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书狂十篇

我为书狂篇1

书是我的好伙伴。玩电脑太贵，看电视太累，唯有读书最实惠。前两者虽然也可以让我们获取知识，开阔视野，增长才干，但是它们都有一定的幅射，时间久了对少年儿童生长发育不利。所以，他们是不能与散发着淡淡墨香的书籍相比的。

书，可以让我们的作文里充满美言佳句；书，可以让烦躁的心情平静下来；书，可以让我们足不出户就能了解到整个地球甚至地球之外的知识……

书，一张张白纸黑字汇成的小精灵，实在太可爱了：白天，书在我的课桌上；晚上，书在我的手心里；夜里，书在我的甜梦中……记得有一次，一本《鲁滨孙漂流记》让我入了迷。课间里、吃饭时、睡觉前……我简直像着了魔似的，竟然在书房里看了整整一夜。现在，我的书都快把书柜挤爆啦！

我为书狂篇2

我从小就和书有着不解之缘,经常看着爸爸妈妈手中的书发呆.爸爸妈妈见我爱书,给我买了许多书.笛儿卡说: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于是我天天都看,慢慢的,我开始喜欢看书,和书结为了好友,在我家的书房里,饭桌上,甚至厕所里,都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图书.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爱看书的欲望越来越强烈了,书简直成了我生活中的一部分.离开了书,就犹如花草离开了水和阳光一样.鲁迅先生曾经说过：“我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都用在了工作上。”因此，我也有了自己的一句：“我把自己洗脚的时间用在看书上。”每次洗脚的时候，父母都说我动作慢，其实他们并不知道其中的奥秘——我在看书。

记得有一次,我和往常一样一边洗脚,一边看书,爸妈见我这么长时间没出来,还以为我出什么事了,在门外一边敲门,一边喊我的名字,可我因为看书太入迷了,没听见,爸妈见形式不对头,连忙"破门而入",这时,我见爸妈进来了,说爸妈,你们这是干吗呢,他们见我手里那着本书,便知道我一定在看书,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便出去了.

不仅如此,我看书时，感情经常是起起伏伏：当我看到悲惨的故事时，眼泪就会在眼眶里打转；看到英雄人物的故事时，便会暗中佩服；看到快乐有趣的故事，我也会情不自禁地笑出来，不之情的人还会以为我是神精病。可见，我爱看书已达到了如痴如狂的程度了。

同学们,热爱书吧——这是知识的泉源!只有知识才是有用的,只有它才能够使我们在精神上成为坚强,忠诚和有理智的人,成为能够真正爱人类,尊重人类劳动,衷心地欣赏人类那不间断的伟大劳动所产生的美好果实的人.

我为书狂篇3

故事发生人:洋子

中考临近,寝室里突然掀起了一阵读“闲书”的热潮。在室友的影响下,我也开始接触这些所谓的“闲书”。书刚一到手,我就像是被电打了一下似的,顿时,一种发现新大陆的喜悦和兴奋冲上心头:原来这就是我寻找多年的“黄金屋”和“颜如玉”啊!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从那以后,我便深深陶醉其中了。每天放学拔腿就跑,以刘翔冲刺般的速度奔回寝室,然后便如饥似渴地“啃”起这些教室里的“禁书”来。对我来说,这会儿把时间用来吃饭就是浪费,如果睡觉那更是极大的犯罪。头顶烈日就当是在晒肤色,不吃不喝就算为了减肥。

中午的两三个小时尚且不愿放过,晚上的大把光阴更是不肯让它白白溜走。于是,挑灯夜战,直至东方既白。更有甚者,学那古人凿壁借光,私自打通厕所墙壁,借着这点“萤火”之光一字一句地细细品味,颇为自得其乐。

晚上没睡觉,上课打瞌睡也就在预料之中了。一日,我正昏昏欲睡,恍惚之中突见前方12点钟方向有一不明飞行物正快速向我靠近。定睛一看,原来是一截粉笔头。糟!难道被发现了?神经顿时一紧,睡意全无。只见粉笔头从我头顶呼啸而过,准确无误地砸在了我后面那位仁兄头上,然后便偏离轨道60°朝窗边急速飞去,只听“噔”的一声,就撞到了玻璃上。可这位仁兄却纹丝不动,继续做着他的黄粱美梦。全班皆诧异:世上竟有睡得如此死者!

班主任对我们在课堂上打瞌睡的现象甚是不解。于是,某日熄灯后,他竟趁黑夜探寝室。由于猝不及防,我们全军覆没,无一幸免。事后,据不完全统计,当天夜里,班主任于男生寝室“查抄”出杂志一摞,小说若干,电筒四只,干电池不计其数,凿壁工具一套。次日,班主任宣布将拍卖昨夜没收的“赃物”,所得款项全部用于班务建设。全班(除6个住校男生外)一起高呼:班主任英明!班主任英明……到这时我才真正明白什么叫幸灾乐祸。唉!交友不慎啊!

兵法云: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本着这一原则,我决定转移阵地,将这些“禁书”搬到教室里去,以期获得一安身之所。不料,一天数学课上,老师正讲得津津有味,班主任突然冲进来,伸手要我交出正在阅读的杂志。无奈,我只得乖乖交出。他又示意让我交出其他“闲书”,吾曰:每月两本,只此而已。他确认后方才仰天大笑出门而去。

中考后,有同学写文纪念这段时光:分不在高,及格就行;功不在深,能抄则灵。斯是教室,唯吾闲情。小说传得快,杂志翻得勤。可以靠下载,去借阅。无书声之乱耳,无作业之劳形。虽非游乐场,堪比阅览厅。心里云:混张文凭!

“红楼菜鸟”初长成

故事发生人:菜菜

新版《红楼梦》的主角海选搞得如火如荼,我这个对《红楼梦》一窍不通的人实感落伍,羞愧难当。为了扫盲,跟上国际国内的大好形势,与大部队同行,我要暂时放下一切事情,以刘翔跨栏的速度追上去。为此,我向父母、向同学、向老师郑重宣布――我要读《红楼梦》了,在此期间,不要让我做家务,不要找我出去玩,不要给我布置“此恨绵绵无绝期”的家庭作业。

1.决定一经,我火速赶到书店买回一套精装《红楼梦》,到家却发现那居然都是繁体字,大部分是它认识我我不认识它。这可怎么读,难道读《红楼梦》之前还要先补习繁体字不成。而且该书还是竖排版,看几行就串到别的行里去了。在我进退两难之际,博学多才、见多识广的老叔给我指了一条生路:“还有简体字横排版的《红楼梦》呢!”

2.我又去书店买回简体版的《红楼梦》。到家关上房门坐在书桌前,戴上耳机拿着棒冰,嘱咐老妈三个小时内不要打扰我,有我的电话一律免接。我摆好架势埋头苦读,感到还是很费劲,言语不顺畅,书中人说话怎么都别别扭扭的。老妈说:“古代的人都这样说话,多读读就习惯了。”通过几天的磨合,我渐渐适应了老祖宗的古代汉语。

3.这回可以安下心来正式读《红楼梦》了。读着读着我又犯起晕来,什么七大姑姨的,对我们这代独生子女来说,亲戚辈分关系本就搞不清楚,再读《红楼梦》就更是乱七八糟了。我多次请教前辈,自己还专门为此画了一张辈分图,用来随时查阅书中人物的称呼与关系。

4.现在,姑嫂叔姨的关系基本上搞定了。可又来了新问题,文中那些古诗,一般情况下似懂非懂,多数情况下就是一头雾水。后来,我索性撇开不看,凡遇到诗词部分统统跳过去,反正它们对全书的故事情节没有多大影响。我还特地问了读过《红楼梦》的前辈,他们说那些诗是专门写给红学家看的,跟咱们老百姓没多大关系。

5.东边刚搞定,西边又来事。《红楼梦》里有许多怪词儿,像懒待、帮趁、丧谤等,害得我查字典都查不到,问了张三问李四,原来这都是些地方土语。真是的,曹雪芹那么有学问,怎么就不用北方通用语言写作,或者用用“巨累、哇噻、酷毙了、帅呆了”等“非典型”词语也行啊。

6.读到四分之一处时,我已经心得颇多,现大胆告诉诸位。读到描写美女的地方,我就大叹――怎么不是我的同学;读到穿金戴银的段落,我就眼冒绿光;读到燕窝银耳的饮食,我的口水就飞流直下;读到贾宝玉的这个那个丫环时,我就联想到自己,为什么只有一个老妈伺候我。

7.在对怡红院、潇湘馆有点感性认识后,我专程去了大观园实地考察,以便进一步熟悉书中描写的居住环境。那天正巧遇见参加《红楼梦》海选的俊男靓女们。这可让我惊喜不已、大开眼界,不仅对红楼建筑有了立体方位的认知,还对《红楼梦》中的准美女有了近距离的接触。在书中的美女是想象,在大观园里的是真人。我不免“书本联系实际”一番,直看得那些美女拿白眼翻我,吓得我赶紧逃之夭夭。

8.上册已经读完,感慨之余我对老妈说:“我要是贾宝玉多美,不愁吃不愁穿,不耕田不做饭,还有美女绕身边,真乃幸福之峰巅。”说完,我闭上眼睛想入非非起来。老妈重重地捶了我一下,说:“贾宝玉最后连媳妇都没娶到,出家当了和尚,你也学他吗?”

总结:《红楼梦》少儿不宜。还好,俺是中学生了,不是少儿,可以宜一宜。

讨论版

丢丢:我老爹跟老妈给我买书是他们的“常规动作”。可是,我家的书虽然多,却大多是《作文大全》《数学知识》这些课外辅导材料,还有什么“四大名著”,一点儿都不好看。我喜欢的什么《动漫界》《科学世界》都不给我买,害得我只能借同学的,还得偷着看,真是郁闷。

李爸爸:以前我儿子要买书我都由着他选,结果就给我买回一堆科幻、动漫的书。但他自制力太差,成绩有下滑的苗头,所以我就没收了这些书。现在我们达成一项协议,如果他想看半小时“闲书”,就必须先看两个小时“该看的书”。

九斤半:老师要求我们读名著的方式很死板,规定你在一定时间里必须读多少本书,写多少篇读后感。本来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却被程序化了,弄得我们很厌烦!

城爸爸:我送儿子读书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他将来上大学。只要他能够考上重点大学,花再多的钱我都不在乎。但要我花钱给他买课外书那是绝对不行的,因为这会分散他的精力,影响学习。

金妈妈:我女儿原来不爱看书,后来经过我们的引导,现在是吃饭也看,上卫生间也看,做作业也会偷看,晚上睡前还要偷看。她喜欢读侦探小说和科普类的杂志,也读了不少文学名著。至于你们说的浪费时间嘛,我倒不这么认为,她自己爱看就让她看去。女儿成绩不错,知识面广,尤其是作文一直很好,在学校还一直担任中队长。所以我们都觉得多读点书很好。前几天,我还在“当当网”上给她订了600多元的书呢。

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读书会增加人生的“软实力”

我为书狂篇4

我为书狂

书,一样美好的东西。它领我来到了知识的海洋。它让我充实了知识,还让我领略到书的好处。

我首先接触的是大名鼎鼎的《安徒生童话》。它让我同情卖火柴的小女孩,为夜莺感到惋惜……更麻烦的是,我一看了杨红樱的《淘气包马小跳》,老缠着爸爸给我买五只小狗,害得他们给我做了好多思想工作。爸爸说我是小书迷，整天离不开书。妈妈说我是小书虫,每天抱着书啃。反正“迷”也罢，“啃”也罢,我非得告诉你们书对我的帮助有多大。

有一次,我正在看书。妈妈突然将我拉到了阳台上,指着一件脏兮兮的衬衣,十分愁眉苦脸,“小雨,爸爸的衣服上一不小心给沾上圆珠笔笔迹了,我怎么也洗不掉……”说着拍了拍我的肩膀,“我知道,交给你,准灵!”我仔细地看着。突然,我灵机一动,想起了前次看过的一本书写过,牙膏可以去除圆珠笔笔迹。想到这里，我连忙跑到厕所,拿了牙膏跑了回来,将牙膏涂在笔迹上，然后反复搓洗。慢慢的，笔迹淡了许多,直到完全消失,我又用清水洗尽牙膏,又变成了白衬衣。妈妈对我竖起了大拇指,可不嘛,终于可以告诉他们了：书对我的帮助真大!

陈雨婕 四(1)班

我为书狂篇5

我从小就喜欢看书。随着年龄的增长，看的书越来越多，我懂得的知识也越来越丰富。

今年暑假我计划好好过把“书瘾”！

暑假第一天，我就约了几个小伙伴去泰州书城，准备用攒下的零花钱买些名著充实自己的书房。

妈妈原本计划让我每天下午做作业，可我实在抵挡不了书的诱惑，于是经常占用做作业的时间看我那些心爱的书。在这期间，我读了不少书：《老人与海》、《童年》、《鲁滨逊漂流记》……

有一天，妈妈突然来检查我的作业完成情况，“完了，作业好多还没做呢，这下要挨骂了。”果然不出所料，妈妈语重心长地说道：“你爱看书是好事，可也不能占用做作业时间啊，暑假作业还有这么多没做，开学怎么办？要学会合理安排时间啊。”随后不置可否地说，“这两个星期不许你再看课外书了，专心把暑假作业做完，否则我要惩罚你哦。”

这句话好似晴天霹雳，这样一来我就不能再看书了。可我是绝对不会放弃看书计划的，我一定要持之以恒下去！

我看书计划只能定在晚上了，有一次，我看书看到入了迷，直到深夜……

妈妈见我灯还没熄，关心地对我说：“这么晚睡觉可不长个儿啊，快睡觉去！”

哎，计划又失败了。经过一番苦思冥想，我终于想到了一个锦囊妙计：晚上，我趁大家都在熟睡时，钻进被窝用电筒照着看书。这样，妈妈就看不见光了。我一页接着一页翻着，此时，书仿佛是一块具有强大吸引力的磁石，它牢牢的吸引了我，就连我的思绪也插上一对想象的翅膀，在书的天空翱翔……

我为书狂篇6

福柯声称：“疯狂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一种文明产物”、“有关疯狂的客观知识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是一些以科学类比观点，对非理性的某些（道德的、社会的）体验所提出的说法。”如此，其《古典时代疯狂史》的意义并不是想让历史听到疯人讲话（为理性所捕捉之前的疯狂也并未留下未经变窜的见证），而是研究理性如何捕捉疯狂的历史。［1］

由于中西思想差异巨大，自然不可能将福柯的理论结构套用以分析中国中古时代的疯狂现象。然而此书的上述思想依然值得借鉴。本文努力的方向正是通过对材料的分析，来探讨中国中古时期的秩序与观念如何捕捉疯狂这一问题。

一

“佯狂”，或作“阳狂”，是中国古代一个为人所熟知的文化现象。它总是在特定的境遇中成为中国古代士人的一个姿态，一个消极的对抗方式，宣示着不满、恐惧与拒绝。 汉·韩婴《韩诗外传》第六卷：“比干谏而死。箕子曰：‘知不用而言，愚也；杀身以彰君之恶，不忠也。二者不可然且为之，不祥莫大焉！’遂解发佯狂而去。”[2]

既有“佯”，则必有“真”。从佯狂者“阳为病狂，卧便利，妄笑语昏乱”[3]的行为上，我们可以看出，佯狂是对“真狂”的模仿。而“真狂” , 在最初，显然是一种疾病。

秦汉时期最重要的医书《黄帝内经》，已有颇多对于疯狂的论述。

在中医理论中，疯狂是由于阳亢火盛，人体经脉受损或是气乱引起的一种疾病。《素问·阳明脉解》以中医理论阐述了疯狂发作时的种种表现。《灵枢·癫狂篇》则已列专篇描述癫狂症状及发病特点，并且对癫疾和狂疾做出了区分。大致是癫疾偏静，狂疾偏动，但症状往往交叉难以分清，因此常常“颠狂”并称。此外，在这一时期的文献中，表示“不慧”的“痴”常常与“狂”连用并称“痴狂”或“狂痴”。人们用这些词汇来形容疯狂的种种状态。

直到隋，才以“风狂”称狂疾。隋·巢元方所著《诸病源候论》列有“风狂病候” , 认为“ 狂病者，由风邪入并于阳所为也。 …… 故名风狂。 ”[4]《正字通·风部》：“风，今俗狂疾及四支偏枯皆曰风，别作疯。”[5] 不论是“风狂”还是“疯”，都是魏晋之后对狂疾的称呼， 而本文之所以使用“疯狂”一词为题，则是为总括上述“狂”、“颠”、“痴”之方便。

我们还可以看到治疗狂疾的相关记录： 《汉书 · 艺文志》载有《客疾五藏狂颠病方》十七卷[6]，惜已散佚。《素问·病能论》中载有“生铁洛”[7] 一方用以治疗长期发作的疯狂，汉·张仲景《伤寒论》中则针对外感热病中伴随的发狂病症列举了各种汤药治法[8]。

显然，中国古典医学已经对狂疾有了相当水平的认识，在疯狂的成因、症状以及治疗方面都有了细致的描述以及理论解释。 作为疾病的疯狂在这个时期已经确立了它的饱满形象。

然而，中医理论同时也表明疯狂不仅仅是一种形体受损的疾病，反常的行为和言语也标示着患者精神上的缺陷。福柯指出，疯狂在病理学分类上造成的问题是：对疯狂的描述从心智力量出发，很快在越来越细的划分中遇到了道德性特征描述。[9] 中国古典文本对疯狂的描述也隐然含有某种价值判断意味：

《国语·晋语九》：“下邑之役，董安于多。赵简子赏之，辞；固赏之，对曰：‘……今臣一旦为狂疾，而曰必赏女，与余以狂疾赏也，不如亡！’趋而出。”[10]董安对因“狂疾”而受赏颇感屈辱，正说明了狂疾的这种道德上的负面意味的存在。所以他宁可逃亡也不愿意接受赵简子的关照。

这种道德上的负面意味，让疯狂显现出与疾病形象相混含的另一副面孔。

《韩非子·解老篇》认为，思虑过度会导致智识的混乱，结果“心不能审得失之地”，主体不能进行有效的价值判断，不能做出正确的选择，因而便“不能免人间法令之祸”[11]。他的后两个推论已越出了医学范畴，进入了伦理道德领域。而韩非强调，即使是疯狂者因丧失行为价值判断而犯错误，也不能不受到法令的制裁。疯狂在此不得不承担使主体违法致祸的罪责。但东汉王充认为，痴狂者“性已毁伤，不可如何”[12]，他主张将其置于教化之外。这一个排除的手势，赋予了疯狂以伦理上的意义——被排除于伦理秩序之外的一个负面的存在。伦理秩序对精神层面上的缺陷和异常行为是反感的，在上述非残忍即冷漠的目光中，我们看到了重叠于疾病之上的疯狂的第二副面孔。

历史，是由士人们的写作文本构成的。士人们通过选择、编排、解释或者评价赋予一些事件以意义。因而他们记述的历史不可能是一个“客观”的事件陈述。他们对事件的思考和表述，基于日常经验的言说，当然摆脱不了一定的观念或价值判断、甚至诗性的想象的渗入。

由于伦理对疯狂的反感，在先秦到两汉的历史书写中，我们没有找到任何独立的、明显罹患狂疾的病人的完整形象。即使有一些病例，书写的关注点也集中在对疾病理论的叙述上，患有狂疾的病人，仅仅是作为医学理论或医者的观察对象而存在的。 例如《史记 ·扁鹊仓公列传》中的山跗[13]，只是为了说明仓公高明的医术而作为诊治对象出现。

然而 在先秦两汉的历史文本中，还存在着疯狂的又一副面孔。

《史记·滑稽列传》载：“武帝时，齐人有东方生名朔……人主左右诸郎半呼之 “ 狂人 ” 。人主闻之，曰： “ 令朔在事无为是行者，若等安能及之哉！ ” 朔任其子为郎，又为侍谒者，常持节出使。朔行殿中，郎谓之曰： “ 人皆以先生为狂。 ” 朔曰： “ 如朔等，所谓避世於朝廷间者也。古之人，乃避世於深山中。”[14]

东方朔绝非身患狂疾之人，为何 却以“狂人”的形象出现 ？福柯在《疯狂史》中写道：“古典意义下的疯狂，其真正所指并非精神或肉体中的特定变化，它所指的，比较是存于肉体变化之下，存于怪异语言和行为之下的一项谵妄论述。我们对古典疯狂所能作出最普遍和最简单的定义，便是谵妄：‘这个字是源于 lira，意为犁沟；因此，deliro的本意为脱离犁沟，也就是说脱离理性之正道。’”[15]只要脱离了理性之正道，语言怪诞，行为异常，便可被视为疯狂。这种判断并不需要专业人士的意见，“疯狂之所以如此显而易见，……正是因为疯狂是一种决裂。……疯人并不以其存有（etre）显现； 但如果他不容置疑，那是因为他就是他者异类（autre） 。”[16] 脱离理性之正道的差异，是疯狂最为普遍的特征，不合秩序的行为异常，成为辨识疯狂最便捷的途径。东方朔的举止乖越礼法、不合常理，正是人称之为“狂人”的原因。这对于我们辨析疯狂又有何意义呢？

《汉书·韦贤传》附少子玄成传，说玄成为了逃避不测之祸，装疯卖傻，其状不堪。于是有位“丞相史乃与玄成书曰：……今子独坏形貌，蒙耻辱，为狂痴，光曜??而不宣。微哉子之所托名也！”[17] 玄成为全身自救而装疯，以狂痴为托名之所 , 标示出疯狂作为一种处世伦理被选择。东方朔与玄成的“狂”，是出于某种理性考虑而选择的疯狂。我们看到，理性在这里介入了疯狂，被理性选择的疯狂，摆脱了“狂疾”所代表的身心之双重缺陷，在伦理意义上也不再是因无能和错误而被排斥的对象了。尽管丞相史认为这种逃避方式“微哉”低级，但佯狂，恰恰是理性对疯狂的利用，表明了伦理秩序不得不以某种独特的方式接纳并承认疯狂。正是理性，赋予了疯狂伦理意义上的一个位置，一个新内涵，同时也宰制了疯狂。

也只有这种被理性所选择的疯狂，才能在伦理秩序中获得了一个实在的地位，才能备受士人关注，从而堂而皇之地进入士人们的书写文本，对伦理秩序产生其始料未及的影响。

二

我们再来看看，从先秦到两汉的士人们如何看待上述作为处世方式的疯狂。

战国末期的《晏子春秋》、 西汉初年的《淮南子》、东汉的《新语》以及东汉应劭的《风俗通义》对此种疯狂的现象描述如下：

“以不事上为道，以不顾家为行，以枯槁为名”（《晏子春秋》）；

“懈堕分学，适情，欲以偷自佚”（《淮南子》） ；

“播布革，乱毛发，登高山，食木实，视之无优游之容，听之无仁义之辞，忽忽若狂痴，推之不往，引之不来，当世不蒙其功，後代不见其才，君倾而不扶，国危而不持，寂寞而无邻，寥廓而独寐”（《新语》）；

“（赵仲让） 冬月坐庭中，向日解衣裘捕虱，已，因倾卧，厥形悉表露”（《风俗通义》）。

他们对其的伦理评价分别为：

“惑者狂者木石之朴也，而道义未戴焉”（《晏子春秋》）；

“塞于大道”（《淮南子》）

“可谓避世，而非怀道者也”（《新语》）；

“绝高士也”（《风俗通义》）。

《晏子春秋》的看法与《新语》立场相同，都属于儒家的话语系统。在他们看来， 作为处世之道的疯狂，与道家老子的 “绝圣弃智”，以及庄子的“逍遥”方外的理想形象相合，而与儒家“修身治国平天下”的人格“大相径庭”， 不应该是道义所归。

《淮南子》比较特殊。盖道家流传到汉代，已经有所分野，一条沿着老子“清静无为”的精神趋向，主张恬淡寡欲；一条则由庄子的逍遥论发展成为适情放荡不羁。《淮南子》往往站在前者的立场上批评后者。至于前举东方朔一例，汉武帝称赞其“无为”，则是站在后者的立场上。

《风俗通义》中梁冀将军叹服赵仲让为“绝高士”，可说是魏晋时期疯狂的前奏，而应劭却对此不以为然，将之置于《过誉篇》中。

不论评价如何，在先秦两汉士人的眼中， 作为处世之道的疯狂，均与道家的理想形象有着密切的联系。儒家话语系统所描述的疯狂形象符合道家的理想人格，而在道家话语系统内部，疯狂形象又与庄子逍遥论的延伸——纵情适性联系紧密，并且在这个层面上获得了伦理意义上的肯定。在即将到来的魏晋时代，疯狂正是沿着这条路线将自身发扬光大。

综上所述， 从先秦到两汉时期，疯狂拥有着三副面孔。一是作为疾病的疯狂，二是作为错误、无能而被伦理秩序排除在外的疯狂，最后是被理性选择作为处世方式而得以书写的疯狂。 疯狂的前两副面孔因在伦理意义上的无能为力而被士人们的历史书写视为方外，语焉不详；得以书写的第三副面孔则与道家庄子逍遥论联系紧密，魏晋时期的疯狂轮廓已在其中悄然浮现。

三

上述疯狂的第三副面孔，乃形成于士人之耳目，与士人们的心态息息相关。从两汉到魏晋，士人的心态经历了若干次大转换，疯狂的面孔也随之有增有减。其间有个不断浮现的焦先的故事，在不同版本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疯狂的三副面孔如何发生着变窜。本文拟将通过对焦先个案的分析探讨疯狂的面孔在魏晋时期的发展变化。

焦先的事迹最早出现于晋人陈寿所著《三国志·管宁传》[18]中刘宋时人裴松之注引的《魏略》，其后出现于晋人皇甫谧所撰《高士传》[19] 中，晋人张华《博物志》 [20] 亦载其事，至东晋葛洪《神仙传》[21] 完成了其最后的变形。

隐者焦先

《魏略》中所描述的焦先[22]，经历了“正常人”——“狂痴人”——“隐者”三种形象的演变。

“先字孝然。中平末，白波贼起。时先年二十馀，与同郡侯武阳相随。武阳年小，有母，先与相扶接，避白波，东客扬州取妇。建安初来西还，武阳诣大阳占户，先留陕界。” 焦先的第一个形象有名有姓，有年龄记载，有避乱、交游、娶妻、落户的生平记录。是伦理秩序之内的凡人。

继而焦先遭遇战乱，“至十六年，关中乱。先失家属，独窜於河渚间，食草饮水，无衣履。”当他再次被纳入社会秩序时，却成了一个“狂痴人”。“大阳长朱南望见之，谓为亡士，欲遣船捕取。武阳语县：‘此狂痴人耳！’遂注其籍。”此时的狂痴人的焦先，社会地位低下，受人鄙视，“童儿竖子皆轻易之。”

接下来，《魏略》费了大量的笔墨记述焦先由“狂痴人”向“隐者”转变的过程，也就是理性对这一狂痴人的看法变化的过程。

从“人颇疑其不狂”到“好事者乃推其意”， 理性第一次在疯狂面前如此犹豫不决 。在先秦两汉士人留下的文本中，虽然狂疾与作为处世方式的疯狂在外表上具有相似性，但其差异依然清晰可辨。人们可以明白地看出在佯狂之后起支配作用的是理性而不是狂疾，是理性居高临下地选择了疯狂。然而在这里，这两副面孔开始相互重叠，相互混淆，疯狂的面目开始变得模糊不清。《魏氏春秋》曰：“故梁州刺史耿黼以先为‘仙人也’，北地傅玄谓之‘性同禽兽’，并为之传，而莫能测之。”[23]人们捉摸不透疯狂的行为举止是由于狂疾引发的呢，还是出于某种深沉的大智慧。福柯在《疯狂史》中也表达了相似的困惑：“在理性的形式和疯狂的形式之间，存有重大的相似性。……查伦说过：‘智慧和疯狂非常地接近。两者之间，只是一转之隔。’”[24]

《魏略》对焦先的痴狂行为描述得非常详细，疯狂在中国古代的历史书写中，第一次得到了理性如此巨大的关注。人们捕捉着痴狂人的一言一行，期望能够寻找出背后蕴含的深意。然而，在理性从疯狂身上不断进行着挖掘意义的努力的同时，对疯狂的描述也就不可避免地带上了书写者的某种期望与限定。于是我们看到，“疯子”焦先的行为变得富有规律，似乎都在遵循着某种预设的规则——“行不践邪径，必循阡陌；及其捃拾，不取大穗”，而且还带有道德伦理色彩——“饥不苟食，寒不苟衣，结草以为裳，科头徒跣。每出，见妇人则隐翳，须去乃出”，这位“疯子”看似仍然拥有着羞耻心，维持着作为人的基本道德感。显而易见，当疯狂为理性所捕捉时，它已不再是自身了。然而被理性捕捉之前的疯狂是我们所不可能看到的，我们能了解到的只能是理性推动疯狂形象的各种手势。

对焦先形象转变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是“不肯妄语”的他所做的两件事：

其一：“太和、青龙中，尝持一杖南渡浅河水，辄独云未可也，由是人颇疑其不狂。”

其二：“其明年，大发卒将伐吴。有窃问先：‘今讨吴何如？’先不肯应，而谬歌曰：‘祝衄祝衄，非鱼非肉，更相追逐，本心为当杀??羊，更杀其?羊?v邪！’郡人不知其谓。会诸军败，好事者乃推其意，疑??羊谓吴，?羊?v谓魏，于是后人佥谓之隐者也。”

在这两则事件中，理性一直做着从疯狂身上辨认自身的努力。人们将焦先的狂痴行为和言语与现实局势联结起来对号入座，机缘巧合使其言语看似成为了对乱世局势的洞见、先知，具有了神秘的预言性质。 焦先从此被视为拥有深沉智慧的隐者，并招来了士人们连番竞相的挖掘。

自汉武举“独行之士”，士林往往将隐逸与高洁人格、贤才相联系，而政权为了借重隐逸士人的名声也常辟隐者。这种风气愈演愈烈，直到魏晋。作为一个社会地位低下的狂痴人，焦先的行为能够受到人们关注并被挖掘出深意，某种程度上便是基于这种风气的盛行。 对隐逸的关注与标举使得疯狂拥有了从边缘走向中心的可能。

焦先在《魏略》中完成了疯狂从第一副面孔走向第三副面孔、从边缘走向中心的过程。理性提取了疯狂的一部分，遮蔽了疯狂的另一部分，将痴狂人焦先捏塑成了一个隐士。既冠以“隐者”头衔，再回溯痴狂人的所有作为时，一切就都被置于深沉的智慧名义之下：焦先的一切作为背后都含有深意，都是出于其拥有的大智慧。理性在此又一次宰制了疯狂，它潜入疯狂，暗暗进行了好疯狂与坏疯狂的规定与划分，拒绝、排斥了作为疾病的疯狂，而将智慧的疯狂接纳于自身中，并贴上了新的标签——先知、隐者。疯狂经由理性，指向了深沉的“智慧”。这种深沉的“智慧” 并非常人所能理解的智慧，它的面目并不清晰，往往隐藏在特殊的言语行为之后，需要由理性来挖掘其深意。

经过了短暂的重叠混淆之后，作为疾病的疯狂与作为处世方式的疯狂再次被理性分割。疯狂的第三副面孔在重新分离后，得到了更高的价值评判，并得以与深沉的智慧相联系。痴狂人焦先社会地位的飞跃， 意味着话语秩序的转变，同时也说明作为书写者的士人们的心态发生了变化。

两汉时期的士人深受儒家正统思想浸润，真心实意地维护大一统政权。然而，东汉后期的党锢之祸令士人们对政权的向心力慢慢消失，转向了“高自标持、互相题拂”，在感情上与大一统政权产生了疏离，他们渴望用入仕之外的方式，来标示自身的存在。当时在士人们心中的隐士形象是多种多样的：“庄周偃蹇于漆园，老莱婆娑于林窟，严平澄漠于尘肆，梅真隐沦乎市卒，梁生吟啸而矫迹，焦先混沌而槁杌，阮公昏酣而卖傲，翟叟遁形以倏忽”[25] 。

焦先被确立为隐士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行为举止进而成为士人推崇模仿的对象。《魏书卷五十二·胡叟传》：“叟既先归国，朝廷以其识机，拜虎威将军，赐爵始复男。家于密云，蓬室草筵，惟以酒自适。谓友人金城宗舒曰：‘我此生活，似胜焦先，志意所栖，谢其高矣。’”[26] 焦先在魏时已声名远播，其行为与高洁的志意紧紧联系。疯狂经过理性的规范、整塑，反过来却成为了理性追求的理想。理性透过疯狂膜拜着自身，士人们在书写疯狂中传达着自身的期待。 到了《清史稿》中，焦先竟然已与他身前身后的名士季札、董仲舒、周敦颐、范仲淹、苏轼、欧阳修相提并论[27]。

然而，焦先并非被当时所有人认同的“隐者”。傅玄对之“性同禽兽”的评价，就代表着反面意见。可是这个反面意见却应者寥寥。面对同一位痴狂人，人们的评价之间，为何竟有着如此之大的反差呢？我认为皇甫谧《高士传》对焦先形象的重写起了重大的作用。

高士焦先

《三国志·管宁传》裴松之在注引《魏略》对焦先事迹的描述之后，又引用了晋人皇甫谧《高士传》中的焦先故事。[28]我们注意到，将《高士传》与《魏略》相比，从魏至晋，对焦先的描述发生了许多变窜。

首先，焦先作为正常人的形象消失不见，而其作为狂痴人的形象也被抹去了。《高士传》描述的焦先，从出场到死亡都是一副神秘的面孔，不仅抹去了战乱对其脱离正常伦理秩序的影响，而且夸大了焦先的寿限；其次，《高士传》承袭了《魏略》中“隐者”的价值判断。焦先的所有狂痴行为均被理性接纳为隐逸行为，并被有意识地加以改写:

《高士传》消除了痴狂人的言语，并赋予焦先闭口不言的原因——“见汉室衰，乃自绝不言。”书写者从一开始便将焦先预设为与政权相疏离的士人形象。

此外，痴狂人的行为被改写、增补为超逾常人的“高士”行为。《魏略》中的焦先还铺草蓐、生火取暖，到《高士传》中就成了“以身亲土”、“冬夏恒不着衣”，并且增加了大雪露寝而不病不死的一段仿佛神迹的故事。

不但焦先的形象发生了改变，士人们对焦先的推崇、模仿也从隐逸之志、“蓬室草筵”的隐居生活转而着眼于对其“行枯槁之事”的生活方式的神化。

如《晋书·卷九十四隐逸传》中记载的杨柯[29]，“于时咸以为焦先之徒”。士人浓墨重彩津津乐道于其与焦先相似的混沌槁杌行为：对美色“萧然不顾”；面临危机“了无惧色”；“常卧土床，覆以布被，倮寝其中，下无茵褥”；名士荀铺造访“瞑目不答”，“铺发轲被露其形，大笑之。轲神体颓然，无惊怒之状”。杨轲因此获得了与焦先相似的评价——“未有能量其深浅也”。

从“隐者”到“高士”，士人们在疯狂身上寻求并描绘着自身期待的理想形象。 人们先是从痴狂人焦先的话语中挖掘出了隐逸先知的形象，接着又以隐逸者、先知的观念重新观照焦先的行为并加以改写，整塑出一个更加完满的理想形象。 皇甫谧对焦先的评价，便是对这个理想形象的详细描述。[30]

这一段描述包括了两个层面：

首先，焦先“弃荣味，释衣服，离室宅，绝亲戚，闭口不言，旷然以天地为栋宇”，舍弃了一切礼教、伦理秩序，回归自然清静无为。“一世之人不足以挂其意，四海之广不能以回其顾”，不以济民救世为志，不以立国安邦为意。这是皇甫谧塑造的理想形象的第一个层面，属于立身之法的范畴。《老子》第十八章说：“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31]焦先与道家“绝圣弃智”、“返璞归真”任自然的人格理想相符，因而被皇甫谧称赞为“合至道之前”、“妙乎与夫三皇之先者同矣”。

这个理想形象的第二个层面，是“行人所不能行，堪人所不能堪”、“延年历百，寿越期颐”，属于修己全性的范畴。焦先“犯寒暑不以伤其性，居旷野不以恐其形，遭惊急不以迫其虑，离荣爱不以累其心，损视听不以?@其耳目”，超越了物质与欲念的限制，既与《庄子·逍遥游》中“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热”[32]的神人都是“物莫之伤”的形象，又与《逍遥游》中推崇的不以物累形、不以欲为念的“无待”境界相合。至于“度年可百岁馀乃卒”，乃是焦先“全真保性”带来的长生效果。

高士传中的焦先，在某种意义上，是阮籍的大人先生的一个翻版。

“精神专一用意平，寒暑勿伤莫不惊，忧患靡由素气宁。浮雾凌天恣所经，往来微妙路无倾，好乐非世又何争。人且皆死我独生。”[33]阮籍所描绘的大人先生是超越了社会、个体以及自然的限制，达到绝对逍遥自由的理想人格形象。而皇甫谧所描绘的焦先遗世独立、不以物累形、寒暑不侵、延年历百，简直就是大人先生在人间的再现版本。两者是如此相似，说明二者代表着当时士人所共同追求的精神境界。

绝圣弃智、返璞归真、物莫之伤、延年历百，皇甫谧塑造的焦先就是道家思想中的理想人格。皇甫谧给予了焦先最高的评价——“自羲皇以来，一人而已！”疯狂在此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标举。 在《魏略》中，疯狂仅仅是隐逸的形态之一；而在《高士传》中，曾经疯狂的焦先上升为道家的理想人格，成为士人追求的目标。

从魏入晋，当权者出于巩固政权的需要网罗名士，“顺我者生，逆我者亡”。士人们对政权的疏离心态进一步加深，更加迫切地渴望着超越世俗束缚的自由人生。《庄子》舍弃人间一切的逍遥对士人们来说，是个难以企及的境界。 皇甫谧将焦先作为《庄子》理想境界的人间化形象加以确立，提供了实践的可能。 正因为如此，从晋人开始，焦先混沌枯槁的行为被视为得道并且被模仿与推崇，这一点在前文已提及。

值得注意的是，皇甫谧称自己对焦先是“吾不足以知之。考之於表，可略而言矣。”皇甫谧投以极大关注并赋以得道意义的“表象”，在《魏略》中是作为“狂痴人”焦先的标志的。为何理性能从疯狂的表征中挖掘出如此之多层面的意义并以之确立自身膜拜的形象呢？

我认为这与魏晋时期“得意忘言”玄学观念的盛行有关。

言意之辨盖起于识鉴[34]。魏晋名家认为圣人识鉴要在瞻外形而得其神理，自以意会，无需于言。正始前后，“言不尽意”[35]成为一普遍认识。王弼采言不尽意之义加以变通，首唱得意忘言用以解《易》。他在《周易略例·明象》中认为言象都是得意的工具，忘言才能得象，忘象才能得意。只有不拘泥于言象才能领会圣人之意[36]。不但在经籍解释上，名士的立身行事也受到言意之辨的影响，重神理而遗其形骸，重神游而轻人事。“当其得意，忽忘形骸”[37]成为魏晋名士之人生追求。

早在庄子《德充符》中，就存在诸多“德有所长，而形有所忘”的形象，强调要摒弃外形的偏见、重视人物的内在。其中有一个无权势、无色貌、无利禄、无言说的哀骀它的形象，与焦先的混沌枯槁尤为相似。魏晋名士极为推崇《庄子》，焦先能够引起皇甫谧的注意，正在于其一度被视为痴狂的行为，能上溯至《庄子》中找到“忘形骸”的依据，与魏晋名士之人生观相吻合。

而皇甫谧从其狂痴之表中，申发出道家之理想人格，依据的则是“得意忘言”的方法论。皇甫谧并不拘泥于探究焦先所为是出于狂疾还是深沉的智慧，他所重视的是焦先的痴狂行为所具有的对当世士人心理的暗示意义。为了从这个表象中得到了心神超然无累这一个旨意，他采用了“忘言”的方法，焦先本身不再言说，而他被语言描述出来的种种行为却足以反映此时的理性对他的言说。同时，为了确立这一旨意，皇甫谧不再拘泥于焦先的原有“之表”，而是以想象对以往焦先的原型进行改写增补，将焦先推向了“忘形骸”的极致。

当理性发现疯狂的外貌与自身期待的形象具有相合之处的时候，它依照“得意忘言”的方法从疯狂中挖掘出各种意义，并按自己的期望对疯狂加以改装。虽然改装后的疯狂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标举——成为道家的理想人格并历时久远，然而这实在是理性对疯狂所作的遮蔽。在皇甫谧的《高士传》里，疯狂作为得道的形象得到了确立。

疯狂依凭“得意忘言”玄学观念进入话语秩序之后，经由两条路线流传发展。第一条路线承袭《高士传》中的道家人格理想形象作为士人立身的典范被理性地利用，其后各朝史书的隐逸传中不乏“焦先之徒”的形象[38] ；第二条路线则是仅仅沿着《高士传》中“物莫能伤”“寿越期颐”的层面发展，进入神仙道教系统。

焦先进入神仙道教系统的前奏出现于晋人张华《博物志》方士卷[39]。

自焦先的隐士形象确立之后，想像不断注入其中产生了连锁的神迹传说。《高士传》增加了大雪露寝而无恙的神迹来补充、完满其“任逍遥”的形象，而《博物志》则是基于这一神迹认定焦先身怀“处火不?鳎?胨?欢场钡纳衩胤绞?40] 。《博物志》中焦先的面目不再是道家理想人格的人间化形象，而是能致神通的方技之士。

除了通晓方术外，方士还宣扬神仙说。魏晋时的神仙道教都坚信仙人可学、方术有效，以长生修仙为目的。焦先正是在这一观念的观照下被纳入了神仙道教体系。葛洪在《神仙传》中对焦先的故事进行了进一步增补，焦先这回被描述成为了一位神仙[41] 。

为了合乎“长生”的期望值，焦先一出场便是“年一百七十岁”，而且“忽老忽少”；此外葛洪添加了“常食白石”一事以证神仙饵服之用；而最重要的增补，是葛洪结合《博物志》中水火不侵的论断与《高士传》中野火烧庐、露寝遭大雪之事迹，将焦先的神仙形象塑造得异常生动。

上述增补是将焦先塑造成神仙形象的充分必要条件，如抛开这些增补，焦先的神仙形象无从确立。在《魏略》中，理性将疯狂置于关注中心，并努力从中挖掘意义；在《高士传》中，理性不再理会疯狂的内核，而是利用疯狂的外壳塑造自身的最高形象，正如福柯所指出的那样：“对理性来说，疯狂只是它的秘密活力”[42]；而在《神仙传》中，疯狂被推向了边缘，理性沉浸于自身的想象，这回“轮到它自己去迷失于一个使它消散的疯狂之中”[43]了。

既然在焦先的神仙形象塑造中疯狂不起关键作用，那么对于神仙道教而言，描述焦先原属狂痴的行为又有何作用？

我认为，其意义在于 标示神仙形象的一种可能的外显方式 。梁陶弘景在《真诰·甄命授》中对此表达得十分清楚：“真人隐其道妙，而露其丑形，或衣败身悴，状如痴人。人欲学道，作此试人，卒不可识也。不识则为试不过，汝恒当慎此也。”[44] 神仙道教在魏晋时采取师徒秘授制，传授道经和仙术前，还要对弟子进行考验。神仙可能化为痴人形象，这是对学仙者的考验，如果不能辨识出来就无学道的资格。

这种观念使得疯狂与神仙、得道者获得了紧密的联系。得道者的行为举止或与狂疾相似，如《真诰·稽神枢》：“王鲁连者，魏明帝城门校尉范阳王伯纲女也，亦学道，一旦忽委婿李子期，入陆浑山中真人授此法。子期者，司州魏人，清河王傅也，其常言此妇狂走云。一旦失所在。”[45]

狂疾在外貌上与得道者相似还存在另一种说解。《真诰·甄命授》：“夫真人之得真，每从是而获耳。不真而强真，亦于此而颠蹶也。”[46]在学仙的道路上，作为疾病的疯狂与得道仅在一念之差，也因此 狂疾之人拥有了得道的逆转可能 。狂疾之人修道痊愈的例子在道教经典中屡有记载。《真诰·稽神枢》：“ 范伯慈者，桂阳人也。家 本事 俗，而忽得狂邪，因成邪劳病，顿卧床席。经年，迎师解事费用，家资渐尽，病故不愈。闻大道清约无所用，于是意变，闻沈敬作道士精进，理病多验，乃弃俗事之，得五十日，病疾都愈云云。”又《云笈七签》所载“天台玉霄宫叶尊师符治狂邪验”故事也是此类[47]。

综上所述， 狂痴之人与得道者之间相似及可逆转的关系使得疯狂在神仙道教系统中得以流传，并与得道的神仙形象紧紧相连。

从《魏略》到《神仙传》，焦先形象的每一次变化都伴随着疯狂面目的改变。拥有深沉智慧的“隐者”、符合道家理想人格的“高士”、身怀神奇方术的“方士”、得道的“神仙”，不同时期的理性依照自身期待的形象描画、整塑着疯狂，一步步将这些属性加于疯狂之上，使得疯狂呈现多重面孔。在这过程中，理性总是突显了疯狂的一部分，遮蔽了另一部分，按照自身的意愿宰制着疯狂。正如福柯所言：“疯狂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一种文明产物。没有把这种现象说成是疯狂并加以迫害的各种文化的历史，就不会有疯狂的历史。”

参考书目：

［1］（法）米歇尔·福柯著，林志明译《古典时代疯狂史》北京：三联书店2005.6

［2］（汉）韩婴著,许维?校释《韩诗外传集释》，中华书局1980.6

［3］（日本）森立之著，郭秀梅、冈田研吉校点《素问考注》学苑出版社2002.4

［4］（日本）涩江抽齐著，郭秀梅、崔为、王锦鸿校点《灵枢讲义》学苑出版社2003.5

［5］上海中医大学中医文献研究所编《常见病证中医历代诊治经验荟萃》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5

［6］（明）张自烈或（清）廖文英撰《正字通》中国工人出版社1996.7

［7］（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4

［8］（汉）张仲景著（晋）三叔和撰次（松）成无己注（明）汪济川校《注解伤寒论》人民卫生出版社1963.4

［9］《国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3

［10］（战国）韩非著，陈奇猷校注《韩非子新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10

［11］（汉）司马迁撰，（宋）裴?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11（汉）王充著，北京大学历史系撰《论衡》北京：中华书局1979

［12］廖名春、邹新民校点《晏子春秋内篇》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3

［13］何宁撰《淮南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98.10

［14］王利器校注《新语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6.8

［15］（汉）应劭撰《风俗通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10

［16］（晋）陈寿著，（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59

［17］（晋）张华撰，范宁校证《博物志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0.1

［18］《太平广记》北京：中华书局1961

［19］（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11

［20］（北齐）魏收撰《魏书卷五十二·列传第四十》北京：中华书局1974.6

［21］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76.7

［22］陈鼓应著《老子注译及评价》北京：中华书局1984.5

［23］陈鼓应著《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2001.8

［24］阮籍著《阮籍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5

［25］汤用彤著《魏晋玄学论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6

［26］（魏）王弼著，楼宇烈校释《王弼集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0.8

［27］（后晋）刘?d等撰《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5

［28］《道藏》 北京：文物出版社， 1988.3

［29］罗宗强著《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3

［30］胡孚琛著《魏晋神仙道教》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6

［31］许地山著《道教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32］高晨阳著《阮籍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5

注释：

[1] 参见（法）米歇尔·福柯著，林志明译《古典时代疯狂史·导言》北京：三联书店 2005.6，p15，p51

[2] 引自（汉）韩婴著, 许维?校释《韩诗外传集释》卷六第一章，中华书局 1980.6，p202

[3] 引自（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韦贤传第四十三》北京：中华书局 1975.4，p3101

[4] 参见上海中医大学中医文献研究所编《常见病证中医历代诊治经验荟萃》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5，p795

[5] 引自（明）张自烈或（清）廖文英撰《正字通》中国工人出版社 1996.7，p1291

[6] 引自（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十》北京：中华书局 1975.4，p1701

[7] 参见（日本）森立之著，郭秀梅、冈田研吉校点《素问考注卷第十三·病能论篇第四十六》：“帝曰：‘有病狂怒者，此病安生？’歧伯曰：‘生于阳也。……帝曰：‘治之奈何？’歧伯曰：‘夺其食即已。使之服以生铁洛为饮。夫生铁洛者，下气疾也。’”北京：学苑出版社 2002.4，p245－246

[8] 参见（汉）张仲景著（晋）三叔和撰次（松）成无己注（明）汪济川校《注解伤寒论卷三·辨太阳病脉证并治法》以“桂枝去芍药加蜀漆牡蛎龙骨救逆汤”治伤寒火迫惊狂，以“核桃承气汤”、“抵当汤”治下焦蓄血发狂。人民卫生出版社 1963.4，p97、p93、p101

[9] 参见（法）米歇尔·福柯著，林志明译《古典时代疯狂史第一部第五章·无理智者》：“在这个过程里，疾病的概念本身也受到改变。原先它具有病理学上的意义，后来则变成一个纯批判性的价值。将疯狂的征象家意分类得合理开展 (rationnelle) 活动，秘密地转变为一种讲理 (raisonnable) 的意识，进行清算和揭发。”北京：三联书店 2005.6，p286－289

[10] 引自《国语卷十五·晋语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3，p489

[11] 引自（战国）韩非著，陈奇猷校注《韩非子新校注·解老第二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10，p394

[12] 参见（汉）王充著，北京大学历史系撰《论衡注释卷二·率性篇第八》：“有痴狂之疾，歌啼於路，不晓东西，不睹燥湿，不觉疾病，不知饥饱，性已毁伤，不可如何。 ” 北京：中华书局 1979，p115

[13] 参见（汉）司马迁著《三家注史记 卷一百五·扁鹊仓公列传第四十五》北京：中华书局 1982.11，p2801－2802

[14] 引自（汉）司马迁著《三家注史记卷一百二十六·滑稽列传第六十六东方朔传》北京：中华书局 1982.11，p3205

[15] 参见（法）米歇尔·福柯著，林志明译《古典时代疯狂史第二部第二章·谵妄的超越性》福柯引用詹姆斯的《医学大辞典》解释谵妄者：“在一些有意的行动之中，以违反理性和善意的方式，因为缺陷或过度而犯罪的病人们；比如用手作出拔羊毛团或类似抓苍蝇的动作；或者病人违反习惯行动，却又毫无理由；或是他比平常说得更多或更少；在健康时话说得端庄而有分寸，现在却说起猥亵的话，说话没头没脑、呼吸比正常更轻或在旁人面前。下列之人也被我们视为处于谵妄状态：因为感觉器官扰乱而造成的精神损害，或者异常地使用这些器官，比如某位病人做不出某些由意志指导的动作或是作为不合时宜。” 北京：三联书店 2005.6，p343

[16] 引自（法）米歇尔·福柯著，林志明译《古典时代疯狂史第二部第一章·物种园中的疯人》北京：三联书店 2005.6，p266－267

[17] 参见（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韦贤传第四十三》北京：中华书局 1975.4，p3101

[18] 采用版本：（晋）陈寿著，（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 1959

[19] 流传至今的皇甫谧《高士传》有不同版本。本文采用《三国志·管宁传》中裴松之引用的皇甫谧《高士传》对焦先的描述。

[20] 采用（晋）张华撰，范宁校证《博物志校证》北京：中华书局 1980.1，p63

[21] 采用《太平广记卷九·神仙九》所引葛洪《神仙传》对焦先的描述，北京：中华书局 1961，p62

[22] （晋）陈寿著，（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卷十一·魏书袁张凉国田王邴管传第十一》裴松之注引《魏略》，讲到焦先的事迹，全文如下：

“时有隐者焦先，河东人也。魏略曰：先字孝然。中平末，白波贼起。时先年二十馀，与同郡侯武阳相随。武阳年小，有母，先与相扶接，避白波，东客扬州取妇。建安初来西还，武阳诣大阳占户，先留陕界。至十六年，关中乱。先失家属，独窜於河渚间，食草饮水，无衣履。时大阳长朱南望见之，谓为亡士，欲遣船捕取。武阳语县： “ 此狂痴人耳！”遂注其籍。给廪，日五升。后有疫病，人多死者，县常使埋藏，童儿竖子皆轻易之。然其行不践邪径，必循阡陌；及其捃拾，不取大穗；饥不苟食，寒不苟衣，结草以为裳，科头徒跣。每出，见妇人则隐翳，须去乃出。自作一瓜牛庐，净扫其中。营木为床，布草蓐其上。至天寒时，构火以自炙，独语。饥则出为人客作，饱食而已，不取其直。又出於道中，邂逅与人相遇，辄下道藏匿。或问其故，常言“草茅之人，与狐兔同群”。不肯妄语。太和、青龙中，尝持一杖南渡浅河水，辄独云未可也，由是人颇疑其不狂。至嘉平中，太守贾穆初之官，故过其庐。先见穆再拜。穆与语，不应；与食，不食。穆谓之曰：“ 国家使我来为卿作君，我食卿，卿不肯食，我与卿语，卿不应我，如是，我不中为卿作君，当去耳！”先乃曰：“ 宁有是邪？”遂不复语。其明年，大发卒将伐吴。有窃问先：“今讨吴何如？”先不肯应，而谬歌曰：“ 祝衄祝衄，非鱼非肉，更相追逐，本心为当杀??羊，更杀其?羊?v邪！”郡人不知其谓。会诸军败，好事者乃推其意，疑??羊谓吴，?羊?v谓魏，于是后人佥谓之隐者也。议郎河东董经特嘉异节，与先非故人，密往观之。经到，乃奋其白须，为如与之有旧者，谓曰：“阿先阔乎！念共避白波时不？”先熟视而不言。经素知其昔受武阳恩，因复曰：“念武阳不邪？”先乃曰：“已报之矣。”经又复挑欲与语，遂不肯复应。后岁馀病亡，时年八十九矣。”（北京：中华书局 1959，p362）

[23] 引自（晋）陈寿著，（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卷十一·管宁传》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北京：中华书局 1959，p365

[24] 引自（法）米歇尔·福柯著，林志明译《古典时代疯狂史第一部第一章·疯人船》，北京：三联书店 2005.6，p52

[25] 引自（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卷七十二·郭璞传》，北京：中华书局 1974.11，p1906

[26] 引自（北齐）魏收撰《魏书卷五十二·列传第四十》，北京：中华书局 1974.6，p1151

[27] 引自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八·圣祖本纪》：“夏四月丙寅，上驻杭州阅射。……戊寅，御书“至德无名”额悬吴太伯祠，并书季札、董仲舒、焦先、周敦颐、范仲淹、苏轼、欧阳修、胡安国、米芾、宗泽、陆秀夫各匾额悬其祠。”北京：中华书局 1976.7，p267

[28] 参见《三国志·管宁传》中裴松之注引皇甫谧《高士传》：

“世莫知先所出。或言生乎汉末，自陕居大阳，无父母兄弟妻子。见汉室衰，乃自绝不言。及魏受禅，常结草为庐於河之湄，独止其中。冬夏恒不着衣，卧不设席，又无草蓐，以身亲土，其体垢污皆如泥漆，五形尽露，不行人间。或数日一食，欲食则为人赁作，人以衣衣之，乃使限功受直，足得一食辄去，人欲多与，终不肯取，亦有数日不食时。行不由邪径，目不与女子逆视。口未尝言，虽有惊急，不与人语。遗以食物皆不受。河东太守杜恕尝以衣服迎见，而不与语。司马景王闻而使安定太守董经因事过视，又不肯语，经以为大贤。其后野火烧其庐，先因露寝。遭冬雪大至，先袒卧不移，人以为死，就视如故，不以为病，人莫能审其意。度年可百岁馀乃卒。”北京：中华书局，1959，p364

[29] 参见（唐）房玄龄等撰 《晋书·卷九十四隐逸传》：“杨轲，天水人也。少好《易》，长而不娶，学业精微，养徒数百，常食粗饮水，衣褐?袍，人不堪其忧，而轲悠然自得，疏宾异客，音旨未曾交也。虽受业门徒，非受业门徒，非入室弟子，莫昨亲言。……轲在永昌，季龙每有馈饩，辄口授弟子，使为表谢，其文甚美，览者叹有深致。季龙欲观其真趣，乃密令美女夜以动之，轲萧然不顾。又使人将其弟子尽行，遣魁壮羯士衣甲持刀，临之以兵，并窃其所赐衣服而去，轲视而不信，了无惧色。常卧土床，覆以布被，倮寝其中，下无茵褥。颍川荀铺，好奇之士也，造而谈经，轲瞑目不答。铺发轲被露其形，大笑之。轲神体颓然，无惊怒之状。于时咸以为焦先之徒，未有能量其深浅也。”北京：中华书局 1974.11，p2449

[30] “或问皇甫谧曰：‘焦先何人？’曰：‘吾不足以知之也。考之於表，可略而言矣。夫世之所常趣者荣味也，形之所不可释者衣裳也，身之所不可离者室宅也，口之所不能已者言语也，心之不可绝者亲戚也。今焦先弃荣味，释衣服，离室宅，绝亲戚，闭口不言，旷然以天地为栋宇，然合至道之前，出群形之表，入玄寂之幽，一世之人不足以挂其意，四海之广不能以回其顾，妙乎与夫三皇之先者同矣。结绳已来，未及其至也，岂群言之所能仿佛，常心之所得测量哉！彼行人所不能行，堪人所不能堪，犯寒暑不以伤其性，居旷野不以恐其形，遭惊急不以迫其虑，离荣爱不以累其心，损视听不以?@其耳目，舍足于不损之地，居身于独立之处，延年历百，寿越期颐，虽上识不能尚也。自羲皇已来，一人而已矣！’”

[31] 引自陈鼓应著《老子注译及评价》，北京：中华书局 1984.5，p134

[32] 引自陈鼓应著《庄子今注今译·逍遥游》：“之人也，之德也，将旁礴万物以为一，世蕲乎乱，孰弊弊焉以天下为事！之人也，物莫之伤，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热。”中华书局 2001.8 p21

[33] 参见《阮籍集·大人先生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5，p71－73

[34] 参见汤用彤著《魏晋玄学论稿·言意之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6 ， p24

[35] 参见（晋）陈寿著，（宋）裴松之注《三国志魏书·荀???纷⒁?污俊盾黥哟?罚?本?褐谢?榫?nbsp;1959，p319

[36] 参见（魏）王弼著，楼宇烈校释《王弼集校释·周易略例·明象》，北京：中华书局 1980.8 ， p609

[37] 引自（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列传第十九·阮籍传》，北京：中华书局 1974.11

[38] 前有杨轲之例，另（后晋）刘?d等撰《旧唐书卷六十五·高士廉传》载桃椎“隐居不仕，披裘带索，沉浮人间。窦轨之镇益州也，闻而召见，遗以衣服，逼为乡正。桃椎口竟无言，弃衣于地，逃入山中，结庵涧曲。夏则裸形，冬则树皮自覆，人有赠遗，一无所受。每为芒履，置之于路，人见之者，曰：‘朱居士之履也’。为鬻米置于本处，桃椎至夕而取之，终不与人相见。议者以为焦先之流。士廉下车，以礼致之，及至，降阶与语，桃椎不答，直视而去。士廉每令存问，桃椎见使者，辄入林自匿。近代以来，多轻隐逸，士廉独加褒礼，蜀中以为美谈。”　北京：中华书局 1975.5 ， p2443

[39] 参见（晋）张华撰，范宁校证《博物志校证卷五方士篇》：“近魏明帝时，河东有焦生者，裸而不衣，处火不?鳎?胨?欢场6潘∥??兀?姿?艏??杂惺凳隆！彼沃苋沼米⒃唬骸敖剐⑷槐吆泳右烩郑?笱??值梗?艘晕?蓝?又??羝?谘??晕薇渖?J被蛭鲂交萑硕?眩?省段菏椤吩疲骸?贼嘶室岳矗?蝗硕?选！?薄”本?褐谢?榫?nbsp;1980.1 ， p63

[40] 参见（宋）范晔撰《后汉书卷一一二上·方术列传第七十二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 1986.12，p278

[41] 参见《太平广记卷九·神仙九》，北京：中华书局 1961，p62 引葛洪《神仙传》：

“焦先者，字孝然，河东人也，年一百七十岁。常食白石，以分与人，熟煮如芋食之。日日入山伐薪以施人，先自村头一家起，周而复始。负薪以置人门外，人见之，铺席与坐，为设食，先便坐。亦不与人语。负薪来，如不见人，便私置于门间，便去，连年如此。及魏受禅，居河之湄，结草为庵，独止其中。不设床席，以草褥衬坐，其身垢污，浊如泥潦。或数日一食，行不由径，不与女人交游。衣弊，则卖薪以买故衣着之，冬夏单衣。太守董经，因往视之，又不肯语。经益以为贤。彼遭野火烧其庵，人往视之，见先危坐庵下不动，火过庵烬，先方徐徐而起，衣物悉不焦灼。又更作庵，天忽大雪，人屋多坏，先庵倒。人往不见所在，恐已冻死，乃共拆庵求之，见先熟卧于雪下，颜色赫然，气息休休，如盛暑醉卧之状。人知其异，多欲从学道，先曰： “ 我无道也。”或忽老忽少，如此二百余岁，后与人别去，不知所适。所请者竟不得一言也。”

[42] 引自（法）米歇尔·福柯著，林志明译《古典时代疯狂史第一部第一章·〈疯人船〉》，北京：三联书店 2005.6，p53

[43] 引自（法）米歇尔·福柯著，林志明译《古典时代疯狂史第一部第一章·〈疯人船〉》，北京：三联书店 2005.6，p49

[44] 引自《道藏》第 20 册《真诰·卷五》，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3，p518

[45] 引自《道藏》第 20 册《真诰·卷十四》，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3，p576－577

我为书狂篇7

论文摘要：“狂”是中国文论史上一个重要的审美范畴。就作家而言，“狂”是文人，尤其是天才文人身上较为常见的一种气质，具体表现为：病态之狂、进取之狂、放浪之狂。由于传统观念中道德标准与美学标准经常混同，因此文人之“狂”在文论中常有褒贬不同的表述，呈现出复杂的面貌。本文通过对古代文论中的相关材料进行归纳分析，试从横向角度来探讨“狂”作为审美范畴在传统作家论中的内涵和外延。

综观中国文艺理论史，“狂”范畴是一个重要的客观存在。早在春秋时期，“狂”便出现在原始文论中。在中国传统文学批评中，作家始终是评论的重点，从孟子“知人论世”到魏晋时期“才性论”再到明代“性灵说”，作家的思想个性、行为气质总是文论家关注的对象。大凡文学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如庄子、屈原、阮籍、嵇康、李白、杜甫、苏轼、关汉卿、徐渭、李贽、曹雪芹、龚自珍等，都与“狂”有着一定联系。不少学者意识到这一问题，但大家对于这一范畴的关注大多只停留在具体作家（作家群体）、作品的个案分析上。尽管在论及这些作家时往往要涉及到“狂”，然而关于“狂”范畴在传统作家论中的整体理论研究迄今为止仍为空白。本文通过对古代文论材料的扒梳，来探讨“狂”作为审美范畴在传统作家论中的内涵与表现。

一、 “狂”范畴在传统作家论中的体现

纵观中国文学史上的作家，尤其是历代重要作家，大都与“狂”有着或多或少、或隐或显的关系。战国时期的屈原是早期文人的典型代表，班固《离骚序》称其为“贬絜狂狷景行之士”，此后，历代论者对其身上的“狂”多有关注，如：

（献之）曾谓其所亲曰：“观屈原《离骚》之作，自是狂人，死其宜矣，何足惜也。”

屈原作《离骚》，则托诸美人香草，登阆风，至县圃，以寄其佯狂。

作为我国文学史上成就辉煌的浪漫主义诗人，屈原同时也是性格独特的一位狂者。他忠君爱国，在“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环境中，以“露才扬己”式的狂傲将高洁的人格与恶劣的世俗环境对立起来，通过狂热的情感和丰富的想象，谱写出一首首瑰丽的诗篇。屈原这种“狂狷”型的人格气质成为后世文人的一种范式。从此之后，历代文论中关于作家之“狂”的描述比比皆是：

屈灵均、陶渊明皆狂狷之资也。(《赋概》)

灵运……义心时激，发为狂躁，卒与祸遘。（《诗辩坻》）

东坡云：李太白，狂士也。

（元）结性不谐俗，亦往往蹟涉诡激……颇近于古之狂。

或以为忠君爱国，或以为傲诞疏狂，一韩愈也。

详夫寒山子者，不知何许人也。自古老见之，皆谓贫人风狂之士。

潘阆字逍遥，太宗朝人，狂逸不羁，坐事系狱，往往有出尘之语。

王逐客（王观）才豪，其新丽处与轻狂处，皆足惊人。

苏、辛，词中之狂。

（李）贽狂悖自恣，而是集所评乃皆在情理中，与所作他书不类。

徐青藤一时才人，一时狂士。

自有文学以来，“狂”与文人的关系并不是独立单一的偶然现象，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在社会思潮影响下，“狂”甚至成为一代文人作家的集体特征。例如顾起纶《国雅品》记录了许多明代诗坛的人文逸事，其中不乏“狂者”：

顾居士仲瑛声调逸秀，绮缀精密，颇任侠清狂，一时名士李杨诸公，多乐与之游……

桑别驾民懌狂士也。少有辩才，尝以孟轲自任，目韩愈文为小儿。号自称曰“江南才子”，颇不羁慢世……

李武选应祯性尚放诞，傲世寡群，日事啸咏，颇以酒为名……

这些性格狂放的诗人公然被列于“国雅品”中，足见当时社会对“狂”的受容与接纳。“狂”可以说是明代文人身上极为突出的品行特点，清初恽敬《上曹俪笙侍郎书》称：“大江南北，以文名天下者，几乎昌狂无理，排溺一世之人，其势力至今未已。”可见，明清之际凡是具有知名度的文人身上几乎都存在着狂傲之气，而且他们公然认为 “吾非狂，谁为狂也”。程羽文在《清闲供》中把“狂”与癖、懒、痴、拙、傲一同视为文人的六种毛病，其中对“狂”的描述是：“道旁荷锄，市上悬壶，乌帽泥涂，黄金粪壤，笔落而惊风雨，啸长而天地窄。”表面上看，“狂”是程氏刺约的文人之病，但蚌病成珠，因病生妍，这些文人之病其实早已成为当时社会不同世俗，甚至颇受推崇的一种情致。

“狂”之所以在历代文人身上有突出表现，究其原因，首先是因为“狂”是一个人极度自信、乃至自负的一种表现。文人、艺术家在各个历史时期通常是文化素质、思想素质较高的一个群体，白居易尝言：“天地间有粹灵气焉，万类皆得之，而人居多。就人中，文人得之又居多。”可见文人乃天地之精英，他们大多对自己的才情、气度颇为看重，因此在他们身上自然多了几分狂气。此外，“狂”也是文人们反抗社会、彰显自我的一种方式。钱钟书把文人之“狂”分为“避世之狂”和“忤世之狂”，在他看来，“嵇、阮皆号狂士，然阮乃避世之狂，所以免祸；嵇则忤世之狂，故以招祸。”由于文人通常对外部事物和内心世界的感知相对比较敏锐独特，因而在精神思想和现实生活之间容易产生矛盾冲突。面对这种痛苦，有些文人以怪诞的言行来发泄自己对社会环境的强烈不满，“狂”成为他们展示个性，对抗统治的一种方法；还有些文人则运用“狂”这种形式使自己从世俗中脱离出来，“狂”成为他们保存自我个性、寻求精神解脱的特殊方式。可见，“狂”不仅是文人反抗社会的表现，同时也是他们迹似任真的机变之道。从精神实质分析，历代的狂放文人，无论是“避世之狂”还是“忤世之狂”，皆以贬损社会、否定现实来高扬自我，在统治阶级及社会世俗的压力下，顽强地以自己的内在世界与客观世界相抗衡。因此“狂”对于文人来说是极度自信的外在表现，是对主体个性的执着追求，是对社会世俗的公然蔑视，同时也是他们在理想与现实发生冲突时进行自我调整，保持个性独立和心灵自由的重要手段。

对于“狂”与文人之间的关系，《四库全书总目》中的一则评论可以给我们更多启示：

凤翼才气亚于其弟献翼，故不似献翼之狂诞，而词集亦复少逊。

该评论中提到的张献翼即袁宏道赠诗称“誉起为颠狂”的张幼于，明清文论中有不少关于他颠狂行为的记录，可被视为晚明狂诞文人的典型代表。论者以张氏兄弟做比较，认为凤翼的才气不及献翼，因此不像献翼那样狂诞，但是其词采也比献翼逊色。该评论传达出这样一种信息：在四库馆臣的观念中，才气、狂诞、文学价值是成正比的。正如古人认为“英异宏异者，则罗网乎玄黄之表；其拘束龌龊者，则羁绁于笼中之内”，越是才气超凡的人物，越是不能忍受世俗常规的羁绊，他们常常以“狂”这种异端姿态游离于社会习俗之外。因此在文学史上，天才文人往往会更明显地表现出一种异端的狂怪之气。

二、 传统作家论中文人之“狂”的类别

中国文学史中以“狂”冠名的作家随处可见，然而仔细推究，其内在精神及外在表现却差别很大：李白、杜甫是同时代的伟大诗人，皆以“狂”自称，但二人气质风貌截然不同；孔融、祢衡、吴筠、孔珪等汉魏六朝时期的狂傲文人，与苏轼、辛弃疾、刘过等两宋时代的疏狂文人相比，其风格特点也迥然相异；阮籍和徐渭都是行为狂放的文人，然而其内在因素却有心理、病理之分……屠隆曾对狂者进行分类：

善狂者心狂而形不狂，不善狂者形狂而心不狂。何以明之？寄情于寥廓之上，放意于万物之外，挥斥八极，傲睨侯王是心狂也；内存宏伟，外示清冲，气和貌庄，非礼不动是形不狂也；毁灭礼法，脱去绳检，呼垆轰饮以为达，散发箕踞以为高，是形狂也；迹类玄超，中婴尘务，遇利欲则气昏，遭祸变则神怖，是心不狂也。

屠隆从“心”和“形”两方面进行分析：“心狂”指超越社会世俗，寄寓宇宙，睥睨权贵，高蹈于世的思想状态；“形狂”则从外貌入手，指“呼垆轰饮”、“散发箕踞”等，无所顾忌、率性肆意、与社会礼法格格不入的言语行为。比照而言，杜甫显然是典型的“心狂”者，而李白身上则“形狂”更为突出。

对于文人之“狂”而言，由于不同时代的文论者所关注的层面各不相同，不同立场的理论家对其理解也有一定差异，因此呈现出极为复杂的面貌。通过梳理，将传统文人之“狂”大致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一） 病态之“狂”

《说文解字》把“狂”释为“人病”，《黄帝内经》中亦多次提到“狂”病。从医学角度来看，狂是一种精神病学方面的疾症，多是心理受到强烈压抑的结果。由于文人通常具有异常敏感的思想心灵，最容易感受到周围环境的动荡迷乱，最易产生人生困惑和精神负担，因此作家、艺术家是最容易与颠狂病发生联系的群体。

徐渭是这种病态文人的代表，袁中郎《徐文长传》称其：

晚年愤益深，佯狂益甚。显者至门，或拒不纳，时携钱至酒肆，呼下隶与饮。或自持斧击破其头，血流被面。头骨皆折，揉之有声。或以利锥锥其两耳深八寸余，竟不得死。……石公曰：先生数奇不已，遂为狂疾，狂疾不已，遂为囹圄。古今文人牢骚困苦，未有若先生者也。

作为一个在创作上很有成就的文人，徐渭曾在《海上生华氏传》中对自己的狂病有所记录，把自己“激于时事”归于疾病所致。徐渭长钉贯耳、出于猜忌砍杀其妻的极端行为，完全超出了正常人的行为心态，显然与狂病有关。从精神分析角度看，疯狂是人类不可避免的一种状态，西方论者对此多有关注。他们认为“狂乱是赎出智慧的代价”，“不仅没有疯狂的人类存在不能理解，而且如果它不在自身中含有作为自由的极限的疯狂，它将不是一个人类存在。”超常的精神状态是形成独特艺术样式的一个重要原因，西方人甚至“把艺术的创造归因于发狂的想像”。对于文学艺术而言，精神变态的作用十分显著，从一定意义上讲，精神变态扩充了意念、情感和思维的丰富性，也带来了艺术风格的多样性。

袁宏道论及徐渭的创作，称“一切可惊可愕之状，一一皆达之于诗。其胸中又有勃然不可磨灭之气，英雄失路托足无门之悲，故其为诗，如嗔如笑，如水鸣峡，如种出土，如寡妇之夜哭，羁人之寒起。”这种独特艺术风格与狂病的精神状态之间不能说毫无关系。历史上像徐渭这样明显具有颠狂病症记录的文人并不多，但这种生理、心理皆狂的天才文人，的确是文学史上令人震惊的一种极端审美类型，他们的病态之狂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对现实理性的嘲讽愚弄。

（二） 进取之“狂”

自从孔子提出“狂者进取”后，“志极高而行不掩”便成为狂者的一种典型气质，屈原、孔融、嵇康、李白、辛弃疾、龚自珍等众多作家都明显具有这一特征。这类文人通常都拥有远大的理想抱负，但往往被排斥于上层政治之外，在他们身上，狂健进取与肆意沉沦、精神自守与行为外放都表现得淋漓尽致。进取心与不得志的尖锐冲突，使他们心灵深处始终激荡着一种激愤情绪，甚至表现出恢宏的反抗意识以及凌驾于权贵之上的不屈精神。例如苏轼论李白：

李太白，狂士也，又尝失节于永王璘：此岂济世之人哉？……固已气盖天下矣。使之得志，必不肯附权倖以取容，其肯从君于昏乎？夏侯湛赞东方生云：“开济明豁，包含宏大。陵轹卿相，嘲哂豪杰。笼罩靡前，蹈藉贵势。出不休显，贱不忧戚。戏万乘如僚友，视俦列如草芥。雄节迈伦，高气盖世。可谓拔乎其萃，游方之外者也。”吾于太白亦云。

在苏轼眼中，李白是一个标准的“狂士”，他“气盖天下”、“陵轹卿相”、“笼罩靡前，蹈藉贵势”。这种傲岸豪迈的狂放气概，与其“大鹏一日同风起，博摇直上九万里”（《上李邕》）的宏伟志向密不可分。李白政治生涯短暂坎坷，尽管他一生多隐居、漫游，但强烈的进取意识却始终未曾泯灭。

类似李白这样富于进取心的文人狂士在文论中还有记载，如：

《西清诗话》云：“华州狂子张元，天圣间坐累终身，每托兴吟咏，如《雪诗》：‘战退玉龙三百万，败鳞残甲满空飞。’《咏白鹰》云：‘有心待搦月中兔，更向白云头上飞。’怪谲类是。后窜夏国，教元昊为边患。朝廷方厌兵，时韩魏公抚陕右，书生姚嗣宗献《崆峒山诗》，有云：‘踏碎贺兰石，扫清西海尘，布衣能办此，可惜作穷鳞。’顾谓僚属曰：‘此人若不收拾，又一张元矣。’因表荐官之。”

在狂子张元寄托心性的诗歌中，“战玉龙”、“搦月兔”等语言大胆夸张，充满狂放不屈、不畏权贵的政治豪情，后来他逃至夏国挑起边患，引起统治者极度恐惧。当书生姚嗣宗献诗表现出凌驾于政治之上的狂放豪情时，统治者引以为戒，马上举荐为官。可见封建统治者对文人思想及作品中的进取之“狂”，尤其是带有政治色彩的“狂”十分忌惮，这正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狂者进取”的价值意义所在。

（三） 放浪之“狂”

无论哪一时期的“狂”，都或多或少地映射出文人对统治阶级和社会环境的不满以及两者间的矛盾冲突。一些才华横溢、志向高远的文人壮志难酬或仕途失意时，往往收敛起积极进取之心，在现实社会的罗网缝隙中以一种寄情山林、纵情酒色、肆意放任的方式来排遣烦恼、舒展身心。从竹林七贤到白居易、杜牧，再到柳永、关汉卿……尽管这些文人并不能完全摆脱个人与封建正统之间的矛盾对立，但他们把自己的思想心灵转向庙堂之外，要么林泉野逸、纵酒任诞，要么在歌舞声色中尽情放浪，通过风流游荡来解脱人生苦闷，并以此展示自我个性，寻找精神平衡。客观地说，放浪之“狂”是文人们调和矛盾、避世保身的一种手段。

柳永是一个典型例子。叶梦得《避暑录话》云：“（永）为举子时，狂游狭邪，善为歌词，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词，始行于世。”柳永一生沉湎于歌酒罗绮中，他这种“日与儇子纵游娼馆酒楼间，无复检约”的放荡行为，既有追求身心自由的个性意识，又有深奥屈折的韬晦倾向。柳永在“偶失龙头望”后将社会正统的人生价值观抛置脑后，而把自在无拘的秦楼楚馆作为人生归宿，甚至公然宣称“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表现出非同一般的离经叛道精神和反抗传统价值的超人胆量。在他看来，只有青楼放纵、歌酒享乐才是人生乐事，只有个性自由、心灵舒展才有生命价值。这种纵欲型的狂放，实际上是以极端的、趋于病态的生活方式去对抗封建正统观念及价值原则。

无论是寄情山林、耽于酒筵，还是纵情声色，这种“狂游狭邪”式的放浪生活，大都是文人在“狂者进取”而不得的情况下形成的一种新型人格模式和价值取向。“狂游狭邪”充满了对传统社会规范及价值观念的蔑视，是一种独特的“狂”现象。

文人的“病态之狂”、“进取之狂”和“放浪之狂”并不是互相对立互相排斥的气质行为，它们可以分别体现在不同的文人身上，也可以综合地表现在一个文人身上，苏东坡便是“进取之狂”与“放浪之狂”互相结合的典型。无论是“志极高而行不掩”的进取之狂，还是寄情林泉、纵情酒色、狂游狎邪的放浪之狂，归根到底，都是对礼教束缚、社会陈规的大胆突破，是文人对自我人生价值的充分肯定。

三、 传统文论中文人之“狂”的双重标准

古典文论中关于作家之狂的论述相当多，但褒贬各异。例如齐己诗曰“长吉才狂太白颠，二公文阵势横前”(《谢荆幕孙郎中见示〈乐府歌集〉二十八字》),把李贺、李白的颠狂风范与其作品气势联系起来，并把二人视为后来文人的楷模。再如萨都刺“四海知名李白狂”，李东阳“恨杀多情杜老狂”等诗句中所涉及的诗人之“狂”，显然都带有褒扬色彩。然而在另一些评论中，“狂”则带有批判意味，如：

易安自恃其才，藐视一切，语本不足存。第以一妇人能开此大口，其妄不待言，其狂亦不可及也。

东坡一派，无人能继，稼轩同时，则有张、陆、刘、蒋辈，后起则有遗山、迦陵、板桥、心余辈。然愈学稼轩，去稼轩愈远，稼轩自有真耳。不得其本，徒逐其末，以狂呼叫嚣为稼轩，亦诬稼轩甚矣。

然于近世文人病痛，多能言之。其最粗者如袁中郎等，乃卑薄派，聪明交游客能之；徐文长等乃琐异派，风狂才子能之……

李淸照是宋代词坛上一位女杰，她才情出众、见识超凡，作品成就不让须眉，然而被论者评为“妄不待言”，“狂亦不可及”。此处清照之“狂”与齐己诗中长吉之“狂”都与才气密不可分，然而褒贬态度却明显不同。东坡、稼轩等豪放词自有一种狂放气韵，陈廷焯对稼轩词颇为欣赏，然而却把后人所学习模仿的豪放风格视为“狂呼叫嚣”，加以排斥；恽敬更是把徐渭一类的“风狂才子”称为“琐异派”，并当作文人之病痛。

文人之“狂”之所以在文论中有不同表述，其主要原因是由于论者没有把道德标准与美学标准区分开来。就文学理论而言，由于中国传统文论是个相对开放的体系，它对文学本体的观照往往与政治教化、哲学思想、伦理道德等交织在一起，因而中国传统美学范畴有很多是从哲学范畴、伦理学范畴及一般语词中分化出来的，这种分化始终未完成。即便是看来毫无疑问的美学范畴，或者是在谈论艺术的场合出现，也不一定是真正的美学范畴。“狂”范畴便是如此。它最早出现在哲学领域，张岱年先生《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一书把“狂”、“狷”组合起来，作为“中庸”的对偶概念纳入到中国古代哲学范畴总体系的“人道范畴”中。因而从社会角度看，“狂”是一种非正常的超越常规的行为方式，它以一种任性肆意的言行来表示对正统价值观念的反叛与破坏，具有鲜明的道德批判色彩。在道德领域中，“狂”往往是离经叛道，不合社会大众行为规范的极端表现，通常处于被谴责被排斥的地位；然而在审美领域中，“狂”是不带贬义色彩的，它被用来表示一种放纵不拘、率性自由、傲然独立的气度风貌。

在传统文学批评中，艺术风格与作家气质之间并没有很明确的区分，作家的行为气质与品性道德也经常混为一谈，因此历代文论提到作家之“狂”，常常是思想道德与气质风格不分、社会意义与审美价值交融，呈现出复杂多样的面貌。如《石园诗话》评价贾岛：

元和中诗尚轻浅，岛独变格入僻，以矫艳俗。……然性狂行薄，人皆恶其不逊，以致见于致政；举场十恶之目，名由自败，要不仅《裴晋公池亭》诗为得谤之端也，文公之赏，出于爱才之诚，而略于其行。

论者在肯定贾岛诗“以矫艳俗”的同时又指出其“性狂行薄”，这里的“狂”显然指品行德性上的肆意任性，具有道德批判作用，明显带有贬义。同样是用来评论人物，“狂”亦另有所指：

老聃濡弱，以退为进；庄周诞慢，遊方之外；杨朱贵生，毫末不捐。故老流于深刻，庄蔽于狂荡，杨局于卑陬。

此处的“狂荡”指的是庄周那种诞慢的游于方外的思想气质和行为特点，它与老子的深刻、杨朱的卑陬一样，是种处世状态，丝毫没有涉及道德批判。具体而言，“狂”范畴之所以在作家论中具有双重标准，是由于它用在作家身上既指品性道德又指气质类型，当它偏指文人品德时，论者多从社会道德立场出发，通常予以批判排斥，贬义色彩强烈；当“狂”用于气质风格时，则表示一种洒脱不羁，任性自由的思想行为，具有美学意识，论者态度多为欣赏肯定，其感情色彩为中性或褒义。

总体来看，“狂”是文人尤其是天才文人不可或缺的一种独特气质，充满着傲岸不屈的人性美，它是文人在个性上的独立张扬，在行为上的越矩放纵，是他们不同于世俗浊流的精神外现。历代作家之“狂”，大多充溢着叛逆精神和超越意识，虽然对于正统社会来说是一种异端，但是却滋养了无数才华横溢而又不得于志的失意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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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书狂篇8

这里的魏晋,也包括了三国南北两朝,明清,则指代明朝开国至清朝初期。其中包含了历史上两个有名的战乱时期,同时也是思想文化艺术上的两大活跃期,在这一时期,名士佳人鱼贯而出,文学流派各领,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历史上归结为“魏晋风流”,而对于明末清初,我在此称其为“明清癫狂”。

魏晋风流的研究在国内早已风生水起,叙述详备。各位名人雅士也已走入了寻常百姓家,像长相俊朗的潘岳,陆机,其貌不扬的左思,俊才飘逸的谢灵运,谢I,一生抑郁的陶潜,嵇康,疯疯癫癫的阮籍,桀骜不驯的范晔,孔融,规规矩矩的山涛,向秀,擅写评论的刘勰,钟嵘,擅作骈文的丘迟,吴均等,都历来为人称道。但其中之大人物,该数嵇康了。

嵇康生活在三国的晚期至西晋初,晋书里说他“早孤,有奇才,远迈不群,身长七尺八寸,美词气,有风仪,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饰,”“恬静寡欲,含垢匿瑕,宽简有大量。学不师授,博览无不该通。”而且“与魏宗室婚,拜中散大夫。常修养性服食之事,弹琴咏诗,自足于怀。”(均见《晋书》本传)《世说新语》里称他“萧萧肃肃,爽朗清举”。的确一表人才,同时又是沛王曹林的女婿,做过中散大夫、郎中这样的官位。嵇康在诗书文赋音乐无不有所作为,但这样一位皇亲国戚,俊才豪杰却在39岁即惨死于政治斗争之中,英年早逝。几百年后的大诗人白居易就感叹道“吕安兄不道,都市杀嵇康。”“使我千载后,涕泗满衣裳。”

嵇康的一生始终是在矛盾中度过的,他一方面希望“终老于莫厘缥缈之间”,可又无法忍受“伪士满朝,腐儒误国”的政治。因此,他不会像阮籍一样完全出世,疯疯癫癫,游戏人生;也会不像山涛那样完全入世,规规矩矩,做老好人。在魏晋时期要想保住性命无非是阮籍,山涛这两类,夹在这中间的嵇康自然就难逃一死了,连他自己也说“以不如嗣宗之贤,而有慢驰之阕;又不识人情,暗于机宜;无万石之慎,而有好尽之累,久与事接,疵衅日兴,虽欲无患,其可得乎?又人伦有礼,朝庭有法,自惟至熟。〔我没有阮籍那种天赋,却有傲慢懒散的缺点;又不懂得人情世故,不能随机应变;缺少万石君那样的谨慎,而有直言不知忌讳的毛病。倘若长久与人事接触,得罪人的事情就会每天发生,虽然想避掉灾祸,又怎么能够做得到呢?还有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之间都有一定的礼法,国家也有一定的法度,我已经考虑得很周到了。〕――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

据说嵇康经常服用五石散这类热药,导致心情烦躁,愤懑不已,他去竹林打铁实际上也是为了发泄这样的不良情绪。史书中说嵇康不喜为官,平时以打铁为乐(一说以此谋生)。大将军司马昭曾想聘他为自己的掾吏,嵇康坚守志向不愿出仕,离家躲避到河东。又有司隶校尉钟会也想结交嵇康,轻衣肥乘,率众而往。嵇康与向秀在树荫下锻铁,对于钟会不予理睬。等候很久也没有回音后,钟会准备离开。嵇康开口问“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回答:“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从此结下仇隙。

这样一个人,能在乱世中活下来已经是个奇迹,更不用说一辈子做他的竹林七贤了。难怪在死之前,他对儿子嵇绍说:“不用担心,我死了,你山涛伯伯会照顾你的。”看来他对自己的死早已作出了预言,但没有去躲避,他讽刺山涛出仕有一段很精彩的话“今空语同知有达人无所不堪,外不殊俗,而内不失正,与一世同其波流,而悔吝不生耳。”〔现在大家都说有一种对任何事情都能忍受的通达的人,他们外表上跟一般世俗的人没有两样,而内心却仍能保持正道,能够与世俗同流合污而没有悔恨的心情。〕――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多么率直的嵇叔夜啊,山涛早已湮没于历史的红尘中,阮籍也因为写了篇略带奉承的文赋而声名扫地。只有嵇康,在几千年以来的正史中始终扮演着正面的角色,始终拥有魏晋风流集大成者的地位。就如他临终前的大呼:“《广陵散》今绝矣!”一代风流也就此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而嵇康最宝贵的不是他浩如烟海的诗文骈赋乐章书法,而是一种狂士精神,一种苦闷的乱世情结,这种情结。是汉末党锢之祸以来的文人气节与三国隐士懿范的融合,正是这种情结,熏陶着此后一代又一代文人,不至于在魏晋这样一个庸碌的时代中出现大批庸碌的文人,相反则是俊采星驰,人杰地灵,终成魏晋风流的大气候。

魏晋时期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有就是他们的宽衣大袍,不鞋而屐。魏晋时期的气候并不见得怎么炎热,这些文人雅士为什么要穿成这样。鲁迅先生就认为这与他们服用五石散有关,五石散是当时的一种补药。吃了以后会体热,先生还为此做过一番非常有趣的讲话:

吃了散之后,衣服要脱掉,用冷水浇身;吃冷东西;饮热酒。这样看起来,五石散吃的人多,穿厚衣的人就少;比方在广东提倡,一年以后,穿西装的人就没有了。因为皮肉发烧之故,不能穿窄衣。为预防皮肤被衣服擦伤,就非穿宽大的衣服不可。现在有许多人以为晋人轻裘缓带,宽衣,在当时是人们高逸的表现,其实不知他们是吃药的缘故。一班名人都吃药,穿的衣都宽大,于是不吃药的也跟着名人,把衣服宽大起来了!

还有,吃药之后,因皮肤易于磨破,穿鞋也不方便,故不穿鞋袜而穿屐。所以我们看晋人的画像和那时的文章,见他衣服宽大,不鞋而屐,以为他一定是很舒服,很飘逸的了,其实他心里都是很苦的。――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这里暂且不说鲁迅先生的论证是否正确,但由此看来这些名人是有些癫狂,像嵇康这么个壮汉,好端端吃补药干嘛,前面说了这实际上是一种发泄行为。服五石散,穿宽大袍,不鞋而屐只是他们狂的一种表现形式,其中更多的是一种苦中作乐,苦于沉闷黑暗的现实,乐于自己乌托邦的幻想,活在自己的世界,也不管什么礼乐文明了,像嵇康就说自己“性复疏懒,筋驽肉缓,头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闷痒,不能沐也。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略转,乃起耳。又纵逸来久,情意傲散,简与礼相背,懒与慢相成,而为侪类见宽,不功其过。”(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阮籍就更加了,拿着个酒壶流来荡去,图个逍遥自在。

魏晋时期的文学艺术是非常繁盛的,流行着诸如太康体、宫体、永明体、玄言诗等派系,历史学家,文学家对这些华丽之作贬褒不一。我个人认为这些诗歌均是文人们自己的内心世界,是他们乱世情结的寄托和个人理想的抒发,毕竟魏晋三国南北朝是一个不可理喻的时代,子弑父,弟杀兄,人人疯狂,唐宋大家要读懂他们也不容易,不要说光用几个派系去理解,更不能单从品味文字价值这样一叶障目的手法去考虑分析了。

一朝潮过潮又起,历史长河滚滚向前,来到了明清,这就完全是一个狂士的乐园了。高启狂完方孝孺狂,方孝孺狂罢前七子狂,前七子狂后归有光接着狂,此后公安派、唐宋派、后七子、复社粉墨登场,李贽、徐渭再领,明亡之时唐甄、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顺着路儿一狂到底。

这个时期是一个复杂的时期,一方面是中国封建专制不断走向鼎盛,一方面又是各类政治文化运动搞得轰轰烈烈。我们说两汉魏晋隋唐宋元以来的狂士大都是在儒家教义下的“儒狂”,还处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三纲五常束缚之下,而到了明朝,尤其是明末清初时期,文人们已经嗅到了封建王朝的腐烂气息,并开始从制度方面进行思考反省,像黄宗羲的“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唐甄的“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杀一人而取其匹布斗粟,犹谓之贼;杀天下之人而尽其布粟之富,而反不谓之贼乎?”(《潜书・室语》)等等。这虽不能说是一场完全的思想解放运动,他们的思想仍有许多局限性,像唐甄,张溥就有“英明君主救世”之说,但在专制盛行的时代,有这些论点,的确已难能可贵了。

当代著名学者刘梦溪在他的著作《中国文化的狂士精神及其消退》中花了大量笔墨描写了明清的狂士风采,他把王阳明的“圣狂”定义为最高等的狂,袁宏道的“龙德之狂”其次,方孝孺的“寄道之狂”也可圈可点。的确,此三子应集明清癫狂之大成。

王阳明的“圣狂”表现在他对“点也狂”的参悟,这个点不是点线面的“点”,而是孔子的学生曾皙,据说这个曾点在孔子授课时不好好回答老师问题,自顾自地在一旁鼓瑟,他独特的举动,构成了“点也狂”的典故来源。但孔子似乎喜欢这个特立独行的学生。“吾党之小生狂简”里面,大约也包括了曾点这个特长生。历史上对“点也狂”的研究论述有很多,但王阳明却不同,他在《传习录》里写到:

以此章观之,圣人何等宽洪包含气象。且为师者问志于群弟子,三子皆整顿以对。至于曾点,飘飘然不看那三子在眼,自去鼓起瑟来,何等狂态。及至言志,又不对师之问目,都是狂言。设在伊川,或斥骂起来了。圣人乃复称许他,何等气象。圣人教人,不是个束缚他通做一般,只如狂者便从狂处成就他,狷者便从狷处成就他。人之才气如何同得?

可以看出,王阳明对这个曾点尊敬得很,两人可以说“狂”气相投。在王阳明嘉靖三年的诗歌《月夜二首》也可看出:

处处中秋此月明,不知何处亦群英。

须怜绝学经千载,莫负男儿过一生。

影响尚疑朱仲晦,支离羞作郑康成。

铿然舍瑟春风里,点也虽狂得我情。

最后两句更是带点得意,认为自己和“点也狂”一样,不拘礼数,从自己的内心出发,看透世间万象,“已心生万象”,其观点也可见一斑。

袁宏道的狂也就相对复杂了,刘梦溪先生称赞其为“狂之醒者”,认为其狂得有分寸,更有种忏悔之意。宏道对“狂”有一番具体的分析“夫颠狂二字,岂可轻易奉承人者?狂为仲尼所思,狂无论矣。若颠在古人中,亦不易得,而求之释,有普化焉。”,他说要是他的朋友癫狂了,他就“北面而视之”,俯首称臣了。可见在他看来,癫狂简直是对人至高无上的称赞了。就像方孝孺说的那样“果以予言为狂者乎?抑狂者固自有其人乎?”亦即如果认为他的文章是狂者之言,那么随便好了,“你说老子癫狂,老子就癫狂好了。”癫狂已不是骂语了,反而令人受宠若惊啊!而袁宏道的难能可贵之处更在于他提出了“道不足以治天下,无益之学也;狂不足与共天下,无用之人也!”即在他看来,如果自己的学问不与国事相结合就是“无用之学”,自己的狂不用于治国安邦,则为“无用之人”。袁宏道的狂,的确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狂了。

明朝的狂是从何而来?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时商品经济发展的确对癫狂之士的出现打下了经济基础。但更多的是一种政治因素。明朝的政治是腐败的,始终处于宦官与官僚的半战斗与战斗相混杂的状态,这导致了国力的大衰退,据说明末时的疆域已萎缩到不到四百万平方公里,只有如今中国的三分之一。这时候的士人癫狂,自然有些“带泪的微笑”了。李贽就写道“乱言之以愤世耳,渠见世之桎梏已甚,卑鄙可厌,益以肆其狂言”。为什么乱说乱作,就因为现实世界有太多束缚人创造精神的枷锁,特别是人性的丑恶带给人的种种限制,佯狂只是暂时给自己一点慰藉,同时也是他们活在乱世的一种手段。这与魏晋的风流有异曲同工之处。但像李贽、张溥、袁宏道最后还是死得不明不白,不清不楚,这也是士人之哀。

魏晋与明清的狂者精神与乱世情结很值得当今社会去思考。我认为,不是要人人去学做狂士,举国皆狂只会带来更惨重的教训。我们要做的,就是给狂士一个发发牢骚的机会,那狂士自然就不会拉着别人一起狂了。但总之,发展才是硬道理,这样我们的社会在牢骚中也能不断地进步,要不然,老夫子们牢骚发的再多,只是当当饭后纳凉的笑话罢了。

我为书狂篇9

侯和平，1954年出生于河南郸城县，1972年投笔从戎，军旅生涯三十五载。师级干部转业，大校军衔。现任河南日报社新闻摄影部主任、河南省书协草书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河南省书画院特聘书法家、大河网美术馆执行馆长、河南省豫皖情文化艺术中心顾问。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书法作品十多次入展中国书协大展，两次入中国书法兰亭展。

“自在自适，不假他求，不须外物，自我圆满。”这是佛家的大自在，也是书法家侯和平先生给我的印象。先生的书法像他的为人一样率真、无拘、爽朗、旷达。这尤其表现在他的狂草书法上，飞龙走蛇，满纸云烟，来势迅利如电，去势澎湃如浪，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和艺术震撼。

也许是行伍出身的缘故，侯和平先生酷爱草书。历史上书家众多，而草书大家仅有张旭、怀素、米芾、王铎、傅山等屈指可数的几个，可见草书之难。但艺术的选择往往并不在难易，而在艺术家本人的个性与情怀。生性疏狂之人，不可能一生拘拘于楷书；而生性恭谨之人，也终究不会放达于狂草。所谓字如其人、人如其字，就是这个道理。侯先生身上既有军人的浩然之气，又有艺术家的率真与旷达，他酷爱草书乃是必然。

侯先生出生于“中国书法之乡”的河南郸城县，自幼受父亲熏陶，临帖习字，接受了严格而又正统的书法启蒙教育。他每日闻鸡起舞，临池不辍，乐在其中。参加工作后，无论走到哪里（国内国外），他都是笔墨在身，每天凌晨即起，临帖几小时。这个习惯几十年如一日，从没改变过，几乎成了一种刻板的程式。平时上下班路上，他常常下意识地边走边“背临”名帖，手指在自己身上不停地写写画画。各种碑帖名迹，真草隶篆诸体，他都潜心反复临写，直到得其要旨。“我可是下过大功夫的啊。”聊天中，侯先生这句发自肺腑的话，令人不由得为之动容。

在扎实完成基本功训练的基础上，侯先生开始主攻自己最爱的狂草，全身心沉浸于那疏烟狂云、龙蛇纵逸的笔墨线条之中，与之一起舞蹈，一起俯仰，一起长啸，一起驰骋，不断探索创新，不断逼近他梦中的草书之境。

说到这里，不能不提到酒。侯先生爱喝酒在圈子中是出了名的，虽然量不大，但不能没有。二三两下肚，恍兮惚兮，渐入佳境，于是铺纸研墨，笔落风雨。他的许多佳作都是这个时候诞生的。显然，喝酒不是目的，而是他进入某种癫狂兴奋的艺术状态的一条幽径：只有这时，他才能彻底忘掉自我，远离尘嚣，完全进入那种纵逸豪放、任意挥洒的草书境界。有意思的是，书法史上那些草书大家几乎个个都有嗜酒的癖好，比如张旭，比如“米癫狂素”，都堪称典型。也许酒与草书真的有着某种深刻的“血缘”吧。

书体不同，气质迥异。比如楷书精致工整，草书狂放潇洒。据此，侯先生私下里把人也分为草书性情、楷书性情、隶书性情、篆书性情等不同类型。想必他是把自己归入草书性情的吧。与之交往，你时时处处都能体会到他这种草书性情所散发的人格魅力与光芒。当这种魅力与光芒落于笔墨，自然就生出了疏烟狂云、奔蛇走虺的气象。

不同的草书大家，其作品会呈现迥然不同的面貌。即便同一大家，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其作品也大不一样。草书狂放的笔墨，枯湿、浓淡、干焦及点画轻重、线条粗细等，可以同时将书法家的学养修为、性格情怀及一时心境等，一并纳入其中，千变万化，“不可端睨”。正是这种“不可端倪”“倘恍不可测”的灵动之美、狂放之美，深深地吸引着侯和平先生，使之醉心其中，乐不思蜀。

我为书狂篇10

古今真正走入狂草书苑大门的书家，都系性情中人—性真诚而情炽烈。如张芝、王献之、嵇康、张旭、怀素等。他们无不心胸旷达，极富开创精神，并且具有天地人三才一体相通之灵性。当代中国蒙古族书家韩文忠先生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他那种赤子般的率真。这种率真首先表现在他虚怀若谷、博采古今书艺之长的心态以及与人交往能敞开心扉的真诚。在我与他初次见面的饭桌上，一曲悠扬深沉的蒙古族祝酒歌，唱出了他心中那种暖人心怀的空谷幽情，令我和在座的朋友都很感动。蒙古族的祝酒歌在第一首唱过后，还要成双，继续唱第二首。他的第二首歌，所唱的内容是母亲恩情似海深，亦令人动容。在人类所有情感中，母子情深，确实是最牢固也最深厚的。用这首歌祝酒，恰恰表现出韩文忠先生对四方友人如母爱般博大的内心世界。我与韩文忠先生就这样在他的祝酒歌声中相识，也在这歌声中变得亲近起来。在对书艺的品评中，狂草被认为是诸体书艺之尤。这种看法对不对？或者要问：就书艺的艺术水准而言，为什么狂草的艺术品位最高？在思考这个问题时，我想起了唐代大书家孙过庭，想起他在《书谱序》中那二十字真言：“情动形言，取会之意。阳舒阴惨，本乎天地之心。”这个书艺内含诗魂道心之论，可谓精辟地揭示出中国写意的书艺美之审美标准。从中国古代狂草书家所流传下来的作品看，根本上都可以归结为，乃是用书笔在挥毫中写诗与传道。这在具体欣赏韩文忠先生情有独钟的怀素《自叙帖》时，就不难领会。所谓“情有独钟”，是指韩文忠先生的狂草笔意书姿，取法乎上，皆源于怀素，特别是《自叙帖》。

任何艺术家的成就，天才如何都居第一位。但是，能真正使天才得以充分发挥者，乃在于要付出超长的勤奋与艰辛。在怀素成长的过程中，他这方面的表现，堪称典范。据传，怀素年少时，家境处于非常贫寒境地，无钱购买纸张，他就在芭蕉叶上习练书艺。为此，他把一片芭蕉林的叶子都写遍了，旁边的池塘水也被墨汁染黑了，而被他写废的毛笔竟然堆埋成一个笔的坟冢。其艰辛备尝，功夫之大，可见一斑。

从《自叙帖》还可以看到，怀素狂草书艺的伟大成就，还与他能向当时高明大家虚心请教分不开，也与许多高明鉴赏者对怀素书艺的品评和鼓励分不开。在高明大家中，见过面的颜真卿和未曾谋面的张旭，对怀素影响最大。在《自叙帖》中不仅点出颜真卿所写《怀素上人草书歌序》，而且大段摘录其文，奉为师教。颜真卿赞誉怀素最重要的话是：“纵横不群，迅疾骇人。”颜真卿乃是亲身接受过张旭教导的大书家。因此，怀素从颜真卿那里还能间接得到张旭的教导。但即使对于张旭的书艺，怀素也在继承中有所扬弃，从而走出独树一帜的狂草之路。

接下来，谈韩文忠先生的书艺创作。近乎三十年来，他笔书不辍，经历炼狱般多方磨炼，承古出新，亦艰辛备尝。尤以源出怀素《自叙帖》之狂草创作，非常难得。正如沈鹏先生对韩文忠书艺创作所称道那样：“堪称得怀素《自叙帖》精髓。”那么，当如何领会怀素《自叙帖》精髓呢？日本书艺界人氏干脆把中国书法称为“书道”。应当说，此一称谓很恰当。中国书艺之道，可分两个层面。其一，称为技法之道。如章法之字间、行距安排等，都有前人经验所形成的规矩，可承传研习之，当然亦可突破之。其二，则是诗意托显之天道。这是书家先天悟性与后天修养所体悟之天道，亦可称“无为而无不为”的自然之道。技法当然重要，但这里所说的天道或自然之道更重要。因为，只有此道，构成书家可以大成就的根本。韩文忠先生的赤子之心，使他的精神似乎总在孩童歌舞的跃动中。这种孩童歌舞跃动的精神，实质上就是诗意托天道之精神。所以，他所精熟怀素的书艺技法，只是他领悟和体现怀素书艺魂魄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怀素的目的，如前面颜真卿所指出的：“纵横不群”的创造。韩文忠先生当下追求的目的，亦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