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政要十篇

贞观政要篇1

【关键词】《贞观政要》；治国理念；决策艺术；修养艺术

《贞观政要》是唐代史学家吴兢撰写的一部政论性的史书，以记言为主，主要记载了贞观年间唐太宗李世民和大臣们的治国政策和措施。本书主要总结了以民生为本、以德治国、居安思危、殷忧兢慎等的治国理念；诚心纳谏、仁心仁政、从善如流、广开言路等的领导方法和决策艺术；任人唯贤、德才兼备、知人善任、量才用人等的选拔艺术；天下为家、恭俭节用、戒奢戒贪、善始善终等的修养艺术。本文正是从这几个方面来阐释《贞观政要》中的政治智慧。

一、民本、居安思危的治国理念

民本是相对于官本而言的，是指中国古代的明君、贤臣为维护和巩固其统治而提出的一种统治观。而民本思想也是唐太宗李世民治国理念的核心，唐太宗认为“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君，舟也；民，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都体现了李世民的重民思想。《贞观政要》有这样两段文字记载，体现了他以爱民为核心的民本思想，这也是他经常谈论的话题。其一：“贞观初，太宗谓侍臣曰：‘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其二：“贞观二年，太宗问黄门侍郎王圭曰：‘近代君臣治国，多劣于前古，何也？’对曰：‘古之帝王为政，皆志尚清静，以百姓心为心。控则唯损百姓以适其欲，……。’太宗深然其言。”唐太宗在治理国家的时候把民本看做治国的核心，民是治国之本，是唐朝兴盛的基础。

居安思危思想是《贞观政要》的指导思想，是出现贞观之治的直接动因。可以说居安思危思想在全书中无论是选贤任能还是戒奢以俭、去奢以约都有所体现。这正是因为唐太宗亲历了隋朝盛世、隋末动乱和灭亡的整个过程，他深知隋朝灭亡的真正原因。所以，居安思危思想是唐太宗的治国理念精髓之处，也是整个《贞观政要》这本书的点睛之处。《贞观政要》中贞观五年，太宗谓侍臣曰：“治国与养病无异也。病人觉愈，弥须将护，若有触犯，必至殒命。治国亦然，天下稍安，尤须兢慎，若便骄逸，必至丧败。今天下安危，系之于朕，故日慎一日，虽休勿休。然耳目股肱，寄于卿辈，既义均一体。宜协力同心，事有不安，可极言无隐。傥君臣相疑，不能备尽肝膈，实为国之大害也。”贞观九年，太宗谓侍臣曰：“往昔初平京师，宫中美女珍玩无院不满。炀帝意犹不足，征求无已，兼东西征讨，穷兵黩武，百姓不堪，遂致亡灭。此皆朕所目见，故夙夜孜孜，惟欲清净，使天下无事。遂得徭役不兴，年谷丰稔，百姓安乐。夫治国犹如栽树，本根不摇，则枝叶茂荣。君能清净，百姓何得不安乐乎？”等等都体现了居安思危的思想。居安思危思想是《贞观政要》的闪耀光芒之处，如果只懂得随遇而安，这样势必会对未来可能会出现的问题不过多的研究，因此，居安思危才能使君王时刻保持着警惕，时刻注意自己的一些行为和做法，这也正是出现“贞观之治”的关键原因。

二、诚心纳谏、仁心仁政的领导方法和决策艺术

纳谏是古代君臣之间的一种互动活动，通过大臣的上谏治国方案，君王的纳谏才能及时的把臣民的诉求融化在古代的政治体制框架之内，才能使政治上层和下层的流通畅通，同时君王也能赢得臣民的拥护。唐太宗每次听到臣子的直言进谏，就喜形于色；知道自己的过失，就马上改正，从善如流；还常常称赞直言进谏的大臣，重赏进谏献策的大臣。贞观年间能形成浓厚的谏诤风气，关键在于太宗诚心纳谏，能及时改过。《贞观政要》中 贞观六年，太宗谓侍臣曰：“看古之帝王，有兴有衰，犹朝之有暮，皆为敝其耳目，不知时政得失，忠正者不言，邪谄者日进，既不见过，所以至于灭亡。朕既在九重，不能尽见天下事，故布之卿等，以为朕之耳目。莫以天下无事，四海安宁，便不存意。可爱非君，可畏非民。”

孟子认为要实行仁政，而仁政的根本是君主要有仁心。当然仁政是一个广泛的施政纲领，包括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和思想上等各个方面。仁政的基本精神就是对人民有深切的同情和支持。唐太宗认为“为国之道，必须抚之以仁义，示之以威信，因人之心，去其苛刻，不作异端，自然安静”。仁政思想其实是《贞观政要》君之道的根本与核心，也是唐代初期的轻徭薄赋、宽肩刑法出现的原因所在。《贞观政要》中贞观十三年，太宗谓侍臣曰：“林深则鸟栖，水广则鱼游，仁义积则物自归之。人皆知畏避灾害，不知行仁义则灾害不生。夫仁义之道，当思之在心，常令相继，若斯须懈怠，去之已远。犹如饮食资身，恒令腹饱，乃可存其性命。”唐太宗李世民的仁政思想是出现贞观之治的直接原因，实行仁政国则兴，不施仁政国则衰。

三、任人唯贤、德才兼备、知人善任、量才用人的选拔艺术

社会治理的主体是人才，而善用人才是国家兴盛的重要原因。而唐太宗的人才选拔艺术是贞观之治出现的一个重要保障，唐太宗一直在强调“为政之要，惟在得人”，“致安之本，惟在得人”无论是在用人原则、用人标准还是选才方法、培养人才上都显示出唐太宗的政治智慧。在用人原则上，他主张任人唯贤，他说：“朕以天下为家，不能私于一物，惟有才行是任。”在用人标准上，他认为德才兼备，德育为先。首先，他明确提出用人的首要标准是道德，他说：“用得善人，为善者皆劝；误用恶人，不善者竞进。”“今所任用，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唐太宗强调德才兼备，在官吏的使用上既要有学问实力但也要有品德。唐太宗在使用人才的时候真正的做到：（1）不避私亲，他说：“古称王公者，盖谓平恕无私，故知君人者，以天下为公，无私于物。”（2）不避新旧，他说：“朕惟有才行是任，岂以新旧为差？ ”（3）不避仇寇，他说：“古人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而为举得其真贤故也，但能举用得才，虽是子弟及有仇嫌，不得不举。”（4）不计门第。太宗：“即日召之，未至问，凡四度遣使催促，及谒见，与语甚悦，令直门下省，授监察御史。” （5）用人用长，他说：“ 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 又说：“人之行能，不能兼备，朕常弃其所短，取其所长。”在选才方法上也是别具一格。他认为在选才方法上要知人善任和量才用人。首先，太宗提出了自举的选才办法。他说：“能安天下者，惟在用得贤才，今欲令人自举，于事何如？” 其次，实行举荐制和科举取士。这样在制度上为选用人才提供了合法的依据，科举制在唐朝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这样也使唐朝的政治上下层之间的互动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平台，有利于政治的稳定和问题的及时解决。

四、天下为家、恭俭节用、戒奢戒贪、善始善终的修养艺术

《贞观政要》中的卷五和卷六都是在说个人的修养艺术问题，其实在这两卷更多的是体现古代政治文化的分层结构。古代的政治文化大致可以分为三部分结构即以仁义为标榜的王权文化、以忠义为标榜的官吏文化和以廉耻为标榜的草民文化。一个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的朝代往往这三种文化会相互流动，彼此之间相互交流。当然，这三个层次之间的相互流动主要是靠科举制选拔来进行交流的，科举制是社会上层的文化和社会下层的文化进行交流的桥梁。政治清明、文化繁荣往往是科举制比较兴盛，选拔人才比较畅通的朝代。

在卷六中主要记录了唐太宗等人提倡节己顺民、俭约慎行、反对铺张浪费的言行。体现俭约的“自王公以下，第宅、车服、婚嫁、丧葬，准品秩不合服用者，宜一切禁断。””‘以欲从人者昌，以人乐己者亡。’”体现谦让的“昔舜诫禹曰：‘汝惟不矜，天下莫与汝争能；汝惟不伐，天下莫与汝争功。’又《易》曰：‘人道恶盈而好谦。’凡为天子，若惟自尊崇，不守谦恭者，在身倘有不是之事，谁肯犯颜谏奏？”“己之才艺虽多，犹病以为少，仍就寡少之人更求所益。己之虽有，其状若无，己之虽实，其容若虚。”等等这些修养艺术都体现着唐太宗的治国智慧同时和李世民的居安思危和民本思想也是相辅相成的，它们之间也有想通之处，节己顺民也体现了民本思想中以民为本。

总之，此书中到处闪耀着我国古代的政治智慧的光芒，不仅是我国的政治思想在唐代时的表现同时还展现着我国古代比较明显的政治文化的分层结构，从皇帝到草民都日益形成自己的政治文化，当然这些政治文化有些是积极的有些是消极的，每个层次的文化都会展现该阶级的阶级属性。然而政治智慧是本书的亮点所在，以民生为本、以德治国、居安思危、殷忧兢慎等的治国理念；诚心纳谏、仁心仁政、从善如流、广开言路等的领导方法和决策艺术；任人唯贤、德才兼备、知人善任、量才用人等的选拔艺术；天下为家、恭俭节用、戒奢戒贪、善始善终等的修养艺术等等，都体现了唐太宗当政期间的政治智慧，对我们当今政治体制改革也有重要的影响。

参考文献

贞观政要篇2

【关键词】贞观政要民众政治合法性

一、《贞观政要》中的民生思想

(一)百姓是统治的基础和根本，千方百计首要保存百姓。抛开书中的阶级立场来看这一思想，其无不闪烁着光芒，尤其在我们今天这样一个社会转型的时期，侵犯百姓利益的事件层出不穷。关注民生已显得尤为重要。

贞观初，太宗谓侍臣日：“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形。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这句话强调君本质上与民是息息相关的，君要依赖于百姓的存在，百姓亡了，哪还有君存在。当一国国君的基本原则，必须先保存老百姓。若损害老百姓的利益来满足统治者的私欲，就如同割自己大腿上的肉来填饱自己的肚子，肚子饱了，人却死了。

书中论述了统治者要保存百姓的思想，并且还提出了具体怎么保民的办法，魏征说到：“陛下为人父母，抚爱百姓，当忧其所忧，乐其所乐。自古有道之主，以百姓之心为心，故君处台榭，则欲民有栋宇之安：食膏梁，则欲民无饥寒之患；顾嫔御，则欲民有家室之欢。此人主之常道也。这段话是说有道之君都是以百姓之心为心，思百姓之所思。国君住楼台馆阁，就要想到人民也有房屋可以安身；国君吃膏梁鱼肉，要想到人民也无饥寒之患；国君选妃嫔宫女，就要想到百姓也有娶妻成家的欢乐。这是国君应该具备的道德观念。这是国君保民的具体行动。从中我们可看出国君的保民行动都是从关乎到百姓生存的基本所需，衣食住行等都是百姓生存的基本需要，统治者也正是从这些基本点着手来安抚百姓的。

(二)重视百姓的声音。论任贤、论求谏、论纳谏和直言谏诤附这四篇，可看出，唐太宗求贤、求谏都是为了听到来自不同阶层的声音，了解大臣们的想法，并通过听取大臣们地谏言来了解百姓的状况。这点也是保存百姓的体现，要保存百姓就要听取百姓的声音，了解他们的状况。这样统治者也能顺利推行统治，是获得统治合法性的必经途径。“是故人君兼听纳下，则贵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必得上通也。”意思是国君要倾听各方面的意见，倾听下面的呼声，了解下情，那么权贵重臣便不能够掩盖君王耳目，而下情必能上达。但是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的限制，君主只能主要依靠大臣们，听取他们的谏言就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唐太宗特别重视大臣们要勇于谏言。书中谈到唐太宗为了鼓励大臣们谏言，制定奖励方法，而且在于大臣的谈话中时刻鼓励大臣们要谏言，通过讨论前朝皇帝的失败来告诫大臣要敢于谏言。

(三)保护百姓的利益。书中的保护百姓利益的思想很值得我们探究。虽然这些思想已经过去了那么久。书中保护百姓的利益的思想体现在方方面面。百姓的衣食住行财产都在保护之内。书中第一卷写到：贞观八年，太宗谓侍臣日：“隋时百姓纵有财物，岂得保此?自朕有天下以来，存心抚养，无有所可差，人人皆得营生，守其资材，即朕所赐。……这段话论述的是如何保护百姓的财产，核心思想是统治者要安于职守，做好其本职工作，看似很简单的道理，但是做起来就很难了。统治者要安于职守，做好本分工作就需要不要扰民，具体来说包括统治者要减轻徭役，不能大兴土木，以及一些耗费民力的工程，唐太宗即使在社会比较安定，财富比较丰富的情况下也不能骄奢淫逸。因为在这种情况下，统治者要想到还有很多的百姓还没有饭吃，没有房住，因此就要节制自己的私欲，让自己的私欲要服从百姓的利益，而不是让百姓的利益来服从自己的私欲。

在第一部分曾论述到了国君在自己衣食住行满足的情况下，也要想到百姓也应该有相应的满足，这样才能保存百姓。书中都有精辟的论述。

二、《贞观政要》中的重民思想在当代的启发意义

(一)人民群众是政治合法化的基础。政治合法性是指，就是基于被民众认可的基础上实施统治的正统性或正当性。书中反复强调百姓是统治的基础和根本，统治者不能对百姓实施暴政，包括不能过度徭役百姓，不能从百姓身上窃取太多利益，使百姓有饭吃、有衣穿和有房住，保证百姓生存的最基本的物品的满足。政治权力合法化的途径之一就是要给民众一定的“好处”，也就是生存所需的基本物品。

当今百姓面前的几大难题有物价高、看病难、上学贵、等，这是关系到百姓生存的基本问题，政府若是解决不好定会影响到统治合法性的获得。当今经常发生的的起因都是因百姓的切身利益得不到保证和满足，时常受到侵害，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就爆发了出来，最终就影响了政府的政治合法性的获得。

所以，警示我们的政府和政党一定要重视起来政治合法性的获得，把保护百姓的利益放在重要的位置，政府职能的执行和公共政策的实施都要以民生作为基本价值选择，用实际行动来展现出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政府要建立起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渠道

贞观政要篇3

良好政治风气的形成需要君臣上下的共同努力。唐太宗君臣对国家建设的思考和论辩，集中体现在唐人吴兢编纂的《贞观政要》中。书中记载了大量贞观君臣论治的对话，这其中亦有对政治风气建设的诸多理念，可见对如何营造良好的政治氛围，贞观君臣是有很多思考的。实际上，政治风气的建设对君臣都提出了不同方面的要求。

君主：虚心纳谏、大气自信

就君主而言，首先是如何突破心理障碍，兼听纳谏，创造一种臣子敢于进谏的政治氛围。《贞观政要》记载：“贞观二年，太宗问魏徵曰：‘何谓为明君暗君？’徵曰：‘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是故人君兼听纳下，则贵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必得上通也。’太宗甚善其言。”君主应该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是儒家治国理念中非常重要的内容，而魏徵继承了这种思想，并通过太宗将之运用到了贞观政治中去。魏徵提出的“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这个原则在贞观前期的决策中得到了比较好的坚持，唐太宗遇事经常会与朝臣们广泛地讨论。而这是贞观政治风气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一位有能力的君主，要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而不以自己的意见为决断，实际上是对心理的一种考验。唐太宗在对历史的借鉴中其实已经敏感地发现了这一问题。贞观二年六月“戊子，上谓侍臣曰：‘朕观《隋炀帝集》，文辞奥博，亦知是尧、舜而非桀、纣，然行事何其反也！’魏徵对曰：‘人君虽圣哲，犹当虚己以受人，故智者献其谋，勇者竭其力。炀帝恃其俊才，骄矜自用，故口诵尧、舜之言而身为桀、纣之行，曾不自知以至覆亡也。’上曰：‘前事不远，吾属之师也！’”唐太宗作为经历了隋末动乱的君主，特别注意吸收隋亡的教训。隋炀帝是贞观时期君臣日常对话中经常出现的人物，可以说对隋炀帝执政的反思贯穿了贞观政治的始终。唐太宗观隋炀帝文集所发出的感慨，其实提出了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作为一个能力很强的领导人，如何虚心听纳臣下的意见。隋炀帝在这一问题上正是“恃其俊才，骄矜自用”，才导致灭亡，正如王夫之所说“然则炀帝之奥博，固有高出于群臣之上者，不己若，诚不若己矣，而人言又恶足以警之哉？”隋炀帝才华高于群臣，故而觉得众人之言没有警示作用，一意孤行，终至覆灭。唐太宗在意识到这一点之后，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就处处留意，提醒自己克服自持才高、不乐纳谏的心态。所以王夫之评价云：“太宗君臣之知此也，是以兴也。不然，太宗之才，当时之臣无有能相项背者，唯予言而莫违，亦何所不可乎？”称赞唐太宗不恃才拒谏，虽然其才能出色，但并不因此不听从臣下的意见。唐太宗对自身才华的认同其实并不输于隋炀帝，贞观九年时他曾说：“朕观古先拨乱之主皆年逾四十，惟光武年三十三。但朕年十八便举兵，年二十四定天下，年二十九升为天子，此则武胜于古也。少从戎旅，不暇读书，贞观以来，手不释卷，知风化之本，见政理之源。行之数年，天下大治而风移俗变，子孝臣忠，此又文过于古也。昔周、秦以降，戎狄内侵，今戎狄稽颡，皆为臣妾，此又怀远胜古也。”认为自己在文、武、怀远三方面的成绩都是前无古人的，言语中的自信表达的毫无掩饰，但是唐太宗并没有重蹈隋炀帝的覆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克服了君主能力太强而恃才傲物的弊病，在治国理政方面，仍旧虚心接受各种意见。

不仅如此，唐太宗还经常鼓励臣子进谏，议论朝政得失。贞观元年闰三月“壬申，上谓太子少师萧曰：‘朕少好弓矢，得良弓十数，自谓无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朕问其故，工曰：‘木心不直，则脉理皆邪，弓虽劲而发矢不直。’朕始寤向者辨之未精也。朕以弓矢定四方，识之犹未能尽，况天下之务，其能遍知乎！’乃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书内省，数延见，问以民间疾苦，政事得失。”而由于害怕群臣紧张，唐太宗在接见大臣时还特意营造一种宽松的政治气氛，史载：“上神采英毅，群臣进见者，皆失举措；上知之，每见人奏事，必假以辞色，冀闻规谏。”作为一位强势的君主，唐太宗能够照顾到臣子的心情，和颜悦色地引导他们进谏，可谓是用心良苦。

唐太宗作为一位君主，虽然有失策和疏漏的时候，却往往敢于承认自己的错误。“贞观六年，有人告尚书右丞魏，言其阿党亲戚。……居数日，太宗问曰：‘昨来在外，闻有何不是事？’曰：‘前日令（温）彦博宣敕语臣云：‘因何不存形迹？’此言大不是。臣闻君臣同气，义均一体。未闻不存公道，惟事形迹。若君臣上下，同遵此路，则邦国之兴丧，或未可知！’太宗瞿然改容曰：‘前发此语，寻已悔之，实大不是，公亦不得遂怀隐避。’”贞观二年十月，“交州都督遂安公寿以贪得罪，上以瀛州刺史卢祖尚才兼文武，廉平公直，征入朝，谕以‘交趾久不得人，须卿镇抚。’祖尚拜谢而出，既而悔之，辞以旧疾。上遣杜如晦等谕旨曰：‘匹夫犹敦然诺，奈何既许朕而复悔之！’祖尚固辞。戊子，上复引见，谕之，祖尚固执不可。上大怒曰：‘我使人不行，何以为政！’命斩于朝堂，寻悔之。他日，与侍臣论‘齐文宣帝何如人？’魏征对曰：‘文宣狂暴，然人与之争，事理屈则从之。……此其所长也。’上曰：‘然。向者卢祖尚虽失人臣之义，朕杀之亦为太暴，由此言之，不如文宣矣！’命复其官荫。”所以，贞观良好政治风气的形成，最重要的可以说是得益于唐太宗本人的虚心纳谏和在处理君臣关系方面大气自信的态度，而这种心态是在不断克服自我中心与树立帝王自信两方面平衡较量中磨练出来的。

同僚关系：基于公心、乐于合作

对臣下而言，基于公心对君主行为的规谏，辅助人君进行正确的决策，营造清明的政治风气是贞观群臣的共同目标。而提到进谏，魏徵则是贞观历史上不可缺少的人物。魏徵的直言敢谏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十分有名，但实际上在大多数情况下，魏徵作为臣子向唐太宗进谏其实是很讲究进谏艺术和规劝方式的。贞观六年，“太宗幸九成宫，宴近臣，长孙无忌曰：‘王、魏徵，往事息隐，臣见之若仇，不谓今者又同此宴。’太宗曰：‘魏徵往者实我所仇，但其尽心所事，有足嘉者。朕能擢而用之，何惭古烈？征每犯颜切谏，不许我为非，我所以重之也。’徵再拜曰：‘陛下导臣使言，臣所以敢言。若陛下不受臣言，臣亦何敢犯龙鳞，触忌讳也！’太宗大悦，各赐钱十五万。”唐太宗称赞魏徵敢于进谏，魏徵则说是由于太宗引导有方，所以他才敢于进谏，这样魏徵对唐太宗的规谏实际上成为唐太宗政绩的表现，可见魏徵的聪明之处。唐太宗曾说：“人言魏徵举止疏慢，我视之更觉妩媚。”以妩媚形容魏徵，可见在唐太宗的印象中，魏徵让他觉得有许多可爱之处，并不是只会处处顶撞君主、不善于变通的臣子。在魏徵的多次进谏中，许多都是借由唐太宗本人的感慨进而生发的。“贞观元年二月，上谓侍臣曰：‘人言天子至尊，无所畏惮。朕则不然，上畏皇天之监临，下惮群臣之瞻仰，兢兢业业，犹恐不合天意，未副人望。’借此魏徵对曰：‘此诚致治之要，愿陛下慎终如始，则善矣。’”魏徵由唐太宗初登皇位的感受出发，引出了善始慎终的话题，其规劝实际是充满智慧和灵活机动的。魏徵的进谏之所以可以打动唐太宗，除了他的为国之心之外，和他注重进谏策略和规劝的实效性密不可分。

贞观时期敢于规劝君主不当行为的并不只是魏徵一人。在史籍所载的贞观君臣事迹中，言辞激烈，远胜魏徵的并不少见。贞观二年，上使太常少卿祖孝孙教宫人音乐，不称旨，上责之。温彦博、王谏曰：“孝孙雅士，今乃使之教宫人，又从而谴之，臣窃以为不可。”上怒曰：“朕置卿等于腹心，当竭忠直以事我，乃附下罔上，为孝孙游说邪？”彦博拜谢。不拜，曰：“陛下责臣以忠直，今臣所言岂私曲邪！此乃陛下负臣，非臣负陛下。”上默然而罢。明日，上谓房玄龄曰：“自古帝王纳谏诚难，朕昨责温彦博、王、至今悔之。公等勿为此不尽言也。”贞观四年六月“乙卯，发卒修洛阳宫以备巡幸，给事中张玄素上书谏，以为：‘……陛下初平洛阳，凡隋氏宫室之宏侈者皆令毁之，曾未十年，复加营缮，何前日恶之而今日效之也！且以今日财力，何如隋世？陛下役疮痍之人，袭亡隋之弊，恐又甚于炀帝矣！’上谓玄素曰：‘卿谓我不如炀帝，何如桀、纣？’对曰：‘若此役不息，亦同归于乱耳！’上叹曰：‘吾思之不熟，乃至于是！’顾谓房玄龄曰：‘朕以洛阳土中，朝贡道均，意欲便民，故使营之。今玄素所言诚有理，宜即为之罢役。后日或以事至洛阳，虽露居亦无伤也。’仍赐玄素二百匹。”张玄素敢于将唐太宗与隋炀帝甚至桀、纣相提并论，这对君主是非常严厉的批评，但唐太宗最后仍然采纳了他的意见，改变了修建洛阳宫的决定。整个贞观时期不仅仅是魏徵，群臣都致力于辅佐唐太宗成为一代明君，不遗余力地将自己的才思贡献于朝廷，所以才会形成臣下敢于进谏，君主乐于受谏的良好政治氛围。

另一方面，贞观群臣还营造出了互相欣赏、善于发现对方所长的良好共事环境。《资治通鉴》载：“玄龄明达吏事，辅以文学，夙夜尽心，惟恐一物失所；用法宽平，闻人有善，若己有之，不以求备取人，不以己长格物。与杜如晦引拔士类，常如不及。至于台阁规模，皆二人所定。上每与玄龄谋事，必曰：‘非如晦不能决。’及如晦至，卒用玄龄之策。盖玄龄善谋，如晦能断故也。二人深相得，同心徇国，故唐世称贤相者，推房、杜焉。”房玄龄善于谋划而杜如晦勇于决断，两人互相配合常常收到很好的成效，后世所说“房谋杜断”即从此而来。房、杜作为贞观时有名的宰相，均是才华横溢，但是二人却能够取长补短，通力合作，对贞观的政治风气实际上起到了积极的影响。

正是在群臣都一心为国的环境下，才会出现王在唐太宗的授意下点评众位大臣的场面。据《贞观政要》记载，贞观二年（《资治通鉴》作四年）唐太宗设宴招待宰相们，席间他对王说：“卿识鉴精通，尤善谈论，自玄龄等，咸宜品藻。又可自量孰与诸子贤。”要王当着众人的面来说说大家的短长，王评论道：“孜孜奉国，知无不为，臣不如玄龄。每以谏诤为心，耻君不及尧、舜，臣不如魏徵。才兼文武，出将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详明，出纳惟允，臣不如温彦博。处繁理剧，众务必举，臣不如戴胄。至于激浊扬清，嫉恶好善，臣于数子，亦有一日之长。”王是拿自己做参照，把同僚们一一做了评价，最后也给予自己合适的定位。这个氛围本身，就表明当时有一个健康的政治环境，大臣可以开诚布公地谈论各自的短长，当面互相品评也不会招致同僚的不满。这种和谐的同僚关系，保证了贞观群臣将精力集中于国家建设和发展方面，减少了勾心斗角的内耗，形成了清明公正的政治风气和政治环境。

制度：有效的设计和实行

除了君臣双方的共同努力，贞观政治风气的清明还与当时的制度建设息息相关。风气建设需要制度的规范和制约，才可以达到所希望的成效。武德九年，唐太宗虽未改年号但已即位，当时“上遣使点兵，封德彝奏：‘中男虽未十八，其躯干壮大者，亦可并点。’上从之。敕出，魏征固执以为不可，不肯署敕，至于数四。上怒，召而让之曰：‘中男壮大者，乃奸民诈妄以避征役，取之何害，而卿固执至此！’对曰：‘夫兵在御之得其道，不在众多。陛下取其壮健，以道御之，足以无敌于天下，何必多取细弱以增虚数乎！……’乃不点中男，赐徵金瓮一。”按规定，本来是年满十八岁的丁男国家才征调的，唐太宗听从封彝的建议，未满十八岁的中男也要征调。敕旨发到门下省，魏徵坚决不同意，不肯署敕。最终打消了唐太宗征发中男的想法。

魏徵坚决反对唐太宗征发中男为兵，除了他本人希望规劝太宗守信守法之外，与他当时担任的官职是有密切关系的。魏徵时任给事中，是门下省的官员。在制度规定上，魏徵有封还制敕的权力，也有保证制敕不违反律令的义务。因此魏徵四次封还制敕不肯签署，与唐代三省制的权责分工和给事中的职责是分不开的，可以说促使魏徵不肯听从唐太宗命令的是他为国为民的公心，但他能够拥有封还制敕的权力则得益于唐代政治制度的设计和三省相互制衡的分工体制。

而贞观群臣乐于合作的同僚关系，则与唐代的集体宰相制关系密切。唐代宰相由两部分人组成，一为三省长官。中书令是中书省的长官，侍中则是门下省的长官，尚书省是最高行政机关，负责执行各项命令；其长官本是尚书令，但因为尚书省长官既参与决策，又主持政务实施，权力较大，并且官品也在中书令、侍中之上，不利于三省的分权制衡，所以李世民即位之后，就不再设尚书令，而以原来的副长官左右仆射为实际长官，从而改变了隋朝行政运作中心在尚书省的局面。因此左右仆射也是宰相。第二部分人是以他官加“参预朝政”、“参知政事”、“同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头衔，由皇上指定为知政事官，到政事堂议事，参与国家大事的谋划。宰相们上午在政事堂议事，下午回本衙办公。政事堂是宰相议事之所，初设于门下省。凡是军国大事和五品以上官员的任免，均需经由政事堂会议议决，奏请皇上批准。可以说政事堂会议是协助皇帝统治全国的最高决策机构。这种宰相集体在政事堂办公的体制，方便大臣商量筹划又防止个人专权，在唐代前期政策制定和国家治理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贞观政要篇4

成功化解社会矛盾是贞观之治的基础

一、核心问题是对人民历史作用的深刻认识

对于今天的中国，贞观之治的积极意义显而易见：构建和谐社会很多矛盾急待解决，而唐太宗正是一位化解社会矛盾的高超艺术大师。李唐立国之初，面对的是隋朝留下的一个各种社会关系严重失衡、社会矛盾高度激化的烂摊子。以唐太宗为首的初唐政治家们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内，从根本上扭转了濒临崩溃的社会经济政治生活，并初步达到了天下大治的局面。成功的因素有很多，但至关重要的一条就是贞观政治领袖对人民历史作用的深刻认识。“水可载舟、亦可复舟”这句千古名言就是唐太宗基于对暴隋滥用民力以致迅速灭亡这一深刻历史教训的总结。强大富裕的隋朝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都有很高的地位，而贞观政治领袖们却亲眼目睹了失去民心的隋朝顷刻瓦解的事实，这使他们获得了对人民历史作用的全新认识。需要指出的是在传统中国这样一个等级森严的金字塔架构内，上层统治者获取这种认识极其不易，但是有无这种认识却是区分伟大政治家和平庸政治家的一道分水岭。无疑贞观政治领袖们属于前者，因而他们才能建立名垂千古的丰功伟绩。

二、提出切实可行的施政纲领， 脚踏实地的贯彻落实

针对隋末滥用民力导致的社会 矛盾极度尖锐化，唐太宗指出：“治 理国家，最重要的是积德、得民心，并不在于大力搜刮，把仓库都装得满满的。要是后代不好，积蓄那么多，正好会使他奢侈享乐，国破家灭。”为此唐太宗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施政方针，那就是“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并全面推出了提高民众生活质量的措施。他根据战乱之后人口稀少，无主荒地大量存在的情况.重新制定了均田制，尽可能使人人有田，同时鼓励农民开垦荒地。在均田制的基础上，他又制定了减轻民众负担并能够接受的租庸调法。在这两项基本政策上，他劝课农桑，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告诫地方官不得扰民，以不违农时。此外，还大力兴修水利，改进农业生产条件，促进人口繁衍， 增加劳动力。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这些与民休息、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的措施，在唐太宗身体力行、率先示范的有力督责之下，基本得到了有 效的贯彻执行。史载：“自是数年之 后，海内升平，路不拾遗，外户不闭，商旅野宿”。

三、“制约”机制的引进

贞观年间，另一个应引起今人 高度重视的因素就是对“制约”机制的引进和实行。首先是中央机构的中书省（负责对军国大事指出处理意 见）、门下省（负责市议中书省有关机构的意见、决策）、尚书省（执行机构）三大部门之间的互相制约，以利相互纠错、尽量公正持平。其次是以唐太宗为首的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有力监督制约。太宗曾表示：“我每天夜里常想百姓当中的事情，有时到深更半夜还不能入睡。最担心的是都督、刺史是否胜任安抚百姓的重任。所以在屏风上记下他们的姓名，坐和躺都经常看着，居官如果做了好事，也全写在他的名字下边。这些人实在决定着国家的安危，尤其需要得到称职的人。”据贞观政 要记载他深恨官吏的贪污秽浊行为，有接受钱财而违法行事的官吏，一定从严惩处，绝不赦免。不管在京城还是在外作官，只要犯有贪赃罪的， 都要奏明，根据其犯罪情节，以重法处治。由于这样官吏大多清廉谨慎，太宗又注意控制驾御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族及奸狡之人，都畏惧国法的威力而隐蔽他们的行迹，不敢侵凌欺压平民。

最后，是贞观年间群臣对皇帝的制约。

隋炀帝的下场，以及隋朝的灭亡，着实让唐太宗刻骨铭心，他恐怕重蹈覆辙，由此深刻地认识到必须反其道而行之：收敛享受的欲望， 收敛行使权力的欲望，一切从国计民生的需要出发，从治理天下的需 要出发。这样做，光凭自己一个人的悟性，是远远不够的，这就需要有制 约，这制约就是让群臣监督自己，随时随地监督自己，保证自己一直在正确的轨道上走下去。唐太宗确实这样做了，虽然十分不易，但他毕竟以高度的自制力放弃了许多君主至尊的精神享受，甘于对群臣从谏如流，甘于简易淡泊。毫无疑问，在中国这样一个权威导向型的国度里， 唐太宗的示范效应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唐太宗高度自制的人格魅力和榜样力量是贞观之治成功的关键。

贞观之治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启示

有效化解各种社会矛盾是社会达到平衡和谐的基础。在社会转型时期，因体制不顺，造成各种社会矛盾突现，主要表现为一些官吏和利益集团互相勾结，利用手中的权力肆意剥夺和欺压下层民众，致使贫富差距拉大、上下对立严重。解决这类矛盾，贞观之治的经验值得借鉴。

第二条启示在于解决社会矛盾的措施须有针对性，大政方针落实的时候一定不要流于形式。我们细读唐史，深感唐太宗“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 这四项措施不仅对当时，就是在一千多年后的今天仍有很强的针对性。

贞观之治给我们的第三条启示就是要有制约机制。贞观的经验表明：制约机制能使政策完善，错误得以及时纠正，并使政令通畅，社会上下层之间保持着较为有效的沟通和互动。总之制约机制使整个社会充满活力，一个有活力的社会方能创造伟大的文明。而我们当今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最大阻力，恰恰是制约机制的缺失。

贞观政要篇5

【关键词】唐太宗；人才观；贞观之治

人才是关乎国家兴亡的关键。唐太宗认为，“为政之要，惟在得才”，[1]始终把发掘、重用人才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他统治期间，不拘一格、广觅贤才，出现了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的贞观盛世。王夫之曾对唐朝人才济济的景象评论道：“唐多能臣，前有汉，后有宋，皆所不逮。” [2]正是这些栋梁之才的竭力相助，才保证了贞观时各种政策的实行与政治稳定，最终实现贞观盛世。

一、人才观——为政之要，惟在得人

唐继亡隋而兴，隋朝速亡的震撼使唐太宗得出一个结论：乱，未尝不由小人；治，未尝不由忠贤。因此，唐太宗非常重视人才，他说：“以天下之广，岂可独断一人之虑？朕方选天下之才，为天下之务，委任责成，各尽其用。” [3]一再强调：“能安天下者，惟在用得贤才”。[4]他把君臣共治视为用人的指导思想，将举贤任能上升到治国安邦的高度，这就为贞观盛世的实现奠定了牢固的人才思想基础。

在用人政策上，唐太宗为了培养、选拔人才，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大兴儒学。他首先从完备学校制度抓起，设立了中央、州、县三级官学制。同时将国子监设为国家最高学府，下辖国子、太学等下级学校，召集天下著名学者在国子监讲授儒学。学校教育制度的完备与儒学的兴盛使得大批人才源源不断的输入朝廷。其次，重视科举取士的作用。他继承并改革了隋朝以来的科举制度，进一步增加了考试科目。考试科目的增加大大增加了庶族地主做官的机会，每年科举都有大量人才进入朝廷。此外，太宗不拘一格，还通过“自举”、“荐举”、“诏举”等方式破格提拔许多人才。据《全唐书》记载，太宗在执政期间，曾先后五次颁布求贤诏。这些提拔人才的方法使得许多有真才实学但又未被科举选中的人才提供了入朝机会。

二、用人方法——知人善任，扬长避短

唐太宗善于知人，他平时喜欢观察大臣的品性与才能，对身边许多大臣的特点了如指掌。有次，他让身边大臣当面提出批评意见，长孙无忌却说无过失可言，于是太宗借此机会对他们一一进行品评。他说：“长孙无忌善避嫌疑，应物敏速，决断事理，古人不过，而总兵攻战非其所长。……岑文本性质敦厚，文章体赡，而持论恒据经远，自当不负于物。刘洎性最坚贞，有利益，然其意尚然诺，私于朋友。……褚遂良学问稍长，性亦坚正，每写忠诚，亲附于朕，譬如飞鸟依人，人自怜之。” [5]此外，他对几员武将的评价也颇为中肯：“于今名将，惟世、道宗、万彻三人而已，世、道宗不能大胜，亦不大败，万彻非大胜则大败。” [6]作为封建社会最顶层的领导者，唐太宗对部下的是非好坏，优劣长短了如指掌，任用起来必然会得心应手。

唐太宗善于任人，他能根据其臣僚能力、秉性的不同量才授职。他把君主用人比作巧匠制木，主张：“智者取其谋，愚者取其力，勇者取其威，怯者取其慎，无智、愚、勇、怯，兼而用之。” [7]魏征的“不存行迹”是人所共知的缺点，然而在太宗眼中，其轻慢的举止正是一个谏臣应具备的品质。在其统治期间，魏征共提出二百多条意见，是朝中唯一敢于犯颜直谏者。房玄龄，为人周全谨慎，擅长谋划，但处理问题优柔寡断；而杜如晦虽然没有房玄龄细心，但处理问题英明果断。于是太宗分别任二人为左右仆射，一谋一断，优势互补，于是成就了历史上著名的“房谋杜断”。太宗“各用其长”的方法，使得人尽其才，取得了最大效益。

三、取士标准——德才兼备，不避亲仇

唐太宗选拔人才时基本坚持“德才兼备”的取士标准。他认为，“用得善人，为善者皆劝；误用恶人，不善者竞进”，[8]坚决反对“惟取言词刀笔，不悉景行” 的取才标准。他主张：“今所任用，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9]在对官员的考核中他也是按照这个原则来践行的，如识别官员的“六正”、“六邪”大部分都以德行为评判标准；考核官员的“四善二十七最”也是要求官员“才行俱兼”。唐太宗德才兼备的取士标准与贞观时期清明的政治不无关系。

唐太宗用人唯才是举，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他主张“为官择人，唯才是与。苟或不才，虽亲不用……如其有才，虽仇不弃”。[10]魏征、王珪、薛万彻等都是李建成旧臣，曾经“敌我分明”，但他都以“各为其主耳”为由，对他们既往不咎，重用不疑。长孙无忌虽为其妻舅，但颇有才能，聪明鉴悟，雅有武略，太宗亦不避亲嫌，取其才行，委以重官。而对于功不如房、杜，却与房、杜抢功的皇叔李神通，太宗却不徇私情。此外，太宗还能冲破民族偏见，重用少数民族，并先后将其亲姐妹衡阳公主与九江公主下嫁给突厥族大臣阿史那杜尔与执失思力。太宗贤不弃仇、唯才是用的用人方法，使朝廷内部保持了一种欣欣向荣的局面，为贞观之治的实现提供了良好的政治环境。

四、用人原则——以诚待士，用人不疑

唐太宗认为，选拔人才时知人善任固然重要，但是如果想让大臣推心置腹、为国尽忠，在用人过程中就必须对其以诚相待。他主张：“为人君者，驱驾英才，推心待士。” [11]玄武门之变后，有人建议将东宫旧臣斩草除根，以绝后患，太宗却“引居左右近侍”，使他们“心术豁然，无有疑阻”，以诚恳的态度化解了宿敌，巩固了统治。大臣李勣得暴疾，需须灰作药引，太宗毫不犹豫剪掉自己胡须给他送去，李勣康复以后，跪地感谢，“顿首流血”。在“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年代，太宗此举可谓感人至深。魏征、房玄龄等大臣病重期间，太宗亲自探望，“每日供御膳”。大臣去世后，太宗每每“悲不自胜”，甚至痛苦流涕。

太宗选拔人才须德才兼备，十分严格，然而一经任用，太宗就会大胆使用，充分予以信任。他说：“但有君疑于臣，则下不能上达，欲求尽忠极虑，何可得哉？”， [12]认为信任是相互的，君主只有信任大臣，才不会产生隔阂。武德时，很多降唐旧将相继逃走，有人断言尉迟敬德必叛，并将其囚禁，而太宗果断选择相信他，不仅将其释放还宽慰他，后来尉迟敬德果然出生入死、终身为其效力。房玄龄身居要职，经常招来嫉妒与谗言。有次，有人跑到太宗面前诬告房玄龄，太宗不但不信谗言，还果断将其“叱令腰斩”。贞观期间，凡“讦人细事”者皆“以谗人罪之”，使得许多忠贞之臣免于小人祸害，创造了良好的政治风气。

【参考文献】

[1][9]吴兢.贞观政要（卷七）[M].北京：中华书局，2003.

[2]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十）[M].北京：中华书局，1975.

[3][4][8]吴兢.贞观政要（卷三）[M].北京：中华书局，2003.

[5][6]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九七）[M].北京：中华书局，2003.

[7]]唐太宗，帝范（卷二）[M].北京：中华书局，1985.

[10]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九四）[M].北京：中华书局，2003.

贞观政要篇6

林秀贞的故事传扬开以后，被深深打动的人们拿她作对比，有意无意地，衡量着自己和他人。而被老百姓拿来对比最多的，无可避免地，是身边党员，是领导干部，是社会生活中无时不在的“政府”——如果政府真有一种“形象”的话。人们感动于道德楷模的伟大，却不会天真地要求生活在所谓圣人天堂。但是，如果以此否认人民心中有杆秤，否认社会对林秀贞式完美与珍贵的赞叹，实际是某种程度的失望和批评的反映，则无疑是怯懦和愚蠢的。正是在此意义上，以林秀贞为镜，正己、正干部、正党风，是树立这一典型最重要的意义，也最符合这个低调一辈子的好人同意“宣传”自己的惟一目的：带动更多的人加入奉献者行列。要以林秀贞为镜，我们先来看看她的世界——

林秀贞是伟大而平凡的，伟大其精神，平凡其地位。一名农村普通党员，并非手握重权，也不必放眼千里，帮助的不过是身边乡邻，殚精竭虑谋划的，也只是衣食饱暖、行走方便这样具体实在的问题。然而，道德的感染力和生长力，正是源自践行者的朴素和真实。林秀贞的人格魅力何以影响、带动一村人、一乡人，在全省乃至全国引起热烈回响，不正是因为她的先进性，她的荣辱观，她全部的道德追求，并不浮夸于言辞而只落实于行动，而且是一以贯之三十年的行动吗？

对照镜子里的林秀贞，我们许多人大约都能“揪出皮袍下面的那个‘小’来”，但是，仅仅把林秀贞事迹理解为一章道德教材还远远不够，因为无论是例证的还是理论的“教材”，我们都并不缺乏。夸夸其谈者，未必不行蝇营狗苟之事，甚至打着民生旗号而损害民生福祉的也并不鲜闻。而这些人与林秀贞根本的区别，就在于是否身体力行自己的信仰，在于敢不敢、愿不愿、能不能做党的先进性的忠实践行者，而非仅仅“听说读写”一番。

中国传统文化早就意识到自省精神对个人和社会的重要意义，有“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省也”的劝诫。但是如今，在许多人身上，这道理却要反过来说：见“不贤”思“齐”；见“贤”，则绕着躲着，甚至把“贤”拉拢过来使其“不贤”才更自在。这样的例证，显然比林秀贞式人物在新闻中出现得更多更频繁。即使不甘堕落者，也往往找个借口，比如风气、潜规则、人微言轻等等，替自己的不行动、不作为开脱。这次面对林秀贞，如果我们又是“感动”一番，像看了一部道德大片，心有戚戚焉而作为无任何改变，于国于社会，又有何益？

林秀贞的精神力量揭示出来其实很简单：她是一个善良的人，她是一个不畏缩于奉献的人，她是一个时刻体会得到民生艰苦的人。相信如果如果每个党员、每位干部都是这样的人，老百姓将不会再有更多的苛求，全社会和谐也并非不可企及的道德幻像。尽管随着依法治国理念的深化，我们已经完全意识到、并且也在不断强化制度的力量。但是，从党的先进性到科学执政观等一系列理念的表达，不仅是执政党和政府在政治伦理层面的追求，也是对全体人民的郑重承诺。而这一系列理念由“执政观”转化为“执政力”，没有普遍的、可信赖的践行者，一切只是空谈。以林秀贞为镜，我们不能不看到自己的这份责任。

贞观政要篇7

7月9日至10日，由中共贵州省委当代贵州杂志社、贵州省建设厅、贵州大学中国试验区研究中心、湖南吉首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主办，广东、云南、湖南、广西和重庆等省（区、市）党委党刊协办，中共贞丰县委、贞丰县人民政府承办的“中国南方古城保护与可持续发展高端论坛”在贞丰古城举行。论坛开幕式上，省委副书记王富玉，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谌贻琴，省政府副省长谢庆生分别发来贺信。贵州省人大副主任顾久出席论坛开幕式，贵州省政协副主席左定超出席闭幕式。

王富玉在贺信中说：“近些年来，贵州在大力发展旅游业和加快城市建设步伐中，始终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既挖掘展示古城的历史文化内涵，又注重保持古城的历史风貌和文化底蕴，以文化增强旅游的生命力，提高城市的核心竞争力，积极探索古城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之路。”

谌贻琴在贺信中说：“省委、省政府十分重视古城古镇的保护与开发，在发掘、提炼、升华古城古镇的历史文化资源方面，不断探索和总结，为古城古镇的可持续发展积累了不少经验。”

谢庆生在贺信中指出：“中国南方古城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旅游和社会价值，实现古城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关系到历史文化的传承。本次论坛围绕古城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一些热点、难点、重点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对我们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论坛上，专家们就“现代城市扩容与文化保护”、“古城保护与文化生态环境演进”、“民族文化差异与可持续发展导向”、“古城的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价值链”、“中国南方古城间对话”等5个方面的内容发表主题演讲。此次论坛最大的亮点在于，每个专题演讲完毕后是专家互动环节，专家与专家之间、专家与官员之间就一些热点、难点问题进行深入探讨，现场提问，现场解答，避免了以前“专家讲、观众听”的单项“灌输式”发言的现象。

贞观政要篇8

关键词： 唐代漠北； 铁勒诸部；羁縻府州

Abstract: The Tiele was one of the major ethnics in ancienttimes of our country . In the Tang Dynasty， the habitation of different Tiele tribes far in northernChina was the key area where the dynasty established the prefecture of Jimi， whi ch formed part of the northern territory of the Tang Dynasty. In the 20th year o f the imperial title of Zhenguan， the 12 tribes of 9 Tiele families surrenderedto the dynasty. In September of the same year， the sheiks of those tribes went p ersonally to Chang’an to have an audience with Emperor of Taizong and requestedagain to “send imperial governors” over there. In January of the 21st year， t he court of Tang officially established the prefecture of Jimi， which pided in to 6 governorates and 7 states， totaling 13 executive offices. By June in the 3r d year of the imperial title of Yonghui(652 AD)， two more governorates and fivemore states were added， totaling 8 governorates and 12 states together with theformer ones. However， between the 4th year of Yonghui and the 14th year of Tianb ao， most executive offices of the prefecture of Jimi migrated along with their r espective Tiele tribes to the north of the circuits of Longyou， Guannei and Hedo ng.

Key Words: Mobei in the Tang Dynasty; the Tiele tribes; theprefecture of Jimi

铁勒是我国古代北方重要民族之一，曾是中国历史舞台上的重要角色。尤其是在唐代，漠北 铁勒诸部分布地是唐王朝建置羁縻府州的主要地区，成为唐朝北部疆域的组成部分。随着时 间与政局的变化，一些铁勒部落从漠北迁居漠南（后也有回迁漠北者），若干著名人物登上 唐帝国的政治舞台。那么，唐代铁勒族羁縻府州究竟何时创建？分布在什么地方？何时何因 发生过移徙和变化？对于这些问题，我们有必要进行系统的梳理和探讨。

一、 铁勒族群的渊源与分布

1. 铁勒族群的渊源

关于隋唐时期铁勒族群的渊源，依据历史文献记载和近现代学者研究，其祖先乃秦汉时期的 “丁零”族、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敕勒”族，亦称“高车”，至隋时始称“铁勒”。隋代， 铁勒发展为一个庞大的族群，共有40余个不同名称的游牧部落。他们“虽姓氏各别，总谓为 铁勒”。［1］ 卷84《北狄列传铁勒》正如北方民族史前辈学者林教授指出： “当隋朝统一中国时，我国北方的铁勒各部日益强大起来，成为隋唐时期我国北方草原历史 文化的主要民族。”［2］ 27

2. 漠北铁勒诸部的分布

南北朝时期，铁勒诸部原分布在南临大漠、北至贝加尔湖周围、东达黑龙江上游、西达阿尔 泰山的地域，受柔然汗国的役属。自突厥于公元552年崛起于金山（今阿尔泰山）、吞灭柔 然汗国后，漠北铁勒诸部又被突厥汗国役使，铁勒诸部遂为后者的属部。史载：“初，突厥 既强，敕勒诸部分散，有薛延陀、回纥、都播、骨利干、多滥葛、同罗、仆固、拔野古、思 结、浑、斛薛、奚结、阿跌、契、白等十五部，皆居碛北，风俗大抵与突厥同。薛延 陀 於诸部为最强。”［3］ 卷192《唐纪八太宗贞观元年》至隋代，随着突厥 的向西扩 张，一些铁勒部落迁徙至阿尔泰山右侧的西域地区。公元583年，突厥汗国因内部矛盾而分 裂为东、西两个部分，铁勒诸部也就分属不同的突厥政权。漠北铁勒诸部主要役属于东突厥 汗国。

漠北铁勒诸部的分布地约略如下：薛延陀部（姓一利氏），在乌德犍山（今蒙古国杭爱山 脉）东段南侧；回纥部（先曰袁纥，亦曰乌护、乌纥，隋曰韦纥，后称回纥，姓药葛罗氏） ，居薛延陀北、娑陵水（今蒙古国色楞格河）上；都播部（亦曰都波），其地北濒小海（今 蒙古国库苏古尔泊）；骨利干部，居瀚海（今俄国贝加尔湖）北；多滥葛部（亦曰多览哥、 多腊葛），在薛延陀东（北），濒同罗水（今土拉河）；同罗部，在薛延陀（东）北、多滥 葛之东（今土拉河以东、肯特山以西）；仆固部（亦曰仆骨），在多滥葛之东（今鄂嫩河流 域），地最北；拔野古部（亦作拔野固、拔曳固），漫散碛北，地千里，直仆固、邻， 即今鄂嫩河与克鲁伦河间地；思结部，在薛延陀故牙（今杭爱山脉东南、鄂尔浑河上游）； 浑部，在诸部之最南（今蒙古乌兰巴托市南方）；斛薛部（斛萨部），居多滥葛北（今鄂尔 浑河下游）；奚结部，在同罗北（今肯特山以北、石勒喀河傍）；阿跌部（一曰诃跌，或作 跌），故地相当今鄂尔浑河之东；契部（亦曰契羽），在多滥葛之南，即今乌兰巴 托 东南；其后，一支徙焉耆西北鹰娑川（今中国新疆开都河河谷）；白部，居鲜卑故地（今 中国呼伦贝尔市、蒙古国东部苏赫巴托省），直京师东北五千里，与同罗、仆固接，避薛延 陀，保奥支水冷陉山。［3］ 卷192《唐纪八太宗贞观元年》 俱罗勃部（或作掘罗 勿），故地相当今石勒喀河之北。

二、 漠北铁勒诸部羁縻

都督府、州的建置

东突厥汗国于贞观四年（630）灭亡后，唐朝扶持薛延陀部建立对漠北的统治。薛延 陀汗国成为唐朝管理北疆漠北地域的藩属实体。贞观二十年（646），薛延陀汗国解体，漠 北铁勒诸部向唐廷提出“乞置官司”的请求，遂在漠北正式创建羁縻都督府和羁縻州。

1. 唐武德元年至贞观二十年初漠北铁勒诸部

入唐以后，漠北铁勒诸部依旧被东突厥汗国役使。东突厥的始毕、处罗、颉利可汗频繁征调 漠北铁勒诸部兵马，南扰中原地区。贞观二年（628），颉利可汗的无厌征赋引起铁勒诸部 的不满而武力反抗，接连击败前来镇压的突厥军队，致使突利可汗、欲谷设、拓设连吃败仗 。即所谓“颉利政乱，薛延陀与回纥、拔野古等相率叛之”。［3］ 卷192《唐纪八 太宗贞观元年》贞观四年（630）初，唐朝军队平定东突厥汗国。从此，漠北铁勒 诸部摆脱 了东突厥的统治。

还在贞观二年，漠北铁勒诸部奋起反抗东突厥统治之际，唐朝在漠北册封一个薛延陀汗国， 管理漠北铁勒诸部牧民。即“突厥北边诸姓多叛颉利可汗，归薛延陀，共推其俟斤夷男为可 汗。夷男不敢当。上方图颉利，遣击将军乔师望间道赍册书拜夷男为真珠毗伽可汗，赐以 鼓。夷男大喜，遣使入贡。建牙于大漠之［北］郁督军山下，东至，西至西突厥，南 接沙碛，北至俱伦水；回纥、拔野古、阿跌、同罗、仆骨、诸部皆属焉。”［3］ 卷 192《唐纪八太宗贞观二年》 东突厥汗国于贞观四年解体后，薛延陀汗国就成为唐朝管 理北疆漠北地域的惟一藩属国2。铁勒诸部牧民进入一个相对安定的时期。

但是，也有少数铁勒部落度漠内迁。贞观四年（630）三月，思结部四万余人在其酋长率领 下度漠归降。［3］ 卷192《唐纪九太宗贞观四年》 贞观六年(632)十一 月，“契 酋长何力帅部落六千余家诣沙州降，诏处之于甘、凉之间，以何力为左领军将军。”而以 契何力之弟沙门为贺兰州都督府都督，率部落游牧於甘州、凉州。［3］ 卷194《唐 纪十太宗贞观六年》、卷196《唐纪十二》、卷197《唐纪十三》贞观十年（636）春正 月 ，原东突厥拓设——阿史那社尔率众万余家归降，唐太宗委任社尔为左骁卫大将军，“敕处 其部落於灵州之北，留社尔於长安，尚皇妹南阳长公主，典屯兵於苑内。”因阿史那社尔曾 经“建牙於碛北，与欲谷设分统敕勒诸部，居官十年，未尝有所赋敛”。［3］ 卷194 《唐纪十太宗贞观十年》 依此判断：迁居灵州北境的拓设部众应包括一定数量 的铁勒人口。

贞观十五年后，薛延陀贵族频繁攻击漠南地域的突厥诸部，引起北疆的激烈武装冲突和局 势动荡。［3］ 卷196《唐纪十二太宗贞观十五年》唐朝在漠南地区击败薛延陀 武装，并组织指向漠北的 进攻。［3］ 卷198《唐纪十四太宗贞观十九年》 贞观二十年春正月，夏州都督府 都 督乔师望、右领军大将军执失思力等大破薛延陀骑兵。后者“部内骚然矣”，部族间矛盾日 益激化。［3］ 卷198《唐纪十四太宗贞观二十年》所谓“薛延陀多弥可汗 ，性褊急 ，猜忌无恩，废弃父时贵臣，专用己所亲昵，国人不附，多弥多所诛杀，人不自安。”同年 六月，唐朝政府军在李道宗、阿史那社尔、执失思力、契何力等将军指挥下自南向北分道 并进，回纥、仆固、同罗诸部自北而南共攻之，击杀多弥可汗。此役也，政府军追击薛延陀 余寇，“前后斩五千余级，虏男女三万余人”。诸将“各遣使招谕敕勒诸部，其酋长皆喜， 顿首请入朝。……回纥、拔野古、同罗、仆骨、多滥葛、思结、阿跌、契、跌结（按当作 ‘奚结’）、浑、斛薛等十一部各遣使入贡，称‘……奴等各有分地，不从薛延陀去，归命 天子，愿赐哀怜，乞置官司，养育奴等’。”［3］ 卷198《唐纪十四太宗贞观二十 年》 唐太宗于是年八、九月亲赴灵州城（今宁夏吴忠市西侧），接见铁勒诸部代表。 ［3］ 卷198《唐纪十四太宗贞观二十年》 由此，掀开了漠北铁勒诸部历史的新纪元 。

2. 唐贞观二十一年（647）铁勒诸部羁縻府州的创建及增置

唐朝中央政府满足漠北铁勒诸部的强烈请求，于贞观二十一年（647）正月正式创建漠北地 域的都督府和州两级行政单位。贞观二十年十二月，漠北铁勒十二部酋长亲赴京师长安城， 朝觐皇帝。唐太宗“赐宴於芳兰殿”，盛情款待各部首领。并命令职能机构对他们在京期间 的生活给予周全的安排，即“命有司厚加给待”《资治通鉴》卷198《唐纪十四》太宗贞观二十年（646）。史 载来到京 师长安城朝觐皇帝的铁勒十二部首领是：回纥俟利发吐迷度、仆骨俟利发歌滥拔延、多滥葛 俟斤末、拔野古俟利发屈利失、同罗俟利发时健啜、思结酋长乌碎，以及浑、斛薛、奚结、 阿跌、契、白诸酋长。。

经过近1月的酝酿、斟酌、查考、定名和协调，唐廷于次年正月作出决定，创建漠北铁勒诸 部所在地域的行政管理实体。即6个都督府级政区、7个州级政区，共计13个行政单位。 依据太宗皇帝的诏令，以回纥部置瀚海都督府、仆骨部置金微都督府、多滥葛部地置燕然都 督府、拔野古部置幽陵都督府、同罗部置龟林都督府、思结部置卢山都督府；以浑部置皋兰 州、斛薛部置高阙州（永徽元年更置稽落州，三年废之) 、奚结部置鸡鹿州、阿跌部置鸡田州、契部置榆溪州、思结别部（阿布思部）置林州、 白部置颜州。诏书同时宣布，“各以其酋长为都督、刺史，各赐金银缯帛及锦袍”。漠 北行政区划方案公布伊始，铁勒诸部首领非常高兴，欢呼鹊跃，歌舞於长安街衢。正如史载 “敕勒大喜，捧戴（冠袍）欢呼拜舞，宛转尘中。”为庆贺北疆漠北地域府州两级行政建制 的成立，唐太宗特在天成殿大摆宴席，招待铁勒诸部首领，设十部乐而同庆。并批准诸部酋 长提出的三项建议，其一是“请予回纥以南、突厥以北开一道，谓之参天可汗道，置六十八 驿，各有马及酒肉，以供过使”。其二是“岁贡貂皮以充租赋”。其三是“仍请能属文（之 ）人，使为表疏”。随后，逐一得到落实。［4］ 卷199下《北狄列传铁勒》、 卷195《回纥列传》从此，“於是北荒悉平”， “岂如今日绥之以德，使穷发之地尽为编户乎”，漠北铁勒诸部生活地带成为唐朝直辖领土 。［3］ 卷198《唐纪十四太宗贞观二十二年》

此后几年间，漠北地域的羁縻府州续有增设。贞观二十一年（647）八月，骨利干部遣使归 降。唐朝“以骨利干［部］为玄阙州，拜其俟斤为刺史”。骨利干部游牧于瀚海（今贝加 尔湖 ）之北，史称：“骨利干於铁勒诸部为最远，昼长夜短，日没后，天色正曛，煮羊脾适热， 日已复出矣。”［3］ 卷198《唐纪十四太宗贞观二十一年》 十月，奴剌 部啜匐俟 友帅其所部万余人内附。贞观二十二年二月，唐廷在结骨部地区建置坚昆都督府，委任结骨 部俟利发失钵屈阿栈为右屯卫大将军、坚昆都督。以坚昆府隶于燕然都护府。史称：“结骨 自古未通中国，闻铁勒诸部皆服，二月，其俟利发失钵屈阿栈入朝。其国人皆长大，赤发绿 睛，有黑发者以为不祥。……失钵屈阿栈请除一官，‘执笏而归，诚百世之幸’。”［ 3］ 卷198《唐纪十四太宗贞观二十二年》 与此同时，唐廷又以阿史德时健俟斤部落置 祁连州，隶于营州都督府。［3］ 卷198《唐纪十四太宗贞观二十一年》 是年三月 ，唐廷又析“分瀚海都督（管内）俱罗勃部（亦作掘罗勿部），置烛龙州”。［3］卷 198《唐纪十四太宗贞观二十一年》贞观二十二年（648）六月，唐廷“以白［别］部 为居延州”。［3］ 卷199《唐纪十五太宗贞观二十二年》贞观二十三年正月，以 拔悉密部落置新黎州，任其吐屯肥罗察为刺史。［3］ 卷199《唐纪十五太宗贞观二 十三年》 唐高宗永徽元年（650）九月，安置车鼻可汗余众（葛罗禄）於郁督军山，置 狼山都督府，以统之。［3］ 卷199《唐纪十五高宗永徽元年》先前逃逸的薛延陀 首领率 残部归降 ，唐廷置溪弹州，以安恤之。经过5年多的流窜之后，另一薛延陀残部於永徽三年（652） 六月归降，唐廷“发薛延陀余众渡河，置祁连州以处之”。［4］ 卷199下《北狄列传 铁勒》。

迄永徽三年（652）六月，除薛延陀部的祁连州南迁渡河，隶于灵州都督府；阿史德时健部 的祁连州隶于营州都督府之外；薛延陀部的溪弹州、骨利干部的玄阙州（龙朔中更名余吾州 ）、结骨部的坚昆都督府、俱罗勃部的烛龙州、白别部的居延州、拔悉密部的新黎州、车 鼻可汗余众（实为葛逻禄部）的狼山都督府，共有2都督府、5州，均分布在漠北地域。通 前总计，在漠北建置8个都督府、12个州。

此外，贞观六年（632）十一月建置在河西凉州的契部落的贺兰都督府，尚未计入在内 。

3. 燕然都护府的成立及职能

贞观二十一年（647）四月，唐廷在漠南的“古单于台”（今内蒙古乌拉特中旗南部狼山山 区）建立燕然都护府，诏命扬州都督府司马李素立，担任燕然都护府都护。燕然都护府的职 掌是“统瀚海等六都督府、皋兰等七州”。史载：李素立出任燕然府都护，对铁勒诸部“抚 以恩信，夷落怀之，共率马牛为献；素立唯受其酒一杯，余悉还之”。因此深受敬重。 ［3］ 卷198《唐纪十四太宗贞观二十一年》

随着漠北地域羁縻府州的增置，其统管的府州数量也在增加。迄永徽三年（652）六月， 燕 然都护府下统府州之数增加2都督府、5州，加上其他13个府州，共计8都督府、12州 。

三、 唐前期漠北铁勒诸部

及其府州的移徙

永徽四年以后，铁勒族若干部落随形势的变化而分别度漠南迁，其羁縻行政机构也随 之移徙，甚至自行废止。迄天宝十四年，南迁的铁勒部落主要分布在河东、关内和陇右三道 之境，羁縻府州也主要移入上述三区。

1. 永徽四年至垂拱元年（653—685）的铁勒诸部羁縻府州

永徽四年后的30余年间，碛北地域虽曾出现过短时的动乱，但政治形势基本稳定。［ 3］ 卷200《唐纪十六龙朔元年》 开耀元年（681）七月，……薛延陀各部牧 人相继来 降。唐廷整合薛延陀诸部，建置达浑都督府及管内五州（姑衍州、步讫诺州、溪弹州、鹘州 、低粟州，祁连州可能在是时撤销），安置在“河曲”夏州都督府夏州宁朔县地界。［ 5］ 卷43下《地理志七下》

在此还需指出，《旧唐书地理志》称：贞观“二十年，铁勒归附，於（灵）州界置皋兰州 、高丽、祁连三州，并属灵州都督府。永徽元年，废皋兰等三州。”无论3州的建置之地、 时间和废年，都非史实，不可采信。在薛延陀一支残部建置祁连州，如前所述是在永徽三年 。皋兰州是贞观二十一年建立于漠北浑部居地。至于“高丽州”，未见其他史籍记载，应属 何部不明？当属误载。［4］ 卷38《地理志一灵州大都督府》

及至武则天垂拱元年（685）六月，受突厥叛乱势力的迫胁与煽诱，同罗（龟林都督府）、 仆固（金微都督府）等部落亦叛。唐廷遣左豹韬卫将军刘敬同征发河西骑士，“特敕左补阙 乔知之摄侍御史，护其军事”，出居延海（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境）以讨之。击溃同罗、仆固 等部叛众后，因碛北形势不稳，遂“敕侨置安北都护府於同城，以纳降者。”［6］ 卷 21 4《陈子昂：燕然军人画像铭并序》 此后，漠北铁勒诸部牧民追随安北都护府，接踵南迁 ， 进 入居延海绿洲及河西走廊甘、凉二州之境。史载：“以同城权置安北府。此地逼碛南口，是 制匈奴要冲，国家守边，实得上策。臣在府日，窃见碛北归降铁勒（原文误作突厥）已有五 千余帐，后之来者，道路相望。又甘州先有降户四千余帐，奉敕亦令同城安置。”［6 ］卷211《陈子昂：上西蕃边州安危事三条》 是年，铁勒九姓的一些部落取道居延海附近南 迁河 西，于此可见一斑矣。其时，究竟有哪些部落追随安北府南迁了呢？据《旧唐书地理志》 《新唐书地理志》载：浑部（皋兰都督府，初作皋兰州）、思结部（卢山都督府）、契 部（贺兰州都督府）、回纥部（瀚海都督府）、思结别部（亦称阿布思部，林州）以及 部落名称失传的金水州，追随安北府度碛南移至河西地区。［4］ 卷199《铁勒传》， 卷195《回纥传》 正如《资治通鉴》称：“初，突厥默啜之强也，迫夺铁勒之地，故回 纥、契、思结、浑四部度碛，徙居甘、凉之间，以避之。”［3］ 卷213《唐纪二十 九玄宗开元十五年》

2. 垂拱二年至开元四年间（686—716）部分铁勒羁縻府州的南迁

开元元年（713），控制漠北地域的突厥叛乱集团内部矛盾激化。此时，铁勒若干部落南迁 至灵州之境。包括多滥葛部的燕然州（即燕然都督府的降级与更名）、奚结部的鸡鹿州、阿 跌部的鸡田州、俱罗勃部的烛龙州，侨居灵州的回乐、温池二县地界。以及一些浑部牧民组 成的东皋兰州（侨治鸣沙县）、佚名部落的燕山州（侨治温池县）。《旧唐书地理志》称 ：“开元初年（原文误作‘废’），复置东皋兰、燕然、燕山、鸡田、鸡鹿、烛龙等六州， 并寄灵州界，属灵州都督府。”［5］ 卷43下《地理志七下》 开元三年（715）正 月，西突厥 十姓降者前后达万余帐。同时，突厥首领默啜之子婿——原高丽莫离支高文简为首的高丽余 众、铁勒跌部（即阿跌部）都督跌思泰亦率部众自突厥来降（案：贞观二十一年在阿跌 部置鸡田州，已移至灵州地界。此当是另一支阿跌部落，何时置为都督府，史书失载），“ 制皆以河南地处之”。河南地，即“河曲”之地，相当今内蒙古鄂尔多斯高原和后套平原。 ［3］ 卷211《唐纪二十七玄宗开元三年》 同年秋天，思结部（此乃思结 别部，即 阿布思部）也在首领——囗囗都督府都督磨散带领下，南迁降附（按：思结别部于贞观二十 一年置林州，是时早已移至甘凉之地，此当是另一支思结部落），唐廷“悉除官遣还” ［3］ 卷211《唐纪二十七玄宗开元三年》，游牧在中受降城之傍。

开元四年（716）六月，铁勒九姓的拔野固部袭斩突厥可汗默啜，来献。是“时，默啜北击 拔野固，大破之於独乐水，恃胜轻归，不复设备，遇拔野固迸卒颉质略，自柳林突出，斩之 。时大武军子将郝灵荃奉使在突厥，颉质略以其首归之，与偕诣阙，悬其首于广街。”此后 ，“拔野固（幽陵都督府）、回纥、同罗（龟林都督府）、（颜州）、仆固（金微都督 府）五部皆来降，置於大武军北”。除回纥只是其部分人口之外，其他四个部落随即居於今 山西北部，即“散居太原以北”［3］ 卷211《唐纪二十七玄宗开元四年、五年》。 然而同年九月，先年安置在“河曲”的跌思泰、阿悉烂等部降户复叛，欲 归突厥叛 首——毗伽可汗，先后摆脱并州都督府长史王、郭知运等将的拦截，叛归漠北。［3 ］ 卷211《唐纪二十七玄宗开元四年》

3. 开元五年至天宝四载（717—745）间部分铁勒羁縻府州的移徙

开元六年（718）二月，唐廷“移蔚州横野军於山北，屯兵三万，为九姓之援。以拔野固都 督颉质略、同罗都督毗伽末啜、都督比言、回纥都督夷健颉利发、仆固都督曳勒 歌等各出骑兵，为前后左右军讨击使，皆受天兵军（大使）节度。有所讨捕，量宜追集；无事务归部落营生，仍常加存抚。”［3］ 卷211《唐纪二十七玄宗开元六年》不难看出，五 个铁勒部落首领均被委任为都督府都督。其后，仆固部在都督勺磨率领下西迁“河曲”北部 ，其他铁勒部落也有进入河曲者，“及跌部落散居中受降城侧”，从事畜牧业。其后迁居 夏州朔方县界，出现了仆固州都督府（仆固部）、宁朔州都督府（部落不详）、安化州都督 府（部落不详）。［5］ 卷43下《地理志七下》 而拔野固、同罗、、回纥诸部仍 留居“在 大同（军）、横野军之侧”［4］ 卷93《列传第四十三王》。 阿布思部（思结 别部）也于开元三年秋天度漠南迁，游牧在中受降城侧近。［7］

开元十五年（727）九月，河西凉州都督府的铁勒四部出现动乱。移居甘、凉诸州的 铁勒部落——回纥、契、思结、浑四部，早在武则天垂拱二年（686）就因突厥默啜“迫 夺铁勒之地”，离开漠北而南迁河西走廊。至此时，河西节度使王君诬陷“四部难制， 潜有叛意”，于是，瀚海府大都督回纥承宗流放氵襄州、 皋兰州刺史浑大德流放吉州、贺兰府都 督契承明流放藤州、卢山府都督思结归国流放琼州。唐廷任命回纥部另一酋长——回纥伏 帝难为瀚海府大都督。［3］ 卷213《唐纪二十九玄宗开元十五年》 回纥 承宗被流 放后，其族子——瀚海府司马回纥护输纠合党众，为承宗报仇，在甘州城南的笔驿埋伏， 袭杀河西节度使王君。［3］ 卷213《唐纪二十九玄宗开元十五年》

此后，回纥部徙返漠北地域游牧，与唐朝中央政府依旧保持政治隶属关系。开元 二十九年七月，突厥叛乱首领——登利可汗去世后，其内部争权斗讧。唐玄宗“上以突厥内乱， 癸酉，命左羽林将军孙老奴招谕回纥、葛逻禄、拔悉密等部落”。［3］ 卷214《唐纪 三十玄宗开元二十九年》至天宝元年（742）八月，回纥等三部联兵，“共攻（突厥） 骨咄叶护，杀之。共推拔悉密酋长为颉跌伊施可汗，回纥、葛罗禄自为左、右叶护。突厥余 众共立判阙特勒之子为乌苏米施可汗，以其子葛腊哆为西杀。……朔方节度使王忠嗣盛兵碛 口以威之，乌苏惧，请降，而迁延不至。忠嗣知其诈，乃遣使说拔悉密、回纥、葛逻禄使攻 之，乌苏遁去。忠嗣因出兵击之，取其右厢以归。”此时，铁勒九姓的同罗部在首领阿布思 率领下，度碛南迁归唐。（笔者按：这支同罗部落与开元四年迁至大武军侧近的同罗有别） 对于阿布思的归降，“上厚礼之，赐姓名‘李献忠’，累迁至朔方节度副使，赐爵‘奉信王 ’”。［3］ 卷216《唐纪三十二玄宗天宝十一载》 同年，相次降唐的还 有突厥西 杀葛腊哆等突厥贵族，及其部众千余帐。回纥叶护骨力裴罗遣使入贡，唐廷赠爵奉义王。 ［3］ 卷215《唐纪三十二玄宗天宝元载》

天宝三年（744）秋八月，拔悉密攻斩突厥之乌苏可汗，传首京师。“於是突厥大乱， 敕朔方节度使王忠嗣出兵乘之。至萨内河山，破其左厢阿波达干等十一部，右厢未下。” 值此突厥势力衰微之际，铁勒回纥部在唐廷支持下始在漠北地域确立其统治地位。史称：“ 会回纥、葛逻禄共攻拔悉密颉跌伊施可汗，杀之。回纥骨力裴罗自立为骨咄禄毗伽阙可汗， 遣使言状；上册拜裴罗为怀仁可汗。於是，怀仁南据突厥故地，立牙帐於乌德犍山，旧统药 逻葛氏等九姓，其后又并拔悉密、葛逻禄，凡十一部，各置都督。每战，则以二客部为先。 ”于是，在唐朝的支持下，藩属——回纥汗国成为统治漠北地域的政治实体。［3］ 卷 216《唐纪三十二玄宗天宝三载》 直到公元9世纪中叶，回纥汗国解体。

天宝四年（745）正月，回纥怀仁可汗最终歼灭突厥残余势力，“击突厥白眉可汗，杀之， 传首 京师。突厥毗伽可敦帅众来降。於是，北边晏然，烽燧无警矣”。“回纥斥地愈广，东际 室 韦，西抵金山，南跨大漠，尽有突厥故地。怀仁卒，子磨延啜立，号葛勒可汗。”［3 ］ 卷216《唐纪三十二玄宗天宝四载》

4. 天宝五年迄安史之乱间（746—756）铁勒羁縻府州的流徙与废罢

天宝五年之后，迁居漠南的铁勒诸部仍保持羁縻府州建制。此期，铁勒的同罗部分为 两支，即阿布思系同罗、河东北部同罗。八载（749）五月，同罗部由酋长阿布思（李献忠 ）统领参加攻取吐蕃石堡城的战役。［3］ 卷216《唐纪三十二玄宗天宝八载》阿 布思（李献忠）于天宝元年归降后，官至朔方节度副使， 史称“献忠有才略，不为安禄山 下，禄山恨之。”天宝十一年（752）三月，安禄山“至是，奏请（李）献忠帅同罗数万骑 ，与（之）俱击契丹。献忠恐为禄山所害，白留后张，请奏留不行，不许。献忠乃帅 所 部（同罗）大掠仓库，叛归漠北。禄山遂顿兵不进。”［3］ 卷216《唐纪三十二玄 宗天宝十一载》阿布思系同罗从此复迁回漠北。至十二载（753）夏五月，阿布思被回纥 攻 破，失众，“安禄山诱其部落而降之，由是禄山精兵，天下莫及”。阿布思本人则于同年九 月被北庭节度使程千里擒获。十三载（754）三月，阿布思被押送至京师，“献於阙下”， 斩之。［7］ 而河东北境的同罗部（亦包括该地铁勒九姓的其他部落），自天宝十载 （751） 二月安禄山兼任河东节度使后，被其控制。史称：安“禄山养同罗、奚、契丹降者八千余人 ，谓之‘曳落河’，‘曳落河’者，胡言壮士也。及家僮百余人，皆骁勇善战，一可当百。 ”［3］ 卷216《唐纪三十二玄宗天宝十载》 因此，这两支同罗人后参加 安史之乱，成为叛军的重要力量。

其他的铁勒部落则忠于唐室，为唐朝政治和军事的巩固、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例如 ：迁居河西的浑部始终效忠唐廷。天宝十三载（754）三月，皋兰都督府都督（开元十五年 前为皋兰州）浑惟明，因军功加授云麾将军（武散官，从二品上）。［3］ 卷217《唐 纪三十三玄宗天宝十三载》十四载（755）十一月，安禄山发动叛乱，浑释之 时任朔方 军右武锋使，追随节度使郭子仪东征，攻拔静边军城、马邑城，开东陉关。而仆固部出身的 仆固怀恩时任左武锋使，也参与东征。史称：仆固“怀恩，哥滥拔延之曾孙也，世为金微都 督。释之，浑部酋长，世为皋兰都督。”浑释之之子——中郎将浑在“九门城之战”中射 杀叛将李立节。［3］ 卷216《唐纪三十三玄宗天宝十载》仆固怀恩是唐 肃宗、代宗时期的著名军事将领。

5. 安北都护府的移徙及管理职能的变化

作为唐朝北疆漠北地域的高级军政管理机关，安北都护府在其存在期间曾经三更其名、八 迁其治。安北都护府起初称“燕然都护府”，创建于贞观二十一年（647）四月，以统管碛 北地区的六府七州。其治所在“故单于台”（今乌拉特中旗驻地西南、狼山北麓），即《元 和郡县图志》所载：张仁愿于景龙二年所筑西受降城东北40里处。［4］ 卷195《回纥 传》

唐高宗龙朔三年（663）二月，燕然都护府自碛南“故单于台”迁往碛北的回纥部居 地，即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哈尔和林西北、鄂尔浑河西侧。因在回纥部建立的政权机关称作“ 瀚海都督府”，燕然都护府作为上级政府既已迁来此地，依照以驻地的名称作为自身专名的 原则遂改称：“瀚海都护府”。此乃北疆漠北最高军政机关的第一次更名。［8］卷73 《安北都护府》瀚海都护府仍旧管辖碛北的铁勒九姓及其他部族之地。［4］卷194《 突厥传上》 总章二年（669）八月，瀚海都护府再度更名为：“安北都护府”。此乃第二次更改其名称 ，安北之名遂于此年起用。安北府仍旧以回纥部的瀚海都督府为治所。［4］卷5《 高宗本纪》，卷194《突厥传上》

武则天垂拱元年（685），安北都护府自碛北回纥部向南迁至同城镇。同城故址，位 于今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驻地西南500余里、额济纳河古河道傍。当时，铁勒九姓的回纥 、思结、契、浑诸部追随安北府南迁，进入碛南的甘、凉二州地界。安北府其时主要管理 迁入河西一带的铁勒诸部，并与留在碛北的其他蕃部保持联系。武则天长寿二年（693）， 安北都护府撤离同城镇，再度向南迁至“甘州删丹县西南九十里西安城”。［9］卷4《 天德军》西安城，故址在今山丹县西南。

唐中宗景龙二年（708），安北府由西安城向东北迁入新竣工的西受降城（今内蒙古 乌拉特中旗南境的奋斗古城）。［9］ 卷4《天德军》唐玄宗开元十年（722），安 北都护府 再度由西受降城移至中受降城（今包头市南、黄河北岸的敖陶窑古城）。［9］ 卷4《 天德军》唐玄宗天宝八年（749）、十四年（755），安北都护府先后移驻横塞军城、天 德军城。 据《元和郡县图志》载：天宝八载，朔方节度使张齐丘在木剌山可敦城创立横塞军（故城在 今内蒙古乌拉特中旗温根镇南），遂迁安北都护府治此。横塞军使郭子仪兼任安北府副都护 ，处理府中常务；都护一职仍由朔方节度使担任。时过五年（天宝十四载），安北府随着横 塞军移至大同川西岸新建的军城——天德军城（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北部乌梁素海东缘土城 子古城）。［5］ 卷37《地理志一》 唐肃宗至德二载（757），安北府改称：“镇北 都护府”。此乃其第三次改名。［5］ 卷37《地理志一》，卷40《地理志四》

唐乾元中（758—760），镇北都护府又随天德军使迁回西受降城，其所属军马则“权 置永清栅（今乌梁素海东南岸）”。是时，镇北府已有名无实，“都护”仅具虚衔而已。 ［9］ 卷4《天德军》 安史之乱后，节度使司体制已推广至全国各地，原有的都督、都 护府建制则失去其主导地位。镇北都护府也不例外。迄唐德宗兴元元年（784），镇北都护 府就最终被撤销。

综上可知，永徽四年迄天宝十四年间，漠北铁勒诸部羁縻府州随部落各自南迁，分布 在陇右、关内和河东三道北部。回纥（瀚海都督府）、契（贺兰都督府）、思结（卢山都 督府）、浑部（皋兰都督府，初为皋兰州）四部徙居陇右道的甘、凉之间；薛延陀（达浑都 督府）、跌（阿跌部，跌都督府，初为鸡田州）、思结别部（阿布思部，囗囗都督府， 初为林州）、仆固（金微都督府）、同罗（阿布思系）五部亦曾移至关内道北部；拔野固 部（幽陵都督府）、回纥别部（回纥都督府）、同罗部（龟林都督府）、部（都督府） 、仆固部（金微都督府，后移往关内道）四部则迁入河东道北境（仆固部除外）。安 北都护府曾三更其名，梗概如下：燕然都护府（647—662）——瀚海都护府（663—669）— —安北都护府（669—757）——镇北都护府（758—784）。以“安北都护府”之名沿用达88 年，故常以“安北府”称道。其治所8次迁徙，次序如下：故单于台、回纥部（瀚海都督府 驻地）、同城镇、西安城、西受降城、中受降城、横塞军城、天德军城、西受降城。［ 10］ 安北都护府的职权在第四次迁治前处于全盛期，安史之乱后则为衰亡期，至兴元元 年终止。四、 结语

漠北铁勒诸部所在地是唐朝建置羁縻府州的主要地区，成为唐朝北部疆域的组成部分。贞观 二十年六月，铁勒九姓十二部归降唐朝。同年十二月，诸部酋长亲赴唐都长安城朝谒太宗皇 帝，再次“乞置官司”。贞观二十一年正月，唐廷正式创建漠北地域的都督府和州两级行政 单位，凡6个都督府级政区、7个州级政区，共计13个行政单位。迄永徽三年（652）六 月，次第增置2个都督府、5个州。通前共有8都督府、12州，均分布在漠北地域。永徽 四年后，漠北铁勒诸部羁縻府州随部落各自南迁，曾经分布在陇右、关内和河东三道之域。 安北都护府作为唐朝管理北疆铁勒诸部与其他部族地方的军政机关，在其存在期间曾经三更 其名、八迁其治。安北府的职权在第四次迁徙前处在全盛期。

［ 参 考 文 献 ］

［1］魏征，等.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2］ 林.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新论［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

［3］ 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4］ 刘，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5］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6］ 董诰，等.全唐文.北京：中华书局，1983.

［7］ 王义康.阿布思考略［J］.陕西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报，2001（3）：35—39.

［8］ 王溥.唐会要［M］.北京：中华书局，1955.

贞观政要篇9

【关键词】现代文;阅读;中学教育

高考阅读从形式上看分作现代文阅读和文言文阅读,应该说两者是有很大差异的,高考的考查点也各有侧莺,但是两者从阅读规律上来看还是有很多相通之处的。现代文是学生比较熟悉的知识载体,学生有着比较丰富的阅读实践,因而比较容易接受。而文言文离学生的生活比较远,尤其是古汉语的语言障碍,使文言文阅读成为复习备考中的难点则首先需要突破古汉语的语言障碍,而古汉语对中学生来说相当于第二『J外语,阅读理解困难较大。如果能够从二者的比较人手引导,使学生掌握正确的阅读古文的方法,应该是不错的设想。本文将从这个角度进行初步探讨,并尝试把这吩规律用于指导古文的阅读理解。文言文试题的一般形式是五道客观选择题和两道语句翻译的主观表达题。选择题的前三道题是对字、词、句的理解,后两道题则是对主要内容和中心思想的把握。无论是要准确的理解字、词、旬,还是要把握文章的主要内容和中心思想,首先都要宏观把握文本主要内容,初步理解文本的中心思想。因而阅读文言文的第一步应该是集中精力快速阅读1—2遍,从而获得对文本内容的最初的整体印象。记叙类文体要求筛选出主要人物和主要事件,并弄清时代背景、人物关系和事件的前后关系,尤其是因果关系需要特别提起注意。接着,在整体感知的基础上,先从最后两道选择题切人,因为最后一道选择题是对文意理解的综合考查,而倒数第二题一般是从主人公的思想品质及性格方面提取信息,判断正误,考查筛选信息的能力。

例如:08年西城二模,

尹思贞,京兆长安人。弱冠以明经第,调隆州参军事。属邑豪蒲氏骜肆不法,州檄思贞按之,搪其奸赃万计,卒论死,部人称庆,刻石叹颂。迁明堂令,以善政闻。擢殿中少监。检校湍州刺史。会契丹孙万荣乱,朔方震惊,思贞循抚境内,独无扰。神龙初,擢大理卿。雍人韦月将告武三思大逆,中宗命斩之,思贞以方发生月,固奏不可,乃决杖,流岭南。三思讽所司加法杀之,复固争,御史大夫李承嘉助三思,而以他事劾思贞,不得谒。思贞谓承嘉日:“公为天子执法,乃擅威福,慢宪度。谀附奸臣图不轨,今将敏行,何与承嘉辩?”答日:“石非能占者,而或有言。承嘉恃权而侮吾,义不辱,亦不知言从何而至。”治州有绩。蚕至岁四熟,黜陟使路敬潜至部,叹日:“是非善政致祥乎!”表言之。

睿宗立,召授将作大匠,封天水郡公。仆射窦怀贞护作金仙、玉真观,广调夫匠,思贞数有损节。怀贞让之,答曰:“公,辅臣也,不能宣赞王化,而土木是兴,以媚上害下,又听小人谮以廷辱士,今不可事公矣。”乃拂衣去,阖门待罪。帝知之,特诏令视事。怀贞诛,拜御史大夫,累迁工部尚书。请致仕,许之。思贞前后为刺史十三郡,其政皆以清最闻。(取材于《新唐书》)。

注:发生月:(春天)萌发滋长的月份。

6.下列语句中加点词语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A.州檄思贞按之按:审查.;B.三思讽所司加法杀之讽:讥刺;

C.承嘉恃权而侮吾恃:依仗;D.怀真让之让:责备。

7.下列各组语句中加点的词,意义和用法都相同的一组是

A.搪其奸赃万计;B.公为天子执法,乃擅威福会其怒,不敢献

必以长安君为质,兵乃出;C.不能宣赞王化,而土木是兴;D.其政皆以清最闻哀斯墓之徒有其石也而为之记,不赂者以赂者丧

8.下列语句括号中是补出的文字,补出后语句的意思不符合

文意的一项是

A.部人称庆,(故)刻石叹颂;B.乃决杖,(韦月将)流岭南;C.

劾思贞,(承嘉)为青州刺史;D.帝知之,特诏令(其)视事

9.下列语句编为四组,全都能说明尹思贞坚守正义的一组是

①思贞循抚境内,独无扰;②思贞以方发生月,固奏不可;③

慢宪度,谀附奸臣图不轨,今将除忠良以自恣邪;④是非善政致祥

乎;(科h射窦怀贞护作金仙、玉真观,广调夫匠,思贞数有损节;⑥乃拂衣去,阖门待罪A.①③④;B.②⑤⑥;c②④⑤;D.①③⑥

10.下列的理解和分析,不符合文意的一项是

A.尹思贞为官敢于惩办不法豪强蒲氏。后在非常时期能采取措施安定一方百姓;B,皇帝命令斩杀告发武三思谋逆的韦月将,使韦月将得以不死;c,武三思授意加害韦月将,尹思贞峰持争论,因斥责帮助武三思作恶的李承嘉而遭到报复;D.尹思贞指斥窦怀贞滥用权力、兴土木讨好皇帝,因此被关押等候定罪。

贞观政要篇10

其实，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就有不少具有这种奉献精神的人，香港的王惠贞女士就是其中的一位代表。

在王惠贞女士心目中，香港就是一束馨香四溢的紫荆花，她愿以不懈的奋斗、无私的付出表达自己对香港的热爱，为香港的发展尽自己最大的力量，令紫荆花更加娇艳。

祖国就是一个万紫千红、花团锦簇的大花园，她作为广西自治区政协常委和香港广西联谊总会会长、香港广西社团总会第一常务副会长，愿借助社团力量实践自己的报国之志，为推动广西和香港的交流、合作与共同发展尽献热忱。同时，王惠贞女士视内地少年儿童为祖国的希望之花，她慷慨解囊，热心捐助失学儿童，使他们得以重返校园。

用心血和汗水浇灌社团服务之花

对于王惠贞女士来说，社团工作是她每天日程里最重要的部分，身兼香港广西联谊会会长和香港广西社团总会第一常务副会长的她，一直以来所做出的努力和成绩有目共睹，备受各界人士称道。

2007年7月31日至8月2日期间，香港广西联谊总会一行40余人，由中联办副主任黎桂康任荣誉团长、协调部部长王永乐任荣誉顾问、该会永远荣誉会长谭锦球先生担任名誉团长、会长王惠贞女士任团长，组团访问北京，藉以进一步加深了解国家方针政策，聆听领导人对会务发展的意见。访京团受到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和高规格接待，全国政协副主席李兆焯、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张晓明、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朱维群亲切会见。访问期间，黎桂康副主任对谭锦球先生和王惠贞女士极强的号召力和影响力，以及为促进香港与内地的交流、合作与共同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高度称赞。

香港广西联谊总会成立于1995年10月，现已发展成为拥有数千会员的社团。十二年来，该会历届会长、理事和会员在推动香港顺利回归、维护香港繁荣稳定、支持特区政府依法施政、加强桂港交流与合作方面均不遗余力，作出了积极贡献。与此同时，该会还积极参与各类公益及慈善事业、扶贫救灾、捐助贫苦学生、捐建校舍等等。

王惠贞女士说：“香港广西联谊总会的作用具体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讲：首先，成立这样一个社团之后，香港的各界广西籍人士就有了一个沟通乡情、敦睦乡谊的平台，可以有效地开展各种形式的交流、合作与互助；另一方面，总会也可以通过与内地的交流，帮助会员们寻找商机，为他们到内地投资提供一个便捷、高效的通道。”

王惠贞女士自出任该会会长以来，投入了大量的心血和汗水，全力推展各项会务。在她的带动和会内同仁的共同努力之下，香港广西联谊总会各项会务均不断推进、蒸蒸日上，令人称道。

谈到香港广西社团总会，身兼该会常务副会长的王惠贞女士说，该会是由香港广西联谊总会发起成立的、目前是香港最具影响力的广西社团。该会主要是以香港为基地，凝聚和团结广大乡亲，为香港的繁荣稳定做出贡献，并促进香港与广西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自成立以来，该会已先后开展多项工作，包括联同香港广西联谊总会赞助香港亚洲电视的“港眼看广西”节目。

王惠贞女士介绍，这个节目以港人、港商的视角，介绍广西的投资机遇和发展前景。自播出后，受到广泛好评，使得参与赞助的香港广西联谊总会和香港广西社团感到很大的欣慰，为未来更好地开展工作创造了更好的条件。

用热情与真诚浇灌爱国爱港之花

由香港工商专业协会为纪念香港回归祖国十周年出版的一部力作――《香港精英嘉言》于2007年6月18日正式发行。收入本书的数十篇文章，均由香港各行各业的精英人物、业界翘楚撰写，内容主要是回顾和展望香港特区成立10年以来“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得以落实的情况，以及各精英撰写各自的故事，以反映所属业界、企业、社会文化的发展变化。其中，王惠贞女士精心撰写的《秉承奋发精神，共创和谐新世代》一文便被辑录入册。细读此文，字里行间洋溢着一种诚挚、热烈、发自肺腑的爱国爱港爱友之情。

在这篇文章中，王惠贞女士深有感触地写道：“香港回归祖国前，我们这一代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普遍对祖国的感情比较淡薄，缺乏强烈的家国观念，因此也就说不上爱国。我还记得，回归后不久，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分别就国民身份的认知进行调查，结果发现，当被访者问到：‘你是哪里人？’时，大部分人回答：‘我是香港人’，有些回答：‘香港的中国人’，只有一小部分人答：‘中国的香港人’。但在2006年的调查发现，同样的问题，被访者回答：‘中国的香港人’的比例明显增加。由此可见，大家对祖国的观念不但越来越重视，而且越来越有兴趣探知祖国的一切。”

2007年复活节期间，王惠贞女士以团长的身份，带领四十多名青年人到广西作文化学术交流，大部分的团员都是第一次到广西。他们怀着热切渴望认识祖国的心情，分别拜访了广西民族大学及艺术学院，与当地学生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不论是国内的同学或香港的团友，都感到这次青年交流团对加深双方的认识和了解起了积极的作用，体验了和谐共处的美好时刻。虽然只是短短四天的行程，但桂港两地的年轻人已然成为了好朋友，在深入交流的同时互相交换了电话和电邮，以便日后联络。而且大家分别之际依依不舍，都热切期待着日后有机会再次见面，分享生活的经验。“这让我感受到现在的年轻人渴求认识祖国，怀着血浓于水的真情，对自己是中国人身份的认同感和自豪感，比起十年前已不可同日而语。”王惠贞女士回忆说。

作为一个在香港土生土长，而且曾在英国留学的香港人，王惠贞女士却具有难能可贵的、强烈的国家观念。

早在王惠贞女士的青少年时代，“爱国爱港”的精神就在她身上得到了生动的体现。当年她从英国学成归来，第一份工作就是在中国银行香港分行任职。她还记得面试那天，当问到她为什么要到中国银行工作时，她的回答是：“我之所以想加入中国银行，是因为中国大陆正在建设四个现代化、推行改革开放政策，我觉得中国银行能够为此发挥积极的作用，能够担当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而且我也非常渴望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贡献我的绵薄之力。”如今，王惠贞女士仍为当年能加入中国银行而欣幸不已：“这段工作经历既让我很早就有机会了解祖国内地的一些情况，也为我后来继承家族事业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

近年来，王惠贞女士又应邀加入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成为政协常务委员。她认为“在其位当谋其政”，因此对如何充分发挥政协委员的作用，为和谐广西建设作出自己的贡献一直非常重视。她表示，香港年轻人对内地，尤其对广西了解还不够，她希望能有多一些机会让他们到内地、特别是到广西走走看看，帮助他们多了解内地的发展和广西的变化，这对于维护香港长期稳定将起到积极作用。

王惠贞女士指出，现时广东省等沿海地区经济已发展成熟，本港中小企业不妨多往广西看看。她说，早于七、八年前中央已提倡西部大开发，广西的投资环境已明显改善，铁路、公路等大型交通运输系统纷纷落成启用，实现中、西部内陆省份与广东沿海地区接轨，从而大大缩短了与香港的距离。

用奉献和关爱浇灌祖国希望之花

2006年元旦前夕，王惠贞女士非常意外地收到了一大撂来自内地的信件。信封上注明的寄件地址都是同一个地方：广西田东县布兵学校惠贞女童班。王惠贞女士将信件一一拆开，惊喜地发现原来这是30张贺年卡，更令她惊讶的是，这30张贺年卡全部都是用七彩画笔手工绘制而成的，而且每张贺卡上面都有写给她的一段祝福语：

“王阿姨：您好！我出生在贫困山区的一个少数民族家庭，爸爸妈妈都已经去世了，我跟叔叔一起生活，叔叔家里也非常困难，所以我成了一个失学女童。自从得到您的资助，我又回到学校跟同学们一起学习了，我非常感谢您给了我学习的机会。今后我要努力学习，争取以优异的成绩报答您的恩德。祝王阿姨圣诞、元旦快乐！――黄秋线。”

“王阿姨：您好！我生活在贫困的大石山区，家庭生活非常困难，爸爸妈妈都外出打工去了。我们全家都非常感谢您对我和30名壮族、瑶族失学女童的慷慨援助。在这里，我代表大家衷心地感谢您，我们决不辜负您的期望，一定要学好本领，长大后努力建设好自己的家园。――黄芳泉。”

“王阿姨：这幅八色荷花是我自己画的，我把它献给您，它代表了我的一片心意。希望我的八色荷能帮您实现所有的愿望。您是我最想见的人。祝您身体健康、工作顺利、新年快乐、全家幸福！――黄月桂。”

原来，这是广西田东县布兵学校惠贞女童班的30名壮瑶女童为王惠贞女士精心制作的新年礼物，感谢她为了提高少数民族地区的人口素质和文化素质慷慨捐资，使她们重返校园。一张张自制的贺卡，一声声深情的祝福，充分表达了受助女童们衷心的感激之情。

在2003年1月召开的广西政协会议上，新当选为政协常委的王惠贞女士向自治区政协领导表达了自己捐资助学的愿望。自治区政协副主席俞曙霞得知此事后，很快就会见了王惠贞女士。经自治区政协科教文卫体委员会和民进广西区委会，王惠贞女士将8万元人民币资助给了田东县布兵学校惠贞女童班。这8万元人民币在民进广西区委会和布兵学校的关照下，制定出“惠贞女童班款项使用方案”，逐年分发给30名已经失学和即将失学的壮瑶女童，作为她们学习和生活的各项开支。

自惠贞女童班开办以来，孩子们的学习和生活质量有了很大的提高。在此之前，很多孩子家庭特别贫困，有些大石山区的家庭甚至是吃了上顿愁下顿，孩子上学的学费都凑不齐，只有辍学在家，帮助父母干农活、干家务。得到王惠贞女士的资助后，她们才重新背上了书包，高高兴兴地走进了学堂。壮瑶女童们深知学习的机会来之不易，纷纷表示要用最优异的成绩来回报王阿姨的关心和资助。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王惠贞女士从小就受父亲的影响，乐善好施，勤于助人，特别是乐于资助贫困家庭的孩子读书。她回忆说，“父亲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开始在潮阳老家做善事，比如为家乡筑路修桥、修建老人院、投资办工厂等等。‘我至今还清清楚楚地记得父亲当时跟我说的一番话，他说自己之所以要回家乡办工厂，是因为‘予人鱼不如予人渔’，给家乡父老们多少钱都没有用，但是办个工厂，给他们提供就业的机会，让他们通过自己的双手去改善经济状况、提高生活水平，才是帮助他们最好的一种方式。这种‘予人鱼不如予人渔’的思想对我启发很大、影响很深。”

王惠贞女士相信一种说法：“为善最乐”，正如她在梧州赈灾捐献仪式上的一段讲话：“我不知道是否人心善就能成大事，但我知道人心善可以有朋友，可以助人，也可以被人助。与人为善的人是天下最幸福的人。这个事情是没有上限和下限的，看到自己捐的钱可以帮助有困难的人，可以为国家作点贡献，也是很满足的，心情也愉快了。同饮一江水，同是一家人，梧州与香港一衣带水，我也在此呼吁更多的人更多的企业家都来关心关注我国贫困地区特别是遭受灾害的地区，献出自己的一份爱心，贡献自己一份力量！”

用奉献与务实浇灌成功之花

虽然笔者与王惠贞女士是初次见面，而且整个采访过程时间也不长，但通过与王女士的一席交谈，再加上此前从其它人那里所了解到的关于她的很多事迹，笔者已被她的奉献与务实精神所深深感动。

无论是在企业经营，还是在社团服务方面，王惠贞女士都取得了令人叹服的成就，但她始终保持着一种虚怀若谷、谦逊诚朴的本色。无论在什么场合、什么时间，她都不愿把荣誉和成绩归功于个人，而是不断感谢那些支持她、帮助她的人，说自己只是比较幸运而已。

王惠贞女士深有感触地说道：“我之所以觉得幸运，首先是因为我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有一个伟大的父亲。从小到大，父亲从来没有骂过我一句，无论什么时候，他总是在不断地支持我、鼓励我，尽可能为我创造好的学习和成长环境，包括送我去英国读书，让我得到最好的教育。当我在英国留学回到香港之后，也有很多身边的人帮助我、支持我，因此我的事业可以说一帆风顺，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这些帮助我、支持我的人。到后来，我又非常幸运地认识了现在的先生，共同组建了一个幸福、和睦的家庭，而且先生一直非常支持我的工作，让我可以安心做很多自己想做的事。近年来，我参加社团，投入社会服务，经常会到内地考察和交流，也有很多朋友来帮助我。”

说到这里，王惠贞女士非常开心地笑了，然后接着说道：“有很多时候，我也在想，为什么我就这么幸运，能得这么多人的支持和帮助呢？后来我才总结出来――只要你做的事情是正确的、是对他人和社会有益的，身边的人，包括认识的和不认识的，都会义无反顾地来帮你。就像我们做社团工作，因为出发点是真心帮助他人、回报社会，所以能够得到各界人士的帮助，就有力地印证了这个道理。其实这也正是我眼中的成功之道：既能得到人家的认可，也能得到自己的认同，那才是真正的成功。”

或许正是因为这样的感恩和务实心态，使得王惠贞女士做起社团工作来总是不遗余力、竭诚尽智。近年来，她更是不惜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甚至打理旗下公司的时间来用于社团服务。

“从事社团工作以来，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只要你认为自己该去做的事情，就一定要坚持，一定要尽到自己最大的努力。即使这个过程可能要吃点苦、受点累，有时候甚至会有不小的困难，但只要你尽心尽力去做了，内心就不会留下什么遗憾。而且，在这个付出的过程中，我总是有很多意外的收获，比如获得个人修养和社会交往能力方面的提升，国家观念、民族观念的改变等，我觉得这都是我进步的地方，另外我还把社团服务中学到的很多东西应用于企业经营管理，同样受益匪浅。这让我更加坚信一个道理：国家好，香港就好；香港好，我们才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