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成语十篇

新年成语篇1

新年祝福家庭的词语：万事如意、百尺竿头、恭喜发财、年年有余、万事胜意、合家幸福、人强马壮、心想事成、顺理成章、步步高升、升官发财、财源广进、近水楼台、四海增辉、鹏程万里、民族崛起、彪炳千秋、龙马精神、神采奕奕、一帆风顺、顺理成章、章月句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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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成语篇2

新疆2014年成人高考安排在10月25日-26日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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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成语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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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成语篇4

祝老师新春快乐的成语：前程似锦、福寿双全、辞旧迎新、升官发财、万事如意、龙马精神、百尺竿头、事业有成、心想事成、一帆风顺、五福临门、官运亨通、万事顺利、荣华富贵、龙门精神、百业兴旺、合家欢乐、龙凤呈祥、龙门精神、吉星高照、吉祥如意、开春大吉、五福临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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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成语篇5

2、满园春*，一团和气

3、民夸盛会，国展宏图

4、城乡比翼，山海扬辉

5、春光普照，福气长临

6、国兴两制，户纳千祥

7、鹊传喜讯，风送佳音

8、柳丝垂岸，燕尾点波

9、百年盛纪，一代精英

10、梅映红日，雪兆丰年

11、万物回春，天开化宇

12、鹊送喜报，风传佳音

13、花香四季，月满一轮

14、花迎春光，励精图治

15、人间改岁，天下皆春

16、天涯月色，芳草春晖

17、闻鸡起舞，跃马争春

18、人在春台，一门瑞气

19、蒸蒸日上，欣欣向荣

20、百顺为福，六合同春

21、神州巨变，祖国腾飞

22、喜气盈门，岁且更始

23、时乃日新，三阳开泰

24、积积向上，生机勃勃

25、主欢客乐，近悦远来

26、喜鹊鸣春，花香四季

27、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28、一家瑞气，万里春光

29、金鸡报晓，紫燕衔春

30、龙飞蛇舞，燕语莺歌

31、齐歌四化，共庆三春

32、紫燕衔春，闻鸡起舞

33、人喜盛世，鼠兆丰年

34、阳春烟景，锦绣文章

35、五星高照，六畜兴旺

36、山川添秀，大地回春

37、国家兴旺，人民安康

38、天开文运，人喜春阳

39、万事如意，恭喜发财

40、民富国强，人寿年丰

41、三星拱户，四季平安

42、民气昭苏，国家兴旺

43、梅花笑雪，柳浪推春

44、月满一轮，花迎春光

45、欣逢盛世，喜庆新年

46、人逢盛世，鸟唱新春

47、储金备患，积谷防荒

48、人勤物阜，国泰民安

49、心存爱国，志在为人

新年成语篇6

关键词:新成语 界定特点

语言是人类社会的产物,社会的不断发展,人类的不断进步,都使得语言的各个要素发生相应的变化。作为语汇重要组成部分的成语,自然也会发生新的变化,“新成语”的生成无疑是顺应社会发展的产物。

一、“新成语”的界定及产生的背景

1.新成语的界定

“新成语”是针对千百年以来固定流传下来的传统成语而言的。所谓“新”不仅指新生,还指新颖。指新时期以来尤其是近年来产生的成语。“新成语”产生的方式主要有:新形新义、旧形新义、仿旧造新和引进新语(引进方言或外来语固定结构)几种。

新形新义的,如:“秋雨含泪”、“林貌杨音”、“聚打酱油”、“兆山羡鬼”、“猪涂口红”“一国两制”等,这些成语都是根据当下时政和社会热点创造出来的全新成语,与大众的生活密切相关,具有强烈的现实性;旧形新义(包括理性义和色彩义)的,如:“杯水车薪”、“语重心长”、“度日如年”、“知书达礼”等,这些成语形式上与原来一样,但是意义发生了变化,具有了新的意思,所以也算作新成语;仿旧造新,是改变原有成语的个别语素,从而使成语表达一个新的意思,如“蓝颜知己”是仿改“红颜知己”而来的,“谁死鹿手”是改造“鹿死谁手”而来的,“前腐后继”是仿改成语“前赴后继”而来的,这些被改造后的成语意思发生了变化,也是新成语的一种;引进新语(引进方言或外来语固定结构)的,如:“第一桶金”“免费午餐”“咸鱼翻身”“火急火燎”“一头雾水”等等。

2.产生背景

语言的产生和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语词作为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不断变换发展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必然会有成语被淘汰,相应地也会有更多新的成语出现。自现代汉语形成的百余年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这三十多年,历史巨变,社会转型,语言方面随之而来的自然是新词、新语的大量涌现。新时期以来,文化普及、草根崛起形成了新的语言创新的源泉和机制,科技进步、网络发展构建了新的语言资源和传播平台,港台沟通,全球化潮流进一步扩大了新成语的词源。

二、新成语的特点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二十年,出现了许多“新成语”,经过对收集到的“新成语”分析对比之后,不难发现,这些“新成语”具有一些共同特点。

1.音节数量上来看:

纵观现存的成语,可以发现大多数成语是四音节的成语,“新成语”更加强化了四音节的特点。温端正先生《汉语语汇学》中给成语下的定义是:成语就是“二二相承的描述语和表述语”,“所谓成语,实际上是四字结构的描述语加上四字结构的表述语”,在熟语内部的划分中,这种观点起到了有效地作用,可以很容易地区分成语与其他俗语。并且四字结构和汉语使用者的口语习惯一致。四音节的特点在新成语的产生和使用上被体现的更加充分。如:铿锵玫瑰、人间蒸发、强强联合等都是四音节。

2.表意特点上来看:

新成语在表意上大多是直接由字面意义组合而成,见字明义,通俗易懂,具有浓厚的口语色彩和生活气息,往往一经问世,就不胫而走,广为传用。如“反腐倡廉”:提倡廉洁反对腐败;“阳光女孩”:健康、年轻、充满朝气和活力的女孩;“野蛮女友”:来自韩国影片《我的野蛮女友》,指性格泼辣或态度粗暴的女子,也可指泼悍的妻子;“科教兴国”:通过发展科学和教育来振兴国家;“浮出水面”:指事物的显露。可以表示新事物的诞生,也可表示原来隐蔽的事物公开暴露,还可以表示通过比赛或评选而得出结果;“原汁原味”:指保存原貌,不走样。这些成语的意思都是由字面意义组合而成的,见字明义,通俗易懂。

3.从产生方面来看:

“新成语”有的是按照成语的构造规律全新创造,有的是在原有成语的基础上改变个别语素翻新改造,有的是原有成语产生一种全新的解释,有的是吸收外来语或方言中的固定结构。不管那一种方式产生的新成语都与当下的时事有着密切联系,具有时事的偶然性和群体的参与性。

“时事偶然性”是新生成语的一大特点。新生成语大多是从偶然的时事中产生出来的,当然这里主要是指“原创型”新成语。这种“时事”包括国家层面上的,也有民间社会上的,而且几乎囊括各个领域。

所谓“群体参与性”是指在成语产生过程中不是一个人或者某几个人起作用的,而是集中了许许多多人的力量。群体参与不是特指在成语产生那一瞬间是由共同参与的,而是指这个成语一产生就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和使用。

4.从其稳固性看:

新成语还没有经过较长时间的考验,自然不能与传承成语同日而语,尤其是一些与政治运动密切相关、但没有正确反映历史必然现象的“成语”。如:时期的“三面红旗”“文攻武卫”“炮打三红”等,虽然一时风行全国,但随着社会变革,很快就被淘汰了。因此对这些已广泛使用的四字语是否该归入“新成语”应该“拭目以待”,以发展的眼光去看待这些正在形成或已经“成”了的成语,既要发现它们与传承成语存在的区别,又要历史地承认它们已经或曾经取得成语的资格。

这里所说的“新成语”实际指新的流行四字语,新产生的或者偶尔一用的四字语,不一定都是成语,那么哪些可以算作成语,哪些不能算作成语?我们要看它的使用范围是否宽广,是否具有生命力。所谓“新成语”实际上是一个发展的范畴,刚刚出现时,自然带有新鲜感,但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和推广后,便逐渐失去了这些特点,要么进入稳定的现代汉语范畴,要么就会被历史淘汰。有关新成语的问题,本文只是一点粗浅的认识,还有待进一步的探讨。

参考文献:

[1]温端正:《汉语语汇学》[M].商务印书馆.2005年

[2]王笑琴:成语的分类与标界[J].《社会科学论坛》.2005年第7期

[3]刘晓颖,郭伏良:试论现代汉语新成语[J].《汉字文化》.2009年第5期

[4]史式、赵培玉:《汉语新成语词典》.重庆出版社.2002年

新年成语篇7

关键词： 日语 新语 流行语 构词法

一、研究目的

自古以来，日语的新语与流行语就是一种常见的语言现象。从幕末、明初开始，日本人为了表达从国外引进的新事物，有时直接借用外国语言，有时则翻译成汉语词汇，为此，创造出一系列新词语。进入昭和时代，特别是二战结束后，国家的言论统制解除，大量的新语、流行语不断涌现。日本著名的社会评论家大宅壮一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研究流行语的特征，提出“异质连合”的说法，创造出“駅弁大学”（1946年学制改革后新增的大学）等一系列流行语。从上世纪80年代起，自由国民社开始举办一年一度的新语、流行语大赏，一直延续至今。新语、流行语大赏使得人们对新语、流行语的关注度越来越高。

通过对先行研究的分析，笔者发现最详尽的研究是米川明彦的分析。米川首先将新语、流行语的构词法分为两大类：和既存词语无关的新词、利用既存词语创造出来的新词。然后将利用既存词语创造出来的新词继续分为借用、合成、派生、类推、省略、模仿六大类。这样看来，米川的分类似乎非常详细，可是笔者认为，仍然有不详尽和不恰当的地方。比如，根据米川的分析，模仿的定义是，“音調が外来語のように聞こえるが、実際は日本語を組み合わせただけの語である”（米川明彦《新语与流行语》p125）。翻译成汉语就是，“从音调听起来像是外来语，但实则是将日语组合起来的单词”。也就是说，根据米川的说法，这里的模仿特指模仿外来语而创作的单词。但是，新语、流行语中模仿汉语和汉语创作出来的词汇也不在少数。比如“分衆（因价值观不同而被区分开的众人）”正是模仿汉语词汇“大衆”而创作出来的词汇。因此，笔者认为将模仿限定为外来语是米川构词法的一大缺点。本文以米川的构词法作为基础，利用米川的年轻人用语的构词法和玉村文郎的构词法，对新语、流行语的构词法重新进行分析。

二、研究对象和方法

笔者的研究对象是1991年至2010年日本新语、流行语大赏的获奖词汇，入选词汇共有239个。其中，词组、句子占57个。此外，有“Time for change”和“Godzilla”两个外语词汇，将这些排除之后，剩余的180个词汇作为笔者的分析对象。因为在新语、流行语大赏中并未对新语和流行语进行区分，笔者也沿用这一做法，将二者一起考量。

笔者利用“合成、省略、派生、借用、模仿、头文字化、罗马字化、双关语、混交、旧词新意、与既存词语无关的新词汇”十一种构词法对这些词汇进行分析。其中，“合成、省略、派生、借用、模仿、与既存词语无关的新词汇”是沿用米川的构词法，“混交、旧词新意”是采用了玉村的构词法，“头文字化和双关语”是采用了米川的年轻人用语的构词法，“罗马字化”是笔者自己命名的构词法。

三、研究结果

从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在180个词语之中，除去18个既存词语之外，合成法构成的词汇为71个，约占总数的40%。而派生和省略紧随其后，分别是构词法的第二和第三位。排名前三位的构词法都是出自米川的新语、流行语的构词法，可见其构词法分析的合理性。第四位的旧词新意法构成的词汇有16个之多，约占总数的10%。旧词新意法是出自玉村的构词法，从10%的比率看来，此种构词法也占重要的地位。借用法的词汇有14个，是第五位的。与既存语无关的新语有4个，模仿、头文字化、双关语词汇各有3个，罗马字化和混交的词汇各1个，既存词汇有18个，以下将分别对各种构词法进行详细说明。

1.合成和派生

合成法，顾名思义，指的是词与词的结合，是最为便利的一种构词方法。在合成法构成的71个词中，像“草食男子”（在爱情中缺乏主动性的男人）这种汉语词的合成词有21个，由此可看出汉字在构词上不可比拟的优越性。另外，不同语种词汇的合成词占28个，这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如“汉语词+和语词/外来语词”的形式。获1991年大众部门铜奖的“ダンス甲子園”就是外来语词汇“ダンス”（舞蹈）和汉语词汇“甲子園”（日本高中生棒球联赛）的合成，指的是极具动感的舞蹈，将舞蹈这个具有柔和语感的单词和洋溢着热血的“甲子園”合成为一个新单词，这个也可以认为是大宅氏所主张的“异质连合”的一个例子。

派生法与合成法不同，指的是词干与词缀（前缀或后缀）结合成新词语的构词法。如入选2000年的年度前十的“ワタシ的”（从个人观点来看）和1997年的年度大奖词语“女子会”（只有女性的聚会）分别是在词干之后添加后缀“的”和“会”而构成的新词。

2.省略

省略是将词语的一部分省略创造出词汇的方法，分为后略、前略、中略。在省略法构成的词汇中，外来语词汇占很大比例。就如田中章夫所说，“外来語の場合は、本来、原語のシラブル数が、外来語になると、どうしても増加してくるために、省略が求められる宿命を背負っている”（田中章夫《国语词汇论》明治书院p157）。即“外来语单词因其原语的音节在变成日语时肯定会增加，因此必然会被省略”。“グ”（好）是“グッド”的略语，“ブログ”（博客）则是“ウェブログ”的略语。

另外，源于汉语的也不在少数。比如“メンタツ”（面试达人）虽然是写作片假名，实则是汉语词“面接達人”的缩写，“関空”（关西国际机场）是“関西国際空港”的略语，从这两个词也可以看出，汉语词汇通常省略成两个汉字，在音节上则保持四个音节的均衡形式。

3.旧词新意和混交

前文提到，因为米川明彦对新语、流行语构词法的分析不全面，笔者采用其他学者的说法对其进行了再分析。旧词新意和混交就是取自玉村的构词法。从定义来看，旧词新意指的是给既存的单词赋予新意，作为新单词使用。外来语“カリスマ”原指具备超能力的人，在1999年大赏中入选年度前十，特指在艺人或其他职业中拥有超强知名度的人。再如“親分”原指黑社会的大哥，在1993年被评为金奖时，特指日本火腿斗士球队的教练大泽启二。

入选1997年的年度前十的词汇“たまごっち”（游戏机）是利用混交法创造出的词汇。是从单词“たまご”和“ウォッチ”中各取一部分合成的单词。

4.借用

提到借用法，一般最先想到的是外来语，因为外来语总体都可以看做是对外语的借用。米川也是将借用法分为外来语的借用、隐语的借用和方言的借用。但是对借用法的这14个单词进行分析之后，笔者发现除了外来语的借用之外，还有对汉语、日本史话及电视剧人名的借用。如“韓流”正是对汉语的借用，指的是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韩国电视剧、电影、音乐等娱乐事物的地区性影响。“サポーター”则是对英语的借用，意思是职业足球队的狂热球迷。

5.其他构词法

模仿法仍是沿用米川的构词法，但笔者对其意义进行了扩充。前文也提到，米川的模仿法特指对外来语的模仿，因此是很大的一个缺点。本文的模仿采用金田一春彦的定义，指为了讽刺或滑稽，仿照原来的词语作出新词的构词方法。“ブッチホン”（当时日本首相小渊惠三的打电话方式）是模仿单词“プッシュホン”（按键式电话）的形式作出的新词；“イクメン”（乐于照顾孩子的男性）是仿照单词“イケメン”（美男子）作出的新词。

双关语和头文字化的构词法是出自米川的年轻人用语的构词法。在新语和流行语中也有很多利用谐音创造出来的词汇，因此笔者认为把双关语作为新语、流行语的一种构词法也是必要的。下面通过几个例子来看一下双关语的应用。“しんにゅう社員”中的“しんにゅう”看似是“新入”的发音，其实还是“迟、迷、避、遊”这几个字共有部首的发音，既指新进职员，又指不思上进的职员。而“謝長悔長”则是与“社長会長”同音，指道歉、后悔的社长和会长，这两个词都具有双关语义。

头文字化是提取单词的首个假名或英文单词的首字母作出新单词的方法。罗马字化是笔者自己命名的构词法，指的是利用罗马字母创造新单词的方法。比如“FA”是提取“free agent”（自由无约的职业球员）的首字母作出的单词，“NOMO”是将棒球选手野茂英雄的姓氏“野茂”的发音用罗马音创造出来的词汇。

另外，因为流行语不一定都是新词汇，也可能是因为某种契机突然被大众熟知、并且广泛利用的词语，这些词汇在词义和形式上都没有改变，因此笔者将“既存词语”也作为一个分类进行了统计。

四、课题和展望

笔者以1991年至2010年的新语、流行语为研究对象分析了新语、流行语的构词法。通过分析可以看出，合成、派生和省略是新语、流行语中最常见的构词法，而旧词新意、双关语、混交等构词法创造出的词汇也占一定比重。笔者根据各构词法的定义对新语、流行语进行了严格分类，但由于词汇学知识的不足，可能会有不合适的地方。而且，随着舆论的发展和媒体的多元化，相信新语、流行语的构词法也会变得更加丰富。另外，在一个单词中可能不只使用单一的构词法。笔者为了分析的便利性，将一个单词限定为一种构词法，今后将继续加深对构词法的认识，对新语、流行语的构词法进行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1]米川明彦.新語と流行語[M].南雲堂，1989.

[2]金田一春彦，林大，柴田武.日本語百科大事典[M].大修館書店，1995.

[3]田中章夫.国語語彙論[M].明治書院，1978.

[4]金田一春彦.学研国語学大辞典[M].学習研究社，1995.

新年成语篇8

问者:周老师,您好!非常高兴您能接受我们的采访。二十一世纪是一个日新月异、精彩纷呈的时代,新词语如雨后春笋一般层出不穷。2005年下半年,国家语委科研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重新启动“新词语编年本”课题,具体研究工作由您领衔的“南开大学词汇学与词典学研究中心”承担,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有《2006汉语新词语》(周荐主编)、《2007汉语新词语》(侯敏、周荐主编)《2008汉语新词语》(侯敏、周荐主编),《2009汉语新词语》正在编纂、出版中,2010年的新词语也在搜集、整理之中。每个编年本出版前,教育部和国家语委都会将其列入当年的语言生活绿皮书面向社会予以公布。有些新词语曾经引起热议,如2007年公布的171条汉语新词语,据说其中的“白奴”“飞鱼族”“半糖夫妻”等连语文教师也不解其意。对这一问题,您是怎样看的?

答者:一些发达国家(如日本、俄罗斯)很早就开始出版新词语的编年本,我们国家1991-1994年也曾连续4年出版汉语新词语的编年本,这一工作后来因故中断,诚为憾事。国家语委2006年果断决定重启中断多年的年度新词语的研制工作,意义极为重大,因为新词语编年本的连续编纂和出版,不仅对汉语研究有重要的意义,可为我们今天和未来留存下一份弥足珍贵的语言资料,而且这一工作倘若仍不启动,这样的语言工作实在与我们这样一个泱泱大国的身份不符。2006年5月国家语委将年度新词语的5年期的研究项目交我负责,由我率领的南开大学的学术梯队来完成,我深感荣幸。

2007年8月公布出来的2007年度的部分新词语引起一些网民的热议,是正常的,也是我们预料之中的,这说明了网民对年度新词语研制工作的关心,也说明了新词语研制本身是值得关注的一项重要工作。2007年部分新词语甫公布即引起较大关注,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十余年前编纂年度新词语时尚无发达的互联网技术,而今乍一重启停顿多年的年度新词语研制工作,而且是由教育部的职能部门在教育部将研制结果出来,更引起关注教育事业尤其是高考问题的网民的强烈关注。其实,科学研究与日常生活的应用虽然有关,却未必总是若合符节,总是桴鼓相应,总是那么完全一致的。更多的情况是,科学研究的过程及其结果在一定时期内不能为日常生活所验证,不为寻常百姓所认可;理论和实践相脱节,曾是长时期来我们批判的靶的,但却是无法否认的事实。以年度新词语为例,倘若每一个词语社会大众一看就懂,毫无生疏感,那它们恐怕就不是年度新词语了,至少已是出现过一个较长时间或已然使用开来广为人知的词语了。年度新词语的研制工作就是要把当年的新词语搜集出来,使之留驻下来,而研制人员凭借机器也好凭借手工也好,如何能将当年的新词语从浩如烟海的语料中识别出来,所依靠的终究还是新词语的新鲜感、新鲜度。

有人指出一些语文教师也不明白“白奴”“飞鱼族”“半糖夫妻”这些新词语的意思,并由此对这些新词语是否具有新词语的资格提出质疑。其实,一些词语不被一些人理解,恰恰是这些词语“新”身份的有力佐证。一些语文教师不明其意,不能理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因为那些语文教师并非专事年度新词语研究的科研人员。而由语文教师看不懂一些新词语的意思进一步导出那些新词语会否进入翌年高考语文试卷的无端猜测,则将社会的质疑推向了一个可怕的巅峰。年度新词语若要进入普通的交际领域是需要一个使用期的,一般来说这个使用期不是数月可以完成的,除非它们在网络时代借助传媒的手段成为流行词语。而即使成为了流行词语,是否应该进入高考试卷也宜慎之又慎。

2007年时我们曾预测,一旦新词语研制工作进入常态,网民的关注度很可能会随之逐渐减弱,质疑声也自会逐步减少。如今看来,情况的发展与我们当时的预估基本吻合。

问者:这些新词语的流行会对语文教学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是否会冲击语文教学呢?

答者:首先要弄清楚新词语和流行词语并非同一概念,新词语可能稍纵即逝,永远成为不了流行词语;流行词语可能是由新词语迅速传播开来而成就的,也可能是常用词语甚至旧词语受到激发或被激活而迅速走红流行开来的。新词语的着眼点是刚刚出现;流行词语的着眼点则是在社会上普遍使用开来,为大众迅速普遍认知。

新词语一旦流行开来,会有两种可能的结果:一是迅速为大众普遍接受,最终成为普通词语;一是如夜空中的焰火,一时光彩夺目,而后即迅速消失。我认为,中学语文教学应在夯实语文基础的前提下适当吸纳反映新时代的元素,新词语即是其中之一。将已为大众接受的新词语(即已流行开来的新词语)酌情酌量列为语文教学的内容,或引进语文教学中,这对丰赡语文教学的内容,使语文教学的内容对时代生活作出及时的反映,追上时代的步伐,对提升受众学习的积极性,增强教与学的互动性等等,均有裨益。当然,吸纳新词语一要注意“质”,即不是已为社会大众普遍接受的新词语不可随意吸纳;二要控制“量”,即即使是已为社会大众普遍接受的新词语,也不可过多过滥。

问者:对于这些新词的认知,老师是落后于学生的。一些老师或许由于年龄、职业的因素,对新词表现出回避、排斥的态度,而学生则更容易接受,他们对新鲜事物有着浓厚的兴趣,也喜欢标新立异,而且很多新词本身就来自校园流行语,如,“蛋白质”不是指高分子有机化合物,而是指“笨蛋++神经质”。那么,语文教师是否应该主动学习和掌握这些新词语?您是如何来看待这一问题的?

答者:我不同意“对于这些新词的认知,老师是落后于学生的”这样定论性的说法,虽然我承认从绝对数量上看年长的老师对新词语的认知要落后于青年学生。年轻人接受新鲜事物快,这是他们的优点,但是快的同时也可能带来一些弊病,如鱼龙混杂,良莠不分,囫囵吞枣一股脑吃下去。因此年长的老师以理性的态度帮助青年学生审辨新词语,帮助他们正确地运用新词语,还是很有必要的。

如上所述,新词语并不就是流行词语,新词语更不就是网络词语,这是必须辨清的。网络词语是从其产生的路径、处所的角度对一些词语的称说和认定。网络词语当其刚一产生出来时,它们从时间上看,也是新词语。但是我们所说的新词语,一般是指社会大众从正常的交际渠道创造出来的,而不主要指网络上产生出来的。像“笨蛋++神经质”意思的“蛋白质”这样的词语,是在网络上产生之后在年轻人中流行开来的网络流行词语,教师作为个人,可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学习和掌握,作为施教者,似不必提出学习和掌握的要求。

问者:语文教师了解和掌握新词语对教学有哪些意义呢?比如,以新词语为出发点,通过对一些新词语的结构分析,对新词语的造词法分析来推动汉语的构词法以及修辞教学,培养学生对语文学习的兴趣。您觉得可行吗?

答者:任何人都有了解和掌握新词语的权利,任何人都可能产生出对新词语的兴趣,新词语对于了解和掌握它们的人来说当然是有意义的。对于语文教师来讲,了解和掌握新词语不仅有利于他自身知识的更新和积累,也会对他的受教者产生重要的影响。这后一点大概是语文教师与常人不很一致之处。普通的新词语的产生,常是社会正常运作的产物。社会的需要是新词语产生的原动力。例如当社会上出现了一种平板状、寸许长的发型时,“板寸”这个新词语就应运而生了。这样的新词语如不加以了解和掌握,作为普通人的我们就无法对此一事物对象加以指称,作为施教者的教师更难以向学生施教。网络上产生出来的部分新词语,如“恐龙”“菜鸟”“板砖”“偷菜”之类,与隐语、黑话有些微近似的性质,正常的交际并非非用它们不可,因此教学时的教师也好,远离网络的其他人也好,不了解和掌握它们,似也没有太大的关系。

当然,对于研究者而言,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一位语文教师从一些新词语中发现了新的结构关系(比如“IC卡”这样的半字母+半汉字型的全外来词),发掘出了新的词义衍生模式(比如由“餐具”的易碎和令人惋惜的结果联想引出的“惨剧”意义),等等,将这些运用于他的教学活动中以启发他的学生,培养学生们对语文学习的兴趣,这当然是好事情,是值得鼓励的。

问者:很多中小学生在作文中都愿意使用新词语、流行语,我们在参与高考作文评卷的时候以及在中小学从事语文教学的朋友都深有感触,如,我们经常能够见到“MM(妹妹)、GG(哥哥)、菜鸟、大虾、爆头”等词语,很多老师对于学生作文中使用的新词感觉非常陌生,很容易将这些陌生的表达判为错误,那么学生是否应该在文中使用新词语作文?即使在文中使用,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

答者:过去我们常讲,文章是分别为不同的体裁的,不同的文章体裁是造就不同的文章风格的重要元素之一。体裁也好,风格也好,它们的不同也托赖词语风格的表现的不同。比如科学论文有科学论文的风格,相声小品有相声小品的风格,两者绝不相同,也绝不可能混同。而科学风格的论文和戏谑风格的相声小品,它们所用的词语的风格几乎是天悬地隔,相去不可以道里计。中小学生所写的作文也存在着文章体裁的差别,有的文章可吸纳“MM”“大虾”这类网络词语以增强文章的表达效果,有的文章未必适宜吸纳那些网络词语,是不可以一概而论的。

进一步说,网络词语也存在着已流行开来、广为人知和刚刚创造出来、尚未为多数人知晓的分别。中小学生的作文既然是写给老师看的,不是写给网友看的,更不是故意让人看不懂的,那么当他们选用网络词语时应该选用大家能够理解的那些网络词语来使用,而不应选用那些多数人都不懂的、甚至是个别人为个别人造的那些网络词语来使用。一个学生写出的作文是给老师看的,他的老师有理由要求学生所写的文章能让自己看懂。我想这对于老师来说不是什么非分的要求,对于学生来说也是起码应该做到的。

问者:“、、”等字十分生僻,网民们丢弃原来的字义,并根据它们的字形“发明”出新义进行使用,人为制造出一些语言现象,形象地传情达意,它们应该不属于“旧词新义”。这些生僻字的复活以及它们在媒体中频繁广泛地使用,有人担心这样会影响汉语的纯洁性,您是怎样看这一问题的?同时在中学语文教学的过程中,我们是否可以利用这些网络流行语为我们的教学服务呢?比如,是否可以通过了解汉字去了解古代文化?对于学生使用这些生僻字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答者:为一个旧字(词)形赋予新义,这是旧字词产生新义中常见的现象。而让旧形负载与原义风马牛不相及的新义,其中多少带有好玩儿,甚或调侃的心态,这大概是“、、”等古僻字在当下重又投入使用的心理基础。这些字是否真的已经“复活”,大概还需要时间的检验,至少目前它们还只是在网络上频繁使用,并未在社会大众普通的交际领域广泛使用,因此我们还没有它们已彻底“复活”的确凿的证据。网络并不能与媒体划上等号,因此我不能苟同你所说的“这些生僻字的复活以及它们在媒体中频繁广泛地使用……”这样的话。人类社会从其诞生始就不是一个封闭体,而是在交际交流中存在、生长、壮大的。人类的语言也不可能有绝无外来“污染”的“纯净体”;所谓“纯洁性”的语言,只能是理想的东西,是根本不存在的。人们之所以谈“纯洁性”,是对已成习惯、达至某种平衡的语言表达方式的认可、评价和赞赏;一旦某些外来的成分破坏了这种习惯和平衡,人们就认为本来的语言表达方式是纯洁的,认为如今的语言表达方式不那么纯洁了。但是随着语言的使用,新的习惯和平衡重又出现,就如同被石子击碎的本来平静的水面重归平静,人们就又会适应新的习惯和平衡,久而久之又会认为新的语言现象是纯洁的了。“、、”等古僻字的使用,只要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同,就不能说破坏了我们语言的纯洁性。即使它们最终没有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也不好说就破坏了我们语言的纯洁性,因为它们无论从质和量上都实在无法与那些正常的语言文字相比。三两个古僻字的使用就破坏了汉语的纯洁性,岂非天方夜谭?我们实在不该有这样的杞忧!至于说是不是能够通过学习这些古僻字了解中国古代文化,我想是可以研究的,结论恐怕也是会见仁见智的。我想,还是应该给那些古僻字划定一个使用的范围,让它们用在可用、该用的地方,不可用、不该用的地方绝不能乱用,更不能滥用。

问者:在各种语文考试中,特别是高考中,是否应该涉及到这些新词语?比如说,在高考的作文中,很多时候是材料作文,命题者在命题的时候是否应该以这些热点话题,比如,“打酱油”“做俯卧撑”“躲猫猫”“被时代”等作为素材来命题呢?

答者:各种各类各级别的语文考试在全国各地每年都有不少,是否应该涉及新词语,我想不应也不必一律起来。尤其是非全国统一的考试,还是给地方或基层的命题教师稍多一点自为好。将近年来产生出来的新词语(甚至网络词语、火星文之类)作为热点议题,命题让学生作文,让学生们对此问题抒发见解,我想是完全可以的。要相信学生的判断力和认知能力、分析能力。说到底,新词语并非什么洪水猛兽,学生们的语文水平足以驾驭它们,知识水准也足以对它们加以鉴别。

问者:即使是涉及这些热点话题,但学生对其了解程度可能也不一样。举个简单的例子,城市学生接触网络的机会比较多,所以他们会对这些现象往往有更多的了解,而乡村学生由于上网机会少,对一些网上热议现象,以及网络新词往往会陌生一些。那么命题者在命题时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

答者:语言的各个构成部分对语言的使用者来说是有层级之分的,词汇也是如此。拿《现代汉语词典》来说,那是公认的一部以推普为己任的现代汉语的规范词典。但是它收有60,000个条目,恐怕这个世界上没有几个人能完全掌握。文化层次的不同,职业、专业方向的不同,经验阅历的不同等等,使得以现代汉语为母语的人们不仅掌握的词语数量的多寡不同,而且掌握的词语的性质类别也会有所不同。

新词语、网络词语当然也是一样。在城市、农村长大的孩子阅历不同,会导致他们掌握新词语、网络词语的程度不同;即使同在城市或同在乡村长大的孩子,接触不接触、迷恋不迷恋网络,也会对他们熟悉不熟悉新词语、网络词语,熟悉新词语、网络词语的程度,有重要的影响。因此,语文考试的命题者,应选用那些已经进入了社会大众交际交流领域,至少是已为不少人知晓的新词语、网络词语。或许会有人问,靠什么标准来判定哪些词语已进入社会大众交际交流领域,已为人知,哪些词语未进入社会大众交际交流领域,尚未为人知晓呢?这就是一个需要进行认真研究的课题了。我想,利用语料库等先进的手段,根据使用频率等,为新词语、网络词语分出层级、等级,再为使用者分出类别,大概是题中应有之义,或许会有助于解决你所谈到的问题。

问者:《语文课程标准》有这样的表述,“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教育家华特说过这样一句话:“语文的外延与生活的外延相等,”所以语文教学要尽量向生活靠近。新词作为一种现代社会的时尚,反映变革中的社会文化,有强烈的时代感。正因为如此,语文教师应当重视新词语教学,这样才能更好地引导中学生学好语文,学好、用好母语。然而,新词教学在语文教学中却只占极少的比重,处于被忽视的地位,有哪些原因造成了这种情况呢?

答者:新词语是重要的内容,但是不能因为它重要而将千百年来积累下来的词语(它们或也曾是各个时代的新词语!)在课堂讲授中所应占有的时间挤掉。语言基础知识是非常重要的,这基础不是一朝一夕建成的,而是多年积累起来的。学生只有把基础夯实,才能解决那些突发性的问题,以不变应万变。对于施教者而言,也存在着一个积习的问题。如你所言,语文教师一般不如学生掌握新词语更迅捷。如今的语文教师相当一部分在他们年轻时没有接触过网络,他们的知识是靠书本滋养,靠他们的老师一点一滴传授给他们的。这样的积习也是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这也使得他们中的一些人对当下网络每日“爆发”的新词语、网络词语多少抱有一种怀疑的心理、抵触的情绪。再加之当下的一些新词语、网络词语从表意上、构造上看并非一无瑕疵,更使一些语文教师对它们抱持一种谨慎的态度。

社会的发展一般来说只能是渐变式的,而不能是顿变式的。表面上看到的一些顿变现象,其实也是一系列渐变的结果。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语言观,语言的演进,只能通过新质要素逐渐增加、旧质要素逐渐减少来完成,只能是渐进式的。从语言史上的任何一个切片看,无论是语法、语音还是词汇,它的新质要素都远不及旧质要素,否则社会就会出现断层,无法顺承发展。正因此故,语文教学中新词语的内容的比例必须严格控制,不宜过大。新词语比例过大,不仅可能挤占基础内容的讲授时间,而且对于其本身的内容来说也未必妥帖,因为新词语毕竟是刚刚出现的词语,它们尚未定型,未来能否成为语言词汇中的恒定成分,仍需社会和时间的检验。

问者:因为语文课文中涉及的新词语比较少,语文教学大纲是否应该作出一些调整?比方说,是否需要增加一些课外读物,选修课程,有意识的让学生通过各种媒体去接触一些新词语?

新年成语篇9

关键词：新词语、日源词汇、语言、原因、影响

中图分类号：H1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08-0000-02

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会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而不断变化，作为人们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它一直在不断地注入着新的血液。语音、词汇、语法是构成语言的三要素，而在这三个要素中，词汇是最活跃的要素，社会的发展与变化将首先体现在词汇的变化上。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科技的进步和国际交流的日渐频繁，人们的生活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新事物、新观念也层出不尽，这就需要人们创造出大量的新词语来反映社会现象，并适应交际需要。

一、什么是新词语

要研究新词语，首先必须弄清楚什么是新词语。广义的新词语包括新创造的词语和旧词语产生新义的词语，狭义的新词语专指新创造的词语。关于新词语的定义，不同的学者给出了不同的定义：

胡裕树认为：“所谓新词，即利用原有的语言材料，按原有的构词方式构成的。新词所表示的事物和概念都是新的。”①

潘勇和陈云香认为：“新词新语这个定义，宜从广义的角度去界定。既可以研究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的新词语，也可以对之前任何一段时间内产生的新词语同比它更早的词语进行对比研究，还可以对某一专书内新产生的词语进行研究。从事现代汉语研究的可以把改革开放以后产生的词和短语叫做新词新语；也可以把凡是最新版本的《现代汉语词典》里没有收录而日常生活中又在人们口头使用的词都看成是新词新语，从事近代汉语或古代汉语研究的，根据研究的目的，也可以选择一个时间点作为新旧词语的界限。”②

李宇明认为：“新词包括词、固定短语，也包括产生了新意义、新用法的词语。”③

周永惠认为：“所谓新词语，顾名思义，就是新创造的词语，它从意义到形式都应该是新的。从意义看，或者代表的概念、思想是新的，或者指示的对象是新的；从形式看，一般应是语汇里未曾出现过的。除此之外，还应有广泛的群众基础。”④

吴启主认为：新词是指“内容新、形式新（面貌新）的词。新词在原来的词汇系统中一般没有，既包括利用原有的语言材料，按照固有的构词方法构成的内容新、形式新的词，也包括新吸收的音译外来词。”⑤

杨小平认为：“新词语是最近出现在普通话中的、具有一定的复呈性的、有新的形式和意义的词或短语，或只具有新的意义、用法的词或短语，或只具有新形式的词或短语。”⑥

本文中对于新词语的界定是：改革开放以后产生的新词，新语，旧词产生的新义、新用法都可称为新词语。

二、新词语中的日源词汇

现代汉语中的新词语主要 有以下几种产生方式：新造词语、增加新意义的旧词语、跨域的方言词语、外来词、外文字母词和中西合璧词、数字词语、新的词缀和类词缀。其中，外来词主要是从英语和日语中吸收到现代汉语词汇系统中的音译词、意译词、半音译半意译词等。如，改革开放以后，从日语中吸收的新词语有：卡拉OK、妈妈桑、欧巴桑、产经、看板、新干线、家政、人间蒸发、物语、写真、人气、研修、便当、寿司、铁板烧、留守、空手道、卡哇伊、理念、料理、职场、新人类、不动产、超～、～族、～控等。

本文将重点列举《2009年汉语新词语》中的几个日源词汇。《2009年汉语新词语》共收录了573个新词语，其中明确标明源自日语的有5个。

“便当男”名词。是指奉行节俭、简朴的生活理念，上班时携带饭盒（便当）的年轻男性。

（1）应对不景气，日本出现“省钱优男”和“便当男”。（2009年5月4日中国新闻网）

（2）在省钱第一的口号下，日本最近还出现“便当男”。（2009年5月9日 网易新闻）

“历女”名词。指热衷历史文化，尤其对历史读物感兴趣的年轻女性。

（1）继“败犬”（词出酒井顺子2003年的畅销书――《败犬的远吠》，该书以“败犬”揶揄传统意义上适婚未嫁的新兴中年女性族群）、“腐女子”（狭义上多指沉迷于男同性恋及题材的小说与漫画的女性）之后，“历女”代言了又一波日本女性新潮流。（2009年9月5日 中国新闻网）

（2）近来有许多日本女性对《三国志》的登场人物和日本战国时代的武将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不少女明星也加入其中，对“历女”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2011年11月6日《广州日报》）

“肉食女”名词。指像肉食动物一样行为强势，敢于主动追求男性的女性。

（1）相比“草食男”，社会上大量出现的还有“肉食女”。“肉食女”指主动出击、表达情感、轰轰烈烈恋爱的女性。（2009年3月20日新华网）

（2）由于“草食男”越来越多，因而令没人追求的女性愈来愈焦急，不得不成为“肉食女”。（2009年3月21日《广州日报》）

“水壶男”名词。指随身携带水壶的年轻男性。

（1）新语流行：工资被增长 水壶男杠杆女成为新潮流（2009年8月8日人民网）

（2）水壶男和杠杆女网上正流行（2009年8月23日《南湖晚报》）

“乙男”名词。指具有某些女星爱好，又不失阳刚之气的男性。

（1）乙男喜欢女生喜欢的东西，比如闪亮首饰；喜欢做饭，憧憬给自己喜欢的人做便当的场景；喜欢裁缝，喜欢缝缝补补，对刺绣之类的女红更是当仁不让的喜欢等等。（2009年9月21日中国新闻网）

（2）倩儿莞尔：“OUT了吧？现在流行甲女配乙男，这是当下最真实的定律。”卜卜一脸疑惑：“甲男都跑哪儿去了呢？”倩儿巧笑嫣然：“都被‘超女’抢走了呗！”（2009年12月22日《广州日报》）

三、日源词汇进入汉语的原因

（一）客观表达上的需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国门逐渐打开，开放的社会环境增加了与外界接触的机会。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与世界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日益频繁，新事物、新概念也随之流入中国，为了表达新生事物，引进了大量外来词，其中包括不少日源词汇。例如：

“新干线”是日本的高速铁路客运专线系统，于1964年10月1日开始通车营运，是全世界第一条载客营运高速铁路系统。通车多年从未发生过因人为因素导致有人死亡的事故，因此被称为全球最安全的高速铁路之一，也是世界上行驶过程最平稳的列车。于2007年2月1日开始营运的台湾高速铁路即采用新干线系统作为基础，也是新干线技术首次向海外输出。

“寿司”是日本人的传统食物之一，主要材料是用醋调味过的冷饭（简称醋饭），再加上鱼肉，海鲜，蔬菜或鸡蛋等作配料，其味道鲜美，很受日本民众的喜爱。寿司在日语中的发音为“sushi”，寿司为其假借字，当寿司传入中国的时候，便借用其假借字，直接引用了“寿司”一词。

（二）主观心理上的需求

改革开放以后，人们对新事物、新概念的接受能力大大增强，对事物的认识不再墨守成规，普遍有一种趋新心理，易于接受新事物。尤其年轻人更是思想大解放，对外来文化有一种认同和倾慕心理。他们打破常规，追求时髦，喜欢用新词语表达感情等。例如：

“卡哇伊”是日语中“可爱い（かわいい）”的音译，意思为“可爱”，是现在的网络时尚用语。汉语里本来就有“可爱”一词，用来表达夸赞之情，但是人们尤其是年轻人为了追赶时髦，经常用“卡哇伊”来表达。

“物语”意为故事或杂谈，是日本古典文学的一种体裁，在日本文学史上，物语主要指自平安时代（794 ――1192）至室町时代（1336――1573）的传奇小说、和歌式小说、恋爱小说、历史小说、战记小说等。最著名的有《源氏物语》、《伊势物语》、《竹取物语》、《平家物语》、《花町物语》《落洼物语》等。

（三）媒体的推动作用

影视、报刊、网络等传播媒体对日语词汇进入汉语词汇系统有极大的推动作用。在过去，日语词汇进入汉语主要靠留学生或者学者翻译作品传入中国，花费时间较长。在当今时代，人们共享资源的途径越来越多，信息传递也越来越便捷，在很大程度上缩短了词汇传播的时间。例如：

“乙男”一词源自日本电视剧《乙男》中的男主角，大致定义为有少女心但又十分刚强的男人。电视剧《乙男》2009年8月1日在富士电视台上映，随着《乙男》的热播，“乙男”一词也流行开来。

“败犬”原意为狗类比赛后失败的犬，后引申日本外来语，意指“年过三十未婚的女性”，她们美丽而又优雅，往往有自己事业，有自己的社交圈子，唯独没有的，就是婚姻。“败犬”这个词是出自于日本女作家酒井顺子写于2003年底的畅销书――《败犬的远吠》。2009年台湾偶像剧《败犬女王》的播出，则再次引起了人们对败犬一族的关注。

四、日源词汇对汉语的影响

新词语中的日源词汇是汉语的重要组成部分，引进这些日源词汇完全是社会发展和国际交流的需要，这些日源词汇进入汉语词汇系统，大大地丰富了汉语词汇系统的数量和表现力，这些引进的日源词汇几乎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及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如：议会、民主、预算、消费、低迷、不振、空手道、定休日、空调、移动电话、短期大学、寿司、美肌、婚活等。

五、结语

语言是反映社会的一面镜子，社会的发展与变化将会在语言上体现出来，而词汇又是语言中最为活跃的部分，因此社会的发展与变化必将首先体现在新词语的发展与变化上。当今社会是国际交流日益频繁的时代，是全球一体化进一步加快的时代，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封闭自守显然是不可能谋求发展的。随着中日交流的不断深入发展，将会有更多的日源词汇进入汉语词汇系统，但对于这些词汇我们需“取其精华，剔其糟粕”，这样才能即丰富汉语的词汇系统，又能保持汉语的健康发展，从而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注解：

① 胡裕树：《现代汉语》，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5年版，第243页。

② 潘勇、陈云香：《新词新语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西华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

③ 李宇明：《年度新词语的思考》，《光明日报》2007年8月24日。

④ 周永惠：《汉语新词语、新词义与新词词典编纂》，《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

⑤ 吴启主：《现代汉语教程》，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6页。

⑥ 杨小平：《当代汉语新词新语研究》2012年版，第1页。

参考文献：

[1] 陈小燕.汉语新词新语的文化考察[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4）.

[2] 周刚，吴悦.二十年来新流行的日源外来词[J].汉语学习，2003，（5）.

[3] 闫志章.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词[J].开封教育学院学报，2008，（4）.

[4] 衣玉敏.从词汇学角度浅论现代汉语中新词新语的特点[J].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4）.

[5] 杨绪明，杨文全.当代汉语新词新语探析[J].汉语学习，2009，（1）.

新年成语篇10

TeunAvanDijk是话语分析的翘楚,也是传媒语言话语分析的典范。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TeunAvanDijk大量著述涵盖了多种传媒话语的诸多类型(教科书、新闻报道、医患对话乃至旅游宣传手册、广告),对其中所表现出的认知现象、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现象以及意识形态等政治倾向作了全面研究;FaircloughN.自80年代以来陆续出版了几十种著作,对各种话语类型尤其是政治话语进行了批判的研究。此后,传媒语言研究作出较大贡献的当属奥克兰理工大学语言与传播教授的AllanBell:作为一名多产的学者,AllanBell近30年来发表了与传媒语言研究相关的学术论文64篇、专著5部(截至2008年的统计)。在作者目前可以收集到的文献研究中,AllanBell于1981年以“这不是英国广播公司:新西兰的语言殖民主义”为题开始了传媒语言的语体研究,仅从这一点讲,称AllanBell为世界范围内首次研究传媒语言的“鼻祖”并不过分。[2]1983年,GerhardLeitner编著的LanguageandMassMedia论文集首次将语言与大众传媒糅合在一起加以研究。[3]此后,Language,image,media论文集讨论了新闻广播语言、东西方新闻差异、广告以及图形传达意义的方式。[4]R.E.Rice于1984年在《MediatedGroupCommunication》一文中首开学界对“电子邮件语言”研究的先河。[5]Fairclough(1985)讨论了从话语分析的视角分析传媒语言有别于从语言学的角度研究传媒语言的原因。他认为,对传媒语言进行分析话语有助于详细了解媒体输出的本质,而语言分析侧重于文本(texts),语篇分析(discourseanalysis)既涉及文本也涉及话语实践以及社会文化文本,目的在于找出文本,话语实践和社会文化实践之间的关系。[6]该论述高瞻远瞩,无论对话语分析还是传媒语言研究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俄罗斯大众传媒语言研究方面,Dobrosklonskaja(2005)声称要发展传媒语言学MediaLinguistics,但是其重点研究仍集中在新闻语篇(现在被称为传媒语篇)以及迅速发展的功能和文体研究方面。[7]CharleyRowe和EvaL.Wyss2009年编著的LanguageandNewMedia论文集汇集了学者对多种传播媒介的分析:博客、电子邮件、传真、网络实时聊天系统(IRC)、聊天、即时通讯、短信(SMS)、情书、邮政卡和电子贺卡、电话、广播、电视,以及诸如网页文本、维基百科条目和网站超文本网站文化。文集对新媒体萌现、新媒体语境中的语言变化以及相关新、旧媒体之间技术演进背景下语言和文化的变化研究提供了独特的视角。[8]

社会语言:传媒语言文化界面的回归

美国语言学家兼人类学家EdwardSapir及其学生BenjaminLeeWhorf所提出的“语言相对性假说”在战后广为传播,认为语言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文化和思维,认为不同语言里所包含的文化概念和分类会影响语言使用者对于现实世界的认知,也就是说不同的语言的使用者会因语言差异而产生思考方式、行为方式的不同。DellHymes曾提出言谈民俗学(ethnographyofspeaking)来研究言语事件。WilliamLabov1966年出版的《纽约市英语的社会层次》认为语言事实上存在社会性层次的区分,而且社会层次(身份)和语言层次(表现为语言结构的异体)是互相对应的。[9]70-80年代间,英国学者Lesley和JamesMilroy在研究这类交往行为时提出“语言的社会网络理论”,对语言的维护和切换进行动态描写,作出了比拉波夫的分层说更细致的分析(李嵬,1995)。[10]70年代以来前苏联(俄国)学者提出语言国情学,强调语言有一种文化积累的功能。同时,大众传媒对“水门事件”的不断传播引发了语言学家在文化背景中对语言构成及其影响的深入研究。加拿大学者HaroldInnis认为,一种新的媒介(包括广义的语言、文字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的文明的产生。[11]美国学者PaulLevinson指出:“人类发明的所有信息技术,没有任何一种技术能够和我们人类基本要素的语言中心相提并论,除非它是对语言的超越和通过某种方式所进行的替代。但是,这些技术还是在有限的层次上对我们的生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2]结构主义符号——权力学派认为:人的思维和信息传播受制于传播的基本符号系统——语言,而每个族群、民族、国家成千上万年形成的文化意识和传统,无形地积淀在语言中,通过语言系统的教育而内化为社会成员的集体心智。JiirgenHabermas的三卷本《交往行动理论》揭示了当代传媒如何被注入商业模式,成为制造品牌舆论的工具。[13]

传媒与教育:传媒语言界面的人本回归

作为世界性的教育文化机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充当着传媒与教育的联姻的急先锋。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UNESCO明确了媒体在社会进步的关键作用,制定了参与和利用各种媒体发展目标的具体政策、方案和战略,设立了“媒介教育项目”(TheMediaEducationProgramme),旨在促进全体社会成员特别是青年通过媒介积极参与社区政治文化活动并发展其批判性赏析能力。教科文组织和联合国文明联盟(UNAOC)共同创建了姊妹大学全球媒体和信息素养和跨文化对话讲座(UNESCO-UNAOCMILIDUNITWIN),具体内容涉及:批判性分析、大学和大众媒体之间的跨文化和合作研究交流、参与学校内发展教育和媒体研发、促进全球媒介信息素养行动、创建媒介信息素养学习研发网络中心、支持全球不同媒体的文化间对话与合作。在语言学学术界,1968年,SusanSontag注意了到传媒对教育的影响远远大于课堂教学[14],英国学者HildeT.Himmelweit等人研究了看电视对儿童语言能力发展的影响[15],美国学者MarieWinn(1977)则得出了相反的结论[16]。MichaelWillie(1979)论述了传媒通过不同语言(媒介肢体语言与文本语言)的结合增强了感官的刺激,从而加深了对信息的理解[17]。英国英语教师全国委员会和国际阅读协会全国理事会(NCTE)制定的英语语言艺术教学指导方针之国家标准要求“学生用口头、书面和视觉语言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在学习过程中作为知识、反馈、创造活动的积极参与者”[18]。20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中国中学课程改革和2003年以来的大学英语教学改革都强调了传媒特别是多媒体在教学中的作用。

路向融合:传媒语言界面的东学交融

我国的语言学研究历史悠久,相对而言传播学研究起步较晚。1978年,复旦大学主办的新闻学核心期刊《新闻大学》第一次出现了专门介绍传播学理论的文章,随后,包括北京广播学院在内的一些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的传播学者开始译介、学习和研究国外传播学的方法和成果,建立与世界传播学界对话的共同经验范围。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正式将传播学列入博士、硕士专业目录,标志着传播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地位的确立。(一)学术论文:方兴未艾在我国,各类期刊上对传媒语言的研究始自语言学或外语教学领域。以我国最早的外语类期刊《外语教学与研究》为例,该刊早在1959年第5期有3篇文章分别从理论和实践方面集中介绍了中外高校在外语教学中利用现代技术设备的问题,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该刊第二次介绍刊登同一类型的问题却是25年之后的事了。1979年,学术界开始对“电影剧作的语言特色”[19]和“现代俄语报刊语言句法结构的发展趋势”进行分析研究。[20]1980年出现了“新闻标题英语”[21]、“新闻广播语言的特点和词语变化”[22]、“刊物的科技资料翻译”问题[23]、“对外语(西班牙语)电视语言的分析”[24]以及“广告英语”等方面的研究论文,遗憾的是6年之后学界才出现了对广告语言的再次学术探讨。1986年,学界开始对“两篇旅游文章的文体比较”的研究。[25]1987年,陈四益指出“报纸杂志的编辑要负起正确使用语言文字的责任语文建设”,[26]12年后张普在中国科协首届学术年会中提交了“关于网络时代语言规划的思考”的学术论文[27],堪称国内学术界传媒语言规范与规划研究的先驱。2003年,王翰东在《电视通俗文化中的话语活动》通过对菲斯克的《电视文化》简要介绍,论证了文本结构与社会结构的平行以及文本之间的互文性,对豪车与美女的广告模式与竞猜秀中潜藏的意识形态作了分析。[28]2004年后,传媒语言话语分析研究乏善可陈的局面发生了变化,传播新领域的核心期刊《新闻与传播》、《国际新闻界》、《新闻大学》、《现代传播》、《新闻与传播研究》、《当代传播》等6种期刊中,符号学、话语分析理论论文数量共26篇,占所有论文总数的23%,位居2004年所有议题的榜首。近10年来,国内学者对传媒语言的研究散见于学术期刊论文,如网络语言方面,多从修辞的角度研究新词新语,研究内容和方法集中在字词和语用、修辞等方面;还有不少论述从语用学的视角对报刊语言、影视语言(新闻、主持人话语风格)、网络话语(网络聊天话语、电子邮件等)、手机语言(SMS)、广告语言、外宣语言交际进行话语对比分析以及研究新闻语言、学术语篇的语用语体。还有的研究专注于传媒语言的翻译工作,覆盖范围较广,涉及影视语际互译、学术语篇、外宣资料公示语及创意产业翻译研究等方面。(二)专著研究:整合成型2000年,齐沪扬出版了《传播语言学》一书,在语言学界首开传播学与语言交叉研究先河,对语言符号、语言信息进行界定,并从心理学的视角探讨了语言理解和语言运用的过程,借用传播学的术语介绍了语言传播的类型、语言传播的媒介及其效果;[29]2002年,许嘉璐在姚喜双、郭龙生编著的《媒体与语言——来自专家与明星的声音》序言中首次提出了“传媒语言”的概念及其研究的重要性,社科院姚喜双、郭龙生提出了传媒语言研究应该关注的热点问题,如传媒语言的定性、内涵、外延分类及规范等[30]。2004年,于根元教授就传媒语言研究从学术定位、方法、分类、传承等方面进行了论述。[31]2005年,童之侠出版了《国际传播语言学》一书,较为详尽地分析了国际传播语言学的基本概念、国际传播语言学的理论来源与相关学科、传播媒体及其语言特点、报纸期刊及其语言特点、广播电视及其语言特点等。[32]俞香顺(2005)的《传媒•语言•社会》[33]以及纪秀生、索燕华2010年出版的《传播语言学》[34]探讨了语言在传播中的特性、语言在传播中的功能、语言在传播中的局限、语言在传播中的发展、文学语言的传播艺术、新闻眼的传播形态、广告语言的传播功能等。(三)学位建设:引领潮流国内学界对传媒语言系统研究“集大成者”当属姚喜双教授:姚喜双教授身兼教育部语言研究中心主任,国家语委语用所所长、普通话与文字应用培训测试中心主任、广播电视语言研究中心主任等数职,是北京语言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北京印刷学院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语言学会理事,中央电视台业务指导委员会委员。近年来,姚喜双围绕“媒体与语言”主持完成了一系列部级项目——“媒体及媒体语言对青少年价值观的影响研究”(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课题)、“广播电视等媒体语言研究”(国家语委“十五”科研规划项目)等,编著了《媒体与语言——来自专家与明星的声音》(2002)、《媒体语言大家谈》(2004)等著述,以广播电视语言为原点发表了诸多影响深远的论文,并于2009年在国内首创“媒体语言学”方向博士点。[35]纵观近年来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的申报,从1993-2011年共有114项课题涉及传媒语言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