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期拆借十篇

短期拆借篇1

【关键词】 同业拆借； 信息披露； 相关性

中图分类号：F27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937（2014）09-0097-03

一、我国银行同业拆借业务会计信息披露现状

同业拆借是指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进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的金融机构之间，通过全国统一的同业拆借网络进行的无担保资金融通行为。同业拆借不仅有助于银行补足存款准备和轧平票据交换头寸，而且还可以弥补经营过程中出现暂时的、临时性的资金短缺。随着我国金融改革不断深化，同业拆借市场获得了大发展。在遵循循序渐进、适时调整、有放有收、强化监督原则指导下，在保持同业拆借管理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的基础上，逐步放宽市场管制，强化信息披露管理等市场化管理手段，加强市场监督检查，促进同业拆借市场的健康发展。各参与同业拆借市场的金融机构充分披露相关信息，成为同业拆借市场有序发展的一项重要保障。

自2007年《同业拆借管理办法》实施以来，央行先后对参与同业拆借市场的主要参与者（商业银行、证券公司、财务公司等金融机构）必须通过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的电子信息系统定期披露上年末的资产负债表、净资本计算表、上年度的利润表及利润分配表；披露当年6月30日的资产负债表、净资本计算表、当年1—6月的利润表及利润分配表；披露经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及其会计师审计的年度财务报表和审计报告，包括审计意见全文、经审计的资产负债表、净资本计算表、利润表及利润分配表和会计报表附注。在此过程中，央行暂停对多家券商无法及时披露相关信息而遭受参与市场的处罚。按照要求披露定期报告不仅成为同业拆借市场参与者的一项重要约束，而且成为交易对手、市场监管者获取相关信息的基本保证，促进了同业拆借市场效率的改善。

为了改善金融市场效率，对于银行业务的信息披露一直是学术界努力研究的一个领域。邓建军（2011）牵头的课题组对我国当前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存在着报表项目分类不一致、报表项目标准不统一、统计口径不尽相同等现象，使资产负债表缺乏同业可比性和分析基础，信息的利用和共享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而有必要统一资产负债表项目。周伟军、刘良毕（2012）以宁波市银行代付业务漏报为例，指出为逃避监管部门的规模控制，各商业银行纷纷推出各种名目的同业代付业务，没有在企业征信系统中反映。罗书章、叶（2011）认为金融危机暴露了因金融机构信息披露的不足导致金融监管不足引发的严重后果，会计信息相关性应当提高到新的高度。总体来讲，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有效性还远没有达到评价标准，信息披露的整体质量不高（陈峥嵘、潘妙丽，2012），依赖不充分的信息或错误信息恶化利益相关者的决策风险。信息披露的质量和效率直接影响到市场参与者的积极性，更影响到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有效率的同业拆借市场必须以充分相关的信息披露制度作为保障基础。

笔者认为，在资产负债表中对于具有较高重要性的同业拆借业务披露频率较少，采用高度简洁、概括的信息披露很可能无法满易者与监管者的相关性要求。根据现行会计准则，银行披露的同业拆借业务仅在期末对余额进行披露，当发生额存在较高波动性时，以期末余额近似代替一定时期的平均存量存在较大误差，使会计数据无法真实反映同业拆借业务的发生情况，需要通过补充银行一定时期的发生额数据来补充反映银行同业拆借业务发生情况，使市场参与者与监管者能够掌握更加相关信息，降低交易与监管风险。

二、同业拆借业务的会计核算与披露

自2007年《同业拆借管理办法》实施以来，我国同业拆借交易不仅仅发生在银行之间，还扩展到银行与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之间，使同业拆借市场得到快速发展。根据央行统计，我国同业拆借的期限主要包括1日、7日、14日、20日、30日、60日、90日、120日和6个月、9个月与1年不等，其中以30天内到期的同业拆借最为活跃，参见表1。

从表1可以看出，在2010—2012年中，可以发现银行间同业市场拆借成交金额中，少于30天期限的同业拆借比例均在98%以上，因而同业拆借的主体是超短期同业拆借。而作为同业拆借市场主体的银行在同业拆借市场的超短期品种参与情况见表2。

从表2可以看出，作为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主体，银行之间的过度依赖将会大大增加银行体系的自身风险，风险在银行之间传染的概率将大大提高。为了降低银行对于同业拆借市场的过度依赖而形成系统性流动风险，规避因信息严重不对称而损害交易对手的利益，《同业拆借管理办法》对银行拆入和拆出资金作出了具体要求。中资商业银行、城市信用合作社、农村信用合作社县级联合社的最高拆入限额和最高拆出限额均不超过该机构各项存款余额的8%。规模庞大的短期拆借成为银行进行流动性管理的一项重要工具，有可能在监管期末通过调节同业拆借交易达到余额监管要求。由于我国非上市金融机构数量庞大，上市金融机构所占比例依然较低，因此很难通过市场交易总规模验证银行同业拆借余额的合理性（即汇总每家机构期末的同业拆借交易余额与日历天数的积数作为发生额的近似替代），但依然可以通过对相关业务的会计核算发现信息披露存在的问题。

根据我国现行会计准则，商业银行拆出资金的核算应当采用“拆出资金”科目进行核算，用于核算商业银行拆借给其他金融机构的款项。

当银行拆出资金时，

借：拆出资金

贷：存放中央银行款项

当银行收回资金时，

借：存放中央银行款项

贷：拆出资金

本科目期末借方余额，反映商业银行拆放给其他金融机构的款项余额。

根据我国现行会计准则，商业银行拆入资金的核算应当采用“拆入资金”科目进行核算，用于核算商业银行向其他金融机构拆入款项。

当银行拆入资金时，

借：存放中央银行款项

贷：拆入资金

当银行归还资金时，

借：拆入资金

贷：存放中央银行款项

本科目期末贷方余额，反映商业银行向其他金融机构的拆入款项余额。

一定时期内商业银行产生的任何一笔短期拆借均可以通过“拆出资金”账户与“拆入资金”账户的借方发生额和贷方发生额清晰反映出来，并在规定日期将相关账户余额在资产负债表中予以充分披露。

对资产负债表中同业拆借业务具有补充披露特征的现金流量表相关项目也起不到应有的补充性作用。在现金流量表中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部分仅有两个项目——“向其他金融企业拆入的资金净增加额”和“拆出资金净增加额”，可以间接反映同业拆借资金的发生额情况，“向其他金融企业拆入的资金净增加额”仅表示本期拆入资金的贷方发生额与借方发生额的差额，而“拆出资金净增加额”同样仅表示本期拆出资金的借方发生额与贷方发生额的差额，因而无法得知银行在本期利用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的完整情况。

以交通银行2011年年报为例，“向其他金融企业拆入的资金净增加额”为51 567百万元，“拆出资金净增加额”为68 996百万元，“拆出资金”的期末余额为148 606百万元，期初余额为79 610百万元，“拆入资金”的期末余额为127 418百万元，期初余额为75 851百万元。也就是说，资产负债表项目与现金流量表项目之间只能获得如下内在关联性：

向其他金融企业拆入的资金净增加额=“拆入资金”的期末余额-“拆入资金”的期初余额；

拆出资金净增加额=“拆出资金”的期末余额-“拆出资金”的期初余额

因此，银监会按照《同业拆借管理办法》对商业银行利用同业拆借市场情况的监管仅能在报告期末依据银行提供的相关信息实施监测，而对于在报告期末之前同业拆借的发生额情况因无法获得相应信息而不能实现实时监管。而银行利用同业拆借市场解决流动性管理问题尽管具有理论上的合理性和实践层面的可行性，但仅仅依赖报告期末的余额数据不足以满足利益相关者的信息披露要求，应当披露相应账户的发生额总量数据，不应仅披露拆入拆出资金的增量数据，使利益相关者能够获得更加全面、相关的信息。

三、改进我国银行同业拆借信息披露的建议

在同业拆借业务中，拆入、拆出资金的期限绝大多数控制在30天之内，而期限在7天之内的同业拆借又占据了最主要地位，一定会计期间内反复拆入偿还、反复拆放收回，这些超短期同业拆借行为在会计报表中很难予以准确反映。为了向更广泛的利益相关者提供更加相关的信息，本文认为可以通过以下两项措施完善银行财务报告中有关超短期同业拆借信息披露：

首先，可以对资产负债表中“拆入资金”和“拆出资金”两个项目的会计报表附注作出新的解释和说明。由于会计报表的格式要求，“拆入资金”和“拆出资金”两个项目的余额很难作出修正，对两个项目的信息披露作出修正必须依赖具有高度灵活性的会计报表附注。本文认为，“拆入资金”和“拆出资金”项目的发生额变动较为频繁，可以计算一定会计期间内按照时间与金额的加权平均余额来补充说明，使会计报表不仅可以反映一定日期的同业拆借存量信息，满足会计等式的要求，还可以反映一定时期加权平均存量信息，使投资者和监管者可以通过简单测算获得有关同业拆借业务的流量信息。

其次，可以对现金流量表中“向其他金融企业拆入的资金净增加额”和“拆出资金净增加额”两个项目进行必要附注说明。由于“向其他金融企业拆入的资金净增加额”和“拆出资金净增加额”两个项目属于银行业通用报表，因而相关项目不易修改，但可以对这两个项目作出更加详尽的附注说明，主要补充说明本期相关项目实际发生额的数量，通过与上期实际发生额的数量作出对比以得出本期相关项目的增加金额或减少金额，从而能够与资产负债表相关项目的期初余额、期末余额得到更加充分的印证，进而可以满足利益相关者对银行同业拆借业务的信息需求。

当然，除了同业拆借业务以外，以债券为担保的回购业务也存在类似情况，也可以按照上述信息披露的要求对银行会计报表的相关信息作出详尽的披露，从而使会计信息更加相关。

【参考文献】

[1] 邓建军.试探银行业金融机构统一资产负债表制度安排[J].金融与经济，2011（9）：78-80.

[2] 周伟军，刘良毕.大量银行同业代付业务游离于征信系统之外：问题与对策[J].征信，2012（2）：37-38.

短期拆借篇2

所谓基准利率系指资金市场上公认的具有普遍参考价值的利率。市场利率体系由银行存贷款利率、债券发行市场利率、债券流通市场收益率、同业拆借利率、回购利率、贴现利率、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市场利率等组成。利率市场化必然要求存在一个合适的金融市场基准利率，它是央行监测和调控的目标，也是央行调节经济的最重要的手段之一。

2比较研究

2.1利率市场性比较

如表1，近11年来债券回购市场交易量都大于同业拆借市场交易量，2004和2005年前者甚至达到后者的10多倍，近两年来同业拆借市场发展也较快，但前者仍是后者的3—4倍。因此，从市场规模来说，债券回购市场目前远领先于同业拆借市场，说明市场参与者对债券回购市场相对来说更加认同，更愿意在此市场上交易，那么债券回购市场上产生的利率也就更能反映市场资金供求状况，优于同业拆借市场上的利率。

作为金融市场基准利率，首先应该是短期市场利率。因为市场资金供求变动较快，短期利率才能反映即时的市场情况的变化。表2反映了短期品种的交易量占整个交易量的绝大部分，市场中的短期资金拆借最为活跃。因此，市场的交易结果已经反映了交易者的交易倾向以及市场资金量与供求关系，同业拆借市场和债券回购市场的1天和7天品种的利率比较适合作为市场利率，下面的分析主要围绕这四种交易品种的利率。

2.2利率稳定性比较

从下面的1天品种利率比较图可以看到，2005年1月——2008年12月，同业拆借市场和债券回购市场的1天交易品种的月加权平均利率（设为TY1、HG1，下同）波动明显，经计算TY1、HG1的相关性达到99.35%，说明两种市场的隔夜利率差异极小。从7天品种利率比较图可以看到，2005年1月——2008年12月，同业拆借市场和债券回购市场的7天交易品种的月加权平均利率（设为TY7、HG7，下同）同样波动明显，但是2005年初至2006年底两者的分离还是很明显的，经计算TY7与HG7的相关性为??98.22%??，差异也是很小。单纯从图形上看，四种利率的波动都较为明显，但是这恰恰反映了实际的市场情况变化，四种利率的总体变化趋势是相似的。可以利用单位根检验方法对时间序列做平稳性检验，选取的数据为2005年1月至2008年12月的月加权平均利率，即TY1、HG1和TY7、HG7。先对它们的原序列做单位根检验，发现在三种显著性水平下TY1、HG1和TY7、HG7都是非平稳序列，因此考虑再对它们的一阶差分序列做单位根检验，结果见表3。表3显示，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TY1、HG1和TY7、HG7的一阶差分序列D(HG1)、D(HG7)、D(TY1)、D(TY7)都是平稳序列。

2.3利率基础性比较

由上面的分析可知，TY1、HG1和TY7、HG7的波动性明显，其一阶差分序列都是平稳序列，但是基准利率的基础性也是极其重要的，比较基础性才能知道是哪个变量影响了另一个变量，导致变量之间出现相关性。格兰杰检验法（Grangertest）是用于检验动态计量经济学中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一种常用方法。四个序列的一阶差分序列才是平稳序列，需要分别对D(HG1)和D(TY1)以及D(HG7)和D(TY7)进行Grangertest。由于是月度数据，因此选取两个滞后期6和12，格兰杰检验结果见表4及表5，F临界值的显著性水平为5%。

表4显示，当滞后期为6时，可以拒绝零假设：D(HG1)doesnotGrangerCauseD(TY1)，因此D(HG1)是D(TY1)的格兰杰成因。其它检验则无法得出结论。

3总结

（1）从市场交易量来看，债券回购市场规模远大于同业拆借市场规模，反映前者更受整个市场参与者的认可，交易者更愿意在国债回购市场上进行短期资金拆借，因此从这个方面来说，国债回购市场利率优于同业拆借市场利率，前者更能反映市场的资金供求状况。从市场交易结构来看，同业拆借市场及债券回购市场的1天、7天品种的交易量占整个市场交易量的绝大部分，因此这两个品种的交易利率更适合作为基准利率，这也印证了货币市场基准利率的短期性特征。

（2）同业拆借市场及债券回购市场的1天、7天交易品种的利率波动性明显，利率的波动是市场的正常变动规律，1天、7天交易品种的利率一阶差分平稳。然而不同市场的相同交易品种利率几乎完全正相关，从这个方面来看同业拆借利率与债券回购利率并无明显优劣之分。

短期拆借篇3

基准利率是一国利率体系中处于核心支配地位的利率，它的变动必将引导其他利率变动，它是各种利率产品定价的参考标准，也是判断各种利率水平是否合理的尺度，同时还是一国信用方式借款的最低利率，处于利率体系的底部。

目前，我国金融市场缺乏公认的短期市场基准利率体系，拆借和回购的交易利率无法形成完整的利率曲线；现有的国债收益率曲线难以培育为中长期基准收益率曲线，因为国债交易在银行间和交易所两个市场存在两套价格体系，国债期限主要是中长期，缺乏短期品种，也未形成滚动发行，同样不能形成完整的基准收益率曲线。

现有的货币市场拆借交易利率和回购交易利率无法培育为短期基准利率体系。截至2006年年底，拆借和回购交易主要集中于1天和7天两个品种，其他品种很少成交，使得拆借、回购利率体系不完整，无法指导其他期限档次的利率定价和交易。虽然7天拆借、1天和7天期回购利率，因无交易的断点较少，具有一定的基准性质，但其他利率品种的交易经常出现无交易的断点，这种不连续的交易利率无法培育为包含各期限节点的基准利率体。实证分析表明具有代表性的1天和7天拆借交易利率、1天和7天回购交易利率，与其他市场利率之间缺乏稳定的相关性。

与发达国家金融市场相比，我国货币市场利率体系由于缺乏基准利率体系，金融市场短期利率品种较少，缺乏利率避险工具，市场利率品种创新难、短期融资券利率定价机制不完善，中长期企业债券的发行利率定价机制也不合理。票据市场的贴现利率，其形成机制尚未完全市场化，以再贴现利率为其政策下限，再贴现利率的调整只反映货币政策信号，不能反映货币市场的资金供求状况，这种贴现与再贴现利率挂钩的利率形成机制不利于贴现业务的长期健康发展。同时，管制利率和市场化利率仍然并存，导致不同金融产品之间的价格冲突加大。因此，应建立健全我国市场化的基准利率体系，完善金融市场利率机制。

首先，构建我国货币市场短期基准利率体系。借鉴国际基准利率体系LIBOR和EURIBOR和HIBOR等的报价制形成机制经验，建立报价制的拆借利率为我国基准利率体系，即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Shanghai Inter－bank Offered Rate，简称Shibor)。目前，经过两个月的内部试运行和1个月的外部试运行，已经与今年1月4日正式对外公布和运行。Shibor共包括O／N、1W 2W、1M、3M、6M、9M、1Y等8个公布品种和3W、2M、4M、5M、7M、8M、10M等8个参考品种(O／N代表隔夜，W代表周，M代表月，Y代表年)，每天11：30对外。这样，不仅为放开的市场交易利率定价提供参照系，也为管制利率放开后的市场化定价提供基准，并将逐步作为完善我国利率形成机制、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和利率调控的锚，也为商业银行建立健全内部转移定价机制、市场产品创新等提供基准收益率曲线。

短期拆借篇4

市场很缺钱 利率连飙升

节前的两周，货币市场指标利率――7天质押式回购加权平均利率持续走高。据中国货币网公布的数据显示，7天质押式回购利率，继1月19日大涨128.11个基点后20日上升208.30个基点，飙升至6.1500%，创下2010年12月23日来最大单日涨幅。同时是连续第5个交易日上涨，这一指标创下2011年1月4日来新高。

银行间市场中同业拆借利率同样大涨，IBO001(1天期同业拆借)最新利率为6.0200%，上涨301个基点；IBO007(7天期同业拆借)最新利率为6.1100%，上涨161个基点；IBO014(14天期同业拆借)最新利率为5.96%，上涨126个基点。不过，期限较长的IBO021(211天期同业拆借)为4.0000%，反而下降了180个基点。再次说明期限越短，资金面越紧张。

市场分析人士表示，央行在春节前再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这个在时点上有些令人意外。原本春节后回收假日所需的资金更加顺理成章，而如今时点提前，打乱了市场对央行调控目标和具体节奏的预期。此前银行间市场上拆借利率一直维持在相对高位，反映了银行类金融机构对央行政策前景不明朗的担忧，而央行本次的政策调整恰恰兑现了这样的政策预期。

尽管节前央行暂停了公开市场操作，使得2490亿元到期资金全部投放市场，但市场流动性仍然趋紧。分析人士指出，银行为了准备资金上缴以及为春节资金备付做准备，都减少了资金融出或者增加了资金融入需求，这导致回购和拆借市场资金供需矛盾加剧，这一状态在春节前也没能得到有效缓解，资金利率难以回落。

利好固定收益理产品

短期拆借篇5

长期以来，国内外学者对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保拉（Paola，2002）认为，除了银行挤兑外，较差的流动性管理也是导致银行流动性出现危机的重要因素。徐立玲（2012）认为，城市商业银行的流动性风险比股份制商业银行高，且受宏观经济环境影响较大。乔志强（2009）认为，目前中小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主要来自于资产负债期限的不匹配和经营过程中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的积聚和转变。从上述研究来看，国内外现有研究涉及我国城市商业银行流动性的比较少。本文对城市商业银行流动性的特殊性进行分析，进而更加有针对性地提出提升城市商业银行流动性管理水平的方法。

考虑到南北的地域性、资料的可得性以及综合实力的排名，本文选择北京银行（2014年排名第一，资产规模近1万亿元，反映较强实力）和南京银行（2014年排名第7，资产规模约3000亿元，反映中等实力）①作为城市商业银行的代表。通过对比北京银行、南京银行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流动性，分析识别城市商业银行流动性问题的特殊性和影响因素。

一、城市商业银行的流动性评价

（一）流动性比率

流动性比率是最常用的财务指标，它用于测量企业偿还短期债务的能力。其计算公式为：流动性比率=流动性资产/流动性负债。其中，流动性资产是指到期期限短、信誉好、易于变现的资产。流动性比率越高，商业银行资产的流动性越强。由2008―2014年北京银行、南京银行与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等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流动性比率变化情况（见图1）可以看出，国有商业银行的流动性比率波动性较小，城市商业银行的流动性比率波动性较大;除工商银行外，其他三家国有商业银行的流动性比率均值高于城市商业银行。

（二）贷存比。

由2008―2014年六家商业银行的贷存比变化（见图2）可见，中国银行的贷存比最高，其他三家国有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贷存比的平均水平和波动程度差异不明显。

二、影响商业银行流动性的因素

影响银行流动性的因素有很多，但根据其来源可以分为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两大类。其中，外部因素是指宏观经济因素对微观层面上的影响，可称为宏观经济因素，主要包括中央银行基础货币发行量增长率和经济增长速度。内部因素指的是商业银行内部资产负债结构对流动性的影响，可称为资产负债结构因素。从外部因素来看，城市商业银行和国有商业银行面临的环境都是相同的。从内部因素来看，各家商业银行的情况不尽相同，影响商业银行流动性的内部因素主要表现在同业业务发展状况和期限错配等两个方面。

（一）同业业务激增

由于同业业务不计入表内，而且收益较高、资本耗用少、不计提风险减值准备，近年来，许多商业银行都利用同业业务变相扩大信贷规模。尤其是一些较为激进的银行，纷纷通过大量扩大同业资产规模来规避信贷规模的制约。

用拆借资金比例可以很好地衡量商业银行的同业业务发展情况。拆借资金比例的计算公式为（拆入资金余额-拆出资金余额）/各项存款余额。其值越大代表当期流动性越好，但是拆入额在未来需要清偿，因此对于未来的银行流动性存在负面的影响。

对城市商业银行和国有商业银行拆借资金比例进行比较可以看出，城市商业银行的拆借资金比例明显高于国有商业银行，波动程度也较国有商业银行大。

（二）期限错配严重

我国商业银行一直以来都是以信贷业务为主营业务，资金来源主要是居民储蓄存款、企业存款和同业拆借，资金运用主要是贷款和票据贴现，长贷短存的期限错配现象普遍存在。虽然说期限错配现象在银行中非常普遍，但是采用活期储蓄来支撑流动性较差的中长期贷款是有限度的，如果出现大量短期存款在较短的时间内被提取的情况，而中长期贷款又不能及时收回，必然会带来银行业流动性紧张的局面。

本文采用活期存款比例与长期贷款比例之比（下称短长比）来衡量这一因素，该比例越高代表当期存款比例高，银行具有更好的变现能力;反之，该比例数值低说明短借长贷现象严重，银行的流动性紧缺。

对城市商业银行②和国有商业银行的短长比进行比较可以看出，城市商业银行的短长比低于国有商业银行，表明城市商业银行的短期流动性不如国有商业银行。

从流动性比例可以看出，相比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的流动性较差且不稳定。同时，城市商业银行期限错配情况比较严重。

三、政策建议

一是构建有利于防范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的外部环境。金融管理部门要加强对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的管理。建立完善存款保险制度，当成员机构发生经营危机或者面临破产倒闭时，由存款保险机构向其提供财务救助或直接向存款人支付部分或全部存款，以保护存款人利益。落实稳币值、促增长的宏观经济目标，为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提供一个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加强对西方发达国家和周边国家资产价格变化的监测，密切关注外国经济金融发展变化情况，以降低国外政策变动时对自身带来的流动性风险。

二是城市商业银行要提高内部风险管理水平。城市商业银行要通过建立流动性后备资金、发展资产证券化、发展信贷资产转让业务等手段，实现资产结构性调整，促进资产结构向多元化转化。城市商业银行要通过增加长期稳定资金比重、提高低成本存款的存量等手段，实现流动性负债来源的长期化和即时融资能力的提升，以解决负债来源稳定性不足、负债规模偏小等问题。

三是提高对城市商业银行外部风险管理水平。金融管理部门要加强城市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根据形势的变化，适时建立完善流动性风险管理体系。尽快深入推进城市商业银行的混合所有制改革，逐渐减持政府和地方财政部门的股份，由控股转为参股或退出，减少城市商业银行对地方政府的依赖程度。

注：

短期拆借篇6

一、联网收费的重要模式分析

目前，我国关于联网收费制定了很多的法律法规，根据交通运输部公布的《收费公路联网收费技术要求》的法律条例，高速公路也已经采用联网收费的形式。综合各省的高速公路营运状态可以将联网收费归纳为以下三种主要的模式：（1）政府进行主导，建立联网收费管理中心。这样的模式有利于管理的有效性，在实际的工作中，要坚持统一管理，一票到底，按实结算的原则。交通管理部门负责成立一个专管收费的联网管理中心，主要对全省的高速公路进行结算和拨款，这样的管理中心主要为高速公路经营企业服务，促进高速公路建设发展。（2）成立专门负责联网收费的公司，使联网收费这项工作向企业化发展，减少政府压力。当然，这样的公司成立是需要政府批准的，公司主要负责公路联网收费的各项工作。相关的交通部门负责组织落实、协调和监管全省公路联网收费的运营实施。在这样的模式下，政府的压力减少，可以为企业创造更好的条件，促进企业发展，同时促进我国高速公路的建设。（3）以路段企业为中心，联合组建联网收费管理中心。在这样的模式下，联网收费就体现出一定的行业性，其工作的效果更好。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联网收费虽然有三种主要的模式，但是其中心任务是相同的，就是将高速公路经营企业的资金聚集到一起，形成一个资金源。在联网收费的过程中，加强了企业之间的联系，为企业协会的形成创造了条件，有利于企业的可持续性发展。

二、高速公路企业短期投融资建立同业拆借系统的可行性分析

所谓的同业拆借市场的产生主要由于资金储备方面，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需要准备一定比例的资金存入银行，在需要时可以及时的提取，在银行方面如果准备数额不足就要受到一定的经济处罚。在实际的工作中，由于清算业务活动时常出现变化，就会出现有的银行存款准备金多余或不足的情况，这样不同银行间就需要互相调剂，在客观上促进了同业拆借市场的产生。对高速公路经营企业而言，由于自身行业的特点，建立这一市场的目的与银行业石油区别的，但是其主要原理是相同的。高速公路经营企业采用联网收费这种模式，企业之间对资金使用有所不同，有些企业对资金的使用较少，就需要存入银行，难免造成资金的浪费；相反的，一些企业却为资金不足而发愁。由此可见，企业的发展需要这样资金拆借行为，也是企业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目前，我国联网收费的资金收入都会用到各高速公路经营企业中，这是一项很复杂的工作，需要企业在收费结算中心进行协调。通过指定的银行，为高速公路联网收费的各家经营企业开设专用帐户，收费结算中心完成拆帐处理后，银行根据划账指令进行资金划拨。这样有利于保障借出资金企业资金的安全性。

三、高速公路企业和银行进行拆借活动的过程分析

高速公路企业和银行进行拆借活动是一项复杂的工作，需要结算收费中心进行有目的的资金划拨来完成。主要有以下几个具体的步骤：（1）拆借资金的双方要向行业协会申请，在获得批准的情况下进行，而且要明确拆借资金的数量，期限，利率等。（2）通过行业协会的筛选，找到满足条件的双方，并及时进行沟通。（3）在获得消息后，拆借双方可以进行直接的沟通，寻求双赢的拆借方案。（4）在协商过后，如果双方同意拆借，就要按照商讨的方案进行。（5）在拆借到期时，拆借双方按照协议规定，返还资金。

四、结束语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高速公路企业采用联网收费模式进行短期投融资是可行的，也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在这种环境下，如何有效的开展是高度公路企业需要考虑的问题。同业拆借体系是新时期下高速公路企业采用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企业的发展。但是，我们要注意到，市场经济形势瞬息万变，一旦决策出现失误就会给企业造成巨大的损失。因此，我们要不断的在实践的基础上创新，为高速公路企业的持续发展指明方向。

参考文献：

[1]肖献法.交通部实施《收费公路联网收费技术要求》.商用汽车.2007.11.

[2]黄佐才.高速公路联网收费后收入与折旧的处理.交通财会.2005.5.

[3]广东考察团.考察江浙沪高速公路联网收费情况.广东交通.2003.5.

短期拆借篇7

法定代表人：黄开鲜，行长。

委托人：李斌华，该支行科长。

委托人：沈晓伟，北京市鼎铭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上诉人：防城港星港假日酒店。住所地：防城港市港口区友谊大道5号。

法定代表人：刘长泉，总经理。

委托人：黄大川，紫光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上诉人：防城港星光海鲜酒楼。住所地：防城港市港口区友谊大道5号。

法定代表人：郑建华，总经理。

原审被上诉人：郑建华，男，住所地：香港西环上美菲路43号。

原审上诉人中国人民银行防城港市中心支行（简称防城港人行）与原审被上诉人防城港星港假日酒店（简称星港酒店）、防城港星光海鲜楼（简称星光酒楼）、郑建华借款合同抵押担保纠纷一案，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1999年6月1日作出（1996）桂经监字第66号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2001年10月26日本院以（2001）民二监字第328号民事裁定，决定对本案进行提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经审理查明：1993年元月12日，郑建华以防城港东港电子有限公司（简称东港公司）的名义与防城港人行的下属金信服务中心（简称金信中心）签订一份资金拆借合同，约定：由金信中心借款1000万元给东港公司，月利率9.8‰，期限从元月12日至2月12日止。合同签订的当日，金信中心根据东港公司的指令将1000万元转入防城港银丰贸易公司在防城港农行的账户上。1993年元月21日，郑建华又以东港公司名义与金信中心签订一份协议书，约定：由东港公司向金信中心借款2800万元，期限2个月，不计利息，如逾期按月利率15‰计付利息；东港公司根据金信中心与中山粤海进出口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承担金信中心的违约责任。星港酒店在两份借款协议签订的当天，出具了两份不可撤销抵押担保书，此后又先后开出财产抵押清单四份，星光酒楼在清单上也加盖了公章。郑建华在协议书上表明以其个人资产为该债务担保。元月21日协议签订后，金信中心又划款2800万元到东港公司在中行的账户上。东港公司于1993年6月至1994年7月共计还款952万元，其中本金602万元，利息350万元。1994年6月3日，东港公司经法院宣告破产，防城港人行申报债权为本金3498万元及利息。1995年9月13日，东港公司破产还债程序终结。东港公司仍实欠防城港人行的借款本金3198万元及利息。东港公司已无财产清偿债务。防城港人行于1994年6月6日向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星港酒店、星光酒楼及郑建华对东港公司的债务承担担保责任，星港酒店、星光酒楼用设定的抵押物清偿债务。

另查明：金信中心是防城港人行所属金融市场资金拆借中心的非独立核算金融性中介服务机构。根据中国人民银行（1993）166号文件的规定，防城港金融市场资金拆借中心及金信中心被撤销，其业务及债权债务由防城港人行接收。

还查明：星港酒店是中国广西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发包给香港森发贸易公司经营的企业，当时星港酒店的法定代表人是发包方委派的朱瑞洪，总经理是承包方香港森发贸易公司委派的郑建华。星光酒楼是防城港海滨企业有限公司与香港森发贸易公司共同于1993年3月设立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但合资双方均未出资，只是将星港酒店的部分财产用作合资企业财产进行工商登记。郑建华作为香港森发贸易公司的代表，同时也是星光酒楼的法定代表人。

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金信中心与东港公司于1993年元月12日签订的资金拆借合同，是借贷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合同应确认有效。金信中心1993年元月21日与东港公司签订协议书，除对借款利息的约定违反了国家金融法规规定定无效，应依照国家规定的借款利率计算利息外，协议的其他条款及担保条款应确认有效。星港酒店出具的不可撤销抵押担保书及其提供的财产抵押清单是真实意思表示，并且均已加盖公章，该财产抵押并不违反国家法律和行政法规，抵押关系成立。星港酒店主张抵押手续是后补的，是虚假民事行为要求确认抵押无效的理由不成立。星光酒楼在星港酒店开出的财产抵押清单上加盖公章，亦应确认抵押关系成立。郑建华自愿用其个人的全部财产对东港公司借款未还部分的本金、利息承担保证责任，应确认其保证有效。星港酒店、星光酒楼及郑建华为东港公司的借款提供财产抵押和保证，因东港公司破产，已不能归还所欠防城港人行借款本金及利息，依法应由抵押人用抵押财产清偿，保证人郑建华用其所有财产承担保证责任。于1995年12月29日作出（1994）防中法经初字第53号民事判决：一、星港酒店、星光酒楼应以财产抵押清单上所列抵押财产清偿借款人东港公司所欠防城港人行借款本金2998万元及利息5358384元（借款期内按银行利率计，逾期部分按每日万分之五计息至1994年6月3日）。二、郑建华应以其个人全部财产对东港公司所欠防城港人行的借款本息承担连带责任。案件受理费211702元，其他诉讼费21170元，合计232872元。由防城港人行负担42340.4元；被告星港假日酒店负担84680.8元；被告星光酒楼负担42340.4元；被告郑建华负担42340.4元。

防城港人行以一审判决少计金额200万元为由提起上诉。

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一审对本案事实的认定，合同效力的确认，承担责任的理由是正确的。但判决认定欠款数额有误，少计金额200万元。对此，债务人东港公司法定代表人郑建华在庭审中也承认其欠款为3198万元。故应变更本案债务为3198万元。于1996年4月2日作出（1996）桂经终字第99号民事判决：一、维持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1994）防中法经初字第53号民事判决的第二项。二、撤销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1994）防中法经初字第53号民事判决的第一项。三、被上诉人星港酒店、星光酒楼负责清偿东港公司欠防城港人行借款本金3198万元及该款利息（利息合同期内按银行规定计付利息外，逾期部分加付每日万分之五罚息，时间从1993年元月13日起计至本判决规定履行期止，此后利息依法另计）。一、二审诉讼费各232872元，合计465744元，由星港酒店负担186297.6元，星光酒楼、郑建华各负担139723.2元。

星港酒店不服该判决，向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再审认为：防城港金融市场资金拆借中心本身没有从事短期资金周转借款业务的职能，不能向社会企业放贷，其设立的金信中心没有经工商注册登记领取营业执照，也未取得经营金融业务许可证，依照工商及金融管理法规的规定，金信中心不能从事金融业务。因此，金信中心与东港公司签订的本案借款合同及协议因金信中心不具备贷款主体资格无效。借款合同无效，其抵押担保亦无效。星港酒店对本案借款合同的达成和贷款不能收回无过错，星港酒店和星光酒楼对担保无效无需承担无效的过错责任。原判认定借款合同有效，星港酒店和星光酒楼承担担保责任不当，星港酒店的申请再审理由成立，应予支持。郑建华自愿用其个人的全部财产对东港公司的本案债务承担责任应予确认。于1999年6月1日作出（1999）桂经监字第66号民事判决：一、撤销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1996）桂经终字第99号民事判决；二、驳回防城港人行对星港酒店，星光酒楼的诉讼请求；三、郑建华以其个人全部财产对东港公司尚欠防城港人行的借款本金3198万元及该款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对企业流动资金贷款利率分段计息，时间从1993年元月13日起计至本判决规定的自动履行期限止）承担清偿责任。案件诉讼费共计698616元，由防城人行负担349308元，郑建货负担349308元。

防城港人行不服再审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称：1.防城港金融市场资金拆借中心有从事短期资金周转拆借的职能，其设立的金信中心经授权具有短期资金拆借的业务范围。2.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的再审判决没有准确地把握在一九九三年上半年前全国金融秩序混乱时，国家在金融秩序整顿中对金融市场跨同业拆借的政策性规定，而将其简单地统归于“不能向社会企业放贷”，必然得出与金融秩序整顿政策相反的错误的认定。金信中心的跨同业拆借行为，发生在一九九三年元月，这正是在全国金融秩序混乱时所为，也是同业拆借和金融市场从无到有，逐步发展中遇到的新的问题，在一九九三年下半年全国金融秩序整顿中，国家已对这种跨同业拆借的不合规性有了明确的政策性处理意见。

星港酒店答辩称：1.金信中心没有领取《金融业务许可证》，也没有办理工商登记手续，领取工商营业执照，是一个非法成立的机构，不具备从事金融业务的主体资格。金信中心与东港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是无效合同。2.借款合同无效，抵押担保也无效。郑建华在没有星港酒店法定代表人签字授权的情况下，利用其掌管酒店公章的条件，出具两份《不可撤销抵押担保书》，不是星港酒店的真实意思表示。此外，星港酒店委托人在本院再审庭审中提供两份《不可撤销抵押担保书》的原件，答辩称，两份担保书的落款日期是1993年元月12日和1993年元月21日，上面盖有“防城港星港假日酒店”和“星光海鲜酒楼”的公章，当时星光酒楼还未成立，抵押财产清单上的财产当时根本不存在，不可撤销抵押担保书和抵押财产清单都是虚假的。对无效抵押担保，星港酒店没有过错，不应承担合同无效的民事责任。

本院认为：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广西区分行《关于同意设立防城港金融市场的批复》，防城港金融市场是经中国人民银行广西区分行批准成立的全民所有制金融机构，是防城港人行的直属事业单位，中国人民银行广西区分行颁发了《经营金融业务许可证书》。金融市场下设三个分别核算的中介金融机构，其中资金拆借中心的经营范围包括“办理本地和跨地区同业短期资金拆借”。2000年9月5日，中国人民银行条法司在答复本院咨询的复函中明确回复：“金信中心是经中国人民银行防城港分行批准设立的、资金拆借中心的下属事业单位，不必办理工商登记。资金拆借中心、金信中心批准成立时，所在防城港区并未实施事业单位法人登记制度，不存在编制列入编委的问题。金信中心经资金拆借中心授权，可以办理短期资金拆借的短期资金周转业务”。据此，应认定金信中心具备从事资金拆借业务和短期资金周转业务的主体资格。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在银传（1993）75号文件《关于继续纠正和清收违章拆借的几项政策规定》中也规定：“加强对未收回拆借资金的风险管理，确保资金的安全，对那些可能有风险的资金，尤其是直接拆借给非金融机构的资金，要重新核查手续的合法性，没有办理担保抵押的要补办担保抵押”。可见，在清理整顿中，对于直接拆借给非金融机构资金的行为要重新核查手续的合法性，补办担保抵押，不是一概以无效的原则处理。中国人民银行有权根据当时清理整顿金融秩序的情况作出相应的政策性规定。防城港人行的下属金信中心与东港公司1993年元月12日签订的资金拆借合同，是借贷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合同应确认有效。金信中心1993年元月21日与东港公司签订协议书，除对借款利息的约定违反了国家金融法规规定无效，应依照国家规定的借款利率计算利息外，协议书的其他条款及担保条款应确认有效。郑建华作为合资一方的香港森发贸易公司的代表、星港酒店的总经理以其经营管理的财产作抵押担保属职务行为，应认定有效。星港酒店委托人在本字再审庭审中提供两份《不可撤销抵押担保书》的原件，上面盖有“防城港星港假日酒店”和“星光海鲜酒楼”的公章，意在证明当时“星光海鲜酒楼”尚未成立，两份《不可撤销抵押担保书》是后补的。而原告防城港人行起诉时提供的两份《不可撤销抵押担保书》的原件，上面均只盖有“防城港星港假日酒店”的公章，且该两份原件经一、二审庭审质证，星港酒店均未提出异议，应当作为本案有效证据采信。星港酒店委托人在本院再审庭审中提供两份《不可撤销抵押担保书》的原件，与防城港人行举证的原件不一致，丧失证据效力，本院不予采信。星港酒店出具的不可撤销抵押担保书均已加盖公章，该财产抵押并不违反国家法律和行政法规，抵押担保关系成立。星港酒店辩称，四份抵押清单均为星港酒店为避免星港酒店、星光酒楼的财产被外地法院扣查于1994年5月30日补办的，大部分财产在93年元月份尚未购置。由于两份担保书都承诺“以本担保书开具后所续进财产一并列入抵押。”后续进财产的清单都经盖章确认，因此，即使在93年元月份尚未购置，直至94年5月30日后续进的财产也应列入抵押财产内。郑建华自愿用其个人的全部财产对东港公司借款未还部分的本金、利息承担保证责任，应确认其保证有效。星港酒店、星光酒楼及郑建华为东港公司的借款提供财产抵押和保证，因东港公司破产，已不能归还所欠防城港人行借款本金及利息，依法应由抵押人用抵押财产清偿，由保证人郑建华用其所有财产承担保证责任。据此，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原二审判决并无不当，再审判决认定借款合同无效，星港酒店和星光酒楼不承担担保责任不当。防城港人行申请再审的理由成立，应予支持。依照《借款合同条例》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九条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一百八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1996）桂经监字第66号民事判决；

二、防城港星港假日酒店、防城港星光海鲜楼以财产抵押清单上所列财产清偿原防城港东港电子有限公司所欠中国人民银行防城港市中心支行借款本金3198万元及利息（从1993年元月13日起计至本判决规定履行期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息）。

三、郑建华以其个人全部财产对原防城港东港电子有限公司所欠中国人民银行防城港市中心支行的借款本金3198万元及银行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一、二审诉讼费各232872元，合计465744元（中国人民银行防城港市中心支行已预交），由防城港星港假日酒店负担186297.6元，防城港星光海鲜酒楼、郑建华各负担139723.2元。

短期拆借篇8

央行将同业存单定位为“由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法人在全国银行间市场上发行的记账式定期存款凭证，是一种货币市场工具”。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博士据此认为同业存单为一种定期存款凭证，计入一般性存款，需要缴纳存款准备金，同时计入贷存比的分母。而其他人士则认为同业存单是一种同业间的负债工具，更接近于同业存放，不会计入一般性存款，无需缴纳存款准备金，也不会计入贷存比的分母。

如果同业存单被计入一般性存款，其等同于可流通的协议存款。如果不被计入一般性存款，则等同于可流通的同业间的存拆放。因此，同业存单最大的亮点是增加了负债的可流通特性。由于买入方可随时在银行间市场上交易，以及作为回购交易标的物，且风险权重较低（20%-25%），预计同业存单的流动性将会较好，其利率很有可能将低于完全依赖于一对一议价交易，且不可流通的协议存款或同业间存拆放。

考虑到目前银行的现状，法定贷存比75%的压力并不是非常大，反而是央行给定的当年每家银行的贷款额度几近用完，很难继续放贷。因此，如果发行同业存单不能有效提高银行在央行的贷款额度，它的推出并不会改变目前贷款困难的情形，只是提供了一个新的同业间的流动性工具，有利于流动性管理。

目前金融机构间互相存拆放和回购的量非常庞大，规模约有20万亿元的级别。而在流动性紧张的时候，未到期的存拆放和质押式回购又无法及时变现用于弥补短期流动性的缺口，因此银行将会选择保留更多超额准备金以应对2013年以来频出的“钱荒”。由此带来的结果就是，在货币市场流动性稍有紧张迹象时，大家都只进不出，市场流动性进一步紧张，产生强烈的正反馈效应。债券虽然是市场上可即时变现的工具，但是期限通常较长，流动性稍充足的买家也会对往后一段时间的流动性情况有所顾虑，接手的意愿不强，或者因为久期较长而折价较大，卖方为获得流动性付出的代价过高。而通过引入期限较短的同业存单，能够补上1个月至1年期限这段同业短期拆借和债券市场之间的空白。即使卖方因为流动性困难，难以从银行间市场上拆借到资金，只需变现久期较短的同业存单，或发行新的同业存单即可，代价有限。此外，由于同业拆借和回购的成交期限集中在1天与1周，1个月以上期限品种的成交量偏少，形成的利率曲线权威性不够强。同时，LPR是1年期的，债券则期限更长。从1个月至1年期限的市场利率比较薄弱，通过引入同业存单可以增大从1个月至1年期限品种的交易量，有利于形成完整的市场利率曲线。

短期拆借篇9

关键词：Shibor；运行效应；展望

一、转轨时期利率市场化进程与市场基准利率Shibor的构建

1.我国现行利率体系的构成与特点

1996年至今，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经历了重要的四个步骤：1996年放开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1997年放开债券市场利率－2004年实现“贷款利率管下限，存款利率管上限”－2007年推动培育货币市场基准利率Shibor，形成了目前管制利率与市场利率并存的双轨制利率体系，但管制利率仍占主导地位，市场基准利率缺失，利率期限结构及利率传导机制不敏感。这种利率体系的形成有其深刻的背景，搭建市场利率与管理利率的桥梁，顺畅货币政策传导渠道，是我国转轨经济时期的必然选择。其中，市场基准利率的形成是核心要素，Shibor的推出正是承载了这一历史重任。

2.当前Shibor推出的国内外背景分析与时机选择

一是报价制同业拆借利率作为货币市场基准利率是国际通行作法。如伦敦同业市场的Libor（London Interbank Offered Rate），欧元同业市场的Euribor(Euro Interbank Offered Rate)等，它们都是通过报价制形成，具有连续性、完整性、稳定性等优点。以报价制的同业拆借利率作为货币市场基准利率体系便于吸收国际先进经验和促进我国金融市场国际化。二是良好的制度设计与推动、市场主体参与度不断深入为Shibor基准性提供了重要条件。Shibor基准利率建设是复杂的系统工程，中央银行在推动Shibor建设和主导制度设计上具有良好的优势，这种政府主导的、持续的推动是Shibor成为基准利率的重要基础。三是金融市场发展及利率市场化改革为Shibor基准利率体系建设奠定了重要的市场基础。近年来，我国金融市场发展取得长足进展，市场主体快速增长，金融工具不断创新，交易规模不断扩大，市场广度和深度有效拓展。人民币利率互换等金融衍生产品开始稳步发展，为Shibor基准利率提供了良好的市场基础。

二、Shibor基准利率运行效应的实证分析

Shibor与主要货币市场产品建立了密切的比价关系，有效发挥了货币市场基准利率功能。Shibor正式运行一年来，能较好反映货币市场资金供求及市场利率的期限结构关系，尤其是短端Shibor变动真实地反映了市场资金供需成本，奠定了其货币市场基准利率的地位，也为其他金融产品定价标准打下了基础。首先，Shibor与货币市场主要品种拆借及回购利率走势高度正相关。2007年全国银行间市场隔夜Shibor与隔夜拆借和回购的相关系数分别达0.998和0.999，7天期Shibor与7天期拆借和回购的相关系数分别达0.96和0.99，表明Shibor与短期拆借及债券回购利率高度相关，充分体现了Shibor的可交易性较强，在货币市场短期资金融通中的基准地位明显。其次，Shibor与央行票据利率走势具有趋同性。存贷款基准利率以及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都能通过影响市场资金供求以及利率走势预期带动Shibor同向变动，公开市场操作也对Shibor走势也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作用。从市场运行情况看，2007年，3个月、1年期央行票据利率与Shibor利差均值分别为51.2和35.3个基点。Shibor与央票利率波动趋同性特征，增强了中央银行利率调控机制功能。

Shibor对票据业务定价渗透力日益增强，逐步成为票据市场定价的参照系。2007年4月，工银票据指数开始实现以Shibor为基准加点的报价和交易模式，商业银行票据业务报价更多在考虑风险溢价和经营管理溢价的基础上直接由Shibor加减点生成，票据业务逐步实现市场化定价。随着央行推进贴现利率和再贴现利率生成机制与Shibor挂钩，未来票据市场利率市场化进程将进一步加快。

Shibor对债券市场产品定价产生影响，对中长期利率传导效应显现。货币市场利率变动会通过利率期限结构和风险结构对中长期利率产生影响，Shibor将逐渐成为债券市场定价的重要参考指标之一。2007年上半年，共有308亿元企业债以1年期Shibor为基准实行市场化定价发行，占发行的全部中长期债券的85%以上。如6月份，10年期、15年期企业债券发行利率分别在1年期Shibor基础上加110-115、142-160个基点，Shibor成为中长期企业债券定价的重要参考指标。

Shibor在金融产品创新中的运用不断增强，市场渗透力逐步深入。目前以Shibor为基准的金融产品创新种类包括利率互换、人民币远期利率协议、同业借款、转贴现、债券买卖、人民币理财产品、货币互存业务等。如以Shibor为浮动利率基准的利率互换逐步形成，避免了以一年期定存利率和7天回购利率为浮动基准利率不能完全对冲风险的局限。此外，央行推出的短期融资券定价以Shibor为基准已得到市场广泛认可。1年期Shibor利率与短期融资券发行利率的利差保持在合理范围，二者的利差随着发行人信用评级的提高而变小，体现了对不同发债主体的信用风险溢价。

Shibor对金融机构内部资金转移定价的指导性作用凸显，有效推动了商业银行经营机制转型。在市场化程度不高的条件下，商业银行内部转移定价对强化定价约束与管理具有积极作用，但随着产品定价市场化程度提高，需要考虑引起市场价格波动的外生变量，Shibor为商业银行金融产品定价提供了市场价格波动的收益率曲线。对金融机构资金内部转移定价具有直接的辐射效应，不同的金融机构在进行同类金融产品内部转移定价时，Shibor潜在的实用价值就会在市场交易中凸显出来。

三、当前Shibor运行与传导中存在的主要矛盾

市场信用制度欠缺及市场结构使报价制形成的Shibor利率的可交易性有待提高。一是我国仍处于金融市场发展初期，市场信用制度缺失，金融机构信用等级不平衡，市场成员交易的信用溢价差异较大，削弱了Shibor的可交易性。二是货币市场交易结构和期限结构导致较长期限品种报价缺乏实际交易支持。我国同业拆借一直实行严格的期限管理，同业拆借市场期限结构以短期为主，2007年同业拆借市场隔夜与7天期同业拆借品种占比达95.8%。Shibor3个月以上的长端品种缺乏实际交易支持，报价缺乏具体的参考标准和可对照的检验标准。从统计上看，运用Eviews软件进行单位根检验显示，2007年1个月及以下品种的Shibor时间序列是平稳的、独立的，而3个月至1年期的4个品种序列是非平稳的，说明长短期Shibor变动具有不同的统计特征。

Shibor的认知度及金融机构内部转移定价权限约束，削弱了Shibor的辐射功效。由于Shibor正式推出仅一年，公众认知度不一。我国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大，资金流动存在地域和机构分割，而金融机构贷款定价中区域资金成本差异、风险溢价和期望利润率等因素占较大部分，与Shibor关联性还有待实践检验。此外，目前商业银行内部转移定价普遍采用集中统一管理方式，权限高度集中于总行，弱化了资金流动的区域性特征，Shibor对基层金融机构产品定价的参照功效被削弱。尽管利率市场化的客观要求是定价权由最接近市场的主体决定，但金融机构考虑定价风险溢价，内部定价管理权限约束加强，削弱了Shibor功效。

双轨制利率传导形成的路径依赖短期内难以改变，制约了Shibor的基准性。我国目前市场利率与法定利率并存，金融机构产品定价与Shibor关联度强弱不均，金融产品的市场化程度高低与Shibor关联度呈正相关。且利率传导途径单一，市场利率与存贷款利率关联性小，如1年期贷款基准利率7.47%，但1年期Shibor利率在4.5%左右，金融体系长期对管制型利率传导的路径依赖短期内难以改变，金融产品定价机制与Shibor生成机制不一致，弱化了Shibor基准性。

四、Shibor未来发展及有关建议

利率市场化改革核心是市场主体对存贷款的定价权。Shibor处于市场最基准地位，是重要的金融基础设施，直接关系到利率市场化，为央行价格型金融调控创造了条件。

加大培育Shibor基准地位的力度，提高Shibor市场效力。坚持政府主导推进，进一步优化制度设计。建立场内报价与场外报价互动、市场深度和广度结合、多层次Shibor报价体系。完善市场环境和市场制度建设，促进金融机构建立金融产品定价与Shibor的联动机制。引导金融机构在充分考虑资金流动特点及地域性、市场差异的基础上，建立科学的内部转移定价机制。

培育市场长期交易，完善国债收益率曲线和央行利率形成机制。一是随着未来同业拆借管理政策更开放和市场化，应增加Shibor利率长端交易量，鼓励引导市场主体增加3个月以上品种交易。二是推动基准国债滚动发行，创造条件逐步完善国债收益率曲线，建立无风险收益基准。三是增加央行利率形成机制弹性，完善贴现和再贴现利率形成机制，探索建立中央银行货币政策调控的目标利率。

加强宣传，引导金融机构正确认识Shibor在未来利率市场化中的地位。进一步推进Shibor与区域性金融产品定价的联系，加大市场基准利率Shibor的宣传力度，逐步加深社会公众对Shibor的认识，引导金融机构产品定价逐步以Shibor为基准，以应对未来利率市场化挑战，防范产品定价风险。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分行

短期拆借篇10

关键词：电子货币 货币政策 基础货币

正文

随着电子货币的普遍和结算方式机化，央行发行的基础货币（现金和商业银行在央行的存款）正在退出人们的日常活动，交易媒介日益失去其可触摸的形体，而越来越变成像幽灵一样的脉冲，这就势必对央行的货币政策形成严峻的挑战。尽管，这种挑战在我国的表现远不及发达国家充分，但是，我们也必须未雨绸缪，了解发达国家的动态，结合我国的实际，提出我们的观点。

一、有关电子货币的主要观点

国外的学者几乎都承认，电子货币将削弱货币政策的效果，但是，他们对于这种削弱程度的判断存在着明显的分歧。也就是说，这种削弱究竟是有限的，还是从根本上抵消货币政策效果。以下就是这些不同观点的介绍。

本杰明·弗里德曼(Benjamin Friedman)认为，电子货币削弱甚至消除货币政策操作与家庭、支出之间的联系，因为，它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就可能脱离央行基础货币支撑，独立发挥支付手段的职能。在这种情况下，央行基础货币的变动，难以影响公众的货币需求，也不能有效地通过货币乘数影响经济活动。对基础货币需求的减少导致央行国债交易规模的缩小，央行调控利率的能力也大为削弱。在这种情况下，“未来的央行将成为只有信号兵的军队”，它只能向私人部门指出货币政策的发展前景，却无法干预私人部门的政策预期和行为选择。3

查尔斯.古德哈特(Charles Goodhart)认为，虽然电子货币可能替代基础货币，但是，这种替代是不完全的。例如，非法经济活动离不开现金交易，否则，使用电子货币就很容易被管理者发现。即使非法经济活动的货币需求达到最小化，甚至完全消失，对基础货币的需求依然存在。因为，财政征税接受的只能是基础货币，而不是没有基础货币支撑的、由其他私人部门发行的电子货币。在个人和企业税占国民收入很大比重的意义上，不管电子货币发展到什么地步，社会对基础货币的需求仍然不可低估，央行还是能够运用它所控制的基础货币量，将经济活动纳入期望的轨道，所以电子货币的发展不会明显削弱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默文·金(Mervyn King)的观点比较激进，他认为二十世纪是央行发展的黄金时期，央行重要性前所未有的凸现出来，尤其是在信用纸币取代商品货币之后。但是，随着电子货币逐渐替代基础货币，央行作为基础货币供给者的垄断地位开始下降。因为，电子支付的发展，使得商业银行不再需要基础货币就能满足结算账户的平衡需要，一旦电子货币完全替代基础货币，货币政策就将失去稳定经济的作用，央行也只能相应淡出货币政策的舞台。

查尔斯·弗里德曼(Charles Freedman)的观点恰好与金相反，他认为在上央行的出现，并作为最后贷款人发挥了稳定经济的极大作用，，央行在办理银行间的支付结算，防范风险方面仍然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各国金融机构都愿意接受并依赖于央行的这个作用。电子货币的出现虽然可以打破央行对货币供给的垄断，但却不会威胁央行为银行办理支付结算，以及发挥最后贷款人的作用，所以货币政策仍然会在社会经济运行中发挥其独特的重要作用。二、对上述观点前提的质疑

尽管上述观点的差别很大，但是，它们都建立在两个基本假定之上，一是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取决于公众购买商品和劳务所支付基础货币。二是货币的会取代对央行货币的需求。密切尔·伍德福特（Michael woodford）从以下方面对这两个假定提出质疑。

第一个假定建立在基础货币对交易的作用上，也就是说，货币政策效果取决于名义支出与基础货币需求的联系，因为对基础货币需求产生于交易支付的需求。这样的假设易于引起以下的误解。

其一，它会使人们以为，没有基础货币供给的变动则不足以名义支出，实际上，美国货币政策实践往往是调控短期名义利率，而不是变动货币供给量。央行对于隔夜拆借利率的调节，也未必一定需要变动基础货币规模。支出手段创新提高了运用基础货币量控制隔夜拆借利率的难度，甚至可能使之无法继续下去，但是，对于本来就不靠基础货币量调节拆借利率的央行，它们的政策操作方式几乎无需改变（如新西兰央行就是如此），电子货币对它们货币政策作用也没有什么影响。

其二，它使人以为，零售交易中货币的使用对货币政策传导至关重要。确实，交易中的现金需求占基础货币需求很大的比重，电子货币的使用减少的首先是现金的需求。但是，如上所述，央行通过商业银行的准备余额，而不是基础货币量控制隔夜利率，公众的现金持有对利率的影响，只发生在其影响银行准备余额的条件下。在以往的体制中，公众多持有现金，商业银行则需减少其在央行的存款，以保障存款人的提取。央行为了不减少银行的总准备量，则要在公开市场买入国债。电子货币可以大为减少这些麻烦，因为公众消除对现金的交易需求，央行无需经常为商业银行准备现金，这就简化了对商业银行准备的控制，实际上也就是简化了利率控制的操作。

其三、它使人以为，央行必须造成银行准备金的短缺，才能提高隔夜拆借利率，增强商业银行对基础货币的需求。确实，这种需求取决于市场上没有基础货币的替代品，否则，人们就会转向替代品，央行对基础货币供给的垄断就会被打破。电子货币确有这种效应，一旦央行不再拥有垄断基础货币供给的力量，它就无法影响商业银行对基础货币的需求，进而影响不了基础货币与其它流动资产之间的利差，也就无法有效地影响利率水平。这样的隐含的假设是，准备金存款利率为零或者是一个不变的值，然后，央行只能通过基础货币量影响利率水平，但如果央行对准备金付息，央行就可以变动准备金利率，影响隔夜拆借利率。这就是说，即便电子货币消除基础货币与其它流动资产之间的利差变化，央行仍然拥有调控利率水平的手段。美国至今不对准备金付息，而其他一些国家则可以这样做，这就使得这些国家比美国更能应对电子货币的挑战。

第二假定是电子货币削弱对基础货币的需求。目前，基础货币的需求主要为公众用于交易的现金，以及商业银行缴纳央行的准备金，美国目前仍有法定准备金的要求，但英国、瑞典、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则不再有此规定，美国的准备金制度也不会持续很久了。电子货币极大地便利了支付方式，减少了对基础货币的需求，如EFTPOS（电子划拨系统）和储值卡的使用就有这样的功能，从而进一步减少对基础货币的需求。但是，商业银行无法确切知道未来的收支状况，所以它们必须持有部分准备金，以保证对公众的偿付，公众为日常支出的便利，也要持有一定比例的现金。不管这种基础货币采取纸币，还是脉冲的形式，它们都不可或缺，这就决定了不管电子货币发展到什么程度，它都无法完全替代中央银行发行的货币。

三、直接调节拆借利率、保障货币政策效果

以往的利率调控主要通过货币供给量的变动来实现，电子货币则减少基础货币需求，货币供给量变动因此难以调控利率，密切尔·伍德福特根据新西兰的经验，提出在基本不改变货币供给量的条件下，通过对准备金存款的付息，实现对隔夜拆借利率的调节。

密切尔·伍德福的隔夜拆借利率的控制机制表现在上图中，其中BR表示央行贷款给商业银行的利率，TR是央行控制隔夜拆借利率的目标，SCR是央行付给商业银行准备金存款的利率，D1和D2分别是纸币和电子货币条件下，商业银行的基础货币需求曲线，D1比D2平坦是因为在同样的利率水平上，电子货币条件下的基础货币需求比纸币条件下大为减少了。BR利率上的水平直线表明央行按既定利率满足所有的借款需求。SCR利率上的水平线表示对商业银行在央行存款付息的轨迹。央行的基础货币供给，表现在曲线的垂直部分，也就是在横轴的M上，央行决定的基础货币供给相对于市场日交易量较小，并且基本保持不变。

在这个利率决定的机制中，央行作为最后贷款人，可以既定利率提供任意数量的基础货币，这个既定利率（BR）高于央行控制的隔夜拆借利率（TR），央行对准备金存款支付的利息（SCR）则低于隔夜拆借利率。新西兰央行贷款利率高于市场拆借利率25个百分点。商业银行满足流动性需求后，将多余的资金按存款利率（SCR）存在央行账户上，SCR低于隔夜拆借利率也是25个百分点。因为，隔夜拆借利率位于贷款利率与借款利率的中间，这就没有银行愿意以高于央行贷款的利率，从拆借市场上拆入资金，也没有银行愿意以低于央行存款的利率，将资金拆借出到拆借市场，它们势必在这个利率范围内，互相拆借资金，而不是把多余资金存入央行。“因为商业银行的交易规模很大，央行就没有必要再亲自参与交易”（Brookes and Hampton 2000）。这就是说，央行不必变动货币供给量，只要调节存贷款利率，就能将隔夜拆借利率提高在期望的水平上。

古特瑞（Guthrie）和赖特（Wright）在2000年提出的拆借利率的均衡模型，他们认为，虽然银行无法确知其每日所需流动性准备，但是，均衡拆借利率可以由银行间的市场竞争决定，每家规避风险的银行都要将其交易规模确定在这一点上。

古特瑞（Guthrie）和赖特（Wright）在2000年提出了拆借利率的均衡模型，他们认为，虽然银行无法确知其每日所需流动性准备，但是，均衡拆借利率可以由银行间的市场竞争决定。当商业银行的准备金余额为正值时，由于TR与SCR的利差，将其存入央行相对于在市场上拆借出去，所得收益就会有损失；而如果准备金余额短缺，不期的流动性需求会迫使商业银行向央行借贷，又由于TR与BR的利差，这样相对于在市场上拆借就会增加成本。所以每家规避风险的银行都要将其交易规模确定在这样一点上，就是存款的边际损失与贷款的边际成本恰好相等。所以每家银行期望的日拆入额取决于央行的目标利率（TR）相对于贷款利率（BR）和存款利率（SCR）的位置，而与其绝对值无关。该目标利率越接近存款利率，商业银行持有准备金的机会成本越小。一旦拆借利率（TR）降至与央行存款利率（SCR）相等，此时持有超额结算资金的机会成本为零。

简而言之，尽管电子货币对央行基础货币供给和需求的影响都很显著，但是，它还无法改变这样的利率控制机制，这就是说，在可以预期的未来时间中，央行的货币政策仍将继续发挥稳定币值和稳定的作用。当然，这个论断的前提是，电子货币发展不能危及金融机构对央行结算服务和最后贷款人作用的需求。

四、有关货币的观点对我国的启示

，我国电子货币显示出非常强劲的势头，这表明我国很快会遇到与发达国家相似的情况，尽管在短期中，我国电子货币的发展，不是降低、而是提高货币政策的效果。但是，在长期中，我们货币供给调控还是要尽快转移到利率调控上去，否则电子货币也会削弱我国货币政策的效果。

一般来说，央行基础货币的变动是通过货币乘数总需求和实际产出，电子货币的发展首先导致货币乘数的扩大。根据以下的货币乘数公式，

其中 rr 、re和k分别是法定准备、超额准备和现金漏损率。电子货币的发展使得公众少用现金，对商业银行来说，也就是现金漏损率的下降。同时，商业银行也将其超额准备降到最低限度，因为电脑化可以使他们精确地每日所需的准备头寸。如果央行再取消法定准备金制度，则此三变量都大为缩小，货币乘数将相应扩大。此时，基础货币供给小有变动，则整个货币供给就会大为增加，货币政策效果不是被削弱，而是因为“四两拨千斤”，而大为扩大了。

一旦这三个变量都变成了零，则货币乘数就趋于无穷大。这一方面表明，只要央行稍微增加一点基础货币，则整个货币供给就会不断地增加下去；另一方面也表明人们根本就不需要央行的基础货币、日常提取、办理结算等，货币政策的效果势必大为削弱。发达国家的担心正在于，他们的电子货币发展已经接近了这个区域。可以肯定，我国电子货币的发展早晚也会趋于这个区域，届时我们再坚持货币供给量的调控，则货币政策效果的削弱将无可避免，有鉴于此，我们应该尽快完成由货币供给量调控向利率调控的转轨。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我国目前对准备金存款的支付利息，以及管理层对市场利率的直接决定等，都比美国更为有利地应对电子货币对货币政策效果的挑战。

Challenge of Electronic Money for Effect of Monetary Policy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electronic money reduces the public demand for base money， will weaken the effect of the existing monetary policy， even make it inefficient， because the aim of this monetary policy is to control base money. Monetary policy should continue to be effective， if central bank adjusts its operating target to interest rate. The development of electronic money in our country will increase the effect of monetary policy in the short run， because the decrease of cash-deposit rate and excess reserve rate will result in the increase of monetary multiplier. The effect of quantity target control will be eliminated in the long run， as a result， we should adjust the operating target to interest rate as early as possible.

Key words: Electronic Money Monetary Policy Base Money

主要：

[1] Benjamin M. Friedman， Decoupling at the Margin: The Threat to Monetary Policy from the Electronic Revolution in Banking， International Finance， Oct.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