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忌赛马翻译十篇
时间：2023-04-04 12:00:57
田忌赛马翻译篇1
一、体育英语习语的来源
1.习语的定义
英语语言历史悠久，是在不同的历史、地理环境和文化背景下形成的。而英语习语是英语语言的精华。赛德尔在修订麦克莫迪的《英语习语及其用法》一书时说：“习语不是英语中可以使用也可以不使用的游离部分，而是英语总词汇中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这足以说明习语在英语语言中的重要性。
习语是各民族语言中经过长期使用而提炼出来的固定词组、短语或短句，大都具有鲜明的形象，适宜用来比喻事物，带有浓厚的民族和地方文化色彩，是语言文化财富中的瑰宝，具有丰富的内涵和独特的文化背景。就广义而言，习语包括成语（idioms）、比喻性词组（metaphorical phrases）、典故（allusions），俚语（slang）、俗语（colloquialisms）、谚语（proverbs）等。
2.习语的特点
英语习语有三个显著语义特征，即语言的整体性（Single Linguistic Unit）、结构的凝固性（Structural institutionalization）和不可替代性（Irreplaceability）。习语是一个整体，不能分拆开来理解，一般不能增减字，不能以同义成分替换，也不能改变顺序，任何一点变动都可能会使它不再具有原来的意义。例如，“jump the gun”源于运动员在比赛时发令枪还未响就抢跑。这习语不能改为“jump a gun”或“jump guns”。习语的意思有的明显，有的富于含蓄，意在言外，可引起丰富的联想；有的可能包过几层意思，必需根据上下文的具体情况来明确它的意义。它既是语言中的重要修辞手段，同时其本身也是各种修辞手法的集中体现。不少习语前后对称，音节优美，韵律协调然。因此，要理解英语习语，切忌从表层的词义获得其语义，望文生义或逐字对译，难免会产生一些语言理解的障碍，甚至闹出笑话。所以，我们要注意一些习语在特定语言环境中的相对的寓意。
3.体育英语习语的来源
英语语言跟任何语言一样，是国家民族文化的载体。而体育作为社会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对英语语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由于人们对体育运动的热爱和体育运动的普及，使之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密不可分，从而产生了大量的体育英语习语。这些习语取之于诸如赛马，摔跤，拳击，棒球，板球，篮球等竞技体育，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深邃的社会背景和丰富的文化内涵，文化信息异常丰富。下面以体育运动中拳击，赛马，篮球和棒球为例对常用的体育英语习语做简单的探讨
（1）有关拳击（boxing）的习语
throw in the towel译为“承认被击败”。例如：
Don’t give up. It’s too early to throw in the towel.不要放弃，现在认输也太早了。这一习语源于拳击比赛中，一方如果想中途认输，可将一条毛巾投向拳击场。
be out for the court译为“沉睡；筋疲力尽；被打败”。例如：
I tried to wake my wife，but she was out for the count.我想把妻子弄醒，但她已睡熟了。这一习语也是源于拳击中，指裁判数了10秒拳击手还没有站起来而被判失败。
（2）有关赛马（horse racing）的习语
hands down译为“轻而易举地”。例如：
The horse is a clipper.It will win hands down.这是一匹快马，他毫不费力就跑赢了。这一习语源于赛马比赛中，跑马轻而易举地获胜，骑手不必扬鞭。
down to the wire译为“最后时刻”。例如：
The student went down to the wire，turning in her essay as the class bell rang.那学生在下课铃最后一刻才交上她的文章。这一习语源于赛马比赛中，指到达赛马的终点线
（3）有关篮球（baseball）的习语
full court press译为“巨大的压力或努力”。例如：
The committee put an a full court press to collect the necessary funds.委员会为募集必要的资金施加了巨大的压力。这一习语源于篮球比赛中的“全场紧逼”。
slam dunk译为“做事果断，有眼力；巨大的成功。”例如：
The show was a slam dunk for the artist，who sold every painting be exhibited.这次画展是画家的巨大成功，展出的画全部售出。这一习语也是源于篮球运动，指的是打篮球时“扣篮”。
（4）有关棒球（baseball）的习语
bat for someone：译为“为……出力（辩护），支持某人。”例如：
I heard them gossiping about Mary，so I went to bat for her.听到他们说玛丽的闲话，我便为她辩护起来。这一习语原指棒球比赛中的替补击球手。
two strikes against one：译为“处于劣势，获胜无望的境地。”例如：
I can’t win.I have two strikes against one，and I have not even started yet.我不能取胜，形势对我不利，何况，我甚至还未起步。这一习语原指棒球比赛中投手投三次后就出局。
二、体育英语习语的翻译
体育英语英语习语是英语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浓厚的民族色彩和丰富的文化内涵，是人们智慧的结晶。因此，在翻译时除了忠实地表达原习语的意义外，还要尽可能保持原习语的形象比喻，丰富联想，修辞效果以及民族和地方特色，也要注意译入语的活泼有趣，通俗易懂，形象生动。
1.翻译的标准
关于翻译标准，中外翻译理论家们提出了不同的主张。从严复的“信、达、雅”，傅雷的“重神似不重形似”，到张培基先生提出的“忠实通顺”；从瞿秋白的“等同概念”，到美国著名的翻译理论家Eugene A・Nidar的“功能对等（functional equivalence）”或“动态对等（dynamic equivalence）”，我们可以看出，这些主张是相互影响、互为补充、不断完善的，虽然侧重点有所不同，但中心都是译文要忠实准确地表达原文的意义，保持原作的风格和面貌。翻译体育英语习语亦是如此。
2.翻译的方法
由于考虑到英汉两种语言的文化差异和由此所引起的词汇空缺现象，翻译时，需灵活运用翻译方法。
习语是译入语读者所熟悉的或是能接受的语言和文化成分，能够直接用汉语习语表达的，就用直译法；那些包含了独特的西方文化意象，染上了独特的西方文化色彩，不能只通过单词的直接翻译和表达的习语，则采用意译法，真实地翻译出它的隐喻含义。当然，这两种方法都有其限度，超出了限度，过犹不及，直译就会变成令人不解或不可卒读的死译和硬译；意译就会变成随意发挥或随意伸缩的胡译和乱译。翻译体育英语习语时，要做到两种译法的完美结合。
（1）直译法
所谓直译法，是指在不违背译入语文化背景的前提下，在译入语中完全保留原语言词语的指称意义和原语言中的比喻，形象和民族，地方特色的方法。用这种方法处理习语，可把西方习语移值到汉语中来，大大地丰富译文语言。例如，“break the record”译成“打破记录”；“dark horse”译为“黑马”；“show one’s card”译为“摊牌”。
（2）套用法
有的体育英语习语与汉语同义习语在内容和形式上都相符合，两者不但有相同的意义和修辞色彩，并且有相同的或基本相同的形象比喻。在这种情况下，不妨直截了当地套用汉语同义习语。例如，“play for safety”这一习语源于台球游戏，当球不好打时，不冒险击球，而把母球打到对方不好打的地方。而汉语中“稳打稳扎，不冒风险”恰是这意思。“cross the finish line”源于田径比赛中，指跑完终点线，汉语中“成功完成任务”与之意思差不多。“neck and neck”源于赛马比赛中，指两匹马并驾齐驱，与汉语中“不相上下”有异曲同工之妙。
（3）意译法
意译法，是指因受译入语与原语言社会文化差异的局限，译者不得不舍弃语言的字面意思，以求译语与原语言相符和主要功能相似的方法。意译要求译语能正确表达原文的内容，但可以不拘泥于形式。例如，“on the ball”指的是在球类比赛中，运动员们要目不转睛地盯着球，随时准备行动。现译为“对新的思想动向等敏感而熟悉”；“bench warmer”指的是在球类比赛中每个球队都有候补队员，他们的任务就是比赛时坐在旁边的板凳上，要是主力队员受伤或疲惫时，他们就上场参加比赛。因为候补队员坐在板凳上的时间通常比较长，板凳就会变热，由此得来了这一习语。现通常可指“正在等待机会的人”；“high five”是比赛场合经常见到的一个动作，是两人一起做的手势，各自把一个手伸得高高的，然后两人把手掌相对用力拍一下。译成汉语时，可译成“举手击掌”，通常用来表示胜利的一种手势。
三、结语
体育英语习语，是人们在长期从事体育运动中积累和流传下来的，是一种文化的浓缩。翻译时，不仅仅要把握好两种语言的基本意义的转化，还要照顾到不同的民族文化习惯和特点。因此，在翻译过程中要灵活地运用直译法，套用法和意译法等翻译方法。那些文化色彩浓厚的习语，翻译起来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唯有努力培养和提高跨文化敏感性，多积累些体育方面的知识，才能有效地实现跨文化交际。
参考文献：
＼[1＼]Nida，Eugene A. & Charles R. Taber.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M＼].Leiden：E.J.Brill.
＼[2＼]Nida.Eugene A. Towards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M＼].Leiden：E.J.Brill.
＼[3＼]张培基，喻云根.英汉翻译教程＼[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4＼]庄和诚.英语习语探源＼[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田忌赛马翻译篇2
关键词：汉语成语；直译；可行性
Abstract:AnidiomistheessenceofChinese,whichreflectsthefeaturesofChineseculture.Thispaperdiscussesthefeasibilityandperformancesofliteraltranslation,aswellasdifferencesbetweenliteraltranslationandwordforwordtranslationfromaspectsoftheoreticalbasis,connotationandfunctionsofliteraltranslation.Duringthetranslationprocess,literaltranslationmakesthetargetandthesourcetextsequivalentinform,contentandfunctions,conveyingChinesecultureatthesametime.ItisoneoftheprincipalandeffectivemethodsintranslatingChineseidiomsintoEnglish.
Keywords:Chineseidiom;literaltranslation;feasibility
直译（literaltranslation）是指不引起联想误会,在保持原文信息的前提下，力求使译文与原文在选词用字、句法结构、形象比喻及风格特征等方面尽可能趋于一致，译文和原文常用相同的表达形式来体现同样的内容，并且产生同样的效果。成语是经过长期的使用而提炼出来的独特的固定短语，往往带有浓厚的民族色彩和地方色彩,具有鲜明的形象,适于用来比喻事物；它既是语言中的重要修辞手段，同时其本身也是各种修辞手段的集中表现；它使用广泛，言简意赅，内含丰富，形象生动，富有感染力。成语是汉语中的精华，同时也是最难翻译的。为了保持汉语成语的鲜明个性，英译时最好采用直译的方式。直译法不仅能够传达成语中所承载的文化信息，而且能产生较高的文化信息传递的有效度，同时还保留了汉语成语的民族色彩和生动形象，使英语读者能更好地感觉汉语文化。[1]这种直译法为英语输入了新的表达方式，丰富了英语语言文化。
一、直译的理论依据、内涵及功能
国内外关于直译的争论由来已久。在国内,著名的译者如鲁迅、瞿秋白,认为宁可牺牲原语的形式或结构也要保证译文在内容上的忠实；钱钟书则认为译文更应该考虑的是其流畅与否或而非与原语在形式上的对应。在国外,PeterNewmark则提出直译是一种必不可少的翻译手段,只要其能保证词汇上的指称意义与语用意思，就应当尽量使用直译法。
直译的原因有二：一是原语与目标语的对等性和相似性。在不同的文化条件下,由于各国在自然环境、社会发展阶段、社会活动等方面存在着相似性，造成了各国在文化的某些方面上产生了相似性。因此，不同语言间常存在着大量相同或相似的概念、词汇、习惯表达等。这就是直译法的基础所在。二是“忠实”翻译原则的要求。著名翻译家严复提出了“信、达、雅”(faithfulness,expressive,elegence)的翻译标准。人们认为这里的“信”既包括内容上的忠实,也包括对原文形式上的忠实，而这种理解正是直译法产生的原因。按照这个标准,似乎只有直译才能达到这样的效果。
直译（literaltranslation）法是指不引起联想误会,在保持原文信息的前提下，力求使译文与原文在选词用字、句法结构、形象比喻及风格特征等方面尽可能趋于一致，译文和原文常用相同的表达形式来体现同样的内容，并且产生同样的效果。
直译法不仅能够传达成语中所承载的文化信息，而且能产生较高的文化信息传递的有效度，同时还保留了汉语成语的民族色彩和生动形象，使英语读者能更好地感觉汉语文化。直译充分传播了原语文化，扩大了读者的视野，更有效地促进了交流。这种译法为英语输入了新的表达方式，丰富了英语语言文化。
美国作家赛珍珠（PearlS.Buck）女士的英译作品《水浒传》（AllMenAreBrothers），深受英美读者欢迎。她希望把中国名著原原本本地介绍到西方，因此她尽量保持原著的风格，保留中国古代语言特有的表达方式和行文习惯。要做到这一点，最有效、最便捷的翻译方法就是直译。赛珍珠在翻译中尽量使用直译。比如她将成语“东奔西逃”直译为“raneastandwest”，“江湖好汉”直译为“agoodfellowoftheriversandlakes”。这一直译不仅既保持了原成语的形象比喻，而且又保持了原文两部分的对仗形式；既正确表达了原文的内容，又保持了原文的结构，一举两得。
二、成语直译的可行性及具体表现
直译成语的可行性及表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人类各民族对自然环境和社会活动有某些共同的体验，因而产生相同或相似的思想和概念。这种思维和语言的共性，使汉语的某些词语可以在英语中找到完全对应的表达，英汉两种语言之间相同或相似的句式也占一定的比重。下例中的英文和汉语无论在用词、词组结构或是词序上都大致相等，这样直译即可。直译能保留汉语成语的比喻、形象和民族色彩。
走马观花——torideoutonhorsebacktolookatflowers
有的放矢——toshootthearrowatatarget
见风使舵——tosteeraccordingtothewind
（2）有些汉语成语并没有形象的比喻意义，它们的字面意义也就是它们的实际意义。这些成语，当然可以按字面直译。例如：
牢不可破——tobesostronglybuiltastobeindestructible
攻其不备——tostrikesomebodywhenheisunprepared
一语道破——tohitthemarkwithasinglecomment
（3）直译保持了汉语成语的民族特色，使译文不至于过分赋予西方文化色彩。
成语承载着丰厚的文化内涵，因此在汉语成语英译的过程中，译者应注意不要用英语中具有鲜明民族地方色彩的成语硬套汉语成语，以免把英语的民族色彩强加到原文上，以致和原作的上下文语境形成矛盾，陷入不伦不类的尴尬境况。即使有恰当的同义成语可借用，在能确切表达原意和不违背译文语言规范的条件下，汉语成语的翻译还是应以直译为主，这样可以保持汉语成语的民族色彩和生动形象。例如成语“以卵击石”的字面意义是拿鸡蛋去碰石头，比喻意义是自不量力。[2]翻译时是用套用含有类似寓意的英语成语“tokickagainstthepricks”,还是直译成“tothrowaneggagainstarock”更恰当呢？众所周知，用鸡蛋碰石头只会粉身碎骨。因此，直译“以卵击石”不会造成误解，同时保留了原成语的形象比喻，取得了译文与原文在内容和形式上的统一。又如“对牛弹琴”，虽可借用同义成语译成“tocastpearlsbeforeswine”。但这一成语来源于《圣经》，有显著的西方色彩，故最好直译成“toplaytheharptoabull”；“竭泽而渔”可以借用同义成语套译成“tokillgoosethatlaysthegoldeneggs”,但不如直译成“todrainapondtocatchallthefish”更生动、有新意；在处理经典著作和民族或地方特色较浓厚的作品时，更应当如此。
（4）由于汉英民族在人生体验、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方面有相通的一面，许多采用明喻修辞手段构成的汉语成语直译后，凭字面意义和人们的生活经验完全可以理解，这类成语可以直译。
例如以下由喻词“如”构成的四字成语，通过直译完整地保存了原词的形象比喻，使译文同原文一样富有感染力。
如获至宝——asifonehasfoundatreasure
守口如瓶——tokeepone’smouthclosedlikeabottle
了如指掌——toknowasoneknowshistenfingers
（5）当汉语成语的隐含意义很明显或很容易推断，读者可以通过字面领悟它的含义时，宜用直译。
如“瓜田李下”（来自“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直译为“Neitheradjustyourshoeinamelonpatch,noryourhatunderaplumtree.”读者只要用心体会，就会明白其隐含意义，不但保留了原文的形象，而且增加了阅读的趣味。类似这样的直译成语还有许多。例如：
悬崖勒马——toreininonthebrinkoftheprecipice
水涨船高——Whentheriverrisestheboatfloatshigh
旗开得胜——towinvictoryassoonasitsbannerisdisplayed
（6）上下文可以直译的成语被译语读者所接受。
例如：马龙见妇人身穿缟素，有倾国倾城之色，乃问范曰：“此何人也？”（罗贯中：《三国演义》，第52回）
Thewomanwasdressedentirelyinwhitesilkandherbeautywassuchastooverthrowcitiesandruinstates…
“倾国倾城”用来形容女性的容貌，被直译成“tooverthrowcitiesandruinstates”生动有力。这里如果是一个孤立的成语，外国读者可能很难理解这种直译的英文。但借助上下文，读者既能理解原著的内容，又能欣赏原著的语言。这种直译的成语使读者耳目一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借用外国人用了千百年的比喻或成语翻译，反而还不到再现原作丰姿的目的。
以下成语直译后效果很好，外国读者结合上下文完全可以明白其中的独特比喻和隐含意义，进而体会出汉语成语的精妙。
再如：我就“天诛地灭”，你又有什么益处呢？（曹雪芹：《红楼梦》，第29回）
Evenheavenandearthdestroyme,whatgoodwillitdoyou?
“天诛地灭”被直译为“heavenandearthdestroyme”,英语读者完全可以理解和接受。
三、直译和死译（deadtranslation）的差异
所谓翻译，说到底就是翻译“意思”。当代著名美国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EugeneA•Nida）说得好：“Translationmeanstranslatingmeaning.”为了把原文的意思完整而又正确地表达出来，如果基本上保留原文的语言形式（词语、名词结构、修辞方法等），同时译出的文字又明白易懂、符合语言规范，这种翻译方法称为“直译”。[3]直译与“死译”有本质区别。前者是翻译的表现手法之一，后者有悖于翻译的根本宗旨—翻译意思，而不是再现原文的语言外壳。死译的译文看似忠实于原文，实则只是形式上的“忠实”，而不是内容上的“忠实”，即片面强调忠实于原文的文字，字对字、句对句地直译、硬译。这种死译的译文违背了原作的精神风貌，还有可能引起误解。鲁迅指出：“凡是翻译必须兼顾两面，一当然力求其易懂，一则保存着原作的丰姿。”成功的直译，是在英语已有的词汇、语法、惯用法等基础上，即从尊重英语语言规律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不仅读得通顺，而且在具体上下文中不至于引起误解。如果译文使读者十分费解，即使与原作完全对应，甚至产生音韵对仗的效果，也是失败的，因为它成了“死译”。当然，直译也要注意到汉语和英语的差异。二者分别属于不同的语系，在表达方法上有很多差异，如在句法构造、修辞格律、用词等方面均有许多不同。译者直译成语时不可忽视这些文化差异，一味追求机械对等。
哪些汉语成语可以根据字面意义直译，哪些只能翻译其比喻意义呢？这完全取决于汉语成语的字面形式和比喻形象能否为译文读者所接受。当汉语成语的思想内容与译文的表达形式有矛盾不宜直译时，可以考虑意译（freetranslation）。意译不拘泥于原文的形式，重点在于正确表达原文的内容。如“无孔不入”只可意译为“totakeadvantageofeveryweakness”,不可死译成“togetintoeveryhole”；“扬眉吐气”只可意译为“tofeelproudandelated”,不可死译成“toraisetheeyebrowsandletoutabreath”。如果只顾表面的忠实，认为直译就是找对应词，最终只会损害译文的内容，影响译文表达的效果，成为死译。再看下面的例子：
开门见山——tocomestraighttothepoint
死译：toopenthedoorandseethemountain
海阔天空——(totalk)atrandom
死译：withavastseaandaboundlesssky
例如；三番五次，留住宋江，就山寨里吃了一日酒。（第36回）
Threetimesandfivetimes,theydidtrytostaySungChiangandsohefeastedforadayinthelair…
成语“三番五次”被一字不漏地死译为“threetimesandfivetimes”。这里赛珍珠忽视了汉语成语的特殊性，字字对译的结果不但没有使译文接近原文，反而容易引起误会，好像在中国留客人吃饭必须有“三次”和“五次”一定次数的挽留。
四、结语
总之，汉语成语英译应首选直译。但在具体的翻译过程中，我们应该采取灵活的方法，能直译尽量直译，不宜直译时再采用其他翻译方法。汉语成语直译的好处，在于既能完整表达成语的意思，又能尽量保持其语言风格。切忌直译时，把汉语成语和英语逐字对号入座。如果不注意词义在上下文中的一致，仅拘泥于字面意义上的一致，望文生义，生搬硬套，只会使译文不通顺，不忠实，不达意，甚至引起误解，损害原意，成为死译。正确的做法是先看懂成语的意思，包括字面意义和隐含意义，再根据上下文选择恰当的词句，从语义到风格在英语中用最贴切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汉语成语的信息。
参考文献：
[1]陈宏薇.汉英翻译基础[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8.
[2]冯庆华.实用翻译教程[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
田忌赛马翻译篇3
OK！我的目的达到了---话说得出奇、出格、甚至出位，让标题“红杏出墙”，你才会动心并且非看不可。
卖产品当如此。有句话咋说来着？卖得就是心动的感觉。其实，隔行不隔理。珍珠如果单个卖并不值钱，但穿成项链后会卖的更贵;同样，串串香不也因将各种食材“混搭”而升值的吗？这叫整合的魅力！而我们做食品的经销商，最需要的就是这种“穿项链”的整合能力。
什么叫整合？讲一个通俗的小故事:在西南的一个城市，有位化工厂的厂长碰到了难题:当地政府官员非要他买下一个防空洞，他左右为难，因为开化工厂根本用不上防空洞;拒绝吧，又怕得罪了这个官员。正在他伤透脑筋时，有一次，在他请客的酒席遇上个酒疯子，非卖给他一个皱巴巴的酿酒秘方换酒钱不可，他只好花500元打发了那个酒疯子。再往后，故事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过了几天，厂长想起那个酿酒秘方，可上面净是洋文看不懂;于是，找了个翻译一译，乖乖，还真是十九世纪法国一个传教士带到中国来、用拉丁文书写的酿酒秘方。凭此方，厂长决定开个酒厂，酿酒就要……大家肯定猜着了，当初厂长碰到的难题是怎样迎刃而解的。
而我们许多食品经销商，就是因为“不会整合”，所以“市场难拓”。冷眼看当下众多产品，尤其是便利食品，其中我最关注和一直食用的就是方便米饭和速溶豆浆粉。本来它们是本源概念最正宗、最适合国人口味、最具有中国特色的便利食品。华夏自古以食米面为主，豆浆更是老少咸宜;以方便米饭为例，它符合能将市场做大成为产业的所有条件:一在中国吃米饭的人比吃面的人多，它属重复消费、价低、功能一目了然的低卷入大众快消品，市场容量巨大;二据测算，中国方便食品市场远未饱和，还有600亿的市场有待开发，其中若现在方便面消费者一半改食方便米饭，再加新增者，市场份额应突破200亿元，这给企业扩张形成产业留下了充足的发展空间。而且它最大特点是以米饭为主食，配以各种口味菜肴，营养合理、食用方便。只须看看与之相类似的方便面、方便粉等，哪个如今不都成了改变人们生活方式的必需品呢？可多少年了，方便米饭和速溶豆浆粉却一直做得市场不温不火、渠道不好不坏、规模不大不小。问题就出在:没有化解好卖给谁？在哪里卖？用什么方式卖？的市场营销难点。
下面我从整合行销的角度，来穿穿方便米饭和速溶豆浆粉，这个“项链”的粒粒珍珠---
市场不温不火，都因卖点不准销路弱
先谈卖给谁？即要做到“急你所急，供你所需”！
当今，产品供大于求，并全面同质化，做食品的经销商企望将产品“大而全”的卖给所有人，已经非常难了。唯一的突破口就在“做小池子里的大鱼”细分市场，走差异化路线。也就是说，市场开始重新“洗牌”，由过去的卖功能、卖价格;转向卖服务、卖满足特殊需求的竞争。即将大众广销转向，聚焦到小众分销的目标卖群上。
举一个与食品有关的餐饮案例为证。几年前，四川一个建材老板新开了家大酒楼，开业半年就赔十几万。有一次，听了我的“服务打天下”培训课后，干脆拉我到他的酒楼现场“咨询”。一诊断，菜品齐全，楼面又豪华，可就是食客寥寥无几。接下来，连着几天我领着他在周边的餐馆吃了个遍。我在考察什么？一是查查同一条马路上，其他餐馆价格如何、有无特色菜或空品？（价格与产品差异）;二是如果中午人少，可附近写字楼又多，可不可开发一些物美价廉的商务套餐？（迎合用户需求）;三是如果就餐的人当中，白领女生较多，有没有考虑增加水果和甜点？（加强重点顾客的忠诚度和附加值）;四是是中午客人太少，还是晚上换桌太慢？（寻找利润薄弱环节）……最后，我终于帮他找到了一个小众分销的差异化市场---将“大而全”川菜改为专做利润高运营简单的肥牛火锅。自此，他开始盈利，连着开了三家肥牛火锅店。
我把这一整合行销，称之为“少就是多”。即要研究你的顾客，按80:20原理，找到这一市场中20%的顾客群，他们看似较很少，但是最需要你的产品和最值得为之服务，抓住了他们会带来80%利润.宁肯找到在100次购物中重复买你50次产品的人，也不要找在100次中只买你一次的人。例如，婴儿奶粉食品的主要消费群体是那些正进行婴儿哺乳的母亲;但真正的核心客户群体，却是为宝宝出生精选奶粉的孕妇;因而在产妇怀孕期，就应先下手为强用频率营销争夺客户。要为这些特定的顾客，在特定的环境，提供特定的“对接式”服务;在顾客最看重少数关键服务需求上，投入大精力去服务好和充分地满足他们，方可达到事半功倍。
目标卖群一旦找对，紧接着就要围绕他们引爆卖点。何为卖点？卖点即“USP”，是“销售独特主张”之意.它指围绕一个独特卖点说透，在林林总总的商品中，使自己的产品具有差异化独受消费者青睐，才有可能成功。现身说法，五年前我在广东一家新开张的海鲜馆吃饭，老板请我策划一个卖点词。我让他的服务员再给客人上菜时，多说一句话：“请看，我们的海鲜是刚涨了潮的”。而后我再来时，他的生意火得一踏糊涂。人们争着点他“刚涨了潮”的海鲜，因为“涨了潮”就意味着最新鲜。气的附近海鲜馆同行也效仿它，打出这个卖点;但没用！因为他第一个推出;人们只相信最先提并独有，使竞争对手无法提出或未曾提出过的那家海鲜馆;好卖点要有“特点”，一定要在当前产品全面同质化买方市场环境下，体现出自己产品的独特之处，已成为市场推广的必要步骤。为什么顾客非买你的产品？关键在你的卖点是否独特动人。再如，独特又煽情，并且充满诱惑力的“喝出‘初恋’味道”妙士酸奶。卖点喊得准，还真有四两拨千斤之效，你看凉茶王老吉从开店卖茶，到卖口含片，一直在市场上折腾得不温不火多年了;可当它突然喊出“喝王老吉，不上火”，立码销门大开，像沸腾的开水一发而不可收。王老吉未在全国大规模推广之前，谁知道呢？凉茶主要也集中在广东地区的凉茶铺在销售，当然全国很多地方也出现了老翁凉茶等品牌，但后来王老吉异军突起，从一个地方特色饮品变成风靡全国的饮料，销量超过可口可乐，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再说凉茶本身，而是重新定位为“去火”这样13亿中国人都明白的概念和需求，通过火锅店的特渠推广，逐渐让人们养成了“怕上火，就喝王老吉”的生活习惯，企业也就此做到了100多亿的规模。这说明滞销产品不受欢迎，很多情况下是卖点和定位，与市场需求脱节，或者难以激发消费者的购买欲望，重新定位，是保证产品获得青睐的重要途径。
当然，产品卖点还可通过不断升级来刷新，就像橙汁饮料食品商家:早期推出的是“橙蜜”;接着，升级为“鲜橙”，又加入“维C”，再加入“蔬菜汁”;现在顾客对鲜橙的兴趣已下降。还从哪提高顾客的表面价值呢？有家企业想到个升级的方法---饮料食品行业的老大可口可乐推出“果粒橙”，在橙汁加入新鲜果肉，升级了“鲜橙”的概念，进而又刺激了顾客的味觉……
而方便米饭和速溶豆浆粉，之所以这些年卖得不温不火无卖点，这与商家一直没弄清“卖给谁”有关。的确，两者都属于便利食品。但什么人？在什么地方？最需要这种便利食品。或许商家至今没有深入细分，还在“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还在自认为“一样的方便，还是吃饭好！”恐怕他们没深思:这类产品真正需要的人在哪儿？怎么才让消费者很便利的买到？
渠道不好不坏，只怪卖场不对难出货
再说在哪里卖？即要做到“专门的地点，卖给专门的你”！
这个问题至关重要。要不然，前不久当机场的餐饮店家们一听说，麦当劳和肯德基要把快餐连锁店开进航空港，顿时如丧考妣惶惶然，就像世界末日即将来临似的。这些恐惧者心里太清楚了:因为一旦快餐食品的巨头进场，他们那种暴利式霸王餐的“幸福时光”也就结束了。
其实，方便米饭和速溶豆浆粉也有类似出货快的渠道卖场。按整合行销4C原则，从顾客需求考虑，食品经销商在渠道铺货时，要以顾客购买的便利性作为首选。最近在给一家食品公司召开的经销商大会上，我提出由于铁路客运和水运客轮的餐厅垄断经营，使得饭菜价高质差，乘客远行前会在火车站、船码头等交通枢纽场所站前买些便利食品;因而此处才是这两类易于携带之便利食品经销商的真正卖场。可惜的是，这些年每当我临上车，在车站附近的商店“踏破铁蹄”真难觅，只得上车后认宰。偶然当我买到、并在车上用餐时，常有人问：“你在哪里买的？”我总是这样回答：“应该说是在哪儿‘找到’的？”。更奇怪的是，在到处都“吃得着米饭”的南方，这类方便米饭食品随处可见;但到了以面食为主的北方城市各大超市，那里的“南方客家们”却难见它们的踪影。正因为这两类便利食品欲买找不着，欲吃看不到，使得它们的市场反应是，不好不坏，甚至可有可无。
这种十分尴尬的市场状况，实则是因这些食品经销商们在渠道选择上的“错位”所致，进而使这两类便利食品购买起来非常“不便利”。目前来看，这两类便利食品在铺货渠道上过于单一，只是在个别大型商超可怜巴巴的“偶遇”，并常置于遗忘的角落，终端几乎无促销，总是被铺天盖地的方便面“淹没”，而且很少见到火爆热销的场面。商家假使站在消费者立场换位思考一下就明白了:明天就要出门，谁会为买你的几包便利食品，极“不便利”地大老远地专程跑到购物中心去，他傻呀！实际上，自古华山并非一条路。记得国外有一家啤酒经销商，开始也是将货铺进商超可销路并不畅，后来发现爱喝啤酒者是不愿舍近求远的，而偏好在住家社区附近的小食品店购买;于是，这家啤酒经销商改变了渠道策略，把货铺到了各个住宅小区的便民店里，结果销量大增，这只是“点渠道”的考虑。而“面通路”则应当学学可口可乐，它当年居然说动了卖茶叶蛋的老太太，改卖可口可乐满大街都是;你再看那小小的武汉鸭脖子，才几年的时间就卖遍全国各地，这或许是湖北的食品经销商们，沾了荆楚大地的人杰（精明的九头鸟）和地灵（九省通衢），以及具有强烈的大流通产业意识之光的缘故。
经销商要想让货出得快，就得在“肥鱼扎堆的地方下诱饵”。台湾天福茶庄做到了这一点。你相信吗？它居然将茶叶卖到高速公路上！我就亲身经历过。那次我开车上高速公路去峨眉山，路过夹江段服务区时突见“天福茶庄”的招牌赫然而立，正好口渴疲劳休息一下，便停车后步入装饰典雅的茶庄。迎面走来一个服务员引我入座，随后微笑着端上一套精美的茶具，开始进行雅致地“游山玩水、韩信点兵”茶艺精彩表演。当茶彻好我一入口，蓦间缕缕芳香润喉沁肺，接着又端来茶花生、茶瓜子品尝，她自始至终未向我推销任何茶叶。可我很担心，过会儿买单时别太贵哟…茶毕结账，她却说是免费的，让我大惊失色。我看了一眼柜台上的茶叶标价都不菲，不好意思，哪能白吃白喝人家的，赶紧去买了几袋茶叶作为“回报”。离开时又见几辆旅游大巴的旅客们，满载大包小包茶叶像我一样离去，它肯定卖得不错！天福茶庄选择这里做“另类卖场”，对准有钱和有权的驱车族“开火”，打得真准！这也是一种渠道创新。
田忌赛马翻译篇4
关键词:敦煌学;愿文;镜中释灵实集;日藏汉籍;敦煌文献;互读;文化交流
中图分类号:H02文献标识码:A
《镜中释灵实集》见于日本奈良时代圣武天皇所书所谓《圣武天皇宸翰杂集》(以下简称《杂集》)①,有文30首,包括赞文、祭文和愿文,其中愿文约占一半,是我国散佚的佛教文学文献。东京女子大学古代史研究会积十四年之研究,将其诸篇注释,以《圣武天皇宸翰•杂集•镜中释灵实集》为题,自2000年4月以来,发表于《续日本纪研究》第325号以后各期②。上述成果经过修改,终于于2010年由汲古书院出版,即《圣武天皇宸翰杂集释灵实集研究》(以下简称《释灵实集研究》)。此书不仅是《镜中释灵实集》研究的里程碑,而且对于敦煌写本的进一步整理研究也不乏参考价值。
2006年,笔者读到《续日本纪研究》发表的各篇注解之后,曾为此撰《镜中释灵实集注解商补》③一文,且撰两文对其中的俗字加以考察④。前不久,笔者喜获东京女子大学古代史研究会寄赠《圣武天皇宸翰杂集释灵实集研究》,并附同一内容的中日文书信。其书后记中称“在本书最终校正阶段,看到王晓平《镜中释实灵集注解商补》,对我们先前的注解简要介绍之后,加以补正。虽然也有与我们的考虑未必一致之处,但本书吸收了可用的看法。” ⑤中日之间,沧海相隔,新书问世,即可切磋,新世纪学术交流之盛,实非往昔可比也。
《镜中释灵实集》与敦煌所藏佛教文学写本不仅同属一时代之文献,而且和愿文研究有密不可分的联系。本书的研究既离不开利用愿文和敦煌语文研究的成果,其研究成果又可反过来对敦煌写本整理有所启发,两者互动,可获双赢。东京女子大学古代史研究会成员多是研究日本古代史出身,他们对《镜中释灵实》的整理工作,不仅有一般日本学者致密求细的学风的影响,而且关注的焦点也与我国敦煌学者不尽相同,可互补互鉴之处甚多。本文谨就书中涉及到与敦煌写本整理研究相关的内容,提出初步看法。
一、《镜中释灵实集研究》吸收的敦煌写本研究成果
《杂集》中的文章,包括诗、辞、颂、赞、铭、祭文、斋文、愿文等多种文体,占绝大多数的是佛教文学,《杂集》成书不久,即于日本养老二年(718)10月由返回日本的遣唐使带到日本,并由圣武天皇亲笔抄写。这是日本遣唐使带回的最新著述,也是他们带回的唐代文化的最新信息。
《镜中释灵实集研究》对《杂集》中收录的《镜中释灵实集》进行了全面研究。书中的的研究篇收录了如下文章:
《杂集•镜中释灵实集》的意义与注解的成果(铁野昌弘)
《圣武天皇宸翰杂集》界线外行头之附点(有富由纪子)
《圣武天皇宸翰杂集》卷末的三言四句――圣武天皇与天台宗第二祖慧思之思想接点(有富由纪子)
越州法华寺与古代日本(稻川やよい)
这些注解和研究论文,从多方面展示了《杂集》与敦煌文学的关系。其别是关于《杂集》末尾的三言四句与敦煌斯216抄写的《思大和上坐禅铭》,更是直接的证据。
《杂集》最后是分别题作《净土》和《秽土》的两首诗,而最后一行,抄写的是“谛思忍,慎口言,正内恶,息外缘”十二字,根据小野胜年、佐藤美知子、森本公诚等学者的研究,是圣武天皇为己抄写的座右铭。
《镜中释灵实集研究》积极汲取敦煌学研究成果。可以说,《研究》出现的本身,就是一种“敦煌学效应”的产物。20世纪50年代以来日本发表的有关《杂集》的研究论文大都注意到敦煌文书中的相关文献,如岩井大慧《通过〈广法事赞〉再论圣武天皇宸翰净土诗》⑥便是从敦煌出土《广法事赞》的体裁和内容说起,进而展开对《杂集》中的净土诗的新探索的。日本学者对于《镜中释灵实集》的集中关注则是在敦煌愿文研究成果陆续发表,特别是《敦煌愿文集》出版之后。敦煌愿文使愿文这一文体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得到重新确认,并以事实纠正了日本南北朝时代五山学僧虎关师(1278-1346)以来关于愿文是日本独创文体的通行认识,也使中日愿文比较研究提到了研究者的日程⑦。比起敦煌愿文中收录的多数普通僧侣撰写的愿文和愿文范本来,《镜中释灵实集》中收录的愿文更具有成熟和完备的文学形式。两相对照,可能对同时代的愿文取得更为完整的印象。
虽然迄今尚未见到关于释灵实生平事迹的史料,但《释灵实集》却很早就传到日本,并给当时的文学以积极的影响。尽管《镜中释灵实集》撰写的地点是远离敦煌的江南一带,但我们细读其中的愿文和其他文体的文章,仍不难想象当时的佛教文化氛围。《镜中释灵实集研究》在校注过程中,时常引述敦煌文献的材料,反过来说,不论是敦煌佛教文学研究,还是语言文字研究,也都可以通过《研究》一书所做的资料工作,找到两者的密切关联。
例如下面这些出自敦煌愿文和《镜中释灵实集》中的词语,对于大型汉语辞书的编撰都有参考作用:
翘诚:犹虔诚。九一《画释迦像赞》:“运想翘诚,冥归极地。”《敦煌愿文集》所载伯2940《叹佛德城出家》:“投宝地以翘诚。”《广弘明集》载梁简文帝《重启请讲御讲》:“翘诚注仰,伏希允遂。”《汉语大词典》引唐武则天《唐明堂乐章•商音》等,皆晚于上例。
建斋:同“设斋”,举办斋会。一八《为人社斋文》:“结社建(斋),熏修过见。”斯1441、伯3825《二月八日文等范本•亡父母文》:“建斋延(筵)”《杂集•周赵王集•宿集序》:“今施主,建此胜斋。”《汉语大词典》未收。
二、《镜中释灵实集研究》体现的日本文献
研究的学术惯例
《镜中释灵实集研究》在序和凡例之后,分为解题、本文影印、注解篇、研究篇几个主要部分,附录则包括主要引用史料文本一览、跋(附:初出一览)、语释•补注一览(附考说一览)、执笔者一览。
《镜中释灵实集研究》的注解篇每一文皆有编号,以明确其在《宸翰杂集》中的位置,文章的每一句也都有编号,逐句录出,录文排于上,相应的训读列于下,使人一目了然。以下从题名开始,将文章分为几个段落,而后对各部分先以“语释”,按编号对各句的词语进行解释,继以“通释”将这一段落译成现代日语,在这些工作之后,有“对句”一项图示各句的对句关系,“补注”对有必要详尽说明的词语重点解说,“考说”则对文中涉及的相关问题进行集中考证。最后,还要详尽列出本篇研究的参考文献。文末则是“追记”,是对给予启示和提供意见指导的学者的谢词。
这样的体例,是日本文献研究者习惯采用的。给我们深刻印象的,首先是对索引和目录的重视。一般的文献整理工作,都把索引看成整理工作不可缺少的部分,准确而详实的索引和目录,给读者带来极大的方便。例如小峰和明校注的《今昔物语集》,在四巨册校注本后,专有一册索引,包括语汇索引(附结语一览)、人名和神佛名索引、地名和寺社名索引、诗歌和偈索引、缺字索引、说话总目次⑧。在语汇索引部分,对于难解而尚未得到确解的语汇还专门列出一个“不读语一览”。《今昔物语集》现存本共有660个故事,研究者由此索引,边节省了大量查找的时间,用起来十分方便。这样的索引对写本研究尤其必要,它可以使开始接触此项研究的学者对尚未解决的问题心中有数。
其次是技术处理的精细周到,处处为读者和后来的研究者着想。逐篇、逐句的编号,前后完全一致,不论是引用还是阅读,都能轻松找到原文。对句图示让人清楚看出句与句、词与词的对应关系,利于理解。考说部分属于专题文史研究,包括了“瑞应像”和“瑞应变”考察、沙门天信仰、奈良时代的肖像画和赞、禹庙和祭禹庙文及《杂集•释灵实集》、《刘明府八日设悲敬二田文》的历史考察、孝道思想、长屋王所谓《和铜经》和《神龟经》的表达方式、关于大善寺和“知识”、关于“桥”这样九个专题,以奈良佛教史的内容为主,也涉及到中国儒家孝道思想在日本的传播和影响。参考文献等将迄今有关各篇研究所需日本和中国全部资料都列出,有兴趣继续研究的学者就少走了许多弯路。
最后值得我们注意的还有对现代翻译的重视。日本现代的古籍研究者对古籍校注,大都重视用浅近好懂的日语来作翻译工作,以此缩短其和现代读者的距离。《镜中释灵实集研究》在这方面也不懈怠,除了按照传统的训读方法,对原了一次翻译以外,又以现代日语进行二次翻译,这就让略通汉文和不懂训读的读者都能接近原文。值得强调的是,这种翻译对于研究者也是具有检证研究深度的意义。诚如钱钟书所说:“我们研究一部文学作品,事实上往往不能够而且不需要一字一句都透彻了解的。对有些字、词、句以至无关重要的章节,我们都可以‘不求甚解’,一样写得出头头是道的论文,因而挂起某某研究专家的牌子,完全不必声明对某字、某句、某典故、某成语等缺乏了解,以表示自己严肃诚实的学风。翻译可就不同,原作里没有一个字可以滑过溜过,没有一处困难可以支吾扯淡。” ⑨因而,翻译给研究者提示出需要继续深入探索的课题,而翻译成果本身也就具备了研究的价值。
三、《镜中释灵实集研究》对敦煌写本整理的启示
日本学者《杂集》的深入研究,首先探讨的是其与中国佛教及对奈良时代佛教文化的深远影响。本善隆《支那佛教史研究》曾经指出,从《杂集》收录的诗文可以看出,隋唐时代的佛教信仰形态已经从北魏时代的弥勒净土思想升华为阿弥陀思想⑩。平冈定海《关于圣武天皇宸翰集》对奈良时代中日佛教关系的分析,主要依据的是《杂集》中收录的《释灵实集》中收录的愿文。他认为,《释灵实集》中收录的《为人父母忌斋文》、《为人妻设斋文》、《为人妻妊娠愿文》、《为人息神童举及第设斋文》、《为人息赛恩斋文》等,这些愿文表达的是回报亡父母的父、母的心愿,表达的是婚姻、妊娠、诞生之喜悦的生活感情,圣武天皇书写这些愿文,使人感到他是借释灵实的愿文,来间接表达对皇太子降生与成长的喜悦;从《无常临殡序》等感叹无常的诗文中,可以推察天皇的苦恼。《刘明府八日设悲田敬田二田文》及《御花寺造净土院文》等,则与光明皇后理解佛教的倾向和思想相关,在日本也有与刘明府设悲敬二田之事类似的记载。《释灵实集》中有《法花寺造净土院文》,而光明皇后去世后,在大和国法花寺也建立了净土院B11。有关《释灵实集》对《万叶集》的影响,则有久松潜一《圣武天皇与万叶集》B12等专论,以及芳贺纪雄的《万叶集中中国文学的接受》B13和佐藤美知子的专著《万叶集与接受中国文学的世界》B14。
《镜中释灵实集研究》采用了一种堪称“互读”的研究态度。所谓“互读”,就是将中日这样两种语境中产生的同时代、同文类的文献放在一起来相互印证、彼此对照,来探索其间的关联和异同。敦煌文书、流传并保存在日本的汉唐抄本和奈良时代的文史资料,由于相互的同源异派关系,完全拥有互读的条件。通过这种互读,首先可以使日本接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全貌明晰起来。九八《法花寺造净土院文》:“但某本寺晋代僧翼所立也”,《镜中释灵实集研究》引《大正大藏经》中的《佛祖统记》等,考察了中国关于晋人僧昙翼的生平之后,着重分析了日本传承文献中对昙翼的记载。首先是日传古抄本《续光世音应验记》卷七《江陵一妇人》载昙翼和僧融在江陵劝化一对夫妇受戒,并帮助他们得以免难。其次是现藏日本白鹤美术馆的唐抄本《画图赞文》卷二七第二二《图赞文》中载“荆州沙门昙翼造长沙寺城,乃祈育王像,不久见于城北,高七尺。后宾僧至,识知是育王所造。”由此得出结论说,唐时会稽一带,昙翼不仅佛教界,连请释灵实撰写此文的人也都知名。支持昙翼的会稽太守孟,也见于日本文献。
在互读的过程中,《镜中释灵实集研究》将对词语的注释也作为研究中日文化交流史的入口。如九九《为人父母忌斋文》“虚陈几杖,悲慕于趋庭之训”中的“几杖”一词,注解引用《白虎通•致仕》、《礼记•曲礼上》、《礼记•月令》说明“几杖”是辅助老人之物,将几杖赐予老人则称为“几杖之礼”,引《唐令•选举令》:“诸职事官年七十以上,听致仕五品以上上表,六品以下申省奏闻。”说明唐代有高龄高官致仕之时,有几杖之举,而且引用日本文献证明,在奈良时代这一做法也已相当盛行。《选叙令》“官人致仕”条“凡官人七十以上,听致仕,五位以上上表,六位以下申牒官奏闻。”《续日本纪》“天平宝字八年(764)九月戊戌(四月)”条:“御史大夫从二位文室真人净三致仕……仍赐几杖,并新钱十万文。”“天应元年(781)6月庚戌(23日)条”:“右大臣正二位大中臣朝臣清麻吕上表乞身,诏许焉,因赐几杖。”“延历三年(784)四月辛亥(11日)”条:大僧都弘耀法师上表辞任,诏许之,因施几杖。”都是在高龄高官致仕之际,赐予几杖。另外还有并非致仕也赐予几杖的记载,如宝历五年(774)年赐文宝真人大市杖,延历四年(785)赐高仓朝臣福信杖与衾,也有赐绢、、绵、布的。也有即使允许致仕也没有赐予几杖记载的,还有不关致仕而对高龄官员赐予几杖的场合,《补注》都一一列举。
这种互读,为愿文词语研究提供了丰富的例证。一“萧滕城,听风枝而结恸”中的“风树”,《研究》的语释谓“风树”,亦云“风树悲”、“风树之歌”、“风树之感”。意思是感叹不能尽孝的比喻,思念父母。引梁武帝《孝思赋》:“丘吾感风树而长悲”(《广弘明集》卷29,《大正大藏经》第52卷337页)。伯2341《亡妣文》:“何期树欲静而风不停,子欲养而亲不待。”日本神护景云元年(767)9月5日行信《瑜伽师地论》卷13跋语:“不胜风树之伤。”(《宁乐遗文》第637页)《续日本纪》“天平宝字二年(758)3月辛巳(10日)”条:“勒曰:朕闻孝子思亲,终身罔极。言编竹帛,千古不刊。去天平胜宝八岁五月,先帝登遐,朕自遘凶闵。虽怀感伤,为礼所防,俯从吉事;但每临端五,风树惊心,设席行殇,所不忍为业。”(孝谦天皇追思先帝圣武天皇的诏书)《续日本纪》“天应元年(781)12月辛亥(20日)”条:“诏曰:昨群卿来奏,天下着眼,以六月为限,但朕孝诚无效,慈荫长违,结慕霜叶,无复承愿之日,缅怀风枝,终亏侍谒之期。终身之痛每深,罔极之怀弥切。宜改前服期,以一年为限,自余行事,一依前勒。”(桓武天皇追思先帝光仁天皇的诏书)。《汉语大词典》收“风枝”一词,谓“喻父母死亡,不得孝养”,引北周庾信《周大将军司马裔神道碑》:“恸甚风枝,悲深霜露。”又收“风树”,引《晋书•孝友列传》:“聚薪流恸,衔索兴嗟,风树以心,寒泉而沫泣,追远之情也。”等。《研究》对每一词语都在两国文献中寻找用例,可以说是在通过词语来进行日本文化史的考察。
四、日本敦煌学的汉译与研究
《镜中释灵实集研究》突破历史、语言、文学、宗教的学科界限,围绕一部写本展开全面研究,《镜中释灵实集》写本原文不过6千余字,而《镜中释灵实集研究》一书长达700页,约60余万字。东京女子大学古代史研究会虽然经过长达14年的研究,但直到付印前还在修改,可谓精益求精。然而,书中仍然留下某些尚难确定的疑点。如一六《为人为息赛恩斋文并为母庆造经成了》:“况芝兰玉树,二宝八龙,斯号兴宗,隆堂构”中的“二宝”,补注认为可能是一五《为人息神童及第设斋文》中“颍川之二宝”之省,指荀氏子孙中之俊杰,然因史料上无此之说而只能以“未详”告终。
另外,还有一些注释。如《祭文为桓都督祭禹庙文》盛赞大禹治水的功绩,其中有“栖亩之禾,无复为萁之咏”,《研究》将“为萁之咏”实解为“为箕子之咏”,引陈释智匠《古今乐录》:“纣时,箕子佯狂,痛宗庙之为墟,乃作此歌,后传以为操。”又引《史记》“箕子过殷墟,作麦秀之歌。”箕子之歌与治水没有直接联系,且此句的主语为“栖亩之禾”,所谓“萁之咏”也当与“禾”相关。“萁”,本草名。《汉书•五行志下至上》:“弧萁服,实亡周国。”颜师古注:“萁,草,似荻而细。”也就是说,萁是和荻相似的生长在水边的草本植物。禾变而为萁,就意味着田地遭淹变成了水乡泽国或者湿地。全句的意思当是说由于大禹治水的功劳,田里的庄稼,免为芦草之灾。
又如,九五《为睦州别驾崔祭禹文》:“呜呼!某甲忝沐唐化,庇影周行,蹑飞履于缙云,杳同天外;展骥足于千里,来游镜中。”文中的“唐化”,《注解》说是指“唐王朝之王化”,又说:“‘庇影周行’,是说唐王朝的光辉照遍四方。考虑到九六《刘明府八日设悲敬二田文》中可以看到感谢则天武后君恩的说法,也有可能‘周行’是指则天武后的周王朝的王道。”这里的“唐化”,实际固然是指唐王朝,但从其与“周行”相对来看,本意当时指“唐虞之化”。唐虞,传说尧所建,即陶唐。
再如一四《为人妻妊娠愿文》末尾两句“并得莲台之乐,同游欢喜之园”,《语释》将“乐”解释为音乐,《补注》介绍了隋唐文献中记载的佛教音乐,认为佛典中找不到“莲台之乐”一词,考虑到唐代佛教音乐的情况,当时人们从这一词语,会联想到某种实际的音乐、视觉的情景。笔者认为,“乐”当读作“乐”之“乐”。空海《有人为亡亲修法事愿文》:“早游极乐至刹,令生莲台之上。”
《镜中释灵实集》收录的愿文和敦煌愿文属于同时代、同文类、相同书写状态的写本,其中包含可以互证、互考、相互补充的内容。《镜中释灵实集》收在《圣武天皇宸翰杂集》之中,奈良时代与《杂集》堪称双璧书法珍品的,是光明皇后书写的《杜家立成杂书要略》。日本学者藏中进等人首先予以研究整理,所采用的也是这样一种互读的研究方法B15。此外,还有一些日本保存的唐抄本或重抄本,如《冥报记》、《游仙窟》、《观世音灵验记》、《孝子传》、《千字文》、《蒙求》等等。它们虽然不是敦煌文献,然而,与敦煌文献的研究早已建立起相互推动、彼此借鉴的密切关系,可以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今后,我国学界加强对日本敦煌学研究成果的译介,也应该将有关这类写本的研究成果包括进来。将域外汉籍和敦煌文献置于同一学术平台,敦煌学会获得更大的发展。
1925年石滨纯太郎率先使用“敦煌学”一词,上世纪后半,日本学界集众多专家之力,编辑出版了《西域文化研究》共6卷7册和《讲座敦煌》共9卷。我国大凡熟悉敦煌学的学者对日本敦煌学的业绩和影响都会有所耳闻,然而,他们的成果到底有哪些,哪些是最值得我们研究的,却很少有人能够如数家珍。翻译和研究的著述,也只能数出神田喜一郎的《敦煌学五十年》B16、池田温《敦煌的文书》B17和王冀青《斯坦因与日本敦煌学》B18等有数几种。既然我们明知他山有石,为什么却只在耳闻,而不能拿来攻玉呢?
20世纪后期,日本敦煌学界加强了与中国敦煌学界的交流,一些旅日华人学者也加入了研究队伍。历史学、语言文字学和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都涌现出一批可喜的成果。近年出版的西胁常记的《带回德国的吐鲁番汉语文书》B19、福田俊昭的《敦煌类书研究》B20、张娜丽的《西域出土文书基础性研究》B21等都可圈可点。他们研究角度独特,抓住一个题目,便有穷尽到底的决心。黑田彰《孝子传研究》B22将文本、图像和跨文化传播研究熔为一炉,对中日有关《孝子传》、《二十四孝》的影响、传承和接受加以全面清理,《孝子传图研究》B23继之以长达840页的篇幅对保存在中国、日本、美国的与《孝子传》相关的汉魏六朝及隋唐的图像资料进行了全面描述和探讨。由黑田彰、後藤昭雄、三木雅博、山崎诚人结成的“幼学会”还热忱展开各国学者蒙书研究的译介,先后翻译出版了美籍华人学者白谦慎的《黄易与其友人留下的知性遗产――对Recarving Caina′s Past 提出的诸问题的反驳》B24、P.Demiéville所著《太公家教》B25、富田幸次郎(Kojiro Tomita)所著《关于波士顿美术馆藏北魏石室》B26、Keith N.Knapp 所著《无私的孝子――中国中世纪的孝子和社会秩序》B27。日本敦煌学论丛编委会编辑出版的《日本敦煌学论丛》B28亦不乏佳作。
除直接研究敦煌文书的著述外,还有一类就是像《圣武天皇宸翰杂集》这样与敦煌文书相关文献的研究。其中幼学会对日本所传阳明本和船桥本《孝子传》的研究,小川环树、本田章义对日本所传《千字文》的注解B29,东野治之对日本所传《千字文》木简、《典言》、李暹《注千字文》以及正仓院日名子文书《造菩萨愿文》的研究B30,中国学者都会从中得到某些启发。
日本敦煌学还有一项与中国敦煌学不同的内容,那就是敦煌与日本文化关系的研究。这些研究涉及日本历史、文学、宗教等多方面内容。已故学者川口久雄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他去世后由其友人和学生编辑整理的《风自敦煌》六册B31,广泛探讨了敦煌音乐、诗文、绘画等对各时代日本文化的影响。菊池英夫提出《万叶集》中山上忆良受王梵志诗歌影响一说B32,开敦煌文学与《万叶集》关系研究之先,陆续发表文章表示赞同与支持的则有山口博等人B33。笔者关于《万叶集》中愿文影响的研究B34,得到香港学者王小林的响应。王小林在其论文《忆良的述作与敦煌愿文》B35中对万叶歌人山上忆良作品中的愿文影响作了过细的考证。
以上著述,有些由日本专业大出版社出版,比较容易见到,有些则是大学出版社或某一学会的出版物,印数偏少,流通不广,国外学者不易找到。敦煌学论著的翻译,不仅需要译者具备高水平的翻译能力,而且还需要良好的专业素养,而一旦有了精品译著,受益的就不仅是不懂外语的学者,就是行内专家也会大有所获。因为对这一类著述,可以说离开研究就谈不上翻译,翻译的过程就必然包括体味其精华,修正其瑕疵,阐释其难点,补正其疏漏等工作。中日学者在掌握和运用资料以及研究方法上,都各有所长,正可互补。日本学者作风细腻,而在语言感觉上有所不足;中国学者长于宏观把握,而对日本所存资料钻研日浅。翻译的意义不仅在于“借鉴”,更在于扩宽切磋琢磨的路径,寻求学术的共同增长点。这样的译著如能及时面世,对于两国敦煌学界的直接交流一定会起到推波助澜的功效。
当然,日本敦煌学只是国际敦煌学之一家,对于美国、法国、俄罗斯敦煌学的最新成果,我们同样需要及时了解。鉴于此,笔者建议《敦煌研究》等刊物,设立“国际敦煌学”栏目,发表评介和研究文章,如有相关出版社能够精选国外优秀研究成果,陆续翻译介绍,渐成系列,不仅能够开阔研究者的眼界,而且可能吸引更多学者参与敦煌学的研究。(责任编辑:陈娟娟)
① [日]中田勇次郎《书道艺术》第十一卷,中央公论社,1982年版,第31―67页。
② [日]东京女子大学古代史研究会《圣武天皇宸翰杂集释灵实集研究》,汲古书院,2010年版,第678-680页。
③ 王晓平《镜中释灵实集注解商补》,《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第五辑,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391-418页。
④ 王晓平《从镜中释灵实集释录看东亚俗字研究――兼论东亚写本学研究的意义》,《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第59-64页。王晓平《借敦煌俗字破日藏汉籍写本释录之疑――以圣武天皇宸翰杂集为中心》,《敦煌研究》,2009年第1期,第95-101页。
⑤ 东京女子大学古代史研究会《圣武天皇宸翰杂集释灵实集研究》,东京:汲古书院,2010年版,第676页。
⑥ [日]岩井大慧《法事を通して再び武天皇宸翰土をず》,《东洋学报》,第21卷,1933-1934年刊,第67-104页。
⑦ 王晓平《晋唐愿文与日本奈良时代的佛教文学》,《东北亚研究》,2003年第2期,第88-92页。
⑧ [日]小峰和明编《今昔物语集索引》,岩波书店,2001年版。
⑨ 钱钟书《林纾的翻译》,《钱钟书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286页。
⑩ [日]本善隆《支那佛教史研究》,弘文堂,1942年版,第380页。
B11 [日]平冈定海《武天皇宸翰集について》,《南都佛教》第二号,南都佛教研究会,1955年5月,第183-191页。
B12 [日]久松潜一《武天皇と万集》,《南都佛教》第二号,南都佛教研究会,1955年5月,第28-37页。
B13[日]芳贺纪雄《万集における中国文学の受容》,书房,2003年版,第131-137页。
B14[日]佐藤美知子《万集と中国文学受容の世界》,书房,2002年版,第239-346页。
B15 [日]日中文化交流史研究会《杜家立成要略――注と研究》,翰林书院,1994年版。
B116[日]神田喜一郎著,高野雪译《敦煌学五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B117 [日]池田温著,张铭心、张轶君译《敦煌文书的世界》,中华书局,2007年版。
B18 王冀青《斯坦因与日本敦煌学》,甘肃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B19 [日]西胁常记《ドイツ将来のトルフアン文》,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02年版。
B20 [日]福田俊昭《敦煌の研究》,大东文化大学东洋研究所刊,2003年版。
B21 张娜丽《西域出土文の基的研究――中国古代における小学•童蒙の相》,汲古书院,2006年版。
B22[日]黑田彰《孝子の研究》,思文阁出版,2001年版。
B23[日]黑田彰《孝子の研究》,汲古书院,2007年版。
B24 白谦慎(Qianshen Bai)著,黑田彰子、坪井直子、中村直美译《黄易とその友人の残した知的――Recarving Caina′s Pastの提出したへの反》,幼学会刊,2008年版。
B25 P.Demiéville著,山崎诚译《太公家教》,幼学会刊,2008年版。
B26 富田幸次郎(Kojiro Tomita)著,坪井直子译《ボストン美北魏石室について》,幼学会刊,2008年版。
B27 Keith N.Knapp著,黑田彰子译《私の孝子――中国中世における孝子と社会秩序》,幼学会刊,2008年版。
B28 [日]日本敦煌学论丛编集委员会编《日本敦煌学论丛》第一卷,东京:比较文化研究所,2006年版。
B29 [日]小川环树、本田章义注解《千字文》,岩波文库,2001年版。
B30 [日]东野治之《正院文と木の研究》,书房,1998年版。
B31[日]川口久雄《敦煌よりの》(1-6),明治书院,1999-2002年版。
B32[日]唐代史研究会编《アジア古文の史的研究》,刀水书房,1990年版,第147-202页。
B33[日]山口博《シルクロドから大和へ•万集の生と大文化》,角川书店,1996年版。
B34 王晓平《东亚愿文考》,《敦煌研究》,2002年第5期,第95-104页。
B35 王小林《良の述作と敦煌文》,《日本研究》第40集,国际日本文化研究センタ,2009年11月,第247-276页。
Comparison Practice between Chinese Books Collected in Japan and
Dunhuang Literature: On Collection of Soul Interpretation
WANG Xiao-ping
(School of Liberal Arts,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Tianjin 300387)
田忌赛马翻译篇5
论文关键词：文化差异；跨文化广告；原则
1文化差异对跨文化广告传播的影响
跨文化差异在各种人类关系中都是存在的，它不只限于语言，还包括非语言沟通、宗教、时间、空间、颜色、数字、现实主义、美学、存在意识和食物偏好。所有这些关系对于不谨慎的公司都是潜在的陷阱，即使是一些非常著名的巨型跨国公司也难免在文化差异的处理上犯错误。其中对跨文化广告影响较大的文化因素有语言、宗教、审美观、民族习俗等。
(1)语言差异
语言是传递信息和思想最基本的工具，因此，掌握东道国当地语言可以更好地理解当地文化，避免沟通交流的误解。与有关语言的错误主要来自错误翻译，对本地语言的俚语或习惯用语缺乏了解及使用错误方言等。
rejoice是美国生产的一种洗涤用品，其字面含义是“高兴”，若这样译成中文则不仅过于平淡，而且与该种产品属性没有什么联系，宝洁公司将其改为“飘柔”，堪称神来之笔。它不仅打破了汉语词汇组合的语义限制，令人感到新奇独特，而且能使人联想起长发柔软洁净、随风轻飘的美妙意境。相反，高露洁公司的“cue”牌牙膏在法国销售不好，就是因为cue在法语里是一个色情字眼。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nove”牌汽车，在美国很畅销，但在销往拉美国家时一度无人问津。原来许多拉美国家过去是西班牙的殖民地，而在西班牙语中，“nove”意思是“不走”，汽车品牌竟是“不走”之意，其销路可想而知。中国有五千年文明史，文化传承度极高，在国内十分有效的一句广告口号，到国外可能毫无意义。如“愿君多采摘，此物最相思”，一般的欧美人士肯定不理解它在说什么。
以上例子说明，在设计品牌名称及广告用语时，必须考虑相应的文化背景，必须了解各种语言文字在表达上的特点、忌讳、隐喻，用目标市场国顾客所能理解的语言文字来传达企业的信息、产品的信息。
(2)宗教差异
宗教信仰是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些公司因为没有考虑剑当地宗教的特殊习惯而惹出不少麻烦。
在亚洲，信仰佛教的人很多，佛教的影响很大，有些公司因在广告里印了佛像而引起公愤；有些因在广告里使用当地宗教的符号更是引起人们的强烈不满；还有就是招牌上的广告词自‘意无意地压在佛像上，人们更是反感。一家航空公司差一点被沙特阿拉伯取消其在该国营运的权利，事因这家航空公司在当地报纸上刊登了一幅在外人看来很“普通”的广告：一位漂亮的空中小姐笑容可掬地给愉快的旅客送上香槟酒。为此，航空公司倒了大霉。因为沙特阿拉伯是禁酒的，不戴面纱的妇女是严禁和男人在一起的。沙特阿拉伯人无法接受这样的广告创意。即使大型跨国公司也因漠视宗教差异而犯下大错。麦当劳公司想借1994年世界杯足球赛大打一场推销战，但由于缺乏宗教知识而弄巧成拙。由24强参加的世界杯大赛，在美国洛杉矶拉开战幕，麦当劳为了趁机大力推销其产品，煞费苦心地专门为青少年们设计出一种“猜谜”广告——把包括沙特在内的24个国家的国旗印在一种名叫“快乐汉堡包”的包装纸盒及其食品袋上，企图刺激青少年们为竞猜各国国旗而购买“快乐汉堡包”，以使生意大增。然而，当英国的麦当劳分公司把200多万个印有这24个国家国旗的包装盒和食品袋分到全英500多家专卖店上市后，引起沙特阿拉伯政府的强烈不满，因为他们认为沙特国旗代表一段阿拉伯缄言(世界上没有上帝，真主和穆罕默德是我们的先知)，必须受到尊敬，沙特政府从来不允许任何人触犯它，更不允许把它用于作为商业目的的宣传!同时，英国和欧洲的穆斯林组织也纷纷向麦当劳提出强烈抗议。事件发生后，麦当劳公司立即减少这些引起麻烦的产品的产量，才使这一风波趋于平息。
可见，宗教对世界各国人们的信仰和价值观有着重要的影响，由价值观决定的社会态度会直接影响国际商务活动。企业要进入某一目标国市场，就应该尊重当地的宗教信仰，主动去适应、了解当地的教规，使自己的广告策略与当地的观念结合起来。才能打开局面。
(3)审美观差异
对于任何市场来说，商品的样式、颜色及广告商标的选择都是以文化美感为基础的。审美情趣影响人们对物品的颜色、样式的偏好以及对于事物发展的规范性认识，进而影响人们对于涉外公司所提供的产品及服务的评价，并最终影响人们的购买行为。如果了解东道国人们的审美情趣，设计的广告带着东道国人们的审美色彩去参与竞争，不仅能引起消费者妙不可言的联想，产生美好的想象，而且能够激发消费者心底的情感，震撼其心灵，从而使产品平添几分魅力。
百事可乐1960年在日本惨遭失败就是因为没有考虑颜色的文化性。百事可乐的包装和标志颜色采用黄、蓝、白、红四种，给日本人的印象是杂乱和不悦目，尤其是百事可乐的主色——黄色恰好是日本人最不喜欢的颜色，因为在日本黄色是死亡之色。美国人和欧洲人都喜欢黄色，百事可乐设计品牌时忽视了与众不同的日本的买方文化。
因此在跨文化广告中，制定广告决策时一定要注意它是否在目标市场国代表了不好的意义，是否符合当地消费者的审美观念。
(4)民族习俗差异
民族习俗是千百年来形成的，由于各方面的因素，各民族风俗存在很大差异，都存在这样那样的忌讳，这些忌讳对各民族的消费心理都有一定的影响，因此我们应对不同的民族风俗给予充分的尊重。
比如，近年来日本商品大量涌入美国，而美国货却不太受日本人欢迎，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美国企业的广告、商标及产品忽视了日本的文化背景和民情风俗。仅以女性化妆品为例，日本女性以白嫩为美，而美国女性却以皮肤黝黑为健美，美商不了解日本妇女的习俗，按美国人风俗习惯盲目设计、制作、投放的广告和产品儿乎是泥牛人海。再如，英文商标kissme(“吻我”牌唇膏)，住中厅人看来是亲切自然、幽默诙谐并富于浪漫色彩的，很符合他们的生活习俗，在中国人看来，平白直露地说“吻我”，令人尴尬，难以启齿。所以该品牌在中国的商标就变成了它的谐音“奇士美”。涉外公司如果不了解东道国人们的民俗文化，就会在跨文化广告中遭到麻烦。
2文化差异对跨文化广告传播的启示
一个明智的企业应正视文化差异的存在，把文化差异当作一种资源，一种营销财富，因为不同的文化观点和视角都能增加解决问题的独特思路及方案。另外，为使跨文化广告有效地传播，企业还应遵循如下原则。
(1)理解文化差异
理解文化差异包括认识实质性知识和解释性知识两个层次，前者可以从报刊杂志获取，后者唯有通过文化参与才能感觉到。如了解当地人的处事态度、生活观念及个人愿意在社会扮演的角色等，只有通过深入的人际交往才能了解到。北美与西欧文化同亚洲文化相比，更现世化(seculariza·tion)、个性化，属低背景文化。因此适合中国、日本广告特点的间接隐晦、强调象征意义、突出社会地位、富有人情味和幽默性广告，在西方文化背景下，则会让消费者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在广告人本土文化中，往往不存在因文化差异而导致理解冲突或偏差，但在不同文化区域，这经常出现。熊猫在世界多数国家受到欢迎，因此“熊猫”这一品牌名意译成各种语言，都引起美好的联想，但在奉行伊斯兰教国家的品牌广告，却遭到攻击和抵制，因熊猫外形象肥猪，也被认为是忌物。跨文化广告创作必须充分了解并尊重受众国的文化差异，谨慎用语。
(2)适应用语习惯
跨文化广告传播最明显的障碍就是语言文字隔阂。精通受众国的语言，适应其语言习惯及特色，是跨文化广告用语的基础和保证。广告文案创作单靠字典释义是不够的。
广告用语修辞也与一国语言习惯和生活体验相火如我国商品广告用百合象征“百年好合”，用“一朵莲花一条鱼”象征“连年有余”，取谐音，图吉祥，用在别国，只会让人百思不解。各国语言都有约定俗成的缩语，这经常困扰文案写怍，冈缩写不规范往往贻笑大方如台湾一广告把“台湾国际剧社”缩写成“tits”，“英国保留剧目剧团”缩写成“bra”，结果《灰姑娘》这则名剧的演出广告直译为汉语成了：剧目：《灰姑娘》；演出者：奶头；赞助者：胸罩；跨文化广告语撰写最好用当地语言撰写，且不要简单地用两种语言置换，刊播前最好请当地行家过目，以免不良引申义。
(3)尊重宗教信仰及风俗习惯
由于宗教信仰不同，不同国家对不同广告表现和不同商品持有不同态度。日本索尼广告在泰国遭排斥：释迦牟尼闭目入定，但一会儿竟然凡心萌动，睁开双眼，随着音乐不停摇摆……此时广告语亮出“索尼，让佛祖动心”。这则广告创意不可谓不佳，但该广告在泰国一播，泰国举国愤慨，原来泰国盛行佛教，佛祖竟然凡心萌动，实属对佛祖的亵渎，且招致外交抗议。广告撰写若不了解并尊重各宗教信仰的特点及影响，注定会犯大错误。
风俗习惯是一个民族、国家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内形成的，一时不易改变的行为、倾向和社会风尚。不同国家风俗习惯不同，造成了对广告用语创作的不同心理要求一广告语的创作技巧使用，幽默、关、谐音等，都必须吻合受众国的风俗传统，产生正面理解及联想，否则会事倍功半。
(4)融合文化优势
美国通俗文化，风行世界。麦当劳快餐店广告总是裹携着美国文化，遍布全球，但麦当劳在不同国家有不同菜单：在法国配有香槟，在英国配有威士忌，在德国有啤酒，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有果味奶茸，在中国则配有红茶。这种融合两种文化优势的原则在广告中同样很重要，一方面要有本民族文化特色才能吸引受众，另一方适应受众文化才能被接受。可口可乐在中国春节期间广告舞出中国龙，百事可乐送出千千万万副春联：“百事可乐迎新春，七喜临门度佳节”，丰田“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必有丰田车”的广告语，确实让我们觉得技高一筹。运用民族特色来宣扬产品，能形成独特的广告风格，这与世界文化不是冲突的。
田忌赛马翻译篇6
马可・穆勒的中国情结并非横空出世，而是由来已久。1974年，他来到中国，并接触到了中国电影，再回到欧洲，他几乎成了中国电影的卧底，1979年在都灵独立创办“电的影子”（Electric Shadows）电影节，展映中国电影；1983年，在柏沙卢电影节安排“亚洲电影面面观”单元，聚焦香港电影；1986年开始负责威尼斯电影节选片委员会的亚洲区选片工作后，他将《原野》送到了威尼斯电影节，将陈凯歌导演的《黄土地》送到洛迦诺电影节，让张艺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成为第一部在威尼斯电影节上获奖的中国电影，更不避嫌疑，让由他监制、张元执导的《过年回家》获得最佳导演奖。他走到哪里，就把中国电影带到哪里，1991年后的10年，他担任洛迦诺电影节主席，中国电影立刻在洛迦诺电影节上获得青睐，王朔的《我是你爸爸》和吕乐的《赵先生》未能在国内公映，却先后在洛迦诺电影节上获奖。2004年4月，他开始执掌威尼斯电影节，威尼斯从此成为中国电影人的狂欢节。这一次的第64届威尼斯电影节，他请来了张艺谋做评委会主席，让4部影片入围主竞赛单元，更把金狮授给了李安，让贾樟柯的纪录片也有所斩获，更在众目睽睽下，细心蕴贴地半蹲着为舒淇、刘烨担当意大利语的翻译。
尽管马可・穆勒“差不多是中国第五代导演在电影方面遇到的第一个西方人 (田壮壮语) ”，并做了如此多的幕后工作，但真正让马可・穆勒先生走到前台的，却是他2006年在红地毯上向永远会仰天大笑的章子怡的惊天一跪，这一跪让我们知道了，在对方的阵营里，有着这样一个对我们有绝对好意的人物⋯⋯此后，《三峡好人》获奖，从张伟平和贾樟柯的对阵中，我们又知道了，《三峡好人》有马可・穆勒先生的投资，而马可・穆勒显然没有受到这样恶劣的对骂的影响，又让《色・戒》打破了人们对它的单项奖（最佳男女主角）预测，成功擒获“金狮”，我们既意外又并不十分吃惊，因为我们终于毫无保留地相信了，马可・穆勒先生是如何死心塌地地热爱着中国，他是我们最狂热的亲戚，他会为我们做任何事情，他甚至有可能前世就是一个中国人，他应当改名为“马爱华”。
一个外国人，而且是在文化领域里有着决定性影响力的外国人，如此热爱中国，如此热爱中国文化，不避嫌疑、不忌讳猜妒，一次次为中国电影奔走呼号，无论如何让人感动，但同时，他的慨然亮相，他的大方表态，他对中国电影的过分偏爱（连《天堂口》这样的八流电影都能出现在电影节上），也让中国电影处于一种轻度尴尬的状态中――原来，我们的电影一次再次地获奖，不是因为它们本身具有更为普遍的影响力，而是因为一个大人物的个人影响力，我们的电影为人瞩目，不仅仅是因为它们在艺术上的成就，而是因为，它是“中国电影”。而一个国际电影节，竟然会因为幕后人物的偏好，就轻易地调整了口味和方向，又让我们对它的公正性产生了怀疑。“马爱华”先生像一个暴露了身份的金牌卧底，我们一边为他提供的便利感到洋洋得意，一边又对这种便利能够持续多久感到怀疑，归根到底，是我们对自己的文艺作品并无自信，即便在最风光迷乱的时刻，我们也不免清醒地看到，我们在某种时刻、某种语境下获得的褒奖，与它的真实成就并不相匹配。
田忌赛马翻译篇7
19世纪末以前中西蒙元史研究之回顾与比较
中国传统史学最重“正史”，由于洪武初年仓促修成的《元史》纰漏百出，大不餍人望，于是明、清两代的学者围绕此书做了不少拾遗补阙、考异订谬，乃至改编、重修的工作。参加纂修的朱右（卒于洪武九年）就著有《元史补遗》12卷。另据解缙说，洪武二十四年他被罢职，太祖命他回家著述十年，其中一项就是“《元史》舛误，承命改修”，所拟凡例已进呈，且“杜门纂述，渐有次第”（注：解缙：《寄具川董伦书》，《文毅集》卷15；《明史》卷147《解缙传》。按：改修早已下诏刊行的《元史》是一件很艰巨的大事，朱元璋何以只交给年仅23岁、被他认为“少涵养”（见杨士奇撰《解缙墓碣铭》，《文毅集》附录）的解缙去做，颇有疑问。或者如顾炎武所说，只是“命解缙修正《元史》舛误（《目知录》卷26〈元史〉）。）。可惜朱右之书和解缙“改修”之稿皆不存。永乐初，胡粹中著《元史续编》，起元世祖灭宋迄元亡，全仿《纲目》体裁，实为续陈泾的《通鉴续编》，其资料基本上摘自《元史》，极少增益，且因摘引不当弄出不少新的错误。其他明人的元史著述，仅陈邦瞻的《元史纪事本末》和王光鲁的《元史备忘录》有一定参考价值，其余不是刻意模仿宋儒的“通鉴”或“纲目”体，就是蒙学教材或应试急用式的“节要”、“史略”之类，几无史学价值可言。明代前期，所获元朝官方文献尚属完整，私家著述亦易搜集，还有熟悉元朝典故和通晓蒙回译语的人士可备咨访，可惜朱元璋急于求成，将草草交差的《元史》下诏颁行，后世无敢议其缺失，遂铸成定局而无法根本改造。中后期明人学术日益空疏，史学成绩尤其不佳（注：顾炎武谓：“自洪武平元，所收多南宋以来旧本，藏之秘府垂三百年，无人得见，而昔时取士一史三史之科又皆停废，天下之士于是乎不知古。”见同上书卷18〈秘书国史〉条：同书卷16〈史学〉条引述唐穆宗时殷侑关于“史学废绝”的谏言后说：“今史学废绝，又甚唐时。”），更难有所进步了。
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等杰出学者力矫明人学术空疏无用之弊，倡导博学求实和经世致用，对学界影响很大。注重文献资料的广泛搜集辨析和名物制度的训诂考据渐成风气，元史研究因而也出现了新面貌。顾炎武首先指摘出《元史》的一系列缺陷，为后人批判和改造旧史开了先河。康熙三十八年邵远平著成的《元史类编》（纪10卷传32卷）可以算是改造旧史的第一部著作。此书以旧史为基础，“采摭群书，或补其阙略，或辨其异同”，所采之书有《元典章》、《经世大典》、《圣武亲征录》、《元文类》及文集、笔记、方志、杂史等；卷帙虽少，增补内容颇多，如诏制、奏疏及收西域、平大理、创海运等关键大事，并补撰了不少列传，尤以艺文类人物为多，据称“自一统志下及裨乘诸书以至家藏抄本，无不罗致，补其阙轶”；其所补阙、辨异皆注出依据，“不敢臆凿一语”；元代的人、地、氏族等名译音问题最多，邵氏考究音训，自谓“少习国语（按：指满文），略知音义”，力图将异译者“概从画一”（注：上述引文皆出《元史类编》卷首《凡例》。）。其治学态度、研究方法和所利用资料，较前人确有显著进步。不过，邵氏搜集史料仍很不全，译语解释屡有不当（如谓“斡耳朵译言厢房，故取以当侧室之义”之类），至于补叙西域史事，更远非其力所能及。《类编》刊行后，来华耶苏会士宋君荣(A.Gaubil)将前10卷本纪译为法文，1739年在巴黎出版，名《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元朝诸帝史》，为西方学者利用汉文资料研究蒙元史提供了很大方便。
乾、嘉时期，考据学派成为学术的主流，经学、史学及相关的文字、音韵、金石、地理、天文、历算、目录、校勘等学科普遍发达，学风朴实严谨，研究方法细密。乾嘉考据学派的史学成就标志着中国传统史学发展的高峰，而其最杰出代表钱大昕正是在元史研究上作出了最多贡献。其成就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史料的发掘，多种重要史籍长期被忽视或湮没无闻，经他发现或表章，其价值始大显于世，如《元朝秘史》（注：清初孙承泽最早注意到此书系元“国人所编记”，可补正史之不载，乃将其续集（12卷本的末两卷）总译收入所著《元朝典故编年考》作为附录。后万光泰据总译改编为《元秘史略》，却将大量重要记载视为“委琐之事”或“荒诞”而删略。钱大昕得到从《永乐大典》中抄出的15卷本，作跋表章，谓论次元太祖、太宗两朝史事，必须于此书折其衷（《跋元秘史》，《潜研堂文集》卷28）。洪业推测可能就是钱大昕从《永乐大典》中将《元朝秘史》抄出，见所撰《蒙古秘史源流考》，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第14卷3～4期合刊，1951年。）、《元典章》（注：钱大昕：《跋元圣政典章》，同上书卷28。日人岛田翰于1905～1906年到江浙访书，据其所著《访余录》说，曾见到钱大昕作过疏注的《元典章》抄本，疏注以小字写在行间栏上。此本已失传。参见方诗铭等：《钱大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3页。）、《长春真人西游记》等，而广泛搜罗金石资料（所得元碑铭达四百多件）用以证史，更是他特别值得称道的功绩（注：见《潜研堂金石文字目录》。钱大昕为其中125件作跋，据以考订《元史》及其他史料，见《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其二是《元史》的考订，《二十二史考异》中元史占15卷，以多方面的丰富学识和周密的考证方法逐卷审核旧史，或勘同、录异，或纠谬、补阙，近1200条；《金石文跋尾》、《十驾斋养新录》和《潜研堂文集》所收序跋答问中，订补旧元史者又达数百处，大多精当。元代多有汉人另取一非汉语名，蒙古、色目人另取一汉名，二名兼用，往往造成错误，此类问题经钱大昕辨明者不少。他说：“［廉］希宪一名忻都，［廉］恂一名米只儿海牙，以予博考二十年始能知之，盖元史之难读视他史为尤甚也。”（注：《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卷18，《松江宝云寺记》。）道出了考订元史的艰苦。其三是重修元史，自述称任职翰林时着手“别为编次，更定目录，或删或补，次第属草，未及就绪，归田以后，此事遂废”（注：钱大昕：《元史艺文志自记》。），但实际上他仍继续编撰，后将《氏族表》、《艺文志》两部分定稿先行抄清付梓，“其余纪、传、表、志多已脱稿，惜未编写”（注：钱大昕自编《竹汀居士年谱》乾隆五十六年“撰元氏族表四卷，补元艺文志四卷”条下其曾孙庆曾的补记。又，《元史氏族表》卷末其弟子黄锺所作识语中说，先生著此表始于乾隆十八年，成于四十五年，可见归田后仍在继续撰写。）。这就是清末尚存、其后下落不明的《元史稿》（注：道光间大昕侄孙所作《钱氏艺文志》著录有《元史稿》百卷，谓“在金陵汪氏处”；岛田翰《访余录》称曾见到《元史稿》残本28巨册（缺卷首至卷而十五），系“钱竹汀手稿本”。参见方诗铭前揭书，第127页。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也说：“据郑叔问《国朝未刊遗书目》言，竹汀已成《元史稿》一百卷。”）。从传世的氏族表和艺文志两部分看，其资料搜罗之广，考订之精，译名辨识之准确，在当时条件下确已达到最高水平。同时代史家汪辉祖著《元史本证》50卷，用《元史》本文互相参证，分证误、证遗、证名三部分，歧异者辨其正误，本篇漏略者取他篇补之，同名、异译者一一辑出注明，共得三千多条，就校勘而言比钱大昕《考异》更为完备。另一乾嘉史学名著——赵翼《二十二史札记》中的元史部分，多就元代重要制度、政事及其特点立题，用归纳法将有关史料综合条贯，加以阐明。钱大昕盛赞其“记诵之博，义例之精，论议之和平，识见之宏迈，洵儒者有体有用之学，可坐而言，可起而行者也。”
乾嘉学者在元史史料的搜集特别是考订方面有很高成就，但也存在着相当大局限。其一是他们仍然无法填补旧史中漠北、西域地区记载的空白，徒叹文献之不足征；其二是面对来自多种民族语言的人、地、部族、制度等等译名，即使是钱大昕那样精通音学并懂一些民族语言，也往往束手无策。如《考异》补订地理志最多，而〈西北地附录〉仅一条，全不考地名，竟谓“元时西北塞外皆为诸王封地，不立州县，有牙帐而无城郭”；又，误考钦察酋长八赤蛮为部落名，误以畏兀儿国主称号“亦都护”(idi-qut)为“叶护（yabghu，突厥官号）之音转等等（注：《二十二史考异》卷89地理志考异：卷86太宗本纪考异；卷94巴而术阿而忒的斤传考异。）。
鸦片战争前，一些学者已注意研究西域、蒙古史地。战后，边患日益严重，遂有更多学者致力于边陲史地研究，期收经世致用之效。元史与蒙古、新疆及西北周邻地区关系最大，于是如梁启超所说：“道、咸以降，西北地理与元史学相并发展，……一时风会所趋，士大夫人人乐谈，如乾嘉间竞言训诂音韵云。”同时，一些外国史地著作被译成中文，也丰富了学人的西域史地知识。以讲求经世之学著称的魏源，本已究心于元史和西北地理，在编撰《海国图志》时又从外国书中获得一些新资料，其后他着手重修元史，除采百余种元代文献以参订旧史外，还利用外国资料补充本纪内容并增立元征服各国传，自谓“西北疆域，颇如指掌”，时人也称赞他的《元史新编》“俾穷荒绝域数百年如堕云雾者，豁然得睹”（注：邹代过：《元史新编跋》。）。然而他所看到的都是外国普通读物，几无资料价值可言，且其西北史地和语言知识也不足以对付元史上的问题，弄出许多错误（注：如《新编·太祖本纪》谓蒙古名称之旧译“蒙兀”“蒙骨”后来成为氏族名，即忙兀氏，或作汪古氏、芒忽氏；又谓乃蛮“屈出律据西契丹，杀使者，帝怒而西征”，误以花剌子模为西辽，复因旧史上有太祖西征回纥的记载，竟说“回纥者本乃蛮之旧名，及屈出律窜据西契丹，仍以回纥称之”；《宪宗本纪》谓叶密立“即今伊犁，一作阿力麻里”等等。其太祖、太宗诸朝《平服诸国传》所载西域诸地名的定位，更是错乱不堪。其《西域藩封传》称不赛因、笃来帖木儿皆为“驸马”，盖为马礼逊《外国史略》、玛吉思《地理备考》（译本）所误。）。魏源第一个突破中国史料的局限是值得赞扬的，但却不成功。在他之后，张穆、何秋涛、李文田等对元代北境部族、地理、史事都有专门的研究，当时该地区地理图籍比较丰富，因而他们的考释颇多准确，这方面超过了前人，但因语言知识和资料不足，对西北史地的了解还较肤浅，错误也相当多（注：如何秋涛谓“察其国名声音之转变，则知俄罗斯实乌孙之遗裔”；又谓“罗刹”（清初俄罗斯的译名）乃“可萨”（哥萨克）之音转；谓“几富”（基辅，元译“乞瓦”）系以元定宗贵由之名名之；谓“素丹”（sultan，伊斯兰国家君主称号）即“斯坦”（stan，意为地区、国家）等。皆见《朔方备乘》诸考。李文田谓巴鲁剌思（Barulas，氏族名）即巴图尔（batur，勇士）之意；“阿剌勒”（aral，意指两水之间地）即“鄂拉”（a'ula，山），将撒阿里川（在克鲁伦河上游西）置于科布多地区等。见其《元朝秘史注》。）。
“蒙古时代”是世界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与欧洲中世纪史关系密切，故早为西方学者所重视。17世纪末，通晓阿拉伯、波斯、土耳其诸语并熟悉穆斯林文献的法国学者克鲁瓦(Petis de la Croix)据波、阿文和欧洲文字史料著成《古代蒙古人的第一个皇帝大成吉思汗史》（4册，1710年出版），是西方第一部利用穆斯林史料的蒙元史著作。18世纪，来华耶苏会士冯秉正(De Mailla)译《纲目》《续纲目》为法文，编成《中国通史》（10卷，第九卷为元史），宋君荣则译《元史类编》本纪部分为法文（见前）。法国汉学家德基涅(De Guignes)兼通汉、阿文，得以直接利用原文资料，著《匈奴、突厥、蒙古及其他西方鞑靼人通史》（5卷，第三卷蒙古史）。同时期，帝俄科学院组织大规模的西伯利亚、蒙古考察，收集了不少蒙古历史资料。到19世纪，在科学思想进步的推动下，欧洲的语言学、人类学、历史学都形成了科学的研究方法，并用于研究东方民族的语言和历史。同时，欧洲列强的东方扩张政策也促进了西人对东方历史文化的研究，作为汉学、蒙古学、伊斯兰学等东方学分支学科交汇的蒙元史研究因而获得了长足进展。19世纪前期的杰出汉学家、东方学家雷慕沙（Abel Rémusat，法）和克拉普罗特（M.J.Klaproth，德）发表多篇蒙元史论文，利用汉文史料与波斯、亚美尼亚、拉丁等文字史料一起进行研究，开创了蒙元史的新局面。亚美尼亚人多桑(d'Ohsson)精通欧洲诸语及土、波、阿等东方语，长期居巴黎，得以利用巴黎图书馆丰富的东方写本收藏，相当全面地检查了有关蒙古史的阿拉伯文、波斯文历史文献，并广泛搜集突厥文、亚美尼亚文、叙利亚文、拉丁文以及汉文（用上述宋、冯译本及俄人俾丘林所译《元史》前三卷）史料，用法文著《蒙古史》四卷(1824，1834～1835)，以丰富的资料（特别是详细摘引波、阿文史料）系统、完整地叙述了自蒙古兴起至元亡以及蒙古西征和波斯伊利汗国兴亡的历史。同时，奥地利东方学家哈默尔(J.F.Hammer-Purgstall)出版了《金帐汗国史》和《伊利汗国史》两部书(1840，1842)，其后又有沃而甫(Otto Wolff)以叙述蒙古西征欧洲为重点的《蒙古人史》(1870)，英国历史家霍渥士(H.Howorth)所著分述中、俄、波斯三国境自13世纪迄近代的三大卷《蒙古史》(1876，1880，1888)。于是西方学术文献中有了相当完备并能反映全貌的综合性蒙元史著作。
19世纪西方学者在蒙元史籍研究方面，成果也很丰富。法国东方学家卡特美尔(E.M.Quatremere)专精波、阿文史籍研究，他对《史集》序言及旭烈兀纪波斯原文作了精细校订，译为法文并加详尽注释（其中很多条实际上是长篇的历史学、语言学考证论文），以《波斯的蒙古史》为名合并出版(1836)。俄国东方学家施密德(I.J.Schmidt)对蒙古语和蒙古历史文献有精湛研究，他将蒙文本《蒙古源流》译为德文并详为注释，与原文合并出版，名《东蒙古及其诸王室史》(1829)。上述两书的校勘与注释有很高学术价值。俄国正教会北京传道团出了一批兼通满、蒙的汉学家，雅金甫·俾丘林(Yakinf Bichurin)将《元史》前三卷译成俄文，并采《纲目续编》补充，编为《成吉思汗前四汗史》(1829)；瓦习理(V.I.Vasil' ev)译出《蒙鞑备录》(1859)巴拉第(Palladii Kafarov)将三部最重要的汉文蒙元史史籍译成俄文（《元朝秘史》，1866；《长春真人西游记》，1868；《圣武亲征录》，1877）。此外，俄驻华使馆医生布莱资奈德(E.V.Bretschneider)专注于东西交通研究，用英文译注《西游录》《西使记》等多种元代西域史料，引用大量东西史籍及其他学术著作，对涉及的史事、地理、物产等进行考释。俄国东方学家在波斯文、阿拉伯文蒙元史籍的释译与研究上成绩尤著。哀德蛮（F.Erdmann，德人）用德文译出《史集》之部族志(1840)，又据此书成吉思汗纪并参用俄译汉文史料著《不动摇的铁木真》(1862)；贝勒津(I.N.Berezin)于1858～1888年先后发表了其《史集》部族志和成吉思汗纪的波斯原文校勘本和俄译本；齐申高申(V.T.Tizengauzen)从许多阿拉伯、波斯史籍中辑录有关金帐汗国资料，译为俄文，汇刊一巨册(1884)。亚美尼亚文史籍《海屯行记》《引弓民族史》也先后（1822与1870）被译为俄文。西方学者对蒙古元时代东来的欧人卡尔宾尼、鲁勃鲁克、马可波罗、马黎诺里等人的旅行记及其他欧洲蒙元史史料都作了精细研究，出了多种近代欧洲文字的译注书。
概括地说，19世纪西方学者的成绩主要在于东西方各种文字蒙元史文献的发掘和研究（校勘、翻译、注释），以及综合性著作的编撰，而以穆斯林史料的搜集与利用最为突出。不过他们多数是波、阿文与汉、蒙文不能兼通，不甚熟悉汉文蒙元史籍和中国学者的考订成果，其波、阿、拉丁等文字史料因未能充分利用汉蒙文资料对勘，译名屡有差错。与之相比，同时期的我国学者不仅对元代西域史地模糊不清，对各种文字的域外史料以及西方学者的研究更是茫无所知，显然落后了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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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外史料与西人著作的最初引进及其影响与局限
洪钧适逢其时的欧洲之行和他的《元史译文证补》使这种落后局面发生了很大改变。在晚清元史学成为显学的风气下，洪钧出使之前就已熟悉元史及西北地理，及至俄、德，得多桑《蒙古史》、哀德蛮《不动摇的铁木真》及贝勒津所译《史集》等书读之，始知域外元史资料之丰富，“愈读西书而愈有兴味”，遂殚数年心力著成此书。其太祖本纪译证系转译贝勒津的成吉思汗纪俄译本，并参考汉文史料及多桑等人书作注释考订；20余篇补传以《元史》失载的西域诸藩王为主，主要据多桑书译编；此外还撰写了西域地理诸考。由于有大量新资料（包括俄国、波斯的地图）为依据，洪钧对部族、地理、史事、人物等作出了不少精当的考证，订正了魏、何等人许多讹误，例如，魏源书述蒙古西征和元代西域诸藩错误特甚，至以太祖西征为攻乃蛮，所攻之地多被置于葱岭东（如以玉龙杰赤即玉龙哈什＝和阗河），又以西域宗藩不赛因、笃来帖木儿皆为驸马等等。洪钧书一出，确使数百年来如堕云雾的元代西域史事、地理豁然开朗。更重要的是，西方学者的蒙元史著作经其译介，为我国研究蒙元史的学者打开了丰富的域外史料宝库之门，于是称引“西书”以与汉文史料相参证成为本世纪初我国蒙元史研究的新潮流，在我国学术史上别开生面。大量新资料的输入带来了研究的新进展，其代表性成果就是在以中西史料相互补充参证为标志的新基础上重修元史的两部巨著——屠寄的《蒙兀儿史记》和柯劭忞的《新元史》。
屠、柯二书从体裁到编纂思想和方法虽然仍属于传统史学范畴，但资料搜集甚博，大大超过前人，并能吸收乾嘉以来诸家的考订，更突出的是利用了域外史料和西方学者、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增补内容甚多，考订正确者也有不少，与前人重修无史者相比确是面目一新。如《蒙兀儿史记》之《宗室世系表》于旧元史增补、订正最多，每系均作一详细“考证”，征引汉籍及《史集》、多桑书等域外史料进行考释，是此书最有参考价值的一部分，这正是由于利用了新资料。屠寄书凡所考异、辨误、增补皆说明依据，注出资料来源，梁启超称赞说：“屠著自为史文而自注之，其注纯属《通鉴考异》的性质，而详博特甚，凡驳正一说，必博征群籍，说明所以弃彼取此之由。以著作体例言，可谓极矜慎极磊落者也。”（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十五，《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三）。）其实这也是他借鉴了近代西方的史学方法。《新元史》在这方面就大不如屠书，增益资料虽极宏富，但一律不注出处，其删改旧史或作考释也都不说明理由和依据，令读者无从检核。此外，丁谦也在洪钧书影响下，利用域外史料和参考西方学者著作来研究元代漠北、西域历史地理，写了很多篇考证文章，比何秋涛、李文田等人有很大进步。王国维研究蒙元史时利用域外史料也常参考洪钧书及屠、柯二史。
洪钧书与屠、柯二史既是清末民国初我国蒙古史研究新进展的代表作，也反映了晚清以来我国学术上的落后情况。他们所得到的域外史料都来自并不完善的西文翻译，或是西方学者著作中引述的转手资料，本身就有缺陷，加上他们不但全然不懂波、阿文，也不通西文，要靠无专业知识的译人为之转译始能利用，西书之正误与译人之正误均无法辨别，所谓新资料就大打了折扣。另一方面，他们也不通有关的民族语言，不掌握科学的语言学方法，故虽有新资料可供比勘，仍无法突破名物制度译名的难关，在部族名、人、地名、称号、制度等名的译写和考释中出了大量错误。如洪钧将蒙古祖先传说中的捏古思(Nekus)译为脑忽(Naqu)，释阿里不哥(Ariqbuge)意为洁净牛（按蒙语牛为buqa，元译“不花”，而buge意为巫），都是不明蒙古语元音谐和律所致；以西域地名曲儿只（Georgia＝波斯Kurji，今格鲁吉亚）为女直(Jurchit)的音讹，以为“斡脱”（ortaq，突厥语，意为合伙，元代指“转运官钱，散本求利”的官商）即犹太教（元时译术忽）之类，除西域史地知识不足外，还由于审音不精。至于部族名、人地名的翻译，因不能勘同而致误者更多，导致依赖其译文做研究的学者产生许多错误。屠寄颇以考证自诩，而错误亦多，如以乃蛮部首领称号“不亦鲁黑”（突厥官号buiruq，“国相”、“国王侍从”）为女真族称号“孛极烈”（bogile，意为王，变为beile＝贝勒），以蒙古军后方家属营“奥鲁”(a'uruq)为满语之“牛录”（佐领）等。柯氏考订上更有不少奇怪错误，如解蒙古部名别速(Besut)意为“九”，谓蒙语“九为伊苏，又转为别速”之类。在部族、人、地名的考释上，他们依据不正确的音译，往往用“音转”、“音差”、“急读”等理由牵强比附，造成许多混乱。丁谦的考证也有同样问题。我国的蒙元史研究胶着在这些前人无法突破的难关上，处于停滞不前状态。 从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前期，国外的蒙元史研究又有了很大进步，特别表现在掌握多种语言（含汉、蒙、突厥等语）、多学科知识和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上，出了一批卓越学者。如法国东方学家伯希和(P.Pelliot)，汉学造诣极高，并兼精蒙古学、突厥学、藏学、伊朗学等多门学科，对中亚历史、语言、宗教都有精湛的研究。蒙元史方面，他着重就《元朝秘史》、《圣武亲征录》、《马可波罗行记》及来元欧洲诸使臣、教士的报告书旅行记等东西方重要历史文献，进行全面、缜密的校订和考释。德国汉学家、蒙古学家海尼士(Erich Haenisch)也倾注大量精力研究《秘史》。俄国杰出东方学家巴尔托德(V.V.Bartol'd)精通波斯、阿拉伯、突厥文和伊朗学，其《蒙古入侵时代的突厥斯坦》资料（主要是穆斯林文献）极为宏富，考述详审，堪称蒙元史和中亚史的典范著作；蒙古学家符拉基米尔佐夫(B.Ya.Vladimirtsov)对古代蒙古文献和名物制度也作了大量考证。这个时期研究蒙元史的西方学者特别注重对各种文字的蒙元史文献作深入细密的研究，在原文校订和名物制度考释方面成就很大，许多困扰前人的译名问题，经他们运用“审音之功”以各种语言资料相互比对，常能明白解释；由于精通有关的多种语言文字，能直接从原文文献中广泛、深入地挖掘资料，进行比较分析，故能多有发明。日本学者自上世纪末以来学习西方科学方法，积极引进欧洲的东方学，也很有成绩，那珂通世和箭内亘在蒙元史方面贡献最多，白鸟库吉、内藤湖南、藤田丰八等也都有论作。相比之下，我国的蒙元史研究仍然落后于世界，主要落后在缺乏必要的多种语言知识，未能真正把握新资料和运用新方法，对国外学术的进展又十分隔膜。
“不中不西之学”与蒙元史研究的新时期
我国的先进学者早已深知中西学术会通的重要。20世纪初，王国维就针对当时“士夫谈论，动诋异端”（排斥外国学术）的现象著文指出：在学术上只有是非真伪之别，中国学术界欲改变停滞不前状态，当破除中外之见（注：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见《静庵文集》。）。又说：“异日发明光大我国之学术者，必在兼通世界学术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发明光大之道，莫若兼究外国之学说。”（注：王国维：《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见《静庵文集续编》。）20世纪前期，我国学术界尽管与西方学术的接触日益增多，能够借鉴其新方法，利用其新材料，但学术上的传统保守思想仍然存在，例如柯劭忞、屠寄之仍走传统史学老路重修元史就是显例。一些学者对西方人搞中国学问能有大成就颇不以为然，甚至认为中国学者读外国人研究中国的文史著作是可耻的。殊不知外国学者借助着“近代学问最光荣的成就之一”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完善方法来研究东方历史语言，常有新的发现，尤其是他们的研究范围比我们宽广，例如对中国历史上的边疆各族就格外注意研究，恰好能解决中国学者忽略的或解决不了的问题（注：参看《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册上傅斯年所撰《研究所工作旨趣》。）。
20年代，王国维以主要精力从事蒙元史研究，两三年内就出了大量文献研究与专题研究成果；在此前后，陈垣、陈寅恪也在蒙元史研究方面作出了卓越贡献。这三位史学大师都通晓外文，兼精中西之学，他们将乾嘉考据学优良传统与西方近代史学研究方法结合起来，突破传统史学的修史老路，进行专题的深入研究，为我国蒙元史研究开辟了新路径。如王国维的《萌古考》集汉、蒙文和域外史料，从地理、部族名称和史事等多方面进行考证，阐明了自唐代至蒙古建国前蒙古部族晦暗的变迁史；陈垣的《元西域人华北考》博采群书，以丰实资料和细密方法进行分析、综合，其选题和论证均堪称典范；陈寅恪研究《蒙古源流》的四篇论文，以蒙、满、汉文诸本对校，博引汉、藏、蒙文资料，运用审音勘同方法进行考释，其《元代汉人译名考》还直接利用了波斯原文资料。仅上述数例即可表明，我国的蒙元史研究从他们开始步入一个新时期。
先后分别就读于北京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的韩儒林、翁独健和邵循正三先生，都在陈垣和陈寅恪先生指点下开始研究蒙元史。据韩儒林说，那时老师指导他去读外国东方学家的著作，从而开拓了视野，尤其倾心于外国东方学家用汉语古音与民族语言、外国语言互相比对的方法来解决古代译名的审音勘同问题，反观我国老前辈元史和西北史地著作中这方面的缺陷，深感必须跳出旧史学的框框，学习西方治学的方法，于是“遵照师长们的教导，开始从事当日所谓不中不西之学了。”（注：韩儒林：《穹庐集自序》。）这大概是三位先生共同的体验。
田忌赛马翻译篇8
1. （2012・黑龙江省绥化市）
临近中考，学校准备在九年级学生中举行生活技能比赛，消息一出，同学们跃跃欲试，学生家长对此却反响不一。
如果你是这次活动的主持人，在比赛开始时你准备做怎样的动员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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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12・江苏省无锡市）
在无锡举行的第七届中国文化遗产保护论坛上，中国出现的“申遗热”成为热点文化话题。
保护文化遗产就是保护自己的历史，保护文明发展的轨迹，传承祖宗留给我们的珍贵财富。但是，也要看到，地方文化遗产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后，其品牌效应可能会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于是，许多城市不恰当地放大“申遗”的经济效益。有些地方的历史文化核心地段、历史文化街区在城市建设、危房改造中被“乔装打扮”“改头换面”，也有些地方不惜投入巨资大兴土木，大造“假古董”和“假文物”，出现了仿古泛滥的现象。
请你对此发表评论。要求：（1） 要有明确的观点；（2） 要作简要的论证；（3） 字数在100～120字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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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12・湖南省郴州市）
郴州市某中学准备举行一次“关注书包里的小零食”系列活动，请你参与。
【我劝说】
材料一：近年来，哈尔滨、上海、安徽巢湖、云南昭通等地都发生过小学生食用小零食导致中毒甚至死亡的案例。2012年5月20日下午，湖南隆回县第二中学116名学生在食用了校外流动摊点的凉皮等小零食后出现集体中毒症状。
材料二：食品行业人士称：很多小食品标注是豆制品，但是大豆价格比较高，许多小食品批发单价在三毛左右，甚至更低，所以采用的真正原材料很有可能是面粉，甚至用其他替代品制作。常用的食品塑料袋多为无毒的聚乙烯薄膜制成，但价格较贵，廉价小食品的包装很可能使用更低价的聚氯乙烯――无毒，但根据薄膜用途加入的添加剂往往对人体有害。
材料三：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教授范志红说：“零食的真正危险在农村，因为其进货渠道无从知晓，更没有建立大超市的索证制度，一旦出事，悔之晚矣。家长要明白，给孩子吃零食补的不是营养，而是一种看不见的慢性毒害，跟下毒没有两样。”
（摘自《南方周末》2012年5月30日）
邻居家读五年级的小女孩月月特别爱吃小零食，请你结合上述三则材料，劝说她少吃或者不吃零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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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12・山东省临沂市）
你送扭伤脚的小华去医务室治疗，校医简单处理后建议小华回家休养两天。请你以同学的名义给小华妈妈打电话，说明情况并转告校医的建议。（注意表达要简明得体，不超过5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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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012・江苏省南京市）下面是你与书法家魏先生的一段对话，请根据情景补全。
你：魏先生，您好！下周是我校的“书法活动周”，我们诚挚邀请您下周二给我们开一个讲座。
魏：哎呀，很不巧，下周二我另有活动，能换个时间吗？
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魏：太好了！那我们下周五下午在你们学校的报告厅见！
6. （2012・江苏省镇江市）
吃粽子的习俗源于纪念爱国诗人屈原，现在人们赋予它更多的文化内涵。中考前夕，有老师给学生赠送了粽子，这个礼物包含了老师对学生的祝愿。请说出老师的祝愿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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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馈评析】听一听：你一定会深受启发！
口语交际属于“语言积累与运用”的命题范畴，是语文学习的四大重要能力（识字与写字、阅读、写作、口语交际）之一，也是近年来各地中考命题的热点。
中考语文口语交际题的题型主要有：主持类、论说类、劝慰类、转述类、邀请类、祝福赞美类等。一般来说，解答口语交际题有四点要求：① 要文明礼貌，使用恰当的称呼语；② 要结合具体的情境，认真审题，针对题目提供的相关信息组织语言；③ 要条理清晰，层次分明，合理地安排语序；④ 要简明得体，根据字数要求，把内容说清楚即可。但不同的题型，在回答时又各有需要注意的地方。
现以上述六道题为例分别加以阐释。
第1题属于主持类题型。这类题目一般包括开场白、结束语以及串联词。完成题目时要注意语言表述的生动性与感染力，要能够吸引观众，往往需要采用比喻、排比等修辞手法，以增强语言的文学性；要了解活动的意义，能根据题目要求，讲明活动的意义，帮助观众加深对活动的认识。难点在于串联词的撰写，要注意避免变成机械的报幕员，或者只侧重介绍下一个节目，不能自然顺畅地承上启下。表述这类试题时，同学们一定要找准两个节目之间的关联点。
第2题属于论说类题型。这类题目一般包括发表评论、辩论、提出建议等。完成题目时要注意观点鲜明，不能模棱两可。特别是辩论性的试题，更要看清楚对方的观点以及陈述的理由，找准其谬误，从而有的放矢地展开辩论；要注意紧扣观点条理清晰地展开论说，语言要清楚连贯；论辩的理由要充分。如果是建议，还要注意建议的合理性与可行性。
第3题属于劝慰类题型。这类题目一般包括劝说、安慰、鼓励等。完成题目时，要注意语言能晓之以情，动之以理，话要说得委婉得体，要尊重对方，让对方乐意接受；要注意人物之间的身份关系，长幼之间、同学之间、家长之间、师生之间、熟人之间、陌生人之间……不同人物之间的语言表述是有差异的；解决问题的方式要合理，且能表达出自己的理解或美好祝愿，这样有利于劝慰的对象重拾信心，走出生活的阴影。
第4题属于转述类题型。完成这类题目要特别注意人物关系的变化，要理清人物关系，恰当地使用称呼；要注意表述时间的变化；要注意转述内容的完整性，能将题干中提供的转述内容交代清楚，自己无须添加内容，更不能抛开转述内容自说自话。
第5题属于邀请类题型。完成这类题目要注意使用商量的口吻，征求对方的意见，比如时间、地点的安排等；要注意讲清楚邀请的目的，让对方了解活动的内容，从而有所准备；要介绍自己，注意用词的礼貌性，态度要诚恳。
第6题属于祝福赞美类题型。这类题目一般以网络跟帖、手机短信或者写颁奖词的形式呈现。完成题目时要注意考题所规定的你所扮演的人物身份，要注意根据对象关系选取准确的祝福赞美语，既不要夸大其词，也不要老气横秋或者使用学生腔；要注意语言的优美生动，可以适当地运用一些修辞手法以增强语言的文学性。
【专题强化】练一练：只要努力就会成功！
1. （2012・浙江省宁波市）
最近，为配合“书香宁波”活动的推广，某校将开展相关活动。请你以主持人的身份为学校的“读书心得交流”活动拟一段开场白。（不少于8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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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12・四川省资阳市）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建设过程中，绝大部分人认为要向雷锋同志学习，但也有个别人发出了不和谐的杂音：“经济社会，讲的是经济效益，付出就得有回报。学雷锋‘助人为乐，无私奉献’已经过时了。”
请针对上文中个别人的错误言论，写出两条应该向雷锋同志学习的理由，作为反驳错误言论的论据。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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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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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12・黑龙江省鸡西市）根据所提供的情境，按要求表达。
在鸡西市某中学门前，执勤的交警张凯爱岗敬业，9年来从未发生交通事故，赢得了社会的广泛赞誉，学生们亲切地称他为“学校门口一棵会微笑的大树”。
（1） 炎炎烈日下，你要为执勤交警张凯送一瓶矿泉水，你对他说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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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放学回家的路上，你发现某校校车超载，要把这种情况报告给执勤交警张凯。你怎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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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12・湖北省襄阳市）
古城襄阳，如今已有18.2万志愿者，在贫困人员家中，在孤寡老人床前，在失学儿童身后，在公益活动现场，他们用有力的臂膀撑起弱势群体的天空，用温暖的双手焐热无数冰封的心灵。他们崇尚奉献的志愿精神深深地感动着你我，于是，你想邀请同学们一起加入志愿者队伍。你对大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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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012・浙江省温州市）
孙萌向好友倾诉自己的烦恼，他觉得妈妈管得太多，为此还和妈妈吵了一架，现在甚至想离家出走。如果你是他的好友，将怎样劝阻孙萌？请引用《论语》中的一句名言进行劝说。（60字左右）
A.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意思：父母在世，不出远门，如果不得已要出远门，必须有一定的去处。）
B. 事父母几谏。（意思：侍奉父母，如果他们有不对的地方，得轻微婉转地劝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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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题诊断】试一试：你已经掌握得怎样了？
1. （2012・江苏省连云港市）
采莲曲
王昌龄
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
乱入池中看不见，闻歌始觉有人来。
（1） 结合诗句，概括采莲女的形象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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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赏析“芙蓉向脸两边开”一句的妙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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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12・江苏省淮安市）
桃花源记
陶渊明
① 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
② 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
③ 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村中闻有此人，咸来问讯。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皆叹惋。余人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数日，辞去。此中人语云：“不足为外人道也。”
④ 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志之。及郡下，诣太守，说如此。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
⑤ 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者。
（1） 解释文中加点词语。
① 落英缤纷：__________ ② 欲穷其林：__________
③ 便要还家：__________ ④ 后遂无问津者：__________
（2） 把下列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① 阡陌交通，鸡犬相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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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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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阅读文章第②③两段，从两个方面概括桃花源的主要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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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文末写刘子骥“欣然规往。未果”一事，目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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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馈评析】听一听：你一定会深受启发！
1. 夯实文言基础知识。
学习古诗文时，切忌望文生义、断章取义和“以今论古”，尤其要注意文言文中的一词多义、古今异义、通假字、词类活用等现象，要注意结合语境揣摩相关字词的含义或用法。此外，还要识记一些文言词汇。只有夯实了课内的文言知识，才可能形成独立阅读课外文言文的能力，因为那些常见的文言词汇，在文言文中是有规律可循的。
2. 掌握文言句式、文言表达方式的翻译技巧。
常见的文言句式有：省略句、判断句、倒装句等。文言文中，还有因“互文”“并提”“用典”等修辞所产生的特殊句式，给翻译造成了一定的难度。
翻译文言文时，同学们要把握以下原则。
（1） 直译原则和“咬文嚼字”原则。大多数句子，可以由原句逐字翻译而来，毕竟，文言文和白话文是一脉相承的。在能够直译的情况下，最好不要意译，以免弄巧成拙。
（2） “信达雅”原则。这是清人严复的论述，称为“译事三难”：“信”，就是要忠实原文，不随意增减内容；“达”，就是要做到语言通畅，符合现代文要求；“雅”，意思是说翻译的文字要简明优美，富有文采。
（3） 技巧原则。在某些句子中，要用到“补”“删”“调”“留”“换”“拆”“合”等技巧。
补――增加内容，保持句子顺畅。主要针对省略句，翻译时补上这些内容会让句子读起来更流畅。
删――去掉多余、累赘的成分，使句子简洁。
调――在遇到特殊句式时，需要把句子中的某些语法成分调整位置，以便符合现代汉语的语法规范。这些句子主要涉及文言文中大量的定语后置句。
留――对于人名、地名、时间名词以及专有名词，一般保留原词。对采用比喻等修辞手法的句子，也要保留原文语言的韵味。
换――某些文言词汇表意晦涩，必须换成现代文的相应词汇。
拆――文言文句式简练、意蕴丰富，必要时应拆成多句翻译，例如并提句“自非亭午夜分不见曦月”（郦道元《三峡》）等。
合――某些句子，必须合成一句翻译，例如互文句“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范仲淹《岳阳楼记》）等。
3. 养成“找答案”的习惯。例如题1中的第（1）题，很多考生丢分的原因就是不会“找答案”。思维的基本方法是“从现象到本质”，养成了这个习惯，答题就轻松多了。
4. 赏析要养成“三板斧”的习惯：用了什么手法，写出了什么，表达了什么。这样，赏析就变得很有系统，就不会轻易丢分。例如题1中的第（2）题，细细分析，答案是环环相扣的：找出手法，指出用意，阐述效果。失分原因：在“修辞手法”的思维定式中兜圈子；有的考生仅仅找出了手法，却不懂得结合诗歌具体表达。注意：答题时一定要结合原文具体分析。
5. 学会把握诗歌的意境。所谓“意境”，并不神秘，简单来说就是：带有某种“意思”的环境。也可以这样理解：是诗人把思想感情寄托在客观事物、客观环境中。意境，常常是通过衬托、借物抒情、象征等手法来表现的。
6. 养成良好的审题习惯。例如题2中的第（3）题，其实已经提示了概括对象和概括数量，而且要求分类表达，不可眉毛胡子一把抓。需要提醒同学们的是，在答题时一定要有“看菜吃饭”的“要点意识”，即根据题目提示，按要点答题。
7. 问什么，答什么。记住：答题时一定要辨清回答问题的角度。
8. 揣摩句子时要“化整为零”。以题2中的第（4）题为例，这道题的答案是多元的，拿全分很不容易。很多考生仅仅答到了“真实性”。那么这道题的解题技巧在哪里呢？仍然在题目中：刘子骥是名人，他向往桃花源，说明了什么问题？他“欣然”前往找寻桃花源，说明了什么问题？他找寻桃花源“未果”，又说明了什么问题？这样多向度思考问题，答案就清晰了。
【专题强化】练一练：只要努力就会成功！
1. （2012・江苏省徐州市）
使至塞上
王 维
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
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对这首诗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征蓬”两句，既表述了诗人前往边境慰问将士之事，又描写了边塞独特之景，更在叙事写景中传达出自己被排挤出朝廷后幽微难言的内心情感。
B. 诗人以传神的笔墨刻画了明媚秀丽的塞外风光，其中“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两句，更是脍炙人口的千古名句。
C. 诗中的“圆”字与“直”字，都用得逼真传神，非常讲究景物的画面感，充分体现了王维“诗中有画”的特色。
D. “都护在燕然”和前面的“属国过居延”遥相呼应，点明了诗人此次出使路途之远。
2. （2012・江苏省泰州市）
塞下曲（其一）
李 白
五月天山雪，无花只有寒。
笛中闻折柳，春色未曾看。
晓战随金鼓，宵眠抱玉鞍。
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①。
【注释】① 楼兰：这里泛指侵扰西北的敌人。
（1） 诗的一、二两联表现了边塞生活___________的特点。
（2） “宵眠抱玉鞍”一句中，用“抱”而不用“枕”的妙处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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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全诗的主题是什么？诗中运用了什么手法突出这一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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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12・江苏省苏州市）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
（1） 下面哪一组句子中，加点词的意义相同？（ ）
A.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 名之者谁？太守自谓也（《醉翁亭记》）
B. 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微斯人，吾谁与归（《岳阳楼记》）
C. 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 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邹忌讽齐王纳谏》）
D. 可以调素琴 吴广素爱人（《陈涉世家》）
（2） 下面哪一句加点词的词类活用不是使动用法？（ ）
A. 无案牍之劳形 B. 凄神寒骨，悄怆幽邃（《小石潭记》）
C. 腰白玉之环（《送东阳马生序》） D. 必先苦其心志（《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3） 文章从自然环境、交往人物和生活情趣等方面表现了陋室不陋，请选择其中一个方面举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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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忌赛马翻译篇9
傣族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傣语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壮傣语支。傣文来源于梵文字母的拼音文字，原有傣力、傣那、傣绷、金平四种，现通行西双版纳和德宏两种文字。
美丽的西双版纳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位于我国西南边陲，这里聚居着傣、哈尼、布朗、基诺、拉祜、瑶等十几个少数民族。唐宋时期属南诏、大理地方政权管辖；宋淳熙年间（公元1180年），傣族首领叭真以景洪为中心，建立了名为“景龙金殿圆”的勐泐地方政权；元朝设车里军民总管府；明清改为车里宣慰司；民国时期设立思普沿边总局，后改为思普殖边总办公署；1953年1月23日建立自治区，1955年6月改为自治州，辖有景洪、勐海、勐腊三个县，总面积为19220平方公里。
相传有个叫帕雅拉吾的傣族首领，为了捉到一只金色的鹿，翻过了九千九百九十九座高山，?过了九千九百九十九条大河，眼前现出一泓美丽的金湖，金鹿跃入金湖，刹时湖面莲花盛开，湖边林木苍翠，百鸟啼鸣。帕雅拉吾深深地爱上了这“美好而神奇的乐土”——勐巴拉纳西，这就是今日的西双版纳。西双版纳，傣语意为“十二千田”。“西双”即十二，“版纳”为一千块田。公元1570年，车里宣慰使刀应勐将其管辖区域划成十二个田赋单位，每个“版纳”为一份田赋额。后来，他又以此为基础，建立了十二个行政区。
西双版纳风光旖旎，物产丰富，生长着两万多种植物，仅热带高等植物就有大约5千种，占全国总数的六分之一。这里不仅是植物王国，也是天然动物园，有珍禽异兽200多种。同时也是“南药之乡”、“普洱茶”的原产地。
有趣的傣语地名
类似“西双版纳”这样的傣语地名在傣族地区多不胜数，但其汉语字面意义与其实际含意相差甚远，所以对这些地名千万不能望文生义，“勐龙飞龙没有龙，弄岛冰岛未见岛，姐告姐相非姐妹，南京不是石头城”的打油诗就是对这种状况的说明。傣语“龙”是大，勐龙、飞龙是“大坝子”、“大树荫”；“岛”为青苔，弄岛、冰岛是“长青苔的水塘”和“长青苔的角落”；“姐”为城，姐告、姐相是“老城”、“宝石城”；云南省镇源县有南京乡、南京街，瑞丽县有南京里，其实傣语中“南”为江河、水源、“京”为吃，“里”为好，“南京”就是有水吃的地方，“南京里”就是有好水吃的地方。
西双版纳州府所在地景洪，是黎明之城的意思，“景”为城镇，“洪”为黎明。传说佛主释迦牟尼四处巡游传教，当抵达该地时，正是夜尽天晓，雄鸡啼鸣的时候，于是佛主便将此地命名为“黎明之城”。佛祖继续前行，走到今景洪庄洪路时，正值早餐时分，于是便有：“庄洪路”之称。“庄洪路”为傣汉语混用地名，“庄洪”为傣语，意为头道餐即早餐，“路”是汉语。佛主绕过勐养蹬上基诺山的曼坡时，回首眺望，发现还有一小块地方自己没有走到，于是惊呼“勐养囡！”——还剩下一小块地方！此地便有了勐养或小勐养之称。“勐”为地方，“养”为剩余，“囡”为小。以上地名来源于佛教，不难看出傣族人民对佛主的敬仰与崇拜之情。
还有一些与环自然境、物产资源有关的傣语地名。嘎栋区的曼浓罕，意为“金湖寨”。“曼”为寨，“浓”为湖，“罕”为金子。据传，此地原有一湖，常有金马鹿前来饮水，遂得此名。这便让人联想到帕雅拉吾追逐金鹿来到神奇的西双版纳的传说，也许这里就是当初金鹿跃入的金湖吧。勐海县的勐混，意思是河水倒流的地方，“勐”是地方，“混”是倒退。勐混县境内有一条河叫南混河，意思是转道而流的河。传说南混河原本从格朗河流向东南，佛祖经游此地，用神杖向西一指，河水便转道向西倒退流去。于是就有了“南混”、“勐混”之称。还有勐腊，意为产茶之地；勐仑，意为软石之地；磨黑，意为“盐井”；磨整，意为“铅井”等等。
习俗/礼仪
傣族人忌讳外人骑马、赶牛、挑担和乱着头发进寨子；进入傣家竹楼，要把鞋脱在门外，而且在屋内走路要轻；不能坐在火塘上方或跨过火塘，不能进入主人内室，不能坐门槛；不能移动火塘上的三脚架，也不能用脚踏火；忌讳在家里吹口哨、剪指甲；不准用衣服当枕头或坐枕头；晒衣服时，上衣要晒在高处，裤子和裙子要晒在低处；进佛寺要脱鞋，忌讳摸小和尚的头，佛像等佛家圣物。
傣族普遍信仰小乘佛教，不少节日与佛教活动有关。在每年傣历六月举行的泼水节是最盛大的节日，届时要大摆筵席，宴请僧侣和亲朋好友，以泼水的方式互致祝贺。泼水节期间，除酒、菜要丰盛外，各种傣族风味小吃也很多。傣族较重要的节日还有关门节、开门节，均为小乘佛教节日。新平、元江、景谷、金平等地傣族过春节、端午节、中秋节等，内容与活动都和当地汉族一样。
在西双版纳傣族中，一家盖房，全寨都要来帮助，新房落成要贺新房，先上楼的是小伙子，抬着牛头，唱祝福歌，壮年男子抬箱子，已婚妇女抱被褥，姑娘们端着饭菜依次而上，然后在火塘上支好三脚架，摆上桌子，置酒备菜，唱贺新房歌，乡亲们还要给主人送一些象征吉祥的礼物。
傣族还供奉自己村寨的社神，傣族人称为“去拉曼”，意思为保护神，每年要祭拜两次，栽秧前祭拜是为了祈求丰收，秋收后祭拜是为了感恩。各家备贡品送入供奉社神的房内，待念完祭词后，大家共食。新加入社的成员，要用鸡、酒和腊肉条供奉社神。在元江、新平等地的傣族，普遍崇拜龙树、龙神，元江傣族每年农历三月祭龙树时，全村要杀红牛，杀前在红牛身上用白灰画成花纹，还要在牛身上披红绿布。同月还要杀猪祭“天公地母”以求保佑牲畜平安。
婚俗
“赶摆黄焖鸡”是西双版纳男女青年以食传言的求恋方式，即姑娘把黄焖鸡拿到市场上出售，如果买者恰恰是姑娘的意中人，姑娘就会主动拿出凳子，让其坐在自己身旁，通过交谈，如双方情投意合，两人就端着鸡，拎着凳子到树林里互吐衷情；如买者不是姑娘的意中人，姑娘就会加倍要价。
“吃小酒”，在男女订婚时，男方挑着酒菜去女方家请客，当客人散去后，男方由三个男伴陪同和女方及女方的三个女伴，共摆一桌共饭。“吃小酒”讲吃三道菜：第一道是热的；第二道要盐多；第三道要有甜食。表示火热、深厚和甜蜜。 新房落成要贺新房，先上楼的是小伙子，抬着牛头，唱祝福歌，壮年男子抬箱子，已婚妇女抱被褥，姑娘们端着饭菜依次而上，然后在火塘上支好三脚架，摆桌置酒备菜，唱贺新房歌，乡亲们还要给主人送一些象征吉祥的礼物。
婚礼之日双方家里都要举行婚礼，大都先在女家进行。婚宴时，席桌上要铺上绿色的芭蕉叶，菜肴有象征吉祥的血旺（白旺）、年糕及各式菜。宴前新郎、新娘要做拴线仪式，即由主婚人用一根白线绕过双方的肩，又用两根白线分别拴在新郎、新娘的手腕上，象征纯洁，然后由高龄老人将糯米饭捏成三角形蘸上盐，置于火塘上的三脚架的顶点上，任其火烧后自然脱落，象征爱情像铁一样坚实。
服饰
傣族有"旱傣"、"水傣"、"花腰傣"之分，其不同的装饰代表着其支系的服饰文化。尤其是新平"花腰傣"服饰和金平清代傣族服饰很有文化价值。
傣族服饰淡雅美观，既讲究实用，又有很强的装饰意味，颇能体现出热爱生活，崇尚中和之美的民族个性。各地男子的服饰差别不大，一般常穿无领对襟或大襟小袖短衫，下着长管裤，以白布、水红布或蓝布包头。
傣族妇女的服饰，因地区而异。西双版纳的傣族妇女上着各色紧身内衣，外罩紧身无领窄袖短衫，下穿彩色统裙，长及脚面，并用精美的银质腰带束裙；德宏一带的傣族妇女，一部分也穿大统裙短上衣，色彩艳丽，一部分(如潞西、盈江等地)则穿白色或其它浅色的大襟短衫，下着长裤，束一绣花围腰，婚后改穿对襟短衫和统裙；新平、元江一带的"花腰傣"，上穿开襟短衫，着黑裙，裙上以彩色布条和银泡装饰，缀成各式图案，光彩耀目。各种傣族妇女服饰均能显出女性的秀美窈窕之姿。
傣族妇女均爱留长发，束于头顶，有的以梳子或鲜花为饰，有的包头巾，有的戴高筒形帽，有的戴一顶尖顶大斗笠，各呈其秀，各显其美，颇为别致。
食俗
以大米和糯米为主食。德宏的傣族主食粳米，西双版纳的傣族则主食糯米。通常是现舂现吃，民间认为：粳米和糯米只有现吃现舂，才不失其原有的色泽和香味，因而不食或很少食用隔夜米，习惯用手捏饭吃。 所有佐餐菜肴及小吃均以酸味为主，如酸笋、酸豌豆粉、酸肉及野生的酸果；喜欢吃干酸菜，据说傣族之所以常食酸味菜肴，是因常吃不易消化的糯米食品，而酸味食有助于消化。
日常肉食有猪、牛、鸡鸭，不食或少食羊肉，居住在内地的傣族喜食狗肉，善作烤鸡、烧鸡，极喜鱼、虾、蟹、螺蛳、青苔等水产品。以青苔入菜，是傣族特有的风味菜肴。烹鱼，多做成酸鱼或烤成香茅草鱼，此外还做成鱼剁糁（即用鱼烤后捶成泥，与大芫荽等调成）、鱼冻、火烧鱼、白汁黄鳝等。吃螃蟹时，一般都将螃蟹连壳带肉剁成蟹酱沾饭吃，傣族称这种螃蟹酱为“螃蟹喃咪布”。
苦瓜是产量最高、食用最多的日常蔬菜。除苦瓜外，西双版纳还有一种苦笋，因此傣族风味中还有一种苦的风味，较有代表性的苦味菜肴是用牛胆汁等配料烹制的牛撒皮凉菜拼盘。
傣族地区潮湿炎热，昆虫种类繁多，用昆虫为原料制作的风味菜肴和小吃，是傣族食物构成的一个重要部分。常食用的昆虫有蝉、竹虫、大蜘蛛、田鳖、蚂蚁蛋等。 傣族人嗜酒，但酒的度数不高，是自家酿制的，味香甜。茶是当地特产，但傣族只喝不加香料的大叶茶。喝时只在火上略炒至焦，冲泡而饮略带糊味。嚼食槟榔，拌以烟草、石灰，终日不断。 较典型的食品有狗肉汤锅、猪肉干巴、腌蛋、干黄鳝等。
节庆
傣族的重大节日是傣历新年——泼水节、关门节和开门节。“泼水节”是傣族人民送旧迎新的传统节日，时间在公历四月中旬。节日期间的主要活动是祭祀拜祖、堆沙、泼水、丢包、赛龙船、放火花及歌舞狂欢等。 傣族普遍信仰小乘佛教，不少节日与佛教活动有关。在每年傣历六月举行的泼水节是最盛大的节日，届时要赕佛，并大摆筵席，宴请僧侣和亲朋好友，以泼水的方式互致祝贺。泼水节期间，除酒、菜要丰盛外，各种傣族风味小吃也很多。较重要的节日还有关门节、开门节，均为小乘佛教节日。
傣族的天文历法
西双版纳傣族常用的算术叫“维萨算”，受汉族的影响较多，也有其它民族的影响。傣文算术书中的乘法口诀，有从汉族口诀翻译的，也有其它民族的；使用时要用本民族语言。傣族算术没有加、减、乘、除符号；计算方法是从左至右，边计算，边将已计算过的数码擦掉，最后剩下得数。善于计算又懂得历法的人，能用这种方法准确地推算出闰年、闰月和日月食。?
田忌赛马翻译篇10
不过即使穿越到过去，他也不准备告诉年轻的邓超“不枉此秒”这个道理，“我只会远远地看他，然后满意地笑一下。我跟他说没用，我说了会打乱他的节奏，他会吓着。”
有的人，逐渐细致，一条路走到黑，将一种方式累积到无懈可击；有的人把自己切成多面体，每一面都肆无忌惮地展示给你，无限的可能性就是他的堡垒，固若金汤，逐渐演变成一个图腾，每一个角色都不是幻影，而是活生生的人，观者会相信这种人演戏时的极致性。
理想的魔幻现实主义
《中国合伙人》最后一个镜头是在纽约拍的，在开拍的前一秒钟，邓超也不知道陈可辛要怎么拍。时代广场上人流如织，走在其中的孟晓骏早已功成名就，但在电影里却不合时宜地回到80年代读大学时的样子，一身屌丝装，大框黑边眼镜，他回头望，少年的愿望似春风，多么绵长。尽管你我看伯格曼电影时都是不住打瞌睡的主儿，但是都懂鲁米埃尔兄弟创造出来的胶片语言：冠盖云集之中的那回头一望，望穿了秋水，模糊了时间，坚定了理想，尽管岁月被描上了金边，但实现了梦想的男人却一如少年，梦想从未褪色。
CUT，《中国合伙人》电影拍摄到此为止，邓超站在时代广场上久久不愿意动，很失落地看着孟晓骏从自己的身体里飘出，他逐渐变成了往日的自己——当红的男一线，大腕军团预备军，熹贵妃的老公，一个叫等等的男孩的父亲，渐渐散在人群里。这个时候，他回头看导演陈可辛，发现大名鼎鼎的陈某人竟然哭了？！
哎呦，这可是拍出《甜蜜蜜》的男人啊，为了拍电影不怕得罪人，心智刚强如铁，在香港电影的光逐渐衰弱之时，孤独地来到内地拍片，这男人到哪儿都是一面旗帜。
只是其他人会奇怪陈可辛的哭，《中国合伙人》何以勾起这个大导演如此情绪，但邓超懂得这眼泪，他懂陈可辛。
先生，咱们合伙干
在邓超与黄晓明、佟大为还没有形成电影里的三驾马车之时，陈可辛也像是赛马的田忌，都是三匹上马，到底分别演哪个角色呢？陈可辛也在纠结，最开始他找邓超演的也不是这个人物，邓超说就下次吧。碰了好多回，陈可辛说这三个人物他最能把握的就是孟晓骏，要不你演孟晓骏吧，他就是我。
陈可辛导演，邓超演陈可辛，这有点意思。
后来邓超见到一个严肃的陈可辛，交集不多，朋友很少，前阵子他在香港过生日，想邀请邓超去。陈可辛说我朋友不多，就谁谁谁，反正我前半生就这些。不过在《中国合伙人》里，他交了不少朋友，最后还第一次被男人亲，还是三个男人，佟大为、黄晓明及邓超。
然而邓超接下这部戏的初衷，还是让他吃尽了苦头。因为有大段的英文台词，而角色本身又是英语教育的合伙人，外文不能说得太牵强，于是在拍《四大名捕》时，他在上面吊钢丝，下面有四个英文老师磨刀霍霍，邓超有时候想，哎呦，干嘛接这部戏。
开始商定的在中国拍，还让邓超踏实一点，心想能不能偷懒，能不能一段一段来，来一段拍一段。后来陈可辛决定还是去纽约拍，他说，你闻那空气都不一样。你呆在那屋子里，你可能看不到外面，但那就是在纽约。
这时候邓超才真着急了，毕竟当着众多土生土长的美国人，用他们的母语教训他们，然后你还说不明白，你也说不清楚，真是丢人丢到纽约去了。
陈可辛也担心，邓超说那好吧，那就美国见吧。
现在再去回想这一切，邓超说最后结果还行，“我一般是这样的人，就是要拿针扎自己的人。”
被碾碎，收拾收拾往前冲
前阵子跟佟大为聊《中国合伙人》这部戏的时候，憨厚的大为把在美国拍戏的经历描绘得挺诗情画意，最后自己硬着头皮用英文在餐馆点牛排及跟美国制片人聊天，都成为日后的回忆。然而这可能是苦中作乐吧。到国外拍戏还真不是跟度假一样，时间跟压缩饼干一样，因为在纽约拍戏时请的工作团队都是美国人，语言不通，通告衔接常出现问题，有时候早上四点多钟把车开到哥伦比亚大学，结果接到通知，化妆在一个地方，服装在另外一个地方。翻译去请工作人员帮忙，严谨接受8个小时工作制的老外说，哦，对不起，我们下班了。
所以，邓超懂得陈可辛那眼泪背后的压力，“他跟我聊了很多，比如前段时间公司运作《武侠》后经历的打击，也聊了他创业的这些历程，包括他送给我的书上写的，感谢你来演这个角色，演孟晓骏这个角色，感谢你来。他说孟晓骏可能不是那么招人喜欢，但是他是真实的，就像我一样，他也经常说自己。他说他是那种比较承认自己的人，很多人不愿意承认。不愿意承认也就罢了，不承认之后也就不做这个事，不能有所作为。他说这本书是他的前半生，后半生从《中国合伙人》开始。”
懂了陈可辛后，邓超也渐渐理解《中国合伙人》中孟晓骏这个角色，“他就是一个承认自己失败、也面对自己失败的人，他是这样的人。而且他是永远向前拼搏，永远向前冲。哪怕车从他身上碾过去，碾碎了，他也是收拾收拾，然后毅然站起来往前冲。”
这是在谈孟晓骏，也是在谈陈可辛，其实，未尝不是在说邓超本人呢。陈可辛选择邓超来演最像他本人的一个角色，大概也能看到那个昂起头永远不服输的小生，渐渐也有了生命的厚度。
不枉选择
这个男人，操心命的痕迹渐渐浮现出来。
乍暖还寒的初春，阳光正好。刚装修好的摄影棚，邓超吸吸鼻子，“怎么装修味有一股老鼠味”，切，你闻过老鼠什么味道吗？
摄影棚的外壁是一溜落地窗，坐在沙发上阳光正好，舒服着呢。
是坐在落地窗的沙发上跟我们聊天，还是在那边化妆的大桌子呢？他纠结了。待会儿，他纠结给你递过来的咖啡，“拿铁还是美式？美式得拿糖跟奶，挺麻烦的，但拿铁还挺甜挺腻的。”我们帮他做出选择，还是拿铁吧。
待会儿，他开始操心司机吃没吃饭，堵在路上的化妆师待会别走三环，摄影棚老板闪了过来，他拦住，“装修味还是太浓了，还是有一股老鼠味。”
嘿！真够操心的。
不能跟邓超和佟大为一起吃饭，他俩都是那种拿菜单会从第一页翻到最后一页，然后最后问你吃什么的那种人，有选择综合症，还爱操心。因此，《中国合伙人》在天津拍戏时，他们怕麻烦，天天吃一家叫福楼的饭店，也省事儿了。
操心的同类项也是选择综合症。做演员时，这选择综合症是优点，“跟陈导说我来演一杯咖啡吧。导演说好啊好啊，喝完了之后，他说嗯，nice，很好，cool。我们continue下一个。等会儿，我说我再来一个矿泉水。导演就说嗯？刚刚那个咖啡演的不是很好吗？我说换一个矿泉水试试吧。”
他自矜于这种说话方式，千辛万苦磨掉了多少棱角，又死命保住了多少纯真才形成今天这样的思维。然而这样说完，他的选择性综合症又犯了，“这么说你明白吗？”生怕坐在对面采访的我们跟他不是一类人。
我们懂。有的人，逐渐细致，一条路走到黑，将一种方式累积到无懈可击；有的人把自己切成多面体，每一面都肆无忌惮地展示给你，无限的可能性就是他的堡垒，固若金汤，逐渐演变成一个图腾，每一个角色都不是幻影，而是活生生的人，观者会相信这种人演戏时的极致性。
演员邓超无疑属于后者，然而当邓超的人生多了选择，不再被动地等好戏上门，自己也做制作人或者导演之时，这可就麻烦了，“只可能水就是水，咖啡就是咖啡，你只能选择一种。”
著名编剧俞白眉是邓超的好朋友兼师傅，他很会劝邓超，他说这样挺好的，说明邓超你谨慎。
邓超一拍手，哎呦，我就愿意听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