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年的作文十篇
时间：2023-04-04 06:32:10
拜年的作文篇1
在大年初一的早晨，很少能够看到小孩儿们，成群结队的，去别人家拜年了。
记得在自己小的时候，每到大年初一的时候，天还蒙蒙亮，自己就和老姐和村里的小伙伴们相跟着，然后去村里的各家各户拜年，在拜年的时候，我们也就想着，去谁家可能会给钱？去谁家就是可能会只是给糖和瓜子！
一路上大家也在讨论着，去了谁家的时候？就是给的钱比较多，去的谁家的时候？就比较小气，糖果都只给一颗！甚至更有过分的人家，去的的时候就还说，我自己都没钱，所以今年也就没有准备糖之类的！
回想一下自己小时候拜年的经历，自己最喜欢去的，就是爸爸妈妈的好朋友家，因为去着的时候总会给钱，相比于瓜子糖，我们还是更喜欢要钱！
然后最不喜欢去的，就是那些特别小家子气的，会给一颗糖的那种，有的甚至连一颗糖都不给的那种。还有的就是，和爸妈有矛盾的人家，自己和老姐一般都是不去的。
就是，大人们不对付，小孩子们心里也是有计较的。
然后拜完年以后，就会回到家里面，和爸爸妈妈汇报自己的成果，谁家给了多少钱，谁家只是给了糖果，谁家甚至还给一支烟，还有路上遇到的一些新鲜事，谁丢了钱了，谁捡到钱了，谁和谁甚至还在新年的第一天里就打架了，之类的。
拜年的作文篇2
佛罗伦萨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较早出现的希腊研究中心，也是拜占庭流亡学者的聚集地之一。佛罗伦萨之所以成为众多拜占庭流亡学者的定居地，显然得益于佛罗伦萨政府和显贵家族对文化事业的支持和对人才的资助，而佛罗伦萨统治者对文化事业的庇护政策，不仅在全社会营造了良好的文化氛围，推动了佛罗伦萨的古典文化复兴，更使其能够吸引来自拜占庭的流亡学者。
佛罗伦萨共和国政府一直重视文化发展，凡有才之士皆委以重任，或授予政府官职或聘为大学教职。1375年人文主义者克鲁乔·萨卢塔蒂（Coluccio Salutati，1331—1406年）被任命为佛罗伦萨的执政官，其后的几位继任者也都是杰出的人文主义者，这使得人文主义者可以借助职务之便促进古典文化的研究和复兴。在萨卢塔蒂的推动下，14世纪末佛罗伦萨成为意大利人文主义的中心。由于西欧自中世纪以来对希腊语和希腊文化知之甚少，而拜占庭一直保持着希腊古典文化传统，为了复兴希腊古典文化，萨卢塔蒂提议佛罗伦萨政府邀请拜占庭著名学者曼纽尔·克利索罗拉斯（Manuel Chrysoloras，1350—1415年）到佛罗伦萨大学讲授希腊知识。
1397年，克利索罗拉斯到达佛罗伦萨，他是佛罗伦萨大学的第一位希腊语教师，也是西欧自中世纪以来正式邀请的第一位拜占庭学者。克利索罗拉斯在佛罗伦萨短短三年的教学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他引发了意大利人学习希腊语言和文化的浓厚兴趣，掀起了希腊文化热潮，克利索罗拉斯本人也受到他的意大利学生的大力追捧。此后，更多的拜占庭流亡学者纷纷效仿克利索罗拉斯来到意大利寻求发展，他们相继被意大利多个大学聘任，佛罗伦萨大学也从此形成了希腊语教学的传统。如果说克利索罗拉斯开辟了一条拜占庭流亡学者赴意任教之路的话，那么佛罗伦萨大学则开创了意大利各个大学引进拜占庭学者的先河，而这些都源于佛罗伦萨政府和统治者对文化事业的支持，若没有古典文化研究的兴起，尤其是希腊古典文化研究的兴起，拜占庭流亡学者就不会在意大利获得就业机会和生存空间。
15世纪中期以后，当佛罗伦萨政府对文化的支持渐告衰微之时，私人庇护主的作用日益显现[1] （p.320）。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文化赞助人主要是君主或者极有权势的富商[2] （p.282）。几乎每个佛罗伦萨显贵家族都有庇护文化的传统，譬如佛罗伦萨著名的金融实业家帕拉·斯特罗兹（Palla Strozzi）就是拜占庭学者曼纽尔·克利索罗拉斯的赞助人之一；而柏拉图哲学在意大利的复兴即与梅迪奇家族有直接的关系。
在梅迪奇家族的资助下，1482年佛罗伦萨出版了柏拉图著作的第一个拉丁文版本，柏拉图学院也于1200年后重新复兴。梅迪奇家族还热衷于古典图书的收藏。科西莫·梅迪奇（Cosimo Medici，1389—1464年）曾聘请著名的佛罗伦萨书商比斯提西专门为他收集、购买图书，后者雇佣了45名抄写员为其抄稿，这些抄写员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拜占庭流亡学者。科西莫去世后，他的孙子罗伦佐·梅迪奇（Lorenzo Medici，1449—1492年）继续收集和购买希腊文和拉丁文的古代手稿，并在圣罗伦佐教堂新建了一座图书馆。为了扩充图书馆，梅迪奇家族不惜以高价雇佣一些拜占庭流亡学者。譬如君士坦丁堡人詹那斯·拉丝凯利斯（Janus Lascaris，1445—1535年）受罗伦佐· 梅迪奇的委派，先后两次到原拜占庭地区搜集古代手稿，仅他一人就为梅迪奇家族图书馆增加了200多卷古代手稿，其中有80卷是当时西方闻所未闻的[3] （p.78）。1495年，梅迪奇家族图书馆的藏书量已经高达1017册[4] （pp.86～87）。
梅迪奇家族对于古典文化的庇护吸引了众多杰出的拜占庭流亡学者移居佛罗伦萨，除了为梅迪奇家族收集古代手稿的詹那斯·拉丝凯利斯之外，还有出生于君士坦丁堡的诗人，罗伦佐的密友，米歇尔·马拉卢斯·塔坎尼奥提斯（Michael Marullus Tarchaneiotes），他是著名的新柏拉图主义者，此时已经50多岁；以及来自雅典的逃亡者德米特利尔斯·考坎迪利斯（Demetrius Chalcondyles，1423—1511年）等人。
聚集在佛罗伦萨的拜占庭流亡学者中，对于复兴希腊古典文化贡献最大的有四位：他们分别是约翰·阿基罗保罗斯（John Argyropoulos，1394—1487年）、安德罗尼克斯·卡里斯特斯（Andronicus Callistus）、德米特利尔斯·考坎迪利斯和詹那斯·拉丝凯利斯。四位学者的共同之处是都曾在佛罗伦萨大学担任过希腊语教师。卡里斯特斯是一位非常多产的抄写员，他于1471年来到佛罗伦萨，1475年离开，他关于希腊史诗的演讲给佛罗伦萨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卡里斯特斯的短暂停留不同，其余三位都在佛罗伦萨度过了他们职业生涯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自1456年至1471年的15年间，阿基罗保罗斯一直在佛罗伦萨大学讲授希腊哲学，他不仅有效地帮助了柏拉图著作的翻译工作，还推动了佛罗伦萨人文主义者的研究兴趣由修辞学转向哲学。由于学识渊博，阿基罗保罗斯很快成为15世纪中期佛罗伦萨学术圈中的领导人物。考坎迪利斯在1475年到1491年间长期定居佛罗伦萨，在他的指导下，1488年意大利诞生了荷马著作的第一个印刷版本；考坎迪利斯还为佛罗伦萨培养了很多复兴古典文化的健将。拉丝凯利斯1475年就已定居佛罗伦萨，直到考坎迪利斯离开后，1492他才获得了佛罗伦萨大学的教师职位；他收集的古代手稿对于文艺复兴时期柏拉图哲学的研究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15世纪的佛罗伦萨不仅是拜占庭流亡学者的聚集地，还是整个意大利复兴古典文化的中心。意大利新柏拉图主义者马西利奥·费奇诺称赞道：“这是一个黄金时代，几乎所有以前原本消失的自由科目，如诗歌、雄辩术、绘画、建筑、雕塑、音乐等都复活了，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佛罗伦萨完成的！”[5] （p.168）需要指出的是，佛罗伦萨的古典文化复兴，无论是希腊语教学的恢复，还是柏拉图学院的重建，或是古典图书的收集，都离不开拜占庭流亡学者的积极参与。
罗马成为拜占庭流亡学者的聚集地与历任罗马教皇对古典文化的支持有直接的关系。随着文艺复兴运动的发展，到了15世纪中期，文艺复兴精神已经在意大利文化界占据支配地位，教会的改革，基督教精神的复兴，不再是教皇关注的重心，而追逐文学、艺术成就以及修建宏伟的建筑成为教廷创造奢靡生活，显示政治权威的最好方式[6] （p.270）。
从15世纪中期直至宗教改革运动兴起前的历任教皇，受时代风气的影响，大多接受过全面的人文主义教育，他们对复兴古典文化有着极大的热忱。而西欧自中世纪以来受到教会的思想控制，古典文化遭受严重破坏，尤其是希腊古典文化在西欧几乎完全湮没，此时，大量富于古典文化内涵的拜占庭流亡学者的出现恰好迎合了意大利的文化需求。因此，罗马教皇纷纷招募拜占庭流亡学者参与罗马的希腊文化复兴。
历任罗马教皇中，引进拜占庭流亡学者力度最大的莫过于教皇尼古拉五世（Nicholas V，1447—1455年在位）。他是意大利人，曾在佛罗伦萨生活多年，俗名托马索·帕莱恩图塞利（Tommaso Parentucelli，1397—1455年）[7] （p.84）。在佛罗伦萨时，他接触到人文主义思潮，并深受拜占庭学者、红衣主教贝萨隆（Bessarion，1403—1472年）的影响，热衷于古典学术的研究。担任罗马教皇以后，他创建了梵蒂冈图书馆，其中收藏的不只是拉丁文著作，还包括大量希腊文著作。更重要的是，他广邀东西方学者汇聚罗马，使罗马一度成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中心之一。
在尼古拉五世的任期内，被招揽到罗马的拜占庭著名学者有贝萨隆、特雷庇隆的乔治（George of Trebizond，1395—1484年）和塞奥多·加扎（Theodore Gaza，1400—1475年）等人。1443年贝萨隆到罗马定居，他的到来对于罗马的古典文化复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贝撒隆是15世纪逃往意大利的拜占庭学者中声望最高的一位，定居罗马后，他的家几乎成为一个学术研究中心。先后出现在这里的拜占庭学者有塞奥多·加扎、约翰·阿基罗保罗斯、特雷庇隆的乔治、詹那斯·拉丝凯利斯、德米特利尔斯·考坎迪利斯、安东尼克斯·考利斯陶斯（Andronicos Callistos）等；除了拜占庭学者以外，还有很多博学的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如教皇的密友乔万尼·陶泰利（Giovanni Tortelli）、佛罗伦萨人文主义者波乔·布拉乔利尼（Poggio Bracciolini）、贝萨隆的秘书尼古拉斯·帕罗蒂（Nicholas Perotti）、数学家杰科波·德·科莱蒙纳（Jacopo da Cremona）、哲学家兼人文主义者罗伦佐·瓦拉（Lorenzo Valla）等。
虽然这个学术中心既不是一个正式的机构，也没有固定的活动时间，但是直到1472年贝萨隆去世前，它对意大利学术界的影响都是毋庸置疑的。大量希腊文学、自然科学著作，尤其是亚里士多德和其他古希腊历史学家以及早期基督教教父的著作在这里有计划地、准确地被翻译成拉丁文。正是由于这个学术中心的存在，15世纪中期的罗马才能一跃成为意大利乃至整个西欧希腊研究的首要中心。
由于罗马教皇尼古拉五世本人对早期基督教教父的遗著非常重视，因此，定居罗马的很多拜占庭流亡学者，都参与了早期基督教教父著作的翻译工作。尼古拉五世曾多次和拜占庭东方教会协商出版这部分著作，他还派人到君士坦丁堡抄写奥利金①的著作。在佛罗伦萨宗教会议上遇到拜占庭学者特雷庇隆的乔治时，尼古拉五世还鼓励乔治研究丢尼修②的著作，在他的长期庇护下，乔治翻译了大量早期教父的译著，大多是4世纪时卡帕多西亚地区③的希腊教父和君士坦丁堡主教约翰·克里索斯托④的著作，还有亚历山大的主教希利尔（Cyril of Alexandria）和主教尤西比亚斯⑤的一部分著作。尤西比亚斯的著作讨论了希腊哲学和基督教信仰之间的异同，在文艺复兴时期是非常热门的话题，他的著作的翻译对意大利15世纪后半叶的人文主义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Sixtus IV，1471—1484年在位）对于吸引拜占庭流亡学者到罗马定居之事，同样不遗余力。在他的大力支持下，拜占庭著名学者约翰·阿基罗保罗斯于1471年和1481年两度来到罗马，直到去世。在罗马期间，阿基罗保罗斯翻译了圣巴塞尔⑥的《创世六日注释》（Commentary on the Hexaemeron），这部著作用大量篇幅讨论了《圣经》对造物的说明，并反驳了异教关于宇宙起源的观点。
1513年来自佛罗伦萨的利奥十世（Leo X，1513—1521年在位）当选为罗马教皇，他延续了梅迪奇家族赞助古典文化的传统。为了重温梅迪奇家族昔日的辉煌，利奥十世试图在罗马成立一个希腊语言学校。拜占庭流亡学者拉丝凯利斯是那个时代最受尊敬的拜占庭流亡学者，在佛罗伦萨时曾受到利奥十世的父亲罗伦佐·梅迪奇的庇护，他被任命为该校的负责人。拉丝凯利斯和他的学生，拜占庭学者马科斯·姆修勒斯，还有十几位拜占庭流亡学者，共同创建了这所希腊语言学校。该校的开办，有效地提高了罗马人的希腊文水平，此后，他们可以直接阅读希腊文图书。
教皇利奥十世对古典文化的庇护还引起了另一位著名的拜占庭流亡学者的关注，他就是扎凯利亚斯·考里尔基斯（Zacharias Calliergis）。1515年考里尔基斯移居罗马，他开办了罗马的第一个希腊文出版社，并且第一次出版了诸如品达①、里奥克里特斯②等古希腊作家的作品。
文艺复兴时期，几位罗马教皇对古典文化的支持有力地推动了罗马的古典文化复兴，而古典文化复兴，尤其是希腊文化复兴，为拜占庭流亡学者提供了施展才能的机会，因此，罗马才会成为拜占庭流亡学者的聚集地。另一方面，拜占庭流亡学者定居罗马又加快了罗马的古典文化研究热潮的形成。在拜占庭流亡学者的积极参与下，15世纪中期也就是教皇利奥十世（1513—1521年在位）和克莱蒙七世（1523—1534年在位）统治时期，“罗马变成了——虽然略有不同——一个世纪以前的佛罗伦萨：意大利文明的心脏”[8] （p.161）。
存在于威尼斯的希腊侨居地是威尼斯吸引拜占庭流亡学者的主要原因。文艺复兴时期，移居意大利的拜占庭流亡学者总是直接或者间接地受到威尼斯的希腊侨居地的影响。威尼斯地处亚德里亚海顶端，位于地中海东西两半之间，很早就起着拜占庭东方和拉丁西方之间的媒介作用。
威尼斯对外来文化具有很强的接纳、包容能力。早在9世纪时，已经有拜占庭商人在威尼斯定居，到了12世纪，随着威尼斯人在君士坦丁堡建立的商业殖民地的发展，拜占庭与威尼斯的交往日益频繁，两地居民通婚的现象时有发生，一些拜占庭商人、技术工人和外交官开始到威尼斯定居，在威尼斯方言中甚至出现了希腊词汇。第四次以后，西迁的拜占庭人明显增多，但是拜占庭人向西方的大规模移民，始于土耳其攻陷君士坦丁堡之前的半个世纪。根据记载，1478年，移居威尼斯的拜占庭人口总数为4000多人，而1509年威尼斯的居民总数不超过110000。此后，随着土耳其人的不断扩张，拜占庭逃亡者的数量迅速增加，1580年威尼斯的拜占庭人口已经高达15000人[9] （p.155）。起初到达威尼斯的拜占庭侨民大多来自于君士坦丁堡和摩里亚（Morea）半岛，后来随着克里特岛的生存压力不断加大，来自克里特岛的逃亡者逐渐增多。此外，还有来自拜占庭其他的东方领地，如科福岛③、爱琴海诸岛、塞浦路斯岛、伯罗奔尼撒等。从拜占庭前往威尼斯的逃亡者最终形成了一个稳定的希腊人侨居地。
希腊侨居地位于威尼斯的中心地带，分布在几个著名的教堂周围，如希腊教堂圣乔吉奥等。圣乔吉奥教堂不仅是西方最早出现的希腊教堂之一，也是拜占庭人在西方保留希腊身份的最重要的象征。拜占庭帝国灭亡后，逃往意大利的拜占庭人把固守东正教信仰视为保持希腊民族传统的重要载体。在拜占庭侨民的不懈努力下，1573年，费时34年，耗资15000杜卡特（ducats：威尼斯的货币名称）的圣乔吉奥·德·葛力西（San Giorgio dei Greci）教堂终于在威尼斯建成[10] （pp.416～417）。这个教堂凝聚了所有拜占庭流亡者的心血，侨居地的拜占庭人不分男女老幼，或亲自参与工程建设，或捐献从拜占庭逃往时携带的圣像等装饰品。该教堂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标志着拜占庭侨民在威尼斯获得宗教自，这也是威尼斯能够吸引拜占庭流亡学者的原因之一。
威尼斯的希腊侨居地就像一个庞大的希腊社区，聚集了大量来自拜占庭的流亡学者。19世纪的希腊历史学家维鲁多（Veludo）认为，在拜占庭帝国灭亡后，只有在威尼斯的希腊侨居地，希腊传统得到了最好的保留[11] （p.137）。的确，在希腊侨居地，拜占庭流亡学者就像置身于他们自己的家乡，他们可以保持拜占庭东方的生活习惯和，可以获得一种安全感和归属感，尤其是拜占庭帝国灭亡之后，这种文化上的认同感对流亡学者来说更是弥足珍贵，因此，很多拜占庭流亡学者都把威尼斯视为自己的第二故乡。16、17世纪时，从拜占庭前往威尼斯的流亡学者仍源源不断，有些人留在了威尼斯，还有些人向北到达法国或者欧洲其他地方，但是他们至少都在威尼斯的希腊侨居地停留过。我们可以断定，希腊侨居地中保留的希腊传统是威尼斯吸引拜占庭流亡学者的主要原因。
威尼斯的希腊侨居地同样引起拜占庭著名学者贝撒隆的关注。贝萨隆毕生收集了746卷古代手稿，其中希腊语手稿482卷，这些手稿是文艺复兴时期最重要的希腊文献[12] （p.62）。出人意料的是，去世前，贝撒隆决定将其收藏的全部古代手稿捐赠给威尼斯，而不是罗马和佛罗伦萨——他居住过并且获得极高声誉的两个城市。在1468年写给威尼斯总督的信中，贝萨隆为我们作了如下解释：
几乎全世界的人都聚集到你们的城市，尤其是希腊人。他们坐船离开自己的家乡首先在威尼斯登陆，他们来到你们的城市，与你们生活在一起，那里仿佛是另一个拜占庭。鉴于此，我怎么能不把我的藏书捐赠给威尼斯呢？……在希腊被征服之后，我为我的国家选择了威尼斯作为手稿的存放地……[13] （pp.75～77）
从这封信中，我们不难看出贝萨隆之所以选择威尼斯作为古代手稿的存放地，是因为威尼斯有一个希腊侨居地，特别是拜占庭帝国灭亡后，这里仍保持着拜占庭的文化传统和。当然，贝撒隆更深层次的目的是希望在威尼斯的希腊侨居地保留拜占庭东方的古典文化遗产，以备将来拜占庭复国之用。
移居威尼斯的拜占庭流亡学者大多从事希腊文的翻译、教学、编辑等工作，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参与了阿尔丁出版社的编辑工作。15世纪末，阿尔丁出版社发行的希腊—拉丁词典、希腊语法书籍和希腊古典文献从根本上帮助意大利人摆脱了学习希腊语的困境。16世纪以前意大利出版的图书，有半数以上都出自威尼斯的阿尔丁出版社。然而，我们很少关注到，著名的阿尔丁出版社正是依托威尼斯的希腊侨居地而创建和发展起来的。诚然，拜占庭学者贝撒隆的捐赠为阿尔丁出版社提供了丰富的希腊原文图书。但是，更重要的是，威尼斯有一个庞大的、兴旺的希腊社区，这里有大量富含希腊知识的拜占庭流亡学者，可以为阿尔丁出版社提供众多希腊文抄写员、打字员以及高水平的编辑[11] （p.128）。因此，阿尔丁出版社兴起后，威尼斯迅速成为意大利最活跃的希腊文献出版中心。
威尼斯的希腊侨居地及定居其中的拜占庭流亡学者，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威尼斯人文主义者的研究兴趣发生转移。文艺复兴初期，帕多瓦大学激发了威尼斯人文主义者对古典拉丁文化的研究热情，但是，随着威尼斯人文主义者与拜占庭流亡学者的频繁交往，他们接触到希腊-拜占庭文化，再加上希腊侨居地的直接影响，威尼斯人文主义者最终把他们的研究兴趣转向了希腊研究。著名的威尼斯红衣主教皮耶特洛·柏姆布（Pietro Bembo）在1539年发表的演讲中，高度赞扬了威尼斯的希腊研究，他特别强调了拜占庭流亡学者和希腊侨居地对于威尼斯的贡献：
有些特殊的原因和最具有说服力的动机促使威尼斯人不断地努力复兴希腊文化的研究。你们有最便利地获取这一收获的途径；你们和希腊人像邻居一样生活在一起……你们不缺乏完成这一任务所需的大量教师和书籍。[11] （p.125）
15世纪末，威尼斯终于取代佛罗伦萨成为意大利乃至整个欧洲希腊研究的首要中心。由于希腊侨居地聚集了大量拜占庭流亡学者，威尼斯也成为那个时代致力于希腊研究的西欧学者们心中的圣地，因为在这里，来访的西欧学者们可以接触到当代最知名、最博学的希腊学专家。在两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希腊侨居地成为威尼斯与整个希腊世界之间文化交流的媒介，同时也是拜占庭流亡学者进入西方的重要渠道。
综上所述，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罗马和威尼斯以其特有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吸引着大量来自拜占庭东方的流亡学者，而拜占庭流亡学者也充分利用自身的古典文化优势，积极参与意大利的希腊古典文化复兴，有力地推动了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16世纪中期，随着经济的萧条，意大利主要的希腊研究中心逐渐衰落，甚至出现了希腊学人才饱和的现象。与此同时，北欧等地的希腊文化研究兴起，为了获得新的就业机会，移居意大利的拜占庭流亡学者遂开始翻越阿尔卑斯山向北欧和伊比利亚半岛迁徙。
【作者简介】张俊芳，女，1975年生，河南洛阳人，天津医科大学医学人文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拜占庭史和文艺复兴史研究。
参考文献：
[1]坚尼·布鲁克尔著，朱龙华译. 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M]. 北京：三联书店， 1985.
[2]C. G. Crump & E. F. Jacob. The Legacy of the Middlie Ages [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3]John Edwin Sandys. A 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 Vol. II [M]. Bristol： Thoemmes Press， 1998.
[4] 杨威理. 西方图书馆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8.
[5]王挺之， 徐波， 刘耀春. 新世纪的曙光：文艺复兴 [M].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
[6]A·韦伯著，姚燕译.文化社会学视域中的文化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7]J. H. Plumb. The Italian Renaissance[M]. New York： Harper&Row Publishers Inc.， 1961.
[8]丹尼斯·哈伊著，李玉成译. 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历史背景[M]. 北京：三联书店，1988.
[9]Thalia Gouma Peterson. The Icon as Cultural Presence after 1453[A]. John J. Yiannias. The Byzantine Tradition after the Fall of Constantinople[C].Charlottesville and London：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1991.
[10]Donald M. Nicol. Byzantium and Venice[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11]Deno John Geanakoplos. Byzantine East and Latin West[M]. New York： Harper Torchbooks， 1967.
拜年的作文篇3
各位新闻界的新老朋友：
首先，请允许我代表新郑市委市政府欢迎各位的光临，非常欢迎大家对丁亥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的筹备工作进行采访和指导。下面，我向各位简要通报一下筹备工作的进展情况。
一、各级领导高度重视，筹备工作全面启动
丙戌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之所以被公认为圆满成功，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何鲁丽、张思卿、罗豪才三位国家领导人出席拜祖大典，规格之高前所未有；二是海内外近3000名贵宾莅临拜祖现场，规模之大前所未有；三是天降彩虹，虽然我们不迷信什么，但这种罕见的吉兆却折映了和谐盛世，人心所向。
因此，拜祖大典结束后，省委书记徐光春同志批示要求“越办越好”，省政协主席王全书同志在接受《大河报》采访时围绕进一步办好拜祖大典的重大意义作了精辟和深刻的阐述，省委常委、郑州市委书记王文超同志也一再强调，要把黄帝故里拜祖大典作为推动郑州市乃至河南省迈向全国、走向世界的文化品牌做大做强。特别是20__年10月以来，省市领导同志非常关心丁亥年拜祖大典的筹备工作，要求早策划，早筹备，进一步提升品位，扩大影响，使其真正成为文化河南、文化强省的名牌和王牌。
因此，与丙戌年拜祖大典的筹备工作相比，今年的筹备工作开始得比较早，省里正式成立了由主要领导同志挂帅、省政协牵总、有关部门积极参与的组委会，郑州市成立了执委会，积极与中央电视台磋商直播方案，方案形成得早，任务明确得细，从而使我市的具体组织工作能够有条不紊的迅速展开。
二、今年我市筹备工作的几个特点
各位记者对黄帝故里原来的发展历程和基本面貌都比较熟悉，概括地讲，黄帝文化的发展已经走过了三个阶段：一是1985年至1992年，一批老领导、老专家为了整合黄帝文化历史资源，不辞劳苦，奔走呼号，为黄帝文化大旗的树立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二是1992年至20__年，我市通过年年举办炎黄文化旅游节和几次不同规模的拜祖大典，以及初步扩建与黄帝文化有关的旅游景区（点），使黄帝文化的地位逐步提高，知名度不断扩大；三是20__年至今，20__年拜祖大典升格为郑州市政府主办，特别是20__年升格为省主办后，大典仪式议程得到规范、完善和提高，尤其是中央电视台对丙戌年拜祖大典直播后，黄帝出生、创业和建都于新郑得到完全确认，黄帝故里做为海内外炎黄子孙心中的民族圣地和精神家园迅速响誉全世界。
综上所述，我们吸取了许多专家的意见和建议，黄帝故里要想得到更大范围的认可，要想真正成为海内外华人华侨公认的精神家园和民族圣地，就必须解决好拜祖场地狭小、文化符号不规范、旅游链条不完整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因此，今年拜祖大典的第一个特点就是硬件建设任务比较重，大小项目比较多，投入资金比较大。改扩建工程启动四个多月以来，我们牢牢抓住了三个环节：一是国内知名大家把好规划设计关。先后邀请中央电视台朱海、吴楠等策划导演人员，北京大学国情研究中心王大有教授，中央美院原雕塑系主任、国内雕塑界泰斗钱绍武教授，中国工程院士、同济大学戴复东教授、中科院遗传与姓氏研究专家袁义达研究员等国内知名大家对由我市先期邀请的由历史文化、古建、园林等方面专家组成的专家团的设计方案进行把脉会诊、论证把关，确保了规划设计的科学性。二是坚持专业队伍施工、专业人员监理把好质量关。各项工程全部委托有资质的施工企业和专业施工队伍进行组织施工。特别是铺装工程全部由福建石材之乡的专业施工队伍进行石材铺装，以确保建设精品工程。同时，指挥部聘请了12名工程监理人员参与到工程各个环节，并外聘2名监理人员对特殊工艺的施工进行监理，确保工程各个环节按建筑规范操作，努力把工程建成优质工程。三是抽调精兵强将组成工程指挥和推进机构，市委书记、市长亲自挂帅，多名市四大班子领导在一线指挥，设综合组、督查组、工程技术组、质量监督监理组、文字组和6个专项指挥部，并外派3个督导组赴河北、福建、洛阳等地督导石材加工，昼夜兼程，推进工程进度。目前，工程已完成大半，4月10日前全面竣工。
此次改扩建之后的黄帝故里将呈现五大亮点：一是拜祖现场容量成倍扩大，由原来可以容纳3000多人增加到3万人；二是新增了圣火台，经久不息的中华民族圣火将在大典仪式上点燃；三是扩建了占地2万余平方米的中华姓氏广场，为普通群众参与拜祖大典提供了宽敞的场地；四是中华姓氏墙，上面刻有3000个姓氏，属国内首创；五是黄帝故里景区由北到南形成“天·地·人”浑然一体的文化旅游景观链条，凸显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和深厚底蕴。
今年筹备工作的第二个特点是，直播设计更加科学合理，现场感尤其突出。中央电视台的直播“三月三”（4月19日）上午9时正式开始，著名主持人和文化名人在中华姓氏广场的透明直播间以访谈方式拉开直播帷幕，9时30分主要领导和嘉宾开始进入现场，9时50分拜祖大典正式开始。
今年筹备工作的第三个特点是，参加拜祖的人员规模大幅度增加，许多普通老百姓和社会底层代表也可参加现场拜祖活动。除继续邀请国家领导人和海内外嘉宾20__多人到主场参加拜祖活动外，同时在新建成的中华姓氏广场举行盛大的民拜活动，形成内外场互动的浓烈氛围。据不完全
统计，这次参加拜祖大典的各类人员预计超过3万人。今年筹备工作的第四个特点是，拜祖大典议程有新亮点，拜祖大典整体活动有新内容。这次拜祖大典，除设计了内外广场同拜黄帝外，还在议程上设计了点燃象征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圣火等环节。同时在拜祖大典前，除郑州市执委会在郑东新区安排黄帝颂音乐会等活动外，我市还将举办高层次的黄帝文化论坛，邀请余秋雨、于丹等当代文化名人畅谈黄帝文化和黄帝精神，提升拜祖大典活动的品位。
今年筹备工作的第五个特点，围绕“共拜祖先，同筑和谐”的主题，力求在弘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文化方面有创新、有突破，有贡献，从而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凝聚海内外炎黄子孙为实现中原崛起，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人类和平做出更大贡献。总之，此次拜祖大典必将取得更大的成功，成为同类活动的经典，为广大群众所关注，再次成为舆论之焦点。
拜年的作文篇4
庚寅年拜祖大典由政协河南省委员会、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主办,由郑州市人民政府、政协郑州市委员会、新郑市人民政府具体承办。河南省政协主席、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王全书主持庚寅年拜祖大典典礼。
组委会邀请了我与本社河南站站长参加了大典,作为《祖国》杂志社经济部主任的我,此次有幸身处现场,到河南深切感受着中华儿女对祖国母亲的挚爱,内心充满了浓浓的中国情。
拜祖大典:中华民族的盛世国典
2008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被国务院公布为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成为区域性的纪念活动,海外炎黄子孙寻根团聚的盛大节日,推动祖国统一、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盛世国典。连战先生在参加丁亥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后就深有感触地说:“这次中原之行是一次难忘的文化之旅,寻根之旅,亲情之旅,并称中原是中华儿女心灵的故乡”。
恢弘“舞立方”:突显特殊含义
此次的拜祖大典,由“迎亲”和“拜祖”两大部分组成了主题活动的内容。
在现场, 1000名英姿少年在雄壮的乐曲声中,表演起了“舞立方”,分主题依次演绎“国泰民安”、“风调雨顺”、“祈福中华”等美好寓意。
此次的拜祖大典继续沿承规制,分为了“盛世礼炮、敬献花篮、净手上香、行施拜礼、躬读拜文、高唱颂歌、乐舞敬拜、祈福中华、天地人和”九项仪程,内场参拜的人员大约有1万人。
拜黄帝祈中华 :毛阿敏、林妙可领唱《黄帝颂》
此次大典吸取了往届大典的成功经验,同时又有很多新的创意和亮点,让人印象深刻,感慨颇深。首先,参加拜典的嘉宾层次高,领域广。有国家领导人,部委领导同志出典;有中国副主席林丰正等重量级港澳台同胞参加大典;另外祖国各个领域的领军人物以及上千名境外嘉宾出席了拜祖大典。
其次,拜祖大典的创新亮点多。一是迎亲环节里的大型群体文艺表演“舞立方”,美轮美奂、气势恢宏。二是在“躬读拜文”的仪程中,邀请到了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会长许嘉璐作为主拜人,进一步体现了国典气派。三是主题演唱有深意。在“高唱颂歌”仪程中,除邀请到著名歌唱家毛阿敏外,还邀请了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演唱《歌唱祖国》的林妙可参与领唱;四是“祈福仪程”中,邀请了过去一年中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特殊贡献的代表性人物在祈福书上悬挂祈福牌;五是在“天地人和“仪程,分别有来自祖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地区,代表中华民族未来和希望的四名儿童放飞和平鸽。
拜年的作文篇5
受陕西黄陵县清明公祭的启发。从去年开始：黄帝故里拜祖大典首次尝试市场化远作，救获颇丰。
景区新规划呼之欲出
3月17日，庄严肃穆的新郑市黄帝故里景区(简称”景区”)迎来了大批游客。景区门口的倒计时牌在提醒着人们，离庚寅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不到30天。
近几天。景区管委会秘书组的樊占东参加了三个相关会议。樊占东以前在新郑市旅游局工作，后被抽调到景区管委会综合处。
前一日的上午，市里召开了调研会。会上，一个投资8.5亿元、占地416亩的黄帝故里景区新蓝图展露容颜。按照规划方案，建成后，景区从南到北由一条长约1000米的中轴线串起来。在中轴线上有回家、寻根、拜祖3个区域，拥有中华门、故里门、百家门、轩辕门、太和门5个门。年内力争完成景区扩建二期工程，并积极刨建国家5A级景区。
樊占东说。从1992年开始，新郑市官方开始举办黄帝故里拜祖活动，2005年拜祖大典升格为郑州市政府主办；到2006年，拜祖大典由省政协主办后。来此拜祖的海内外客人络绎不绝。新郑也成为河南省政府对外展示的一个窗口。至目前，景区已组织了200多场拜祖仪式。
陕西公祭的商业运作模式
樊占东曾到过陕西省黄陵县，黄陵县是黄帝的陵寝地。
从1955年开始(除1962年到1978年外)，每年的清明节。当地都要在黄帝陵前举行公祭仪式，规格一年比一年高。除清明节外，重阳节时当地也进行民间祭祖。
为了面向海内外筹集维修资金，1992年陕西省政府成立了黄帝陵基金会，至目前，基金会共筹资近两亿元。当年，陕西省还成立了整修黄帝陵工作领导小组。由一位副省长任组长。省、市、县三级层层成立祭陵办，各级祭陵办为常设机构。
2004年。陕西清明公祭黄帝时，首次有国家领导人参加。随着央视的直播，黄帝陵吸引了更多的海内外华人前来祭祖。
数据显示，2004年，黄陵县旅游业综合收入在整个“十五”期间年均递增26.1％的基础上，2007年达到2.5亿，2009年黄帝陵景区共接待游客71.5万人次，收入5534万元，旅游综合收八4.2亿元。增长35％。
陕西凭一块”黄帝陵”成功做大做强了黄帝文化产业，除了靠包装和宣传外。他们的商业运作模式也值得借鉴。
黄陵县祭陵办主任程良宝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陕西省政府从2004年开始，每年都要在海内外华人中遘选一位”民间主祭人”，参加一年一度的清明公祭。当选者要为黄帝陵捐款500万元以上，仅此一项，当地已经募集到3000万元捐款。“民间主祭人”享有的荣誉是：与国家领导人一起参加清明公祭黄帝活动，向黄帝陵敬献花篮。另外，还有一些广告宣传和祭祀产品的专营权等商业回报等。
河南首次运作筹资数百万元
陕西黄陵县的市场化运营模式受到了河南方面的关注。2007年，河南省政协主席王全书在一次会议上说，拜祖大典还要向陕西等地取经，如拿出点火上香、敬献花篮的名额，向海内外企业界进行市场化操作。另外，向来宾馈赠的礼品也可用出售冠名权的方式，由知名品牌公司承担。
第二年2月，河南黄帝故里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成立了。成立当天，就获得各界捐赠427万元。基金会执行会长高林华告诉记者，基金会是一个公益性组织，它的成立拓宽了黄帝故里保护、整修、建设的资金渠道，标志着黄帝文化研究与开发正式步入市场化运作轨道。
为了筹措资金，景区管委会也采取了一些举措。记者看到，在轩辕黄帝故星纪念馆里张贴着捐资褒奖办法，其中对义捐50万元至100万元者，立汉白玉碑留念：对义捐100万元至500万元者，立小牌坊纪念：对义捐500万元至1000万元者，可在始祖山建纪念馆永远纪念。
2009年，己丑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开始改变单一依靠政府财政的做法，尝试市场化运作，吸纳民间资本参与。实行市场化运作的项目包括大典全程合作伙伴，大典各单项活动承办、冠名及协办。大典现场站位、现场方阵和相关的证卡、导示指南、办公用品、指定商品、礼品等。令社会各界关注的是，大典中单是拍卖上香杈、敬花献篮杈便筹得500万元，大典指定用酒赞助150万元、拍卖三只拜祖用酒樽筹得13万元。
民间资本应成拜祖主体
2010年3月10日，庚寅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新闻会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郑州市有关领导在新闻会上说，今年，市场化运作的主要内容包括全程合作伙伴、大典活动协办、单项活动冠名等。
记者从招商手册中看到，捐助800万元即可成为全程合作伙伴，回报条件是企业负责人在拜祖现场参与“净手上香”一柱，企业可组织200人的方阵参加拜祖活动等21项回报。另外还有捐助300万元、200万元、150万元的回报条件。方案中还有指定接待烟酒、饮品、黄帝故里大门两侧的广告牌，以及手提袋、大典《会刊》等市场化运作内容。
记者了解到，今年预设的各项市场化运作项目的回报条件由大典办负责落实，某品牌的系列干红葡萄酒已被基金会授权为庚寅年拜祖大典指定用酒。
景区管委会秘书组的樊占东认为，拜祖大典的部分议程实行市场化操作，符合时代潮流，也为企业界人士提供了一个奉献爱心的平台。“现在景区免费开放，这些捐资用于景区的建设，也减轻了政府的负担”。
郑州大学教授高天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政府做好基础设施建设，捂好台之后。剩下的就是如何更好地让民间力量唱戏。民间资本不仅在意识形态上风险小，而且其在经济上自我再生的能力也较强。只有这样，“拜祖经济”才会走得更远。
炙手可的“拜祖经济”
郑州市的欧阳宇航受拜祖大典的启发，去年底，在郑州市开了省内首家寻根饭店――今槐源餐厅。餐厅内以姓氏文化和迁徙文化为背景，每个姓氏都能在这里找到出处，再配以姓氏菜、姓氏酒。别出心裁的经营模式，吸引了不少顾客。他准备在景区附近找房开连锁店，打造中原文化餐饮第一品牌。
漫步新郑街头。随处可见故里超市、故里宾馆、轩辕路等招牌。拜祖大典使新郑的一些红枣深加工企业占尽先机，走进轩辕黄帝故里纪念馆，可以看到枣文化展示厅。
拜年的作文篇6
“今年用微信拜年的亲朋好友突然多了起来，占三分之一多，去年还不是这样呢。”北京市民王琦今年就是用微信给亲戚朋友们拜的年。“去年用微信的人还很少，用起来不是很普及，而现在我手机通讯录里的人几乎都有了微信，用起来就方便多了。”
2013年年初，腾讯公司微信团队在其官方微博上表示，到2013年1月，微信的用户量已经超过3亿人。亦有数据显示，2月9日除夕全天，北京市三大电信运营商的彩信、短信业务总量同比增速有所放缓，传统运营商的业务已受到新媒体的冲击。
“新媒体”改变中国式拜年
“还在用短信拜年，你OUT了。”除了微信的覆盖范围更广之外，其在内容和形式上的丰富也成为人们选择它作为发送祝福方式的原因。“微信可以发送彩色图片、动画、表情，比短信只能发送黑白文字要有意思多了，给人拜年也更有新意。” 王琦为今年春节拜年发什么内容颇费了一番脑筋。
“最重要的是微信能够语音通话，而且开通了群发功能，说一段祝福的话，然后群发给朋友们，就好像面对面和他们说一样，比只发文字感觉要亲切。”“90后”女孩苏文晓对微信的使用颇为熟练。
“以前用微信的还只是一些年轻人，现在我发现很多长辈、领导、师长等年龄大的人都有了微信，只要有手机好像就会有微信。” 王琦说。据了解，与1年前相比，微信的适用范围已经超出了年轻人这个群体，微信已经不是一个时尚的名词，而是越来越多人使用的通讯工具。
“现在微信有了实时通话功能，和打电话已经没什么区别了。而且微信不只可以安装在手机上，还可以安装在iPad等其他移动设备上，以后人们再通话可能用的就不只是手机了。” 苏文晓说。
对于去云南旅游的白领阿辉来说，能够语音聊天、定位地理位置、搜歌、发图片的微信4.5版令他爱不释手。他的拜年方式是给朋友送上几张照片，再录上一段拜年的话。出门在外，他把拜年这项甜蜜而艰巨的“任务”与旅行见闻融合在一起，“就像制作一张多媒体明信片，感觉特棒。”
此外，一些个性化的APP软件制作拜年素材也备受青睐，如可以输入自己笔迹写祝福的“手迹pro”，可以扫描二维码、制作出创意拜年视频的“过年帖”二维码。这些各具特色的APP软件，让拜年方式花样繁多、别具一格。“谓收其礼，闻其声，见其人，存其意。” 阿辉说，拜年就是图个心意，过去动下手指的“群发”式拜年已经OUT了，发得太多反而显得没诚意。
拜年是中国民间过年的一种传统习俗，是人们辞旧迎新、相互表达美好祝愿的一种方式。过去中国人拜年需要登门行礼，或叩首或拱手，同时要说“过年好”“恭喜发财”等吉祥话。叩首一般是对师生关系、亲缘关系中的长辈，而拱手通常是平辈之间的礼节。
“小时候在农村老家，大年初一天不亮就起床，跟着哥哥去给村里人拜年，遇到长辈都要磕头，然后表达一些新年祝福，有些长辈会给我们一些糖或者瓜子。”郑州市民何延波说。
中国乡土民俗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宋艾君表示，进入21世纪后，拜年形式也在发生变化，可以通过信息化、数字化拜年，如视频拜年、电子邮件及贺卡拜年、短信彩信拜年、博客拜年等等，多种多样的网络拜年方式使远隔天涯变得近在咫尺。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第3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2年6月底，中国网民数量达到5.38亿人，通过手机接入互联网的网民数量达到3.88亿人，手机已成为中国网民的第一大上网终端。
“借助现代信息技术，你可以通过视频看到对方的神情，听到对方的声音，哪怕相隔千里之遥，也可以传达你的思念和问候，互道一声珍重。”何延波说。
但不管形式怎么变，拜年习俗所传递的感情一直在延续。“中国人过年，看重的是情，不管是登门祝福，还是打个电话，抑或是网上视频，都是情的体现。”山东大学博士生导师刘德龙说。
民俗专家们则指出，随着社会的发展，叩首、拱手行礼的少多了，但是说吉祥话的习俗还是保留着，这承载了人们对未来的希望。在这种简单的仪式中，平日里的误会、不满化作祝福、赞美，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数字化年俗减淡年味引争议
“短信、微博、微信，收到群发的拜年祝福，你回还是不回？总觉得这一声‘春节好’，似乎缺了点什么。”春节期间，很多人都有类似的经历和纠结。如今，不少年俗越来越“数字化”，拜年祝福、采购年货，甚至放鞭炮、包饺子，都变成了智能手机、平板电脑上的“虚拟应用”，春节种种仪式，变成了指尖点击的“确定”和“发送”……
不过，数字化年俗也遭遇减淡了年味的争议。有学者说，“宅”在家里的网络春节，模拟的只是过年的形式，并不能真正带来情感交流和文化认同的满足。学者批评，很多人错将虚拟的“见面”，当做交流的全部。软件化了的年俗，减少了人们面对面交流的机会。“20多年前，父亲拉着我的手，或挤进年货市场，或走家串户拜年……那时，春节总是一派喧嚣，就连口袋里塞着的糖果，也让人兴奋。”有人这样描写儿时春节的场景。各种“年俗软件”虽然很方便，却失去了实地买年货、拜年的许多乐趣，键盘鼠标的啪啪声，无法取代记忆中春节“热气腾腾”的嘈杂喧哗。
“春节的年味来自面对面的情感交流，拜年的‘仪式感’并非一句问候语，而是小到一家人吃团圆饭，大到一个国家集体看春晚的心态和氛围。”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陆晓文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之所以很多人纠结是否要回复群发问候，正是由于技术突破了空间限制，却制造了情感隔膜。他说：“传统节日，尤其是春节期间，人们更需要多见见面多说说话。技术可以模拟交流的形式，却无法取代情感互动和对传统文化的认同。”
就在许多人都在感叹数字化年俗减淡“年味”之时，中国民俗学会常务理事、浙江师范大学文化创意与传播学院院长陈华文教授则有自己的观点：“年味”未必淡，只是我们的感觉变了。
“春节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集大成者。”陈华文分析说，春节文化有六方面的元素，以新年换新衣、年前大扫除为代表的卫生习惯文化，以祭祀、放鞭炮、贴春联为代表的民间信仰文化，以守岁为代表的家人团聚文化，以拜年为代表的亲情交流文化，以年夜饭为代表的饮食特产文化和以灯会、舞狮为代表的娱乐竞技文化。
“如果我们认真观察，这些文化元素在现在的春节并没有消失，像春运买票回家，超市里采购年货，都是人山人海，你能说其中没有“年味”么？现在我们过年还是要放鞭炮穿新衣裳，传统民俗活动近几年来在政府和全社会的倡导下重新发扬光大，这些都是‘年味’，由此看来，随着人们生活节奏加快和生活条件的改善，无形中会淡化过年的感受。”陈华文说。
此外，陈华文认为，“年味变淡”一方面是在城市中生活的掌握了传媒话语权的一方人，根据自己的感受，得出了“年味变淡”的结论，然后通过传播途径，推而广之，成为主流的话语。另一方面，年青一代人过去主要在学校接受教育，即使在春节期间也忙着做寒假作业，没有时间参与和体验过年，对传统的年就没有深刻印象，因此成人以后也没有特别特别的感受。
“民俗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变迁的，如果僵化不变就不符合民俗发展规律。随着社会发展，过年这个中国最重要的民俗肯定会推陈出新，我们应该给自己创造更多的机会，用心去体验新的‘年味’。”陈华文说。
新潮拜年后的博弈
数据显示，在蛇年的第一分钟，新浪微博的量高达729571条，比去年大幅提升51.6%。而北京移动2月10日的数据显示，2月9日除夕全天，北京移动全天彩信业务量为1613.26万条，较2012年除夕减少1%，更是比2011年除夕的2200万条下滑近27%。
在短信方面，总量虽有所增加，但增速却相对下滑，2月9日全天短信业务量为8.31亿条，较2012年除夕增长4.27%，虽比2012年3.74%的同比增速略微增加，但与2011年12.86%的傲人增速相距甚远。
北京电信、北京联通的数据也均显示，在除夕夜的拜年大战中，短信与彩信“拜年大战”的发展前景黯淡。几年前，电信运营商的短信业务低成本、高收益，彩铃、音乐等增值业务的黄金时代，如今在互联网的冲击下，运营商的“拜年大战”掀起了新的一页。
实际上，不仅在春节，2012年全年，全国电信运营商的业务也经历了全面收缩。中国互联网独立的第三方市场监测机构互联网数据中心（DCCI）数据显示，2012年全年，全国电信运营商的短信量比2011年下降20%，彩信量下降25%，甚至电话业务量也下降5%。
数据的背后，是每一个人心里的“小算盘”。“打电话还要交电话费，如今只要有互联网，用微信聊天不花钱。”百度拜年吧网友小河马说，在微博上通过“刷屏”@几个知心好友，大家互相调侃一番，虽相距千里，又好像欢聚一堂。新潮又几乎没有花销，何乐而不为？
业内人士认为，三大电信运营商的业务受到冲击，是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必然。以往的移动通信市场，电信运营商是裁判，又是运动员，既拥有渠道、又生产产品，扮演服务提供商、内容生产商的双重角色，消费者不用也得用。
“但现在，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各类应用程序（APP）的火爆削弱了运营商内容生产商的功能。”易观国际分析师闫小佳说，运营商原来兜售的语音业务、短信业务、彩信业务都遭到冲击，其管道化、空心化趋势日益明显。
闫小佳说：“移动互联网革了运营商的命。当前，挑战运营商的一大主体就是移动聊天工具，比如移动客户端的QQ和微信，尤其是微信，打破了原来垄断封闭的游戏规则。随着WIFI的普及，运营商流量业务将进一步受到冲击。在全世界也都有这个趋势。”
根据微信官网提供的数据，这款由腾讯团队开发的产品已有3亿用户。商业资讯网站“虎嗅网”2月8日对此发表评论认为：“如果这个世界变成了不留手机号，只留微信号，那么千亿电信产业链将血流成河。”
拜年的作文篇7
在中国56个民族当中，鄂伦春族的人口排在第51位，是一个人口不到1万的少数民族。目前在世界上，研究中国鄂伦春的学者和专家比鄂伦春族的人口还要多。学者和专家时空、系统、全方位、的对鄂伦春族进行研究且成果显著。其中关于鄂伦春的民俗，国内学者也有研究，本文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对鄂伦春信仰民俗做简单梳理。
【关键词】
鄂伦春；民俗；信仰；崇拜
中国民俗学界的两种分类。钟敬文先生在《民俗学概论》中把民俗学分为四大类：物质民俗，社会民俗，语言民俗，精神民俗。乌丙安先生在 《中国民俗学》中把民俗分为四大类：经济的民俗，社会的民俗，信仰的民俗，游艺的民俗。陶立[先生在 《民俗学概论》中则分为这样四类：物质民俗，社会民俗，口承语言民俗，精神民俗。以上分类大体内容相当，只不过是粗分与细分的差别。但是我们从几位学者的理论来看分类内容都少不了“精神信仰”民俗。以下内容都是就鄂伦春族的信仰崇拜进行论述。
1 自然崇拜
自然崇拜是人类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对大自然最初的认知和阐释。人类自然崇拜的种类非常多， 也非常复杂。崇拜对象也与他们最初所处的自然环境和所从事的经济行为存在密切的联系，人们最初所处的环境和最初的经济行为决定其崇拜对象及其形式。
1.1 对神树崇拜的研究
策-斯琴巴特尔《北方少数民族树木崇拜及木制器具的禁忌习俗》（2008年）中记载，鄂伦春族世代生活在深林之中，生活中的吃穿住行都离不开树木。作者认为北方诸少数民族的居住环境决定了他们的生活方式， 也决定了他们的信仰。树木崇拜成为他们自然崇拜当中的一种。文中还通过部分东北少数民族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习俗及宗教活动，具体阐述了北方少数民族的树木崇拜。文中还简单的对自然崇拜与图腾崇拜进行了区分。
郭崇林 高占伟《东北民族的自然神信仰》（1998年）文中提到“鄂伦春、鄂温克族称火神为“ 托奥博如坎” 。每年除夕之夜点燃髯火， 供祭酒肉； 初一清晨， 要先向火神叩头， 然后再向主人拜年祝福。平时围坐在火旁吃饭时， 必要先向火中投食洒酒， 然后才能进食。鄂温克族把每家每户的火种视为家族保护神， 搬家迁徙时， 绝对不可将火种熄灭。家中最小的儿子须和父母同住在供有火种的房间或毡包华， 以此象征种族的延续。”
1.3 对水崇拜的研究
郭淑云《表现诸多原始特征的鄂伦春族萨满教》（1996）一文其中有提到水神及鄂伦春人是如何祭拜水神的“水是万物生长之母源， 这个观念在萨满世界中被普遍信奉着。世代依山傍水而居的鄂伦春人素崇水灵。每当春暖花开时节， 猎民们便划桦皮船到河中， 以酒、肉祭水神， 以求吉顺。若遇江河泛滥， 山洪爆发， 则视作水灵作祟， 由萨满和德高望重的老人祭拜水灵， 萨满跪在岸边， 手举香在高处绕动， 然后往水里扔肉和野兽的脂肪， 并吟唱祭水神歌”
1.4 对日、月、星辰崇拜的研究
郭淑云《萨满教星辰崇拜与北方天文学的萌芽》一文中提到“星辰崇拜是萨满教古老的崇拜观念， 祭星仪式在北方一些民族中从远古延续至今，反映并记录了北方先民对星辰以及星空格局的认识。”郭崇林 高占伟《东北民族的自然神信仰》（1998年）文中提到“而月亮、北斗等为原始民族的狩猎、畜牧生产息息相关的星辰， 则成为满、蒙古、达翰尔、鄂伦春、鄂温克、赫哲、锡伯等民族普遍信奉的自然保护神。”
2 图腾崇拜
图腾崇拜是萨满教原始形态之一。它是在自然崇拜、动植物崇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图腾崇拜是典型的氏族宗教， 盛行于母系氏族社会。在北方一些民族中， 图腾崇拜久已淡漠， 在鄂伦春族中却至今犹有遗存， 其形式主要是以动物、灵禽为图腾， 视为祖先， 加以膜拜， 并形成了特定的礼仪、风俗与禁忌。
2.1 对熊图腾崇拜的研究
《表现诸多原始特征的鄂伦春族萨满教》郭淑云 孟秀春（1996年）“真诚地表达了鄂伦春人对熊的虔敬之心和他们猎熊后诚惶诚恐， 极力推卸猎熊的责任并祈求熊神保佑的复杂心态。”他们既奉熊为祖先， 视为图腾， 又要杀熊、食熊肉， 内心充满了矛盾。这种现象在很多原始民族中曾经普遍存在。《试论鄂伦春等北方狩猎民族神话中的崇熊意识》 瑜琼 丰收（1997年）民间神话是透视民族灵魂的一面镜子。透过对熊崇拜意识的剖析， 我们可以比较清楚地发现鄂伦春等民族猎民的崇熊意识， 具有丰富的文化历史内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又表现为不同的特点。而从总的发展趋势看， 这种意识具有从崇尚动物祖先向崇尚猎民自身的祖先演变的规律性。这篇文章通过民间神话的形式介绍了鄂伦春族视熊为民族的图腾
2.2 对虎图腾崇拜的研究
黄任远在《满一通古斯语族民族有关熊、虎、鹿神话比较研究》（1996年）中，通过通过通古斯语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赫哲族、锡伯族、满族等民族的神话传说比较，总结三种类型的神话故事，一是人虎结合；二是人虎互变；三是老虎报恩。从神话形象来看，虎是人类的“保护神”形象，它能给人带来狩猎丰收、平安顺利。老虎报恩型神话是图腾信仰的引申、发展和丰富。氏族成员既认为虎是他们的图腾神，又是她们的保护神。
2.3 对鸟图腾崇拜的研究
郭淑云在《满族鸟崇拜及其对北方民俗的影响》（1996年）文章主要介绍满族对于鸟崇拜的观念，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由满族到北方以渔猎生产为主要经济形态的少数民族中几乎都存在鸟崇拜。在长期的渔猎生活中， 与生息于广袤的白山黑水之间的禽鸟百兽朝夕相处， 禽鸟不仅是人类的有益伙伴， 而且是人类观天候、测灾异的最佳卜物； 随着渔猎经济的发展， 鹰、雕等猛禽得到驯化， 成为满族先民重要的狩猎工具； 禽鸟翔天入地的技能在萨满教世界中， 予以神秘化。鸟神在萨满教神坛上， 也是备受尊崇的图腾神、守护神和自然大神。 3 祖先崇拜
在孟志东 瓦仍台布 尼伦勒克《鄂伦春族宗教信仰简介》一文中，鄂伦春族跨进父系氏族社会的门坎之后， 又有了祖先崇拜的宗教形式。祖先崇拜之风的形成， 主要来自两个原因， 一则出于对本氏族先人表示爱戴性的纪念愿望， 二则出自人死后灵魂永存的观念。祖先崇拜的表现是每一氏族各有共同供奉的《阿娇如宝日坎》（祖神） 。“ 阿娇如”一词， 意即根子。起初， 人们对其母方家族舅姨亲戚称作“ 阿娇如” 。后来由于男人在创造社会物质财富方面居于主要地位， 就把父系氏族的祖先也称为“ 阿娇如” 了。
4 偶像崇拜
5 从其他民族引进了一些反映私有观念和阶级压迫的神
拜年的作文篇8
【关键词】青蛙信仰；奎星崇拜；交感附会
【作 者】张朝霞，南开大学博士研究生，南昌工程学院人文社科系副教授，南昌，330099；章军华，江西东华理工学院中文系副教授，江西抚州，344000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6)03-0135-005
Refracted southern Chinese folk custom Mutual inductance spot from the Jinxi of Jiangxi folk god originZhang Zhaoxia，Zhang Junhua
Abstract：Although there are a lot of statements in southern Chinas folk-customs about frog faith， they may generally summed up into three kinds which are crop-praying-for-foison， genitals worship and God of drama， the first two of which are more widely acknowledged. However， I think that the origin of frog faith emerges in primitive Wu Jis praying for rain， and that the sorcerer cross coupling astrology and physiognomy makes false analogies or strained interpretations pairs in the Western white tiger Big Dipper “the god of literature" worship， which invites the astrology and physiognomy of study――god of literature worship two kind of sacrificial offering subject direction primitive witch――praying for rain――crop-praying-for-foison――village stage performances sacrificial offering， astrology and physiognomy of study――“the god of literature" worship――water-control――curing epidemic diseases by exorcism――hope for safe procreation. The frog god phenomenon in Jiangxi Province Jinxi County， still in vogue， happens to show that during the vicissitude of southern ancient national frog faith， the worship makes false analogies or strained interpretations by the sorcerer to “the god of literature" for the frog god cross coupling spot， which reveals the “deification" process during which the southern ancient national frog faith as a pure “ideal" evolved into a belief in an existing frog god.
Key words: Frog faith Star Kui worship Mutual inductance spot.
一
中国南方少数民族中的青蛙信仰与崇拜是个有趣且颇多争论的问题，争论的焦点之一就是它的起源问题。综观近年来学术界研究青蛙信仰的文章，大约有三种较具典型性的说法：一是稻作文明中的祈丰收；二是生殖崇拜；三是戏神。如：林国平、彭文宇先生《福建民间信仰》中认为“百越族是较早种植水稻的民族，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他们发现青蛙的某种叫声预示着雷雨的即将来临，但他们又不明白其中的奥秘，以为青蛙能呼风唤雨，兆示着农业收成的丰歉，所以对青蛙加以崇拜”①，这是祈丰收说的代表；赵国华的《生殖崇拜文化论》和傅道彬的《中国生殖崇拜文化论》都曾专门讲到古人把青蛙作为生殖崇拜象征物的事实，而赵国华先生提到青海孙家寨先民的蛙祭图别强调男性的生殖器官的事实等②，这显然是生殖崇拜的代表；把青蛙视为戏神的论述，隗芾先生认为：“青蛙是中国南方古代农业社会很普遍的图腾，在潮汕地区称为田元帅，是戏剧、歌舞、巫觋、游戏等共同崇拜之神。”③另外，学术界在探讨青蛙作为祖先崇拜类方面也有诸多进展，如对黎族的文身符号体现出青蛙图腾的崇拜向祖先崇拜的演进等。④其实，上述诸多论述青蛙信仰的起源问题，可以归纳为两种祭祀主题方向：原始巫之星相学――奎星崇拜――祈雨―――稻作祈丰收――社戏祭祀之神，原始巫之星相学――奎星崇拜――治水――驱邪逐疫―――祈求生育平安。无论是祈雨或驱邪逐疫，归结点均与中国古代道教或巫文化相关联，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古巫星相占卜术或堪舆方术的内涵。然而，这个问题却或多或少地被忽略了，也就是说，在探讨中国南方少数民族的青蛙信仰起源问题上，上古巫术崇拜的过程被完整认知下来，而巫师的理念与目的、意义等却被忽略了。
民族历史与文化研究近两年来，笔者在考察江西省金溪县秀谷镇水门庙的活体青蛙崇拜现象时发现，该庙中供奉的青蛙神现象起源于唐末宋初时期的江西堪舆学说，并映证了汉代司马迁《史记》中的有关记载，从而在理论上构架出青蛙信仰起源论中奎星崇拜倾向的理念与意义的新观点，折射出中国南方古代民族青蛙信仰的交感点之轨形。不足之处，请方家批评赐教。
二
先从江西金溪县水门庙的青蛙神物的来历与特点说起。
在金溪县城秀谷镇东南部(老城区)的水门庙(又称“蛤蟆庙”，旧称“中团庙”)前殿，至今仍供奉着一种特殊的神祗――活体青蛙，具体说是一种生活在森林中的树蛙，这种青蛙的特点是背上有七个金星般的小圆点(实际上不一定是七个，只是信士相传附会而已)，乡民们视之为能驱瘟逐疫的使者。青蛙使者平日里在水门庙里供奉着，要是哪个乡民家有久病不愈者，庙里的师傅(和尚)就会应约携青蛙使者前往驱邪和看病。据水门庙中悬挂的简介说，《金溪县志》第三本清康熙十一年和乾隆十六年记载，水门庙原名‘中团庙’，建县时堪舆杨文愿立三庙以禳疫灾，北为天符庙，南为太紫庙，中为水门庙。庙有神物，号青蛙使者，色青，背上金星七，来去自如。相传建县时作官舍，取土深数丈得之，神为人言云“掌邑中五瘟”。这则资料在清同治九年修的《金溪县志・卷三十六・轶事》中可找到印证，其载云：“旧志载，创县时堪舆杨文愿立三庙以禳疫灾，北为天符，南为太紫，中为水门庙，庙有神物，号青蛙使者。”⑤又载：“水门庙所祀青蛙使者，形即蛙，青色，背上金星七，好事者以锡作盆，置金椅于内，闭以锡盖，去来自如；有祈祷者启其盖，祀之坐椅上，与人无异，目光炯炯，若识人言语者。相传开县时作官舍，取土深数丈得之，神为人言云‘掌邑中五瘟使者’，故祀于此。”(注：引文中的标点为作者添加)⑥
从以上几则记载可以看出，金溪青蛙神的起源于该县创建时的堪舆学说。旧时江西临川古郡建县选址往往聘请堪舆者来敷衍风水，这是唐末宋初兴起的江西堪舆学派中的玄空风水的特色。另据新版《金溪县志》大事记头条记载：“(宋)淳化五年(944)，析临川县的归德、顺德、顺政及原归政4乡，建立金溪县。县署在锦绣谷的南面，为知县事刘世昌创建。”⑦由此可见，江西金溪青蛙神起源始于宋初淳化五年，即公元944年，其时江西派堪舆学说在赣、闽、粤等地正开始盛行。而就金溪水门庙的青蛙神物身上有七颗金星和掌“五瘟”的本领等两个特点分析，结合江西堪舆学说对星相交感附会的传统习惯，可知金溪县水门庙中的青蛙神物当源于天上某七个星座组成的星宿的崇拜，且祭祀主题为主治瘟疫。
三
接下来的问题是，古星相学说中有哪几个星宿是由七座组成，且堪舆附会的祭祀主题为主治瘟疫 用模糊理念方法搜索，可框定两个星宿基本符合条件：北斗七星和西方白虎七星。
先从古人对北斗星的崇拜说起。据《太上玄灵北斗本命延生真经》中介绍，北斗掌握世人生死罪福，以延生治病、消灾解厄等，都须向北斗来祈祭。干宝《搜神记》中便有“南斗注生，北斗注死。凡人受胎，皆从南斗过北斗。所有祈求，皆向北斗。”⑧这种信仰一直延续到明代初期，在罗贯中的《三国志通俗演义》的中“孔明秋夜祭北斗”一回里，诸葛亮仰观天象，知自已“寿死不远”，所以祭斗求寿。⑨所以，对北斗星的崇拜，原始的意义寄寓着祈求生命延续的祭祀主题。而西方白虎七星则不同，西方白虎七星在古人星相崇拜中，是主刑狱之星宿，如乌恩溥先生所云：“西方白虎七宿作为星宿是主治刑狱的。”⑩即主人生的祸灾，与北斗七星显然有很大差别。
事实上，古人无论是对北斗七星还是西方白虎七星均无祭祀主题为主治瘟疫的直接意义，最直接的来源，始于西汉时期史官对西方白虎七星中的奎星崇拜的解释。《史记・天官书》：“奎曰封豕，为沟渎。”[11]可见至少在西汉时期，奎星就有主治水灾的星相释义，而水灾是先秦以来造成人类瘟疫的最重要的罪魁祸首，故而奎星有主瘟疫的祭祀主题意义，且这一意义一直延续至清代，才渐渐被从宋以后兴起的魁星崇拜与意义所替代，并被消解而同化为魁星主文昌的祭祀主题意义。这从清人顾炎武的《日知录》中可得到证明，其云：“今人所奉魁星，不知始自何年 以奎为文章之府，(钱氏曰)‘天官书：奎为封豕，为沟渎，不云文章之府。宋初五星聚奎，说者谓孔子鲁人，奎娄为鲁分野，儒教当与象特。史官传会之词，学校祀魁星，虽非古礼，然新定续志学校门云，魁星楼为一邑之伟观，其上奉魁星，则是南宋时已有之矣。’故立庙祀之，乃不能像奎，而改奎为魁，又不能象魁，而取之字形，为鬼举足而起其斗。”[12]也可从现存的清代修建的奎星阁上装点的文字与供奉的魁星点斗形象可以得到证实，如四川省仁寿县城中心始建于清乾隆元年(1736年)的“奎星阁"、福建省金城东门涂山头的修建于清道光十六年(1836年)的奎星阁、始建于清乾隆年间的南京夫子庙建筑群中的奎星阁等。
因而，金溪的青蛙信仰的源流可框定为西汉时期甚至更早以前的巫师对奎星崇拜，只不过从清代开始，这种信仰崇拜的本体意义因魁星崇拜的兴盛而被消解，以致于被人淡忘而遗失。从这个角度上讲，金溪的青蛙信仰保存了西汉(实际上更早以前)以来巫师的星相学对奎星崇拜的本质意义，只不过原始巫师对星相的崇拜缺乏史料记载而已。
四
那么，西汉以来(事实上可能更早些)的奎星信仰究竟是如何与“青蛙”、“大将军”这些拟物、拟人化的表征关联一起的呢 其最主要因素在于巫的交感附会。
作为西方白虎七星之一的奎星，共有十六颗星组成类似“草鞋”形状，故民间有“草鞋星”或“破鞋”之象形说法。据 ［《周易》星象通考(二)］“履卦"部分介绍，“奎宿为西方白虎七宿的第一宿，共十六星；十六颗星排列成鞋底的形状，俗名‘草鞋’，又名‘破鞋’”。[13]最早见诸文字把奎星与“青蛙”拟物化形状关联一体的是司马迁的《史记・律书》，其云：“奎者，主毒螫杀万物也，奎而藏之。”［集解］：徐广曰：“(奎)一作圭虫’”[14]。“圭虫 ”即“蛙”字，可见“奎星”概念交感并拟物化后定格为青蛙形象，最见诸史料的出自西汉，且是从“奎”字的形声意义转换而来，进而演绎成另一概念并被拟物化定格为青蛙形象，从而形成活体青蛙神的民俗信仰，这便是青蛙信仰起源说能找到文字记载的最早证据，也是巫师交感附会成“青蛙神”的变轨开端，即青蛙信仰由原始巫师的奎星崇拜之“理念”转化为活体青蛙崇拜的拟物神化之开端。
由于“奎星”本质为主沟渎，故西汉以来的青蛙信仰仅局限于主驱水灾瘟疫的祭祀主题意义，这在《日知录》中说得很清楚，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唐代。唐代则因《史记・天官书》中有“奎，天之府库”[15]之句而把奎星演绎成“主库兵秉统制"，并给它冠名为“大将军"，如：《唐开元占经》中的《玄冥占》曰：“‘奎大星，大将军’。其欲明而行列两头，免近河以候水兵。”[16]从而使青蛙形象也戴上了“大将军”的帽子，继而完成拟人化的过程，这便是“青蛙将军”名称的由来。又因唐代的府库是官府储藏文书、财物的地方，故唐代的“奎"也被赋予了藏书与财富的象征意义，并被演绎为主文章和主财运的祭祀主题意义，所以，从唐代以后，“奎星”的祭祀主题就有驱瘟疫、主文章、主财运等三种各自不同的祭祀主题意义，且完成了“青蛙”与“大将军”形象的重合。
但这种现象从南宋时代开始发生变化，从顾炎武的记载中可知，此时的北斗星座中的“魁星”开始有主文章的诠释，这显然是从西方白虎星宿的“奎星”崇拜中主文章意义的衍化而来。因而魁星的主治意义从南宋开始，一方面具有原本的主治延生治病与消灾解厄的意义，另一方面又有主文章的意义。而作为主文章的神灵，魁星至清代时全面替代原本的奎星。但魁星在完成承接奎星主文章意义的同时，也造成奎主文章的意义与形象的逐渐被消解，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漫长的消解过程中，魁星作为北斗星所赋予的主治延生与治病、消灾解厄的祭祀意义，也为奎星所吸收，从而使奎星的青蛙形象又具备了主治驱邪逐祟的意义，这便能解释现存金溪水门青蛙使者能上门给百姓看病消灾习俗，和台湾省的“铁甲将军”具有驱邪逐祟意义的相关民俗现象。
五
近代学宫中也祀魁星，并把青蛙作为替代物，在清代及近现代人看来，青蛙图腾是魁星的拟物化形象的表征，此俗在清人施鸿保《闽杂记》中也有记载，福建省龙岩州人皆戒食蛙，七月七日为魁星诞，必买大者，祀而放之池中，原因就是把蛙作为魁星的替代物。这显然是清代及近现代人们对青蛙仰信的来源的异化传承现象。
江西省金溪县秀谷镇水门庙中的青蛙信仰与台湾省连江县北竿乡芹壁村的青蛙信仰在祭祀主题上均有驱疫逐祟本质意义；2002年秋，两地的信士曾互赠青蛙神物；更有台湾省的青蛙神称为“铁甲将军”(铁甲即青蛙一词的方言)，与金溪的青蛙神称谓“青蛙使者”是一致的，因为“使者”一词在古代即有“将军”的意义，如：如宋末元初刘镗诗句“白面使者竹筱枪，自夸搜捕无遗藏”中指的“白面使者”，亦称傩神白面将军。[17]可见，江西的青蛙信仰与台湾的青蛙信仰同宗同源。从传承角度上看，江西与台湾在地域上有福建省为中介，钱塘人施鸿保在清道光年间到福建省光泽县做幕僚时，曾耳闻目睹了该县供敬青蛙将军的习俗，其时的青蛙将军既有财神、戏神因素，同时还是保五谷丰登之神。[18]而现存台湾省百竿乡庙宇中的“铁甲将军”，主要是以驱邪逐祟为目的，并作为妈祖神的配享祭祀之神。显然，江西、福建、台湾三地的青蛙信仰是一脉相承的，其祭祀的主题本质均来源于西汉时的奎星崇拜，而历经宋元明清以来，受魁星崇拜因素及妈祖祭祀文化因素的影响，最后得以定格而形成。
从江西、福建、台湾三省的青蛙信仰的本源问题，可洞察中国南方民俗中的青蛙信仰起源的共性，即归结点在于对奎星的崇拜倾向，无论是驱疫逐祟类，还是祈雨类，实际上均出自堪舆学中的星相学术，即原始巫祭祈雨。其发展流程大约如此：由最初祈雨转化为治水，演绎为驱瘟疫，后又演绎为驱邪避灾、主财运、主文章，再被演绎为祈求五谷丰登，或延伸为人丁兴旺即生殖崇拜(祖先崇拜)，再次便是后来的戏神主题等等，即其衍生过程为如下两种祭祀主题方向：原始巫之星相学――奎星崇拜――祈雨――稻作祈丰收――社戏祭祀之神，原始巫之星相学――奎星崇拜――治水――驱邪逐疫――祈求生育平安。
注释：
①《福建民间信仰》，林国平、彭文宇著，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P58。
②《生殖崇拜文化论》，赵国华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P120。
③“傩文化在潮汕的变异形态”，作者隗芾，《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990年第2期，P20。
④“中国少数民族的身体装饰”，唐绪祥，《装饰》2002年第9期，P182。
⑤、⑥见清同治九年版《金溪县志・卷三十三・轶事》，P8―9。
⑦见新版《金溪县志》新华出版社 1988年11月版，P12。
⑧《搜神记》，干宝著，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卷3，P33―34。
⑨《三国演义》，罗贯中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P1005。
⑩“《周易》星象通考(二)”，作者乌恩溥，《周易研究》，1999年第3期，总第四十一期，P19。
[11]《史记・天官书》，司马迁著， 中华书局，1982年版，P1305。
[12]《日知录集释》，顾炎武著，清黄汝成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P2418。
[13]“《周易》星象通考(二)”，作者乌恩溥，《周易研究》，1999年第3期，总第四十一期， P19-20。
[14]《史记・律书》，司马迁著，中华书局，1982年版，P1248。
[15]《史记・天官书》，司马迁著，中华书局，1982年版，P1305。
[16]《唐开元占经》，中国书店1989年版，P430。
拜年的作文篇9
这是新郑举行的第七届拜祖大典。“一条黄丝带把我和故乡紧紧连在一起。”，在河南新郑举行的壬辰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上，来自海内外许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上万名炎黄子孙身披黄丝带，共同祭拜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轩辕黄帝。
拜祖大典一共有九项，分别是盛世礼炮、敬献花篮、净手上香、行施拜礼、恭读拜文、高唱颂歌、乐舞敬拜、祈福中华、天地人和。
《黄帝颂》是河南新郑2006年丙戌年农历三月三黄帝故里拜祖大典时特意创作的歌曲！黄帝是轩辕黄帝的简称，颂是赞美、歌颂的意思。
最后，来自北京、香港、澳门、台湾的四位小朋友共同放飞和平鸽，白鸽在万人瞩目中扑扇着翅膀飞向蓝天，拜祖大典也落下帷幕。
这是拜祖大典的全过程。整个过程庄严而又肃穆。来自台湾的中华侨联总会副秘书长廖俊杰激动地说：“我们对祖先怀有深深的敬仰。不管身在何方，都不能忘记自己的根。”“同根同祖同源，和平和睦和谐”，是呀，在海外有多少游子，都想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但由于种种原因，而形不成统一。拜祖活动是两岸经济、文化合作交流很好的平台，黄帝是两岸炎黄子孙的“祖宗”，许多台湾人都知道自己的祖根地在中原，再远的距离，也阻不断这种血浓于水的感情。“拜祖大典”已经由区域性的纪念活动发展成为海内外炎黄子孙寻根团聚的盛大节日，也是海外炎黄子孙文化合作交流的大平台。
拜年的作文篇10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个人崇拜；起源；盛行原因
长期以来，关于党内个人崇拜的问题，政治学界和中共党史学界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形成了一些共识性的理论观点。但笔者认为，对于某些观点有重新认识之必要，对此我们提出以下两个问题，就教于学术界同仁，以期深化对该问题的研究。
一、关于党内个人崇拜的起源问题
关于毛泽东个人崇拜的起源问题，国内学术界公认的看法是1958年的成都会议。其根据是毛泽东在会议上的一段讲话：“赫鲁晓夫一棍子打死斯大林也是一种压力，中国党多数人是不同意的，还有一些人屈服于这种压力，要打倒个人崇拜。有些人对反对个人崇拜很感兴趣。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崇拜，这就不对了。反对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问题不在于个人崇拜，而在于是否是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不是真理就是集体领导也不成。我们党在历史上就是强调个人作用和集体领导相结合的。打死斯大林有些人有共鸣，有个人目的，就是为了想让别人崇拜自己。有人反对列宁，说列宁独裁，列宁回答得很干脆：‘与其让你独裁，不如我独裁好，”’。毛泽东这段讲话的确反映了他对个人崇拜的认可和欣赏，但笔者认为，这只是体现了毛泽东对个人崇拜的思想转变问题，并不足以说明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由此而生。如果通观整个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史，毛泽东的个人崇拜问题，肇始于民主革命的40年代。
1942年，随着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在统一战线内部的冲突也愈益明显。为了争取抗战胜利之后的有利态势和主动地位，1943年蒋介石出版了《中国之命运》，公然宣扬“一个中国”(即中华民国)、“一个主义”(即三民主义)、“一个领袖”(即蒋介石)的封建独裁思想。在中国这样一个封建皇权思想依然对广大农民有着浓重影响的情况下，为争取民心，打退国民党在思想战线上的进攻，对抗蒋介石的个人独裁，中国共产党有必要将对自己领袖和思想主张的宣传提到首要地位。1943年7月6日，刘少奇撰文指出，中共终于发现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中共的历史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中心”构成的。刘少奇的文章是一个信号，中共前任总书记博古随后称颂：“我们有党的领袖，中国革命的舵手——毛泽东同志，他的方向就是我们全党的方向，也是全国人民的方向”。高岗在1943年11月中央召开的工农“劳动英雄”大会上宣称：“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救星，是工农的灯塔，是劳苦大众的旗帜”。于是在1943年11月2日《解放日报》刊登的劳动英模和其他积极分子致毛泽东的致敬信中，开始出现了欢呼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救星”的词汇。由青年农民李有源创作的“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这首陕北民歌也开始流传大江南北。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两位在延安实地采访的美国记者T.H.怀特和A.雅格比曾这样写到：“在公众集会上，对毛的即席讲话，其他政治局委员(都是地位极高的人)也经常故作姿态地去作笔记，好像毛的讲话就是从中可以汲取知识的甘泉。还经常可以听到一些自惭形秽的颂扬之词，极其夸张，几乎令人作呕”。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对于毛泽东的个人崇拜问题，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40年代已经开始，但这种崇拜并没有形成遍及整个社会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它的客观效果具有两重性：
其一，这种崇拜揭开了神化毛泽东的序幕，对建国后毛泽东崇拜的重新滋生和盛行奠定了基础，具有消极的作用。
其二，这种过分的渲染，对于粉碎国民党蒋介石企图以“一个中国、一个主义、一个领袖”来取消中国共产党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合法地位，实行国民党一党专政和蒋介石个人独裁的阴谋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对凝聚根据地人民的思想战斗力和争取全国民众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向心力也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
令人欣慰的是，由于战争环境的硬性约束，在生存作为第一需要的情况下，毛泽东始终保持了清醒的认识。所以，毛泽东对这种个人崇拜，并无欣赏之意，并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禁止个人崇拜的思想，使民主革命时期所发生的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现象没有盛行和发展。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毛泽东在建国初期依然坚持了他在民主革命时期反对个人崇拜的主张，并在中共八大上作出了“继续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但是，在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完成后，巨大的成就使他产生了骄傲自满情绪，和平环境条件对生存的意义的消减，使他放松了对个人崇拜的警惕。当他的主张和意志在党内遇到阻力时，他认为这是自己的权威不够所致，于是就发生了1958年成都会议上由原来对个人崇拜的反对到对个人崇拜欣赏的思想转变。
二、关于党内个人崇拜重新滋生和盛行的原因
就毛泽东个人崇拜重新滋生的因素而言，学术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其一，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对毛泽东别有用心的宣传和神化，是党内个人崇拜重新滋生的重要原因；其二，领袖对个人崇拜所采取的实用主义态度，是个人崇拜得以盛行主要因素。
勿庸置疑，上述分析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此种分析也存在一定的不足，它没有说明造成原因的原因，如：是在何种基础上产生的驱动力，促使林彪等人开始对毛泽东进行了个人崇拜。事实上，五、六十年代党内个人崇拜重新滋生的因素是极其复杂的。既有与国际共运史上个人崇拜者的共同一面，也有中国政治体制弊端的助动作用；既有人类社会一般政治文化的影响，也有中国特殊文化因素的推动。究其原因，有如下七个方面。
第一，巨大的历史功绩是其进行个人崇拜的政治资源。熟知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任何一个人都不会否认，历史的时势造就了三位伟人：孙中山、毛泽东和邓小平。而在三位伟人之中，毛泽东的功绩尤为显著。在他的领导之下，创立了第一块革命根据地，并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从“左”倾教条主义导致的严重挫折中转危为安。在他的卓越指挥下，仅用了三年时间，便取得了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洗涤了中华民族百年挨打屈辱的历史，将中国领向了一个新世纪的起点。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所指出的，“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这些特殊的贡献深深地感染着每一个从旧社会走过来的中国人，在他们的心目中，“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词实质上演变成了“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的含义，毛泽东的伟大形象已被人们笼上了“救世主”的光环。具有如此历史功绩的伟大巨人，只要稍稍放松对个人崇拜的警惕，就极可能导致个人崇拜的产生，而对个人崇拜认可和欣赏的行为则势必造成个人崇拜现象的泛滥和盛行。
第二，超凡魄力的影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袖集体中，虽不乏群星璀璨的领导人物，但能像毛泽东这样具有超凡魄力的人物却绝无仅有。毛泽东的魄力可以说是在中国独一无二，在世界举世无双。这种超凡魄力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伟大的人格。在毛泽东的身上蕴涵着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和伟大革命家的恢弘气度：重振华夏文明的历史使命感、献身祖国的民族精神、追求人类幸福的伟大理想、百折不挠的钢铁意志、泰然自若的大将风度、虚怀若谷的宽广心胸和历史巨人的伟大气概。
其次，卓越的才干。作为伟大的思想家，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将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指明了中国革命的前进方向和道路，创立了以新民主主义理论为主要内容的毛泽东思想。作为杰出的军事家，他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料敌如神、所向披靡。作为非凡的政治家，他成功地解决了党内党外的重要政治问题，其对敌斗争和党内政治斗争的艺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他是中国革命所孕育出来的最杰出的领袖人物。
毛泽东的人格魅力和杰出才干，使党的广大干部为之折服，使中国的一般民众为之倾倒。在中国人民心中，他和人民如此的亲近，而又如此的神圣；他既具有中国农民质朴务实的本色，又具有真理化身的光辉。薄一波曾有这样的回忆，他的一位老战友曾不止一次告诫他：“毛主席讲的话，如果你觉得不对，千万不要讲，你回去想想，慢慢就会知道毛主席是正确的。长期以来，在我们的脑筋里，的确形成了一个思想框框：毛主席说对，就对；说错，就错，人人都以毛主席的是非为是非”。在毛泽东的这种超凡魅力影响下，极易唤起中国民众将其神化的情绪。值得指出的是，由超凡魅力而形成的个人崇拜和靠强权而形成的个人崇拜具有十分明显的不同效能。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斯大林和毛泽东是实践个人崇拜的典型人物，但他们进行个人崇拜的手段不同，其效能也大相径庭。斯大林领袖地位的取得更多地依靠行政手段，而毛泽东则主要凭借其功绩和超凡魅力；斯大林的权力基础更多地是强制，而毛泽东的权力基础则主要是民众内心的拥戴；斯大林政治权威的维护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秘密警察，而毛泽东的政治权威却具有最深厚、最广泛的社会基础；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更多的是出自畏惧，而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则发自心灵的真情；受斯大林残酷打击的各级干部更多的是憎恨，而受毛泽东错误批判的领导成员依然是忠贞不渝。
第三，高度集中的权力结构的助动。无论任何政治设施，都是在人们一定的政治意识指导下建立的。但这些政治设施一旦确立之后，又成为一种客观的现实，反过来影响人们的政治意识，促进或制约人们政治观念的发展。政治体制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它对人们政治观念的作用也不例外。由于中国政治体制中权力的高度集中，对个人崇拜的产生客观上起了催化作用。集权政体之下的个人崇拜有两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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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为实现某种政治主张而进行的个人崇拜。由于毛泽东对权力的高度集中，党的其他领导人物已无力实施某项政治主张，他们只好通过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来达到实现其政治主张的意图。一位美国学者这样分析说：“他们借助毛泽东的名字来作为国家团结的象征，利用他的语录来促进他们希望建成的非毛泽东主义的体制进程。”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刘少奇说，“我是积极地搞个人崇拜的，积极地提高某些个人的威信的。在七大以前，我就宣传毛泽东同志的威信……反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的运动，赫鲁晓夫搞这一手，我看也有许多不正确的地方，不应该那样搞。所以在二十大以后，有人要反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我想是完全不正确的，实际上是对党、对无产阶级事业、对人民事业的一种破坏活动”。刘少奇的讲话在当时是极具代表性的，反映了党的高级干部的真实心理。这种个人崇拜，一是出于对毛泽东的敬仰；二是为实现某种政治主张的需要。在权力高度集中、党内民主集中制原则已遭破坏的情况下，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只好通过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来曲折地维护自己的地位和贯彻自己的主张。残酷的历史事实表明，无论出于何种动机的个人崇拜，其崇拜者往往受到崇拜的反作用，刘少奇后来的悲惨结局典型地证明了这一点。可谓“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后人也”。时隔34年之后，刘少奇之子刘源关于刘少奇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问题，作了这样的反思：“以刘少奇对毛泽东的了解，应对这一趋向(指毛泽东的个人专断，笔者注)有所发现和警觉。共同作为世纪伟人、一代哲人，刘少奇不应该任随毛泽东的错误一味发展，也不应该对这种发展的后果完全无知。加之，毛泽东最后得以凌驾于全党全民，人们自然归根到‘始作俑者’的他。就此来说，刘少奇负有直接责任”。为此，“刘少奇为他的错误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而更为残酷的则是刘少奇“被自己塑造的神祗砸死，其痛苦远远超出任何自我批判和自我否定”。对此，“这是不能以‘维护党的统一’，或为了党和革命的利益‘委曲求全’来解释的”。
其二，为实现某种政治野心而进行个人崇拜。权力是崇拜的基础。在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下，由于党的领袖掌握着巨大的不受限制的权力，又存在着事实上的终身制，所以，最高领袖的个人意志往往决定着一个人政治命运的升迁或衰落。这种权力运行的特点必然被少数野心家所利用，成为他们通过鼓吹个人崇拜达到谋取个人政治野心的捷径。1958年夏，康生提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1959年底，康生又提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最高标准、最后标准”。需要指出的是，康生所谓的毛泽东思想，是指毛泽东一个人的思想，不是《决议》中所阐明的集体智慧的结晶。在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中，最有力、最有影响的当数林彪。1959年林彪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后，他在军队系统中开始推行突出政治，提倡“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由于林彪、康生等人在党内身居要职，又披着“学得最好”、“举得最高”、党的“理论权威”等外衣，因此，他们的个人崇拜活动起到了蛊惑人心的煽动作用。
第四，领袖的自我欣赏。如果仅有崇拜者的狂热鼓噪，而没有被崇拜者的认可和欣赏，这样的个人崇拜可以产生，但不会泛滥盛行。毛泽东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并不是不知道搞个人崇拜的危害。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他曾要求过不能糊里糊涂的跟某一个人，“对的就跟，不对的就不跟，要独立思考”。一个曾经反对个人崇拜的伟人，是何种原因使他后来不坚决制止林彪等人鼓吹个人崇拜，反而默认甚至支持呢?究其原因，是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使他对个人崇拜采取了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在他的观念中，某种特定条件下，为了政治斗争的需要，可以搞个人崇拜，而且需要搞点个人崇拜。1970年他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说：“总要有点个人崇拜”，“过去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那个时候我说无所谓个人崇拜，倒是需要一点个人崇拜”。据斯诺在《漫长的革命》一书中记载，毛泽东曾这样评论苏联的个人崇拜：“据说斯大林曾是个人崇拜的中心，而赫鲁晓夫则完全没有个人崇拜，……赫鲁晓夫先生垮了台，大概是因为完全没有个人崇拜”。在毛泽东看来，赫鲁晓夫的垮台是缺少个人崇拜所致，要维持政治权威，就必须进行个人崇拜。毛泽东对个人崇拜的实用主义态度，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当他感到自己的意志和主张的实施遇到阻力时，往往借助个人崇拜有正确和错误之分的理由，对所谓“正确的个人崇拜”进行欣赏和支持。
作为个人崇拜是否有正确和错误之分呢?回答当然是否定的。1956年经党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指出，“个人崇拜是过去人类长时期历史所留下的一种腐朽的遗产。个人崇拜不只在剥削阶级中间有它的基础，也在小生产者中间有它的基础。”个人崇拜是“旧社会腐朽的带毒素的某些残余思想”，“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而当像斯大林这样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物也接受这种落后的思想的影响的时候，就会反转过来再影响全社会，造成事业的损失”。所以个人崇拜它只能产生消极的后果，而决不会产生正确的积极的东西。
领袖对个人崇拜的欣赏，则必然被某些人所利用。在1958年的成都会议上，当毛泽东提出个人崇拜有错误和正确之分后，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在讲话中提出，“我们对毛主席的信仰要信仰到迷信的程度，对毛主席的服从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柯庆施的讲话非但没有受到批评，而且不久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从此个人崇拜在党内开始泛滥起来。
第五，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契合。对任何一位领袖人物的崇拜，必须置于某种文化背景之下，方能显出奇特的效果。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恰恰和个人崇拜的观念有相通和契合之点。数千年封建文化的传统决定了在毛泽东从一个政党领袖到一个民族领袖的过程中，必须经过传统合法的认可。“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这支家喻户晓的陕北民歌真实地道出了几亿翻身人民的心声，体现了对毛泽东领袖地位的传统合法性最高程度的认可。这种传统合法性实质上就是中华民族的价值体系之一，即对圣王明君的渴求。这是一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浸润着封建政治文化的价值观念。但在社会结构尚未根本改观的情况下，以手工操作为主的小农经济难以产生现代政治意识，所以，这种价值观念仍然关系到民心的向背，对获得民众传统合法性的认可，依然具有重要意义。在当时大多是文盲的中国老百姓真诚地把新中国作为“上符天道、下合人欲”的新朝代来接受和追随的同时，也必然把毛泽东作为人民的圣明君主来理解和崇拜。所以，必须用现代政治文化替代封建政治文化，将传统性转换为现代合法性。否则，传统合法性的认知观念和行为，极易造成培植个人迷信和适宜现代造神运动的氛围和环境。
第六，单一舆论和巨大功绩的互动效应。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中国的工人阶级成为新社会的领导阶级，所以，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自然也就取代了支配精神生产的合法权力。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之后，中国共产党在加强对意识领域控制的同时，也重点加强了对领袖个人的宣传力度。毛泽东的巨大功绩，许多中国共产党人在对“领袖”一词的理解上产生了独特的含义。他们没有将“领袖”作为列宁原意上的“领袖集体”来认识，而将“领袖”仅指毛泽东一人。在多次场合下，刘少奇对人们称其为“刘主席”，并将其与“毛主席”并列表示了反对。在新闻报道的宣传中，“毛主席”一词成了毛泽东的代名词，“领袖”二字成了毛泽东称谓的专有名词。怀有勃勃野心的林彪。应该说十分清楚新闻报道对他的广为宣传，为日后赢得社会政治资源，进而进行篡党夺权的重要意义。但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深谙，使他也不得不强调只宣传毛泽东一人。他在1967年6月16日致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的一封信中指出：“近一个多月来，我看了三次演出，每次演出中，都有‘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和‘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这两个口号并提的情况。我认为‘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这个口号是完全正确的，非常必要的。为了在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突出毛主席的伟大作用，树立毛主席的绝对威信，不宜提‘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的口号。只有突出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作用，才符合于全国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的需要和客观实际。今后一切演出、一切会议、一切文件、一切报刊以及其他各种宣传形式都应突出毛主席不要把我和毛主席并提”。对毛泽东个人的过分宣传，进一步神化了毛泽东的伟大形象，而对毛泽东所立下的巨大丰功伟绩的认知和折服，又进一步强化了对毛泽东的宣传力度，从而对个人崇拜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滚雪球”的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