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冰治水十篇

李冰治水篇1

1.四川灌县北面的都江堰，已经有2200多年历史了，是战国时代李冰父子设计建造的水利工程。

2.那时，秦国吞并了四川境内的巴、蜀两个小国。这里的老百姓常遭受岷江水害，穷苦不堪。

3.秦惠王夺得了土地，但没得到好处，一直很不高兴。一天，大臣告诉他，有个能人叫李冰的，能治理水患，水患除了，就不愁这土地不肥。

4.李冰通晓天文地理，很有学问。虽然他已经五十多岁了，还在用功读书、经常指导老百姓耕作。

5.这天，李冰正在给儿子二郎讲述夏禹治水的故事，突然差官到来，向他传达了惠王的旨意。

6.李冰一听请他去治水，立即带着二郎到都城见惠王。惠王任命李冰为蜀郡太守，负责治理岷江水患。

7.蜀郡百姓听说新太守李冰是来治水的，非常高兴，奔走相告，纷纷赶到城外迎接李冰父子。

8.李冰一上任，就带着二郎到老百姓家巡访，看到大家困苦的状况，更加觉得治水刻不容缓。

9.老百姓说：“发水灾是因为有江神作怪。”李冰记下了，他和二郎沿江而行，走上岷山，仔细察看，终于找到了造成水灾的原因。

10.原来这岷山高耸入云，一到冬天，山上就积满厚厚的白雪。

11.到了春天，积雪融化，雪水流入岷江。如果下大雨，山洪暴发，岷江来不及排泄，水漫上岸，房屋、田地很快就会被淹没。

12.而玉垒山以东的广阔平原上，没有河流，严重缺水。如果好多天不下雨，就会闹旱灾，田地龟（jūn）裂，民不聊生。

13.李冰父子经过研究，制定了一套周密的治水计划。治水之前，李冰决定先破除老百姓对江神的迷信。

14.这一天，李冰采用了魏国西门豹的办法，在神像前斟上三杯酒，要江神显灵喝下去。

15.大家等了好一会儿，三杯酒还是满满的。李冰眼一瞪，“嗖”地抽出剑。二郎抢过剑，说他能斩妖。

16.二郎跳入江中，过了好久，才冒出水面，手里抓着一条大水蛇。

17.李冰见老百姓不再迷信了，就号召大家一齐来治水。老百姓纷纷响应。

18.治水的第一步工程，就是要在江心筑堋（分水堤）。李冰巡察江边，看到了大量的鹅卵石，他就地取材，鹅卵石成了筑堋的好材料。

19.李冰指挥百姓，将几大船的鹅卵石抛入江中，可没一会儿就被湍急的江水冲走了。

20.李冰想到，用竹笼装上石头，体积大、重量重，石头就不会被江水冲走。于是，他叫二郎立即带人上岷山砍竹子。

21.二郎带领老百姓砍下竹子，编扎成排，顺水漂到筑堋地段，篾匠们早就在那儿等着编竹笼了。

22.一个个大竹笼装上鹅卵石，被沉入筑堋江段，牢牢地稳住了。

23.江堋筑好了，汹涌的岷江被分成了两股，水流到这儿就慢了下来。这堋原来叫金字堤，后来，老百姓见它形状像鱼嘴巴，就直接叫它“鱼嘴”了。

24.李冰父子又带领百姓，在岷江岸边，筑起了一条百多丈长的石堤，把岷江水引入正流。岷江水患基本上被控制了。

25.李冰治住了水患，还要利用岷江水来浇灌田地。父子俩经过多次勘察计算，决定在玉垒山中开出一条水道，把江水引到山的东面去。

26.李冰指挥百姓日夜开山。由于山石坚硬，开凿进度缓慢，李冰和大家最后想到用火烧石崖。结果石头被火烧脆了，开凿进度加快了。玉垒山终于被开出一条宽阔的大沟。

27.李冰又号召百姓进行分段开渠，全郡百姓积极响应，干得非常起劲。

28.终于，江水流进了开凿出的玉垒山大沟，又顺流而下，流入新开的众多的沟渠。玉垒山以东的旱灾问题解决了！

李冰治水篇2

论文摘要：都江堰有四千多年历史，而不是现在一部分人认为的二千多年；二郎不是李冰的儿子，而是比李冰早一千多年的古蜀纵目英雄蚕丛；二郎本是二个郎，后来演变为一个“二郎”；三星堆、金沙、芒城等古蜀文明遗址的出土，雄辩地证明《史记》、《汉书》将李冰治水排列在古蜀国时代，是完全正确的。

一、都江堰开凿于古蜀国时代

李白诗云：“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李白和众多古人没看到过三星堆古蜀国遗址，没看到过成都金沙古蜀国遗址，没看到过都江堰芒城新石器时代遗址，当然感到茫然。芒城和成都平原上温江、郫县、崇州、新津的五座新石器时代遗址，均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芒城距都江堰仅十几公里，在青城山下，其护城双河及双圈城墙设计、建筑之精巧，之科学，令人叹服，其引水渠之巧妙合理，令人称奇。这些遗址足可印证古蜀国时代的治水英雄，如大禹、望帝、鳖灵等，并非杜撰。其治水神话，皆有所本。而望帝“教民务农”，必先解决水利水患问题。

神话产生的条件，一是时代远古，没有确切的纪年；二是史学滞后，史书史料被毁被禁被伪造，远古的历史，只能十口相传，传说中难免夸张走样；三是被神化对象，没年代没姓名没籍贯家世及详细事迹，即使史有其名，也只是只言片语，便于造神者附会发挥或张冠李戴。四是人们对自然现象的不理解和恐惧，以及征服自然的梦想，使造神者有市场，一拍即合。五是被神化者，有高出常人的能力、壮举，并对百姓有功。准此，我们试比较一下李冰和郑国。二人凿渠穿江的时间相同，李冰为公元前256——251；郑国为公元前246年完成工程的一半，为啥李冰神话那么多而郑国没有？《史记·河渠书》是第一个记载“冰”的，是编年体，它将“冰”排在禹之后，西门豹（前440年治水）之前，西门豹之后，才是郑国。西门豹和郑国，都在《史记》及秦国史书中，有确切的年代，有名有姓，有详尽的事迹。而“冰”却没有确切年代，没有姓，只有名。《史记·河渠书》记“冰治水”只用了7个字，而记郑国凿渠却用了140多个字，其中6次明确点出“秦”字。秦王朝修成郑国渠后，其水利使“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因命郑国渠。”秦王朝为表彰治水有功的郑国，所以用郑国的名字命名郑国渠；秦王朝也可以把自然河流黄河改名为“德水”，那它为什么不把它修的都江堰命名为“李冰堰”呢？须知，都江堰的功用，比郑国渠大，比长城大啊！为什么秦史中多次提到郑国渠和长城，却只字不提都江堰？秦史官书写原则是官本位。实行官本位的秦朝，不可能舍官述民，不可能不记官员李冰而只记工匠郑国。

除了《史记·河渠书》明确指出秦王朝修郑国渠之外，《史记·六国年表·秦表》中，再次在“始皇帝元年”一栏中，写道：“作郑国渠”。《史记》中，明确地有具体年代地提到秦王与河水发生关系的事，共4次：一次是秦灵公八年（公元前417年），“城堑河濒，初以君主妻河”（见《史记·六国年表·秦表》；“以君主妻河”，意为以公主嫁河伯）；第二次是修郑国渠；第三次是始皇二十七年“更命河为‘德水’”（见《史记·六国年表·秦表》）；第四次是秦始皇二十七年，秦始皇派千人潜入泗水捞周鼎，没捞找。（见《史记·秦始皇本纪》）另外，秦史中还有两次间接提到治水和祭祀水神，一次是秦二世胡亥说：“禹凿龙门，决河亭水”，二次是秦二世“斋于望夷宫，欲祠泾，沉四白马。”（见《史记·秦始皇本纪》）按理说，秦史书中提到的这六次与水有关的事，都没有都江堰重要，都没有都江堰功绩大，为什么秦王朝史书中偏要丢西瓜捡芝麻，只字不提秦修都江堰呢？答案是唯一的：都江堰决不是秦人所修。造成把凿都江堰的功劳误记在秦王朝帐上的罪魁祸首是李斯。公元前213年，李斯向秦始皇建议“史官非秦记皆烧之。”秦始皇采纳了他的建议，将周王室收藏的各诸侯国史书，除秦史外，尽行焚烧。古蜀国史书，当然在焚烧之列。（见《史记·秦始皇本纪》）焚烧史书的恶行，给史学家司马迁等人写史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司马迁只写了《秦本纪》，而无法写蜀本纪、楚本纪……。司马迁痛心疾首地说：“秦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惜哉！惜哉！”司马迁看见在唯独保留的秦人的史书中，并没有丝毫秦人修都江堰的蛛丝马迹。他只能尊重历史的真实，将遥远的修都江堰一事，排在大禹治水之后，西门豹治水之前，并且不用半个秦字。“蜀守”，在众多时间空间都可能有，并不一定是“秦守”。先秦的“蜀守”，是指诸侯国（蜀国）国君。说”后非众，罔与守邦”《左传》说：“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居为社稷之守”这说明春秋以前中国称四夷的国君为守。司马迁自序说，司马迁的祖先 在周代为”程国守”，后来，”失其守而为司马氏.”守在先秦意为”国君”.秦以后，守才只指”郡守”..

还有一个更难解说的疑问是：《史记·河渠书》中，在大禹治水之后的一段记载中，用的是4个排比句，放在公元前440年西门豹治水之前的4个排比句，即“于楚……；于吴……；于齐……；于蜀……。按照排比的原则，楚、吴、齐都是国名，蜀也应是国名，而不是郡名。《史记》、《汉书》中，蜀都是国名。东汉末应劭始作俑将蜀国误解为蜀郡，造成都江堰历史一千多年中被歪曲。公元前440年之前，蜀是国，不是郡。秦国决不可能向还没有被自己征服灭亡的蜀国派出郡守。几百年后的东汉末年桓灵之世，应劭称李冰为蜀郡守而不称蜀国守，是政治需要，因当时腐败泛滥，卖官鬻爵，民不聊生，黄巾起义一触即发，在大一统的东汉王朝中，忌讳出现国中之国，为稳定计，改蜀国守为蜀郡守，（秦灭诸侯国统一天下后，楚、齐、吴都未改为郡，只有蜀改为郡。）这就是李冰被误解为蜀郡守的始作俑者。本来，“秦烧天下书，诸侯史记尤甚”，“史官非秦纪皆烧之”，秦史不但不烧，反而要大力宣扬宣传。为什么秦史中（如秦本纪、国语、国策等）都没有秦派冰入蜀治水而只有秦使郑国凿渠？《说明“天府”早在秦灭蜀之前的古蜀国就存在，其大量水利工程（包括都江堰）早就存在，确证“冰”不是秦时人，不是郑国的同时代人，他比郑国古老得多。由于古蜀国史籍毁于秦火，司马迁记冰凿离堆，不是根据古蜀国史籍，而是根据蜀地故老相传，他删去“荐伸先生难言之”的“不雅训”的神话色彩，只能剩下简约的两句话。简约笼统，为东汉末年以后的好事者进一步造神提供了机会与方便。试想，凿离堆穿二江这么巨大的工程，按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没炸药没机械没水泥钢筋没汽车……不啻是比今天三峡大坝艰巨百倍的事情，而冰一人能在短时间内完成，则冰不是人，只能是神。这就出现了令人尴尬的矛盾：士大夫荐绅先生认为冰是人，又无法向百姓解释一个人何以能完成那么多巨大的治水工程。蜀地民间故老则认为冰是一个法力无边的万能的神，并代代加以祭祀崇拜与称颂。应劭《风俗通》（该书亡佚，严可均《全上古秦汉三国文》有辑佚）关于李冰的说法，正是矛盾的产物。在那段神话中，李冰是人，是秦昭王派来的人，但是，下文这个人变成了牛，与江神战斗，这人又变成了神。应劭首创的“秦守”说，一开始就是夹杂在一大通荒诞的神话中出现的，颇似戏说。古代老百姓愚昧、无知识、无文化，迷信还情有可原，应劭乃郡守，是有文化、有知识的士大夫，他的造神，是为维护摇摇欲坠的东汉王朝，从而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应劭是河南项城人，任泰山太守，曾大力镇压黄巾起义，深受王朝嘉奖。与应劭“秦守”说唱对台戏的，是东晋的常琚，常琚在《华阳国志·蜀志》中说：“秦孝文王使李冰为蜀守”。常琚是土著蜀人，是离都江堰仅数十里路的崇州人，应比河南人应劭更熟悉都江堰史事，又是专业史家，为何要与应劭“秦昭王”说唱对台戏呢？这是常琚不能直接正面否定“秦守”说而采用曲折隐晦的否定方式，他故意留一个伏笔，留一个漏洞，让后世细心的史家，从中发现猫腻，发现蹊跷。常琚说：“秦孝文王使李冰为蜀守”，而秦孝文王上台三天就死了，即公元前250年10月乙亥上台，辛丑死。三天能完成包括都江堰在内的十几处大型水利工程，这三天，只能是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三天。三天内，要完成一个外放蜀地的封疆大吏的寻访、推荐、大臣评议、鉴定、上报、审查、批复、草诏、任命、授权、面君谢恩等众多程序和手续，当时行政效率有那样高吗？更何况，登基大典和病重而死再除去一天，只有两天。两天，在电脑电话普遍的今天，都办不到！即使两千多年前的行政效率比今天高之百倍，在两天内任命了李冰到四川治水，而包括都江堰在内的那么多规模巨大的水利工程，至少也要几十年才能完成，其时间，只能推延到秦始皇时代，甚至西汉初年。秦孝文王上台三天死后，秦庄襄王继位，在位3年，然后是秦王政（始皇）继位，秦王政上台的当年，即公元前246年，秦国本土关中的郑国渠开始开凿。秦王政听说后，大怒，下令立即停止凿渠并要杀掉郑国，后经据理力争，秦王政才同意继续凿渠。而劝说秦王政的人，竟然连当时秦已派李冰正在蜀大规模凿离堆穿二江修都江堰这么钢鞭的论据都不引用，秦王政和大臣们，能健忘若此，糊涂若此么？即使按旧说，都江堰开凿于公元前256年，其与郑国渠之始凿，仅隔10年，况且，10年修不完都江堰，也就是说秦王朝在关中修郑国渠时，都江堰正在进行修建。为什么秦人会忘掉都江堰？不把都江堰写进秦史？“蜀山兀，阿房出”，为了修宫殿而尽砍蜀山，造成水土流失的秦王，不可能同时又派人来蜀兴修水利。李冰是大官，郑国是民间工匠，按秦史官本位书写原则秦史不可能弃大官而述民工，而客现事实是秦史用140余字详细写郑国渠并出现7个秦字，对秦修都江堰一事竟然只字不提.这可怪了在各地大颂秦功的时代秦兴修都江堰这么大的功绩不正是大书持拢的机遇呜？秦史只记秦修郑国渠不记秦修都江堰雄辩地证明秦并没有修过都江堰

《华阳国志·蜀志》说：“ 焚 道有故蜀王兵兰，亦有神，作大滩江中.。其崖崭峻不可凿，乃积薪烧之，故其处悬崖有赤白五色。”该志焚道县条又说”滨江有兵兰李冰所烧之崖，有五色赤白。”蜀王兵兰，蜀王鳖灵，蜀守冰，这“兵兰”、“冰”、“鳖灵”，发音相同，时代相同，治水手法相同。在文盲众多的古代，在古蜀国史籍被焚烧、古蜀史只能靠民间十口相传的古代，同音字传讹的例子，比比皆是。况且，在识字的文人士大夫写作过程中，也有“同音通假”、“音近通假”的惯例。“蜀王兵兰”、“蜀王鳖灵”、“蜀守冰”，三者应是同一个人的不同写法。守，在先秦时代，是指诸侯国国王。周天子巡守，即指与诸侯国国王会晤。

二、古蜀文明基因的孑遗——二郎神

当以东汉泰山太守应劭为代表的封建士大夫，硬要将蜀地土著祭祀崇拜的李冰神，框定为一个人，一个具体的秦王派来的具体的人的时候，迷信神灵的蜀地故老、村夫愚妇们始终认为冰不是人而是神。为了挣脱“李冰是秦王派来的人”的谬说的羁绊，蜀地民间开始作“借尸还魂”的努力，开始酝酿一个不受王朝正史束缚的名不见经传的无名无姓的可以任意发挥附会其神功的新的万能的治水之神，这个神，就是二郎神。

三星堆祭坑出土的三星堆纵目人头像，脸型五官与二郎神极似

二郎神从东汉末年开始酝酿，到了唐代，《二郎神》词牌名已唱遍大江南北。据《龙城录》载：唐太宗封二郎神为“神勇大将军，庙食灌口”，唐明皇幸蜀，封二郎神为赤城王，后又加封显应侯。五代前蜀王王衍出巡，百姓见之，谓为二郎神（灌口神）下凡。北宋张咏治蜀，于灌口二郎庙（在都江堰河畔）祷祀，得到二郎神之助平乱，上奏朝庭，宋真宗大悦，加封二郎神为川主清源妙道真君，又将崇德庙（原祀李冰、二郎）改为“显英王庙”（北宋时二郎被朝庭封为显英王），专祀二郎神。其后，全国许多地方，特别是水灾地方，多仿灌口二郎神庙之制，广修二郎庙以祷祀。宋徽宗“政和七年，诏修神保观，俗所云二郎神者，京师之男女，负土以献，不知何神。”（《宋史》）《独醒杂志》（宋人曾敏行著）说：“江乡人今亦祀之（李冰），号曰灌口二郎。宋元明清的画家们多有把二郎神搬上绘画者，其传统的题材是《二郎搜山图》，其画面是二郎神两眼外眼角上挑，刀眉上挑，额中间有一纵目。其猎犬正在搜捕山精妖怪。二郎神英俊帅气，左手执弓，右手握三尖刃刀。从北宋崇德庙改为二郎庙（显英王庙），直到文化大革命初期二郎神像未被红卫兵捣毁之前，二郎庙内的格局都是：二郎神雄踞大殿，李冰居后殿配享。

三星堆祭坑出土古蜀王的玉兵器——玉璋，二郎神的兵器与之极似。三型堆有多个这种形状的玉兵器、青铜器。

北宋杨无咎《二郎神·清源寿辰》词写道：“炎光欲谢，更几日，薰风吹雨。共说是天公，亦嘉神贶，特作澄清海宇。灌口擒龙，离堆平水，休问功超前古。当中兴，护我边陲，重使四方安堵。 新府，祠庭占得，山川佳处，看晓汲双泉（二郎庙内双泉，一在大殿右后侧，一在大殿左后侧半山腰今‘铁龙吐水’殿）晚除百病，奔走千门万户。岁岁生朝，勤勤称颂，但可民灾无苦。只愿得，地久天长，协佐绍兴皇都。”元人杂剧《二郎斩蛟》中，二郎唱道：“……青峰（剑）一下斩狂 虺 ”，“灌口把威施，天涯将姓显”，又元人吴昌龄杂剧《唐三藏西天取经》中，二郎神道：“小圣灌口二郎是也，奉观音法旨，救唐僧走一遭……”。由于民间传说中二郎神能治水治病，故祭祀祈祷者代代不绝，十分踊跃。北宋时，永康军（今都江堰市）每年祭祀二郎神，要宰羊四五万头。永康军一年的财政开支，仅收宰羊税一项就足够了。北宋初年，青城（今都江堰市境内）王小波李顺农民起义军，为增强号召力，李顺妆扮成二郎神模样，广大蜀民见之，纷纷参军。宋太袒平定”叛乱”后，因李顺曾号称二郎神，故取消了二郎神”伪号”，但官方的取缔，并未阻止二郎神信仰在蜀地的广泛传播。南宋朱熹在《朱子语类》中说：“梓橦与灌口二郎两个神，几乎割据了两川。”明人小说《西游记》、《封神榜》及后来的杂剧戏曲《劈山救母》、《宝莲灯》及《聊斋》等文艺作品中，二郎神都大显神威。《西游记》中，二郎神以弹弓击倒齐天大圣孙悟空，又放哮天犬将孙悟空咬住，从而擒获了孙悟空。从唐代至清代，封建王朝为利用民间对二郎神的崇拜与信仰，不断地给二郎加封封号，以顺乎民心。据《王圻绩考》载：“元至顺元年，川抚某只请加封二郎而不言及李冰。”清道光时，川抚某请改二郎庙为李冰庙，以二郎配享，被道光皇帝降旨驳回道：“以前代祭典，（祀二郎）相沿已久，不易轻于变更。”清四川巡抚宪德请加二郎封号而不言及李冰，清四川总督骆秉璋在二郎庙内见二郎神高踞大殿，李冰仅居偏殿配享，乃发出慨叹说：“子掩其父，得无紊欤？！” 可。正如如来佛、观世音、耶酥、圣母……都有几千年不变的造型模式一样。三星堆祭坛的群巫之长、青铜大立人出土后，二郎神的原型，得到映证：他正是古蜀国国王蚕丛或蚕丛之后。

道书《灌江备考》说：“二郎为蚕丛之后，故额上有一纵目。”《蜀王本纪》说：“蜀之先王名蚕丛，其目纵。”具有狂热而悠久的祖宗崇拜传统的蜀人，终于将对祖宗蚕丛的崇拜，凝聚转移到了对二郎的狂热崇拜之上。秦灭蜀国之后，这种信仰与崇拜并未被泯灭，而是代代相传，不断强化升级。二郎神，正是古蜀王、神、巫三位一体的化身和影子。

蜀族蜀国的蜀字，本身就是一个象形字，就是一个夸张了眼睛（目）的蚕虫。蚕虫的发明人嫘祖（黄帝正妻）之子昌意（二子）娶蜀山氏之女昌仆。可见，古蜀国与蚕，与黄帝，有不解之缘。青城山黄帝祠、轩皇台、访宁桥，皆与此有关。古蜀先王，治蜀必先治水。蜀多水灾，古蜀王为取得民众对其统治合法性的认可，必先治水。首先在蜀治水者，是大禹。大禹生于都江堰上游几十里的汶川石纽乡飞沙关刳儿坪。这说明秦灭蜀之前，蜀国早有治水的传统与技术。大禹神因治水有功。最终由蜀走向全国，成为全国级的神。二郎神也是因治水有功，由都江堰灌口走向全国，成为全国级的神。《禹贡》言：“岷山导江，东别为沱”，《水经·江水注》言：“江水又东别为沱，开明之所凿也。”开明是古蜀国第五王朝的开国之君，在他之前的望帝，也曾治水，但不如开明治水有成效，开明又名鳖灵，即“冰”。《汉书·沟洫志》照抄《史记·河渠书》，只是在“冰”前缀一李字。古蜀国史书的被人为焚毁，以及古蜀国遗址的长期埋没，是东汉以后应劭“秦守”说长期谬说流传的原因。

三星堆出土青铜纵目人面具，其脸型五官特征与二郎神极似

再来看二郎神，其行为事迹，也多与古蜀国国王有关。1930年成都白马寺出土的古蜀王青铜剑上，有一个三只眼即额有纵目的人头图案。又据《蜀王本纪》、《华阳国志》等书载：“鱼凫（蜀王）田（猎）于湔山（今都江堰东岸之山）”、“蜀王猎于褒谷”。再据《殷墟甲骨文类编》中甲骨文记载，蜀人善猎，为商王室作“射人”之役。1940年四川新津出土的五口古蜀王钟，其中二口有猎犬图案。而民间传说的二郎神呢？也是个好猎手，也随身带着猎犬。清人钱茂《历代都江堰小功传》载：“二郎喜驰猎之事”。元人吴昌龄《唐三藏西天取经》杂剧第四出：“裴女云：他（猪八戒）诸佛不怕，只怕二郎细犬！”而历代画家的《二郎搜山图》，都把二郎神的哮天神犬放在突出地位。且在擒获山精木怪中大显神威。文革前的灌口二郎庙（二王庙）大殿上，右侧放置铁铸神犬，二郎神塑像两旁道童，左童持弹弓，右童持宝剑。在二郎神大殿的左侧，与铁犬对称的位置上，放着二郎神的独特兵器——铁铸三尖两刃刀，这种独一无二的兵器，只有二郎神一人使用。而这独特兵器，与近年四川三星堆出土的代表神权王权和巫师权的那90.8cm长的玉兵器——玉璋，无论在造型上和装饰上，都极相似。这证明，二郎神即古蜀王神巫的化身。

在元人杂剧《唐三藏西天取经》中，灌口二郎唱：“不周山戳破天吴，曾把共工试太阿，谁教有穷能射日，某高担五岳逐金乌！”唱词将二郎与后羿并提，一说明二郎神善射，二说明二郎神与太阳崇拜有关。在三星堆出土的古代神话传说中的三神树之一的西方“若木”——青铜巨型神树上，有九只乌，代表九个太阳。古蜀国王、神巫在祭祀中使用的九乌青铜神树，正与“二郎担山赶太阳”的民间神话传说相映证，相吻合。唐代小说《古岳渎经记》记大禹治水擒获淮涡水神无支祁。据鲁迅先生考证，无支祁即孙悟空的原型，则二郎神身上，又有大禹的影子。大禹，蚕丛，都早于鳖灵（冰），故二郎神不是李冰的儿了，而是李冰的老前辈。

四、借尸还魂祀二郎

蜀地民间长期酝酿崇拜的法力无边的治水之神二郎神，为啥叫二郎神呢？这也有地下出土的实物为证。据《文物》杂志载，1974年都江堰河底出土了“镇水三神石人”之一的李冰神石人圆雕，高2.9米；1975年，又在该河底出土了“镇水三神石人”之二的“持插神石人”，该石人比李冰神石人单薄矮小，缺头残高2米。从李冰神石人身上的铭文看，“镇水三神石人”是东汉灵帝建宁元年（公元168年）都水掾尹龙长陈壹所造。根据各地东汉圆雕讲求对称美的形式美法则，又根据庙宇祠堂主神两旁侍从必须对称的原则，我们可以确定：“三神石人”中的第三个，还没出土的第三个，应与第二个出土的持插神石人相同，且置于李冰神石人的两侧，呈对称状。（李冰神石人和持插断头神石人，今存都江堰伏龙观大殿。三神石人曾立于都江堰堰头镇水，并享受蜀民祭祀，后因洪水冲倒，埋于河底。）三神石人，减去李冰神石人，剩下的是什么？是二。3－1＝2嘛。二郎名称，来源在此。从持插缺头神石人看，其体型小于李冰神石人，身子单薄于李冰神石人，显然比李冰神石人年轻。青年男子在古代泛称为郎，（汉代已然），又古代帝王的侍从官通称为郎，都江堰在唐宋时叫“侍郎堰”，即本于此。《西游记》中，孙悟空称二郎神为“小小郎君”，元人杂剧《二郎斩蛟》中，称二郎为“少年都美清源公”，正与持插神石人相吻合。古代蜀人祭祀“三神石人”，既祭祀了李冰，又祭祀了二位“郎”。洪水埋藏了“镇水三神石人”之后，前人曾立三神石人并祭祀三神石人，即祭祀李冰和祭祀二位郎的故事，在十口相传、代代相传中，将数目字“二”误传误解为序词“二”。二郎于史无征，更便于夸张附会。根据一个庙宇只能有一个主神的原则，根据主神鼻梁必须在庙宇中央大殿中轴线上的对称美原则，二位郎也必须合并成一个郎，一个“排行第二”的郎，所以，“显英王庙”里，只能塑一个主神二郎神。在长期祭祀名不见经传、于史无征的二郎神的过程中，蜀人将民间代代相传的那位在古蜀国时代法力无边集神巫王为一身的先王（即三星堆祭坛中的纵目青铜大立人）的形象，附着揉合在二郎身上，大加崇拜和祭祀，将古蜀族先人（由氐、羌演化融合而来）的人种特征，如纵目、高钩鼻，直颊、方口等，附会到二郎神身上，以寄托怀旧之情，慕古之思，并将这一形象代代相传，实现了借二郎之尸，还古蜀神巫王之魂的目的。当封建士大夫（如应劭）戏说“李冰为秦王使者”时，民间百姓无奈，只好将崇祀的重心，由李冰转向二郎，导致长期的所谓“子掩其父。”三神石人——李冰、郎、郎，汉灵帝建宁元年（168年）造。李冰像1974年出土于都江堰河底，高2.9米，持插无名石人，1975年出土于距李冰出土处3米河底，残高2米。

《蜀王本纪》说：“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名曰柏 蒦，后者名曰鱼凫，此三代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随王化去……其后化民往往复出。”神化不死，是指精神不死，信仰长存。随王化去，指蜀民对古代神巫王合一的蜀先王的精神追随和崇拜信仰之深；化民复出，是指后代对古蜀文化，文明的继承，对传统的延续。人死不能复生，但精神是永远不死的，是可以遗传给子孙后代的。李冰（鳖灵）二郎（古蜀王蚕丛）将永远受到人民的崇祀。都江堰的开凿年代，至迟应在三星堆古蜀国文明遗址和成都金沙古蜀国王都遗址所反映的商代，至少比现今一般人认为的战国末年（公元前256年）要早一千多年。

文化、文明是千百万劳动者世代创造的，而不是一两个人创造的。只不过古人迷信，将大众的功绩都附会到一人身上，则这个人只能是神。李冰、二郎在古代被神化的过程，正是埋没、抹杀广大劳动者凿渠穿江功绩的过程。在科学民主的时代，“造神”不可能出现。但人类童年时期那些优美朴质的神话传说，将珍贵地流传，直至永远。

三、“子掩其父”的由来

“紊乱”起于何时？从东汉末年开始酝酿的二郎神，到了近千年之后的南宋初年，被纳入了李冰儿子的框架内。二郎神为李冰第二儿子的说法，最早见于南宋朱熹的《朱子语类》。《朱子语类》说：“蜀中灌口二郎神，当时是李冰，因开离堆有功立庙，今来现许多灵怪，乃是他第二儿子。”这句话模棱两可，既可理解为李冰即是二郎神，又可理解为二郎神是李冰第二儿子，在其他古书中（如《独醒杂志》）也有将李冰二郎混为一谈者。因为二者有许多事迹，如治水斩蛟斗江神等，是相同的。中，三个川主，即二郎、李冰和赵昱，而二郎神也有姓杨姓李姓赵三种传说.不论姓杨姓李姓赵，二郎神的共同点是少年，英俊，帅气，英武，神勇，治水擒龙，救民斩蛟，善射喜猎(与古蜀王猎于湔山暗合，湔山即都江堰侧东北面的山)二郎神的英武形象，在当代，通过电影、电视剧、动画片《大闹天宫》以及各种版本的连环画，传遍全国，甚至翻译介绍到世界各国，为世界各国人民所熟悉。国内外游客到都江堰参观游览，其目的之一，就是一睹这位在都江堰河畔二郎庙内血食千余年的治水英雄二郎神的风采。

李冰治水篇3

    论文摘要  历史上灌口二王庙庙食之争有多次  从唐宋至今，二郎神胜出，成为二王庙主神，居大殿主座神位，享受最隆厚的香火与血食。这是民本位思潮的胜利。

二王庙建于山川佳处，楼阁依山傍水，庙貌巍峨，双泉漱石，古木参天，曲径通幽，崴蕤翁郁，奇花异卉，四季常开，登楼临虚御空，顿觉心旷神怡，俯望都堰之全景，仰发思古人之悠情，庙南层峦叠嶂、如翠如黛，计有赵公、青城、卧牛、牛心、燕尾、莹华、老君、南华诸山。群山尽收望中，好养眼啊！雕梁画栋，建筑布局精美，沿石阶曲折而上，步移景换，旷奥相济,读碑念匾，陶冶情怀，游人百游不厌，留连徘徊。此乃中国古典园林的经典作品，更是世界璀璨文化之绝版遣存。二王庙自古就是一块风水宝地。它的环境，完全符合风水的四条原则，即”龙、沙、水、穴”。”龙”是指二王庙背靠龙门山脉的高山玉垒山、湔山，如太师椅的靠背。”沙”是指庙宇左右有两道小山梁回护，如太师椅的扶手。二王庙左有鸡公包山，直插岷江，为太师椅的左扶手；二王庙右有石厂湾山梁，直插岷江，如太师椅的右扶手。”水”是指二王庙门前弯弯的岷江流水，清澈明净，浪花如雪；”穴”即指二王庙座落在山坳台地上，如”玄牝之门”上的珍珠。<老子>曰:”玄牝之门，是谓天地之根。”故这块风水宝地上，万物生生不息，人气长存。这样一块风水宝地，人见人爱，但并非人人都能得到。只有有德有功有能之人，才能永远在此享受血食，享受环境。

蜀地自古以来，在此风水宝地享受血食者，有哪些呢？

1蚕丛。李白<蜀道难>诗曰：”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蚕丛是古蜀国人的老祖先人，是蜀国开国鼻祖。蜀即蚕，蜀字象一只夸张了眼睛的蚕虫之形。古蜀人以蚕为图滕，并大力发展养蚕，为锦城成都，打下了织锦基业。蚕丛是纵目人，死作石棺椁，蜀人从之，号曰纵目人冢。能引起蜀人从之，当然有德有功，当然该在此享受血食。具有强烈祀祖情结的蜀人，当然要在这风水宝地，祭祀老祖先人啦。四万八千岁，,比万岁的皇帝爷，资格还老。

2鱼凫。鱼凫是古蜀王。他在此湔山打猎，死于湔山。蜀人在此为之立祠。

3大禹。大禹生于西羌，其出生地刳儿坪，距都江堰仅20多公里。大禹治水，始于岷江。<禹贡>上说，’岷山导江，东别为沱’玉垒山即东别为沱的标志。大禹在此治水，当然有资格在此享受血食啦

4杜宇。杜宇即望帝，是古蜀国第四王朝的一把手。他凿巫山治水，教民务农。死后化为杜鹃阳雀太阳鸟。成都古蜀国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鸟金箔图案，即是阳雀。该图案与蜀人崇拜太阳、崇拜阳雀、崇拜化为阳雀的杜宇，有深刻的渊源关系。每当春天播种之时，蜀人听见阳雀长啼，都会仰望天空说，这是杜主在提醒我们播种啊！解放前尚存的都江堰农坛内，就祀有杜宇。虽说望帝春心托杜鹃，私生活不太检点，但他颁行重农政策。蜀人还是怀念他。

5开明。开明即鳖灵，是古蜀国第五王朝的国王。鳖灵被望帝派去决玉垒山以除水害，他那美丽的妻子，在他出差时，被望帝淫了。所以望帝禅让政权给他，然后隐居青城山，变为杜鹃.。鳖灵治都江堰有功，又因受第三者破环家庭，所以蜀人同情他，怀念他，崇拜他。

6李冰。<史记河渠书>是最早记冰治水的。该书把冰治水排在大禹治水之后，西门豹治水之前，更在郑国修渠之前很久。该书说”蜀守冰凿离堆，避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

7二郎神。二郎神在灌口(今名都江堰市)治水斩蛟，救民水火，免费治病，降妖伏魔，神通广大，威应刹那。蜀人及中国人对他崇拜极深。

以上7位，都是在蜀中有大德大功大能者，都在宝地上享受过血食。然而其间也有血食之变、庙食之争

第一次庙食之变，是蜀人对老祖先人蚕丛的祭祀规模扩大.后，二王庙原址空间狭小，已远远满足不了万人大祭典的空间要求,便将蚕丛祭坛，从这里迁住广汉三星堆，这里改祀”田于湔山，忽得仙道”的古蜀王鱼凫。                                                                                    

第二次庙食争，是鱼凫庙衰，改祀大禹。

第三次庙食之争，是望帝杜宇死后，蜀人纪念杜宇,在此地改建望帝祠，而将大禹祠迁于玉垒关下，鸡公包以东。

第四次庙食之变，是东汉末年，水利官员在都江堰滩头造三神祠，与望帝祠隔水相望。三神祠上，立三神石人,一神为李冰,另二神为无名持耒者。三神石人抢了古蜀王望帝祠的香火,引起蜀地土箸原住民不满.将石人推倒.不久，官方再造汉官模样的三石人,立于都江堰上,这些石人与民间普遍认同的持耒民工是修堰功臣的理念相违反,又再次引起蜀地±著反感而将石人头颅敲掉，推倒.,。

第五次庙食之争，是南齐明帝建武年间，因李冰二郎香火超过望帝，益州刺使刘季连，顺应民心，将望帝祠迁往郫县,在望帝祠原址，建崇德庙，祀李冰二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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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次庙食之争，是崇德庙内二郎地位大超李冰。蜀人对二郎的狂热崇拜，迫使宋徽宗敕封二郎为川主清源妙道真君,庙名改为二郎庙。庙中格局是：二郎高踞大殿，成为主神。李冰仅居偏殿配享.。南宋朱熹<朱子语类>说：”梓潼与灌口二郎两个神，几乎割据了两川。”二郎地位大升,迫使维护官本位体制的儒家士大夫，杜撰出自相矛盾的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二郎就是李冰,另一种说法是：二郎是李冰的儿子。<朱子语类>说；”蜀中灌口二郎神，当时是李冰，因开离堆有功立庙。今来见许多灵怪，乃是他第二儿子出来。”这种说法，加深了二郎庙(清雍正五年时改称二王庙)内血食的矛盾。违反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基本原则。导致了”子掩其父”的乱伦。.然而，以儒家思想为指导思想的封建王朝，也不敢冒犯民意,擅将李冰居于大殿。二郎庙中，二郎神高居大殿的情形，历千余年而不衰，直至文革初期红卫兵打倒二郎神像为止.。清道光时，四川总督骆秉璋视察二王庙时，发现二郎高踞大殿，李冰仅居偏殿，遂大发慨叹说：”子掩其父，得毋紊欤？”并上奏道光帝,请将二郎改居偏殿将李弄到大殿,被道光帝以”前代祀典不宜擅改”驳回。其实，这种”子掩其父”的叹息是骆总督不憧历史造成的。因为二郎并非李冰儿子，不存在”子掩其父”的问题。

       第七次血食之争，是文革后期1974年，革委会一改千年庙食格局，将李冰放大，塑于二王庙大殿，把二郎缩小，塑于二王庙后殿

第八次血食之变，是2004年为发展旅游，满足广大游客特别是女游客崇拜少年英俊的二郎神的愿望，又将二郎神像重新置于大殿主神位置，而将李冰还原塑于后殿配享。

民谚曰：”国无二主，家无二猫”一庙之中，也只能有一个主神。二郎庙内主神之争，说到底是权益之争。正因为如此，二郎姓氏之争历千年而不息。                                              二郎是谁？南宋以后，出现了种种互相矛盾的说法,有说杨戬为川主清源妙道真君二郎神者，此说为民间传说，势力最大。有说隋嘉州太守赵昱为川主清源妙道真君二郎神者，此说影响较大。有说李冰为川主清源妙道真君二郎神者，此说为儒家士大夫主张。清人陈怀仁写<川主三神合传>折中矛盾，将三人都写作川主，写作清源妙道真君，写作二郎神，儒释道三说合流，皆大欢喜。

除上述三种主要说法外，还有如下说法：

1、二郎神为隋灌州刺使杨煜.

2、二郎神为晋襄阳太守邓遐

3、二郎神为四大天王中多闻天王二子独健

4、二郎神为五代氐族首领杨难当

5、二郎神为羌族神罗合

6、二郎神为袄神若王衍者

7、二郎神为后蜀主孟昶或孟昶”遗孤”李顺

8、二郎神为彝族”支格阿力”神

………

事实上，在中国，只要不是独生子女家庭，就会是二郎家家有。二郎无名无姓，于史无征，这就给想利用二郎声望的人们留下了可趁之机。.由于中国古代文肓众多，信息封闭，造神者可附会夸张发挥。所以才有多种二郎神姓名版本与说法。以上说法，尽是两宋以后产生的，并没有上溯到二郎神源头。

假如我们把眼光向前看，看到唐末五代之前，看到广汉三星堆古蜀文明遣址，看到成都金沙古蜀文明遣址，我们会发现，三只眼的二郎神，额上有纵目，与三星堆祭坛上神秘、深沉、坚毅、执着、威严的纵目人青铜面具，与巫、王、神三位一体的青铜大立人，有很多相似之处；我们会发现，同古蜀王一样喜欢纵犬打猎，并担起五座大山，追逐太阳，追逐金乌(太阳乌)的二郎神，与成都金沙古蜀文明遣址出土的太阳及太阳鸟金箔图案，似有渊源关系。秦灭蜀后，古蜀文明遗物遗址深埋地下两千多年,于1986年和2000年才重见天日。.这些遗址、遗物，连写<史记>的西汉人司马迁都没见过,更不用说其后的史学家和一般人了。加上秦人焚书，古蜀史当然只有茫然了。但是，三星堆和金沙时代古蜀文明的遗传基因，以及蜀人对老祖先人的崇拜情结，却在民间口口相传中，突破秦皇以来的思想禁锢，部分保留了下来，并附着到了东汉末年新造的二郎神身上。我们比司马迁等前人幸运，我们看到了三星堆、金沙遗址与二郎神的渊源关系。

1974年3月，都江堰河底出土了一个神人。神人为石刻圆雕，高2.9米，头戴官帽，肥硕而粗腰。胸前有对称的三行铭文，中行为”故蜀郡李府君讳冰”左行右行为”建宁元年都水掾龙长陈壹造三神石人镇水万世焉”建宁为东汉灵帝年号。元年为公元168年。其时腐败成风，黄巾起义一触即发。二位造神官员名叫尹龙、陈壹。二人只留名，并不亲自雕刻石像。雕刻石像的石匠，被当官的剥夺了署名权，为发泄对腐败的不满之气,，乃在雕刻三神石人过程中，美化持耒治水的劳动者的形象。                                                                             

1975年3月，在距李冰神人出土处30多米的河底，又出土了一个神石人。石人缺头高2米，无名，双手持耒。为三神石人之一。该石人苗条细腰，显然比粗腰雍肿的李冰神石人，更加年轻，更加俊美。根据东汉神像讲求对称美的原则。我们可以肯定，未出土的第三个神石人，一定与第二个出土的持耒神石人一样，是呈对称状，站在李冰神石人两侧的持耒青年，是民工形象。古代青年，泛称郎，李冰神有名有姓，可称呼。二位持耒青年，无名无姓，只能以郎相称呼，呼为二郎神。特别是在”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踏歌声”的春天，那些女香客、女游客，在焚香跪拜之余，总是要对着石刻的英俊青年，频送秋波，心中深情地呼一声”郎呀”！并将其视为梦中情人。这李冰神人及其两侧的二位郎，后来被洪水冲走，埋入河底。但二个郎持耒镇水的英武形象，却在人民口碑中传了下去，二个郎被误传为一个二郎。河水能冲走石人，却冲不走崇拜持耒镇水的二郎神的民心，.人们重新在都江堰上，为之修建二郎庙，隆血食，荐樽俎。并向全国发展。                                                                   二郎神庙在

北宋时，己遍及两川，遍及全国，连京城汴梁也有了二郎庙。宋徽宗夫人韩玉翘，在二郎庙见到少年英俊的二郎神像，深情地发誓说，若能与二郎神同床共枕，死也心甘。元人杂剧<二郎斩蛟>中歌唱二郎神道：”少年都美清源公，青峰一下斩狂虺””都”是美的意思，”都美”即是美上加美。为什么二郎神的地位会反超李冰呢？除美貌年轻帅气之外，一个重要因素是民心。二郎神本是持耒劳动民工，更能引起劳动人民的崇拜与共鸡。东汉灵帝时腐败透顶，其时民心是倾向持耒二郎而不是倾向官吏的。当镇压黄巾起义立功升官的山东泰山太守应劭，首倡’秦昭王派李冰为蜀守”之谬说时，蜀人大为反感。秦昭王在<蔺相如列传>、<屈原列传>、<鲁仲廷连义不帝秦>等史籍中表现出来的贪婪、狠毒、欺诈、霸道、食言、流氓、无赖、乱击瓦缶的小人形象，促成了蜀人对秦昭王提拔的大官李冰的反感，导致崇拜重心，由崇拜大官，转向崇拜由持耒民工演化而来的二郎。唐宋以后，二郎神崇拜大超李冰。为挽颓势，宋儒朱熹等封建官吏，开始把李冰说成是二郎，又把二郎说成李冰儿子。但是民众不买帐，继续加大对二郎神的崇拜力度。北宋杨无咎<二郎神.清源寿辰>词写道：

“炎光欲谢，更几日，薰风吹雨。共说是天公，亦嘉神贶，特作澄清海宇。灌口擒龙，离堆平水，休问功超前古。当中兴，护我边陲，重使四方安堵。  新府，祠庭占得，山川佳处，看晓汲双泉（二郎庙内双泉，一在大殿右后侧，一在大殿左后侧半山腰今‘铁龙吐水’殿）晚除百病，奔走千门万户。岁岁生朝，勤勤称颂，但可民灾无苦。只愿得，地久天长，协佐绍兴皇都。”

李冰治水篇4

长城当然也非常伟大，不管孟姜女们如何痛哭流涕，站远了看，这个苦难的民族竟用人力在野山荒漠间修了一条万里屏障，为我们生存的星球留下了一种人类意志力的骄傲。长城到了八达岭一带已经没有什么味道，而在甘肃、陕西、山西、内蒙一带，劲厉的寒风在时断时续的颓壁残垣间呼啸，淡淡的夕照、荒凉的旷野溶成一气，让人全身心地投入对历史、对岁月、对民族的巨大惊悸，感觉就深厚得多了。但是，就在秦始皇下令修长城的数十年前，四川平原上已经完成了一个了不起的工程。它的规模从表面上看远不如长城宏大，却注定要稳稳当当地造福千年。如果说，长城占据了辽阔的空间，那么，它却实实在在地占据了邈远的时间。长城的社会功用早已废弛，而它至今还在为无数发众输送汩汩清流。有了它，旱涝无常的四川平原成了天府之国，每当我们民族有了重大灾难，天府之国总是沉着地提供庇护和濡养。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永久性地灌溉了中华民族。有了它，才有诸葛亮、刘备的雄才大略，才有李白、杜甫、陆游的川行华章。说得近一点，有了它，抗日战争中的中国才有一个比较安定的后方。

它的水流不像万里长城那样突兀在外，而是细细浸润、节节延伸，延伸的距离并不比长城短。长城的文明是一种僵硬的雕塑，它的文明是一种灵动的生活。长城摆出一副老资格等待人们的修缮，它却卑处一隅，像一位绝不炫耀、毫无所求的乡间母亲，只知贡献。一查履历，长城还只是它的后辈，它就是都江堰。我去都江堰之前，以为它只是一个水利工程罢了，不会有太大的游观价值。连葛洲坝都看过了，它还能怎么样？只是要去青城山玩，得路过灌县县城，它就在近旁，就乘便看一眼吧。因此，在灌县下车，心绪懒懒的，脚步散散的，在街上胡逛，一心只想看青城山。

七转八弯，从简朴的街市走进了一个草木茂盛的所在。脸面渐觉滋润，眼前愈显清朗，也没有谁指路，只向更滋润、更清朗的去处走。忽然，天地间开始有些异常，一种隐隐然的骚动，一种还不太响却一定是非常响的声音，充斥周际。如地震前兆，如海啸将临，如山崩即至，浑身起一种莫名的紧张，又紧张得急于趋附。不知是自己走去的还是被它吸去的，终于陡然一惊，我已站在伏龙观前，眼前，急流浩荡，大地震颤。即便是站在海边礁石上，也没有像这里强烈地领受到水的魅力。海水是雍容大度的聚会，聚会得太多太深，茫茫一片，让人忘记它是切切实实的水，可掬可捧的水。这里的水却不同，要说多也不算太多，但股股叠叠都精神焕发，合在一起比赛着飞奔的力量，踊跃着喧嚣的生命。这种比赛又极有规矩，奔着奔着，遇到江心的分水堤，刷地一下裁割为二，直窜出去，两股水分别撞到了一道坚坝，立即乖乖地转身改向，再在另一道坚坝上撞一下，于是又根据筑坝者的指令来一番调整……也许水流对自己的驯顺有点恼怒了，突然撒起野来，猛地翻卷咆哮，但越是这样越是显现出一种更壮丽的驯顺。已经咆哮到让人心魄俱夺，也没有一滴水溅错了方位。阴气森森间，延续着一场千年的收伏战。水在这里吃够了苦头也出足了风头，就像一场千年的收伏战。就像一大拨翻越各种障碍的马拉松健儿，把最强悍的生命付之于规整，付之于企盼，付之于众目睽睽。看云看雾看日出各有胜地，要看水，万不可忘了都江堰。这一切，首先要归功于遥远得看不出面影的李冰。四川有幸，公元前251年出现过一项毫不惹人注目的任命：李冰任蜀郡守。

此后中国千年官场的惯例，是把一批批有所执持的学者遴选为无所专攻的官僚，而李冰，却因官位而成了一名实践科学家。这里明显地出现了两种判然不同的政治走向，在李冰看来，政治的含义是浚理，是消灾，是滋润，是濡养，它要实施的事儿，既具体又质朴。他领受了一个连孩单都能领悟的简单道理：既然四川最大的困扰是旱涝，那么四川的统治者必须成为水利学家。

前不久我曾接到一位极有作为的市长的名片，上面的头衔只印了“土木工程师”，我立即追想到了李冰。没有证据可以说明李冰的政治才能，但因有过他，中国也就有过了一种冰清玉洁的政治纲领。

他是郡守，手握一把长锸，站在滔滔的江边，完成了一个“守”字的原始造型。那把长锸，千年来始终与金杖玉玺、铁戟钢锤反复辩论。他失败了，终究又胜利了。

他开始叫人绘制水系图谱。这图谱，可与今天的裁军数据、登月线路遥相呼应。

他当然没有在哪里学过水利。但是，以使命为学校，死钻几载，他总结出治水三字经“深淘滩，低作堰”、八字真言“遇湾截角，逢正抽心”，直到20世纪仍是水利工程的圭臬。他的这点学问，永远水气淋漓，而后于他不知多少年的厚厚典籍，却早已风干，松脆得无法翻阅。

他没有料到，他治水的韬略很快被替代成治人的计谋；他没有料到，他想灌溉的沃土将会时时成为战场，沃土上的稻谷将有大半充作军粮。他只知道，这个人要想不灭绝，就必须要有清泉和米粮。他大愚，又大智。他大拙，又大巧。他以田间老农的思维，进入了最澄彻的人类学的思考。他未曾留下什么生平资料，只留下硬扎扎的水坝一座，让人们去猜详。人们到这儿一次次纳闷：这是谁呢？死于两千年前，却明明还在指挥水流。站在江心的岗亭前，“你走这边，他走那边”的吆喝声、劝诫声、慰抚声，声声入耳。没有一个人能活得这样长寿。

秦始皇筑长城的指令，雄壮、蛮吓、残忍；他筑堰的指令，智慧、仁慈、透明。

有什么样的起点就会有什么样的延续。长城半是壮胆半是排场，世世代代，大体是这样。直到今天，长城还常常成为排场。都江堰一开始就清朗可鉴，结果，它的历史也总显出超乎寻常的格调。李冰在世时已考虑事业的承续，命令自己的儿子作3个石人，镇于江间，测量水位。李冰逝世400年后，也许3个石人已经损缺，汉代水官重造高及3米的“三神石人”测量水位。这“三神石人”其中一尊即是李冰雕像。这位汉代水官一定是承接了李冰的伟大精魂，竟敢于把自己尊敬的祖师，放在江中镇水测量。他懂得李冰的心意，唯有那里才是他最合适的岗位。这个设计竟然没有遭到反对而顺利实施，只能说都江堰为自己流泻出了一个独特的精神世界。

石像终于被岁月的淤泥掩埋，本世纪70年代出土时，有一尊石像头部已经残缺，手上还紧握着长锸。有人说，这是李冰的儿子。即使不是，我仍然把他看成是李冰的儿子。一位现代作家见到这尊塑像怦然心动，“没淤泥而蔼然含笑，断颈项而长锸在握”，作家由此而向现代官场衮衮诸公诘问：活着或死了应站在哪里？出土的石像现正在伏龙观里展览。人们在轰鸣如雷的水声中向他们默默祭奠。在这里，我突然产生了对中国历史的某种乐观。只要都江堰不坍，李冰的精魂就不会消散，李冰的儿子会代代繁衍。轰鸣的江水便是至圣至善的遗言。继续往前走，看到了一条横江索桥。桥很高，桥索由麻绳、竹篾编成。跨上去，桥身就猛烈摆动，越犹豫进退，摆动就越大。在这样高的地方偷看桥下会神志慌乱，但这是索桥，到处漏空，由不得你不看。一看之下，先是惊叹。脚下的江流，从那么遥远的地方奔来，一派义无反顾的决绝势头，挟着寒风，吐着白沫，凌厉锐进。我站得这么高还感觉到了它的砭肤冷气，估计它是从雪山赶来的罢。但是，再看桥的另一边，它硬是化作许多亮闪闪的河渠，改恶从善。人对自然力的驯服，干得多么爽利。如果人类干什么事都这么爽利，地球早已是另一副模样。

但是，人类总是缺乏自信，进进退退，走走停停，不断自我耗损，又不断地为耗损而再耗损。结果，仅仅多了一点自信的李冰，倒成了人们心中的神。离索桥东端不远的玉垒山麓，建有一座二王庙，祭祀李冰父子。人们在虔诚膜拜，膜拜自己同类中更像一点人的人。钟鼓钹磬，朝朝暮暮，重一声，轻一声，伴和着江涛轰鸣。

李冰这样的人，是应该找个安静的地方好好纪念一下的，造个二王庙，也合民众心意。

李冰治水篇5

八千年史话渺渺茫茫迹寻何处；

数万顷良田郁郁葱葱功在斯人。

面对古蜀国如此杰出的两位先贤――望帝杜宇和丛帝鳖灵，实在令人肃然起敬……

一

初识望丛祠，正逢动乱之秋。到处闹哄哄的，独那边清静。驻足细看，才知是望丛祠。

蜀中的陵祠庙宇甚多，唯此处与众不同：楼台亭榭的构筑，恰如会稽禹陵的翻版。想想，大概是同禹治水有关吧。

大凡陵祠庙宇的门，不是坐北朝南，便是坐东朝西；这望丛祠却怪，单朝正北。而且，正面无门，由一方照壁挡着。大门开在两旁，一朝西北，一向北方。

那时人们大都闹革命去了，祠里祠外无人管理，进出自由。破“四旧”啊，此祠未被推倒，此坟未被扒掉，已经是大大的幸运了。

略略看过，很佩服建祠人的独具匠心。望帝杜宇教民务农，丛帝鳖灵治水有功；又因为望帝“不拘一格降人才”，重用鳖灵为相，才成就了他修建都江堰的盖世奇功。二功在田畴，后人对他们同等看重，来个“二陵一祠”，正面不设大门，只从东西两边进出，实在是恰到好处的安排。都江堰导引出了平原的积水，开垦了沃野千里，同时又灌溉北边的数百万亩旱地，奠定了“天府之国”的基础，使子孙万代受益，与大禹疏河导流而理九州功德同在，望丛祠仿照会稽禹陵的样式构筑，自是无可非议了。

看着瞧着，猛然记起在中学课本里，写的是李冰父子修建的都江堰，还专门有座“二王庙”呢！这里又说是鳖灵修的都江堰，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好在离灌县不远，顺路去瞧个明白吧。

谁知，不看倒好，人云亦云，省得烦恼；看了之后，更添了许多“为什 么”。

李冰是由秦国委派的蜀郡郡守，怎么会同他的儿子一块成“二王”了呢？说是“二王庙”，但庙里边的布局却与常理相悖：儿子二郎坐在宽敞明亮的前厅，老子李冰却孤零零地搁在后殿。还有呢，李冰是秦国人，脸谱与现代人大同小异；而二郎的形象却是典型的“纵目人”，像史书上记述的那样：“古蜀人的眼角是向前额延伸着的。”未听到有李冰娶蜀族女子为妻的传闻，儿子和老子的相貌何以会有如此之大的差异呢？这座位于玉垒山麓的“二王庙”，既然是李冰父子共同的祀祠，为何大殿天花板上画的又全是二郎故事呢？尤其是山门后边檐口处那两幅刻图更令人费解：上面刻着李冰斗犀牛，下面刻的却是二郎擒龙的故事：二郎的手揪住龙的鼻子，身后站着七位帮手和两条啸天犬。

在那之后，或出差，或路过，又多次去过，越看疑问越多，想必定有蹊跷。

二

“蚕丛和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

远在西南边陲的古蜀国，正如李白在这首《蜀道难》的名篇中描述的那样，很少与中原各族往来。所以，对她的存在和发展，世人知之甚少。其实，古蜀族悠久的历史，璀璨的文明，足可以同中原各族媲美呢！

前些年，学者们在成都百花潭出土的铜盒盖上发现40个类似拼音符号的东西，被认定为“蚕丝文字”；考证其产生时间，应上溯到公元前15世纪。后不久，又从地下挖掘出了3670年前的文物，也得出古蜀国的文明史，至少要在秦国灭蜀的公元前316年再往上推1500年以上的结论。是啊，早在黄帝战胜蚩尤，在神州大地上建立起第一个有共主的国家之前，蜀民族已有了相当的发展了。据《山海经・海内经》和《史记・三代世表》记载，黄帝姬轩辕曾将他的二儿子昌意分封到若水河畔。不久，昌意即娶蜀山民族女子昌蒲为妻。倘若那时蜀族不存在，黄帝又怎么会舍得让儿子来若水落户呢？后来，他们的儿子高阳（即昌意和蜀族女子结婚后生的儿子）继承帝位，即是被誉为“中华五帝”之一的颛顼帝（黄帝临终前将帝位传给了这位孙儿）。

据《尚书・牧誓》记载，周武王伐纣时，蜀不但积极参加，而且“歌舞以凌”，骁勇善战，深得周武王的赏识。那之后第30年，周成王时代著的《毛伯彝》记载，周王朝“作四方亟”，蜀是其中之一。“亟”同“极”，即“极限”、“首长”的意思，说明那时蜀在西南各少数民族中取得了首领地位。

晋代常璩的《华阳国志》，曾有“周失纲纪，蜀先称王。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次王曰柏 ，次又曰鱼凫……后有王曰杜宇”的记载。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江水》也说“望帝者，杜宇也”。汉代杨雄在《蜀王本纪》中有更精彩的记述：“后有一男子名曰杜宇，从天坠，止朱提。有一女子名利，从江源井中出，为杜宇妻，乃自立为王，号曰望帝，移居郫邑。”

史籍中有关杜宇的记载不少，揣其始末，杜宇有可能是从农业比较发达的华夏，即中原地区流落到朱提那地方的。朱提，在云南昭通附近，古代盛产铜和银。杜宇既然“教民务农”，又有很好的炼铜技术，便逐渐得到了部落的信任，被拥戴为“尊长”。他和蜀族女子利一见钟情，被史籍记载为“从天坠”，“井中出”，不是太玄乎了吗？勇猛雄健的朱提男子杜宇，从天上掉下来与从井中钻出来的蜀女利结为夫妇，怎么可能呢？其实，按原始传说，所谓从井中出者，是指蜀族经岷山进入成都平原的事。童正恩的《古代的巴蜀》一书，根据史实和岷山上游的出土文物，论证蜀民族的迁徙路线是从陕南往西进入甘肃，然后沿岷江而下进入成都平原。这在天文中被称为“东井”。这就是蜀女利“井中出”的由来。“从天坠”呢，是当时的媒妁语言，是为了同女子的“井中出”相匹配的。也有将从华夏来的人，称为从“天国”、“天上”来的。当时各少数民族，都以黄帝建立的文明国家为楷模呢！

有的史籍上也说，鱼凫实际上是个女王，她将女儿嫁给杜宇为妻之后，便将帝位传给了他。其实，鱼凫帝是男是女都无关紧要。当时还处在氏族部落状态，从母系社会的结构分析，将鱼凫帝认定为女王，也是无可挑剔的。

近年来，学者考察古代蜀族活动的踪迹，比较一致地认为：当时的蜀族已下了岷山，而且是从高地逐步地降居平地的。郫县出土的一件铜矛上，饰有杜鹃鸟纹图案，表明蜀族中确有一支以杜鹃鸟为图腾的氏族。从全国出土的文物来看，凡带有鸟纹图腾的地方的部落，对农业都特别感兴趣，而且大都从原始的耕作中积累了许多的经验。郫县铜矛饰物表明，在春秋时期，这支蜀族的继承者以望帝杜宇为代表，为了利用川西冲击平原的有利自然条件发展农业，就把古蜀国的政治中心从彭县的海窝子迁到了郫县境内……

根据大量史籍记载，杜宇是个称职的深受蜀民爱戴的好首领。即使是今天，还可以从郫县或蜀中其他地方，听到望帝杜宇化作杜鹃，每到春暖花开季节催促百姓春耕，在房前屋后声声啼鸣，叫得口吐鲜血仍不停歇的传说。

望帝杜宇教民务农，鼓励耕种，使古蜀国出现了空前的繁荣。据《华阳国志》记载，到望帝杜宇时，古蜀国已是“山林、泽渔、园圃、瓜果、四季成熟”，“桑、漆、麻、”，特别丰饶。其疆界，北边已扩展到“以褒斜为前门”（“褒斜”，为二谷名，是汉中褒城通往陕西户县之要道。汉中平原，周代有褒国），南边以“熊耳，灵关为后户”（即今四川省青神、芦山一带），西边以“玉垒、峨眉为城廓”，东边则以“江、潜、绵、洛为池泽”。望帝杜宇深得民心，被誉为“雄张西土第一人”。

三

在现代人眼里，大都认为举世闻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是李冰父子修建的。余秋雨先生在《都江堰》一文中，也将修建都江堰的历史功绩归结为“这一切，首先要归功于遥远得看不出画影的李冰”哩！其实不然。都江堰的枢纽工程，最早是由蜀相鳖灵主持修建的。

据史书记载，鳖灵凿玉垒山、决宝瓶口，是在公元前6世纪中叶完成的。李冰呢，是在秦国灭蜀（前316）66年之后，于公元前250年（有的史书记载为251年），才由秦国委派为秦郡郡守的。

其实，早在李冰出生之前成书的《尚书・禹贡》中就有“岷山导江，东别为沱”的记载了。《竹书纪年》也称“梁（魏）惠王十年（前360）瑕阳（今山西安邑）人自秦导岷山青衣江来归（回魏）”。青衣江口，正是当时鳖灵的开明王朝国都所在地。魏瑕阳人千里迢迢跑去青衣江观摩先进的水利工程，不正是鳖灵在李冰任蜀郡郡守之前已建起了都江堰的最好旁证吗！

不但如此，《太平御览》引汉代成书的《蜀王本纪》云：“时玉山出水，若尧之洪水，望帝不能治，使鳖灵决玉山，民得陆处。”晋代常璩的《华阳国志》以及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都指出，杜宇之世，“会有水灾，其相开明决玉垒山以除水害，帝遂委以政事”，“开明号从帝……凡王属十二世，后亡于秦”。

开明，即鳖灵。《水经注》卷33引来敏的《本蜀论》曰：“荆人鳖灵死，其尸随水上，荆人求之，不得。灵至汶山下复生，起见望帝……望帝立以为相。”唐章怀太子也注引汉杨雄的《蜀王本纪》云：“荆人鳖灵死，其尸流亡，随江水上至成都，见蜀王杜宇……”

乍看起来，这些文字像在讲述一个神话故事。不是吗？那个叫鳖灵的人死在荆州（古荆州即今湖北省江陵市），尸体却逆江而上，怎么可能呢？不过，对当时的习俗和古代文字稍作考究便知词义并非如此了。用现代通俗的话来说就是，荆州有个判了死刑的（即“死”的意思）叫鳖灵的人，沿着江水逃（即“亡”“尸”的含义）至成都，蜀王杜宇同他交谈后，觉得他很有治水才干，先是任命他为相。由于他修建都江堰有功，深得蜀民拥戴，杜宇就将帝位让给了他。

鳖灵确实是位杰出的水利专家。他在实地勘察时发现，从郫县到灌县一线的地势较高，像鱼的脊背一样地将成都平原分成了两部分：西南是岷江，以水多为患。江水滔滔，连同周边平原上的给水，形成一片。西北边呢，却是些时常干涸的小河。春夏山洪暴发时，这些小河便泛滥成灾，到需要灌溉的时候呢，却又干旱无雨，田土龟裂。如果让岷江水的一部分穿过鱼的脊背流向北边，注入那些干涸的小河里，不就可以解除东西两边的水患，又能够浇灌北边那些旱地了吗？他也就有了凿玉垒山、决宝瓶口的创举……

四

杜宇本是位备受蜀民喜爱的好首领，更由于他“不拘一格降人才”，重用鳖灵为相，成全了他修建都江堰的盖世奇功，使蜀民子孙后代受益。然而，蜀民永远不忘望帝杜宇和从帝鳖灵的恩德，在玉垒山麓为他们建祠立庙，常年祭祀。到了清明时节，各地蜀民更是扶老携幼，赶来拜祭。旌旗纷舞，锣鼓惊天，场面十分热烈：“万头攒动，盛况空前，颂声如雷鸣，闻传数十里而不绝。”

这些，在各种古代史籍中均有记载，历经漫长岁月，并未有任何人提出过异议。而且，蜀民对“功在田畴”的这两位先贤崇拜有加，也是无可非议的，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见到那碧绿的麦苗儿和金黄色的沉甸甸的谷穗时，便会想起望丛二帝的功德。这正是淳朴憨厚的蜀民们“吃水不忘挖井人”的可贵，是应该受到称赞的。可是，这些举动太令帝王们眼热了，眼红了！蜀民只知有蜀王，不把我这皇帝当回事，这还了得吗？为了淡化和分离蜀民对望丛二帝的缅怀情结，早在南北朝时南齐建武年间（494～498），就将玉垒山麓的二帝陵庙搬迁到了郫县城西南；继而宋太祖赵匡胤册封已死去千余年的秦郡郡守李冰为王。自后，各朝各代纷纷摇旗呐喊，褒李冰父子而贬望丛二帝，以讨帝王们的欢心。这些人中，表现最积极、影响面最宽的要算朱熹。他先是喊出了帝王们想说而又怕得罪蜀民的心里话，无病地惊呼：二郎神和梓撞神“割据了两川”。其后更在他的《朱子语类》中别有用心地将民间传说中鳖灵的得力助手，蜀人治水英雄二郎，说成是李冰的儿子。封建帝王们便以“二王”同“二帝”抗衡。各朝各代又给在玉垒山麓二帝陵庙的旧址上改建的李冰父子的“二王庙”增砖添瓦。每到清明时节，皇帝就指派身边重臣赶赴灌县，统领地方官员和民众拜祭李冰父子而不再提及望丛二帝。如此这般，李代桃僵，久而久之，修建都江堰的历史功绩，便渐渐地转移到了李冰父子身上了，而真正构筑都江堰的元勋鳖灵，反倒靠边站了。

这里，丝毫没有否定李冰功绩的意思。李冰在蜀郡郡守任期内，也做了许多有利的事情。他对都江堰的贡献，是修了飞沙堰和加开了成都附近的两条河，使都江堰排灌系统更趋完善。正如《古今集记》上评价的那样：“自禹治水之后，冰能因其旧迹而疏广之。”

反映史前历史事件的书籍原本就少，对古蜀国的记载更是寥寥无几，而且，能见到这只言片语的人又有多少呢？看来，鳖灵是注定要做无名英雄了。

五

历史毕竟是历史。历史是不会被时间的推移或人为因素所能够掩饰得了的！

李冰治水篇6

“我们工作不为名”

交通部一位工作人员对李盛霖这样评价：“李部长是一个有思路，又务实肯干的人。”

1983年起，李盛霖开始在天津市工作。先后担任天津市政府副秘书长，天津市纺织工业局局长，天津市副市长，市委副书记等职。1998年，李盛霖当选天津市市长。

2002年底，李盛霖告别工作近20年的天津，进入原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任副主任。2003年，国家发改委成立，李盛霖任副主任。2005年12月，李盛霖调任交通部部长。

这位交通部多年来较少的“非业内出身”的部长，其跨领域的工作阅历和多年的基层工作经验，使他得以从一个全新的角度认识交通工作。

虽然与交通结缘的时间并不长，但李盛霖却凭借积累多年的跨领域工作阅历和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为交通部的工作找到了新的方向。

很多交通部的工作人员至今还记得李盛霖的“不出名论”。

在2006年的海事工作会议上，谈到安全保障工作的时候，李盛霖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次，魏文王问扁鹊：“你们家兄弟三人，医术谁最高明？”扁鹊答道：“大哥最好，二哥次之，我最差。”魏文王不解：“那为什么你名气最大？”扁鹊解释：“我大哥治病，是治于未发之前。一般人不知道他事先能铲除病根，他的名气也就无法传出去。我二哥治病，是治病于初起之时。一般人以为他只能治些小病，所以他的名气只传于乡里。而我治病，是在病人病情严重之时，所以大家认为我的医术高明，名气因此传遍全国。”

引经据典后，李盛霖说：“安全管理如同治病，‘良医治未病’。我们工作不为名，也不为利，这也正符合了‘扁鹊之兄不出名’的现象。这种‘不出名’又何妨呢？”

在2007年1月的全国交通工作会议上，李盛霖进一步提出了交通工作“三个服务”的概念，即服务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服务人民群众安全便捷出行。

一年之后，在2008年的全国交通工作会议上，李盛霖又提出了发展“现代交通业”：“推进交通由传统行业向现代服务业转型，实质上就是推进现代交通业的发展。”

经过3年循序渐进的过程，交通部由传统的交通管理部门向服务性部门的转型，步步向前迈进。而在交通部转型的同时，在公路，水路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他也交出了令人满意的答卷：到2007年年底，我国公路通车里程达357.3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达5.36万公里，排在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

新征途

当李盛霖身边的工作人员提起他时，总是会想起他在一线奔波的身影。“不管是航道堵塞，还是桥梁塌陷，李部长总是第一时间到达第一线坐镇指挥。”

就任3年来，他已经走遍了全国各地的公路和港口。而在刚刚过去的雨雪冰冻灾害的抢通工作中，李盛霖这种总在第一线的工作方式经受了很大的考验。

自2008年1月底开始，由于连日的雨雪冰冻灾害，全国多处高速公路出现了严重冻结，影响通行的情况。作为交通部长的李盛霖，一如既往地在第一时间赶到了前线。

从1月27日至2月3日，李盛霖往返于郴州、韶关等京珠高速公路除冰，保畅核心地区和路段，现场指挥除冰保畅工作。在他的指挥下，两省交通部门干部职工全力投入抢通工作，每天坚持24小时铲除冰雪，力保路通。

在这8天7夜中，李盛霖每天要辗转几地督导工作。这样的工作状态从他2月2日的工作日程就可见一斑：早10时30分，从长沙乘飞机前往广州，再换乘汽车沿京珠高速公路北上，直到17时30分才赶到京珠北除冰总指挥部所在的韶关云岩服务区。

之后，李又连夜踏冰前往公路一线，慰问坚守寒风中的交通干部职工和部队官兵，指挥抢通工作。直到京珠高速全线贯通之后，李盛霖才回到了北京，但此时，他腰疾复发，住进了医院。

李冰治水篇7

关键词 龙滩珍珠李；现状；气象条件；气象灾害；防治措施；广西天峨

中图分类号 S1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739（2014）12-0247-02

龙滩珍珠李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天峨县从当地八腊乡本地野生李中选育出来的新品种，由于该果品自花结实，结果密集，颇为丰产，挂在枝条，且果型小，酷似串串珍珠，盛产在龙滩水电站所在地天峨县，故取名龙滩珍珠李。它具有晚熟、耐贮存、含糠量高等特点，因此被人们誉为“李族皇后”[1-2]。龙滩珍珠李适宜种植在500 m以上的高海拔地区，适应性强，抗病，耐干旱，对土壤条件要求不严格，在较贫瘠的地段生长结果良好，在山地、丘陵地区也可种植，成为山区农民的重要经济来源。龙滩珍珠李的生长对气象各要素有所要求，为了充分利用气候资源，趋利避害，分析天峨县龙滩珍珠李的种植气象条件，并提出相应气象灾害的防治对策，对发展当地龙滩珍珠李产业意义重大。

1 天峨县龙滩珍珠李种植现状

天峨县地处红水河上游，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西北部，地处东经106°04′～107°09′，北纬24°06′～25°08′。天峨县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冬暖夏凉，四季分明，海拔高度600～1 000 m，年均降水量1 370.8 mm，年均气温20.6 ℃，年均日照时数159.4 h；各乡镇年平均无霜期在330～364 d。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适合龙滩珍珠李植物生长。自2001年9月从母株上采集接穗高接繁殖了5株，2002年开始结果，同年从第一代植株上采接穗嫁接了300多株繁殖第2代苗，2003年进行栽培，通过2004―2008年观察，株产连年上升，目前最高株产近100 kg，性状稳定。从2005年开始，天峨县在海拔350～750 m地区进行选择区域性栽培，政府把具有地方特色的龙滩珍珠李作为一项特优品牌来加以推进。据统计，目前天峨县龙滩珍珠李种植面积超4 000 hm2，主要分布在八腊、六排、向阳、下老、纳直和坡结等6个乡镇，约占全县经济林面积的30%，年产量5 000 t，年产值2 500万元，年长期稳定增收的龙滩珍珠李产业初步形成，并不断扩大规模[3]。

2 天峨县龙滩珍珠李的气象条件分析

2.1 温度

温暖湿润的气候是龙滩珍珠李适宜气候条件，一般要求年均气温19.4～21.7 ℃，花期平均气温13.2～19.2 ℃，不能低于9 ℃，果实成熟期8月平均气温适宜在28 ℃以下。海拔高于500 m的山地和丘陵地区，要求春季湿润，夏无酷暑，四季无大风，冬季温度不过低。长时间低温阴雨天气会造成花期推迟，花落。

近30年天峨县气象资料表明，该县3月平均气温为17.0 ℃，8月平均气温为27.2 ℃，历年平均气温为20.5 ℃，历年气温稳定通过12 ℃的平均初日是3月底，这样的温度气候条件有利于龙滩珍珠李的开花、萌芽、抽梢、展叶，从而为果实饱满打下坚实基础。4月以后，平均气温均可稳定在15 ℃以上，能满足龙滩珍珠李果实生长发育的需要。

2.2 光照

龙滩珍珠李喜阴更好阳，喜阴是因为在阴处其长势喜人，但到结果时则要求充足的光照，要求年日照时数1 300 h以上，日照百分率35%以上。若阳光充足，果子产量高、品质好；若阳光不足，开花迟、结果少、果子品质差，龙滩珍珠李种植一般2～3年即结果。

天峨县日照百分率为26%，年均日照时数1 159.4 h，针对日照偏少的情况，在天峨县种植龙滩珍珠李必须选择阳光充足地段，避免低洼阴暗处，特别是地处峰峦重叠的山区，尤其要注意选择向阳坡面种植，这样才能满足龙滩珍珠李生长发育到果实成熟期间对光能的需求[4]。

2.3 降水

年降雨量1 200～2 000 mm，年平均湿度72%～85%是龙滩珍珠李生长发育比较适宜的水分条件花期避开集中降水时间段。

天峨年平均相对湿度为79%，年平均降水总量为1 370.8 mm；年初（1―3月）为234.0 mm，占全年总雨量的17%，正适宜花开时期；夏半年（4―9月）为1 144.0 mm，占全年总雨量的83%；其中5―7月平均雨量较多，而该时期正是龙滩珍珠李生长发育的主要时期，要求雨量充沛、均匀，才有利于果实生长，提高果质水分含量；而8月之后雨日、平均雨量明显减少，有利于果实的成熟及采收上市[5-6]。

3 影响龙滩珍珠李的主要气象灾害及防治措施

3.1 冰雹

3―4月是天峨县冰雹的多发期，冰雹会导致龙滩珍珠李落花落果，对产量有一定程度的影响。有条件的地区为减少冰雹对龙滩珍珠李的危害，可实施人工消雹作业，促进龙滩珍珠李高产稳产。

3.2 暴雨洪涝

天峨县暴雨洪涝多出现在5―6月，该时期正是龙滩珍珠李果实生长发育的关键时期，暴雨洪涝造成落果，同时平地或者低洼处积水，若积水时间太长，龙滩珍珠李树根水分过多，果子未等成熟提早变黄而脱落，影响产量。应及早了解天气变化趋势，要及时、彻底清理田块的厢沟、围沟和排水沟，降低田间湿度，提高土壤通透性，减轻水渍对龙滩珍珠李的危害。同时，要抓住有利天气时期，及时进行开沟、起垄等工作，以保劳有所获，提高产量[7]。

3.3 干旱

龙滩珍珠李不仅要求总降雨量达到要求，而且要求降水的时空分布均匀。天峨县降水时空分布不均，尤其是2―3月，春旱发生机率较高，春旱会造成龙滩珍珠李花朵奄落，花开无果；7―9月也会出现高温干旱现象，而该时期龙滩珍珠李进入成熟阶段，高温干旱现象会加快果实成熟，若未及时采收会很快溃烂，同时上市的果实品质较差。应及早抓防旱工作，在下雨结束后及时疏松珍珠李树根一定范围的土壤，把自然降水蓄积下来，疏松后最好进行树盘覆盖，以利抗旱保墒，降低土温和水土流失，以满足龙滩珍珠李在不同阶段对水分的需要。也可因地制宜在果林山上修建蓄水窖、小水库等，以蓄存或拦截雨水，以便在干旱时采取引流、喷洒等适时方式来充分利用这些宝贵的水资源。抓住有利的天气条件积极开展人工增雨作业。

3.4 低温阴雨

龙滩珍珠李树1年1次开花结果，花期为2月下旬至3月中下旬。而2月下旬至3月，由于受北方冷空气南下影响，冷暖变化大，易出现连续3 d或以上日平均气温≤12.0 ℃的低温阴雨天气过程，会造成花期推迟、花开稀疏、已开的花朵凋谢，对产量影响较大。因此在花期到来之前要及时给龙滩珍珠李树施肥，主要施放农家肥或者使用生物有机肥，并适当增施磷、钾肥料，确保龙滩珍珠李最适花开时期，及早了解天气变化趋势，及早做好龙滩珍珠李树的护理工作，提高其抗寒能力。

3.5 霜冻冰雪

若在冬季出现霜冻冰雪天气，对长大成林的龙滩珍珠李树影响甚小，但对幼苗影响较大。天峨县八腊乡海拔较高，每年冬季都出现不同程度的霜冻冰雪灾害，其他乡镇出现的机率较小。要注意关注收看收听天气形势预报，在出现霜冻冰雪天气之前，可以对其进行喷水，提高土壤湿度，增加土壤热容量，或者在霜冻冰雪来临时，可在夜间熏烟，以减少地面辐射热的散发，驱除冷空气，烟粒还可以吸收空气中的湿气，加热周围的空气，使周围环境增温，以减轻霜冻冰雪对果苗的危害。若遇持续冰冻时间长的严重灾害天气，要对幼苗采取地膜保暖措施。而对长大成林的龙滩珍珠李树不需做任何措施，反而冬季的霜冻冰雪天气起到杀虫作用，带来来年的丰收。

4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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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冰治水篇8

上世纪的1969年，成都城市建设的步伐开始加快，一阵风似地拆除了“皇城坝”上许多前代建筑，开辟道路，修建大楼。这个皇城坝上，原有五代蜀宫和明代蜀王府的旧址，清代就地改建成贡院，作为“为国求贤”的地方。在贡院范围内，照例有一座中心建筑物“明远楼”，高出大小考棚之上，起着号令和监视整个考场的作用。此时明远楼也被推倒，1973年在其东面开始修建电信大楼。就像前清各地贡院都要修建明远楼一样，全国许多城市的电信大楼顶部，都要修建“钟楼”供老百姓瞻仰，以便知道时间；因此1978年电信部门这一工程建成后，一座钟楼就稳坐在电信大楼的顶上。那大钟是上海钟表厂生产的，平均误差一天只有30秒，民间报时的精度完全合格了。此后一二十年间，每天沉浑的钟声传入寻常百姓家，提醒城内居民什么时候该起床，什么时候该煮饭，成为老成都人的美好记忆。

老成都人还记得另外一桩事，1973年11月修建电信大楼的长话机房，在开挖地基时，曾经发现地基深处埋着一个巨大的石兽。1987年出版的《成都城坊古迹考》记有此事，指出那里原是前蜀宣华苑的瑞兽门所在：“解放后修建电讯大楼时，掘得一石狮，则苑之瑞兽门当在斯。因石兽甚重，未能移出，而施工又甚迫促，乃留于原处，其上即为大楼基脚。”此书2006年再版修订时，这段文字载于《杂考篇》第二章“秦汉以后史迹”第七节“摩诃池与宣华苑”中。当时四川省文史研究馆的老先生们推测，此兽既然在蜀宫宫门附近，就应该是个石狮了。

按照近年成都市城市改造规划，决定将坐落在天府广场东北角的电信大楼拆除，修建“天府大剧院”。运行了32年的钟楼大钟，先是老化不响，后是走走停停，而且民众也并不需要瞻仰它来获得时间信息，实该下课了。于是在2010年10月，将包括钟楼的电信大楼一拆了之。不过，当10月下旬地基开挖到4米多深处时，37年前曾经现身的石兽露出了冰山一角，彼时限于条件不能挖掘，此时却有了现代化的先进手段，完全可以获知庐山真面目了，从而引起众多媒体的关注，争先恐后深挖新闻材料。经过一番打听，媒体很快找到了当初负责修建电信大楼的四川省第三建筑工程公司施工股技术员车凡英。这位先生对当年地基打桩时的情景记忆犹新。他记得那时有一根建筑桩打到石兽的肚子上，遇到很大阻力，挖开一看，原来是一块特别巨大的石头。后来挖开直径2米的大坑，只见四脚朝天的石兽体量较重，却也无可奈何。当时许多人都认为那是一头石象，因为只有象才那么大。原工艺设计负责人林昌海也回忆起当时情景：由于成都的地层比较松软，高楼的地基桩一般要打七八米深，但打到石兽处，只打了4米左右，再也打不进去了。他看见那石兽“鼻子很长”，估计和真象差不多大。施工方赶紧请来文物管理处的专家现场勘查，因为石兽躺在深深的坑底，难以详细观察，又限于70年代的技术条件，觉得此物重量太大，挖掘和起吊运送都很困难，只能依照《文物保护法》就地回埋。当时的直观判断，那并不是石狮，而是一头石象。

可是，依照当年施工队原助理工程师王顺清的回忆，1971年修建电信大地下室时，发现的应该是一匹两米多高的石马。马头朝南，马尾朝北，身长两米多。所以除了石象以外，还有一种石马的说法。当年应邀到工地勘察的成都市文物管理处苟治平说，1973年他前往施工现场，确实看到基坑里挖出了巨大石兽，但侧身卧地，右边半截仍在沙土里，只见左边足部和腹部，没有条件看清头部，具体是狮是象还是马，“没法准确判断”。

媒体记者推想，由于《成都城坊古迹考》记载过石兽的事，可能编书者还掌握着更加详细的信息，可是原先编书的老先生至今皆已作古，而笔者曾经参与过此书的再版修订，因此2010年底成都电视台就对笔者进行了采访。我的推测是用于镇水的石犀，民间俗称石牛，因为古蜀有这种治水民俗，千百年遗风未息。明末清初张献忠“入川屠蜀”，皇城坝的前代宫廷破坏得十分彻底，钟楼地下的石犀，很可能在那时被埋于地下。笔者的这一判断，居然就言中了。

2012年12月25日，经过考古勘察程序，“天府大剧院工程”正式开工建设，急须将基坑中的石兽吊装出土，以便施工。到了2013年1月9日，深居地下数百年的石兽，在一台起重机的操作下，终于吊上地面，翻了个身。经过清理得知，石兽为整块红砂岩雕刻而成，身长3.3米，宽1.2米，高1.7米；重约8.5吨；马嘴象耳，腰背有沟，臀部浑圆，四肢粗壮，右侧身上刻有卷云纹和其他印迹，左侧有一些新近凿痕，显示出犀牛的形态。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鉴定为“石犀”，认为这件大型圆雕保存得相当完整，“是填补中国雕塑艺术史的重大考古发现”；前来考察的文物专家皆认同此说，并认为石犀是秦汉或更早的文物；92岁的苟治平更是兴奋不已。

新闻媒体不失时机地进行了大量报道，形容出土的石犀是一种“神兽”，与金沙“太阳神鸟”等量齐观。有关方面把石犀搬运到金沙博物馆公开展览，以满足成都市民的好奇心，同时吸引来许多外地来客。

出土石犀的来龙去脉

2013年1月石犀出土时，考古人士进行了一系列挖掘清理工作。在5个探方的揭露下，明确了天府广场地层，从近代直至战国时期较为完整，有灰坑、灰沟、城墙、角楼、排水沟、房屋、水井、建筑台基等遗迹，各个时期都有出土器物显示出较为系统的连续性，包括瓦当、地砖等建筑材料；碗、盆、盏、灯台、釜、罐、碟、纺轮等生活用品；还有个别佛像残片。早期有高约30厘米的战国陶罐，小口大腹。石犀处于第七层的灰坑中，根据此层出土大量蜀汉时期精美瓦当和铺地砖可知， 时代约为蜀汉末期至西晋。那时石犀所处的地方有着规模巨大的建筑物，或为蜀汉宫廷之一，但这些建筑在西晋时期即被彻底毁掉。根据地层学判断，石犀建立年代应在西晋以前；而从其造型古朴，刻纹粗犷简练，不像东汉以后那样精致，故其实际制作年代应早于东汉，推测制作年代上限可到秦汉时期。晋代以后，这一石犀沦为路边的闲置物，在它身上还发现了磨刀的痕迹。

由于刚出土的石犀身上存在多种病害：一是多处缺损；二是右侧前后腿有不同程度的表层空鼓；三是两侧都有片状剥落；四是表面风化；五是土锈结壳；六是粘有混凝土；七是表面泛盐；故在初次论证会上，专家们研究了一些保护和利用的方案。首先对石犀进行预包装，进行临时处理，再安置底座，最后整体装箱进行搬运。

关于蜀地推崇石犀的来历，最早可以追溯到创建都江堰的李冰。《太平御览》卷八百九十引西汉扬雄《蜀王本纪》提及，成都“江水为害，蜀守李冰作石犀五枚。二枚在府中，一枚在市桥下，二枚在水中，以厌水精，因曰石犀里也。”表明两千多年前蜀守李冰曾制作了5个石犀，两个在成都府中，一个在市桥下面，两个在渊水里。由于《蜀王本纪》已佚，这里摘抄的文字是否可靠，存在疑问。现存的东晋常璩《华阳国志》记李冰“外作石犀五头，以厌水精；穿石犀溪于江南，命曰犀牛里。后转置犀牛二头：一在府市市桥门，今所谓石牛门是也；一在渊中。”表明李冰制作的石犀确是5头，由于李冰在成都城区开了一条石犀溪，所以有了“石犀里”或“犀牛里”的地名，在水里的石犀只有一头，并非两个；但市桥门那一个确实存在。据这些早期记载，李冰在修建了都江堰干渠以后，就沿河安置了一些镇水石犀，其中放在成都城南的至少有两个，一个在渊水中，一个在市桥门。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江水》抄录上述两种材料，记成都“西南石牛门曰市桥，吴汉入蜀，自广都令轻骑先往焚之。桥下谓之石犀渊，李冰昔作石犀五头，以厌水精，穿石犀渠于南江，命之曰犀牛里，后转犀牛二头在府中，一头在市桥，一头沉之于渊也。”他的意思是成都府有两个石犀，就是渊水和市桥这两个。

后来在石犀所在地出现了“犀浦”的地名，意为沉犀之浦。《旧唐书·地理志》说：武后垂拱二年，分成都县置犀浦县。唐代《元和郡县志》卷三十一载：“犀浦县，本成都县之界，垂拱二年分置犀浦县。昔蜀守李冰造五石犀，沉之于水以压怪，因取其事为名。”宋代《太平寰宇记》记犀浦县亦云：“周垂拱二年，割成都之西鄙置，盖因李冰所造石犀以名。” 此县共辖20乡，县境东到今成都杜甫草堂和百花潭一带。书中记华阳县：“杜甫宅在西郊外，地属犀浦县。接浣花溪，地名百花溪。”杜甫《梅雨》诗亦有“南京犀浦道，四月熟黄梅”，即咏当地之景。宋欧阳忞《舆地广记》认为：“犀浦县属益州。秦时李冰作石犀以压水精，穿石犀渠于江南，命之曰犀牛里。县取此为名耳，不在其地也。”说明犀浦县城那里并没有李冰的石犀，不过渊水倒是存在，因此就叫“犀浦”，其地应接近百花潭，似即所谓“渊水”。犀浦县治今为郫县犀浦镇，旧《郫县志》言 “县治仪门下穿洞，直通犀浦，极深，敞高可十尺许。每夜月中天，洞中曙光如昼，古谓之明月洞。”说明李冰石犀在唐宋时仍有遗迹。

关于李冰所建市桥的地理位置，《华阳国志》谓：“直西门郫江中冲治桥；西南石牛门曰市桥，下石犀所潜渊中也；城南曰江桥；南渡流曰万里桥；西上曰夷里桥，上（亦）曰笮桥；桥从冲治桥西出，折曰长升桥；郫江上西有永平桥。”可见市桥与渊水两地比较接近。《太平寰宇记》云“市桥在州西四里。”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成都七桥考》说：“秦少城正南为石牛门。门外跨郫江有桥，为市桥，为当时各族人民市易处。汉建益州，称为州市，谓一州最大市也。《寰宇记》卷七十二云：‘市桥，在州西四里。’又引李膺《益州记》云：‘汉旧州市在桥南’。《华阳国志》云后汉大司马吴汉征公孙述，述妹婿延岑伪遣鼓角，麾帜渡市桥挑战，汉兵争观，延岑纵兵出汉军后袭击，大破之，即此桥也，七星桥之五。郑樵《通志》谓古市桥‘今曰金花桥’。考石犀渊当即今之王家塘；石牛门当在今宁夏街东武担山与文殊院之间，去金花街、五福桥不远。宋代犹能知其处，今难确定何点矣。”明代天启《成都府志》亦云“市桥，即今金花桥也。”《成都城坊古迹考》说：“1984年修西干道时，在同仁路南口东侧地下3至5米，发现粗大木桩，排列如梅花桩形（南北向），又在金河街发现汉唐遗物及系船桩，可证明市桥遗址在此。”表明李冰石犀，本立在今同仁路南段。

唐宋记述中也有李冰石犀踪迹。杜甫大概见过，故有《石犀》诗：“君不见秦时蜀太守，刻石立作五犀牛，自古虽有厌胜法，天生江水向东流，蜀人矜夸一千载，泛滥不近张仪楼。”宋代陆游《老学庵笔记》说，他曾看见石犀庙里的一个实物：“石犀，在李太守庙之东阶下，亦粗似一犀。”但因年代久远，断了一只脚。“一足不备，以他石续之，气象甚古。”他的《杂咏》诗云：“石犀庙壖江已回，陵谷一变吁可哀。即今禾黍连云处，当日帆樯隐映来。”可见此庙本来距江水不远，但南宋时河道已经变成耕地了。此庙又称石犀寺、石牛寺、龙渊寺，汉魏之际江边曾出土石犀，蜀人因此立庙，祭祀李冰。唐代改名空慧寺、圣寿寺。明万历十六年（1588年）王士性《入蜀记》也说在寺里见到了实物：“一石立殿左，牛形，又似未琢成者。或云李冰所作。”《全蜀总志》言“李冰五石犀，在成都府城南三十五里。今一在府治西南圣寿寺佛殿前，寺有龙渊，以此镇之。一在府城中卫金花桥，即古市桥也。”曹学佺《蜀中广记》说：“今寺殿阶左有石蹲处，状若犀然。”这一风化了的李冰石犀，民国初年轮廓犹存，身高七八尺，大于常牛，其首向西；那时四川省立第一中学在此成立，还一度考虑名为“石犀中学”。后来抗战时期学校驻军，官兵们还利用这一风化了的大石，堆土修建旗台，每天升旗。到了1952年，石犀已剥落得不再成形。后来初八中（今28中）修建教室时，石匠们便将它劈为石条，砌筑阶沿。于是成都唯一的李冰遗物，就此消失！

《成都城坊古迹考》说，今西胜街原前清右司衙门那里，民国2年（1913年）改成第二小学堂，在平操场时在土里又挖出另一个石犀，身上刻有几十个字，文史馆馆员饶伯康曾将拓片给刘师培看过，认为是镇水之物。据当时考证，这两处石犀的连线，应为李冰所开郫江故道所经。不过，这一石犀应该是汉代人的仿制，可惜文字拓片连同馆员笔记，“”后文史馆里已经找不到踪迹，无从查考。由此得知，汉代已有仿制石犀的习俗存在。天府广场出土的石犀，也许就是那时的制品之一。

石犀应是滨江而立

现今天府广场出土的石犀，气象仍然相当古朴，有些专家疑为秦汉时代的仿制品，是个正确的意见。既然如此，石犀就该站立在江边，为什么现身于离开锦江较远的天府广场？这一点，需要用“十年河东、十年河西”的沧桑变化来解释。成都地区的地势是西北高，东南低，地面坡度为千分之四，夏秋暴雨集中向东南流，因此需要垂直于地势走向、横向开渠排洪；故自古城南一带就有许多河道存在，直至20世纪前叶，皇城坝那里还有围绕“皇城”的御河和另一条金水河，只是在70年代“备战”的口号下，被填平改造为人防工事而已。

在唐宋记载中，除了李冰修建的“成都二江”，还有流过唐代大慈寺南面的解玉溪，以及宋代城区的四大沟脉。明代《蜀中广记》引《通志》云：“解玉溪在华阳大慈寺南，韦南康所凿也。溪中细沙，可以解玉。”流沙河有篇回忆文章说：“现在站在布后街西端，左拐是梓潼桥正街。千年前的唐代，此街是一条河。河床出产优质金刚沙，可以解剖玉，故名解玉溪。河水是从千年前当时的西北城角水洞子入城的，流经青龙街、西玉龙街、玉带桥街、玉沙街、东玉龙街、桂王桥街，蜿蜒流到此地，仍向东南流去。又经东锦江街，流过当时大慈寺南门前，经磨房街入内江故道去。”1996年台湾邱永汉集团准备在大科甲巷开发百货业超市，即今伊藤洋华堂所在地，在开挖地基时发现了晚唐至宋代的下水道，其规模不小，全是用秦砖汉瓦修建起来的拱券式涵道，高宽都在一米以上，笔者曾前往参观，在其中可以直立行走。据考古人士清理研究，认为下水道是利用淤废的解玉溪河道而建。后来在北新街挖地基时，又发现了同一下水道的另一段。将这两处连成一条线，可以恢复解玉溪水道的原址，距离今天天府广场并不远。唐宋时期的地方官，对于城区水道的管理颇为尽力，宋代席益《淘渠记》言：“白敏中尹成都，始疏环街大渠，其小者各随径术，枝分根连，同赴大渠，以流其恶。”白敏中曾经新开大渠，就是后来的金水河，离开天府广场更近。如果将时间倒退到李冰时代，当时新开的石犀溪，很可能就在今天的天府广场附近。所以现在的广场，古代说不定横着一条大河，出土的石犀，那时正在河边守望。不知何年何月，一场特大洪水冲塌了河岸，石犀就侧身滚进河底，深埋至今。

李冰留下的石犀镇水习俗，后世一直继续着。有些人工渠道沿线，往往有类似的石雕存在，王士性《入蜀记》云：“成都故多水，是处以石犀镇之。城东有石犀九枚，立于江边，可按。”明正德《四川志》记有：万年堤“三百余丈，置石人、石牛各九，以镇水恶。”不过后世的石雕已不是犀牛状，而是水牛形了。清嘉庆《华阳县志·金石》称：“今惟余石牛一头，余无存。”现在望江楼对岸有一条石牛堰，得名就因抗战期间在九眼桥一带挖防空洞时，曾经挖出石牛。至今望江公园河滩上还陈列着两条石牛，均为附近出土。

关于犀牛灵异的传说

旧时民俗中石犀镇水的来由，基于古人的特殊信仰，觉得犀牛有一种分水能力，故号灵犀。因为犀牛的主角长在鼻子上，下水游泳时，如果速度够快，水波会向两边明显分开，好像它主动地劈波分浪一样。《太平御览》卷八百九十录《南越志》说：“巨海有大犀，其出入有光，水为之开。”又录晋代刘欣期《交州记》：“有犀角通天，向水辄开。”所谓“通天犀角”十分神圣，葛洪《抱朴子·登涉》甚至说：“得真通天犀角三寸以上，刻以为鱼，而衔之以入水，水常为人开。方三尺，可得气，息水中。” 三国时吴国万震《南州异物志》说得更玄：“犀有特神者，角有光耀，白日视之如角，夜暗掷地皆灿然，光由中出，望如火炬。欲知此角神异，置之草野，飞鸟走兽过皆惊。”《太平御览》又录《晋书》：“温峤还武昌，至牛渚矶。云其水多怪物，遂燬犀角而照之，见奇形异状，或朱衣，乘车马。峤梦人曰：‘与君幽明道别，何苦相照？’”把犀牛角点燃，居然可以照见水中的牛鬼蛇神。按这样说，如果让犀牛站在岸边，任何水精当然就不敢兴妖作怪了。因此，石犀立在河边镇水，就是非常自然的事。

传说中的犀牛不但能够分水，而且还能分树。《太平御览》所录《林邑经记》说越南有这种犀牛：“犀行过丛林，不通，便开口露齿，前向直指，棘林自开。”还有一种使鸡害怕的犀角，名为“骇鸡犀。”《战国策》云：“张仪为秦破从连横，说楚王。楚遣车百乘，献骇鸡之犀、夜光之璧于秦王。”这种犀角就是通天犀角，《抱朴子》说：“通天犀角有白理如綖者，以盛米置群鸡中，欲啄米，至则惊却，故南人名为‘骇鸡’也。”这种通天犀角还有解毒作用。

实际上，犀角确是一种名贵中药，价格不菲。传为春秋时陶朱公《范子计然》说过：“犀角出南郡。上价八千，中三千，下一千”；无论使用何种货币单位，见到这种天价也会大吃一惊。北宋唐慎微《证类本草》卷十七引日华子之说：“犀角，味甘、辛。治心烦，止惊，安五脏，补虚劳，退热，消痰，解山瘴溪毒，镇肝明目，治中风失音，热毒风，时气发狂。”书中又指出，犀“有鼻角、顶角，鼻角为上。大寒，无毒。主风毒攻心，热闷，痈毒赤痢，小儿肤痘，风热惊痫，并宜用之。”书中还举出犀角能够避尘的实例：“石驸马保吉知陈州，其州廨一皆新之。每毁旧屋，则坐于下风，尘自分去。人皆惊怪之，盖其所服，带辟尘犀也。”犀牛角居然还有净化空气污染的功效。

李冰治水篇9

古人云：仁者乐山、智者乐水， 而都江堰恰恰集合了二者，拥有灵秀的山与圣洁的水。这个目前世界上年代最久、惟一留存、以无坝引水为特征的大型古代水利工程，至今仍发挥着泄洪、排沙、控制水量的作用。

位于北纬30 度的都江堰市，创造了两个人类文明的奇迹，一个是灌溉千里的都江堰雄踞江源，一个是道行天下的青城山拔地而起。都江堰，因水而灵动；青城山，因山而深邃。千古奔涌的都江堰水文化，源远流长的青城山道教文化，使都江堰市拥有两处世界遗产。

千古一父子

关于都江堰的建造时间，古今历史上虽有许多争论，但大多数学者一般认为是在公元前256 年。

那一年，李冰任蜀郡守。那时，旱涝是四川最大的困扰。在李冰看来，既然自己当了郡守，就必须完成“守”的职责，成为一个水利学家。于是他赶到玉垒山看水势，看到江水一浪高过一浪，虎头岩伸到江心，水转向南流。南路涨洪水，淹死人畜；东边平坝上，却缺水灌田。

李冰听一个老者说，只要在河心筑一道分水堤，把江流分成两股，南边的洪水就不会那么凶。再凿开玉垒山的尾部，开条新河通成都。到那时，不但能灌田，就是筑城造桥急需的物料――竹子，也可以随水漂下去，一直漂到成都，化水害为水利。于是，李冰开始叫人绘制水系图谱，虽然他没有学过水利，但肩上的使命就是最好的学校，他苦心钻研了几年，总结出治水的三字经“深淘滩，低作堰”、八字真言“遇弯截角，逢正抽心”，这一理论直到20 世纪仍被水利工程界的人们奉为圭臬。以此而言，李冰对于水利方面的建树，足以称为那个时代的先锋。

余秋雨先生喟叹都江堰的卓越与非凡，他拿长城与都江堰作比，说：“就在秦始皇下令修长城的数十年前，四川平原上已经完成了一个了不起的工程。当我们民族有了重大灾难，天府之国总是沉着地提供庇护和濡养。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永久性地灌溉了中华民族。有了它，才有诸葛亮、刘备的雄才大略，才有李白、杜甫、陆游的川行华章。说得近一点，有了它，抗日战争中的中国才有一个比较安定的后方。它的水流不像万里长城那样突兀在外，而是细细浸润、节节延伸，延伸的距离并不比长城短。长城的文明是一种僵硬的雕塑，它的文明是一种灵动的生活。长城摆出一副老资格等待人们的修缮，它却卑处一隅，像一位决不炫耀、毫无所求的乡间母亲，只知贡献。一查履历，长城还只是它的后辈，它就是都江堰。”

秦始皇用雄壮、蛮吓、残忍的态度下令修筑长城；李冰用智慧、仁慈、透明的方法指导治水筑堰。任何事的开始都注定了它的未来趋势。长城半是防御半是排场，世代修葺，不离初衷。直到今日，长城还常常成为排场。都江堰从开始就清朗可鉴，它日后的延续也就出奇的卓尔不群。李冰命令自己的儿子做3 个石人，在江中测量水位。他逝世400 年之后，也许3 个石人已经损缺，汉代水官重新造了3 个3 米高的“石人”测量水位。这位汉代水官懂得李冰的心意，惟有那里才是李冰最合适的岗位。

1970 年石像出土时，有一尊头部残缺过半，但手上有长锸紧握着。人们说这是李冰的儿子，但我更愿意相信那是李冰。“没淤泥而蔼然含笑，断颈项而长锸在握”。只要都江堰不垮，李冰的精神就一直存在，李冰后代繁衍不息，轰鸣的江水是他至圣至善的遗言。

两千余年前，李冰父子修都江堰，凿玉垒山，岷江水从玉垒山中穿行，被截断的山丘成为江中孤岛，唤作离堆。

离堆前的江口处渐渐形成了一座城市。城市以离堆为中心呈扇形分布。无论是草庐泥舍，还是后来的高楼广厦，都像跪拜的臣子，面向离堆，臣服于征服自然的奇迹。千年以后，这座城市叫做都江堰。

一堰成天府

都江堰有五条江穿城而过，大大小小300 余条沟渠纵横遍布在都江堰市内，并由此延伸到整个成都平原。它为成都平原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成都平原的繁荣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而成都平原经济的发展，又要求都江堰有更大的发展，二者相互关联、相互促进。

《史记・河渠书》里说李冰修建都江堰的目标是防洪、行舟( 漂木)、灌溉，灌溉并未列在首位。《水经注・江水》引东汉应劭著《风俗通》里说：“秦昭王使李冰为蜀守，开成都两江，灌田万顷。”《水经注》里又说，诸葛亮那时已认识到都江堰是农业的根本，蜀汉的依靠。不仅派堰官、兵丁护之，还开凿了红安河，扩大灌溉面积。

到宋代，关于李冰兴修水利的提法更为明晰，宋徽宗于大观二年(1108 年) 七月下诏指出：“李冰为蜀守凿离堆，遂捍水以溉民田。”即李冰凿离堆，拦水灌田。赵忭的《成都古今集记》中说：“灌溉川西南十数州稻田。”

清雍正十一年(1730 年)时任四川巡抚的宪德，对都江堰灌溉田亩进行了清丈，向朝廷送《都江堰酌派夫价疏》奏折，当时，灌溉灌、郫、崇、温江、新繁、新都、金堂、成都、华阳九县田76.53 万亩( 折合今5.1 万公顷)。光绪年间恢复发展到14 个县。1943 年统计灌溉面积为17.7 万公顷。1955 年灌溉面积为18.8 万公顷。

不难看出，历史上记录都江堰的灌溉功能逐步提升到了首位，从始建到解放初，灌溉面积翻了四倍，水能也有一定的利用。

新中国成立后，都江堰开发的深度与广度有巨大飞跃。首先，开发目标已拓宽为灌溉、城市工业生活用水、水力发电、漂木、水产、旅游综合利用的大型水利工程。灌溉面积已达66.7 万公顷以上，比解放初期又翻了四倍，受益范围达36 个县；其次，都江堰已由一个历时2000 多年的单纯自流引水工程演变成为一个蓄、引、提相结合的系统工程；第三，解放后建设规模之宏大，是历史上无法比拟的，灌区向东南西北延伸，从平原向丘陵山区扩展，穿山越岭，筑堰建闸，建筑物以数万计，干渠长近2500 公里，构成了较为完整的基础设施。

问道青城山

在李冰建堰400 年后，也就是公元143 年，东汉道士张陵千里奔波之后来到都江堰，在青城山修身养性，结庐传道，创建了影响中国政治与文化近1800 年的道教。从此，青城山与都江堰便成为烙在世界文明史上的“中国符号”。

青城山位于都江堰市西南12 公里处。坐在来往于市区和青城山之间的长途车上，时常可见“拜水都江堰，问道青城山”的字牌。这是都江堰人的骄傲所在，“拜水”是城市的精神寄托，“问道”则为城市的文化底蕴。

青城山也称“赵公山”，是我国传统文化中财神赵公明的故乡，金鞭岩景点相传就是财神隐藏金鞭的所在地，因此自古就有到青城山拜财神的讲究。作为“天师祖庭”、“神仙都会”的青城山，神话给了青城山生命，道教给了青城山尊荣。千年来，道教文化熏染下的青城山，形成众多的祈福节庆――从大年除夕夜开始，上新年第一柱香，到正月初五的“接财神”，再到二月十五为庆祝道教鼻祖老子的诞辰，再到八月的道教文化节。

我们在巴蜀的民俗风情中很容易找到道文化的影子，这些均源自青城山这座道教名山的影响。所以说道文化与水文化基本构成了整个巴蜀文化的框架，并渗透在四川人的生活当中。

地震摧不垮

背靠清幽静远的青城山，拥抱惠泽天府的一江清流，都江堰不知令多少人神往。汶川地震后，都江堰市受损严重，城区超过50%的建筑需重建。让都江堰人欣慰的是，除却鱼嘴处遍布裂痕外，古老的都江堰水利工程并未受损。

李冰治水篇10

求学立大志

施雅风，1919年3月21日，出生于海门县新河镇（现海门市余东镇启勇村）附近的一个农民家庭。5岁即开始上学，由于贪玩加上生病常缺课，他曾经留过一级。1931年秋天，12岁的施雅风进入海门麒麟镇附近的启秀初级中学就读。“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三省，国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呼号深深地烙印在他幼小的心灵上，哥哥施成熙也每周寄来邹韬奋编的《生活》周刊，给他以“担负起天下兴亡”的正面教育。起初由于他阅读课外书太多，成绩平平，受到哥哥的严厉批评。到初中二年级时，他真正意识到求知报国的重要，于是刻苦用功读书，到1934年初中毕业时，施雅风地理考了98分，历史得满分，总分名列全班第2名，考上了省立南通中学。

日军的侵华激发了施雅风学习地理课的积极性。从此，他爱上了地理学，并暗暗立下志向，还写信给哥哥表明长大后当地理学家的决心。他一边用功读书，一边积极参加“史地研究会”等兴趣组织，写了《战时中国的生存线》等文章，以5天连载方式发表在南通《五山日报》上，给他很大的鼓舞。同时，他自发地组织同学下课后晚饭前打篮球，大大增强了体质，对以后工作产生长远的影响。

1937年，施雅风如愿考取浙江大学史地系。因抗战爆发，入学后即过上颠沛流离的求学生涯。1938年1月，他随校来到江西樟树镇，看到报上登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招收青年战地服务训练班的消息，他认为国难当头，战地抗日比读书重要，于是独自一人去南昌报名入校，而后在湖南、江西与安徽作抗战宣传，后因未能上战地服务而告退。施雅风于1938年9月回到时迁广西宜山的浙大复学，接着又迁往贵州遵义。从此，他刻苦自励，用功学习，不是在教室听课，就是上图书馆自习，至大三结束已学完大学的全部必修课。在大四一年中，施雅风自带生活用品，坚持每天步行三四十里到野外考察，掌握了遵义市附近地区大量地质地貌的第一手资料，写出了长达6万余字的毕业论文，受到指导教师叶良辅教授的赞许，受到国家教育部的奖励，其简称为《遵义附近之地形》论文在著名的《地质评论》杂志上发表。通过毕业论文的撰写，他初步掌握了在大自然中进行科学考察研究的方法，受益匪浅，为以后从事冰川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

走上革命路

在浙江大学求学时期，施雅风不仅亲身体验了师生颠沛流离的生活，更有机会看到劳苦大众的悲惨命运，受到革命思想的启蒙。特别是竺可桢校长倡导并身体力行的“求是”精神，像一盏雾海夜航的明灯，启迪师生们追求真理不光是做学问，还要端正政治思想态度，做任何事情，要不怕困难，不畏险阻，要有坚韧不拔、不屈不挠的精神。在大学里，进步学生运动蓬勃开展，优秀进步学生常受到特务的迫害，M一步打开施雅风观察和认识旧社会本质的视野，感到政府的腐败没落，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人民打败日本侵略者，走上民主富强之路。施雅风说：“在浙江大学学习的那几年，我在多方面受到了教育和启迪，应该说是培养我成长的黄金时期。”

在校期间，他还有幸结识了早在1938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党员吕东明。在多次交往及一同参加的调查中，施雅风受到吕东明革命思想的熏陶。1942年大学毕业后，施雅风继续在校读研究生，直到1944年硕士毕业，才来到重庆中国地理研究所任研究助理。1946年，因建设岷江电站需要，施雅风有机会去川西进行社会调查，又一次看到了贫雇农受压迫和剥削的血淋淋的事实，思想上受到极大震动。来到重庆工作后，他更有机会阅读到中国共产党出版的《新华日报》《群众》等进步报刊，还读到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著作，使施雅风心悦诚服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

1947年，在统治最黑暗、最残酷的时期，施雅风向吕东明提出入党申请。吕东明对他说：“入了党，你就是一个职业革命家了，要一切服从党安排，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你能做到？”施雅风坚定地表示：“能做到！”不久中共南京地下党组织接纳施雅风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

在严酷的白色恐怖下，在敌人军警特务严格控制的心脏地区干革命，被人称为“把头颅挽在裤带上”――十分危险。有一天，吕东明传达党组织的决定，要求施雅风以中国地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的公开身份，从事收集敌人的机密情报工作。在吕东明的具体策划和指导下，施雅风置个人安危于不顾，缜密细微地做好党外情报对象的工作，向党中央有关部门传递了许多很有价值的对敌斗争情报，为顺利渡过长江，以至全中国的解放作出了一定贡献。

难舍冰川情

南京解放后，施雅风结束了秘密的地下工作。1949年，他参与创办《地理知识》杂志，担任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所务秘书。1953年，施雅风调往北京，参与《中国自然区划》研究任务中的中国地貌区划编写工作，并兼任新建的生物学、地学部副学术秘书。1957年6月，施雅风和两位年轻同事到甘肃河西走廊考察，他们穿过茫茫戈壁，翻越祁连山西段，进入青海柴达木盆地。经过寸草不长的戈壁荒漠，施雅风深感祖国幅员广阔，地貌丰富多彩，但严重缺水制约着大西北的经济发展，心中不禁产生一种必须改变现状的强烈责任感。

第一次与冰川面对面，施雅风的心久久难以平静。他躺在蒙古包里，脑海里翻腾着一个问题：“祁连山有那么好的冰川水源，西北却有大片大片的干旱荒漠，这是为什么？”答案只有一个：“西北干旱缺水，水、水，无价之宝的水！应该把冰川水很好地利用起来。”一整夜，施雅风就这样思考这个问题。从此，施雅风几十年如一日，爱冰川，考察冰川，与冰川结下难以割舍的情缘。

发现“七一冰川”

1958年6月，那是的年代，施雅风再次来到兰州。和他一同来兰州的还有苏联冻土科学家道尔古辛。他们此行的目的是“开发高山冰雪，改变西北干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在接见施雅风时问他“你需要多少时间才能考察完祁连山的冰川？”施雅风答：“需要3年。”张仲良说：“祖国，你也要啊！3年太长，要在半年内完成，你需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当晚，施雅风就写出报告，第二天报送省委，第三天就批了下来。人员、物资悉数就位。6月26日，施雅风带领着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支高山冰雪考察队100多人，分6路向祁连山进发。他们首先集中到一处较易接近冰川区的地域进行练兵。7月1日，在祁连山腹地柳条沟地区的托赖山脉，考察队带上水壶、干粮，拄着冰镐，脚蹬长筒钉鞋，登上海拔5143米高的冰川最高点。“整个冰川就像银雕玉塑一样，大家越看越有兴味”。据初步考察和观测，估算出这条冰川的含水量有两个北京十三陵水库大。这一天是党的生日，他们向北京中国科学院发电报报喜，建议把这条冰川命名为“七一冰川”。

冰川考察初战告捷，施雅风发扬“开拓创新、连续作战”的精神，分兵6队对祁连山作进一步深入考察。当时设备简陋，没有登山靴，就穿高帮套鞋；没有轻便的羽绒服，就穿粗布老棉袄；没有精密仪器，就用手摇钻和罗盘；没有完整的地形图，就靠自己观察和航片判读；队员们缺乏考察基本知识，就以能者为师，互教互学。在施雅风带领下，考察队分为6个小分队，对祁连山东起冷龙岭，西至柴达木北山，包括10个冰川区，2个冰川群，125个冰川组，941条大小冰川，进行了全面的考察。不仅描绘了冰川的形态、类型和分布，而且估计了储水量，进行了人工融化冰雪的试验，最后在施雅风主持下写出了长达43万字的《祁连山现代冰川考察报告》。这是新中国第一部较为完整的冰川考察报告，它填补了我国冰川研究的空白。

为了进一步促进现代冰川的研究，中科院接受了施雅风的建议，于1960年在兰州建立了“冰川积雪冻土研究所筹备委员会”，由施雅风负责组织工作。为研究冰川方便，施雅风毅然决定把全家从北京迁到兰州。

为攀登希夏邦马峰打“前站”

1963年，施雅风接到了中科院的一项任务：查明希夏邦马峰的情况，为中国登山队登顶做准备。在当时的国际登山界，希夏邦马峰位于喜马拉雅山脉主脊线偏北约10公里、海拔8012米，是世界上唯一没有被征服的8000米以上高峰。国际登山界对攀登希夏邦马峰的活动十分关注。1960年中国登山队登上了珠穆朗玛峰之后，下一个重大目标就是希夏邦马峰。

施雅风等一群冰川学家穿行在希夏邦马峰北坡的冰塔林中，每天置身于阳光照耀下的银白世界。冰塔林是低纬度高海拔山区特有的大陆性冰川奇异景观，吸引了施雅风的关注。考察结束后，施雅风和同事们编写了《希夏邦马峰地区科学考察初步报告》，对冰塔林的成因做出解释，还对冰川形成、冰川特征、冰期划分、古冰川、青藏高原隆升与环境变化等许多科学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将我国的冰川学研究又大大推进了一步。而在他们的帮助下，中国登山队于1964年从北坡成功登顶希峰，在中国登山史上书写了又一个辉煌。这次考察，成为1966年开始的珠穆朗玛峰和地区大规模科考的前奏。

“”中一怒跳黄河

1966年初夏，为完成成昆铁路定线的任务，施雅风带领十几个同事到西昌地区调查泥石流可能对成昆铁路产生的危害和预防办法。“”开始了，他被单位电报催回，受到不应有的“冲击”。

施雅风1947年入党的地下共产党员的身份，被说成是特务，后来又升级为“现行反革命”。他以往的科学研究被全盘否定了，成为一个、主义、反无产阶级的“三反分子”。施雅风难抑悲愤、难耐，感到生不如死。在1968年8月的一天午后，施雅风趁监视的人不注意，偷偷地跑出“牛棚”，走上黄河大桥，跨过栏杆，从桥上跳了下去。

施雅风想这么高跳下去，必死无疑。没想到一落水，打了一个滚，施雅风浮起来了，这时他脑子清醒了，他想起母亲，想起了家庭，想起了事业，X得不应该死。于是，他顺着河水游去，河水把他冲到河心的沙洲。追踪而来的人群急切地要下水解救他。他却大声阻止：“这儿水大，不要过来，我回去了，我要活下去。”经过这一折腾，施雅风因祸得福，被“恢复”了工作。

给中巴公路“把脉”

1973年春夏之交，盘桓在喀喇昆仑西南侧巴基斯坦境内的巴托拉冰川洪水暴发，接连冲毁了中国和巴基斯坦喀喇昆仑公路一路段和两座桥，通车受阻。中巴双方深为焦虑：原址修复，恐此类事端再次发生；公路改道，无疑耗资巨大。

为科学决策，中巴议定由中方派出冰川考察组进行可行性研究，预报今后数十年间该冰川的变化，以确定是否必须改道。这项具有经济、政治、学术三重意义的国际性任务历史地选择了施雅风。由外交部、外贸部和中科院几家部委联合决定，让施雅风亲赴国外处理此事。1974年4月，施雅风率领一个专家组（成员有王文颖、张祥松、蔡祥兴等）前往巴托拉冰川进行实地考察。

在异国他乡的帐篷里，一张小板凳，一个石头垫起的木箱作书桌，就是施雅风的工作环境。巴托拉冰川神秘莫测、性格多变，它是在前进呢还是在后退？在为时两年的野外工作和一系列复杂的计算之后，施雅风等专家组预测巴托拉冰川还会继续前进，但它的极限前进值仅为180米，最终将在距中巴公路300米处停止前进。冰川前进年限从1975年算起为16年，其后将转入退缩阶段，这一退缩将延续到2030年以后。专家组提出修复方案，公路无需改道，只需变动桥位、放宽桥孔即可。这一安全、经济的修复方案为中巴双方所接受。1978年，这条连接中巴两国的友谊之路恢复通行，为国家节约资金1000万。

挑战权威，质疑李四光

1980年，施雅风发起了中国东部第四纪冰川问题的讨论，这引发新一轮争论。李四光早在1931年就提出以庐山为代表的中国东部地区存在第四纪冰川，当时引发很多人质疑。

1937年，李四光撰写专著《冰期之庐山》对自己多年的第四纪冰川研究进行总结，认为此说不容置疑，他的观点被不少人接受和支持，此书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被认为是地质界最有成就的著作之一。抗战期间，李四光对鄂西、湘西、川东、贵阳等地考察，在他的带领下，一个学派逐渐形成。新中国成立后，李四光担任地质部部长，第四纪冰川研究工作推广得很快，李四光的观点占据主导地位。尽管不少人对李四光的观点不赞同，但大多数人选择了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