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西兰地理位置十篇

新西兰地理位置篇1

[关键词]丝绸之路;唐会州;属县;关口

[中图分类号]K928.7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3115(2009)16-0045-03

唐会州及其属县及相关的会宁关、乌兰关治所何地,就唐会州会宁县大致有靖远说和陡城说;会宁关和乌兰县因历史记载所引文献出处不同,差异较大,与此相关的一些历史地名也因此发生变化。现结合文献资料与田野实地调查对上述问题试以论述。

一、唐会州会宁县城址

关于会州,史载:“初西魏置会州,后周废。又于鸣沙置会州,隋大业三年州废。①唐武德二年,于此置西会州,领县二:一为会宁,二为乌兰。贞观八年以此州仓储殷实,改为粟州,其年又为会州。天宝元年,改为会宁郡。乾元元年臀会州。②永泰元年,升为上州。”③关于会宁县,史载:“周太祖为西魏相,来巡,会师于此,置会宁县④(后魏废帝元年置),⑤属会州。后周废会州后,改会州会宁县为会防。隋开皇元年改会防为会镇。⑥隋开皇十六年置县。⑦隋大业二年改为凉川县。武德二年又改为会宁。⑧”记会宁关为“东南去州一百八十里”。⑨记乌兰县为“东南去州一百四十里,周武帝西巡,于此置乌兰关,又置县在会宁关东南四里。⑩又说武德末年置县,又说置县在会宁关西南四里,因旧城内沙石不堪久居,天授二年移于东北七里平川置。”记乌兰关为“周武帝西巡 ”时置。

由以上记载可知,唐会州治会宁县,辖有会宁、乌兰两地。会宁关、乌兰关、乌兰县在会州会宁县西北,乌兰县应置于乌兰关附近并有迁徙。《中国历史地图集》将唐会州会宁县绘于今白银市靖远县城;会宁关绘于靖远县城西南百里;乌兰县绘于靖远县城西北百里,旁绘有新泉军;乌兰关未标绘。《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记会州会宁县时前后不一:“会州,西魏废帝置,治所在会宁县(今甘肃靖远县东北);会宁县,唐武德二年改凉川县置,为会州治。治所即今甘肃靖远县。”《唐代交通图考》大致认为会州治所会宁县为今陡城堡地区,黄河东岸。可见对会州及其属县位置,史学界存有争议。经查其分歧最早出自《新唐书•地理志》:“会宁…东南有会宁关。”由上文知此条明显异于《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记唐会宁县与会宁关位置:“会宁关在会州西北。”且在唐后,北宋也置有会州及会宁关,“会州,元符二年,始进筑……;会宁关,旧名颠耳关,元符元年进筑,赐名通会,未几改今名……北至黄河南岸古烽台一百馀里。”这与《新唐书•地理志》记载较为接近,故疑《新唐书•地理志》所记会宁县与会宁关位置非唐时会宁县与会宁关位置,其对唐会宁县与会宁关位置记载有误。

《元和郡县志》记会州四至数为“西南至兰州三百八十里”。《通典》记会州四方数为“南至金城郡四百二十里”。《太平寰宇记》记四至数同《元和郡县志》,记四方数与《通典》基本一致,惟记南方为“南至兰州三百八十里。”因唐金城郡治兰州(今兰州市),故会州西南至兰州应为380~420里。《读史方舆纪要》“靖远卫”(今靖远)条记:“西南至兰州三百五十里;临洮府兰州目下记:东北至靖远卫三百五十里;临洮府金县目十字川堡条下引同书《舆程记》:兰州东六十里为I子堡,又东百里为一条城,又东九十里为平滩堡,又九十里而至靖远卫。”按,《舆程记》兰州至靖远卫约为340里,据刘满考证,此路为一丝路古道,当开通较早,为靖远通兰州之捷径。又唐后里数基本一致,则靖远西南至兰州约为340~350里。而由上知会州西南至兰州为380~420里,则兰州东北向靖远、会州相差40~70里,会州当在靖远东北40~70里处。《靖远县志》记:“陡城堡城,在卫北五十里。”按方位及里数,陡城堡城接近前述会州与靖远里数,故陡城堡城所在地应接近会州会宁县地。

笔者于2009年5月实地调查,现陡城堡地区有古城址三座,分别是陡城、缠州城、柳州城。陡城之名出自陡城堡,为明万历九年(1582)所筑,系明代阻防蒙古军渡河南下的军事防御设施。缠州城、柳州城位于陡城村水头东500~800米处,西南距黄河4.5公里。缠州城地面残存有绳纹板瓦、绳纹夹沙粗黑陶片和绳纹灰陶片,为汉代遗物,应为汉鹑阴县治所。柳州城位于缠州城西南,水头沙河东面台地之上。此城略呈正方形,四面城墙尚依稀可见,城内已辟为耕地。城墙北、西、南面保存较完整,东面城墙残损不全。城墙北、东、南面内外侧有灌溉用水渠环绕,城外北、东、南有护城壕沟。城西北角外有一方墩台。城内地面遗有青色条砖残片、黑釉夹砂陶片、白釉碎瓷残片及外部光面、内部为布纹的板瓦、筒瓦残片。据1976年文物普查,柳州城“略呈正方形,夯土板筑,东西长347米,南北宽333米,高11米,上宽2米,下宽15米,夯土层厚19厘米,16厘米,10厘米不等。城西北部有拐角,西墙向南沿伸到124米处,向西拐出30米,然后向南延展与南城墙接连。城之南北设门,各有瓮城,瓮城门均朝东开。城四角有圆墩台,四面城墙均有马面,北面三个,南、东、西各四个。马面长11米,宽7米。城西北角前约50米处有方墩一座,高11.5米,宽12米。城内……有两处灰坑,距地表1米,厚约30厘米……残砖宽17.8厘米,厚5.5厘米,或3.8厘米。瓦面光面无纹,板瓦经宽18.5厘米,筒瓦经宽13厘米”。

柳州城雄踞水头沙河东面台地之上,站于西城墙俯瞰,水头生产队、陡城村尽收眼底。城西北方的水头沙河直通陡城,为西北向渡河的古道。城南北向各有瓮城,门朝东开,正对着从河池东来的商旅。此城连接丝路北道,是沟通东西、扼守丝路的一个据点。瓮城、马面汉唐已有,宋时普及。依地表瓦片、瓦当纹饰分析此城址应为唐以后遗址。结合地理位置、考古资料与《唐代交通图考》推断,此城应为唐会州治所会宁县所在。

二、唐会宁关、乌兰关、乌兰县城址

会宁关如前述,在会州西北180里。乌兰县 “州西北驿路一百八十里,直路一百四十里”,则会宁关直路去州也应为140里,由此可知会宁关与乌兰县相去不远。前述《元和郡县志》记乌兰县在会宁关东南4里,而《太平寰宇记》记乌兰县在会宁关西南4里。因周武帝宇文邕西巡置乌兰关,并于其地置乌兰县,在周太祖宇文泰西巡置会宁县后,且史书无明确记载何时置会宁关,那么会宁关很有可能为周太祖宇文泰西巡时置。如按《太平寰宇记》载乌兰县初在会宁关西南,那么乌兰关当在会宁关之西或西南。严耕望先生认为:“盖会宁县,乌兰县以黄河为界……河东属会宁县,河西属乌兰县,驿道由会州略沿河东岸行一百八十里至会宁关……渡河西岸则为乌兰县治,且置乌兰关。是则会宁、乌兰两关相距四里,夹河并置,中为津渡也……度其今地当在景泰县地区,黄河大湾曲处。” 如此,唐会宁关、乌兰关在会州西北并在丝绸之路北道黄河渡口附近,距离会州会宁县即柳州城直路140里,驿路180里。

柳州城西北的黄河主要渡口均分布于红山峡小黄沙湾至五佛黄河盆地之间。自南向北有迭烈逊渡(r阴口渡)、小口渡(索桥渡)、北城滩渡(北卜古渡)。那么唐会宁关、乌兰关在会州西北哪个渡口附近呢?史书无明确记载。但《唐六典》记关津渡船数等级时涉及到会宁关:“白马津船四艘,龙门、会宁、合河等关船并三艘,渡子各以当处镇防人充。”记渡子之数“会宁船别五人,兴德船别四人,自馀船别三人”。同书记关之等级为“京城四面关,有驿道者为上关……余关有驿道及四面关无驿道者为中关,中关十三……会州会宁,原州木峡……”。但敦煌文书《水部式》残卷记会宁关船津数却与《唐六典》异:“会宁关有船伍十,使宜令所官差强了官检校,著兵防守,勿令北岸停泊。”依《水部式》记载:至少在唐开元五年前会宁关有渡船50只,按渡子数每只3～5人计,会宁关渡子数可达200人左右。按郑炳林先生认为《水部式》残卷成书于开元、天宝间 计,则开元、天宝间正如严耕望先生所说“每日来往渡人盖千人以上,交通行旅,可谓盛矣”。陇右富庶,亦可见一斑。

结合文献记载与上述方位寻求,在北城滩渡口附近,黄河大弯曲处也即靖远双龙乡仁和村西约两公里的北城滩恰存有一唐代城址。1976年文物普查记:“古城矗立于黄河北岸石崖之上……西北与景泰五佛寺对峙,南临黄河……略呈方形,面积195米乘175米,系夯土板筑。城墙下宽5.8米,残高3.3米,夯土层厚10厘米。城门设于南面,并有凸形瓮城遗迹残存,城墙夯土层夹有小砂石层,夯土层厚14厘米,夹砂层厚3～4厘米。城之五角均有墩台。北墙、东墙各有马面三个,西墙有马面两个……采集了部分陶器残片及瓦片,其中有一莲花纹圆瓦当陶范及瓦当残片,为唐代遗物。” 此城设有马面、墩台,既利于t望又可设防,城门设于南面,城下即为黄河,城西过河为通凉州驿道,故此当为一关城。而且“城邑作为人口的聚集地其周围必然会分布有同时代的墓葬,一般情况下墓葬不会距死者生前居址太远”。经调查,北城滩古城北面黄河第二台地上有唐代墓葬群。“其中一墓出土石刻方形墓志铭一块……铭文为‘大唐故左骁卫翊符、翊兵部常选汜府(君)墓志铭并序。(上)铭黄河北岸石崖之上,扼险根“会宁关为近按,’序中有‘以天宝七载仲春旬于乌兰县之私第,春秋六十有七’等句”。

按出土墓志铭铭文知,墓主人于天宝七年亡于乌兰县家中,现墓址所在地为北城滩,则乌兰县离北城滩不远。又“乌兰”为红色之意,而北城滩遗址以西,景泰五佛段黄河大弯曲以南为黄河红山峡段,此地地层由紫红色厚层砂岩和砾质砂岩等组成,均呈红色。乌兰关应就以在红色峡谷设关而得名,则乌兰关应在北城滩以西黄河对岸红山峡附近。则北城滩遗址应为唐会宁关遗址;原乌兰县应在北城滩城址南、黄河大弯曲西南;迁于东北的乌兰县应在五佛盆地黄河之北。历史上西魏渭州刺史可朱浑道元渡乌兰津抵灵州、唐贞元十六年灵州破吐蕃于乌兰桥、唐元和中吐蕃于河建乌兰桥,概在此北城滩渡口附近。则唐安史之乱前,此地以船渡为主,后来陷于吐蕃,官渡废弃,吐蕃遂建浮桥以通往来,后代依之。可见,北城滩渡口在隋唐时是丝绸之路北道重要官渡之一。乌兰县与会宁县以河为界,乌兰关与会宁关夹河并置,由会州会宁县西北行过会宁关,渡河过乌兰关,即到乌兰县地,向西行20里当有新泉军,再西行当通凉州,此即为著名的丝绸之路长安西北行通凉州北道段。

综上,唐会州会宁县当在今平川陡城堡地区,柳州城为其遗址;会宁关在靖远双龙乡北城滩古城遗址上;乌兰关在会宁关西南,夹河并置;乌兰县初在会宁关西南黄河对岸附近,后移至五佛河谷盆地黄河之北附近。故《中国历史地图集》标绘唐会州及属县、关口有误,《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记唐会宁县地址亦有误。经安史之乱至宋初,会州陷于吐蕃,直到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熙和路加“兰会”二字时,仍未得会州。至宋哲宗元符二年(1099)于靖远县新筑“会州”并筑“会宁关”,则此时,唐会州应已毁。后世一些史志据此误认宋“会州”、“会宁关”为唐及唐前“会州”、“会宁关”,并臆断乌兰县、乌兰关等地所在,造成文献记载混乱,现考其原委,不妥之处,敬请大家指正。

[注释]

唐•魏徵等:《隋书•地理志上》,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 812页 。

唐•李吉甫撰:《元和郡县志•关内道四》,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97～98页。

后晋•刘d《旧唐书•地理志》,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418页。

宋•乐史撰:《太平寰宇记•关西道》,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62～63页。

唐•杜佑撰:《通典•古雍州下》,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4547～4548页。

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关内道)》,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第40～41页。

史为乐:《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33页。

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5年版,第411～416页。

欧阳修:《新唐书•地理志》,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973页。

元•脱脱等:《宋史•地理志》,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159页。

清•顾祖禹撰:《读史方舆纪要•陕西》,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870～2963页。

刘满:《西北黄河古渡考(二)》,《敦煌学辑刊》,2005年第4期,第127～140页。

清•陈之骥纂修:《靖远县志(清道光)》,成文出版社1976版年,第107～141页。

定西地区文化局编:《定西文物概况》,定西地区文化局1976年版,第 9～12页。

唐玄宗御撰,李林甫注:《唐六典•尚书刑部》,第81页;《唐六典•尚书工部》,第73页,台湾商务印书馆发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95册。

新西兰地理位置篇2

关键词：乌兰关；乌兰县；会宁关；丝路北道；北城滩

中图分类号：K87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7）01-0108-10

Abstract： Both the Wulan Pass and Wulan County were located on the intersection of the north route of the Silk Road and the Yellow River， an important geographic position. They were first established in Emperor Wu’s reign during the Northern Zhou dynasty， and Wulan County was once abolished in the Sui dynasty and then reestablished in the early Tang. In the reign of Empress Wu Zetian， the seat of the city was moved and continued to exist in tandem with the Wulan pass until the end of the Tang dynasty. Some scholars think that the Wulan and Huining Passes， respectively belonging to Wulan and Huining Counties， were established on the east and west banks of the river， whereas other scholars think that the Wulan Pass and the seat of Wulan County were both located within ancient Beichentan City at today’s Beicheng village in Shuanglong township， Jingyuan County， Gansu province， and that they were all on the east bank of the Yellow River together with the Huining Pass and Huining County. By investigating the epitaphs and assorted relics from Wulan of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unearthed from the ancient city site of Beichengtan and records of Dunhuang manuscripts about the position of the Huining Pas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emu Valley and Wulan Bridge， this paper considers that the Wulan Pass and Wulan County were in fact located in ancient Beichengtan city， and in the second year of the Tianshou era in Wu Zetian’s reign（691）， the Wulan County seat was moved 7 li northward to the Pingchuan area due to the gradual scouring of the river. The epitaphs record that the Fan family moved from Dunhuang to Wulan County in Huizhou Prefecture， settled there and were finally buried in Beichengtan， indicating the importance of the Hexi Corridor and Gaolan Road， both parts of the north route of the Silk Road.

Keywords： Wulan Pass； Wulan County； Huining Pass； north route of the Silk Road； Beichengtan

北周武帝西巡陇右，曾抵达会州境内的黄河之滨，并在这里设置了乌兰关和乌兰县，关、县并置于一地。此即《元和郡县图志》卷4会州乌兰县条所言：“周武帝西巡于此，置乌兰关，又置县，在会宁关东南四里”，注文云“东南至州一百四十里”[1]，是知乌兰县、关位于会州州治西北方向140里处，在会宁关东南4里。乌兰关与会宁关相距极近，此地布设两关，说明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是丝路北道东西交通及其与黄河的交叉点，以及防遏南北民族入侵的军事要冲。关于乌兰关、县的具置，明清以来众说纷纭，歧异颇多。兹在史籍考辨与实地踏查的基础上，运用史籍、墓志、古城z址及其出土文物、敦煌文书等诸种资料，来考证乌兰关、县的位置，希望能够澄清迷雾，还历史之本来面貌，为研究丝路北道交通、黄河古渡与甘肃地方史略尽绵薄之力。

一 乌兰关、县的地望诸说及其评判

唐宋时期的地理志书对乌兰关、县的位置，只是记录了它们到会州及邻近诸州，以及县、关之间的距离与方位，但未说位于黄河的哪岸、距离黄河之远近。到了明清时期，一些地理志书有了明确的定位，如《读史方舆纪要》卷62《陕西十一》有以下诸条记载到乌兰城、山、关、桥：

祖厉城：……乌兰城，在卫南百十里。汉祖厉县地，后周置乌兰关于此，唐武德（618―626）末置乌兰县，属会州，后没于吐蕃，县废。

乌兰山：卫南百二十里。上有关，唐置乌兰县，以此山名。

会宁关：……乌兰关，在卫南乌兰山上。《唐志》乌兰县西南有乌兰关，是也。

乌兰桥：在卫西南百里。《唐志》：“在乌兰关外黄河上。”其地亦名乌兰津。[2]

《嘉庆重修一统志》记载兰州府有乌兰故城，下注：

在靖远西南，唐置，属会州……按，《元和志》“东南”当为“东北”，《寰宇记》“西北”当作“西南”。[3]

《靖远卫志》卷2《古迹》中有乌兰故城：

在县西南百四十里。[4]

这些明清地理志书都将乌兰城、山、关、桥及乌兰县、津定在靖远卫以南100―140里处。《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乌兰山、乌兰县、乌兰关条皆取此说：

乌兰山 在今甘肃靖远县南。

乌兰关 北周置，在今甘肃靖远县南乌兰山上。北周、唐置乌兰县以此名。

乌兰县 {1}北周置，属平高郡。治所在今甘肃靖远县西南（一说在今会宁县西北）。后废。{2}唐武德九年（626）置，属会州。因乌兰山得名。治所在今甘肃靖远县西南（一说在今会宁县西北）。唐末废。[5]

此说将乌兰县、关的位置定在今甘肃省靖远县西南，在方位上与唐宋地理志书所说的会州西北不合，为现代学者所不同意。严耕望认为“此与释会宁关同病，皆据后代关址轻改古籍之过也”[6]。《宋史》卷87《地理志三》会州会宁关下注“旧名颠耳关”[7]，可见并非唐代的会宁关，乌兰地望的移动也同样如此。鲜肖威从原州、会州经此西去凉州的丝路北道的走向，可判断乌兰关、县应在会州西北的黄河上，而非会州西南[8]。刘满亦从唐宋地理志书的记载，结合严氏对乌兰关、县和会宁关、县的推断，指出了明清地理志书的移植错误[9]。

乌兰县、关位于会州西北的黄河之滨，但它们的具置究竟在哪里？是在黄河的哪一岸？学术界对此有两种说法：一是严耕望、刘满所持的西岸说，他们认为乌兰关、县与会宁关、县分处在黄河东、西两岸；二是鲜肖威、谭其骧所持的东岸说。

严耕望在考论长安西通凉州两驿道时，先对会宁关、乌兰关作了如下定位：

敦煌发现《水部式》云，会宁关有渡船五十只。今考此关在今景泰县（E104°10′・N37°10′）东黄河东南岸，与西北岸之乌兰关对夹河津。

所言会宁关在今景泰县东黄河东南岸，即为今靖远县境内的双龙乡北城村；而乌兰关在黄河西北岸，即今景泰县五佛乡。在具体考释北道驿程时，对会宁关、县与乌兰关、县叙说如次：

由会州略沿黄河东岸西北行一百八十里至会宁关，为开元十三中关之一。渡河而西至乌兰关，为乌兰县治（约今景泰E104°10′・N37°10′治东）……盖会宁县、乌兰县以黄河为界，此处黄河虽曲折，流向不定，然大方向则自南向北流，河东属会宁县，河西属乌兰县，驿道由会州略沿河东岸行一百八十里至会宁关，具船五十只，待行旅，渡河至西岸则为乌兰县治，且置乌兰关。是则会宁、乌兰两关相距四里，夹河并置，中为津渡也……乌兰关县与会宁关之地望已辨明如上。度其今地当在景泰县地区，黄河大湾曲处。乌兰县关盖在景泰县治东不远，会宁关则在河之东岸也。[6]413，415

不过通观严氏前后行文，对于两关、两县的位置实际上并未进行考证，分处黄河东、西两岸仅属其推测之言，所以使用了两个“盖”字。两关“夹河并置，中为津渡”，大概也只是一种理想的状态。

刘满赞同严说，并进一步考订出会宁关与乌兰县、关的位置：

会宁关在今靖远县双龙乡仁和村的北城滩古城遗址上；乌兰县和乌兰关在北城滩古城遗址西南的黄河对岸，即今景泰县五佛乡沿寺东南的黄河转弯处。{1}

他是通过先考证出定会宁关位于黄河东岸的北城滩古城遗址，再根据两关对夹河津来断定乌兰关、县在黄河西岸。关于会宁关的位置考证，刘氏从四个方面来进行论证，首先是看作为会州州治的陡城到北城滩古城的距离；其次是北城滩古城三面环河，城门设于南面，下临黄河；再次是葬在北城滩的乌兰县人锔君的墓志铭；最后是说北城滩一带的黄河适宜设置渡口。刘氏认为，这与文献中所记会宁关的情况非常相像，而且两者与唐会州州治会宁县的里数又相接近，说明北城滩古城当为会宁关关城。然而，会宁关到会州州治距离198里、北城滩的临河地形及适宜设置渡口等三点，由于会宁关与乌兰关都位于黄河岸边，仅隔4里，这点距离对于两关到会州州治的长距离来说可以忽略不计，此点若用之于乌兰关，可以说也是符合的。因此，这些证据只能证明两关都在北城滩古城或其附近，但不能说会宁关必是北城滩古城。至于《锔君墓志铭并序》，刘氏说“墓主是唐天宝七载（748）死在乌兰县城的家中的，而墓志铭的出土的地方，即死者墓地在今北城滩，而北城滩地属会宁县，那么墓主的家乌兰县城就在墓地所在的黄河对岸”。这在逻辑上很难说通，如果北城滩地属会宁县，那么乌兰县人锔君去世后，其家属为何要费力地渡河过关，将尸体运到黄河对岸的邻县去埋葬？这方墓志正好说明北城滩地属乌兰县，锔君死后就埋葬在本地。

严氏的两岸说只是一种理想化的推断，刘氏对会宁关的位置考定也难以自圆其说，其观点缺乏说服力；不过他俩是历史地理学界的权威学者，所以两岸说产生了较大的影响{1}。

相反，鲜肖威发表《唐乌兰县何在？――兼论敦煌以东丝绸之路》一文，指出今靖远县城西北约70多公里、黄河弯曲部的北城滩有唐代古城，建在红色砂岩之山头上，认为“此山即北周、隋、唐之乌兰山，渡口即乌兰津，建桥即乌兰桥，守桥之月城即乌兰关，因关设县即为乌兰县也”[8]。他将乌兰山、关、县定在黄河东岸、今靖远县北城滩古城一带，并举出两方隋唐趵寄怪疚证，是非常有说服力的。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也将“乌兰”标在黄河大拐弯处的东侧半岛上[10]，即今靖远县西北的北城滩一带。只不过他俩对会宁关未作讨论。

此外，还有学者提出乌兰县治在今会宁县的观点，如王仲荦在北周乌兰县下注“今甘肃会宁县西北”[11]，陈守忠也认为今会宁县的马家堡古城“是武则天天授二年（691）所移置之乌兰城”{2}，皆不准确，可置不论。

二 史籍记载：乌兰关、县是丝路北道与黄河交叉的要冲

《元和郡县图志》记录了乌兰关、县到会州州治及会宁关的方位与距离：

乌兰县：上。东南至州一百四十里……周武帝西巡于此，置乌兰关，又置县，在会宁关东南四里。[1]98

首先来看乌兰关、县与会州州治的方位与距离。《太平寰宇记》卷37会州乌兰县条注云：“州西北驿路一百八十里，直路一百四十里。”[12]可知140里是从乌兰县到会州的直线距离，而180里则指官方驿路的长度。至于方位，两书都明确指出乌兰县位于会州州治的西北，当在今靖远、景泰两县交界的黄河大拐弯处。北魏末，渭州刺史可朱浑元“率所部三千户，发渭州，西北渡乌兰津”[13]，即为其地。以每户4人计，就超过了一万人，足见乌兰津规模之大，是黄河上游沟通东西的重要渡口。因其战略地位重要，北周武帝时遂在乌兰津一带设立乌兰关，又置乌兰县。

《元和郡县图志》记载“八到：东北至上都取秦州路二千里，取皋兰路一千六十里”[14]。严耕望指出，这里的“北”为“南”之讹，“皋”为“乌”之讹，里数亦夺误，“颇疑此文‘秦州’下夺‘路二千里，取乌兰’七字”[6]344，353。《太平寰宇记》卷152凉州条四至八到所记略异而稍详：

东南至长安取秦州关路一千八百里。东南至会州乌兰关四百里，从关东南至州一百二十里。[15]

秦州路即秦州关路，当指从凉州往东南，过金城关至兰州，再到秦州出大震关，抵达长安；后一条路即皋兰路，从凉州往东南，过乌兰关，再往东南经会州到长安。从凉州到乌兰关的距离为400里，从乌兰关到会州为120里。这个120里比上述直路140里、A路180里要短，但乌兰关、县位于会州西北的黄河之滨，则是毋庸置疑的。

其次来看乌兰关、县与会宁关的方位与距离。《元和郡县图志》卷4、《旧唐书》卷37《地理志一》记载乌兰县在会宁关东南4里，而《太平寰宇记》卷37则说“在会宁关西南四里”[12]781。一字之差，影响到了方位问题。陈守忠坚持西南说，但未给出理由[16]；刘满亦云“原来设置的乌兰县和乌兰关就应在会宁关西南四里处，即今北城滩古城址西南四里处的黄河西岸上”，也肯定了宋人的西南说，而否定唐五代人的东南说，其理由是“因为位于北城滩古城址东南四里的地方，在黄河东岸，而在唐代这里是属于会宁县境的；只有在北城滩古城西南四里的地方，在黄河西岸，而且是地属乌兰县的”[9]139。这一论断是在承认北城滩古城为会宁关城的前提下作出的，如前所驳，此说不确。高启安虽然采信东南说，但仍然把北城滩古城当作会宁关，所以将乌兰关、县定在了今景泰县五佛乡下车木峡村，亦即黄河西岸突入河中的小半岛上[17]。2014年7月初，笔者与高氏等人一同前往下车木峡考察，此地确实位于北城滩古城的东南方向，但是黄河对岸的靖远县境内层峦叠嶂，似无路可通，而且若在这一带设关立县，在军事上没有退守余地，是不太适合的。

唐人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图志》中提出乌兰县在会宁关东南的说法，为五代刘d等《旧唐书》所继承，不可轻易否定。宋人乐史《太平寰宇记》的西南说不仅后出，且为孤证，尤其是宋代的疆域并不及此，该书卷37会州条目下用小字标明“废”，此地为西夏统治区域，宋人的一字之改是否准确，应该谨慎考虑{1}。

唐宋地理志书记载乌兰县在会宁关东南4里，从上下文意看，乌兰县是指北周始置的旧县城，而非天授二年（691）搬迁后的新县城，此点在第四部分将会述及。

以上根据史籍只是证明了乌兰关、县位于黄河乌兰津段，地处会州州治西北百余里的地方，约在今景泰、靖远二县交界的黄河大拐弯处，但还不能从细节上证明乌兰关、县究竟在黄河的哪一岸。值得注意的是元人胡三省所言“《唐书・地理志》：会州乌兰县有乌兰关；桥当在关外黄河上”[18]。现存两《唐书・地理志》只记载了前句，后句当是胡氏的推测之语，但这至少说明直到元朝人们对乌兰关与黄河的位置关系的认识。从中原往西看，跨越黄河乌兰津的乌兰桥在乌兰关外，则乌兰关必位于黄河东岸，也就是在北城滩古城。

三 墓志确证：乌兰县治在黄河东岸的北城滩

能够有力证明乌兰关、县在黄河东岸的北城滩的，是这里出土了一批隋唐时期的乌兰墓志，其中两方现藏于靖远县博物馆，一方为私人收藏，另两方下落不明，但幸运的是早年有部分录文。它们的共同特点是：（1）均出土于北城滩古城附近的唐墓群；（2）均刻有“乌兰城”或“乌兰县”字样。

《定西文物概况》记载北城滩唐墓群的情况如下：

唐墓群位于黄河南岸第二台地上，与汉墓群毗邻，南面是北城滩唐代古城遗址。墓葬为穹窿式砖墓，多数早期被盗，内部淤积泥土严重。一九七四年，当地群众平田整地时，曾挖出大量绳纹砖（体积为3.5cm×1.7cm×5.5cm），模制画像砖（体积为3.4cm×1.8cm×5.3cm），图案为青龙、骑马武士、驼夫、执矛武士、女侍等，据调查砌于棺床周围（见图十六）。有30多件木俑。其中一墓出土石刻方形墓志铭一块，墓志铭顶盖饰缠枝卷草纹。铭文为“大唐故左骁卫翊府、翊兵部常选汜府（君）墓志铭并序”。一少部分文字剥落不清。序中有“以天宝七载（公元七八四年）仲春旬于乌兰县之私第，春秋六十有七”等句。现存文化馆。据调查，墓中出土一批彩绘木俑、马、骆驼等，造型精美，保存完整。又一墓出土砖质墓书墓志一块，上书“大业六年（六一年）及会宁郡，鸣沙县乌兰城”等句，这些文物已破坏无存。

这次普查时试掘一墓，出土绳纹方砖（体积33cm×33cm×5cm），“开元通宝”（一枚）。木俑腐朽严重，仅有四件较完整（见图十七）。

一九七六年十月，省、地、县普查队试掘唐墓四座，又出土彩绘陶罐一件，灰陶瓶一件，木雕玄武一件，木质狮头四件，木俑若干（其中有胡人俑，大部分腐朽），三彩陶片一件，铜饰一件，“开元通宝”若干枚。[19]

除了上述第二台地的唐墓群外，第一台地为汉墓群，可见北城滩在汉唐时期是丝绸之路北道上的重要交通渡口，留下了古城、古墓群等遗址及出土的诸多文物。2015年5月底笔者再次到北城滩实地调查，通过北城村村民张正帅等人的指认，确定了墓葬区域，并在那里发现了大量唐代青色墓砖，至今仍被村民用于盖围墙、羊圈，地上也随处可见整块或残断的砖头。

上引文字提到两方墓志，即《隋大业六年（610）会宁郡鸣沙县乌兰城墓志》与《大唐故左骁卫翊府翊兵部常选锔君墓志铭并序》，今已不知其下落。从当年发掘时的记录文字可知，前志告诉我们，始置于北周武帝时的乌兰县，可能在隋代遭到裁撤，并入了鸣沙县{2}，故称为乌兰城，这与隋朝的地方行政改革是相吻合的；后志记载墓主人姓铮在唐天宝七载（748）卒于乌兰县家中{1}。

无独有偶，北城滩还出土了另一方锸夏怪荆即《大唐故左骁卫翊府翊卫武部常选锔君（山琮）墓志铭并序》。该墓志现藏于当地私人手中，现据靖远县双龙乡人民政府张启荣惠示墓志照片引录如下文字：

公讳山琮，肇有周族。立望西土，敦煌赫然。枝叶东迁，遂为会部人也……呜呼！以开元十年（722）孟冬旬二日，终于乌兰县之私第，春秋c八，先夫人卅四载也。

对比两方锔君墓志发现：两位墓主人都姓铮都是唐代的左骁卫翊府翊卫武部常选，都是乌兰县人，墓志均出土于北城滩。显然，北城滩唐墓群中有乌兰锸系募易迥沟亍8据锷界墓志铭的记载，乌兰锸贤称敦煌{2}，其祖上东迁到会州，定居在乌兰县，死后就埋在了北城滩。出自敦煌的锸贤ü河西走廊与皋兰路，东迁并定居于乌兰县，家族中有些人在死后就葬于今双龙乡境内的北城滩。这些出土的锸霞易迥怪荆为丝路北道的东西交通提供了重要证据。

另外，靖远县博物馆还藏有两方题写“乌兰县”字样的墓砖，《唐显庆五年（660）许夫妇墓砖》记载墓主人为“会州乌兰县人许”，《唐乌兰县京兆府醴泉县丰泉墓砖》开头刻有“乌兰县”三字。

通过以上五方北城滩出土的乌兰墓志及锟墓志可知，他们都是会州乌兰县人，前五位墓主死后都葬在北城滩唐墓群中，这有力地证明了这一带属于乌兰县地界。刘满将卒葬地与居住地相分离，分别位于黄河的东、西两岸。若是如此，则既要费力地渡运死尸与亲属们过河越关去邻县参加丧葬，而且将来也不便于亲人前往墓地进行祭拜，不符合当地民俗的实际情况。连支持两岸说的高启安也感叹：“墓主为‘乌兰县’人，而墓葬却在河对岸。这一奇怪现象令人深思。”[17]21我们认为，北城滩这些乌兰墓志的出土，正好证实了乌兰县治就在北城滩古城，而不可能位于对面的黄河西岸。

四 古城自证：北城滩古城就是乌兰县、关遗址

在黄河东岸的今靖远县北城滩一带，能作为县城或关城的，特别是直接濒临黄河的城址，非北城滩古城莫属。据《定西文物概况》介绍，这里有一座唐代北城滩城堡遗址，具体情况如下：

位于双陇（当作“龙”）公社仁和大队，西约四华里北城滩。

古城矗立于黄河北岸石崖上，扼险踞要。东面山上有明代军事设施（长城、烽燧），西北与景泰县五佛寺对峙，南临黄河（见图十一）。南门外洪波汹涌，惊涛拍岸，对岸峰峦叠嶂，岩壑横峙，地势险峻，气象峥嵘，为黄河上交通、军事之险关要隘。据传说，古代南门外有浮桥可达彼岸。据《县志》载，明“隆庆初（一五六八年左右）创筑船桥，以通来往”，“万历年间（一五七三―一六二），创建芦塘（今属景泰）修筑新边，后又置索桥于哈思堡西十里”。

古城略呈方形（见图十二），面积195m×175m，系夯土板筑，城墙下宽5.8m，残高3.3m，夯土层厚10cm。城门设于南面，并有凸形瓮城遗迹残存，城墙夯土层夹有小砂石层，夯土层厚14cm，夹砂层厚3―4cm。城之五角均有墩台，北墙、东墙各有马面三个，西墙有马面两个。据当地群众说，在四五十年前，城内还残存南北街道及建筑物墙迹。城认治耕地，沟渠纵横。东、西、北三面城墙破坏严重。

城内暴露的陶器残片及砖瓦片十分丰富，陶片为盆、罐、瓶之残片，经绘图复原，盆的口径有62cm大者。罐耳外面呈凹形。陶器多数口沿外翻。筒瓦经宽13cm、14cm，板瓦经宽26cm。这次普查时，采集了部分陶器残片及瓦片，其中有一莲花纹圆瓦当陶范及瓦当残片，为唐代遗物。

古城东面坪上有唐代建筑遗址两处，有大量碎砖断瓦，采集到的二小块莲花纹圆瓦当，经对证，确系城内采得的陶范之模制品。

古城北面黄河第一台地上有汉代墓葬，第二台地上有唐代墓群。[19]10

古城滩是个半岛型地区，处在黄河大拐弯处。该古城位于北城滩南部，矗立在黄河北岸的崖岸上，城门向南开，地势险要，作为关城自然是最佳首选。传说南门外有浮桥，县志记载明代创筑船桥，可见是个津渡之地。古城有马面、瓮城及街道、建筑物遗址，城呈方形，面积为195×175cm，这个规模符合一个关城或较小的县城，也印证了北周武帝在这里同时设置乌兰关、县。

上引文说到，北城滩古城内出土了不少唐代陶器、砖瓦等物。2015年5月末我们再次考察北城滩时，我与高启安到北城村前书记张永军家中，他出示了十年多来在古城中捡拾到的古代钱币，有一枚北周“布泉之钱”、多枚唐代“开元通宝”、一枚西夏“天盛元宝”、一枚金代“正隆元宝”、一枚日本“宽永通宝”等{1}，特别是北周“布泉之钱”的出土{2}，为北城滩古城是北周始置的乌兰县的治所提供了重要证据，而不可能是当时尚未设立的会宁关。另外，在城北的唐代墓葬中也曾出土若干枚“开元通宝”以及大量绳纹砖及绘有骑马武士、驼夫、执矛武士、女侍等模制画像砖和一批造型精美的彩绘木俑、马、骆驼等以及陶器、木雕、铜饰等[19]12。北城滩唐代古城与墓葬出土文物的关联性，也说明该城应当是乌兰关、县城所在地，直到西夏、金代仍有百姓活动遗迹。

到武则天天授二年（691），位于北城滩古城的乌兰县城因为濒临黄河，黄河水经常冲刷带来沙石，已经不堪人们居住，遂有搬迁之举。关于此事的记载，唐宋地理志书虽有承袭痕迹，但亦颇有不同：

《太平寰宇记》抄袭《元和郡县图志》的痕迹比较明显，只是将“东南”改为“西南”，省略了搬迁原因及年代；《旧唐书・地理志》多出一个“关”字，省略了“旧城内沙石不堪久居”一句，使本不相连的前后两句连在了一起，可能是为了畅接上下文意，遂添加了一个“关”字，造成新乌兰县城搬迁到会宁关东北7里的错觉。按照《元和郡县图志》的记载，乌兰关、县原来并置于一地，到691年因为沙石问题而将乌兰县城迁到东北7里的平川地区，而乌兰关则未移动，这显然是因为乌兰关的职责是据守黄河津渡。刘满以为乌兰关迁徙了，称“天授二年（691），因为乌兰县、乌兰关‘旧城内沙石不堪久居’，‘移于东北七里平川’的乌兰县和乌兰关，当在今五佛乡沿寺南的黄河河湾附近”[9]139，当不确切。陈守忠认为迁移后的乌兰县新城在今会宁县的马家堡古城[20]，相差太远，尤不可信。《新唐书》卷37《地理志一》会州乌兰县条注曰“西南有乌兰关”[21]，就是说乌兰关在新乌兰县的西南7里，乌兰关城仍在原地，扼守黄河乌兰津。乌兰县新城仍在今双龙乡境内，只是地处平川，变迁较大，城址遗迹不易考寻。《元和郡县图志》交代了乌兰县城搬迁的原因是“旧城内沙石不堪久居”。2014年、2015年我们两次考察北城滩古城，发现有许多堆积的石头，同行的沙武田、刘永明也都采集到被流水冲刷的精美鹅卵石。这都说明，此地为旧乌兰县城与乌兰关所在地。

五 文书证实：会宁关位于黄河南岸，不可能在北城滩古城

如上所言，北周始置的乌兰关、县城在会宁关东南4里，武周天授二年，乌兰县城搬迁到东北7里的平川地区。乌兰县城的搬迁距离不远，会宁关到乌兰关与新、旧乌兰县城都很近，因此会宁关的位置确定，对于认识乌兰关、县城来说亦极重要。

会宁关始设于何时，史籍无载，但在唐代很长时间里，其名气恐不及乌兰关。唐人张守节《史记正义》云：“东有黄河，有函谷、蒲津、龙门、合河等关；南山及武关、i关；西有大陇山及陇山关、大震、乌兰等关；北有黄河南塞，是四塞之国。”[22]这里叙述关中的四塞，西面提到了乌兰关，而未及会宁关。吐鲁番阿斯塔那509号墓出土《唐开元廿一年（733）唐益谦、薛光、康大之请给过所案卷》记载，唐益谦携带其叔唐循忠之媵薛十五娘与侄子、奴、婢、作人及马、驴等一干人畜，从四镇来到西州，再前往福州，云：“右得唐益谦牒，将前件人、马、驴等往福州，路由玉门、金城、大震、乌兰、僮（潼）、蒲 津 等关。谨连来文如前，请给过所者。”[23]在牒文上列有包括乌兰关在内的西北地区六个关。程喜霖指出，丝路东段有南、中、北三道，其中“北道，自长安经平高（固原）至会州治所会宁县北黄河弯曲处之乌兰关渡黄河直插武威。在请过所文牒中把乌兰关与金城、大震关并列乃是薛氏东行武威时准备可供选择的北中两条路线”[24]。唐益谦一行东出玉门关以后，经过河西走廊，从武威往东有两条道路，即《元和郡县图志》卷40所记之秦州路与皋兰路。在这两条路中，只需择取其中一路即可，唐益谦牒文中同时写了金城、大震关和乌兰关，确如程氏所说，这只是准备了可供选择的两条路线。在丝路北道的皋兰路上，这里同样只提到乌兰关，而未及会宁关。可以说直到开元年间（713―742），乌兰关仍然在丝路北道东西交通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开元时，会宁关地位得到了提升，被列为天下十三个中关之一，《唐六典》卷6《尚书刑部》司门郎中、员外郎条注云：“中关一十三：京兆府子午、骆谷、库谷，同州龙门，会州会宁，原州木峡，石州孟门，岚州合河，雅州邛莱，彭州蚕崖，安西铁门，兴州兴城，华州渭津也。”卷7《尚书工部》水部郎中、员外郎条注文中也提到会宁关：“龙门、会宁、合河等关船并三艘，渡子皆以当处镇防人充……会宁船别五人。”[25]会宁关有渡船及官兵防守，亦为敦煌文献P.2507《唐开元水部式》所证实：

会宁关有船伍拾只，宜令所管差强了官检校，著兵防守，勿令北岸停泊。自余缘河堪渡处，亦委所在州军严加捉搦。[26]

《唐_元水部式》记载会宁关渡船的规模达到50艘，远高于《唐六典》的记载。前者是国家颁布的实用性法令，反映了会宁关的实际状况；后者只是归纳性条文，自然是前者更为可信。尤其重要的是“勿令北岸停泊”一语，道出了会宁关濒临黄河，关城设在黄河南岸。

北城滩的地形呈半岛状，所谓“北岸”可以有两种解释：一是指北城滩南面黄河段的北岸。但这里为北城滩古城，南临黄河，自然不会出现勿令北岸停泊的情况，所以北城滩古城必非会宁关，而是如前所考之乌兰关与旧乌兰县城。二是指北城滩北面黄河段的北岸。这里经常会受到游牧势力的侵扰，所以才会作出勿令北岸停泊渡船的命令。乌兰关、县城在会宁关东南4里，上节引《定西文物概况》说北城滩城堡遗址“位于双龙公社仁和大队，西约四华里北城滩”，从古城往西稍微偏北4里就是今靖远、景泰二县的五佛渡口。北城滩西北角水域开阔，河面最为平稳，完全可以摆放50艘渡船。北城村前书记张永军告诉我们，在北城滩古城的西北面曾有一座小城，并带领我们前去察看，只是如今已辟为农田，唯剩部分城墙基址。因此，北城滩古城为乌兰关、县城，往西北4里的北城滩西北角为会宁关所在地，关城设在黄河南岸，渡船停泊在黄河中靠南岸一带，北岸因易受袭击而勿令停泊{1}。

在北城滩这个狭小的半岛上同时设置乌兰、会宁两个关，说明此地在丝路交通、军事防御上的地位极其重要。

此外，无论乌兰县治如何迁移，会宁关都位于乌兰县城的西北面或西面，而会宁关隶属于会宁县，会宁县要管辖会宁关似乎要隔越乌兰县。高启安曾提示《唐开元水部式》所言“亦委所在州军严加捉搦”，是说关受州的管辖，而《唐六典》卷6所列上、中、下关亦皆以京兆府及诸州为单位，且云“凡度关者，先经本部本司请过所。在京，则省给之；在外，州给之”[25]195-196，亦证实关是由州来管辖，而不是县。如此，这个问题也就可以得到解释。

六 从扯木峡看乌兰桥架设在北城滩古城及其对岸

唐蕃对峙时期，在黄河乌兰津上还建造了一座乌兰桥。从津渡变为桥梁，发生了飞跃性的转变，这是出于军事上的需要。《旧唐书》卷196下《吐蕃传下》记载，贞元“十六（800）年六月，盐州破吐蕃于乌兰桥下”[27]。《旧唐书》卷133《李晟附王卮》云：

先是，吐蕃欲成乌兰桥于河耄先贮材木，朔方节度使每遣人潜载之，委于河流，终莫能成。至是，蕃人知靥岸无谋，先厚遗之，然后并役成桥，仍遂筑月城围守之。自是朔方御寇不暇，边上至今为恨。[28]

王赜谠和四至八年（809―813）出任朔方灵盐节度使{1}，吐蕃建造乌兰桥当在此期间，司马光系于813年[29]，甚有道理，但从《吐蕃传》可知在800年就已经有乌兰桥了。鲜肖威说：“考虑到吐蕃在上游甘青边境所建丙（应作“炳”）灵寺、兰州西津等桥梁约为握桥，则此乌兰桥亦应为费木料很多的吐蕃式握桥，这个月城就也是守桥的关。”[8]40月城是桥侧环形卫护桥梁的军事建筑，起到防卫桥、关的作用。从其形状看，月城呈长长的弯月形，当非乌兰关城。《读史方舆纪要》卷62裴家川条记载到扯木峡、赤木峡，高启安认为就是车木峡[17][2]2962，甚确。联系到吐蕃为了建造乌兰桥而“先贮材木”，这一带被称为扯木峡，后来音讹为赤木峡、车木峡。今靖远县北城滩、景泰县五佛沿寺一带的黄河往上溯流不远处，在靖远、景泰二县皆有车木峡村，以上、下相区分，而且在靖远县境内红山峡一带的山呈现红色，正合“乌兰”的鲜卑语意，当即乌兰山。景泰县境内的车木峡呈半岛状，突入黄河之中。若是吐蕃从黄河上游抛掷木头，顺流到车木峡，水流转弯变缓，正好适合于扯木上岸。车木峡一带，东岸的靖远县崇山峻岭，西岸的景泰县为黄河弯曲低地，不适合于建造桥梁；而北城滩古城及其南岸，两岸石崖相对，恰可架设桥梁，乌兰桥应当建在北城滩古城及其对岸。前引传说古城南门外有浮桥，县志记载明代创筑船桥，也就是唐代乌兰桥的所在地。

此后到会昌年间（841―846），李德裕所撰《赐缘边诸镇密诏意》中提到“自陇山、天宁关北至萧关、原州、安乐州、乌兰桥等，皆是贼之险路，入寇要津”[30]，可知乌兰桥仍然存在，是吐蕃控制黄河交通的战略要地。

七 结 论

通过以上多方面的论证，我们认为，北周始置的乌兰关、乌兰县城设在今靖远县双龙乡北城村的北城滩古城，位于黄河东岸；到隋代开皇十九年（599），乌兰县被撤并入鸣沙县，而乌兰关仍然存在；唐武德九年（626）恢复了乌兰县的建制；到武周天授二年（691），乌兰县城因南濒黄河，不断受到河水冲刷，城内沙石不堪久居，遂搬迁到东北7里的平川地区，而乌兰关仍在原地，扼守黄河乌兰津；唐蕃对峙时期，在乌兰关及其南岸建造了一座乌兰桥，位于车木峡的下峡口。

由于乌兰关、县地处丝路北道的交通要冲，这里就成为东西交通的重要通道。从北城滩出土的多方隋唐墓志可知，敦煌锸洗雍游魑鞑肯蚨迁徙，经由河西走廊、丝路北道皋兰路，渡越黄河乌兰津后，在乌兰县落脚定居，生息繁衍，遂成为会州乌兰县人，卒后葬于北城滩。北城滩唐代墓葬出土的胡人俑、彩绘骆驼俑、驼夫画像砖，以及今靖远县北滩乡出土的刻有大夏铭文、罗马神o巴卡斯及花豹的鎏金银盘，就是从西方沿着丝绸之路流传到这里的{2}。这些表明，丝路北道是当时沟通东西方之间的重要路线，而位于北城滩的乌兰关、县是丝路北道与黄河交叉的关键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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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地理位置篇3

木结构的“兰心”

上海开埠，外侨涌入，其中就有话剧编剧、导演和演员。他们的演出条件非常简陋，场地多为租借的仓库，看戏的观众连靠背椅子也没有。1866年(清同治五年)，“浪子”和“好汉”剧团合并成立“上海西人业余剧社”，由英租界中的“上海运动事业基金”董事会牵头集资，在诺门路、圆明园路的交叉口建起一座欧式木结构的建筑，英文名为Lycenm Theatre，中文音译名为兰心，其意为学园或文艺团体的演出场所。

1867年3月1日，大英剧社在兰心进行了首场演出，剧目为《银鱼在格林威治》(Whltebalt atGreenwlch)。这次演出活动被认为是中国话剧演出的正式开始。而兰心剧场便成了上海的首座西式剧院，也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欧式剧场。

兰心剧场建成之后，西人A.D.C剧团有了固定的演出剧场，在上海的影响日益扩大。在剧场建成后的四年问，他们先后演出了25场戏。1871年3月2日，兰心剧场遭遇火灾，焚为废墟。据A.D.C剧社记载，由于当时的兰心剧场全为木结构建筑，又缺乏消防系统，因此当时的租界保险公司拒绝了剧场的投保，火灾的损失自然得不到赔偿。

更为糟糕的是，这场大火将早期兰心剧场的相关资料，也尽皆吞噬了。

砖屋的“兰心”

由于A.D.C剧团颇受租界侨民欢迎，新剧场的建设便成为了一项十分迫切的要求。A.D.C委员会经过商议，决定重建兰心。他们印制了一份传单，宣称要募集一笔公债建造新的戏院。1872年5月27日，上海租界中的纳税西人举行会议时通过了一项决议：“举一笔基金去买一方外人租界便利地点的土地，在上面建筑一所坚固和避火的砖制戏院。”经过两年多的努力，1874年1月27日，A.D.C剧团通过向租界的外侨集资，“以非常的财力”在博物院路、香港路和圆明园路交界处的英国领事馆附近，重新修建了一座豪华的砖木结构的新兰心剧院。这是上海开埠后的第二座现代化剧院。

新剧场的正式启用，是以A.D.C剧团的第37次公演作为序幕的。除了大英剧社，一些来访上海租界的西方职业剧团也在这里演出。兰心剧院的票价十分昂贵，因此，去兰心看戏的观众主要是租界内的外侨和少部分上流社会的华人。去兰心看戏，一时成了当时一件很是庄重的事情，男士入场均身着燕尾服，女士则长裙曳地。

砖结构的第二代兰心，内部结构十分精致。舞台台口宽29英尺，台口高25英尺，台深约39英尺，正副台合宽64.9英尺，客座有三层，一次可容纳观众400人左右。尤其是音响效果堪称一绝，一个演员若是在台上微叹一声，这极微细的声音竟可送达至三层楼上。在此后的五十多年里，“所有上海以前的爱美的和所谓职业的戏，都在这戏院里上演”，据《申报》记载，至二十世纪20年代末，在兰心上演的话剧累计达二百多出。

1907年10月7日至11月5日，由春阳社首次公演的新剧《黑奴吁天录》就是在兰心上演的。1913年8月，郑正秋组织的新民新剧研究所在兰心首演新剧《恶家庭》。此后又时有新剧团体假座兰心演出，俄侨的芭蕾舞团也曾在此演出过。

法租界的新“兰心”

1926年1月5日，A.D.C董事会将兰心的土地权与房产权以规银十七万两的代价卖给了一位中国人，并于当年底在位于法租界的迈尔西路(茂名南路)、蒲石路(长乐路)的转角上重新购置了一块地，着手重建新兰心。

为将新兰心建成别具一格的新型剧院，A.D.C剧团聘请了建筑家覃维思和蒲六克(Davies andBrooke)绘制了建筑图纸。在两位建筑家的精心设计下，风格独特的兰心至今仍以其特有的魅力呈现在人们面前。由于设计师充分运用了剧场两边临街的地理位置，“在聪明的布置下，使主要的门户立在那两条路的角上，广而长的观展场和舞台于是就获得了，连观展场两旁辅助的太平门都通到两旁的路上”。新落成的兰心内设723个座位，490个在正厅，233个在楼厅，每座的视线都适中于舞台，座位宽敞而舒适，较普通戏院的椅子容积为大，而舞台的尺寸则与旧的兰心一样大。置布景的地方开列于舞台的西面直通至仓库，其东面有一间大的更衣室，楼上走廊前还有一间大的演习室。

穿堂是富丽、广阔而透气的。楼座里有美丽的走廊，由白色水泥粉刷和由美丽砖石嵌砌的外部门面，应和着现代化完备舒适的设置，使里外看起来一律是幽静而清爽的。

1931年2月5日，新兰心落成典礼正式举行。英国驻沪总领事白利南(I.F.Brenan)主持仪式，他同时也是新兰心的董事。他用事先准备好的一把特制的钥匙打开了新兰心的大门，标志着新兰心的正式启用。当日的首场演出，是由A.D.C剧团表演的轻音乐剧《上海之光》。

1942年7月，“孤岛”沦陷。同年9月，兰心被日军查封，剧院的英籍管理人员被捕。为粉饰太平，日军又于当年中秋节开启兰心，由伪中华电影公司管理，任命姚克为经理。1945年抗战胜利，兰心剧院于当年9月复归A.D.C所有，由威尔琴生(E.S.Wilkinson)任董事代表人，罗考夫(V.Loobkoff)任剧院经理，中国人黄明德任襄理，产业为37500英镑。辍演八年之久的梅兰芳也首次在兰心复出，主演昆剧《刺虎》。1945年至1946年间，中国歌舞剧社又三度进驻兰心，演出音乐剧《孟姜女》。随后，上海市立实验戏剧学校、中国演剧社、上海剧艺社、希望剧艺社、新中华演剧社、青青剧艺社、力行剧社等多家剧团均在此演出。

新西兰地理位置篇4

［关键词］金城河；金城县古城；兰州古城；梁泉；五泉

［中图分类号］K928.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1）016-0005-06

兰州自古以来就有金城之称，但今天的兰州城关古城（以下简称兰州古城）是否是汉代金城县的治所，史学界则有不同的看法。究其原因，一是唐代以前的《地理志》没有记载郡县的地理位置；二是从东汉后期开始，经魏晋至南北朝，陇右社会动乱，郡县设置不定，名称和治地时有变更；三是文献记载不一，史料又大量流失。因此，一些学者未经实地考察，仅根据历史记载，凭着个人的判断，提出了汉金城县治所在今兰州市西固古城、今西固古城西、今西固古城东陈官营村、今兰州古城西华林坪、今兰州古城等不同的看法。本文根据《水经注》和有关历史记载，结合兰州的自然、地理实际，对汉金城县治地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

一、西固古城不是汉金城县的治所

西固古城早先被认为是汉金城郡的治所允吾县城。据《寰宇通志》记载，允吾县城在“兰县（今兰州古城）西南五十里”。《大明一统志》亦曰：“允吾城在兰县西南五十里，本汉允吾县，明帝置全城郡于此。”①关于汉允吾县城的地理位置，还有很多说法，但经过多年的考证，多数学者认为薛方昱的论证是正确的，即今青海省民和县古鄯乡的北古城是汉允吾县的治所。②此说与《水经注》和《元和郡县图志》的记载基本相符。因此，西固古城不是汉允吾县城的治所。

明万历王道成编著的《兰州志》曰：“‘汉金城县’昭帝时城在今城（即兰州古城）西南之西古城。”《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亦曰：“（金城县故城）在皋兰县（今兰州古城）西南。汉置县，属金城郡。”清代学者董v诚说，金城县故城在“皋兰县西北四十里，曰西古城，北临黄河”。③

此后，许多志书、词典、图集均持此说。有的学者还根据《史记•骠骑列传》关于元狩二年（前121）“浑邪王与休屠王等谋欲降汉，使人先要边，是时，大行李息将城河上，得匈奴使，即驰以闻”的记载，认为“城河上”就是在黄河边筑城，此城就是汉金城县城，即今之西固古城。李息奉命“城河上”迎接匈奴降者，确有其事，但《史记》未说明在哪里筑城，城为何名。甘肃黄河沿线一些大的河谷盆地中，汉王朝先后都筑城设县，如在今兰州设金城县，在靖远设祖历和颤阴二县，这些县的县城都位于黄河沿岸，都是通往河西的交通要道，都可能是“城河上”的城。因此，仅凭《史记》这一笼统的记载，就断定西固古城就是汉金城县城，其理由不充分。

东汉灵帝中平二年（185），金城人边章、韩遂攻关中失败后退守榆中，“张温遣周慎将兵三万追之，参军孙坚说慎曰：‘贼城中无谷，当外转粮食。坚愿得万人断其运道，将军以大军继后，贼必困乏不敢战。若走羌中，并力讨之，则凉州可定也。’慎不从，引军围榆中。而章、遂分屯葵园峡，反断慎运道。慎蹋乃弃车重而退”。④有的学者据此记载先认定葵园峡就是今兰州古城东的桑园峡，榆中县城在今桑园峡以西的东岗镇一带。然后，又根据《水经注》“榆中县在金城东五十里许”的记载，⑤推定西固古城就是汉金城县城。

桑园峡在汉代是否名葵园峡，史无记载。《大明一统志》曰：明代称“石硷口峡，即桑园峡，在兰州东二十五里许，两岸悬立，黄河经其中，东入流金县（今榆中县）界。”《读史方舆纪要》亦曰：“石硷口峡在（兰）州东二十五里”。而“葵园峡在（兰）州西”，可见它们不是同一峡谷。到了清代，石硷口峡因峡谷中有明肃王植桑的园地，才改名桑园峡，可见桑园峡也非葵园峡之讹。桑园峡峡谷狭窄，两岸为悬崖峭壁，水流湍急，古代是无法通行的。旧时的驿道是由榆中的甘草店，经清水驿、定远驿至东岗镇。桑园峡的道路是清代同治以后才开通的。⑥黄河兰州上下的峡谷，在古代都是交通上的障碍，只有榆中县南马衔山和兴隆山一带的峡谷，才是通往中原的交通要道，葵园峡应在这一地区。由于无法证明葵园峡就是今之桑园峡，因而汉榆中县在东岗镇一带之说，也失去了依据，何况西固城至东岗镇之间的距离，也远远大于《水经注》所说的“五十里许”。

西固古城，据《兰州市志•西固区志》考证：“西古城，宋元丰四年（1081），置西关堡，位于西固川西南部，距南山约1公里，北距黄河南岸2.5公里。元丰六年（1083）废。宋元v二年（1087）补修。明弘治十二年（1499），兰州指挥使周伦重修，称‘西古城’。清同治二年（1866），村民入城避战乱，因城墙坚固，得以保全，遂改名西固城。”⑦西固古城是宋代为了防御西夏入侵兰州而修筑的西关堡，它经历了400多年的沧桑，到了明弘治年间已成废墟，故有西古城之称，清代才改名为西固城。因此，西固古城不是汉金城县的治所。另外，还有学者提出，汉金城县城在今西固古城西，或在今西固古城东陈官营村，但是这些地区既无古城遗址，又无文献记载，这些说法只能是一种推测。

兰州地处半干旱地区，水源短缺，汉王朝在这里设县筑城时，必须首先考虑水源问题。而西固区内的一些河沟都是季节性的河沟，水量小、变化大，境内的黄河虽然有丰富的水源，但因下切深度大，无法引水上岸。因此，水源短缺自古以来就是西固区社会发展的障碍。据《西固区志》记载，直到“民国年间，西固城、钟家河一带人畜饮水全靠寺儿沟的水”。而寺儿沟水量小，又是季节性河沟，因此，当地群众只好修建涝池蓄水，以备冬春人畜用水。《西固区志》附图《同治元年西固城内衔巷分布示意图》上绘有三个大水池，就是供城内人畜用水的涝池。⑧水源不足限制了西固区的社会发展，因此，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西固区仍然是经济落后的农村，汉王朝也不可能在这里筑城设置金城县。

二、兰州古城建置考辨

兰州古城是兰州地区有文献记载的最古老的城堡。《元和郡县图志》载：

兰州，金城。昭帝六年，分陇西、张掖以为金城，今州金城郡旧地也。初筑得金，故曰金城。又言金取其坚固。领县十三……永嘉末，前凉张徙金城县，即今州理……隋开皇元年，立为兰州，置总管府，取皋兰山以为名。大业三年罢州，为金城郡。武德二年，讨平薛举，复为兰州。管县二：五泉，广武。

五泉县，本汉金城县地，属金城郡。前凉张徙金城郡理焉。隋开皇三年罢郡，县属兰州，皇朝因之。

黄河，流经县北，去县二十里。

这些记载说明，隋开皇元年（581），立兰州，置兰州总管府，以皋兰山命名。皋兰山位于兰州城关盆地之南，因此，兰州、兰州总管府的治所一定在皋兰山下的兰州城关盆地之中。隋置五泉县，是以皋兰山腰的五泉命名的，因此，五泉县城也应在兰州城关盆地之中。事实也是隋唐时期的兰州、兰州总管府、金城郡、金城县的治所都在五泉县城，而五泉县城就是今之兰州古城。五泉县城位于皋兰山下。“黄河，流经县北，去县二十里。”这里“二十里”的“十”字是衍文，因为兰州城关盆地最宽处也不过14里。因此，隋唐时的五泉县城应在皋兰山下，北距黄河2里。《宋会要辑稿》载：“兰州古城（即隋唐时五泉县城），东西约六百步，南北约三百步。”元丰六年（1083）诏：“兰州展筑北城。”⑨又《元丰九域志》载，展筑后的兰州古城，“南至皋兰山四里，北距黄河一里” 。明、清两代，又先后多次对兰州古城进行了修茸与扩建，使其成为今天位于黄河铁桥南岸的兰州古城。

兰州古城是隋唐时期兰州、兰州总管府、金城郡、金城县、五泉县的治所，关于这一点，史学界的认识是一致。但是，一些学者以此为据，认为兰州古城始建于隋代，则是错误的。首先，隋王朝不可能在取代北周的当年，就能在皋兰山下建成一座州、府级的城堡，一定是在原有城堡设州、置府。其次，《元和郡县图志》也明确记有：“前凉张徙金城县，即今州理……五泉县，本汉金城县也，属金城郡，前凉张徙金城郡理焉。”这里无论是张徙金城县于兰州，还是徙金城县于五泉，都说明一个事实，即前凉时，兰州古城早已存在，所以，《旧唐书•地理志》说五泉县是“汉金城县，属金城郡”。

《十三州志》曰：“金城郡有金城关。”⑩《隋书•地理志》曰：“金城县，有关官。”《元和郡县图志》曰：“金城关在州西，周武帝置金城津，隋开皇十八年改津为关。”《读史方舆纪要》亦曰：“金城关，州西二里，当黄河西北要隘处，本汉置，阚S《十三州志》金城郡有金城关是也。”这些记载都说明，金城关为汉代所置，它位于兰州古城西北2里，南有大河，北接崇岭，是保卫汉金城县及黄河渡口的重要关隘。宋王朝收复兰州后，“宋哲宗绍圣四年三月，权兰州知州苗覆言朝廷，欲豫造浮桥，缓济渡军马” 。“常具图议间金城关，因旧基，增损周园长千步以上，中系浮桥。”［11］《资治通鉴长编》亦载：“兰州近日修复金城关，系就浮桥。”这里所言“因旧基”、“增损周园”、“修复”，都说明金城关和浮桥在宋代以前已经存在。明、清两代对金城关和浮桥又多次修葺，并改名为镇远桥，清末改名为黄河铁桥至今。

黄河兰州段有很多渡口，见于史籍的渡口有石成津、青石津（亦称青石关）、广武梁、京玉关、金城关（津）等。今天这些渡口有的已经消失，有的只留其名，只有金城关（津）仍然保存至今。究其原因，一是兰州古城与白塔山之间的这段黄河河道平直，水流平稳，水面宽度只有200多米，是黄河兰州段最佳的渡口；二是渡口南岸是兰州地区自然条件最好的兰州城关盆地，汉王朝在这里设置了金城县；三是金城县和金城津是丝绸之路必经之地，古代许多中外使节、大批商贾、僧侣和戍边将士，都是取道金城渡口。时至今天，这里仍然是西北的交通枢纽。总之，这里有黄河上最好的渡口，又有很好的河谷盆地，因此，汉王朝在这里设置了金城县，后来又将渡口和关隘都以“金城”命名。汉代以后，随着王朝的更替，金城县的名称不断变化，但是金城关、金城津与金城县故城之间的位置关系是不会变的。因此，金城关和金城津的存在，也是今兰州古城就是汉金城县城的历史见证。

《后汉书•灵帝纪》载：“光和六年（183）秋，金城河溢，水出20余里。”这是东汉时期发生在金城县的一次特大洪水，洪水超出河槽淹没沿岸20多里，给金城县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严重的灾难。现在探寻这次洪水发生的具体情况，对于我们确定汉金城的地理位置，有着重要意义。《水经注》曰：“湟水又东流，注于金城河，即积石之黄河也。阚S曰：‘河至金城县，谓之金城河，随地为名也。’”“河水又东南迳金城县故城北。”“又东过榆中县北。”这些记载说明，黄河西起湟水入河口，东到榆中县西止，流经汉金城县地，故按“随地为名”的原则，将这段黄河称为金城河。这一地区大体是西起湟水汇入黄河处的南岸，即今兰州市西固区达川镇的黄河南岸，向东北经八盘峡，再东南经新城、西固（包括七里河）、城关三大河谷盆地，再东入桑园峡榆中县境。其中八盘峡和桑园峡，峡谷窄狭两岸都是悬崖峭壁，古代既无村落，又无农田，故无灾害可言。因此，光和六年（183）的洪水灾害只能发生在三大河谷盆地之中。

据《兰州地方志》记载和有关部门调查，［12］从明英宗天顺五年（1461）至民国三十五年（1946）共计386年的不完全统计，兰州黄河发生的19次洪水灾害，几乎都在兰州城关盆地之中。例如《甘肃通志稿》载，兰州最大的一次洪水灾害发生在“清光绪三十年（1904）六月初一到初六，兰州连日大雨，加上上游各地大雨，黄河暴涨，流量达8500秒立方米。上游飘来的木材、柴草堵塞桑园峡，水流不畅，倒流上涨，泛滥横漫十八滩（今雁滩），东稍门城墙浸塌丈余，近郊房屋、田园冲毁无数，登城遥望，几成泽国，灾民连万”。黄河兰州段河床下切深度大，两岸阶地高，大部分地区不会发生大的洪水灾害，故临洮学者张维在其《兰州古今注》中说：“兰州虽濒河，而黄流急湍不为大害。”但是，光绪三十年（1904）的洪水，因“下游桑园峡不能容，倒流至城郊，洪涛浩瀚，尽没十八滩，南浸教场，直趋风云雷雨坛，东郊以外尽为泽国”。［13］这些记载一方面表明兰州洪水灾害主要发生在兰州城关盆地之中，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城关盆地多发生洪水灾害的原因。

兰州城关盆地是黄河兰州段最东的一个河谷盆地，西起金城关，东至桑园峡，东西长约25里，南北最宽处约14里。黄河经金城关进入城关盆地后，比降变小，只有万分之六，在兰州诸盆地中比降最小，河流多叉道，河中多滩地，河流一、二级阶地主要分布在南岸，最宽处可达6里。盆地东连桑园峡，桑园峡峡谷最窄处不过150米，河槽最窄处只有95米。由于盆地和峡谷之间的位置关系，每当黄河特大洪水通过盆地进入峡谷后，因过水断面突然变小，洪流不能迅速下而发生壅塞，水位上升，产生倒流，致使后继洪水在城关盆地的河道中蓄积，河流水位上涨，淹没河心滩及南岸的一级阶地。使得兰州古城以东、东方红广场以北，再向东至桑园峡之间的沿河20多里的地区被洪水淹没。这一情况正好与“光和六年（183）秋，金城河溢，水出二十余里”的记载相符，因此，光和六年（183）的洪水灾害一定发生在兰州城关盆地之中，城关盆地是汉金城县地无疑。另外，还要说明一点，东岗镇位于桑园峡以西的兰州城关盆地之中，它属汉金城县地，因此一些学者说汉榆中县在今东岗镇一带是不能成立的。

近年来，随着兰州市市政建设和考古工作的全面推进，古代文化遗存不断地被发展，一些学者对兰州古城的建置提出质疑，张令u先生说：“汉魏时期这里不是县城，何以墓葬遗址时有发现？”［14］甘肃省文物保护研究所何双全研究员，对兰州地区已发现的汉代墓葬进行了分析，发现汉墓多集中分布在城关盆地的东岗镇以西，西至七里河土门墩之间，尤其是兰州古城以南，皋兰山山脚和台地之上更为集中，说明“位于黄河一级台地的兰州古城区在汉代仍是一个人口密集的都市区和农业生产区”。“大量早期汉墓和高级别墓葬的存在，显示着当时的历史信息。为此我们归纳认为：现今兰州市是最早金城县所在地。”［15］总之，历史记载、考古发现和地理条件，都说明今兰州古城就是汉代金城县的治所。

三、《水经注》金城县故城考疏

《水经注》有如下记载：

湟水又东，注于金城河，即积石之黄河也。阚S曰：河至金城县，谓之金城河，随地为名也……河水又东经石城南，谓之石城津。阚S曰：在金城西北矣。河水又东南经金城县故城北。应劭曰：初筑城得金，故曰金城也。《汉书集注》薛瓒云：金者，取其坚固也，故墨子有金城汤池之言矣……《十三州志》曰：大河在金城北门，东流，有梁泉注之，出县之南山。按耆旧言：梁晖，字始娥，汉大将军梁冀之后。冀诛，入羌，其后祖父为羌所推，为渠帅而居此城。土荒民乱，晖将移居⒑保出顿此山，为群羌围迫，无水，晖以所执榆鞭竖地，以青羊祈山，神泉涌出，榆木成林。其水自县北流注于河也。［16］

《水经注》中的湟水今仍名湟水，是黄河一级支流。其源于青海省日月山，东流经湟源、西宁、乐都、民和，进入甘肃省兰州市红古区，再东流至西固区的达川镇注于黄河，即金城河。黄河又东南，因流经今兰州市的西固、七里河、城关三区在汉代是金城县地，故阚S曰：“河至金城县，谓之金城河，随地为名也。”据兰州大学刘满先生考证，石城在今达川镇附近，石城津是黄河上的渡口，在八盘峡黄河公路桥的位置。［17］

《水经注》中的金城县故城就是汉金城县的治所。汉金城郡和金城县经历两汉和魏晋之后，到了东晋十六国时，成为前赵、后赵、前凉、前秦、后秦、西秦、后凉、北凉等地方政权争夺之地，郡县归属不定，名称、治所常有变化，据《魏书•地形志》记载，北魏时金城郡只领“榆中、大夏两县”。没有金城县的建置，故《水经注》称其为金城县故城。

《水经注》曰：“河水又东南经金城县故城北。”《十三州志》曰：“大河在金城北门，东流，有梁泉注之，出县之南山。”“其水自县北流注于河。”这是郦道元以金城河和梁泉为坐标，对汉金城县故城地理位置的准确记载。它说明：第一，汉金城县故城在石城津东南，即今八盘峡东南；第二，金城县故城在黄河南岸，北门紧临黄河；第三，黄河在金城县故城北，呈正东流向；第四，金城县故城南的山上有梁泉，梁泉的水自流成溪，北流注于黄河。《水经注》中的金城河、梁泉是自然实体，汉金城县故城是人工建筑，它们之间的上述位置关系是固定不变的，因此，我们就根据这种位置关系，来确定汉金城县故城的地理位置。

黄河兰州段因受山崖阻挡，时而东北，时而东南，惟独在今兰州故城北与白塔山之间的一段呈正东流向，兰州古城位于黄河南岸，北距黄河不足2里，这与《水经注》“大河在金城北门，东流”的记载完全相符，说明兰州古城就是汉金城县故城。但是，有些学者以西固古城也在黄河南岸为由，认为西固古城才是汉金城县故城。黄河在西固盆地，先东北，后东南，不是正东流向，西固古城距黄河有5里之遥，与“大河在金城北门，东流”不符，它是宋代的西关堡，不是汉金城县故城。

《水经注》先引用耆旧之言说明梁泉名称的来源，既是传说，当然是不可靠的。但梁泉“出县之南山”，“其水自县北流注于河也”则是事实。关于梁泉，历来就有不同的说法，《太平寰宇记》曰：“（狄道县）白石山有梁泉，昔梁晖者，后周之将，为群羌所围，无水，晖以执鞭卓地，而飞泉涌出，兵士由此而济，今号梁泉。”《大明一统志》又曰：“白石山在兰州东南八十里，昔周将梁晖至此，为群羌所围，迫于无水，晖以青羊祷于山神，飞泉涌出，兵士取给，今呼梁泉，水北流注于河。”狄道县（及今临洮县）的白石山在洮河流域，白石山上的泉水只能汇入洮河，不可能越过马衔山注于黄河。兰州东南80里的白石山显然是指马衔山，但马衔山的泉水汇入阿干河后在兰州古城西注于黄河，其位置与《水经注》的梁泉不符。另外，上述两书均言梁晖为后周之将，而后周晚于《水经注》成书50多年，显然梁晖不属同时代的人，更何况梁冀之后入羌之事本来就是不可靠的耆旧之言。

兰州黄河南岸山区的小沟谷中有不少泉水，见于《地方志》的有红泥沟泉、五泉、小后泉、后五泉、狮跑泉、神泉等。其中因神泉位于西固古城之南，又有神泉之名，故被一些学者定为梁泉。然而，在兰州古城之南又有五泉，因此神泉和五泉孰是《水经注》中的梁泉，也就成为确定汉金城县故城位置的关键。

神泉，据《泉神庙记》碑载：

兰州城西四十里何家岘有灵湫,深数尺,广如,夏之不盈,冬之不涸。相传，神虬优焉。土人或汲之,辄致风雹；遇旱取泉,雨立至,封则霁。余莅甘之明年,春夏叹干，有为余言其异者，如法祈之，雨D悉验，岁大稔。自泉而北约三里，山椒有圣母祠，盖兹泉之神也。余既虔奉瓣香，捐廉修茸。［18］

何家岘即今西固区最南部的关山梁，山高林密，周围多泉水出露，是大、小金沟和寺儿沟的源头。《泉神庙记》中的灵湫就是神泉，它是人工修建的水池，位于关山梁北坡，泉水是由山坡的地下潜流汇集而成，再由泉的外侧顺山坡渗出，汇入大金沟。大金沟是汇集了关山梁北麓的众多泉水和地面水后，北流至西固古城东6里的深沟桥出山，再北流注入黄河。

关于神泉的神，据《泉神庙记》碑载：“自泉而北约三里，山椒有圣母祠，盖兹泉之神也。”可知圣母是泉之神，而圣母就是兰州民间流传的金花娘娘。关于金花娘娘的故事，可从圣母祠的门联知其梗概，门联曰：“成化四年投凤胎，修成正果栽神松，夜静归宝山；康熙八年救黎民，普降甘露驱邪恶，恩泽留全城。”［19］《泉神请入祀典碑记》载：“乾隆乙巳年（1785），值大旱，时福郡王总制陕甘，亲祷于泉，而雨果验，岁获大稔。丙午，福王入觐，奏其异，蒙高宗纯皇帝敕封广润侯，并赐御书‘昭灵绥佑’匾额。”［20］这些记载说明，泉神就是明成化年间修炼成仙的金花娘娘，也是明清时期当地群众祈求神灵降雨的灵湫。神泉地处深山，远离城镇，水量小，不能独立成溪注入黄河，因此，它不是《水经注》中的梁泉。

五泉是兰州地区最早见于史籍的泉，《读史方舆纪要》记载：“皋兰山山峡有五眼泉，相传霍去病屯兵时，士兵疲渴，以鞭卓地，泉涌者五。隋因为州，后又以五泉名县。”［21］《兰州古今注》亦载：“皋兰山北麓五泉，世传霍去病著鞭饮马泉也。去兰州城南二里许，有东西二谷，皆有泉出崖中，谓之东西龙口。五泉者，西谷曰惠泉，由惠泉东陟山腰曰甘露，又东曰掬月，又东曰摸子，又东下谷曰蒙。”［22］

五泉山的泉水是贮存于五泉砾岩裂隙中的地下水，由于皋兰山前断陷，砾岩中的地下水缏叮形成了皋兰山腰的红泥沟泉、蒙泉、摸子泉、掬月泉、惠泉、小五泉等泉水带。早年泉水水量大，尤其是东西龙口的蒙、惠二泉，泉水从山崖裂隙中喷出，形成瀑布，宛若龙口吐水，故有霍去病和梁晖以鞭卓地，神泉涌出之说。《兰州市志•城关区志》载，五泉山的“东西龙口、红泥沟泉，清流激湍，汇流成溪”，北流经兰州古城东注黄河。“解放前，农民开渠筑坝，灌溉方家庄、邸家庄、颜家沟一带近1000亩农田。”“东西龙口的瀑布下注成溪。是倪家、张家水磨和二盘磨、头盘磨的动力及附近村民的人畜水源。”［23］清陕甘总督那彦成在《重修泉神庙碑记》中，对五泉和神泉作了评价：“以泉源而论，在皋兰近境者，莫著于五泉……用于润田园，兹灌溉黍稷果蔬之利，皆于是乎取给，其利薄矣；若兹何家山之泉，一线清流，以泉之灵，当亢D之际，民心皇皇，独能感应显赫，澍雨流甘。”［24］

五泉位于皋兰山的北坡，故又将这一段皋兰山称为五泉山。五泉山在兰州古城南郊，林木茂密，山泉相伴，景色宜人，山上保存有大量元、明、清时期的佛寺、道观、楼阁和长廊等人工建筑，是兰州地区保存最好的一处人文与自然结合的文化遗产，也是今天兰州市民和外地游客观光和休闲之地。

总之，西固古城是宋代修建的西关堡，它远离黄河，黄河在其北也不是正东流向。神泉地处深山，人迹罕至，泉水水量小，不是自流成溪注入黄河，因此它不是《水经注》中的梁泉，它只是明清时期当地群众祈求神仙降雨的灵湫。因此，用它来证明西固古城就是汉金城县故城，也是不能成立的。黄河在兰州古城北门外，呈正东流向，兰州古城南郊的皋兰山上有五泉，泉水自流成溪，经古城东侧北流注入黄河，这与《水经注》“大河在金城北门，东流，有梁泉注之，出县之南山”、“其水自县北流注于河也”的记载完全相符。因此，五泉就是梁泉，兰州古城就是《水经注》中的汉金城县故城，即汉金城县的治所。

四、余论

《汉书》记载，武帝元狩二年（前121），汉王朝击败匈奴，先后在河西设四郡、置两关，在今永登县庄浪河谷移民屯田，筑令居塞，以防匈奴南下。这时在今兰州市以东有汉置的榆中县，榆中县北又有黄河和高山峡谷可以阻挡匈奴南下，只有兰州市区仍无县的建置，故成为匈奴与湟中羌人交关的通道。元鼎五年（前112）“西羌十万人反，与匈奴通史、攻安故、围⒑薄保25］就是由此入侵陇西郡的。为了保证这一地区的安全，汉昭帝始元六年（前81），在河湟地区设置了金城郡，在兰州市区设置了金城县。金城郡和金城县都是以金城命名，其目的是昭示匈奴，这里已是金城汤池也。

汉金城郡及其属县，经历2000多年的沧桑，郡县的名称已不复存，大多数县城的城址已无迹可寻，只有少数位于水源充足的河谷盆地之中，又处于交通要冲的县城保存下来。如位于大夏河河谷之中、大夏河与牛津河交汇处的汉⒑毕爻牵今之临夏市治地。位于庄浪河谷之中，庄浪河谷与沙沟河交汇处的汉令居县城，今永登县城。位于兰州市城关盆地西端，黄河与阿干河交汇处的汉金城县城，即今兰州古城，兰州市政府治地。

兰州城关盆地是黄河兰州段诸盆地之中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最好的河谷盆地。盆地北有白塔山和北山屏障，南有皋兰山环抱，东有桑园峡之隘，西有城关关锁。还有黄河横亘盆地北部边缘，构成兰州古城第二道防线。兰州古城位于盆地的西端，北有大沙沟可通大漠，南有阿干河谷可达汉陇西郡治狄道县城（今临洮县），又是古丝绸之路必经之地。因此，兰州古城历来就是“控河为险，隔阂羌戏”、“秦陇咽喉”的军事重镇。

兰州城关盆地呈纺锤状，东西长25里，南北最宽14里，黄河一、二级阶地大都位于南岸，地势平坦，土壤肥沃，是屯兵设县的理想之地，故有“皋兰山下，地势平旷，可屯兵百万，《汉书》霍去病为骠骑将军击匈奴，屯兵皋兰山下”之说。［26］兰州虽然有黄河水源，但河流下切深度大，古代无法利用，其他小的沟谷都是季节性的小沟，水量小，无法满足城镇和农业用水。兰州城关盆地是兰州地区水利条件最好的盆地，这里有稳定的五泉山泉水，既可供人畜用水，又可资农业灌溉。黄河距城又近，可为城区人民提供丰富的生活用水。更为重要的是，城西的阿干河是兰州地区惟一的常年有水的河流，源远流长，水量大，距城近，便于自流引水灌溉。所以，《溥惠渠记》中说：“阿干河为利颇广，环城东西南北为圃者什九，为田者什一，几百顷之灌溉，附郭之戍卒，居民饔飨饮食咸给焉。”［27］可见阿干河为兰州古城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水源。总之，兰州城关盆地的良好地理条件和重要的地理位置，使兰州古城由最初金城县的治所，逐渐发展为州、郡的治所，明清起又成为甘肃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注释］

［1］《汉书地理志》：“金城郡、县十三：允吾、浩、令居、枝阳、金城、榆中、⒑薄白石、河关、破羌、安夷、允衔、临羌。”

［2］薛方昱：《汉代金城郡治所允吾究竟在何处》，《兰州学刊》，1993年第3期。

［3］见《王氏合校水经注》，金城县故城注引清代学者董v诚之言。

［4］《后汉书•董卓传》。

［5］杨守敬：《水经注疏》卷3，《诸次之水》。

［6］陶保廉：《辛n侍行记》卷3。

［7］［8］《兰州市志•西固区志》，“文物古迹”条。

［9］［11］汤开建、刘建丽辑校：《宋会要辑稿》，《宋代吐蕃史料集》第2册。

［10］张澍辑、王晶波校点：《十三州志》，《二酉堂丛书史地六种》。

［12］《兰州市志•自然地理志》，“自然灾害”条。

［13］张维：《兰州古今注》，水灾。

［14］张令u：《兰州城址旧说质疑》，引自《兰州市历史地理研究》。

［15］何双全：《兰州汉墓与兰州史地考辨》，引自《兰州历史地理研究》。

［16］陈桥驿：《水经注校释•河水》。

［17］刘满：《西北黄河古渡考》，《敦煌学辑刊》，2005年第4期。

［18］清陕甘总督福康安：《泉神庙记》，《重修皋兰县志》卷10。

［19］《金花娘娘庙联》，《兰州市志•西固区志》附录六，“楹联”。

［20］清皋兰县知县沈仁澍：《泉神请入祀典碑记》，见《兰州市志•西固区志》附录三，“碑记”。

［21］［26］《读史方舆纪要》，“兰州”条。

［22］张维：《兰州古今志》，“五泉”条。

［23］《兰州市志•城关区志》，“水利”条。

［24］清下甘总督那彦成：《重修泉神庙碑记》，见《兰州市志•西固区志》碑记。

新西兰地理位置篇5

新区来了

兰州新区是西北第一个、全国第五个部级新区，位于兰州北部秦王川盆地，是甘肃与国内、国际交流的重要窗口和门户，距兰州市区38.5公里，规划面积806平方公里，南北长约49公里，东西宽约21公里，现有总人口10万人。

2012年8月20日，《国务院关于同意设立兰州新区的批复》（国函〔2012〕104号）对兰州新区的定位是：西北地区重要的经济增长极、国家重要的产业基地、向西开放的重要战略平台、承接产业转移的示范区。从这个定位来看，兰州新区在新一轮西部大开发中的意义重大，不只是新建一个产业园区，而是在带动西北地区经济增长、深化改革开放中起到引领和带头作用。

从地理位置来看，甘肃省既像一块如意，又像一个瓶颈、一个咽喉要道。发展得好，起到辐射带动作用，就活跃了西北一大片区域；发展得不好，就卡住了这个咽喉，制约西北地区，拖了全国的后退。所以，兰州新区不只是一个“区”，更是一个新一轮西部大开发的强力引擎。

兰州是一个带状城市，东西长达52公里，南北最狭窄处不足1公里，“两山夹一河”，是兰州城市地理与发展空间的现状，也成为制约兰州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因素。要贯彻国家、省、市三级对兰州发展的战略意图，实现兰州作为省会城市的“中心带动”作用，兰州市委决定，“跳出老城，建设新区”，建设一个“产业强城、生态绿城、多湖水城、现代新城”。

按照《兰州新区总体规划》，重点发展石油化工、装备制造、有色冶金、能源和新能源、特色农产品加工、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和文化旅游等8个产业。到2015年，新区框架、产业体系及相关配套服务体系初步形成，交通及城区基础设施相对完善，具备较强的集聚效应和要素资源的吸纳能力，兰白核心经济区的辐射带动作用明显增强；人口达到30万人，城市建设用地面积约60平方公里，GDP达到500亿元左右。到2020年，基本建成特色鲜明、功能齐全、产业集聚，服务配套、人居环境良好的现代化新区，城市人口规模60万人，城市建设用地规模约110平方公里，GDP达到1000亿元左右。到2030年，经济和社会持续、健康、稳定、快速发展，基础设施完善，生态环境良好，城乡协调发展，现代化城市格局基本形成。兰白核心经济区的一体化发展基本形成，城市人口规模100万人，城市建设用地面积约170平方公里，GDP达到2700亿元左右。

新区规划制定的基础和实现的可能来自于“天时”、“地利”、“人和”。

难得的政策机遇

兰州新区的建设处在一个难得的政策叠加机遇期。国务院办公厅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支持甘肃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2010〕29号），指出要大力支持兰（州）白（银）核心经济区率先发展；国务院批复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西部大开发“十二五”规划》，其中兰州新区被列为国家“十二五”期间重点建设的西部五个城市新区之一；《国务院关于同意设立兰州新区的批复》，确定兰州新区为部级新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台了《关于印发兰州新区建设指导意见的通知》（发改西部〔2012〕2786号），国家将允许和支持兰州新区在行政管理体制、涉外经济体制、社会管理体制、技术创新和服务体系、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等方面先行先试； 甘肃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快推进兰州新区建设的意见》（甘发〔2012〕10号）；甘肃省政府出台了《关于支持兰州新区开发建设政策的意见》（甘政发〔2012〕 135号），2013年2017年，每年筹集10 亿元用于新区开发建设，另外，在财税金融、土地政策、科技人才、产业扶持等方面都会对兰州新区给予大力支持。

强大的资源优势

兰州市的水、电及其他能源资源储量丰富。

引大入秦工程设计供水能力有4.43亿方，目前实际利用不到2亿方，还有2亿多方未利用，通过扩渠改造还可以再加2亿多方，水资源完全能够满足兰州新区未来的建设需求。

秦王川地区是污染物扩散能力较强的地区，年平均风速为2.3 米/秒，平均风速约为市区的2倍，有较强的空气扩散能力。

兰州境内已探明各类矿床156处、矿种35个，主要有黑色金属、有色金属、贵金属、稀土和能源矿产等9大类。

甘肃电网是西北电网的中心，其所属的兰州电网是连接甘肃河西、甘肃东部及青海地区、承担西北电网水火电交换的枢纽电网，为新区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电力保证。

兰州新区地处兰州、西宁、银川三个省会城市共生带的中间位置，在西北五省区中具有“座中四联”的区位优势，是欧亚“大陆桥”的重要连接点，位于西部地区中部重要节点，距兰州市区38.5公里，距西宁198公里，距银川420公里，具有“承东启西、沟通南北”的区位优势。兰州是全国城镇体系规划的9个一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之一；是综合交通网中长期发展规划的42个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节点城市）之一，陆桥运输大通道、青岛至拉萨运输大通道、临河至防城港运输大通道三大通道交叉点；是国家高速公路网规划39个重要节点之一；是国家公路运输枢纽布局规划179个国家公路运输枢纽之一；是全国民用机场布局规划的12个中型枢纽机场之一，是国际航班备降机场；是中长期铁路网规划的50个铁路枢纽之一，18个集装箱中心站之一。

兰州是“一五”期间全国十二个重点工业城市之一，具有以石油化工、冶金有色、装备制造、能源电力、生物医药、农副产品加工为主体，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是全国重要的石油化工、冶金有色、能源电力工业基地，其中兰州石化公司具有1050万吨/年的原油炼化能力。同时，兰州还是部级“两化”融合试验区、国家第二批“三网”融合试点城市、部级新型工业化军民结合产业示范基地。

兰州人的建设速度

2010年8月4日，兰州新区党工委、管委会筹委会成立。

2011年3月29日，兰州新区召开第一次工作会议；5月21日，中国铁建兰州新区高端装备制造基地项目在兰落户；9月19日，兰州新区规划发展专家研讨会在北京召开。

新西兰地理位置篇6

【关键词】 商业网点 现状 优化 兰州市

一、引言

兰州市在大西北处于“座中四联”的位置,为古丝绸之路的交通要道和商埠重镇。新中国成立后被确定为全国32个物流中心之一,特别是改革开放和西部大开发以来,兰州以其丰富的矿产水能资源、方便快捷的交通地理位置、辐射西北的市场集散能力等优势,成为黄河上游重要的经济中心,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兰州市商业网点的发展概况和现状

1、商业网点的数量和规模发展迅速

1992年7月,兰州被国务院批准为内陆开放城市,又相继被国家确定为建设商贸中心改革、综合配套改革重点城市,使得兰州市商业网点的建设取得了巨大发展。到2004年下半年,全市共有各类商业网点(含批发)7.8万个,商业网点基本商业面积达到311.4万平方米;各类市场175个,其中,消费品市场137个,生产资料市场38个,市场总面积达298.9万平方米,年成交总额172亿元[1]。截止2008年底,全市商业网点8万多个,各类商品交易市场179个,其中消费品市场132个,生产资料市场47个,年成交额过10亿元的市场16个,超过20亿元的市场3个,部级市场2个。

2、商业网点各项功能逐步完善,服务水平大幅提升

市内商业网点营业范围涵盖了粮油、饮食、医药、百货、农资等诸多行业,地域上自西向东覆盖了西固区、安宁区、七里河区、城关区。一些国际知名商业企业入住兰州,其先进的管理水平和服务理念也起到了示范作用,带动了各行业整体服务水平的提升。

3、产权主体多元化,非公有制商业快速发展

随着商业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深化,兰州市商业网点的经济类型逐步朝产权主体多元化转变,市场配置网点资源的作用明显加大[2]。至2009年底,全市按照商业网点经济类型划分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情况是: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完成469.77亿元,增长18.92%;非公有制经济实现增加值347亿元,增长19.6%,其中批发业33.11亿元,增长15.85%;零售业351.1亿元,增长20.13%;住宿和餐饮业76.47亿元,增长17.16%[3]。

三、兰州市商业网点存在的问题

1、商业网点的空间布局不平衡,业态结构失衡现象依然存在

兰州市中央商业区主要分布情况为:西到萃英门、东至铁路局、皋兰路、东方红广场一带,南、北分别以白银路和黄河为界,是以原金城关为中心发展起来的城市中央商业区,由西关十字等市级商业中心、张掖路等带状商业街、小规模商业群和分散布局的商店组成,是全市最繁华的地方和交通枢纽地带[4]。

近些年,兰州市商业网点的质量和规模迅速发展。但是,零售业大部分还是采用传统的业态经营,商业黄金地段的大型百货店过于集中,造成业态结构失衡,且受建筑结构等方面的限制,改造难度大,业态结构调整困难。

3、商业网点的布局与城市道路交通不协调,加剧了部分区段交通紧张

兰州市是一个典型的河谷型盆地型城市,城市东西长45km,南北宽2―8 km,市内东西向主干有西津路、滨河路、白银路,这三条道路位于城市中部最窄的地段,其中西津东路、滨河中路更堪称为兰州市的蜂腰路段。此外,滨河路还是城市风景路,西津路也属于主要生活性主干道之一,道路两侧集中了全市性大型商业网点,白银路虽规划为过境道路,但也同样集中了大量的次级商业网点[5]。必然会加重这些区段交通紧张。

四、兰州市商业网点布局的优化

1、商业网点优化与城市空间结构

城市空间结构直接制约着商业网点的空间布局。商业网点的空间布局可大体分为三种模式:一是商业街发展模式:特点是商业网点沿街分布,具有一定规模,一般适用于车流量不大或禁止机动车行驶的街区;二是分散商业网点模式:特点是分散布局,但难形成规模效益,一般适用于社区内部的零售业布局;三是商业组团发展模式:特点是商业网点集中成片布局,规模宏大,特别适用于商业、金融非常发达的地区。对于这三种模式的选择,应考虑到对城市经济长期发展、流通资源合理配置、居民消费需求的最大满足。

将百货店、超市、专卖店、专业店相对集中在商业街和购物中心,形成较大规模的商业集聚,产生规模经济。商业街应主要位于市级商业中心范围内,附近应有足够的停车场和公交站点,且应避免在交通主要干道上新设商业街,造成人、车流动缓慢。鼓励现有商业网点设施改造升级;在商业设施不足的新城区中心区,按照预期客流量和营业额,建设大型购物中心和商业街,积极引进国际著名零售商在新城区、西固区、安宁区和东岗镇等区域开设大型零售商业网点,加快这些地区的商业网点建设步伐。

2、商业网点优化与业态、消费者购物行为

业态通俗来讲就是指零售店卖给谁、卖什么和如何卖的具体经营形式。城市消费者的购买行为规律,主要包括四项内容:一是消费者购买贵重商品时,购物前的决策过程,以及购物时对商品的选择性要求较强,不太计较商业网点的距离;二是消费者购买少量低值易耗商品时,购买决策时间较短,希望就近购买;三是消费者购买低值易耗商品的量比较大、种类比较多时,可到距离较远、但价格便宜、种类丰富、选择余地大、交通方便的大型购物场所;四是消费者的休闲购物,会选择业态和商品比较丰富的繁华商业区域。因此,在规划商业街区、业态分布、高中低档次商业网点的布局等方面,要正确反映以上规律要求[6]。随着越来越多的居民逐渐向新城区、城市边缘及郊区转移,可在永登、皋兰、榆中、红古等县城或郊区地价较为便宜的城郊结合部发展连锁超市、仓储式市场、购物中心,在新城区、西固区、安宁区、东岗镇和雁滩等区域积极引进国际著名零售商开设大型零售商业网点,以满足现代生活节奏加快所带来的人们“一次购物”的愿望。此外,由于兰州市有较多少数民族人口居住,应考虑在少数民族集聚的区域,建设符合其民族风俗和生活习惯的商业服务网点。

五、结论

保持商业网点的优化与城市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同步,既是提升兰州商业形象、提高商业整体运行质量、维护商业市场竞争秩序的有效手段,又是政府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管理商业的新尝试。通过提升改造、扩建新建等手段,优化商业网点的规模、数量和业态结构,充分利用商业资源,消除城市商业盲点,最大限度满足人民群众的日常消费需要、选择性消费需要、休闲性消费需要,并使兰州成为西部极具地域特色、对周边地区具有强大(下转第135页)

(上接第21页)商业辐射力的商业中心城市。

参考文献:

[1] 兰州市城市商业网点规划(2005年―2015年)[R].

[2] 蔡文浩.兰州市商业网点现状与发展趋势分析[J].兰州商学 院学报,2005,(2):105-108.

[3] 2010年兰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报告[R].

[4] 杨永春,曾尊固.兰州市地域结构分析[J].地理科学,2002,(8): 468.

[5] 滕丽,杨永春.狭义河谷型城市交通问题研究 ―――以兰 州市为例[J].经济地理,2002,(1):72-73.

[6] 刘星原.城市商业网点规划布局的若干问题探讨[J].北京工 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7):7.

新西兰地理位置篇7

一、立足全体的校车资助政策

新西兰教育部以立足全体的理念对校车给予援助，充分体现了教育资源公平与均衡的分配原则。援助的方式包括以下五种：一是直接援助，即校董会直接支配援助资金，提供校车服务；二是直接拨款给毛利学校（土著居民学校），由学校自行提供校车服务；三是对符合乘坐校车运营商提供校车服务条件的学生提供经费补贴；四是运输津贴，即给予监护人需将学生送往最近校车站点所花经费的补贴；五是对特殊教育学校中有特殊需要的学生的校车服务提供补助，这项援助的花费每年都高达24万美元。教育部要求，在必要的情况下要为有特殊需要的学生提供具有特殊设备的校车。政府援助资金来源于财政拨款，大部分城市校车服务由地区委员会提供资助，大部分乡村校车由教育部提供资助。教育部每年在学校运输服务上的花费高达1.5亿美元。[5]新西兰教育部规定，学生要在开学时递交校车服务申请。学校及校车运营公司根据学生的申请，进行反复的线路勘察与确认，以保证每个学生可乘坐校车上学。教育部对校车服务的范围做出了明确的规定。2013年5月之前，校车运输政策规定，1～4年级学生的家校间距离超过3.2公里和5年级以上学生的家校间距离超过4.8公里的可享受免费校车服务。这种做法容易造成即使来自同一个家庭、就读于同一所学校不同年级（如1～4年级和5年级）的两个孩子不能享有同样的校车乘坐资格。为了弥补这一不足，实现人性化管理，自2013年5月6日开始，教育部实施了新的校车运输援助政策。这一政策规定，1～8年级学生住所离最近学校的距离超过3.2公里和9年级以上学生住所离最近学校的距离超过4.8公里的可以享受免费的校车服务[6]。这次改革在很大程度上为家长安排学生的上学路程提供了方便。学生如果没有选择最近距离的学校，而选择了其他学校，超出校车通行区的部分费用则由家长自行承担。①

二、新西兰校车安全保障措施

（一）对校车、司机及校车设施的规定为保障校车的安全，新西兰教育部对校车运营商提供的车辆及司机有着严格的要求。要想成为校车运营商，需要满足以下几个条件：能较持久地提供符合各项校车条件的车辆，并对车辆进行定期维护，以确保学生按时到达学校学习；提供校车服务的车辆要有“车辆认证单”（VCU），小型载客汽车（PSV）的车龄最高不超过15年，大型载客汽车（PSVs）的车龄最高不超过26年[7]；提供校车服务期间，车辆及车辆的各组成部分要始终保持在出厂规格水平，并有交通部颁布的机动车辆全面检验合格证书（CoF）；车辆排放要符合2009年1月生效的《车辆排放法规》的标准，以减少废气污染；车辆要始终保持整洁[8]；提供校车服务的每部车辆都要有持续的维修保障；详细记录车辆的维修保养次数，车辆管理部门及时向交通部门提交相关资料；校车司机每年要参加定期的培训，培训主要围绕防御驾驶、急救、高级驾驶员培训、危险源辨识、缓解压力、合理管理时间等主题展开[9]；校车司机在工作过程中要时刻携带驾驶资格证和校车驾驶资格证；司机要严禁疲劳驾驶。新西兰教育部不但对校车及司机提出了严格的要求，还十分关注车辆本身的安全系数。新西兰校车的安全带是根据交通部颁发的《座椅及座椅固定点2002-32004号条例》和《道路交通条例（交通使用者）-61001号条例》的标准而设置的，安全系数经过反复测试达到了较高水平[10]。新西兰交通部规定，校车司机要确保15岁以下的学生全部系上安全带，且不能坐在校车的前排座位上；5岁以下的儿童要使用儿童安全座椅。新西兰校车标识也是经过反复试验而最终确定的，提供校车服务车辆的前部和后部都要安装法律规定的校车标志，且校车标志不能被其他文字或图像遮盖。新西兰校车标志长570毫米，宽500毫米（如图1所示）[11]。2004年，新西兰交通部了《校车停靠点安全设置指导意见》，该意见提供了全面的停靠点设置规则、技术指导、检测条款等信息。

（二）与校车安全相关的特殊交通规则新西兰交通部颁发的《道路交通条例（道路使用者）2004》规定，校车在城区内的最高时速为50公里/小时，在郊区的最高时速为80公里/小时。其他车辆在经过校车时的最高时速为20公里/小时（超过50公里/小时将被吊销驾驶证）。现在，新西兰仍在严格执行着条例中关于时速的限制，而且家长、社区、学校还通过发传单、写标语等方式提醒各位司机严格遵守限速规定。所有车辆（包括反方向行驶的车辆）在经过校车停靠点时要减速慢行，小心经过。校车在停靠点让学生上下车时会挂出“停止”（STOP）指示牌，此时，所有车辆要耐心等待，直到所有学生安全通过马路方可通行，以避免给学生带来危险。新西兰的校车安全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交通管理部门的严格执法。新西兰的道路交通由多个部门齐抓共管，包括教育部、交通部等。为保证驾车者遵守交通规则，无论在城市还是乡村都配备了流动交警，随时对酗酒驾车和超速行驶者进行查处。此外，全国各地还安装了大量的电子拍照系统，驾车者只要违规，就须缴纳高额罚款。警察局根据专业安全机构所确定的重点路段、重点时段和频发违法行为的地区进行“基于风险的巡逻”，科学分配警力。另外，根据交通部的规定，所有车辆必须定期送检，一到淘汰年限就立即报废，逃避车检者将受到重罚。不过，人们驾车行驶在新西兰的道路上能处处感受到交通标志的人文关怀。新西兰交通标志的设置不仅科学、规范，最大限度地预防交通事故的发生，而且非常细致，那些结合实际路况设立的提示性标志可以给予人们温馨的提醒。

（三）青少年交通安全教育与校车安全新西兰较高的校车安全系数还与当地学生较强的交通安全意识分不开，而这主要得益于日常教育。新西兰政府十分重视对学生的交通安全知识教育，如警察局专门成立了“道路安全青少年教育服务站”（SchoolRoadSafetyYouthEducationService），出台了“青少年道路安全教育计划”（SchoolRoadSafetyYouthEducationProgramme）。这是一项基于道路安全法规，以提高青少年道路安全技能为主要目标的计划。[12]依据学生年龄，“青少年道路安全教育计划”的实施被划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道路安全基础知识学习阶段（SteppingOut）；第二，安全骑车阶段（RidingBy）；第三，安全外出阶段（OutandAbout）；第四，承担责任阶段（ChangingGear）；第五，安全驾驶阶段（DrivetoSurvive）。该计划通过学校教师与有丰富交通知识和教学经验的警察的共同合作，向学生传授交通安全知识和经验。课程内容由学校联系当地警察局，经过协商后进行统一设置。这一计划的实施也需要家长和社区的协作：首先，他们要严格遵守交通规则，起到榜样的作用；其次，学校鼓励家长及社区成员参与到课堂中。针对各年龄段学生的道路安全教育目标不尽相同（见表1）。新西兰警察局同时还负责培训学校交通安全小队，组织学生对校园周围交通安全进行巡逻。一般来说，由两名经过培训的高年级学生在上、下学期间拿着约1米长的带有“停车”（STOP）红色字样的移动交通标志杆站在学校附近的马路两旁，车辆经过时必须停车等待儿童安全上下车。学生巡逻时，会有教师或警察进行协助。[13]

三、启示

我国校车的需求与日俱增，校车的使用量也在逐步加大。为了更好地保障校车的安全，国务院于2012年4月5日颁布了《校车安全管理条例》，加快了校车规范化管理的步伐，但仍有许多问题需要完善。本文通过对新西兰校车管理资助政策和安全保障措施的探究，得出以下几点启示。

（一）校车运营模式应力求多样，以减轻财政负担我国《校车安全管理条例》明确规定，校车应是“大鼻子”外观，有专用座椅、安全出口等高级配置。根据这一规定，各地需要购买一大批符合新标准的校车，这给各地方政府造成了巨大的财政压力。为了缓解财政上的压力，我们可以学习新西兰利用现有公交系统，制定严格的校车准入制度，选择合格的公交公司提供校车服务的做法。除了接送学生外，政府应提高专用校车的使用效率，允许闲置校车租赁，增加校车运营经费，这也符合服务社会多样化和充分利用资源的原则。为了兼顾效率与公平，缓解运营成本压力，政府还可以对有能力支付校车费用的家庭收取乘车费，为低收入家庭的学生提供免费的校车服务。

（二）学校要重视对中小学生的交通安全教育中小学生交通事故的发生大多是由于学生不了解交通规则、不能准确辨识高危险地带、随意穿行马路等造成的。新西兰警察局意识到，要实现零交通事故的目标必须从中小学生抓起，因此出台了“青少年道路安全教育计划”。目前，我国针对中小学生专门设置的交通知识教育课程较少，大多数中小学生交通意识淡薄，没有系安全带的意识，穿行马路时也很少“三思而后行”。鉴于此，各地交通部门可以与学校达成合作，每周安排一节交通知识教育课，教育内容可根据我国的国情进行设置，争取做到“交通安全知识从娃娃抓起”。

新西兰地理位置篇8

Abstract: New England is the place where American textile industry origins. And the textile industry played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New England development process. Since the found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the New England region had a tight connection with its textile industry.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factors of rising from the aspects of dependence, finance, labor, technology, material and geographical position.

关键词:新英格兰纺织工业兴起

Key words: New EnglandTextile IndustryRising

作者简介:程树武(1982―),男,江西乐平人,硕士,助教,主要从事美国城市化、英语教学与研究。

基金项目:本文获景德镇高专青年基金资助。

纺织工业是人类第一个工业化的产业,工业革命就是从纺织工业开始的,英国、法国等几国的工业革命都是从纺织业或者和纺织业相关的产业开始的。美国工业革命也遵循着从纺织工业开始的这一模式。之后美国的工业化,最早也是从纺织工业开始的,然后逐步扩展到其他行业。美国最早实现由农业向工业转变的地区也正是新英格兰地区,随后在全美的工业化进程中,它处于一个领头羊的位置。20世纪之前,新英格兰地区的繁荣及一战后该地区的衰败都直接和该地区的主导产业即纺织工业有着直接的联系,从这便可以看出纺织工业在新英格兰地区经济发展中的独特历史地位。那么新英格兰纺织工业是怎么兴起的?本文试图解决这一问题。

1790年,英国移民塞缪尔・施特莱在新英格兰成功建造了新型纺纱机,实现了纺纱过程的机械化,标志着新英格兰纺织工业的兴起。1793年,伊莱・惠特尼发明了轧棉机,使脱棉工效提高数百倍,有力的推动了新英格兰纺织工业的发展。1813年,弗朗西斯・卡博特・洛厄尔引进了英国的卡特赖特动力织布机,开办了一家从梳棉纺纱到生产布匹的综合性纺织工厂,该厂的建立标志着新英格兰纺织工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新英格兰纺织工业迎来了迅速发展时期,投入资金的数额、工厂的规模、产值的增长都是空前的。纺织工业从此便在美国新英格兰兴起。

新英格兰纺织工业的兴起条件有很多,笔者将从美国的独立、劳动力、技术、原料和地理位置等几个方面作简要分析。

(一)美国的独立及其政策。任何一个国家的独立都是发展本民族工业的最大前提,美国独立战争的胜利为新英格兰纺织工业的发展提供了统一的原料市场和商品销售市场。1812―1814年这场被称为美国“第二次独立战争”的胜利,迫使英国于1814年再次确认美国的独立地位。我国学者韩毅指出,“这次战争是美国工业发展史上的重要转折点……从第二次独立战争起,美国摆脱了对英国的依附,开始走上了独立发展民族工业的道路。”这是因为:第一,这次战争之前,美国所需的工业产品主要靠英国输入,英国的工业产品充斥着美国的市场,美国弱小的民族工业因无力与英国竞争而没有发展的机会。1807年美国颁布了禁运法之后,断绝了与英国的贸易往来,以前依赖输入的工业产品不得不由自己生产制造了。这就为本国工业产品打开了市场销路,使其有得到了生存发展的机会。第二,实施禁运法令之后,海外贸易基本停顿,原来雄厚的商业资本便开始向工业资本转化,从而扩大了工业资本的投资规模,而这两点都是大大有利于纺织工业发展的。

此外,国家(州)的政策也为本民族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政策和法律上的保障,例如,1817年康涅狄格州为了促进本地工业的发展,规定10万美元以下工厂的建立不需要经州议会批准。新英格兰其他各州也有类似的规定,这有效地促进了新英格兰纺织工业的发展。为了促进本国纺织工业的发展,国家还特意压低了南方棉花价格,提高了国内纱和布的价格,扩大了它们之间的价格差,这有利于纺织工业资本的积累。为了保护本国刚起步的纺织工业,美国还采取了保护性的关税政策。

(二)劳动力。在美国,不管是历史上还是现实中,一说到劳动力,都不得不提及移民。殖民地时期,“殖民地最初的技术设备,都是移民随身携带的。”正如美国学者菲特所说:“新世界从一开始就使用英国来的工具和设备生产商品,这的确是促进殖民地经济成长的重要因素。”在新英格兰纺织工业早期发展阶段,其劳动力来源主要是移民及其后裔。据估计,从1775年到1815年间大约有25万人移居美国,其中有相当数量是工人。在1820年到1860年移居美国的四五百万人中,有822,000个工人,其中手工业者407,000人,矿工34,000人,纺织工人11,500个。这些工人绝大部分都是从大西洋沿岸进入美国的,特别是波士顿港和纽约港,那些进入新英格兰地区的移民特别是纺织工人为新英格兰纺织工业的发展注入了活力。他们的到来不仅弥补了美国劳动力的不足,而且为美国纺织业带来了源源不断的新技术。

在劳动力方面还需强调的是新英格兰纺织工厂主对当地女工和童工的雇佣。1813年前,新英格兰绝大部分纺织工厂的纺纱工作都是在工厂里完成,而后将纺织出来的纱外包给当地的家庭主妇,让她们把这些纱织成布匹。这种将很多工作放在工厂外面完成的操作方式,对于当时技术含量还比较低的年代来说,结果证明是很有益的,因为这可以让她们在做完家庭事务之余赚些“外快”,对于纺织工厂来说,这些分散的妇女劳动力及童工不仅节约了劳动力成本,还满足了巨大的市场需求,正所谓实现“双赢”。当时新英格兰纺织工厂中有60%的工人是妇女,但是只付给她们男性劳动力工资的40%。仅在马萨诸塞州,1810―1830年期间大约有四分之一的工人是15―16岁女孩,如果加上那些从事纺织工业的其他妇女的话,这一比例会更高。

(三)技术。从当时的历史条件来看,新英格兰纺织工业技术来源主要有二:依靠自身的发明创造、从国外特别是英国引进。从美国的经济实力和技术基础来看,其纺织技术更主要是从英国获得的。

对于刚刚取得政治上独立的美国来说,也渴望经济上的独立。对于英国先进的纺织工业技术他们是急切想获得的,但是英国种种先进的工业技术都是保密极为森严,且严格限制拥有一技之长的国民移民出国,这种制度一直延续到1834年。尽管英国政府三令五申地禁止新技术出口,但仍不能完全阻止其外流。美国为了引进需要的技术人才,采取很多鼓励性的措施,特别是经济上的高额奖励,塞缪尔・斯莱特就是在高额的奖金鼓励之下化妆成农民从英国跑到美国的。为了获得英国纺织工业技术,美国最起码采取了四种方式:官方正式组织、团体活动、州立法、个人活动。他们获得的技术包括:原材料、材料处理方法、设计机械零部件、机械设计图表、组合零部件的正确方法,特别是后两项技术对美国纺织业的发展至关重要。

新英格兰人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根据最大限度节约劳动力的原则,到1840年前后,新英格兰地区已经掌握了九种纺织技术,美国纺织业研究专家戴维・杰里米将这几种技术归纳为:规模化生产;生产标准的中低档次的纺织品;垂直整合制造;流程生产;最大限度的利用无生命能源;高速度操作;机械垂直整合;最大限度由机器控制和工作;自动故障检测。这些技术有些是从英国引进的;有些是自己创造发明的,还有些是从英国引进后加以改进的。总之,这些技术大大促进了新英格兰纺织业的发展、壮大。

(四)原料。纺织工业的发展离不开其最基本的原料――棉花。棉花的生产需要较好的自然条件,这些条件包括:肥沃松软、便于耕作的土质;有利于棉苗生长的长时间日照;适宜的气候,不仅雨量充沛,而且降雨适时。美国南方很好地具备了上述条件,因此形成了一个“棉花地带”。它包括南卡罗来纳、佐治亚、亚拉巴马、密西西比、阿肯色、以及佛罗里达北部、密苏里东南部、田纳西西部、得克萨斯东部和北卡罗来纳部分地区。总面积达40万平方英里。这里棉花产量十分充足,1791―1795年,其产量达5,200,000磅,以后逐年增加,特别是轧棉机的发明,使南方棉花的产量有了一个飞跃。内战前,美国南部出口的棉花占世界棉花供应的75%,从中可以看出美国南方棉花的充足。南方棉花一部分销售到国外,另一部分被运往美国北部,主要是新英格兰地区,为新英格兰地区纺织工业提供原料。有美国南方充足的棉花作保障,新英格兰纺织工业的发展便没有了后顾之忧。

(五)优越的地理位置。新英格兰位于美国大西洋沿岸的东北部,便利的交通条件有利于移民的涌进和对内外贸易的发展。特别是波士顿,1690年就达7,000人,成为美国人口最多的城市,1740年更是达15,601人。而且该市早期捕鱼业和造船业十分发达,为当地纺织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工业资本,而造船业的发达更是直接有利于纺织品的进出口贸易。

需要指出的是新英格兰的水力资源充足。有许多河流发源于西部的阿巴拉契亚山脉,如上述的布莱克斯通河、梅里马克河、康科德河等都是经过皮德蒙高原的硬质土地,流向大西洋。这些河流在流经大西洋沿岸平原的柔软土地时,冲刷地表,形成了许多陡降地的大瀑布。这些河流和瀑布成为重要的水力资源,不仅为当地提供了交通方便,而且为日后纺织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动力。从上文可以看出,新英格兰早期纺织工厂大多是建立在河流边,这既有利于对水能的充分利用,又便于交通。

纺织工业这一19世纪初的新兴产业在新英格兰地区的兴起是多方面原因的综合结果,外有政府政策的支持、关税的保护主义及良好的国际环境;内有其自身的优势:优越的地理位置环境及其原有的纺织业基础,这些因素最终促使纺织业在新英格兰地区的兴起。然新英格兰纺织业的发展也并非一帆风顺,也有一个十分艰辛的开端,直至1807年,纺织业才在新英格兰地区站稳脚跟并成气候,1820年之后进入快速发展轨道,截止19世纪30年代,在新英格兰纺织工业的带领下,美国纺织业发展成为当时世界上仅次于英国的国家。从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可以发现,1790―1830年可以视为新英格兰纺织工业的“兴起”阶段,接下来便迎来其“发展”阶段了。

参考文献:

[1]Winifred Barr Rothenberg, “The Invention of American Capitalism: The Economy of New England in the Federal Period”, Engines Enterprise: An Economic History of New England, Edited by Peter Temi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2]David J. Jeremy, British Textile Technology Transmiss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The Philadelphia Region Experience, 1770-1820. The Business History Review, Vol. 47, No. 1

[3]菲特.美国经济史[M].辽宁:辽宁出版社,1981

[4]韩毅.美国工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

新西兰地理位置篇9

国际伊斯兰金融中心的建设背景

2001年以来，随着全球石油价格飙升，中东国家石油财富不断累积，加之国内中产阶级不断扩大，国民储蓄水平随之提高，各自相对狭小的国内市场显然已经无法有效容纳和配置如此大规模的资金，迫切需要寻找合适的海外投资机会。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中东私人资金约为1.5万亿美元，其中80%～85%在中东地区外投资，2001年后每年从中东地区外移的资金高达1500亿美元。传统上，中东资金的投资方向主要是欧美债券市场和银行机构。但是，随着“9.11”事件和伊拉克战争后西方与伊斯兰国家对抗的加剧，中东资金明显地出现回流和东流的迹象。越来越多老练的穆斯林投资者将资金从欧美金融市场上撤出，开始在东方寻找新的市场置放机会。作为亚洲新兴市场的典型代表，马来西亚政局稳定，经济增长迅速，投资马来西亚不仅可以获得丰厚的资产回报，而且还将获益于林吉特汇率的持续上扬，且马来西亚人口60%以上是穆斯林，情感和宗教上具有特殊的亲和力，从而吸引了大量的中东资金流入。

更重要的是，20多年来马来西亚在伊斯兰金融业的经营和监管上积累了长期的经验，伊斯兰金融基础设施和市场环境良好，技术手段先进，各类伊斯兰金融机构分工细致，包括伊斯兰银行、投资银行、保险公司、基金管理公司、信托基金等，随着马来西亚评级局（RAM）、马来西亚评级有限公司（MARC）、国家抵押贷款公司和发展金融机构的建立，马来西亚伊斯兰金融市场正日趋完善，所提供的金融产品品种和服务也比较齐全。近年来，马来西亚政府坚持推行自由化政策，逐渐放宽外汇管制，开放伊斯兰金融市场。至2006年底,马来西亚已有12家伊斯兰银行（其中3家为海外银行），21家参与伊斯兰业务计划的世俗银行机构，9家伊斯兰保险公司（其中1家为海外保险公司），89支伊斯兰投资基金。5年来，伊斯兰银行和保险公司的资产规模年增长率达到19%和25%，规模分别达到1220亿和66亿林吉特的水平。伊斯兰货币市场交易活跃，月交易额在300亿～400亿林吉特左右。伊斯兰债券市场则更是繁荣兴旺，已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伊斯兰债券市场。据评级机构穆迪投资服务公司称，1996年以来全球发行的410亿美元伊斯兰债券中，有约300亿美元是在马来西亚安排或发行的。伊斯兰金融的巨大潜力，使得汇丰、花旗等实力强大的跨国银行也纷纷投身这一市场，并希望借助马来西亚良好的地理位置，作为打开周边印尼、泰国等国市场的跳板。多样化且具有竞争力的伊斯兰金融产品还引起了许多的海外穆斯林及非穆斯林的兴趣，过去本地企业是马来西亚伊斯兰债券市场的发债主体，现在这种情况正在改变，国际金融公司、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瑞士食品企业雀巢公司和德国的萨克森―安哈尔特州都曾发行过以林吉特标价的伊斯兰债券。

实施“伊斯兰金融中心”计划

放宽伊斯兰金融业务

为了推动马来西亚伊斯兰金融系统的发展，提高国际化程度，马来西亚逐步向国内外合格的银行、保险和再保险公司颁发新的伊斯兰金融业务牌照。继2005年发出三张伊斯兰银行牌照给科威特金融机构、沙特阿拉伯Al Rajhi Banking & Investment House和卡塔尔伊斯兰银行控股70%的亚洲金融银行后，2006年2月该国又发放四张伊斯兰保险牌照，其中一张给予了汇丰保险。政府允许外资最多持有已注册马来西亚伊斯兰银行和保险公司49%的股份，2006年迪拜金融机构收购马来西亚伊斯兰银行40％的股权，2007年2月以科威特金融公司为首的财团购得马来西亚拉昔胡申银行（RHB ISLAMIC Bank Berhad）的经营权，并计划未来注资120亿林吉特创建全球最大伊斯兰银行。政府给予在纳闽离岸金融中心注册的伊斯兰银行和保险机构以更大的业务灵活性，允许其在马来西亚任何地方开设分支机构，并同样享受原有税收优惠。此外, 马来西亚还鼓励本国伊斯兰金融机构以多种方式积极进军海外。目前，联昌国际投资银行(CIMB)等机构通过股权并购、合资等方式打入巴林、沙特、印尼、巴基斯坦等海外市场；马来西亚伊斯兰银行同欧洲银行经过多年谈判，已达成联营协议，通过战略合作把伊斯兰银行业务通过欧洲银行的分支机构网络推广到欧洲和美洲，面向世界各国穆斯林社区。

促进伊斯兰金融产品的创新

面对市场日益增长的金融需求，马来西亚在符合伊斯兰教法（沙里亚）的基础上，不断推陈出新，设计了一系列伊斯兰世界前所未有的金融产品，既有伊斯兰利润率互换协议、伊斯兰货币互换协议和伊斯兰远期利润率协议等风险控制对冲工具，也有马来西亚央行票据、伊斯兰住宅抵押证券等加强流动性金融工具。为配合“伊斯兰金融中心”计划，2007年3月马来西亚央行再次推出几项新的伊斯兰金融产品，即伊斯兰原产品债券计划、伊斯兰衍生产品主要协议和马来西亚央行伊斯兰债券。其中，伊斯兰原产品债券计划是马来西亚首个以棕榈油期货为基础的交易。目前，马来西亚央行已向8家伊斯兰银行机构，包括3家海外银行，发放伊斯兰原产品债券计划的主要协议以推广这项计划；伊斯兰衍生产品主要协议也是马来西亚首个推出的，利用该产品伊斯兰金融机构将可以改善其风险管理、资产负债表管理能力，并增加资金的流动效率，从而加强投资能力；马来西亚央行伊斯兰债券则是延续现有伊斯兰债券发行的概念，方便伊斯兰金融机构在短期内管理资金流动风险。为了进一步巩固马来西亚作为世界伊斯兰债券发行、流通和交易中心的地位，马来西亚把目标锁定在全球范围内的所有穆斯林投资者，允许居民和非居民发行以外币标价的伊斯兰债券，并首先推出美元可转换债券。

重视伊斯兰金融人才的培养

近年来，伊斯兰金融机构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创造条件培养和吸引专业人才。为此，马来西亚政府成立了专门的培养机构，并在人、财、物上给予充分支持，鼓励与国内外研究机构、实业界和伊斯兰教法界进行战略合作，共同培养各种不同层面的伊斯兰金融人才。例如，在战略领导人才方面，马来西亚拨款5亿林吉特建立金融领导国际中心（ICLIF），致力于培养能推动伊斯兰金融发展的新一代世界级领袖；在技术专才方面，2006年3月马来西亚建立国际伊斯兰金融教育中心(INCEIF),开始提供伊斯兰金融专业课程,并与国内外学术机构结成战略联盟，同时马来西亚央行还资助建立了专门的业务培训机构――伊斯兰银行与金融研究所(IBFIM)和证券业发展中心(SIDC)，其课程涵盖沙里亚法原则、伊斯兰金融业务、风险管理等；在监管人才方面，马来西亚认识到伊斯兰金融业务的不断发展与创新对监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而推出了专门为中央银行设计的伊斯兰金融课程（CBCIF），为各国伊斯兰金融监管者提供相关的理论与实务培训。

加强伊斯兰金融监管

马来西亚进一步调整和健全与伊斯兰金融相关的法律框架，建立了涵盖银行、保险、证券和破产等各金融环节的符合伊斯兰教法的法律和指引框架，拥有完善的从法律诉讼到调解仲裁、从正式到非正式的争端解决机制，并根据新的形势和问题对《伊斯兰银行法》、《伊斯兰保险法》、《银行和金融机构法》进行检讨并加以必要的调整，尤其突出伊斯兰金融业务的特殊性。在监管层面，马来西亚中央银行沙里亚顾问委员会是国内伊斯兰金融的唯一权威解释机构；在公司层面，马来西亚伊斯兰银行和保险机构被要求必须建立各自的沙里亚顾问委员会作为内部控制机制的一部分，确保其业务和经营符合伊斯兰教法要求。近年来，为适应伊斯兰金融业的对外开放和提高竞争力，马来西亚政府还按照巴塞尔协议的有关规定，加强了对伊斯兰金融业在资本充足率、风险管理、公司治理等方面的监管标准和力度，取得了积极的成效。在2004年，马来西亚伊斯兰银行业的风险加权资本充足率以及核心资本充足率就分别达到了12%和10%，高于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要求，资产质量也大为改善，不良贷款水平降低到5.3%。

提供全面的优惠政策

为了增强马来西亚伊斯兰金融市场对外资的吸引力，将马来西亚建成世界伊斯兰金融中心，马来西亚政府制定了多项优惠政策。2006年9月，马来西亚宣布将公司所得税税率从2006年的28%降到2007年的27%和2008年的26%；免除选择用外国货币从事营业活动、且根据《伊斯兰银行法》注册的伊斯兰银行或业务单位，以及根据《伊斯兰保险公司法》注册的伊斯兰保险公司或业务单位2007年至2016年期间的所得税；马来西亚银行于2006年9月2日到2009年12月31日间在海外新设立的分支机构免征5年的所得税；马来西亚居民在本地投资外币伊斯兰债券所获得的盈利，免缴所得税；非居民在马来西亚投资外币伊斯兰债券所获得的盈利以及从2006年9月2日起在马伊斯兰银行所获投资利润也免缴预扣税；2007年至2016年期间管理外国投资的伊斯兰基金获得的管理费全额免征所得税；2006年9月2日起3年内伊斯兰金融交易印花税减征20％；对单纯为伊斯兰债券发行而设立的特殊目的机构给予免税及其他税收便利，扩大伊斯兰证券产品发行所得税的抵扣范围。同时，马来西亚央行进一步放宽外汇管制。根据2007年4月最新颁布的外汇管理条例，居民和非居民债券发行单位所筹措的资金可自由使用；非居民投资者可自由投资在本地发行的伊斯兰债券，所获得的收入、盈利与资本在汇往国外时不受限制；居民与非居民投资者可自由为其全数投资进行对冲操作以降低风险；信托、基金管理公司和保险公司可以投资海外的资金，从占净资产值的30％提高至50％；当地企业兑换外币和发行外币债券的限度从5000万林吉特调高至1亿林吉特。

推进伊斯兰金融国际合作

伊斯兰金融机构每一项新金融工具的使用都必须得到各自伊斯兰教法委员会和伊斯兰教法专家的批准，由于缺乏普遍接受的伊斯兰宗教核心权威，不同的思想流派对伊斯兰原则解释的分歧意味着同一个金融工具可能不会被其他伊斯兰金融机构的教法委员会或伊斯兰国家接受，从而阻碍产品创新和伊斯兰金融市场的全球化发展。马来西亚认识到需要实现不同流派在伊斯兰金融产品和监管上的相互认可，而这个问题可以通过建立一个代表不同的思想流派的统一的伊斯兰金融委员会得到解决。2002年，在马来西亚的积极推动下，马来西亚、印尼、伊朗、沙特、巴基斯坦、苏丹、巴林和科威特八个穆斯林国家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成立了“伊斯兰金融服务委员会”(IFSB)，专门负责制定和发展各成员国广泛遵循的伊斯兰金融体系统一标准与程序。同时，马来西亚还加强了与伊斯兰发展银行(IDB)、伊斯兰金融机构会计与审计组织(AAOIFI)等国际机构的合作，努力调和各国在伊斯兰金融监管、治理等标准上的差异，促进伊斯兰金融监管的融合。此外，马来西亚努力加强国际伊斯兰教法学者与伊斯兰金融业之间的纽带与联系，并设立一笔2亿林吉特的基金用于促进伊斯兰教法学者与伊斯兰金融实业界进一步交流与沟通。

建设国际伊斯兰金融中心喜忧参半

目前，由于本身所具有的比较优势，在“伊斯兰金融中心”计划和政府配套政策措施的支持下，马来西亚伊斯兰金融业呈现加速发展的趋势，现代化、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但是，前进的道路并不平坦，仍面临着不少困难和挑战。

首先，虽然伊斯兰学者们都同意禁止任何人通过债券交易获利，也禁止钱生钱的交易，但中东和马来西亚在理解伊斯兰教法允许的金融产品范围上存在差异。例如，伊斯兰金融专家们一致认为，合法的伊斯兰债券必须对应着一组有形资产，如土地等，债券投资者获得的回报应来源于这些资产的经常性收益或出售这些资产的所得，而不应来自于利息收入。但这些专家对一些创新性金融产品的态度则各不相同，马来西亚是第一个允许发行无担保债券的穆斯林国家，它为发行这种债券规定的前提条件是只要发债公司在发行债券时有足够的有形资产来支持这一债券，这一债券发行交易就是符合伊斯兰法规的，即使这笔资产在该债券到期前可能就已不在这家公司的账上了。而中东国家则认为，在这一无担保债券的整个存续期，都需专门有一项有形资产对其提供支持。因而，马来西亚伊斯兰金融机构在使中东地区保守的穆斯林相信他们的创新性金融产品完全符合伊斯兰教法方面存在困难。为了吸引更多的中东资金以及在中东市场获得立足点，马来西亚伊斯兰金融机构将需要做出更多的沟通和努力，甚至可能需要放弃一些创新性想法。

其次，区域性伊斯兰金融业的竞争正日益激烈。在东南亚地区，新加坡正凭借其在财富管理方面的传统专长，加强发展伊斯兰金融产品以吸引中东地区的资金；泰国因为境内有320万名穆斯林，国会于2004年也通过伊斯兰银行管理条例，首家伊斯兰银行也于2005年8月正式对外营业，目前其发展也相当迅速。但同时，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Monash University）的学者通过对国际伊斯兰银行业的国别比较研究后发现虽然马来西亚伊斯兰银行在技术密集指数（Technological Intensity Index）上领先于其他国家，但是这并未转换为盈利能力上的优势，这显示马来西亚伊斯兰银行业在技术的利用效率上仍有待提高，才能在资金的争夺中保持竞争力。

新西兰地理位置篇10

全面推进质量建设

西苏格兰大学坐落于风景如画的苏格兰西部，地理位置优越，紧邻苏格兰最大的国际城市格拉斯哥，拥有四处校区，分布在苏格兰的西部和西南部。主校区位于拥有8万人口的苏格兰最大的镇――佩斯利镇，一个传统与现代文化混合的传奇地方。在这里，你能体会到国际城市的多元化生活和乡间田园的温馨感受，以及苏格兰高地的壮丽美景。

经过上百年的发展，今天的西苏格兰大学涉及广泛的学科领域，提供多样化的学历学位层次，下设7个学院，拥有教职员工2000余人，学生1.8万余人，已经成为苏格兰西部地区最为重要的高等教育基地。其商学院、计算机学院、工程与科学学院不仅在英国享有盛誉，而且在国际上也有一定的知名度。学校不仅为学生提供优质的专业课程，同时为学生提供了大量的实习机会，为苏格兰乃至于整个英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近年来，西苏格兰大学不断拓展国际交流合作，已经与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多个国家的高校形成了合作伙伴关系，称得上是一所国际性学校。今天，在西苏格兰大学就读的近2万名学生中，超过10%来自于其他国家。每年，来自世界上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0名学生在这里求学，学校为他们提供了语言短期课程、预科课程、学历证书课程、学士学位课程、硕士学位课程及博士学位课程。课程设置针对性强，尤其是职业与继续教育，课程设计与商业和工业紧密结合在一起，反映了就业市场最新的变化，保证毕业生能够满足市场需求。这种协作和应用研究加强了大学创新课程计划，为学生就业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作为英国最大的信息和交流技术（ICT）教育的提供者，学校为学生提供了许多电脑和IT设备。留学生跟当地学生一样都可以享受免费的电子邮件和国际互联网服务。而学校与微软公司签订的校园协议允许学生在校内外使用最新的微软产品。同时，校园的The Robertson Trust图书馆和学习资源中心为学生提供优秀的学习资源，这里拥有大约20万册书籍，提供丰富的参考文献和综合电子学习资料。

在专业课的教学上，西苏格兰大学对国外留学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学生可通过全日制、半日制和网络学习并获得学位。学校规定，留学生专业课的学期论文需要得到语言教师和专业教师的双重诊断性评价。同时，在留学生专业课的教学中，学校安排语言教师和专业教师共同在场辅导。通过这样的教学安排，国外留学生的英语能力提升得很快，毕业时基本上能够达到英国学生的语言水平。这不仅使留学生能够使用地道的英语快速融入当地社会，从事工作、进行研究，而且对于改革传统英语教育模式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作用。

近年来，西苏格兰大学在新的英语教育方法上不断探索，帮助学生将英语知识与英语文化相融合，让学生能够用一种地道的英语思维去表达自己的思想，从根本上提升学生的英语能力，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绩，使学校成为世界上英语教育最为成功的高校之一。

“融汇式” 英语教育典范

“融汇式”语言教育理论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旨在帮助学生实现语言内容与语言形式的高度融合。由于这种教学方法在实践中效果显著，尤其是对非英语国家的学生。因此，目前已有1800多所欧洲高校采用这种教学方法。

近年来，西苏格兰大学对“融汇式” 英语教育方法进行了重点探索。针对非英语国家学生英语基础应用能力较为薄弱的情况，学校在留学生低年级时，就开设学术英语写作课程，专门安排语言教师和专业教师共同实施完成。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以引导学生产生写作兴趣为主，让学生成为写作活动的主体。同时，在写作任务的设计上，尽量符合学生的实际情况，不超过学生当前的语言能力，同时关注学生的兴趣爱好。

例如，教师在设计写作主题前，会充分考虑学生的意见。教师一般会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了解学生的兴趣爱好，以及其对于写作的看法和写作中所面临的问题。问卷调查并不是由学生单独完成的，而是以小组为单位，教师要求学生在课前收集一些近期社会热点问题，并以此为基础，设计写作计划。在正式写作前，教师还会给予必要的指导。他们一般要求学生首先进行大量的阅读，收集相关信息，让他们就各自的选题阐述选题的动机、意义，进行自由讨论和提问。

西苏格兰大学一直主张创新性教学，在采用融汇式教学法的基础上，还引入了“过程教学法”和“体裁模式”。过程教学法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强调让学习者在学习中减少错误，从而使语言内化为一种能力。对此，西苏格兰大学要求教师对于学生写作过程中的错误，不要过分强调和干预，而应当注重写作内容和篇章结构，宽容地对待学生在写作中所犯的语法错误，以便让学生充分领悟并掌握写作的真谛。

实践表明，西苏格兰大学尝试进行的过程教学法与融汇式教学法的结合，强化了以内容为中心的英语写作活动。而体裁模式与融汇教学法的结合，则强化了以形式为中心的英语写作活动。学校最终通过融汇式教学将两种侧重点不同的教学方法融汇在一起，从而形成了颇具特色的综合性教学理论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