在报恩这个深层次文化基础上的，“恩”的概念源自血亲关系和宗教教义。人的一切皆是祖先和神的无限授予，忠孝的义务也是天定的，因而，当然是无限的。

在日本，忠诚并不意味着被动的恭敬和献身，而是与成功和奋发努力相结合的能动的服务与表现。要求人们在工作中为实现业绩价值而不断创新，埋头苦干并且严格遵守交易中的正直纪律。只有在本职工作中做出良好业绩的职员才算履行了忠孝义务。

因此，日本企业员工倍奉热爱劳动的企业价值观，日本企业文化倡导职工勤奋的工作，竭尽全力，许多人下班后还要留在公司里1―2小时甚至更长，周六理应休息，仍不计报酬的去工作。今天，在日本比较富裕的情况下仍普遍出现“工作狂”和“过劳死”的现象，便是一个有力的证据。他们不盼望退休后无所事事的悠闲生活，愿意在紧张的工作中走完自己的人生历程。企业倡导生活的价值在于劳动创造，劳动不只是为了自我改善而进行的个人奋斗，其首要意义在于它是人的应当自觉分担的一份社会义务和社会责任；劳动不仅仅是一种与经济利益联系在一起的纯经济活动，还是一种高于经济活动的与为善相联系的宗教修炼事业。因此，人仅仅求生存是毫无意义的；只有工作生命才有意义，帮助自己的公司成长、繁荣是企业价值观的核心。

这种劳动状态和劳动状况对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尤其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摆脱战争带来的灾难，在短时期内实现经济腾飞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三)忠孝观念提供团结的心理基础，使企业具有凝聚力和向心力

忠孝观念为日本社会形成高效的整合机制提供了文化的和心理的基础，使个人与集体紧密结合，呈现“机械团结”的状态。机械的团结也就是一个把个人直接而和谐地同社会联系在一起的社会结合形式，它使日本社会各个单元具有巨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使企业主体易于统一意志、统一思想、统一步调、统一行动。

忠重于孝使日本企业营造了强有力的企业团队精神。日本企业里上下级关系被称为“亲分”与“子分”，“子分”可获得“亲分”的扶助与支持，同时有义务为“亲分”随时效力。在集团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日本人认为只有努力地与同伴配合，尽量的照顾别人，才能有自己的利益，而不能靠与同伴为难，拆同伴的台来争取自己的利益。所以，在日本的许多公司中，上至经理，下至最下级的职员，确实做到了上下一心，大家全心全意维护公司的利益，尽自己的努力，团结协作，共同进步。如果说西方经济发展的动力来自于个人激发的个体创造力，那么日本经济发展的动力则来自于企业内部员工的精诚合作。

日本的公司往往实行终身雇用制，员工也承诺不会因为高薪而跳槽。虽然彼此有书面协议，但是真正的约束力不是来自契约，而是道德的力量。员工个人不能要求企业终身雇用，否则被认为不得体，而且可能被雇主废弃终身雇用，违背合约将受到严厉的制裁，他们往往会被社会抛弃。日本人选择工作的机会一生往往只有一次。这赋予了员工生存安全感，强化了他们对企业的忠诚，为他们提供了工作的动力。

日本企业家相信，人最富于感情，只有得到尊重和信任才会在生产和实践中激发出创造力，企业给员工一份关怀，员工便会以十分的干劲回报企业，所以，日本企业非常注重感情投资。例如员工在工作中做出成绩提职获奖时，企业除了组织庆祝会，向本人颁奖外，企业负责人还常常亲自到员工家中或向其家属打电话祝贺，使员工感受到企业的温情，从而更加效忠企业，更加竭心尽力的为企业工作。

日本企业家把“人”作为企业经营管理的基础。在他们看来，越是现代社会，人越显得特别宝贵，在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中，人是最重要的资源，著名企业家松下幸之助指出，“经营的基础是人……在企业经营上，制造、技术、销售方法、资金固然重要，但人都是这些东西的主宰。尽管有钱、有产品，要是没有一个会利用这些的人才，那么这些东西也产生不了任何作用。所以，不管怎么说，人才是最重要的。”

日本企业着力建立的“以人为本”的管理模式，使企业处于一种高度的和谐状态，铸就了企业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强化了员工的忠诚观念，为树立忠于集体，患难与共的价值观念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结束语

企业文化是指企业的指导思想，经营哲学和管理风貌。它包括企业在实践中形成的经营理念、价值标准、道德规范、行为准则、群体意识、精神风貌、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及规章制度等等。其中企业的价值观念体系是形成企业文化的前提和基础。

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在国际上具有影响力的能够保持长久不衰的企业都拥有自己的特色企业文化，优秀的企业文化能够团结内部，引领企业的良性发展。可以这样说，是日本的企业文化创造了世界第一流的企业效率和规模，创造了今天的世界经济强国。

忠孝观念论文篇3

【关键词】孝 孝文化 家国同构

【中图分类号】D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2）16－0021－02

就中国长期以来约定俗成的文化涵义而言，所谓“孝”，就是指敬老爱老、惜老养老、事亲以善行；所谓“家国同构”，就是指家庭、家族、宗族与国家在组织结构方面有着相当的共同性与共通性。纵观五千年来中国社会发展史与政治发展史，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孝”文化与“家国同构”政治模式是紧密联系在一起而相辅相成的。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表述，家国同构政治模式是以孝文化作为伦理基础与道德保障的。

一 孝是家国同构政治模式的伦理基础

从目前可见的相关文献及论说中可以看到，古人对孝的诸多繁琐而细微的定义中有不少都明确表达出了孝与政治的接近。例如，孟子就曾经这样说过：“惰其四肢，不顾父母之养，一不孝也；博弈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二不孝也；好货财，私妻子，不顾父母之养，三不孝也；从耳目之欲，以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斗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孟子?离娄下》）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孟子对“不孝”的定义与理解是从家族伦理生活的角度出发的，而阐明“不孝”恰恰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表明什么是“孝”，亦即是说，对这些行为予以反证，就是“孝”。以上只不过是“孝”的部分内容。接着我们再来看《孟子》中关于“孝”的另外的阐述：从社会政治生活的角度来看，“居位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战阵不勇，非孝也”，这里就鲜明地体现出了“孝”在家庭伦理道德约束之外，还包含着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强制规定性，这点从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孝经》中也可以得到明证。《孝经?开宗明义章第一》云：“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汉代以后的官吏的选拔，通常都有“孝廉”一科，也就是孝行端正者可以直接由朝廷获官受职。作为中国职官制度的独有特色，它鲜明地突出了“孝”在社会国家政治伦理生活中的特殊地位。

相对于孝来说，忠的观念则产生得较晚一些。中国古代文化所谓的“忠”主要是包括了忠于君主、忠于国家、忠于朋友、忠于承诺、忠于道德等方面的内涵。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在诸子百家的重视和研究之下，尤其是在儒家的极力倡导的推行之下，“忠”和“孝”的含义已经基本上在文化上形成了孝亲、忠君的共识，并且发展成为两个在中国古代政治中极为重要的伦理观念。例如，“先王之道，忠臣孝子之极”（《荀子?礼论》）。又如，“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韩非子?忠孝》）。从这些言论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孝”早已不再是单纯的家庭道德与家族伦理，而是已经与政治生活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

“孝道”之所以能突破中国文化中家庭、宗族的血缘范畴，成为更为广阔的社会政治生活领域中的一个占据极大分量的组成部分，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为人父母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君者也”。可见，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水之滨，莫非王臣”的“家天下”的政治理念与思维模式出发，家与国之间是互通的，二者并没有十分严格的分野。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家”即是“小国”，“国”即是“大家”，这就使二者在治理原则上具有了“通约性”，我们常听到的所谓“家之长子，国之重臣”就是在表达这个理念。这种思维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为人们奉行孝道，按照由己推人、由家及国的路径，在理论与实践上泛化孝行原则奠定了相当坚实的客观基础。因此，这一制度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对中国政治社会和文化氛围产生着深远的影响，一直到辛亥革命取得胜利，封建皇权统治被之前，它都保持着一种相对的稳定。之所以在中国政治社会会有这种现象出现，其原因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其中的牢固的家庭伦理道德思想所造成的。从现代政治哲学的角度分析，它具有十分鲜明的政治本体论的意义，孝文化因而也自然而然地成为渗透于家庭、宗族、社会和国家关系之全过程的内在精神，从而对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演进的社会发展产生着全方位的不可忽视的影响。

二 孝是家国同构的政治模式道德保障

忠孝观念论文篇4

论文摘要：孝道被先秦儒家视为“诸德之首”，是先秦儒 家人文伦理的基石。本文首先阐述了先秦儒家孝道思想的产生和发展，接着又对孝道思想进行了辩证的分析，指出孝是一个优弊共存的“杂糅体”，即有其适应时展的合理性因素，又有其阻碍社会发展的局限性，最后指出弘扬先秦儒家孝道思想对于当今社会仍有重要意义。

先秦儒家开创了我国的传统文化，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所构建的孝道观，则是这一传统文化的核心概念，是儒家人文理论的基石。注重孝道，是中华民族由来已久的道德传统，是中国人个人道德的根源。它不但对中国古代社会和民众产生了广泛的思想影响，而且对当今中国仍然具有不可低估的影响作用。

一、 先秦儒家孝道思想的产生和发展

中国社会，从原始社会到封建社会，人际的政治伦理关系都是以氏族、家庭的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因此，中国文化的特点之一便是具有浓厚的血缘宗法成分。一般说来，同一血缘关系的人，为了本氏族的安定和繁荣，需要相互关心 、帮助。父母有责任抚养、教育子女，子女应该尊敬、赡养父母。这样，就有了同一血缘关系的孝。

“孝”不是人类社会一开始就有的，而是到了私有财产的出现，一夫一妻制使得父子关系确实可靠，且导致承认并确定子女对其先父财产的独占权利的情况下才开始产生的。“孝”作为一种道德规范，要求子女奉养、尊敬和服从。到西周时期，随着父权家长制的确立，“孝”和以“孝”为主的宗法道德规范最终确立并完善起来。由于周代建立了完备的宗法分封制，建立了以“立子立嫡”的君位传统世袭制为核心的宗法等级制，“孝”的观念及其作用进一步升华，并与政治相结合成为调整和维护政治关系的行为准则。“有孝有德”就成为了西周的“道德纲领”。周代的“孝”有两方面的含义：第一，奉养、恭敬父母；第二，祭祀先祖。春秋战国时代诸子之学勃兴，学者们对“孝”有了更深的见解。孔子继承了西周的“孝”观念，并把它系统化，确定为普遍的伦理模式。

在《论语 ·学而》中，“孝”被作为“仁”之本。“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弟子人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孔子认为“孝”不仅体现在父母生前，最难的是保持到最终。“父母既没，敬行其身，无遗父母恶名，可谓能终矣”。孟子对孝作了进一步的详细说明和发挥，认为“世俗所谓不孝者五：懒其四肢，不顾父母之养，一不孝也；博亦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二不孝也；好货财私妻子，不顾父母之养，三不孝也；从耳目之欲，以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斗狠，以危父母 ，五不孝也”(《孟子 ·离娄下》)。战国后期的墨家认为：以爱亲利亲为己任，就是孝，孝不必图回报。此外，《韩非子》《吕氏春秋》都有专篇论“孝”，战国时还产生了《孝经》，这些文献表明孝道的框架在先秦已经完成。《孝经》把孝与治理国家的政治手段相结合，适应了统治者的需要，受到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孝的道德观念也就成为中国传统社会最有影响、最富特色的规范之一。

二、对先秦儒家“孝道”的辩证分析

先秦儒家孝道思想有其丰富的内涵，几千年来，它已经成为指导我国人民家庭生活的行为准则。先秦儒家孝道有其合理性因素也有其不合理性因素，对此我们应作辩证分析。值得肯定和提倡的因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赡养父母。赡养父母的规定表明在以家庭为社会基本单位的状况下，子女对父母应尽的道德义务。这种道德义务是人类种族繁衍的需要，也是人生 自然规律发展的要求。当子女没有独立的生活能力时，父母有抚养他们的义务；而当父母年老体衰，丧失劳动能力时，子女则应尽赡养扶助的义务。传统孝道中赡养双亲的这一规定符合人类社会延续发展的要求，反映了人生从小到老的自然规律性，是积极合理的内容，应该继承弘扬。

2．爱亲、敬亲。每个人生下来都离不开父母亲人的养育，在这种养育的亲密关系中，必会自然地形成子辈对养育自己的父母亲人的爱戴尊敬之情 ，但这种感情害怕时间一长，由于受到多种干扰而被丢弃，因而儒家提倡孝这一文化道德规范，以维护人类的这种美好感情。父母是自己生命所由，也是一切人际关系中最自然、最亲密的人际关系。因此很难想像一个人连给予 自己的生命的父母或者养育自己的人都不爱不敬，他怎么能生发对他人、社会、国家、民族的爱呢?怎么会有健全的人格结构和良好品质呢?因此，爱敬父母可以说是人类的一种永恒价值。

3．尊老敬老。儒家把孝不仅仅限于父子关系，而且要求尊重家族中的一切老者尊者。根据“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思想，他们由尊养家庭老者再扩大到尊养社会上所有长者和老人，要求人们不但孝敬 自己的父母，而且也要用同样的感情去敬爱别人的父母。尊老的确是中华 民族的独特传统，它已经以言语、警句的形式，积淀于中国人的心理结构和潜意识之中，这也是我们中国文化的重要特征。

另一方面，先秦儒家孝道又有其不合理因素，先秦儒家把“孝”作为仁之本，把“孝”看成“诸德之首”，使“孝”这一伦理范畴，在中国封建社会中被强化，其影响是非常大的，其消极作用也十分明显。

1．“无违”之孝道。使家庭伦理表现出浓厚的封建专制色彩，父子之间存在着权利与义务的不平等，产生了权威人格倾向传统孝道讲究“父慈子孝”，但一向讲“子孝”的场合多，讲“父慈”地方少。“子孝”要求儿子对父母尽义务，做到“事父母，能竭其力”，无条件地绝对顺从父母，父亲死后还要尽三年之丧，三年之内“无改于父之道”，这一思想，表现出浓厚的封建社会家长制的意识，父子之间人格上具有明显的隶属关系。这“无违”之孝道，是建立在无条件的服从的基础上，这样的孝道，对维护家庭制度是有功的，却不容易培养出独立的人格。

2．“忠孝合一”的观念，使孝成为封建专制统治的基本道德力量。“孝亲”本是家庭中的道德规范，最初与忠君并无直接关系。到封建社会，地主阶级以宗法式家庭形式组织社会，建立了以皇帝绝对权威为基础的封建家天下。在这种封建等级制社会里，父亲是一家之长，皇帝是一国之尊。对封建家长的绝对尽孝，扩大到国家就是对君主的绝对尽忠。这样，孝亲与忠君便密切联系起来。地主阶级的思想家也大力宣扬“忠孝合一，移孝忠君”的思想，还提出：孝是忠的前提忠是孝的结果。为了忠，必须讲孝，当忠孝不能两全时，则要求人们“舍孝尽忠”。在当代民主社会，封建皇权统治已不复存在，但对孝具有服务于专制统治特性与历史应保持清晰的理智，防止其流毒影响。还有一些观点，如“父为子隐，子为父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这些封建性糟粕，不管当时还是其后，都应予批判与否定。

三、先秦儒家孝道的现代意义

孝作为家庭伦理规范，有维持家庭稳定的功能和作用。人们用孝来调节家庭关系，使之扎根于家庭、风行于社会，成为人们遵守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在古代，中华民族有着敬老孝亲的良好风气，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弘扬养老敬老的孝道德传统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弘扬孝道思想是解决养老问题的重要保证

我国是世界上人IZl总数最多的国家，同时也是老年人绝对数最大和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面对这种形势，如何安排和解决好亿万老人的养老问题，将是我国21世纪的重大战略任务之一。其实 ，家庭养老是迄今为止最古老、最基本和最富有生命力的养老方式，而家庭养老赖以存在的思想基础就是传统的孝文化。传统孝文化中养老敬老的规范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即传统伦理的“孝”成为处理亲子关系的规范和最高准则，成为支撑家庭养老功能的文化价值机制。

但是随着改革开放形势的发展，传统家庭养老功能出现了日益弱化的趋势，突出的表现就是小辈不养老不敬老。有些子女只顾自己和小家庭的利益，拒不赡养甚至虐待 自己的父母，迫使一些老人和子女对簿公堂，家庭赡养纠纷日益增多，有的甚至发展成刑事案件。要解决这些问题，除了积极寻求社会采取措施之外，更重要的是呼唤人们的真情良知。因此，弘扬中国传统孝文化，积极倡导尊老、敬老、助老的传统美德。就具有了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弘扬孝道思想有助于解决当前家庭代际矛盾

孝，其基本含义就是家庭亲子关系间的道德规范。孝观念最初是基于对人们家庭生活的维护，以一种家庭伦常的形态而出现的。从现代家庭来看，家庭结构和亲子关系较之古代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家庭这种组织形式依然存在，家庭依然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家庭中长辈与晚辈之间的关系依然需要调节，所以说孝依然具有其存在的现实意义和天然基础。

从现实情况来看 ，当代人尤其是青年人的尊老、敬老、养老观念在淡化，个人利益观念逐渐增强，许多青年人的伦理道德意识丧失，不孝敬父母、不赡养父母、无视老年人权益，不少老年人不仅得不到子女必要的尊重和理解，甚至自己的合法权益也受到子女的侵犯。一些与儿女同住的老人更是承担了繁重的家务劳动。他们生活上得不到照顾，情感上缺乏关爱，不少的老人倍感孤独与绝望。以上种种不孝的现象反映了现实生活中许多家庭代际关系的困境，说明许多家庭尚未真正树立起尊老养老的观念和赡养老人的责任感。因此，弘扬尊老敬老的传统孝观念就显得非常必要。它不仅能维护和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而且也是维护家庭和睦稳定、建设和谐平等的现代亲子关系所必需的。

(三)弘扬孝道思想是提高当代人道德素质的起点

“孝”是亲情之爱 ，是生生不息的爱心 ，是形成个人品德之根源，“道由孝生”，孝乃“德之本”，是“立人之本”、“人伦之本”。先秦儒家强调“百善孝为先”，认为孝是实现一切善行的力量源泉和根本，奉行孝道是追求各种美德的起点。人世间诸多美德，都是以“孝行”为基础衍生出来的。孝行源于父母对子女无私的爱，人生之初，最初感知的必是父母之爱，面对的是家庭内成员之间关系，对人的爱心也就首先应该施加于家庭成员的身上，这便是孑L子所倡导的“孝悌”之道，“弟子，人则孝，出则悌”。子女最先从父母那里感受到人间的爱，这种爱必然培养出子女对父母的爱。因此，施爱施敬当从亲始，这是有一定的天然的合理性的。那些提出以家庭道德为起点强化孝道教育，使子女爱父母、爱家庭而逐步发展为爱学校、爱家乡、爱祖国的观点，是合乎道德教育规律的，它是培养个人道德素质的起点，是提高当代人道德素质的切人点，它也是当代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在大力弘扬传统文化，在对少年儿童进行道德教育时，注重培养他们的孝道，以使他们从小具有爱心，形成社会责任感，这对培养“四有新人”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朱贻庭．《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oo3，(9)

[2]肖群忠．《伦理与传统》[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9)

忠孝观念论文篇5

关键词： 《琵琶记》 封建伦理关系 矛盾 消解

元代南戏《琵琶记》在戏曲史上具有“划时代”①的意义，在于其艺术上的全面成熟，而高则诚对元代社会的深切体验，更使得这部作品具有极为深刻的现实意义。明嘉靖《宁波府志·流寓·高明传》载：“……太祖御极，闻其名，召之，以疾辞。使者以《琵琶记》上，上览毕，曰：‘五经、四书在民间，譬之五谷不可无；此记乃珍馐之属，俎豆间亦不可少也’。”②由此足见《琵琶记》在明代的影响，虽然明代人多对元本有改动，某种程度上对其原意有所扭曲，全然将歌颂孝道伦理作为琵琶记的主旨，宣扬封建礼教，以求迎合当时的社会现实，但是考之元本，封建伦理似乎仍是《琵琶记》中不可忽略的一个重要因素，本文着重以此为基点，探求《琵琶记》中封建伦理关系的矛盾及其消解。

一、 封建社会伦理关系的概况

封建伦理内部纷繁的各项准则，以巩固封建统治为内核，形成了一个错综交织的网状结构，其间确是有矛盾因素存在的，这种矛盾自南宋以后就尤为明显。“南宋以后的三纲之说，要求臣必须绝对服从君，子必须绝对服从父，妻必须绝对服从夫。这也就是否认了臣、子、妻的独立人格，也就是要求除最高统治者以外，一切人都应甘受奴役”③，《琵琶记》正是脱胎于这样的社会背景。从作品所表现的人物形象、情节逻辑中，我们看到其中对于封建伦理关系内在矛盾因素的有力展现。但是，这种矛盾的存在与消解却始终无法改变作品本身所蕴含的悲剧意味，这正是《琵琶记》思想内蕴深刻的体现。

二、矛盾与消解在作品中的体现

（一）人与家庭的关系

1.父子：“孝”这一元素的内在矛盾

对于“小节”与“大孝”的问题，蔡伯喈所认为的“孝”是侍奉双亲，省昏定省的古之“孝”，这更多地符合先秦儒家所崇尚的“孝”观念。《论语·为政》篇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而在蔡伯喈这里，除却奉养的要义之外，更多地体现为一种人生追求，与其不愿为官的主观意愿是相契合的。但是在蔡公看来，这种孝仅是小节，入仕为官、立身行道才是大孝，显而易见，这是一套封建道德的理论。离家做官，所行之道，无不合于维护统治阶级的目标，在封建道德体系内部，奉养之小节必然当是服从于行道之大孝的，从统治阶级的角度有其内在的合理性。然而事实上，从宏观看，对于普通家庭关系中的父子而言，父子二者，身处“孝”之两端，父亲要求儿子做官扬名的愿望与儿子奉养双亲的目标是相矛盾的，这是由“孝”内部存在的矛盾因素所致。蔡伯喈是孝子，他渴望终养父母的意愿是依传统的孝道伦常而行的，“孝”作为封建道德规范的观念之一，是从人伦角度对人的行为起道德上的约束作用，然而最终却要服从于“父为子纲”。尽管剧本最末蔡伯喈得以庐墓守孝，并获皇帝卜诏旌表蔡氏一门，似使小节、大孝皆得以保全，但对“孝”的内在矛盾却仅是一种形式上的消解，子欲养而亲不在，圆满背后却止不住满纸的悲凉。

2.婆媳：封建家庭中的女性矛盾

男性主流话语背景下的家庭关系本来就是男尊女卑，而女性地位低下的事实使得整体上女性群体有着共同的命运，这是封建礼教之下女性之间天然的共性，而与此同时，正是在这种礼教纲常的内部，女性之间的关系出现了“异化”，形成了复杂紧张的婆媳关系。比如蔡婆对赵五娘吃糠的误解，怀疑她背着公婆偷吃好食一出的一番说辞。相比蔡公“休错埋冤了人”的劝解，蔡婆的言语尤显婆媳关系的紧张。在猜忌误解之中，赵五娘无从申诉，“便埋冤杀了，也不敢分说。苦！”（第二十出）这是中国传统社会普遍女性的共同遭际，然而当处于同一家庭体系中，本应有着天然共性的女性却形成了排斥异化的局面，排斥的中心在于一个与她们生活紧密相关的男性，由此展现了矛盾与冲突。

（二）人与社会的关系：忠孝的矛盾

忠与孝是组成封建伦理纲常的两个重要的因素，也是社会成员超出普通家庭之外而涉及在社会中的位置。《琵琶记》中，忠与孝的矛盾主要体现在蔡伯喈的身上，忠孝二者的封建背景赋予了它们复杂的意义。忠孝的矛盾正是伦理纲常自身的内在冲突，长期存在却难以调和。作为伦理观念的“孝”，本是建立在家庭血缘之上的，一旦与世俗社会的功利教化沾染，本体性的“孝”就在现实之中被曲解，服从于皇权的绝对权威，正如皇帝以“王事多艰”、“眷兹警动之风，未遂雍熙之化”、“孝道虽大，终于事君”之由对蔡伯喈辞官之举进行驳斥，以尽忠之名约束蔡伯喈行孝之念。“这种孝也就是忠的变相……统治阶级所提倡的孝，不论大小，实质上都是为忠服务的，用来巩固他们的统治”④，孝更多地成了“‘忠’的附属品”⑤。

（三）宏观矛盾：礼教与人性的矛盾

一切伦常所约束的是社会成员，“人”在封建伦理纲常体系中应当是处于中心地位的，但是在“人”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封建礼教的附属，人性受到封建理性的压抑，“人”的因素无条件地服从于无情残酷的礼教，礼教对血缘亲情的牵绊也贯穿作品的始终。为了实现所谓的“大孝”，蔡伯喈不得不牺牲父子间天然的亲情，新婚夫妻适才两月便要硬生别离；为事君，就定将守孝之愿悉数斩断，从中展现的是冷酷森严的礼教对于人性的扭曲与戕害，因而其中不乏礼教与人性的矛盾。

三、作品意义的现代思考

通过对作品中封建伦理关系的矛盾的分析，对种种矛盾的展现与消解的揣摩，我们更能体会到作品所具有的悲剧意义。然而，我们必须明确一点，作品最后所体现的悲剧意味，正是人物性格、环境等种种因素相作用之后所产生的必然结果，这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之下显得无可厚非。

此外，作品中的种种矛盾因素及其各自的消解，正是统一于特定的价值体系内部的，在封建伦理纲常中，大孝与小节的矛盾、忠孝的矛盾、礼教与人性的矛盾都是封建礼教自身难以消除的内在矛盾，然而，在《琵琶记》中，这些矛盾却以某种方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消解”，正是这种艺术化的“消解”与本体性的“矛盾”才使得作品的思想意义得到了升华。因此，只有通过对封建伦理纲常内在矛盾的理性思考，对作品中矛盾与消解的深入探究，才能够对作品的意义形成多维度的认知。

注释：

①钱南扬.戏文概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141.

②侯百朋.琵琶记资料汇编.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39.

③张岱年.中国伦理思想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152.

忠孝观念论文篇6

摘 要： 西安回坊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穆斯林聚居区之一，回坊里面的回族的孝道观在其伦理道德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来源于伊斯兰教的教义，但在传入中国以后，在漫长的历史沿革与发展中，又吸收了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逐渐形成了“二元忠诚”的社会道德忠诚观和“人伦五典”的家庭伦理孝道观。这些思想至今还影响着以西安回坊为代表的回族群体的思想和行为，间接的起到了调节社会关系，缓和社会矛盾，增强民族互信的作用。

关键词： 伊斯兰教；孝道观；二元忠诚；人伦五典

“孝”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甚至有“孝为百善之首”的说法，统治者甚至将“孝”纳入了考察其基本道德的范畴，使孝行成为了中国最基本的道德规范，因此，“孝”与“不孝”成为社会普遍接受的评判他人的道德标准。社会上强力褒奖孝行、擢用孝士、惩治不肖，历代孝子、孝行受到人们隆重的嘉奖和尊重、名扬天下，而且会获得实际的物质利益。争当忠孝之士成为社会各个阶层的道德标准和人生理想。

在伊斯兰文化中“孝”是体现伊斯兰文化和伊斯兰精神最重要的道德表现之一，在伊斯兰教中，孝，既是主命是天道，又是人道之首，这种人道与天道构成了伊斯兰教不可缺少的两大基础，是伊斯兰教以天道养其性，以人道修其身，主张两世并重的一种体现。因为行天道必礼拜、尽人道孝父母。行天道和尽人道就象飞鸟的两个翅膀缺一不可。穆圣曾把拜功比做教门的柱石，谁荒废了拜功，谁就坍塌了教门。而孝敬父母并不是单纯指人道方面，而是与天道有着紧密的内在关联――天地代主育物，父母代主育人。

在中华文化的发展史中，儒家传统文化和和伊斯兰文化是两种不同的体系，中国儒家文化是产生于中国春秋时期，倡导血亲人伦、现世事功、修身存养、道德理性，其中心思想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其核心是“仁”；而中国伊斯兰文化是中国穆斯林在长期的信仰、生产和生活实践中，以《古兰经》和圣训为指导，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从而逐渐发展起来的社会意识、行为方式、道德规范等内容多样的，以成为中国穆斯林所认可的文化形态，并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虽然这两种文化产生的背景、社会基础等不尽相同，但这两种文化在对待孝道这个问题上表现出一定的相通之处，体现出不同文化对人类基本问题思考的一致性和共通性；然而，在各自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因所处的环境不同，也表现出了明显的差异性。

一、两种文化在忠孝道观上的异同性

（一） 两者之间的相通性

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宣扬孝亲就要做到养亲、敬亲和爱亲。在这些方面上伊斯兰教文化也持有相同的观点。

首先，养亲是孝道的基本内容之一。其包含的主要内容就是要奉养父母，保证父母的物质需要。“弟子入则孝，出则梯”（《论语・学而》）“事父母，能竭其力”（《论语・学而》）以及“为人子之礼，冬温而夏凉，昏定而晨省。”（《礼记》）都在告诫子女要尽心尽力、竭尽全能使父母过上好的生活。伊斯兰教认为，孝敬父母是人道的体现，是信仰的具体体现。信仰真主能指导人们孝敬父母，孝敬双亲又充分验证了人们对真主虔诚笃信。孝敬父母是发自内心的真挚无私的爱和感激。《古兰经》中记载：“你们应当只崇拜他（真主），应当孝敬父母。”①（17：23）先知也曾说：“你们不要嫌弃你们的父母，谁嫌弃自己的父母，谁就是忘恩负义者。”由此可知伊斯兰教将善待父母、孝敬双亲作为了穆斯林必备的道德修养。《古兰经》甚至明确指出“你们应当崇拜，不要以任何物配主，你们应当孝敬父母。”（4：36）

其次，敬亲。子女在赡养自己父母的过程中还要体现出“敬”。真正意义上的孝道不仅仅是解决父母的吃饱穿暖，还要在奉养父母的过程中，能做到终如一地谨慎、温恭、无肆无慢，始终如一地和颜悦色，任劳任怨。因为在物质上满足父母要求的同时，还要在精神上来使父母得到满足，二者缺一不可。中国传统文化更是将敬亲当做孝道的最高层次“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不辱，其下能养”（《大戴礼记・曾子大孝》）。伊斯兰教也认为，仅仅让父母晚年衣食无忧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使他们心情舒畅，精神愉快。《古兰经》中记载“你应当必恭必敬地服侍他俩，你应当说：‘我的主啊（求你们怜悯他俩，就象我年幼时他俩养育我那样。’”（17：24）先知穆圣也曾说：“取父母的欢欣，必蒙主喜；惹父母的恼恨，必触主怒。”

再次，爱亲。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爱自亲始”，就是先从爱自己的父母开始。孔子曾说过：“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论语・里仁》）孝经也记载到：“资于事父以事母，而爱同；资以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爱，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伊斯兰教中也强调子女不做出让父母担忧的事情，就是爱亲的表现。

（二） 两者之间的差异性

中国传统儒家文化起源于中国古代以农业文明和家庭社会为纽带的时代背景之下，注重人的现实存在，看重人伦道德、着重家庭亲情、强调长幼有序的家庭制度和以此衍生出来的社会制度。伊斯兰教把人和真主的关系作为重点，坚持真主是独一无二的，强调对真主的崇拜和顺从，强调人对的义务，甚至把和功修视作人之本性。可见，伊斯兰文化和儒家文化一个是认主独一，天下穆斯林皆兄弟，这是平等观念的体现；一个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是宗法观念的体现。②这点在孝道文化上的明显差别就是在“忠”的体现上。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孝道观是与忠结合在一起，强调忠孝合一，忠孝一体。这是由中国传统经济所决定的，当时农业生产占据了国家的重要地位，而在土地上耕作的人们，几乎祖祖辈辈都生活在一个地方，一家几代人都要生活在一起，这种家庭制度构成了中国最早的社会制度。在这个制度中，父的权威天然的高于子的权威③，对于父母的孝也可以从另外一个的角度理解成对父母、对家族的忠。由这种家庭制度产生出来的社会制度完全沿袭了这种观点，并形成了以“五伦”（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为基础，以忠孝为核心的伦理道德层面。强调国家就是所有人的家，君就是这个家庭的父，即君为民之父，对君的孝就是对国家的忠。反观，伊斯兰教的忠和孝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古兰经》和圣训中要求每一个穆斯林要忠于主、忠于圣、忠于贤，这样才能是一名合格的信众。它是建立在之上，即真主的第一性和不可超越性，其核心在于真主的唯一性。我们可以理解成伊斯兰教的忠是在忠于真主的层面上，是以超自然的信仰为基础，属于信仰层面的而绝非中国传统忠孝观那样已经从社会伦理的层面上升到政治层面那样对中国民众的思想和行为有很深的影响力。

二、 中国传统文化对伊斯兰教的影响

伊斯兰教在传入中国之前，中国的传统文化早已渗透到中华民族的生活、思维、社会等各个方面，无时无刻的在指导和规范着人们的做事行为。而作为外来文化的伊斯兰教要想融入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华传统文化之中，必然要两种文化的基础之上，找到适合自己的存在和发展方式，即我们所说的伊斯兰教的中国化或者“以儒释伊”。

（一） 回坊忠孝观形成的背景

首先，中国封建社会是以农业为主、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与这种经济基础相适应，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便成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就是忠君孝亲。在经过了长期的发展之后，封建农业经济和小生产经济已成为了回族的主要生产方式，加之回汉之间互通婚姻，也使回族更具体的了解部分礼仪风俗、伦理观念。在这种背景下，回族自觉不自觉地在心中产生了“君为民之父”的思想和家庭伦理思想。

其次，回族为了进入士大夫阶层就必须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中国封建的科举制度是人民进入仕途的唯一选择，回族也不例外，因而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对包括回族在内的知识分子都具有深远的影响。四书、五经既是儒家文化的经典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其核心就是维护封建统治，忠于皇权；维护君臣、父子、夫妇、兄弟等伦常关系。可见，回族为了自身的发展，不得不接受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

再次，回族作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就必须遵守忠君爱国这一最高政治原则。

（二） “真忠正道”和“人道五典”

伊斯兰教义要求伊斯兰教徒对“忠于真主”的信仰是丝毫不能动摇的，这就恰恰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三纲五常”的思想是相违背的。这种差异使得，伊斯兰教若要在中国生存和发展，则需要在敬主的同时做到忠君。但如何协调伊斯兰教徒即不违背教义又能适应中国封建的要求是当时以西安回坊为代表的伊斯兰教徒所面临的实际问题。中国伊斯兰学者经过长期的研究后提出了“人间大三正事”即忠于主、忠于君、孝于亲，如若违反了这三大正事，则可视为不忠、不义、不孝。为此，王岱舆在其著作《正教真诠》中提出了“尊独一无二主，方谓之真忠”，“夫忠于真主，更忠于君父，方为正道”、“所以人但顺主、赞主、拜主、感主，而不能忠君、赞圣、孝亲、济人者，则前事未足为功；如徒忠君、赞圣、孝亲、济人，而不能顺主、赞主、拜主、感主之恩，则仍恐入于左道。”④的“真忠正道”说，这也就是即忠主又忠君的“二元忠诚”，也正好适应了中国封建统治者的需要。清代学者刘智更将其进一步阐述为“君者，主之影。忠于君即所以忠于主也。”⑤认为君主是代替真主治理天下，以天下为己任，使天下全归于治。这就让伊斯兰教对真主的独一信仰、一元忠诚自然而然的过渡到了即忠主又忠君的“二元忠诚”。与此同时，为了更加适应封建社会伦理道德的需要，一些伊斯兰学者对伊斯兰孝道观经行了些许调整，提出了“人道五典”的新伊斯兰孝道观，即“夫爱妇敬之道，父慈子孝之道，君仁臣忠之道，兄弟协义之道，朋友忠信之道”。“五典”将夫妇之道列为第一个方面，正是暗合了伊斯兰教义中的有关真主创造人类的原则。因为夫妇是人伦纲常之本，“有男女而后人类出”、“有夫妇而后有上下”，只有在夫妇关系成立后，才能产生子嗣，家道才能得到治理，能理家道才能使长幼有序，治国有道，亲朋相近。清代学者刘智将其进一步解释为“夫妇而后有上下，在家为父子，在国为君臣；有上下而后有比肩，同出为兄弟，别氏为朋友。人伦之要，五者备矣⑥”并认为五伦的次序和五伦的道路一样，都是“天理”自然形成的，是真主确立的。刘智认为，“天理”实际上是指真主确立的法则和伊斯兰教的真理，只不过使用了儒家的词汇给表达出来了而言而已。至此，中国伊斯兰教以五功为天道，以五典为人道，天道和人道互为表里密不可分。尽人道而返归于天道，才使天道有坚实的基础；尽天道而实行人道，才使得人道有正确的方向和目标；天道和人道都尽到了，作为人应该做的事才算完成。可见，“五典”的理论依据主要来源于《古兰经》和圣训中极力倡导的诚实信义、孝敬父母、畏主敬圣、爱亲怜弱、宽容待人、烙守正义等伦理道德规范，同时也受到了中华传统文化道德思想的影响，将其中可采纳的部分吸收了进来。

三、 对西安回坊和谐社区构建作用

当伊斯兰教完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忠孝观思想之后，就使得作为一种外来文化的伊斯兰教在中国站稳了脚跟，维护了自身的利益、从客观上促进了穆斯林爱国爱教的思想。

（一） 形成了强烈的爱国爱教的传统

在封建集权制度下，国君就是国家的象征，是秩序的体现。忠君便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爱国的具体体现。忠君和爱国自古都是有直接必然的联系。以回坊为代表的中国穆斯林，只要认同了忠君，其实也就是认同了爱国，忠于国家的君王，自然就会自主地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安全，为自己的国家贡献力量。在中国历史上，每当国家和民族处于危急存亡的严峻时刻，穆斯林总是在伊斯兰爱国道德伦理观念的鼓舞下，总是和其它民族一样挺身而出，不怕流血牺牲，为国效命的英雄事迹，不枚胜举。

（二） 调节社会关系，缓和社会矛盾

回访中流传着“不孝有五，绝后为大”的说法，即不认主、不体圣、不亲贤、不生理、不习学。这里所说的绝后绝不仅仅是没有子嗣，而且还包含着不学习的含义。回坊中的老人们认为“失学乃失孝”“愚而不学，虽孝弗称”。作为子女，如果他不学无术，不求上进就是对父母的大不孝。因为子女是家庭、家族的希望，他们的一言一行代表的是自己的家族和家庭，而一旦不习学，不修身则“轻犯，累及亲族”辱没父母之名，累及家族声望。可见在回坊让“父母享无量之福”的同时，更是注重对自身的修养和知识的渴求。而“人伦五典”的孝道观也要求以回坊为代表的穆斯林求学上进、奋发图强。并对每个人的行为起约束和规范作用，并形成自我调节系统，自我认识、自我辨析、自我监督、自我控制，从而适应社会，以维持自身与外部环境的平衡，为社会的有序提供了道德上的保证。 （作者单位：西北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西北民族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资助）

参考文献：

[1] 马坚译《古兰经》 电子版 来源于伊斯兰之窗网站（http：///） 下同

[2] 杨捷生：《伊斯兰伦理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年版

[3]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版

[4] 王岱舆著《正教真诠》“教道篇”之正学章

[5] 刘智著《天方典礼》

[6] 刘智著《天方典礼》

参考文献

① 马坚译《古兰经》 电子版 来源于伊斯兰之窗网站（http：///） 下同

② 杨捷生：《伊斯兰伦理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年版

③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版

④ 王岱舆著《正教真诠》“教道篇”之正学章

忠孝观念论文篇7

几千年来中国一直受儒家文化的影响，所以人们在表达情感时都是较为含蓄和内敛的，并且善于通过借景、借物等方式来抒感，激励自我。这种语言的含蓄内敛与艺术作品所表达的言外之意联系在一起容易使观赏者产生更多的联想和情感交流。正如司空图《诗品》所说：“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语不涉己，若不堪忧。中国传统建筑木雕就是这一载体，它将各种不同题材的故事，不同的人物、动物、植物等内容呈现在有限的图幅里，以此借物言志，借景抒情，意在画外，情在景中，许多不可言传的情感和愿望都通过这种形式来表达。木雕作为传统建筑中的小木作，不仅具有功能性更有观赏性，尤其是它所蕴含的传统文化思想更具有教化功能，它蛰伏了儒家思想的影子，并以其独特的艺术形式从各个不同角度表现儒家文化的基本内容。“忠义”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伦理范畴，又是政治范畴。中国封建社会臣对君的责任与义务就是忠义。作为臣子，必须竭尽全力去维护君王的权益，并以此作为人生追求。中国传统建筑木雕装饰中有许多表现忠义类的题材，如《赵子龙救孤》《三国英烈》《桃园三结义》《苏武牧羊》《杨家将》《关公千里送嫂》等。这些反映臣子如何守节，尽忠讲义的千古流传故事都十分清晰地体现了儒家思想中崇人伦助教化的道德原则。

二、木雕中所蕴含的孝道思想

中国文字有六书之说，一是指事；二是象形；三是形声；四是会意；五是转注；六是假借。其中指事与象形是造字的基础，也是很生活化的形容词与名词，形声与会意是文字的架构，转注与假借是文意的扩充。如我们常说的前后左右等就是由“指事”而造成；山河日月、猪狗牛羊是“象形”造成。而“形声”与“会意”则是为了表达多种事物与不同的抽象观念。“孝”就是个会意字，其意是年幼者搀扶着长者，可见孝道是自古有之，任何时代都视其为根本，它不仅是道德伦理条规，更是人性的根本。孝道也是儒家伦理道德的核心。历代君王都提倡以“孝”治天下，把孝道视为立身教民之本，建国安邦之基。中国传统建筑木雕装饰中反映孝道的题材也很多，如《扼虎救父》《怀橘遗亲》《鹿乳奉亲》《乳姑不怠》《啮指心痛》《刻木事亲》《单衣顺母》《亲尝汤药》《哭竹生笋》《扇枕温衾》《孝感动天》《恣蚊饱血》《为亲负米》等，这些戏曲故事都是反映父慈子孝等内容，不论这些故事是否属实，我们仍然可以从中体会出它的言外之意，人们对于孝道的态度，不只是挂在口头，更是深入到内心，成为一种道德标准。在中国封建社会，孝悌观念也是统治阶级善用的方式，为了更好的进行管理，他们推出“举孝廉”的制度，由此发生了很多愚孝的故事，如“割股馈羹，以愈父病”等。上述这些有关孝道的故事是精华与糟粕并存的，能去其糟粕而取其精华，有选择的借鉴和吸收传统文化中宝贵的部分对于现实具有深远的意义。

三、木雕中蕴含的忍让精神

“忍”是一种态度,是一种涵养与修为，它是克己爱人，是忠恕、是体谅、是舍己，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所具有的传统美德。《国语•周语下》说：“爱人能仁”，仁爱是以宽容，忍让之心去对待别人，是要人与人之间互相谦让。《论语•里仁》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忍让不仅体现在亲人间，它也体现在朋友，同事、乃至整个社会关系。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提倡中庸之道的处世方式，而这一方式的具体体现就是忍让、宽容、仁爱等思想，它起到的教化作用是为了让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社会和谐、稳定有序，这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统治阶级所希望的景象。

四、木雕中所蕴涵的读书及第观念

忠孝观念论文篇8

倡导孝 孝文化 育人 价值

古人云“百事孝为先”，可见“孝”在为人处事中的重要性。“孝”为“仁”之核心，“仁”为“五常”之首。“孝”原意为晚辈对长辈的爱心，孝顺、孝敬是晚辈的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与义务，也是一个人高尚道德品质的体现。在《孝经》中，“孝”被置于道德规范的最高地位，“孝者，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意思是，“孝”是道德的根本，一切教化都由此产生。[1]随着社会的发展，“孝”被蕴育了新的内涵。当今社会“孝”可以理解为尊重、服从、责任、和谐、忠诚、感恩和奉献等，更重要的体现出对亲人、朋友、老师、家庭和社会的责任。敬父母、感恩师、报社会是新时期“孝”之具体体现。

“孝文化”是儒家文化的重要思想，大约有一千五百多年的历史。孝道在三国时期就已成为学堂的必修科目，在科举考试中成为必考的课程。可见“孝文化”在中国历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光辉历史。“孝文化”所倡导的“责任、忠诚、感恩、和谐、奉献”等是新时期思想道德观念的最高境界。为此，当今社会应大力倡导“孝文化”，特别是在学校的德育教育中应秉承“孝文化”的精髓，以“孝”做人，以“孝”感人，以“孝”育人。把“孝文化”引入学生思想教育的理论课堂，让“孝文化”发挥其现实作用、体现其最高价值是我们学校教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

一、“孝文化”的育德价值

在学校中倡导“孝文化”是提高学生思想道德素质和个人修为的需要。良好的道德素养是为人之本，处事之基。有人说“小成者源于智，大成者源于德”。可见，个人的道德素养是决定一个人成功与否的关键。我国的教育十分重视对学生的思想道德的培养，采取各种育德措施来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观念，同时还把办学的思想定义为以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适应市场需求的综合素质人才为宗旨。德居首位，足见德之重要。因此，对学生来说，只有具备良好的道德素养，才能成为一名真正合格的学生。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的社会意识形态、道德标准和价值取向发生了变化。社会上的不正之风、贪污腐化现象也随之孕育而生。金钱至上、安于享乐、不思进取等观念在一些人的思维中形成。这严重地冲击着人们传统的思想道德观念，对学生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极为不利。因此，在学校中应加大对学生的德育教育，除开设必要的德育课程、规范教师和辅导员的师德师风、建立健全各种道德规范外，还要对学生进行中华民族优良传统教育，让中华美德在学生中流传，并发挥其育人价值。“孝文化”十分注重道德观念的培养。“孝道，德之本也。”把“孝”置于道德规范的最高地位，是一切传统道德规范的核心。因此，在学校中大力倡导“孝文化”，用“孝文化”的精髓去净化学生的思想，修正学生的价值取向，从而改变学生的道德标准和道德观念。各学校应在学生中大力倡导“孝文化”。把“孝文化”引进校园，引进课堂，灌输到平时的教育中，将有助于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和个人修为的提升。

二、“孝文化”的育诚价值

在学校中倡导“孝文化”是提高学生的个人诚实守信和养成良好立身处世准则的需要。中华民族一直崇尚诚实守信和求真务实，提倡做老实人、讲老实话、办老实事，注重人品、人格、信誉和承诺，追求信誉第一、人品至上。对学校来说，培养学生诚实守信的作风，一直是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在学生中广泛开展诚信教育，培养学生养成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一诺千金、塌实肯干的良好品行是我国教育的育人之基。

目前，在学生中，不讲诚信的现象时有发生，如欺骗老师、欺骗家长、弄虚作假、考试作弊、论文剽窃、恶意欠费等现象严重影响了学校的“三风”（学风、教风和校风）建设和校园文化建设，阻碍了学生健康成长，败坏了社会风气，制约了教育的可持续发展。然而，如何开展诚信教育才能真正提高学生的诚信意识和诚信行为，是各学校努力研究和探索的问题。首先，要通过教师和辅导员的身体力行、以身示范作用，给学生树立榜样，用为人师表的形式教育和感化学生；其次，通过开展各种有针对性的教育活动，如召开各种诚信主题班会、开展诚信征文活动、学习八荣八耻荣辱观等进行思想灌输式的诚信教育；再次，建立健全各种诚信制度和诚信规定，如签定考试诚信责任状、制定欠费违约规定、制定诚信守则等用制度来约束学生的诚信意识和诚信行为。最后，我们还要通过对学生进行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教育，利用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来教育和感染学生，让学生懂得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的荣辱观，从而提高学生的诚信意识和诚信行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孝文化”一直注重对人诚实守信的培养，它讲求“童叟无欺，相互礼让”[2]；讲求“言必信，行必果”[3]，把诚实守信置于为人处事的较高境界。因此，在学生中倡导“孝文化”，发挥“孝文化”追求诚信、注重品行的传统美德，广泛开展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教育，对培养学生诚实守信的优良品行，塑造学生的良好形象是非常必要的。

三、“孝文化”的育情价值

在学校中倡导“孝文化”是培养学生懂得人间真情和养成知恩图报良好品行的需要。人类生活在情感世界，亲情、友情和恩情交织在一起。每个人生活、学习和工作都离不开情，包括至高无上的法律有时也不外忽人情。可见，情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性。对学校教育来说情感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感恩教育。而感恩教育的目的就是让学生由知恩到感恩、报恩和施恩的过程。让学生知恩于心，报恩于行。[4]它是一个由意识到实践的过程。因此，学校要通过各种感恩教育活动，让学生懂得亲恩、友恩、师恩、校恩和国恩等，近而激发学生报恩之心和效国之志。

从近些年的学校教育来看，由于一些独生子女家庭、单亲家庭和富裕家庭等家庭教育的失败以及社会环境和市场经济的影响，造成了一些学生情感意识淡薄、社会责任感缺失，近而形成了自私、享乐、忤逆、张扬等性格。他们不懂得亲情、友情和恩情，以我为中心，让家长、老师围着他转，对父母、老师的教诲置若罔闻，逃学、旷课时有发生，更有甚者沉溺于网络不可自拔。个别父母为看管自己的孩子，竟远离家乡来校陪读。这是何等可悲之事！因此，加强对学生进行情感培养和感恩教育是非常必要的。利用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教育优势，发挥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来提高学生的情感观念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各学校应大力提倡并发挥其最大作用，利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孝文化”培养学生的情感观念，感谢父母之恩、亲友之恩、师生之恩，注重亲情、友情和恩情的培养。因此，在学校育人中大力倡导“孝文化”将有利于学生树立正确的情感观念，激发他们的社会责任感，从而更好地回报父母、回报恩师、回报社会。

四、“孝文化”的育和价值

在学校中倡导“孝文化”是改善学生人际关系和构建和谐校园的需要。创建和谐的校园环境是学校稳定发展的基石，而校园和谐最为关键的因素是人。人与人之间和谐与否，决定着校园和谐的成败。因此，在学校中要妥善处理好同学之间的关系、师生之间的关系、干群之间的关系，坚持以和为贵、以和为美，大家友好相处，共同进退。尽量避免和减少各种矛盾的发生，从而创建一个讲正气、讲文明、讲团结，具有良好校风、学风和教风的优美和谐校园氛围。

我国现阶段的教育面临着许多阻碍学校和谐发展的不利因素，制约着学校和谐稳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物质极大丰富，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提高，党中央带领全国人民迈步奔“小康”。但我们又不难看到，我们的精神文明建设要滞后于物质文明，拜金主义、极端自私主义、奢华享乐主义等观念在一些人的思维中滋生，败坏了社会风气，同时也动摇了学生的思想，使部分学生的人生价值发生了扭曲，不思进取、追求享乐等思想在一些学生中蔓延，这给学校的和谐稳定发展带来了极大障碍。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一些腐败现象也孕育而生，它动摇了部分学生对社会的看法，导致部分学生思想观念偏离，人生目标扭曲，从而对老师的尊尊教导不与理睬，及大地影响了师生之间的友好相处，不利于校园和谐。此外，网络信息化的高速发展给学生开阔了视野，拓展了知识面，但一些西方腐朽思想也侵蚀了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使得部分学生的思想观念发生了转变，影响着学校正面教育的效果。以上这些问题的出现是教育改革和社会发展之初所必须面对的问题。这需要学校加大对学生的正面教育和引导，维护学校的和谐稳定发展。因此，在学校中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教育，将有助于转变学生学生的思想观念，改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增进同学之间、师生之间的交往和沟通，促进校园和谐与稳定。而“孝文化”倡导温顺、礼让、宽容和中庸，恰是改善人间关系的油；是解决矛盾的调和剂；是构建校园和谐的助推器。因此，要在学生中广泛开展“孝文化”传统教育，让学生领悟“孝文化”的真谛，近而推动校园文化建设，构建和谐优美的校园氛围。

五、“孝文化”的育忠价值

在学校中倡导“孝文化”是学生树立正确理想观念和报效国家的需要。学生是祖国的未来，是国家的栋梁。教育的目的是为国家和社会培养高素质的优秀专业人才，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以报效祖国，回报社会。这要求当代学生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基本技能，开拓进取、勇于创新、对党忠诚、无私奉献，并始终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中国梦”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为国尽忠，为民效力。

学生正处在“三观”形成和即将成熟的关键时期，在这个时期他们的理想信念具有很强的可朔性，也极易被动摇和转变。树立正确的理想观念，将有益于自己、有益于国家、有益于社会和人民。然而我国目前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项改革正处于深入推进时期，改革中出现的一些不正之风、腐败现象以及错误观点将直接影响着当代学生理想信念的形成，使部分学生的价值目标偏离。这就需要学校通过各种渠道加强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来抵制社会不正之风的影响和侵蚀。要将爱国主义、无私奉献精神和忠心报国的思想引进课堂，让学生讲正气、讲忠诚、讲奉献，树立为中华民族的崛起而读书、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读书的思想。同时，也要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引进课堂，特别是“孝文化”引进课堂，借助“孝文化”的精髓净化学生的心灵，启迪学生的思想，近而增强为国之心和报国之志。“孝文化”的中心思想就是“忠”、“孝”，二者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由孝而忠，善事父母，忠于民族和国家。[5]因此，在学校教育中大力倡导“孝文化”，发挥“孝文化”的育人价值，这不仅仅是育人工作的需要，也是国家建设和发展的需要，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

总之，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成为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繁衍发展的精神沃土；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成为中华民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精神财富。[6]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留存下来的传统美德，它是处理人际关系、人与社会关系、人与自然关系的实践结晶。它包括优良的道德品质、伟大的民族精神、崇高的民族气节、深厚的民族情感及良好的民族习惯等等。对待中华民族的遗产我们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将精华传承并发扬光大。“孝文化”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保存下来的优秀文化遗产之一，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对子孙后代的健康成长具有强大的影响力。我们要将它继承下去，并不断创新发展，由最初单纯晚辈对长辈的尊敬和爱心拓展到讲道德、讲诚信、讲感恩、讲和谐、讲忠诚和奉献上来，让这种精神在学生中滋生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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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胡元江，陈海涛.中西方孝文化探析.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1）.

[2]丁年凤.学校“诚信缺失”根源浅析.教书育人·校长参考，2010（11）.

[3]于丹.《论语》心得.中华书局，2006（1）.

[4]尹映霞.学生的“感恩”教育与责任感的培养.广东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7）.

[5]张宏书，李卫光.中国古代孝文化的嬗变.黄冈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3）.

忠孝观念论文篇9

金秋十月，大地丰收，硕果累累，在开展“五观”教育活动的浓厚氛围中，看着孝感（孝感和安陆任选一个）蓬勃发展的喜人形势，我们每个人要立足本职，干事创业，创先争优，促进孝感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进一步发展，必须树立忠诚观，立志作贡献。

忠诚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立身之本，是一个人的美德，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基础与根本。我们祖国是忠诚之国，历来褒扬忠诚，鞭挞奸邪。做人唯忠诚才能立身，唯忠诚才能立业。我们每个人在孝感不断发展的新形势下，要树立忠诚观，不能把忠诚只看作是一种道德，是一种品行，是一种良心，靠自觉执行，而要把“忠诚”上升到是一种职业生存方式，表明“忠诚”并不是由人自由选择，可行可不行，它是一种必须，是一种职业生存，必须做到忠诚。只有忠诚祖国，我们才能生存；只有忠诚孝感，我们才能发展。树立忠诚观，做到忠诚，我们每个人就是要在思想上、行动上、工作上与孝感市委、市政府保持一致，把孝感市委、市政府的工作精神作为自己的思想指导、行动指针和工作目标，落实到实际工作中，认认真真、扎扎实实去努力，做出优异成绩，实实在在为促进孝感又好又快发展作贡献。树立忠诚观，做到忠诚，要学习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优秀文化，如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报国为民思想，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崇高品德思想，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赤胆忠心思想，以中华先烈的崇高思想情操和优良道德品质武装自己的头脑，做到忠诚孝感、忠诚孝感人民、忠诚工作事业，为孝感的发展殚精竭虑、奋勇奋搏。

树立忠诚观，立志作贡献，要有“感恩”意识。感恩是我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古语“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对感恩作了最好的诠释。懂得感恩，做到知恩图报，是一个高尚、纯粹的人。我们每一个人要感恩自己的祖国，是祖国的土地养育了我们，是祖国的雨露滋润我们成长；要感恩孝感，是孝感给了我们工作的岗位，是孝感给了我们发展的空间。我们可以离开任何地方，但离不开自己的祖国；我们可以失去一切，但不能失去孝感。为了感恩祖国，为了感恩孝感，为了祖国的兴旺发达，为了孝感的美好明天，我们每一个人要增强信仰意识、大局意识、公仆意识、责任意识、服务意识，营造心齐气顺的工作氛围和人文环境，具有无畏无惧、顽强拼搏精神，不怕艰难，不怕风雨，象辛勤的蜜蜂一样，在花的海洋里不停地劳作，把采来的蜜奉献给孝感，奉献给孝感人民。

树立忠诚观，立志作贡献，要有“务实”精神。务实就是脚踏实地、勤奋努力工作，不敷衍塞责，不做表面文章。务实就是不管自己的能力如何，工作环境如何，具有岗位责任心，勇于承担责任，认真做好每一件工作，只要人在岗位，事情就要做足到最后一分钟。务实最关键是要有工作成果，衡量一个人工作的好坏是不看起点看终点，不看苦劳看功劳，不看过程看结果。世界上最优秀的人，就是想方没法完成任务的人，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人，是顽强拼搏最终实现结果的人。所以在促进孝感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进一步发展中，我们每一个人要下定决心，勇于担责，瞄准目标，诚实而自信地努力，要有锲而不舍、永不放弃的精神，为孝感的发展务实工作。做到务实，要融进创先争优活动中，做创先争优的先锋，起到“五带头”作用。一是带头学习提高。要积极学习党的理论和上级党组织的文件精神，具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和崇高的人生信念，始终保持新时期干部的先进性。二是带头争创佳绩。要践行“我的岗位我负责、我在岗位您放心”，在本职工作上，认真勤奋工作，顽强努力拼搏，带头争创佳绩。三是带头服务群众。要在自身工作岗位上，践行全心全意为群众服务的宗旨，积极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勇挑重担，任劳任怨，做群众的贴心人。四是带头遵纪守法。要自觉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党的纪律，遵守各项规章制度，认真履行自己的义务，不违纪违规，用实际行动争当遵纪守法的先锋模范。五是带头弘扬正气。要严格要求自己，弘扬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优秀品德，争当先进典型，弘扬社会正气。在创先争优中，要强化时间观念和效率意识，坚决克服工作懒散、办事拖拉的恶习，抓紧时机、加快节奏、提高效率和工作进度，创造出无愧于自己人生的事业，报答祖国和人民对自己的教育培养。

大地之所以这样绿意盎然，是因为有了草和树木；孝感之所以这样蓬勃发展，是因为有了全体孝感人民的辛勤劳作与无私奉献。树立忠诚观，立志作贡献，我们每个人就要象大自然中的一棵草一棵树，自己是一棵青草，就把绿色和生机带给世界；自己是一棵树，就把浓荫和清凉带给人间。要把自己的聪明才智，融进孝感的伟大建设事业中，发光发热；要把自己的辛勤汗水，注入孝感的建设和谐社会进程中，生根发芽。我们每个人要做好表率，当好主人翁，为与时俱进、深化改革，争创佳绩，作出自己的努力与奋斗，让自己的人生在孝感大地闪光，绚烂多彩，无比辉煌！

忠孝观念论文篇10

一、“移孝作忠”，忠孝文化发挥着强大的政治教化作用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孝德一直居于社会价值体系的中心，并由此形成了具有原发性、综合性的儒家文化。后来，孔子及其所创立的儒家学派对“孝“的思想观念加以发挥，“孝”成为古代中国人的立身之根本。汉朝标榜“以孝治天下”，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开始重视孝的朝代。至西晋，司马氏集团通过阴谋和屠杀建立政权，统治者意识到政权刚建立，东吴尚据江左，为了减少灭吴的阻力，收笼东吴民心，需要一种统一的、能被人们认同和接受的思想来巩固新政权，“以孝治天下”便应用而生，李密早有孝名，适应了统治者“以孝治天下”需要，统治者要把李密树立成一面旗帜，所以催逼得很紧。“诏书切峻，责臣逋慢。郡县逼迫，催臣上道；州司临门，急于星火。”统治者这么急切，一方面是对亡国之臣实行怀柔政策，显示其宽厚之胸怀，另一方面是意识到“孝”具有统一人们思想的重大作用，要通过树立李密这样具有符号意义的人物，向世人传达实行孝道的治国方略，显示自己清正廉明，用孝来维持君臣关系，维持社会的安定秩序。

二、“忠孝不能两全”，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艰难选择

早在刘邦建汉之初，就开始重视孝道，并把它作为国家维护社会政局稳定的一项重要思想武器。忠君、孝亲成为许多人的追求。李密早有孝名，据《晋书》本传记载，李密奉事祖母刘氏“以孝谨闻，刘氏有疾，则涕泣侧息，未尝解衣，饮膳汤药，必先尝后进。”李密的忠表现在他的政治追求上，“且臣少仕伪朝，历职郎署，本图宦达，不矜名节”。据史料记载，李密在祖母去世服期满后出仕。在任温县（今河南温县）令时，政令严明，政绩显著，刚正见称。李密本望到朝廷任职，施展自己的聪明才智，由于朝中无人推荐，最后只做了汉中太守，一年后罢官归田。这些表明李密有着强烈的政治抱负和追求，李密追求“忠君、孝亲”的完美境界，但现实却是三国魏元帝（曹奂）景元四年（263年），司马昭灭蜀，李密沦为亡国之臣。李密是蜀汉旧臣，古人讲“忠臣不事二君”，李密再出仕，就意味着对前朝的不忠，如果不听从君主的诏令，不出来做官，就是对当朝的不忠，处境会非常艰难，李密在忠君问题上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古人讲：做官如履薄冰。皇帝高兴时，臣为君之心腹；皇帝不高兴时，臣为君之土芥。李密不能没有后顾之忧。晋朝刚刚建立，李密对晋武帝又不甚了解，盲目做官，安知祸福。所以李密“辞不就职”，不是不想做官，而是此时此刻不宜做官。李密必须寻求到一个出路，摆脱这个困境，以晋朝“以孝治天下”为口实，在“孝”字上大做文章，把自己的行为纳入晋武帝的价值观念中去，用孝来回避忠与不忠的问题，成为最适当的选择。

三、先尽孝，后尽忠，忠孝文化在对立中寻求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