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濂的故事十篇

宋濂的故事篇1

无他，“领导不是人耳！”如果要想当领导，当一个一贯正确而不犯错误的领导，就不要当人，要当人也只当植物人。宋濂自全的要诀就在此：不当人，当棵“温树”。

宋濂应该算是老朱的开国元勋。老朱的革命尚未取得胜利，他就在李善长的荐举下，与刘基一起被征至南京，刘基当的是老朱的军事秘书，宋濂当的是老朱的文字秘书。革命胜利之前，当然是军事秘书比文字秘书重要，革命胜利之后呢？那就倒了一头啦。宋濂一直供奉翰林。大报告小报告，只要是老朱作的报告，几乎都出自宋濂这一枝“国笔”，举凡郊庙山川百神之典，朝会宴享律例之制，万国来朝拜跪赏赐之仪，以及元勋大臣碑传盖棺之论，多半是宋濂搦管操笔或者终审圈定……故而被荣称为明朝开国文臣之首。

宋濂干得好，能力突出，自然在老朱脑海里加了不少“印象分”。老朱对宋濂优渥得很：每次在便殿朝见，老朱都要叫“国家小姐”给他上茶，还常常一道吃早饭。有次宋濂偶得小恙，老朱亲自用调羹搅拌甘露汤，当了一回服务生，把汤送到宋濂的嘴边，说了许多暖心话：“此能愈疾延年，愿与卿共之。”

老朱不但解决了宋濂的“职级待遇问题”，而且还解决了宋濂“子孙就业问题”：把宋濂的次子安排提拔为中书舍人，把宋濂的大崽之崽安排到礼部办公室，放在老朱的身边，着力培养。还拉着宋濂的手说，你给我把崽培养出来了，我也把你的崽栽培栽培――“卿为朕教太子诸王，朕亦教卿子孙矣。”

因为宋濂干得好，干出了成绩，所以老朱就以事业留人以待遇待人以感情留人？非也，人才难得，臣才可多得是，要找个当官的，哪里没有？宋濂被老朱安排在那个位置，干得可以，换上其他人，也可能照样干得好。宋濂被老朱高看一眼，厚爱一层，能干是个因素，但肯定不是主要原因。更重要的是，宋濂把自己不当人，把自己当一棵树。

清朝的曹振镛本来是庸吏，什么水平也没有，但他恩遇日隆，声名俱泰。有门生向他请教，曹曰：“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少说话，终究还是要说话，是人都要说话，而宋濂呢，做到了不说话，像一株植物一样不说话。宋濂每次上朝归来，家人门生都爱打探宫中消息――天天与皇帝在一起，“内幕消息”多，谁有定力能够控制自己的表达欲，闭口不说呢？就算自己觉悟高，那么好的消息不卖给小报记者，但是，说给自家人听还是可以的嘛。但宋濂不，一个也不。他在客厅里书写了大幅座右铭，就俩字：温树。逢有人打听宫中禁事，他只用手指指墙，让人闷看那两字。

温树是有典故的。西汉的孔光，曾官至御史大夫，奉行的做官守则是“多磕头，少说话”。有回，他老婆小妾听说皇宫里搞了绿化，制造了一间温室，里头种了许多树木，孔夫人们挺好奇的，就问老公：“宫内温室树皆何木？”孔领导只是嘿嘿一笑，一句话也不说。后人就有赞道：“忠慎有余逾温树。”

孔光先生当然很忠慎，可是，他还没把自己当一棵树，宋濂呢，比孔先生做得更好，认定自己就是一棵温树，在家也好，在朝也好，人家是只说不干，或者是小干大说，他呢，只干不说，除了老朱来问他，他简答之外，平时谁问也不答话。要说话，也只说别人的好话。某次老朱想来一下“亲贤臣，远小人”，就来问他谁是贤人谁是小人，宋濂说了好几个人，他说这都是贤人。老朱再问，那哪些是小人呢？宋濂答，我只与贤人相往来，我没与小人打过交道，不知道哪些是小人。由不得老朱大赞颂：“宋景濂事朕19年，未尝有一言之伪，说一人之短，非止君子，抑可谓贤矣。”

宋濂的故事篇2

关键词：历史故事；高中历史教学；运用探究

历史是一定时期的经济、文化与政治的高度体现，每一个历史故事都是一个动人的故事，都可以从中学习到一些知识。“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运用历史故事教学历史可以起到调节氛围、激发兴趣的作用，能够较好地完成教学任务，同时也更容易让学生人接受历史知识。高中历史教学如何引入历史故事，如何开展故事教学，这将是我们探讨的方向。本文将简单地叙述一些高中历史教学中引入历史故事的方法。

一、故事导入历史知识学习，激发兴趣，深化主题

在历史教学中历史主题的设计是至关重要的，在讲历史的时候可以学习易中天的讲述方式，以故事说人物，以人物说文化，以文化说历史，教师的讲解可以从易中天的讲述中学习一些方法。比如，讲“明朝君主专制加强”的时候可以先以故事导入。明洪武年间，有一天大学士宋濂在家中宴客。第二天，明太祖问宋濂，昨天请了哪些人？吃了什么菜？喝了什么酒？宋濂一一如实回答。明太祖听后说，你说全对，没有骗我。说完拿出一张地图，宋濂一看，是昨天宴客的详细图纸，吓得出了一身汗。那么监视宋濂的是什么人，他们听什么人指挥？这些问题的提出就紧紧抓住了学生学习的兴趣。导入正题就比较容易，学生的注意力也较为集中。

二、搜集故事，让学生加入讲故事的行列

高中历史教师可以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来加强历史课堂的趣味性与生动性，可以组织学生分小组搜集与下一讲内容相关的历史故事，让学生在课堂上讲故事，这样可以加深学生对此节课内容的学习。

故事的魅力是无穷的，尤其是历史故事，恰如其分地将历史故事运用到历史教学中，可以培养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让学生挖掘到历史的魅力，真正地做到“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讲故事是为了更好地学习历史，不能只注重历史故事的讲解，而忽略了历史教学任务。

宋濂的故事篇3

一、活跃气氛：用故事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心理学认为，儿童思维的主要特点是形象性，形象性也是小故事的最大的特点。小故事中生动的情节、鲜活的人物形象，对儿童具有天然的吸引力。在经典教学中，如果一味地让学生诵读、记忆 、背诵，他们可能很快就会失去学习的兴趣，在教学中如能紧扣教学目标，用一些趣味性很强的故事吸引他们的注意力效果会好很多。

在学习《笠翁对韵》“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雷隐隐，雾蒙蒙。日下对天中。风高秋月白，雨霁晚霞红。牛女二星河左右，参商两曜斗西东。十月塞边，飒飒寒霜惊戍旅；三冬江上，漫漫朔雪冷渔翁。”这一部分时，教师可讲故事进行教学导入：同学们今天上课之前老师请你们听一个故事――《王羲之对对联》：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喜书门联，但每次他们家的门联刚刚张贴就会被别人偷走。某年除夕，他想出了一个防“贼”的妙法：先在门楹上贴出这样一副对联：福无双至 祸不单行，偷联的人到王宅前一看，都u头而去。初一清晨，王羲之又在上下联尾各续三字，遂成意义全新的一幅佳作：福无双至今朝至 祸不单行昨夜行。教师边讲故事边把对联的内容板书在黑板上。学生听完这个故事会发出会心的一笑，也会为王羲之的智慧喝彩，更重要的是他知道了“对子”这种语言形式的特点和妙用，会对本节课要学的对韵内容充满期待。

学生学习关于好学的成语时，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大概理解“闻鸡起舞 手不释卷 笃实好学 敏而好学 左图右书 吞纸抱犬 牛角挂书 夙兴夜寐 业精于勤 孜孜不倦”这些成语的意思并能把它们记忆下来进行简单运用。当学生经过一定时间的学习理解了大意并能基本背诵的时候，他们的身体一定会有或多或少的疲劳，注意力也会有所涣散。这时教师可以选择几个成语故事讲给孩子们听，其中的“牛角挂书”“手不释卷”等故事学生都会很喜欢。在听故事的过程中，他们的身心得到放松，会觉得这是老师对他们认真学习的最大的奖励。在不知不觉中他们也会喜欢上故事中的人物，对于下一次的成语的学习也会很有兴趣。

二、突破难点：用故事帮助学生理解内涵

国学经典语言精妙，内涵深刻，我们也可以巧用一些小故事让他们理解，这样他们对经典的内涵理解更深刻一些，对经典的热爱之情自然也会更深厚一些。如在学习朱熹的《偶成》一诗时，诗句中“少年易老学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学生理解起来很容易，但接下来的“未觉池塘春草梦，阶前梧叶已秋声。”中的“池塘春草梦”就会让学生不知所云。在这时“池塘春草梦”的故事的介入就显得尤为重要。“池塘春草梦”的故事是这样的： 据说，东晋诗人谢灵运和其族弟谢惠连在一起时，往往能想出佳句。谢灵运有一年冬天僻处于山栖谷隐，滋生了一场不小的病。在病床上，连春天已经来临也浑然不知。待到病体初痊，便登楼眺望，看到在池塘浅浅的水中生出了青青的春草。后来，他在写《登池上楼》诗时整日寻思，忽然梦寐中仿佛见到惠连，随即写出“池塘生春草”的妙句。 通过“池塘春草梦”这个故事的讲述，加上老师的引导，孩子们知道朱熹在《偶成》一诗中运用了“池塘春草梦”这个典故，是要告诉我们时间很快消逝，如同一场，也会懂得要珍惜时间。

宋濂的故事篇4

关键词：陈樵；信义思想；价值；启示；五常；事理之宜；利人

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7661（2015）23-043-02

“信义金华”这一命题，有着十分深厚理论渊源和极为迫切的现实意义。“信”与“义”或可分二词解析，则实为我国传统儒学之五常“仁义礼智信”的重要内容之二。

天有“元亨利贞”四德，“圣人则天”，人则有“仁义礼知信”之五常。婺学家们多有精辟论述和模范践行。陈樵作为元末理学大家，其信义思想颇有创建，且躬行力践，为今人坚守信义，践行五常，建设“信义金华”提供了现实范本。研究探讨陈樵的信义思想，对当今“信义金华”建设具有重要借鉴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陈樵信义思想及信义践行概述

陈樵（1278-1365），字君采，东阳亭塘人。理学肇始于北宋，发达于南宋，再盛于明，元学只不过是宋明理学的一个过渡期而已。理学在元代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大体上元学分为三个时期：元灭宋以前为传播期；元灭宋至英宗新政，为形成期；自泰定帝（1276-1328）至元灭亡为停滞期。陈樵所处的时代，正是理学发展的停滞期。

陈樵之学既有家学渊源，又有师承。其父陈取青，“通尚书及周易程氏传”，曾为“贤补太学生”，后闭门读书著文，学富为人仰之。其老师李直方，也是当时东阳著名的学者，小以世业治尚书，举进士不第，则“治河洛之学，六艺之文”。陈樵是一个肯坐“十年板凳冷”的纯粹学者，长期隐居在小东白山银谷涧里，无心仕途唯有潜心读书著述，成就不菲。陈樵对自己的学说评价较高：“余悉屏去传注，独取遗经，精思至四十春秋，一旦神会心融，灼见圣贤之大指……。吾今持此以解六经，决然自谓当断来说于吾后云。”当时著名学者虞集、黄谩⑴费粼等皆敬慕陈樵，杨维桢、宋濂等对其学术造诣亦极推重。杨维桢在读了陈樵的二百余卷著作后，认为他“可继李虞以达乎欧韩王董，以羽仪乎孔孟子”。“李虞”即元朝的李孝光、虞集，皆大儒也；“欧韩王董”即欧阳修、韩愈、王通、董仲舒。这样的评价不可谓不高。宋濂则称陈樵“以超绝之资，旷视千古若一旦暮，期以孔子为师，而折中群言之是非……，其所传者确然自成一家言”，并把陈樵与淳熙二三大儒相提并论。

1、陈樵信义思想

陈樵认为：“知天下之分曰礼，知事理之宜曰义，知与天地万物为一体曰仁，而智者知此谓也”。对此宋濂是这样记述的，君子（陈樵）曰：“谓神所知之谓智，知天下殊分之谓礼，知分之宜之谓义，知天地万物一体之谓仁，礼复则和之为乐。”可见，陈樵自己在《少霞洞答问序》中的关于“义”的论述：“知事理之宜曰义”，与宋濂听到的陈樵关于义的论述：“知分之宜之谓义”， 都是“宜”的意思。这样的解释是直接易经。《易经・乾》曰：“乾：元亨利贞。”“元亨利贞”乃天之四德，“圣人则天”，人则有“仁义礼知信”之五常。朱熹注曰：元亨利贞，天之德也。圣人则天之元亨利贞，以合仁义礼知之德也。

《易经・系辞上》曰：立天之道曰阴阳，立地之道曰刚柔，立人之道曰仁义。根据人道配天思想，即元―仁，亨―礼，利―义，贞―知，乾―信。因此“义”又与“利”天然相关联。《易经・乾》曰：利者义之和。《中庸》曰：义者，宜也。朱熹注曰：阴阳相和，各得其宜，是亦分义。《易经・乾》又曰：利物，足以和义。何妥解曰：利者，裁成也。君子体此利以利物，足以合五常之义。这里强调“义”即利物，也就是利人，利他人！

综上上述，“义”有二义：一是“宜”也，即陈樵所谓“知事理之宜”，也就是事物裁成发展之理。二是利物，利他人，利己非义也。由此可见，所谓义举即以利人为目的的行为，一般有二种情况：（1）利人利己；（2）利人损己。非义之举即以损人为目的行为，一般有三种情况：（1）损人利己；（2）损人不利己；（3）损人又损己。儒家则历来强调“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婺学家们也历来强调“义利”一致。吕祖谦说：“君子以义为质。……其质须是义方能立本”。陈亮强调“义利”一源：“谓之杂霸者， 其道固本于王也。诸儒自处者曰义、曰王， 汉唐做得成者曰利曰霸， 一头自如此说， 一头自如彼做，说得虽甚好， 做得亦不恶。如此却是‘义利双行、王霸并用’ ， 如亮之说， 却是直上直下， 只有一个头颅做得成耳！”邓广铭认为陈亮关于“王霸义利”之辩的基本点，王道与霸道， 仁义与功利， 乃是出于一个源头，也即一元论 ， 而不是有两个源头（ 二元）的。王与霸并无本质的差异而只是程度的不同。由此，道德与功利关系当是仁义德性见于事业功利，即主张道德与事功、动机与效果两方面统一起来吕祖谦还强调：“忠信乃实德也。……忠信所以立本也。”

2、陈樵信义践行

宋濂《故处士鹿皮子陈先生墓铭》一文中记载：陈樵“生平未尝言利，苟非其义，千驷万钟弗为动。家虽素饶于赀，痛惩膏梁之习，恶衣菲食以终其身。……尝所发藏锡为器，工人持归乃白金也，悉易之。或以告君子，君子一笑而已”。白金指的是18K的金子，把金子当作锡被加工者掉包，陈樵发现后没有生气，一笑了之。陈樵学生杨芾则更多地记述了他的义举善行：“岁凶减私家之粟，以赈间里之乏食者，乃以来牟自给。邻县东江桥坏，人病涉当；其复作也，捐资为助居多。其救灾恤患，大率类此。……待族姻故旧皆有恩谊，接物一于诚，言温气和，无几微及人过失长短。遇后生晚出谆谆诲诿，必以孝弟忠信为之本，闻者油然而自得。”家乡遇到灾害，乡亲没有粮食，陈樵开仓放粮，把自家的粟米发给灾民，自己只吃来牟。“来牟”者，《广雅》一书的解释是“来，小麦；牟，大麦。”在江南粟是比大小麦要好吃的粮食。东阳通往义乌的桥梁被大水冲毁，陈樵即带头捐资修建。在家待人接物，处处诚信为本；教育后辈以“孝弟忠信”做人。

二、陈樵信义思想及信义践行的当代启示

1、任何经营活动商业行为应“知事理之宜”

东阳市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近年来呈不断上升趋势。2013年市人民法院共计受理民商事案件10633件，其中民间借贷纠纷案件3966件，占民商事案件总收案数的37.30%。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主要存在这么几个现象：出借人和借款人比较集中，一人向多人放贷或借款的现象突出，借贷涉及人员多了之后，矛盾也随之增多，化解难度从而加大；还有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借款人趋向年轻化，而年轻人借款多涉及、高利贷等。部分年轻人家庭条件较好，其名下有可抵押资产，很多高利贷出借人往往就看中这点，借款给年轻人，使其父母因此受牵连。从伦理学视阈分析，民间借贷如此乱象的出现，皆是社会诚信缺失，不讲信义所致。一部分人为了获取高额回报，不顾国家政策，置信义伦理于脑后，任意借贷，导致纠纷烦杂，直接影响社会和谐。非法集资案，屡屡发生。严重影响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非法借贷的实质：一是不明金融秩序之理之宜；二是无视经济规律而追逐高额回报。唯利是图的不义之举，必定害人害己。

当下“不明事理之宜”的形象还突出表现在东阳建筑业被严重边缘化的趋势。在经济新常态下，浙江省建筑业产值从年均增长20%以上，下降到现在的10%-15%之间，从高速增长转到了中高速增长，经济放缓倒逼建筑业不断调整和转型，生产方式正在变革，新型建筑工业化逐步兴起，建筑业产业结构将加快优化升级。以绿色发展为理念，以新型建筑工业化为核心，充分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化管理模式，以PC结构和钢结构体系为主导的建筑业现代化正在加快推进。在建筑产业现代化推进过程中，浙江省早在3年前已经形成以绍兴地区的PC结构和杭州地区的钢结构两种结构体系为主导的建筑业新格局，绍兴宝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分别被命名为全国住宅产业化基地，绍兴市被列入“国家住宅产业现代化综合试点城市”。绍兴精工钢构、亚厦装饰也被列入本专业部级试点企业。而东阳众多建筑业老板只知“房子、车子、儿子”，不问路子，长期沉浸在已有的所谓“建筑业总产值五年蝉联全国县级市首位”的暂时辉煌上，目光之停留在“人才、资金及市场等瓶问题，以及投资领域和专业领域拓展、产业链延伸等”，直接导致东阳建筑企业在2014年出现资金周转困难、经营不良的局面。这就是典型的不知“义”即“事物发展之理”的结果，一是不知物极必反；二是不知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建筑业发展趋势，所以必然被严重边缘化。其结果必定就不会有明天的好日子。

2、不利他人的非义之举坚决不取

当下众多企业经营活动中的以损人利己为目的各种行为层出不穷，严重破坏政治生态和社会和谐。

2010年―2013年，东阳法院分别受理涉企民商事案件共1070件、1185件、1303件、1738件，涉案标的额分别为11.12亿余元、10.13亿余元、11.09亿余元、16.82亿余元。其中涉建筑企业民商事案件275件、247件、274件、378件，分别占涉企总案件数的25.7%、20.8%、21.0%、21.7%，其涉案标的额为4.26亿余元、3.53亿余元、4.39亿余元、6.61亿余元，分别占涉企案件总标的额的38.3%、34.9%、39.6%、39.3%。近年来，建筑企业涉诉案件持居高位，且涉案标的额巨大，其背后的风险不容忽视。

近年来，东阳涉建筑企业纠纷新类型逐渐出现，已从民间借贷、建设工程合同、买卖合同及劳动争议等，扩展到金融借款、合伙协议纠纷、股权转让纠纷、物权纠纷及票据追索纠纷等。同时，纠纷诉求内容更加丰富。如劳动争议中原告不仅要求经济补偿或赔偿还要求办理社会保险、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等。挪用资金罪、职务侵占罪、伪造公司印章罪等刑事案件呈上升趋势。犯罪行为引发建设企业与施工项目部、材料商、工人及普通出借人之间的多重民事诉讼纠纷，使建筑企业卷入“官司缠身”的尴尬境地。

凡此种种，都是没有坚守不义之财不取，商业行为经营活动诚信为本的结果。由此可见，陈樵的信义思想和信义践行，对当今“信义金华”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价值。同时，也说明“信义金华”建设非常及时和重要，其意义非凡。

参考文献：

[1] 徐远和.理学与元代社会〔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1-5.

[2] （宋）付光龙.宋故太学生行清四墓志铭.亭塘陈氏宗谱（卷之四）〔Z〕.2006：136-138.

[3] （元）陈樵.复安先生李公行状.亭塘陈氏宗谱（卷之四）〔Z〕.2006：117-119.

[4] （明）宋濂. 元故处士鹿皮子陈先生墓铭・宋濂全集〔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400-404.

[5] （清）纪昀等.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金至元・东维子集卷六.

[6] （明）宋濂. 元故处士鹿皮子陈先生墓铭・宋濂全集〔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400-404..

[7] 亭塘村.亭塘陈氏宗谱・卷四・少霞洞答问序[O]，2006（重修版）：6.

[8] （明）宋濂. 元故处士鹿皮子陈先生墓铭・宋濂全集〔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400-404.

[9] （宋）吕祖谦.吕东莱文集・卷十七・说论语[M].北京：中华书局，1985：400.

[10] （清）黄宗羲等.宋元学案・陈同甫集[M].北京：中华书局，2011：1833.

[11] 邓广铭.朱陈论辩中陈亮王霸义利观的确解[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00（2）：1-5.

[12] 杨 芾.元故鹿皮子陈先生行状・亭塘陈氏宗谱卷四[O].2006（重修版）：6.

[13] 张 婕、徐文龙、楼聪.民间借贷纠纷有点多[N].东阳日报，2014-03-27：（5）.

宋濂的故事篇5

关键词：故事 高中历史 思考

中图分类号： G633.51 文献标识码： C 文章编号：1672-1578（2013）07-0142-01

故事具有生动性和形象性，能够吸引学生的兴趣，在高中历史教学中，教师如果善于利用这些历史故事，就能够极大地调动学生对历史学习的兴趣，提高历史的教学效率。《百家讲坛》中易中天教授的历史故事，把中国历史演绎的活灵活现，也使听众在轻松愉悦中获得了历史知识。因此，中学历史教师，也要利用课程中涉及的历史故事，让学生在故事中熟悉历史、感悟历史。

历史教学本身就带有浓厚的故事性，历史就是在讲述人类过去的事件，历史故事也为高中历史课堂提供了丰富的教学资源。

1 故事引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因为高中历史教学面临高考，其解决的问题也不再是历史

事件发生的时间、过程、意义等，而更多地教给学生为什么会发生，并且高中历史理论性较之初中要强，难以进行故事化，但是，也因为高中历史的这些特点，使得学生对历史的学习兴趣降低。因此，教师也要发掘教材中的历史故事，激发学生对历史课的学习兴趣。

易中天教授在《百家讲坛》中对三国独特的讲解风格，使那段历史得到了普及，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故事讲解在历史教学中的重要作用。易中天教授教授历史的方式为“以故事表现人物，以人物表现历史，以历史表现文化，以文化表现人性，”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打开了历史教师新的教学思路。

在讲授《张骞通西域》一课时，笔者对学生说“现在的你们比秦始皇还幸福呢，因为秦始皇连葡萄都吃不上，甚至都不知道葡萄长成什么样。”学生都很奇怪，堂堂帝王会连葡萄也吃不上？不是在唐朝都有“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的事情吗？连南方那么不易保存的荔枝都能快马加鞭运送至长安，还有什么是帝王不能做到的？笔者看到学生渴望明白的眼神解释其中的原因：葡萄产自西域，在秦朝时，还不能和西域相通，故而西域的葡萄还没有传到中原，因此，秦始皇也就吃不上葡萄了。从这件小事上，学生很快明白了张骞通西域的意义。

再如讲解《明清君主制度的加强》一课时，教师可以用这样一个故事引入：宋濂是明朝洪武年间的大学士。有一天宋濂在家中请客，第二天上朝，明太祖朱元璋问宋濂“昨天可在家中请客？都请了什么人？”甚至连酒菜都问到了。宋濂不明就里，一一如实回答，朱元璋听后笑着说“濂所言不假。”并且还拿出一张宋濂请客的图画来，宋濂不仅冷汗直流。能把监视做到如此地步，说明了什么呢？又是谁替皇上做这些事情呢？故事和问题很容易就抓住了学生的好奇心，调动了学生探究学习的欲望。

2 融入历史故事，加深对历史的理解

教师的故事应该围绕课文内容展开，而不仅仅是让学生听个热闹，故事的穿插应该加深学生对历史的理解，引导学生对历史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例如在讲解《罗马法的起源与发展》一课时，教师可以给学生讲述这样一个故事：罗莫落是公元前6世纪古罗马的一个贵族，同时他也是罗马军队的一个首领，他曾经立下遗嘱，希望把自己财产的一半捐给那些随他南征北战受伤或者战死的士兵的家人。但是，随着罗莫洛的死去，其家人面对这份财富却不想履行他的遗嘱，针对这种情况，那些士兵的家属把莫洛克的家人告上了法庭，那么同学们，如果你是法官，你会怎么判？你觉得当时罗马的法官会做出怎样的判决呢？通过学生热烈的讨论，教师讲解在当时的罗马没有法律可以遵循，案件都由法官的解释，因此在这个故事中，法官把财产判给了将军的家人。

古罗马平民为了争取自己的权利，在公元前462年要求制定法律条文，并把这些法律条文刻在12块铜表上，史称十二铜表法。教师通过对十二铜表法的讲解，再让学生去判定之前故事中的遗嘱财产，这时候学生发现，有了明确的法律规定，平民的利益的到了一定程度的保护。

这样，故事的加入，使学生对于历史有了更深的理解。

3 利用多媒体重现历史故事场面，引导学生感悟历史

多媒体因其形象直观性备受教师青睐，高中历史教师也要充分利用多媒体课件，为学生重现历史事件，加深学生对历史的理解，拉近学生与历史的距离。例如在讲解《鸦片战争》时，教师可以选择影片《鸦片战争》，影片对于那一段历史的展现真实而深刻，人物形象刻画细致入微，学生在观看影片视频中，对鸦片战争给中国造成的深刻影响有了深刻的认识，学生对西方列强的侵略深恶痛绝，爱国热情的到极大地激发。

在讲解《空前严重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一课时，教师可以选择有关经济危机的图片，在多媒体课件上进行展示，例如经济危机中住在帐篷中的人们，美国银行前挤兑的人群，神色焦虑的人们看着证券交易牌，标价100美元的汽车，排着长队等待救济的人群等，这些图片对学生的视觉冲击，远比教师干巴巴的讲解要强烈得多。

4 鼓励学生讲述历史故事，巩固对历史的记忆

教学手段是为教学目的服务的，因此，教师要采取尽可能多的教学手段，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历史课中，故事尽管有一定的趣味性，但是也不能长期采用单一的方式。教师可以让学生自己搜集有课程有关的历史故事，并让学生自己以小组的形式，表演与相关历史有关的故事情景，在表演中，学生自己设计场景，人物的分配，台词，表现手法，反映的主题等，无论是表演者还是观看者都会受到感染。例如《欧美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杰出人物》之《一代雄狮拿破仑》时，学生自己找到影片《滑铁卢战役》选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段进行改编，在表演过程中，学生对于历史人物拿破仑的理解更加全面和深刻。

宋濂的故事篇6

关键词：陶艺鉴赏；陶瓷史；高濂

中图分类号：J802文献标识码：A

“中国陶瓷是一种包含着多重文化意蕴和多维价值要素的文化现象。”①它在以坚固、耐用、干净的特点满足人们实用需要的同时，由于自身细腻光滑、色泽温润的特殊品质，也成为一种艺术品。正因为如此，明朝文人高濂在《燕闲清赏笺》中，将鉴赏陶瓷作为养生的主要内容之一。他对陶瓷的剖析品评，折射出具体社会环境下的思想个体特色。

一、古典与新巧并存的艺术审美观

纵观《燕闲清赏笺》中高濂对陶瓷的鉴赏评价，我们不难发现，其审美观有着明显的尚古倾向。他称赞宋代龙泉窑瓷器有粉青、深青、淡青之别，而明代仅剩下葱色，其余尽是油青，造型也每况愈下。他甚至感叹宋代定窑各类雅花囊、酒囊“式类数多，莫可名状，诸窑无与比胜。虽然，但制出一时工巧，殊无古人遗意。以巧惑今则可，以制胜古则未也”（《燕闲清赏笺·论定窑》）。官哥窑的葱脚鼎炉、乳炉、花觚、彝炉这四类仿古瓷器，被高濂列为“鉴家至宝”，“每得一睹，心目爽朗，神魂为之飞动，顿令腹饱” 。（《燕闲清赏笺·论官哥窑器》）

高濂这种尚古的倾向，与明朝复古思潮有着必然的联系。明初，朱元璋登基后，致力于恢复被元代中断了近百年的汉家思想，不仅依唐制传统设制衣冠，还颁布了在唐律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大明律令》，旨在指导政府活动和规范社会生活，为朝政歌功颂德的“馆阁体”成为书风的主导方向，绘画上以宋画为尚，院体画复兴。而陶瓷领域中的仿古作品早在北宋、南宋之交就已出现。当时文人间考古风盛行，各窑出现了一系列仿青铜和仿玉器造型的作品，如鬲、鼎、尊、觚等。《燕闲清赏笺》中记载官窑瓷器，“论制，如商庚鼎、纯素鼎、葱管空足冲耳乳炉、商贯耳弓壶、大兽面花纹周贯耳壶、汉耳壶、文巳尊、祖丁尊，皆法古图式，进呈物也” （《燕闲清赏笺·论官哥窑器》）。

明朝自上而下的复古风是强大而持久的。它在渗透到社会每一个角落的同时，也深入到人们的思想观念中。这无形中影响了高濂的陶瓷审美观。而宋代的仿古瓷器则为高濂崇尚古意提供了历史渊源。他曾批评“俗人凡见两耳壶式，不论式之美恶，咸指曰：‘茄袋瓶也’”。在高濂看来“孰知有等短矮肥腹无矩度者，似亦俗恶。若上五制，与姬壶样，深得古人铜铸体式，当为官窑第一妙品”（《燕闲清赏笺·论官哥窑器》）。

高濂崇尚陶瓷的古意，追求和赞赏大雅的作品。这种“雅”首先表现在造型上。高濂遗憾龙泉窑“有坐鼓高墩，有大兽蓋香炉，烛台花瓶，并立地插梅大瓶，诸窑所无，但制不甚雅，仅可适用”，而奥中玻璃窑瓷器“其制不一，奈无雅品，惟瓶之小者有佳趣”。 （《燕闲清赏笺·论诸品窑器》）他将官哥窑法古图式的鼎、觚、壶、磬等作品列为鉴赏之上品，可见，古朴典雅、严谨含蓄的造型是高濂所推崇的。其次，色彩也为高濂所重视。他在比较宣窑和成窑五彩时说：“宣窑五彩，深厚堆垛，故不甚佳。而成窑五彩，用色浅淡，颇有画意”。 （《燕闲清赏笺·论饶器新窑古窑》）清纯、淡雅的色调成为高濂的最爱。所以，高濂认为，官窑瓷器“色取粉青为上，淡白次之，油灰色，色之下也”。 （《燕闲清赏笺·论官哥窑器》）

色泽淡雅、鲜而不艳的青花瓷器得到他的高度赞扬。中国陶瓷超越了一般实用器皿的范畴，不仅是观赏物、把，在特定的环境中，还是生活情趣和理想情操的象征。高濂用“雅”的标准来评价陶瓷，以追求超然出尘的生活环境和幽雅内省的理想人格，这也正是“士大夫事事求雅的目的——人雅也。”②

但是，社会风习和思想文化决定了人的审美标准。高濂生活于明朝中晚期，此时，社会经济有了极大的发展，人们的生活习俗和艺术观念也随之发生着变化，产生了“以华为美的审美理想”。③另外，“市民、宫廷、民间、文人四者，是构成明代工艺的四个大体系。”④各具特色的审美体系相互影响。特别是市民审美趣味，它不同于民间的质朴，也不同于宫廷的华贵，更不同于文人的幽雅，它常常喜欢追求流行的趋势，有时甚至会为此而综合其它三个审美体系的特点。所有这一切，给明代审美文化带来了全新的内涵。生活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高濂对于陶瓷艺术不仅尚古，而且求新，对当时的各类新品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常对一些奇工巧作赞不绝口。明代的斗彩、五彩、彩釉瓷是极具时代特色的新品种。高濂赞赏明代景德镇瓷器说，“若坐墩之美，如漏空花纹，填以五色，华若云锦，有以五彩宝填花纹，绚艳恍目。二种皆深青地。亦有蓝地，填画五彩，如石青剔花，有青花白地，有冰裂纹者，种种样式，似非前代曾有” 。（《燕闲清赏笺·论饶器新窑古窑》）

明初的复古思潮只注重艺术形式上的复古，缺乏对表现主题和思想内容的探究。所以并没有给当时的审美带来新的变化，反而导致艺术气氛异常沉闷。物极必反，明中叶以后，出现了王阳明的“心学”、李贽的“童心说”、汤显祖的“唯情说”以及公安派的“性灵说”。这些追求个性解放、重视情感和审美趣味的学说形成波澜壮阔的浪漫主义思潮。在艺术上形成了重自然，重自我的审美思想。在此影响下，“中国的工艺制作发展到明代，出现了一个前代没有的现象，那就是制作者着意表现属于个人的特点，标榜个性成为一种时髦。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出现，工艺界从趋同的心理逐渐走向求异，个体意识明显的提高了。” ⑤明人这种富于创意、勇于求新的审美心态从《燕闲清赏笺》中可窥一斑。景德镇窑“宣德年造红鱼杯，以西红宝石为末，图画鱼形，自骨肉烧出凸起，宝光鲜红夺目——青花如龙松梅茶杯、人物海兽酒杯、朱砂小壶、大碗，色红如目，用白锁口。又如竹节罩盖卤壶小壶，此等发古未有”。“又等细白茶盏，较坛盏少低，而瓮肚釜底绵足，光莹如玉，内有绝细龙凤暗花，底有‘大明宣德年制’暗款，隐隐桔皮纹起，虽定瓷何能比方，真一代绝品，惜乎外不多见。” 。（《燕闲清赏笺·论饶器新窑古窑》）

二、美观与适用统一的艺术设计观

中国陶瓷的艺术特征在宋代被发挥到极致，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王朝闻先生曾说“任何艺术品的创造，都必须服从人对它的特殊需要”。⑥既然高濂鉴赏品评陶瓷是为了修身养性，满足精神需求，美观便成为他至关重要的审美因素。这种美观包括造型、色彩、纹饰等多方面的因素。受理学思想和禅宗以及文人审美趣味的深层影响，宋瓷以含蓄幽雅著称，它的造型简洁质朴，刚劲挺拔，不事堆饰；釉色多属淡青、乳白、葱绿等；纹饰也是追求自然，合于天造。这样的艺术品位恰如宗白华先生所说，是“芙蓉出水”之美，也正符合高濂作为文人的审美情趣。他所列的官、哥、钧、定、汝是宋代举世闻名的五大名窑，他追求陶瓷的古意和优雅也主要是对宋瓷的推崇。但无论是尚古，还是求雅，高濂注重的是陶瓷的艺术性。

中国工艺美术发展到宋代，“明显地向着两个方向发展：一是结合实用的生活用品，一是专供欣赏的工艺品。” ⑦这种趋势将宋瓷的艺术性发展到顶峰状态，而它对明代瓷器的影响则与宋瓷截然不同。明代瓷器以实用、小巧的生活实用器皿为主。如永乐年造的压手杯、成窑的鸡缸杯都是具有代表性的作品。高濂对此也有记载，“成窑上品，无过五彩葡萄，口扁肚杯式，较宣杯妙甚。次若草虫可口子母鸡劝杯、人物莲子酒盏、五供养浅盏、草虫小盏、青花纸薄酒盏、五彩齐箸小碟、香盒、各制小罐，皆精妙可人。（《燕闲清赏笺·论饶器新窑古窑》）客观环境使得高濂在注重美观的同时，对陶瓷的适用性给予了一定的关注，将“适用”列入陶瓷是否可入清赏的条件之一，显示了他美观与适用统一的艺术设计观。

高濂重实用的观点是有其思想成因的。其一，“中国人对于陶瓷的艺术欣赏和把玩是通过日常生活这一‘中介’而达到的。” ⑧陶瓷最初因实用而发明，并以其独特的优点在六朝代替了铜器和漆器，成为人们生活器皿中的主要品种。当其中一部分陶瓷随着技术与艺术的发展成为艺术品时，人们对它依然存在着实用的情结。第二，明初，统治阶级为稳定政权而发起的复古思潮和采取的一系列务实措施，不仅维护了儒家在中国思想上的正统地位，也使儒家的入世思想落实到“用”上有了可能。第三，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带来了西方文艺复兴以后的科学与文化。西方科技的传入，对中国的知识分子产生了很大的刺激，许多人开始热衷于研究实用之学。作为生活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的一员，高濂重陶瓷实用的观点是很正常的。他评价高丽窑的盏瓯“式有可观，但质薄而脆，色如月白，甚不佳也”。 （《燕闲清赏笺·论定窑》）龙泉窑“有坐鼓高墩，有大兽盖捍炉，烛台花瓶，并立地插梅大瓶，诸窑所无，但制不甚雅，仅可适用。种种器具，制不法古，而工匠亦拙。然而器质厚实，极耐磨弄，不易茅蔑” 。（《燕闲清赏笺·论诸品窑器》）

适用、经济、美观是工艺美术有机统一的三原则。而适用又是首要的，因为功能性不仅是工艺美术的主要特点，也是它与其它艺术的基本区别。生活于明代的高濂已经看到了这一点。他认为大食窑的瓷器“皆以宜兴沙士为骨，泑水微似，制有佳者，但不耐用，俱无足取” 。（《燕闲清赏笺·论诸品窑器》）工艺美术既是一种物质产品，又是一种精神产品。它在为们的生活提供便利的同时， 也要尽可能地为人们提供美的享受。高濂对美观和适用有着论证的看法，追求技术与艺术的完美结合。他赞赏明朝著名的压手杯“杯外青花深翠，式样精妙，传用可久，价亦甚高”。景德镇的坛盏“质细料厚，式美足用，真文房佳器”。 （《燕闲清赏笺·论饶器新窑古窑》）而玻璃的“酒盅、高罐盘盂、高脚劝杯等物，无一可取。色有白缠丝、鸭绿天青、黄锁口，三种俱可观，但不适用耳，非鉴赏佳器”。 （《燕闲清赏笺·论诸品窑器》）

工艺美术的“适用”不仅指适应使用目的，还包括适应使用主体、适应生活环境等诸多方面。以“瓶花”为例，高濂认为：“用如堂中插花，乃以铜之汉壶、大古尊罍，或官哥大瓶弓耳壶，直口敞瓶，或龙泉蓍草大方瓶，高架两旁，或置几上，与堂相宜。……若画斋插花，瓶宜短小，以官哥短瓶、纸槌瓶、花觚、高低三种八卦方瓶……” （《燕闲清赏笺·瓶花三说》）。这是与生活环境相适应的。再以宋代瓷枕为例，高濂不但以为其造型美不胜收，纹饰自然而有情趣，更对其实用方便的特点大加赞叹：“余得一枕，用娃娃手持荷叶覆身叶形，前偃后仰，枕首适可，巧莫与并”（《燕闲清赏笺·论定窑》）。这是与使用目的相适应。作为艺术品的陶瓷在装饰上也是有限度的，“工巧一过，便失去了艺术品最可宝贵的精神”。高濂反对过分装饰，他认为定窑的“合炉、桶炉、以锁子甲球、门锦龟纹穿挽为花地者，制作极工，不入清赏” （《燕闲清赏笺·论定窑》）。文人士大夫喜欢求清新淡雅的艺术，对高濂来说，陶瓷装饰得如此繁琐，便是与使用主体不相适应了。

三、结论

中国陶瓷是艺术生活化和生活艺术化相融并蓄的典范。高濂受明朝复古思潮的影响，他对陶瓷艺术的审美有崇尚古意的倾向，但他却不完全是一个复古主义者，他尚古只是为了追求一种符合文人审美情趣的艺术风格，希求通过这种途径来陶冶自己清雅玄淡的情操，他对新工艺和新作品同样有着浓厚的兴趣。这样的艺术审美观无疑是积极而进步的，它符合艺术发展的规律。另一方面，鉴赏品评陶瓷作为修身养性的主要内容，艺术性是高濂关注的焦点，但他意识到了陶瓷兼日用品与艺术品、功能性与形式美于一身的特殊性，对美观和适用有着论证的看法。现代社会，生存状态、生活环境以及生活方式的改变，人们对陶瓷从实用到精神需求的角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高濂美观与适用相统一的艺术设计观，对当今的陶瓷创作仍有借鉴意义。

①金城《中国陶瓷艺术大观》，山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71页。

②张燕编著《中国古代艺术论着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29页。

③王小舒《中国审美文化史·元明清卷》，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年版，第158页。

④杭间《中国工艺美学思想史》，北岳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140页。

⑤同③，第159页。

⑥奚传绩编《设计艺术经典论著选读》，东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23页。

宋濂的故事篇7

关键词 藏书印 伪印 天禄琳琅

分类号 G256

DOI 10.16603/j.issn1002-1027.2016.04.014

清乾隆间，于敏中等人奉敕编撰内府藏书目录《天禄琳琅书目》，第一次把藏书印作为目录的重要内容进行著录，并对藏书印的“文字种类、形状、印色、位置，标示清楚，印文用楷书摹写填入”，还对藏书印进行考辩，分出真伪。细检全书，共记载21处伪印，其中《天禄琳琅书目》19处，《天禄琳琅书目后编》2处。此外尚有因种种原因判断版本失误而没有指出的伪印12处。钤有伪印的书，经史子集四部皆有，本文将其一一列出，分析其模仿对象、用以作伪的古籍版本，以期探讨出藏书印作伪的内容与目的。

1 《天禄琳琅书目》中的伪印

1.1 《天禄琳琅书目》与《天禄琳琅书目后编》中明确标出的伪印

《天禄琳琅书目》（以下简称《书目》）的体例特点之一就是著录、揭示了入选书目中的伪印，现将前后二编中21处关于伪印的原始记载按正文顺序排列如下。

《书目》卷五元版史部《史记》条下：“又目录后有‘表章经史之宝’，乃为木刻，系别纸所印，移黏于此。此出书贾作伪之手，不足登载。”

《书目》卷六元版子部《河南程氏遗书》条下：“书中有‘赵氏子昂’、‘龙门子图书记’、‘进士郡李县令’三印。考《元史》，孟\以英宗至治二年六月卒，而邹次陈序作于至治二年七月，谭善心识语作于至治三年九月，是孟\殁时书尚未经刊行，安得其收藏印记？‘进士郡李县令’一印，文义亦不可解。观三印，篆法俱极粗劣，其为书贾伪造无疑。”

《书目》卷六元版子部《梦溪笔谈》条下：“又有宋徽宗‘政和’二字，宝篆粗俗，系书贾伪作，不足载入。”

《书目》卷七明版经部《仪礼》条下：“书中有‘赵氏子昂’、‘枢密之章’、‘允文’三印，篆法庸俗，皆出一手，其为书贾伪作无疑。”

《书目》卷七明版经部《国语》条下：“书中有‘震宫’、‘育德’、‘弱侯’、‘杨爵之印’、‘斛山’、‘金埴王氏书画珍藏’、‘二酉藏书’、‘铁笛道人’、‘东楼书画’印记香炉式印九印，篆法既不能佳，其印色亦复相等，且兼以油污模胡，几不可辨，系书贾伪造，一时所钤。”

《书目》卷七明版经部《五经四书》条下：“《诗经》内有‘枕石激流’、‘君则氏’二印，系先割去旧有之印，钤于补纸上者，其‘君则氏’本小，乃平列二方，与‘枕石激流’配合，明属书贾伪为。又《四书》内有‘尚宝寺卿表忠澈家藏书画’，《明史・职官志》有尚宝司，而无尚宝寺之名。其列传内载袁忠澈，字静思，鄞人。从父珙谒燕王，王厚遇之。及即位，召授鸿胪寺班，赐赉甚厚，迁尚宝司丞，寻进少卿。今印记中以‘司’为‘寺’、以‘袁’为‘表’，谬误尤甚，均不足存。”

《书目》卷七明版经部《许氏说文解字五音韵谱》条下：“此书标题虽无‘重刊’二字，而篆法逊于后一部，盖欲伪充宋椠而不能工者也。”“又有‘赵子昂印’，篆法甚庸劣，其为伪作可知。”

《书目》卷八明版史部《陈书》条下：“版心上方有割补处，其字画版式，与《梁书》前一部同，盖去‘嘉靖某年刊补’字样，图作宋椠也。书中有‘裴’字并‘同主人’二印，钤版心补纸之上，明系书贾作伪以掩补痕者。其‘裴’字乃取‘裴庵印’右方之字，观‘裴庵印’与‘李葆贞庆东’两印每牵连并用，篆法俱不工，印色复相似，皆出伪造无疑，均不足录。”

《书目》卷八明版史部《资治通鉴纲目》条下：“书中有‘项氏家藏’、‘汪氏象家’二印，篆文杜撰，昧于古法，又二印字画模胡，不可辨识，均出书贾伪造之手，不足存也。”

《书目》卷八明版史部《文献通考》条下：“此亦前版，而书贾将嘉靖‘靖’字割去，补书‘定’字，亦充宋椠。且所钤‘广运之宝’篆笔n弱，亦非明时内府原玺，不足采录。”

《书目》卷九明版子部《野客丛书》条下：“书中有‘赵氏子昂’印记，篆法不工，有‘三吴世家’一印，字体并多讹谬，书贾伪造，不足存也。”

《书目》卷九明版子部《古今合璧事类备要》条下：“明邵宝藏本，印记见前。书中又有‘端本’印，‘端’字俱作山旁，亦系书贾伪作，不足采入。”

《书目》卷十明版第2部《六家文选》条下：“又有‘袁忠澈’印记，‘袁’字篆法讹作‘表’字，明属书贾伪为。”书中钤印之印编者还著录了“楚府图书”“翰林学士文节世家藏书画印”“顾氏藏书”“九华山房”“水村陆氏珍藏”“云间潘氏仲履父图书”及“琅琊王氏珍玩”。此嘉靖己酉年（1549）吴郡袁所刻《六家文选》，刊刻精美，纸墨俱佳，“择工选艺以求毫发无憾”，书贾往往以之作伪，《书目》中收录十部，后九部皆有不同程度的造假。第2部中编者发现了“袁忠澈”的伪印，正式著录的7方印中，只考证了2方，其余皆无考。其中“水村陆氏珍藏”与《书目后编》卷四第4部宋版《史记》中著录的“水陆氏珍玩”形状字体相似，编者考证为明代陆完。陆完（1458-1526），字全卿，号水，长洲人。成化二十三年进士，授监察御史，官至兵部尚书。收藏甚富。刘蔷在《天禄琳琅研究》中考证出《书目后编》中所收5部宋版《史记》皆为明本误为宋者。第4部《史记》为嘉靖十三年（1534）秦藩覆宋刻本，陆完逝后才出版，陆氏之印定为书贾作伪。另外三方藏书印“楚府图书”“翰林学士文节世家藏书画印”“顾氏藏书”与《史记》中所钤毫无二致，疑为同一书贾所为。

《书目》卷十第5部《六家文选》条下：“又有‘景濂’印，考《明史》，宋濂，字景濂，浦江人。洪武间官至翰林学士承旨兼太子赞善大夫。是景濂乃明初人，书中不应有其印记，明系书贾伪作。”另有“尚宝司卿柳庄袁忠澈家藏印”亦当伪作。第6部《六家文选》亦著录此印，袁刻书晚于袁忠澈生活年代，编者误将二书定为袁忠澈所藏。

《书目》卷十第8部《六家文选》条下：“书中有‘吴宽’印记，考《明史》，吴宽，以正德时卒于官。其时袁氏此书尚未付梓，安得经其收藏？明是书贾故取袁以前之人，冀掩其作伪之计，不足采入。”“水村陆氏画史珍玩图书”白文印编者归为无考，实亦为伪冒明代陆完之藏印。

《书目》卷十明版集部《古文苑》条下：“是本字画颇清朗，而樵印不工，纸色亦出渲染，又伪作金粟山印记，总无以掩其为明翻宋椠之迹也。”“又有‘虞集’、‘伯生’二印，篆法庸劣，显系伪托，不足揉录。”

《书目》卷十明版集部《万首唐人绝句》条下：“又有赵子昂氏印，篆法不工，显然伪托，不复采录。”

《书目》卷十明版集部《山谷老人刀笔》条下：“又有谢叠山、赵孟\二印，系出伪作，不足存。”

《书目后编》卷十七明版子部《海录碎事》条下：“坊贾割补‘明’字为‘宋’，以售其赝，不知南宋地无河南、官无佥宪也。印记亦多伪，而版特精好。”

《书目后编》卷十七明版子部《事物纪原》条下：“至印记中有钤用‘启事’‘家报’者，坊贾所为。”

1.2 《天禄琳琅书目》与《天禄琳琅书目后编》中未标出的伪印

《书目》与《书目后编》在版本鉴定方面有较大失误，尤其是《书目后编》。据刘蔷统计，《书目》中误判版本至少有11部，而《书目后编》664部善本中，原著录为宋本的231部有134部为误判，其失误比例高达三分之一，其中宋元版失误比例几近三分之二。因为版本判断错误，文末所附之藏书印也有部分伪印没有标出，现按书中出现先后顺序列出如下：

《书目》卷五第三部元版史部《博古图》条下：此本卷一《总说》后尚有别纸接补之痕，可知为后人割去。第朴序自纪年月为宣和五年十月朔，而序首乃云“粤稽赵宋，时维宣和”，且中多诋毁徽宗之语。考《徽宗本纪》，以宣和七年传位钦宗，岂有以当时臣民敢肆然诋毁其君而并付之剞劂者？况其序若作于宣和，又何以“粤稽”“时维”作追述之壤乎？历考宋元以来正史并各载记之书，皆无所谓郑朴者，似是朴有此书，刻之者欲伪充宋本，妄于序中题以宣和年月。而获此本者，阅序中所言，亦知朴非宣和时人，又割去以为伪充之地耳。朴，无可考。姑附于元版《博古图》后，以俟参订。其后录有藏书印14方，分别为：“赵”“松雪斋”“张氏择善”“吉父”“桂坡安国赏鉴”“停云”“钱氏彦春”“都穆”“吴宽”“原博”“困学斋”“赵孟\印”“杨氏家藏”“文氏休承”。文中已经透露出编者对此书版本存疑，但未下断语，暂且归入元版之中。书序之郑朴为明人，此书刊刻于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因雕工精美，遭剜改以充宋本。则貌似递藏此书的元代赵孟\、鲜于枢，明代的都穆、吴宽、安国（1481-1534）、文征明、文嘉，均不可能在身故之后才出版的书中钤盖自己的藏书印，“赵”“松雪斋”“赵孟\印”；“困学斋”；“都穆”；“吴宽”“原博”；“桂坡安国赏鉴”；“停云”“文氏休承”必为伪印无疑。“吉父”之印，《书目》中未作说明，《清代天禄琳琅藏书印记研究》中归入元代章元泽名下，并注明元代金履祥字吉父。“张氏择善”“钱氏彦春”“杨氏家藏”等不知所指何人之印，也可能是坊贾随手所钤。赖氏书中“张氏择善”“钱氏彦春”二印无考，“杨氏家藏”未收，可见并无重要价值。

《书目》卷六元版《增刊校正王状元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条下：《注诗姓氏》后有“汪氏诚意斋集书堂新刊”木记，假名妄作，必是此人。此人以其书规仿宋椠，樵印清朗，尚属元刻之善者，故存之。元柯九思藏本。明项元汴、本朝季振宜俱经收藏，印记见前。余印皆无可考。书后收录藏书印十方，分别为：震宫育德、大德少阳、明经世家、振宜、柯九思印、朴素居士、崇雅、听言生、龙峰书屋、天籁阁书画印。此书归人元刊本，但实际乃明成化间汪氏诚意斋集书堂刊本，据《天禄琳琅研究》一书考证中国国家图书馆、浙江图书馆及皆有收藏，汪氏诚意斋集书堂为明代书坊，刻印此书时着意模仿赵体，加上伪钤元代柯九思的藏书印，以充元刻。《书目》编者明白书贾有作伪之行为，但被“柯九思印”误导，以为本为元刊欲充宋椠，未查证汪氏实为明代之人，将明刊本错判为元刊本，恰恰进入书贾圈套。《清代天禄琳琅藏书印记研究》一书对以上诸印皆有考证。“震宫育德”“大德少阳”两印为明代王叔果之印。王叔果（1516-1588），字育德，号西华。“明经世家”“朴素居士”两印可能为明华旭所钤。华旭（1410-1484），字彦辉，号朴素，正统丁卯（1447）科，江西吉安府推官。“崇雅”“听言生”“龙峰书屋”三印为明邓学诗所有。邓学诗字崇雅，号疾退子，泰和人。元末明初诗人，洪武间以荐举入仕，官至平阳知县。龙峰书屋乃其书室名。“天籁阁书画印”归为项元汴所有。天籁阁确为项氏藏书室名，但其藏书印中常见“天籁阁”朱文长方印，“天籁阁书画印”见于文献记载者少。

《书目》卷六元版《象山先生集》条下：《外集》卷五后有“辛巳岁孟冬月安正书堂重刊”木记。按：嘉定十三年，岁在庚辰，则木记所纪辛巳当为嘉定十四年。但此书墨纸黝，决非宋本。当属元时翻刻之书。书后记录藏书印有：“松雪斋”“陶九成藏书印”“俞邰”及“黄印虞稷”四方。《书目》编者据“松雪斋”和“陶九成藏书印”两印推测此书经元代赵孟\和明初陶宗仪递藏，虽说纸墨不佳，也定为元代翻刻嘉定年间本。孰知书贾正是利用大家迷信名人藏书印这一点，染纸作伪，将正德十六年（1521）京兆书林刘宗器安正书堂所刻明本生生提前一、二百年。

《书目后编》卷二宋版第2部《三礼图》钤有“内府图书之印”“史氏家传翰苑收藏书画图章”“赵孟\印”及“王英时彦”四印。编者推测曾藏史氏、赵孟\家，考证王英乃永乐进士，加上有明代内府九叠篆印，断定元代及之前刊本，为书贾剜割书末木记“后学成德四字”，仅仅留下淳熙乙未陈伯广之刊书识语所惑，将清初习见的通志堂经解本归入宋版之列。宋代史守之富藏书画，筑翰苑藏之，“史氏家传翰苑收藏书画图章”之印应是书贾以史守之为对象伪造的藏书印。清代刊本中有宋、元、明代公私藏书印，必伪无疑。

《书目后编》卷三宋版《六经图》实为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新都吴继仕熙春堂刻本，编者未能细审行款版式，只看内容与《直斋书录解题》相同，直接忽略序及作者列名方式等明显差异，将此书定为宋版。书中钤印“鲁斋”“许衡”“澹斋”“南昌袁氏家藏”四印考证为元代许衡、明初郑定与袁忠澈所有。显然这三位元明藏书家是不可能收藏万历年间出版的《六经图》，可见书贾制造伪印钤盖这一常用手段再次得逞。

《书目后编》卷四宋版第2部《史记》，为明嘉靖四至六年（1525-1527）王延纯瘫荆钤盖“脱脱”“景濂”“廉夫”等印，编者因此确认此书为“真南宋本，多钤元及明初人印章，如元之绰克托、杨维桢，明之宋濂是也。”编者以为有元末贤相脱脱（1314-1355）之藏书印，并被随后的杨维桢、宋濂等递藏，必是元以前版本无疑，却不知书贾正是利用人们这一心理，钤上名家伪印，结合剜改拼接等手段，成功误导编者将之定为宋版。第3部《史记》，实为明嘉靖十三年（1534）秦藩覆宋刻本，因删去卷首之“嘉靖甲午上元之吉日秦藩抑道人重刻《史记》序”和“嘉靖庚戌夏四月一日之吉秦藩允中道人《史记》序刻”二篇重要序文，失去了判断版本的重要依据，再加上书贾有意别纸补刻“嘉定六年岁在癸酉季夏万卷楼刊”木记以充宋椠。后面所录“东海袁尚宝氏家藏图书”将姓与“尚保司”这一职衔中“尚保”二字讹误为“尚宝”加上“氏”字连用，似乎“尚宝”为袁氏之字，欲冒袁忠澈之名作伪之心昭然若揭。紧接着的第4部《史记》同样以明本误入宋本，书中所钤“倪氏元镇家藏”之印，编者断定为元代著名收藏家倪瓒之印。编者考证“楚府图书”印主为楚藩庄王朱孟烷，“水陆氏珍玩”印主为明代陆完。“楚府图书”“水陆氏珍玩”与“翰林学士文节之家藏书画印”在《书目》及《书目后编》误判版本的图书中反复出现，卷四《隆平集》亦为明本误定为宋本，其后著录“水村校藏清玩”朱文长方印。前文所述卷十第2部《六家文选》中著录“楚府图书”“翰林学士文节世家藏书画印”“顾氏藏书”“水村陆氏珍藏”与此雷同，皆为书贾所为。

《书目后编》卷五宋版第1部《家语》条下：明内府秘书，曾藏宋濂家。其印有“长洲吴氏”“太史氏印”或“吴宽家物”。杨循吉，字元敬，长洲人。嘉靖朝官礼部主事。至“宋宗室”三印，不知主名。又有王孙山樵半壁画一及藏图书诸印，更无全文可辨。其后录有藏书印10方：“文渊阁印”“以化子孙保之”“金华宋氏景濂”“景濂”“宋宗室”“皇宋宗室所藏”“天水赵氏珍藏”“太史氏印”“长洲吴氏”“循吉”。诸印皆为伪印。此本实为明末刻本，现藏辽宁省图书馆。第2部《家语》亦是明本误为宋本。其后著录的“长宜子孙”“宣城贡氏玩斋书画珍藏”“陈印士龄”“半轩王氏”及“文天祥印”5印中，“宣城贡氏玩斋书画珍藏”及“文天祥印”一为元人贡师泰一为宋人文天祥，必定乃书贾伪造。“半轩王氏”推测为明初王行之印。王行（1331-1395），字止仲，自号澹如居士，又号半轩，亦号楮园，吴县（今江苏苏州）人。从王行的生卒判断，“半轩王氏”作伪的可能性很大。“长宜子孙”在《清代天禄琳琅藏书印记研究》中归人贡师泰名下，“陈印士龄”归入清人陈元龄名下，皆无有力证据。

《书目后编》卷五共著录4部宋版《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其实皆为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武陵顾从德刻本，其中第二部条下有7方藏书印，分别为：“戏墨楼”“克庵”“方壶山人”“晋醴侯裔”“师古斋”“江东陆氏书画珍藏”“海樵虞山”。《书目后编》编撰者认定是明代陈选藏本，并于该条记录下注明“陈选，字士贤，号克庵，台州人。成化时官布政使，见《别号录》。”依编者之意，除了“克庵”一印可归陈选名下，其余八方印并无考证。参考《清代天禄琳琅藏书印记研究》一书中，“方壶山人”归入顾从德名下，“师古斋”为廖钦所有，“江东陆氏书画珍藏”“海樵虞山”为明陆深收藏印。顾从德（1518-1587），字汝修，别号方壶山人。此书为顾氏所刻，他保存一本盖上自己的藏书印可信度比较高。廖钦（1342-1404），字敬先，江西吉水人，洪武四年（1371）官河内丞。廖氏不可能将藏书印钤于尚未刊刻的书中，显然“师古斋”为伪印。陆深（1477-1544），字子渊，号俨山，明代松江府上海县人，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弘治十八年（1505）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嘉靖中为太常卿兼侍读。世宗南巡，掌行在翰林院印，官至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学士，卒谥文裕。“戏墨楼”“晋醴侯裔”一印无考。陈选（1429-1486），字士贤，号克庵，临海城关人。天顺四年（1460），会试第一，授御史，巡按江西。成化六年（1470），任河南按察副使，改提督学政，后升按察使。历广东右参政，福建右布政使。与《书目后编》所说该为同一人。如此则“克庵”印为书贾作伪，成化年间即去世之人，不可能把藏书印盖在六十余年后才刊刻出版的书中。

《书目后编》卷七收入7部宋版《六家文选》，前文亦提过，皆嘉靖二十七八年（1549）吴郡袁嘉趣堂覆宋广都裴氏本，剜改卷尾木记以充宋版。第6部钤有“开山第一家藏书画印”等10枚藏书印，其中“古太史氏”和“景濂”二印暗指吴宽和宋濂递藏，皆书贾伪作。

综合《书目》及《书目后编》所著录的图书，共计31部（见表1）可确认钤有伪印，现逐部统计出107方（见表2），涉及宋、元、明三代，涵盖官府及私家藏书印。31部印章作伪书，除3部为元版，1部为清通志堂刻本外，其余27部皆为明代精刻精印本，书贾或者抽撤序跋、或者剜改书牌、或者伪补版心木记，染纸作旧，钤以伪印，种种手段，花样百出，即使是鉴定版本经验丰富的大家，有时也未能识别这些混珠之鱼目。尤其是这31部书中所钤的100余方伪印，多借宋元明初著名鉴藏家之名号，混淆视听，《书目后编》中就有不少书的版本，编者以为曾经由前朝名家递藏、未详加考证而致误。表2中所列的伪印有“表章经史之宝”等明内府用印，也有“政和”“允文”“谢叠山”“文天祥印”等宋代帝王将相藏书印，更有赵孟\、柯九思、鲜于枢等元代著名鉴藏家的名号室名伪印，明初学者文人之印更是比比皆是。

因为《天禄琳琅书目》为清代内府所藏善本书目，所收古籍都是较早的刻本和旧抄本，收录清代刻印的文献较少，故文中所载用以作伪的古籍基本都是明代的刻本。书中所载伪印多选择明版钤盖的原因可能有二：其一是明代版本在清代的收藏价值不太高，所以通过作伪的方式将古籍的版本提前；其二是藏书印作伪在明代比较普遍。

伪本主要是伪宋本、伪元本，很少有人去假造明本、清本，因为古书版本的商品差价主要反映在宋元旧刻和明清新刻之间。明初，宋元旧本虽损失惨重，日益稀少，但当时还没有形成追复宋元古风的势态，宋元旧刻的身价并未凭空拔高，书商作伪的气候尚未成熟。而这些条件都是在明中期才逐步具备的。嘉靖时代出现的仿宋刻本既反映了时代之风尚，同时也为伪本制作者提供了制作伪本的基础。所以伪本的大量产生应在嘉靖之际，藏书印作伪也相伴盛行。

2 伪造藏书印的原因分析

藏书印作伪的原因也即古籍版本作伪的原因，细究起来，经济因素是决定因素，不法书商利欲熏心是其根源。当然还应当考虑到促发这种贪欲膨胀的客观因素，比如善本古籍的日渐稀少和藏家的大力争购之间的矛盾，使古书旧本的商品价值日益增长、抬高，加上附弄风雅者和居奇牟利者推波助澜，更使作伪者有机可乘、有空可钻。

藏书印作伪不仅损害读者的经济利益，还可能误导读者，十分恶劣。但细究根源，是什么让书贾的这种恶劣行径得逞，并一而再再而三地继续下去呢？正是部分藏书家偏嗜宋元旧刻的习惯及迷信名人批校的不良风气。虽说他们的初衷是想获取内容讹误最少的文献，却未达到人人具备鉴别真假的能力，当时信息的交流更是不畅通，使得书贾屡屡得手，暴利刺激出书贾的猖狂。明代中后期，宋元版本的身价已达到了按页计价的程度，毛晋就是典型的代表，当时曾有歌谣传：三百六十行生意，不如鬻书于毛氏。钱谦益也是推重宋元版的带头者，叶德辉所著《书林清话》中曾描述钱、毛二人带动重视宋元版的藏书风气，称“国朝藏书尚宋元板之风，始于虞山钱谦益绛云楼、毛晋汲古阁。”又云“自钱牧斋、毛子晋先后提倡宋元旧刻，季沧苇、钱述古、徐传是继之，流于乾嘉，古刻愈稀，嗜书者众，零篇断叶，宝若球琳，盖已成为一种汉石柴窑，虽残碑破器，有不惜重赀以购者矣。”曹溶在《绛云楼书目题词》中也指出钱谦益选择藏书范围比较狭隘，“所收必宋元板，不取近人所刻及钞本；虽苏子美、叶石林、三沈集等，以非旧刻，不入《目录》中”。述古堂主人钱曾也是此辈中人，他自称“生平所酷嗜者，宋椠本为最”，被人称为“佞宋”。后来黄荛圃名其藏书楼曰“百宋一廛”，自号“佞宋主人”；吴槎客有“千元十驾”，另刻一印“临安志百卷人家”，也都以所藏宋元版本自夸。到了清中晚期，这种情形更是变本加厉。这在叶德辉《书林清话》中也有记载，他谈到清末光绪年间宋版书的行情时说：“至近时，宋板书日希见，以吾见闻所及，张南皮以三百金购宋板《诗经朱子集传》，徐梧生以三百金购北宋本《周易正义》（道州何氏所藏）。此在光绪甲乙间事。年来北京拳乱以后，旧本愈稀。故家所藏，颇罹兵劫。犹闻京师书估以五百金售宋人李璧《雁湖集》（醴陵文氏所藏，海内孤本也）。贵池刘某以番饼四百圆得汲古旧藏宋本《孔子家语》，县人袁思亮以三千金购宋牧仲、翁潭溪所校残宋本《施注苏诗》”。

因着藏书家的这种嗜旧心理，书贾自然设法迎合。没有旧本的伪装旧本，不全的旧本凑成全本，较好的本子更要锦上添花，所以名家印鉴多多准备，想盖哪个用哪个。沈津曾于博客中撰文称：“解放前，苏州专门经营古旧书的文学山房江杏溪、杭州抱经堂朱遂翔等都是专门伪造名人藏书印的老手，假印一抽斗，都是数十方以上，什么惠定宇、顾广圻、莫友芝等等应有尽有，想用谁的就顺手钤上。潘师景郑先生曾告诉我，这些都是他亲眼所见。陈乃乾先生也回忆说，在上海设立古书流通处的陈立炎，亦伪刻藏书家卢文抱经楼等印章，且雇抄手三人，每日以旧棉纸传抄各书，并将假印钤上”。作伪者有暴利可图，见利忘义，也就无所不为了。

3 伪印仿照对象分析

书贾伪造假的藏书印，目的是让买书者误会，以为钤有伪印的书籍曾经权威人士递藏，其版本毋庸置疑。是故伪印31处，除《书目后编》卷十七“海录碎事”一条未详记伪印内容，《事物纪原》一书所记“启事”“家报”二印非伪印外，共计伪印107方，可分为三种：其一伪造历代内府藏书印，共5方；其二伪造学术旧耆之印；其三伪造著名私人藏书家刻书家印。

3.1 伪造皇家内府的藏书印

宋徽宗“政和”印，见于《书目》卷六《梦溪笔谈》中，仿作者篆法粗俗，行家一眼即可识破乃书贾作伪。《书目后编》卷五《家语》中“宋宗室”朱文壶芦印、“皇宋宗室所藏”朱文印欲借宋代宗室之名，证明此本乃宋代版本，可惜卷十末所刻“岁申寅端阳望吴时用书、黄周贤金贤刻”两行，与全书字体风格迥异，拙劣非常，且将“甲”误作“申”字，又随意选用咸淳间所无之甲寅年号，稍加考证即知为书贾作伪。

《书目》卷八《文献通考》伪钤“广运之宝”，因此书作伪迹象甚明，被行家一眼识穿，《书目》编撰者也明确表示伪印不予著录。“表章经史之宝”一印本为明代内府藏书印，而《书目》卷五《史记》用别纸钤印“表章经史之宝”后，移粘于目录后。元代所刻已属善本，书贾仍欲锦上添花，孰知却成画蛇添足。《书目后编》卷二第2部《三礼图》所钤“内府图书之印”九叠文官印，编者判断为明代内府所用，其实此部《三礼图》为清初通志堂刊本，故为书贾所制伪印，令颇有经验的书目编撰者也上当，将此书当作宋版书著录。《书目后编》卷五《家语》卷首钤“文渊阁印”朱印，拟冒充明代内府所藏宋版秘书。尽管书贾费尽心机伪造“祺”字阙笔，误导大家认为此书乃咸淳年间所刻，然咸淳共十年间，并无书前序中所署甲寅年号，此为伪书无疑，经考证知为明末刻本，所钤“文渊阁印”可知为伪印。

一般来说，皇家内府藏书自非普通坊刻士子日常读物可比拟，要么版本精审，要么内容有助治国，且多为前朝宫庭旧藏或经名家递藏，朱印累累，所谓流传有绪者是也。尤其是以风雅著称的清高宗乾隆帝，连钤何印盖于何处都有固定风格，而作伪之印破绽百出，只要稍作推敲，自能明白真伪。

3.2 伪造知名学者文人之印

《书目》中辨识出的伪印以私家藏书印居多，印主不乏著名学者文人，最早乃宋代虞允文。《书目》卷七明刻本《仪礼》一书记录“枢密之章”“允文”二印，假托南宋丞相虞允文之名。卷十《山谷老人刀笔》则有谢叠山伪印。谢叠山即谢枋得（1226-1289），字君直，叠山是他的号。《书目后编》卷五宋版第2部《家语》其实是明刻本，其后却著录“文天祥印”，宋代之抗金名将也被书贾利用来取信于人。此书还钤元代文人贡师泰之“宣城贡氏玩斋书画珍藏”印，明显借用贡氏之学术地位来渔利。元代的大书法家赵子昂的伪印也很多。《书目》卷五《博古图》以明代刻本伪充宋本，为取信于人，即钤赵孟\惯用之“赵”“松雪斋”与“赵孟\印”三方，殊不知序言内容及写序之人已经暴露出明刻本的特征。此外《书目》卷六《河南程氏遗书》《象山先生集》，卷七《野容丛书》《仪礼》《许氏说文解字五音韵谱》，卷十《万首唐人绝句》；《书目后编》卷二《三礼图》，卷五《家语》等；这些明清刻本中都钤赵孟\的藏书印。他的伪印在书中反复出现10次共12方。《书目》卷十《古文苑》及《书目后编》卷十一《文心雕龙》则欲借元代著名学者虞集之名提高自身价值。虞集（1272-1348），字伯生，号道园，素负文名，为“元四家”之一。但这些伪印被善于鉴别的编者一眼看破其篆法庸劣，直接指出其为书贾伪托。类似的还有《书目》卷六《象山先生集》的“陶九成藏书印”；《书目》卷七明版《国语》中的“铁笛道人”；《书目》卷十《六家文选》，《书目后编》卷四第2部《史记》，《书目后编》卷五《家语》，《书目后编》卷七第6部《六家文选》，这些书中的“景濂”“金华宋氏景濂”印；《书目》卷七《国语》中的“杨爵之印”“斛山”“弱侯”“二酉藏书”等；被编者认定为陶宗仪、杨维桢、宋濂、杨爵、焦f、胡应麟之藏书印。明初文学家宋濂醉心图书的收藏，因此以宋濂的名目伪造的藏书印也特别多，在《书目》与《书目后编》中反复出现4次。考《明史》，宋濂（1310-1381），字景濂，洪武间官至翰林学士承旨兼太子赞善大夫，曾被明太祖朱元璋誉为“开国文臣之首”，以他在文坛的号召力，对士子的影响力，若知某书经他珍藏，必定为读书人所重视。

3.3 伪造著名私人藏书家刻书家印

《书目》卷六元版《增刊校正王状元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序及卷二十五钤白文方印“柯九思印”。柯九思（1290-1343），乃元代著名书画鉴藏家，比赵孟\生活年代稍晚。《增刊校正王状元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一书为明代书坊汪氏诚意斋集书堂所刻，元代之人，却将自己的藏书印钤于明代所刻之书中，书贾作伪无疑。但此印误人深矣，《书目》之编撰者亦算经验丰富，却也相信柯九思递藏此书，定为元本无疑。可见用声名卓著的鉴藏家之藏书印作伪，成功的机率很大。

“史氏家传翰苑收藏书画图章”系《书目后编》卷二《三礼图》中所钤之伪印，欲借著名藏书家史守之之名，将清初刻本伪充宋刻本。史守之（1166-1224），南宋时著名藏书家，史弥大之子，家学渊源，极富藏书，与同邑藏书家楼钥并称“南楼北史”。

鲜于枢是元代书法家，在藏书界也颇有声名，他的室名“困学斋”也没有逃脱被书贾作伪的命运。《书目》卷五第3部元版史部《博古图》，本是明代郑朴所刻，书贾增补宋时伪序，钤上“困学斋”等元代名人印以欺售。

《书目后编》卷四第4部《史记》钤“倪氏元镇家藏”之印，被编者断定为元代著名收藏家倪瓒之印，因此判定些书为宋本，书贾作伪成功又一例。

《书目》卷十《六家文选》有“吴宽”印，《书目后编》卷五《家语》有“太史氏印”“长洲吴氏”印。考《明史》，吴宽（1435-1504），以正德时卒于官，均在两书刻印之前，如何能得吴宽收藏？

项元汴藏书有遍盖全书的钤印恶习，常为人所诟病，他的姓名字号及室名印也为人所熟知。《增刊校正王状元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中却见“天籁阁书画印”，《资治通鉴纲目》钤印“项氏家藏”，皆欲冒充项元汴之名。项氏藏书楼名“天籁阁”，室名别号藏印虽多，却未见别书钤印这二方印文，显见书贾作伪。

宋濂的故事篇8

近年来，以“阅读”为主题的中考作文题出现率较高，应当引起大家的广泛关注。例如2013年山西中考作文题“我 书 ”，2012年江苏南京中考作文题“带一本书去旅行”，2011年广西柳州中考作文题“伴我成长的那些（篇）课文”等。

素材集锦：

杨绛：

读书像串门

我觉得读书好比串门――“隐身”的串门。要拜见钦佩的老师或有名的学者，不必事先打招呼，也不怕搅扰主人。翻开书面就闯进大门，翻过几页就升堂入室；而且可以经常去，时刻去，如果不得要领，还可以不辞而别，或者另找高明，和他对质。不管我们要拜见的主人住在国内国外，不管他属于现代古代，不管他什么专业，不管他讲正经大道理或聊天说笑，都可以挨近前去听个够。我们可以恭恭敬敬旁听孔门弟子追述夫子遗言，也不妨淘气地笑问“言必称‘亦有仁义而已矣’的孟夫子”，他如果生在我们同一个时代，会不会是一位马列主义老先生呀？我们可以在苏格拉底临刑前守在他身边，听他和一位朋友谈话，也可以对斯多葛派伊匹克悌忒斯的《金玉良言》思考怀疑；我们可以倾听前朝列代的遗闻逸事，也可以领教当代最奥妙的创新理论或有意惊人的故作高论。反正话不投机或言不入耳，不妨抽身退场，甚至砰一下推上大门――就是说，啪地合上书面――谁也不会嗔怪。这是书以外的世界里难得的自由！

一句话点拨：“读书好比串门”，自由自在，舒心惬意，好美的比喻。

适用话题：读书的乐趣、书中天地宽、高尚的灵魂生活。

宋濂苦读

宋濂是明代重臣，曾被明太祖朱元璋誉为“开国文臣之首”。他著作颇多，主修《元史》，著有《宋学士文集》。他幼年家贫，常借书苦读。在其《送东阳马生序》一文中，叙述了自己苦读的经历：他幼时就爱读书，可是家贫买不起书，就经常到有藏书人家去借。一借到书，就夜以继日地赶抄，即使在数九寒天，砚水结冰，手指冻僵，也不停笔。他借书守信，按期归还，有书的人家愿意不断借书给他。宋濂读书时，遇到疑难，自己不能解决时，就长途跋涉到百里以外去寻访名师。逢严冬季节，他忍饥挨饿，顶风冒雪，穿过巨谷，爬上大山，两脚冻裂出一道道血口，仍继续寻访老师。宋濂十几年如一日刻苦读书，终于取得了杰出成就。

一句话点拨：书是精神食粮，读书要勇于吃苦。

适用话题：书非借不能读、读书须刻苦、读书贵在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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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不离身

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因在1959年中共中央召开的“庐山会议”上，上书批评1958年以来的“左倾”错误，坚持正确意见而遭批判。他被免职后从中南海搬出来，在清理东西时，把元帅服、狐皮大衣、地毯等统统上交。他说：“凡是当老百姓用不着的东西，我都不要。但是书，一本也不能丢。”他把收藏的二十多箱书都搬到北京郊外的新居。1965年，他到西南三线工作时，又把这二十多箱书带在身边。十年浩劫中，身遭厄运，横遭迫害，他念念不忘的还是那些书。他对警卫参谋说：“我别的没有什么吩咐，就是惦记我那些书。”他工作之余就沉浸书海，桌上、床上、柜子上到处是书。他读书十分认真，读过的书都加满了批注。

宋濂的故事篇9

一位是第十师师长李默庵，另外一位是第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

李默庵与宋希濂，都是黄埔一期毕业，毕业后，在1925年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都与黄埔一期中大名鼎鼎的共产党人陈赓关系极深。

李默庵19岁被陈赓带到广州陆军讲武学校。后来陈赓从该校转入黄埔，李默庵也跟着转入黄埔。

宋希濂与陈赓是湖南湘乡同乡，17岁入黄埔军校，18岁由陈赓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李默庵是湖南长沙县人，出身穷苦，从小帮助父母卖柴、养猪，眼见穷人逃荒避难、颠沛流离，国家内战外患、水深火热，青年时就深受共产党理论的吸引。进入黄埔军校后，他便与很多共产党人发生密切联系。共产党员李之龙、蒋先云都给他很大影响，使他很快成为“青年军人联合会”的积极分子。

李默庵参加共产党后，与校政治部主任、中共“一大”代表包惠僧也相当熟。留军校政治部工作期间，他几乎每天晚10点都要到包惠僧宿舍参加碰头会。第二次东征时，作为第一军第六十团党代表，他又与团长相处甚好。

李默庵退党最初起因于谈恋爱。他与黄埔女生队一学生相好，经常借故不参加党组织会议。当时他所在支部的支部书记、黄埔一期生许继慎狠批了他一顿，说：“你就为了会女朋友不参加会议。”从此许继慎不通知他开会。李默庵也心存芥蒂，你不通知，我就不来。就这样，李默庵在无形中脱离了党组织。

这很显然是李默庵找的借口。即便许继慎继续通知他参加活动，他对共产党所组织的活动也没有兴趣了，共产党动辄强调流血牺牲。此时，李默庵已从黄埔一期毕业了，从总的趋势来看，他感觉到了一种能够当官，能够发财，能够光宗耀祖的可能。作为第一期的高才生，他对在校长麾下干一番事业表现出更大的兴趣。

李默庵在黄埔一期自我感觉甚好，黄埔一期中有“文有贺衷寒，武有胡宗南”之说，他自己则添上一句“能文能武是李默庵”。

1926年爆发“三二中山舰事件”。要求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要么退出和第一军，要么退出共产党。当时已经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250余人退出了和第一军，只有39人退出共产党。

宋濂的故事篇10

[甲]余幼时即嗜学。……卒获有所闻。

（选自宋濂《送东阳马生序》，选文略，见前文）

[乙]予少时读书，一见辄能诵。然负此自放，喜从滑稽①酒者游。旬朔之间②，把卷无几日。故虽有强记之力，而常废于不勤。比数年来，颇发愤自惩艾③，悔前所为；而聪明衰耗，殆不如曩④时十一二。每阅一事。必寻绎数终⑤，掩卷茫然，辄复不省。故虽然有勤苦之劳，而常废于善忘。比读《齐史》，见孙搴⑥答邢词云：“我精骑三千，足敌君赢卒数万。”心善⑦其说，因取经、传、子、史事之可为文用者，得若干条，勒⑧为若干卷。

（选自秦观《序》，略有改动）

[注]①滑稽：诙谐戏谑。②旬朔之间：指十天或一个月。③惩艾：惩戒。④曩：从前。⑤寻绎数终：从头到尾翻寻几次。⑥搴：读qiān。⑦善：认为……是对的。⑧勒：编辑。

1.解释下列加点词语在文中的意思。（4分）

（1）走送之（ ） （2）援疑质理（ ）

（3）然负此自放（ ） （4）故虽然有勤苦之劳（ ）

2.请将下列语句翻译成现代汉语。（4分）

（1）或遇其叱咄，色愈恭，礼愈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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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予少时读书，一见辄能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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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请用原文语句回答下列问题。（2分）

（1）[甲]文中宋濂在求学的过程中遇到了无师的困难，他是如何克服这一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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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乙]文中秦观在治学的道路上遇到了善忘的问题，他是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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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理由]

山东泰安市试题有一定的难度和良好的区分度，突出了对考生文言文整体把握能力的考查。第1题考查层次划分，从“幼时”“加冠”能看出文章大体按时间顺序叙述，“故”字表示总结，所以选段整体上是分总式结构。第2、3题都是考查考生对文段内容的理解情况，但考查角度不同，难度逐渐加大。第2题考查考生对句意的理解情况，第3题考查考生的整体把握能力，题型注重与高考试题衔接。第4题考查考生对文章内容和写法的理解能力及辨析能力，涉及面较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