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史的心得体会十篇

四史的心得体会篇1

——学习《从党的历史看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心得体会

通过近期《从党的历史看牢固树立“四个意识”》的深入学习，对出自《礼记·大学》的这段话：“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有了更深的理解。

基层党支部作为党的先锋堡垒，党的精神、路线的重要实践者、推动者，对外关系到影响力，对内关系到凝聚力。今年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面对机遇和挑战，如何适应新情况、新任务，努力发挥党支部的作用，坚持高质量发展，事关全局、事关长远。作为基层党支部书记，要在全心全意投入工作的同时，不断学习、不断进取、不断提高，不断强化四个意识，提高党性修养。

作为以服务地方、服务实体经济的金融机构，我们的一举一动都事关贴心、精细得提供全面的金融服务，也事关青海银行的企业形象。作为分行党支部书记，要时刻做到自己政治方向不偏、政治信仰不变、政治立场不移、政治纪律不松，做到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

要增强政治意识，争做有铁一般信仰的好干部。增强政治意识就是要切实增强政治坚定性、敏感性、鉴别力和执行力，严格按照“两学一做”标准要求形参标尺，困难面前不改志，危难临前不忘本，始终忠于党、忠于人民。

要增强大局意识，争做有铁一般信念的好干部。增强大局意识就是要把握大局所向、服务大局所需，从实际出发谋长远之利，从实处干起解当下之忧，时刻彰显共产党员的“无私”情怀，时刻彪炳共产党员的“奉献”属性。

要增强核心意识，争做有铁一般纪律的好干部。增强核心意识就是要以坚持党的领导为向心力，以执行党的决定为加速度，政治上坚定自信、思想上同心同向、行动上高度自觉。

四史的心得体会篇2

学思践悟守初心主题线上培训活动教育我们要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这“四史”，是党员干部的一门必修课。今天小编就给大家整理了学思践悟守初心主题线上培训活动心得体会，希望对大家的工作和学习有所帮助，欢迎阅读!

学思践悟守初心主题线上培训活动心得体会1

市委“四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会议5月9日下午举行。市委书记、市委“四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组长李强主持会议并指出，开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学习教育，是市委贯彻落实重要讲话精神，建立健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长效机制的重要部署。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了99年的历程，对每一名共产党员而言，学习“四史”，不忘过去，是党员干部的一门必修课。中国近代软弱落后的屈辱历史，中国老百姓被欺辱的苦难过去，让我们铭记了“落后就要挨打，发展才能自强”这一真理。在重重困难中，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努力奋斗，让我们的祖国从积弱走向富强，从封闭走向开放，在居安思危中，努力的实现中国梦。

我们共产党员要通过学习“四史”，在思想上弄清楚、理解透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要回看走过的路、比较别人的路、远眺前行的路，深刻认识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切实做到理论上清醒和政治上坚定。

我们党员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从历史中吸取前人的经验智慧和蓬勃向上的精神动力，不断增强自已服务社会、服务人民的能力，用务实担当的行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砥砺前行。

学思践悟守初心主题线上培训活动心得体会2

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的讲话中，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要把学习贯彻党的创新理论，同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结合起来。总书记关于学习“四史”的重要讲话，既是对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长效机制的新部署，也是对传承与弘扬我们党优良传统的新要求。

开展“四史”学习教育，要加深对历史规律性的认识和历史必然性的把握，从历史中汲取经验和智慧，增强开拓前进的勇气和力量，更好战胜前进征程上的困难和挑战。学习新中国史，要切实增强党的意识。各级党组织要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认真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提高党的建设质量和水平。各级党员干部要对党忠诚，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把广大人民群众凝聚团结在党的旗帜下，拥护党、热爱党，坚定不移跟党走。

深入开展“四史”学习教育，有着十分紧迫而又深远的意义。“四史”学习教育是坚定理想信念的需要。只有通过学习“四史”，才能身临其境地了解我党走过的峥嵘岁月，体会我党在革命和奋斗中的艰难历程。“四史”学习教育是提升党性修养的需要。学习“四史”要紧扣实际。当今，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同样涌现出了一大批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的优秀人物。以“四史”开展党性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从历史人物和现代人物中学习他们的优秀品质，要在现实中自觉提升党性修养和政治觉悟。“四史”学习教育是提高干部工作能力的需要。中华民族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进程中，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过程。通过学习“四史”便可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在研究和学习的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和教训，再加以综合分析、科学判断、灵活运用，不断增强工作的主动性、预见性和创造性，以理论指导实践，最终达到提升自我能力的目的。

从以往的学习情况来看，对标总书记和党中央的新要求，如何在历史学习上提高加强深化“四史”教育的学习，我们可从以下抓起：

一是坚持全面地学。研读“四史”应坚持在大历史观的指导下，充分激活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宏阔视野，把40年的改革开放史置于新中国70年发展史的大背景中学习，把70年的新中国史置于近百年党的奋斗历程中学习，把百年党史置于500年的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学习。通过连点成线、连线成面的学习活动，夯实“四史”基础知识，构建逻辑严密的“四史”知识结构，全面掌握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前世今生及其发展方向。

二是坚持深入地学。深化“四史”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为了从历史中汲取治国理政的经验智慧与精神力量，特别是在当前新冠疫情常态化防控形势下，“四史”教育是筑牢党员干部的思想根基，增强开拓前进的勇气力量，为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提供强大思想保证的重要途径。因此，“四史”学习教育不能满足于对一般史实的了解和掌握，而是要坚持把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善于突破历史的表象，深入到历史事件的内核，勇于探索重大历史事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深入解读重要历史人物在历史转折关头的心路历程，总结提炼中国共产党在为民族谋解放、为人民谋幸福的征程中，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规律。

三是坚持辩证地学。党员干部研读“四史”，既要落实在提高历史文化素养上，更要落实到自觉按照历史规律和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办事的实践上，只有如此，才能凸显建立“四史”教育长效机制的意义。因此，研读“四史”必须要贯彻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指导，做到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和笃行之，真正把握“四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和本质，从而达到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效果。

四是坚持反复地学。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博大精深，内涵丰富，学习中常常会出现有的知识点记不住、记不牢、记不全和记忆混淆、记忆串门，对有的历史问题理解不深刻、理解不彻底等现象。化解这些“现象”的有效方法，就是要在坚持运用唯物史观、大历史观指导“四史”学习的同时，还要综合运用人民史观等，将“四史”学习融入现实生活中，结合到实际工作中，实现“四史”学习经常化、日常化和制度化，在反复学、反复读、反复研中，丰富对社会主义500年发展史的知识储存，深化对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重大事件的认识，科学把握新中国成立以来对建设与发展社会主义的艰辛探索，深刻理解改革开放史的艰辛历程和发展趋势。

总之，只有坚持全面地学、深入地学、辩证地学、反复地学，建立健全“四史”教育长效机制，才能教育党员干部开拓工作视野，增强人民情怀和责任担当，不忘初心使命，真正做到信仰如山、信念如铁、信心如磐。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历史的基本方法，是了解历史事实、理清历史脉络、把握历史规律、得出历史结论。我们要通过学习“四史”，在思想上弄清楚、理解透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要回看走过的路、比较别人的路、远眺前行的路，深刻认识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切实做到理论上清醒和政治上坚定。要把“四史”学习教育与做好当前工作紧密结合起来。从历史中汲取精神力量、汲取经验智慧、汲取坚守人民立场的定力，努力克服疫情影响，坚定不移做好自己的事情，更好推动改革开放再出发，更好增进人民群众福祉。站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特别是面对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要更好激发党员干部的奋斗精神，充满激情、富于创造、勇于担当，坚决守住守好疫情防线，奋力夺取疫情防控和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双胜利。

学思践悟守初心主题线上培训活动心得体会3

经过一段时间对中国共产党党史的学习，联系当前我的所见所闻，的确有很多感触，真切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和英明，真切感受到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伟大祖国取得的伟大成就和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人民的生活水平一天比一天好，国家的实力一天天比一天强。

众所周知，中国近代100多年的屈辱史是我们中华民族永远的痛。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然后是一个个的不平等的条约，最后的《辛丑条约》彻底把中国打入半封建半殖民的社会制度，之后又是军阀混战，至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通过浴血奋战，建立了新中国，我们才彻底改变这一局面。

纵观整个中国近代史，在这片饱受苦难的土地上，从农民起义，洋务运动，维新运动，八年抗日，三年内战，各方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就这样100年过去了，但大家都应该清楚;历史老人的眼睛是雪亮的，他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事实也证明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通过学习，我深刻的体会到我党的政权是从枪杆子中得来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一系列的武装发动，在动乱的年代为人民开路，朱德，彭德怀，叶剑英，刘伯承等一批元帅运筹帷幄，再无数个不眠夜的灯下统领大军为百姓作战。工农红军从1928年起，不断在全国范围内扩大，结合了不怕死的爱国战士，他们抛头颅洒热血，不顾一切只为革命的胜利。最难忘的是红军的长征，爬雪山，过草地，横渡金沙;铁索桥在险，同样可以征服;饥寒交迫再苦，同样可以忍受。是的，我们牺牲了很多的战士，可是我们最终以一支部队的名义克服天险，走完长征。在中国共产党的奋斗路程上，只要回首长征就点燃了一种精神，照亮了一个民族，我觉得，无论将来我们走到哪里，长征将会是一首精神之歌，不断唱响耳畔。

我们的历史也有创伤，那惨烈的日军30万人南京大屠杀至今仍是我们心头无法抹去的阴影。1937年日本的侵华行为，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他们烧杀掳掠无恶不作，他们惨无人道的行径毫无天理。可是中国共产党没有被吓倒，反而拍案而起，在全国范围内与日本鬼子斗争到底。在艰苦的环境下，在被动的局面下，我们党充分集中才智，密切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历经8年终于捍卫了祖国的尊严。这当中多少优秀的爱国爱党人士牺牲，多少无辜的善良百姓受害，可是，中国共产党挑起了责任，强人悲痛，义无反顾。

在党过去的不到百年的历史上，经济发展不常提及。由于历史的原因，过去我们确实无法一心一意发展生产力。可现在不同了，历史已经被我们改写，在新时期，中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世界证明，我们的经济同样可以向革命一样焕然一新，有理由相信，我党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长远战略为计，以远大目标为航，在今后的百年谱写更加辉煌的奇迹，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学思践悟守初心主题线上培训活动心得体会4

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以史为鉴、资政育人，加深对历史规律性的认识和历史必然性的把握，从历史中汲取经验和智慧，增强开拓前进的勇气和力量，更好的战胜前进征程上的困难和挑战。

2020年1月8日，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的讲话中，提出要把学习贯彻党的创新理论，同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下称“四史”)结合起来。贯彻学习“四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这门功课不仅必修，而且必须修好。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7月23日成立以来，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先进政党，是在百年实践中不断总结自身建设的历史经验，统筹推进党的政治、思想、组织、作风、纪律和制度建设，成长为世界上为数不多、具有强大政治领导能力的成熟政党。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复兴作为己任，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逐步建立并巩固了新中国的国体、政体、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引领新中国走上了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正确道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制定了到二十一世纪中叶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战略，到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力推进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正确判断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使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的召开，揭开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序幕，是我国进入了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成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创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时期的伟大转折。中国共产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扭住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个关键，带领人民攻坚克难，以经济体系改革为牵引统筹推进各个领域的体制改革，快速提升了国家综合实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重点加强了人民当家作主制度建设，深化了经济体制改革，深化了司法体制综合改革，深化了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深化了国防和军队改革，建立了国家监察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日趋成熟定型，为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挥了重大作用。中国共产党一直是社会主义发展史最重要的参与者和最强大的引领力量。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摆脱了模仿苏联模式的传统思路，成功开辟了符合中国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进程，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社会长期稳定，社会主义在同资本主义竞争中所处的被动局面得到很大程度的扭转。进入二十一世纪，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也体现出显著优势，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伟大旗帜，成为振兴世界社会主义的中流砥柱。

而如今，年轻一代的党员，没有经历过战争的洗礼，没有走过革命先辈们走过的路，无法体会我党在革命和奋斗中的艰难历程，唯有通过学习“四史”，才能身临其境地了解我党走过的峥嵘岁月，体会我党在革命和奋斗中的艰难历程。学习“四史”，要切实增强党的意识，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认真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提高党的建设质量和水平。各级党员干部要对党忠诚，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把广大人民群众凝聚团结在党的旗帜下，拥护党、热爱党，坚定不移跟党走。

要回看走过的路、比较别人的路、远眺前行的路，深刻认识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切实做到理论上清醒和政治上坚定。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在疫情肆虐的今天，我们要以“四史”开展党性教育，引导党员干部从历史人物和现代人物中学习他们的优秀品质，在现实生活中自觉提高党性修养和政治觉悟，增强守初心、担使命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

学思践悟守初心主题线上培训活动心得体会5

四史的心得体会篇3

“学思践悟守初心”心得体会观后感有哪些?在不断重温历史的前提下，我们才更加觉得身上的使命和担当越发沉重，才能更好地履行我们的使命。一起和来看看2020年“学思践悟守初心”心得体会观后感5篇，欢迎查阅

“学思践悟守初心”心得体会观后感1

作为健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长效机制的重要部署，开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学习教育，是市委贯彻落实重要讲话精神的重要举措，具有十分紧迫而又深远的意义。

学习“四史”教育是坚定理想信念的重要法宝。现在大多数的党员是在改革开放后出生的，没有经历过艰苦岁月，没有遇到过艰难险阻，为更好地了解那段峥嵘岁月，体会到革命奋斗的艰难历程，只有认真学习“四史”才能真正懂得其中蕴含的意义。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有着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应当充分运用这些资源，加强对党员的教育引导，增强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定力，在新时代担起新使命，实现新作为。

学习“四史”教育是提升党性修养的重要方法。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有着不计其数奋不顾身、鞠躬尽瘁，为国捐躯的英雄人物，南仁东、黄文秀、张富清……当前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也涌现了一大批战疫英雄，开展“四史”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学习优秀人物的优秀事迹、高尚品格，在现实中自觉提升党性修养和政治觉悟。

学习“四史”教育是提高工作能力的重要方式。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进程中，充分运用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过程。学习“四史”可以汲取智慧和力量，在研读学习的过程中，总结经验和教训，综合分析、科学判断、灵活运用，增强工作的主动性、创造性，以理论指导实践，最终提升自我的综合能力。

“学思践悟守初心”心得体会观后感2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这“四史”，是党员干部的一门必修课。修好这门必修课，不是无的放矢，而有明确的目标指向。要把“四史”学习教育与做好当前工作紧密结合起来，从历史中汲取精神力量、汲取经验智慧、汲取坚守人民立场的定力，坚定不移做好自己的事情。

历史无不沉淀为精神，精神又无不是历史的。党的精神建设与党共同发展，融汇于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史，贯穿于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并成为一种独特政治优势。

人无精神不立，国无精神不强。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精神力量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它能够转化为推动社会发展的物质力量。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真正学好历史精神，用历史精神感召人、陶冶人、教育人，激发党员领导干部的历史担当、情怀、责任、信念，让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这正是“四史”学习教育的精髓所在。

“四史”学习教育要把握正确方向、创新内容形式，充分发挥红色资源优势，灵活运用各种载体方法，做到有声有色、入脑入心。我们要把“四史”学习教育与做好当前工作紧密结合起来，从历史中汲取精神力量、汲取经验智慧、汲取坚守人民立场的定力，坚定不移做好自己的事情，更好推动改革开放再出发，更好增进人民群众福祉。

“学思践悟守初心”心得体会观后感3

曾给广大青年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近些年来，网上不时就会出现了讨论“刘胡兰”“狼牙山五壮士”“邱少云”“王伟”等革命英雄事迹真伪的事件。很多网民纷纷发言力挺英雄，为英雄“点赞”，同时也有少数人怀疑英雄，以致网上各种评论沸沸扬扬。那些造谣者为什么能够有听众、有“市场”?归根结底是有部分人特别是部分年轻人对党史、国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等史实了解不够造成的。作为新时代的教师党员，我认为更应该认真学习。下面是我在学史中的几点感想。一、学习党史、国史，人民教师应走在前列。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孩子成长路上的主要引领者。学习党史国史，准确把握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本质和主流，不但是提升自身素质和党性修养的主要途径，也是寻根溯源、以理服人加强对学生党的理论教育，强化学生的理想信念和补足精神之“钙”的必由之路，做时代的“逆行者”。二、学习党史、国史，学校教育须大力加强。孩子是祖国的未来，加强孩子党史、国史直接关系到做人立国的根本。学生的求学期，也是思想观念形成的关键期。在学校教育中，增加党史、国史在德育教育中的课程量，加强相关课程打磨和安排部分专家型教师讲授这一课程，对加强学生三观培育，特别是理想信念培育具有重要作用。三、学习党史、国史，方法手段需与时俱进。应积极创新教育模式，丰富教育形式，大力利用网络资源、游戏动漫、儿童读物、仪式庆典、讨论交流等教育载体或教育形式，促进相关教育更加生动、更有时代感，更具吸引力，从根本上解决人们没兴趣、不想学等问题，使红色基因得到更好传承与弘扬

“学思践悟守初心”心得体会观后感4

近日，市委专题召开“四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会议。会上，李强书记指出要通过学习“四史”，在思想上弄清楚、理解透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要回看走过的路、比较别人的路、远眺前行的路，深刻认识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切实做到理论上清醒和政治上坚定。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四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党和国家事业继续向前的一门“必修课”，这门功课每个广大党员不仅必修，而且必须修好。

学习四史是对宝贵初心的回望。“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了解党史、新中国史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文件、重要任务，了解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了解中国近代以来170多年的斗争史、我们党_年的奋斗史、新中国70年的发展史，了解我们党的光荣传统、宝贵经验和伟大成就。真正了解了这些，才能追根溯源，弄清楚我们从哪里来、往哪里去，才能坚守住一代代共产党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历尽沧桑而不曾改变的宝贵初心，才能更深地爱国爱党，更加明确新时代赋予我们这代人的所有的使命和担当。

学习四史是对过往经验的总结。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成为执政党之后，我们党又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1978年开始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极大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性，极大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极大增强社会发展活力，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历程。在这其中沉淀积累了丰富的改革发展的经验，也走过了不少的险滩和弯路。无论是成功的经验还是挫折的教训，这些都可以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以史鉴今，以史资政，成为今后改革发展前进道路上的宝贵财富。

学习四史是对精神力量的传承。_年的党史，70年的新中国史是一部精神上的史诗。像无数英雄先烈为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大无畏精神。像钱学森、邓稼先这样的科学家心怀祖国，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像“铁人”王进喜，时传祥这样的劳动者筚路蓝缕、艰苦创业的奋斗精神。像焦裕禄、孔繁森这样的人民干部心系群众，造福一方的无私奉献精神。像黄文秀、王继才这样淡漠名利，爱岗敬业，牺牲自我的奋斗精神。这些英雄先烈和时代楷模用生命和汗水所谱写的精神史诗是注入心灵的一汪清泉，学好用好这笔“精神营养”，传承“红色基因”，传递精神力量，能够激励感召一代代共产党人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砥砺前行。

“明镜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广大党员要把四史学习作为提升党性修养、思想境界、道德水平的精神养料。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在这门四史的“必修课”中修心、修德、修身，坚定地走好中国新时代改革发展的奋斗之路。

“学思践悟守初心”心得体会观后感5

党史、新中国史是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领导中国人民为了实现中国梦的探索史、奋斗史、创业史和发展史，其中蕴含着治国理政的政治灵魂和精神瑰宝，是先行者们从实践经验中提炼出来的立国、兴国智慧。作为财政党员干部，我们要珍惜这份遗产，认真学习和传承党史、国史，使之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如此，才能进一步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坚定不移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学习党史、新中国史，为此曾多次发表重要论述，为我们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指明了方向。要按照党中央部署和部党组要求，把学习党史、新中国史作为我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重要内容，作为牢记党的初心和使命的重要途径，要在学思践悟中，知史而爱党，知史而爱国，做到常怀忧党之心、为党之责、强党之志。

学习党史就是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历史告诉我们，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历史的选择、历史的必然。重温党史、新中国史，要深刻认识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改变了旧中国积贫积弱的落后面貌，走上了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的正确道路。作为党员干部，必须在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方面走在前、做表率，自觉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对标对表，提高政治站位，把准政治方向，坚定政治立场，明确政治态度，严守政治纪律，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坚持和加强党对财政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学习党史就是要坚定理想信念。我们党之所以能够经受一次次挫折而又一次次奋起，归根到底是因为有远大理想和崇高追求。学习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入学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持之以恒地推动学习往深里走、往心里走、往实里走，坚持不懈地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

学习党史就是要树牢宗旨意识。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论在什么年代、什么时期，共产党人始终秉持心中有民。群众利益无小事，学习共产党人的为民真心，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永远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四史的心得体会篇4

党的建立、党的发展，离不开无数英雄为祖国解放而奋不顾身的精神。曾经的苦难造就了今天的伟业，让人无比光荣和自豪。今天，我们同上一堂党史思政大课，让我受益匪浅，很有收获。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观看四史思政课心得体会资料，体用参考，欢迎你的阅读。

观看四史思政课心得体会一

今年是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在我们党激流勇进的过去100年的艰辛历程中我学到了许多东西，这些都鞭策着我在平时的学习和生活中不断以一名优秀共产党员的要求严格要求自己，从小事做起，去带动身边的更多人去向党的先进层面。

人的生命虽然有限，但是只要把有限的生命融入到祖国的事业中，融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一部辉煌灿烂的党史始终在伴随着我的成长、成熟。她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为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前赴后继、英勇奋斗的历史，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历史，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战胜一切。

新中国能有今天的伟大成就是共党员真抓实干取得的，他们无愧于“共产党员”的伟大称号，他们用自己的生命诠释着共产党员的真正含义，他们是时代的楷模，是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最可爱的人。党的教育为我平凡的生活带来了庄严与神圣，使我年轻的生命征程有了旗帜和明灯，让我执着于这样的选择和追求，坚定崇高的理想和信念。

作为大学生的我更应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手，坚持学习科学文化与加强思想修养的统一，学习书本知识与投身社会实践的统一，实现自身价值与服务祖国人民的统一，树立远大理想与进行艰苦奋斗的统一，从身边的小事中去体现大学生的指导性和先进性，充分发挥优秀大学生的先锋模范作用。

观看四史思政课心得体会二

本次思政大课，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程和中华民族的坚挺脊梁。回顾新中国史，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辛勤付出，艰苦奋斗，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艰难险阻，甚至不惜流血牺牲，靠的是一种信仰，为的是一个理想。新时代，我们要坚定地接好这种信仰和理想的接力棒，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在风浪考验面前无所畏惧，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坚定理想信念。我们不仅要认真学习内化于心，更要积极实践外化于行，在以史为鉴的过程中，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倍加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中华民族是勤劳勇敢民族。上下五千年不屈不挠，绵延不断、优秀文化不断光大。红船扬帆、万里征程、xx华诞、扬我国威，我们痛击了试图征服我们的敌人，我们唤醒了民族内心的傲气，我们从泥沼中站起，创造了中华民族的发展道路，我们突破国际势力的封锁站上了时代浪潮的顶峰，我们亮出坚实有力的臂膀、大爱于世的胸怀告慰世界，中华民族就如长江黄河之流淌勇往直前、永不停歇、从未衰竭，我们有我们的中国梦，我们必将创造一个又一个辉煌，我们终将站在世界舞台的中央。

观看四史思政课心得体会三

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是党和国家以及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在“四史”学习中我们共青团员将汲取力量，坚定信仰，明确方向，勤学奋斗。学习党史、新中国史，追寻党的历一代代革命先辈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懈奋斗的勇气、决心和意志，感悟他们的崇高精神境界和优良作风，就能不断增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的精神动力。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一部丰富生动的教科书，通过老师的讲授，我深刻感悟到党领导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深入了解了党的光荣传统、宝贵经验和伟大成就，传承红色基因，坚定理想信念。历史是的教科书，通过对中国共产党党史的深入学习，从中汲取了智慧和力量，增强开拓前进的勇气和信心。翻开近百年的历史可以看见，我党是在血与火的洗礼中一路走来，而对我们来说学习党史、国史，具有重大意义。历史是过去传到将来的回声，是将来对过去的反映。学好党的历史，了解过去才能把握这天，把握这天才能创造明天。从革命前辈的手里接过历史的接力棒，我们这代人要做好承上启下的历史任务，不断持续和发扬党的胜利成果，永远坚定跟党走的决心，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作为一名预备党员我更要以历史文化滋养自身，锤炼材质用于担当，勇于担民族复兴，担起时代重任。一起铭记历史，接续奋斗，不负青春，不负时代，以史为鉴。

观看四史思政课心得体会四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党的建立、党的发展，离不开无数英雄为祖国解放而奋不顾身的精神。曾经的苦难造就了今天的伟业，让人无比光荣和自豪。今天，我们同上一堂党史思政大课，让我受益匪浅，很有收获。

回顾党的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党的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党的先进性始终是贯穿党的建设的一条红线。在战争年代，我们党用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科学理论——毛泽东思想指导党的建设，中国共产党党员始终站在革命的第一线，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英勇奋斗直至革命斗争的最后胜利;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同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相结合，形成了科学指导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重要思想，指导我们党走出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在这期间，党的先进性表现为，始终走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最前沿，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以昂扬的斗志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率先垂范、积极进取、开拓创新，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一心一意搞建设谋发展，实现了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性发展。这是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先进性的生动体现。

四史的心得体会篇5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全社会开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宣传教育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对开展“四史”宣传教育作出部署，引导广大人民群众深刻认识党为国家和民族作出的伟大贡献，深刻感悟党始终不渝为人民的初心宗旨，学习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的重大理论成果，传承党在长期奋斗中铸就的伟大精神。

在全党集中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让党员干部总结历史经验、笃定信仰信念、传承红色基因，这对于使社会主义事业的骨干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而言具有重要意义。在全社会开展“四史”宣传教育，则是为了凝聚更广大力量，通过不断增进人民群众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进而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伟大实践中建功立业。

学习历史，必先立乎其大者。党史记录下中国共产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伟大历程；新中国史见证着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改革开放史呈现出中国人民从温饱不足到全面小康的沧桑巨变；社会主义发展史则镌刻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创立、发展到完善的坎坷历程。“四史”内容密不可分。学习“四史”，把握主题主线、主流本质，弄清楚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等基本问题，让人民群众知史爱党、知史爱国，这对于开创未来十分必要。

让历史告诉未来，既要抓住关键环节，靠总结历史经验创造历史、在把握历史规律中走向未来，还要面向关键群体，让红色基因、革命薪火代代传承。中国的未来属于青年。《通知》尤其强调突出青少年群体，正是因为一些青少年由于年龄和阅历的原因，对“四史”了解还比较少；少数人在不良文化侵蚀下，甚至走向了历史虚无主义。组织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少年学习“四史”，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红色江山才能永不变色。

四史的心得体会篇6

根据**关于政治轮训工作的总体安排，本人参加了本期领导干部政治轮训班，虽然培训时间不长，但安排紧凑、内容丰富，集中学习了《治国理政第三卷》、《训词精神解读》、《四史教育》、《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思想解读》，等内容，通过聆听专家授课使我感觉受益匪浅、收获颇丰，这次政治轮训既是一次政治理论学习，又是一次理想信念教育，使我得到了旗帜鲜明讲政治的教育，受到了红色基因的滋养，积蓄了做好工作的能量。

一、学习训词精神、向警旗致敬。

此次培训班将学习向中国人民警察队伍授旗训词精神作为一项重要内容。8月26日，向****队伍授旗并致训词，看到***部长，从手中接过警旗的那一刻，我内心澎湃。通过专家对训词精神的深入解读，更深层次的体会到授旗及训词的重大意义，重要讲话是一次初心的召唤，是一次政治的嘱托。作为一名**机关的党员领导干部，要提高政治站位，学习好、传达好、宣传好、贯彻好训词精神，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政治建警、改革强警、科技兴警、从严治警，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履行好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职责使命。对于一线实务的**工作，要不断深化对**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不断提升依法履职能力坚决捍卫政治安全、维护社会安定、保障人民安宁。

二、学习“四史”，做到知史爱党

四史的心得体会篇7

关键词：高斯得；诗歌；诗史

中图分类号：I207.2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46（2012）03-0051-04

自孟《本事诗》中以“诗史”论杜诗，以诗歌传达史实意义上的“诗史”概念就已经形成了，有宋一代人们对“诗史”的讨论更为深入。宋代重文轻武，文人与政治的关系极为密切，正如柳诒徵所言：“盖宋之政治，士大夫之政治也。政治之纯出于士大夫之手者，惟宋为然。”［1］宋代文人对政治的热情、对社会的关注反映在诗歌中，极大地促进了诗歌创作中的社会意识以及“诗史”特性。黄宗羲《万履安先生诗序》曰：“今之称杜诗者以为诗史，亦信然矣。然注杜者，但见以史证诗，未闻以诗补史之阙。虽曰诗史，史固无借乎诗也。……是故景炎、祥兴，《宋史》且不为之立本纪，非指南集杜，何由知闽广之兴废？非水云之诗，何由知亡国之惨？非白石、发，何由知竺国之双经？陈宜中之契阔？《心史》亮其苦心；黄东发之野死；《宝幢》志其处所，可不谓之诗史?”［2］在梨洲先生看来，诗可以补史之阙，尤其在易代之际，史亡而以诗存之。文天祥、汪元量、谢翱等人的诗作确实记载了宋亡之际的国破家亡、生民流离，但考察宋季“诗史”，高斯得更是不容忽略的一个重要诗人。

一

高斯得（1201―1275年后）①，字不妄，邛州蒲江（今属四川）人。高稼子，登绍定二年进士第，授利州路观察推官，累官至参知政事。为人刚直不恶，屡屡触忤权臣，一再被贬。其诗歌现存170余首，多感时伤事之作，据统计，仅从诗题可知是反映时事的诗歌就有40余首。另有不少诗作虽作他题，仍是以反映时事为主要内容。如《次韵徐景说见寄并呈牟存叟》曰：“人事一朝异，祖训成仇冤。奸隶窃其柄，良朋中路捐”；《次韵李通甫赋中秋》曰：“抵掌谈世事，亦可资一噱。……奈何朝廷上，聚铁方铸错”。诗人秉笔直书，在这些诗歌中叙写了宋末社会的政治举措、民生凋敝，表达了诗人忧国忧民之心。“是亦足称诗史矣。”［3］

所谓“诗史”，宋人多围绕杜甫诗歌进行论述，《蔡宽夫诗话》曰：“子美诗善叙事，故号‘诗史’。”《后村诗话》载：“唐自中叶，以徭役调发为常，至于亡国，肃、代而后，非复贞观、开元之唐矣。新、旧唐史不载者，略见杜诗。”可见，宋人对于“诗史”的定义主要侧重于两个方面，其一是叙事；其二是反映史实。当代学人孙明君说“所谓‘诗史’乃是诗人以仁者心观照当下社会现实，从而创作的具有天下意识和忧患及其相应艺术特征（地负海涵，沉郁顿挫）的诗歌。”［4］这是对“诗史”的一个较为合理的定义。按照这一标准，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考察高斯得诗歌的“诗史”特性。

其一，忧时伤事。高斯得生活在理宗、度宗朝，在宋王朝走向最后灭亡的这几十年内，外有强敌压境，内是昏君乱臣，统治阶层在太平的假象里苟且偷安。上行下效，在民族危亡之际社会上却是反常的弥漫着一种耽乐游逸之风。文人士大夫在无所作为又无可奈何的处境中更多地倾心于游山玩水、啸傲山林。这一时期的诗歌充斥着衰飒之气，一向被视为是亡国前的靡靡之音。但是此期的诗坛上仍不乏有识之士以社稷苍生为重，不忘其社会责任感，用诗歌记录、反映那一时期的社会现状。高斯得即为其代表诗人。其《酒阑》诗曰：“世道日沦忽，涔泪夜中滋。客问子何伤，伤予士气痿。不见齐鲁，所争在糟。……哑钟悬清庙，虎伏路垂。此而为君子，小人当谓谁。币轻物痛跃，赤子命一丝。尚曰此元，天乎欲谁欺……”言直情且，对国事的担忧、对时局的不满溢于言表。《感事》“太师百僚长，历代皆有之。所用有贤否，邦以分安危。……咄哉京桧托，言之可嘘欷。近者扬王庭，举朝莫言非。太潞不可作，吾其谁与归。”对晚宋社会独相掌权的社会现实作了如实的记载，对政局的失望之情也不言而喻。《五月》更是如实记载了南宋军事能力的劣势，“师出无寸功，败书常踵路。世道复谁论，当局委而去。”南宋王朝军事萎靡、士气不振，贾似道鲁港不战而逃更是直接动摇了南宋国脉。高斯得诗歌中对此的真实记载也清楚地说明了在这种国弱兵困的情势下，宋王朝如何挣扎在生死存亡线上。宋朝末年，连年的战火，经济衰弊，物价上涨。高斯得《物贵》、《物贵日甚》、《桑贵有感》、《赋》诸篇，真实而形象地展示了这一时期人民的困苦生活。

其二，直言抗权。高斯得为官敢言，不畏权贵。其诗歌多有议论时事，抨击权奸，揭露社会黑暗之作。宋末，经济几近崩溃，物价飞涨，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追究造成这一社会现状的原因，高斯得归为是“奸人窃其权，百物因大翔。”（《物贵》）高斯得敢于抗直犯上，嫉恶如仇。弹劾史嵩之，触忤丁大全，斥责贾似道，甚至直指理宗，“币轻物痛跃，赤子命一丝。尚曰此元，天乎欲谁欺。”（《酒阑》）当众多的诗人文士陶醉于所谓的“元更化”时，他却颇为清醒地认识到这不过是当权者自欺欺人的又一损国害民的举措。高斯得诗中对于贾似道的跋扈、荒淫无度多有无情的揭露。《三丽人行》序曰：“杜子美作《丽人行》，讥丞相杨国忠也，贵妃之兄。近事有相似者，以苏公有《续丽人行》，故作《三丽人行》。”贾似道是以外戚的身份登上的政治舞台，在宋末的内外交困中，身居高位、手握重权的他却整日悠游于西湖的旖旎风光中。高斯得在对其游乐的铺张奢侈进行揭示的同时，无情地批判道：“风流宰相推第一，但恐稷契羞同伦。腥风霎霎塞宇宙，万年遗臭何时泯。要当壮士为一洗，我老无力覆八溟。”（《三丽人行》）。这与当时诗坛上的谀颂之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高斯得对于贾似道当政的公田举措也颇为不满，《官田行》、《读陆逵常簿奏篇喜而赋》等诗都揭露了公田法对民众的损害。这是周密所言 “（公田法）此事苛扰，民皆破家荡产，怨人骨髓”［5］的进一步解说，为宋史提供了具体的史实。《鬼瞰吟》、《要君》、《西湖竞渡游人有蹂践之》等诗都对贾似道的倒行逆施、荒淫做了惟妙惟肖的揭露，

其三，自伤身世。高斯得另有部分自伤身世之作，这些诗歌通过对自身遭遇的叙述抒情，展示了个体在社会环境中的活动和处境，从而揭示了当时的社会现状，别具“诗史”内涵。淳元年（1241）“冬雷，斯得应诏上封事，乞择才并相，由是迕嵩之意。迁太常寺主簿，仍兼史馆校勘。时斯得叔父定子以礼部尚书领史事，时人以为美谈。会太学博士刘应起入对，拄嵩之，嵩之恚，使其党言叔父兄子不可同朝，以斯得添差通判绍兴府。”［6］12322-12323淳二年（1242），“四朝《帝纪》书成，上之。嵩之妄加毁誉于理宗、济王，改斯得所草《宁宗纪》末卷，斯得与史官杜范、王遂辨之。范报书亦有“奸人剿入邪说”之语，然书已登进矣。”［6］12323《鬼溪即事五首》对此皆有记载。在这种自传性质的诗歌中，不难窥见当时社会权相独政，政府机构几近瘫痪，有识之士难于作为。 “龙飞四十春，先皇始招延。绛侯正骄主，答策聊相镌。无心得天下，人力何有焉”；“未几孽嵩来，当国恣且专”；“淳更化瑟，弓旌罗八缠”；“吴公亦去相，国事堪潸然。荏苒兵难作，扰攘纷戈。吴公再秉钧，首议贾生篇”；“伤哉淳士，萧艾化兰荃”；“一旦彗星出，应诏言数千。历数蔡京罪，请收贾充权”。 《自叙六十韵》中的这些诗句，都是诗人生活背景的真实记录，显然，诗人在自叙生平中寄予了深深的家国之恨，从而更为深刻地揭示了当时的社会现状。《生日自嘲》、《齿落》等莫不如此。

二

高斯得师从李心传，端平元年（1234），李心传以著作佐郎领史事修《国朝会要》，辟高斯得为检阅文字，嘉熙二年（1238），李心传修四朝史，辟高斯得为史馆检阅，分修光、宁二帝《纪》。这种修史的经历显然培养了高斯得客观求实的史学思想。其诗歌创作也深受其影响，有着明确的史笔意识。

首先，以组诗的形式写时事。所谓组诗是指以若干首诗歌来表现同一主题的一组诗，这种形式的诗歌创作便于主体的表达、内容的丰富。《孤愤吟诗十三首》序曰：“甲戌十一月以后，边事日急，作此以纪一时之事。”甲戌即咸淳十年（1274），是年元朝调兵遣将向南宋发出了最后的进攻。鄂州失陷，南宋王朝危在旦夕。《孤愤吟诗十三首》首篇曰：“桧当权十五年，始终只被一私缠。人心失尽天心怒，燎火炎炎故不然。”从秦桧、韩胄的专权谈起，高斯得对南宋王朝的兴亡做了一个沉痛的历史反思。“始终只被一私缠”，一句话道破了南宋王朝政局的腐朽不堪。在这13首诗歌中，对贾似道当政期间的阴许岁币、推打算法、行公田法都做了批判、反思。“阜录新书幸已成，名山藏去复传人。毋令十载编摩苦，竟与家书共厄秦。”经过对时事的反思，诗人此时对南宋的命运已经了然于心了，悲伤沉痛中，所幸“阜录新书成”，可以藏之名山传之后人。诗篇首尾照应，对宋末时事记载详实。显然，诗人有着明确的存史意识。《书事四首》围绕“避寇”一事层层渲染。“两月窜荆棘，愁生祗自怜。屈盘茅屋底，擎跽野人前。尽室逾百指，看囊无一钱。长安望不见，何日静戈。”诗人在战火中的颠沛流离其实正是那个时代广大民众司空见惯的生活。“长安望不见，何日静戈”，诗人的期望真实地传达了宋末广大人民的心声。以组诗的形式写诗，便于叙事，这在一定程度上正迎合了“诗史”的要求。

其次，高斯得诗歌多为古体诗。古体诗不拘格律与音韵，便于叙事。而“诗史”最基本的特性之一既是如实地反映社会现实，这必然要求诗歌的创作以叙事为主。如《记二首儿四日雷二异》一诗，“咸淳七年正二月，天灾人异何稠叠”交代了事情发生的时间以及诗歌所叙主题“天灾人异”；“日当丙子月当寅，湖州昆山有妖孽。曹家产子威杀人，二首一身连骨节。”事情发生的时间、起因；“人妖示变未三旬，二月天灾来不辍。粤从已亥至壬寅，据历雷声未当发。胡为砰訇震天鼓，四日四夜声不绝。”事情的进一步发展、高潮；“二首之儿四日雷，占虽不同应无别。作诗会入五行传，谨勿流传取刖。”事情的结局。且不考虑此诗内容的迷信色彩，从诗歌的结构安排来看，宛如一个故事的讲述娓娓道来，引人入胜。末世多言鬼，此诗在对“天灾人异”的记载中如实的反映了时人对于这些“怪事”的恐慌。这其实也从侧面反映了末世人们内心的惶恐，所以才会求助于占卜来预测吉凶。为了彰显纪事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在高斯得的诗歌中对叙述内容多有具体时间的记载。“方冬十月天炎蒸，雷公吼怒声凭凭。”（《冬大雷电》）“噫呼嘻乐哉，咸淳三年之秋大有年。”（《官田行》）“杭州城西二月八，湖上处处笙歌发。”（《西湖竞渡游人有蹂践之厄》） “五月出师时，老臣抱忧惧。”（《五月》）可见，高斯得创作诗歌很注重诗歌的纪实性，这也正是“诗史”的特性之一。

另外，高斯得诗歌创作中，为了如实地反映时事，不仅有序言，而且多自注，这是宋代诗人创作中不太常见的情形。高诗自注多是对时事的解说，颇有以诗存史的意味。据统计，高斯得诗歌中自注近50处。《龟溪即事五首》其一曰：“顽云鹤岭，积雪明龟溪。榆社已屋，斯焉卜幽栖。亦有好事人，除馆溪之西。门巷寄深窈，青山有攀跻。平生秉微尚，颇忻咏归兮。且可投吾簪，安能栖会稽。”诗歌描绘了龟溪的风景，顽云、积雪、溪西之馆、青山绿水，风景秀丽，但“且可投吾簪，安能栖会稽”却颇为费解，诗人的自注“史嵩之以冬雷封事见逐，改予越，不赴”使得诗意顿然明朗。诗歌语言的凝练、明洁使其意蕴丰富的同时，有时也会引起歧义，从而给解读带来了一定的模糊性，高斯得诗歌创作中明确的自注，在帮助读者解读诗句的同时，也记录了时事，这显然也得益于诗人修史经历所培养的存史意识。《赠蜀僧钦师》曰：“天台招提薮，我常避其尘。夫岂无名缁，近腻终汗人。”诗人自注：“时鬻寺之风颇盛。”这对于后人考察宋末的社会风情都提供了可信的史料。诸如此类的“自注”在高斯得诗歌中比比皆是。

可见，高斯得诗歌的创作不仅从内容上符合“诗史”叙事、纪事的要求，在创作手法上也不再仅仅以抒情表意为主。而是力求叙事的真实、表意的准确。把忧国忧民之心寄予在诗歌中，对当时的社会现状、民生疾苦多有揭示。

三

邵雍《伊川击壤集》卷十八《诗史吟》曰：“史笔善记事，长于炫其文；文胜则实表，徒憎口云云。诗史善记事，长于造其真；真胜则华去，非如目纷纷。”［7］宋人论“诗史”都较为重视“诗史”的叙事。以诗叙事，以诗存史的观念在宋末文人中更为流行。高斯得诗歌以叙事为主，无论是忧国伤时还是直言抗权的诗作，都是真切地记录了宋亡前夕社会动荡、政治腐败、战火连年、物价飞跃、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甚至在自叙身世的诗歌中都寄予着深切的家国之恨。为了更好地叙事，高斯得诗歌在创作上也别具一格，从形式上，高诗用组诗的形式叙写时事；从文体上，高斯得采用了便于叙事的古体诗，古体诗不拘音韵和格律的创作要求丰富了“诗史”创作的内容；在诗歌创作中，高斯得又别出心裁地以“自注”的形式来解说诗中所述“史实”。这样一方面不失诗歌语言的含蓄蕴藉，同时在阐述诗歌内容的同时也保存史实。由此可见，高斯得的诗歌创作有着明确的“诗史”意识。这固然得益于高斯得师从李心传修史的经历，但也不能排除这与宋末文人“诗史”观有着重要关系。自杜甫之后，宋代诗人颇为重视诗歌的“诗史“创作。宋末的社会动荡、强敌压境与唐代“安史之乱”有着相似的情形，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种社会现实引发了诗人忧国忧时之情怀，纪实与伤时并重的“诗史”创作也蔚为大观。

元赵景良所编《忠义集》即是“以诗存史”的具体体现。也是宋末“诗史”创作的一个延续。集中《补史十忠诗序》曰：“诗以厚伦美化为本，如曰谐俗寄情而已，即千篇奚益？……清议得忠义臣十人，史不书，各赋十韵，纂其实，曰补史诗。”［8］故而，以诗存史、以诗补史的“诗史”创作，不仅为研究宋末社会保存了大量资料，同时也是中国“诗史”创作一个重要的阶段，对后世的诗歌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柳诒徵.中国文化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580.

［2］ 黄宗羲.南雷文定（卷一）［M］.清康熙刊本.

［3］ 永.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1044 .

［4］ 孙明君.解读“诗史”精神［J］.北京大学学报，1999（2）.

［5］ 周密.齐东野语［M］.北京：中华书局，1983：316.

［6］ 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四史的心得体会篇8

为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县委《关于在党史学习教育中深入开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宣传教育的通知》要求，推动住建局“四史”宣传教育扎实开展，现就具体工作制定方案如下：

一、深刻认识开展“四史”宣传教育的重大意义

围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在全社会开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宣传教育，是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现实需要，是引领广大人民群众统一思想意志、齐心协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途径。局党组、党委及各党支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入学习领会关于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的重要论述，以党史学习教育引领“四史”宣传教育，以“四史”宣传教育促进党史学习教育，进一步教育引导全局党员干部职工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汇聚起“激情干事业、挑战不可能”的强大合力。

二、全面落实“四史”宣传教育重点任务

（一）组织读书学史活动。统筹安排党史专题学习，以《中国共产党简史》《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改革开放简史》《社会主义发展简史》为重要参考材料，开展多种形式的读书学史活动。在加强个人自学的基础上，采取理论学习中心组、举办专题读书班、参加专题培训等多种形式开展学习交流研讨。各支部采取“三会一课”和主题党日等形式，结合实际开展学习活动。要把学习“四史”作为2021年全局党员干部学习教育培训的重要内容，

(二)开展“四史”基层宣讲。在党史专题宣讲中充分体现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有关内容。由党组书记带头开展“四史”基层宣讲、各支部书记在本支部或所管辖的部门、企业等开展“四史”基层宣讲。结合本单位工作实际突出组织化动员、面对面宣讲，充分发挥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学习强国”学习平台作用，用好网上自媒体平台，用好公园广场、企业、工地，增强基层宣讲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三)推动“四史”学习体验。注重体验教育，结合革命旧址、纪念馆、展览馆、党史馆、烈士陵园等各类纪念设施，定期组织局机关党员干部就近就便开展体验学习，通过实地实物、鲜活讲解、互动体验等开展“四史”学习体验，以富有现场感、体验感的教育形式，引导党员干部职工在体验中增长知识、接受教育。

(四)致敬革命先烈。聚焦“七一”建党节、“八一”建军节、“9·30”烈士纪念日、“十ー”国庆节等重要节点，组织党员干部特别是入党积极分子与青年干部职工走进烈士陵园、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红色革命纪念地等，开展祭扫烈士墓、敬献鲜花、宣读祭文、瞻仰遗物等活动，致敬革命先烈，重温革命志士的精神遗产，缅怀英雄烈士的历史功勋。

(五)学习先进模范。各党支部要组织党员干部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全国和省市县“两优一先”获得者、“光荣在党五十年”纪念章获得者学习，向各个历史时期的杰出革命英雄、杰出建设楷模和杰出时代先锋学习，以典型为引领，向榜样看齐，在全住建系统形成崇尚英雄、学习英雄、关爱英雄的良好风尚。

(六)传承红色家风。组织开展拜访老革命、老党员、老干部等多种形式的红色家风传承活动，发挥文明家庭、五好家庭、最美家庭的示范带动作用。同时，结合“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组织局机关志愿服务队帮助老党员、老同志、老模范、解决实际问题，以实际行动传承优良红色家风。

（七）组织群众性文化活动。各党支部要把党史学习教育融入群众性文化活动，推出建党百年题材的主题文化活动。开展“唱支山歌给党听”群众歌咏活动、“观红色经典·颂百年华章”百部红色电影进基层、“翰墨丹青颂党恩”书画展览等，吸引广大党员干部职工主动参与、广泛参与、深度参与。

三、着力强化“四史”宣传教育工作保障

(一)加强组织领导。局机关党委系统各党支部要站在政治的、全局的、战略的高度，把在住建系统开展“四史”宣传教育纳入党史学习教育之中，明确工作职责，细化工作安排，切实做好各项工作。党支部书记要切实履行第一责任人责任，认真抓好本支部“四史”宣传教育工作。各党支部书记要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以更高标准、更高要求先学一步、学深一层。全体党员干部要主动学、积极学，在全局起好带头作用。形成全住建系统良好的“四史”学习宣传风气。

(二)强化分类指导。各党支部要立足职能特点，结合工作实际，研究制定符合本支部的具体实施方案，有针对性地开展主题宣传和群众性宣传教育，确保“四史”宣传教育质量。

四史的心得体会篇9

新时期迎来了中国电影艺术的春天。对第四代来说，第一次执掌导演话筒号令三军之际，已是人到中年。第四代导演中的主体，在电影学院、戏剧学院毕业后，尚未独当一面，青春岁月就蹉跎在“”的动乱之中。

新时期百废待兴，第四代初显身手，崭露头角之际，第五代导演不期而至。这批1982年刚刚告别校园的群体，1983年、1984年提前推出了他们的处女作。第五代一出手，石破天惊。《一个和八个》《黄土地》以较第四代更新锐的历史视角、更绚丽的电影形态，令国际国内影坛刮目相看。

回顾近二十年来这个领域的状态，大体上呈现为两头热的格局。一头关注的是第一、二、三代的老一辈艺术家，从郑正秋、夏衍、蔡楚生、费穆到仍在影坛驰骋的谢晋等，这是对历史的尊重，对历史缺失的补课。但在广度和深度上均有待拓展。另一头则关注第五代。张艺谋、陈凯歌等代表人物自出道以来，每有新作问世，尤其新作在重大国际电影节获奖，评论界便给予极大关注，有关的研究专著已出版多部。相对而言，对第四代导演的研究较沉寂。两峰之间，留下一片谷地。然而第四代导演的艺术生涯正处在中国电影史的一个重大历史转型期，在这个历史转型中，这一代人作出过不应忽视、不可替代的贡献。

一

新时期伊始，中国电影的“拨乱反正”，面对两大历史性的任务。一是人的觉醒，让人从匍匐在神坛前站立起来，让异化的人性复归。二是电影意识的觉醒，让电影扬弃工具论的桎梏，让电影回归电影。在人的解放和电影的解放奔腾澎湃的历史潮流中，第四代导演挺立历史潮头。

反思“”，是那个年代的最强音。刚刚经历过的人生体验首先进入第四代的艺术视野。《生活的颤音》、《苦恼人的笑》、《枫》、《巴山夜雨》、《春雨潇潇》等联袂而至。或以庄严的笔触描述黎明前夜战斗之惨烈，或以悲愤心境纪实年轻生命成为政治歧途之祭品；或以辛辣嘲讽揭示历史的荒诞性，或以诗情画意点染生活的血泪斑斑。它们的共同主题，呼唤人的尊严，人的自由，人的价值；呼唤被神道主义亵渎的、扼杀的人道主义复归。这些作品容或对历史的把握尚停留在较浅层次，新的电影形态、新的电影语言尚显生硬；可在当年，却令人耳目一新。这批作品较彻底地扬弃了长期统治影坛的八股模式，标新立异，不拘一格。多年久违了的艺术个性、艺术风格这些对艺术不可或缺的美学素质，在第四代的处女作中已初显端倪。

《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如意》、《小街》、《青春祭》、《小巷名流》在对社会生活艺术概括的力度和对人性把握的丰富性上，有新的开拓。这开拓的走向，从政治反思向文化反思延伸。《良家妇女》、《湘女潇潇》、《乡音》等，均属其中出类拔萃之作。

在摆脱古代和现代沉重传统重负之际，第四代也致力于将审美理想锤炼在新人的形象之中：《沙鸥》(张暖忻)和《红衣少女》(陆小雅)便是代表作。作为国家女排队队员，沙鸥富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但个人有权利自由发展个性，追求个人理想，而不应是被动的“驯服工具”。《红衣少女》中的花季少女安然，纯真坦诚，追求一种弃绝虚伪与谎言的理想人生。她力求排除各种外在观念的束缚，“用自己的眼睛去看世界”，“我就是我”。这些萌芽状态的新人形象，尽管显得稚拙，尚欠丰满；但都在矢志追寻自由思想，独立人格。

第四代导演群体在不同程度上延续了近代史和现代史上中国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忧患意识，是20世纪中国几代仁人志士基本的精神素质。他们呼唤人的觉醒，乃我们时代中国文化的总主题，他们自觉地承担历史赋予的时代使命，满腔热情地进行文化的再启蒙。不少第四代导演，终身不渝地在这条道路上艰难跋涉。第三代某些导演对历史性灾难的体验更真切、更充实，他们的某些作品，对历史曲折中人生沉浮苦难历程的呈现，更具感染力。第五代的某些作品，在历史文化反思上，艺术概括的深邃和胆识上，更富创新意识。他们共同担当着中国电影界的共同课题。第四代的贡献是卓越和无可替代的。

《小花》(黄建中)表现一个中国电影中常见的题材，一场革命战斗。在立意上，一反以往战争片纪录一次辉煌战役或表现某一战略思想，而着力于战争中人的命运和人的情感波澜。为此而调动外国电影中所能用得上的各种新的表现手段和艺术技巧，兼容并收。这部影片在电影形式上的大胆探索，当年产生过爆炸性的效应。

关于中国电影导演群体研究

《苦恼人的笑》(杨延晋)几乎同样使用过《小花》的全部的新技巧、新手法。它的特色在于运用新的电影语言深入到人的潜意识领域，表现人在异己力量支配下惊恐、苦涩、尴尬、愤懑、无奈中的感觉、臆想、幻觉……大量使用时空交错、声画分立、声画对位、变焦矩镜头、扭曲镜头，直接表现人的深层心理，影片采用讽刺喜剧样式营造一种烘托主题的荒诞感。50年代之后，讽刺喜剧弃绝中国影坛，《苦恼人的笑》不仅让讽刺喜剧回归，而且注入更为狂放的闹剧和荒诞剧的因素，为后来的《小巷名流》等佳作开辟了道路。

在初敞国门文化引进中，这些影片大量运用的新手法、新技巧，诚然存在消化不良、饥不择食的问题。这是中国电影历史性突围难以跳越过的阶段。值得庆幸的是，第四代(包括第三代和第五代)迅速地走过了这个学步过程，很快地融会贯通，并显示出自己的艺术独创性。

百花初放的季节，也是百家始鸣的年代。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富于实践理性，而弱于抽象思辨。中国传统的诗论、文论、画论总是与创作实践紧密结合，相互依存，相互促进。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既是中国电影创作的黄金时代，更是中国电影理论最活跃、成果最丰硕的时代。在这个短暂年代，中国影坛先后展开过电影与戏剧离婚、电影的文学性、电影语言现代化、电影观念、电影创新、电影民族化等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学术性论争。这些讨论有别于以往的鲜明特点，不再环绕着政治轴心旋转，而关注电影本体。这是电影意识觉醒的重要标志。许多第四代导演既用摄影机来表达美学追求，也用笔和舌来挑起理论战斗、参与理论战斗；如郑洞天、谢飞、黄健中等，均属电影论坛上的活跃人物。作为第四代美学旗帜的，当推张暖忻、李陀在1979年发表的《谈电影语言的现代化》。这篇文章倾诉这一代人渴望电影回归本体的心声，要求“形成一种局面，一种风气，就是理直气壮地、大张旗鼓地大讲电影的艺术性，大讲电影的表现技巧，大讲电影美学，大讲电影语言。”(注：《电影艺术》1979年第3期。)在结构形式、镜头运用、造型手段和表现方法上学习西方电影的成果。文章还提出了一个对80年代中国电影创作和电影理论产生过广泛影响的理论观点，推崇在国际上已经退潮的巴赞纪实美学。认为巴赞的电影本体论“是人类对电影认识的重大成果和不可逾越的阶段”。

论文关于中国电影导演群体研究来自

诚然，如后来的评论者所言，中国开始引进巴赞纪实美学，存在一定程度的“误读”。纠正“误读”，当然必要；然而对中国电影的发展来说，“误读”与否，并非关键。“误读”在国际文化交流中并非个别现象，尤其在中国与西方两种异质文化体系开始碰撞和融汇之际。“误读”往往出现在本土文化正处在变革的躁动之中，需要汲取外来文化资源以为奥援，并根据自己的内在需求进行读解。巴赞纪实美学开始进入中国，即属这种“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纪实美学在80年代，对中国电影完成了一次重大的电影本体的补课。有力地扫荡了“”虚假矫饰的遗毒，回归电影本源的逼似性；改变中国电影重叙事而轻造型的偏颇，出现了一次空前的造型意识的自觉；突破了单一的蒙太奇理论的垄断格局，促进电影多元化的发展趋向。

80年代初，《沙鸥》(张暖忻)、《邻居》(郑洞天)等追求纪实美学的作品令影坛刮目相看。这种纪实风格很快地渗透到其他第四代及第三代的作品之中，风靡一时；中国电影在艺术形态上发生了一次革命性的变革。第五代横空出世震撼国际影坛的意象造型，也是在造型意识觉醒中，中国电影造型的一次升华。或者说第五代是站在第四代肩膀上完成的一次飞跃。

回顾“”结束时中国电影的状态，无论就社会思想、艺术内容、还是在表现形式上，中国电影与国际电影拉开不止一个档次。与中国三四十年代电影或十七年电影相较，也是全面的大溃退。这种差距如果转换为时间，落后不下数十年。经过短短几年的艰苦奋斗，中国电影已无需自惭形秽，一些电影精品受到中国观众广泛欢迎，也令国际影坛瞩目。在中国电影史上，出现一次全面的质的飞跃。中国电影的历史性转折，凝聚着几代电影人的心血，第四代的贡献尤为显著。

二

追求个人风格的第四代导演，在广阔的题材、样式领域驰骋，其中三种类型片——诗电影、中国西部电影及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最值得关注。

关于诗电影。

从世界电影发展看，20世纪的20年代乃诗电影浪潮勃兴的年代。无论法国的先锋派或苏联的蒙太奇学派，均力图摆脱简单的物质现实的复制性，致力于形而上的开拓，向人的精神世界进军。他们探索电影画面的光影、构图、节奏、镜头结接产生的象征、隐喻等等，大大丰富电影语言的表现力；并诞生诗电影。那么，各种不同艺术部类的诗情共同本质何在?我倾向于现代哲学家海德格尔的观点：诗情诞生在通过显现在场的东西揭示出与之相联系的背后的更本原的隐蔽的不在场的东西(注：参看张世英：《艺术哲学的新方向》，《文艺研究》1999年第4期。)。

关于中国电影导演群体研究

中国是个诗的国度，中国传统的各种艺术审美理想均趋向于诗。但诗电影却未能在中国获得长足的发展。中国电影史上最杰出的诗电影，《小城之春》、《林家铺子》、《早春二月》刚一诞生就遭受政治批判。其原因在于，主流意识形态倾向于急功近利直奔政治性主题以及直白显豁的表达方式，而诗则倾向于较恒久而普泛的人性主题和含蓄隐秀的艺术风格。

新时期提供了电影向诗王国进军的宽松的文化氛围。许多第四代导演都热衷于向哲理与诗情进军。其中率先发起冲击的，首推吴贻弓。《巴山夜雨》获得首届电影金鸡奖最佳影片奖，这意味着中国电影评论界对诗传统的青睐。影片表现“”后期一艘川江航轮上的旅客群相。这个群体的突出特征是，每个人物都处于与自我本质极度矛盾的异化情态，群体的总和构成了一个全面异化的小社会；这个江轮中异化的小社会，又折射了整个大社会并成为它的缩影。江轮航行在三峡雄伟瑰丽的自然环境之中，奇绝的自然景观与扭曲的人文情态形成尖锐对比。以诗意盎然的画面描叙一个血雨腥风的年代，编导从尖锐的矛盾对立中揭示出不在场的异己力量强大到无所不在而又必然消亡的时代走向。这颇有点近于中国诗论中的境界，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虽然影片中个别人物的真实性曾为评论家诟病。

吴贻弓的代表作《城南旧事》根据台湾女作家林海音回忆童年往事的同名小说改编。影片选择了小说中三个基本上互不关联的故事联缀起来，以小主人公主观感受——所有的人物都“离我而去”——作为贯穿的心理情绪线索。在中国电影结构中，可谓别开蹊径。当年中国电影正在热烈争论突围单一的戏剧电影模式，《城南旧事》提供了一个鲜明的案例。这种以人物主观意绪为主轴的结构方式，“形散意不散”，意蕴隽永。在电影语言探索上，更有两点值得称道。一是运用诗歌音乐中的叠句，重复与变奏。在画面上一再重复那些富于时代、地区特色并在小主人公心灵上烙印深刻的场景，井窝子、西厢房……在不同季气时候中的变化；在音响上主题音乐《骊歌》的旋律在不同场景和心态下的复奏和变奏，更撩人心绪。童年往事，离愁别绪，浸润着“淡淡的哀愁，沉沉的相思”。在电影语言上的另一特色，继承先辈们对诗的电影语言的探索成果，大量运用空镜头，使人物融入环境，环境渗透人物性格，营造气韵深远的意境。这是中国电影在电影语言上的一大贡献。费穆、水华、郑君里等前辈在这方面都曾惮精竭虑地进行过开拓。《城南旧事》结尾处，一组短促的香山火红的枫叶的空镜头特写叠化，与离去的马车和得得的马蹄声构成的情绪高潮可成为诗电影经典性的蒙太奇段落。

胡柄榴是第四代另一位执著于诗电影的导演。他在《乡音》中出色地运用视觉造型，尤其是音响造型构成的山区环境氛围及时代变革的脚步声，很见独到。重峦叠嶂包围中的小镇，在暮色苍茫中显得秀丽、恬静而封闭。古老的油榨坊阵阵木榨声，是小镇的歌唱，吟诵着古老农耕社会凝滞不变的生活方式。山外隐约飘来的铁路大桥工地上的哨音和机械轰鸣声，意味着现代文明正在叩开锁闭小镇的大门。结尾处，当患上癌症的女主人公坐在独轮车上“吱吱呀呀”在山间小道上蜗行，有生以来第一次走出围困她的群山(更意味着精神上的围困)看一眼山外的广阔天地。轰轰隆隆的火车飞驰声，自远而近；一声长鸣的汽笛，震撼群山河谷，淹没了独轮车的“吱吱呀呀”的浅唱低吟……《乡音》运用音响的象征、隐喻，丰富了中国电影语言。虽然影片对人生际遇的开掘，尚嫌单一浅近，缺少更丰厚的文化底蕴。

吴贻弓、胡柄榴的诗电影，着力于电影造型的开拓，淡化电影的叙事。在随后的《姐姐》、《乡民》中，这种倾向进一步走向极致化。电影在本质上乃通俗的大众艺术，诗电影则趋于雅。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电影“皇粮”渐断，不得不更多关注市场需求，诗电影的探索走向衰微。但诗电影毕竟是提升中国电影文化品位的有效途径之一，这不仅在于我们有优秀的诗电影传统，更由于我们有悠久厚重的诗文化资源。

关于中国西部片。

中国幅员辽阔，历史久长，拥有56个民族。中国文化源头并不单一，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更形成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中国自秦代以还，两千多年来基本上是大一统的帝国，文化上较少关注地域文化特色。新中国建立后，从政治上强化这种文化的大一统性。从中国电影发展看，解放前中国大陆的制片中心长期集中于上海一隅，电影题材在地域上也侧重于上海。后来电影制片厂虽遍布东西南北，却很少自觉地致力于地方文化资源的发掘。这是中国电影贫乏单调的原因之一。在艺术上，如果说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那么越富于地域文化特色的越能丰富和突现民族风格。过去有些电影艺术家，如水华的《林家铺子》，把江南水乡的风情描绘得酣畅淋漓，我们却未能在这个基础上有意识地培育成一种新的电影风格或类型。在中国，第一次自觉地以地域文化为轴心的类型片雏型，则是中国西部片。

中国西部片形态臻至完备之作，恐怕要数第五代的《黄土地》。这片荒凉、贫瘠、、沟壑纵横的黄土地，远不只是人物活动的背景，它具有自己的历史、个性独特的精神风貌，并成为影片中最活跃的角色。不过中国西部片的主力军，还得数第四代导演。吴天明的《人生》、《老井》，颜学恕的《野山》，滕文骥的《黄河谣》等，均属扛鼎之作。80年代中期，中国西部片名声大振，饮誉海内外。吴天明尤为活跃，他既是有代表性的导演，又是中国西部片生产中心的西安电影制片厂厂长。

关于中国电影导演群体研究

中国西部片虽未如美国西部片那样具有比较定型的形态，确已大体形成其特定的艺术内容和艺术风格。在这块古老的黄土地上，积淀着深厚的华夏文明。人对自然的过度索取，使这块曾经孕育过人类最辉煌的文明之一的土地，如今格外贫瘠而荒漠化，并远离现代文明欧风美雨的浸润。沉重的历史文化负担，使得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因循、保守、愚昧，但却比较完整地保留着华夏文明风情习俗，保留着华夏文明淳朴的人文气质和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民族精神。一旦捕捉到新的历史机遇，就会爆发出震撼心灵的伟力。

《老井》是中国西部片的高峰。干旱的老井村，祖祖辈辈为缺水，为生命源泉的匮乏而困扰。影片从文化历史的宏观视角和严格的现实主义艺术方法(既是剧作层面，也是影像层面)，表现家庭伦理、爱情婚姻、人与自然抗争和人与自我搏斗的广阔生活场景，从而展现民族文化心理积淀，演进变化及发展趋势。《老井》是一部沉甸甸的现实主义力作，“真景逼，神景升”。直观形象的逼真感，宏观的历史气度和开掘的深邃，在纪实层面上升华出象征层面。那块“老井村打井史碑记”，似乎镌刻着一个民族的历史。

有评论家指出，吴天明和另一些第四代导演如胡柄榴、滕文骥等人的创作，往往出现一种倾向，导演的主观意图与客观效果分离，审美价值与社会价值错位。理智倾向于未来，情感则对传统缅怀眷恋。在《人生》里，导演过于钟爱体现传统美德的巧珍，对开放性的黄亚萍持有偏见；《老井》则抹去原著中巧英的现代性色彩向传统文化靠拢，才闪烁人性美的光泽。我以为批评文章所指的现象是符合作品实际的，但这种现象是否纯属负面，尚可商榷。一则是这种理智与情感的分歧乃具有相当普遍性的民族心理情态，表现这种情态是一种现实主义态度。其次，审美判断并不简单地等同于理性判断、历史判断。暖昧、模糊、歧异，往往更富艺术魅力。当代文明在取得历史上无可比拟的辉煌成就的同时，也抹去了某些历史积淀的人性的光彩。

90年代之后，中国西部片趋于声销迹匿，这很令人遗憾。进入新世纪，西部大开潮滚滚。中国西部片，魂兮归来!

关于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惟一拥有两千多年从未中断过信史的古老文明。从神话年代的三皇五帝到20世纪民国的历史，有一套完整的系统性的历史小说给中国平民百姓普及历史知识。如《三国演义》等历史小说，家喻户晓。中国戏曲舞台上，以重要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为题材的作品，占有很大比重。这种文化传统培育了中国人对重大历史题材的审美偏向，也遭致“”有关舞台被“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统治的政治性判决。

中国电影中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提倡，其初衷并非民族文化传统的延续和发展，而是建国之初意识形态上向苏联一边倒的产物。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苏联电影兴起史诗样式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宣誓》、《攻克柏林》等几乎垄断当年苏联影坛。在中国，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一直是电影主旋律的主要形态。这种电影类型最严重的问题，在于过于浓烈的政治宣传意识及其派生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但也产生过一些具有历史价值和美学价值的艺术精品，成荫、汤晓丹等老导演，披荆斩棘，立下汗马功劳。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突出困境，首先要从各种急功近利的政治条条框框中解放出来。只有经过思想解放运动的洗礼，在80年代才能获得比较丰硕的成果。不少第四代导演在先辈们开辟的道路上在一个较为开阔的空间里纵横驰骋。衡量一部重大革命历史片的价值，首要的一条，是能否还历史以真实的内容，澄清那些笼罩着历史上的茫茫迷雾，让扭曲的历史重现庐山真面目。

《开天辟地》(李歇浦)撩开了中国共产党诞生史神圣化和神秘化的面纱，擦掉了多年来堆聚在第一任总书记陈独秀脸上的积垢。这位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叱咤风云的文化闯将，引进和实践马克思主义的先行者，第一次在银幕上恢复了历史上的风采。

抗日战争乃中国现代史的重大转折，百年来反帝斗争第一次全面胜利。中国大陆电影中的抗日战争则是跛脚的，回避了这场战争的主战场。翟俊杰、杨光远导演的《血战台儿庄》填补了这个历史的缺失。电影以纪实性手法表现的军队的浴血奋战之惨烈悲壮，亦足以动天地、泣鬼神。抗日战争之能够坚持并取得胜利，正因为是一场动员全民族的战争。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待历史，超越党派视角乃至宗派视角，尤为重要。

《大决战》表现中国现代史的另一个重大转折。就场面之宏伟、建构之雄浑而错综复杂，气势之磅礴和投入人力物力之繁浩上，《大决战》堪称中国电影史之最。影片基本上以纪实的全景式再现神州大地上规模最大的既相互联系又相互独立的三大战役。从双方统帅部之战略部署，地区司令部之运筹帷幄，各级指挥员之临战举措，直到战场上战士的冲锋陷阵，尽收眼底。兼及政治态势，社会动向及广大群众支援的描绘。战场上军情变易无常，突发事件难测；时空转换频繁，人物、场景走马灯式的更迭。《大决战》继承中国历史小说、戏曲的特色，更重视人物性格描写。既有全局性的整体观照，又要有敌我双方各个等级的细部摹写；既不致突出局部而模糊全局，又不致使宏观鸟瞰而失之于空疏。《大决战》非凡的艺术概括功力，值得高度赞赏。影片除总导演李俊外，其他执行导演基本上属于第四代，包括杨光远、蔡继渭、韦廉、景慕奎、翟俊杰。

关于中国电影导演群体研究

丁荫楠执导的《孙中山》在历史人物传记片中独树一帜。影片摈弃一般传记片中或平铺直叙历史人物生平，或选择一个或几个重大戏剧性转折为枢轴的结构方式，而是以重大历史事件中人物心理变化为线索，按情绪的发展、起伏、流层的积累为结构原则。强化视听元素的剧作作用，构成完整的情绪氛围，创作了一部史诗风格的哲理心理片。这样的艺术构思追求的美学效应，能够直接进入人物的内心世界。这不是历史长卷中的孙中山，这是反射到孙中山心灵中的历史，时代沧桑浸润着人物的情思。这样的艺术构思还大大扩展了影片的容量，将这个伟大历史人物一生的繁复事迹浓缩在上下两集之中。影片运用中国绘画中大写意的笔法，以意象造型在客体中融入主体的意绪，恣肆，气度恢宏；留下不少耐人寻味的篇章。丁荫楠后来拍摄的《》、《相伴永远》亦不乏独到之处。

就表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而言，我认为最具历史价值和美学价值者当数李前宽、肖贵云执导的《开国大典》。在把握这一历史的转折点上，影片高屋建瓴，泼墨挥洒，时代风云尽收眼底；间以工笔细描，绘心灵之波澜。数十位历史人物纵横捭阖，百万大军逐鹿神州，林林总总，熔于一炉，头绪纷繁而脉络清晰。影片以、两个叱咤风云的人物作为支撑，既有运筹帷幄之针锋相对，又有儿女情长、含饴弄孙的日常生活之衬托对比，情趣盎然，深得中国历史小说之三昧。尤堪称道之处，视野辽阔，立意高远。立足于历史制高点，回首当年灌注历史以现实感和现代感；重现历史画卷中，寓以古今兴衰嬗变之道。对历史人物超越单一歌颂和暴露之立场，力图从历史哲学的高度揭示人物承载的丰厚历史内涵。某些游离于军国大事之外的场景和情节，貌似闲笔，却能以小见大，显微知著，尤能发人深省。韶山冲的老乡来到中南海会见，“这江山我们得替你看着点”。把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引进了现实，拓展了历史的纵深感。战士冲进的总统府，将地毯分割为一人一小块作为睡觉的床垫，将花园当成马厩。在战场上所向披靡的革命战士，面对国家现代化的建设者和捍卫者的角色转换，还有一个十分漫长的观念转化过程。开国大典前夕，谈到黄炎培的警句，中国共产党能否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取得政权，诚然只是万里长征迈出的第一步——在还历史以历史本来面貌的基点上，升华出历史哲学的意蕴，这是《开国大典》的一次飞跃；恐怕也是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突围的方向!

关于第四代导演，还有一点不应该被忽视，那就是这个群体性别构成上的变异。此前，中国导演队伍中只有如王苹那样的少数个别的女导演，第四代却一下子涌现出一批女导演，而且许多人在创作上均有不俗的业绩。妇女的解放是社会解放的尺度。在电影界，最显见的尺度就是导演，因为导演是摄制组的三军统帅。即便在发达国家，也罕见第四代这样众多的女导演群。例如日本，基本上没有女导演，摄制组的男性三军，抗拒一位女统帅来发号施令。压制在封建宗法社会最底层的中国妇女，一旦获得实现自我的机遇，往往能迸发惊人的力量。

第四代女导演在创作上可能有两点显示出女性特色。一、对女性青少年形象的关注，对她们在成长中心理状态的细腻把握。除前面提到的《沙鸥》、《红衣少女》外，还有史蜀君的《女大学生之死》，王好为的《香雪》，王君正的《山林中的第一个女人》等。二、以女性的艺术敏感捕捉生活中的诗情。上述这些影片及其他女导演的作品，往往都有一些情景交融，撩人意绪的华采乐章。如《香雪》，第一列火车闯进沉睡的山沟，现代文明敲击着情窦初开的少女们的心扉。新生活憧憬的欣悦和惶惑，萌动初恋的期待和失落，与山区秋色的灿烂绚丽交响，像一首回荡着时代足音的散文诗。

也许黄蜀芹的《人·鬼·情》最足以代表中国女性电影的丰采。秋芸，一个出身戏曲世家的天才女艺人，渴望献身于舞台。出于各种社会原因，她不能扮演淑女，甚至不能扮演人，只能扮演外形丑陋的鬼神钟馗。秋芸生活在两个世界里，一个现实人生世界，一个是舞台的艺术世界。在人生世界，从出生到学艺、献艺乃至婚姻家庭，充满中国女性成长的坎坷和艰辛。她的人生体验和锲而不舍的艺术追求，创造出独树一帜的钟馗形象，化丑为美，丑中见媚，攀登上艺术高峰。影片中的两个世界在艺术处理上风格迥异。人生世界，是叙述性、情节性的，很实；却又高度简约和浓缩。钟馗世界则是虚幻的，描绘性的，写意性的，挥洒自如。两个世界处于内在和外在尖锐矛盾对立的强烈对比之中，真与幻，美与丑，男与女，人与鬼，此岸与彼岸，相互交错；从而大大拓展了人物精神的空间和强化人物心灵困扰的力度，并积淀着丰厚的文化底蕴。在虚实、阴阳的转化、过渡中，导演作了许多富于独创性的大胆的艺术处理。影片的高潮，惑于人生之谜的秋芸带着酒兴走上村口破旧的舞台。黑黝黝的大地，只有天边一角透露的一点光亮。钟馗走来了，自远而近。钟馗，她在舞台上创造的另一个自我。人鬼对话。钟馗：“悲欢喜泪，人间常事。”秋芸豁然有悟，“我痛快，我嫁给了舞台。”三十多年的人世沉浮，只有舞台才是她真实的拥有。这是秋芸与自己灵魂的答辩，秋芸对人生之谜的回应，也是她生命境界的升华。

中国电影，往往过于务实。人生的终极关怀不应排除在电影的视野之外。

三

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电影辉煌的年代之一。第四代的崛起和兴旺主要在这个年代。90年代之后，中国电影持续低迷。一则是多媒体尤其电视分流了电影观众，再则是主流意识形态强化了对电影的制约。多数第四代导演执著于电影艺术，孜孜不倦地在崎岖道路上艰难跋涉。谢飞，乃第四代之佼佼者。

80年代初第四代崛起，纷纷崭露头角之际，谢飞并不出众。谢飞电影的思想内容并不以新锐大胆而富于震撼力，在电影语言，电影形式上亦乏令人耳目一新的突破。谢飞电影并不背离中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取向，却坚定不移地扬弃那些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苦难的封建宗法社会流毒，展现被异化的芸芸众生的人生悲情。谢飞电影的形态比较传统，传统中却融入了现代电影理念。谢飞沿着自己的道路一步一步走过来，坚定不移。《我们的田野》、《湘女潇潇》、《本命年》、《香魂女》、《黑骏马》、《益希卓玛》，题材迥异，均专注于对中国社会现实和民族命运的精心思考，渗透着忧患不安的拳拳之心。多年艺术经验的积累，对电影的把握亦趋于得心应手。他最近的作品《益希卓玛》，表现一个藏族妇女与三个男人的情感纠葛，情节复杂错综，故事延续半个世纪。这个故事与政治风云变化多端相联系，涉及文化的广阔领域。影片在叙事上能做到脉络有条不紊，繁简得宜，很见艺术功力。是国际上审视中国的一个焦点，国外拍摄过多部带有偏见的影片。出于一种政治使命感，谢飞才决心拍摄这部真实反映历史与现实面貌的中国电影。但这种题材处处都会触及政治雷区，鲜有问津之勇士。知难而进，这就是谢飞。在传统和现代、中国和西方的文化撞击和磨砺中，谢飞执著于自己的人生道路和艺术道路。

关于第四代，还应提上一笔。许多第四代导演为电影、电视两栖。新时期兴起的中国电视剧，如雨后春笋，高速发展。中国电视剧能够在不长的时间里达到现在的规模和水平，电影导演输入的电影艺术经验是不可或缺的一个因素。第四代拍摄的电视剧值得特别提到，黄蜀芹导演的《围城》。在电视剧中忠实地传达原著的哲理性的人生意蕴和幽默感，超脱的艺术品位，难能可贵。郭宝昌编导的《大宅门》，豪门家族的历史沉浮，足显中国传统文化之大观；传奇叙事之起伏跌宕，适应民族审美情趣。陈家林从80年代中期之后，似乎从电影导演转化为专职的电视导演。他导演的电视连续剧从《努尔哈赤》到《康熙王朝》，均属历史宫廷大戏。宫闱中的权力争斗和战场上的刀光剑影交辉，多能赢得观众之青睐。

四史的心得体会篇10

第四代导演踏上影坛时，许多第三代乃至第二代导演仍担纲中国影坛。这些越过了历史大灾难的前辈，大多被剥夺创作权达十多年之久。中断的银色之梦渴望延续，满腔愤懑和长久的积郁要在银幕上倾诉。他们重新焕发的艺术青春，为新时期银幕投射下燃烧的晚霞。《曙光》(沈浮)、《南昌起义》(汤晓丹)、《西安事变》(成荫)、《伤逝》(水华)、《骆驼祥子》(凌子风)、《黄山来的姑娘》(于彦夫)、《归心似箭》(李俊)、《从奴隶到将军》(王炎)、《红楼梦》(谢铁骊)……谢晋的《天云山传奇》等一批作品，纸贵洛阳。

新时期迎来了中国电影艺术的春天。对第四代来说，第一次执掌导演话筒号令三军之际，已是人到中年。第四代导演中的主体，在电影学院、戏剧学院毕业后，尚未独当一面，青春岁月就蹉跎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之中。 回顾近二十年来这个领域的状态，大体上呈现为两头热的格局。一头关注的是第一、二、三代的老一辈艺术家，从郑正秋、夏衍、蔡楚生、费穆到仍在影坛驰骋的谢晋等，这是对历史的尊重，对历史缺失的补课。但在广度和深度上均有待拓展。另一头则关注第五代。张艺谋、陈凯歌等代表人物自出道以来，每有新作问世，尤其新作在重大国际电影节获奖，评论界便给予极大关注，有关的研究专著已出版多部。相对而言，对第四代导演的研究较沉寂。两峰之间，留下一片谷地。然而第四代导演的艺术生涯正处在中国电影史的一个重大历史转型期，在这个历史转型中，这一代人作出过不应忽视、不可替代的贡献。

一

新时期伊始，中国电影的“拨乱反正”，面对两大历史性的任务。一是人的觉醒，让人从匍匐在神坛前站立起来，让异化的人性复归。二是电影意识的觉醒，让电影扬弃工具论的桎梏，让电影回归电影。在人的解放和电影的解放奔腾澎湃的历史潮流中，第四代导演挺立历史潮头。

反思“文革”，是那个年代的最强音。刚刚经历过的人生体验首先进入第四代的艺术视野。《生活的颤音》、《苦恼人的笑》、《枫》、《巴山夜雨》、《春雨潇潇》等联袂而至。或以庄严的笔触描述黎明前夜战斗之惨烈，或以悲愤心境纪实年轻生命成为政治歧途之祭品；或以辛辣嘲讽揭示历史的荒诞性，或以诗情画意点染生活的血泪斑斑。它们的共同主题，呼唤人的尊严，人的自由，人的价值；呼唤被神道主义亵渎的、扼杀的人道主义复归。这些作品容或对历史的把握尚停留在较浅层次，新的电影形态、新的电影语言尚显生硬；可在当年，却令人耳目一新。这批作品较彻底地扬弃了长期统治影坛的八股模式，标新立异，不拘一格。多年久违了的艺术个性、艺术风格这些对艺术不可或缺的美学素质，在第四代的处女作中已初显端倪。

《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如意》、《小街》、《青春祭》、《小巷名流》在对社会生活艺术概括的力度和对人性把握的丰富性上，有新的开拓。这开拓的走向，从政治反思向文化反思延伸。《良家妇女》、《湘女潇潇》、《乡音》等，均属其中出类拔萃之作。

在摆脱古代和现代沉重传统重负之际，第四代也致力于将审美理想锤炼在新人的形象之中：《沙鸥》(张暖忻)和《红衣少女》(陆小雅)便是代表作。作为国家女排队队员，沙鸥富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但个人有权利自由发展个性，追求个人理想，而不应是被动的“驯服工具”。《红衣少女》中的花季少女安然，纯真坦诚，追求一种弃绝虚伪与谎言的理想人生。她力求排除各种外在观念的束缚，“用自己的眼睛去看世界”，“我就是我”。这些萌芽状态的新人形象，尽管显得稚拙，尚欠丰满；但都在矢志追寻自由思想，独立人格。

第四代导演群体在不同程度上延续了近代史和现代史上中国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忧患意识，是20世纪中国几代仁人志士基本的精神素质。他们呼唤人的觉醒，乃我们时代中国文化的总主题，他们自觉地承担历史赋予的时代使命，满腔热情地进行文化的再启蒙。不少第四代导演，终身不渝地在这条道路上艰难跋涉。第三代某些导演对历史性灾难的体验更真切、更充实，他们的某些作品，对历史曲折中人生沉浮苦难历程的呈现，更具感染力。第五代的某些作品，在历史文化反思上，艺术概括的深邃和胆识上，更富创新意识。他们共同担当着中国电影界的共同课题。第四代的贡献是卓越和无可替代的。

《小花》(黄建中)表现一个中国电影中常见的题材，一场革命战斗。在立意上，一反以往战争片纪录一次辉煌战役或表现某一战略思想，而着力于战争中人的命运和人的情感波澜。为此而调动外国电影中所能用得上的各种新的表现手段和艺术技巧，兼容并收。这部影片在电影形式上的大胆探索，当年产生过爆炸性的效应。

《苦恼人的笑》(杨延晋)几乎同样使用过《小花》的全部的新技巧、新手法。它的特色在于运用新的电影语言深入到人的潜意识领域，表现人在异己力量支配下惊恐、苦涩、尴尬、愤懑、无奈中的感觉、臆想、幻觉……大量使用时空交错、声画分立、声画对位、变焦矩镜头、扭曲镜头，直接表现人的深层心理，影片采用讽刺喜剧样式营造一种烘托主题的荒诞感。50年代之后，讽刺喜剧弃绝中国影坛，《苦恼人的笑》不仅让讽刺喜剧回归，而且注入更为狂放的闹剧和荒诞剧的因素，为后来的《小巷名流》等佳作开辟了道路。

在初敞国门文化引进中，这些影片大量运用的新手法、新技巧，诚然存在消化不良、饥不择食的问题。这是中国电影历史性突围难以跳越过的阶段。值得庆幸的是，第四代(包括第三代和第五代)迅速地走过了这个学步过程，很快地融会贯通，并显示出自己的艺术独创性。

百花初放的季节，也是百家始鸣的年代。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富于实践理性，而弱于抽象思辨。中国传统的诗论、文论、画论总是与创作实践紧密结合，相互依存，相互促进。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既是中国电影创作的黄金时代，更是中国电影理论最活跃、成果最丰硕的时代。在这个短暂年代，中国影坛先后展开过电影与戏剧离婚、电影的文学性、电影语言现代化、电影观念、电影创新、电影民族化等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学术性论争。这些讨论有别于以往的鲜明特点，不再环绕着政治轴心旋转，而关注电影本体。这是电影意识觉醒的重要标志。许多第四代导演既用摄影机来表达美学追求，也用笔和舌来挑起理论战斗、参与理论战斗；如郑洞天、谢飞、黄健中等，均属电影论坛上的活跃人物。作为第四代美学旗帜的，当推张暖忻、李陀在1979年发表的《谈电影语言的现代化》。这篇文章倾诉这一代人渴望电影回归本体的心声，要求“形成一种局面，一种风气，就是理直气壮地、大张旗鼓地大讲电影的艺术性，大讲电影的表现技巧，大讲电影美学，大讲电影语言。”(注：《电影艺术》1979年第3期。)在结构形式、镜头运用、造型手段和表现方法上学习西方电影的成果。文章还提出了一个对80年代中国电影创作和电影理论产生过广泛影响的理论观点，推崇在国际上已经退潮的巴赞纪实美学。认为巴赞的电影本体论“是人类对电影认识的重大成果和不可逾越的阶段”。

诚然，如后来的评论者所言，中国开始引进巴赞纪实美学，存在一定程度的“误读”。纠正“误读”，当然必要；然而对中国电影的发展来说，“误读”与否，并非关键。“误读”在国际文化交流中并非个别现象，尤其在中国与西方两种异质文化体系开始碰撞和融汇之际。“误读”往往出现在本土文化正处在变革的躁动之中，需要汲取外来文化资源以为奥援，并根据自己的内在需求进行读解。巴赞纪实美学开始进入中国，即属这种“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纪实美学在80年代，对中国电影完成了一次重大的电影本体的补课。有力地扫荡了“文革”虚假矫饰的遗毒，回归电影本源的逼似性；改变中国电影重叙事而轻造型的偏颇，出现了一次空前的造型意识的自觉；突破了单一的蒙太奇理论的垄断格局，促进电影多元化的发展趋向。

80年代初，《沙鸥》(张暖忻)、《邻居》(郑洞天)等追求纪实美学的作品令影坛刮目相看。这种纪实风格很快地渗透到其他第四代及第三代的作品之中，风靡一时；中国电影在艺术形态上发生了一次革命性的变革。第五代横空出世震撼国际影坛的意象造型，也是在造型意识觉醒中，中国电影造型的一次升华。或者说第五代是站在第四代肩膀上完成的一次飞跃。

回顾“文化大革命”结束时中国电影的状态，无论就社会思想、艺术内容、还是在表现形式上，中国电影与国际电影拉开不止一个档次。与中国三四十年代电影或十七年电影相较，也是全面的大溃退。这种差距如果转换为时间，落后不下数十年。经过短短几年的艰苦奋斗，中国电影已无需自惭形秽，一些电影精品受到中国观众广泛欢迎，也令国际影坛瞩目。在中国电影史上，出现一次全面的质的飞跃。中国电影的历史性转折，凝聚着几代电影人的心血，第四代的贡献尤为显著。

二

追求个人风格的第四代导演，在广阔的题材、样式领域驰骋，其中三种类型片——诗电影、中国西部电影及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最值得关注。

关于诗电影。

从世界电影发展看，20世纪的20年代乃诗电影浪潮勃兴的年代。无论法国的先锋派或苏联的蒙太奇学派，均力图摆脱简单的物质现实的复制性，致力于形而上的开拓，向人的精神世界进军。他们探索电影画面的光影、构图、节奏、镜头结接产生的象征、隐喻等等，大大丰富电影语言的表现力；并诞生诗电影。那么，各种不同艺术部类的诗情共同本质何在?我倾向于现代哲学家海德格尔的观点：诗情诞生在通过显现在场的东西揭示出与之相联系的背后的更本原的隐蔽的不在场的东西(注：参看张世英：《艺术哲学的新方向》，《文艺研究》1999年第4期。)。

中国是个诗的国度，中国传统的各种艺术审美理想均趋向于诗。但诗电影却未能在中国获得长足的发展。中国电影史上最杰出的诗电影，《小城之春》、《林家铺子》、《早春二月》刚一诞生就遭受政治批判。其原因在于，主流意识形态倾向于急功近利直奔政治性主题以及直白显豁的表达方式，而诗则倾向于较恒久而普泛的人性主题和含蓄隐秀的艺术风格。

新时期提供了电影向诗王国进军的宽松的文化氛围。许多第四代导演都热衷于向哲理与诗情进军。其中率先发起冲击的，首推吴贻弓。《巴山夜雨》获得首届电影金鸡奖最佳影片奖，这意味着中国电影评论界对诗传统的青睐。影片表现“文革”后期一艘川江航轮上的旅客群相。这个群体的突出特征是，每个人物都处于与自我本质极度矛盾的异化情态，群体的总和构成了一个全面异化的小社会；这个江轮中异化的小社会，又折射了整个大社会并成为它的缩影。江轮航行在三峡雄伟瑰丽的自然环境之中，奇绝的自然景观与扭曲的人文情态形成尖锐对比。以诗意盎然的画面描叙一个血雨腥风的年代，编导从尖锐的矛盾对立中揭示出不在场的异己力量强大到无所不在而又必然消亡的时代走向。这颇有点近于中国诗论中的境界，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虽然影片中个别人物的真实性曾为评论家诟病。

吴贻弓的代表作《城南旧事》根据台湾女作家林海音回忆童年往事的同名小说改编。影片选择了小说中三个基本上互不关联的故事联缀起来，以小主人公主观感受——所有的人物都“离我而去”——作为贯穿的心理情绪线索。在中国电影结构中，可谓别开蹊径。当年中国电影正在热烈争论突围单一的戏剧电影模式，《城南旧事》提供了一个鲜明的案例。这种以人物主观意绪为主轴的结构方式，“形散意不散”，意蕴隽永。在电影语言探索上，更有两点值得称道。一是运用诗歌音乐中的叠句，重复与变奏。在画面上一再重复那些富于时代、地区特色并在小主人公心灵上烙印深刻的场景，井窝子、西厢房……在不同季气时候中的变化；在音响上主题音乐《骊歌》的旋律在不同场景和心态下的复奏和变奏，更撩人心绪。童年往事，离愁别绪，浸润着“淡淡的哀愁，沉沉的相思”。在电影语言上的另一特色，继承先辈们对诗的电影语言的探索成果，大量运用空镜头，使人物融入环境，环境渗透人物性格，营造气韵深远的意境。这是中国电影在电影语言上的一大贡献。费穆、水华、郑君里等前辈在这方面都曾惮精竭虑地进行过开拓。《城南旧事》结尾处，一组短促的香山火红的枫叶的空镜头特写叠化，与离去的马车和得得的马蹄声构成的情绪高潮可成为诗电影经典性的蒙太奇段落。

胡柄榴是第四代另一位执著于诗电影的导演。他在《乡音》中出色地运用视觉造型，尤其是音响造型构成的山区环境氛围及时代变革的脚步声，很见独到。重峦叠嶂包围中的小镇，在暮色苍茫中显得秀丽、恬静而封闭。古老的油榨坊阵阵木榨声，是小镇的歌唱，吟诵着古老农耕社会凝滞不变的生活方式。山外隐约飘来的铁路大桥工地上的哨音和机械轰鸣声，意味着现代文明正在叩开锁闭小镇的大门。结尾处，当患上癌症的女主人公坐在独轮车上“吱吱呀呀”在山间小道上蜗行，有生以来第一次走出围困她的群山(更意味着精神上的围困)看一眼山外的广阔天地。轰轰隆隆的火车飞驰声，自远而近；一声长鸣的汽笛，震撼群山河谷，淹没了独轮车的“吱吱呀呀”的浅唱低吟……《乡音》运用音响的象征、隐喻，丰富了中国电影语言。虽然影片对人生际遇的开掘，尚嫌单一浅近，缺少更丰厚的文化底蕴。

吴贻弓、胡柄榴的诗电影，着力于电影造型的开拓，淡化电影的叙事。在随后的《姐姐》、《乡民》中，这种倾向进一步走向极致化。电影在本质上乃通俗的大众艺术，诗电影则趋于雅。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电影“皇粮”渐断，不得不更多关注市场需求，诗电影的探索走向衰微。但诗电影毕竟是提升中国电影文化品位的有效途径之一，这不仅在于我们有优秀的诗电影传统，更由于我们有悠久厚重的诗文化资源。

关于中国西部片。

中国幅员辽阔，历史久长，拥有56个民族。中国文化源头并不单一，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更形成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中国自秦代以还，两千多年来基本上是大一统的帝国，文化上较少关注地域文化特色。新中国建立后，从政治上强化这种文化的大一统性。从中国电影发展看，解放前中国大陆的制片中心长期集中于上海一隅，电影题材在地域上也侧重于上海。后来电影制片厂虽遍布东西南北，却很少自觉地致力于地方文化资源的发掘。这是中国电影贫乏单调的原因之一。在艺术上，如果说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那么越富于地域文化特色的越能丰富和突现民族风格。过去有些电影艺术家，如水华的《林家铺子》，把江南水乡的风情描绘得酣畅淋漓，我们却未能在这个基础上有意识地培育成一种新的电影风格或类型。在中国，第一次自觉地以地域文化为轴心的类型片雏型，则是中国西部片。

中国西部片形态臻至完备之作，恐怕要数第五代的《黄土地》。这片荒凉、贫瘠、裸露、沟壑纵横的黄土地，远不只是人物活动的背景，它具有自己的历史、个性独特的精神风貌，并成为影片中最活跃的角色。不过中国西部片的主力军，还得数第四代导演。吴天明的《人生》、《老井》，颜学恕的《野山》，滕文骥的《黄河谣》等，均属扛鼎之作。80年代中期，中国西部片名声大振，饮誉海内外。吴天明尤为活跃，他既是有代表性的导演，又是中国西部片生产中心的西安电影制片厂厂长。 共2页: 1

论文出处(作者):

中国西部片虽未如美国西部片那样具有比较定型的形态，确已大体形成其特定的艺术内容和艺术风格。在这块古老的黄土地上，积淀着深厚的华夏文明。人对自然的过度索取，使这块曾经孕育过人类最辉煌的文明之一的土地，如今格外贫瘠而荒漠化，并远离现代文明欧风美雨的浸润。沉重的历史文化负担，使得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因循、保守、愚昧，但却比较完整地保留着华夏文明风情习俗，保留着华夏文明淳朴的人文气质和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民族精神。一旦捕捉到新的历史机遇，就会爆发出震撼心灵的伟力。

《老井》是中国西部片的高峰。干旱的老井村，祖祖辈辈为缺水，为生命源泉的匮乏而困扰。影片从文化历史的宏观视角和严格的现实主义艺术方法(既是剧作层面，也是影像层面)，表现家庭伦理、爱情婚姻、人与自然抗争和人与自我搏斗的广阔生活场景，从而展现民族文化心理积淀，演进变化及发展趋势。《老井》是一部沉甸甸的现实主义力作，“真景逼，神景升”。直观形象的逼真感，宏观的历史气度和开掘的深邃，在纪实层面上升华出象征层面。那块“老井村打井史碑记”，似乎镌刻着一个民族的历史。

有评论家指出，吴天明和另一些第四代导演如胡柄榴、滕文骥等人的创作，往往出现一种倾向，导演的主观意图与客观效果分离，审美价值与社会价值错位。理智倾向于未来，情感则对传统缅怀眷恋。在《人生》里，导演过于钟爱体现传统美德的巧珍，对开放性的黄亚萍持有偏见；《老井》则抹去原著中巧英的现代性色彩向传统文化靠拢，才闪烁人性美的光泽。我以为批评文章所指的现象是符合作品实际的，但这种现象是否纯属负面，尚可商榷。一则是这种理智与情感的分歧乃具有相当普遍性的民族心理情态，表现这种情态是一种现实主义态度。其次，审美判断并不简单地等同于理性判断、历史判断。暖昧、模糊、歧异，往往更富艺术魅力。当代文明在取得历史上无可比拟的辉煌成就的同时，也抹去了某些历史积淀的人性的光彩。

90年代之后，中国西部片趋于声销迹匿，这很令人遗憾。进入新世纪，西部大开发浪潮滚滚。中国西部片，魂兮归来!

关于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惟一拥有两千多年从未中断过信史的古老文明。从神话年代的三皇五帝到20世纪民国的历史，有一套完整的系统性的历史小说给中国平民百姓普及历史知识。如《三国演义》等历史小说，家喻户晓。中国戏曲舞台上，以重要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为题材的作品，占有很大比重。这种文化传统培育了中国人对重大历史题材的审美偏向，也遭致“文革”有关舞台被“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统治的政治性判决。

中国电影中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提倡，其初衷并非民族文化传统的延续和发展，而是建国之初意识形态上向苏联一边倒的产物。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苏联电影兴起史诗样式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宣誓》、《攻克柏林》等几乎垄断当年苏联影坛。在中国，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一直是电影主旋律的主要形态。这种电影类型最严重的问题，在于过于浓烈的政治宣传意识及其派生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但也产生过一些具有历史价值和美学价值的艺术精品，成荫、汤晓丹等老导演，披荆斩棘，立下汗马功劳。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突出困境，首先要从各种急功近利的政治条条框框中解放出来。只有经过思想解放运动的洗礼，在80年代才能获得比较丰硕的成果。不少第四代导演在先辈们开辟的道路上在一个较为开阔的空间里纵横驰骋。衡量一部重大革命历史片的价值，首要的一条，是能否还历史以真实的内容，澄清那些笼罩着历史上的茫茫迷雾，让扭曲的历史重现庐山真面目。

《开天辟地》(李歇浦)撩开了中国共产党诞生史神圣化和神秘化的面纱，擦掉了多年来堆聚在第一任总书记陈独秀脸上的积垢。这位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叱咤风云的文化闯将，引进和实践马克思主义的先行者，第一次在银幕上恢复了历史上的风采。

抗日战争乃中国现代史的重大转折，百年来反帝斗争第一次全面胜利。中国大陆电影中的抗日战争则是跛脚的，回避了这场战争的主战场。翟俊杰、杨光远导演的《血战台儿庄》填补了这个历史的缺失。电影以纪实性手法表现的国民党军队的浴血奋战之惨烈悲壮，亦足以动天地、泣鬼神。抗日战争之能够坚持并取得胜利，正因为是一场动员全民族的战争。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待历史，超越党派视角乃至宗派视角，尤为重要。

《大决战》表现中国现代史的另一个重大转折。就场面之宏伟、建构之雄浑而错综复杂，气势之磅礴和投入人力物力之繁浩上，《大决战》堪称中国电影史之最。影片基本上以纪实的全景式再现神州大地上规模最大的既相互联系又相互独立的三大战役。从双方统帅部之战略部署，地区司令部之运筹帷幄，各级指挥员之临战举措，直到战场上战士的冲锋陷阵，尽收眼底。兼及政治态势，社会动向及广大群众支援的描绘。战场上军情变易无常，突发事件难测；时空转换频繁，人物、场景走马灯式的更迭。《大决战》继承中国历史小说、戏曲的特色，更重视人物性格描写。既有全局性的整体观照，又要有敌我双方各个等级的细部摹写；既不致突出局部而模糊全局，又不致使宏观鸟瞰而失之于空疏。《大决战》非凡的艺术概括功力，值得高度赞赏。影片除总导演李俊外，其他执行导演基本上属于第四代，包括杨光远、蔡继渭、韦廉、景慕奎、翟俊杰。

丁荫楠执导的《孙中山》在历史人物传记片中独树一帜。影片摈弃一般传记片中或平铺直叙历史人物生平，或选择一个或几个重大戏剧性转折为枢轴的结构方式，而是以重大历史事件中人物心理变化为线索，按情绪的发展、起伏、流层的积累为结构原则。强化视听元素的剧作作用，构成完整的情绪氛围，创作了一部史诗风格的哲理心理片。这样的艺术构思追求的美学效应，能够直接进入人物的内心世界。这不是历史长卷中的孙中山，这是反射到孙中山心灵中的历史，时代沧桑浸润着人物的情思。这样的艺术构思还大大扩展了影片的容量，将这个伟大历史人物一生的繁复事迹浓缩在上下两集之中。影片运用中国绘画中大写意的笔法，以意象造型在客体中融入主体的意绪，汪洋恣肆，气度恢宏；留下不少耐人寻味的篇章。丁荫楠后来拍摄的《周恩来》、《相伴永远》亦不乏独到之处。

就表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而言，我认为最具历史价值和美学价值者当数李前宽、肖贵云执导的《开国大典》。在把握这一历史的转折点上，影片高屋建瓴，泼墨挥洒，时代风云尽收眼底；间以工笔细描，绘心灵之波澜。数十位历史人物纵横捭阖，百万大军逐鹿神州，林林总总，熔于一炉，头绪纷繁而脉络清晰。影片以毛泽东、蒋介石两个叱咤风云的人物作为支撑，既有运筹帷幄之针锋相对，又有儿女情长、含饴弄孙的日常生活之衬托对比，情趣盎然，深得中国历史小说之三昧。尤堪称道之处，视野辽阔，立意高远。立足于历史制高点，回首当年灌注历史以现实感和现代感；重现历史画卷中，寓以古今兴衰嬗变之道。对历史人物超越单一歌颂和暴露之立场，力图从历史哲学的高度揭示人物承载的丰厚历史内涵。某些游离于军国大事之外的场景和情节，貌似闲笔，却能以小见大，显微知著，尤能发人深省。韶山冲的老乡来到中南海会见毛泽东，“这江山我们得替你看着点”。把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引进了现实，拓展了历史的纵深感。解放军战士冲进蒋介石的总统府，将地毯分割为一人一小块作为睡觉的床垫，将花园当成马厩。在战场上所向披靡的革命战士，面对国家现代化的建设者和捍卫者的角色转换，还有一个十分漫长的观念转化过程。开国大典前夕，毛泽东谈到黄炎培的警句，中国共产党能否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取得政权，诚然只是万里长征迈出的第一步——在还历史以历史本来面貌的基点上，升华出历史哲学的意蕴，这是《开国大典》的一次飞跃；恐怕也是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突围的方向!

关于第四代导演，还有一点不应该被忽视，那就是这个群体性别构成上的变异。此前，中国导演队伍中只有如王苹那样的少数个别的女导演，第四代却一下子涌现出一批女导演，而且许多人在创作上均有不俗的业绩。妇女的解放是社会解放的尺度。在电影界，最显见的尺度就是导演，因为导演是摄制组的三军统帅。即便在发达国家，也罕见第四代这样众多的女导演群。例如日本，基本上没有女导演，摄制组的男性三军，抗拒一位女统帅来发号施令。压制在封建宗法社会最底层的中国妇女，一旦获得实现自我的机遇，往往能迸发惊人的力量。

第四代女导演在创作上可能有两点显示出女性特色。一、对女性青少年形象的关注，对她们在成长中心理状态的细腻把握。除前面提到的《沙鸥》、《红衣少女》外，还有史蜀君的《女大学生之死》，王好为的《香雪》，王君正的《山林中的第一个女人》等。二、以女性的艺术敏感捕捉生活中的诗情。上述这些影片及其他女导演的作品，往往都有一些情景交融，撩人意绪的华采乐章。如《香雪》，第一列火车闯进沉睡的山沟，现代文明敲击着情窦初开的少女们的心扉。新生活憧憬的欣悦和惶惑，萌动初恋的期待和失落，与山区秋色的灿烂绚丽交响，像一首回荡着时代足音的散文诗。

也许黄蜀芹的《人·鬼·情》最足以代表中国女性电影的丰采。秋芸，一个出身戏曲世家的天才女艺人，渴望献身于舞台。出于各种社会原因，她不能扮演淑女，甚至不能扮演人，只能扮演外形丑陋的鬼神钟馗。秋芸生活在两个世界里，一个现实人生世界，一个是舞台的艺术世界。在人生世界，从出生到学艺、献艺乃至婚姻家庭，充满中国女性成长的坎坷和艰辛。她的人生体验和锲而不舍的艺术追求，创造出独树一帜的钟馗形象，化丑为美，丑中见媚，攀登上艺术高峰。影片中的两个世界在艺术处理上风格迥异。人生世界，是叙述性、情节性的，很实；却又高度简约和浓缩。钟馗世界则是虚幻的，描绘性的，写意性的，挥洒自如。两个世界处于内在和外在尖锐矛盾对立的强烈对比之中，真与幻，美与丑，男与女，人与鬼，此岸与彼岸，相互交错；从而大大拓展了人物精神的空间和强化人物心灵困扰的力度，并积淀着丰厚的文化底蕴。在虚实、阴阳的转化、过渡中，导演作了许多富于独创性的大胆的艺术处理。影片的高潮，惑于人生之谜的秋芸带着酒兴走上村口破旧的舞台。黑黝黝的大地，只有天边一角透露的一点光亮。钟馗走来了，自远而近。钟馗，她在舞台上创造的另一个自我。人鬼对话。钟馗：“悲欢喜泪，人间常事。”秋芸豁然有悟，“我痛快，我嫁给了舞台。”三十多年的人世沉浮，只有舞台才是她真实的拥有。这是秋芸与自己灵魂的答辩，秋芸对人生之谜的回应，也是她生命境界的升华。

中国电影，往往过于务实。人生的终极关怀不应排除在电影的视野之外。

三

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电影辉煌的年代之一。第四代的崛起和兴旺主要在这个年代。90年代之后，中国电影持续低迷。一则是多媒体尤其电视分流了电影观众，再则是主流意识形态强化了对电影的制约。多数第四代导演执著于电影艺术，孜孜不倦地在崎岖道路上艰难跋涉。谢飞，乃第四代之佼佼者。

80年代初第四代崛起，纷纷崭露头角之际，谢飞并不出众。谢飞电影的思想内容并不以新锐大胆而富于震撼力，在电影语言，电影形式上亦乏令人耳目一新的突破。谢飞电影并不背离中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取向，却坚定不移地扬弃那些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苦难的封建宗法社会流毒，展现被异化的芸芸众生的人生悲情。谢飞电影的形态比较传统，传统中却融入了现代电影理念。谢飞沿着自己的道路一步一步走过来，坚定不移。《我们的田野》、《湘女潇潇》、《本命年》、《香魂女》、《黑骏马》、《益希卓玛》，题材迥异，均专注于对中国社会现实和民族命运的精心思考，渗透着忧患不安的拳拳之心。多年艺术经验的积累，对电影的把握亦趋于得心应手。他最近的作品《益希卓玛》，表现一个藏族妇女与三个男人的情感纠葛，情节复杂错综，故事延续半个世纪。这个故事与西藏政治风云变化多端相联系，涉及西藏文化的广阔领域。影片在叙事上能做到脉络有条不紊，繁简得宜，很见艺术功力。西藏是国际上审视中国的一个焦点，国外拍摄过多部带有偏见的影片。出于一种政治使命感，谢飞才决心拍摄这部真实反映西藏历史与现实面貌的中国电影。但这种题材处处都会触及政治雷区，鲜有问津之勇士。知难而进，这就是谢飞。在传统和现代、中国和西方的文化撞击和磨砺中，谢飞执著于自己的人生道路和艺术道路。

关于第四代，还应提上一笔。许多第四代导演为电影、电视两栖。新时期兴起的中国电视剧，如雨后春笋，高速发展。中国电视剧能够在不长的时间里达到现在的规模和水平，电影导演输入的电影艺术经验是不可或缺的一个因素。第四代拍摄的电视剧值得特别提到，黄蜀芹导演的《围城》。在电视剧中忠实地传达原著的哲理性的人生意蕴和幽默感，超脱的艺术品位，难能可贵。郭宝昌编导的《大宅门》，豪门家族的历史沉浮，足显中国传统文化之大观；传奇叙事之起伏跌宕，适应民族审美情趣。陈家林从80年代中期之后，似乎从电影导演转化为专职的电视导演。他导演的电视连续剧从《努尔哈赤》到《康熙王朝》，均属历史宫廷大戏。宫闱中的权力争斗和战场上的刀光剑影交辉，多能赢得观众之青睐。

踏入新世纪门槛，中国进入WTO，文化领域的直接冲击就是低迷的中国电影如何面对雄霸全球的好莱坞电影。以中国电影之现状，如何“与狼共舞”?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电影曾经“与狼共舞”，并未被狼吞食，还创造了中国电影史上的一个光辉时代。今天中国电影在硬件上远优于当年，如果软件能跟上，怎么就不能在“与狼共舞”中再创辉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