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农氏尝百草十篇

神农氏尝百草篇1

今天，我看了《神农尝百草》这个故事。主要内容是：远古的时候，人民靠打猎过日子，打不着猎物就找一些植物来充饥，有的人因为误吃了有毒的花草而死去，有的人得了病，因为不懂得医治，也只能听天由命。

为了解除人们的痛苦，有一个名叫神农氏的人，决心尝遍所有的花草。白天，他到山上采摘各种各样的花草；晚上，他就在篝火边把采摘的花草咀嚼品尝后分类放好。

有一次，神农氏把一棵草放到嘴里一尝，顿时觉得天旋地转，一头栽倒在地上。旁边的人把他扶起来，他明白自己中毒了，可是已经说不出话了，只好用手指指着一颗灵芝草，又指指自己的嘴巴，扶她的人把那棵红灵芝放到自己嘴里咀嚼，再喂到他嘴里，神农氏吃了草药之后，头也不昏了，也会说话了。

人们认为他这样尝草药太危险了，都劝他不要做了。可是他下定了决心，一直尝了七七四十九天。最后，他尝出了麦、稻、栗、高粱可以充饥，就把这些种子带回去，让部落里的人试着种到地里，这样就有了后来的五谷。他还尝出了三百六十五种草药，用这些草药救了无数人的性命。

从这个故事中我知道了：神农氏有一颗博爱的心。为了救死扶伤，他亲自尝百草，发现了五谷和草药，位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财富。他那伟大的牺牲精神和严谨求实的工作态度也是可贵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大家去继承和发扬。我应该学习他这种舍己救人、奋不顾身的伟大精神。

神农氏尝百草篇2

到21世纪初，随着“炎农神”的日益旺盛，张公展后人提出改良古方，针对现代人渴望寓医疗、养生于饮食的需要，发展出“医养合一”的养生保健品系列，遂加盟上海三湘集团，以企业化运作“湖南炎帝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于是，湖南炎帝生物在三湘大地上应运而生。

“湖南炎帝”的研究人员从膳食养生着手，依据“损有余益不足”、“阴者令其畅”、“动者使其静”、“虚则补之，实则消之”等观点，进行反复探讨，在如何保持中国传统药草的性、味，又不失功效上，反复攻关，终于研制出有益人体健康的“炎农神”系列养生保健品，让古老的养生智慧焕发青春，再一次造福人类。

炎农神

尊崇炎帝，悬壶疗医

公元1748年，古南岳天柱山下桐城县香铺镇，张公展出生。他自幼好医，博学强识，曾效仿炎帝神农，遍采百草，寻师访友，尽得药理奥秘，后成为南岳著名中医。在南岳之郡，衡山脚下，为寻根谒祖，追崇始祖炎帝，宣扬中药疗疾养生，在此创建了“炎农神”药房。“炎农神”最初是南岳一家医病与炮制中草药一体的传统中药房，曾收罗三湘四水，特别是南岳衡山地区疗疾养生方剂、验方无数。

“炎农神”创始以来，继承始祖炎帝之志，致业于“宣药疗疾”，始终以“养生济民”为大任。张公展足迹踏遍三湘大地，遍采百草，接纳求医者无数，救人无数。他以“择其后人有德者传之”为要求，言传身教，后人悉得真传，立其祖训：“宣药疗疾，养生济民。”“炎农神”历经千百年风雨，扬名于三湘四水，成为名震衡岳的老字号。

膳食养生，医食同源

“湖南炎帝”继承张公展的千年古方，吸纳佛教、道教和中国传统养生文化之精髓，更融入当代各家名医和民间验方之精华。在养生理念上，秉承的膳食养生是我国养生文化中最源远流长的一种。依据传统养生理论“平衡理论和调补养”，在实践中发展出“湖南炎帝”独特的养生理念。

炎帝神农：遍尝百草，宣药疗疾

神农氏尝百草篇3

那么,在我国有没有记载中国原始社会及其道德的资料呢?最近,我抱着这一问题,翻阅了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之一炎帝神农氏的一些资料。我感到,资料是相当多的,遍布于经、史、子、集各类着作当中,其中最重要的文献有《逸周书》、《国语》、《周易》、《左传》、《管子》、《庄子》、《列子》、《韩非子》、《世本》、《新语》、《淮南子》、《史记》、《山海经》、《帝王世纪》等50多本。另外,陕西省宝鸡、岐山、扶风等地发掘出的仰韶文化遗址及龙山文化遗址大都和炎帝的史料有关,把这些资料梳理出来,估计有十多万字。如果我们从伦理道德的角度整理、研究一下这些文献资料,不仅对认识、填补中国原始社会先民们的道德面貌有很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丰富炎黄文化的内容,总结、继承、发扬中华民族早期的传统美德,搞好当前两个文明建设,也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炎帝时代是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转变的时代

大约从170万年以前起,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在祖国的广大土地上劳动、生息、繁殖子孙后代。在云南省的元谋、陕西的蓝田、北京市的周口店等地区,都先后发现了我国最早的原始人类的遗骸和遗物。这充分说明我国从很早的远古时代就有人类活动的历史。

在十分漫长的原始社会里,我们的祖先开始只会简单地用石制工具,考古学上叫做“石器时代”,把只会打制加工石器的阶段叫做“旧石器时代”,把掌握了磨制加工石器的阶段叫做“新石器时代”。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大约经历了几十万年。就在这个过程中,原始人群开始向氏族社会过渡,首先是母系氏族社会出现和形成。大约在公元前6000年左右,黄河中下游和长江流域的许多氏族部落达到了母系氏族社会的繁荣阶段,无论生产和再生产,都是以妇女为中心进行。再经过3000年左右,母系氏族社会开始向父系氏族社会转变,即从公元前3000年的仰韶文化后期向龙山文化时期转变,炎帝及其后裔就出现在这个时期。

据历史文献记载,炎帝在中国历史上确实是存在的。《国语·晋语》说:“昔少典娶有@①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东汉初年的《说文解字》进一步肯定了“炎帝以姜水成”,即姜姓的炎帝之后长于今扶风县内的记述:“邰,炎帝之后,姜姓所封,周弃外家”。随后,不少文献都有关于炎帝活动在姜水一带的记载,即今宝鸡市辖境内。《世本·帝系编》说:“炎帝即神农氏。”东汉宋衷注:“炎帝即神农氏,炎帝身号;神农代号也。”西晋皇甫谧撰的《帝王世纪》说:“有@①氏之女,名女登,为少典妃。游于华阳,有神龙首感女登于尚羊。生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因以我焉。”郦道元在《水经注·渭水》中说:“歧水又东径姜氏城南为姜水。”他认为,《国语》、《世本》、《帝王世纪》中所说的“炎帝长于姜水”之姜水,正是岐水。《括地志》、《雍录》等书认为姜姓原始氏族活动地区在古邰国,即今扶风揉谷乡一带。上述所有记载都说明,炎帝是出生、活动在今宝鸡、岐山、扶风、武功一带。

那么,炎帝出生的时代是什么时代呢?根据大量的文献记载,可以肯定地说,是氏族社会的原始农耕时代,是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转变的时代。《逸周书》说:“神农之时,天雨粟,神农耕而种之。作陶冶斤斧,破木为@②、chú@③、耨以垦草莽,然后五谷兴,以助果luǒ@④之岁。”意思是说,神农时代,谷类像雨一样从天上掉下来,生长甚多。神农制作陶器、斧、犁、锄等农具,开垦荒地,然后,使五谷兴盛,并获取了各种各样的果实。《庄子·杂篇》说:“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就是说,神农时代,人们睡卧时安然恬静,起身时,宽舒自得。人知其母,不知其父。《淮南子·齐俗训》说:“丈夫丁壮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饥者;妇人当年而不织,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自耕,妻亲织,以天下为先。”从这段文字记载,我们可以看出,神农时代,已经形成了一些明确的规定:若果丈夫身体强壮而不耕种,那么,天下的人就要受饥饿;若果妻子当年不纺织,天下的人就要受寒冷。所以,神农带头率先亲自耕种,妻子带头率先亲自纺织。这样,就把所有的丈夫和妻子,带动了起来,进行耕种和纺织,这样就能保证人们有饭吃,有衣穿,不受饥饿和寒冷。

从《庄子·杂篇》和《淮南子·齐俗训》两段文字记载来看,前后似乎有矛盾。前者记载炎帝神农时代好像是母系氏族社会,“人知其母,不知其父”。后者记载,炎帝神农时代好像已进入父系氏族社会,出现了一夫一妻制家庭。由于当时氏族首领还没有什么特权,所以,炎帝神农亲自带头耕种,妻子亲身带头纺织。其实,也可以认为是不矛盾的。从炎帝传说来看,炎帝是远古传说时代某一氏族或部落联盟的领袖,也是少数先知先觉的圣哲,也可能是某个氏族或部落联盟的代号。这个氏族或部落联盟经过了漫长的历史发展,也许几百年,甚至一千年或更长的时间。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把炎帝神农时代看成是中国原始社会由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由蒙昧到野蛮、文明的转变时期。由于炎帝为氏族成长、壮大和发展作了巨大的贡献,人们一代一代把他的伟绩用语言流传下来,成为神话传说,更加为人们所崇敬。马克思曾说:“每一个这样的氏族都有一个神话上的祖先,他被认为是赋予氏族名称的始祖和英雄。”[1](P165)炎帝和黄帝等上古人物在传说中被神化,人们把许多发明创造归功于他们,一方面是对本氏族发展有过重大贡献、伟大功绩与影响的人物的无比怀念、尊重和崇敬,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继承他们的精神,发展本氏族更加辉煌灿烂的明天。

人类的历史,在文字未出现以前,都是口耳相传下来的。在千百年的流传中难免有些前后出入,甚至失真,但是重大的历史事件和关键人物则是有根据的,即便有些神秘的色彩,那也是那个时代现实生活的折射。我们把这些传说和考古资料结合起来,能进一步证明炎帝的存在及其时代的变迁。

解放后80年代,宝鸡北首岭考古文化的整理、发掘,进一步证明了炎帝活动的时代距今7000年—5600年,属于仰韶文化晚期。《帝王世纪》说,“炎帝初都陈,又徙鲁”,意思是说,炎帝氏族初期的活动中心在陈,陈为陈仓的简称,即今宝鸡一带,后来又徙移到鲁。首先,从宝鸡北首岭6万平方米的遗址居址和出土工具可以发现:农业生产工具占26%,狩猎工具占8.6%,渔具占0.6%,这说明北首岭氏族已过着长期比较稳定的以农业为主的室居生活。其次,北首岭氏族创造了发达的彩陶制造业。出土的陶器和陶片不仅数量多,而且有很多写实的花纹。再次,遗址还发现了房址50多座,均为半地穴式,多数呈方形或长方形,墙壁平齐,多数还涂有草泥和料礓石浆。各房址都有灶炕。这都证明“神农耕而作陶”[2](P 725),“(神农)身自耕,妻自织”[3](P185),“神农之世,卧则居居”[4](P995),“神农时,民方食谷,释米加烧石上而食之”[5](P1244)是真实的,可信的。

总之,炎帝神农时代,是中国原始社会由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的转变时期。炎帝也就是这一时期氏族社会一位杰出的首领。他虽出生成长在今宝鸡姜水一带,但他的氏族活动范围还是很广的,如《淮南子·主术训》所说:“其地南至交zhǐ@⑤,北至幽都,东至@⑥谷,西至三危,莫不听从”[3](P128)。也就是说,炎帝及其氏族部落当时活动南已到达了今南岭以南的地方,北到达幽燕即河北、北京一带,东到达齐鲁今山东一带,西到达了今甘肃敦煌一带。最后,炎帝本人“崩葬长沙茶乡之尾”[6](P95)。

二、炎帝时代的道德状况及其传统美德

原始人类道德的发生并不是从原始人诞生那天起就开始的,而是经过了上百万年漫长的蕴育、萌芽和生长的过程。

在刚刚脱离动物界正在形成中的早期原始人群时代,人类的一切活动几乎都是靠本能进行。在大自然残酷无情的威力面前,人类依靠本能组织起来,共同采集,共同狩猎,共同捕鱼,共同抵御野虫、猛兽的侵袭,向大自然索取天然食物。在生殖方面,也没有什么道德规范约束,而是靠本能的冲动杂交。总之,当时原始人的两种生产即物质生产和人自身的生产,都是在非常简单的本能习惯的基础上进行的,还不是在自觉意识支配下进行的。因此,还不能说产生了原始社会的道德。但是,原始人的这一系列活动,在漫长的岁月中,为原始道德的发生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原始人群在进入氏族社会以后,由于自然界的人化,人本身的社会化,以及社会关系的多样化与复杂化,天然的秩序开始升华为一种真正属于人的社会新秩序。这时,原始人在氏族社会首领的率领下,在同自然的斗争中开始成为自然的主人。于是,他们在朦胧的、反反复复的生产生活斗争过程中,在人和人的一切关系包括关系中,慢慢感悟到应当怎样做才有利氏族生存和繁衍。这样,就逐步产生了原始氏族社会人们的道德需要、道德意识,比如氏族成员经过漫长的经验教训,认识到近亲通婚会带来很多不好的结果,而没有血缘亲属关系的婚姻,生育出来的新生代在体质上和智力上都更加强壮。于是,原来那种由杂婚演变而来的同辈婚,这时也被排除,同一氏族内禁止通婚,这是人类增强自制能力,有意识的自我约束和自我协调的一种表现,也可以说这是人类最早的道德表现之一。总之,原始氏族社会的道德是氏族成员在长期生产劳动协作的过程中,在人与人交往包括两往的过程中,随着智力和意识的发展而逐渐产生的。马克思说:“人的智力是按照人如何学会改变自然界而发展的。”[7](P551)而且,随着智力的发展,随着道德意识的发展,还会形成道德法。正象恩格斯所说:“在社会发展某个很早的阶段,产生了这样一种需要:把每天重复着的产品生产、分配和交换用一个共同规则约束起来,借以使个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共同条件。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不久变成了法律。”[8](P221)这里说的法律就是习惯法,也就是道德法,即原始氏族社会道德规范产生的过程。

炎帝时代由于是由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转变的时代,应该说,中国原始社会的道德已由蕴育、萌芽到了形成、发展的阶段,根据炎帝传说文献的记载,当时的道德状况和特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坚韧不拔,团结拼搏

原始社会人类对自然、社会的认识刚刚开始,生产工具又十分简陋,在恶劣的自然环境面前,原始先民们生活十分艰难,“食草木之食,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衣其羽皮”,“时多疾病毒伤之害”。因此,怎么生存和发展,对原始先民们来说,是时时刻刻摆在他们面前的一个尖锐的问题。面对如此巨大、凶煞的自然压力,以炎帝为首的姜炎族,没有胆怯和屈服,而是以坚韧不拔、团结一致、勇敢拼搏、自强不息的精神和行为,以超人的力量和智慧,推动着历史向前发展。炎帝神话传说中的一些故事,如《精卫填海》、《夸父逐日》、《愚公移山》等,充分反映了炎帝及其部族们与大自然作斗争的英雄气概和无比伟大的神力。

《山海经·北次三经》说:“发鸠之山,其上多拓木。有鸟焉,其状如乌,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卫,其名自xiāo@⑦;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大意是,北方的发鸠山上,有一种鸟,是炎帝的小女儿女娃所变。她游东海,不幸淹死在东海里。她的冤恨不解,变做了精卫这种鸟,常去西山街小树枝、小石子投在东海里,想要把大海填平。小鸟这种坚韧不拔的志向比沧海还要浩大,充分反映了姜炎部族与自然作斗争的大无畏精神和自强不息的精神。

《列子·汤问篇》中关于《愚公移山》的故事,讲述了炎帝后代愚公及其子孙坚韧不拔的斗争精神,终于感动了“天神”,“帝感其诚,命夸蛾氏二子负二山,一cuò@⑧朔东,一cuò@⑧雍南,自次,冀之南,汉之阴,无陇断焉”。两座大山背走了,从此以后,从冀州的南部到汉水以南,都成了一片广阔的平原,连一处较高的丘陵都不见了。这是多么令人敬佩的“神力”。

《山海经·海外北经》讲:“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这种与日逐走,饮河渭大泽水,道渴而殆,弃杖成林的精神,不仅显示出了炎帝及其子孙们巨大的神力,而且也显示出了他们气壮山河、坚韧不拔、顽强拼搏的精神。同时,也反映了炎帝神农时代先民们已认识到日光天象与农耕播种的关系。

(二)民主友爱,人人平等

炎帝时代是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的过渡时代,生产资料公有,没有私有制,氏族成员之间,共同劳动,共同消费,民主友爱,人人平等。

《淮南子·主术训》说:“昔者神农之治天下也,神不驰于胸中,智不出于四域,怀其仁诚之心。……养民以公。其民朴重端悫,不忿争而财足,不劳形而功成,因天地之资而与之和同。”意思是说,炎帝神农治理天下,沉静于胸,有聪明的智虑,有仁爱诚义之心,以公心教育氏民,所以,氏民质朴、稳重、正直、诚实,没有什么忿争,没有什么检察牢狱之事,依靠天地的资源,与天地融和一起。正因为如此,纯朴的原始民主友爱、天下平等是炎帝神农时代氏族社会内的一条重要的道德规范。

炎帝神农时代这种“养民以公”、“仁诚之心”即民主友爱、天下均平的社会道德状况与《礼记·礼运篇》中“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的氏族社会“天下为公”、“讲信修睦”的道德状况的描写是一致的。

在氏族社会里,这种通行的民主友爱、人人平等的精神,不仅表现在一般氏族成员之间,就是一般氏族首领也与一般氏族成员处于平等的地位,他们是社会劳动和对外战争的带头人。《淮南子·齐俗训》中记载炎帝神农“身自耕,妻亲织,以天下为先”的描写就反映了这种情况。不仅如此,炎帝神农氏为了氏族大众操劳过度,如《淮南子·修务训》里所说:“神农憔悴”,“圣人之忧劳百姓甚矣”。炎帝神农氏为了给氏族成员及时治病,弄清哪些草能食,哪些水能喝,常常带头“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辟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百死百生”。民间传说,炎帝在辨尝百草中,误食了一种毒性极强的草——断肠草而死。这个传说虽有很大的附会性,但他的死不仅表现了他作为氏族首领那种民主友爱、人人平等的精神,而且表现了他伟大的为氏族大众献身的崇高精神。

(三)克服困难,勇于创新

炎帝神农氏为了使姜炎部族生息、发展、壮大,在与大自然的斗争中,在生产实践中,领导部族成员们不断积累经验,克服困难,勇于创新,发明、创新了许多东西。

1.火的发现,人称“火神”。《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火的发明,对早期人类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利用火可以蒸煮食物,防治疾病,抗寒保暖。这样,人们就不受气候和地域的限制,对于部族繁育、发展很有利。同时,把火推广、应用到农业方面,用火烧荒,开垦土地,“刀耕火种”,对当时发展 农业生产有重大意义。恩格斯曾说:“火器对于文明时代……,乃是决定性的武器。”[9](P20)

2.始作耒@②,教民耕种。《周易·系辞下传》说:“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②,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意思是说,伏牺氏以后,神农氏开始发挥作用。他用刀斧砍削木制的与犁上的铧相似的东西,用木条作@②上的把手,用农耕锄草之利,教育天下部族进行农业劳动。在当时情况下,犁、锄等农具的发明,是一个重大的发明。它对生产力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正因为如此,他“教民耕农,故天下号曰神农氏”[10](P1012)。

3.织麻为布,制作衣裳。初期先民们在未有麻布作衣以前,冬天是“衣其羽皮”,夏天是“衣其树叶”,穿着十分艰难。炎帝神农“教之麻桑,以为布帛”[6](P91),即教人用麻织成布,然后作成衣服。这也是使人类向文明迈进的一个重大创新发明。他不仅教导所有妇女织布,而且“妻亲织,以为天下先。”[3](P185)

4.遍尝百草,发明医药。初期先民们由于生存条件恶劣,部族成员患病者不少。当时的情况是“民有疾病未知药石”。于是,炎帝神农氏冒着生命的危险,对百草“皆口尝而身试之,一日之间而遇七十毒,或云神农尝百药之时,一日百死百生,其所得三百六十物,以应周天之数”[11](P1517)。后世承传为书,谓之《神农本草》。这种为部族敢冒生命危险、勇于探索试验的科学精神实在令人敬佩。炎帝神农由此被誉为“医药之神”。

5.首辟市场,互通有无。在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期间,由于农业、手工业、畜牧业等的发展,各职业集团之间的发展,需要把各自的产品拿到一定交换的地方,互通有无。为适应这种形势的发展,炎帝首辟交换市场。“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12](P624),即在太阳正中午的时分,大家把各自的东西,拿到市场上去,以物易物。这种市井交易,饮食之道,都取诸于此。

6.台榭而居,烧陶为器。炎帝时代,由于部族有了农业种植,所以告别了游牧生活,开始定居;由于有了陶器作炊具,部族也都吃煮热的食物,如古书所载,炎帝神农时,部族们“作陶冶斤斧”[13](P1222),“释米加烧石上而食之”[5](P1244),“乐其俗,安其居”[4](P357),“相土停居,令人知所趋避”[6](P91)。当时陶器肯定是有的,至于“冶斤斧”,恐怕有些夸张。宝鸡北首岭炎帝遗址的发掘,就曾发现了大量的陶器和陶片。陶器上人面纹,或为黑彩,或为紫彩,都有相当高的研究价值,但却没有金斧一类的用具。

7.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吴越春秋》上说,炎帝时,已发明了较好的弓箭:“神农皇帝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四方”。意即是炎帝神农氏用弦绷紧木料成弧形,做成弓,把木材削尖锐,做成箭。由于有了弓箭,不仅可以很好地保卫部族,而且,猎物成了通常的食物。

神农氏尝百草篇4

那么，在我国有没有记载中国原始社会及其道德的资料呢？最近，我抱着这一问题，翻阅了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之一炎帝神农氏的一些资料。我感到，资料是相当多的，遍布于经、史、子、集各类著作当中，其中最重要的文献有《逸周书》、《国语》、《周易》、《左传》、《管子》、《庄子》、《列子》、《韩非子》、《世本》、《新语》、《淮南子》、《史记》、《山海经》、《帝王世纪》等50多本。另外，陕西省宝鸡、岐山、扶风等地发掘出的仰韶文化遗址及龙山文化遗址大都和炎帝的史料有关，把这些资料梳理出来，估计有十多万字。如果我们从伦理道德的角度整理、研究一下这些文献资料，不仅对认识、填补中国原始社会先民们的道德面貌有很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丰富炎黄文化的内容，总结、继承、发扬中华民族早期的传统美德，搞好当前两个文明建设，也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炎帝时代是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转变的时代

大约从170万年以前起，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在祖国的广大土地上劳动、生息、繁殖子孙后代。在云南省的元谋、陕西的蓝田、北京市的周口店等地区，都先后发现了我国最早的原始人类的遗骸和遗物。这充分说明我国从很早的远古时代就有人类活动的历史。

在十分漫长的原始社会里，我们的祖先开始只会简单地用石制工具，考古学上叫做“石器时代”，把只会打制加工石器的阶段叫做“旧石器时代”，把掌握了磨制加工石器的阶段叫做“新石器时代”。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大约经历了几十万年。就在这个过程中，原始人群开始向氏族社会过渡，首先是母系氏族社会出现和形成。大约在公元前6000年左右，黄河中下游和长江流域的许多氏族部落达到了母系氏族社会的繁荣阶段，无论生产和再生产，都是以妇女为中心进行。再经过3000年左右，母系氏族社会开始向父系氏族社会转变，即从公元前3000年的仰韶文化后期向龙山文化时期转变，炎帝及其后裔就出现在这个时期。

据历史文献记载，炎帝在中国历史上确实是存在的。《国语·晋语》说：“昔少典娶有＠①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东汉初年的《说文解字》进一步肯定了“炎帝以姜水成”，即姜姓的炎帝之后长于今扶风县内的记述：“邰，炎帝之后，姜姓所封，周弃外家”。随后，不少文献都有关于炎帝活动在姜水一带的记载，即今宝鸡市辖境内。《世本·帝系编》说：“炎帝即神农氏。”东汉宋衷注：“炎帝即神农氏，炎帝身号；神农代号也。”西晋皇甫谧撰的《帝王世纪》说：“有＠①氏之女，名女登，为少典妃。游于华阳，有神龙首感女登于尚羊。生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因以我焉。”郦道元在《水经注·渭水》中说：“歧水又东径姜氏城南为姜水。”他认为，《国语》、《世本》、《帝王世纪》中所说的“炎帝长于姜水”之姜水，正是岐水。《括地志》、《雍录》等书认为姜姓原始氏族活动地区在古邰国，即今扶风揉谷乡一带。上述所有记载都说明，炎帝是出生、活动在今宝鸡、岐山、扶风、武功一带。

那么，炎帝出生的时代是什么时代呢？根据大量的文献记载，可以肯定地说，是氏族社会的原始农耕时代，是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转变的时代。《逸周书》说：“神农之时，天雨粟，神农耕而种之。作陶冶斤斧，破木为＠②、chú＠③、耨以垦草莽，然后五谷兴，以助果luǒ＠④之岁。”意思是说，神农时代，谷类像雨一样从天上掉下来，生长甚多。神农制作陶器、斧、犁、锄等农具，开垦荒地，然后，使五谷兴盛，并获取了各种各样的果实。《庄子·杂篇》说：“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就是说，神农时代，人们睡卧时安然恬静，起身时，宽舒自得。人知其母，不知其父。《淮南子·齐俗训》说：“丈夫丁壮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饥者；妇人当年而不织，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自耕，妻亲织，以天下为先。”从这段文字记载，我们可以看出，神农时代，已经形成了一些明确的规定：若果丈夫身体强壮而不耕种，那么，天下的人就要受饥饿；若果妻子当年不纺织，天下的人就要受寒冷。所以，神农带头率先亲自耕种，妻子带头率先亲自纺织。这样，就把所有的丈夫和妻子，带动了起来，进行耕种和纺织，这样就能保证人们有饭吃，有衣穿，不受饥饿和寒冷。

从《庄子·杂篇》和《淮南子·齐俗训》两段文字记载来看，前后似乎有矛盾。前者记载炎帝神农时代好像是母系氏族社会，“人知其母，不知其父”。后者记载，炎帝神农时代好像已进入父系氏族社会，出现了一夫一妻制家庭。由于当时氏族首领还没有什么特权，所以，炎帝神农亲自带头耕种，妻子亲身带头纺织。其实，也可以认为是不矛盾的。从炎帝传说来看，炎帝是远古传说时代某一氏族或部落联盟的领袖，也是少数先知先觉的圣哲，也可能是某个氏族或部落联盟的代号。这个氏族或部落联盟经过了漫长的历史发展，也许几百年，甚至一千年或更长的时间。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把炎帝神农时代看成是中国原始社会由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由蒙昧到野蛮、文明的转变时期。由于炎帝为氏族成长、壮大和发展作了巨大的贡献，人们一代一代把他的伟绩用语言流传下来，成为神话传说，更加为人们所崇敬。马克思曾说：“每一个这样的氏族都有一个神话上的祖先，他被认为是赋予氏族名称的始祖和英雄。”[1](P165)炎帝和黄帝等上古人物在传说中被神化，人们把许多发明创造归功于他们，一方面是对本氏族发展有过重大贡献、伟大功绩与影响的人物的无比怀念、尊重和崇敬，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继承他们的精神，发展本氏族更加辉煌灿烂的明天。

人类的历史，在文字未出现以前，都是口耳相传下来的。在千百年的流传中难免有些前后出入，甚至失真，但是重大的历史事件和关键人物则是有根据的，即便有些神秘的色彩，那也是那个时代现实生活的折射。我们把这些传说和考古资料结合起来，能进一步证明炎帝的存在及其时代的变迁。

解放后80年代，宝鸡北首岭考古文化的整理、发掘，进一步证明了炎帝活动的时代距今7000年—5600年，属于仰韶文化晚期。《帝王世纪》说，“炎帝初都陈，又徙鲁”，意思是说，炎帝氏族初期的活动中心在陈，陈为陈仓的简称，即今宝鸡一带，后来又徙移到鲁。首先，从宝鸡北首岭6万平方米的遗址居址和出土工具可以发现：农业生产工具占26%，狩猎工具占8.6%，渔具占0.6%，这说明北首岭氏族已过着长期比较稳定的以农业为主的室居生活。其次，北首岭氏族创造了发达的彩陶制造业。出土的陶器和陶片不仅数量多，而且有很多写实的花纹。再次，遗址还发现了房址50多座，均为半地穴式，多数呈方形或长方形，墙壁平齐，多数还涂有草泥和料礓石浆。各房址都有灶炕。这都证明“神农耕而作陶”[2](P725)，“（神农）身自耕，妻自织”[3](P185)，“神农之世，卧则居居”[4](P995)，“神农时，民方食谷，释米加烧石上而食之”[5](P1244)是真实的，可信的。

总之，炎帝神农时代，是中国原始社会由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的转变时期。炎帝也就是这一时期氏族社会一位杰出的首领。他虽出生成长在今宝鸡姜水一带，但他的氏族活动范围还是很广的，如《淮南子·主术训》所说：“其地南至交zhǐ＠⑤，北至幽都，东至＠⑥谷，西至三危，莫不听从”[3](P128)。也就是说，炎帝及其氏族部落当时活动南已到达了今南岭以南的地方，北到达幽燕即河北、北京一带，东到达齐鲁今山东一带，西到达了今甘肃敦煌一带。最后，炎帝本人“崩葬长沙茶乡之尾”[6](P95)。

二、炎帝时代的道德状况及其传统美德

原始人类道德的发生并不是从原始人诞生那天起就开始的，而是经过了上百万年漫长的蕴育、萌芽和生长的过程。

在刚刚脱离动物界正在形成中的早期原始人群时代，人类的一切活动几乎都是靠本能进行。在大自然残酷无情的威力面前，人类依靠本能组织起来，共同采集，共同狩猎，共同捕鱼，共同抵御野虫、猛兽的侵袭，向大自然索取天然食物。在生殖方面，也没有什么道德规范约束，而是靠本能的冲动杂交。总之，当时原始人的两种生产即物质生产和人自身的生产，都是在非常简单的本能习惯的基础上进行的，还不是在自觉意识支配下进行的。因此，还不能说产生了原始社会的道德。但是，原始人的这一系列活动，在漫长的岁月中，为原始道德的发生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原始人群在进入氏族社会以后，由于自然界的人化，人本身的社会化，以及社会关系的多样化与复杂化，天然的秩序开始升华为一种真正属于人的社会新秩序。这时，原始人在氏族社会首领的率领下，在同自然的斗争中开始成为自然的主人。于是，他们在朦胧的、反反复复的生产生活斗争过程中，在人和人的一切关系包括关系中，慢慢感悟到应当怎样做才有利氏族生存和繁衍。这样，就逐步产生了原始氏族社会人们的道德需要、道德意识，比如氏族成员经过漫长的经验教训，认识到近亲通婚会带来很多不好的结果，而没有血缘亲属关系的婚姻，生育出来的新生代在体质上和智力上都更加强壮。于是，原来那种由杂婚演变而来的同辈婚，这时也被排除，同一氏族内禁止通婚，这是人类增强自制能力，有意识的自我约束和自我协调的一种表现，也可以说这是人类最早的道德表现之一。总之，原始氏族社会的道德是氏族成员在长期生产劳动协作的过程中，在人与人交往包括两往的过程中，随着智力和意识的发展而逐渐产生的。马克思说：“人的智力是按照人如何学会改变自然界而发展的。”[7](P551)而且，随着智力的发展，随着道德意识的发展，还会形成道德法。正象恩格斯所说：“在社会发展某个很早的阶段，产生了这样一种需要：把每天重复着的产品生产、分配和交换用一个共同规则约束起来，借以使个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共同条件。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不久变成了法律。”[8](P221)这里说的法律就是习惯法，也就是道德法，即原始氏族社会道德规范产生的过程。

炎帝时代由于是由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转变的时代，应该说，中国原始社会的道德已由蕴育、萌芽到了形成、发展的阶段，根据炎帝传说文献的记载，当时的道德状况和特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坚韧不拔，团结拼搏

原始社会人类对自然、社会的认识刚刚开始，生产工具又十分简陋，在恶劣的自然环境面前，原始先民们生活十分艰难，“食草木之食，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衣其羽皮”，“时多疾病毒伤之害”。因此，怎么生存和发展，对原始先民们来说，是时时刻刻摆在他们面前的一个尖锐的问题。面对如此巨大、凶煞的自然压力，以炎帝为首的姜炎族，没有胆怯和屈服，而是以坚韧不拔、团结一致、勇敢拼搏、自强不息的精神和行为，以超人的力量和智慧，推动着历史向前发展。炎帝神话传说中的一些故事，如《精卫填海》、《夸父逐日》、《愚公移山》等，充分反映了炎帝及其部族们与大自然作斗争的英雄气概和无比伟大的神力。

《山海经·北次三经》说：“发鸠之山，其上多拓木。有鸟焉，其状如乌，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卫，其名自xiāo＠⑦；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大意是，北方的发鸠山上，有一种鸟，是炎帝的小女儿女娃所变。她游东海，不幸淹死在东海里。她的冤恨不解，变做了精卫这种鸟，常去西山街小树枝、小石子投在东海里，想要把大海填平。小鸟这种坚韧不拔的志向比沧海还要浩大，充分反映了姜炎部族与自然作斗争的大无畏精神和自强不息的精神。

《列子·汤问篇》中关于《愚公移山》的故事，讲述了炎帝后代愚公及其子孙坚韧不拔的斗争精神，终于感动了“天神”，“帝感其诚，命夸蛾氏二子负二山，一cuò＠⑧朔东，一cuò＠⑧雍南，自次，冀之南，汉之阴，无陇断焉”。两座大山背走了，从此以后，从冀州的南部到汉水以南，都成了一片广阔的平原，连一处较高的丘陵都不见了。这是多么令人敬佩的“神力”。

《山海经·海外北经》讲：“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这种与日逐走，饮河渭大泽水，道渴而殆，弃杖成林的精神，不仅显示出了炎帝及其子孙们巨大的神力，而且也显示出了他们气壮山河、坚韧不拔、顽强拼搏的精神。同时，也反映了炎帝神农时代先民们已认识到日光天象与农耕播种的关系。（二）民主友爱，人人平等

炎帝时代是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的过渡时代，生产资料公有，没有私有制，氏族成员之间，共同劳动，共同消费，民主友爱，人人平等。

《淮南子·主术训》说：“昔者神农之治天下也，神不驰于胸中，智不出于四域，怀其仁诚之心。……养民以公。其民朴重端悫，不忿争而财足，不劳形而功成，因天地之资而与之和同。”意思是说，炎帝神农治理天下，沉静于胸，有聪明的智虑，有仁爱诚义之心，以公心教育氏民，所以，氏民质朴、稳重、正直、诚实，没有什么忿争，没有什么检察牢狱之事，依靠天地的资源，与天地融和一起。正因为如此，纯朴的原始民主友爱、天下平等是炎帝神农时代氏族社会内的一条重要的道德规范。

炎帝神农时代这种“养民以公”、“仁诚之心”即民主友爱、天下均平的社会道德状况与《礼记·礼运篇》中“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的氏族社会“天下为公”、“讲信修睦”的道德状况的描写是一致的。

在氏族社会里，这种通行的民主友爱、人人平等的精神，不仅表现在一般氏族成员之间，就是一般氏族首领也与一般氏族成员处于平等的地位，他们是社会劳动和对外战争的带头人。《淮南子·齐俗训》中记载炎帝神农“身自耕，妻亲织，以天下为先”的描写就反映了这种情况。不仅如此，炎帝神农氏为了氏族大众操劳过度，如《淮南子·修务训》里所说：“神农憔悴”，“圣人之忧劳百姓甚矣”。炎帝神农氏为了给氏族成员及时治病，弄清哪些草能食，哪些水能喝，常常带头“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辟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百死百生”。民间传说，炎帝在辨尝百草中，误食了一种毒性极强的草——断肠草而死。这个传说虽有很大的附会性，但他的死不仅表现了他作为氏族首领那种民主友爱、人人平等的精神，而且表现了他伟大的为氏族大众献身的崇高精神。

（三）克服困难，勇于创新

炎帝神农氏为了使姜炎部族生息、发展、壮大，在与大自然的斗争中，在生产实践中，领导部族成员们不断积累经验，克服困难，勇于创新，发明、创新了许多东西。

1.火的发现，人称“火神”。《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火的发明，对早期人类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利用火可以蒸煮食物，防治疾病，抗寒保暖。这样，人们就不受气候和地域的限制，对于部族繁育、发展很有利。同时，把火推广、应用到农业方面，用火烧荒，开垦土地，“刀耕火种”，对当时发展农业生产有重大意义。恩格斯曾说：“火器对于文明时代……，乃是决定性的武器。”[9](P20)

2.始作耒＠②，教民耕种。《周易·系辞下传》说：“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②，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意思是说，伏牺氏以后，神农氏开始发挥作用。他用刀斧砍削木制的与犁上的铧相似的东西，用木条作＠②上的把手，用农耕锄草之利，教育天下部族进行农业劳动。在当时情况下，犁、锄等农具的发明，是一个重大的发明。它对生产力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正因为如此，他“教民耕农，故天下号曰神农氏”[10](P1012)。

3.织麻为布，制作衣裳。初期先民们在未有麻布作衣以前，冬天是“衣其羽皮”，夏天是“衣其树叶”，穿着十分艰难。炎帝神农“教之麻桑，以为布帛”[6](P91)，即教人用麻织成布，然后作成衣服。这也是使人类向文明迈进的一个重大创新发明。他不仅教导所有妇女织布，而且“妻亲织，以为天下先。”[3](P185)

4.遍尝百草，发明医药。初期先民们由于生存条件恶劣，部族成员患病者不少。当时的情况是“民有疾病未知药石”。于是，炎帝神农氏冒着生命的危险，对百草“皆口尝而身试之，一日之间而遇七十毒，或云神农尝百药之时，一日百死百生，其所得三百六十物，以应周天之数”[11](P1517)。后世承传为书，谓之《神农本草》。这种为部族敢冒生命危险、勇于探索试验的科学精神实在令人敬佩。炎帝神农由此被誉为“医药之神”。

5.首辟市场，互通有无。在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期间，由于农业、手工业、畜牧业等的发展，各职业集团之间的发展，需要把各自的产品拿到一定交换的地方，互通有无。为适应这种形势的发展，炎帝首辟交换市场。“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12](P624)，即在太阳正中午的时分，大家把各自的东西，拿到市场上去，以物易物。这种市井交易，饮食之道，都取诸于此。

6.台榭而居，烧陶为器。炎帝时代，由于部族有了农业种植，所以告别了游牧生活，开始定居；由于有了陶器作炊具，部族也都吃煮热的食物，如古书所载，炎帝神农时，部族们“作陶冶斤斧”[13](P1222)，“释米加烧石上而食之”[5](P1244)，“乐其俗，安其居”[4](P357)，“相土停居，令人知所趋避”[6](P91)。当时陶器肯定是有的，至于“冶斤斧”，恐怕有些夸张。宝鸡北首岭炎帝遗址的发掘，就曾发现了大量的陶器和陶片。陶器上人面纹，或为黑彩，或为紫彩，都有相当高的研究价值，但却没有金斧一类的用具。

7.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吴越春秋》上说，炎帝时，已发明了较好的弓箭：“神农皇帝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四方”。意即是炎帝神农氏用弦绷紧木料成弧形，做成弓，把木材削尖锐，做成箭。由于有了弓箭，不仅可以很好地保卫部族，而且，猎物成了通常的食物。

8.削桐为琴，练丝为弦。为了“通神明之德，合天地之和”，“神农氏为琴七弦，中以通万物而考理乱也”[14](P153-154)，就是要用和谐的音乐使部族们明白万事万物的道理，以治理混乱。

总之，炎帝神农氏时代有很多发明创造。当然，这些发明创造不能简单归于他一个人，而是以他为首的姜炎部族们，在较发达的智力基础上，长期辛勤劳动，积累经验而来。从道德上讲，就是炎帝神农氏和以他为首的姜炎部族们，发扬百折不挠的创新精神、敢为人先的实践精神所取得的。

（四）民无私心，道德淳朴

炎帝神农时代，由于生产资料公有，没有私有制，没有剥削，没有国家，没有法律，所以，民无私心，道德纯朴。“太古淳朴，民心无欲”[15](P7)，“故神农不施刑罚而人善”[15](P21)，“神农无制令而民从”[3](P215)，“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16](P136)。所有这些，反映了炎帝神农时代男女老少淳朴的没有私心的社会道德风貌。这种社会道德风貌如儒家的《礼记·礼运篇》里所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位，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当然，这里面也有不少夸张和修饰，但不管怎样，它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反映了炎帝神农时代氏族社会里的某些政治道德风貌。

炎帝神农时代的这种“大同世界”的道德状况，和恩格斯根据摩尔根提供的大量的易洛魁氏族社会的道德状况十分相似。恩格斯说：“这种十分单纯质朴的氏族制度是一种多么美妙的制度呵！没有大兵、宪兵和警察，没有贵族、国王、总督、地方官和法官，没有监狱，没有诉讼，而一切都是有条有理的。……大家都是平等、自由的，包括妇女在内。”[9](P95)

当然，对炎帝神农时代的道德状况也不能理想化，笼统地把它说成是十分完美的。因为那毕竟是人类原始社会的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的一个时期。那时，还没有完全独立于宗教意识、艺术意识的道德意识，没有文字，也没有抽象的理论论证。氏族成员之间是通过风俗、传统、禁忌和原始宗教仪式来进行调节的。同时，还存在着残酷的氏族复仇。比如“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与蚩尤战于涿鹿陵之野，遂禽杀蚩尤”[17](P3)，“黄帝不能致德，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流血百里”[4](P995)，虽未写明是复仇，但多少也反映了氏族部落之间战争的残酷性和野蛮性。

三、研究以炎帝为代表的早期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意义

我们常说，要继承中华民族几千年形成的传统美德。我认为，几千年形成的传统美德中，理应包括以炎帝为代表的早期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因为炎帝神农氏不仅是姜炎部族的首领和农耕文明的缔造者，而且，他和黄帝一起也是中华民族共同的人文始祖。以他们为代表的早期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不仅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最早的源泉，而且也是当时中华民族文明的体现。当代杰出的中国哲学史家张岱年先生曾说：“炎黄二帝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两方面的全面象征。这点就超越了孔子，超越了儒家的局限性。我认为我们肯定炎黄二帝，很有重要意义，不但要重视精神文明，也要重视物质文明”，“另外，炎黄二帝不仅代表汉族，也代表少数民族。比如炎帝传说是羌氏，羌氏就是羌族，羌族就是少数民族的代表。我认为，炎黄二帝不光是代表汉族，而是代表中华民族，炎黄二帝是中国古代文明全面的象征。我们应大量宣传炎黄二帝的贡献”[18](P107-108)。正因为如此，我们不仅要研究、继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而且，要把上限延伸到黄帝，延伸到炎帝神农氏，对他们为代表的早期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也要研究、继承。

中国历史发展的事实也证明了这点。中华民族是一个传统的农业民族，炎帝神农氏作为中国农业文明的始创者，黄帝作为中国农业文明的进一步开创者与推动者，他们在联合的基础上，共同孕育出了中华民族的早期文明，而且也共同孕育出了以后的西周农耕文明。周人实现了由氏族社会向宗法社会的转变，建立了以父系个体家庭和宗亲血缘亲疏关系为基础的等级制国家。为了维护宗法等级制度的存在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周公制礼作乐，创造了礼乐文化。“礼”是由祭礼而生的，起源于“腊祭”，而这些都和炎帝神农氏有关。炎帝神农氏“削桐为琴，练丝为弦”，发明了腊祭和原始音乐，可见周人的礼乐文化发端于姜炎文化。腊祭作为炎帝神农时代大型的冬季仪式活动，是炎帝部族们对大自然生生育化，“终岁献功”的顶礼膜拜，也是对具有无限生命力的来年和新生命的期盼。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春节”系列活动，不能不和姜炎文化有关。周人礼乐文化中所体现的一些传统美德，不能不和姜炎文化中所体现的中华民族早期传统美德有关。

李逢春先生在《炎帝功业与周秦文化》一文中说：“古雍州，今宝鸡这块山清水秀的风水宝地上曾经养育过华夏民族的一位人文初祖——炎帝神农氏。是炎帝神农氏的丰功伟业照亮了华夏大地的古雍州、今宝鸡，这里才产生了代表中国和东方文明的周礼周乐以及享名于世的西周青铜器和陈仓石鼓。也就是说，炎帝神农氏在农业、医药、制陶、祭祀等方面的创造和发明奠定了周秦文化的基础；周秦文化是在炎帝神农氏开始创造的这个经济基础上发生、发展和繁荣昌盛起来的。”[19](P259-260)这个评价是很有道理的。当然，周秦文化中的礼乐文化、伦理道德文化也都是在炎帝一系列事迹所提供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包括伦理道德文化在内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以炎帝神农所代表的早期中华民族传统美德至今对我们仍然有着十分重要的教育作用。1945年，同志为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全国人民挖掉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两座大山，就曾引用了和炎帝故事有关的《愚公移山》的寓言。他认为，只要我们子子孙孙“挖山不止”，一定会“挖掉这两座山”[20](P1101-1102)。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继承和发扬了以炎帝神农氏为代表的早期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以及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其它传统美德，并在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及其理论指导下，终于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天，我们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战胜建设过程中的一切艰难险阻，弘扬中华民族自炎黄以来的一切传统美德，更有着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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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农氏尝百草篇5

那么，在我国有没有记载中国原始社会及其道德的资料呢？最近，我抱着这一问题，翻阅了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之一炎帝神农氏的一些资料。我感到，资料是相当多的，遍布于经、史、子、集各类著作当中，其中最重要的文献有《逸周书》、《国语》、《周易》、《左传》、《管子》、《庄子》、《列子》、《韩非子》、《世本》、《新语》、《淮南子》、《史记》、《山海经》、《帝王世纪》等50多本。另外，陕西省宝鸡、岐山、扶风等地发掘出的仰韶文化遗址及龙山文化遗址大都和炎帝的史料有关，把这些资料梳理出来，估计有十多万字。如果我们从伦理道德的角度整理、研究一下这些文献资料，不仅对认识、填补中国原始社会先民们的道德面貌有很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丰富炎黄文化的内容，总结、继承、发扬中华民族早期的传统美德，搞好当前两个文明建设，也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炎帝时代是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转变的时代

大约从170万年以前起，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在祖国的广大土地上劳动、生息、繁殖子孙后代。在云南省的元谋、陕西的蓝田、北京市的周口店等地区，都先后发现了我国最早的原始人类的遗骸和遗物。这充分说明我国从很早的远古时代就有人类活动的历史。

在十分漫长的原始社会里，我们的祖先开始只会简单地用石制工具，考古学上叫做“石器时代”，把只会打制加工石器的阶段叫做“旧石器时代”，把掌握了磨制加工石器的阶段叫做“新石器时代”。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大约经历了几十万年。就在这个过程中，原始人群开始向氏族社会过渡，首先是母系氏族社会出现和形成。大约在公元前6000年左右，黄河中下游和长江流域的许多氏族部落达到了母系氏族社会的繁荣阶段，无论生产和再生产，都是以妇女为中心进行。再经过3000年左右，母系氏族社会开始向父系氏族社会转变，即从公元前3000年的仰韶文化后期向龙山文化时期转变，炎帝及其后裔就出现在这个时期。

据历史文献记载，炎帝在中国历史上确实是存在的。《国语·晋语》说：“昔少典娶有＠①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东汉初年的《说文解字》进一步肯定了“炎帝以姜水成”，即姜姓的炎帝之后长于今扶风县内的记述：“邰，炎帝之后，姜姓所封，周弃外家”。随后，不少文献都有关于炎帝活动在姜水一带的记载，即今宝鸡市辖境内。《世本·帝系编》说：“炎帝即神农氏。”东汉宋衷注：“炎帝即神农氏，炎帝身号；神农代号也。”西晋皇甫谧撰的《帝王世纪》说：“有＠①氏之女，名女登，为少典妃。游于华阳，有神龙首感女登于尚羊。生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因以我焉。”郦道元在《水经注·渭水》中说：“歧水又东径姜氏城南为姜水。”他认为，《国语》、《世本》、《帝王世纪》中所说的“炎帝长于姜水”之姜水，正是岐水。《括地志》、《雍录》等书认为姜姓原始氏族活动地区在古邰国，即今扶风揉谷乡一带。上述所有记载都说明，炎帝是出生、活动在今宝鸡、岐山、扶风、武功一带。

那么，炎帝出生的时代是什么时代呢？根据大量的文献记载，可以肯定地说，是氏族社会的原始农耕时代，是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转变的时代。《逸周书》说：“神农之时，天雨粟，神农耕而种之。作陶冶斤斧，破木为＠②、chú＠③、耨以垦草莽，然后五谷兴，以助果luǒ＠④之岁。”意思是说，神农时代，谷类像雨一样从天上掉下来，生长甚多。神农制作陶器、斧、犁、锄等农具，开垦荒地，然后，使五谷兴盛，并获取了各种各样的果实。《庄子·杂篇》说：“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就是说，神农时代，人们睡卧时安然恬静，起身时，宽舒自得。人知其母，不知其父。《淮南子·齐俗训》说：“丈夫丁壮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饥者；妇人当年而不织，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自耕，妻亲织，以天下为先。”从这段文字记载，我们可以看出，神农时代，已经形成了一些明确的规定：若果丈夫身体强壮而不耕种，那么，天下的人就要受饥饿；若果妻子当年不纺织，天下的人就要受寒冷。所以，神农带头率先亲自耕种，妻子带头率先亲自纺织。这样，就把所有的丈夫和妻子，带动了起来，进行耕种和纺织，这样就能保证人们有饭吃，有衣穿，不受饥饿和寒冷。

从《庄子·杂篇》和《淮南子·齐俗训》两段文字记载来看，前后似乎有矛盾。前者记载炎帝神农时代好像是母系氏族社会，“人知其母，不知其父”。后者记载，炎帝神农时代好像已进入父系氏族社会，出现了一夫一妻制家庭。由于当时氏族首领还没有什么特权，所以，炎帝神农亲自带头耕种，妻子亲身带头纺织。其实，也可以认为是不矛盾的。从炎帝传说来看，炎帝是远古传说时代某一氏族或部落联盟的领袖，也是少数先知先觉的圣哲，也可能是某个氏族或部落联盟的代号。这个氏族或部落联盟经过了漫长的历史发展，也许几百年，甚至一千年或更长的时间。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把炎帝神农时代看成是中国原始社会由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由蒙昧到野蛮、文明的转变时期。由于炎帝为氏族成长、壮大和发展作了巨大的贡献，人们一代一代把他的伟绩用语言流传下来，成为神话传说，更加为人们所崇敬。马克思曾说：“每一个这样的氏族都有一个神话上的祖先，他被认为是赋予氏族名称的始祖和英雄。”[1](P165)炎帝和黄帝等上古人物在传说中被神化，人们把许多发明创造归功于他们，一方面是对本氏族发展有过重大贡献、伟大功绩与影响的人物的无比怀念、尊重和崇敬，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继承他们的精神，发展本氏族更加辉煌灿烂的明天。

人类的历史，在文字未出现以前，都是口耳相传下来的。在千百年的流传中难免有些前后出入，甚至失真，但是重大的历史事件和关键人物则是有根据的，即便有些神秘的色彩，那也是那个时代现实生活的折射。我们把这些传说和考古资料结合起来，能进一步证明炎帝的存在及其时代的变迁。

解放后80年代，宝鸡北首岭考古文化的整理、发掘，进一步证明了炎帝活动的时代距今7000年—5600年，属于仰韶文化晚期。《帝王世纪》说，“炎帝初都陈，又徙鲁”，意思是说，炎帝氏族初期的活动中心在陈，陈为陈仓的简称，即今宝鸡一带，后来又徙移到鲁。首先，从宝鸡北首岭6万平方米的遗址居址和出土工具可以发现：农业生产工具占26%，狩猎工具占8.6%，渔具占0.6%，这说明北首岭氏族已过着长期比较稳定的以农业为主的室居生活。其次，北首岭氏族创造了发达的彩陶制造业。出土的陶器和陶片不仅数量多，而且有很多写实的花纹。再次，遗址还发现了房址50多座，均为半地穴式，多数呈方形或长方形，墙壁平齐，多数还涂有草泥和料礓石浆。各房址都有灶炕。这都证明“神农耕而作陶”[2](P725)，“（神农）身自耕，妻自织”[3](P185)，“神农之世，卧则居居”[4](P995)，“神农时，民方食谷，释米加烧石上而食之”[5](P1244)是真实的，可信的。

总之，炎帝神农时代，是中国原始社会由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的转变时期。炎帝也就是这一时期氏族社会一位杰出的首领。他虽出生成长在今宝鸡姜水一带，但他的氏族活动范围还是很广的，如《淮南子·主术训》所说：“其地南至交zhǐ＠⑤，北至幽都，东至＠⑥谷，西至三危，莫不听从”[3](P128)。也就是说，炎帝及其氏族部落当时活动南已到达了今南岭以南的地方，北到达幽燕即河北、北京一带，东到达齐鲁今山东一带，西到达了今甘肃敦煌一带。最后，炎帝本人“崩葬长沙茶乡之尾”[6](P95)。

二、炎帝时代的道德状况及其传统美德

原始人类道德的发生并不是从原始人诞生那天起就开始的，而是经过了上百万年漫长的蕴育、萌芽和生长的过程。

在刚刚脱离动物界正在形成中的早期原始人群时代，人类的一切活动几乎都是靠本能进行。在大自然残酷无情的威力面前，人类依靠本能组织起来，共同采集，共同狩猎，共同捕鱼，共同抵御野虫、猛兽的侵袭，向大自然索取天然食物。在生殖方面，也没有什么道德规范约束，而是靠本能的冲动杂交。总之，当时原始人的两种生产即物质生产和人自身的生产，都是在非常简单的本能习惯的基础上进行的，还不是在自觉意识支配下进行的。因此，还不能说产生了原始社会的道德。但是，原始人的这一系列活动，在漫长的岁月中，为原始道德的发生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原始人群在进入氏族社会以后，由于自然界的人化，人本身的社会化，以及社会关系的多样化与复杂化，天然的秩序开始升华为一种真正属于人的社会新秩序。这时，原始人在氏族社会首领的率领下，在同自然的斗争中开始成为自然的主人。于是，他们在朦胧的、反反复复的生产生活斗争过程中，在人和人的一切关系包括性交关系中，慢慢感悟到应当怎样做才有利氏族生存和繁衍。这样，就逐步产生了原始氏族社会人们的道德需要、道德意识，比如氏族成员经过漫长的经验教训，认识到近亲通婚会带来很多不好的结果，而没有血缘亲属关系的婚姻，生育出来的新生代在体质上和智力上都更加强壮。于是，原来那种由杂婚演变而来的同辈婚，这时也被排除，同一氏族内禁止通婚，这是人类增强自制能力，有意识的自我约束和自我协调的一种表现，也可以说这是人类最早的道德表现之一。总之，原始氏族社会的道德是氏族成员在长期生产劳动协作的过程中，在人与人交往包括两性交往的过程中，随着智力和意识的发展而逐渐产生的。马克思说：“人的智力是按照人如何学会改变自然界而发展的。”[7](P551)而且，随着智力的发展，随着道德意识的发展，还会形成道德法。正象恩格斯所说：“在社会发展某个很早的阶段，产生了这样一种需要：把每天重复着的产品生产、分配和交换用一个共同规则约束起来，借以使个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共同条件。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不久变成了法律。”[8](P221)这里说的法律就是习惯法，也就是道德法，即原始氏族社会道德规范产生的过程。

炎帝时代由于是由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转变的时代，应该说，中国原始社会的道德已由蕴育、萌芽到了形成、发展的阶段，根据炎帝传说文献的记载，当时的道德状况和特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坚韧不拔，团结拼搏

原始社会人类对自然、社会的认识刚刚开始，生产工具又十分简陋，在恶劣的自然环境面前，原始先民们生活十分艰难，“食草木之食，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衣其羽皮”，“时多疾病毒伤之害”。因此，怎么生存和发展，对原始先民们来说，是时时刻刻摆在他们面前的一个尖锐的问题。面对如此巨大、凶煞的自然压力，以炎帝为首的姜炎族，没有胆怯和屈服，而是以坚韧不拔、团结一致、勇敢拼搏、自强不息的精神和行为，以超人的力量和智慧，推动着历史向前发展。炎帝神话传说中的一些故事，如《精卫填海》、《夸父逐日》、《愚公移山》等，充分反映了炎帝及其部族们与大自然作斗争的英雄气概和无比伟大的神力。

《山海经·北次三经》说：“发鸠之山，其上多拓木。有鸟焉，其状如乌，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卫，其名自xiāo＠⑦；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大意是，北方的发鸠山上，有一种鸟，是炎帝的小女儿女娃所变。她游东海，不幸淹死在东海里。她的冤恨不解，变做了精卫这种鸟，常去西山街小树枝、小石子投在东海里，想要把大海填平。小鸟这种坚韧不拔的志向比沧海还要浩大，充分反映了姜炎部族与自然作斗争的大无畏精神和自强不息的精神。

《列子·汤问篇》中关于《愚公移山》的故事，讲述了炎帝后代愚公及其子孙坚韧不拔的斗争精神，终于感动了“天神”，“帝感其诚，命夸蛾氏二子负二山，一cuò＠⑧朔东，一cuò＠⑧雍南，自次，冀之南，汉之阴，无陇断焉”。两座大山背走了，从此以后，从冀州的南部到汉水以南，都成了一片广阔的平原，连一处较高的丘陵都不见了。这是多么令人敬佩的“神力”。

《山海经·海外北经》讲：“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这种与日逐走，饮河渭大泽水，道渴而殆，弃杖成林的精神，不仅显示出了炎帝及其子孙们巨大的神力，而且也显示出了他们气壮山河、坚韧不拔、顽强拼搏的精神。同时，也反映了炎帝神农时代先民们已认识到日光天象与农耕播种的关系。

（二）民主友爱，人人平等

炎帝时代是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的过渡时代，生产资料公有，没有私有制，氏族成员之间，共同劳动，共同消费，民主友爱，人人平等。

《淮南子·主术训》说：“昔者神农之治天下也，神不驰于胸中，智不出于四域，怀其仁诚之心。……养民以公。其民朴重端悫，不忿争而财足，不劳形而功成，因天地之资而与之和同。”意思是说，炎帝神农治理天下，沉静于胸，有聪明的智虑，有仁爱诚义之心，以公心教育氏民，所以，氏民质朴、稳重、正直、诚实，没有什么忿争，没有什么检察牢狱之事，依靠天地的资源，与天地融和一起。正因为如此，纯朴的原始民主友爱、天下平等是炎帝神农时代氏族社会内的一条重要的道德规范。

炎帝神农时代这种“养民以公”、“仁诚之心”即民主友爱、天下均平的社会道德状况与《礼记·礼运篇》中“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的氏族社会“天下为公”、“讲信修睦”的道德状况的描写是一致的。

在氏族社会里，这种通行的民主友爱、人人平等的精神，不仅表现在一般氏族成员之间，就是一般氏族首领也与一般氏族成员处于平等的地位，他们是社会劳动和对外战争的带头人。《淮南子·齐俗训》中记载炎帝神农“身自耕，妻亲织，以天下为先”的描写就反映了这种情况。不仅如此，炎帝神农氏为了氏族大众操劳过度，如《淮南子·修务训》里所说：“神农憔悴”，“圣人之忧劳百姓甚矣”。炎帝神农氏为了给氏族成员及时治病，弄清哪些草能食，哪些水能喝，常常带头“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辟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百死百生”。民间传说，炎帝在辨尝百草中，误食了一种毒性极强的草——断肠草而死。这个传说虽有很大的附会性，但他的死不仅表现了他作为氏族首领那种民主友爱、人人平等的精神，而且表现了他伟大的为氏族大众献身的崇高精神。

（三）克服困难，勇于创新

炎帝神农氏为了使姜炎部族生息、发展、壮大，在与大自然的斗争中，在生产实践中，领导部族成员们不断积累经验，克服困难，勇于创新，发明、创新了许多东西。

1.火的发现，人称“火神”。《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火的发明，对早期人类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利用火可以蒸煮食物，防治疾病，抗寒保暖。这样，人们就不受气候和地域的限制，对于部族繁育、发展很有利。同时，把火推广、应用到农业方面，用火烧荒，开垦土地，“刀耕火种”，对当时发展农业生产有重大意义。恩格斯曾说：“火器对于文明时代……，乃是决定性的武器。”[9](P20)

2.始作耒＠②，教民耕种。《周易·系辞下传》说：“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②，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意思是说，伏牺氏以后，神农氏开始发挥作用。他用刀斧砍削木制的与犁上的铧相似的东西，用木条作＠②上的把手，用农耕锄草之利，教育天下部族进行农业劳动。在当时情况下，犁、锄等农具的发明，是一个重大的发明。它对生产力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正因为如此，他“教民耕农，故天下号曰神农氏”[10](P1012)。

3.织麻为布，制作衣裳。初期先民们在未有麻布作衣以前，冬天是“衣其羽皮”，夏天是“衣其树叶”，穿着十分艰难。炎帝神农“教之麻桑，以为布帛”[6](P91)，即教人用麻织成布，然后作成衣服。这也是使人类向文明迈进的一个重大创新发明。他不仅教导所有妇女织布，而且“妻亲织，以为天下先。”[3](P185)

4.遍尝百草，发明医药。初期先民们由于生存条件恶劣，部族成员患病者不少。当时的情况是“民有疾病未知药石”。于是，炎帝神农氏冒着生命的危险，对百草“皆口尝而身试之，一日之间而遇七十毒，或云神农尝百药之时，一日百死百生，其所得三百六十物，以应周天之数”[11](P1517)。后世承传为书，谓之《神农本草》。这种为部族敢冒生命危险、勇于探索试验的科学精神实在令人敬佩。炎帝神农由此被誉为“医药之神”。

5.首辟市场，互通有无。在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期间，由于农业、手工业、畜牧业等的发展，各职业集团之间的发展，需要把各自的产品拿到一定交换的地方，互通有无。为适应这种形势的发展，炎帝首辟交换市场。“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12](P624)，即在太阳正中午的时分，大家把各自的东西，拿到市场上去，以物易物。这种市井交易，饮食之道，都取诸于此。

6.台榭而居，烧陶为器。炎帝时代，由于部族有了农业种植，所以告别了游牧生活，开始定居；由于有了陶器作炊具，部族也都吃煮热的食物，如古书所载，炎帝神农时，部族们“作陶冶斤斧”[13](P1222)，“释米加烧石上而食之”[5](P1244)，“乐其俗，安其居”[4](P357)，“相土停居，令人知所趋避”[6](P91)。当时陶器肯定是有的，至于“冶斤斧”，恐怕有些夸张。宝鸡北首岭炎帝遗址的发掘，就曾发现了大量的陶器和陶片。陶器上人面纹，或为黑彩，或为紫彩，都有相当高的研究价值，但却没有金斧一类的用具。

7.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吴越春秋》上说，炎帝时，已发明了较好的弓箭：“神农皇帝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四方”。意即是炎帝神农氏用弦绷紧木料成弧形，做成弓，把木材削尖锐，做成箭。由于有了弓箭，不仅可以很好地保卫部族，而且，猎物成了通常的食物。

8.削桐为琴，练丝为弦。为了“通神明之德，合天地之和”，“神农氏为琴七弦，中以通万物而考理乱也”[14](P153-154)，就是要用和谐的音乐使部族们明白万事万物的道理，以治理混乱。

总之，炎帝神农氏时代有很多发明创造。当然，这些发明创造不能简单归于他一个人，而是以他为首的姜炎部族们，在较发达的智力基础上，长期辛勤劳动，积累经验而来。从道德上讲，就是炎帝神农氏和以他为首的姜炎部族们，发扬百折不挠的创新精神、敢为人先的实践精神所取得的。

（四）民无私心，道德淳朴

炎帝神农时代，由于生产资料公有，没有私有制，没有剥削，没有国家，没有法律，所以，民无私心，道德纯朴。“太古淳朴，民心无欲”[15](P7)，“故神农不施刑罚而人善”[15](P21)，“神农无制令而民从”[3](P215)，“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16](P136)。所有这些，反映了炎帝神农时代男女老少淳朴的没有私心的社会道德风貌。这种社会道德风貌如儒家的《礼记·礼运篇》里所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位，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当然，这里面也有不少夸张和修饰，但不管怎样，它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反映了炎帝神农时代氏族社会里的某些政治道德风貌。

炎帝神农时代的这种“大同世界”的道德状况，和恩格斯根据摩尔根提供的大量的易洛魁氏族社会的道德状况十分相似。恩格斯说：“这种十分单纯质朴的氏族制度是一种多么美妙的制度呵！没有大兵、宪兵和警察，没有贵族、国王、总督、地方官和法官，没有监狱，没有诉讼，而一切都是有条有理的。……大家都是平等、自由的，包括妇女在内。”[9](P95)

当然，对炎帝神农时代的道德状况也不能理想化，笼统地把它说成是十分完美的。因为那毕竟是人类原始社会的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的一个时期。那时，还没有完全独立于宗教意识、艺术意识的道德意识，没有文字，也没有抽象的理论论证。氏族成员之间是通过风俗、传统、禁忌和原始宗教仪式来进行调节的。同时，还存在着残酷的氏族复仇。比如“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与蚩尤战于涿鹿陵之野，遂禽杀蚩尤”[17](P3)，“黄帝不能致德，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流血百里”[4](P995)，虽未写明是复仇，但多少也反映了氏族部落之间战争的残酷性和野蛮性。

神农氏尝百草篇6

[关键词] 炎帝；黄帝；华夏；农耕；游牧

汉族是当今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据2000年5月28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会所宣布，目前汉族人口已经达到11.59 亿。另外，据20世纪80年代的不完全统计，约有2700多万分布在中国以外的海外华人，其中也以汉族占绝大多数。无论是中国的，还是世界各地的汉族，他们都称自己是华夏后裔、炎黄子孙。

汉族有着5000年以上绵延不断的文明历史，是当今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民族。汉族先民，曾经依循中国古代所建的王朝称号，而被记称为夏人、商人、周人、秦人、汉人、唐人、宋人、明人，以及从春秋战国沿称下来的华夏等族名。然而，自周秦以来，惟有以“华夏”的记称历时最久、影响最大、涵意最深，所以汉族也就有了华夏后裔的称呼。

炎帝和黄是传说时代汉族先民公认的首领，也是汉族人民共同尊奉的至高始祖，汉族先民还把自己的文明和许多发明创造，都追溯到炎帝和黄帝身上，因此，汉族便世代自诩是炎黄子孙。有关炎帝和黄帝的一些历史传说，正好反映和折射出汉族先民起源上的多元性，以及他们早期生产、生活方式上各自的不同特点。

本文依据古代华夏文献所记的部分传说，意在概述汉族先民尊奉的炎帝，实际上就是传说时代，沿江河流域发展农耕的汉族先民首领。古代华夏文献中传说时代的历史和人物，多经一代又一代的口耳相传，再由后世文人加工载录而成，因此在内容上不免支离破碎，而且有着明显的矛盾抵牾。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古代华夏对汉族先民传说时代的记述，尽管有其渺茫难解之处，但却绝非全然的荒诞之谈，它反映的正是传说时代汉族先民最早的“历史实体”。

如果说，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反映的是以牛为图腾、兴起于姜水流域，从事牛耕农业的汉族先民。那么，炎帝的“初都陈，后居曲阜”，“崩葬长沙”，则应该是传说时代从事农耕的汉族先民，在炎帝率领下沿着江河发展农耕经济，开拓自己生产和生活范围的历史写照。

一、炎帝及其反映的汉族先民历史

古代华夏文献所记的炎帝传说，最早可能出现于成书在春秋战国之间的《左传》，昭公十七年：“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太昊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这段记载，其实可以视作是汉族先民，对自己民族的多元起源，及其形成之初三个主要部族的最早始祖，一种原始的认识和朴素的表述。在这段记载里，汉族的多元起源被明显地表述为：汉族先民是由以黄帝、炎帝和太昊为首的，三大氏族或部族集团融汇而成的。

同样，通过这段记载，我们可以窥视到在这三大氏族或部族集团中，“以火纪”的炎帝集团，借火的力量驱逐猛兽、烧掉荒草荆棘，以开辟农田，乃是开拓和发展农耕生产者的汉族先民。而“以云纪”的黄帝集团，与白云蓝天相伴，牧畜于草原荒郊，则是淳化鸟兽的游牧或半游牧者的汉族先民。至于集几种动物形象于一体的“龙”，所反映的乃是兴起、出没于沼泽树林中的禽兽，所以“以龙纪”的太昊集团，实际上应是与百兽为伴，并且驰骋狞猎于其间的汉族先民。

另一部先秦的文献《国语·晋语》，则是这样记述炎帝的：“昔少典娶于有?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是此之后，以炎帝为首的汉族先民和以黄帝为为首的汉族先民之间，便似《国语》的渲染那样，建立起一种以炎帝和黄帝代表的同胞兄弟关系，炎黄并尊的观念从而开始在古代华夏逐步确立起来了。

古代华夏之所以视炎帝和黄帝之间的关系似同胞兄弟，可能是作为农耕民族的汉族先民，业已知晓游牧文化对于农耕文化，以及从游牧者或半游牧者的转入农耕生产，对古代华夏农业经济发展产生着重大的影响。所以，居“轩辕之丘”荒野草原的黄帝率其部族，先是“迁徙往来无常处”，进而“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所代表并反映的，正是在传说时代由迁徙不定的游牧生产，经半农半牧，逐步进入定居农耕，并对古代华夏农耕社会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的那支汉族先民。

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告诉我们，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就是农业和畜业的分工。汉族先民的早期的农业文化，主要产生于原始时代的采集经济，并与其周邻的狞猎业以及由狞猎发展而来的畜牧业，有着密切的依辅关系。因之，有的学者据此指出，炎帝和黄帝之父被记称为“少典”，其实反映的是，炎帝和黄已是步入文明、具有典籍时代的汉族先民首领。

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由少典和有?氏所“生”的黄帝、炎帝，实质上正是率领汉族先民，创造和发展农耕文明的两位父系始祖。汉族先民在自己这两位父系始祖的率领下，努力创造并发展了传说时代的农耕文化，迅速步入农业社会的历史门槛。而炎帝则是沿着江河流域，拓展农耕文化的汉族先民的首领和始祖。

二、炎帝是汉族先民中最早的农耕者首领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经世代口耳相传后加工载录的古代华夏传说，有着明显的支离破碎和矛盾抵牾的内容，但是它反映了传说时代汉族先民的“历史实体”。汉族先民所经历的传说时代，是个漫长的社会发展阶段，它既经历了从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的过渡，也经过了由结网捕鱼、采集狞猎到农耕生产的经济发展。

古代华夏文献所载的“开天地”、“女?z补天”等传说，反映了汉族先民的创世时期。再经历了传说的“燧人氏”发明用火，进入了“伏牺氏教民佃渔”、“养牺牲以庖厨”和制嫁娶、造书契等重大的社会性变革，并在神农炎帝时，终以自己的农耕文化，登入了华夏文明的殿堂。

所以《史记·补三皇本纪》记载这段，由母亲社会转入父系社会、从采集佃渔业进入农耕生产的历史时，才明确的说：“女?z氏没，神农氏作。”“炎帝神农氏姜姓，母曰女登，有?z氏之女，为少典妃，感受神龙而生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因以为姓。”所以，我们也可以说，炎帝既是沿河流域拓展农耕文化的汉族先民的首领，也是传说时代汉族先民最早从事农耕者的始祖。

1、炎帝神农氏的农耕文化

姜水，《水经注·渭水》条认为：“岐水又东迳姜氏城为姜水。”后来学者也多主张姜水

在今岐山之东，是渭水的支流之一。近几年，陕西宝鸡有些学者借助考古发掘、民间传说和地方民俗，再结合对部分文献记载的研究后提出，姜水应是陕西宝鸡的渭水流域。〔1〕 尽管沧海桑田、历史变迁，古代的姜水即在今陕西一带的黄河中上游流域，应该是传说时代以炎帝为首领汉族先民，创造沿江河流域拓展农耕文化的最早发迹地。

《管子·轻重篇》：“神农氏作，树五谷淇山之阳，九州之民乃知谷食，而天下化之。”这段记述所反映的是，炎帝神农氏率领汉族先民，在适宜耕作的地区种植五谷。《逸周书·尝麦篇》又说，神农“为耒耜?耨，以垦草莽”。这是反映以炎帝为首的汉族先民，创造发明了农业生产工具，以供农耕发展所需。

《周易·系辞下》载录了，炎帝以“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这就说明了，以炎帝为首的汉族先民中的农耕者，随着农业生产的稳定发展，以定居农耕者的生产和生活需要，随继产生了供社会物品交流和贸易兴盛所需的市场。市场的产生和发展，又必将推动和促进了汉族先民农耕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和传播。

此外，炎帝还“作弦琴”，发明“神农琴”。这反映了炎帝神农氏时期，汉族先民在生产劳动之际，创造音乐，以匡正天下。炎帝神农氏“作蜡祭”，说明汉族先民中的定居农耕者，已有了依据农业生产规律而确定的年节。神农氏“制针灸，作巫方”，尤其是广为流传的神农“尝百草，始有医药”。表明了汉族先民在炎帝时，通过生产和生活实践，逐步懂得并掌握了医药和治疗，有力的保障了汉族先民的体质健康。特别是神农“重八卦，为六十四爻”，开启了华夏农耕文明的一个重要源头，推动了古代华夏文化的进一步发展，。

2、炎帝神农氏的拓展农耕

随着炎帝部族的汉族先民农耕生产发展，特别是农耕者对农田的需要，必然导致以炎为首的汉族先民，不断向外寻求新的耕地。于是，炎帝神农氏率农耕者向各地的拓耕，就出现了在古代华夏的传说中，许多地方都有炎帝神农氏的活动史迹。

如果从文献记载来看，炎帝率领一支汉族先民从姜水流域出发后，沿江河流域大致的迁涉路线是，“初都陈，后居曲阜”，“崩葬长沙”。这就反映了，以炎帝为首的一支汉族先民，从姜水流域出发，沿着渭水、黄河等大河，向着东方拓展农耕。还有一支以炎帝为首的汉族先民，则是从姜水流域出发，沿着汉水进入长江流域，向东南地区，或者其它方向进行拓耕的。

炎帝率领汉族先民的一支农耕者，从姜水流域向东沿着大河发展农耕文化。炎帝“初都陈”，陈大约在今河南淮阳和安徽亳县之间，现在淮阳还存有神农井遗址。“后居曲阜”，曲阜在今黄河下游的山东省境内。反映炎帝神农氏之时，汉族先民的农耕文化，已经发展了黄河流域的广大地区。

华夏文献还记载了炎帝“崩葬长沙”。长沙则已远至长江流域的中国南方地区。历史上秦汉时期所置的长沙郡，辖境包括今湖南和广东、广西北部，这就反映出传说时代，有一支以炎帝为首的汉族先民，已经沿着沟通长江和黄河的水系，拓耕到了中国南方的长江流域和东南沿海地区。

三、 炎帝和汉族的多元起源

在人类文明史上，汉族先民一直是以独步于时的农耕文化而闻名于世的。然而，从汉族将炎帝和黄帝并列为自己的始祖来看，无可置疑地折射和证明了，传说时代沿江河流域拓展农耕的汉族先民，是在与从游牧或半游牧转入农耕定居的汉族先民，通过在华夏大地上互相碰撞、交融和实现农耕化的途径，同时完成了族体和血系上的交融，才铸成了以炎帝和黄帝为代表的，古代华夏民族的融合为一体。所以，汉族先民中最早的农耕者首领炎帝，在汉族族体的形成和多元起源上，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炎帝实际上代表的是汉族先民所经历的一个历史发展时期。对于炎帝所代表的历史发展时期，既可看作是汉族先民最早的农耕阶段，又可看作是汉族先民初始的社会阶段。炎帝所经历的具体时间，在古代华夏文献记述上是大同略微的。

《春秋命历序》记载了炎帝神农氏：“传八世，合为五百二十岁。”《帝王世纪》则云：“炎帝……生帝临魁，次帝承，次帝明，次帝直，次帝厘，次帝哀，次帝榆罔，凡合五百三十年。”而《史记·补三皇本记》又提出，炎帝“立一百二十年，崩葬长沙……之子曰柱，亦曰厉山氏，〈礼〉曰：‘厉山氏之有天下，’是也。神农纳奔水氏之女曰听?为妃，生帝魁，魁生帝承，承生帝帝明，明生帝直，直生帝厘，厘生帝哀，哀生帝克，克生帝榆罔。凡八代、五百三十年而轩辕氏兴焉。”

炎帝时期的汉族先民所经历的时间大约为五六百年，甚至更长的时期。在这段历史时期中，炎帝率领汉族先民不断的拓耕，遂使他们的足迹遍布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炎帝子孙在华夏宜农地区的垦殖滋息，在古代华夏传说中主要反映为，烈山、共工、四岳、台骀等四支炎帝后裔的迁移和分布。〔2〕沿江河流域迁徙拓耕炎帝后裔，在各宜耕地区开垦生息的同时，以自己稳定发展的农耕文化，与当地的原住民，或从游牧、半游牧地区进入宜耕地区的居民互相交融，并且在互相交融彼此汲取过程中，完成古代华夏民放的农耕化。

传说时代以炎帝的代表的、沿江河流域发展农耕文化的汉族先民，也就是在与其他族体发生接触和交融中，实现了汉族多元起源的族体的形成。

1、 炎帝神农氏与古代羌人的渊源关系

炎帝和古代羌人有着密切渊源关系。炎帝神农氏，姜姓，长于姜水，这就兴许意味着，炎帝可能出自古代羌人。因为在古代华夏文献中，姜和羌曾是同为一字，《说文》“姜”释有，“神农处姜水，因以为姓，以女，羊声”。“羌”释有，“西戎，羊种也，从羊儿”。从而，近代学者章炳麟认为：“羌者，姜也。”傅斯年也主张：“地望从人为羌，女子从女为姜。”不过学者们还注意到，姜姓出自西羌，而非西羌就是姜姓。所以，出自西羌的姜姓炎帝，很可能就是古代羌人中，较早进入农耕生产、并且尚处于女系社会的一支先民。[3]

应该指出的是，古代羌人不等同于今天中国的羌族。今天中国的羌族是由古代羌人中的一支发展而来的。羌人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古代民族，中国的许多民族都与他们有着渊源关系。古往今来，许多学者认为，姜姓炎帝出自古代羌人中较早进入农耕者，并且成为汉族先民中最早的农耕者。所以，《淮南子·修务训·尝水草》才说，炎帝“乃始教民播五谷”。《商君书·画策》也说：“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这样也就清楚地表明了，炎帝神农氏与古代羌人之间，有着密切的袭承的渊源关系。

2、 炎帝与黄帝两支汉族先民交融形成炎黄部族

炎帝与黄帝为首领的两支汉族先民的交融，反映了传说时代汉族先民中农耕者和游牧、半游者的融合。据《帝王世纪》等文献所载，“黄帝有熊氏，少典之子，姬姓，母曰附宝”，“附宝见大电光绕北斗权星，照耀郊野，感而生黄帝轩辕”。说明以熊为图腾的黄帝，应是出生于荒野草原的游牧者。他率领族人驾轩辕车随水草迁徙，进入中原后，“轩辕乃修德振兵……教熊、罴、貔、貅、?、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

《列子·黄帝》也记述道：“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帅熊、罴、狼、豹、?、虎为前驱，?、?、鹰、?为旗帜。”同样折射出黄帝是挟游牧者强劲之勇，对已在中原开垦农耕的炎帝，实行进攻融并且得志的。

《史记·五帝本纪》言：“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轩辕……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指出了炎帝和黄帝兴衰上的先后列序。其实它也折射出，在世代重农的汉族先民心目里，农耕经济在社会发展中是处于第一位的。但是，游牧业对农业的注入和互相补充，极大的激活并推进了农耕经济。

（4）

炎帝和黄帝争斗的传说，不仅反映了古代华夏对传说时代游牧、半游者注入农耕者的承认，而且还确认了以炎帝为首的汉族先民中的农耕者，与以黄帝为首的游牧、半游者之间融合后，所形成的炎黄部族才构成了汉族多源起源的主干，从而共同尊奉炎帝和黄帝为两位至高无上的始祖。

3、 炎帝与黄帝和蚩尤交融成华夏主体

蚩尤是传说时代汉族先民中又一位声名显赫的始祖。《尚书·吕刑》：“若古有训，蚩尤惟始作乱。”可见，蚩尤是与炎帝和黄帝抗争失败的英雄。所以就有些学者便误认为，蚩尤是与中原华夏争斗失势后，被逐走南方的少数民族首领。其实，蚩尤与南方少数民族的关系还得探究，蚩尤应该是传说时代汉族先民中狩猎者的首领。[4]

古代华夏文献说蚩尤，“作五兵”，是传说时代汉族先民崇敬的赫赫战神。据载，汉高祖刘邦还曾“祠黄帝、祭蚩尤”。《汉书·封禅书》也有，“一曰天主祠天，二曰地主祠泰山，三曰兵主祠蚩尤”的记载。然而，在古代华夏文献中，蚩尤又被描述为“兽身人语”的形象，例如《述异记》就说蚩尤是，“人身牛蹄，四目六手，耳鬓如剑戟，头有角”。不过，通过这些对蚩尤“兽身人语”描述，我们看到的不正是传说时代汉族先民中，“衣兽皮、戴兽皮帽”，进行捕猎的狩猎者形象吗？

《逸周书·尝麦篇》记：“昔天之初，诞作上后，乃设建典，名赤帝，分政之卿，名蚩尤。”在以炎帝为首的农耕者建典中，蚩尤占据“上卿”之位。这段关于汉族先民史前传说的记载，实际上也是反映传说时代，鉴于兽害对农耕的危害，汉族先民的农耕者对狩猎者的重视。“蚩尤乃逐帝，争于逐鹿之阿，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中冀”。反映的就是传说时代，兽灾和游猎活动对农耕文化产生的消极影响，以及由农耕和游牧、半游牧融汇而成的农耕文化，终以稳持凝重又融入了游猎文化。

透过文献所载炎帝联合黄帝“执蚩尤”背后，我们看到的应该是：沿江河流域拓展农耕的炎帝，在与从游牧、半游牧进入定居农耕的黄帝，以及由游猎转入农耕的蚩尤，三支传说时代汉族先民融合之后，终于在奠定博大综渊的华夏农耕文化的同时，融合成了汉族先民的族体主干。反过来说，传说时代汉族先民的族体主干，主要包括了沿江河流域拓展的农耕者，从游牧、半游牧转入定居的农耕者，以及由狩猎过渡步入的农耕者。

参考文献

[1]霍彦儒，郭天祥.炎帝传〔m〕.西安：陕西旅游出版社，1995.

[2]郭沫若.中国史稿（一）〔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109-111.

神农氏尝百草篇7

位于湖北省西部的神农架，是中国内陆罕有的没有被玷污的原始森林，总面积达1618平方公里，广大的林区囊括了3700余种植物，为1060余种动物提供了繁衍生息的原生态环境。当然，这里不仅生活着金丝猴、白蛇等67种珍稀野生动物，据说还隐藏着许多相传千年的神秘生物，比如来自史前时代的“驴头狼”、隐没于茫茫林区中的“野人”……

木鱼镇，就这样静静地位于神农架林区中，从卫星图上看，这个小镇的旁边多是空白――这意味着，它的周边多是无人区。在这里可以触摸到来自远古洪荒的传奇：神农氏尝百草、汉民族神话史诗《黑暗传》，还有那被原住民挂在门上辟邪的被称作“吞口”的木雕面具，它一副凶相地看着森林深处，据说已有千年历史……

救命仙草金钗

“架木为梯”的深山药农

在神农架林区，至今流传着关于神农氏尝百草的传说。原始无人区里尽是高山峭壁，以及莽莽丛林和清澈溪流，为中草药的生长提供了最好的环境。木鱼镇旁，就是以药材闻名世界的老君山和小当阳地区，部分区域里生长着超过100种的珍稀中草药。

这些药材效力各异，名字也很奇怪：过江龙、头顶一颗珠、江边一碗水、文王一支笔、七叶一支花……如果说昔日神农氏教会人们辨别草药是一项丰功伟绩的话，那么作为药农的神农架采药人，则无疑是神农氏精神在当今的延续――在木鱼镇街道上，有许多中草药店铺，里面的草药除了人工培育的常见品种，还会有一些野生珍稀草药，它们多半是靠药农在原始森林中攀爬峭壁，以生命和鲜血采摘换获的。

采药是木鱼镇的支柱行业。40岁的付先华是众多药农中的一个，从18岁出师开始，他采药已经有20多年了。

老付是相当传统的人，每次上山采药，都会按照先辈的教导精心准备：首先要准备两截坚硬的毛竹竹筒，戴在双手的手腕上，传说手上戴着毛竹筒进山，如果遇到野人，不仅能保护自己的手腕，还能趁着野人大意之时，抽出手来逃脱。据说这还是被贬到这里14年的唐朝庐陵王李显提倡的，他当时就在神农架大九湖囤积兵马，准备东山再起，对抗自己的母后武则天。

除了一些补给品，必须要准备的还有一条20米左右的麻绳，绳子一头缠着红绸子，药农们管这个叫“红绳”，有大吉大利，保佑平安的意思。绳子是药农们采药的重要工具――所谓“架木为梯”，就全靠绳子打结来操作。相传神农氏当年就是以滕树皮为材料打结为梯，攀登山岩，这项手艺在药农手中代代相传，在木鱼镇，3岁小孩都会打“梯结”，被称为“神农架人的绝学”。

万事俱备后，老付便开始进山。采药的过程其实更多是寻觅和探索，这需要药农们既要有一副翻山越岭的好身手，又要有常人没有的细心和耐心。他们往往要深入到一般人不敢进入的深山，才能采到好的草药――老付经验丰富，往往只需要观察一眼，便知道什么环境会生长什么样的草药，什么贝母、扣子七、打破碗花、当归、珍珠香等，他都能信手拈来。

在老付的印象中，最珍贵和最难采的草药当属金钗，这种被誉为“救命仙草”的草药，在《神农本草经》中被列为上品。它的生长条件极端苛刻：不仅要求生长在深渊的悬崖峭壁上，悬崖下水面反射着阳光，往往刚好还能照到它生长的地方。更为重要的是，周围还得有神农飞鼠做邻居，因为金钗要依靠飞鼠的粪便――五灵脂作为自己的养料。

当地人管采金钗也叫“打金钗”，药农们找到这样的悬崖后，须放绳下崖，全程没有安全措施，完全依靠自己敏捷的身手和“架木为梯”的娴熟技术，一点点移动到金钗生长的崖边。传说中，飞鼠为了保护金钗，会咬断药农的绳子，有不少药农为了打金钗而摔死在悬崖下。“我运气好，曾经采到过七八株金钗呢！”老付说到这个传说时，呵呵一笑，脸上满是自豪，后来我偷偷打听了一下，那几株金钗，他都卖出了上万元的好价钱……

木鱼的狩猎之道

最后的神农架猎人

在木鱼镇以北的小当阳地区，有一个祭祀神农的神农坛，这个依山而建的祭坛修得气势宏大，上面雕着图腾，柱上雕塑也是牛首，颇具来自远古的气息。而有学者通过研究发现，这座祭坛最初并不是祭祀神农氏的，而是神农架的猎人们祭拜天神的地方――神农架庞大的原始森林中，生活着庞大的动物家族，狩猎，自然就成为古代神农架人的重要生产方式。

狩猎的历史在神农架延续了大概有上千年，对于他们而言，打猎获得的兽肉可以作为食物的补充，毛皮则能做衣服，或者拿去贩卖成为收入来源。过去的神农架人认为山狍野鹿、豺狼虎豹、野猪野兔，都是天神放养的家畜，只有祭天才能得到猎物。打猎之前，会由一个经验丰富的老猎人召集大家，然后到祭坛祭拜神灵――私自进山是不允许的，大家认为会惹怒神灵，遭来祸患。

居住在木鱼镇的何云清，曾是神农架老猎人中的一员，他的祖上三代都是猎人，对于狩猎有着丰富的经验，在他家里，何云清向我展示了猎人的工具：废弃的土铳、猎刀、筒、香签筒、子弹袋、牛卵子皮火药囊，这些都是行走神农架的猎人所必须具备的。

猎人往往都非常善于伪装，每个合格的猎人都要会搭棚子，何云清就从他爹那里学会了这门技艺――这门技艺要求就地取材，用草木枝搭成可容纳一人的棚子，猎人端着土铳蹲守在棚子里，往往一待就是三四天――大型猎物才可能到来。

为了提高成功率，神农架猎人往往还会一种利用树枝做陷阱的技巧：将大树的树枝强行弯下，用绳子一头拴在树枝上，另一头留一个活套绳圈卡在地上，若野兽路过踏进绳圈之中，就会踩松卡子，由于树枝的弹力作用，绳圈就会立即收缩并迅速将野兽吊在空中。

不过，猎人与野兽的对决，并不总是猎人以机智和忍耐而获胜，对决的两者经常会非死即伤――神农架中生活着不少猛兽，如金钱豹、熊、华南虎、野猪等，其中以野猪最难对付，自古就流传着“一猪二熊三老虎”的谚语。猎人也多半忌讳招惹野猪，因为野猪常年在松树上蹭，皮毛经过松油的侵润，非常厚实，而且野猪非常记仇，你要是敢伤它，它就会发狂和你拼命。

何云清说，他曾在一次狩猎中就遇到了野猪，当时，年轻气盛的他不禁想挑战一下，于是便朝野猪开了枪，谁知道这一枪却并没有把野猪给打死，野猪立刻发疯一般的朝何云清冲过来，吓得他连正在二次上膛的铳都没来得及管，撒腿就跑，然后找到一棵大树，爬了上去。不过，那只野猪并没有善罢甘休，一直在下面大力地拱树，拱了足足有两个多小时才不甘地离去。后来，何云清下树一看，发现那棵树居然被野猪拱去了半截，吓得他一阵后怕。

神农架猎人虽然狩猎各种野兽，但是他们千百年来却形成了良好的狩猎传统――绝不赶尽杀绝。围猎时，所有的猎物他们会挑出幼小的放生，而且他们尤其不会捕杀怀胎的野兽，谁如果猎取了这样的野兽，就会被看做是最无能的猎人。而且，神农架的猎人在春节期间是不出猎的，按照他们的俗话说就是：野兽也有三天年。

尽管恪守着这种带有“可持续发展”精神的传统，但神农架猎人们还是没有能够持续下去。1980年，神农架成立省级自然保护区，实行“退耕还林，没收枪支，禁止狩猎”的政策，进山的公路上，到处都是“一支枪，两斤药，判你三年没话说”的宣传标语，何云清也从此金盆洗手，他笑说，只能“铁马冰河入梦来”了……

神秘香溪源

“天下十四泉”与神农鲜茶

木鱼镇中有一条穿镇而过的小溪――香溪。它有东源和西源两个源头，西源就在木鱼镇北边的跳架沟中。在那里，暗河泉流聚集为一弯清亮碧绿的深潭，潭水穿林越谷后，最终汇流成这条流长68.5公里的溪流。流水清亮婉转，使这座深山小镇拥有了不少诗意。

木鱼人视香溪为母亲河。当地有这样一首打油诗：“昭君何以美，屈原何以伟，探得香溪源，自知其中味”――他们认为，香溪源的深潭是神农氏洗药的地方，所以香溪源的水是有神力的，所以香溪河才会孕育出王昭君这样的美人，以及屈原这样的伟人。

在溪边的野店里，可以吃到细嫩爽口的神农箭竹笋和当地著名的香菇炖土鸡，滋补又鲜美。不过，在木鱼镇最悠闲的时光，当属捧一杯刚炒制的木鱼新茶，沉浸在小镇的湿润与朦胧中。

54岁的茶农周衡说，他种了一辈子的茶，但从第一次见到香溪源开始，就肯定地认为：这里是中国最好的高山种茶地，没有之一。周衡说，香溪源700～1200米的山地海拔，以及朝日暮雨的气候，云雾缭绕的环境，都给茶树生长提供了最好的条件。“家中有几亩茶园，不信你就来试试，品完估计你都不想喝其他茶了。”

神农氏尝百草篇8

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

陆羽《茶经》里说：“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传说中的炎帝神农氏是茶的发现者，同时他也是传说中的发明药物来治疗疾病的人。神农氏为了辨别草物的药理作用，曾经亲口品尝百草。有一次他在野处考察休息时，用釜锅煮水，恰巧有几片叶子飘落进来，使锅里的水变成黄绿色。神农氏不以为意，喝了一点其中的汤水，却惊奇的发现，这黄绿色的水味道清香，竟是一味不可多得的药材。随着时间的推移。神农氏得出了这种植物能够解渴生津、提神醒脑和利尿解毒的作用。

至于“茶”的名字的来源，也和神农氏有关。传说中的神农氏，长着一个玻璃一样的透明的肚子，但凡是吃进肚子里的食物都能够看得清清楚楚，因此能够知道这种食物对于身体的利弊，这也是他多次中毒不死的原因。他喝了黄绿色的水这后，看见这种水在肚子里流淌，所到之处，把肠胃擦洗得干干净净。于是他就把这种植物叫做“擦”，后来就转化为“茶”的发音。传说，在周武王伐商灭纣时，参加征战的巴蜀等南方小国部落就把茶作为贡品敬献给周武王。晋常璩著的《华阳国志》中记载：“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这师，……茶蜜……”皆纳贡之。武王伐纣的时间约在公元前1066年前后，由此可见，中国有明确记录的茶事活动距今至少已有3000年的历史了。

现在所能够看见的文献资料里面，有着确切的茶的记载的，最早并且最可靠应该是汉代王褒所撰写的《僮约》。这篇文章写作的时间是汉宣帝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是茶学史上重要的文献。其中的“烹茶尽具”、“武阳买茶”。说明“茶”已经成为当时社会饮食的一项，并且是用来待客的贵重之物，饮茶已开始在中产阶层中流行。

神农氏尝百草篇9

关键词： 炎帝神农文化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相通性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要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与黄帝轩辕氏共同为人类新石器时代代表人物的炎帝神农氏，是中华民族原始社会勤劳智慧和强大部落首领的象征，他及其后代率领其部落在长期的生存、发展和迁徙中，创造了特征鲜明的传统文化――炎帝神农文化。如同任何文化都是其内在核心即民族精神的体现一样，炎帝神农文化也不例外。通过对有关文献总结表明，炎帝神农文化精髓主要包括开拓创新的艰苦创业精神、为民造福的无私奉献精神、刚健有为的自强进取精神、爱国统一的民族团结精神、天人合一的公平和谐精神。这些精神数千年来生生不息、薪火相传，为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绵延壮大作出了难以估量的贡献。

一、炎帝神农文化的精神内涵

1.开拓创新的艰苦创业精神

炎帝神农氏是中华文明史册上最早勇于探索、开拓创新的划时代人物。史籍记载，炎帝神农氏创立了九大具有开创意义的“丰功伟绩”。综合起来可以概括为：“始种五谷以为民食；制作耒耜以利民耕；遍尝百草以治民恙；织麻为布以御民寒；陶冶器物以储民用；日中为市以利民生；制弧剡矢以抵侵凌；台榭造屋以安民居；削桐为琴以怡民情。”尤其是由炎帝神农开创的农耕文明，使中华先民完成了人类社会的第一次大革命,即“农业革命”或新石器革命，其深刻性犹如从“农业革命”转化到“工业革命”一样。数千年来，炎帝神农氏的这种开创精神不断激励炎黄子孙艰苦创业、与时俱进，从而使中华民族在经历种种挫折之后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屹立于世界东方。

2.为民造福的无私奉献精神

炎帝神农时代是原始社会时期，人人平等，氏族或部落的首领是大家推举出来，勇敢智慧且富有生产和生活经验，真正为大家服务的“公仆”，都具有朴素的大公意识和奉献精神。作为部落首领，他为了部落的发展，必须不顾个人安危，必须具有一心为公、为民造福而不求回报的奉献精神。《淮南子・齐俗训》说他“身自耕，妻亲织，以天下为先”。《淮南子・修务训》说“神农憔悴”，“圣人之忧劳百姓甚矣”，又说他为了祛除百姓疾病之苦，不惜牺牲生命，亲“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这种为民谋利的奉献精神，从季梁的“民为神主”、周公的“保民”、孔子的“爱民”、孟子的“民贵君轻”、陆贾的“民无不为本”，到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生生不息，代有发扬，成为中华儿女最高的人生准则。

3.刚健有为的自强进取精神

五千多年前的原始社会，人类对自然、社会的认识刚刚开始，在恶劣的自然环境面前，炎帝及以其为代表的先民没有胆怯和屈服，而是以坚韧不拔、团结一致、勇敢拼搏、自强不息的精神和行为，推动历史向前发展。神话传说中的《精卫填海》、《夸父逐日》、《愚公移山》等故事，充分反映了炎帝及其部族与大自然作斗争的英雄气概和伟大神力。《周易》及有关《周易》的注释的著作中也多次提及炎帝神农氏，特别强调自然、人和社会的辩证关系，强调人的积极能动性，强调改造自然的乐观而健康的向上精神。《周易・象传》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彖传》说：“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这种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精神，贯穿于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之中。

4.爱国统一的民族团结精神

数千年来，中华民族能够绵延不息、发展壮大，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具有强大的爱国统一的民族凝聚、认同精神。关于这一点，仍然可以从炎帝神农文化中找寻，如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中说：“其根脉盖深植于史前文化之中。”在史前传说中，以黄帝为代表的北方中原文明，以炎帝神农为代表的南方文明，以“东夷”为代表的东方文明，以羌戎为代表的西北文明，以百越为代表的东南、岭南文明，在共同的交流中融铸出多元一体的伟大中华文明。由此可见，尽管中华民族并非单一祖先，但后人一直把炎黄二帝视为中华人文共祖，作为中华民族始兴和统一的象征，由血脉认同而不断增强的民族凝聚力，闪耀着中华民族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

5.天人合一的公平和谐精神

中华民族的和谐文化源远流长，无论是统治者的正史、传记，还是民间野史、神话传说；无论是儒、道、佛等主流文化认同，还是老、庄、墨等诸子百家的著书立说，都直指一个源头――炎帝神农氏时代。炎帝时代是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的时代，生产资料公有，氏族成员共同劳动、共同消费，民主友爱，人人平等。“昔者神农之治天下也，神不驰于胸中，智不出于四域，怀其仁诚之心。……养民以公。其民朴重端悫，不忿争而财足，不劳形而功成，因天地之资而与之和同”（《淮南子・主术训》）。“身自耕，妻亲织，以天下为先”（《淮南子・齐俗训》）。炎帝神农氏在开创古代农耕文明过程中所体现的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尊重和利用，以及追求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相处的思想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使中国人讲求秩序、和平、中庸、节制及和衷共济，也使中华文明能够在历史长河中绵延不绝、可持续地发展。

二、炎帝神农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内涵上的相通与契合

1.天下为公与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相融相通

人类社会始于没有阶级的原始社会，人人平等，也称原始共产主义时期，而人类社会的高级形态是马克思提出的共产主义社会。部落首领神农为了部落的发展，不顾个人安危，一心为公、为民造福而不求回报，真正做到了《礼记・礼运》所说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反映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本质和博怀，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为人类的进步和解放指明了方向，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

神农氏的天下为公或许是朴素的，也有着其认识局限，但其奉献精神却是无可置疑的，他把整个人生献给了氏族，献给了人类文明发展的事业，从而创造出了人类划时代意义的人生价值，这与马克思以改造世界为己任具有同样不朽的价值。

2.自强务实昭示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炎帝神农之所以能够取得巨大成就，重要原因之一是在巫术、神秘思想发达和自然环境十分险恶的原始社会，他不畏惧不退缩，自强进取，不求玄虚，脚踏实地，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始终保持积极健康的向上精神，为缔造中华民族悠久的物质繁荣和社会文明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力量，印证了中华民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伟大民族，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辉煌的文明。

这种自强务实精神一直激励炎黄子孙前仆后继、不畏艰险、不屈不挠，为正义、真理的事业顽强奋斗，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壮大作出了巨大贡献。当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成为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题所在。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用共同理想来凝聚力量，有几千年自强务实的民族精神，建设有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中国必将呈现出璀璨的前景。

3.民族团结闪耀着爱国主义的永恒光辉

炎帝及其部落在长期由北向南的生活迁徙中，与各部落不断融合，创造了长江文明与黄河文明两大文化源流的伟大交汇，炎帝文化广泛的融合性以其穿越时空的巨大张力汇聚了灿烂的中华文明，成为我华夏民族千百年来团结进取、自强不息的强大思想武器和精神旗帜。

十七大报告指出：“大力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引导人民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社会责任、家庭责任。”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的统一体，最大民族――汉族本身也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由许多民族融合而成的。民族团结和睦，始终是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维护民族团结和统一，始终是各族人民的最高利益和神圣职责，所以自古以来，爱国的思想和行为受到人们的褒奖和景仰，形成了内涵极其丰富的爱国主义优良传统，形成了坚持国家和民族利益至上、誓死不当亡国奴的民族品格，万众一心、共赴国难的民族团结意识，不畏、敢于同敌人血战到底的民族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勇于依靠自己的力量战胜侵略者的民族自强精神，在新的形势下进一步发扬光大。

4.艰苦创业体现出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

炎帝神农氏勇于探索、开拓创新、自强不息的精神，是一种不因时代变迁而褪色的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改革创新是中华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中华民族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当前，我们大力弘扬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伟大的创业实践，需要伟大的创业精神，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是异常艰巨的，其工程之浩大、环境之复杂、任务之艰巨，都是过去无可比拟的，尤其需要我们付出长期的努力，即使是在物质条件有较大改善的情况下，也要进行艰苦创业和改革创新。我们无论从事何种工作，都要以主人翁的态度勤奋敬业，发扬创业精神，构建美好生活。

5.天人合一奠定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和谐主题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艰巨、复杂的，需要处理各种关系、解决各种矛盾的长期过程，需要人们提高思想道德修养，明是非、辨真假、分善恶、知美丑、晓荣辱。否则，是非不分，黑白混淆，人们的道德底线难以坚守，社会正常秩序难以维持，社会生活就会出现混乱。通过对现有文献的考据可以发现，神农氏已将其部落打造成一个“大同”社会和朴素的和谐社会。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提出正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通过对热爱祖国、服务人民、崇尚科学、辛勤劳动、团结互助、诚实守信、遵纪守法、艰苦奋斗等优良道德风尚的提倡和尊崇，以及通过对危害祖国、背离人民、愚昧无知、好逸恶劳、损人利己、见利忘义、违法乱纪、骄奢淫逸等不良思想行为的惩治和贬斥，促进社会主义荣辱观的确立，以适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要求。

三、结语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民族凝聚有赖于一定的血缘、亲缘和地缘纽带，但真正凝聚一个民族群体的是以这个民族发展起来的民族文化。中华民族真正以文化自觉的意识来把握自己的民族精神和价值理念，大力弘扬包括炎帝神农文化在内的一切优秀民族文化之精髓，丰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涵，才可能产生真正强大和持久的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

参考文献：

［1］湖北炎黄文化研究会编.炎帝与炎帝文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

［2］王俊义，黄爱平编.炎黄文化与民族精神.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

［3］刘玉堂，易德生.炎帝神农文化所蕴涵的民族精神及其时代价值.炎帝神农文化创刊号.

神农氏尝百草篇10

张锡纯是晚清著名的医学家，是中西医结合的鼻祖，对中医学的发展具有杰出贡献，他是中西医汇通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近现代中国中医学界的医学泰斗，被誉为“近代中医第一人”，其所著《医学衷中参西录》一书，被称为我国中医界“第一可法之书”，是近代中医最受欢迎的医学著作。所创方剂200多个，有不少方剂至今仍被广为流传，且屡用屡效。

2、药圣：李时珍

李时珍是明代著名的医药学家，早年入主太医院，后来辞去太医职务，跋山涉水，走遍大江南北，考证古今本草著作成百上千，花费27时间，终于写成震惊中外的《本草纲目》，被誉为“东方医药巨典”，被达尔文称之为“古代中国百科全书”，入选世界记忆名录。李时珍的卓越成就，被后世誉为“药圣”，被李约瑟誉为“药物学界中之王子”。晚年所著《濒湖脉学》更是中医脉诊入门的不二神作，至今“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成为中医入门的必读专著。

3、儿科鼻祖：钱乙

钱乙是宋代的太医院丞、翰林医学士，所著《小儿药证直诀》，是中国现存的第一部儿科专著。它第一次系统地总结了对小儿的辨证施治法，使儿科自此发展成为独立的一门学科，他一生妙手仁心，终其一生旨在使“幼者无横夭之苦，老者无哭子之悲”，践行中医医道的博大与慈爱。《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钱乙“幼科冠绝一代”，被后人誉为“儿科之圣”，“幼科之鼻祖”。另外，钱乙创方也极其精妙，他将张仲景的肾气丸改为六味地黄丸，名流千古，至今广为流传。

4、药王：孙思邈

孙思邈是唐代杰出的医学家、道士，天资聪明，却不愿入朝为官，终身为科普中医而奋斗。写成的《千金方》（由《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组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临床医学百科全书，被国外学者推崇为“人类之至宝”，是全世界第一个发明导尿术的医生，全世界第一个用彀树皮煎汤煮粥食用预防脚气病和脚气病的复发，比欧洲人早一千年；全世界首创以砷剂（雄黄等）治疗疟疾病，比英国人用砒霜制成的孚勒氏早一千年。他是悬丝诊脉的发明人，至今无人继承此项绝学。除此之外，他还是第一个完整论述医德的人，所著《大医精诚》至今被中医人士家弦户诵，被唐代宗誉为“百代之师”，被宋徽宗敕封为“妙应真人”，被世人尊称为“药王”，而且还是古代名医中，寿命最长的医生。

5、小仙翁：葛洪

葛洪是东晋时期，著名的道教学者、炼丹家、医药学家，平生有《肘后备急方》传世。在世界医学历史上，葛洪还第一次记载了两种传染病，一种是天花，一种叫恙虫病。葛洪创造性的对狂犬病采取预防措施，是世界免疫学的先驱，欧洲免疫学家巴斯德用人工的方法使兔子得疯狗病，再把病兔的脑髓取出来制成针剂，用来预防和治疗疯狗病，原理与葛洪的基本上相似，但却比葛洪晚了1000多年。葛洪是全世界第一个记载用青蒿治疗疟疾的人，而且直到千年以后，青蒿素的发明、中国第一个诺贝尔医学奖的获得，都是受到葛洪的学术思想的启发。

6、医圣：张仲景

张仲景是东汉末年杰出的医药学家，用毕生精力写成《伤寒杂病论》，成为中国第一部从理论到实践、确立辨证论治法则的医学专著，是中国医学史上影响最大的著作之一，被后世医家奉为“方书之祖”，是后学者研习中医必备的经典著作，广泛受到医学生和临床大夫的重视。张仲景最早记载了人工呼吸的操作雏形，比国外早了1600年[1]；张仲景首创了药物灌肠法，比西方医学早了上千年。张仲景的学术思想被海内外医学人士学习，被后人誉为“经方大师”“医圣”，成为海内外景仰的世界医学伟人。

7、外科鼻祖：华佗

华佗是东汉末年杰出的医药学家，不仅对中医中药极其娴熟，对于针灸、外科手术更是炉火纯青，而且在养生方面，也有杰出贡献。发明了麻沸散，是世界上最早使用手术麻醉的医生，比欧洲早了一千多年。他在外科手术方面，颇有成就，相传因为要给曹操做开颅手术，从而被多疑的曹操误以为是在谋害他，于是就这样莫名其妙的结果了华佗，直到曹操最疼爱的儿子曹冲无医可治的时候，才幡然悔悟错杀了华佗。正是因为华佗如此高超的医术，被后人称为“外科圣手”、“外科鼻祖”。另外，华佗发明的五禽戏，至今仍是养生导引术的必学之术。华佗与张仲景是同一时期的名医，有“南华北张”之说。华佗在民间，被尊为“神医”，名气要比张仲景大很多。再者，史学家陈寿在《三国志》中却专门为华佗写有传记，却并没有给张仲景写传记，足见，华佗的医学水平，在东汉末年是最高的。

8、扁鹊

扁鹊是战国时期的名医，号卢医，是我国古代第一个全科医生，著成《黄帝八十一难经》传世。扁鹊的学术成就，至今都是个谜，很多技术都惊为天人，今人听到扁鹊的医学故事后，不是瞠目结舌，就是叹为观止。扁鹊在救治虢国太子的休克假死，成了“起死回生”的神医；在《列子》中记载，扁鹊为鲁公扈、赵齐婴二人换心，厉害之处在于是给两个活人把心脏对换，而且两个活人依然活着，从换心后出现的症状来看，与现代心脏置换术之后的症状惊人的相似，这应该不是作者凭空猜测的；在《史记》中记载，扁鹊的眼睛能够“视垣一方人”，比现代的CT还厉害。当然，这些还是有点不可思议，但他对于中医诊断学的推进，起到了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对此，司马迁称赞他说：“扁鹊言医，为方者宗。守数精明，后世修序，弗能易也。”

9、医祖：岐黄（岐伯与黄帝）

岐黄是中医基础理论的创始人，是中医古代第一个医学团体或者是医生组合。其中最主要的人物是黄帝和岐伯。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先祖轩辕氏，是五帝之首，也是养蚕、舟车、文字、音律、医药、算数的发明者，黄帝与当时最著名的医官岐伯等人对医学的探讨，被后人整理成《黄帝内经》。《黄帝内经》不仅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也是中医的四大经典之首，它以生命为中心，从宏观的角度阐述了天、地、人之间的相互联系，探讨生命规律，创建天人相应的理论体系和防病治病的原则和技术，包含哲学、天文、气象、物候等多个学科的知识，是中国古代第一步围绕生命问题的百科全书，也是中医几千年难以超越的旷世巨典。而岐伯与黄帝，往往二人并称为“岐黄”，被誉为“医祖”，后世医家也常把“岐黄之术”作为中医的代称。

10、药神：神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