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年文案十篇

虎年文案篇1

1994年1月，黑龙江省牡丹江林业公安局破获了一起倒卖孟加拉虎骨的特大走私案，并收缴6架虎骨，共71．9公斤。随后，此案被移送到牡丹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林业分院审理。犯罪分子被判刑后，虎骨一直封存在该法院。

2001年底，机构调整，该林业分院撤销并搬迁至哈尔滨市。2001年12月20日上午，该院院长赵立华与审判员李建国、法警陈雷，将虎骨取出销毁时，将一部分虎骨分掉。

后经牡丹江林业司法局一位工作人员及一位律师举报，黑龙江省纪检委组成专案组调查核实后，此案被指定哈尔滨市太平区人民检察院侦查。鉴于案情重大，此案由太平区人民检察院报送哈尔滨市人民检察院向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据悉，这是我国首例工作人员贪污虎骨案。

案发后，从赵立华处收缴虎骨1．59公斤；从李建国及其朋友处收缴虎骨2．3公斤；从陈雷及其朋友处收缴虎骨2．585公斤。

庭审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检察机关向法庭提交的一份由黑龙江省价格认证中心出具的《价格鉴定结论书》。该鉴定结论认为，按照林业部门有关文件规定，虎属于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虎骨具有特殊利用价值，国家严禁经营。鉴定每具完整虎骨的价格为48万元，鉴定标的6具虎骨价值共计288万元。因为此案中涉及的这6．475公斤虎骨是从3具虎骨中截取下来的，故价值要按3具整虎的价值计算，为144万元，折合价值每公斤22．24万元。

3名被告人的辩护人认为，此鉴定结论书依法无效，不应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

赵立华的律师王岩认为，这些虎骨是10年前旧案的赃物，在法院拘押期间变质生虫，屡遭人贪拿，已不具备当初的使用价值，也不是原来的数量，用整虎的价值来推算被告人贪占的数额，是不公平的。

陈雷的律师张志民、鞠文英认为：此鉴定书的重要依据———林业部的文件不能作为价值鉴定的依据。1997年国家计划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的《扣押、追缴、没收物品估价管理办法》第18条规定，价格事务所必须按照国家法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解释以及其他价格法规，客观及时地估定扣押、追缴没收物品的价格。结合本案，林业部的这一文件既不是法律，又不是司法解释和法规，更不是价格法规，林业部的此文件不适用本案。从适用范围看，文件适用野生动物保护型的案件，而本案是贪污贿赂案件。从制订此文件的依据看，可以判断此文件也不适用本案。因为它所依据的都是非法杀害、猎捕、出售、收购、运输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规定，这一规定是主要打击杀害、猎捕买卖老虎的人，而不是打击要销毁虎骨时突发贪心的人。况且林业部的这一文件违反我国《价格法》，其定价不能算作政府定价。根据1993年国务院《关于禁止犀牛角、虎骨贸易的通知》，虎骨不允许买卖、交易，因此没有参考价格，作价是不准确的。

虎年文案篇2

下一个老虎如何收网？

回看过往的“打虎成绩单”或许能找到答案。

2014年，68名中管干部落马。论频次，平均每月拿下3虎;看层级，、徐才厚、令计划和苏荣等4名副国级以上官员赫然在列。从中亦不难看出：中纪委打虎已然形成了三种策略――调虎离山、剪其羽翼与精准秒杀。这三大“撒手锏”或因时而发，或相互配合，伏虎收网无一失手。2015年，这些利器或将再次出鞘。

调虎离山：

引出老巢，致命一击，打破“平安着陆”假象

1月16日晚，国家旅游局副局长霍克落马。此时距其离任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刚刚一个月。

追溯“打虎”历史，这种一调任就被调查的领导干部不在少数。中石油原董事长蒋洁敏履职国资委主任半年即被调查。

事实上，调虎离山之计是有着精妙的战术计算的。有些“老虎”本处于党政军权力运行的核心岗位上，在信息获取方面有着独特优势。不管是其利用职权打探消息，还是隐匿销毁证据，都会干扰办案、增加工作难度。譬如霍克所在的中央办公厅秘书局，直接负责中枢文件运转、最高层会议安排等机密业务。调其离开老巢，无疑是一招妙棋。

除了调离老巢以利办案之外，调虎离山还给“老虎”们制造了“平安着陆”的假象。或是在平级调动、退居二线之后，抑或是在提升调动之后，“老虎”一般总会按“老黄历”来算账，于是就不免认为自己“过关”了，可以高枕无忧了。

但现实是，根本不存在什么所谓的“平安着陆”，也没有什么“过关”之说，只要触犯党纪国法都要一查到底，贪官们莫再心存侥幸。

剪其羽翼：

入手，抽丝剥茧，对准“大老虎”

在围猎“大老虎”、调查窝案时，中纪委的第二个“撒手锏”就派上用场了。

“大老虎”们往往深耕官场数十年，能量惊人。有的甚至还拉帮结派，自立山头，俨然成为“山大王”，对中央的政策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阳奉阴违。对待这种目标，如贸然出手，难免可能会产生一定的风险。这时，就需要从其入手了。

2014年，山西“塌方式腐败”、四川官场地震、中石油系列腐败等案件一查一串、一端一窝，令人触目惊心。而在这些窝案的背后，往往有着“大老虎”的身影。

以山西为例，半年内有4位省委常委、7名省部级干部落马。再加上一些落马的在外地从政的山西籍官员，就构成了媒体所称的“山西帮”。其中，曾贵为中央办公厅主任的令计划尤其引发关注。其工作履历显示，令计划曾在山西工作7年，其兄令政策也曾任山西省政协副主席。

所谓“射人先射马，打虎先拔牙”，中纪委的这种打虎节奏和次序确实有着精密的考量。深挖是第一步，从多个“阵线”搞清楚低阶官员的关联案件，获得相对确凿的证据和关联案情后，才会慢慢合拢、收网，对准“大老虎”。

近两年，无论是端掉以郭永祥、李崇禧、冀文林等为代表的“秘书帮”，还是捣毁包括蒋洁敏、王永春等在内的“石油帮”，中纪委莫不都在精心下着“你懂得”的“大棋”。而到了收网之时，遂青锋出鞘，一击中的，绝不拖泥带水。

精准秒杀：

“磨刀”声不响，手起刀落震慑贪官

2015年的第一个工作日，南京市委书记杨卫泽成为中纪委拿下的新年首虎。虽然此前已有不少传言，但杨卫泽此次被查，再次延续了高官被查前“毫无征兆”的特点。

遭如此精准秒杀的“老虎”，杨卫泽并不是第一个。被组织调查前不久，谭力还在外省打高尔夫球。韩先聪则在落马当天，手机信息还显示中午和晚上各有一次饭局。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恐怕还属“岭南虎”万庆良，就在被查前几天，他仍去私人会所大吃大喝，顶风作案。

在中纪委的秒杀面前，一个个省部级高官被撕下骇人的面具，颜面无存。难免有人感慨，在反腐的“秒杀时代”真是人人自危、人心惶惶啊！不过，我们不禁要问，如果没事儿你慌啥？看来，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人心惶惶是假，有力震慑住了贪官倒是真的。

虎年文案篇3

    行政判决书

    （2000）一中行终字第11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 刘殿宝，男，50岁，汉族，首都钢铁公司中厚板厂干部，住北京市石景山区古城南路10栋12号。

    委托人 林根样，北京市华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 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阜城门北大街1号。

    法定代表人 马振川，局长。

    委托人 付以诺，男，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法制办公室于部。

    委托人 林强，男，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法制办公室干部。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 韩小虎，男，35岁，中国电信集团公司干部，住北京市朝阳区光西门北路26栋6505号。

    委托人 王辉（韩小虎之妻），人民日报社华文公司干部；住址同韩小虎。

    上诉人刘殿宝因道路交通责任事故认定行政决定一案，不服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2000）石行初字第4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于2000年6月29日作出判决；认定韩小虎、刘殿宝于1998年1月1日15时30分发生交通事故后，双方在当时都具有报案条件情况下，未及时向公安交通管理机关报案，而自行协商解决问题。由于双方迟延报案，致使公安交通管理机关对认定此事故责任造成一定困难，对此刘殿宝与韩小虎均负有一定责任。被上诉人根据第三人提出的责任重新认定申请，对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石景山交通支队（以下简称石景山交通支队）作出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中存在的适用法规不当的问题有权依照法规予以变更，该责任重新认定决定书，并不违反法规规定。刘殿宝认为第一份责任认定书作出后，韩小虎未在法定期限内提出重新认定申请书，该责任认定书已发生法律效力。被上诉人违反法定程序受理韩小虎的申请，重新作出责任认定书的行为违法，要求撤销被上诉人作出的重新认定书的诉讼主张缺乏事实依据。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第十二条、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第三项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十二条第一款、第一条、第九十八条；《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二十一条第二款、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判决维持被上诉人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京交重决（1999）654号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决定。

    上诉人刘殿宝不服，上诉称：石景山交通支队对此事故已经作出责任事故认定，由韩小虎负事故的全部责任。韩小虎在接到责任事故认定书后未提出重新认定申请，该责任认定生效。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受理韩小虎的申请立案，违反法定程序。且其在重新认定中认定的双方有条件报案未报案，决定双方负同等责任的重新认定与事实不符。由于自己被撞伤，当时没有报案条件。因此，石景山交通支队作出的由韩小虎承担事故全部责任的事故责任认定正确。一审判决未查明事实；证据不足，请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撤销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作出的京交重决（1999）654号道路交通事故责任重新认定决定书。

    被上诉人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答辩称：本局依法受理该案并作出重新认定责任书，该认定书程序合法、法规适用正确、责任认定适当。且根据《公安部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公安部令1992年第 10号）第35条的规定，本局对此案作出的重新认定是对此事故责任的最终认定。此案不属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请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

    被上诉人韩小虎同意原审判决。

    本院审理期间，合议庭查阅了原审案卷，听取了各方当事人的诉讼意见。经过全面审理，现对本案事实作如下认定：1998年1月1日15时30分许，韩小虎从首钢医院出来启动并行驶其停放在道路南侧、车头向东、车尾向西的京C／G1376桑塔纳小客车时，与刘殿宝所驾驶的由西向东行驶的京B／09399轻便两轮摩托车相撞，造成刘殿宝腿部受伤。当时；韩小虎等人将刘殿宝送到首钢医院检查治疗；两人未在事故发生当天向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报案。后，双方因赔偿问题产生纠纷，韩小虎于1998年5月22日向石景山交通支队报案。1998年8月27日，石景山交通支队作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认定韩小虎起步时未按规定让行、未保护现场、未报案；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第七条第一款和《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七条的规定。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由韩小虎负事故全部责任。韩小虎不服，于1998年8月30日向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提出责任重新认定申请，石景山交通支队根据上级机关转来韩小虎的信访材料后；在原责任认定书上；将“韩小虎驾驶小客车由南向东行驶” 改为“韩小虎驾驶小客车由西向东行驶”，并在被改动的文字上加盖该部门的印章。1999年12月15日，石景山交通支队向刘殿宝、韩小虎重新送达了更改后的责任认定书。韩小虎仍不服，以刘殿宝超速、强行超车为由，在法定期限内向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提出重新认定申请；要求撤销石景山交通支队作出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认为双方在发生交通事故后，均未及时报案造成此案事实不清，韩小虎所述刘殿宝超速、强行超车，以及原认定书认定韩小虎起步未按规定借道让行的证据不足，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二十一条第二款及第二十二条的规定，于2000年1月18日作出京交重决（1999）654号道路交通事故责任重新认定书，变更石景山交通支队作出的原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由韩小虎、刘殿宝负此次事故同等责任。

    被上诉人在一审期间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证据包括韩小虎、刘殿宝书写的事故经过、石景山交通支队报案立案登记表、对韩小虎的询问笔录、对刘殿宝的询问笔录、道路交通事故文书送达凭证、韩小虎的责任重新认定申请书、重新认定立案登记表、案件审批表、送达回证，经过质证，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

    上诉人在一审期间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赔偿调解终结书、道路交通事故伤残评定与本案所审查的行为无直接关联；原审法院未作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本院不予认证。

    本院认为，按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的规定，公安机关对交通事故的因果关系、行为人之间的违章关系；以及违章行为人在交通事故中的作用作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并明确行为人在此次事故中所应承担的相应事故责任。当事人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不服的，可以在法定期限内向上一级公安机关申请重新认定。被上诉人作为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根据当事人的重新认定申请，对下属各区县公安交通支队作出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进行审查，有权作出维持、变更或撤销的决定。被上诉人在接到韩小虎的重新认定申请后；认为石景山交通支队在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后改变了原认定中的相关事实，认定刘殿宝与韩小虎在发生交通事故后，均未及时报案，造成石景山交通支队作出的事故责任认定书中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其作出的重新责任认定决定，变更了原事故认定中事故的成因及责任认定，确定由韩小虎与刘殿宝负事故同等责任的认定行政决定符合《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二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本院应当予以维持。

    上诉人刘殿宝认为原责任认定书作出后；韩小虎未在法定期限内提出重新认定申请，该认定书已经生效。其认为被上诉人只根据违反法定程序受理韩小虎的申请，重新作出责任认定书的行为违法，要求撤销被上诉人作出的重新认定书的诉讼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道路交通责任事故认定是由国家行政职权的机关作出的行政确认行为，该行为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所规定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范围。被上诉人在上诉期间；虽然同意原审判决；但其坚持认为交通事故责任的重新认定决定是最终认定，此案不属法院行政诉讼范围，要求本院驳回上诉人上诉的诉讼主张缺乏法律支持，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一）项、《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二十一条第二款、第二十二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八十元，由上诉人刘殿宝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饶亚东

    审判员 吴 月

    审判员 梁 菲

虎年文案篇4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坦克称雄战场的时代。坦克也由此获得了“陆战之王”的美称。在明星荟萃的二战坦克中，纳粹德国于二战的中后期研制的“虎王”式重型坦克占有特殊的地位。

“虎王”式坦克是二战中防护性能最强，火力最猛的坦克之一，也是二战战场上最重的坦克。尽管“世界上最重的坦克”的桂冠，应戴在188吨的“鼠”式超重型坦克的头上，但是，“鼠”式坦克仅生产了2辆样车，并未投入实战。另一种最重量级的坦克，当属英国研制的79吨重的A39“龟”式重型坦克。不过，这个“铁乌龟”只生产了6辆样车，也未投入实战。超过70吨的美国T28重型坦克，同样仅停留在样车研制阶段。而70吨级的“虎王”式重型坦克总共生产了480辆，从1944年5月到1945年5月，正儿八经地参加了一年的实战。用与不用，其地位和作用自然大不一样。

“虎王”四选一

1942年8月，也就是在“虎”式重型坦克刚刚装备德军时，希特勒就下令要研制出更强大的坦克，要装备身管更长的88毫米火炮，车体首上装甲厚度要达到150毫米，研制代号为SdKfz182，这就是“虎王”重型坦克的由来。1943年2月，德国陆军兵器局责成波尔舍公司、亨舍尔公司和MAN公司着手研制新的重型坦克。三家公司共提出了4种方案，并制成了样车。波尔舍公司的样车代号为VK4502(P)；MAN公司的样车的代号为VK4502(MAN)；亨舍尔公司的样车的代号为VK4502(H)和VK4503(H)。

VK4502(P)样车的特点是采用了电传动装置。传动的路线是“汽油机带动发电机旋转，发电机发出的电能通过电缆传输给2个电动机，最后带动主动轮，拉动履带前进。因发动机前置和后置的不同，又可细分为180和181两种方案。

VK4502(MAN)样车的特点是，以“黑豹”坦克为基础加以改进，换装了新型变速箱，增大了发动机的功率，并采用了体视式测距仪，炮塔外形更加紧凑。

VK4502(H)方案的特点是，以“虎”式重型坦克为基础略加改进而成，算得上是“继承性强，改进处少”的方案。陆军兵器局第6科在审查了上述3种方案后，首先否决了VK4502(H)方案。不过，亨舍尔公司并不死心，很快又搞出了一个VK4503(H)方案。这一回时来运转，兵器局最终选定了亨舍尔公司的VK4503(H)方案，并于1944年1月开始批量生产，定名为“虎”2式重型坦克，也称为“虎王”式重型坦克。其德文名为Konigs tiger，德文Konigs和英文中的King是一个意思，是扑克牌中的“老K”，意思是“国王、王者”。“虎王”重型坦克也算不虚此名，按照德军的对手――盟军指挥官的说法：“虎王”坦克是一种“庞大而令人生畏的坦克”。

原计划从1944年初开始，每月生产100辆“虎王”式坦克。但是，由于盟军飞机猛烈轰炸的影响，加上在二战的中后期德国所需的钢铁等原材料十分匮乏，上述生产目标几乎一直没能实现。生产量最高的1944年8月，月产量也只达到了84辆。

“虎王”坦克的总生产量大约为480辆。其中，1943年生产了3辆，1944年生产了377辆，1945年生产了100辆。“虎王”坦克一般以小分队行动，四五辆为一组。其任务是阻滞数量上占优势的盟军坦克的进攻，往往能取得“以少胜多”的战果。不过，由于“虎王”坦克的生产数量有限，加上它本身有许多弱点，这只不可一世的“虎王”并不能挽救第三帝国必然灭亡的命运。

虎虎生威

“虎王”重型坦克的战斗全重为68吨(一说70吨)，车长10.3米，车宽3.76米，车高3.08米。由于“人高马大”，加上炮管修长，显得威猛异常，虎虎生威。不过，个头大，目标大、笨重，也成为“虎王”挥之不去的致命的弱点。

“虎王”坦克的总体布置为发动机后置，传动装置前置方案。其局部剖视图和侧视的结构图分别如图所示。可以看出，乘员为5人：车长、炮长、驾驶员、装填手、前机兼无线电员。车长席位于火炮的左侧，有1个指挥塔；炮长也在火炮的左侧，位置比车长席稍低，装填手位于火炮的右侧，立姿；驾驶员位于车体前部左侧；前机兼无线电员位于车体前部右侧。

厚重而笨拙的“虎王”

“虎王”式坦克的最大特点之一，是采用了厚重的装甲。这既使它的防护性能超群，也使它的车重太重，严重地限制了它的机动性能。本来，“虎”式重型坦克的装甲就够厚的了，正面的装甲厚度达到了100毫米。不过，希特勒仍然不满足，执意要将坦克的正面装甲“进一步加厚”，于是，“虎王”坦克的正面装甲又加厚了50％以上，车体首上装甲厚度达到了150毫米，炮塔的正面装甲更达到了180毫米。装甲材料为特种钢，车体和炮塔为焊接结构。其他部位的装甲厚度也在25～100毫米之间。车体底部的装甲最薄，车底前部为40毫米。车体后部为25毫米。行动部分的上部有侧裙板。“虎王”坦克各部位的装甲厚度和装甲倾角如图所示。可以看出，要想从正面击穿“虎王”坦克的装甲，在二战时期几乎是不可能的。不过，T-34-85中型坦克和“萤火虫”中型坦克可以很容易地击穿“虎王”坦克的侧面和后面装甲，M4“谢尔曼”中型坦克发射钨芯超速穿甲弹时，也可以很轻松地击穿“虎

王”的侧面和后面的装甲。至于底部装甲，更是“虎王”的软肋。强中有弱，这正是盟军用中型坦克也可以攻击强大的“虎王”坦克的道理。

更长身管的88炮

采用身管更长的88毫米火炮，是“虎王”坦克的另一个突出的特点。本来，“虎”式重型坦克的主炮为56倍口径的88毫米坦克炮，身管已经很长。但是，德国军方还想进一步挖掘88毫米火炮的潜力，更将88毫米坦克炮的身管长增大到71倍口径，从而使它具有更强大的穿甲威力。

“虎王”式重型坦克的火炮为KwK43／L71型88毫米坦克炮，身管长度达到了6.3米，炮管有两种，一种是一体式的，一种是两节式的，两节式的可以更换磨损快的后一段炮管。无论哪一种，对炮管的加工工艺都有极高的要求。采用立式炮闩，炮口处有双气室式炮口制退器，驻退机和复进机布置在炮管的后部上方，前者为液压式，后者为液气压式。火炮的高低射界为－7.4-+15度，方向射界为360度。炮塔的驱动方式为液压式。

所用的弹种包括：被帽穿甲弹、硬芯穿甲弹、破甲弹、榴弹等。发射普通的被帽穿甲弹时，最大有效射程达2286米，在2000米的射击距离上，可击穿倾角为60度的159毫米厚的钢装甲或倾角为30度的114毫

米厚的钢装甲。事实上，二战中盟军的所有坦克的主装甲都能被“虎王”坦克的88炮击穿。炮弹的弹药基数为84发(装克虏伯炮塔)或72发(装威格曼炮塔)。

辅助武器为两挺MG34型7.92毫米机枪，1挺为并列机枪，位于火炮的右侧，由炮长脚踏踏板射击；另1挺为前机枪，位于车体前部右侧，由前机操纵射击。机枪弹的弹药基数为5850发。

瞄准装置为炮长用的TZF9b／1型单目式直接瞄准镜。

两种炮塔

“虎王”坦克的另一个特点是，它有两种类型的炮塔。这也是战争时期应急生产的产物。一种是波尔舍公司VK4502(P)型上采用的威格曼炮塔，仅在最初生产的50辆“虎王”坦克上采用。另一种是亨舍尔公司VK4503(H)型上采用的克虏伯炮塔。多数“虎王”坦克上的炮塔是后一种。两种炮塔的外形明显不同，威格曼炮塔的正面流线型铸造炮塔，瞄准镜为双目式；而克虏伯炮塔为平直钢板式，工艺性好，瞄准镜为单目式。

机动性能强差人意

“虎王”重型坦克的动力装置为HL230P30型V型12缸水冷汽油机，汽缸排量为23升，最大功率为700马力。按说，在二战期间，在坦克上能用上700马力的大功率发动机，还是很不简单的。不过，懂行的人一看便知，“虎王”坦克上的动力装置和“虎”式坦克上的发动机是一个系列的，最大功率也相同，而由于“虎王”式坦克要比“虎”式坦克重10多吨，致使“虎王”坦克的单位功率更低，其机动性自然更要大打折扣。

“虎王”重型坦克的变速箱仍为机械式，有8个前进档和1个倒档。

行动装置包括：双扭杆弹簧式悬挂装置、交替排列式负重轮(外侧5个、内侧4个)、主动轮、诱导轮、履带等。主动轮在前，诱导轮在后。履带板为单销式，每侧有92块履带板。为了减小整车的单位压力，履带板的宽度增加到800毫米，但在铁路运输时，必须换上666毫米的“窄”履带板，十分不便。再说，较宽的履带板，也使“虎王”坦克在松软的地面上的转向阻力大大增加。

由于单位功率较低，“虎王”坦克的最大速度仅有38千米／小时，比“虎”式坦克还要低。燃油箱的容量为860升，百公里的油耗为500升，算得上是“油老虎”，最大行程只有170千米。

由于“虎王”坦克的机动性较差，盟军的坦克往往利用机动性好的优点，避免和“虎王”正面交锋，而是绕到其侧面和背后，攻击它的薄弱环节。这样，“虎王”坦克往往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威风的“虎王”变成了“跛足的虎王”。

“虎王”坦克的变型车只有两种，一种是“猎虎”坦克歼击车，下一讲再详细加以介绍；另一种是“虎王”指挥坦克，生产数量较少，往往和“虎王”坦克一道加以统计。

部队配置和战例

虎年文案篇5

西门子CEO柯菲德最近烦心事扎堆，明基事件还未停息，腐败案又扑面而来。11月15日，大约270名税务稽查员、警察和检察官突击搜查西门子公司在慕尼黑的总部、在德国和奥地利的其他办公场所以及一些高层管理人员的私人住宅。在此次的搜查中，西门子CEO柯菲德也未能幸免。德国警方次日表示，他们怀疑西门子公司有十多人涉嫌挪用资金，通过外国银行户头转账的方式向人行贿，以获取合同。涉案合同包括2004年雅典奥运会一个安全系统项目。到11月22日为止，已有6人因卷入腐败案被拘留，已经查出涉案金额达到2.57亿美元。虽然检察官和西门子均表示，柯菲德只是本案的证人，而不是嫌犯，但柯菲德的烦恼未能减轻，受明基移动破产的影响，西门子持续亏损的企业网络部门至今未能找到买家，而且，这个部门也在此次腐败案的调查范围之内。

内部邮件暗示雅虎CEO下台在即

雅虎高级副总裁加林豪斯（Brad Garlinghouse）10月发出一份内部备忘录称，雅虎需要剧烈的机构革新和裁员20%，该备忘录日前在网上曝光，雅虎发言人已证实了该备忘录的真实性。这份备忘录的流行称呼是“花生酱宣言”，因为它宣称雅虎的投资战略就像是在面包上涂抹过稀的花生酱。表面上“花生酱宣言”可能是为了鼓舞雅虎军团内部目前低落的士气，但业内观察家表示，这份大胆断言“领导班子必须更换”的文件出自企业高级副总裁，而不是CEO，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事情。它很可能暗示了雅虎内部正上演着一场权力斗争，其结果可能是CEO塞梅尔的下台。

由于雅虎股价在过去一年中急跌37%，外界关于塞梅尔下台的猜测和呼声一直不断。塞梅尔从2001年开始执掌雅虎帅印，正是在他的任期内雅虎实现了扭亏为盈，并定位为媒体业者。但也是在他的任期内，雅虎的对手Google垄断了网络广告业这个目前互联网上最赚钱的领域。就在这份备忘录在网上曝光之后，11月22日，雅虎宣布与美国7大报业集团的176家报纸达成协议，允许它们在雅虎网上卖分类广告。此前数天，雅虎一口气买下三家网络社交类公司（Kenet、MyBlogLog、），总交易金额达数千万美元。不管塞梅尔下台的传言是否成真，雅虎似乎正在抛弃之前过于保守稳健的作风。

虎年文案篇6

他只有小学文化，却在短短三年多的时间里，行骗苏浙沪多地，将保险公司玩弄于股掌，从24家保险公司“提取”共计18.7万余元。当真相大白时，叫人大跌眼镜。原来，诈骗无需高超的技巧，也不用绞尽脑汁的周详计划，有时候，只要胆识加点运气，也许就能发财致富了。

保险公司成了提款机

邓金虎是一个安装地板的个体户，2007年来到上海打工，而那时，他已是诈骗的老手了。

“2006年左右，当时我缺钱，想到以前在江苏汽修厂当学徒时，看见别人用伪造的单据投保骗保险公司的钱，我就想也试试看。”

中财保险（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不幸中选，成为了他的初试目标。邓金虎先用本人身份证和伪造的驾驶证、行驶证到中财保险杭州分公司为一辆两轮摩托车保险，付了100多元，保期为一年。投保后，他用伪造的交通事故单骗取了中财保险千余元，这是他的第一笔理赔款。

成功的尝试令邓金虎豁然开朗：赚钱不容易，骗钱倒简单！此后，意犹未尽的他多次到各大保险公司及其分支机构行骗，手法如出一辙，均是利用本人身份证或是捡来的身份证以及伪造的驾驶证，为他那部“金贵“的两轮摩托车保险，保期一年，然后编造一起保险事故，以伪造的交通事故单骗取保险费。

2010年7月28日，中财保险杭州分公司的工作人员来先生前往公安机关报案，称名叫邓金虎的人有涉嫌骗保的行为，至此，东窗事发。

8月4日，公安机关立案侦查。9月6日，侦查机关通过侦查手段在上海七宝友谊村抓获邓金虎，并在其住处扣押大量用于保险诈骗的物品，以作进一步侦查。

在审查阶段，上海闵行检察院的检察官发现，邓金虎从2006年12月至2010年7月间，利用十余人的身份信息，以交通事故名义向多家保险公司提交理赔申请209次，其中未理赔30次，成功理赔179次，金额共计18.7万余元。

短短三年多的时间，邓金虎炮制了如此惊人的理赔申请数，而且大多成功了！

同样蔚为壮观的是被其成功骗保的受害者名单，许多大型保险公司的名称赫然在列：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都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众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等共计24家保险公司及其分支机构。

保险公司简直成了邓金虎源源不绝的提款机。“像这样疯狂的保险诈骗案，我们还没碰到过。”检察官也止不住称奇。

漏洞百出却又屡试不爽

说起诈骗，我们脑海一般会浮现什么画面？一支有点小能耐的团队，在缜密计划的指引下，利用高科技的手段，各司其职、偷天换日……这是由电影衍生出的遐想，现实生活中的诈骗往往出乎意料的简单，一个人，几本劣质的伪造文书，足够行事。

邓金虎即是如此，利用几份路边制作的伪造文书便高效炮制了一起又一起保险诈骗案。

2010年7月11日，中财保险杭州分公司的理赔人员在内部核查时发现，一名叫邓金虎的男子于2009年5月7日在该公司江城支公司办理了摩托车交强险，至今已发生11起轻微交通碰撞事故，其中四起有派出所开具的证明文件，七起有交警部门开具的交通事故单，但是有好几张交警单的编号是一样的。

无独有偶。案发后，接获消息的中财保险苏州分公司、无锡分公司，以及太平洋财产保险苏州分公司等保险机构经核查发现，邓金虎在向他们投保交强险之时，也伪造了多份编号相同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

经闵行公安分局交警支队事故科核查，证实这些单据都是伪造的，而且伪造的痕迹很是拙劣。比如一些交通事故单上盖有上海市嘉定区“沙河派出所”、青浦区“华新交警大队”的公章，但遗憾的是，这一所一队现实中并不存在。

捏造公安机关的名号的确胆大妄为，至少仅从单据上还看不出问题。不过，邓金虎办理投保手续所用的伪造的摩托车行驶证上，其车牌号为皖NM4852，但公章却是江苏省苏州市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支队苏州交警支队。

安徽牌照的行驶证由苏州交警支队制发？这个仅从证件上就能看出的巨大漏洞却未引起保险公司工作人员的警觉，如果他们认真审核了该行驶证的复印件，就能发现邓金虎明显而拙劣的伪造痕迹。

不过，这世上没有那么多的如果。

检察官在搜集证据时发现：中国大地财产保险公司上海分公司、中华联合财产保险公司上海分公司等公司在向有关派出所核实事故信息，发现邓金虎提供的事故单上的印章属于伪造的情况后，并未向公安机关报案，只是简单地作出不予理赔的处理。

可以想见，当时发现端倪的这些保险机构若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向公安机关报案，那么邓金虎的骗保行为也就止步于此了。甚至可以说，在高频率的保险诈骗过程中，邓金虎早就做好了东窗事发的准备。当他被公安机关抓获时，他对自己保险诈骗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没有狡辩，没有挣扎。

保险公司：请让自己更保险

本案有一个特点，任何单笔骗保的数额并不高昂。邓金虎在这方面还是有点小聪明的，在小试牛刀又轻易得手后，并未放大胃口，而是充满耐心地，用一单单小额理赔款，流转于苏浙沪等地多家保险公司行骗，看似胆子大胃口小，却是积少成多。

这样便有一个假设呈现在我们面前，如果邓金虎的胃口大一点，将理赔款的数额提高至数万元甚至数十万元，是否情况又不一样了？

据邓金虎案发后供述，“我打电话给保险公司说我投保的两轮摩托车出了事故，赔了多少钱。然后保险公司就让我将公安机关的证明材料和身份证、驾驶证、行驶证复印件寄过去，他们确认后将赔偿金打到我提供的银行卡上。”

但是，在这样的操作流程中，很多保险公司的确认方法未免显得粗糙，既未多打一通电话确认，也没仔细核实单据信息，这才给邓金虎留下了可乘之机。

邓金虎诈骗案的案发暴露了保险公司在各项投保、理赔管理环节存有疏漏，在信息共享、风险责任意识方面也存在不足。从该案出发，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检察院站在维护国家和公司财产利益以及车险市场的良性健康发展的角度，提出几条建议，以期引起保险业的重视，防止类案再次发生。

在理赔管理上，各保险公司应加大对两轮摩托车等小额、简易案件的审查力度，增加第一现场查勘率，及时向有关单位及人员调查、核实索赔材料。并且须强化保险业自身的内部管理和风险控制的能力，完善各项投保、理赔管理环节。可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提高档案的信息化程度，实现电子检索和监控。

另外，应尽早探索建立一个信息共享平台，实现保险公司各部门、各保险公司、保险公司与其他行业之间的信息互通，特别是实现保险公司与交管部门之间对车辆信息、事故信息、保险理赔信息等数据的共享。

而在风险责任意识方面，各保险公司也应加强对工作人员的业务培训，化被动的“事后控制”为主动的“事前控制”，向其灌输责任意识、风险意识，增强防范保险欺诈的意识和能力。在发现骗保行为时，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防止骗保人继续作案。

邓金虎最终以诈骗罪被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判为“五年六个月，罚金三万元”，判决于2011年7月25日作出。可是就在7月12日，上海市了新的关于本市诈骗类犯罪案件具体数额标准的意见。其中，个人诈骗“数额巨大”的标准由原来“5万元~20万元”改为如今“10万元~50万元”。

也就是说，就在邓金虎被判决前不久，量刑标准提高了。如此一来，邓金虎的判罚也发生了变化，由原来极可能被判到如今实际被判“五年六个月”。邓金虎诈骗一案，虽说不上离奇，却充满了戏剧性，就连结局也是如此。

虎年文案篇7

【摘要】景观设计发展到今天开始趋向利用文化资源塑造特色景观，尤其地域特色文化在景观设计中的地位逐渐上升。本文通过对楚雄双柏彝族的“虎笙文化”进行剖析，从“虎笙文化”与当地居民的生活关系，与当地景观的联系等角度来探讨“虎笙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元素如何运用到彝族景观设计中，从而提升景观的内涵及品质，打造地域特色景观。

【关键词】虎笙文化；双柏彝族；景观设计

引言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景观行业也快速的发展，迈过了一个又一个台阶——从工业化背景的景观到尊重自然的景观，再到新技术时代的数字化景观。今天，人们更关注的是尊重当地文化，尊重场所精神的景观。一直以来，景观设计也都离不开文化这个话题，而地域文化则是景观设计不可忽略并且应当大力利用的。“虎笙文化”就是双柏独有的一种地域特色文化，“虎笙文化”融入到设计领域的研究目前寥寥无几，双柏“虎笙文化”与景观设计的结合更是一个空白，这应该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

一、“虎笙文化”的艺术特点

（一）老虎笙的起源及性质

“老虎笙”是楚雄双柏地区彝族的一种舞蹈，是以鼓、锣和铜铃为主要伴奏乐器而进行表演的含有民族特色的傩舞。最开始起源于一个传说——一个关于老虎吓走豺狼蟒蛇而救了彝族人祖先罗罗人的传说，传说中老虎是通过舞各种动作而吓走豺狼蟒蛇的，救人的那只老虎死后村民将其尸体供奉了起来，此后一旦有野兽前来骚扰，罗罗人便将自己扮成老虎的模样，果真吓退了野兽，于是，罗罗人将这种“虎舞”传授给了其他村民，自此，他们住的地方再也没有野兽的袭击。为了感谢“虎神”，罗罗人每年的农历正月初八到十五左右都会举办一次“跳老虎”活动，这个活动一直延续到现在，演变成了双柏的“虎笙节”。

“老虎笙”实际是一种纪念老虎的活动仪式，是他们同天地、万物及神灵相互沟通的方式，而今，“老虎笙”承载着彝族文化的同时，也逐渐成为了现代人们生活中的一种娱乐活动。

（二）老虎笙的表演空间

双柏老虎笙的表演空间有两个：自然村落空间和神圣空间。前者指老虎笙的主要表演地点双柏法裱镇小麦地冲村，后者是指平时过节等特殊日子进行的信仰表演，表演空间就在小麦冲村庄外的路边的石门——虎神位。另外，每家的家神位也是私人的神圣空间，信仰活动和艺术活动也都在这些空间以不同的形式进行。现在，由于虎笙文化的传播，表演已经不单是在村子里进行，在一些城市或城镇的广场上的开放空间也进行着“跳老虎”活动，在这些空间进行的这些活动共同构成了城镇的特色文化景观。

（三）老虎笙的表演者以及表演过程

老虎笙的表演主要在小麦冲村上演，广义上说，演员是当地的村民以及外来的观众，因为跳老虎笙的整个过程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从狭义上讲，表演者实际指的是老虎的扮演者。跳老虎的队员共17 个，扮演各个角色的演员的装扮也不同，但是总体来说，化妆主要是通过色彩和图案来表现，另外再佩戴不同的服饰及道具，从而完美扮演每个被赋予的角色。

整个表演过程是互动的，总的表演程序是沿袭古老的驱魔仪式进行的，包括“接虎神”“跳老虎”“驱鬼除魔”“送虎神”四个部分，每一部分其实也都与彝族人们的生产生活相关，也是彝族人们生活的写照。每一个过程都将观众和表演者融进了一种真实的场景，在所有的表演过程中，观看表演的观众也都不自觉地加入了表演过程当中，达到一种独有的意境：人景合一，人景互动，形成一种交互式的景观。

二、“虎笙文化”的景观表征

“老虎笙”作为古老的傩舞，与现代生活结合起来，除了具有原始消灾祈福的功能外，它还成了一种人们户外娱乐活动的运动，或者说是一种娱乐方式，和现代景观结合起来，它本身也就具有了某些景观的表征。现代景观强调地域文化，强调人性化，更注重人的参与，注重在园林景观场所中所进行的人类活动，结合地形、水体、建筑、植物四大要素共同构成景观。双柏作为彝族聚居地，彝族的很多活动、仪式也就构成了双柏特有的景观。总体来说，“老虎笙”是一种结合了光影、色彩、声音，以及质感的文化艺术形式，这与我们今天所提倡的“五感”的景观设计不谋而合。

（一）色彩

人有五感，第一感觉则为视觉，而对视觉影响最大的则是色彩，色彩斑斓是人眼最为直观感知的景观。彝族传统的色彩观为“五色观”：青、红、白、黑、黄。老虎笙中用到的色彩主要是演员的化妆以及服饰道具，涉及的颜色主要是黑、红、黄、白，而目前在景观设计中，对于彝族色彩文化的应用通常都与服饰色彩和漆器色彩相关，室外景观中常见的是黑、红、黄三色。

色彩的组合设计是现代景观设计的一个突破点，双柏彝族虎笙文化所包含的色彩文化，既是云南彝族文化的体现，又是双柏地区彝族文化习俗、彝族人文化生活的再现。走进双柏县，即可感受到浓郁的虎笙色彩文化，这是双柏特有的一道亮丽风景。

（二）图案

虎笙还是一种图腾崇拜，是彝族文化中的虎图腾崇拜，不论是在装扮上还是在舞蹈的动作上，都是以虎图腾为依据的。在跳虎笙的过程中，还融入了很多彝族人民生活器具以及生活场景的图案。现代景观设计中，也越来越重视图案的运用，尤其结合少数民族图案的设计，这些图案会增加景观的形式美。

（三）老虎笙互动的表演形式

老虎笙的表演过程是一个演员与观众互动的过程，老虎笙的表演将人们与整个活动融到了一起，并与表演空间融为一体，这样的互动就与我们今天提倡的互动的景观一致，强调参与，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追求天人合一，提倡与自然对话。老虎笙的表演过程就是与自然对话、与神明对话的过程，是人们关于人与自然关系思考的结果，是一种关于人、神、自然以及生活的哲学观。

三、“虎笙文化”应用到景观设计

虎笙文化作为双柏地区特有的彝族文化，它反映了双柏地区的人文历史，体现了双柏人民的生产生活。毋庸置疑，对于双柏地区的景观规划建设来说，融入虎笙文化会使此地区的景观意境表现力增强，以景观规划设计元素为主要立足点，将虎笙文化中的色彩、图腾以及文化意境融入到景观设计中，运用具象继承以及抽象继承的方法，打造独具特色的地域景观。

（一）具象继承——形、色

具象继承是指具体的利用老虎笙文化中的具象元素进行景观设计，主要是图形以及色彩的运用。图形、色彩本身就是视觉最为直观的感知，不需要文化的积淀便能识别。虽为具象继承，但是在虎笙文化中，形则主要指虎图腾，这是已经运用抽象手段处理过了的图案，再次将其运用到景观设计中，这是抽象了的具象，是利用符号学而进行的图案运用。对于色彩，就是将黑、红、黄、白四种颜色在景观中进行重组。形和色都能通过景观平面、立面以及景观中的要素得以表达。

1. 空间地面

空间地面指的是景观的平面构成，即对于地的地表进行处理。空间地面可以利用虎图案元素，强调双柏彝族文化和个性，包括整个地形的起伏形状以及地表铺装图案运用，也包括平面的色彩搭配。

形可以通过平面的点、线、面构成而达成，点主要体现在景观小品上，线主要是道路的景观造型起伏以及地面铺装的变化，面则可通过大面积的草地、水面、广场等区域体现。由点线面则可以构成不同的图案，虎笙文化中的图腾即可通过点线面的构成在景观平面总体规划上得到应用。色彩更是一目了然，虎笙文化中黑、红、黄、白的色彩构成可以利用不同的表达要素在景观平面中体现。黑为尊，表现为实，在景观平面中可以结合点来运用，黑色太重，不适宜大面积运用黑色，但是可以作为平面点缀，比如雕塑。红色和黄色是较为醒目并且最为吸人眼球的色彩，但是由于太过艳丽也不适宜大面积使用，所以可以结合线来使用，比如道路、带状小景的设计则可运用两种色彩，植物色彩的选取也可将虎笙文化中的色彩表达出来。

2. 空间立面

空间立面一般是由建筑立面的延展为主，在景观设计中，涉及的建筑是小型的景观建筑，所占空间本身就很小，更应该在图案纹样、色彩选择上充分反映出虎笙文化。

双柏当地的大多民居的外墙上都有跳虎笙的图案，但也都是具象的图案记录，那么，运用同样的方法，我们也可以将虎图案直接运用到建筑立面上，或是建筑立面的造型处理成虎图腾式样。但是不管如何应用虎文化，彝族景观建筑立面的控制应以彝族建筑原型的瓦草房、土掌房和垛木房为主，再结合现代工艺来反映粗犷的虎笙文化。另外，景观大场景立面也可以利用虎图腾以及虎笙文化中的色彩文化进行造景，充分体现双柏彝族虎笙文化风情。

3.空间设施

空间设施是景观中不可缺少的内容，无论是实用性还是观赏性设施，都可以利用虎笙文化中的元素进行提炼，再经过设计重组从而形成彝族特色的景观空间设施。景观空间设施最多的就是景观小品这个大类，所有景观小品在色彩上都可以运用黑、红、黄、白四种颜色，在雕塑、景墙景观设施的选择上以体现虎笙文化为主要题材。还有其他比如体育竞技场所、娱乐活动运动场所，都可以通过跳虎笙的空间模式进行设计。同时，对于一些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空间设施的设计，更要不失时机地向使用者传达出人文关怀，这也是虎笙文化的内涵所在。现在双柏地区常见的表现虎笙文化的就是墙绘和关于虎崇拜的图腾柱。

（二）抽象继承——意

“意”即思想、文化、感情。“意”是蕴藏在符号后面的民族哲学思想和文化理念。双柏彝族的图腾信仰、行为活动等都是他们精神生活的体现，要在景观场所中体现出虎笙文化“意”，是一个比较困难的问题，这需要营造一种环境氛围。环境氛围的营造离不开人，因此，景观创作也越来越多关注到当地居民的参与，而不单是对外来的游客。双柏彝族的“跳虎笙”本身就是一项当地人热爱的活动，虽说一般只有正月才举行真正的虎笙节，但如果将这种特殊日子才举行的传统民俗活动作为景观规划元素进行设计，那么，就是将真正的文化融入了现代生活中。而且据笔者在双柏走访调查，发现在平时的节假日中人们也会在公共场所进行跳虎活动，只是不用进行化妆，而变成了娱乐活动。

甚至是每天下午，双柏县城的虎文化广场上也都有很多人在跳虎。这就是景观中对于虎笙文化的抽象继承——营造虎笙文化氛围。

四、结语

虎笙文化作为彝族文化中的一个瑰宝，是楚雄双柏地区彝族文化的集中体现。而要打造独具特色的彝族景观，就应该充分挖掘虎笙文化中可用的景观元素，为营造地域特色的景观提供一个参考。景观一直在随着人们的生活变化而变化，不同地域的人们则对不同景观有着特殊的需求，景观设计，永远是为人们营造一种适宜的生活空间，永远体现着当地的人、环境、文化的特点，而尊重并充分地运用当地文化来营造景观，创造出充满特色、充满人文情感的空间环境，是现代景观设计师永恒的使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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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朱映占著《. 魅力楚雄》文化丛书之《滇中香格里拉—— 双柏》[M]．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2008.

[3]李福军.从楚雄双柏傩舞“老虎笙”看彝族虎文化的现代价值[J]. 云南电大学报，2011,13(4):51-54.

[4]陈永香.对双柏县老虎笙的文化阐释[J].青海民族研究，2007，18(3)：37-40.

[5]郑忠标,徐徽.民族风情休闲公园的设计——以云南峨山彝族自治县彝域风情休闲公园景观设计为例[J]，山东林业科技，2009(5)：101-103.

[6]张方玉.彝风管窥[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6．

[7]李宁,付朝华,唐璞山.云南楚雄彝族特色园林小品的设计探讨[J].系列专版,2008,9(24):39-41.

虎年文案篇8

时隔半年，2012年4月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成立80周年之际，戴笠生前档案、函电、手稿等史料共计59卷，经台湾“军情局”授权“国史馆”解密，开放查询。这批档案原藏于“军情局”的“忠义堂”，原名“戴公遗墨”，均为戴笠的亲笔文件，被分为政治、经济、军事、情报、组织、行动、训练、司法、电讯、人事、经理、总务、一般指示、西安事变及其他等15个类别，共计22382页，“国史馆”将“戴公遗墨”整理编目，完成数字化，全部开放查阅，并提供数据库检索。

戴笠（1897-1946），浙江江山人。沈醉在《我所知道的戴笠》一书中称“军统特务首脑戴笠，是佩在身边的一把犀利的匕首，也是最善于窥伺主子意图最博得欢心的一条忠实凶狠的走狗”。作为南京国民政府的情报头子，民国时期“最神秘人物”的戴笠一直是学界坊间关注的对象，大传野史，“揭密”不断，但由于情报工作的特殊性，加上1946年3月17日戴笠因飞机失事意外死亡，以往对戴笠的研究多藉由相关人物的口述、回忆录或传记文学等资料展开，比如乔家才、沈醉、康泽、陈恭澍、章微寒、程一鸣、邓葆光等人的口述或回忆，间有参考《戴雨农先生全集》等专书，但甚少基于政府机构档案展开戴笠研究的。即便宣称使用了“台湾调查局档案”、“美国国家档案馆军事参考资料部”、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上海档案馆档案的魏斐德教授的名著《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一书，主要仰仗的材料仍然不过是各种口述资料和回忆文章。昔日绝密档案——“戴公遗墨”的整理开放，是否能如台湾“军情局”局长汤家坤所言，能够纠正“许多扭曲与不实”，可以完善“军情局”史呢？

2013年夏天，笔者于台北的“国史馆”查阅了部分戴笠档案，发现其中确有大量从未披露过的史料，有些信函电报可能在的“大溪档案”或者宋子文档案中已有收藏，但散见各处，难以系统研究。“戴公遗墨”将戴笠的亲笔文件集中解密，意义重大。比如在“西安事变”专题中，笔者就有一些新的发现。

戴笠表忠心

戴笠一生效忠，作为黄埔军校第六期骑兵科没有毕业的学生（沈醉语），他终生尊称为“校长”，“信仰领袖、效忠领袖和服从领袖”是他毕生的原则，这一点在“西安事变”爆发后和善后处理过程中都有充分表现。

“西安事变”爆发后，各方各地各界均有“讨张宣言”发表，黄埔军校全体毕业生的“讨张宣言”即出自戴笠之手，此文在“戴公遗墨”中有完整保留：

张学良劫持革命领袖蒋先生，我全体七万余同学闻之发指眦裂。窃以九一八之变，张逆一夕之间失地三省，全国哗然，独我领袖能谅之。回国之后，彷徨末路，人不能容，独我领袖优遇之。此两次之经过，我领袖代受朝野之攻击，为何如乎……①

除了公开讨张外，“西安事变”发生十一天后，戴笠更涉险入西安策划营救，“戴公遗墨”中保留着一封他当年的绝笔信。这封写于地下室的绝笔信，用钢笔写在一张有竖纹的纸上：

自昨日下午到此即被监视，默察情形，离死不远，来此殉难，固志所愿也，惟未见领袖，死不甘心。

领袖蒙难后十二日戴笠于西安张寓地下室②

这封绝笔信后来广为流传，显示其对蒋戴关系意义重大。章微寒在《戴笠与“军统局”》一文中回忆戴笠在赴西安前曾召集手下训话，涕泪交流，“此去凶多吉少，我到西安和校长共生死”。终于在西安见到蒋时，戴笠“跪在蒋的面前，抱住脚痛哭失声，臭骂自己失职”。③魏斐德在《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一书中则更明确地指出，“假如戴笠活动的惟一目的是强化他与委员长的关系的话，那么对他来说最关键的时刻便是1936年的西安事变”。④戴笠将1922年在“永丰舰”营救陷于陈炯明之手的孙中山的“壮举”作为榜样，并凭借着他对张学良的影响，靠“西安事变”中表现出来的勇气与牺牲精神，成功地赢得了领袖对他更大的信任与倚重。事变后，在《西安半月记》里提到与其妻宋美龄一起赴西安的是“蒋鼎文、戴笠、端纳、子文等四人”，可见，戴笠在心目中的地位经过“西安事变”已今非昔比。

魏斐德在《间谍王》一书中认为，“西安事变对戴笠来说意味着个人的凯旋。戴笠开始对自己在CC派的竞争对手、间谍头子徐恩曾展开了决定性的攻势。事变以后，戴笠被认作最可靠的卫士，而在其他 人眼中，戴笠的组织及其活动对于‘蒋作为党的政治领导人的幸存必不可少’了”。⑤从该书征引史料来看，魏斐德在撰写《间谍王》一书时，并未得见“戴公遗墨”，但魏氏的结论却是基本成立的。

监视

目前所见对于“西安事变”后国共和谈的记载一般都称，中共中央于1937年2月10日致电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建议实现国共合作，一致抗日。两天后，、博古、组成的中共代表团与顾祝同、贺衷寒、张冲等组成的代表团在西安开始正式谈判。该谈判历时一月，双方的分歧无法弥合，谈判无所进展。3月12、13日，中共中央指示在西安的，“可声明在西安无可再谈，要求见蒋解决”。15日，中共中央提出十五项谈判条件，并要求速见当面解决同顾、张不能解决的问题。⑥

实际上，根据已经刊布的中共中央档案来看，在3月12日前，已经提出与当面谈判的建议。1937年2月4日，潘汉年就致电转告了的这一邀请，电文称“请你于三全会前来杭面晤，并再派张冲与弟前来接你南下”。⑦

1937年3月中旬，按照中共中央书记处来电要求，飞抵上海，谋求与的当面谈判。《年谱》中仅记载：周抵沪后，先同宋美龄会晤，将根据中共中央十五项谈判条件拟成的书面意见交宋，请她转交在杭州养病的。周在上海期间还同宋子文、蒋鼎文、东北抗日将领李杜等会晤。随后，在潘汉年的陪同下到杭州与谈判。其他细节并无交待。⑧在“戴公遗墨”中有一份戴笠发给的电报，记载了在沪期间活动和对周的监视情况：

对杨、周行动已严密布置监视矣。周寓北四川路新亚酒店，该店常有日人寄寓，殊觉不妥。闻张冲同志已赴牯晋谒钧座，请示见周地点与日期，周似在沪候命也。查周到沪后外出尚少，其在外活动者系潘汉年。⑨

无论是《年谱》还是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对于到上海和杭州以后的活动，均无记载，“戴公遗墨”中保存的这份电报增加了我们对和潘汉年在上海期间的住宿地点、活动概况等的进一步了解。在《年谱》中还记载有，在沪期间“秘密会见中共上海地下党同志”，⑩看来我党地下同志技高一筹，逃过了戴笠的严密监控。

暗杀杨虎城

论及暗杀杨虎城，我们以前只知1949年9月6日，国军弃守重庆前，将杨虎城及其子女、卫士、秘书等八人秘密暗杀，并用硝镪水毁尸灭迹，据称此次暗杀由当时的军统局局长毛人凤下令。但从新解密的戴笠档案中笔者发现，戴笠与实际早在1937年就曾经策划暗杀杨虎城。

早在1937年1月31日，戴笠在给王道成转马志超的电报中就表达了铲除杨虎城的意图：

陜西和平谅可告成，惟杨虎城阴险，必须徐图设法引诱铲除，若徒以权利，随便拉人合作，势必事未进行而机密先泄，希兄再三考虑，如何盼复。

“西安事变”后，杨虎城渐失对西北军控制，1937年6月29日，他以“欧美考察军事专员”的身份被迫赴美国和欧洲“考察”。“七七”事变爆发后，杨虎城数次电蒋要求回国抗日。杨虎城在11月27日对老部下的谈话中谈到，“七七”事变后他就想马上回国，数次致电，“请缨杀敌，未接回电”，到欧洲后他又致电宋子文，要求转呈蒋允准回国，直到10月2日才接宋氏回电“似可回国”，这才回来。

1937年10月29日，杨虎城携家人和随扈搭乘“冉·拉保底号”离开欧洲秘密回国，11月26日返抵香港。从“戴公遗墨”中保存的多封戴笠的亲笔电报稿可以看到，在杨虎城抵港前，戴笠即已主张将其“秘密处决”，比如下面这封他发给在香港的部下的电报中就有明确指示：

查杨虎城此次回国，今后必不利于中央，弟意应即在港秘密处决。刻已电呈校座矣。请兄与克斯兄立即作有计划之准备，惟事须绝对秘密也。俟校座决定后，当即电告。至杨究于何日可抵港，请季材兄探查可也。

戴笠选定的暗杀地点是香港，但却希望能够在汉口执行，对此戴笠并不认同，他在致的电报中请示：

由康泽同志转知对于杨虎城之处置办法已奉悉。惟杨抵汉后知者必多，在此举国一致团结抗日之呼声下，杨抵汉后如骤告失踪，必引起各方的怀疑与责难，实不利于目前之情势也。故生意仍以在港秘密处决较妥。

但是没有同意戴笠的计划，戴笠只好改变布署，命令其在香港的手下只监视不暗杀：

万急·香港·密·显山兄亲译。对杨某中止执行。惟杨氏所乘之船何日可抵港，杨抵港后行动如何，同行者有几人，由京陕各处赴港迎杨有何人（请报）。

杨者圣在《特工王戴笠》一书中描述，1937年11月下旬，在南昌召见戴笠，正式下达了扣押杨虎城的命令。曾任军统北平站站长的乔家才在《铁血精忠传》一文中回忆戴笠受命回到武汉后，就命特务队长李家杰从南京首都警察厅特务队挑选骨干30余人赴鄂，经他亲自审查后，由李家杰带往南昌待命。同时又命军统特务处江西站在南昌租房一栋，准备接待某要人，随后租妥南昌二纬路1号一幢二层洋房。

《特工王戴笠》里称，“11月30日，杨虎城在专程赴港迎接杨虎城重返十七路军的一七七师副师长王根僧的陪同下，乘欧亚班机飞抵长沙。得悉戴笠先一日已返武昌，留便条嘱杨转往武昌见。杨不知是计，又于当夜乘火车赶赴武昌。”12月1日下午，戴笠以代表的身份，率武昌行营及湖北省政府百余名要员在武昌火车站举行了热烈的欢迎仪式。次日，戴笠陪杨虎城搭乘小飞机飞赣，下机后被带往事先租妥的二纬路1号洋房，遂失自由，开始了长达十多年的扣押生活。

但是，对于未能及时除掉杨虎城，戴笠仍然耿耿于怀，在给的机要秘书毛庆祥的电文中忿忿抱怨，“弟当遵照委座谕旨办理也，惟此人不除终必为患”。

随着抗战局势的变化，杨虎城又被从南昌经株洲解往长沙，被囚禁在东郊的“朱家花园”。长沙的“朱家花园”是晚清湖南实业家朱昌琳的私家园林，此时已是长沙近郊的名胜。“戴公遗墨”中有一份电报关涉在长沙的软禁：

继荣、芝园两兄均鉴，园之蹈申电奉悉。杨抵长沙，已另电继之前往善为招待，最好暂借康（唐）季澧先生公馆为杨寓所。

从上引这份电报来看，戴笠最初选择在长沙软禁杨虎城的地址并非“朱家花园”，而是唐公馆。电文中提到的唐季澧就是唐生智的胞弟唐生明，黄埔四期学生，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中将参谋。唐生明，抗战中后期打入汪伪内部从事策反工作，解放前夕又是促成“湖南起义”的关键人物。从这封电报，可以间接证明，唐氏与戴笠关系的确非同寻常，坊间所传，戴唐二人虽未结拜，私人情分却逾过兄弟的说法，恐非夸大之辞。

中国大陆学界坊间对戴笠的研究兴趣经年不断，但宥于史料限制，多捕风捉影之作，少严谨的学术研究成果，“戴公遗墨”的开放将有望转变此一局面。“戴笠档案”的公布，不仅能推动戴笠研究，对军统局、中美合作所、情报战、抗战史等研究都会大有助益，值得期待。

（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注释：

①台湾“国史馆”藏档：144-010114-0001-071。

②台湾“国史馆”藏档：144-010114-0002-094。

③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23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3-94页。

④⑤魏斐德：《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梁禾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30页，第334页。

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年谱 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版1998年，第365-366页。

⑦“潘汉年关于答复电问题给电”，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第372页。

⑧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年谱 1898-1949》，第366-367页。

⑨台湾“国史馆”藏档：144-010114-0002-001。

⑩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年谱 1898-1949》，第367页。

台湾“国史馆”藏档：144-010114-0002-068。

张协和、董华主编：《杨虎城将军与西安事变补遗》，档案出版社，1992年版，第83页。

台湾“国史馆”藏档：144-010114-0002-006。

台湾“国史馆”藏档：144-010114-0007。

台湾“国史馆”藏档：144-010114-0008。

乔家才：《铁血精忠传》，台北：《中外杂志》，第25卷2期。

虎年文案篇9

据悉，雅虎北京研究院有四个重点研究领域：搜索、广告、媒体和移动技术。这些研究成果将在全球推广和应用。雅虎北京研究院由曾在雅虎研究院担任总监的郑朝晖负责，而之前成立的雅虎研发中心仍由张晨领导。两者各有侧重，研究院更多的是从事科学研究与应用，而研发中心则侧重于工程和产品的开发。

搜索是为了答案

如果你在上搜索“pizza san francisco”，第一条搜索结果是必胜客。紧接着的是被突出标注的5家pizza店的信息，包括店名、地址、电话、在YELP等点评网站上评论数量等等，在页面的右侧，还会标注出各店面在地图上的位置。

“没有竞价排名，这完全是公正的搜索结果，按照pizza店的好评度来排名的。”普拉巴卡•拉葛文说。

事实上，即便在百度搜索“机票”，你同样能在前10条竞价排名搜索链接之后，发现一个“飞机机票查询”搜索框，可以输入出发地和目的地以及时间，然后有四个选择，分别是“去哪儿网查询”、“携程网查询”、“同程网查询”和“有啊机票查询”――这是百度“框计算”的一种尝试，希望给用户带来 “即搜即用”的体验。

以上的体验说明了搜索引擎正在发生的变化――逐渐理解搜索关键词背后的真实意图。比如，用户搜索“机票”，其目的绝不是为了找到一堆关于机票的链接，而是希望直接获得航班和价格等实用信息。

“人们需要的是答案而不是链接。过去25年，搜索引擎给大家更多的是链接，现在更多的是答案。” 普拉巴卡•拉葛文简明扼要地阐释了搜索引擎的变革趋势。最近的5〜7年，包括Google、雅虎、Bing和百度在内的全球几大搜索引擎都在朝着这一方向发展，为的是改善用户的搜索体验――有很长一段时间，用户都在为“愚蠢”的搜索引擎所提供的浩如烟海的链接感到困惑、沮丧，也在为惟利是图的搜索引擎厂商鱼龙混杂的搜索呈现感到愤怒和无奈。

“如果说搜索引擎的用户体验是100分，我们现在只达到了40〜50分，提升空间还很大。” 普拉巴卡•拉葛文毫不避讳地说, “雅虎目前也不能提供给用户完美的体验。”

最难的是那10%

2010年8月，微软和雅虎就搜索业务达成战略合作。根据双方签署的协议，雅虎将负责两家公司优质搜索广告的全球销售运营业务，而微软必应则承担为雅虎公司提供后台搜索业务。外界一度认定，此举是雅虎将搜索引擎业务卖给了微软。

“这种判断是不准确的。”普拉巴卡•拉葛文以搜索“pizza san francisco”为例子来解释和微软的合作――微软负责的是提供下面10个蓝色链接，而雅虎负责呈现的是那5家披萨店的展示模块，包括地图、店面位置和排名等信息。普拉巴卡•拉葛文说，“我们认为，这才是我们用户真正关注的信息。”

普拉巴卡•拉葛文认为，搜索引擎技术发展到今天已经十分成熟，各搜索引擎的底层技术90%都是大同小异，差异就在于10%的用户体验创新。现在，几个有技术背景的年轻人，投入一定的资金就可以做出一个搜索引擎。像人民网做人民搜索，新华网和中国移动做搜索，都不足为奇。普拉巴卡•拉葛文一直在斯坦福大学教授搜索课程，他给研究生布置作业就是做一个搜索引擎，而90%的工作这些学生都能做到。

在采访中，普拉巴卡•拉葛文特别强调，雅虎搜索与Google、必应等其他的搜索最大的不同在于采用了机器+人工的综合搜索模式。这种命名为“Core”的核心技术，是结合了雅虎在机器学习、云计算、社会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以及人工优化干预的结果，最终形成搜索结果。

雅虎为什么要这么做？普拉巴卡•拉葛文解释说，尽管目前在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方面，业界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人的感情因素，比如喜欢、厌恶和偏好等，即使通过海量的数据也无法精确模拟和控制。要精确地判断一个人的偏好，就需要引入人的智慧。普拉巴卡•拉葛文认为，在加入人工干预的成分后，搜索效果的精准度会有大幅提升，从而提高用户粘性。而据记者了解，经过初步探索，雅虎的用户的粘性已经平均增长了1倍以上。

虎年文案篇10

关键词：彝族；服饰；文化；崇拜

云南文山地区彝族支系繁多，有倮支系，分为白倮、黑倮、花倮 ；仆支系，又分为白仆拉、黑仆拉、花仆拉；还有撒尼、阿细、阿武、格仆、腊鲁仆等。云南文山彝族分布零散、支系繁多，且由于地域差异、居住环境等区别，使得服饰多种多样，款式不下数十种。服饰文化作为彝族文化的一种特殊标志，一种文化载体，不仅体现了其文化特征，而且表现了一定的地域特点，体现了彝族人民千百年来形成的审美观，世界观及风土习俗等方面的传统观念，是彝族文化中一道亮丽的风景。

1 “大分散，小聚居”形成了众多的支系

彝族是远古游牧民族氐羌人的后裔，历史上过着“迁徙无常处”的游牧生活，千百年来，不断地迁徙辗转，形成了其居住地的“大分散，小聚集”的局面。

文山地区的彝族多数居住于山中，由于交通闭塞，与外界交往甚少。长期的分散以及各彝族小聚居地和周边其他少数民族苗族、壮族等的交往导致了语言的差异，又由于各地自然环境及经济状况等条件的差别，造成了各地彝族服饰异彩纷呈的局面，甚至有“山前山后一个样，山上山下一个样”的情况。仅文山地区7个支系便有20多种款式。这种地域性差异反映在了各区域彝族的服饰上，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不同特点，不同的服饰也就成为了这一地区的标志。

2 文山彝族传统的服饰

文山地区的彝族传统服饰种类繁多，地域、性别、年龄的不同有着不同的着装，还有常装和盛装的区分，新娘装和法衣等特殊服饰。

文山彝族的传统服饰，男女上衣皆圆领，对襟或是右衽。男上衣颜色以单色黑、白、灰为主，下穿黑色大脚裤；女上衣以黑、白、青、蓝为主，配以颜色鲜艳，图案丰富的绣花以及精美的银器挂饰，下穿百褶裙或着大脚裤，裹绑腿，另有包头、围腰、腰带、绣花鞋构成一套完整的彝族妇女服饰。这是文山地区彝族服饰最统一，最具代表性的特征。另外，文山彝族的儿童服饰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不论男童女童，都戴虎头帽，穿虎头鞋，脖挂虎头图案的牌饰。

文山地区彝族男服饰中，少见披毡，系英雄节，显然被杂居一起的汉、壮、苗等其他民族同化了不少。各地的男服饰差别不大，区别主要表现在妇女服饰上。居住于高寒山区的彝族，服饰用料多厚而偏重黑、蓝；居住于山凹闷热地区的彝族，服饰用料多轻薄而偏重白、青。居住于深山，交通不便的，传统的样式，花纹保留的多些；而居住于交通便利的地区或与其他民族杂居的，服饰穿着上难免受到一定的影响，有所改变。

彝族妇女的新娘装，是彝族女性在青年时便开始自己缝制的嫁衣。一般以黑色的布料为底，母亲在一旁指点，少女在自己的嫁衣上充分发挥自己的技艺，表现自己的才能，绣上繁复的，色彩艳丽、纹饰精美的，代表幸福，多子，招财等等意义的图案。一套新娘装还要配上项链、胸牌等银饰才算完整。在婚礼结束后，这套新娘装便束之高阁，珍藏起来。少数妇女把这套新娘装连着银饰一起传给自己的女儿；多数妇女只把银饰传下去，把这套新娘装用作自己装老时的服饰。

法衣即“摩公”装，“摩公”也叫“毕摩”，是彝族世袭的祭司和巫师，只限于男子担任，他们掌握文化知识，精通彝文经典，熟知关于天文、历法、史诗、神话等传统典籍，凡彝族生死、婚嫁、吉凶祸福、节庆等都少不了毕摩作法，毕摩是沟通人世与神灵世界的人，因此受到人们的尊敬，享有很高的威望。毕摩在作法事时要持法器，穿法衣，由于各地彝族历史的不同，其穿的法衣亦有所区别。[1]云南文山地区彝族的毕摩法衣，是一件全黑的棉布缝制的长袍，没有任何绣花图案装饰，表达了彝族人民对神最纯净的信仰和敬畏。

3 服饰的文化内涵

3.1 不同阶级的体现

文山地区的彝族也和凉山等地的彝族一样，在服饰上能体现出穿着者不同的阶级。彝族是一个尚黑的民族，解放前的彝族多数处于半封建半奴隶社会，因此，穿着黑色调为主的服饰，便成为了彝族中贵族的象征。黑彝穿着全毛或棉布的上衣，头帕、上衣一般不用鲜艳的色调修饰，而是素衣宽布，中青年

妇女宽布蓝花或蓝布青花，年轻妇女也用红色或粉色。白彝一般穿自制的羊毛或麻料衣裙，白彝妇女的服装五颜六色，鲜艳夺目。黑彝妇女的包头一般要比白彝妇女的大，衣裙要长，百褶要多，裙底边镶贴的黑布条要宽。黑彝妇女裙长及地，不露趾；白彝妇女则裙不过膝，便于劳作。另外，黑彝男子的头巾要缠得规整，大人小孩均穿一身黑表示稳重；黑彝不能穿麻布衣裤，只能穿羊毛织品和棉布[2]。

当然，上述的服饰等级主要是解放前彝族人民的穿着区分。新中国建立以后，经过改革开放，到当代，这些不平等的穿着习俗早已不见，只是在做民俗文化调查时，偶尔能从老一辈的口里了解到，从老人们保存着的年轻时的衣物中看的到了，现在的彝族人们由于和汉族文化交流频繁广泛，平日劳作时基本都做汉族装扮，只在节庆、婚宴、丧葬等，以及偶尔农闲时分，赶集或是出门会友时才会穿着一套的彝族服饰。

3.2 不同性别的体现

文山彝族的男女服饰区别较大，男服饰崇尚简约，一块黑色的包头，一件黑色的上衣，一条黑色的大脚裤，基本没有什么挑花刺绣的图案装饰。显得干练，精神。妇女服饰主要由包头、上衣、百褶裙、围腰、绑腿、绣花鞋及项圈、胸牌等组成一套。包头和百褶裙绣花较少，但上衣、围腰等就充分体现出了彝族妇女的勤劳、智慧和创造。她们把祖传下来的绣花图案以及自己看到的、喜欢的东西都一一绣制在自己的服饰上，有的甚至几乎看不到底布的颜色。使得彝族妇女的服饰色彩缤纷，各具特色，有的色彩绚丽，有的秀美多姿，有的端庄大方。

3.3原始图腾崇拜的体现

（1）虎崇拜 　彝族作为一个生活在山区的民族，崇拜森林之王：虎，是再自然不过的了。彝族创世史诗《梅葛》里描述了虎尸解宇宙，化万物的虎宇宙观，彝族的远古先民把虎臆想为宇宙的起源，以虎为图腾，视虎为祖先，自称为虎的后代。彝族妇女们喜将虎的图案绣在为刚出生的婴儿准备的衣物上，其必然是虎头帽、虎头鞋，彝族自认为是虎族，为婴儿准备虎衣，便意味着虎族对新成员的血缘关系的认可，服饰中的虎除作为虎图腾及虎宇宙观意识的反映外，同时又具备了祖先保佑、驱鬼避邪与象征吉祥幸福的寓意。

（2）植物崇拜

文山彝族的服饰上，大多绣有各种花卉，如：马缨花、山茶花以及一些植物的根、茎、叶和果实等。彝族人们之所以喜欢这些植物的纹饰，除了这些植物本身就具有美丽的外形能用于装饰之外，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在远古生产力十分低下的时期，人们主要依靠食用山里的植物根茎、果实作为主食果腹。并且，远古的巫医们也多是靠植物的根茎叶等来治疗病患。这些植物不仅提供给了彝族远古先民生存的食物，还能起到治病疗伤的神奇功效，因此而深受彝族先民喜爱，于是于这些植物为模本，加以美化绣制于服饰之上。到了后期，彝族文化和汉文化交流融合，汉文化的许多图腾也传到了彝族服饰中，如龙、凤、牡丹等图案也深受彝族人们喜爱。

4 文山彝族服饰的现况

云南文山虽然是一个经济不发达，地处边疆的地区，但也深受现代化的影响，特别是“新农村”建设，“村村通”工程等使得偏远的山里也多数能够和外界经常接触。文山彝族受外界文化的影响，喜穿着轻便又不需费力制作的汉族服装。再加上近年来外出打工的浪潮，使得彝族的村寨里年轻人较少，能织会绣的彝族妇女多已年老，年轻人们也都外出打工而不愿意在家学习这项技艺。笔者在做民族民俗文化调查时访问的许多中老年彝族妇女都纷纷称自己眼花，没精力再去制作刺绣本民族的服饰了，而自家的闺女也读书的、打工的都没时间学这门技艺。估计再过一代人，就极少能有人会制作本民族的特色服饰啦。所幸的是，近年来，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开展起来，有关部门开始有步骤的保护记录相关信息，使得这一服饰文化最终不致失传于民间。

5 结语

绚丽多姿的服饰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每一种民族服饰的形成，变化都与本民族的历史变迁、政治经济、生存环境、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生产劳动等有着密切的关系。通过彝族服饰，我们能了解彝族的历史文化，宗教哲学思想、审美观等，是彝族文化的重要组成。彝族服饰文化是具有艺术价值，民俗价值的优秀传统文化。

参考文献

[1]孙发鑫.《彝族服饰艺术的内涵初探》[j].《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6期（总第82期

.

[2]杨甫望、渠昆云.《彝族服饰艺术的文化内涵》[j].《民族艺术研究》，1999年第5期.

[3]《彝族简史》编写组.《彝族简史》[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

[4]把红梅.《彝族服饰纹样研究》[j].《美术大观》.辽宁美术出版社，2013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