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日绝句的意思十篇

夏日绝句的意思篇1

水动风凉夏日长。

长日夏，碧莲香，

莺莺小姐唤红娘。

说“红娘啊，

闷坐兰房嫌寂寞，

何不消愁解闷进园坊？”

花街回廊绕曲折，

纱扇轻举遮太阳。

九曲桥上红栏杆，

湖心亭旁绿纱窗。

小姐是

她身靠栏杆观水面，

见池中戏水有两鸳鸯。

红娘是

推开了绿纱窗，

看几摆中央，

炉内焚了香，

瑶琴脱了囊，

莺莺坐下按宫商。

先扶一支《湘妃怨》，

后弹一曲《凤求凰》，

《思归引》弹出凄凉。

数曲瑶琴方已毕，

见红日渐渐下山冈。

高山流水知音少，

站起身躯意彷徨。

小红娘，历乱忙，

瑶琴上了囊，

炉内熄了香，

香几摆侧旁，

闭上绿纱窗，

跟随小姐转闺房。

这长日夏凉风动水，

凉风动水碧莲香，

果然夏景不寻常。

弹词开篇《莺莺操琴》是《西厢记》开篇之一，是一支经常被演唱的传统节目。从文字内容看，比较单薄，具体写操琴的唱词只有三句。但它所以能成为保留节目，除了唱调优美外，从说唱艺术的角度看，它自具其特色。

关于操琴的情节，在王实甫《西厢记》原著中写的是张君瑞操琴，琴曲为《凤求凰》，而崔莺莺则是“夜听琴”。在朱寄庵改编的弹词本《西厢记》中，改为莺莺因“胸中积郁，张弦代语”，时间是在春天，地点是在花园中的牡丹亭上。而开篇写莺莺操琴时，时间却改为了夏季，地点则改在了湖心亭上。

作这样的改动，作者是下了功夫的。因为莺莺操琴是为了排遣胸中积郁――受家庭羁束，受母亲挟制，心中愁闷，却不是怀春伤春。一般而言，夏日天气郁热，蝉噪树梢，闺房寂寞，易生烦闷之绪。因此，夏日更符合抒写莺莺闷恹恹、郁沉沉的心情。牡丹亭宜于写春景，而湖心亭更宜于写夏景――香莲、碧水池、九曲桥、红栏杆、绿纱窗，也都是夏景。

弹词开篇昔有“唐诗开篇”之称，概因其句式格律都仿效唐诗。开篇中，也常集用唐诗诗句，还有用唐诗现成诗句作为起句的。如“西宫夜静百花香，欲卷珠帘春恨长”（《宫怨》），“经纶阁下静文章，钟鼓楼中刻漏长。”（《莺莺拜月》），“一片花飞减却春，风飘万点更愁人”（《黛玉葬花》）。借唐诗引出意境，同时确定韵脚。《莺莺操琴》的起句用的也是诗句，但所用的不是唐诗而是清朝女诗人吴绛雪的回文诗。

吴绛雪的回文诗共四首，写了春夏秋冬四季，且是自创的格式。每首仅用十个字，为七言绝句，起句用前七字，第二句用起句的后四字，再加三个字；第三、四两句为前面两句的回文。开篇《莺莺操琴》引用的是其中的夏景诗。前两句“香莲碧水动风凉，水动风凉夏日长”为开篇起句，借此写出事件发生的时间――夏日，也定了开篇的韵脚――“江阳”韵。而且，在开篇的结尾处又集用了回文诗的后两句：“长日夏凉风动水，凉风动水碧莲香”，与起句相呼应，使开篇也具有了类似回文的体式。整个开篇都是开展于前、关合于后，形成连理还回的。

开篇从莺莺呼唤红娘、人物出场，道出其“闷坐兰房嫌寂寞”，意欲“消愁解闷进园坊”。接着写莺莺与红娘的一系列动作――“花街回廊绕曲折，纱扇轻举遮太阳”，下面两句“九曲桥上红栏杆，湖心亭旁绿纱窗”虽写的是景，但景移人动，实是写出了人物在景中行进的动作。直到湖心亭内，靠上栏杆，莺莺静观池中戏水的鸳鸯，勾勒出寓于动感的一幅幽美仕女图。唱词虽没有对莺莺作具体细致的描绘，但人物的形象已通过听众的想象呼之欲出了。

下面是红娘服侍莺莺操琴的描述，用的也是类似回文诗的回环体式。先写红娘“推动绿纱窗，香几摆中央。炉内焚了香，瑶琴脱了囊”，在莺莺操琴完毕后，红娘又将“瑶琴上了囊，炉内熄了香，香几摆侧旁，闭上绿纱窗”。开篇《莺莺操琴》就是以这样白描动作来刻画人物的。从红娘一连串动作中，我们感受到红娘年轻活泼、勤勉伶俐的形象，而“莺莺坐下按宫商”呈现的乃是其端庄内敛、秀美持重的仪态。同时，唱词又以红娘的忙，来衬出莺莺的闲（无聊）；以红娘的动，显示其内心无所牵挂、轻松乐观，来映出莺莺的静，展现其内心烦闷、愁绝沉重，就此写出了人物的性格和心情。

在弹词本《西厢记》中，莺莺只弹了一曲。开篇既名《莺莺操琴》，将操琴作为其主要内容，设计弹奏三支琴曲。三支琴曲的曲名，其实是人物心绪的意象性象征。“先扶一支《湘妃怨》”，表示一个“怨”字，表现莺莺借弹琴宣泄幽怨之情。“后弹一曲《凤求凰》”，表示她的追求美满姻缘的心情。第三支“《思归引》弹出倍凄凉”，表现了她眼前缺少知音，无人领会其心事，彷徨无依，意兴阑珊，黯然思归。

开篇并没有对莺莺的心绪再作过多描述，接着它还是写景，写人物行动。“红日渐渐下山冈”，“站起身躯意彷徨”，她等候红娘收拾好琴、桌，闭上纱窗，一起回转闺房。留给听众的，是她心事罔述、空虚惆怅的淡淡哀愁。

夏日绝句的意思篇2

1、《夏日绝句》诗意：作者通过描写项羽的事迹表明人活着就要作人中的豪杰，为国家建功立业。死也要为国捐躯，成为鬼中的英雄。表达了自己对与国家的热爱和讽刺南宋当权者的不思进取、苟且偷生的无耻行径。

2、《夏日绝句》宋代-李清照，原文：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译文：生时应当做人中豪杰，死后也要做鬼中英雄。到今天人们还在怀念项羽，因为他不肯苟且偷生，退回江东。

（来源：文章屋网 ）

夏日绝句的意思篇3

这些错误看法有两个方面。一方面认为"诗界革命"是在戊戌（一八九八年）前由夏曾佑、谭嗣同等人提倡的。最早这样主张的是胡适，他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云：

康、梁的一班朋友之中，也很有许多人抱着改革文学的志愿。他们在散文方面的成绩只是把古文变浅近了，把应用的范围也更推广了。在韵文的方面，他们也曾有"诗界革命"的志愿。梁启超《饮冰室诗话》说："当时所谓新诗者。颇喜挦扯新名词以自表异。丙申、丁酉间（一八九六、一八九七），吾党数子皆好作此体。提倡之者为夏穗卿（曾佑），而复生（谭嗣同）亦茶嗜之……。"这种革命的失败，自不消说……。

在这段话中，胡适以为当时夏曾佑、谭嗣同在提倡"诗界革命"，并认为这"革命"是"失败"的。此后，陈炳堃在《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一九二九年）和《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一九三年）二书中，钱基博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一九三三年）中，都明确说夏、谭是"诗界革命"的创始者。在解放后的一些著作中，如复旦大学中文系一九五六级中国近代文学史编写小绍编著《中国近代文学史稿》（一九六年），吕美生《试论晚清"诗界革命"的意义》（一九六一年）③，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一九六二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门化一九五五级近代诗选小组选注《近代诗选》（一九六三年），郭绍虞、王文生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四册（一九八年），孟祥才《梁启超传》（一九八年），直至最近出版的周勋初《中国文学批评小史》（一九八一年），及钱仲联《人境庐诗草笺注》重版本等，对于"诗界革命"由夏曾佑、谭嗣同在戊戌前二年，即一八九六、一八九七年间提倡之说，或重申，或因袭，都未提出疑问。

看法的另一方面认为黄遵宪是"诗界革命"的倡导者。如胡适说："他（指黄遵宪）对于诗界革命的动机，似乎起的很早。"他举黄遵宪"我手写吾口"之语，认为："这种话很可以算是诗界革命的一种宣言"④。有人举黄遵宪《酬曾重伯编修》中"新派诗"之语，认为这标志着"诗界革命"发展的新阶段⑤。

现在讨论前一方面的看法。凡是主张"诗界革命"由夏、谭提倡的，都同胡适一样，以梁启超《饮冰室诗话》（以下称《诗话》）中那一段话为根据，并把它和其后的第三则诗话联系起来。为说明问题起见，按照当时《新民丛报》发表这几则诗话的原状，引述如下：

复生自喜其新学之诗，然吾谓复生三十以后之学，固远胜于三十以前之学，其三十以后之诗，未必能胜三十以前之诗也。盖当时所谓新诗者，颇喜得扯新名词以自表异。丙申、丁酉间，吾党数子皆好作此体。提倡之者为夏穗卿，而复生亦綦嗜之。此八篇中尚少见，然"襄海惟倾毕士马"，巳其类矣。其《金陵听说法》云："纲伦惨以喀私德，法会盛于巴力门。"喀私德即Caste之译音，盖指印度分人为等级之制也。巴力门即Parliament之译音，英国议院之名也。又贈余诗四章中，有"三言不识乃鸡鸣，莫共龙蛙争寸土"等语，苟非当时同学者，断无从索解，盖所用者乃《新约全书》中故实乜。其时夏穗卿尤好为此。穗卿赠余诗云："滔滔孟夏逝如斯，亹亹文王鉴在兹。帝杀黑龙才士隐，书飞赤鸟太平迟"。又云："有人雄起琉璃海，兽魄蛙魂龙所徒"（按，徙当作徒）。此皆无从臆解之语。当时吾辈方沈醉于宗教，视数教主非与我辈同类者，崇拜迷信之极，乃至相约以作诗非经典语不用。所谓经典者，普指佛、孔、耶三教之经。故《新约》字面，络绎笔端焉。谭、夏皆用"龙蛙"语，盖时共读约翰《默示录》，录中语荒诞曼衍，吾辈附会之，谓其言龙者指孔子，言蛙者指孔子教徒云，故以此徽号互相期许。至今思之，诚可发笑，然亦彼时一段因缘也。

穗卿有绝句十余章，专以隐语颂教主者。……其余似此类之诗尚多，今不复能记忆矣。当时在祖国无一哲理、政法之书可读，吾党二三子号称得风气之先，而其思想之程度若此。今过而存之，岂惟吾党之影事，亦可见数年前学界之情状也。 此类之诗，当时沾沾自喜，然必非诗之佳者，无俟言也。

吾彼时不能为诗，时从诸君子后学步一二，然今既久厌之。穗卿近作殊罕见，所见一二，亦无复此等窠臼矣。浏阳如在，亮亦同情。

过渡时代，必有革命。然革伞者，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吾党近好言诗界革命，虽然，若以堆积满纸新名词为革命，是又满洲政府变法维新之类也。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斯可以举革命之实矣。苟能尔尔，则虽间杂一二新名词，亦不为病。不尔，则徒示人以俭而已。侪辈中利用新名词者，麦孺博为最巧，其近作有句云："圣军未决蔷薇战，党祸惊闻瓜蔓抄。"又云："微闻黄祸锄非种，欲为苍生赋《大招》。"皆工绝语也。……⑥

梁启超从壬寅（一九二年）起陆续撰写《诗话》，并陆续发表在《新民丛报》上，每次一则或数则。上面引述的四则诗话刊载于癸卯（一九三年）三月出版的《新民丛报》上，这一号《新民丛报》共刊出八则诗话，在此四则诗话前后另有四則，其内容与本文论旨无关，故不录。然据第八则诗话有"今年癸卯航海游亚美利加，在太平洋舟中"之语，知此四则诗话写于一九三年。

首先要注意的一点是，梁启超按照中国传统诗话的体例撰写他的《诗话》，每一则自成一单元，其所叙事实的发生时间与前后则诗话不一定有连贯性。这里，在上述的前三则诗话中，梁启超谈的是丙申、丁酉间夏、谭等人作诗的情况。他把他们的诗称为"新诗"，夏曾佑所"提倡"、谭嗣同所"綦嗜"的都是这种"新体"。他们"乃至相约以作诗非经典语不用"，对于"此类之诗，当时沾沾自喜"，但并非说他们在提倡"诗界革命"。梁启超只指出："盖当时昕谓新诗者，颇喜捂扯新名词以自表异。"新诗的主要特征在于堆积"经典语"，或者"喀私德"、"巴力门"之类的"新名词"。

在第四則诗话中，梁启超谈的是"诗界革命"。其中"吾党近好言诗界革命"一语，是指梁启超等人流亡日本之后提倡"诗界革命"一事，与前面所说的夏、谭在丙申、丁酉间提倡"新诗"是两回事。这里所谓"近"，是指梁启超写这段话的时间--一九三年--之前的近阶段，并不包括丙申、丁酉时期。可证明这一点的是，这一则诗话中所引麦孟华（孺博）的诗作于庚子（一九年）⑦，梁启超称之为"近作"。而在第三则中云："穗卿近作殊罕见，所见一二，亦无复此等窠臼矣。"所谓"此等窠臼"，是指夏曾佑在丙申、丁酉间作的新诗，梁启超把它们与"近作"相对而言，说明它们是比"近作"更早（即梁在第二则诗话中云"当时"、"数年前"，而不云"近时"、"近年"）的作品。由此可见，"吾党近好言诗界革命"中的"近"，显然也不包括丙申、丁酉时期。也就是说，"丙申、丁酉间，吾党数子皆好作此体"，即夏、谭等人当时喜欢作这类"新体"是一回事，而"吾党近好言诗界革命"，即梁启超等人后来喜欢说"诗界革命"又是一回事。胡适把它们看成一件事，实际上是对《诗话》原意的误解。

在这一则诗话中，梁启超认为，"诗界革命"应当"以旧风格含新意境"，而不应当"以堆积满纸新名词为革命"。这和他上面讲的夏、谭等人"挦扯新名词"的"新诗"相联系，实际上说明他们的"新诗"与他所要求的"诗界革命"不一致，这是他以"诗界革命"的标准对这类"新诗"所作的一种批评，而并不是如某些研究者所理解的，是"总结了先前的'诗界革命'失败的教训"⑧。为了进一步说明夏、谭等人当时并未提倡、也不可能提倡"诗界革命"，还可从以下几方面来考察。

第一，在梁启超有关夏、谭等人作诗的记载中，从未提到他们曾提倡过"诗界革命。"

关于这方面的材料，除上述《诗话》外，还有《汗漫录》、《亡友夏穗卿先生》等，最详细的是《亡友夏穗卿先生》一文。

节录如下：

他（指夏曾佑）租得一个小房子在贾家胡同，我住的是粉房琉璃街新会馆--后来又加入一位谭复生，他住在北半截胡同浏阳馆--"街宇望尺咫"，我们几何没有一天不见面，见面就谈学问……。

穗卿和我都是从小治乾嘉派考证学有相当素养的人，到我们在一块儿的时候，我们对于从前所学生极大的反动。不惟厌他，而且恨他。穗卿诗里头"冥冥兰陵门，万鬼头如蚁。质多举只手，阳乌为之死"。……我们要把当时垄断学界的汉学打倒，……我们主观上认为已经打倒了，"袒裼往暴之，一击类执豕。酒酣掷杯起，跌宕笑相视。颇谓宙合间，只此足欢喜"。这是我们合奏的革命成功凯歌，读起来可以想起当时我们狂到怎么样，也可以想见我们精神解放后所得的愉快怎么样。

穗卿自己的宇宙观人生观，常喜欢用诗写出来，他前后作有几十首绝句，说的都是怪话，……当时除我和谭复生外没有人能解他。……他又有四首寄托遥深的律诗，我只记得两句："阖视吾良秋柏实，化为瑶草洞庭深。"谭复生和他的是："……金裘喷血和天斗，黄竹闻歌匝地哀。徐甲倘容心忏悔，愿身成骨骨成灰。""死生流转不相值，天地翻时忽一逢。且喜无情成解脱，欲追前事已冥濛……。"这些话都是表现他们的理想，用的字句都是象征，当时我也有和作，但太坏，记不得了⑨。

这篇文章以相当的篇幅叙述了夏、谭的诗，诗中堆积"撒但"、"质多"之类的"经典语"，它们"都是怪话"，"用的字句都是象征"。这些正是《诗话》中称之为"新诗"的特征，但这里一句也没有提到"诗界革命"。梁启超在这篇深情怀念夏曾佑的文章中，把夏誉为"晚清思想界革命的先驱者"，又说夏的诗是他们"合奏的革命成功凯歌"，如果夏当初确实"提倡"过"诗界革命"，梁启超更应当把这件事作为夏的重要事迹加以叙述，不应当只字不提。此外，考察文中所叙夏、谭、梁当时作诗的情况，有二点尚可注意。一、所谓谭、梁的"和作"，并非他们和夏曾佑在一时一地的唱和之作，而是他们分别作于丙申、丁酉间的"和作"⑩。梁启超此文作于夏曾佑逝世之年，即一九二四年，文中回忆三十年前旧事，将一二年间发生之事写作"当时"是极自然的。二、他们作这类诗的动机在于表达"宇宙观人生观"和"理想"，而不是要以这类诗改变诗体或当时的诗风。从夏、谭的诗集中可看到，他们在作这类新诗的同时，还写了一般不难解的旧诗11。由此可见，他们偶尔作这类诗，是出于对新思想的喜好；他们作诗不求人解，仅在于达到同志之间思想上的契合。因此，从这些情况来看，说他们当时在进行"涛界革命"运动或有"诗界革命"的志愿，都与事实不符。

第二、从戊戌前国内思想界及改良派的思想状况来看，不可能提出"诗界革命"这一口号。

首先，戊戌之前国内思想界流行的主要观念是"变法"、"改革"及"民权"等，而不是"革命"。孙中山于乙未（一八九五年>第一次广州起事失败到日本后，开始采用"革命"这一口号12。但他传播革命思想对国内影响甚微。壬寅（一九二年）九月《新民丛报》载梁启超《敬告我同业诸君》一文，其中叙述国內思想界的情况说："一二年前，闻民权而骇者比比然也，及言革命者起，则不骇民权而骇革命矣。今日我国学界之思潮，大抵不骇革命者，千而得一焉，骇革命不骇民权者，百而得一焉……"13。由此可见，在国內思想界有"言革命者起"还是"一二年"内的事。至于"一二年前"，还没有"言革命者起"。所以还没有达到"不骇民权而骇革命"的程度，而是"闻民权而骇者比比然也"。这里的"一二年前"，指一九、一九一年，说明国内思想界倡言"革命"至少在一九年之后。梁启超又在壬寅十一月发表的《释革》一文中云："中国数年以前，仁人志士之所奔走、所呼号，则曰'改革'而已。比年外患日益剧，内腐日益甚，民智程度亦渐增进，浸润于达哲之理想，逼迫于世界之大势，于是咸知非变革不足以救中国。其所谓'变革，云者，即英语'Revolution，之义也。而倡此论者多习于日本，以日本人之译此语为'革命'也，因相沿而顺呼之曰'革命、革命'……。"14从这里可以看出，主张"变革"是"比年"的事，侶变革论者"多习于日本"，受到日本译名的影响，因而顺呼变革为"革命"。据冯自由云："吾国学生之在日本留学，始于戊戌、己亥（一八九八、一八九九）二年，其初不过寥寥数人。……后数年，各省督抚续派遣留学生，而以私费往游者亦络绛不绝。及辛丑年（一九一）人数已增至千五百人。"15可见中国学生"多习于日本"，发生在戊戌之后，因此顺呼"革命"的"比年"当指戊戌之后。这段话中所谓"中国数年以前，仁人志士之所奔走、所呼号，则曰'改革'而已"，即指戊戌前他们改良派以"改革"为口号进行的变法运动。梁启超这二段话都可证明戊戌之前国内流行的思潮是"变法"、"改革"，而不是"革命"。

其次，戊戌前改良派与革命派之间有所来往，也接触到"革 命"，并作出不同程度的反应。康有为在戊戌年作的《进呈突厥削弱记序》、《进呈法国革命记序》等文中16，竭力渲染"革命之祸"，劝清廷"维新变法"，反对"革命"。《时务报》于丁酉（一八九七年）九月载麦孟华《论中国会匪宜设法安置》一文，将孙中山组织的兴中会与会党组织的哥老会、三合会等并称"会匪"，他说："哥老、理教、三合、兴中诸会匪，或煽于东南，或泄于西北，或动于内地。……孙文之案，沙侯诘难；徒辱国体，实张彼焰耳。"17这表明了改良派右翼对革命党及"革命"的仇视态度。这时期梁启超在《时务报》上的言论颇为激烈，然而未超出改良主义的"民权"的范围。如丁酉九月发表《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一文，他说："凡由多君之政，而入民政者，其间必经一君之政，乃始克达。所异者西人则多君之运长，一君之运短，中国则多君之运短，一君之运长。……若夫吾中土奉一君之制，而使二千年来杀机寡于西国名，则小康之功德无算也，此孔子立三世之微意也。"18所谓"奉一君之制"而行"民政"，纯属改良主义的主张。这说明他对"革命"是否定的。梁启超后来在长沙时务学堂任教时，仍宣传这种改良主义的民权论。至于他在《清代学术概论》中云："所言皆当时一派之民权论，又多言清代故实，胪举失政，盛倡革命。"19这"革命"一词是后来习用之语，并非梁在当时言论中有"革命"一词20。即使后来转向革命的章炳麟，当时也不主张革命。丁酉二月，《时务报》载其《论学会大有益于黄人，亟宜保护》一文云： "……不逞之党，假称革命以图乘衅者，蔓延于泰西矣。……自兹以往，中国四百兆人，将不可端拱而治矣。……然则如之何而可？曰：以教卫民，以民卫国，使自为守而已。变郊号，柴社稷， 谓之革命，礼秀民，聚俊材，谓之革政。今之亟务，曰：以革政挽革命。"21这说明章氏的思想仍属改良主义的范畴。

至于所谓提倡"诗界革命"的夏曾佑、谭嗣同、黄遵宪，戊戌前都属改良派。夏在天津与严复等人创办《国闻报》，鼓吹维新变法，但立场比《时务报》温和。丁酉十二月刊载《中俄交谊论》一文云："今日之中国，不但当联俄，且当法俄。夫取法于人者，必其政教风俗，与吾相近，而后因时利导，其事为可几及。今地球君权无限之国，独我与俄罗斯、土耳其三国耳。夫君权之轻重，与民智之深浅成正比例。论者动言中国宜减君权，兴议院，嗟呼！以今日民智未开之中国，而欲效泰西君民并王之美治，是大乱之道也！"这表现出该报在变法运动中已转向保守。夏与梁启超关系甚密切，他也同意"民政"思想22，但他不属康党，改良主义立场更为软弱23。作为改良派左翼的谭嗣同，在《仁学》中引用"汤、武革命"之语，并说："志士仁人求为陈涉、杨玄感，以供圣人之驱除，死无憾焉。"这表现了反满倾向，但《仁学》的要旨仍在于"变法"，所谓："国与教与种将偕亡矣！唯变法可以救之"。或所谓："与中国至近而亟当效法者，莫如日本。其变法自强之效，亦由其俗好带剑行游，悲歌叱咤，挟其杀人报仇之气概，出而鼓更化之机也。儒者轻诋游侠，比之匪人，乌知困于君权之世，非此益无以自振拔，民乃益愚弱而窳败，言治者不可不察也。"他主张效法日本，变法自强；并主张通过游侠"自振拔"于"君权之世"。他说："西汉民情易上达，而守令莫敢肆；匈奴数犯边，而终驱之于漠北。内和外威，号称一治。"幻想依靠游侠使清王朝"内和外威，号称一治"。这是谭嗣同改良主义思想的局限。黄遵宪当时也主张"奉主权以开民智"24，他是始终不赞成"革命"的。

上述二点说明：在戊戌前国內思想界不流行"革命"这一观念，以及改良派内部反对或不赞成"革命"的情况下，夏、谭等人不可能在丙申、丁酉间提出"诗界革命"。

第三、"诗界革命"是梁启超受日本译名的影响而提出的。从上面引述梁启超及冯自由的话，可知倡"革命"论者"多习于日本"，并且发生在戊戌之后。而"诗界革命"及"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等口号也是梁启超逃亡日本之后，受到日本译名的影响而提出的。在中国传统观念中，"革命"指改朝换姓的政治变革。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宣传"革命"，即包含着推翻清朝，光复汉政权之义。而日本人译英语"Revolution"为"革命"，如英人称其历史上一六八八年确立君主立宪的政变为"Glorious Revolution"（即"光荣革命"）一样25，日人习称其"明治维新"为"革命"。梁启超《释革》云："日人今语及庆应、明治之交，无不指为革命时代，语及尊王讨幕、废藩置县诸举动，无不指为革命事业……。"26可见这里"革命"一词在政治上指"变革"，已失去以暴力更迭旧政权的意义。康有为到日本不久，在《读日本松阴先生幽室文稿，题其上》一诗中，盛赞明治维新为"千年大革命"27，说明他对"革命"一词的观念已发生变化。后来梁启超在一度革命之后转向改良主义时，就是在这种"变革"的意义上使用"革命"一词。由于"革命"指广义的"变革"，日人译名中常出现"宗教革命"、"道德革命"等。梁启超在《释革》申明白指出："夫淘汰也，变革也，岂惟政治上为然耳，凡群治中一切万事万物莫不有焉。以日人之译名言之，则宗教有宗教之革命，道德有道德之革命，学术有学术之革命，文学有文学之革命，风俗有风俗之革命，产业有产业之革命。即今日中国新学小生之恒言，固有所谓经学革命、史学革命、文界革命、诗界革命、曲界革命、小说界革命、音乐界革命、文字革命等种种名词矣。"28同样由于受日本译名的影响，梁启超于己亥（一八九九年）五月赞康有为发明孔教为"宗教革命"29，于同年十一月倡议"诗界革命"与"文界革命"30，于壬寅（一九二年）九月倡议"小说界革命"31。（梁启超初至日本时发表《译印政治小说序》32，尚未提出"小说界革命"。）由此可证，"诗界革命"这一口号只有梁启超到日本之后才可能提出。第四，关于"诗界革命"，梁启超自己有所论述。

《汗漫录》（又称《夏威夷游记》）是梁启超在己亥（一八九九年）冬赴美途中所作的日记，其中谈到"诗界革命"。过去一些研究者在论述"诗界革命"时，曾引用过这篇材料，由于囿于成见，忽视了文中某些重要内容。经初步分析，这可以看作是有关"诗界革命"的最早文献。节录如下：

……予虽不能诗，然尝好论诗。以为诗之境界，被千馀年来鹦鹉名士（予尝戏名词章家为鹦鹉名士，自觉过于尖刻。）占尽矣。虽有佳章佳句，一读之似在某集中曾相见者，是最可恨也。故今日不作诗则已，若作诗，必为诗界之哥仑布、玛赛郎然后可。犹欧洲之地力已尽，生产过度，不能不求新地于阿美利加及太平洋沿岸也。

欲为诗界之哥仑布、玛赛郎，不可不备三长。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叉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不然，如移木星、金星之动物以实美洲，瑰伟则瑰伟矣，其如不类何！若三者具备，则可以为二十世纪支那之诗王矣！时彦中能为诗人之诗，而锐意欲追新国者，莫如黄公度。 其集中有《今别离》四首，及《吴太夫人寿诗》等，皆纯以欧洲意境行之，然新语句尚少，盖由新语句与古风格，常相背驰。公度重风格者，故勉避之也。夏穗卿、谭复生，皆善选新语句。其语句则经子生涩语、佛典语、欧洲语杂用，颇错落可喜，然已不备诗家之资格。……复生本甚能诗者，然三十以后，鄙其前所作为旧学。晚年屡有所为，皆用此新体，甚自喜之，然己渐成七字句之语录，不甚肖诗矣。……其不以此体为主，而偶一点缀者，常见佳胜。文芸阁有句云："遥夜苦难明，它洲日方午。"盖夜坐之作也，余甚赏之。邱仓海《題无惧居士独立图》云："黄人尚昧合群理，诗界差争自主权。"对句可谓三长兼备。邱星洲有"以太同胞关痛痒，自由万物竞生存"之句，其境界大略与夏、谭相等，而遥优于余。……吾论诗宗旨大略如此。然以上所举诸家，皆片鳞只甲，未能确然成一家言，且其所谓欧洲意境语句，多物质上琐碎粗疏者，于精神思想上未有之也。虽然，即以学界论之，欧洲之真精神真思想尚且未输入中国，况于诗界乎？此固不足怪也。吾虽不能诗，惟将竭力輸入欧洲之精神思想，以供来者之诗料，可于？要之，支邪非有诗界革命，则诗运殆将绝。虽然，诗运无绝之时也。今日者革命之机渐熟，而哥仑布、玛赛郎之出世必不远矣。上所举者，皆其革命军月晕础润之徵也，夫诗又其小焉者也33。

在这些谈论诗歌"宗旨"的段落中，梁启超提出"支那非有诗界革命，则诗运殆将绝"。其理由是：一、千馀年来诗之境界被"鹦鹉名士"占尽，缺乏新意。二、黄遵宪的诗"锐意欲造新国"，但缺点是表达新内容的"新语句尚少"。三、夏、谭的诗"善选新语句"，"可谓新绝"，但是"不备诗家之资格"。四、黄、夏、谭等"诸家"都是"片鳞只甲"，未能确然成一家言。他们诗中的"欧洲意境语句，多物质上琐碎粗疏者，于精神思想上未有之也"。这无异宣告：不仅按照千余年来鹦鹉名士的路子走下去，中国的"诗运""殆将绝"，就是按照夏、谭的新诗、甚至黄遵宪诗歌的路子走下去，中国的"诗运"同样"殆将绝"。由此可见，梁启超并没有把夏、谭的新诗、甚至黄遵宪的诗歌当作"诗界革命"看待，所以他在该文中进一步指出："上所举者，皆其革命军月晕础润之微也，夫诗又其小焉老也。"明确说明他上面所举的夏、谭、黄等"诸家"的作品都是诗界"革命军"的"月晕础润"，而非革命军本身。（成语"月晕而风，础润而雨"，是表示风雨将临的征兆，而非风雨本身。）

所谓"精神思想"，即"欧洲真精神真思想"。由于梁启超在日本接受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在言论上大力传播西方"自由"、"平权"、"独立"等资产阶级学说，这种传播促进了当时革命思潮的发展。因此他提出"诗界革命"，要求诗歌在"革命之机渐熟"的时候，以"欧洲真精神真思想"为"诗料"，开辟诗的新境界，实际上要求诗歌起到反映，推动革命思潮的作用。

梁启超又指出，夏、谭等"诸家"的新诗之所以不符合"诗界革命"的标准，是因为中国的"学界"尚未革命。所谓："即以学界论之，欧洲之真精神真思想尚且未输入中国，况于诗界乎？此固不足怪也。"换言之，只有学界输入欧洲精神思想之后，"诗界革命"才能产生。因此，"要之，支那非有诗界革命，则诗运殆将绝"，固然表示了进行这一运动的必要性，而从他"惟将竭力输入欧洲之精神思想，以供来者之诗料"，以及预言诗界哥仑布、玛赛郎"出世必不远矣"这些话来看，实际上意味着他所提倡的"诗界革命"还处于有待开展的"倡议"阶段。

附带指出，梁启超发出"诗界革命"的号召后，得到了广泛的响应。如力山遁庵《宿园先生属题选诗图》云："骚坛近出哥仑坡（原注："谓任甫师"），创为新诗觅新地。"34又如聘庵《赠別复庵》云："诗从革新命，书号自由篇。"35所谓"自由篇"，指梁启超当时在《清议报》上发表的《饮冰室自由书》。这些诗在鼓吹"诗界革命"时，都把梁启超作为这一运动的倡导者而加以颂扬。另外，如邱逢甲《论诗次铁庐韵》之二有"迩来诗界唱革命"之句36。又如林辂存在写给潘飞声的诗中有"廿纪龙螭战斗纷，……诗界新编革命军"等句⑩。邱诗作于辛丑、壬寅（一九一、一九二年）间。林诗作于"廿纪"，至少在一九年之后。他们诗中的"迩来"、"新编"等语，与梁启超在一八九九年十一月提出的"诗界革命"在时间上也相符。而梁启超本人在澳洲作《赠别郑秋蕃兼谢惠画》一诗，其中有"我昔倡议诗界当革命，狂论颇颔作者颐"38等句。前句当指他二年前提倡"诗界革命"一事，后句指口号提出后得到响应的情况。

既了解上述情况，我们回头再看《诗话》中谈到夏、谭的语句，实在是梁启超站在"诗界革命"倡导者的立场上，对夏、谭"新诗"的批评，胡适等人据此认为夏、谭提倡"诗界革命"是错误的。所谓"以堆积满纸新名词为革命"，也不是象一般误解的那样，似乎梁启超已把夏、谭的新诗称为"革命"，而是针对梁自己在此前《汗漫录》中提出"诗界革命"使用"新名词"的主张。这一则诗话否定了这一主张，反映了他当时的思想转变。关于这一点，当另作文说明之。

这些错误看法的另一方面认为黄遵宪是"诗界革命"的倡导者，也是缺乏根据的。由于不清楚"诗界革命"的发生过程，有些人就把这一特殊的概念当成一个泛指的概念，将黄遵宪早年提倡"新派诗"和"诗界革命"混为一谈。实际上梁启超最初倡议这一运动时，以欧洲的思想学说为核心，而黄遵宪的"新派诗"与梁启超主张的内律有很大区别，这在上文分析《汗漫录》时巳经谈到。总之，黄遵宪不仅没创造"诗界革命"一词，而且他从未使用这一词。尽管他后来加入这一运动，并起了很大作用，但他对"诗界革命"这口号本身仍持保守态度。因此黄遵宪也个是"诗界革命"的提倡者。

综上所述，似可得到如下的结论：时下流行的关于"诗界革命"是由夏曾佑、谭嗣同或黄遵宪在戊戌前提出的这一看法是错误的。根据目前所得材料，"诗界革命"是由梁启超在己亥（一八九九年）十一月提出的。 注　释

①见人民文学出版社编注《康有为诗文选》、郭绍虞、王文生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四册等。

②见复旦大学中文系一九五六级中国近代文学史编写小组编著《中国近代多学史稿》、吕美生《试论晚清"诗界革命"的意义》。

③载《文学遗产》增刊第八辑。 ④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等。 ⑤麦若鹏《黄遵宪传》。

⑥载《新民丛报》第二十九号。

⑦载于《新民丛报》第十号（壬寅五月）中《诗界潮音集》，题为《感事》，题下注云："庚子旧作。"又载于麦孟华《蜕庵集》，题为《庚子感事》。

⑧见简夷之校点《饮冰室诗话·校点后记》。⑨《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四》

⑩文中所引夏、谭之诗，与其它材料相参稽，和事实有出入，乃梁启超作此文：时误记之故。所谓夏"有四首寄托遥深的律诗"，今检《夏别士先生诗稿》（北京图书馆藏抄本）有《赠梁卓如》三首，编于《丙申一日试笔》之后，知三诗为丙由春所作。其一云："滔滔孟夏逝如斯，亹亹"文王鉴在兹。帝杀黑龙才士隐，书蜚赤鸟太平迟。民皇终如归麟笔，天鬼婵嫣看染丝。西婉烟埃弥八表，欲将生死向天师。"（《抄本》后四句又作："民皇大备三重运，人鬼同谋百姓知。且倒金樽谋遁世，天渊进退未因时。"《清议报》四句作"民皇备矣三重信，人鬼同谋百姓知。天且不违何况物，望先万物出于机。"）其二云："淫淫雾雨晓云寒，sx走单sx走单春秋揽镜看。百姓容容无所倚，九卿碌碌奉其官。天门虎豹当关戏，昔梦熊罢广乐阑。相煦波臣升斗水，可能容易劝加餐。"其三云："江水湛湛枫树林，风弦袅袅女环琴。懵昭冥暗成千古，茅靡波流见素心。盍视吾良秋柏实，化为？草洞庭深。多情一撮神州土，贤劫来时何处寻。"梁文所引夏诗在上诗第三首。而粱所云"四首律诗"中另一首，在《夏别士先生诗稿》中题为《沪上赠梁卓如》，诗云："有人雄起琉璃海，兽魄蛙魂龙所徒．天发杀机蛇起陆，羔方婚礼鬼盈车，南朝丈酒韬乾战，西婉山川失宝书．君自为繁我为简，白云归去帝之居。"（《清议报》作；"有人雄起琉璃海，兽魄蛙魂龙所徒。天发杀机当起陆．轨非乾战且悬车。，东岱大微不可舒。公自为繁我为简，白云归去帝之居。"）梁启超于丙申三月出京师，赴上海与黄遵宪、汪康年同办《时务报》，此诗当作于丙申三月后梁在沪之时。此诗与上面《赠梁卓如》三首中第一首同载于《清议报》第一百册．题为《赠任公二首》，署名"碎佛"，题下注云："丙申夏。"此二首又见于《新民丛报》第二十九号《诗话》。梁启超流亡日本初期，与夏曾佑并无往来，观《清议报》载《赠任公二首》，诗中字句与《夏别士先生诗稿》颇多歧异，故此二诗似粱凭记忆录出，题下注"丙申夏"。亦系粱凭记忆之语。今知一首作于丙申春，另一首作于丙申夏。

梁文所引谭嗣同"和作"，见于谭嗣同《秋雨年华之馆丛脞书》卷一，题为《似曾诗》，共律诗四首，梁文所引诗句属其中第二、三首。据《新民丛报》第四号《诗话》云："余所见（谭嗣同诗）惟题麦孺博扇有《感旧》四首之三。"即《似曾诗》中三首，梁文所引为此三首中第一、二首。《秋雨年华之馆丛脞书》为谭嗣同三十以后"新学"之作，《（似曾诗》作于丙申之后．据此可推知谭于丁酉年自金陵来沪时将其中三首题于麦孟华扇上。然观其诗题内容，似非和夏之作。据《诗话》语意，梁在麦孟华扇上首次见到此数诗，且云："其言沈郁哀艳，盖浏阳集中所罕见者，不知其何所指也。"若此数诗果为"和作"，梁当知道，在《诗话》中似不当作此语。另据谭嗣同《秋雨年华之馆丛脞书》卷一，有《赠梁卓如四首》，与夏诗内容及诗题俱相似。其一云："大成大辟大雄氏，据乱升平及太平。五始当王讫麟获，三言不识乃鸡鸣。人天帝网光中见，来去云孙脚下行。漫共龙蛙争寸土．从知教主亚洲生。"《新民丛报》第二十九号《诗话》云；"谭、夏皆用'龙蛙'语，盖时共读约翰《默示录》，录中语荒诞曼衍，吾辈附会之，谓其言龙者指孔子，言蛙者指孔子教徒云，故以此徽号互相期许。"夏诗《沪上赠梁卓如》中有"兽魄蛙魂龙所徒"之句，夏、谭诗中皆有"龙蛙"语，显属同类之诗，又梁启超《汗漫录》及《诗话》中皆将此二诗并提。由此可知，所谓谭之"和诗"，实为此《赠梁卓如四首》。梁由于误记，将《似曾诗》当作"和诗"。 谭嗣同《赠梁卓如四首》似非在丙申春与夏曾佑唱和之作，而为其后来模仿夏诗之"和作"。理由是：一、夏诗有"龙蛙"语一首作于丙申夏，而谭诗第一首亦有"龙蛙"语，梁文云谭"和"夏诗，是必作于夏诗之后，故谭诗当亦作于丙申夏之后。二、《谭嗣同全集》载丁酉二月初七日《致汪康年、梁启超书》，中有"大致卓公似贾谊"之语，乃指《时务报》中梁之文章而言。此谭诗第四首有"少年今见贾长沙"之句，故此诗当作于丙申七月《时务报》刊出梁文之后。三、《诗话》云："丙申、丁酉间，吾党数子皆好作此体，提倡之者为夏穗卿，而复生亦綦嗜之。"据其语意，在"提倡"与"綦嗜"之间，前后似有一段间歇。总之，谭之四诗不似丙申春在京和夏之作，较可能的是，谭于丙申秋八月在上海与梁启超相见，因见夏曾佑于丙申夏赠梁之诗，遂有此依题模仿之"和作"。（杨廷福《谭嗣同年谱》于一八九六年丙申条云："八月到上海一行，十九日和梁启超、宋恕孙宝煊、吴嘉瑞、夏曾佑、胡惟志（仲巽）共摄一像。"其中将汪康年（穰卿）误作夏曾佑（穗卿）。《年谱》所据孙宝煊《日益斋日记》，或有误抄。今据《清代日记汇抄>所辑孙宝煊《忘山庐日记》，知为穰卿。 ）

梁文又云他当时亦有"和作"，然已忘却．然据梁启超《汗漫录》云："前年见穗卿、复生之作．辄欲效之，更不成字句。记有一首云：'尘尘万法吾谁适，生也无涯知有涯。大地混元兆螺蛤，千年道战起龙蛇。秦新杀翳应阳厄，彼保兴亡识轨差。我梦天门受天语，玄黄血海见三蛙。"按作于已亥，文中云"前年见穗卿、复生之作"，则当在丁酉。观梁启超集中它处亦百"前年"一词，然与实际年份不合者．故不能据此以为谭、夏之诗皆作于丁酉。然而此类之诗实作于丙申、丁酉年间。非作于一时一地，故梁以"前年"约略言之。梁又云："辄欲效之"，意谓其见夏、谭之诗后，即欲模仿之，在"欲"与"作"之间，当有一段间歇。故梁诗似亦非丙申春在京中与夏、谭一起时相互唱和之作，而是后来见夏、谭诗后之"和作"。此诗与谭诗第四首同韵，抑为丙申八月见谭诗盾所作？11《夏别士先生诗稿》抄本有《出都别青来》（徐世昌《晚晴簃诗汇》作《丙申三月将改官出部和青来前辈》）一诗，其二云："连天芳蓖送征轮，未免低回去国身。八百余年王会地．垂阳无语为谁春？"即为夏曾佑当时所作一般不难解的旧诗。其它尚有《白下寄内》、《抵郡》等，皆为此类诗。

谭嗣同《秋雨年华之馆丛脞书》卷一有《丁酉金陵杂诗》，其一云："吴淞半江水，湘中一尺天．年来都翦得，持八秣陵烟。"另有《江行感旧诗》、《改官江苏诗》等，皆为无新语句之诗。

12见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及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一册）。

13《新民丛报》第十七号。

14 26 28《新民丛报》第二十六号。

15参见刘望龄《一八九六--一九六年间中国留日学生人数补正》，载于《辛亥革命论文集》（一九八年十一月广东版）。

16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三册。17《时务报》第四十册。

18《时务报》第四十一册。

19《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

20关于梁启超等丁酉年在湖南时务学堂讲学之内容，梁氏《清代学术概论》又云："时学生皆住舍，不与外通，堂内空气曰曰激变，外间莫或知之。及年假，诸生归省，出札记示亲友。全湘大哗。先是嗣同、才常等，设'南学会'聚讲，又没《湘报》（日刊）、《湘学报》（旬刊），所言虽不如堂中激烈，实阴相策应。

又窃印《明夷待访录》、《扬州十日记》等书，加以案语，秘密分布，传播革命思想。信奉者日众，于是湖南新旧派大哄。"梁启超又在《时务学堂札记残卷序》中云："时吾侪方醉心民权革命论，日夕以此相鼓吹，札记及批语中，盖屡宣其微言。"（《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七》）又陈寅恪先生《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云："新会主讲时务学堂不久，多患发热病，其所评学生文卷，辞意未甚偏激，不过有开议会等说而巳。惟随来助教韩君之评语，颇涉民族革命之意。"（《寒柳堂集》）又唐才质《湖南时务学堂略志》云："诸生人堂，一面讲学，一面论政，意志非常兴奋。旧派与学生初无恶感，亦无异言。及遇假期，诸生多数归省，出札记示亲友．传播反对清政，以及主张学术革命之积极言论，于是旧派哗然，大肆讥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委员会编《文史资料》第二辑）以上所引文字，皆作于革命成功之后，故习以"革命"一词概括梁启超等人当时讲学内容之性质，并非他们在讲学或札记批语中直接出现"革命"一词。正如我们现在习称孙中山成立兴中会为"革命"举动，并称其宣言为"革命钢领"，实际当时尚未采用"革命"一词。今观当时学堂札记批语残文中无"革命"语，且苏舆《翼教丛编》、胡思敬《戊戌履霜录》及戊戌、己亥间有关"上谕"，皆言及梁等之"罪状"，其最甚者为"民权"、"平等"，若梁等宣传"革命"，必无不列为罪状之理。

21《时务报》第十九册。

22《夏別士先生诗稿》抄本有己亥年作《七里泷》一诗，中有"天心弃支那，民政不见容。归来钓大泽，遁世全其躬"等语，盖叹戊戌变法之失败也。

23夏曾佑与梁启超等论学甚契，然不属康党。夏元瑮撰《夏曾佑传略》云："癸已、甲午之际，言新学者渐起。自南海康有为师徒出，而公羊学风行。新会梁启超、麦孺博诸子，常就先生言公羊。先生时服官礼部，有拟之为刘申受、龚自珍者，而先生不以公羊学家自居。"（《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戊编》）所谓夏"不以公羊学家自居"者，抑欲与康党保持距离之故欤？故梁启超云："穗卿没有政治上的党，人人所共知。"（《亡友夏穗卿先生》）戊戌政变后，夏未受谴。庚子后，选授安徽祁门县知县。后来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夏随赴日本，努力为清廷实行立宪政治。

24参见《新民丛报》第十三号所载《东海公来简》。

25见Calton J·H·Hayes，ParKer Thomas Moon，John W·W- ayland撰《World History》（The Macmillan Company， New York，1946）。

27《清议报》第九册。

29见《清议报》第十九、二十册所载《论支那宗教改革》。

30 33见《清议报》第三十六至三十八册所载《汗漫录》。

31见《新小说》第一号所载《沦小说与群治之关系》。

32《清议报》第一册。

34 见《清议报》第五十一册。据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知作者为秦鼎彝。

35 《清议报》第九十册。

36 见邱逢甲《岭云海日楼诗钞》卷八，属辛丑、壬寅稿。37 见潘飞声《在山泉诗话》卷二。

夏日绝句的意思篇4

②春已过，落英化作尘泥，初夏亦同样清新啊，布谷鸟声声啼鸣，植物疯长，路边是无尽的桑麻。之所以复述和解释诗的内容，大约我以为写初夏之景，以我有限阅读，觉得陆游的这首诗最为传神。

③我还是个孩子，在乡村，最欣喜初夏到来。换上汗衫短裤，手脚自由。来到可以嬉戏游水的池塘边，眼前所见，高柳新蝉，薰风微雨，池荷榴花，琼珠清泉，一幅初夏图景。水，润而温，青蛙咕咕地鸣叫，蜻蜓在水边像飞机一样滑翔。人与动物，飞鸟、走兽与鸣禽，大地上的一切，瞬间热情饱胀，忽然有着更旺盛的热力与生机。

④空气中，弥漫着泥土与麦子气息相混而散发出的馥郁香甜之气。麦子，终于在凝望中由青转黄，墙上的镰刀在子规的叫声中嚯嚯地磨得发亮，“晴日暖风生麦气”，晴日，暖风，麦气，生活也随之火火的。麦子，在大人、小孩的心中，是这个季节对人最美的犒劳。

⑤麦地沟里多彩、丰富。虫们在土坷垃上奔走，这里有无数个种类和家族的虫子在忙碌，赶在小麦收割前，在土洞里搭建粮仓。杂草和不知名的绿色植物夹在金黄的麦子中间，挤满了狭窄的地沟。声、光、影，主配角都有，这个舞台从不停歇地演着戏，充实着动与静的奇幻。俯身观察，与它们交流，终日乐而忘返。

⑥布谷鸟日夜唱着民谣，催人收割。月夜，荒野，沙沙声，麦子被一片片放倒，被磨成面粉，芬芳扩散开来，整个季节飘散的，都是麦气。

⑦我的故乡，有一种吃食叫“小麦粑”，是面点，但胜过所有面点。发酵过的面团，放在一种叫“粑叶”的青葱植物扇面上，上笼蒸蒸。在蒸汽中香甜一点点吐出。芬芳，在古历的五月熏醉了故乡的大人小孩。老家有位旅欧的长辈五十年后返乡，他说他沿途都闻到了小麦粑的香味，这一口咬下去，未嚼，泪就涌了出来。

⑧五月初五端午节，初夏的气息渐浓，我故乡蒸出了一笼又一笼小麦粑，一种美食，一种源于大地的杰作，一直被当作食神使者和时令精华，受到供奉。

⑨瓜菜果蔬，在热力催促下，忽然在初夏熟起来。收获时刻在路边、田园、果林，擦擦绒毛和露珠，顺手就能摘个瓜吃。桃子，杏子，李子，枇杷，杨梅，都红了，埋伏在绿叶中，热风一吹，熏熏然，酷似佳丽初长成，春意在心，面庞羞涩。它们，成为这个季节孩子们的全部心思。

⑩如今，我笑着挽起裤管，双腿满是尚未褪去的浅浅伤疤，这是当年果树的枝桠留下的划痕，它带着一种气息，沉淀在记忆中。

11感受并怀念着初夏：渐渐围拢的热浪，空气中的小麦气味，娇艳而充实的成熟，浸漫在动植物体内的热力四射与激情涌动……初夏，是对春天的延续和补充。春已过，无恨无憾，如秦观诗言：“芳菲歇处何须恨，夏木阴阴正可人。”

【训练题目】

1.“吟起陆放翁的《初夏绝句》，从中能感受到初夏之味”，作者所f的“陆放翁”是指谁？

2.阅读第③―⑨段，作者是从哪些方面来描写初夏的？

3.第⑨段“桃子，杏子，李子，枇杷，杨梅，都红了，埋伏在绿叶中，热风一吹，熏熏然，酷似佳丽初长成，春意在心，面庞羞涩”，这句话运用了什么修辞手法？有什么作用？

4.作者笔下的初夏具有什么样的特点？请结合短文内容分点概括。

5.作者认为“初夏，是对春天的延续和补充”，结合自己的生活体验，谈谈你对这句话的理解。

【参考答案】

1.陆游

2.动植物、气息、食物等方面。

3.比喻，拟人。将初夏的果实比作佳丽长成，并赋予了初夏的果实人格化的特征，表达出作者对初夏景色的喜爱之情。

夏日绝句的意思篇5

关键词：杜甫 成都诗 夔州诗 气候描写

一、引言

在伟大诗人杜甫一生创作的1458首诗中，按地域分类有长安诗、秦州诗、同谷诗、梓州诗、阆州诗、成都诗、云安诗、夔州诗、湖湘诗等，其中成都诗和夔州诗的总数为707首，占他诗作总数量近一半。学界对杜甫的成都诗和夔州诗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作品的思想内容、艺术风格、艺术形式、地域特色、深远影响等方面，但是对两个地域的有关气候描写的诗歌进行比较研究的还比较少。本文即从两地气候描写这个角度对杜甫成都诗和夔州诗的差异进行比较，以求对杜诗的这一侧面有更加细致深入的了解。

总体来说，成都诗写“春”出色，夔州诗写“秋”最佳。究其原因，杜甫在成都实际生活了三年零九个月，正如《去蜀》一诗中所说：“五载客蜀郡，一年居梓州。”这让他有足够多的机会和时间来感受成都温润的春天。此外，还因为他在成都生活时心境比较平和安然。在他漂泊西南十一年的岁月里，成都时期可以说是他唯一一段衣食无忧、有朋友家人相伴的安定温馨的岁月。心态淡然和乐，自然诗兴也比较浓厚，于是他把对成都独特的气候环境的真切感触融入诗歌细腻的描写里。但是夔州时期的杜甫，已经五十五岁，身体状况逐渐变坏，被肺病、风痹、眼暗、疟疾、消渴等疾病缠身，身体十分虚弱，所以他面对静默流逝的光阴和秋日光景，面对国破家亡乱世动荡的时局，心情异常地沉重悲凉，加上他“孤舟一系故园心”的深沉的忆旧怀乡之情和“江湖满地一渔翁”的拂之不去的孤独落寞，他眼里的秋景就更能撩动他的思绪，给予他写诗的灵感，激起他的诗兴。所以成都诗中写春是一大特点，而夔州诗中写秋是一大特色。

二、成都诗中的气候描写

关于成都的气候，杜诗是这样描绘的：一是春季多雨湿润。这是杜甫成都诗气候描写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且不说“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水槛遣心二首》其一），“衰年催酿黍，细雨更移橙”（《遣意二首》其一），单是那一首《春夜喜雨》，便道尽了成都春雨的绝美。诗曰：“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这诗不知被多少人解读了多少遍，然而脍炙人口、沁人心脾的好诗总是让人常读常新：这是描写春雨夜景，表现喜悦心情的名作。开篇就用“好”字赞美雨，这是很值得玩味的。我们说好人好事，而用“好”字形容雨，足见诗人对雨的喜爱，并且赋予了雨以人的思想和感情，似乎雨知道春天是万物萌生的时节，它就适时地来了。颔联进一步解释为什么是“好雨”，因为它“润物细无声”，这一联的“潜”字和“细”字用得极妙，形象地表现了春雨悄然而至的柔情和细腻，真可谓神来之笔。接下来一联的描写给人以视觉上的享受和刺激：“野径”上云“黑”，“江船”上火“明”，并且用“俱”和“独”形成对比，反差强烈;尾联的“红”字瞬间把鲜明的画面感描写出来，而“湿”和“重”字却立刻提高了画面的可感性，尤其是“重”字，体现了老杜极高的炼字功力，真所谓“语不惊人死不休”，任何一字均不可替换。正如《杜臆》中说：“‘重’字妙，他人不能下。”[1]浦起龙说：“写雨切夜易，切春难。”[2]有学人研究说，这首《春夜喜雨》，不仅切夜、切春，而且写出了典型春雨也就是“好雨”的高尚品格。题为“喜雨”，诗中却无一“喜”字，但“喜”意都从罅缝里迸透。[3]寥寥四十字，就准确、细致、形象地描绘出了成都地区春雨的特征，也表现出了诗人对成都春雨的独特感悟和喜爱之情。成都诗中不仅写春雨写得甚美，写春日其他光景也写得甚好。在《绝句漫兴九首》和《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中，前九绝是写桃花、春莺、春燕、柳絮、荷叶、凫雏、柔桑、细麦，在春光中各自滋长变化，以诫人生不应虚度、辜负春光。有诗句云：“莫思身外无穷事，且尽生前有限杯”和“人生几何春已夏，不放香醪如蜜甜”，这应是九绝的主旨;后七绝写作者爱花惜花由江滨起一路寻去，到黄四娘家止：“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俗话说：“醉酒见真情。”春风沉醉诗兴颠狂，这两组绝句，在梦幻般的春景和艺术折光中泄露了诗人灵魂深处的真情，也让我们看到了唐朝成都美不胜收的春色。此外，《遣意二首》愉快地描写了草堂春日里的春花、春水，春夜里的宿鹭、弦月：“一径野花落，孤村春水生”“野船明细火，宿鹭起圆沙”“云掩初弦月，香传小树花”。《绝句二首》其一也是杜诗中描写春色的名篇：“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唐代成都的春日温暖，并没有如今的“倒春寒”现象，有诗为证：“坦腹江亭暖，长吟野望时。”（《江亭》）杜甫竟然在春日坦腹江亭，晒阳取暖，足见春天的温暖和生活的惬意。

二是成都的夏季多雨，已有梅雨天气：“南京犀浦道，四月熟黄梅。湛湛长江去，冥冥细雨来。”（《梅雨》）因着夏季多雨和气温升高，岷山雪水融化，随之而来的便是江河泛滥的现象。杜甫的《江涨》形象地描述了成都夏季的这一特色景象：“江涨柴门外，儿童报急流。下床高数尺，倚杖没中洲。细动迎风燕，轻摇逐浪鸥。渔人萦小楫，容易拔船头。”

夏日绝句的意思篇6

四月清和雨乍晴，南山当户转分明。

更无柳絮因风起，惟有葵花向日倾。

练习：

1.这首诗主要描写的内容是__________；初夏天气的总体特点是__________。

2.散文创作有“形散神不散”之说，请用这个说法分析《客中初夏》的“散”与“不散”。

参考答案：

1.初夏的风光（景物） 清明和暖

2.就天气来说，有雨景，有晴景；就距离来说，有远景（南山），有近景（柳絮、葵花）；就自然来说，有清风，有阳光。而诗人的情怀可谓“不散”：前两句虽然写雨写晴，但侧重点在“分明”的晴景上；后两句虽然写柳絮写葵花，但侧重点在“向日”的葵花上，由此，诗人对晴朗景物的喜悦心情使上下文联系起来，形成一体。

【诗歌鉴赏】

司马光，字君实，号迂叟，世称涑水先生，北宋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卒赠太师、温国公，谥文正。司马光为人温良谦恭、刚正不阿；做事用功刻苦、勤奋。

宋神宗时，王安石在皇帝支持下实行变法，司马光竭力反对，因而被迫离开汴京，不久退居洛阳，编纂《资治通鉴》。这首诗就是诗人在洛阳时写的，描写了诗人在洛阳所见到的初夏景色。

前两句写雨后初晴的景色，点明节气。四月的天气，清明和暖；诗人的住宅正对着南山，雨丝蒙蒙中远望南山，唯有一个模糊的轮廓，如今雨过天晴，再望南山，南山更加青绿分明。“转”字意思是由模糊转为分明，既写出了不同天气下景物的变化，又透露了诗人喜爱观赏美景的情趣。

后两句描写眼前的近景。春尽夏来，枝上柳絮早已吹尽，故眼前没有因风起舞的柳絮；葵花却已渐渐长成，因而只见向日的葵花。

夏日绝句的意思篇7

[关键词]陶渊明；田园诗；赏析

《读山海经》是陶渊明创作的组诗，共十三首。据龚斌《陶渊明集校笺》注：“《山海经》共十八卷，载海内外绝域山川人物之异，保存了许多古代神话，作者已无从确证。晋郭璞曾为该书做注并题图赞，陶渊明读的《山海经》就是这种有图赞的《山海经》。诗中《周王传》指《穆天子传》，记周穆王驾八骏游行四海，多为神话传说。”由于《读山海经》（其一）与《归园田居》“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鞅”的生活环境相近，“欢然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和《和郭主簿》的生活条件相似，“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与《归鸟》的心情相似，可见，《读山海经》应为诗人隐居之初所创作的。组诗的第一首写幽居读书之乐，颇能体现陶渊明田园诗的艺术极诣。本诗共十六句，结构较为松散，大体四句可作为一解。

诗歌前四句先从读两书时节及所居环境写起。时节是“孟夏”，即初夏，这正是一年中最好的时节，此时天气并不炎热，春花虽然落了，但是树叶却长得繁茂。“扶疏”即树叶纷披貌，这树叶遮蔽着诗人的居所，既清凉有幽静。离开了政治漩涡的诗人，于无喧嚣的居所内，内心想必一片安然。“众鸟欣有托”是赋象，而联系下文“吾亦爱吾庐”，又是兴象。作者在《与子俨等疏》中曾说： “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欢然有喜。”写诗时，作者显然也是在众鸟的啁啾声中感受到他们栖托有所的欢欣，树上的鸟儿为有所托而欢欣，树下的“吾庐”内的作者也为自己有所托而欢欣。刘履《选诗补注》里评此句“隐然有万物各得其所之妙”。

良辰，美景，有庐，有书，且是“既耕”“已种”的春耕结束之后，此时只需偶尔的维护，再要农忙，恐怕要到等到秋收了，因而初夏是一段较为清闲的时光，诗人自可开卷畅读了。清闲的同时，心中又是踏实的――身心安顿，无需为衣食而忧，可见此时作者的心情是逍遥美妙的。而“吾庐”、“我书”，两用第一人称词组，增加了对庐和书的无限深情，“读”字有力地扣了题。“穷巷”两句，是说自己居住偏僻的小巷，远隔尘嚣。“深辙”指代大车，因为只有大车才能压出深辙。而大车一般又是达官贵人的高车驷马，作者表面似乎在说自己所住的陋巷大车是进不来的，所以即使过去在官场中的故人来到他这里，也会回去的，实际在表达他和过去那些追名逐利的官员已经没有往来，隐含有对世俗坚决的否定和拒绝。可见，作者这就有了读书所需的静境――既是自然环境，又有他自己创造的社会交往环境，周遭没有车马的喧嚣，也没有名利的困扰，自可悠哉读书。当然，作者虽然隐居起来，但是没有脱离正常的人际交往，他和普通的农民、知己还是有着频繁的来往的，这可以从作者的其他田园诗中获得印证，此处不再赘述。

接下来的四句稍有争议。有学者认为这是在叙述作者与知己共读共饮的情形，笔者以为从全诗来看并读不出该意，而是诗人自斟自饮自读书之乐。陶渊明“性嗜酒”（《五柳先生传》），如今良辰美景，有书相伴，又逢农村冬季时酿的酒，经春始成，初夏时节正好开坛取饮。四月正是蔬菜生长的旺季，从地中摘菜蔬以佐酒，是何等惬意的事？“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乃即景佳句，“微雨”“好风”的“好”“微”二字互文，即所谓和风细雨。风好（夏天的“好风”，应为凉爽的风吧、故曰“好风”），雨也好，润衣不湿，且俱能助酒兴。在很容易形成偶句的地方，诗人偏以散行写之，雨“从东来”、风“与之俱”，适见神情萧散，兴会绝佳，“不但兴会绝佳，安顿尤好。如系之‘吾亦爱吾庐’之下，正作两分两搭，局量狭小，虽佳亦不足存”（王夫之《古诗评选》），盖中幅垫以写人事的六句，便见“尺幅平远，故托体大”。王夫之所见极是， 一般此类诗歌易写成叙事――写景――抒情的结构，或写成写景――叙事――抒情的结构。如将“微雨“二句放在“吾亦爱吾庐”后，则前景后事，分作两搭，觉局量狭小；如此景事相间，便见得尺幅平远，包容较大。作者不刻意用对偶句，篇章安排上也舒散自然，此种写法，颇能体现陶渊明诗歌创作的散文化风格。

至此，这首诗用了四个第一人称。第四句 “吾亦爱吾庐”、第六句 “时还读我书”、第十句 “摘我园中蔬”中的 “我”反复使用，既强调的是自己，又强调自己的独特性，可见陶渊明是一个很自我的诗人，即强烈肯定自己的诗人。

末四句复回到“时还读我书”，即“读山海经”的题面上来。“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虽只点到为止，但是结合陶渊明其他诗歌及古人乃至我们当代人读书的情况，却可以给我们很多启发。读书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方式，一种是“头悬梁、锥刺股”功利型的苦读，一种是审美式的乐读。渊明“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时已有“乐读”的倾向，这从“游好”二字可以会意。他自己也曾总结自己的读书方法为“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则欣然忘食”。而在归园田居后又大有发展，读书面更为广泛，这里便不是儒家经典著作，而是《山海经》、《穆天子传》（周王传），二者都属神话传说，是道家著作，有很强的文艺性和可读性。作者不是刻苦用功、不是把读书当敲门砖，只是流观泛览，读得那样开心，读得欣然忘食――“连饭都不想吃”（贾宝玉读西厢语），从而有很多的审美愉悦，同时又有那样一个自己经营的美妙的读书环境，笼在夏日绿阴中的庐室，清风从这里悠悠通过，小鸟在这里营窠欢唱，当然宜于开卷，尚友古人。他的读书又安排在农馀，生活上已无后顾之忧。要是终日展卷，没有体力劳动相调剂，又总会有昏昏然看满页字作群蚁排衙的时候。而参加过劳动的感觉就是不同，这时肢体稍觉疲劳，头脑却十分好用，坐下来就是一种享受，何况手头还有一两本毫不乏味、可以消夏的好书呢？

夏日绝句的意思篇8

关键词：自得；儒家；教育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04-0164-03

1.“自得”二字最早出现在《中庸》第十四章中，该章谈论君子的行为方式：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凌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徼幸。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鹄，反求诸其身。”①

究其实，就是一句话，“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其次在《孟子》中又出现富有意味的“自得”二字，一段之中，再三言之：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离娄下》）②

按照传统的说法，《中庸》为子思所著，孟子又是“受业子思之门人”（《史记·孟荀列传》），那么，两部经典先后出现“自得”概念恐怕就不是偶然的了。相较之下，《中庸》“自得”的含义具体而明确，直指“君子素其位而行”，而《孟子》中“自得”一词似更有意味。我们去细细品味集注的解释：“深造之者，进而不已之意。道，则其进为之方也”，③如此则显示“自得”有方法论意义，因为，在君子“进而不已”的不懈追求中，也有“其进为之方”，“自得”二字应是指“进为之方”。强调这个“方法论”意义的目的在于，我们由此就可以清晰地看出，孟子的“自得”概念绝非突兀而来，它根本上源于孔子思想。至于《中庸》“自得”，文中更已表明有孔子“反求诸其身”之意。

孔子本人没有提出“自得”概念，但这不妨碍他的思想尤其是教育思想中浸透着这种方法的精神，也不妨碍后儒去发掘这种精神。最典型的莫如他的这样一段名言：“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集注引用程氏兄弟语云：“愤悱，诚意之见于色辞者也。待其诚至而后告之。既告之，又必待其自得，乃复告尔。”④程氏“待其自得”一语，无疑点出了孔子“举一反三”方法的精髓。更富启发的还有这样一个例子。孔子曾总结自己说：“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朱熹注释此段，初看起来是令人吃惊的：“此为思而不学者言之。盖劳心以必求，不如逊志而自得也。”⑤他凭什么如此大胆认定孔子的“学”是“自得”之学呢？单纯看孔子这句话，完全不能得出这个结论，倒不如说，“孔子认为自己应当去多读书学习，而不是空想”，更能为常识接受。唯一的解释只能是，朱熹已从它处，或者说已从全部《论语》中认定，孔子教、学的根本方法就是“自得”，这里不过用“自得”来具体地解释这一段话罢了。那么，我们能够接受以朱熹为代表的宋儒的见解吗？我认为可以，因为“自得”的实质内涵——用我们现代汉语表达——不妨说是“邀请个体主动参与”，而这一点，在《论语》中是明显而广泛地存在着的。说得简洁一点，在孔子与弟子们“教学相长”的过程中，充满着对“个我”的强调与尊重。试举几例：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卫灵公》）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宪问》）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宪问》）为人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子曰：“已矣乎。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公冶长》）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卫灵公》）曾子曰：“吾闻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必也亲丧乎。’”（《子张》）毫无疑问，所有这些最终都能够指向“自得”概念。

2.如果说，以上这些“我”、“自”、“己”的诉求中所隐含的“自得”概念只是原则的话，那么我们还应去看一看孔子的更具体的做法，即观察孔子在引导弟子们求学问道的过程中，他是如何尽可能地“邀请弟子们的主动参与”的。我以为，此类事例最典型地体现在“诗教”中。试举一例孔门师徒读诗的实践：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诗可与言《诗》已矣。（《八佾》）子夏向老师提出疑问：“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这些诗句究竟如何理解？孔子则意味深长地说出了一个别的事实：绘画这件事，首先需要一副干净的白底子。子夏不愧是孔门四科之一“文学”的代表，他居然迅速地领悟了老师的回答。他接下去的提问：礼在仁之后吗（对于君子的修养而言）？其实已是在为自己的理解向孔子寻求确证。孔子给予肯定，以一种显然欣喜其“自得”的方式表达，所以他不说子夏的回答正是自己想告诉他的，而是反过来说子夏的回答是对自己的启发。此正像颜渊感慨的那样，“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子罕》）我们可以补充颜渊的话，诱人以“自得”。现代人对这个例子内蕴的逻辑关系不见得十分清楚，我们有必要解释一下，同时也是对孔子究竟如何诱导子夏去“自得”作一下说明。第一个应明白的前提是，孔门弟子读《诗》是在寻求“微言大义”，是在追问仁义之道，不像我们现在把《诗》当作“纯文学”；其次还应肯定，子夏当然知道“巧笑倩兮，……”诸句的字面义（这对我们都不成问题）。如此一来，子夏的疑问只能在于：像“巧笑倩兮”那样描写美人形象的诗，同我们学习夫子之道到底有何关系？（“不学《诗》，无以言”《季氏》。夫子要求必读《诗》啊！）孔子以绘画事回答，强调一个“先后”秩序，然，引而不发。那我们不妨顺着孔子的“先后”思路来重读“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于是可以有这样一种理解：美人之所以“笑起来很美”，之所以“眼光流盼动人”，首先在于她是美人，首先在于她原本就长得美。这不恰恰启发人：夫子的学问，君子的追求，其要说要做的有很多，但总应有先后之分，总应先立根本吧。这也正如绘画，总要先有一副干净的白底子，然后才能作最美最好的画。我们想，子夏应该正是在这样的逻辑意义上，立刻领悟了孔子的“绘画”暗示，并且进一步地、真正地体会到了孔子一贯的仁、礼大义的教导。可以设想，且由整部《论语》也可看出，孔子平日对弟子不乏仁、礼的指点，也从不隐晦“仁为根本”的大义。相信子夏等众多弟子对此也耳熟能详，但惟有这次，对子夏而言，才可谓“真知”夫子的教义。为什么说“真知”？因为这是子夏的“自得”——从自己心底发出“礼后乎”。若无此“自得”，孔子再多的“仁为本”的教导，恐怕也只能像风一样飘走。如何“自得”？对子夏言，是因读《诗》激起自己主动求知的愿望；对孔子言，是抓住弟子“愤”、“悱”的时机，“举一”以启发。孔子肯定意欲传递仁之大义，但他仅仅“举一”的“传递”即是在邀请、鼓励子夏主动地、大胆地自己去探寻，去“自得”，他成功了。所以最后孔子竟说“启予者商也”，对此，我们绝不可认为是孔子的谦虚（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已经偏向虚伪了），而只能理解为孔子对弟子“自得”的由衷喜悦，对弟子敏捷领悟的倾心赞许。

这样成功的例子在《论语》中绝非仅有，甚至可以说，通篇《论语》随处都闪现着类似的光彩，因为，《论语》本来就是在记录孔子的随机点拨，也始终能够体现这位导师总是期望弟子“自得”的教育风范。但我们想提一个也许有点出人意料的问题：孔子是否有失败的希冀弟子“自得”的点拨？回答是肯定的，而且去探讨一下失败的例子也有助于我们更有意味地领会“自得”。请看如下一段记载：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汝安乎？”曰：“安。”“汝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汝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阳货》）朱熹《集注》中这样评论孔子“食夫稻，衣夫锦，于汝安乎？”的提问：“夫子欲宰我反求诸心，自得其所以不忍者。故问之以此，而宰我不察也。”⑥一句“宰我不察”，宣告了孔子“欲宰我……自得其所以不忍者”用心的失败。那么，孔子如何面对失败？细玩文意，从两次“汝安，则为之”的激烈言辞，到其最后宰我出去以后的独自感叹，也许可用“愤怒”与“痛惜”来概括孔子当时的心情。这不难理解，因为，相对于儒家大义的要求，宰我如此冥顽不灵，实在是有点“麻木不仁”，真枉为其亲炙圣人之门。不过，我们现在倒不是想一味感慨这件事，想问的是，对于孔子思想中“自得”方法精神的理解，此次失败的“点拨”又给了我们怎样的启发？我以为，至少有两点，一为“自得”的彻底性，一为“自得”的必然性。

坦白而言，孔子这次“点拨”的失败特别是孔子面对失败后的言行，要比他的成功例子更有力地彰显其彻底奉行“自得”。何以见得？让我们细心回顾整个事件的过程。一开始，宰我有疑而发：丧期为什么要长达三年呢？不可轻看这个疑问，它实际上显示了宰我不同寻常的诚实的勇气。因为，这是在怀疑“天下之通丧”，儒家之大礼。宰我凭心起疑，并不因其权威性而掩饰自己。先儒有透悟到此的，《集注》就载：“尹氏曰：‘短丧之说，下愚且耻言之。宰我亲学圣人之门，而以是为问者，有所疑于心而不敢强焉尔。’”⑥“下愚且耻言之”，正是畏其“天下通丧”的权威性。宰我“亲学圣人之门”却有此问，无它，“有所疑于心而不敢强焉尔”，不愿丝毫自欺，只求诚心而已。这样的心态即是学问精进的最佳机会——愤、悱之时。孔子当然明白之，并按其一贯的教导方法，不做直接的解释，只是反问：锦衣玉食，你能够安心享用吗？正像朱熹指出的那样，这是“夫子欲宰我反求诸心，自得其所以不忍者”，遗憾的是，“宰我不察”。夫子的教导期望也就落了空。宰我无“自得”，夫子也不愿去强解，于是连说：“汝安，则为之！……”朱熹《集注》评论曰：“初言汝安则为之，绝之之辞。又发其不忍之端，以警其不察。而再言汝安则为之以深责之。”⑥的确，我们分明感受到了孔子的愤怒，因为，宰我所言所行，是仁与不仁的大是大非问题，孔子于此，绝不能无动于衷。但是不管怎样激动，孔子仍不愿去直说为什么要“三年之丧”，相反，在“绝之之辞”中仍寄望于“发其不忍之端”，亦即希其“自得”。这是孔子不屈不挠，彻底地奉行“教人以自得”。宰我终于无“自得”，孔子终于也无说，直至二人结束对话，宰我离去。孔子独自一人，喟然而叹，这才给出一个“三年之丧”的理由：“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如果要概括此事件，即可说孔子“自得”教人的彻底性表现为这样的事实：面对宰我极端严重的“不仁”想法，且当时已无醒悟迹象，孔子必须要说，但终于没有直说。也就是，若人不能“自得”，哪怕由他去，决不强求。

3.孔子教人“自得”如此彻底并非偶然，因为他清楚地知道强求无用。《论语》中的另一段问答可表明这点。“子贡问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毋自辱焉。’”（《颜渊》）孔子与众贤弟子当然是师徒关系，但谁又能说他们不是朋友？朋友之道“不可则止”，非要强求，恐怕免不了“自辱”。但这又是为何呢？孔子这样说难道只是人情世故上的明智？这样一位“仁以为己任”的导师似乎不应如此小心翼翼，世俗之人还推崇诤友呢。我们当然可以这样想，但这难免以“小人”之心度圣人之腹。恰当的理解只能是，在孔子眼里，仁义之道传播的根本途径在于“自得”，或者说必然要通过“自得”。不顾这个必然性，即是自辱。于是可以说，孔子对宰我问丧，明明愤怒其“不仁”，却也只能点拨启发，盼其“自得”，实在不成，任由他去。这是彻底的“自得”教人，根源却在于必然要“自得”教人。为什么孔子必然要用“自得”方法亦即为什么仁义之道的传播必然要通过“自得”？答案就在于，仁义之道是心灵的学问，生命的学问。就让我们再次回味宰我问丧之事，以便细心体会这个答案，体会“自得”之法何以必然。宰我怀疑：丧期三年是不是太长？一年应该够了吧？并且为此给出一个理由——君子若三年不习礼奏乐，礼乐必坏。对此我们应立即看出，宰我的怀疑理由是一种无意识的虚言，似是而非。且不说“礼乐必坏”的假设是他自己的想象，就算他的假设成立，我们倒可以顺着他的思路问，丧期一年是不是太长？君子若一年不习礼奏乐，礼乐必生疏。那么，“一年”恐怕也不可。宰我怀疑的真实理由是什么呢？（他本人不一定自觉）我的看法是：无理由，只是单纯的怀疑。他问的是为何三年？同样可能问为何两年？一年？一月？……如果实际情况允许的话。这种看法基于两个认定：一则我相信宰我既能亲炙圣人，必远非一般意义上的“坏人”，尽管孔子气愤地骂其“不仁”；二则宰我的行为本身已显示出过人的诚实品格（上文已谈此）。既然如此，我们就有理由说宰我的怀疑不应出于“不耐烦”丧礼（不仁），而毋宁仅仅是诚实——麻木地去问“为什么”？何为“麻木”？如果宰我将“诚实”用在对客观事物的提问上，那是可贵的科学精神，用在针对父母死亡的丧礼上，彼时彼地，是有点“麻木不仁”了。孔子慧眼所及，当然不去和他解释什么丧期长短的问题，而是直问他能否“心安”？直指他真正的问题：心灵的麻木。宰我一句“安”，孔子当然骂其“不仁”；相反，宰我若能由此猛然警醒，孔子必会称其“得仁”。警醒者，由麻木之“安”心，觉醒为“不安”之心，“不忍”之心，亦即“仁”心。所以“得仁”者，必是宰我心灵的“自得”。究竟言之，“仁”绝非一独立客观物摆在那里，似乎可以传来递去。“仁”总是“仁心”，总是“心之仁”，要么存于己之心，要么存于人之心。就每一个体而言，又可说“仁”总是、必是存于己之心，或说己心之“自得”。所以孔子才会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仁义之道是心灵之学，生命之学，由此决定了孔子传道、授业、解惑必然诉之于弟子的“自得”。

注释：

①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24.

②杨伯竣.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60：189.文中引孟子语均出自该书，仅随文标注章节.

③《四书章句集注》第292页.

④《四书章句集注》第95页.

⑤《四书章句集注》，第167页.

夏日绝句的意思篇9

向达在伦敦、巴黎等地抄卷子的生活，钱锺书还在一首题为《戏赠向觉明达》的诗中有过描述：“读书埋首李唐代，论政醉心罗宋人”。罗宋是Russia的音译。可惜如前一首一样，似仅存残句。向达从巴黎返国时，钱锺书又以两首七绝相赠，其中一首写道：“岂能容子老山阿，草木皆兵到桂萝。危幕燕巢时有几，枯槐蚁聚地无多。”钱先生以为，在当时山河破碎的背景下，向达想要专心治学，恐怕很难找到一个清净的地方。向达的这一段经历，还可从夏鼐的赠诗中得窥一二。一九三八年五月，向达曾再至英国，与夏鼐、曾昭等老友重逢。夏鼐作了两首诗打趣他：

辰州一豪觉明翁，不作道士作史公。

三五英儒拜脚下，十万卷书藏腹中。

两足上梯如腾云，只手抄书赛旋风。

博物院中秘笈尽，顺东楼中饭锅空。

南山园子缘分尽，收拾行囊渡峡东。

旧书摊上佳本罕，塞纳河畔落日红。

玻璃房里飞蝴蝶，图书馆中坐蠹虫。

谪居花都已半载，不知可曾游胡同。

诗中的向觉明，上梯如腾云，抄书赛旋风，食量大如牛，不仅把图书馆的书啃光了，也把饭馆的饭吃光了，把旧书摊上的好书淘光了。夏诗还笑他终日稳坐“饱蠹楼”，大概连巴黎的“胡同”也不曾逛过。向达一看，也被逗乐了，回了一首诗反唇相讥：

绝妙好词笑断肠，临了还我泪几行。

铲地久钦鬼道士，何时改学卖油郎。

向达和夏鼐相交数十载，同是北大考古专业的奠基人，相知亦深。钱、夏的赠诗，都道出了向达献身学术的志向。

向达的内心，的确是“生的门”（sentimental）。《夏鼐日记》载，敦煌之行向达著有《西征日录》，听到张荫麟去世的消息，便“喟然绝笔”。其笃于友情如是。据向达的学生回忆，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政治运动中，向达曾伤感地说起：“早年从欧洲回国乘船过南海时，俯看海水碧蓝，有此是归宿处的感觉，而迄今彷徨茫然，既不甘落后于时代，又难舍弃治学生活，时时觉人生如朝露等等。”（邓锐龄《忆向觉明师》，《向达学记》第172页）这种人生如朝露、空虚茫漠的感慨，常现于向达笔下。其敦煌赠友人诗写道：“千古如泡灭，人生似朝霜。”诗的格调，从“惊沙撼大漠”的雄浑，一下子变成了结尾处伤感的吟唱。想来他人格的底子，或许受到佛教人生观的潜移默化。

人格往往不是单面的，而是多面的。向达外貌看似“死的路”，其实耿直倔强，守正不阿，不平则鸣。他身体强健，中学的时候，擅长踢足球，自称铁脚、铁汉，于应事接物方面，“往往出以直道，不解婉转”。敦煌考察过程中，向达发现张大千一行随意破坏壁画，异常愤怒，写了《论敦煌千佛洞的管理研究以及其他连带的几个问题》，呼吁将敦煌收归国有，设立千佛洞管理所。当时张大千得到于右任等一些高官的支持，此举实隐含风险，然而向达无私无畏，体现了他刚烈的一面。《夏鼐日记》有一细节，可为此事的脚注：“向觉明叙述彼时情形，谓张大千底下之彪形大汉，围立四周，如果动武，向即拟举起条凳，杀开一条血路出去。言时以手作势，虎虎有生气，令听者色变。”英风豪气，如在目前。

这嫉恶如仇的脾气，在建国初期那复杂的政治环境中自然埋下了祸根。一九五六年，向达曾请钱锺书为他从冷摊上买来的Legouis与Cazamian合著的《英国文学史》题字，钱诗第二首云：

费尽胭脂画牡丹，翻新花样入时难。

覆瓿吾与君犹彼，他日何人访冷摊。

钱诗所描述的那种“旧鞋子脱下了，新鞋子穿不上”的尴尬，当时许多人都感受到了，只是有些人藏在心里，有些人说了出来。向达属于后者。他“不识时务”地对社论公开表示不满，又质疑“五朵金花”的史学路线，成了史学界第二号大“”，北大最早被整死的教授之一。邓广铭曾说，向觉明“不觉不明”，虽是气话，却颇贴合其性情。“不觉不明”，才会不见风使舵，才会没有媚态，风骨凛凛。向达的生平档案中说：“富于正义感；自高自大，有学术独立超然的思想；有士大夫的坚贞，无士大夫的冷静；解放后对党极其拥护，但对民主人士非常不满，骂他们卑鄙，对五十年代前期的一系列政治运动表示不理解。”（转引自阴法鲁、萧良琼《中国敦煌学的开拓者―向达》，《向达学记》第27页）这段话不知是谁写的，真把向达的心理肖像都画出来了。他的所言所行，除了性情的因素，也和他“为学术而学术”、“学术独立超然”的观念有关。上世纪四十年代末，他曾说：“近代科学进步是以纯粹科学的发达为基础。纯粹科学是体，应用科学是用，有体然后有用。……中国今日需要的还是先奠定纯粹科学的基础，研究院如此，大学教育所致力也是如此。切不可贪图近利，致以远忧。”那个政治第一的年代，他居然坚持认为自己搞的是纯学术，与政治无关；受批判的时候，还另生枝节，认为只有陈寅恪的学问是纯粹的为学问而学问。据说，陈寅恪是他最尊敬的四个人之一，另外三人是王国维、斯坦因、伯希和。

夏日绝句的意思篇10

人是社会性动物，喜群居，乐相处，恶寂寞。然而，掀开人类文化史，我们会发现，伟大的艺术家、思想家往往都是寂寞的。因为他们的思想超越时代，行为背离传统，很难得到别人的理解，处境难免寂寞，但他们却能耐得住寂寞，甘于寂寞，在寂寞中探索，在寂寞中奋斗，做出了不俗的业绩，流芳青史。

他们在人类文化史上留下了永不寂寞的名望和丰厚的精神遗产。我们是凡人，不必刻意去当苦行僧，过着“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封闭生活，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在当前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各种诱惑人的东西，无论是在内容、形式上还是在吸引力上，都比以前大大地增加了，稍不谨慎，放纵自己，就有可能会走上违纪违法的泥潭。

君不见，每天有多少人不甘于寂寞，迷恋在灯红酒绿、觥筹交错之中，因喝酒而亡命致残、酿成事故乃至违法犯罪的不绝于耳;每天有多少人不甘于寂寞，在夜以继日地“垒长城”、“”，疯狂，挥霍公款，以致我国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生意曾经非常兴隆……

耐得住寂寞，是一种觉悟;而甘于寂寞，则是一种境界，能做到这一步，绝不是轻而易举的，必须要有精神上的追求，信念上的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