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万志人生经历简介十篇
时间：2023-03-25 09:03:15
崔万志人生经历简介篇1
【海峡对岸也有人探讨“约法三章”】
1938年8月，与在延安开始同居，11月结婚。据传，中共中央政治局对毛、江结婚提出“约法三章”（以下简称“约法三章”）。
到底有无“约法三章”？这一问题曾引起争论：2001年第4期《党史博览》杂志发表阎长贵先生的文章《历史事实必须澄清――和结婚中央有无“约法三章”》，对于“约法三章”表示否定。笔者则在2001年第12期《党史博览》杂志上发表了《也谈“约法三章”》，提出不同看法，表示目前对“约法三章”既不能轻易否定，也无法完全肯定。阎长贵先生在2008年第8期《同舟共进》杂志上再度发表《结婚，中央有无“约法三章”》一文，又一次对“约法三章”表示否定。他的观点再次引起争议。2008年第12期《同舟共进》杂志上，发表了中共中央党校教授金春明的《一点补充和思考》、文史学者郭汾阳的《也谈“约法三章”及其他》，都表示对“约法三章”不能轻易否定。
关于“约法三章”，我想改换一个视角，即从台湾方面的资料来探讨这一问题。我多次前往台湾，发现台湾方面拥有不少重要的历史资料。例如，关于、蒋经国父子在日月潭涵碧楼接见“两岸秘使”曹聚仁的史料，就是我在涵碧楼纪念馆的《风云际会涵碧楼――两岸关系滥觞地》中发现的，回沪后我把见闻发表于上海《文汇报》，引起海峡两岸学者的关注。同样，台湾方面也曾有许多著作涉及“约法三章”，尤其是身份特殊的崔万秋先生和陈绥民先生，曾对、对“约法三章”有过深入的探讨。
“约法三章”流传甚广，却因没有原始文件为据，那“三章”的内容也就有着许多不同的“版本”。
版本之一是大陆很多书刊流传的：
一、不准参政。
二、不准出头露面。
三、要好好照顾同志的生活。
版本之二是台湾李凤敏著《中共首要事略汇编》中的《事略》以及玄默《论》所载：
一、不得利用她和的关系作为政治资本。
二、她只能成为的事务助手，不得干预政策及政治路线的决定。
三、她不得担任党内机关的重要职务。
版本之三是老龙著《外传》（台北金兰文化出版社1974年版）：
一、只此一次，不准再娶。
二、毛与贺子珍的婚约一天没有解除，只能称“同志”，不能称“夫人”。
三、除照顾毛的私人生活外，不得过问党的内外一切人事和事务。
随着出任“中央小组”第一副组长，在中国政治舞台崛起，关于“约法三章”问题也就日益引起广泛的关注。
【崔万秋一直关注】
在台湾，对有着深入研究的，首推崔万秋先生。
崔万秋的经历错综复杂。记得上海老作家柯灵先生生前曾关照我，要注意研究崔万秋的情况。崔万秋有着三重身份：
一是编辑。曾虚白（《孽海花》作者）于1932年2月12日在上海创办《大晚报》，崔万秋1933年从日本广岛文理科大学毕业后，应曾虚白之邀在上海《大晚报》坐镇副刊《火炬》，主持笔政。
二是作家。他写过许多散文，也出版过长篇小说《重庆睡美人》，还著有《通鉴研究》、《日本废除不平等条约史》等学术著作，并翻译出版日本作家夏目漱石、武者小路实笃、井上靖、林芙美子的戏剧、小说。
三是军统情治人员。
崔万秋的前两种身份是公开的，第三种身份则是秘密的。
崔万秋的真实身份水落石出是在南京解放之后，公安人员从保密局（原军统局）遗留的档案中，查出“情报人员登记卡”。在写着“崔万秋”大名的卡片上，清楚地标明“上海站情报员”！
对此，曾任军统局本部处长的沈醉（后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1977年1月8日对崔万秋的真面目做了如下说明：“我于1932年冬参加复兴社特务处（军统前身）后，便在特务处上海特区当交通联络员，崔万秋当时已参加了特务处，是特务处上海特区领导的直属通讯员，每月薪金八十元……我担任上海特区交通员两年左右的时间中，都由我约崔万秋与先后担任特务处书记长的唐纵、梁于乔和特务处情报科科长张炎元见面，1933年冬天，特务头子戴笠还叫我约在上海四马路杏花楼菜馆吃饭，事后，他对那次和戴笠见面，感到非常高兴。”
崔万秋担任上海《大晚报》的《火炬》副刊主编时，与、（当时艺名为蓝苹）都熟悉，他们仨同为山东老乡。崔万秋年长14岁，曾在《火炬》副刊发表多篇文章。崔万秋与蓝苹有诸多交往――这也正是崔万秋后来一直关注的缘由。
沈醉在他所写的《我这三十年》一书第二十章《二进深宫》中，有一段关于崔万秋、蓝苹、的极为重要的文字：
我当时去崔家，经常见到蓝苹，她有时还给我倒茶，因为崔是上海《大晚报》副刊《火炬》的编辑，常在该报写“北国美人”等类文章来给蓝苹捧场，一个四等演员有这样的人来捧场，当然是求之不得。我不但记得很清楚，而且在粉碎“”后，知道那个在崔家见过的穿蹩脚西装的狄克，就是，我的脑子里也有印象……
沈醉的回忆表明，当时蓝苹与同为崔万秋的座上宾。
如果说崔万秋与只是文字之交，崔万秋与蓝苹的交往则要深入得多。据崔万秋在《前传》中自述，他是经导演洪深介绍，前往话剧《娜拉》排练现场，看见“一个穿阴丹士林旗袍，梳着刘海发形的年轻姑娘，远离大家沿着靠窗那一边，一个人走来走去，口中念念有词地背诵台词”，此人就是蓝苹。他与蓝苹就这样认识了。从那以后，崔万秋去观看话剧《娜拉》演出，组织、发表话剧《娜拉》的评论。为了感谢崔万秋，蓝苹打电话给崔，他俩在霞飞路（今上海淮海路）的DDS咖啡馆见面，又在锦江饭店共餐……
1937年七七事变后，蓝苹离开上海前往延安，崔万秋则到重庆国际宣传处工作。1945年日本投降时，由于崔万秋精通日语，以少将高级参议身份飞往上海，襄助第三方面军司令官汤恩伯接受日军受降事宜。从1948年起，崔万秋任政府驻日大使馆政务参事达16年之久。1964年返回台湾，任政府“外交部”亚东太平洋司副司长。1967年起任政府驻巴西大使馆公使。1971年退休，隐居美国。1990年7月病逝于旧金山。
晚年的崔万秋在美国潜心写作《前传》，于1988年由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出版。我细读了《前传》，发觉除了写及他自己在上海与蓝苹的直接交往之外，广征博引，极其详尽引用海外尤其台湾方面对于的研究资料，对的早年身世进行详尽考证。可以说，如果他不是长期关注，在美国很难收集如此多的关于的报道、专著、研究论文以及内部文件。
崔万秋在《前传》一书中，详细论及“约法三章”。我注意到，崔万秋所列“约法三章”，是关于此的种种版本中，文字最为详尽、最为严密的：
第一，毛、贺的夫妇关系尚存在，而没有正式解除时，同志不能以夫人自居。第二，同志负责照料同志的生活起居与健康，今后谁也无权向党中央提出类似的要求。第三，同志只管的私人生活与事务，二十年内禁止在党内担任任何职务，并不得干预过问党内人事及参加政治生活。
在这一版本的“约法三章”中，第一条规定了毛、贺、江三人的关系，第二条规定了的任务，第三条是对所作的限制。这三条，条理清楚，用词稳妥，逻辑性强，是种种“约法三章”版本中最为可信的。
【情报人员陈绥民的记录】
崔万秋在《前传》中就“约法三章”加了一段按语，原文如下：
作者按：以上三项决定存于中央政治局，国军攻克延安时，曾见于王若飞日记内，亦记有上述三项条件。莫斯科亦提及此项决议，但其所指时间有误。
也就是说，这一“约法三章”的原始出处，是军队攻下延安时所缴获的王若飞日记。
据笔者查证，王若飞确实有记日记的习惯。那么崔万秋又是怎样得到王若飞日记中所记的“约法三章”的呢？崔万秋在《前传》中称，他所引述的“约法三章”，是源于陈绥民著《与》（台湾新亚出版社1976年版）。
陈绥民曾名陈大勋，是崔万秋的好友，他们都曾从事特殊而又秘密的工作。陈绥民曾任中央党部社会工作会总干事――社会工作会是三大情治单位之一。
陈绥民是胡宗南的亲信。台湾出版的《胡宗南先生纪念集》，刊载了署名陈大勋的回忆文章《片断的追忆，永恒的怀念》，详尽记述他在胡宗南手下工作的经历。此外，中共党员熊向晖奉之命潜伏在胡宗南身边，担任胡宗南的机要秘书，在熊向晖的回忆录中，也多次提到陈大勋，亦即陈绥民。
值得注意的是，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前夕，陈绥民奉命指挥伞兵部队空降北平，使部队得以抢占北平。
更值得注意的是，1947年3月胡宗南占领延安之后，任命的延安市长便是陈绥民。正因为这样，陈绥民在延安读到王若飞遗失的日记，也就理所当然。作为长期从事情报工作的他，注意到王若飞日记中记载的“约法三章”，同样理所当然。
陈绥民不仅是情治系统高官，而且与崔万秋一样，勤于动笔。陈绥民曾就延安之役写过《延安的克复与失落》，内中写及中共地下人员如何获取胡宗南的机密情报。此外，陈绥民还在台湾出版《迷惘：往何处去？》（台北天人出版公司1984年版）以及《从历史看今日――（引者注：原文如此）炮击金门与阴谋之分析》、《十大军区的情况与动向》等重要文章。他的《与》一书，可以说是他长期对、进行情报收集的成果，堪与崔万秋的《前传》相提并论。陈绥民晚年在台湾淡江大学担任教授。
陈绥民的《与》一书是1976年在台湾出版的，内中详细记述了从王若飞日记中所得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与结婚的“约法三章”。这时距离1947年3月陈绥民随胡宗南进入延安，已经29年。这表明陈绥民不仅精心保存了当年缴获的王若飞日记原件，而且当时还从王若飞日记中抄录了“约法三章”。
王若飞日记所记的这一“版本”的“约法三章”，可能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当时的原始文字记录，所以文字相当严谨。其余种种“版本”，是凭借记忆、回忆或口头传说，所以彼此有出入。
倘若把现存大陆的王若飞日记加以比对，如果缺少1938年日记的话，也将间接证明那一时期的王若飞日记确实落到军队手中。
笔者多次前往台湾，曾经到中国中央党部的党史研究室请益，希冀能够查阅王若飞日记原件。据云可能归入“大溪档案”。所谓“大溪档案”，收入1921年初至1949年间的重要档案，由“总统府”机要室掌管，从大陆迁往台湾之后因存放于台湾桃园县大溪镇的大溪宾馆而得名。1979年党史委员会迁往阳明山的中兴宾馆，中央的党史资料以及“大溪档案”也都集中在中兴宾馆的地下室里，从此对外改称“阳明书屋”。笔者也曾到“阳明书屋”，到了那里的地下室，空空如也。据告，“大溪档案”已再度转移。由于“大溪档案”的管理人员不多，因此查阅相关档案仍相当困难。但是王若飞日记作为重要档案，势必得到妥善保存。
海峡两岸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笔者还将多次前往台湾。若有一日能查到王若飞亲笔所记的“约法三章”，这一悬案也就水落石出了。
当然，北京的中央档案馆以及莫斯科的档案馆日后如果公布“约法三章”原件，那么这一问题将得到最终解决。
崔万志人生经历简介篇2
关键词：新中国；韩国文学；古文献整理
中图分类号：I3/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5）39-0072-03
中国的韩国文学研究，在新中国成立后随即开展，而1992年中韩建交之后，得到迅速进展，取得了重大成就。本文介绍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朝鲜―韩国文学研究状况。
一、朝鲜―韩国文学研究
“朝鲜”一词，历史上曾经是两个时期使用过。一是始于公元前2333年，终止于公元前194年的，含檀君朝鲜、箕子朝鲜、卫满朝鲜的“古朝鲜”。二是李成桂所建立的“朝鲜王朝”（1392―1910）（或“朝鲜朝”），简称“朝鲜”。其统治时期则称之为“朝鲜时代”、“朝鲜时期”。1897年（高宗34年），此王朝国号改称“大韩帝国”，13年后被日本并吞（1910）日本投降后朝鲜半岛北部成立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因此，在当代“朝鲜”一词被用作为它的简称。
“韩国”一词，用于1897年至1910年由朝鲜朝改称的“大韩帝国”。日本投降后，在半岛南部建立了“大韩民国”。因此，在当代“韩国”一词用作为大韩民国的简称。
“朝鲜”“韩国”名词虽然代表这些，但是也将之用于整个朝鲜半岛由古及今的历史与地理等上，如：“韩（朝鲜）半岛”、“韩（朝鲜）民族”、“韩（朝鲜）语”、“韩国（朝鲜）文学史”等。
我国对韩国文学的介绍、评论与研究，始于20年代。1925年，《语丝》杂志1月26日第11期发表了开明的《朝鲜的传说》，是现在可以查到的最早的介绍朝鲜文学的文章。此后一直到1949年，有关朝鲜文学的评论和研究处于零的状态。1949年，《小说》杂志第2卷第3期发表了浦剑的文章《北朝鲜的人民文艺》。50年代，我国的有关报刊杂志每年都有两三篇以上的朝鲜文学的评介文章。主要是介绍北朝鲜的文坛状况。新中国成立以后一直到70年代，这个时期韩国文学的全面介绍都没能展开。
进入80年代，中国学界对韩国文学的研究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中国恢复了硕博学位制度，形成了学术自由的氛围。我国的朝鲜文学介绍和研究由北朝鲜而及于韩国。评论和研究的范围也从古典文学一直到当代文学。
1992年中韩建交之后，随着中韩交流的蓬勃发展，再加上对韩国文学研究的一定的经验与理论基础，中国的韩国文学研究也迈出了稳健的步伐，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以往的代表性的中国的韩国文学研究论文有蔡美花的《中韩建交之后的中国的韩国文学研究》（中韩建交后的韩国学研究现状和展望学术会论文集，2012年8月）、尹允镇、金顺女的《建国50年来中国的朝鲜文学研究状况与未来》（《东疆学刊》，2000年7月）、刘介民的《转型期的朝鲜―韩国文学研究概述――以延边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为例》（《延边大学学报》，2011年2月）、牛林杰、张懿田的《中韩建交二十年来中国的韩国现代文学研究综述》（《当代韩国》，2012年）等。
本文在参考上述论文的基础上，加以补充近年来的研究成果。本文通过中国韩国学的特性、韩国研究丛书与文学史编篡、韩国古典文学研究、韩国近现代文学研究、古文献整理与研究，梳理中国韩国文学的研究的发展历程。
二、韩国学的特性
早在1980年，在韩国就已提出“韩国学”（korean studies）的概念。郑判龙曾指出：朝鲜学（韩国学）是研究朝鲜政治、经济、哲学、历史、语言、文学、教育、艺术等专门学科，在中国属于外国学。蔡美花在《中韩建交之后在中国的韩国文学研究》一文中阐述了中国的韩国学学科特性。她认为，所谓中国的韩国学，在中国属于外国学，它同时具有地域学的性质以及跨文化、跨学科研究的性质。中国的韩国文学的立足点是中国文化。中国的韩国学学者立足于中国，以中国人的学术思考和价值观来研究韩国的人文科学。中国韩国学学者的心中潜在地扎根着中国式的学术视野和学问的经验，以及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这样的潜在意识，会成为研究中国韩国学的基本价值观念。所以所谓的“中国的韩国学”是在特定的地域，特定的研究团队或个人，以中国的文化价值观来阐述韩国的历史、哲学、文学、政治、经济、文化的学问。此基础上，决定中国韩国学的研究方向，决定韩国学的方法论，选择韩国学的研究课题。
三、中国的韩国文学研究概况
1.韩国学研究丛书和文学史。1992年中韩建交之初，国内大学开设韩国语专业的高校不到10所，随着中韩两国关系的迅速发展，国内高校的韩国语专业快速增加，如今开设韩国语专业的高校已超过200所。其中延边大学、山东大学、北京大学等50多所大学招收韩国语言文学硕士研究生，这些高校中，其中已经有9所开始招收韩国语言文学博士研究生。
国内的韩国学研究中心有100余所；按地域分布形成来看，它们有以中央民族大学朝鲜文学系为首的京津地区，以延边大学和吉林大学为中心的东北地区，以复旦大学为首的江苏地区，以中国海洋大学和山东大学为首的山东半岛等。
这些研究中心出版了许多学术丛书。如：延边大学的《朝鲜学研究》、《朝鲜―韩国文学研究》、《朝鲜―韩国语言文学研究》、北京大学朝鲜文化研究所的《韩国学研究》、中央民族大学的《朝鲜学》、山东大学的《朝鲜韩国学研究丛书》、山东大学威海分校的《中韩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天津师范大学韩国文化研究中心的《中韩语言文化研究》等。
中国的韩国文学史著作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陆续出版。它们有许文燮的《朝鲜古典文学史》（沈阳辽宁民族文学社，1985年）、韦旭升的《朝鲜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朴忠禄的《朝鲜文学简史》（延吉延边教育出版社，1987年）、文日焕的《朝鲜古典文学史》（北京民族出版社，1997年）、李海山的《朝鲜汉文学史》（韩国文化社，1999年）、《朝鲜―韩国当代文学概论》（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年）、许辉勋、蔡美花合著的《朝鲜古典文学史》（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2003年）、金炳珉、许辉勋、崔雄权、蔡美花合著的《朝鲜―韩国当代文学史》（昆仑出版社，2004年）、崔雄权的《朝鲜―韩国当代文学史》（北京昆仑出版社，2004年）、尹允镇、池水涌、丁风熙、权赫律合著的《韩国文学史》（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年）、金英今的《韩国文学简史》（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年）《朝鲜―韩国文学史》（上、下）（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年）、金明淑的《朝鲜近现代文学史》（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10年）《朝鲜现代纯粹文学思潮史》、《多角度解读现代文学》（韩国亦乐出版社，2010年）、金宽雄、金晶银合著的《韩国古典汉文小说史略》（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林国雄的《韩国文学简史》（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2013年）等。
其中，李岩的上中下卷编篡的中文版《朝鲜文学通史》长达120万字，把朝鲜文学史上的主要人物、主要事件、主要思想、主要影响关系、主要典籍等多角度多层次展现的一部大作。
2.韩国古典文学研究。长期以来，中国的韩国文学研究一直以韩国古典文学为主要研究对象。这是由于中韩两国文化和文学具有悠久的交流历史和密切的关系而产生的必然现象。古典文学研究中占比例最大的是诗歌文学研究。研究对象是崔致远、李奎报、李齐贤、徐敬德、李辍⑷近、李达、许筠、许兰雪轩、申钦、洪万宗、李尚迪、丁茶山、朴齐家、李德懋、高敬命、金泽荣等汉诗作家与其作品。
代表性的汉诗研究成果有徐东日的《李德懋文学研究》（哈尔滨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2005年）、朴正阳的《朝鲜乐府诗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年）、李永男的《清代文化与茶山汉诗关联研究》（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9）、温兆海的《李尚迪文学研究》（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2010年）、李雪花的《朝鲜朝闺阁汉诗研究》（哈尔滨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2011年12月）、郑日男的《楚辞与朝鲜古代文学关联之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孙德彪的《明清与韩国文学诗歌交流史》（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2012年）、曹春茹《论朝鲜汉诗对韦应物及其诗歌的接受》（《云南大学学报》，2012年2月）、柳昌娇《韩国古典文学史上唐诗的影响与接受》（《文史知识》，2010年5月）等。
韩国古典小说研究比汉诗研究数量少。金柄珉、徐东日合著的《朝鲜实学派文学与中国之的关联研究》（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2008年）、孙惠欣的《冥梦世界中的奇幻叙事―朝鲜朝梦游录小说及其与中国文化的关联》（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李官福的《汉文大藏经与朝鲜古代叙事文学》（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年）、金哲的《朴齐家诗文和中国文学关联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年）、汪燕岗的《韩国汉文小说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谭红梅的《朝鲜朝汉文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研究》（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年）、肖伟山的《三国演义和韩国传统艺术盘骚里》（《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10年）、王治理的《朝鲜时代汉文小说用典考》（《浙江社会科学》，2010年11月）等。
诗话诗论研究是中国的韩国文学研究者所关心的研究领域。诗话和诗论的研究大概始于1980年，至今诗论研究所占的比例大概有总论文的25%。蔡美花主编的《中韩文论关联研究》（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2008年5月）、孙德彪的《朝鲜诗家论唐诗》（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2007年5月）、王佑夫的《论朝鲜―韩国古典诗歌理论批评的自立与开放》（《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4月）、李春青的《略论许筠文论思想要点及其价值》（《湖南工业大学学报》，2008年5期）、张震霆的《韩国古代诗学的中国情结》（《理论观察》，2010年2期）、王成的《朝鲜诗家李对韩愈诗学观的审学批评》（《牡丹江大学学报》，2011年4期）等是代表性的著作或论文。
3.韩国近现代文学研究。中国的韩国近现代文学研究起步较晚，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的韩国现代文学研究中数量上占大多数是现代小说。其次是诗歌。
小说研究中涉及最多的作家是李光洙、此外还有金东仁、廉想涉、蔡万植、金东里、李箕永、崔曙海、韩雪野、朴泰远、朴启周、李无影、金承钰、申采浩、崔仁勋、李文烈、崔仁浩、孔枝泳、申京淑等。诗歌研究中涉及的诗人有尹东柱、金素月、郑芝溶、李箱、金光燮、白石、沈连洙、金朝奎、李陆史、李庸岳等。
代表著作有金虎雄的《在满朝鲜人文学研究》（韩国国学资料院，1998年）《来华朝鲜人离散文学研究》（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2010年）、崔玉善的《文学家丹斋申采浩新论》（韩国晓明出版社，2006年）、朴银淑的《日据时期朝鲜人文学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年）、金长善的《满洲文学研究》（韩国亦乐出版社，2009年）、田月梅的《在中朝鲜诗人眼中的满洲》（韩国亦乐出版社，2014年）、尹允镇的《来华朝鲜人文学研究》（韩国新星出版社，2006年）、李春梅的《金史良文学的后殖民主义象征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年）、崔昌的《现实主义与韩国现代文学》（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方龙南的《来华朝鲜人移居民小说研究》（韩国文化社，2011年）、许莲花著《金东里小说研究》（民族出版社，2012年）、崔鹤松的《来华朝鲜人文学研究》（韩国晓明出版社，2013年）、崔美兰的《金亿的汉诗翻译与创作诗的关系研究》（韩国学术信息出版社，2013年）、金海鹰的《沈连洙诗文学研究》（韩国学术信息出版社，2006年）等。
论文有牛林杰的《论韩国战后文学中的少年战争体验小说》（《东岳论丛》，2009年12月）、金春仙的《论20世纪60年代韩国纯粹文学与参与文学的争论》（《当代韩国》，2002年）、王巨川的《试论余光中与郑芝溶的现代乡愁诗之异同》（《徐州师范大学》，2011年）、李圣华的《论韩国诗人对明诗的接受与批评――以韩国诗话为中心》（《中州学刊》，2007年4月）、温旭的《素月诗辉意象化――韩国诗人金素月诗歌意象性质分析》（《青年文学家》，2011年8月）、杨倩、史哲的《浅析韩国诗人郑芝溶童诗中的俄狄浦斯情结――以初期诗歌为主》（《科教导刊》，2012年1月）等。
近现代文学的文献整理和出版方面，延边大学朝鲜文学研究所编篡的《中国朝鲜民族文学大系》（全30册）（韩国图书出版宝库社，2007―2009年）收录了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之间在东北三省创作活动的安寿吉、沈采浩、朴荣F、金泽荣等作家的作品，给韩国近现代文学研究者们提供了重要的基础资料。
4.古文献整理与研究。中韩建交之后，中国学者对韩国文学的关心急剧增加。再加上东亚文化圈形成了以比较的视觉，研究不同民族不同国家汉文学的热潮。中国学者们认为，在东亚的汉诗研究中参照已有的研究成果很重要，但必须挖掘原始材料，进行各国汉诗原文的基本的统计和分析。同样，汉文小说领域中首先解决的是相关资料和原文的整理与出版。在这样的氛围下，以中国上海师范大学为中心，韩国高丽大学、越南汉喃研究院、台湾成功大学合作设立了《东亚汉文小说丛刊》研究团队。团队决定先收集约1000万字的亚洲汉文小说，其次把这些庞大的资料集在中华书局出版。根据这些资料编篡《韩国汉文小说述略》、《越南汉文小说述略》、《日本汉文小说述略》。东亚汉文文学的整理与出版给国际学术界开拓了新的领域。先后出版了邝健行等的《韩国诗话中论中国诗料选萃》（中华书局，2002年）、党银平的《桂苑笔耕集校注》（中华书局，2006年）、赵季的《箕雅校注》（中华书局，2008年）等。根据这些文献，研究出版的著作有赵季《箕雅研究》（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0年）、张伯伟《朝鲜时代女性诗文集全编》（凤凰出版社，2011年）。2009年以延边大学为中心，南开大学、吉林大学和韩国延世大学合作设立了“韩国诗话研究”团队，团队于2012年出版了蔡美花、赵季主编的《韩国诗话全编校注》（全12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全12册近1000万字的文献资料集《韩国诗话全编校注》以系统的结构，成为了诗话研究的最基本的材料。
本文在检索中难免出现很多遗漏的部分，并且这篇论文几乎没提及中国学者在韩国发表的专著以及期刊论文。估计这部分的论文数量也不少。
总之，中国的韩国文学研究尽管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很快，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韩国文学领域形成了一定的优势。同时，研究队伍的日益扩大与壮大，形成了比较稳健的学术期刊阵地，为今后的研究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仍有些不足，有待进一步提高。
参考文献：
崔万志人生经历简介篇3
如果从上大学算起，崔先生的学术研究工作已经跨越了半个世纪；如果从1978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历史系中国思想史专业师从侯外庐、邱汉生二位教授算起，崔先生的学术生涯已满34年。大致说来，1978年之前，崔先生虽然在风雨如晦的年代能够在工作之余，坚持搜集资料，开展《庄子》、《论语》、《孟子》等哲学经典的研究工作，但是由于环境所限，尚无法发表学术成果，所以，我觉得应当从崔先生最近这30多年的学术活动作出考察。我以为，总体上可以将崔先生这30多年的学术活动分为三个阶段：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为第一个阶段，代表作是《南宋陆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5月出版）。这是崔先生师从侯外庐、邱汉生二位教授攻读研究生时所作硕士论文的成果。这一阶段的学术特点是：虽然尚未摆脱“唯物”与“唯心”、“形而上学”与“辩证法”、“两个对子”研究方法的影响，但已经开始深入到中国哲学的深层，更加注重把握中国哲学、哲学家思想的中国特色。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方克立先生认为，该书“以准确的思想辨析见长，纠正了学界一些似是而非的评论，得到前辈学者张岱年先生的肯定评价”。著名中国哲学大家张岱年先生称赞说：这本书提出了一些“比较精湛的见解”，“发前人所未发”，“是宋代思想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贡献，是可喜的新成果”。
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期为第二个阶段，代表作是《庄子歧解》（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12月初版，中华书局2012年3月再版）和《庄子研究——中国哲学一个观念渊源的历史考察》（人民出版社1992年7月出版）。这一阶段的学术特点是：抛弃了“两个对子”研究方法，以更深入、更广阔的理论背景来切入中国哲学的主体，进入中国哲学文本，探索中国哲学思想的理论结构及其历史发展。《庄子歧解》是崔先生积数十年之功而完成的一部大书。方克立先生认为，该书“显示了他在文献学方面的深厚功力，兼取义解、考据之长而避其短”。还有学者认为，这是一部有关《庄子》校勘注释的“百科全书”，无愧是集大成的校注本，是读通和理解《庄子》的一部案头必备书。《庄学研究》一书是崔先生花费十年之功所完成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结项成果。该书不仅在考论庄子其人和《庄子》其书的基础上梳理了庄子思想的丰富内容、内在联系和逻辑结构，而且还揭示了《庄子》在中国传统思想形成和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影响，同时还指出它是中国哲学和文化某些基本特征和内容的最早的观念渊源。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吴光先生曾评价《庄学研究》“是道家思想研究中的一流成果”、“该书在历史考证上持之以故，廓清了重重迷雾；在思想研究中视野广阔，提出了重要的理论创见；在研究方法上务实求新，使人耳目一新”。方克立先生也认为，“该书是20世纪最有新意和理论深度的一部道家思想研究专著”。
90年代中期至今为第三个阶段，代表作是《儒学引论》（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和《儒学的现代命运——儒家传统的现代阐释》（人民出版社2012年3月出版）。这一阶段的学术特点是：从其理论上看，崔先生已经通过自己的探索，将中、西、马融为一体；而从方法上看，崔先生对于结构的、比较的和历史的方法的使用更加自觉。《儒学引论》是一部自觉用结构的、比较的和历史的分析方法，全面地论述儒学理论和学术内容及其历史发展的学术著作。而《儒学的现代命运》承续《儒学引论》，继续彰显其成熟的理论探索和方法自觉，积极肯定了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之精神、思想的主体或主流，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具有的超越具体历史情境的、具有久远价值（普世价值）的内容，而且在现代人类思想观念和社会生活中仍具有鲜活的文化生命力。十年前在《儒学引论》出版时，我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崔师这位服膺儒家学说的学者，愿以艰苦的努力和勤奋的创作，去为传统儒学向现代转轨即实现传统儒学的现代化作出自己的理论、学术贡献。《儒学引论》，便是在这样的心态下成就出来的。”《儒学的现代命运》也是崔先生该种心态的持续反映。
崔大华先生这五部学术著作（近250万言）所取得的学术成就，对于深化和推进中国哲学的研究作出了十分突出的贡献，他本人也因此成为当代中国哲学界公认的哲学史家。在此，我想借用吴光先生的话对崔大华先生的学术贡献作出如下评价：“崔大华先生是中国哲学史界造诣精深、成就卓著的学者。他淡泊名利，潜心治学，在道家与儒学的学术研究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崔大华先生的“这些力作，不仅对从事中国哲学研究的专家学者颇有思想启迪作用，而且对有志于了解中国哲学的历史演变、基本精神、现代价值与未来前景的青年学子具有治学指导作用”。而对于新近出版的《儒学的现代命运》一书，我以为中山大学文化研究所李宗桂教授所作出的评价比较恰如其分：这部书“是在《儒学引论》的研究高地上更上层楼，是新世纪以来国内儒学研究的具有典范性的研究成果”，“这部著作的出版，对于深化儒学研究乃至中国传统文化研究，都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的阐发，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对于当代中国文化的建设，都有不可忽视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最后，我还想简单地谈谈我眼中的崔大华先生。我是1986年7月分配到河南省社科院工作的，先在《中州学刊》工作11年，随后到哲学所工作至今。因此，20多年来，我和崔先生便有着多种交往关系：同事关系、师生关系、编辑与作者的关系、上下级关系等等。我眼中的崔先生，是一位“板凳一坐十年冷”的潜心治学、勤奋治学、严谨治学的学者。在崔先生的日程表上，没有礼拜天，没有节假日。退休前，他坚持每天到办公室搞研究；退休后，在家里继续研究。列入《人民出版社》哲学史家文库的三部大作，就是他30多年辛勤治学所磨出的“三剑”。他是一位积极提携后学、奖掖后学的令人敬仰的老师。崔先生不仅到南开大学、河南大学为研究生授课，而且，还主动为我院年轻人讲授《老子》、《庄子》等经典；他还带领我们年轻人做省级课题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每当著作出版时，都是他自己购书签名后送给我们年轻人；年轻人有时找他写个推荐信，或者是请教个问题，他从来都不拒绝……总之，他无私地传道、授业、解惑，是热诚地、真诚地为年轻人的成长提供了积极帮助的好师长。他是一位淡泊名利、生活简朴、唯学是务的真正的学人，一位与人为善、宽厚待人、平易近人的长者……
崔万志人生经历简介篇4
走到砖塔的山门之前，门右一块竖匾书曰：正阳书局;门左一块竖匾书曰：北京砖读空间;门上打横自右至左刻曰：元万松老人塔。进得院门，古琴之音袅袅绕梁，院中佛塔巍峨静立，四周琪花瑶草、亮桌净椅。院南两间院房，一间为办公之用，工作人员进进出出，忙着布置院内的摄影展览;另一间院房书柜满墙，为正阳书局借书、阅书、卖书之所。小院北侧院房三间，一间展陈室、一间会客室、一间卫生间。展陈室展览着有关砖塔的文物和图片，陈述着砖塔的历史。会客室则是笔者此次采访西城区文化委员会孙劲松主任的所在。
砖塔见证着北京城的历史
元万松老人塔是金末元初高僧万松行秀禅师的骨殖塔。万松老人即万松行秀禅师，自称万松野老。金代河内（今黄河以北）人。出家于荆州，是金元间著名的佛教大师（属佛教支派曹洞宗），15岁在荆州出家，受戒后云游天下，寻师访友，参究禅宗修行之道。据《五灯严统》本传：行秀对诸子百家之学无不会通，对《华严经》下的功夫最多。他精通曹洞宗的禅说，又长于机辩，年轻时就声名赫赫。同时深通儒家经典。金章宗于明昌四年（1193）召见他，询问佛道，并赐锦绮大僧衣一件;承安二年（1197）又下诏万松行秀住燕京西郊仰山的栖隐寺，直到他81岁圆寂。其名声因其弟子、当时的蒙古书令耶律楚材师事之而益彰。耶律楚材向之参学三年，僧以湛然居士目之，万松老人曾语“以儒治国，以佛治心”。因而耶律楚材在元太宗任中书令（相当宰相）时，推行老师的主张。万松老人著作有《从容录》《清益后录》《万寿语录》等。
行秀禅师圆寂后，人们为了纪念这位禅师，为其修建骨殖塔。据史料载，行秀禅师的骨殖塔共有两处，一处就是今天西四路口处的元万松老人塔内，另一处在河北邢台市西南古塔群中，不过此塔群早已不复存在，唯有元万松老人塔留存。
在元万松老人塔建成以后，元大都还在建设当中。胡同一词源自蒙古语“gudum”，而胡同之称，始于元大都（北京）。元万松老人塔背后的胡同恰恰是倚砖塔而建，因砖塔而名，同时，砖塔胡同是北京唯一一条有文字记载的胡同。所以，元万松老人塔可以说是北京元大都历史的一个见证，也是北京胡同发展的一个见证。
但这座砖塔以及背后的砖塔胡同，历史与文化的积淀非常深，但一直以来却没有得到很好的重视和保护。砖塔在元朝覆灭之后曾被百姓围塔建屋，开过酒店、猪肉铺，塔身做过磨刀石。
到了民国初年，元万松老人塔荒芜日久，塔顶长草。1927年北洋政府交通总长叶恭绰等人组成“万松精舍”，筹资整修，并加筑了围墙和门楼。门楼上石额书“元万松老人塔”，并托其附近的广济寺代为照看。
民国时期的砖塔胡同曾居住过多位文化名人，其中鲁迅先生在这里住了10个月，创作出了《祝福》《在酒楼上》《幸福的家庭》《肥皂》等脍炙人口的名篇，还完成了《娜拉走后怎样》《未有天才之前》等著名讲演稿。1949年6月，张恨水因突发脑溢血失去了生活来源，只好卖了原来的房子搬入了砖塔胡同43号（今95号）。幸运的是他的身体逐渐康复，此后还陆续创作了《白蛇传》《孔雀东南飞》等作品。直到1967年，张恨水离世，他一直都居住在砖塔胡同院内。
建国后，古塔多次进行修缮。1986年文保部门在一次维修古塔时，突然发现该塔内竟还包着一座塔，而里面这座古塔就是元代所建的老塔，外塔则是清乾隆年间所修的新塔。1995年10月20日，“万松老人塔”列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北京砖读空间”诞生
2007年万松老人塔被列入西城区保留的历史风貌区中，文保部门开始对古塔进行勘探与修护。2008年腾退了长期占用该院的单位，也清除了遮挡塔身多年的违章建筑物，将原来的山门、砖塔四周的院房修缮一新，并为砖塔加装避雷设施。
修缮后的砖塔小院起先作为西城区文物管理处的办公场所。此后有一些研究北京历史文化的学者认为，元万松老人塔应该对外开放，不应大门紧闭。这其实也是西城文委一直想合理、有效解决的问题。
按照常规的设计方案，砖塔小院可以作为事业单位办公或博物馆展览场所。但这个砖塔小院的面积实在有限，不论办公还是展览都很难完全胜任。同时如此一来，小院的维护成本也非常高。
当时，西城文委开始琢磨有没有一举多得的设计方案呢？恰在此时，西城区乃至北京市的实体书店，经营每况愈下，纷纷关门歇业。究其原因也很简单，城市的迅速发展造成地价、租金攀升，实体书店这种利润很薄的买卖自然难以为继。但书店是一个城市文化品格的标志之一，很难想象一个城市没有书店会是怎样的面貌。西城文委作为西城区文化的管理、保护与发展单位，促进阅读、促进实体书店的发展责无旁贷。
传统支持实体书店发展的方法十分简单，类似三联书店，政府直接补贴即可。但政府的补贴如果针对所有书店，一则负担太重不大现实，二则对于民营实体书店来说，也很难提高其发展的活力。面对这样的问题，西城文委经过讨论认为，实体书店如果免去房租的负担不仅能够维持，而且还会盈利发展。正好西城区有一些文物保护场所，例如元万松老人塔小院，仍未妥善利用。如果实体书店和文物保护场所结合在一起，书店对文物没有扰动，而且前来借书、买书、看书的读者还会对文物有所了解;同时，在文化古迹之旁读书、买书何等惬意。这不正好互惠互利、一举两得了吗？
主意拿定后，就该选择什么样的书店入驻小院了。
西城文委甄选入驻砖塔小院的书店有一个标准，那就是书店必须和北京历史文化相关。这时一个叫崔勇的80后和他开办的正阳书局跃进西城文委的视野。
崔勇的正阳书局开在前门大栅栏廊房二条，20平方米的小书店有关北京历史、文化的书籍藏存数千册，这位80后青年对北京历史文化的热爱可见一斑。
此后西城文委参照招投标的程序，就多家希望入驻砖塔小院的书店进行考察。这里既包括了国营书店，也包括了民营书店。在看到各个书店提供的设计方案时，西城文委认为，崔勇提供的设计方案与他们当初的设想最相契合。
崔勇的方案里提到要把这个院子合理利用，在院里放一些桌椅，供人喝茶阅读;要设置一间展室，展览万松老人塔的历史;还有一间屋陈列正阳书局的藏书，供人借阅和购买。除此之外，在他的方案里甚至还提到了，一定要做一间老北京的书房，要让游客和读者瞧一瞧原来老北京的书房是什么样的。
正所谓“天时地利人和”，崔勇的方案和西城文委的设想高度契合。于是就有了如今小院门口的两块竖匾：正阳书局，以及北京砖读空间。
谈到砖读空间的由来，孙主任介绍，因为正阳书局结合了图书馆和书店的优势，您既可以在这里借书，也可以在这里看书，或者买书。所以西城文委和小崔等人一商量，就起了“砖读空间”这个名字。
光看字面理解，这是北京砖塔小院的一个阅读空间。如果不看字，只念出来听，就是北京专注阅读的一个空间。而且它还可以反着念，即空间砖读北京，听起来的意思就是这个空间专门阅读北京的历史和文化。
一个让人惊喜的先例
北京砖读空间的诞生，集合了政府资源与社会资源。小院的基础设施如花草、凉棚、屋舍等由政府出资;剩下屋内的书架、书籍、门板、桌椅什物都是正阳书局小崔提供。由于采用了新的合作方式，因此管理方式也要跟着创新，砖塔小院为此成立了一个运营管理委员会，成员包括政府的文物管理处、北京出版社、两个相关的图书馆、街道社区，以及正阳书局小崔。有关砖塔小院的大方向由政府把控，日常工作则是大家坐在一起共同商讨、决定，如何将砖塔小院运行、维护得更好。
正如前文所言，正阳书局的有关北京历史文化的藏书汗牛充栋，甚至包括建国前的有关北京风土人情的《北平旅行指南》，进京时发的《告父老同胞书》的传单，以及建国初北京市市委宣传部的《政策汇编》等有关北京的各种资料，不一而足。所以正阳书局入驻砖塔小院不久，这里渐渐成了了解、交流北京历史文化的聚点。许多想认识北京的历史文化、撰写相关书籍的人士，纷纷来到砖塔小院借书、买书、看书，当然还有来赠送自己收藏或撰写的书籍的朋友。此外，这里也成了举办与北京文化相关活动的重要地点。例如《京范儿》《谈吃》等多本书籍的首发就在这座小院之中，还有2014年足球世界杯前夕，《北京足球的那些事》一书也是在砖塔小院首发。另外还有一些讲座、画展、摄影展，亦在这里搞得有声有色。
除了看书、借书、买书、写书、出书，砖塔小院还做着听书的尝试。原本正阳书局藏有一些有声读物，在看到经常有游客在院里走马观花后，就萌生了播放有声读物的念头。这样一来，游客在院子里闲转的时候，也可以通过耳朵多领略一点书的魅力，多了解一份北京的历史。另外，小院还计划延请王h波等评书演员，促使评书艺术在小院生根发芽。
可以说，砖塔小院的创新模式在北京独一无二。它集合博物馆、图书馆、民营书店、文化沙龙于一身。那么它的意义何在呢？孙主任介绍，如今随着北京的经济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基本的公共文化服务就很难满足所有人的胃口。例如，图书馆的门槛是最低的，但有的人就想喝着饮料、听着轻音乐看看书，这些要求，基本的公共服务恐怕就办不到了。
崔万志人生经历简介篇5
杨中良(以下简称杨)：说来话长，十五年前我在蓬莱文化馆上班，专业从事书画创作。那时候没有什么收藏书画的概念，当时凡是从美院教育体系走出的画家，对收藏的认识都相对模糊。学习的途径也多是看美展、订杂志、买画册。创作则主张通过写生，来反映现实生活。从来没有奢望去拥有一件古人的原作，来增强对传统文化的直观认识。更谈不上什么投资理念了。我当时热衷于对蓬莱历史文化名人资料的整理和研究。能找到一件蓬莱籍书画名人的原作，对我来讲是一次重要的发现。我的第一件藏品是晚清进士赵汝サ囊环对联，在画河畔边的古玩店花100元购得，内容我记得清楚，写得是“一蔗花雨诗中画，半榻茶烟醉后禅”。赵汝サ谋史ㄇ逡菘±剩对我写字真的启发很大，我甚至觉得前十几年的书法都白学了，因为当时所临摹碑帖包含的信息，无法让我体味书法的真正含义。以前，我一直是在用毛笔来“造型”，在描字，在画字，而缺少“写”概念。赵汝溺的作品让我真切地领略到了笔法的玄妙，我的字也为之一变。我当时二十出头。竟然有人从我的字里读到了“古风”，自然我是颇为得意。后来我又搜集了许多赵的作品，采访了赵的后人，写了一系列关于赵汝ナ檠а芯康奈淖郑发表在各类报刊文集。不到三十岁的我，焉然成为当地研究赵汝サ摹白家”了，赵汝ナ榉ǖ氖谐〖壑担也由当时的100元一幅，升值到五六千元一幅。收藏给我带来的直接好处，开始让我对收藏着迷。
崔：作为一位书画收藏家或是书画收藏爱好者，收藏理念很关键，能否谈一下您的收藏理念?
杨：我觉得不同的人对收藏有着不同的目的。因此，不同的目的就会产生不同的收藏理念。是用于投资理财，还是修心养性，亦或是学术研究而有助于创作，不同理念对于收藏品的取向会各有侧重。
我对于能够启发创作或是包含了大量学术信息且具有研究价值的作品抱有浓厚的兴趣。其实，这与常人渴望作品升值的理念也并不冲突。越是具有学术价值的作品，其未来的升值空间也就越大，这已经是被市场验证过了的。不管是大名头还是小名头都要藏精品，有特殊意义和代表性的作品更值得关注。笔会上的应酬之作既无学术价值，也不会有好的市场表现，只能是越放越垃圾。
崔：众所周知，在当代从事书画收藏的人数众多，但真正的藏家却不多，您认为一位真正的藏家应具备哪些素质?您本人与其他收藏家相比，具有哪些优势?
杨：想成为收藏家起码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要有钱。有钱其实是一个很笼统的概念，大家都知道，对于收藏家来说多少钱都不算多，多少钱也都不算少。钱多了可以去买兽首，钱少了可以去攒粮票，买火柴盒。当然，钱自然是多比少好，若身无分文就很难办了；二是要有闲。有闲对于收藏家至关重要，研究、品评、交流、收集没有闲是办不到的。历史上的大收藏家，其实都是些“大闲人”；三要有眼，收藏家无眼，再有钱也白搭。眼是经验，眼是学识，眼是智慧。能在收藏界大浪淘沙幸存下来且获取一席之地的，一定是那些具有超凡眼力的人。收藏并不完全是有钱人的游戏。
我即无钱也无闲，充其量只能算是一个收藏爱好者。好在我的工作与收藏有着密切的关系，自信眼力不逊于同辈，这或许就是您所说的优势了。
崔：在您的书画收藏中，有一部分是当代名家作品，对于收藏这一部分人的作品，其真伪鉴定相对于年代久远的作品而言，难度会小很多。那么它所彰显的艺术价值、人文价值以及历史价值方面的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了，请您谈谈这方面的经验。
杨：收藏当代名家的作品，首先要考量它的艺术水准，千万不要被作者的各种头衔所迷惑。头衔都是暂时的，艺术价值则是长远的。我侧重于收藏那些修养全面。品位纯正，个性鲜明并具有时代特征的艺术品。我从不主张去买那些所谓当代“大名头”的东西。要知道在当下，卖得最好的不一定是画的最好的那些人，真正的收藏家不会去跟风追捧这一类的画家。当然，如果是用于短线投资或是馈赠礼品就另当别论了。
崔：对于您来说，书画收藏更多的是快乐，藏品也常常寄寓了您的心声。但我相信，您十几年的收藏经历，有的不只是快乐，也会有些许痛苦在其内。
杨：收藏给我带来了数不清的快乐，还不记得有什么痛苦的经历。那些与心仪的藏品擦肩而过的瞬间也只能算是小小的遗憾，而面对现有的藏品难道我们不都是匆匆的过客吗?能悟到这一点就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事了，更无所谓痛苦。收藏既然可以带来快乐，就让我们去积极享受那快乐的一面吧。
崔：从事书画收藏，不可避免的要与艺术市场会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您对当前的书画艺术市场有何看法?
杨：当下的中国艺术品市场尚处于艺术品市场的初级阶段。因为多数购买者是不懂艺术的。所以现在的书画艺术品市场已经衍变成了书画礼品市场，多数人买画不是用来收藏的。当做礼品或用来投资的人占大多数。所以，书画市场要真正的成为艺术品市场，还要按照艺术品市场的规律办事，需要参与者整体素质的提高。步入正轨，还有待时日。
崔：依您多年的书画收藏经验和对市场的介入来看，您认为当下书画市场存在哪些需要改善的问题?
杨：最大的问题莫过于买家不懂画，卖家不按照艺术品市场的规律运营。“以尺论价”便是一例。买家搞不清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只能分得清作品的大小，买画如同买布，这是多么可笑的事情。“赝品猖獗”也是市场的顽疾。拍卖行不保真，小画廊又无真可保，私下交易风险更大，这让许多初涉此道的收藏爱好者无从下手，这都是市场发展的不利因素。
崔：当然，对您来说，在收藏过程中您更关注的是书画本身的绘画表现力和在开拓自然的基础上而由此升发的绘画美、艺术美和文化美，但市场从某种意义而言，也是一个检验艺术作品好坏的试金石，您认为怎样的作品更能赢得藏家的关注?
杨：画家要想赢得藏家的关注就一定不要去取媚于藏家。藏家其实最看不起那些媚俗的画家，画家越有风骨，藏家就越喜欢，越敬畏。书画是一种精神产品，能给人美的熏陶和思想上的启迪，可以提升读者的艺术品位，要保持它一贯的高贵与圣洁。
画家要做的是用我家法，画我家画。作品要充满真情实感，可以张扬自己的个性，要有正大之美。作品先要感动自己，感动不了自己怎么会感动藏家?作画如做人，人若媚俗，画定不会好的哪去。高贵、儒雅和圣洁是装不出来的。
崔：可以说您是一位画家兼藏家，最后请您谈一谈书画收藏与您的书画创作有多大的帮助?
杨：学习书画无非先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师古人；一个是师造化。收藏是师古人，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
通过收藏，首先从技法层面，我领略了先人精湛的笔墨和超强的表现能力，几千年来所积累的艺术经验是我们取之不尽的宝藏；从艺术思想层面。我体味到了先人学识的博雅和气度的从容，以及儒家文化所给予的强大教化力量。这都对我今后的创作受用不尽。
崔万志人生经历简介篇6
1991年，华东大水灾，当时任民政部部长的崔乃夫发动了我国建国后首次面向民间的大规模的慈善捐助活动，动员包括港澳台同胞在内的全国人民及海外华人支援灾区的百姓。此次慈善募捐在海内外影响很大，炎黄子孙纷纷慷慨解囊。国内群众捐款10亿元，港澳台慈善组织和个人及海外华人捐款10亿元。
当时，国内尚没有成立任何慈善组织，但人民群众中大规模的慈善活动已经开始，人们的慈善意识业已萌发。
此次救济灾民的慈善募捐活动中，国内各界捐款踊跃，城区百姓参与了募捐的比例很高，一些民营企业家和文艺界知名人士也积极捐款捐物。著名画家吴冠中募捐开始时就捐献了自己精心挑选的水墨画《老墙》，拍卖时很快被一位香港人士以50万港币买走，所得款项直接公开交民政部，一位副部长接受捐赠。这在当时是国内个人捐款的最高额。随后，在北京的民营企业家李晓华捐款100万元。
香港、澳门的慈善组织积极响应大陆的慈善募捐活动，并在当地紧急呼吁，为大陆受灾同胞捐款。港、澳居民、各界人士都积极、踊跃地捐款。其中有许多特别动人的场面。像有许多孩子、小学生就举着自己珍爱的扑满，到新华分社，兴奋地砸开扑满，把自己多年积攒的钱捐给华东水灾的灾民。短短几天里，港、澳同胞就为大陆灾民募集善款5亿9千多万人民币。
1992年5月3日，应中国国际减灾十年委员会和安徽、江苏两省的邀请，由港、澳捐赠者代表和慈善组织代表组成的代表团到大陆考察灾区恢复生产、重建家园的实情。代表团一行52人，团长是马万祺先生，副团长有香港的方心让先生、宗光耀先生等。代表团首先到达北京。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同志亲切会见了代表团一行。田纪云副总理在对代表团全体成员的讲话中，特别提到了救灾款物的使用。他说，国家审计署对中国国际减灾十年委员会、民政部接收、处理捐赠款物的审计结论是：承办接收、分配救灾款项的工作制度很健全，手续严格、账目清楚、凭证齐备、账实相符。公布的接收、处理的救灾款物与实际情况一致。从各地审计部门已经审计完的情况看，也没有发现大的问题。田纪云副总理说，各有关方面，对捐赠款物的接收、分配、使用，建立了专门的账目和严格的交接手续。对捐赠刊物做到了件件有着落，事事有交代，并通过报刊公布于众。审计部门进行跟踪审计。基层发放救灾款物，都经过群众民主评议，村委会审查，县乡政府批准，并张榜公布，接受群众监督。田纪云总理还指出：“当然，不可能没有瑕疵，但对个别以身试法的人，一经查出，就根据刑法第一百二十六条及其他有关规定进行严肃了处理。保证了救灾款物切实用在灾民身上，发到灾民手中。”
民政部的崔乃夫部长对考察团详细地介绍了5亿9千万人民币的救灾款物分配到各受灾省份的情况。会见现场还有一份捐款分配的详细材料发给了考察团的每一位成员。崔部长还向代表团团长马万祺先生致送了《中国战洪图》画册。
考察团这次对灾区的考察历时5天，崔部长安排阎明复副部长全程陪同。
考察团走过安徽、江苏灾区时，当地百姓都是眼含热泪地欢迎他们，情感特别真诚。阎明复当时不止一次对代表团说：“灾民们不把你们当客人看待，他们把你们当亲人，当兄弟姐妹，患难与共，真正表现了血浓于水的感情。”
安徽的周桥村是港澳代表团考察的一个重灾区，代表团当时见到的是一个美丽的新村。周桥村位于安徽合肥市西南面丰乐河边，1991年的水灾全村都被大水淹没，冲毁房屋1400余间。灾后重建的新村将原来28个自然村庄规划为5个新村居民点，建设新房68栋，命名为周桥新村。这个新村是用香港新界乡议局捐赠的150万港币建设的。接下来，代表团又考察了安徽的三河镇和巢湖市的湖光灾民新居。港澳代表团所到之处，都受到了当地百姓极为热烈的欢迎，随团的一位澳门日报记者这样记述当时的情景：“考察团成员在抵达三河镇前一天，观看过去年水灾的录像，三河镇天主堂顶的十字架孤立在洪水中的影像仍萦绕脑际。然而，当考察团车队徐徐驶进三河镇的时候，上一年的滔滔洪水，此时化作万人空巷夹道欢迎的热潮，人群挤满了街道的两边。
考察团的每一个成员对所到之处的灾民那真是关怀备至，阎明复当时认为，与其说代表团是来考察捐款如何使用的，不如说他们是带着骨肉同胞之情来慰问灾民，来关心灾民的生活，来表达港澳同胞对灾区人民情意的。
在此期间，阎明复对我国港澳地区慈善组织的作用、慈善事业的发展，和港澳地区居民、各界人士自觉的慈善意识有了许多直接的感受和体会，并开始考虑到在中国大陆建立慈善组织的问题。
1991年华东水灾的救助中，台湾同胞和台湾的慈善组织也纷纷为华东灾民募捐。台湾有一个很大的慈善组织叫佛教慈济功德会，是证严法师创办、领导的。听到华东水灾给那里人民造成的困难很大，证严法师号召他们400多万会员为大陆同胞踊跃捐款，很短的时间里就为此募捐了7亿台币。受证严法师的委派，慈济功德会的副总执行长王端正先生专程到北京国家民政部，带来了台湾慈济会员对华东水灾灾民的深切慰问和准备捐赠7亿台币救灾款物的意愿。民政部负责救灾的救灾司一位领导接待了他们。由于这位同志为救助华东水灾没日没夜地忙碌已十分疲倦，由于他确实接待过一些说了大话而不能兑现的来访者，所以和王先生的谈话不够快，不够投机，对台湾慈济人对大陆灾民的诚意一时没能很好理解。
王端正先生无奈地离开民政部，可心还在那里，还在华东水灾的灾民中间，想如果这件事他不能做好，他怎能回复上人(证严法师)的嘱托，怎么面对那许许多多慈济人对大陆同胞的一片爱心呢?他离开台湾到大陆之前，证严法师曾对他说，在没有把这些救灾款物送达华东水灾灾民手中之前，他不会穿棉衣。而冬天就要到了，台湾的冬天也是很冷的啊!
王端正先生想到这些，越发焦急，坐立不安。当天下午，和王端正先生一道到民政部的顾国平听说阎明复同志已经调到民政部工作了，便把电话打到民政部找阎明复。尽管那时阎明复副部长和顾国平并不相识，但他相信这个情况，觉得这是件很好的事情。于是阎明复在电话里对顾国平说：“这样吧，你让这些台湾朋友还到民政部来，找我，由我来接待他们。”
王端正先生很快就来了，他文质彬彬，很有文人气质，也很谦逊、和气。
阎明复笑着和他握手，欢迎他的到来，并抱歉地对他说：“接待你的那位同志这些天，一直夜以继日地工作，十分疲惫，对你所表达的意愿和诚意没能很好理解，还请你多多谅解。”王端正显得有些激动，连连说：“这没有关系，这没有关系。”接下来，王端正先生向阎明复介绍了台湾慈济功德会、证严法师和慈济人为华东水灾灾民捐款的情况。
从王端正先生的介绍中，阎明复副部长对台湾慈济 功德会、证严法师有了初步的却又是印象极为深刻的了解，并深深为台湾同胞心系祖国灾民那比海还深的情感所感动。他当即代表民政部和灾民向台湾同胞、慈济功德会、证严法师慈济人表示了由衷的谢意。
王端正先生向阎部长表示，慈济人来大陆只赈灾不传教。说证严法师多次对弟子们说：“海峡彼岸的制度要配合。”“我们去大陆只赈灾不传教。”
阎明复很高兴证严法师这样圆融睿智知情达理，并与之有了一个“只赈灾不传教”的君子协定。
王端正先生对阎明复副部长说：“我们来大陆赈灾有个原则，就是重点和直接。重点就是我们因为财力有限，只能重点救助最困难的地方最困难的人；直接就是慈济人对要救助的地方要直接考察直接发放。因为，我们还有一个原则是帮助穷人，教育富人。直接的原则，有助于使富人得到教育，也能使捐助者心明眼亮。”
阎明复副部长说：“这很好，这也正是我们所希望所追求的。”并当即通过救灾司了解到了那次水灾最严重，灾民最困难的地方，介绍给王端正，以便他们尽快考察并实施赈灾计划。
很快，台湾慈济功德会便开始了对华东水灾地区迅速、深入、扎实的救助。他们不仅对灾民进行了发放棉衣、棉被、大米，为患病村民义务诊治疾病的紧急救助，而且为灾民修建了非常好的村民住房，以及学校、养老院等公共设施。同时，也把慈善组织严谨、认真的工作和特别值得提倡、学习的大爱精神带到了大陆。
1993年1月8日，中国大陆第一个慈善组织――吉林省慈善总会在长春宣告成立
吉林省慈善总会当时的名称是：吉林省社会福利慈善总会，这是新中国最早经政府批准，依法注册成立的省级慈善组织。吉林省慈善总会一届理事会共有理事104人，其中常务理事45人，副会长6人，会长由当时中共吉林省委副书记张岳琦同志担任。一届理事会成立后，充分发挥慈善总会作用，动员社会力量，开展慈善捐赠活动，全年接收国内外捐赠款物折合人民币100多万元，为灾区组织捐赠衣被21万多件，粮食7万件，并通过发行福利筹集福利资金1300多万元(当时慈善总会与福彩合署办公)，为一些福利事业单位和困难群众解决了实际问题。慈善事业开始在社会上产生一定的影响。
在吉林省建立慈善组织，是当时的省民政厅田学仁厅长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最先提出的。他之所以能提出这一大胆的超前的建议，缘于他参加了国家民政部那时组织的在香港的一次学习。当时，他们学习的并没有慈善方面的内容。是他利用了这次学习的机会，在业余时间，考察了香港的慈善机构，并对台湾和一些发达国家发展社会福利事业的成功做法进行了研究。田学仁厅长之所以能注意到对“慈善”的问题进行考察和思考，是因为吉林省委、省政府那时已经意识到，由于受计划经济和国家包办社会福利体制的影响，社会福利事业发展进展是迟缓的，跟不上时代的发展、社会的需求。他们根据邓小平“南巡讲话”精神，已经开始和探讨吉林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势下的社会福利事业的走向与对策。通过在香港的学习、考察与思考，使他们清醒地认识到，要发展社会福利事业，就要摆脱政府包办的旧体制，走小政府大社会的路子。在保证国家适当投入的基础上，走国家、集体、个人和社会相结合，层次不同，标准有别的社会保障体系的道路。那时候，他们就已经决定：主要靠社会慈善捐赠兴办社会福利事业，减轻政府的负担和压力，增强人们的社会责任感，发扬中华民族扶贫济困的传统美德，提高全社会的道德水准。
基于这种认识，基于对时代对社会对人民的高度的责任感，吉林省民政斤的同志在反复论证酝酿的基础上，决定成立一个全省性的社会慈善团体，吉林省社会福利慈善总会。当田学仁厅长向分管副省长汇报这一想法时，即刻便得到省领导的首肯。1992年8月，他们又请示了当时国家民政部阎明复副部长和中国募捐委员会的领导同志，得到了他们的积极支持。阎明复部长还特别希望他们为内陆省份如何发展慈善事业创出路子。1992年10月，他们正式向省政府提出了《关于建立吉林省慈善福利事业总会的请示》，得到了省政府的正式批准。
吉林省慈善总会成立之初的名誉会长是当时的省政协主席刘云沼。10年前，这位德高望重的主席在谈及“慈善”时就说．“慈善事业在国外是非常受尊敬的事业，一般都是国家元首当会长。多数政治家、企业家都热心于慈善事业，为慈善事业做工作、作贡献，用参与、支持和关心慈善事业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知名度。外国慈善工作者的社会地位也非常高，很受人们和全社会的尊重。”谈及我们自己时，10年前的他又说：“我们国家正处于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国家经济要大发展，人民生活要有大的提高，社会慈善事业也要有相应的发展。”吉林省慈善会的第一届会长是当时的吉林省副省长张岳琦。当时，当省民政厅的负责同志向他汇报时，他就明确表态说：“慈善事业的发展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
1993年11月6日北京市慈善协会成立
1993年11月6日，北京市慈善协会成立。北京市慈善协会成立时的名称是北京市社会福利慈善协会，成立大会暨首届会员代表大会在华都娱乐宫(华都饭店)隆重召开。
在成立大会上，全体会员一致通过了慈善协会筹备工作情况报告、慈善协会章程，以及慈善协会常务理事、理事、秘书长名单。协会首届理事会由85个单位会员和个人会员组成。理事会成员有的来自中外合资企业、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个体企业，有的来自社会福利事业单位，有的是政界、新闻部门的领导，有的是文化艺术界的知名人士。北京市副市长何鲁丽当选慈善协会第一任会长。北京市民政局副局长刘宝成当选常务副会长，甘英、单昭祥、万云、段天顺、殷兆玉被聘为顾问。
民政部副部长阎明复到会祝贺。副市长何鲁丽代表市政府向大会和当选的协会机构及其成员表示热烈祝贺，并向参加大会的来宾朋友表示欢迎、感谢。何副市长指出：社会福利事业是一项功在当代，福及子孙的善事义举，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标志。她说：今天成立北京市社会福利慈善协会并召开首届会员代表大会，是顺应改革开放的形势，是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社会福利事业不断发展的必然趋势，慈善协会是应运而生的社会团体。我们的慈善事业造福人民，凝聚各界人士，联系国内外以及台、港、澳慈善组织，多形式、多渠道为贫困群体奉献爱心。
会上，首钢总公司、北京市个体劳协、北京市募委、市民政工业总公司等单位和个人又当场向慈善协会捐赠了人民币48万9千元。北京十全保健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慈善家李春平先生，以个人名义捐助10万美金，何鲁丽副市长向他们颁发了捐赠证书。有关文艺团体和市儿福院孤残儿童作了助兴演出；著名歌唱演员吴雁泽、蔡国庆也用歌声表达了对大会的祝贺。
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北京市慈善协会第一任会长何鲁丽有着27年儿科大夫经历，1946年秋天，何鲁丽的父 亲何思源，曾出任北平市市长。在1988年初召开的北京市第九届人民代表会上，在无记名差额投票中，何鲁丽以接近全票的票数当选为北京市副市长。何鲁丽工作扎实深入，在分管的医疗卫生和社会福利等方面取得显著成绩。市民对她的评价是朴实、平易，没有“女强人”的风风火火，却有贤妻良母的和蔼可亲。了解何鲁丽的人都知道，她对老百姓的疾苦富有强烈的感受力和同情心。北京市慈善协会成立后在何鲁丽的主持下，做了许多有益于困难群体与社会和谐的慈善募捐和慈善救助活动。何鲁丽当时还是民革中央副主席，后改任民革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华慈善总会名誉会长等职。
1994年4月12日，中华慈善总会在北京正式注册，宣告成立
中华慈善总会的成立，时任国家民政部副部长的阎明复起到了重要作用。阎明复在民政部分管社会福利工作。那时他经常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政府的社会福利工作与民间慈善活动的关系，并产生了筹建民间慈善团体的想法。有了这个想法之后，阎明复首先想到的是去拜访赵朴初先生，征求朴老的意见，争取朴老的支持。
赵朴初先生是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是中国慈善事业的一位先行者。20世纪30年的抗日战争期间，赵朴初先生就是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驻会的常务委员。“八一三”战争爆发后，上海慈善界在慈善团体救灾会下设立救济战区难民委员会，下设收容、给养、总务、遣送、医务各股。该会先后设立50多个收容所，收容难民50多万人次，为难民提供衣食、医药的救助。这期间，赵朴初先生主持难民委员会的具体工作。他常常冒着生命危险，上街救助难民，组织民间慈善活动，为中国慈善事业的历史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
1994年初，阎明复专门就创办中华慈善总会的问题拜访了赵朴初先生。
阎明复对朴老谈到自己到民政部工作以后的感受、体会和想法，说：“建国以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国家对城乡困难群体的救助基本上都是由政府来做。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随着国家体制改革的推进，逐渐在实现‘小政府，大社会’的目标。同时，民间慈善活动对国家社会福利工作的补充作用也越来越明显。这时候，我们这些做民政工作的同志深深感到需要成立一个中介组织，把民政做的许多社会救助的事情逐步转由民间组织来做。这时候，我们便产生了筹建我们中国的民间慈善团体的想法。”
赵朴老仔细听着阎明复的每一句话，脸上不时漾起会意的微笑，高兴地连声说：“好，好，是时候了，是时候了!”
紧接着，赵朴老和阎明复就“慈善”的话题，进行了亲切、深入的交流。朴老认为，慈善事业在中国，在中国人民中间；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是根深蒂固的。他说，“老其老，慈其幼，养其孤”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民间的救助、互助在我国很早就有了。在大的自然灾害，或战争发生的情况下，这种民间的救助更显现其巨大的威力。朴老跟阎明复回忆起他通过“仁济堂”组织难民收容所的那段往事。那是抗日战争的时候，在上海。朴老说，当时的上海工商界也给予难民许多慷慨的捐助。也正因为如此，那时的救助活动才得以圆满完成。朴老说，这种民间的慈善活动，在建国以后的一段时间里被忽视，特别是在中又被人为地批判，统统被说成是剥削阶级欺骗被剥削者的一种手段。朴老说，在旧社会的确有这一面。但是，也应该看到另一面，积极的一面。因为，捐献者，帮助穷人的人，就其群体来说，大多数还都是中下阶层的人。朴老说，社会主义的本质就决定它是最人道的社会制度。在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应该大力发展慈善事业。朴老还对阎明复提出，发展慈善事业，要着眼于国内的慈善资源。他说，慈善之心人皆有之。问题是，我们怎样去支持，怎样去发扬。在改革开放中，那些收益比较多的企业家，自然有义务“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但对于来自普通百姓的小额的捐助，积少成多的捐助也不能不予珍惜……
阎明复仔细聆听，牢牢记住了朴老说的每一句话。后来，当他组织和推动中国慈善事业的时候，总是想起和朴老的这次谈话。
筹建中华慈善总会首先要考虑的就是会长由谁来担任为好?阎明复早就想到了不久前刚从领导岗位退下来的原国家民政部部长崔乃夫同志。
崔乃夫在担任民政部部长期间，就对民间的慈善活动有着深入而独到的思考和大胆的意义深远的实践。听到阎明复请自己担任中华慈善总会会长的建议，崔乃夫当即高兴地表示同意。
崔乃夫对我国的慈善事业有着极为深厚的感情，进入古稀之年之后的他还清楚地记得他童年时代所见到的与“慈善”有关的一些事情。那时，他只有五六岁，那年他的老家北平昌平正闹灾荒，他看见有人搭席棚，办粥厂，用大锅熬粥施舍给穷人。1937年七八月间，老百姓因躲避战火，大量拥入北平城，没有饭吃，没有房住。他看见有些人组织了难民救济所，帮助逃难的百姓解决食宿问题。这些都在他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美好的印象，这种印象一直伴随着他的成长，也成了他热衷慈善事业的历史渊源。崔乃夫是一个有高度责任心的人。他是解放前的大学生，在大学读书期间，他就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并于1948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解放初期，他给山西省委书记当过秘书，后调入大学工作，29岁时成为兰州大学宣传部长、教务长，后来又在副校长的岗位上主管教学和科研。“”中，他在“五七”干校度过了几年不平凡的岁月。1978年，他被调至国家民政部，当了11年的部长。无论在什么岗位上，他都满怀着对人民、对社会、对时代的真挚的爱。
慈善总会筹备成立的时候，原来计划中的名称是：中国福利慈善总会。崔乃夫针对这一名称说，福利的事情准确地说是政府做的事情，慈善是民间的群众的事情，我们现在不是政府机构，而是民间的群众团体。崔乃夫说名称中应该把福利两字去掉。同时，崔乃夫还提议说，名称中的中国应改为中华，这样我们的慈善就可以包括海外华人和我国的香港、澳门、台湾的同胞了。这一科学、准确的提法即刻被大家接受。
1994年4月12日，经国家民政部批准，中华慈善总会在北京宣告成立。这时候，阎明复又给赵朴初先生写了一封信，告诉朴老这个好消息。朴老接到信后，很快就给阎明复写来回信。信用小楷毛笔写了整整两页纸，信中除对中华慈善总会的成立表示支持和祝贺外，又就“慈善”阐述了很深刻的见解。
紧接着，阎明复陪同崔乃夫会长又一次拜会了赵朴初先生，与赵朴初先生就中华慈善总会的成立事宜进行交谈。崔乃夫、阎明复聘请朴老担任中华慈善总会名誉会长，朴老欣然应允。
中华慈善总会成立以后，在崔乃夫会长的主持下，积极开展各项工作，主要是：
1．完善自身的机构和制度建设
从总会成立的那一天起，大家就积极致力于建立完善的组织机构和健全的规章制度的工作。首先，聘请了社会上享有盛誉的一批政治家和知名人士：全国人大常委 会副委员长倪志福、王光英，全国政协副主席赵朴初、丁光训担任名誉会长；民政部副部长阎明复、范宝俊担任高级顾问。另外组成了总会的领导班子。
慈善事业是面向全社会的，单靠总会自身的努力无法完成，必须联合和团结全国所有慈善组织和机构，共同推动这项事业的发展。为此，总会自成立之日起，就积极推动各地慈善事业的发展。一年的时间，总会在全国共发展了42个团体会员。
在组织机构建立的同时，本着高效、廉洁的原则，中华慈善总会逐步建立了相应的规章制度。修订了《中华慈善总会章程》：制定了《中华慈善总会创始基金章程》、《中华慈善总会创始会员办法》；制定了《财务管理制度》、《人事管理制度》、《会议制度》和其他相应的内部管理制度。
2．积极募集资金
足够的资金是慈善总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因此总会把募集资金的工作放在重要的位置上。一方面通过新闻媒介的宣传，向海内外广泛征集捐助，另一方面通过总会领导人和工作人员的广泛活动，积极争取社会各界的支持。一年的时间，总会募集到的款物共折合人民币2459多万元。
这些资金分为两部分：
一是创始基金。所谓创始基金是指总会在创立期间专项募集的永久基金，只动息不动本，用以支付总会行政开支和项目活动成本等费用。这项基金是借鉴国外经验而设立的，目的是保证其他社会善款百分之百的用于慈善项目。这项基金自开始募集以来得到了海内外慈善家的积极响应和支持。一年内，该基金已募集到1419万元人民币。
二是社会善款。这包括专项捐款、创始会员捐款和一般捐款。总会自成立以来不断收到来自社会各界的各项捐助。一年内，总会共接受社会善款计合人民币1260多万元。
3．初步实施了一些慈善项目
一年多来，总会以“安老助孤”为重点，同时按照捐赠者的意愿和捐助款的数额，初步实施了一些慈善项目。
――六一国际儿童节，为北京市儿童福利院赠送节日礼物，为福利院添置设备；
――为普及孤独症儿童康复教育知识，与北京市孤独症康复协会联合举办了孤独症儿童康复教育展览；
――启动“助孤计划”孤残儿康复首期项目，为山西大同市社会福利院54名患唇腭裂的孤儿进行手术矫治，截至目前，手术已全部完成，成功率达到100％。第二期项目现在正在进行中。预计在三到四年时间内，将为全国福利院孤儿中所有的唇腭裂患者实施手术矫治；
――为500名盲人提供了在盲人图书馆终生借阅图书所需费用；
――今年夏季，我国吉林、辽宁、湖南和江西等省发生了严重的水涝灾害，一些地区的敬老院和福利院遭水冲毁。对此总会作出了积极反应，分别拨款为这些省份恢复福利院4座； ――1995年10月，云南省武定县发生地震灾害，总会向灾区提供了紧急救灾援助；
――与民政部在北京联合举办了由孤儿演出的大型“献爱心助孤”文艺晚会；
――为辽宁省慈善会提供了孤儿就业培训费。
此外还开展了一些社区服务和福利项目。1995年5月6日至6月10日，为提高公众的心理健康水平，中华慈善总会在首都举办了大型心理咨询系列活动。先后由83位专家参加了活动，进行现场咨询和举办专题讲座，接受咨询者达3000人次之多。期间，还向首都第一家社区心理咨询机构“西城区信任与安慰协会”提供了资金帮助。
4．沟通信息，培养慈善意识
为了激发人们的慈善意识，交流工作信息，慈善总会翻译和印刷了《美国的慈善事业》小册子；推动了《新道德经》的出版；编辑、录制了介绍总会简况的电视专题片；与中国社会报、香港商报等新闻单位达成联合筹办“慈善专栏”的协议；与天津慈善会合作出版《慈善》杂志；创办了简报《中华慈善信息》，向团体会员、有关慈善组织和关心慈善事业的人士传递慈善信息；另外，还正在与中央电视台、北京名山文化公司商讨筹办“同在阳光下”慈善电视专栏。
1995年8月，中华慈善总会在上海召开了全国第一次慈善工作交流会。全国28个省市的30多个慈善团体的代表和30多位来宾出席和列席了会议，就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发展慈善事业进行了研究和讨论，交流了经验，沟通了信息，并在许多问题上达成了共识。
崔万志人生经历简介篇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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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崔克勇，王闰平.山西农业的发展方向――区域特色农业[J].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3（2）
[7] 任素萍，刘洪英.对我省农业土特名优资源产业化开发的思考[J].山西农经，2010（4）
[8] 张继德，景伟，阎海旺.特色农业――山西农业结构调整的切人点[J].山西农经，2012（1）
[9] 程国强.WTO农业规则与中国农业发展[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
[10] 王闰平，崔克勇.入世后山西区域特色农业发展对策研究[N].生产力研究，2004（9）
[11] 黄斯克.加快科技创新力度推动农业产业转型升级[J].企业家天地，2014
[12] 李锦华.山西特色农产品北京展销周活动创佳绩[N].农村工作通讯，2014
[13] 段利亚.建设适应山西农业转型跨越发展的新型信息服务模式[N].农业图书情报学刊，2012
[14] 喻茜.山西现代农业发展问题研究[D].太原：山西财经大学，2011
[15] 孟丽芳.晋中市特色农业发展问题研究[D].山西农业大学，2013
[16] 吴志宏.山西省农业结构调整与区域特色农业发展对策研究[D].中国农业大学，2005
[17] 田占金.山西省特色农业发展研究[D].山西财经大学，2007
[18] 刘志民，刘华周，汤国辉.特色农业发展的经济学理论研究[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1）：8-12
崔万志人生经历简介篇8
陈璧君原籍广东新会，1891年出生在马来西亚华侨巨富之家。陈璧君从小关心政治，后随母亲一起加入同盟会。1908年，25岁的随孙中山到南洋筹款和宣传革命，情窦初开的陈璧君被儒雅风度和出众口才深深吸引。在当时是许多少女心仪的对象，陈璧君主动追求，以身相许，两人于1912年4月结婚。
陈璧君不但在感情上主动出击，在政治上也喜欢为汪决断。陈璧君因为较早投身同盟会，也是元老。性格懦弱，对夫人礼让三分。孙中山去世后，出任国民政府主席。想要和“结拜”把兄弟。陈璧君瞧不起政治暴发户，认为蒋不配与汪平辈论交。有一次，给写信，才写了开头“介弟”两字，陈璧君见了就大发雷霆，对说：“你愿意做他把兄，我还不愿做他把嫂呢！”从此再也不敢在陈面前称“介弟”了。“结拜”之事作罢，搞得很没面子。
对于丈夫与异性，特别是美女的交往，陈璧君管得更严。1930年代，曾请有“美人鱼”之称的泳坛名将杨秀琼为火车轮渡剪彩，并待以尊贵的客人之礼，招待她寄寓在其时南京最上等的旅馆―――中央饭馆内。剪彩仪式后，杨秀琼搭着的胳膊偕行，且边走边笑谈，显得很是亲热，而且上了车，又把杨秀琼先送到居所再回家。尚未到家，其一举一动早已为“悍妻”陈璧君所知。第二天，的脸上就多了几道汪太太“犒赏”的血痕。有人据此创作漫画《观鱼图》讽刺想入非非，面对美人鱼只能望洋兴叹。
大权在握后，陈璧君嫉妒宋美龄“第一夫人”的风采，为老公重返“第一把交椅”出谋划策。在叛逃举棋不定之时，推波助澜。当了汉奸之后，陈璧君在汪伪政权中虽没担任什么要职，却在幕后操纵，有“慈禧”之称，也有人称之为“雷公老母”。她的胞兄陈耀祖是伪广东省长，侄子陈春圃是伪建设部长，其他亲族陈国奇、陈国宝等均居要职，故有“汪家天下陈家官”之说。在汪伪政权中，陈璧君私人势力为“夫人派”或“公馆派”，与的“先生派”、陈公博的原改组派、周佛海的“湖南派”勾心斗角。
一生中有两次重大转折点：辛亥革命前因刺杀摄政王而声名远扬；抗战期间因进行“和平运动”而身败名裂。这两次人生冒险，都有陈璧君的伴随。1944年，因旧伤复发被送往日本医治，死在异土。陈璧君也没能逃脱历史的审判，不但拒不认罪，还为的叛国行为辩护，于1959年病逝，终年68岁。
戴季陶原配夫人：“姐姐”钮有恒
戴季陶的原配夫人钮有恒，原名钮浩，1887年出生在浙江湖州一个破落的封建家庭，从小饱受生活艰辛世态炎凉，特殊的生活经历造就了她鲜明独特的个性。在南浔浔溪女校读书时，钮浩与秋瑾关系密切，跟随秋瑾做了一些早期的革命倡导和宣传工作。秋瑾被捕后她受牵连被迫离开浔溪女校，将本名钮浩改为钮有恒进入吴兴女校继续读书。钮有恒聪慧过人，以全校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1909年到上海的吴兴旅沪女校任教师。
1910年，戴季陶从日本留学归来，在上海《天铎报》任主笔，崭露头角，经人介绍认识了钮有恒。两人一见倾心，志同道合，不久订婚。1912年春，两人在上海成婚。
新婚伊始，戴季陶主笔的《天铎报》因反清立场而被清政府查封。戴季陶对前来探望的钮有恒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地狱不空，我不成佛，己身不净，不证菩提。”钮有恒勉励道：“主笔不入狱，不是好主笔！”革命豪情一时传为佳话。
钮有恒是同盟会的早期会员，有胆有识，敢说敢干，比戴季陶大4岁，戴季陶对她敬畏有加，私下里叫“莲姐”。戴季陶担任孙中山机要秘书后，钮有恒常去孙中山身边照顾起居饮食。据戴季陶笔记：“民国二年后，莲姐常为总理理杂物。因传贤素以姐称之，总理也以姐称之。”看来，连孙中山都跟着戴季陶叫“莲姐”。
1926年，戴季陶因支持“西山会议”被二大处分，心灰意冷提出辞职回到湖州，不久就生了一场大病，几近痴呆，幸亏钮有恒多方寻医访药才得以康复。出院时医生嘱咐少说话多休息。戴季陶喜夸夸其谈，如有朋友来访必滔滔不绝口若悬河。钮有恒想出一个高招，在会客室隔壁房间安装一只铜铃，遇到戴与人谈话过久或有激动趋势，就摇铃示意提醒。戴季陶每闻隔壁铃声响，便心领神会乖乖打住。
1927年，与胡汉民再度合作，戴季陶被任命为中央执委及考试院院长。在某次中常委会上，戴季陶又滔滔不绝长篇大论，完全不顾别人的白眼和会议主持人胡汉民的暗示。深知老朋友秘密的胡汉民不动声色写了张纸条“你姐姐来了”递过去，戴季陶见条会意一笑，即刻停止喋喋不休。
戴季陶虽然惧内，但仍不放过任何寻欢机会，甚至是夫人的外甥女赵季官，都敢于下手。好在钮有恒觉察此事后，十分冷静，并未大吵大闹，而是默认了他们这种关系，三方平安共处。
上海沦陷后，戴季陶随国民政府西迁。钮有恒因患高血压不宜远行而留在上海隐居。夫妻二人只有靠鸿雁传书以解相思之苦。5年后，钮有恒从上海历经千辛万苦赶到重庆与丈夫相聚。1942年9月15日，钮有恒因为突发性脑溢血离开人世，时年55岁。1944年，钮有恒辞世一年半，戴季陶将侧室赵季官扶为正室。
张继之妻：“河东狮子”崔震华
崔震华于1886年出生在河北一个地方官宦家庭，北洋女子师范学堂第一届学生，她受新思想熏陶很深，以教习为掩护，从事反清运动，曾组织男女同志20余人支援东北革命活动，当时，国内有三名革命女杰，即江浙秋瑾、两广徐宗汉、燕赵崔震华。因为革命较早，崔震华后当选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她的丈夫张继，字溥泉，参加过武昌起义，河北沧县人，身材魁梧，颇有燕赵慷慨遗风，胆大无比。1904年黄兴在长沙遇险，张继暗持手枪护卫左右，直到黄兴安全脱险。1935年遇刺时，全场大乱，很多高官吓得屁滚尿流，倒在地上，张继却猛扑过去，与张学良一起捉住刺客。就是这么一位北方大汉，怕老婆也是出名的。
张继早年参加革命，到法国留学期间，与崔震华保持鸿雁传书，鉴于危险形势难以通信倾诉，以暗语报平安，以表情深。居正为此咏诗一首：海天万里路漫漫，欲写相思下笔难，印版文章先制就，凭君传语报平安。但在1912年8月结婚之后，崔震华的柔情就少了许多，张继处处都要听夫人的。
有位好友因为关系很熟，径直走到张继家内屋，看见张继和几个子女都环绕着跪在夫人崔震华面前。好友“大开眼界”，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只见崔震华举着鞭子，一下一下痛打张继不止。好友上前去劝解，哪知挨打的张继却说：“请不要管，我太太是好人，让她打打出出气。”好友只好掉头而去。崔震华其貌不扬，长有两颗大龅牙，对丈夫表现出虐待狂，而高大威猛的张继又如此顺从，这其中原由难以揣测，可能是出于前世孽缘吧。
第五次代表大会期间，宋庆龄、何香凝提出了“联俄抗日”的提案。张继先也在上面签了名，回去被老婆一顿臭骂。第二天，张继要求把自己的名字去掉，面对众人责，张继红着脸承认：“是老婆不让我签字！”好在最后提笔蘸浓墨签上自己的名字，将张继二字完全淹没，解决了这一尴尬局面。
崔震华在家凶悍，对外却是彬彬有礼的，给人以颇明事理，通达人情的印象。崔震华并非一般家庭妇女，也是民国官场人物，有些时候还与张继同列。抗战时期她是战时儿童保育会四川分会的负责人。在重庆歌乐山的第一儿童保育院是她所直接管辖。保育院中的重要职事人员非得到她的同意不能任用。可见她对权力是很看重的。
故宫盗宝案是由张继与其夫人崔震华告发的，为平众怒，下令追查。行政院院长也派了外交次长唐有壬来北平，调查故宫盗宝案。据说，国宝已运到国外。而当时所派出国调查的盛成，正是由崔震华推荐的。崔震华在故宫盗宝案中出谋划策，指使由张继一手提拔起来的最高法院检察署署长郑烈，多方串联、贿买人证，指控易培基、李宗侗私占故宫宝物。一个弥天冤案由此罗织开来。张群、王宠惠等人都知道这是个冤案，但最后，张继还是在夫人的指挥下，除掉了与自己矛盾已久的易培基。
崔万志人生经历简介篇9
关键词：研究学生；因材施教；教育创造
人们常说对联雅俗共赏，这丝毫不假。试想，还有哪一种文学形式，像楹联一样，上为学者文人，下为妇人孺子所喜闻乐道，既可走进象牙之塔，又能步入陇亩民间，既是阳春白雪，又是下里巴人呢？这种奇妙的合一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原因在于楹联是一种既简单又复杂、既纯粹又丰富的艺术，而如何将传统对联移植到小学低年级教学中，则是我们每一个教育工作者所应认真思考的，一年级是学生语言能力素质发展奠定阶段，直接影响学生一生的语文水平。作为语文教师，必须是“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尽心尽力，尽职尽责。因此，我认真研究每个学生，想方设法，因材施教，创造了巧结姓名对联激励教育学生。
我们班的几十名学生中“显能生”是崔卉浓，“潜能生”是毕思聪。毕思聪是个复读生，自幼父母离异，缺乏一定的家教，而且生性顽皮好动，上课不认真学习，还经常搅乱课堂秩序，即使回答问题往往也是狂呼乱喊，作业经常不完成。我多次找他谈，可是不奏效。在怎么办？职责所系，不能放弃！我煞费苦心，寻方觅法。皇天不负有心人，有一天，在登录第一单元语文考试成绩时，突然来了灵感：我发现这几十名学生名字很有趣，有叫白秋月、侯炳秋的、有叫范家兴、武家乐的，有称刘东宇，刘广宇的。姓名有同字，意义可串联，编成对联，借题发挥教育学生如何？于是信手拈来，上联是：秋月炳秋崔卉浓，下联是：家兴家乐毕思聪。横批是：东宇广宇。并在班上作了一番精彩的演义：
1.皎洁的秋月朗照着秋天的大地。月光下，崔家花园里浓艳的红花绿草更加充满生机活力。只见花坛边站着一位七八岁的小女孩，正聚精会神背诵课文《古诗两首》她琅琅的读书声回荡在秋夜的上空，天上的星星不停地向她眨闪着赞美的月光。瞧！这位小女孩多像秋天花卉那样充满勃勃生机和旺盛活力哟！小女孩为啥这样用功呢？因为她现在要当全班语文学习标兵，准备将来当鲁迅那样伟大的文学家。这位小女孩是谁呢？她就是崔卉浓！
2.有个姓毕的小朋友，刚上小学一年级就立志要比别人聪明，以便将来出人头地，成为国家栋梁之材。那么，怎么样才能比别人聪明呢？他觉得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主动虚心认真勤奋地学习。因为人脑只有越用才能越灵，同机器一样，不用会生锈的。于是，他课前主动预习，课上注意听讲，课后认真复习，及时完成作业，遇到问题积极向老师和同学请教。因此，在小学、中学和大学，他都是三好学生。参加工作以后，经过几年艰苦奋斗，他终于成为我国著名科学家，受到国家重奖。毕家因此富裕兴旺起来，购买轿车，建造别墅，还开办了“毕思聪私立民办科技大学”，造福社会，回报祖国。全家人都非常快乐，以他为毕家的骄傲和自豪。
3.我们祖国位于世界的东方，我们东方的天宇是广阔的。天高任鸟飞。我们的同学都是雄鹰！希望大家都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将来在我国科学的蓝天，扶摇直上，奋力搏击，尽情翱翔！老师相信你们将来会成为中华民族第一位宇航员杨利伟那样伟大的英雄！努力吧，同学们！那么的理想一定能够实现！我的话音刚落，首先是一阵热烈掌声，紧接着，他们就不约而同大声朗诵起来。全班同学精神振奋。后来，崔卉浓、侯炳秋分别把这幅对联写在图画上，并张贴在墙报“艺术专栏”里。这幅对联对学生的激励作用很大。从此，崔卉浓、刘广宇默默展开学习竞赛，互争语文第一，学习比以前更主动，更刻苦，要求背诵的课文，课前他们就能流利地背诵下来。毕思聪的进步非常大，作业能按时完成了，课堂纪律也大有好转，基本消除了大家对他“小野马”的印象。
姓名对联的规则并不复杂，尤其是对语言的色彩、风格，对题材、内容都没有什么要求，一般都十分短小精悍，又广泛应用于教育教学生活，不像其它文学形式戴着一副高雅的面孔，它易学、易懂、易记，也不难写。只要对得好，无论语言之俗雅，题材之大小，思想之深浅，皆成对联。但其他文学则未必然。诗尚典雅蕴藉，如“江山一笼统，井上黑窟窿，黄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之类，只能称之为“打油诗”。一般人是不敢问津诗词的，怕写成打油诗。而低年级的学生姓名对联完全可以不受其制约，任意而为，何乐而不为呢。
编写姓名对联这种教育方法不具有普遍指导或借鉴意义，它只是偶然巧成。但偶然是必然的结果，假如对学生不是视同己出的挚爱，不是全身心投入，那么就不会有这种新颖刺激的教育创造。实践使我深刻体会的，作为教师，只要你“春蚕到死丝方尽”，“众里寻他千百度”爱学生，肯投入，勤钻研，就会来灵感，出方法，创奇迹。就会达到“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教育方法艺术化境界。
崔万志人生经历简介篇10
名门之后与家族利益，给崔世安走向特首之位带来资本也带来争议。“人不能选择自己的出身与背景。”崔世安发表参选澳门特首宣言时曾出此语，以回应不少人对其出身豪门，未来如何厘清商务与公务关系的质疑。
低调的社团青年领袖与高调的政坛内外成就
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崔世安，从小就生活在漂亮的花园、宽大的房屋和众多的佣人之中。小时候，他的玩伴是哥哥崔世昌、堂弟崔世平(崔德棋之子)，还有年龄相仿的澳门商界大佬何贤之子何厚铧。
1973年，崔世安进入美国夏威夷教会中学。第二年，他没有选择崔家世代相传的建筑业，而是考入加州州立大学城市卫生管理系，修读医学。经过几年苦读，他获得一等荣誉学士学位。随后，他又进入俄克拉荷马州大学，攻读医学管理及计划硕士学位和公共卫生博士学位。
自16岁离家，崔世安只在放假时才有机会回澳探亲，没想到，这成了他人生的一大遗憾。1983年，26岁的崔世安已在美国完成博士论文答辩；可是，他无暇庆祝，反而匆匆收拾行李赶返澳门，因为当时他父亲崔德胜已病重人院。“返澳后在镜湖医院陪着父亲过了30多天，之后他去世。”崔世安说，父亲甚至没来得及看到崔世安的婚礼――他的新娘是香港名门闺秀、霍英东的侄女霍慧芬。
在澳门涉足卫生领域的同时，崔世安积极参与许多传统或新兴社团的工作，并在多个社团中任要职。他在1985年加入澳门青年商会担任理事，利用自己的公共卫生知识，参加每年医疗手册的编写。澳门青年商会的宗旨是“培训领袖人才”，最初的总会长就是崔世安的胞兄崔世昌，崔世安的妻子也曾在商会担任领导职务。崔世昌把弟弟介绍到商会中担任理事，并苦心栽培。期间，崔世安曾成功组织过“为善最乐演唱会”和国际青年商会亚太区大会。崔世安的能力得到大家的肯定，他当选过国际青年商会副会长、会长。从这时起，崔世安在锻炼自己的同时，也积累下了自己丰富的人脉。
这期间，崔世安的人生在悄悄发生着改变。低调的他逐渐在澳门独特的社团政治文化中崭露头角，成为澳门青年领袖之一，并开始踏入政坛。
1991年，崔世安在澳门首先发起“希望工程”，并担任澳门“希望工程”筹委会主席。同年，他向中国青少年基金会送交了澳门各界捐赠的800多万澳门元捐款，这是“希望工程”收到的第一笔海外捐款。
1992年，35岁的崔世安涉足政坛，以澳门“同心协进会”第二候选人的身份高票当选澳葡政府第5届立法会议员。在立法会同僚的印象中，崔世安“人缘好”、“厚道”，但缺乏“惊天动地的提议”。
1999年澳门回归前夕，崔世安获行政长官何厚铧提名，成为澳门特别行政区社会文化司司长。社会文化司统管澳门的教育、卫生、文化、体育、旅游、社会工作等部门，事务庞杂。其中，推行15年免费教育、抗击“非典”、澳门老城区成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为四川地震灾区筹款55亿澳元等考验执政能力的重大事件中，他表现出色。正是在他任职期间，澳门被联合国授予“健康城市”称号。
2004年，崔世安再次被任命为社会文化司司长。这时，澳门经济已取得长足发展，一些“派糖”行动纷纷展开。在社会文化领域，医疗券、书本费补贴、旅游业奖励计划、公益体育等项目层出不穷，崔世安也因此博得“好好先生”、“派钱先生”的赞誉。
10年的司长生涯更是让崔世安历练了自己的风格。熟悉他的澳门官员说，他不轻易表态，听得多，很稳重，比较实干。在澳门政坛，崔世安以性格沉稳著称。社会文化司的一名官员还评价道，他尽量想着把一碗水端平，把各种事务权衡好。
崔世安早年没有“子承父业”的打算，在美国念的是卫生管理。他说这是个人兴趣，家里没有给他压力。“我喜欢做对人的工作，卫生工作是面向整个社会的对人工作。”他更笑说，当时与几个志同道台的朋友一起选读卫生专业，可以走研究或教学的路，若不行，“一般都可以有一份稳定的政府工”。其时崔世安可能没想到，日后他非但打了份政府工，更是最高级的政府工，一个决定将关乎几十万人的福祉。
各界别的高度认同与民众的强烈期待
崔世安是在2009年5月12日宣布辞去澳门社会文化司司长职务的。
5月25日，崔世安通过其竞选办公室率先宣布，将参加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三届行政长官的选举。在参选宣言中，崔世安说，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澳门人，他对澳门的公共行政改革与廉政建设有着深切的期待。他将秉持“以人为本、传承创新、共建和谐”的主政理念，致力解决澳门存在的问题。
崔世安的家族背景，曾出现在反对他参选的声音中。他发表参选宣言时，就有人问他，若当选如何回避家族利益问题。他回答，出身和背景无法自行选择，“廉政建设是特区政府施政基础，我定必守法，无需担心我会因家族成员做出违法违规的事”。
成功的商业背景为崔家子弟进入官场铺平了道路，但也成为崔世安竞选的软肋之一。有民众认为，拥有大家族商业背景的崔世安，属于澳门特定群体的利益代言人，这对于缓解澳门日益严重的腐败问题并无实质性帮助。出于对利益集团加强干政的忧虑，一部分澳门市民反对商人治澳。不过，在崔世安正式宣布参选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之后，已有不少选举委员会委员纷纷表态支持。澳门“赌王”何鸿椠也公开表示：“有资格做特首的不是很多，崔家几代都住在澳门，再找到第二个这样的人相信很难了!”
6月16日下午4时许，崔世安前往澳门行政长官选举协调中心递交《行政长官选举候选人提名表》。闪光灯和快门声中，崔世安结束简单提交仪式，宣布提名表上有286个选委提名。崔世安一出手就拿下了95％的提名，使其他候选人不可能获得足够提名。
6月23日，是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三届行政长官候选人提名的最后一天。由于崔世安已成为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惟一候选人，这一天的澳门因此显得非常平静，毫无提名截止日的“硝烟味”。这时，民众认为崔世安将在7月26日的投票中获得大部分选票，一切已无悬念。
7月26日上午，澳门东亚运动会体育馆国际会议中心，除3名选委缺席，297名选举委员会委员参加澳门第三届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选举会。虽然此次选举几乎无悬念，但仍吸引来自海内外70余家各类媒体的300多名记者赶赴现场。
11时30分，唱票结束，经管委会成员检验选票，点票初步核算结果为：崔世安获282票。
在全场响起的热烈掌声中，身着深色西服、系蓝色斜条纹领带的崔世安从右侧登上主席台，向选委们鞠躬致意。崔世安表示：“今天我站在新起点，谨再次庄严承诺，继续坚定不移地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和高度自治的方针，全面落实基本法，努力实现我的参选政纲，充分吸收在竞选活动期间社会各界及市民关于政纲的意见，坚持广纳民意，紧贴民生，与澳门广大市民同舟共济，携手共创安居乐业的美好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