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论弓矢十篇

唐太宗论弓矢篇1

关键词：咏弓；奉和咏弓；董思恭；唐太宗；初唐咏物诗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全唐诗・卷六十三》载董思恭诗《咏弓》：“上弦明月半。激箭流星远。落雁带书惊。啼猿映（应）枝转。”并注“一作太宗诗”。

一、《咏弓》诗所载文献考据

历代文献中，有关《咏弓》一诗的作者说法不一。

南宋计有功《唐诗纪事・卷第三》将此诗归为董思恭作，清代奉敕编纂《全唐诗》中，分别将此诗编入唐太宗及董思恭二人卷下，并注“纪事作董思恭诗”、“一作太宗诗”。

而其他文集中，自唐代徐坚《初学记・卷二十二》始，北宋李P《太平御览・卷第三百四十八》、南宋王应麟《玉海・卷第一百五十》、孝宗时人《锦绣万花谷・后集卷三十》，明代顾煜辑《射书・卷四》、曹学纭妒仓历代诗选・卷十四》，清代陈廷敬《御选唐诗・卷二十六》、陈维崧《陈检讨四六・卷一》、华希闵《广事类赋・卷二十一》、吴士玉《骈字类编・卷一百二十二》、徐倬・《全唐诗h・卷一》、张英《渊鉴类函・卷二百二十五》、张玉书《佩文韵府・御定卷四十三》、《佩文韵府・御定卷七十六》皆言此诗为唐太宗所作。

其中，南宋王应麟《玉海・卷第一百五十》明确提出史实，载：

贞观元年阳三月壬申，上谓萧r曰，朕少好弓矢，得良弓十数。近以示弓工，曰木心不直，则脉理皆斜，弓虽劲而发矢不直。太宗咏弓诗，上弦明月半，激箭流星h，落雁带书惊，啼猿映枝转。杨师道和云，霜重麟胶劲，风高月影圆。

胡可先先生1992年于唐代文学研究会议中，发表《唐太宗诗歌考辩》一文，认为“此诗断非董思恭作”。其原文曰：

《咏弓》，题下注：“《纪事》作董思恭诗。”全唐诗卷六三三董思恭诗卷亦录此诗，题下注：“一作太宗诗。”按《初学记》卷二二《弓》第四引此诗为“唐太宗文武皇帝《咏弓》诗”，又《全唐诗》卷三四杨师道有《奉和咏弓》，可证此诗断非董思恭作，《纪事》非是。

另外，清代陈廷敬《御选唐诗・卷二十六》曾对此诗作注：

上弦明月半：诗，如月之恒，笺，月上弦而就盈，疏：月体正半，e而中似弓之张而弦直，谓上弦也；古乐府，绿沉明月弦；庾信，马射赋弓如明月对堋（堋，箭垛）。激箭流星远：北史綦连猛传，祖E奏言，猛与赵彦深前推琅琊王事有意，故出猛为定州刺史，彦深为西兖州刺史；先是谣曰，本欲寻山射虎，激箭傍中赵老；周礼・枉矢注，枉矢者，取名飞星，飞行有光也；吴均诗：马头看落日，箭尾掣流星。落雁带书惊；战国策：更嬴与魏王处京台之下，有鸿雁从东方来，更嬴以虚弓发而下之；庾信射堂诗，惊心一雁落；汉书苏武传，常惠教使者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系帛，书言武等在某泽中；张正见诗，终无一雁带书回。啼猿映枝转：吕氏春秋・荆王，有神白猿，王自射之，则皇鞫嬉，使养由基射之，调弓矫矢，未发，猿硎鞫号；萧铨赋得夜猿啼诗，吟枝似避弓。

此篇文献既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咏弓》诗的文献支撑，也让我们提出两种解释的可能：此诗或为在真实场景下的咏物之作，抑或为仿萧梁宫廷文学创作，其内容主要基于历代典故及作者的主观想象。

二、疑《咏弓》诗非太宗所作

前人大多认为《咏弓》诗乃唐太宗所作，其观点有三：其一，此诗最早载于唐玄宗时官修《初学记》；其二，有太宗与萧r对话为背景；其三，有杨师道和诗佐证。

然而，《初学记》仅载此诗乃“唐太宗文武圣皇帝咏弓诗”，并无其他说明。而《初学记》现存残宋本中缺第二十二卷，最早的应为明代嘉靖十年安国的桂坡馆刻本，由于尚无唐代底本问世，故难以服众。至于其二，太宗与萧r的对话主题为“木心不直，则脉理皆斜，弓虽劲而发矢不直”，与此诗内容并无直接联系。对于其第三个论据，本文认为，此首《咏弓》诗与杨师道《奉和咏弓》并无关联，可将此二首诗进行对比研究：

疑太宗《咏弓》：上弦明月半。激箭流星远。落雁带书惊。啼猿映枝转。

杨师道《奉和咏弓》：霜重麟胶劲。风高月影圆。鸟飞随帝辇。雁落逐鸣弦。

杨师道之诗既为奉和之作，便必然作于太宗皇帝《咏弓》之诗后，且内容需与太宗之诗呼应，或与所处环境、所咏意象相近。然而对两首诗进行具体对比，则可发现其中端倪。

首先，月半与月圆的时间区别：疑为太宗作的咏弓首句便写出“上弦明月半”，除指出弓之形状外，亦点明了作诗时月亮仅现出一半，时间乃是农历初八左右。而杨师道之诗“风高月影圆”，作诗时为农历十五月圆之夜。两首诗时间背景不同，并非同一天所作。

唐太宗论弓矢篇2

关键词：唐太宗 贞观之治 人才

唐太宗李世民（公元598年-649年），是我国唐代杰出政治家。他在位23年，秉承“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人，必难致治”的治国理念，把选人用人作为治国安邦的根本，开创了万世景仰的“贞观之治”，也造就了房玄龄、杜如晦和魏征等一大批千古名臣。他知人善用的高超用人艺术，为后世留下了可供借鉴的宝贵经验。

分析梳理唐太宗的用人之道，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正如他自己所说：“自古帝王多疾胜己者，朕见人之善，若己有之;人之行能，不能兼备，朕常弃其所短，取其所长;人主往往进贤则欲置诸怀，退不肖则欲推诸壑，朕见贤则敬，不肖者则怜之，贤不肖各得其所;人主多恶正直，阴诛显戮，无代无之，朕践祚以来，正直之士比肩于朝，未黜责一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此五者，朕所以成今日之功也”。

一、虚怀若谷，广揽贤俊

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根本的因素。唐太宗在带兵征战的时代，就深知人才的重要性，能够屈节下士，即位以后，更是善于总结历史经验，深刻认识到治国不能凭一己之力，必须虚怀若谷，广集贤才。鉴于隋文帝“事皆自决，不任群臣。天下至广，一日万机，虽复劳神苦形，岂能一一中理？郡臣既知主意，唯取决受成，虽有愆违，莫敢谏争，此所以二世而亡”的惨痛教训，唐太宗悟出，个人即使再有雄才伟略，也不可能是全知万能的圣人，必须“选天下之才，为天下之务，委任责成，各尽其用”。

他曾经对太子少师萧r说：“朕少好弓矢，得良弓十数，自谓无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朕问其故，工曰：‘木心不直，则脉理皆邪，弓虽劲而发矢不直。’朕始寤者辨之未精也。朕以弓矢定四方，识之犹未能尽，况天下之务，其能遍知乎”。为此，他求贤若渴，曾多次颁布求贤诏令，并增加科举考试的科目，扩大应试的范围，不断为人才脱颖而出创造条件，并“择天下贤才，置之百官，使思天下之事”。他除了亲自选择名相、良将外，还要求身居要职的宰相也把主要精力用于选拔人才。他曾经对房玄龄、杜如晦说：“公为仆射，当广求贤人，随才授任，此宰相之职也。”通过以上举措，贞观一朝人才济济，文武兼备，如房玄龄之多谋，杜如晦之善断，李靖之将略，使贞观年间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文治武功取得了显著成就。

二、扬长避短，兼而用之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如果用求全责备的眼光看人，则几无可用之人。唐太宗能正确对待人才德行能力的差异，坚持“用人如器，舍短取长”，知人善用，人尽其才，各得其所，充分展示其智慧和才华。

贞观元年，唐太宗令封德彝举贤，久无所举。他在驳斥封德彝时说：“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古之致治者，岂借才于异代乎？”他主张“智者取其谋，愚者取其力，勇者取其威，怯者取其慎，无智勇怯，兼而用之。故良匠无弃材，明君无弃士，不以一恶忘其善，勿以小暇掩其功”。他善于知人，长孙无忌善于避嫌，处理政务敏捷，但领兵打仗非其所长;高士廉博古通今，处理事务清明通达，遇到危难不变气节，但缺乏正直进谏;岑文本性情敦厚，文章辞藻华丽，但有些脱离实际;杨师道严于律己，本职纯洁，处事公平，但性格怯懦。贞观初年，共掌朝政的房玄龄和杜如晦深得唐太宗信任，他俩长于智谋，史称“房谋杜断”，但不善于理狱和处理杂务琐事，唐太宗充分发挥他们的相才，于贞观三年擢升为尚书省左右仆射，成为辅佐皇帝的左臂右膀。戴胄虽然“有干局，不通经史，无学术”，但他性情耿直、善于秉公办事，唐太宗不让他担任学馆儒林之职，却任命他为大理少卿，他处事干练，敢于犯颜执法，能拯太宗量刑过失，使太宗发出了“法有所失，公能正之，朕何忧也”的赞语。至于李靖和李蘖皆蔽浣，长期让他们手握重兵驻守边关，为巩固唐朝政权立下了特殊功勋。

三、爱才惜才，以情感人

唐太宗不仅善于使用人才，也很爱护人才。他注重以情感人，既关心臣下的疾苦，也从思想上劝戒和感化大臣。对于贤能之士，唐太宗常常给予亲切的关怀和周到的照顾，使贤臣们处处感到皇恩浩荡，激励他们更好地为国家尽职尽责。

太子少师李刚有足疾，太宗赐他步舆，并多次引李刚到内室询问政事。李尥换贾夭。有偏方说须灰有疗效，太宗“乃自剪胡须为其和药”，李薷信蹇扌弧B碇芑继悄虿。一年多也没有治好，一次皇帝驾临翠微宫，命令选一块好地方给马周建一座住宅，多次派名医去探望马周，还派人赏赐膳食，亲自为马周调药。户部尚书戴胄死后，由于无庙可祭，太宗令有司为之造庙，尚书右仆射温彦博死后，太宗令有司给他选正堂。后人称赞说：“戴胄居宅卑湿，太宗为之造庙;温彦博死殡旁室，太宗为之造正寝，二臣之俭，德行天下，太宗文褒赏加于上，天下之士岂有不闻风行起者哉。”

为了从以往的历史中汲取治事之道，唐太宗还注意加强对臣下的教育。贞观初年，唐太宗曾用明珠不可弹雀的道理，晓瑜告诫群臣洁身自好。群臣如果能够全力竭尽忠诚正直，有益于国家，利于百姓，那么官爵立至，若用受贿的手段求取荣华富贵，必将得不偿失。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正是唐太宗对臣下真诚的挚爱，才得以形成人才济济的大好局面，造就了贞观盛世。

四、任人唯贤，从谏如流

任人唯贤和任人唯亲历来是两条泾渭分明的用人路线。古代思想家墨子说：用一贤人，则贤人毕至;用一小人，则小人齐趋。因此，唐太宗十分注重德才兼备的用人导向，并发扬虚心纳谏的开明作风，提倡和鼓励臣子直言进谏，从而集中了集体智慧，做到正确决策，对开创贞观盛世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德才兼备是唐太宗选拔人才的第一原则。才者德之资，德者才之帅，德和才二者之中，德是第一位的，如果德行好，能力略差，不会造成大的祸害;如果错用德行不好的人，能力越强，破坏力越大。他认为“太平之时，必须才行兼备，始可任用”。针对吏部选拔官员，只着重选用那些能说会写的人，而不去了解他们是否具有高尚德行的做法感到忧虑。他认为“王者须为官择人，不可造次即用。用得正人，为善者皆劝;误用恶人，不善者竞进。故知用人弥须慎择。”为此，他强调“今所任用，必以德行学识为本”，随才授任，奖掖贤者，对百官中“有学业优长、兼识政体者”，总是“多进其阶品，累加迁擢焉。”对虽有才华但德行不佳的官员，只能有限度的谨慎使用，在这一方面，唐太宗对许敬宗的态度就是明显的例证。许敬宗出身官宦之家，早在武德年间就是唐太宗的入幕之宾，文采超人，他曾在太宗马前草拟诏书，挥笔而就，令许多人叹为观止，但历经三十年之久，他也未获太宗重用，其原因就是因为许敬宗“才优而行薄故也”。

虚心听取臣下的进谏，让忠贞之士具有成就感，是唐太宗调动臣下积极性的又一道风景线。为达到防微杜渐的目的，唐太宗下决心痛改历代君主“且已为之，业已许之”的陋习，虚心听取臣下的进谏，对不同意见允许反驳和审辩，对有价值的谏言，还旌以重奖。谏议大夫魏徵是一个典型的“逆才”，他经常对唐太宗的缺点和不足犯颜直谏，多次让唐太宗威仪扫地，以至于唐太宗“会须杀此田舍翁”。他于贞观十三年所上《十渐不克终疏》，尖锐地指出唐太宗十个方面的过错和缺点，令唐太宗非常尴尬。可唐太宗一贯将其作为难得的贤士善待之，重用之，甚至于尴尬之后，将《十渐不克终疏》列诸屏风，朝夕瞻视，并作为其当朝执政的座右铭。魏徵先后进谏200多次，皆切中时弊。正因有有善待“逆才”的雅量，唐太宗非但不曾加害于他，反誉之为“明得失”的一面镜子。

五、不拘一格，唯才是举

唐太宗用人，不计较出身和经历，推行任人唯贤、唯才是举的人才政策，不拘一格选拔五湖四海的真才实学之士，呈现出新故同进、汉夷并用、士庶并举的用人胸襟。

贞观年间，唐太宗强调不论亲疏，不避怨仇，不囿派系，更不问出身，只要才能出众，均委以重任。在他的高层管理团队中，萧r是他的姑父，长孙无忌是他的妻兄，房玄龄是隋朝旧臣，马周本为中郎将常何的门客。统观贞观时期的文武大臣，既有早年追随他的秦府幕僚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等，也有他的政敌李建成的旧部魏徵、王等;既有原属各个势力集团的人物岑文本、戴胄、张玄素等，也有农民出身的将领秦叔宝、程知节等;既有出身贵族的萧r、李靖等，也有出身寒微的尉迟敬德、马周、刘洎等。

古来帝王无不重汉轻夷，唐太宗敢于冲破民族偏见的藩篱，推行不贱夷狄的民族政策，对少数民族名将贤才亦倾心任用。突厥族的阿史那社尔“以智勇见闻”，深为太宗器重，贞观十四年，出征高昌，太宗以他为交河道行军总管，“战毕，美其廉”。铁勒族酋长契何力归唐后，太宗授职左领军大将军，贞观九年，平吐谷浑，唐军被围，契何力“驰壮骑，冒围奋击，虏披靡去”。

综上所述，唐太宗以其睿智的眼光，高超的用人艺术，选拔造就了以房玄龄、杜如晦为首的贤哲俊士，他们君臣和睦，上下合力，共同开创了为世人所景仰的“贞观盛世”。

参考文献

[1]吴兢.贞观政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2]刘d.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75.

[3]欧阳修.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75.

唐太宗论弓矢篇3

在古代的野战条件下，战斗双方不论是步兵还是骑兵，都少不了要先用弓弩射出大片大片的箭雨进行远程“火力覆盖”，然后再进行近身肉搏战，弓弩的这一点作用就像现在的火箭炮。欧洲人曾记述过蒙古骑兵的战法，说他们“总是集群冲锋，到弓箭射程之内突然全体急速在很短时间内放光所有的箭，形成短促而强度极大的箭雨，然后收起弓拔出刀，正好转入肉搏厮杀”，这就是亚洲弓箭的典型使用方式，与波斯人击败罗马军团的战术异曲而同工。

如果是步兵作战，在战斗开始前，对阵双方首先要各自组织好战斗队形，两军前锋线之间的距离是多大呢?要保证自己在敌人弓箭的有效杀伤射程之外，也就是所谓的一箭之地，参考双方的弓箭性能，这一距离大约为70步到二三百步不等。宋人张浚在研究不同兵种的布阵搭配时，就曾经说过“弓可射八十步，弩可射二百余步”，这就是有效射程。从秦始皇兵马俑可知，秦军布阵确实如史书所讲“长弩在前，锸戈在后”，将射手放在阵地的前方，就是为了战斗开始时能够在最远距离上向敌人射击。

话本和传奇小说中描述古代作战，往往说接战之前两军“各自射住阵脚”，讲的就是这么个意思，我方向敌人示威性射击，对方根据我方箭矢的射程调整列队距离。按照宋朝军队的作战经验，往往在弓弩手以前布置一排枪矛手，用以在骑兵冲到阵前时保护射手不至于“束手就害”。

一旦战斗开始，首先攻击的一方势必要面临对方射来的大片箭矢，最远距离上必然是曲射，由于无法精确瞄准，为了保证有效的杀伤，就要尽可能加大射出的箭矢的密度。常说的有个词叫“箭雨”，就是讲天上落下的箭矢有如密密麻麻的雨点，电影《英雄》中的秦国“箭阵”镜头，可以让我们对此有一个视觉上的了解。北宋年间，有一次契丹骑兵侵犯宋朝一个小城，未克而退，战后宋军打扫战场，护城河岸边和城头密密积满辽军射来的箭支，如白雪覆盖。

《三国演义》中的经典故事“草船借箭”也是利用了曹军射出的高密集“箭雨”，如果曹操的箭很稀疏，诸葛亮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在一晚上集齐1075支箭的。西方也讲究高密度的箭矢覆盖，甚至有人在埋怨天气时将暴雨比作英国人的箭，跟中国反过来了，我们将箭比作雨，他们将雨比作箭，可见射击密度之高。但是虽然有箭雨覆盖，如果攻击的一方战斗意志很坚决，并做好了充分的防护准备，尤其是尽全力高速冲锋，还是有可能冲到近前转入肉搏战的。但是这一条冲锋的道路上，往往已经铺满了尸体。《投名状》中姜午阳带兵冲锋，虽然面对的是火枪和火炮，其道理和悲壮程度是同样的。面对进攻一方勇敢的全速冲锋，防御一方能做的就是尽力提高射速，在敌人冲到之前把手里的箭尽可能多地射出去。但弓弩的射速是有限的，古人讲“临阵三发”，就是说一旦战斗开始，最多射出三箭，此后就要准备近身肉搏了。而弩更少，唐代《通典》说“弩张迟，不过一、二发”。假设200步的距离，以300米计算，重骑兵用40秒也就冲过了，优秀的轻骑兵可以在20秒内冲到面前(现在优秀的乘骑马1000米速度记录大都在一分钟左右)，以英国长弓职业弓箭手10～12发／分的极限射速，也不过3～4发，而单兵弩的发射时间大约在10～15秒左右，确实是1～2发。

为了提高战场上弩箭的连续性，古人做出了各种努力，想出了多种解决办法。第一种方法就是发明连弩，《三国志》记载“(诸葛亮)作连弩”，以弩箭威力的降低换取射速的提高，实际上湖北曾出土过更早的战国时代的连弩，结构比“诸葛弩”还要复杂，复原实验发现其射程只有20～30米。因而在实战中为了满足连弩的杀伤力要求，往往使用毒箭。第二种方法是制造大威力的多人用弩，一次发射数支甚至数十支箭，宋代床弩有一种“斗子弩”，就是把装有几十支箭的铁斗系在弦上，把箭一起射到300步远。第三种方法是在使用中采取弩手分排列队、分批开弩、轮番发射的“轮流射击方法”，以保证弩箭的连续性。欧洲到火器时代才采用这种方式编排火，而我国早在秦汉之际就已经如此使用弩手了。

除了野战中的大量使用外，中国古代还在防御作战别重视弩的作用，从春秋战国直到唐宋，总是有威力巨大的弩用于城池防御。诸子百家中的墨家主张“兼爱、非攻”，为了实践自己的政治，理想，在战乱频繁的战国时代，墨家经常就像电影《墨攻》中的故事那样，不辞辛劳帮助被攻击的国家防守城池以免百姓受难(其博爱的人道主义精神和身体力行的勇气堪为千古楷模)，积累了非常丰富的守城经验。墨子曾经与公输般以木片模拟作战，公输般用尽方法攻击，都被墨子以不同守城法破解。

根据实践经验，《墨子》一书中记载了当时城池防御的成熟战法，其别提到了几种巨大威力的弩，现在能够考证复原的有转射机和连弩。都是专用的防御兵器。弩经过秦汉的进一步发展，到了唐宋之际达到顶峰，此时的大型弩已经达到了惊人的地步，需要以畜力结合绞盘开弩，威力最为强劲的一种床弩，每台需要配备八头牛来使用，射程最远可达千步(约1560多米)，古代的很多攻城器械在面对这些大弩时都只有被摧毁的命运。

宋朝作为一个重步兵、重防御的王朝，对弩的重视无以复加，甚至在城池修建时都建有专门的弩台以消除射击死角。宋、辽檀渊之战时，对峙中辽军主帅萧挞览便是在军阵中，被宋军置于城上的床弩命中身亡。虽然有经验的将领是尽量不在野战条件下使用大型弩，但是攻城作战时弩的使用还是相当频繁的，中国古代实际上有一种重弩的用法是将长枪一样的箭射在城墙上，士兵藉此踩踏登城。

西方很早就在战争中使用了弓箭，曾经在历史上的同一时期，不同地区的亚述人、克里特人、斯基泰人和罗马人都在使用弓箭作战，而且罗马人还使用过弩和抛石机。但是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弓箭这类抛射兵器都没能在欧洲得到足够的重视。后来欧洲国家多次与东方游牧民族交手，从匈奴人、突厥人、阿拉伯人到蒙古人，在马上民族的无情箭雨之下，一批批的欧洲帝国、王国被攻灭，可以说吃尽了弓箭的苦头。

拜占庭帝国作为欧洲国家应对东方势力的桥头堡，是当时少见的重视弓箭的欧洲国家，帝国挺立了千年之久，最终还是亡于奥斯曼土耳其，土耳其是突厥人后裔，依然是游牧部族。大约10世纪左右，中国宋代弩开始西传，通过陆路和海路经由东欧传进欧洲，这一次的传入使欧洲开启了一个弓弩盛行的时代(相对于欧洲早先的情况来讲)。11世纪末欧洲战场上开始使用单兵弩，人们形象地称之为十字弓(Cross bow)，它射出的弩箭能穿透铁甲，骑士们很害怕，于是向教皇声称十字弓是邪恶的武器，许多位罗马教皇都下令禁用十字

弓。

十字弓大逞其威是在11～13世纪的，对付异教徒当然不受宗教禁令的限制。1191年第三次，“狮心王”查理能够在野战中击败萨拉丁的阿拉伯轻骑兵，主要就是依靠了十字弓的威力和正确稳健的战术。宋弩的成熟设计在欧洲沿用了很久，直到15世纪，当时画的关于英、法百年战争中贞德的历史画中，弩的形式和开弩方式仍然与我国宋代相同，最终欧洲十字弓仅在两个方面进行了改进：设计了手动开弩的机械装置，将弓臂换为钢制，这一做法最早出现于14世纪。

十字弓在欧洲势衰是因为英国长弓的兴起，长弓发源于威尔士南部，13世纪爱德华一世征服威尔士后英国军队开始大量装备长弓。由于在战场上的正确使用和对手拙劣的战术，并基于长弓优秀的射速和可观的威力，英国长弓为自己赢得了赫赫声名。

英国长弓主要参与了三次战争：苏格兰独立战争、英、法百年战争和英格兰内部的“玫瑰”战争。除了最后一次的“红白玫瑰”战争中双方都是动用长弓兵对射之外，在前几次战争中，长弓在战场上的出现往往最终意味着一边倒的屠杀。长弓的优势一直持续到16世纪火器时代的到来，尽管英国王室尽了各种努力，甚至立法禁止弓箭手改用火枪，但火绳枪在威力和训练需求上是长弓无法比拟的，最终英国长弓还是退出了历史舞台。

与西方的相对忽视不同，中国很早就正视了弓箭在战争中的作用，并确定了复合弓的主体地位，齐国官书《考工记》中记载的复合弓已经广泛应用于东周末年的频繁战争，几千年来这一技术路线从未稍离。

在弓箭手的编制和使用上，中国军队往往能够比西方军队更加的灵活和方便，因为在武器装备中，弓是被当成与刀剑和矛戟对等的单兵装备，甚至普及程度还要过之。但威力巨大的弩在中国是与弓分开对待的，很多朝代中它都能受到特别的重视，所以在中国很早就有专门的弩手编制。下面对中国历代军队中弓弩的装备使用情况做一点探讨。

春秋战国时以战车的数量来衡量国力的强盛，而每辆战车上至少有一名乘员是用弓箭的。战国时期魏国的职业常备军队――魏武卒，每人都装备弩，“操十二石之弩，负服矢五十个”。在春秋战国时期，正是因为强弩的普遍装备，步兵才能够在野战中取得日趋重要的地位，最终出现了专门装备强弩的部队――材官蹶张。

秦始皇兵马俑军阵反映的是战国晚期到秦代的军事状况，据统计，俑坑中60％以上的陶质武士俑所执武器为弩，而骑兵全部装备弩。

汉初成书的《六韬》主张“甲士万人，强弩六千，戟橹二千，矛盾二千”的比例。按居延汉简的记载，汉军边防哨点所储备的兵器，60％为弓弩，其他近战兵器只占40％，考虑到使用远射兵器的兵士一般还需配备近战兵刃，汉代士兵弓弩几乎达到了全额装备。而后汉史书中屡屡提到的“积射士”，更是专门的弩兵精锐部队。

唐朝对弓箭的重视是历代中原王朝中所少见的，基本做到了士兵人手一弓。诗人杜甫《兵车行》开头就是“车磷磷，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按《太白阴经》的说法，唐代军队不仅全军装备弓，而且有20％的士兵专门用弩。远程投射火力达到冷兵器时代军队的顶峰。唐朝军队最常见的弓是步兵用的长弓、骑兵用的角弓和短小灵话的弓，至唐末，逐渐融合发展成长绡弓，并一直流传到宋代。

宋朝时，由于长期对抗游牧民族的骑兵，从北宋到南宋，弓弩手都占据了军士的绝大部分，基本上达到了无弓弩不战的地步。《宋史・兵志》记载“诸路禁军近法以十分为率，二分习弓，六分习弩，余二分习枪、牌”，马、步诸军的士兵有80％是弓弩手，而且这些弓弩手并不兼习其他单兵兵器。而民间的弓箭社作用类似于今天的民兵预备役组织，为宋朝培养了大批射术高手。北宋弓弩的制造由各地弓弩院专门负责，北宋初年作为军队主力装备的黑漆弓一年产量就达数万张，北宋中后期的标准装备是阔闪弓，而阔闪弓是由唐朝长弓简化形制而来。

同时期北方的契丹和女真都是骑射起家。契丹每人配弓四张，箭400。女真人以“勇悍，善骑射”著称，宋、金小商桥之战，南宋将领杨再兴(就是《射雕英雄传》中虚构人物杨康的先祖)战死，死后“焚其尸，得箭镞二升”。这位将领从中第一箭到落马战死，最多不过几分钟，金骑兵竟然能对其发箭数百!让后人在钦佩杨再兴力战不屈的勇猛精神之余，不得不对女真骑兵的箭矢密度感到吃惊。

元朝以武开国，蒙古是我国北方少数民族的典型代表，当时的宋朝人和西方人都记载，蒙古全军用弓，士兵每人“两到三张弓”，三个装满的箭袋。纵观北方诸族匈奴、乌桓、突厥、女真、蒙古和满族等骑兵武器中，或者全军弓箭化，或者弓箭占绝大比重。

明代是火器和弓弩同时装备的时代。步兵中弓箭的装备数量明显少于鸟铳，步兵一营战斗人员2160人，只有十分之一的士兵装备弓箭，计弓216张，另有大量的士兵配备鸟铳，计1800门。而马军营中，由于传统骑射的关系，装备弓箭的比重较大，兵勇2169名中，有1152人配备弓箭，占总人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鸟铳、快枪各432支。在孙承宗创立的车骑步各兵种分队联合编营制度中，骑兵分队的编制为25人，用火枪者12人，用弓箭者13人。

清朝三百年一直遵守太宗遗训，将骑射置于保种保国的重要地位。到火器大行于世的雍正年间，议定全国各省武器装备，弓箭所占比例仍然很大。山东省弓箭和鸟枪占全部兵器的比例各为30％和50％，江浙各省弓箭配比也占到了30％，而作为京师重地的直隶、山西各省，弓箭占到全部武器的60％。

作为功用相近的两种兵器，似乎不止中国的历朝历代，而且东西方之间，似乎都存在一个对弓与弩进行评价取舍的问题。例如，西方有一些资料就认为在战场上弩不如长弓，因此有，必要对弩的使用做深一步的探讨。

弩生于弓，早期的弩所用的复合弓，在结构上与普通的弓完全一样。弩的结构使它便于瞄准，也可以使用多种方式张开上弦。应该说，弩是一种“门槛”比较低、但是威力很大的武器。中国的单兵用弩有三种上弦方式，一种是只用双臂的，叫“臂张”，另一种是以脚踏住弩弓，以双手上弦，叫“蹶张”，还有一种是用绳子把弩弓两端绊在腰间，坐地以双腿蹬弓，双手助力将弓弦挂到弩机的牙上，这种叫“腰张”。

我们可以汉代为例研究古代弩的威力，汉代的弩按威力从低到高一共有十八个级别，最低的一石，最高的四十石，汉代斤制比现在小，一石大体相当于今天30公斤，合66.14磅。在十八个级别的弩中，一、二石的弩属于臂张弩，三石以上的弩属于蹶张弩的范围，汉弩在十石以上、十五石以下还有五个级别，这就应该是腰张弩了，至于二十石以上的弩，必定是那些以绞车上弦的大型弩了。

汉代，三石至六石弩有效射程约为120～200步，八石至十二石的弩射程大致300～400步，根据记载，汉弩射程的上限为二里，合今天830米左右。从考

古资料和史料记载来看，汉朝军队装备数量最大的弩是六石弩，这是标准的蹶张弩。《史记》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李广率四千兵出击，结果遭遇匈奴大部队，被四万敌军包围。李广立即命令结成圆形阵就地固守待援，自己持“大黄”弩屡屡射杀敌人裨将，敌人为之气夺。

近年来在居延汉简和长安武库的发掘中经常见到“大黄”的称号，而实地发掘残片显示，太黄弩有二十至四十石者，弱一点的也有“大黄力十五石具弩”、“大黄力十石弩”，可见大黄弩是一种威力远超普通单兵弩的强弩，加上李广精湛的射术，难怪能于众军之中射杀大将。在汉朝，在对匈奴战争取得胜利后尽管已经开放边市，但是十石以上的弩是严禁出关的，可称之为国之重器。

现在有一些美国的资料中流行弩不如长弓的说法，因为按他们的说法，中世纪的欧洲，在优秀射手的操控下英国长弓的射速和威力都超越了当时的十字弓，这其实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在东方，中国也承认弩的射速太低以至于有发展连弩的努力，但是，中国的弩威力巨大，却是弓箭所不能及的。纯以手臂力量在一个行程中张满的单体弓，就能量的角度是无法与依靠腰腿力量张弦的弩相比较的。

西方成熟的十字弓虽然也有用手臂力量上弦者，但却借助了小型绞盘而能够增加开弩力量，后期十字弓更是换用钢板作弓臂，就当时的冶金水平而言，一般品质的钢材虽然能够提供更大的弩弓力量，但是回弹速度却未必优秀，也就是不一定能提高弩箭的初速。再加上作战使用方法的一些差异(战争中似乎很少使用十字弓作远距离弯曲弹道的射击)，限制了十字弓的战场使用，反过来也进一步助长了长弓的无敌神话。

宋朝还有这样一件事，北宋皇帝有一次组织御前射箭比赛，但是一位禁军军官却拒绝出场，理由是自己不会射箭，皇帝很惊诧地追问为什么，他答道：“臣本出弩手”，在当时被传为笑谈。这显示出兵种的职业化倾向，作为一种技术武器，弓与弩的使用技术太不相同，弓要求射手具有强健的体魄和开弓瞄准的专业技巧，而弩对使用者的体力要求就要低得多，瞄准指向的技术要领也比弓要简化许多。相比于要求更多训I练的弓箭来说，东方和西方的弩都成为了一种“平民武器”，西方的态度是抵制，东方的态度是接纳。

中原农耕人口在面对身体素质和军事素养上都更具优势的游牧民族时，弩成为他们所掌握的能与之对抗的关键性武器，以汉朝和宋朝的例子最为明显。汉李陵带领五千步兵深入胡地，在面对匈奴八万骑兵时，不但能坚守近十日，还能斩杀敌人一万多，就是依靠汉弩强大的威力和正确的战术使用。宋朝在面对契丹、女真和蒙古骑兵的强大威胁下，基本上达到了有强弩则生，无强弩则死的境地。君子馆一战，因为天气寒冷弓弩无法使用，被辽军击败，宋军“死者数万人”。

唐太宗论弓矢篇4

中国从第一个皇帝秦始皇―赢政算起，到最后一个皇帝清宣统―淖仪2000多年历史长河中共有350多个皇帝，历史是舞台，帝王是主角，“你方唱罢我登场。”皇帝有明君，暴君，庸君，亡国之君之分。“时势创造英雄”，我们也要承认“英雄创造时势”。在某些特定历史条件下，英主明君可以创造出民富国强，繁荣昌盛的太平治世；而昏王暴君则可能搞得百业凋敝，民不聊生，甚至身死国亡。开国之君在成为帝王前，他们纵横捭阖，征服天下；成为帝王后，他们运筹谋略，治理天下。帝王时代的历史，莫不刻印着帝王智慧的遗迹。帝王智慧是数千年历史脉动的结晶，也是无数次人生实验的成果。今日为“君”者，包括单位一把手、公司CEO读帝王之史，可以悟兴衰之道，成败之举，或有所助益也。

历史上成功帝王甚多，尤其是开国之君，均为明主无疑。在《沁园春・雪》中，点了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五位皇帝，即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成吉思汗作为帝王代表，虽未明言，但字里行间如“一代天骄”等，是肯定了这些帝王的历史功绩的。有史家则提出了九位各具特色的成功帝王，他们是：以“忍”胜人的句践；以“智”胜人的刘邦；以“柔”胜人的刘秀；以“谋”胜人的曹操；以“仁”胜人的刘备；以“勇”胜人的李世民；以“奇”胜人的成吉思汗；以“威”胜人的朱元璋；以“稳”胜人的康熙皇帝。他们充分发挥了自己的优势，挖掘了自己的潜力而终于获得成功。笔者私见，慎选了秦始皇、汉高祖、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成吉思汗、明太祖、康熙等八位皇帝为典型，多数是开国皇帝；有成功继承、胸怀大志而建立了丰功伟绩的；也有少数民族的杰出代表。我们将分别论述他们的管理绝学。

唐太宗李世民―千古一帝

唐朝从容，其兴起有隋朝的先声，衰亡有五代的余响。唐将中国从秦汉以来兴盛的封建社会推向了鼎盛阶段，其政治、经济、文化都曾发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唐王朝疆域辽润，文治武功迈越前古，当时它的政治制度先进，经济繁荣，文化昌威，引领世界，影响深远，及于今日。国外多有唐人街，今天穿衣有唐装。据说，唐太宗不仅在中国从古到今，妇孺皆知，即使在当代日本也与松下幸之助齐名。太宗在位前期，以隋亡为鉴，广任贤良，兼听纳谏，以民为本，休养生息，以致“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因太宗年号“贞观”，史称“贞观之治”，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最突出的太平盛世。当时人吴兢，励志勤学，博通经史，武则天当政时入史馆，唐玄宗时仍为史官，据贞观之治的历史经验所作系统总结和全面介绍而编撰成(《贞观政要》，呈奉唐玄宗，希望玄宗“择善而行，引而申之，触类而长”。《贞观政要》成为历代明君良相治国安邦的宝典，也是伴随一生重大决策的巨著。历史上“千古一帝”的桂冠常送给秦始皇和唐太宗，我宁可这样认为：前者的“千古一帝”，是称他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后者才是相比较而尊为千古第一的皇帝。

事实上的开国君主

李世民出生在将门之后，自幼聪明敏捷，胆识过人。“善于骑马，好弄弓矢”，又勤读兵书战策。18岁的李世民即毅然从军，参加战役，得到了初步的军事锻炼。在隋末崩溃之时，农民起义之际，是李世民策动父亲李渊起兵反隋，进入关中，直取长安。作为统帅，李世民领兵南征北战，逐鹿疆场，身先士卒，既勇且谋，先后消灭了薛仁呆、刘武周、王世充等割据势力，镇压了刘黑闼、窦建德等农民起义军，历经4年，终于统一了全国，李世民功勋卓著，居功至伟，堪称唐朝的实际开创者。

玄武门之变

唐太宗论弓矢篇5

炼石补天　困说的是女娲炼成五色石以补苍天，为民除害的神话故事。《淮南子・览冥训》日：“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滥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

取石填海　事出《山海经・此山经》：“发鸠之山，其上多柘木。有鸟焉，其状如鸟，文首、白喙、赤足，名日精卫，其鸣自，是炎帝之少女，名日女娃。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化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精卫的忠贞之志虽难以实现，但宏愿可佳，故后人多用来比喻有仇恨志在必报，或不畏艰险奋斗不止。

用石造椁　《礼记・檀弓上》有载：从前，孔子住在宋国，看到桓司马亲自为自己设计石椁，工匠花3年工夫还没有造成，其豪华工巧可见一斑。对此，孔子颇为感慨地说：“一个人死了，竟然如此奢侈，还不如让他快点腐朽为好。”孔子真不愧为圣人，爱憎是何其鲜明。

圆石题咏　圆石，即墓碑，语出《后汉书・赵岐传》。赵岐初名嘉，清廉自守，嫉恶如仇，虽有才艺但生不逢时。一次他对侄子说：“大丈夫生世，遁无箕山之操，仕无伊吕之勋，天不我与，复何言哉!可立一圆石于吾墓前，刻之曰：‘汉有逸人，姓赵名嘉。有志无时，命也夺何!”’此人与桓司马相比，倒是值得同情和赞扬的好官。

因石悟性　这给人增添了高尚的情趣。熊泽禅师的《石经五训》可为总结：奇形怪状，无言能言，石也；沉着而有灵气，埋于土中成大地之骨干，石也；雨打风吹寒暑，坚固不移者，石也；质坚而能完成大厦高楼之基础者，石也；默默伫立山中或庭院，增加生活趣味，并能抚慰人生者，石也。

睹石思亲　据《旧唐书・薛元超传》载：薛元超为薛蛟之子、薛道衡之孙。少年早孤，长而好学，善属文。高宗时为中书舍人。当时，“中书省有一大盘石，初，道衡为内史侍郎，尝踞之而草制，故元超每见此石，未尝不泫然流涕”。由于他抚今追昔，思念祖先，所以才会这样的。

命石成语　成语故事中，有许多是以石命名的。如“金石之交”(又叫石交、硕交)，出自《史记・苏秦列传》，形容交情深厚坚固。“木人石心”出自《晋书・夏统传》，比喻人心不受诱惑而动心。“水滴石穿”出自《汉书・枚乘传》，说明坚持不懈必能成功之理。“石破天惊”出自唐人李贺《李凭箜篌引》，意为文章议论新奇惊人。

射石为虎　古代误石为虎而射之，共有4人。李广最为有名，熊渠次之。据《韩诗外传》记载：“昔者楚熊渠子夜行，见寝石，以为伏虎。弯弓而射之，没金饮羽。下视，知其石也。因复射之，矢跃无迹。”对于这个以石为虎的勇猛善射故事，后人遂作为用心精诚或功力深湛之典。

爱石留名　史上爱石名人有3位当提及。一是三国时的陆绩，他是个有名的清官，卸任后从水上归故里，因船上空无余物，抵不住风浪颠簸，于是在岸边取一块重石，镇舟而行，史称“廉石”。二是宋代大画家米芾，他爱石成癖，人称“米癫石”，见有奇石必唤“石兄”，在尘俗中独称清高。三是当代爱国老人沈钧儒，他生前的书斋里，除了书柜就是石柜、石架，居室里挂着“与石居”的匾额，颇能揭示老人刚直不阿，犹如石头一般的性格。

玩石大家　坡多才多艺，情趣多样，其中玩石便是之一。他写过一首《壶中九华诗》：“清溪电转失云峰，梦里犹惊翠扫空。五岭莫愁千嶂外，九华今在一壶中。天池水落层层见，玉女窗明处处通。念我仇池太孤绝，百金归买碧玲珑。”东坡不惜用重金买得“仇池石”，视为至宝，成为玩石史上一段佳话。东坡在玩石史上的贡献，主要在于实践。他还藏有雪浪石、小有洞天、沉香石、石芝等。雪浪石黑石白脉，犹如水涧奔涌，十分惹人喜爱，故坡把自己的书房也改题为“雪浪斋”。

唐太宗论弓矢篇6

关键词：武举制度；变迁；社会动因

中图分类号：G8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90(2012)05-0016-04

武举制度顾名思义即以武选士的制度，是我国科举制度的组成部分，是中国古代为了选拔军事和武艺人才而设立的考试制度。武举制度自唐代长安二年创立(702)，经历了宋、明的延承，清代后期（1901）废止。武举制度的实施对于武术的推广和武术理论的构建都有着特殊的意义，为探究武举制度变迁的社会动因，揭示其内在规律，本研究以武举制度测试内容变迁为主线，突出纵向考证和横向研究，以期为后继研究提供参考。

1 武举制度的产生及变迁历程

1.1 武举制度产生的历史背景

提到武举制度必然离不开古代科举制度的文化积淀，武举制度的起源与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有着密切的联系。秦朝以前采用“世卿世禄”，后来“军功爵制”也开始逐步引入。西周之时则天子分封天下，各阶层则依照血缘世袭，到了东周时期稳定的制度开始动摇，出现了“客卿”、“食客”等制度以外的人才为国君服务。汉朝时期分封制度开始废除，取而代之的是中央集权制的加强，“察举制”和“征辟制”开始实行。所谓察举制是指由各级地方推荐人才，而征辟制是指中央和地方官府向社会征辟人才。魏文帝早期实施的是由陈群创立的九品中正制，即由中央特定官员主持按出身、品德等考核民间人才，分为九品录用。据史料记载，科举制度的产生最早起源于隋朝，隋文帝后期为了扩大封建统治阶级参与政权的要求以适应封建政治和经济关系上的发展变化，开始废除九品中正制度，提倡中央集权并采用分科考试的制度选拔官员。公元583年正月开始隋文帝下诏举“贤良”。到了隋炀帝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四月，隋炀帝诏令文武官员，可以“德行敦厚”、“孝悌有闻”、“操履清洁”、“结义可称”、“强毅正直”、“学业优敏”、“执宪不挠”、“文才秀美”、“才堪将略”、“膂力骁壮”等10科举人，进士二科，并以“试策”取士，这标志着我国古代科举制度的诞生［1］。应该说科举制度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古代社会举纳贤才的原始模式，开创了“以策”选士的新模式。科举制度的产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笔者认为科举制度的诞生早于武举制度的原因其本质在于统治阶层对于政权的维护和巩固。从原始先民的生活演进规律来看，战争与搏击格斗是原始先民最先掌握的本领之一，阶级社会形成之初人们为了生存和占有生产资料常常要在人与野兽之间或部落之间发生冲突和战争，以决定物质或权利的归属，这也是搏击或武术运动形成的雏形［2］。自从原始社会的贫富分化和阶级产生开始，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就如影随形，于是各个部落之间为了争夺剩余产品和拓展生存空间，战争不止，干戈不息。《史记》中就记载：“轩辕之时，神农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频繁的战争促使优越的武术人才得到重视，“武备”也成为统治阶层维护政权的有效方式。据《礼记集说》卷三十三记载：“凡执技论力，适四方，裸股肱，决射御。”这是先秦时期出征前为了选拔将士而组织的武技与勇力方面的考察。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先秦时期就出现了对抗方式竞赛，在一定程度上为武举的产生提供了一定的条件。在这样的背景下唐代的统治者在参照“文选”科举制度的基础之上“武选”应运而生。武举制度的正式实施与武则天的执政是分不开的，武则天时期由于受到朝廷内部诸多势力的干涉和反对，出现了光宅元年徐敬业的扬州叛乱和垂拱四年的李唐宗室起兵两次比较大规模的叛乱，在这样的背景下武则天意识到了朝廷统治内部隐患的存在，特别是意识到了军事优势对于保证政权稳固的重要性。武则天开始利用科举制度广纳贤才以培养新兴力量，从而形成对元老派的抑制和制约，科举制度的实施使一大批不能入仕的人通过科举考试得到了高官厚禄。武举制的产生主要基于两个因素：首先，武举制的出现与武则天利用科举来制约旧贵族势力网罗人才，提拔庶族有着一定的联系。另一方面为了进一步巩固政权和掌握军事力量，武举制度也为有一定武艺特长的人提供了以武选士的道路，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减少了存留在民间的不安定因素。长安二年（公元702年）武则天正式推出了武举制度。

1.2 历代武举制度的变迁历程

1.2.1 唐代开创了以武选士的历史先河

唐太宗论弓矢篇7

【关键词】汉字性质 传统经验 文字画 文字故事 汉字文化

一、辨名：复原汉字的本来面目

1.文字溯源：美丽的■，美丽的“纹画”。

汉字以形表意的特点，形成了与西方文字截然不同的思维模式。拼音文字只是单纯表音的抽象符号，不能直接表达事物的感性认识，系统是理性的，结构是线性的。而汉语言文字，见其形则知其意。“青与赤谓之文，赤与白谓之章”，汉字生来就是民族的第二语言，就是美丽交错的非线性“文身”图画，就是和语言相辅相依的思维方式、美学元素与文明印迹。

2.汉字性质与汉语思维：斯文存古道，字林独一枝。

（1）整体的意象性。汉字始终不追求外观的形似，而只在乎意象的神似，这正是民族“立象以尽意”思维模式的萌芽。甲骨文的牛羊，都是头的正面，区别只在牛角上翘■，羊角下弯■，身子全然不见：一个视觉符号，对应一个听觉读音，表达一个完整意义，形成一个形音义集合体。形声字更是整体思维的典范：一字作形旁，表意义类属；一字作声旁，规定读音（有时也表意义）。“飞禽即须安鸟，水族便应著鱼”[1]，这种兼表音义的自组织文字系统，形与神互补孳生，化成一个统一的整体。

（2）相对的耦合性。汉字多由对偶部件合成。“从北”正反；“呆杏”倒装，呈现出相对辩证的结构特征。形声字更是耦合而成，江河湖海，左偏右旁的尊卑伦理；霜雪雷雾，上扁下方的对立统一，莫不如是。汉字耦合，包含对称匀称的平衡美，刚柔虚实的和谐美，以及尊卑避让的伦理美。而语用的耦合，更多姿多彩：男女、左右概念相对；秋收冬藏词性相对；山清水秀互文见义……所谓“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辞，运裁百虑，高下相须，自然成对”（刘勰《文心雕龙·丽辞》），种种要求，拼音文本根本无法实现。

（3）鲜明的隐喻与诗性。汉字以意取象的建构原理，相对耦合的语用原理，以及模糊综合的艺术气质，使它具有诗性的朦胧和隐喻的本质，成为观念的符号，可以穿透生活中可见而不可抵的神秘之境，“将最大量的意义压进一个句子，使它孕育充电，自内发光。在汉语里，每个字都聚存着这种能量在体内”[2]。从“示”到“祖宗”的家族宗法制度，从“月”到“人”的悲欢离合，这种阐释祖先生命意识和审美意识的隐喻性思维，是汉语诗学的言语本质，决定了文学、文章、修辞，乃至民族精神气质与哲学思维的诗性存在方式。

二、重建：回归识字教学的传统经验

复原汉字性质与汉语思维的关系，不是为了自恋与赞叹，而是为了思考如何透过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的关系，审视后者得以生成的历史依据。

1.“文字画”交汇，撩起“形意”的面纱。

教学“从大自然长出来的字”：它蛇虫，羊犬鹿；鱼贝龟，水鸟骨；夫弓矢，舟网日……

（1）“它”是一条蛇

师：仔细看图，这些字都从哪里长出来的？

生：“虫”从毛毛虫的身上长出来。

师：你发现图画在表示意思啊。可大人粗心画错了。看老师的修改，还是毛毛虫吗？

生：不，一条大蟒蛇！

生：“虫”就是按照蟒蛇盘起的样子画出来的。

师：你发现汉字一笔一画都和意思紧密相连！古代“虫”是最毒的蝮蛇，“它”才是现在的蛇。（播放蛇的“嘶嘶”声）

师：看到人对蛇的敬畏了吧？一切神秘力量都归“虫”管，就连七彩的“虹”也不例外：兽叫毛虫、鸟叫羽虫、鱼叫鳞虫，人叫倮虫……

生：所有的动物都是“虫”，怪不得用“它”代表所有的动物！

（2）谁藏起来了

师：大自然生出字宝宝，可它们藏哪儿去了？

生：我发现了“木”，它躲在森林的左上角。

生：还有“森林”，二木林三木森。

生：我发现了“水、贝、鱼、网、龟、舟、日”。

生：我还发现弓矢后面的人，他想把“虫贝鱼鸟、羊犬龟鹿”全当作美味的午餐。

师：他的武器呢？

生：弓矢对付“羊犬鹿鸟”，舟网对付“鱼贝龟”。

师：人多了一双胳膊一顶帽子，谁认识（夫）？你认识它，可动物不认识。动物会怎么叫它？

生：人、夫、两脚怪……

师：到底是“夫”怕“虫”，还是“虫”怕“夫”？

（3）诵读：从大自然长出来的字

这一集中识字最迷人的魅力，是在学生识字的初始化阶段，创造“文字画”这一中国汉字独有的象形识字方式。糖葫芦一样，一串串地把汉字的基本元素，甜甜地植入孩子无意识的心灵。首先是对课文的改变，直接用汉字本身美丽的形体建立形与义的意象联结，使学生可以发现字是怎么创造出来的，一笔一画如何与意义世界建立联系。其次是识字伴着识物，借助文字画的意象唤醒他们的生活经验。这就让字的形与魂以及曼妙的声音完美交融。最后是写意的图形文字+诗歌运用双线并行，感受从对虫的图腾崇拜到人渐渐取代虫，成为世界主宰的漫长史诗。

2.“字族文”串联，破译“类化”的密码。

基本字表17个偏旁，最令人费解的莫过于“玉”作偏旁。变形之后，怎会成为完全不同的两个字？还有大“囗”小“口”，都是谁家的“嘴巴”？

师：“囗”可不是嘴巴，代表国界读wéi。看看古代的“国”——■，戈旁小块地，意会一个部落还不固定，要靠兵戈保护才不会被抢走。

生：后来呢？

师：到了商代，“国”的地盘固定了，就在“口”下添“一”划地为界，写成“或”。春秋时小诸侯“國”的面积都比较大，外面才添个大“囗”表示更大的疆界。

生：明白了，这时候的“國”才刚有国家的意思。

生：可是兵戈“或”怎么变成美“玉”了呢？

师：化干戈为玉帛呀！你看“玉”：甲骨文与“丰”相似，中间一根绳子串着三块玉片，上下出头。到金文和小篆就都不出头了——■，像不像“王”？

生：人带着好多好多的玉，就用“三”表示多！

师：是啊，“三”也像玉的形状，也是象形的用法。再看“王”——■，谁来说说？

生：一个人站在土地上，“大”是人，“横”是土地。

师：头顶天脚踏地，地位太尊贵了。这高高在上的“王”竟然也被简化成三横一竖。

生：那“王”和“玉”就可以混着用了？

师：我们推测下，普通老百姓应该没资格也买不起昂贵的玉，王者佩玉，王，就成了玉的象征。而且三横除了表示玉的尊贵，恐怕还有天地人合一的意思：王是天子，连着天地，管着天下，自然是全天下的统领了。

生：为什么“玉”做部首就要变成“王”呢？

师：礼让啊，心在左为“忄”，在下为“”，也是这样。

生：老师编得像真的一样！

师：我可不是瞎编。字是仓颉造的，意思却不全归他管。用字的人，本来就该发明意思。

物以类聚。这一片段利用形声字“字族文”的形旁串联，培养学生字符类聚与比较的整体识字观念。（1）重点教汉字思维：从“■”到“■”到“国”是怎么创造、怎么演变的；（2）教汉字文化：“戈”的杀伐到“玉”的天子之贵、“王玉”合体与天人合一、“囗”四周环绕的筑城自保，以及“■”作偏旁结构上的谦逊礼让，这是在培养学生汉字识写全方位的综合把握能力，使学生的识字能力获得核聚变一样以一总万的辐射效果。

3.“识读用”同步，攻克“语用”的难关。

16个汉字认读上演了一场文图合奏，还添了“日水山林、舍门子竹、好鸟森林”的认读，也许仓颉造字之初，天雨粟、鬼夜哭的奇妙情景非虚。这样“识读用”同步的综合课型，新字熟字组合使用，就使学生透过有意味的汉字意象，体验到文字的美丽，并将语言运用的逻辑扭转成想象力的“栖居”。■

【注释】

[1]（唐）陆德明撰.经典释文序录疏证[M].吴承仕疏证.北京：中华书局，2008.

[2]郑敏.语言观念必须革新[J].文学评论，1996：4.

唐太宗论弓矢篇8

尽管迟至20世纪40年代，这座冰峰之上的冰峰才获得了初步准确的高度数据，并由此确立了它天山第一高峰的地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世界在此之前对它一无所知。我相信，在口耳相传的民间诗歌、神话或者传说故事中，这座山峰的形象必然会一次次出现。在另外的语境与历史中，它或许有另外的名称。

人世间的纷繁变迁极易造成无文字记载历史的散失与湮灭。关于托木尔的信息，我们无法从浩瀚的历史长河中汲取更多，因此无法赋予它更多历史的厚重。所幸的是，在托木尔峰的东、西两侧，各有一条著名的驿路：穆素尔岭道和拔达岭道。这两条道路，从汉唐时期直到20世纪40年代都赫赫有名，留下了无数传说与故事。

穆素尔岭道，就是目前在旅游探险界颇为著名的木扎特古道（又称夏特古道），位于托木尔峰的东侧，它南起温宿县的克孜布拉克，北至昭苏县的夏台，长约120公里；拔达岭道位于托木尔峰的西侧，曾为汉代中原通乌孙国都的重要孔道。

在有关我国西域地区的历史典籍中，关于这两条古道的记载比比皆是。尤其是木扎特古道，因其属连接南北疆的最捷路径，古往今来商旅不断，行者络绎，并因此而留下了很多历史名人的足迹与故事，在正史与野史或者旅行者的游记中，这条古道因其路途艰险，往往令人产生深刻的印象，从而留下了关于它的众多咏叹。

托木尔冰峰与木扎特古道就此形成了唇齿相依的组合。自然的托木尔与人文的木札特紧密连为一体，它们因此成为游吟诗人与草原歌手传诵的对象。

从冰河到驿站，从松涛到驼铃，从自然的托木尔到人文的木扎特，这是一条出世到入世的通道。踯躅在托木尔的冰川乱石之间，游吟于木扎特古道的冰蹬古城之侧，是在翻阅一部厚重的人与自然的史书，在此，就让我们从木扎特开始，来追寻掩藏在这部古书中的秘密，因为那是一扇通向过去和未来的时空之门。

冯之梦

风刮起来了，马队行进的速度很慢，因为马的蹄子在冰面上很容易打滑。这里的天气就是这样，只要一起风，就会下雪或者冰雹。你看，那坚硬的、如小指头般大小的冰雹已经开始在风线中斜冲直击，像远方弓箭手射出的一支支长箭般击打在我身上，即使隔着一层羊皮袄，也能感觉到它的力量。

公主的长女弟史到长安学鼓琴回来了，皇帝决定把她嫁给龟兹国的国王绛宾为妻。我护送弟史出来时，公主反复叮咛我要小心谨慎，不要出任何差池。不过，除了这条路很难走之外，还有什么危险呢？西域的这些国家，大半都已经归属我们汉朝天国，皇帝还给他们颁发了符节印信与朝服，他们不会来攻击，而真正危险的匈奴人离这里还很远。

这条路，我来来回回走了很多趟，这条山路很难走，风霜雪雨常常侵袭，冰原上还有很多大的裂隙，以往，士兵们通过这里时，经常有人一脚踏空，很危险。

我们出来已经三天了，路程也走了大半，龟兹国就在山的那一头，是这里的一个大国。当然，比起我们的汉朝天国，它的人口和疆土都无法相比，只能算一个小国家。

皇帝是英明的，为了驱逐匈奴，他把解忧公主嫁给了乌孙国。在此之前，皇帝接受了博望侯张骞的建议，让江都公主细君嫁到了乌孙国，联络乌孙国共同抗击匈奴。可惜的是，细君公主三年之后就去世了。于是，武帝又派楚公主解忧来到了乌孙国。

我是跟解忧公主一起来到乌孙的，现在想起几十年前来到这里的情景，感觉就像是做了一场梦。

人物正史

公元前101年，汉武帝刘彻派解忧公主远嫁和亲到了乌孙国，冯以解忧公主侍女的身份作为陪嫁来到乌孙。她熟知历史，精明干练，实际上承担的是解忧公主政治顾问的重任。

在西汉王朝，解忧是对外和亲公主中唯一的一位参与军国大事的一品夫人。而她的计谋之所出，多求助于冯。汉朝与乌孙军事联盟的形成，以及两国联兵夹击匈奴的胜利，其中都有冯的功劳。她那孜孜不倦地维护团结安定、开创和平局面的言论和行动，也博得了西域诸国的尊敬和爱戴。正因如此，西汉王朝曾经命她以解忧公主的钦差大使，持汉旌节，驾锦车，遍访天山以南“城郭诸国”。

她出使诸国时已年过半百，却不辞辛苦地翻雪山，越大漠，历严冬，踏酷暑，她每到一处，都受到上上下下隆重而热情的礼遇。她为各国排内忧，解外患，讲礼仪，说道德，扬善抑恶，推心置腹，使汉朝恩义广布大小绿州。因而，“城郭诸国”都尊称她为“冯夫人”。

甘露三年（前51），解忧公主的大儿子元贵靡、小儿子鸱靡先后病死。当时，解忧公主已是70岁的老人了，非常思念故土，她给皇帝上书后，汉宣帝就派人把她和冯一起接回长安，并以公主之礼照顾解忧的饮食起居。对冯也以厚禄优礼相待。

元贵靡死后，他的儿子星靡代立为乌孙大昆弥。由于星靡年幼，尚无力执掌国政。冯对此很不放心。她向皇帝上书请求返回乌孙镇抚星靡。当时，汉宣帝驾崩后由太子刘爽即位，史称汉元帝。

元帝考虑到西域的安全，虽然不忍心让70多岁高龄的老妇人出使，但由于冯情真意切，一片赤诚，只好同意了。

初元元年（前48），老态龙钟的冯又精神抖擞地第三次远赴乌孙。乌孙的臣民听说她回来了，许多人骑马跑出几百里远道相迎……

纵观一部《汉书》，虽然未能为冯单独开篇立传，但从《西域传》中有关她的描写来看，也足以透视出她在西域的作为了。西汉时期共派出18任西域都护，从他们的政绩和功业来论，也只有郑吉和段会宗可同冯相媲美。

解忧之梦

现在已经是三更天了，外面又刮起了大风，帐篷被吹得晃个不停，也不知道冯与弟史现在走出了山口没有。如果山上下起冰雹或者大雪，或许她们明日才能出山。

冯与弟史现在走的路我也走过。多年前，皇帝的诏命下达给我后，我就走过了那条艰险难行的冰道，随后又走过另外一条更加难行的冰道来到了乌孙，并且见到了我的夫君――乌孙王。

与我一样走过这两条冰道的还有江都公主细君，她和我一样，也是奉皇帝诏命嫁到了乌孙。

吾家嫁我兮天一方，

远托异国兮乌孙王。

穹庐为室兮旃为墙，

以肉为食兮酪为浆。

居常土思兮心内伤，

愿为黄鹄兮归故乡。

这首《黄鹄歌》是细君作的。在细君没有来乌孙之前，我与她在大汉的皇宫里相识。那时候，眉目如画、温婉淡雅的细君常常唱歌给我听，那时她唱的歌没有这么凄苦，而是有着一种欢乐的调子。

细君是太文弱、太安静了，就像淡淡开放在花园角落里的一朵。灞桥垂柳，渭河蒹葭，与这里关山冷月、大漠吹寒的景致太不相同，像细君这么柔弱的女子，怎么能在如此酷烈的环境中生存。

细君去世后，我常常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她，一想起她，我就会想起这首歌。

武帝刘彻是我的叔父。这几年，匈奴人对我们大汉天朝的侵扰越来越频繁，皇帝对此忧心如焚。那天，我随父亲来到宫里见到皇帝时，他问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愿不愿意去西域？”而在我心里，自从知道细君的死讯后，就预感到皇帝将会派我接替细君。所以，当这一天真正到来的时候，我反而镇静了下来，当场就答应了。

为什么不答应呢？难道说，被皇宫与我家楚王府四周那低矮的宫墙圈禁的世界，会比这里一望无垠的大草原更加壮阔吗？以前，博望侯张骞跟父亲谈话时，常常会充满神往地讲述他在西域见到的雄奇壮丽的风光，长河落日、海市蜃楼、草原牧歌，这些景象，是在王府与宫中永远无法想象的。

我来了，乌孙。

我来到这里时，虽然乌孙人对我很好，但是他们并不完全相信我大汉天朝有能力保护他们不受到匈奴的掳掠，因此不愿意与我大汉天朝一起出兵攻打匈奴。好在我和冯做了很多事情，向他们证明了我大汉天朝的力量。如今，有30多个国家归附了汉朝。

这一晃几十年就过去了。等孩子们的事情办理完毕，我也该回去看看，看看皇帝，看看长安，看看我的亲人。

外面的风又大了一些，开始下雪了，不知道冯与弟史现在到了哪里？

人物正史

张骞出使西域、王昭君出塞的历史故事，许多人都知晓。然而，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后、王昭君出塞之前，还有一位了不起的女性也曾被派往西域去执行和亲的使命。这位杰出的女性就是刘解忧（解忧公主）。

西汉初期，匈奴每次进犯，汉朝都奉上黄金、美女、丝绸、醇酒、粮食等使之退兵。汉武帝时，接受了张骞的建议，第一次派出刘细君公主远赴西域乌孙国和亲，联络乌孙国共同抗击匈奴。遗憾的是，由于性格内向，语言不通，不能适应西域艰苦的生活和特殊的文化，刘细君三年之后就去世了。于是，汉武帝又派楚公主刘解忧去继续执行和亲使命。

解忧公主的爷爷刘戊就是如今的徐州狮子山楚王陵的墓主，根据历史记载，汉武帝是她的叔父，她是从徐州出发，踏上去乌孙国和亲的历程。她的封号是楚公主。

解忧公主不仅是一位去和亲的公主，更是一位出色的外交家。解忧公主和侍女冯（徐州人）到乌孙国后，持汉天子符节，代表汉朝在西域进行了广泛、高超的外交活动，使西域各国归顺汉朝。解忧公主按照乌孙国的习俗，两次改嫁，深得乌孙国王的信赖和臣民的爱戴，并使乌孙国改变立国战略，执行联合大汉抵抗匈奴的自立路线。在汉朝与乌孙联军的共同反击下，匈奴最终走向衰落。

由于解忧公主的巨大作用，乌孙国和西域多国归顺大汉，使新疆进入中国的版图，成为祖国的领土，解除了大汉的后顾之忧，促进了西域与中原的经济文化交流，促进了丝绸之路上多国关系的发展。

在解忧公主和亲乌孙以及匈奴臣服大汉后，汉朝又派遣王昭君下嫁给匈奴单于，但那已不是委曲求全，而是巩固民族团结和两方关系了。可以说，解忧公主和冯是当之无愧的中华第一代女外交家。

梁建方之梦

驿站里火光真暗，远不如大帐里的塘火温暖明亮。到冬天了，外面很冷，不知道军士们的军帐里是否寒冷，等一会应该去巡查一番。

从这条山路前进，就到了弓月城，那是我们的一个大营盘。这次出战，皇帝对我和契何力寄予厚望，物资供应很充分，但是山路太难行，影响了行军速度，希望出山后敌军还没有逃遁。

这座山很高，远方的山峰常年都有皑皑冰雪，当地人称呼那座山峰为凌山。我在西域生活了这么多年，对这座山已经很熟悉了，它什么时候发洪水，哪条道路冬天不能走，一路上在哪里可以建补给站，我心里都清清楚楚。这次皇帝命我为弓月道行军大总管，也许正是看中了我对这里山川地理的熟悉。

10天前的军事会议上，大家对于选择哪条路线进击伊丽水一带的突厥叛军主力意见很不统一，最后还是我决定走这条路。毕竟从这里翻越大山，只需要走200多里，比绕道北庭要近几千里。唯一不足的，就是将士们翻山越岭太劳累，而战场形势又不允许将士出山后休整。不过这也没有妨碍，因为我军士气甚高。

突厥叛军的军旗上，绣有一颗金色的狼头，多年来号称“狼军”，他们的军力也很强。但是，我大唐军队在西域征战几十年，尚未有败绩，他们并不是我们的对手。可气的是，敌军阿史那贺鲁这次叛乱选择的正是我大唐太宗皇帝去世之时，时机很好。

太宗皇帝征战一生，英明神武，恩义广被，令西域各部族尊敬非常，在他们眼中，太宗皇帝是统治广袤山川的“天可汗”。有太宗皇帝在，像阿史那贺鲁这样早就心存异心的突厥将领也不敢稍有动作。

这里千百年来就是我大唐的土地，是大唐百姓繁衍生息的热土。千百年前，汉朝的将士们就在这里与匈奴人战斗，并且最终把匈奴人驱逐了出去。那时候的汉武帝，想必也是一位雄才大略的皇帝，如果没有汉朝将士们的热血浇灌，这片土地保存不到今天。现在，我继续的是卫青与霍去病的事业，我要像他们一样去战斗。

驿站里现在比刚才温暖多了，是不是因为我想起了前人的事业，觉得热血沸腾？将士们呢？他们觉得冷吗？他们有没有意识到这次出征，是为了保卫我大唐百姓安宁的生活？

我该去将士们的营帐看看了。哦，外面开始下雪了……

人物正史

秋，七月，西突厥沙钵罗可汗寇庭州，攻陷金岭城及蒲类县，杀掠数千人。诏左武侯大将军梁建方、右骁卫大将军契何力为弓月道行军总管，右骁卫将军高德逸、右武侯将军薛孤吴仁为副，发秦、成、岐、雍府兵三万人及回纥五万骑以讨之。

――《资治通鉴》卷199《唐纪十五》

这场战事发生在公元652年。

在唐朝中央政权的政治势力进入中亚前，西域广大地区经历了一段政治局势极不稳定的时期。

当时，西突厥汗国内外矛盾十分尖锐。对外征战不息，上层统治者争夺汗位，内乱迭起，各族人民不堪其苦，纷纷揭竿而起。广大中下层人民渴望安定和平的局面。迫于这种压力，西突厥汗国乙毗射匮可汗、阿史那贺鲁于公元649年左右归附唐王朝。

之后，阿史那贺鲁被唐朝委以瑶池都督、招讨以西突厥左骁卫大将军的重任。

公元650年，唐太宗李世民去世，阿史那贺鲁乘机向西扩张自己的地盘，吞并了乙毗射匮可汗的领地和部众，建牙帐于弓月（今伊宁市北）和千泉（楚河流域），自号沙钵罗可汗，统有五咄陆和五努矢毕十姓之众，于公元651年公开叛乱。

公元652年，唐朝政府命梁建方为弓月道大总管，率府兵3万及回纥兵5万骑出征，先后破西突厥处月、处密两部，收复庭州，基本上消除了阿史那贺鲁对天山东部地区的威胁。正是：“大漠风尘日色昏，红旗半卷出辕门。”王军激战伊丽水，已报生擒西突厥。

玄奘之梦

高昌王■文泰送来一路护送我的驼队，三个月前已经回去了。在屈支，那支驼队的首领给我留下了两个装水的大皮囊和一根胡桃木制的很结实的手杖。他告诉我说，再往前走，就是远近闻名的凌山，那条路很难走，但是要去天竺，必须翻过这座山。

驼队走后，我在屈支停留了三个月。在这次出发前，我就下定决心，不管山路多么艰险，我都要向前走。

难道在经过了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复无水草的莫贺延碛之后，我会在这座山的面前止步不前吗？绝不！我出发前，曾经告诉过我的弟子：“宁可就西而死，岂可归东而生！”在长800余里的莫贺延碛，陪伴我的胡人石盘陀，不堪前路艰险而离我远去，只剩下我一人一马独行。那时候，我走了100余里后，因为迷路，去找野马泉不得。下马饮水，因为盛水的皮囊太重，失手打翻在地，千里之资，一朝斯罄。即使这样，我四夜五日无一滴水饮，还是走出来了。

难道还有比那段路更难的路吗……

进山了。一路上，我看见了很多骡马的枯骨。看来，倒毙在这条路上的人和骡马有很多。向导说，这里年年都有商人因遇到洪水、泥流、雪崩而丧命，这些枯骨，也不知道遗留了多少年。

我离开长安西行时，大唐立国不久，有不许官民越界去西域诸国的禁令。一些大寺院的长老，怕我求得真法，威胁他们的地位，也千方百计暗中阻挠我求取真经。但是我不怕，正像这座崎岖难行、遍布冰雪的山道一样，走过了，就不再觉得有多难。

与高昌一样，在屈支一带，佛法也很盛行。我来到这里之前，寺院里的长老们从胡商那里听说过我。我一到，他们就请我去讲经。那座寺院是昭怙厘大寺。200年前，龟兹王国的高僧鸠摩罗什曾在大寺升座，为西域各国王公讲经，弘扬佛法。鸠摩罗什在这里受到了非同寻常的礼遇，甚至连王公都甘愿在他升上金狮子座讲经时俯身为蹬，西域佛法之盛，由此可见。

我在昭怙厘大寺讲经两个多月。昭怙厘大寺有东、西两座，隔河相望，名字相同。寺院里的佛像雕塑与长安的相比，丝毫不逊色，同样是宝相庄严。

又开始下雪了，胡天八月即飞雪。山上的雪，尤其下得频繁。向导说，再往前走，就是一段布满冰雪的达坂，翻过达坂，就快到了另一端的草原，那里的天气就不会像这里那么糟糕了。

翻过两座山了，天越来越冷，雪花很快变成了雪粒，打在人脸上很疼。前方的冰雪达坂还没有到，而天已经快黑了，我想，该找个地方宿营了……

人物正史

贞观元年（627），玄奘从长安出发西行，在途中经兰州到凉州（姑藏），继昼伏夜行，至瓜州，再经玉门关，越五烽，过流沙，备尝艰苦，抵达伊吾（哈密），至高昌国。

贞观二年（628）正月，玄奘到达高昌王城（今新疆吐鲁番市境），受到高昌王■文泰的礼遇。后经屈支（今新疆库车）、凌山（穆素尔岭，今天山木扎特古道）、素叶城（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西南）、迦毕试国、赤建国、飒秣建国（今撒玛尔罕城之东）、葱岭、铁门关抵天竺（今印度）。

在今日的库车，玄奘停留讲经近三个月，地点就是如今的苏巴什古城――当时的昭怙厘大寺，并在所著《大唐西域记》中记载：“荒城北四十里，接山阿隔一河水，有二伽蓝，同名昭怙厘，而东西随称。佛像庄严，殆越人工。”

随后，玄奘离开屈支（库车）越凌山前往素叶城，所经过的就是木扎特古道。

在《大唐西域记》中，玄奘对木扎特古道留下了这样的记述：

国（即今温宿县一带）西北行三百余里，度石碛，至凌山，此则葱岭北原，水多东流矣。山谷积雪，春夏合冻，虽时消泮，寻复结冰。经途险阻，寒风惨烈，多暴龙，难凌犯。行人由此路者，不得赭衣持瓠大声叫唤，微有违犯，灾祸目视。暴风奋发，飞沙雨石，遇者丧没，难以全生。

而在玄奘的弟子撰写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对凌山与木扎特古道是这样描述的：

其山险峭，峻极于天。自开辟以来，冰雪所聚，积而为凌，春夏不解，与云连属，仰之皑然，莫见其际。其凌峰摧落横路侧者，或高百尺，或广数丈，由是蹊径崎岖，登涉艰阻。加以风雪杂飞，虽复履重裘，不免寒战。将欲眠食，复无燥处可停。唯知悬釜而炊，席冰而寝。七日之后方始出山，徒侣之中冻死者十有三四，牛马逾甚。

凌山和木扎特古道一定给玄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实际上，这也是玄奘西行途中遇到的第一段艰险山路。经过凌山的洗礼，之后的兴都库什山脉以及帕米尔高原的众多山脉不再是他求取真法的巨大阻碍。这段路途对玄奘来说，也许是踏上更艰险旅途的一个加力器。

道工之梦

战争又要爆发了。

远方的信使骑快马到山下的驿站，带来了这个消息。昨天，上山给我们送粮食的驮工说，伊犁河那边，俄国人派来了不少军队，闹得当地很不安宁，而左宗棠大人已经到了哈密。我们的军士，正集结在阿克苏和乌什，有好几万人马，随时准备过达坂去伊犁。

我也觉得奇怪。前几天，从阿克苏的大营盘里来了一队军士从这条路过达坂，带队的把总说，他们走这一趟主要是看看路修好没有，能不能走马队。

路当然修好了。我们这里，有七八十户人家被编入了官府的工籍，职责就是修路。现在是五月天，山上的冰雪开始融化，天气不太冷了，我们上山修路也方便了一些。

我在这里修了30多年路了，从16岁起，我就开始跟着父亲上山。这30多年，不知道是因为山外的世界发生了大变化，还是因为我太敏感，我总觉得世事跟以前有些不一样。

在我的父亲那一辈，他们的生活很简单，就是每月有两旬的时间上山巡查道路，10人一组，然后回来休息一旬，如果发现有商旅遇到困难，就给他们带带路，或者给他们送点粮食。有时候，山下的衙门会传来指示，告诉大家最近有什么人要从这里经过，需要前后接应之类。那时候，并没有像现在那样，经常会有令人不安的消息传来。

这些消息中，最多的是打仗的事情。前几年，是阿古柏的人马打到了南疆，后来，朝廷的军队――听说带队的将军叫刘锦棠――从库车那边打过来，一路收复了阿克苏和乌什，赶跑了阿古柏。

朝廷的军队经过山下时，我也跟大伙一样，专门到城里去迎接。这里，自古以来就是我们的土地，不能让阿古柏占了。我还听爷爷说，几百年前，唐朝的军队也在我们村子那里驻扎过，那时候，我们修的这条路叫弓月道，不叫穆素尔岭。

现在，俄国人又要像阿古柏一样占我们的土地了，也不知道朝廷的军队什么时候从这里过山。

打仗毕竟不是什么好事，从这条路出发的军士们，战死在远方的很多。在山的那一边，是我爷爷的故乡，那里，曾经是风景如画的辽阔草原，但是当草原变成战场之后，很多军士的白骨在草原上看起来是那么惨厉，这时候的草原一点都不美。而爷爷说，小时候他在草原上最爱看日出和日落。那时候，当太阳接近地面的时候，天色开始变得金红，忽然之间，整个草原似乎变成了一片火海在燃烧，峻峭的雪峰也已被晚霞映成了通红色，一切都是那么辉煌壮观。

我没有见过这样的景色，但是我相信爷爷说的是真的，过往的商队在我们的小屋休息时，也曾经向我们描述过山那边的景色，有机会的话我一定会去看一看。当然，我不愿意看到草原上有那么多的白骨。

还是让我在这里当一只盘旋在高山之巅的雄鹰吧。几百年来，过往这里的商人们都知道一个传说：在冰山中栖息着一只神鹰，平时人们看不到它的踪迹，若遇翻越木扎特达坂的行人在风雪中迷途，这只神鹰便会凌空飞鸣，给行人指引正确的方向。

我想做的，就是成为那只神鹰。

古道正史一

木扎特古道是天山中最为险峻又最为著名的古代山路，它翻越天山主脊上的木扎特达坂，把天山南北连接起来，也是伊犁到阿克苏的捷径。据历史学家考证，木扎特达坂就是唐代著名的弓月道的必经山口，从南路的安西都护府到伊犁的弓月城，木扎特古道是一条捷径。

冰川、冰裂缝、冰陡崖、冰谷、冰壁、冰河、滚石、雪崩、冰崩以及多变的河道、冰冷的河水，是木扎特古道最大的特点。清代将木扎特达坂译作“穆素尔岭”，也直称作“冰岭”，因其横空跨越天山，又被称作“天桥”。

历史上，由于南北疆之间交通不便利，木扎特古道曾在军事、商务和民间交往等方面发挥过独特的作用。至清代，伊犁成为新疆的军事中心，木扎特达坂重被启通，在木扎特山口附近有70户人家，沿途设置14站军台，专门负责凿冰梯、维修道路和传递情报，当时官兵换防、商旅往来，多取此道。对木扎特古道的修路情形，清代诗人萧雄记录说：

每日拨民工二十余名，于冰山凿蹬为路，凡度岭人马留用绳系而牵之，缓步挨进，冰多震动，时有折裂，或深数丈，望之战惧。

1845年1月，清道光皇帝下旨，命布彦泰传谕林则徐前赴南疆履勘垦荒情况，林则徐接旨后，就打算带着三子林聪彝，“取道冰岭，即日南行”。由于布彦泰的劝阻，才取道乌鲁木齐折赴南疆。

阿古柏败亡，南疆地区回归祖国，左宗棠决计乘胜收复仍为沙俄霸占的伊犁。而当时俄军在伊犁地区即增至1.2万人，同时还向远东派出了一支由20多艘军舰组成的舰队。

面对沙俄的挑衅，左宗棠毫不畏惧，于1880年春拟订了一个三路出击收复伊犁的计划：以金顺一军扼精河，防俄军东犯；命张曜率所部5000人出阿克苏，沿特克斯河前进（为主攻方向）；刘锦棠部万余人则出乌什，从西面配合。5月底，左宗棠冒着炎热“舆榇发肃州”（《清史稿・左宗棠传》），6月15日，抵达哈密，积极部署军事进攻事宜。

但清政府不相信自己的力量，只寄希望于谈判，急调左宗棠回京。1881年2月，几乎在左宗棠到达北京的同时，《中俄伊犁条约》在彼得堡签字。该条约虽然争回了部分权益，但仍是一个严重损害中国领土的不平等条约。

探险者之梦

我总喜欢问人，你认为世界上什么地方最美。等他们说上半天以后，我就给他们讲讲木扎特古道作为总结……应该相信我夏台（木扎特古道）一线的100多公里天山北麓的蓝松白雪，确是这个地球上最美的地带……

――《夏台之恋》

终于走近了这条闻名已久的古道。

我知道这条古道，首先是在大学时期看到了张承志的那篇清新冷竣的散文《夏台之恋》。文中所指的夏台，即夏特古道的昭苏县起点夏特乡。这篇文章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夏特，从此成为梦中的圣地。

夏台不仅是一个乡一个公社，而且是西域史上的一条著名通道的起点……不仅当称南北新疆的交通咽喉，而且是中国与印欧之间、所谓丝绸之路的要冲。

夏特（shata）一语意为梯子，一般它被认作维吾尔语。但无疑，这个地名早已存在了。能肯定的只是：这是一个属于突厥语言的、形容冰岭古道险峻形势的比拟地名。

――《夏台之恋》

我来到这里，是在天高气爽的秋季，可以说是一年里最好的季节。

古道沿木扎特河流蜿蜒伸向深山，车辆一直可以开过破城子煤矿，直达破城子大队。一路上最让人惊叹的，是古道两侧似由人工修剪过的如茵绿草，以及如同天外来客般的冰碛石。在冰川退缩后，这些巨石孤独散落在广阔的山间草甸上，被烈日罡风塑成自然的雕像，如同森林与草原的守护神。

其中最大、最壮观的一座天然石雕，即将在不远的将来被更多的人们所熟知。这座巨型雕像的暂定名是“托峰石浪”，可能在某一个时候矗立在具有纪念意义的地方。我们参观这座石雕的时候，正赶上工匠们在忙着切割它，他们说，要首先把巨石分开切割好，运到地方后再拼装起来，每个切下来的部位都要编上号，以免搞错，“就像搭一块巨大的积木”。

也许，这座石雕的命运就是古道的命运。在经过了千百年的沧桑之后，木扎特古道在历史、人文、旅游、生态、登山探险等方面的特殊价值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从无形的概念与有形的徒步中，木扎特古道被一次次复制和拷贝，关于古道的故事与传说，也在不断的重复中日益生动。

在破城子村，我们与一位名叫托乎提牙孜的老人攀谈了很久。老人今年已经快80岁了，他给我们讲述了解放前三区革命军部队从伊犁翻越古道，在这里与守军交战的情景，“那时候，在这条路正中有一个很高大的门，两边是城墙，四周各有一个碉堡，里面就是兵营，我们进出大门都要查验路条……”指着道路两边山坡上残存的鹅卵石城墙，老人说，战斗开始后，他也跟村里人一样，赶紧躲到了山下的村子，“那次打仗死了不少人，就埋在旁边的山上”。

实际上，自古以来，破城子村所在地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因为这里是古道的另一个起点，正当道路要冲。在残存的古堡上，我们发现了夯土的痕迹，与后来的城墙形制颇为不同，也许，这古堡的历史更加悠久。

说到这里，需要提到一位人物：曼纳海姆（1867～1951），曾任芬兰摄政和国防委员会主席，苏芬战争时任芬军总司令、元帅，二战后任芬兰总统（1944～1946）。

1918年前，芬兰是沙皇俄国的一部分，曼纳海姆长期在俄军中任职，1906年受沙俄派遣来中国刺探政治、军事、地理情报。由于他是骑马来到中国的，当时清朝的边防官员给他起了个中国名字叫马达汉。

在新疆南部刺探和踏勘时，曼纳海姆特别关注具有军事意义的阿克苏绿洲。

他在阿克苏停留时间比预期的要长，呆了两个星期，绘制了许多地图，之后，他开始穿越木扎特山口前往伊犁，这中间要翻越险峻的木扎特冰川。

曼纳海姆在这里注意到当时驻军的城堡和岗楼。尽管有当地政府派来的八个护路工人每天用斧头在冰上砍出台阶来以便让人和牲畜安全通过，他还是发现两边的冰缝里躺着一些马和驴子的尸骨，走一天下来能看到30多具。一路上，蓝天白云之下是白雪皑皑的山巅冰川，这阿尔卑斯山式的景观令他心旷神怡，激情之余，曼纳海姆用相机把探险队在危机四伏的险途上前进的状况忠实地记录了下来。

他们花费了整整一周时间，在狂风中穿越冰冻艰险的木扎特山口。然后，他抵达了广阔的特克斯河谷……

这一鲜为人知的史料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木扎特古道当年在军事与商贸交通中的重要性。

所幸的是，从20世纪中叶起，沿天山南北公路交通状况不断改善，险峻的木扎特古道逐渐被废弃。冰川纵横如阡陌、乱石排空成嵯峨的木扎特古道，终于告别了它连通南、北疆的使命，而逐渐成为人们面前触手可及的一道景观。

我特别喜爱的，还不是夏台领域中的那漫山遍野的天山腹地的美。久久体味着，会觉得慢慢地被它摄去了心魂、并久久陶醉不已的，是那自然聚落的宁静。用流行语来说是团结，用更准确些的语词来说是和平；用我喜爱的感受语言来说，那是一种深沉的安宁。

――《夏台之恋》

古道正史二

木扎特古道上的冰达坂是木扎特达坂，其海拔最高5000米左右，通行的时间在气温最高的夏季8月为宜。

清代著名的西域史地学家徐松在考察木扎特达坂之后，写道：“峙长百里，高百丈余，坚冰结成，层峦叠嶂，高下光莹。”惊叹其“冰崖矗立，攀登艰难，行旅跋涉，团顿万状”。

咸丰年间，曾任伊犁参赞大臣的景廉奉命前往阿克苏办案，翻越木扎特达坂10余日始通过，著有《冰岭纪行》，并赋有诗句：

冰梯百尺连云起，凌山四合迷西东；

参差蹬道排长空，挥手真可取明月。

在木扎特古道哈达木孜达坂和木扎特山口附近有许多刻在巨石上的维吾尔文字和三区革命军的徽记，记录了1945年三区革命军由此出击南疆阿克苏的军事行动。

唐太宗论弓矢篇9

【关键词】人物传记；小人物；评议

人物传记之兴肇于《史记》、《汉书》，《史记》首立本纪、世家、列传，而开创了纪传体的先河，《汉书》省世家而入列传，之后历代史书承袭不变遂形成了历代正史以人物为中心的史传形式。因之而形成了所谓的：史汉列传，汉魏别传，六代唐宋墓铭，宋代以后年谱、形状等等。而人物传记下有细分为：名宦、治行、乡贤、耆旧、流寓、文苑、儒林、孝义、忠悌、方技、仙释、笃行、列女、节义等等。据统计二十四史合计3250卷，其中人物内容2160卷，总占三分之二，所以历来有言，自古史志半人物。因此也可以说是由许多的人物传记组成了历史发展脉络，一个个人物让历史反复跌宕。我们读历史也正因为有了这么多人物的事迹的记载才生动有趣。所有人物都有表演，真与假、善与伪、美与丑、智与愚、勇与怯、贪与廉，都在交替上演，或让人赏心悦目，或让人扼腕痛惜……

而作人物传难度最大，技术最高的事情莫过于对人物褒贬评价了，盖天下人都是目好色，耳好声，喜闻赞叹之声，厌听逆耳之言。尤其是对大人物的评价，动辄就有生命的危险。东晋权臣桓温北伐，在枋头被前燕吴王慕容垂所败，秘书监孙盛，做《晋春秋》，直书时事，大司马温见之，怒，谓盛子，曰：“枋头诚为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言！若此史遂行，自是关君门户事”。孙盛儿子急忙告罪，并请求老父删改，而孙盛性情方正严厉，遵守法度拒绝删改。儿子们畏惧，私下删改。孙盛私下留下一部未删节版的，流传之北方，到孝武帝朝，搜求天下异书，而一个辽东人呈献出来，和当时流行的删节本不同，而书传天下。像孙盛这样的作者，让我们肃然起敬，佩服其宁折不弯，不屈从于权贵的精神。可是时隔七十年后的另外一位人物崔浩就没有那么的幸运了。崔浩出生大姓，为清河崔氏。历仕北魏道武帝、明元帝、太武帝三朝，出谋划策，廓清区夏，居功至伟。但是由于他编撰《国记》，秉笔直书，毫不隐瞒避讳的记述了北魏拓跋氏的历史，甚至直书了拓跋氏一些不愿人知的早期历史。而且刻成石碑树立在通衢大路旁，引起往来行人议论。鲜卑贵族看到后，无不愤怒，先后到太武帝前告状，指控崔浩有意暴扬国恶，太武帝命令收捕崔浩及秘书郎吏，审查罪状。太平真君十一年六月己亥（公元450年7月5日），太武帝诛杀崔浩。清河崔氏无远近，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皆浩之姻亲尽夷其族。一时间血流成河，令人心惊胆寒。

因此，围绕在权贵身旁的摇尾巴系统，只敢一味的逢迎乞怜，才能保住脖项。就拿明神宗朱翊钧来说，虽然此人生前竭尽全力的毁灭他的国家，伤害他的人民，可谓是“荼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但是摇尾巴系统在他死了以后却将人世间最好的词语奉送给他，其谥号为：范天合道哲肃静简光文章武安仁止孝显皇帝，读完这一连串要让人中途喘口气的溢美之词，实在令人作呕。

对这些大人物作传，我们心有余悸。然而一些好的传记家，也能通过一些小人物的描写达到了四两拨千斤的效果。朱东润说到“任何人都有自己的世界，自己的一生。这一生的记载，在优良的传记文学家的手里都可以成为优良的著作，所以在下州小邑，穷乡僻壤中，田夫野老，痴儿怨女的生活都是传记文学的题目”。当然这是一个理想的说法，事实上还有许多必要的限制，一个平常的人物不可能引起读者的注意，所以作者对于这样的传主唯有运用细腻的文学技巧，从人格分析方面着手，发掘人物独有的价值。

《礼记·檀弓上》有这样一则记载，鲁庄公及宋人战于乘丘，县贲父御，卜国为右。马惊，败绩。公队，佐车授绥。公曰：“末之，卜也！”县贲父曰：“他日不败绩，而今败绩，是无勇也！”遂死之。圉人浴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诔之。士之有诔，自此始也。在这里让我们看到是两个小人物人格特征被宣泄无余，他们忠于职守的一个“忠”，却是感人至深的。出了事故，不是左推右塞，竭力寻找客观原因，而是挺身而出，大胆承担责任，并以生命为代价来表白自己的忠诚和献身精神，一个忠字感天动地。其二人的事迹完完全全的成为了日后尽忠职守的代表。

西汉时有一个人叫直不疑，初为郎，同舍有告归，悞持其同舍郎金去。已而同舍郎觉亡，意不疑，不疑谢有之，贾金偿。后告归者至而归金，亡金郎大慙，以此称为长者。稍迁至中大夫，人或廷毁不疑，以为盗嫂。不疑闻，曰：“我乃无兄”然终不自明也。这里所用笔墨不多，此人人如其名，直不疑，简直不能被怀疑，可就是这么一个简直不能被怀疑的人，却不断地被诬陷、被怀疑。作传者正是以如此巧妙的反法，不是开篇明义的，就告诉读者，直不疑就是一个品行端正、为人随和、心胸大度，而且坚守原则的人，读完简短的叙述，作者要让我们稍稍体味一下，人物性格便赫然在目了。

南明弘光元年（1645年），清军下南京城，南京城内的王公贵戚、翰、詹、科、道、部、寺官，投降者不可胜记，全无一人是男儿。常在秦淮河百川桥下行乞的一个乞儿，听说国亡，在桥上题诗：“三百年来养士朝，如何文武尽皆逃。纲常留在卑田院，乞丐羞存命一条。”写毕，投河自杀。数百南明的文武大官，气节方面，远远不如乞丐！我们甚至不知道这个乞丐的名字，但是这不重要，因为传记者把他人生最辉煌的事迹记录下来了，他就算投水自尽也不愿做亡国奴的刚烈和卑躬屈膝、匍匐投降的士大夫形成了强烈对比。可以说他是可以和苏武、祖逖、文天祥那些英雄人物站在同一高度了。

在人物的褒贬评论中，也有传记作者巧妙的避开直接评述而间接地从升斗小民的口中说出了那些客观实在之言。唐僖宗李儇其谥号是惠圣恭定孝皇帝，可是他最爱的就是蹴鞠、斗鸡以及赌鹅，最拿手的是击球游戏，整天游乐戏谑，将朝政交由宦官田令孜主管，导致政治黑暗，民不聊生，唐王朝江河日下。就在唐僖宗在位其间发生了黄巢起义（乾符二年875年），到僖宗广明元年，（880年）起义军攻破长安，唐僖宗逃亡成都避难。到了中和四年（公元884年）黄巢战死狼虎谷，历时十年的动乱基本平定。躲在成都的僖宗君臣齐上大玄楼受俘观礼，唐将时溥遣使献黄巢及家人首级以及在战斗中陆续俘获的黄巢姬妾嫔妃。僖宗观见下面跪着数百绝色美女，一时间还来了精神，宣问姬妾：“汝曹皆勋贵子女，世受国恩，何为从贼！”其居首者对曰：“狂贼凶逆，国家以百万之众，失守宗庙，播迁巴蜀.今陛下以不能拒贼责吾辈女子，置公卿将帅于何地乎！”上不复问，皆戮之于市。寥寥数语，噎得唐僖宗一句话也说不出，马上下命把这些人全部绑送刑场杀掉。在刑场之上，人争与之酒，其余皆悲怖昏醉，居于首者独不饮不泣，至于就刑，神色肃然。从这个女子的对白里，突显出了唐僖宗是怎样的一个昏聩无状的皇帝，在其统治下的帝国里的人民是何等悲凉。千年之下我们仍然对那个女子产生由衷敬佩之情，她一番义正词严的谈话使得唐僖宗李儇这个之徒现形当场，如果唐僖宗还有良知的话，就应该向那个女子道歉，当然他是没有良知的人，如果他有良知也就不会恬不知耻的无视自己丢失宗庙，不顾百姓死活，一个劲的只顾自己逃命，最后还要流别人的血来显示自己的尊严。从这小人物的记述中，突显出了唐僖宗这个之徒是怎样一个昏聩无状的皇帝，其统治下的人民是何等的悲凉。

从以上的那些小人物的记述中，传记作者善于通过捕捉小人的精彩片段，然后精妙描述，虽不见洋洋洒洒的长篇论述，也无须摇尾巴违心呐喊，但切切实实的展现了一个小人物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足见这些作传者功力之深厚，达到举轻若重之概。通过吸收和借鉴这些编写小人物传记的手法，这对于我们如何把握人物传记，把普通大众对于历史的推动作用展现出来，不至于遗漏。以实现希罗多德在其著作《历史》中说道：“他所以要把这些研究成果发表出来，是为了保存人类的功业，使之不致由于年深日久而被人们遗忘，为了使希腊人和异邦人那些值得赞叹的丰功伟绩不致失去他们的光彩，特别是为了把他们发生纷争的原因记载下来”。

【参考文献】

[1]王德恒.中国方志学[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58.

[2]司马光编.资治通鉴（卷一百二）[M].北京：中华书局，1956.

[3]魏收撰.魏书（卷三十五）[M].北京：中华书局，1974.

[4]黄宗羲撰.明夷待访录（第一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1.

[5]朱东润著.张居正大传[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6]司马光编.资治通鉴（卷十六）[M].北京：中华书局，1956.

[7]计六奇撰.明季南略（卷五）[M].北京：中华书局，1984.

[8]司马光编.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9]希罗多德撰.历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10]孙希旦撰.礼记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2.

唐太宗论弓矢篇10

相对于“写真”，“传神”一词出现更早，首见于东晋顾恺之《论画》：“以形写神而空其实对，荃生之用乖，传神之趋失矣。”另有南朝刘义庆《世说・巧艺篇》：“顾曰：‘四体妍媸，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这两处“传神”都是顾恺之的话语。因此，学界或认为“传神”作古代肖像画最早用称即在顾恺之时代，然而这是误识。宋之前，“传神”这个词语仅见于顾恺之一家独言。咀嚼长康原文处，“传神”一词在文中其实是对“以形写神”的褒辞，如沈宗骞《芥舟学画编》：“不曰形曰貌而曰神者，以天下之人，形同者有之，貌类者有之，至于神，则有不能相同者矣”。顾恺之的“传神”是对绘画境界的美学提倡，而非指示名物的一般称谓。“传神”一词的流布和作为肖像画称谓的通行是在宋代，在“写真”之后。清人郑绩曰：“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此为写真言之。”“写真”之前古代肖像画的称谓又是怎样的呢？

南齐谢赫《古画品录》中评袁：“比方陆氏，最为高逸，象人之妙，亚美前贤”，又评江僧宝：“象人之外，非其所长也。”《古画品录》是迄今所见最早的一部古代绘画论著，余绍宋《书画书录解题》：“论画之书，今存者以是书为最古。而品画之作亦始于是书，弥足珍重。”《古画品录》提出的“六法”，成为中国画洎今不湮的纲要。但是除“六法”之外，一个同样重要的词语“象人”（或“像人”）却少人关注。除谢赫的《古画品录》，“象人”还见于南朝姚最的《续画品录》以及唐代张怀、李嗣真及阎立本的叙述。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叙历代能画人名》中有9处集中引录了这些言说，《历代名画记》引姚最评萧绎：“象人特尽神妙。”引姚最评谢赫：“写貌人物，不俟对看……然中兴已来，象人为最。”另引唐人张怀评顾恺之：“象人之美，张得其肉，陆得其骨，顾得其神，神妙无方，以顾为最。”张怀评陆探微曰：“夫象人风骨，张亚于顾、陆也。”又评张僧繇：“象人之妙，张得其肉，陆得其骨，顾得其神。”《历代名画记》中引唐人李嗣真评阎立本：“博陵大安难兄难弟，自江左陆、谢云亡，北朝子华长逝，象人之妙，号为中兴。”又引阎立本评杨子华：“自像人已来，曲尽其妙，简易标美，多不可灭， 少不可逾。其唯子华乎！”“象人”或曰“像人”，古代文本通用。综上所述，“象人”作为绘画用语至晚兴于南朝，流布至唐，其间200余年，而后渐少出。重要的是，“象人”指涉的顾恺之、 陆探微、袁、顾宝先、江僧宝、谢赫、萧绎、张僧繇、杨子华、阎立本等画家都是以肖像而擅名画史的。俞剑华在《历代名画记注释本》中误释“象人”为“画像的画家”，今人多依此解。笔者认为，“象人”这个貌似平凡的词语，其实很遥远且很有意味，“象人”实是古代肖像画最早的概念称谓。

宋人郭若虚是历史上最早考察“象人”一词的论家，《图画见闻志・叙自古规鉴》：“《易》称‘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又曰‘象也者，像此者也’。尝考前贤画论，首称‘像人’，不独神气、骨法、衣纹、向背为难。盖古人必以圣贤形像，往昔事实，含毫命素。制为图画者，要在指鉴贤愚，发明治乱。故鲁殿纪兴废之事，麟阁会勋业之臣，迹旷代之幽潜，托无穷之炳焕。” 这段文首的论述十分重要，可以视为最早关于“象人”一词的阐析，也是古代唯一论及“象人”的文本。

细析其述，郭若虚首先解释“象”“像”互训，故知“象人”即“像人”。他考析前代画论时发现了“象人”这个最早形成的概念名称，即所谓“首称”。郭若虚所考“前贤画论”，具体未详，比之我们今天所见应是更多、更远的文献。他推崇以“鲁殿”“麟阁”为“象人”绘画之楷范，“鲁殿”“麟阁”即汉代麒麟阁、鲁灵光殿，史载这些宫禁庙堂图有圣贤、忠孝之像垂世表范。看似论述绘画功能，实是对“象人”的解释。《汉书・苏武传》:“甘露三年，单于始入朝。上思股肱之美，乃图画其人于麒麟阁，法其形貌， 署其官爵姓名。”郭若虚提到汉宫壁堵上的这些“圣贤形象”正是中国古代早期国家礼制下的肖像绘画。相较于此，郭若虚忧虑其同时代绘画一般性描绘的流弊，认为“象人”应不仅以“神气、骨法、衣纹、向背”为究诘。其实这种现象恰是肖像对象泛化、肖像形态日常化的时代变迁所使，所谓“神气、骨法、衣纹、向背”正是古代肖像绘画基本形态的描述。综其所述，郭若虚所谓“首称”之“象人”，实谓肖像画的“首称”。关于这个肖像画称谓，我们可从更远时代的文本中找到溯源，进而考证其“肖像”的由来。

《孟子・梁惠王上》：“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象人而用之也。’”“象人”言指“俑”。汉代赵岐云：“俑，偶人也，用之送死。仲尼重人类，谓秦穆公时以三良殉葬本由有作佣者也，恶其始造，故曰此人其无后嗣乎。”古人的鬼神崇拜形成了用生人入圹的祭葬制度，所谓侍死如生。“俑”是古代用木刻、泥塑等形式模拟生人形象的陪葬偶，是替代人殉制度的进步形式，虽此，孔子仍恶其“象人而用之”，这是“象人”最古的出处。孔子虽言“俑”之“象人”，然“象人”不止于陪葬俑。《庄子・田子方》：“列御寇为伯昏无人射，引之盈贯，措杯水其肘上，发之，镝矢复沓，方矢复寓。当是时也，犹象人也。”晋人张湛注：“木偶人，形曰象人。”列御寇张弓搭箭，置杯水于臂上，箭箭相接，人若木偶不移，故曰“犹象人也”。《韩非子・显学》:“象人百万，不可谓强。石非不大，数非不众也，而不可谓富强者，盘不生粟，象人不可使距敌也。”这里的“象人”也是木偶人的称谓。孔子“为其象人而用之也”一句里的“象人”似是一个陈述短语，而庄子“犹象人”句与韩非子“象人百万”则显现“象人”已是固定名称。姑且推断，“象人”用指刻塑模拟人形的特定称谓约在战国时期。

《周礼・冢人》: “及葬，言鸾车象人。”孔颖达《礼记正义》：“故〈冢人职〉：‘言鸾车象人’，司农注云：‘象人谓以刍为人。’康成注引此‘谓为俑者不仁’，是象人即俑人也。”汉郑玄释“象人”：“俑，偶人也。有面目机发，有似于生人。”抛开郑众与郑玄的明器之辩，对本文而言，郑玄的注释极具意义，这个“面目机发，有似于生人”正是肖像模拟的本义与目标。古代有始祖女娲“抟土为人”、黄帝“立桃象人”的传说，原始的巫神思维认为以自然材料制作的人形能够具有“生命”感应，人们通过制作的偶像来接感神明，后来模拟生人的肖像活动由宗教演进为情感需要。王充《论衡》:“立春东耕，为土象人……虽知非真，示当感动，立意于象”，宗教向情感的降移促进了肖像对象的扩展以及肖像形态的

演化。

刻塑是肖像最古远的形态。《尚书》记：“梦帝赉予良弼，其代予言，乃审厥像。俾以形旁求于天下。”孔传:“审所梦之人，刻其形象”。《国语・越语》：“王令工以良金写范蠡之状，而朝礼之”，韦昭注:“以善金铸其形状。”高承《事物纪原》记载：“仙传拾遗曰：‘始自黄帝臣左彻，帝升天，乃刻木为帝状，帅诸侯而朝之。’此刻木像人之初也。”尽管有肖像性质的战国帛画以及“孔子观周明堂图画”之说，但从历史发展来看，刻塑“象人”早于图画“象人”，刻塑是先秦主要的造型手段与“象人”形式。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图画之妙，爰自秦汉。”秦汉“图画”沸，秦汉以降，“图画”进入一个以“丹青”与“壁堵”为载体的繁荣发展期，并成为视觉传达的主导形式。郑午昌在《中国画学全史》中引东晋王嘉《拾遗记》：“是则汉承古风，而加以变化，由刻木铸金而又为图画矣。”“象人”亦随历史发展由刻塑而逐渐移身图画，以致绘画“降于魏晋，代不乏贤”，故而六朝绘画文献多见“象人”，此实传之于古称。六朝“象人”从先秦刻木为人，染于秦汉“图画”，进入“调染翰墨”“丹青妙极”的卷轴绘画历程，“象人”在形态与内质上发生了巨大的演变。《礼记正义》中孔颖达曰：“谓刻木为人，而自发动，与生人无异，但无性灵智识”，这种“形貌发动，有类生人”的“象人”，至晋宋时已演进为绢素绘画时代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六朝“象人”既是古代肖像绘画之挺立，又是后世肖像绘画的导引。“象人”这个古代肖像画的称谓，相比“写真”的流传时间较短，受画史关注的程度也远不及“传神”。但“传神”“写真”等肖像名称皆与“象人”关联，“神”和“真”体现了“象人”成像的美学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