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春为话题的作文十篇

以春为话题的作文篇1

2、当我们坐在椅子上，谈笑风生地交流着，脸上洋溢着温暖的微笑，那便是青春;当我们走在大街上，互相捉弄着闺蜜好友，幼稚地玩耍着，那便是青春;当我们站在阳光下，穿着校服挥着手，高高兴兴地拍毕业照，那便是青春;当我们回头看着母校，望着即将分离的好友，昔日的快乐时光浮现，又落下泪来，那便是青春……青春是美好而又充满酸甜苦辣的年华，让我们声声叹息，它的短暂。

3、因为老师的责骂而感到委屈，不禁向闺蜜好友抱怨，那就是青春;因为闺蜜好友的生日到来而手忙脚乱，到最后不好意思地向闺蜜好友吐舌，那就是青春;因为家人带来的小小惊喜而喜悦，悲伤都抛到九霄云外，那就是青春;因为一次考试没考好而失落，又被闺蜜好友的安慰逗笑起来，那就是青春。

4、那些韶华与单纯中，总有一些记忆让我们难以忘怀。难忘朋友。曾经一起笑过哭过痴过恨过爱过，曾经在失落的一个安慰，在伤心的一份温暖，深深刻在记忆的心田。天下无不散之筵席，而你我却有着永恒的友谊。

5、难忘恩师。朗朗吟读诗歌，犹记当初您耐心的教育;埋头提笔疾书，犹记当初您细心的指导。温柔的话语，细心的教导，修长的身影，都将永存在心。

6、难忘母校。一步步走进硕大的校园，繁花似锦，绿草如茵。而我们就在这充满欢声笑语的校园，度过漫长的学海生涯。因为您的陪伴，才有了一个个人才。您的模样，挥之不去。

以春为话题的作文篇2

话题教学中如何设置话题至关重要。余映潮老师以为，话题的设置，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设置“主话题”，二是设置“微型话题”。主话题就是突出重点的“以此为主”的话题，如教学《安塞腰鼓》，可以只讨论一个主话题：说说《安塞腰鼓》的语言美与阳刚之气。在我看来，话题教学其实分为主话题和分话题更为形象，“话题”就好比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主话题是树干，分话题是枝叶，只有树干和枝叶密切配合才能形成浓阴。或者说，主话题就是散文的“神”，分话题就是散文的“形”，虽说“形”散，然而“神”聚。

话题教学中，主话题可以为一个，也可以是两个、三个，这就需要根据教学的需求来安排。在主话题确定的情况下，分话题可以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教师在课堂教学中根据主话题的需求事先预设的话题，另一种是在课堂教学中学生临时提出的即时性话题。分话题决定了课堂教学的效果，特别是对于没有预见性的突发性话题，教师要做到正确引导，收放自如，张弛有度，要在充分调动学生积极性的同时驾驭好全局。

一、话题教学目的明确，单刀直入，凸显主题

如《云南的歌会》，可以目标明确地设置一个主话题：作者写云南的歌会，目的仅仅是表现云南歌会的形式及民风民俗吗？答案是否定的，作者借云南的歌会，要表现的是生活之美、自然之美和人性之美。围绕这个主话题，可以设置以下分话题：（1）文章写了几种歌会？（三种：山野对歌、山路漫歌、村寨传歌。）（2）每种歌会侧重写什么？（山野对歌是唱情歌，侧重写人；山路漫歌是唱山歌，侧重写唱歌的环境；村寨传歌是民歌展示，侧重写场面。）（3）山野对歌主要是从哪些方面来刻画人物的？表现出唱歌女孩什么特征？（动作、神态、外貌；聪明、开朗、活泼……）（4）山路漫歌写了那么多的环境与鸟雀，是否偏离主题？（不是，主要是通过环境及鸟雀来展示唱歌小女孩的淳朴、本色、青春、活力。）（5）村寨传歌为何要重点写唱歌的场面？（主要是通过热闹的场景来展示和谐、淳朴的民风民情。）……这些一个接一个的分话题直接服务于主话题，抽丝剥茧一般使文章主题自然显露。

二、话题教学能充分调动学生积极性，活跃课堂气氛

如《春》的阅读教学主话题可设置两个：一个是“我心目中的春天”，让每个学生都动起来，根据自己的生活所见，在头脑中构思出自己心目中的春天，然后向全班同学讲述春天的美景。第二个主话题可设置为“我心中的春天与朱自清先生笔下的春天的异同”，教师引导学生在对比交流分享的情况下掌握朱自清《春》的意境与主题。再如《云南的歌会》，可以设置这样一个分话题：假如你是一位摄影记者，你会选择文中哪位人物为拍摄主角？假如你是一位游客，当地人邀请你参加歌会，你会参加哪种歌会？再如《散步》一文，可以设置“给文章重拟一个题目”这个话题。这些话题都是以学生为主动性，并且极易引起学生的兴趣，因此很容易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课堂气氛也就活跃了。

三、话题教学丰富教学内容，开阔学生视野

话题教学在课堂上将更多的说话机会交给了学生，让所有学生积极参与，这样将会使学生想得更多、更广，能达到集思广益的效果，“众人拾柴火焰高”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以春为话题的作文篇3

2010年底，毕业就创业的中戏艺术管理系毕业生汪鹏飞到了最沮丧的时刻。他创办了“Rainbow戏剧工作室”，但是做了几出戏都不是很成功，自己的戏剧工作室也许难以为继。新戏《李雷和韩梅梅》就要演了，他觉得如果这个戏再做不好就说明自己应该放弃戏剧了。

像所有庸俗的故事一样，《李雷和韩梅梅》成功了。到今年6月，戏已经在全国演了四轮，这一轮的北京演出销售成绩也排在各小场话剧的前几名。“李雷和韩梅梅”这个看似已被过度消费的话题仍然在舞台上生机勃勃，此外工作室还推了九把刀小说改编的《后青春期的诗》。汪鹏飞瞄准“青春话题”，但这个主题能火多久，他不知道。

“80后”话剧，夹缝中生存

人教版英语书里的几个人物李雷、韩梅梅、Jim，80后长大后把他们从头到尾八卦了一遍，谁喜欢谁，谁什么性格都有一套完整的说辞。话题在2008年到达顶峰，慢慢冷却下来。但是当编剧真的把人物串起来搬上舞台，仍然有生命力。

挑“80后集体回忆”这样烂俗的话题做戏，很容易让人觉得“投机”。“青春”听上去更烂俗，如何把握好是个难题。

汪鹏飞对此很清楚：“这个主题是一把双刃剑，很多人关心，但是越这样观众越容易不满意。它最大的特点是，它只是一个符号。李雷和韩梅梅以及其他人，在原来的英语课本上没有人物关系、性格和故事。”汪鹏飞仍然觉得这个话题可做，他的设想是，观众都有情感铺垫，只要故事合理就到位了：“如果做一个文艺故事，只要你让80后有共鸣，这个故事就OK了。”

工作室在剧本方案上小心翼翼：“我们做的比较中规中矩，没敢太跳。”故事的人物设置基本上按照英语书来，大家都是上课学习的好学生，一起成长，经历岁月，只有一个地方做了自己的想象，把李雷塑造成了叛逆的受人瞩目的“坏小子”：坏小子和优等生的搭配也许是青春故事的共识。女主角韩梅梅最终敲定了蒋小涵，当年少儿节目主持童星来演戏，本身就带着怀念的味道。

从《李雷和韩梅梅》开始，汪鹏飞看到了舞台剧的一块空隙：“现在做话剧，做经典做不过人艺；做先锋做不过孟京辉；做白领喜剧有开心麻花；专门搞笑的还有雷子乐。但是没有人做青春主题的话剧。”他觉得现在的话剧不是给文青看的，就是给白领看的，专注青春故事的几乎没有。加之汪的团队是一水儿“80后”，对这种主题更有把握，这其实也是某种自知：“你让我们做一个《四世同堂》，我们肯定做不了。”

《李雷和韩梅梅》成功之后，汪鹏飞趁热打铁找新素材，相中了九把刀的《后青春期的诗》。这本小说和《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极为类似，都是一群男孩喜欢一个女神的故事。汪鹏飞发现这个故事的时候，《那些年》尚未上映，话剧第一次演的时候，《那些年》也还没有在大陆上映，但是话剧里台湾小文艺的味道却颇受欢迎。后来最先看过话剧的观众还以为电影和话剧是同一个故事改编的。汪鹏飞对自己抢先一步买下《后青春期的诗》的版权很庆幸：“要是《那些年》红了之后再去谈版权，就不知道是什么价钱了。”

“青春”和“怀旧”的商业价值

2005年开始，“李雷和韩梅梅”的话题就在天涯出现，后来经过不断讨论慢慢形成了一整套针对人教版英语书人物关系的“八卦体系”。2008年《南方周末》专门撰文讲述集体回忆的消费价值，把话题推向了巅峰，相关的文化产品层出不穷。

在话剧《李雷和韩梅梅》放在店铺做推广的明信片上，有一行小字：“电影版《李雷和韩梅梅》八月即将开机，敬请关注。”“李雷和韩梅梅”整个品牌和运营由人民教育出版社授权给图书机构文脉堂，文脉堂又成立了另一家影视公司橙品映画。文脉堂、橙品映画和中影共同立项做“李雷和韩梅梅”的电影，而且准备不止做一部。

除了“李雷和韩梅梅”，其他所有跟“青春”、“回忆”有关的文化产品还在不断地被生产，王小帅的新片《我11》宣传时不断强调“回忆”、“复古”；拍过《将爱情进行到底》的导演张一白还在做“80后爱情”的系列微电影；赵薇自己当导演的电影名为《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单看名字就能猜出电影的主题和调调。尽管 “集体回忆青春”听起来已经过度消费，但文化界对 “青春”依然热情高涨。《那些年》的票房奇迹更是一剂强心针，跟风者随后就引进了旧片《台北飘雪》。

汪鹏飞锁定在“青春”，有对整个“青春类型文艺”的期望：“大陆在这一块还是做得不够，台湾文化不是一直有青春主题吗，残酷青春的，纯情青春的，还是有很多空间可以挖掘。”

以春为话题的作文篇4

大家好！

为落实市人口计生委《关于》文件要求，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基层计划生育专用车辆交接仪式。为两个镇配备计划生育流动服务车，这是我计划生育工作中的一件大喜事。在此，我谨代表委、政府，向关心计划生育工作的各级领导，向战斗在计划生育工作第一线的广大计生工作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一直以来，委、政府高度重视基层计划生育工作，通过宣传教育、优质服务、科学管理等有效措施，已经基本形成了较为良好的计划生育工作新局面。同时，我们也以“服务基层、面向基层、保障基层”的理念，千方百计的解决基层计生工作中的困难问题，努力改善工作条件。鉴于我四个地区具体计生工作情况和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委、政府通过与市主管部门申请，拨款万元，并由政府投入万元，总计投入万元购置了四辆汽车，为以上地区各配备了一辆计划生育流动服务车。此举充分体现了委、政府对基层计生工作的重视和关心，也将有效提高这两个地区的计划生育工作水平，提升综合服务质量，对这些地区、乃至全的计划生育工作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希望你们以此为契机，使优势更优，弱势变强，充分发挥流动服务车的作用，以更加昂扬的精神状态，抓住机遇，乘势而上，全力做好新形势下的计划生育工作，积极推进我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发展，以一流的工作业绩回报各级领导和社会各界的关心和支持，回报人民群众的信任和厚爱，为全经济建设和社会稳定做出贡献。

以春为话题的作文篇5

【关键词】语文话题作文审题写作技巧

近十几年来，从升中考试作文题型，可以看出一个基本的发展轨迹：全命题作文——半命题作文——给材料作文——话题作文.。作文题型的发展明显受到高考作文题型的影响， 走的是与高考同步的路子。几年来，考生作文时审题不清，思路扩展不开，这都成为许多人关心的问题。中考话题作文作为一种新型的命题形式，如何审题，如何打开话题作文的思路，无疑成为我们语文教师的案中之案。下面从四个方面谈谈我的点滴浅见。

一、话题作文的审题重点应放在“提示语”上。提示语往往能帮助考生更好地理解话题， 更有效地打开思路。

例如某省中考话题“绿”：“‘绿’是广受人们青睐的色彩，‘绿’被人们赋予众多含义，‘绿’还被众多文学家写成脍炙人口的写景美文。时下，也风行‘绿色’：‘绿色’食品，‘绿色’材料，‘绿色’奥运……”从这段提示语我们可以看出：

（一）、“绿”为人们青睐，因为它是大自然的色彩，有人喜欢穿绿色的衣服，它是一种健康的色彩；绿草地绿树林装点了人们生活的环境，等等。

（二）、“绿”有很多象征意义：橄榄绿象征和平；绿灯象征畅通无阻；“春风又绿江南岸”， 绿是春的使者，等等。

（三）、绿山绿水绿树绿草常常为文学家所描绘，它是大自然最平凡也是最伟大的景观。

（四）、时下风行的“绿色”，代表了人们对环保的关注，对健康的追求，等等。

可见，话题作文的提示语往往对话题的范围有较为明确的阐述。因此，认真解读提示语，在其引导下就可能开发出多种多样的思路，这是写好话题作文的第一步。

二、在审视话题时，看其有什么特点，即要看到话题中有什么限制，没有限制什么。

如：以话题“关心”为例，我们分析一下：

（一）、话题限制什么？（答：材料必须反映出有关“关心”的话题内容。）

（二）、没有限制什么？（答：材料十分广泛。）具体地说，既可写人，如《关心集体的人》，也可写事，如《叔叔关心我成长的一件事》。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就有不同的思路：1、从写作对象来看：“关心的”和“被关心的”，可以是任何人；2、从写作范围来看：学校、家庭、社会，或城里、家乡、剧院、医院、路上都可；3、从写作时间来看：过去的、现在的、几年里的、某一天的、一刹那的都行；4、从关心的内容来看：生活上的、学习上的、思想上的、体育方面的、文娱方面的、交友方面的、一生前途的，小到对写字的坏习惯的关心，对你的一句不文明的语言的纠正，对你一个不雅观的习惯动作的改变等等都可写。但应注意，话题作文是一种开放性的作文命题，但不等于说没有限制，有的考生错误地认为，话题作文审不审题都无所谓，其实不然，话题作文同样可能出现偏离话题的现象。

三、在话题范围内，思考的方法不要太单一，要展开充分的联想，从不同的角度开发出丰富的思路。

如：某地区话题作文“风”。

从风的本义出发，可以联想到自然界的各种各样的风，有微风、狂风、冷风、热风、春风、秋风、龙卷风等。

从不同的引申义出发，可以联想到一种流行、时尚或一种文化。如流行色、时装、金庸热、乔丹热、流行歌曲、留学热、追星热等。

另外，联系话题向外发散思维，亦可有很多不同角度的思路。如上例中亦可联想到一些不良的社会风气，如送礼风、买官风、风、吃喝风、拍马风等。

四、选择合适的文体。

近几年各地考题，对文体一般不作限制，允许考生自由选择文体，为考生尽情发挥写作才能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舞台。

如：以“做人”为话题。做人是一个很大的话题，大到爱党爱国爱人民爱社会主义，小到一个人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话题虽大，但细看文题，我们也不难找出一些作文的方向。

（一）、从记叙角度看：可以写“选择”——面对两难的选择做出了正确的答案；可以写“风波”——面对闲言碎语不改初衷，勇往直前；可以写“爱心”、“尊重”、“谅解”、“谦让”等，但应注意写记叙文要借助事件来表达中心。如“我长大了”——写我懂得体贴父母。

（二）、从议论角度看：可以写“有天生的‘蠢材’吗” ——我们不要有天生笨的错误观念，要努力学习。可以写“我摧毁每一个学习障碍”、“中学生不宜隆重庆祝生日”、“中学生服装之我见”等。

（三）、从散文角度看：可以写“莫让青春付流水” ——写珍惜时间、珍惜青春。可以写“热爱生命”、“热爱故乡”等。

以春为话题的作文篇6

一、当作文成为一种责任

儿童的世界是充满幻想的，他们拥有童心、充满童趣，是天生的童话作家。苏教版国标本小学语文第六册《习作八》，要求用编写童话故事的方式帮助小学生改掉日常生活中的不良习惯。

作文前，我带领学生到幼儿园观察、访问、调查，了解小朋友们在生活和学习上容易出现哪些不良的习惯。学生那认真劲儿，真有些像肩负神圣使命的记者：他们一会儿围着幼儿老师不停地问长问短，一本正经地作记录；一会儿和一些小朋友攀谈、询问，还真有些哥哥、姐姐的架势。

课上，学生纷纷汇报自己课前了解到的情况：孩子们有着怎样的不良习惯，诸如不讲卫生、看电视时间太长、丢三落四、不好的写字姿势、爱做危险的游戏，等等。他们还“如数家珍”，细说了这些不良习惯的危害，似乎一下子长大了很多，成为懂事的小大人了。

我看“时机成熟”，告诉学生：不良习惯有那么多的危害，小朋友的老师和家长该多着急，大家快来帮帮这些小朋友。可是怎么帮呢？想想用什么办法好？学生议论开了：谈话、讲道理、批评、强行命令……

这些是不是最好的办法呢？我拿出例文一耿新华同学的《肚子再也不疼了》。小朋友们读后知道，这是一个童话故事，故事中的小花猫因为不讲究卫生而肚子疼，后来在猫医生的帮助下，养成讲究卫生的好习惯，肚子再也不疼了。

学生高兴起来，都认为耿新华的这个办法好。小朋友们都喜欢听童话故事，这就比讲道理更容易让他们接受。我告诉他们这样的童话故事他们也能编写，学生有些跃跃欲试。他们兴致勃勃地谈论自己的编写计划，相互较劲，唯恐自己编写的比别人差。

果然，学生的童话故事编得很有情趣，内容五彩缤纷。我感到很满意，趁势将这些童话故事集成 《校园童话》，送给幼儿园的小朋友。帮助小朋友的责任，给了他们灵感和动力，让他们尝到作文的乐趣。

二、当作文成为一种体验

我带着准备好的教案走进教室，准备给六年级学生上习作——《童年的快乐》。上课了，我把文题写在黑板上，启发学生回忆童年生活中的乐事。可是，一位学生小声嘀咕：哪有什么快乐的事情呀？老师的作业，爸爸妈妈的作业，休息日还得赶着去少年宫学习，哪有时间玩，哪敢玩啊？无“乐”好写。顿时，许多学生响应：就是，哪有多少快乐。我原来想对这些孩子进行一番教育：童年，快乐的事多了，只是你们没有留心，又转念一想：何不将作文题改为《请给我们童年的快乐》？

题目一改，学生顿时情绪高涨：老师，这好写。没等我多说什么，个个埋首伏案，奋笔疾书。不到半个小时，许多学生竟写出了语言恳切、生动感人的好文章来。

一位同学在文章前特意画了一幅漫画：一只小鸟呆呆地立在笼中，翅膀无力地垂了下来，双眼无助地看着笼子外面的世界。他在习作中这样写道：爸爸妈妈，你可知道，此时此刻的我就是这笼中的一只鸟儿。不知您看了这幅图有什么想法？向往飞行的自由是鸟儿的天性。我也一样啊！钢琴、奥数、作文辅导班的学习把我的业余时间挤得满满。你们每天的安排捆住了我的手脚。你可知道，坐在书桌前的我，看着窗外的春天的风景，听着飘在大街小巷的歌儿，我多么想“飞”啊！……

从他真挚的话语中，其他学生产生了共鸣，更加投入地给自己的作文“润色”。连平时作文枯燥、平淡的学生也不乏精彩的语句：篮球，瘪了；心爱的提琴，蒙上灰了；儿童乐园，找不到我的身影了……你未必相信，站在走廊上发发呆，也是一件多么快乐的事啊。

课后，我悄悄地问一个学生：“这篇作文你为什么写得好？”他回答得挺干脆：“这个题目，我们有体验呀！”

三、当作文成为一种沟通

一年一度的春游活动寄托了学生对春天温暖而美好的向往。看，三月春风才吹起，学生就到处打听：什么时候春游啊？到哪里去春游啊？终于，学校正式宣布：下周四春游。一时间，学生欢呼雀跃，整天谈论的话题似乎都离不开春游：这次也不知会到哪里去，你打算带些什么东西去玩儿……问个没完没了。

苏教版小学语文第八册《习作二》，要学生写一份关于春游的建议书，我告诉学生：现在学校还没有确定春游的地点，想征求同学们的意见。同学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向学校推荐春游的地点，设计春游的路线，介绍各个景点的特色，安排游戏内容等。谁设计得好，就听谁的。

这一次，学生完全是主人，自己最关心的事情做起来能没有热情吗？结果学生的作文交上来，真是各具特色，很有创意。

谁知，我又告诉学生：因另有特殊情况，春游活动改期，时间另行通知。学生的情绪一下子跌到了最低点，唉声叹气，作文课，也全然提不起精神。

我看到这个情景，当机立断：今天的作文，我们还写一写关于春游的事。你们一定很想知道，学校为什么决定暂停春游，一定很想去春游，那我们何不问问校长，何不把我们的想法跟他说说？也许还能有希望去呢？只要你们写得有理有据，校长没准会被你们打动的。

写这篇作文时，学生没有一点犯难的情绪，强烈的沟通欲望，明确的目的，春游成了作文内容的载体，成了沟通思想的话题。多数学生写出了自己最有真情实感的作文。有一个学生竟然还附上一张上次春游的照片，深情回忆那次春游时快乐，娓娓道来，以情动人。“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没有想到，这篇作文还可以用他这样的方式写。

以春为话题的作文篇7

关键词：“春晚”；民俗；文化潮流；大众文化

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即中国人广为人知的“春晚”，在中国已经有30年的历史，每年农历除夕夜，大江南北均可看到家家户户在享用了一年中最为丰盛的“味觉大餐”年夜饭之后，再一起收看一年一次的“文化大餐”“春晚”。这个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已经深刻改变了中国人传承上千年的新春习俗。

“春晚”经过30多年的发展，已经演变成中国民众欢度春节必不可少的一种“仪式”，它通过电视传播媒介建构中华民族的文化身份与认同，反映中华民族在发展过程中的团结友爱。同时，春晚还通过电视媒介产生一种“去区域化”的效果，将分散的民众整合为一个共同体，将全世界中华儿女的心凝结起来，在观看“春晚”中共同体验节日的喜庆氛围。“春晚”的发展过程和它规模庞大的受众群体，以及它所产生的空前的媒体社会效应，构成一种大众媒体营造的文化奇观。对于这种文化奇观的探讨也层出不穷。

一、神圣性缺位的“新民俗”

“春晚”伴随中国老百姓走过了三十年并深深地改变了中国民众的新春习俗。有一种看法认为，收看“春晚”已经和除夕夜放鞭炮、吃年夜饭一样，成为了中国民众欢度春节的“新民俗”。这种论点固然有其合理性，但对春晚是否是“新民俗”还存在相反的意见。

所谓民俗，指的就是民间风俗，即一个国家或民族由广大民众创造的、享用的和传承的生活文化。它起源于人类社会群体生活的需要，在特定的民族、时代和地域中不断形成、扩大与演变，为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服务。民俗来自于人民，传承于人民，深藏在人民的行为、语言和心理中，并对人民有着规范作用。民俗的特点有：首先，民俗区别于精英文化或高雅文化，其创造者并非知识分子阶层，而是包括知识分子阶层在内的广大民众；第二，民俗带有深刻的民族性和地域性，具有普世意义的节日或仪式不能成为民俗；第三，民俗的产生应有久远的历史，甚至要能追溯到古代社会，“一脉相承”是民俗的基本特点；第四，民俗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意义与功能，传达着社会的共同信仰和喜好，代表着民族的共同价值观和生活方式。

“春晚”固然是在特定时间以特定方式举行的庆祝活动，且还是中华民族特有的喜庆方式，但是从时间跨度来看，“春晚”从其诞生之初到现在仅有30年，而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民俗通常都具有较长的时间跨度。因此，尽管“春晚”和包饺子、放鞭炮一样在中国民众心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是后两者却具有数代人一脉相承而来的特点，这正是“春晚”所不具备的。

“春晚”作为每年中国民众都会享用的文化大餐，其背后始终存在着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或高雅文化的博弈。尽管“春晚“标榜的是普通民众的审美趣味和文化需求，但通过采用娱乐的形式和技巧，其内核始终保持着精英性质。每年“春晚“从主题的确立到导演的选定，从演员的穿插到节目的编排，背后无一不是体现着文化精英和知识分子的意志和话语，突出的是他们的理想和观念。因此从”春晚“的产生过程来看，它又和民俗的民众创造属性相悖。

更重要的是，民俗的产生主要基于远古时代人们对于巫术的崇拜，而这种崇拜潜藏在人们的精神世界中，并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下来，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现代人类。现代科学尽管带给人们理性的观念和理智的力量，但是这种从人类远祖那里传承下来的观念却化作了每个民族都会具有的民俗。因此，现代中国人在春节当天穿新衣裳、拜年的仪式之后，都有远古传承下来的巫术崇拜：既然人们过年穿着的衣裳是新的，那么衣裳下面的肉体必然也是新的，这代表着新年人的精神焕发，新年就是一个新起点，万事万物都是新气象。相互拜年时吉祥话的言说也是如此，“万事如意”、“风调雨顺”、“心想事成”在春节这种特殊的节日内表达这些话语，必定可以借助远古祖先相信的“神力”在新的一年内去除所有的不幸，具有求吉避凶的神话作用。

尽管“春晚”和其它的民间仪式一样在民众心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但是“春晚”始终缺少着神圣的光环，“春晚”和其它春节民俗的不同之处正是在于其它民俗，如燃放鞭炮、包饺子，都具有人类潜意识中的对冥冥之中神和“神力”的祈祷和崇拜，进行这些仪式的目的在于企盼来年的风调雨顺和万事如意。而赋予“春晚”狂欢的仪式外壳下的是来自政治上层的或者是知识界的权力话语，从形式上来看“春晚”也不可谓不大（每年都有上亿的观众收看），但是这种宏大的场面没有神圣性的内核作为依托，人们无法通过收看“春晚”获得神圣性的感召。民众在春节这样欢乐祥和气氛中，从“春晚”宏大的外壳下或者是貌似神圣的外表下，被动地接受“爱国爱家”、“和谐社会”之类的政治言说。“春晚”不断张扬这种庙堂之声，但对人心的影响力却在一步步减弱。再如宏大政治话语对小品创作的影响，春晚小品主题多是改革开放30周年、奥运会、世博会、国家统一等题材，尽管表现形式都是娱乐性的低姿态，但是内核始终都是国家的权力意志。因此“春晚”不能如其它的民俗那样带给人们以新春的心灵安慰，而只能带来表面的狂欢，这狂欢情绪在春节的年味消散之后也就烟消云散了。

二、大众文化传播的“共同体”

作为大众媒介日益成熟发达之后兴起的“春晚”，在其三十年多年的发展过程中，早已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春晚”的诞生不仅引领了当时的文化潮流，而且在接下来的时间中继续带动着时尚文化的发展。在“春晚”的舞台上，我们不难看到时代潮流变化的缩影，从八十年代春晚演员身上的一袭中山装到现代春晚演员穿着的各种造型独特、风格时尚、色彩艳丽的服装，以及各种新潮的词汇、语句在春晚中层出不穷地出现，如“当托儿，你比我有经验”、“这是为什么呢”、“埋起来”等从民间产生出来的各种诙谐和戏谑的话语，这些新潮流在“春晚”这个舞台上被放大，吸引了无数民众的注意力，引领了时代潮流的发展。正是凭借这一点，“春晚”将时尚的大众文化广泛传播。

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在其著作《论流行》中认为，任何流行现象都存在这一种双元的特色，即流行需要趋同，又在趋同的过程中标异。对于趋同而言，指的是流行必须能被社会群体大部分人所接受，汇聚个体而成为一种社会潮流；而对于标异则是指新的流行现象产生，其潮流的领先者必须要能首先从群体模仿和群体实验中走出来，创造新的流行元素，并以此作为维系社会地位的手段。按照这种观点，每年“春晚”的舞台上的流行现象，首先就是趋同的过程。“春晚”借助宏大的传播平台和庞大的受众群体，将每年各种流行的元素汇聚起来，经过知识精英和权力精英的选择取舍，从中选取他们偏爱的放置在这舞台上。

普通民众通过收看“春晚”，及时获知到了最新的流行现象和潮流，进而接受并内化为自身思想和行动的一部分。如“这是为什么呢”这一句诙谐话语在“春晚”之后，就被很多人竞相模仿，街头巷尾都能听到如此模仿说话的民众。同时“春晚”也在自身刻意制造流行元素，很多小品、歌曲、魔术类节目都是如此，歌唱家宋祖英、相声演员赵本山，他们在舞台上的表演都会营造出一种文化“奇观”效应。“春晚”通过这些节目和演员，无意而又刻意地创造种种流行文化现象，这对于“春晚”的传播也有着推动作用。

“当人们虽然身各一方但共通沉浸于一种典礼仪式时，媒介事件就给了观众一种共同的体验，一种与社会‘中心’的直接共鸣”，作为大众文化代表的“春晚”，利用先进的传播手段，将来自五湖四海的广大民众团聚到同一个“文化场”中，他们之间虽然不能任意互动，但可以从同一个文化场中接收同样的信息，分享同样的欢乐。“春晚”通过周期性举办和同时间观看，以同一种情感和意识统一人们的观感和行为，将分散的个体连结起来进而铸造一个情感共通、思想相连、行为相似的有机统一体，使得人们在共同的话语和集体的仪式中，共同进行情感的交流，将个体连结成集体进而增强凝聚力和向心力。

三、娱乐时代的“文化快餐”

大众媒介时代的到来是文化工业产生的基础，文化工业将文化艺术品大规模地复制加工，并通过大众传播手段供民众消费。文化产品丧失“独一性”和“欣赏性”，和有型产品一样在市场中被生产与消费。电视的出现加快了文化产品的生产速度，它以其快速的传播速度和庞大的传播广度，将文化工业时代的产品不断灌输进人们的生活和头脑中。大众文化产品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它必须忽视大众的社会差异、降低自身的文化格调，将“俗文化”或“流行文化”不断包装打造成所有人都能消费、娱乐、消遣的一般产品。用这样的标准来衡量“春晚”，它便是一个不择不扣的大众文化产品，其模式化的包装运作、类型化的创作编排，在艺术上缺少审美性和欣赏性，和大多数文化产品一样主要是供人在春节这个喜庆的节日中娱乐身心而已。

然而作为大众文化的“春晚”还是有其自身的意义，现代社会的人普遍生活在快节奏的环境中，周遭的压力侵袭着每个独立的个体。他们无暇顾及和玩味高雅文化中的内涵和意蕴。同时，央视对“春晚”的定位也不在高雅文化这一高深层次。相反，满足全国大多数电视观众的新春娱乐需求，起到连结全国民众甚至是全世界华人的作用便是“春晚”的核心主题。尽管“春晚”的创作和编排是由一群电视文化精英所牢牢掌控，但这无法改变“春晚”的大众文化属性，其中仅有的精英政治话语也很快被民众的娱乐精神所掩盖和忽视。

尽管由于缺乏神圣性而使“春晚”的民俗色彩黯然褪色，尽管充当民众消费的文化快餐而使“春晚”的审美色彩日渐稀薄，但“春晚”通过自身条件和手段营造出的媒介奇观和文化奇观却在一年又一年地绽放。只要“春晚”能带给民众以喜庆的欢乐，民众便不苛求“春晚”的仪式神圣性和艺术审美性，毕竟他们还有其它的渠道来满足这些更高的需求。

参考文献：

[1]周思源《论民俗仪式的神圣性缺失问题——以“春节联欢晚会”为例》[J].《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10（5）:122-123.

[2]赵红勋 赖黎捷《论电视媒介的仪式传播功能——以央视“春晚”为例》[J].《东南传播》,2011（5）:74-76.

以春为话题的作文篇8

杨聪：好。

刘春文：杨老师你选择的是人教版八年级下册的写作指导――学写书信。我觉得你很有灵气，能巧妙地将刚刚在上的《与朱元思书》作为书信导写的依托。今天呈现的这四堂课，集中体现了与生活结合的系统，与阅读结合的系统，与活动结合的特点，是因为八年级下教材文言文单元中有《与朱元思书》这个题材，于是就选了这个“学写书信”的专题板块吗？当时你第一感觉，想把它上成一堂什么课，以什么作为落点？

杨聪：因为有“南瓜”这个材料，我感觉蛮有意思的。今天是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鲜有人做默默成长的南瓜。所以我想借这个材料来和学生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其实是借书写这种形式来探析人生课题。

刘春文：你知道你这堂课最难设置的是什么吗？其实你是步步险境，我感觉。最后一个落点是沉默，也就是沉默的南瓜，那你有何感觉？你最后的作文题是《沉默的南瓜》，好像是沉默是金，做一个沉默的南瓜，用你的一生来书写。如果说从你的价值落点来讲，是吻合你这堂课的落点的，但如果从一个命题者的角度去看，你这个落点应该是限制了学生的思维，也就是说当一个命题如果圈定了价值观，也就意味着你的思维被固定了。如果是中考和高考作文命题的话，这个命题应该不会是A类题。

杨聪：你说得很对。中考高考的作文要考虑太多的社会接受度，有它自己的规则和标准，这我完全理解。但我上这节课，就是想打破了这个规则，看看我们作文题的命制有没有另外一种可能。

刘春文：我觉得如果都向你的价值观去引领的话，世界上都是沉默的南瓜，我觉得这已经不是缤纷的世界了。就如同刚才已经碰到一只沉默的“南瓜”，其中课堂上一个男生一堂课被师生点名两次，但均缄口不言，在静默中推进。然后你再来引领大家都来做一只沉默的南瓜，这南瓜还会开放吗？当然了，南瓜不是开放的，是成熟的，对吧？但如果你都让他沉默，没有阳光的时候不渴望，不去寻找阳光，那么这南瓜也红不了，所以我就觉得这里的引领，可以让学生说说做一只什么样的南瓜，或者说用心倾听南瓜的倾诉，这样的话价值观可能会更多元。

杨聪：我完全赞成你的说法，但我有自己的坚守。温州中考作文有一年是“下雨天真好”，结果很多人都觉得题目太局限，最好改为“下雨天”，让学生自己去填写对雨天的评价，这样更尊重学生的感悟一些。但是金戈老师后来讲，难道我不知道“下雨________”这样的半命题作文好吗，我只是想对学生有一种引导。我想，如果一个人没有一次感受到雨天的好，那么这个人情感世界会是多么的荒芜。我当然知道多元的重要，但我觉得有时候也需要一些引导。如今的社会太喧嚣浮躁，我们太需要默默成长的南瓜。

刘春文：对。这个正好可以做一个辩论赛，到底做一只沉默的南瓜，还是做一热闹的南瓜？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我想和你交流的是选择南瓜这个题材，本身的主题就是多元的，而如果你把这个主题掐死，这是一只沉默的南瓜，也就意味着你一开始选材的时候，已经把主题给掐死了，然后意味着你最后的落点也是死的，所以我感觉，你一开始就带着老师的思维，来选这个题材，又带着老师的思维，引出这只“南瓜”，所以这只“南瓜”还是姓“杨”的。

（众人笑）

杨聪（笑）：不错。我的课都带有鲜明的个人色彩。我无法容忍自己四平八稳的教学行为。

刘春文：这是我想与你进行的第二个对话。第三个对话，你选择了《与朱元思书》这篇比较另类的书信体文章，这个书信体有哪几点比较另类呢？第一，它的文体是文言文，难度系数相当高。第二，它有历史、文化的距离感。第三，它的文体并不是规范的书信体。所以，你是选择了一个比较奇态的书信体文章。你当时是怎么想的？

杨聪：《与朱元思书》不是奇态，那是的人都这样写信。另外我想说，没有什么奇态常态，存在就是合理的。选这个文体，想说两点，第一个，信也可以这样写;第二，作文也可以按写信的方式来写。

刘春文：对，但是我接下来要问你的就是，你最终是要把这封书信写得很有内容，很有个性，但你面对的学生，他们应该还是要面对中考规范的。于是，如果光从内容上去看，他的个性强调了内容充实，淡化了文体，而我们现在浙江省的话，把应用文体引入了我们中考，那么，你这样是否会偏离学生对应用文的一个认知呢？是淡化了文体还是强化了内容呢？你对这个问题怎么解释的？

以春为话题的作文篇9

我所以要提出这个问题，是看了话剧《寻找春柳社》后进一步促使我要思考的。作为纪念中国话剧百年系列活动之一，由北京市朝阳区文联出品的这部话剧，从开始策划、编剧之时，就融入了作者的理性思考。该剧编剧李龙吟，出身戏剧世家，其父乃是我国著名戏剧、电影表演艺术家，曾任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的李默然先生。李龙吟非专业编剧，其正式身份为北京市朝阳区文化委员会主任，兼任区文联秘书长。多年前，我曾看过他在影视剧中客串过一些角色。后来，兴许是觉得演别人的戏不过瘾，就开始琢磨自己编剧，那样似乎更能实现其心中的理想。于是，便有了讴歌中共早期领导人马骏的话剧《马骏就义》和赞扬医务工作者与“非典”搏斗的话剧《天使》。这两部戏严格说都是正剧，体现的是正气、正义和道义。这一点很符合李龙吟的性格。但看后我又觉得还缺点什么，想了想，缺点轻松与幽默。此番看《寻找春柳社》，我似乎有这样一种期待。

《寻找春柳社》是一部戏中有戏的话剧。它采取的方式是自然进入，即观众在不知不觉进入剧情的方法。故事发生在2007年，地点在北京某大学学生剧社的排练场。为纪念中国话剧100年，学生剧社想恢复中国第一个话剧团体“春柳社”当年在日本排练中国第一部话剧《黑奴吁天录》的情景。舞台上的学生们，把自己装扮成上世纪初的一群热心于话剧艺术的中国留日学生李叔同、欧阳予倩等人。学生们的理想在于通过复原这个中国话剧史的第一个重大事件，去探寻中国话剧的本源，研究当年中国的年轻人为什么要选择西方的话剧，话剧引进中国到底给清末民初的中国带来了什么，以及通过该剧联想到现实，进一步叩问中国话剧100年后将向何处去。当然，学生们的诉求自然就是编剧的诉求。这个戏是在排戏中进行的，既是复原的过程，也是创造的过程，更是不断探索、争鸣的过程。当这个戏结束时，观众豁然明朗，原来作者在带领观众进行了一次关于话剧理论命题――“戏剧的灵魂到底是什么”的求证过程。在剧中，编剧通过演员在排练中遇到的三次困惑，分别请三个导演进行指导，结果他们三人提出了三种不同的戏剧理念――真实、情趣和品位。这三种理念又分别体现着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理论与实践、过去与未来的辩证关系。至此，编剧创作的思想全部得以升华。尽管争论还在进行，探索还在继续。

在演出现场，我发现李龙吟非常关注演出效果，他也非常看中与观众的交流。4月28日晚演出结束后，在剧场大门口，他被很多观众围住，彼此就编剧思想、导演技巧、演员特点和剧情分析等进行热烈长谈。当有观众问李龙吟究竟怎样认识戏剧的灵魂是什么时，他认为“剧中人肯定找不到问题的答案，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没有找到。在戏剧舞台上提出戏剧的本体问题，这本身就是现实中寻找答案的重要一步。”

从本质上说，《寻找春柳社》还是一出正剧。但这次不同于《马骏就义》和《天使》，李龙吟在编剧和导演任鸣、丛林排戏过程中，有意用喜剧的形式去反衬、烘托正剧。如对三个导演的处理：坚持“真实”传统信念的赵老在宗教音乐中差点背过气去，崇尚“玩戏剧”的钱导把排练变成了瑜伽和蹦迪，而学院派的孙导则代表了近来非常盛行的娱乐化的学术明星。我注意到，在不到90分钟的演出中，观众的笑声多达20次以上。这种笑声与本剧严肃的主题非但不矛盾，反而在忍俊不禁中更加深了对主题的观照。我个人以为，李龙吟在创作《寻找春柳社》以图寻找中国话剧的本源的同时，也是在寻找他自己创作的本源和今后创作的方向。透过《寻找春柳社》，我们是否可以认定它已经标志着李龙吟在话剧创作上开始走向成熟呢？我想回答应该是肯定的。

以春为话题的作文篇10

一、中日青春电影的诞生和发展

青春时代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都是值得回忆的岁月，在电影这一艺术诞生之后，它自然也成为电影中的重要题材。青少年最早在电影之中出现始于20世纪30年代法国导演让?维果执导的《操行零分》（1933）。随后各国的电影创作者们纷纷将青春这一母题引入自己的作品之中，唤起观众对于不同青春情感的回忆与共鸣。

严格来说，中国青春电影的发展流变情况较为复杂，首先，在成熟程度和风格取向上，应该分为陆、港、台三个区域分别论述；其次，在对青春电影的态度上，中国从来没有像日本那样将“青春片”视作一个单独的片种，电影人几乎没有创作青春电影的明晰概念。[2]从儒家文化中对儿童“少年老成”的“催化式”期待，到“文革”等政治运动对青少年正常成长的摧残，以及官方意识形态上对于集体话语的强调（如早期内地的青春电影往往是带有集体主义话语的，如20世纪50年代陈怀恺的《青春之歌》、王炎的《战火中的青春》等），青少年的个人话语权长期没有得到重视，青年人的个性也无从在电影中得到释放。随着“第六代”导演的崛起，小人物的生活，小人物日常中感到的迷茫、焦灼、困惑等开始被正视，青春中残酷的一面被搬上了大银幕，此时内地出现了如管虎《头发乱了》（1994）、姜文《阳光灿烂的日子》（1994）等佳作。

香港青春电影的发展则先于内地成熟，但与台湾青春电影占据了主流地位不同，香港青春电影是整个香港电影在20世纪80年代腾飞的产物之一。此时的香港青春电影主要是以描写黑帮青少年、街头混混们的颓废、暴力生活的作品为主。[3]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古惑仔之人在江湖》（1996）等。在当时香港以商业价值为宗的创作环境下，这一批电影几乎称不上可圈可点。但是值得庆幸的是，新世纪之后，同是作为整个中国电影发展的一部分，香港青春电影也面貌一新，出现了如麦曦茵的《烈日当空》（2008）等具有一定深度的作品，一扫回归之前的低俗不堪。而同样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中国台湾开展了“新电影运动”，以徐进良、侯孝贤、杨德昌等人为代表的一批导演进入了人们的视野，为人们贡献了一批脍炙人口的电影，如《光阴的故事》（1982）、《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1991）等作品在表现这批导演的人文主义追求的同时也创造了当时台湾电影的辉煌。青春电影在台湾如此风靡，以至于杨德昌曾经认为台湾的电影只有青春电影和非青春电影两种。此时的内地与台湾之间的交流刚刚开始，台湾一方面保留了较为完整的中国传统文化，另一方面由于多年的日本“皇民化”统治和国民党迁台又深受美日文化的熏陶，因此，此时的中国台湾扮演了中国内地与日本文化沟通者的重要角色，台湾青春电影之中的审美取向也势必影响到后来内地青春电影的创作。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的占领，日本青春电影的起步则相较中国为早，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一方面已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全面“西化”，另一方面又抗拒着现状，以至于出现了所谓的“太阳族心理”。而表现青少年叛逆、困惑的青春电影也在《太阳的季节》（1956）之后应运而生。但是这一套喧嚣的话语并没有随着日本社会的稳定发展而持续太久。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及新世纪之后，日本青春电影中叛逆主旋律已经转变为唯美、感伤主旋律，尤其是在以《情书》（1995）、《四月物语》（1998）的导演岩井俊二和《蓝色青春》（2001）的导演丰田利晃为代表的一批导演涌现后，标榜着“纯爱”的青春电影大行其道，人们又看到了日本青春电影的新活力。日本当代青春电影的繁荣导致了包括一批原本并不以青春电影见长的日本导演也纷纷涉足这一领域并取得了较为不错的成绩，这方面较具代表性的有执导《那一年，静静的海》（1991）的北野武等。

二、中日青春电影审美之同

中日两国青春电影在审美上有两个相似之处，首先是主题选择上的相同，都是对于青春成长仪式以及青春情感萌动的书写。这两大主题是青春电影的共同母题。

以成长仪式为例，青年人处于特殊的年龄段，自身在生理和心理上都没有达到完全的成熟境界，而电影之中的主人公则往往难以向着成熟期平稳过渡，他们青春期的叛逆往往表现得比他人更为明显，也正是这样的叛逆给他们带来了诸多意外与波折，青年人在学会成长、告别幼稚的自我过程中的感受也是痛苦的，这样的痛苦反而成就了一种特殊的仪式。在日本青春电影中，这方面较为明显的是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的“太阳族电影”。这可以视作是战后日本最具代表性的青春电影类型。例如，在大岛渚的被认为开一代风气之先的《青春残酷物语》（1960）中，真琴就是一个颇为叛逆的女高中生，她与藤井清之间的爱情是畸形的，而藤井清也并不知道自己的行为意味着什么，两人反复地纠缠并又与其他人发生关系。藤井清在强奸真琴之前就刚刚与一群流氓打过架，强暴这一行为是他发泄对于整个社会的愤怒的一种方式。

即使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乃至21世纪，日本青春电影已经大幅度走向使用温和话语来叙述青春时，叛逆主题依然没有从银幕上消失。岩井俊二的《关于莉莉周的一切》（2001）等电影便是其中的代表。而伴随着叛逆出现的一大重要元素便是暴力，一方面暴力是青年人在心理、思维上还有欠缺，容易冲动时会选择的解决问题方式；另一方面青年人在承受暴力甚至是死亡时，能够制造出一种极具震撼力的悲剧美学。例如，在深作欣二的《大逃杀》（2003）中，42个人生观、价值观尚没有健全的孩子被放入残酷的、自相残杀的野外游戏中，他们可以毫不留情地对同学们痛下杀手，其血腥程度使得电影一度被日本政府封禁，电影正像孟德斯鸠所言：“日本人民是顽固、任性、刚毅、古怪的，一切危险和灾难都不放在眼里。”[4]而这些由于社会制度的差异，在内地青春电影之中的表现并不如港台青春电影中表现得明显。如在钮承泽执导的《艋?{》（2010）中，年轻人可以为一根鸡腿就踏入黑道，结成小团体“太子帮”，只认义气而不问是非，不仅在校园里呼风唤雨，还掀起了社会的血雨腥风，而他们自己也在杀机四伏的社会中饱受伤害。《艋?{》之中的蚊子等人同样是对社会现状不满，但又无法选择正确的道路。与之类似的还有林书宇的《九降风》（2008）等。

而爱情是永恒而美好的话题，友情也是一种高尚的情感，青年人所产生的美好感情，并且在这种感情的驱动下对成人世界的模仿行为也同样是两国青春电影大书特书的对象。中国青春电影中最为典型的便是台湾九把刀的《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2011）。沈佳宜与柯景腾之间纯洁而美好，但是无疾而终的感情打动了无数海内外观众，两人之间的感情自然而然，似乎没有激情也不煽情，但是却触动了观众内心曾经关于青春的阵痛。与之类似的还有内地赵薇的《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2013），易智言的《蓝色大门》（2002）等。而日本青春电影中更是以情感为重镇，如近藤喜文的《侧耳倾听》（1995）、行定勋的《在世界中心呼唤爱》（2004）等，可谓不胜枚举，甚至在对细腻情感的把握上，较中国青春电影更胜一筹。这种对于青春隐秘心事的挖掘和玩味，也正是中日青春电影与情感张扬、热烈，举止奔放的美国校园电影的区别所在。

三、中日青春电影审美之异

两国青春电影还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可以被简要地归纳为“快与慢”“动与静”之别。首先是在叙事节奏上，中国青春电影要保证电影的可看性，一般都会安排较为紧凑、详实且戏剧化的情节。例如，在《阳光灿烂的日子》中，主人公马小军的青春生活之所以五味混杂，很大程度上是他自己在无事可做的情况下主动如脱缰野马一般去各处游荡，结识形形色色的朋友造成的。他先是在课堂上起哄，随后是四处拧门撬锁，又结识了米兰和她的朋友，并目睹、参与了他们的生活，直到自己对米兰的感情爆发，整部电影的叙事十分充盈。电影并不指望通过延宕来使观众酝酿情感，而是在密集的20世纪70年代特有的意象（如革命歌曲、大院子弟和老炮儿顽主们的茬架等）对观众的轰炸中感动观众。

而在日本的审美传统之中，强调一种对于空寂之美的追求，因此日本青春电影有意放慢叙事节奏，甚至故意要营造出一种冗长拖沓之感，如大量地使用长镜头、定镜等，这样在叙事时间上的拖延反而能营造出一种有言外之意，使观众物我两忘，心生回味的感觉。这一点在小津安二郎、岩井俊二、沟口健二等导演的作品之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如在岩井俊二的《花与爱丽丝》（2004）中，电影几乎无情节可言，先是介绍了花与爱丽丝两个性格截然不同但是有着亲密友情的女孩子，随后两人都爱上了男生宫本，可是宫本患上了失忆症，花便趁机借助谎言与宫本谈起了恋爱，但是在谎言越说越多后，爱丽丝介入了两人之间，花反而被边缘化了。导演并不力图讲述什么跌宕起伏的故事，整部电影只是围绕着三角恋展开，唯一的戏剧性也只是花无伤大雅的谎言。导演只是想传达出一种特殊年龄阶段的爱情特有的恬淡与温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