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十大关系十篇

论十大关系篇1

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报告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的基本方针，对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初步的探索。明确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思想，是必须根据本国情况走自己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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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十大关系篇2

奥运会四年一次，而中国做东道国是百年奥运史上第一次。“和平崛起”的中国将在2008年迎来热度最高的世界目光。无论对中国还是中国媒体而言，这都是全面展示实力、提升国际形象的机遇。在中国媒体摩拳擦掌积极筹备奥运报道之际，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奥运研究中心与《新闻与写作》联合推出“备战奥运报道”专栏，其主旨在于从宏观到微观的不同角度探讨“一切为了人”的人文奥运传播理念，以期对2008北京奥运报道有所助益。冯惠玲（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教授，人文奥运研究中心主任）

报道观念折射报道者的精神追求、宏观视野、实战经验，影响到报道的组织策划甚至采访与写作。奥运会是体育盛会又远远超越体育的特殊性，对报道者驾驭复杂问题的能力提出极大挑战。本文结合报道案例尝试探讨与报道观念相关的十组关系，希望引发对这些关系及更多关系的讨论，并有助于2008北京奥运报道。

一、“小奥运”与“大奥运”的关系：起点与落点

“小奥运”指奥运赛事直接组织者与参与者的奥运，而“大奥运”指全民的奥运甚至全球的奥运，因为奥运会牵动了全国甚至全世界。以小奥运为契机大力组织大奥运向世界整体传播中国是中国正在努力践行的办奥运思路。

大众媒体是记录和传播“小奥运”和“大奥运”的主要载体，如何及时、充分、平衡地报道好大、小奥运是媒体需要不懈努力的目标，而如何突出以“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为特色的北京奥运会更是媒体需要努力探索的内容。2008年奥运报道与以往奥运报道最大的不同是，中国传媒人身在其中直接体验能更准确把握变化，表达变化，其缺点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等因素带来的报道偏颇。

值得强调的是，来自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约2.16万名记者将在2008年来华采访报道，而他们对中国的关注点在延续世界对中国传统关注点的基础上将向不同方向拓展，其中，对赛场内外人文相关问题的关注将是重点。

对于2008年北京奥运会而言，最理想的境界是：中国媒体和世界主流媒体都能透过笔头、镜头、话筒向全球传播了一个友好中国、魅力中国、现代中国的形象；中国媒体眼中的中国和世界媒体眼中的中国不会重合，但一定不是南辕北辙；中国媒体的奥运报道将积极影响国外媒体的奥运报道，并成为其不可或缺的信息源。

鉴于此，中国媒体在组织奥运报道的时候需要兼顾“小奥运”与“大奥运”，并以传播“小奥运”为起点，以传播“大奥运”为落点。

二、“民族精神”与“国际精神”的关系：统一于奥运精神

曾经有《中国搞掂俄罗斯》、《内封外赌，整死韩国》这样的大标题赫然印在中国媒体的奥运报道中，这也许原本只是编辑想迎合有的体育迷的娱乐化表达，却容易让人做出有损中国形象的判断。例如，煽动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伤害别国人民感情，违背奥运精神等。借助奥运会传播公平、平等、相互尊重的奥运精神是举办奥运会的终极目标，而是否能向更广大公众传播奥运精神是国际奥委会选择东道国的重要依据，也是国际奥委会期待奥运会能够留给东道国及整个世界的最重要的遗产。

记者编辑们只有把尊重刻在意识里才能流露于笔端。雅典奥运会期间，央视主持人张斌在看了射击选手杜丽的比赛后，有一段演播室点评，大意是：杜丽忘记与对手握手，辉煌是对手和我们共同创造的，我们要感谢对手。央视在报道男子110米栏时，有一段刘翔的同期声颇让人感动于英雄惜英雄的情怀：“阿兰・约翰逊失误，我为他遗憾，他也为奥运会准备了很久。不能和他同台竞技，也非常遗憾。”我们需要多一些这样的报道。奥运精神既是一种民族精神，也是一种国际主义精神，或者说，在奥运报道中，民族精神和奥运精神统一于奥运精神。

三、“奥运金牌”与“体育精神”的关系：自我超越的体育精神重于金牌

雅典奥运会期间，国内媒体的报道火力几乎都集中在“金牌”上，对夺金项目和夺金运动员给予热切关注。人们满眼都是冠军胸佩金牌手捧鲜花的胜利微笑的情景和国旗升起国歌奏响时运动员热泪盈眶的画面。媒体浓墨重彩表达了获胜的喜悦。

有的媒体也用同样的浓度表达了对失利的情绪，甚至直白地责备运动员，制造“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气氛，好象没得金牌的运动员就不是好运动员。王义夫夺金牌了，有媒体说“没嫌老王太老，万幸”。陶璐娜失利后，媒体质疑：“让我们不解的是，一位明知无望取得好成绩的选手为什么会出现在雅典奥运会的赛场上。”媒体的这种“拜金主义”的报道，不仅对运动员造成了过于沉重的心理负担，而且将公众引入“唯金牌是尊”的认知误区，严重背离了更高、更快、更强的自我超越的体育精神。

我们的媒体应当把关注重心放在金牌背后的精神层面，而不仅仅止于金牌的表面光环，报道才会有厚度，才能真正营造一种重在参与、重在自我超越的体育文化。

四、“报道强项”与“报道弱项”的关系：服务“享受体育”、“推广体育”理念

这里的“点”指的是重点赛事强势项目，而“面”指的是非重点弱势项目。一国的强势项目往往最吸引该国受众注意力。媒体为了赢得受众注意力或因为版面篇幅局限的因素通常聚焦于最热门的项目，而将其他项目打入“冷宫”甚至“赶出”版面。弱项目或新项目由于得不到传播而不被公众认知更难以推广，结果造成传统强项越强、弱项越弱，使运动项目类型难以得到整体发展。

研究发现，我国媒体对乒、羽、跳水、体操等中国队强势项目的报道铺天盖地，而对那些可能无望奖牌却在努力拼争的项目报道少得可怜，如水上项目、摔跤、蹦床等，以至于一些项目在奥运会上夺得金牌时，体育记者对项目和运动员都知之甚少，甚至闻所未闻。

过分突出强项、完全忽视弱项的报道方针固然符合接近性、重要性等新闻价值取向，但一方面有违奥运会“享受体育”的理念，使受众不能更全面地欣赏各种体育赛事，另一方面也显得“短见”，不利于弱势项目的长远发展，不利于新项目的推广。媒体在报道强项和报道弱项上的平衡也是社会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平衡。

在这方面，我们不妨借鉴日本媒体的报道经验。乒乓球不是日本的强势项目，但在雅典奥运会时，日本媒体也对最年轻的奖牌获得者――我国选手郭跃报道了一番，目的在于提高本国乒乓球项目水平。在2006年的都灵冬奥会中，日本NHK几乎是将日本队参赛的和未参赛的所有冬运会项目逐一向观众介绍。

在2008年奥运会时，我国媒体在报道好传统项目的同时，应当考虑如何报道新项目或中国弱势项目。这也是一种创新，而频道和版面容量的增加为这样的创新提供了可能。

五、“先报”与“后报”的关系：抢先未必适宜

媒体竞争也体现在重心前移的预测性报道中。如军事报道一样，体育报道追求时效性，但更讲求时宜性。如果只顾前者，不顾后者，为抢独家新闻提早公布某些有关大局的机密性重要信息，就可能暴露我方计划而陷我方于不利，报道者有意无意间成了泄密者，有损记者的职业道德。

在雅典奥运会女子举重的开局项目48公斤级比赛上，土耳其选手出其不意，用极有针对性的战术打乱了中国队的赛前布署，导致中国队失去这块原本把握性极大的金牌。其原因之一就是某家媒体的体育记者通过举重队内部的熟识人士，了解到女子举重队出征前队内选拔赛的成绩、打法、人选等，并在“第一时间”公布在一家很有影响的网站上，让对手从互联网上轻易掌握了相关的重要信息，做好了应对准备。因此，媒体在赛前预测性报道中要从大局出发，严把“技术关”和“保密关”，做到“帮忙不添乱”。

六、“热捧”与“冷却”的关系：重在爱护，防止捧杀

奥运报道因公众和媒体的高度关注而不同于一般的体育报道。这种高度关注很容易将运动员置于“热捧”中，赛前不切合实际的过度吹捧往往会加重运动员的心理负担，不利于其正常发挥，而赛后高大全式英雄的塑造也可能让运动员迷失自我，其结果都很可能是“捧杀”。

雅典奥运报道中，有媒体在报道中称“由李小鹏领军的男子团体作为卫冕冠军，自然不会让金牌旁落。”这在舆论上造成中国男子体操势必夺金的架势，使人们的期望指数急剧攀升，给男子体操队造成巨大压力。重压之下，男子体操队屈居第五，没有如媒体所料获得金牌。赛前肯定性的热捧无疑是运动员不能承受之重。认为毫无悬念的肯定性预测实际也是不懂体育科学的表现。高手过招胜负难料瞬息万变。正如运动员赛前热身是为了制造兴奋感但需要防止亢奋感一样，媒体所制造的舆论热度也应当考虑到适合运动员当时需要的温度。

七、“专业化”与“大众化”的关系：都为“看懂”、“看透”

国际奥委会电视委员会十分鲜明地指出，奥运会电视国际公用信号制作的最重要标准是让8岁的孩子到80岁的老人都可以分享奥运会，并明确阐述“动感”（motion）、“情感”（emotion）、“公平”（fair）和“平等”（equal）是镜头应表现的重点。这是对体育运动大众化分享的阐释。

我们也看到，2004雅典奥运会期间，CCTV邀请8位前奥运冠军做前方特约记者，目的之一是加强对赛事的解读和点评，提高报道的专业性。这似乎与大众化分享的奥运报道理念相悖。其实不然，专业人士的解析角度通常也是大众视角，如跳水的入水角度与评分的关系实际上也是对运动的视觉效果的评价，是观众可以直接感受的角度。专业的解释是为了让受众看出门道，品出味道，而不是将他们拒之门外。

在都灵冬奥会中，日本媒体在女子个人花样滑冰选手荒川静原夺金后，用了足够的报道时间和报道篇幅，请出了一些音乐艺术方面的专家，对其演艺过程的解释，尤其是对其音乐背景（世界著名歌剧《图兰朵》中的音乐）和舞蹈动作编排的解释，让受众对荒川静原及其表演有了非常透彻的理解。

呼吁体育记者要提高专业水平也是为了记者能在更高水平上与受众分享专业中的精彩。

八、“娱乐化”与“庸俗化”的关系：娱乐精神≠八卦

奥林匹克运动是人类体育活动的一种形式，因此不能违背体育的根本宗旨，即增进健康与丰富娱乐。各国媒体在加强赛事报道的同时，积极探索各种节目形式，力争体现体育的娱乐性和观赏性。如，悉尼奥运会期间，悉尼的第七网成功开创了一种富有轻松喜剧气息的体育节目，即由著名体育喜剧明星罗依・斯雷文和纳尔逊主持的“梦想”，而CCTV从“悉尼猜想”到“雅典猜想”在轻松活泼的竞猜游戏气氛中融入了对下个比赛日的前瞻和预测。

以八卦、恶搞为特征的过度娱乐化就走向了庸俗化。雅典奥运会中，跳水选手田亮和郭晶晶同登冠军领奖台，于是十分抓人的标题《“亮晶晶”用金牌印证爱情》、《“亮晶晶”情定“爱琴海”》很快就登上了一些媒体的抢眼位置。如此炒作奥运选手们的婚恋话题，恐怕没什么意义。

“娱乐”≠“庸俗”。媒体八卦式炒作也许能一时吸引受众眼球，但同时也可能失去在受众眼中的地位。

九、“正面报道”与“舆论监督”的关系：共同追求根本和谐

1958年，新中国断绝同国际奥委会的关系，此后对奥运会的报道极其有限，表现出高度的意识形态化，以负面消息为主。从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我国选手取得骄人成绩开始，高涨的爱国主义话语叙述接替了政治意识形态话语的表达，我国的奥运新闻传播由捍卫国家利益时期进入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阶段。然而，在这种举国欢腾的氛围中，成就报道、正面评论之外的舆论监督报道，往往被视为“不合时宜”而予以摒弃。但是，黑哨、兴奋剂事件、选拔黑幕等奥运会中的不良现象却客观存在。

追求正面报道效果并不等于只有正面报道而放弃舆论监督。相反，富有建设性的舆论监督更有利于实现奥运会的根本和谐，而减少表面一团和气、底下暗流涌动的风险。中国青年报在雅典奥运报道中，以建设性为目标刊登了一系列舆论监督类报道，直击奥运参赛名额的产生机制、指标重压、重奥运金牌等题材，产生了强烈反响和积极效果。

十、“单向传播”与“双向交流”的关系：传受互动将不可逆转

长期以来，受宣传观念的影响，我国媒体的奥运报道仅注重信息的单向传达。近年来，随着手机短信平台等传受互动技术条件的日益成熟、更新，互动概念已经深深刻在了传媒人和受众的意识里。互动内容和形式成为媒体间新的竞争点。互动使受众态度由消极接受转向积极参与，受众成为传播内容的一部分有利于培养其对报道的持续关注。

雅典奥运会期间，北京晚报设置了“奥运有奖征文”栏目，为奥运报道增加了竞赛元素；广州日报在报上解答读者提出的疑难问题，增强了报道的服务性。中央电视台现场直播的“雅典猜想”节目，让明星嘉宾和现场观众进行现场互动，展开对抗性竞猜和游戏，体现了奥运报道的娱乐性。我们有理由期待传受互动将成为2008年奥运报道的看点和亮点。

论十大关系篇3

关键词：课程;课程实施;关系

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是教育领域一场深刻的思想观念与行为方式的变革，其中，课程实施是将课程理想转化为课程现实的重要环节，如何认识和处理课程实施的诸多关系，直接影响课程改革的成败得失。

一、知识技能、过程方法与情感态度价值观

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提出了三维课程目标：知识技能、过程方法与情感态度价值观，以更新传统的三项目标。在知识技能方面，不再局限于“基础”，体现了新的时代精神。改变了“能力”目标的传统提法，而代之以“过程与方法”，凸显了能力概念的实质。在情感目标方面，更加关注基础情感如态度培养和价值观的养成，从而在整体上更新了传统课程目标，丰富了课程目标的内涵。

三维课程目标的实施涉及准确把握它们的概念及其关系。首先，应拓展原有的“知识”视域，不能固守于理性主义的知识观念，应看到知识有着不同的层次和类型，将经验性知识、原理性知识、规律性知识同时纳入知识范畴，尊重公共知识与个体知识、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确定性知识与不确定性知识、国际知识与本土知识各自的价值与意义。“技能”概念也不能仅仅重视认知技能，还应看到信息处理技能、表达与交流技能、问题解决技能、实验技能、实践技能、创新技能的作用。其次，正确理解过程与方法。过程是指让学生经历知识形成过程，在体验、活动、探究中进行学习，方法指掌握各类知识的学习方式与策略，学会学习，学会反思，学会创造，能对自己的学习过程及其结果进行有效监控。再次，科学理解情感目标。与以往道德目标相比，“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提法更显具体、可行，反映了在多元文化并存的全球化时代对学生价值选择的尊重，也体现了情感目标的复杂性、层次性、多维性，因而具有较大弹性和灵活性，为课程实施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应该说这是课程目标表述的一大进步。

三维目标有机联系、三位一体、不可分割，但对于具体的课程实施则极为个性化。目前，有一种“轻视知识”的倾向[1]，有人认为，知识不及能力重要，知识仅仅是手段，是次要的，能力发展才是目的，才是首要的。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有失片面。因为知识、技能的掌握是学生在学校中发展能力、培养情感的基础，离开了知识、技能的掌握，能力、情感发展便犹如缘木求鱼。尽管有脱离知识学习的能力发展，但那不是学校教育的旨趣，否定知识学习无异于削弱甚至取消学校教育，将学校教育的自为水平降低到日常生活、劳动、交往教育的自在水平，最终降低课程实施的质量，应当警惕。那么，应当如何处理三维目标的关系，我们认为，知识学习、技能掌握是课程实施的基础性、前提性目标，不能忽视，但也应更新传统的知识观念，关注知识、技能形成过程，重视知识技能学习方法与策略的指导，并在这一过程中发展能力，培养情感。具体地讲：（1）改变知识呈现、讲述、评价方式，使知识动态化、过程化；（2）让学生经历知识形成过程，在活动、实践、探究中体验知识的丰富蕴涵，获得知识多方面的价值，实现知识向能力、情感、素质的转化，彰显知识的意义；（3）引导学生掌握知识、技能学习的方法与策略，学会学习，学会创造；（4）在不同阶段、不同层次，三维目标有所侧重，如语文教学可将三维目标分段实施，不同阶段各有侧重。

二、分科与综合

课程是采取分析的形式还是综合的形式，主要取决于三个方面的因素：人类知识发展状况、学生经验实际与学校教育目标设定。由于人类知识仍主要按学科领域进行划分，人类已在不同学科领域积累了日益深入、丰富而系统的知识；中学生特别是高中学生的经验、知识已有一定的分化，抽象思维也有一定的发展；同时，学校肩负文化传递的历史使命。因此，分科设置课程历史悠久，且有相当的合理性。但亦应看到，当代知识研究的综合化趋势日益明显，各学科知识广泛交叉、渗透，学生的经验特别是小学生常以整体的方式存在，分化程度不够，同时，随着社会的发展，教育目标日益关注学生综合素质、创造才能、问题解决能力的培养，设置一定的综合课程（或课程综合化）已大势所趋。正是如此，学科知识的分化与综合关系成为当代课程设计与教学实施的基本问题。

然而，分科与综合本身是一对矛盾，其取向、目标刚好相反，难以并存。分科强调同类知识之间的纵向联系，综合强调各学科的横向联系，他们相互制约、彼消此长，无法获得同等程度的满足。就实施而言，分科课程及其实施在我国有着较长的历史，经验也比较丰富，课程形态成熟，当然其局限性亦十分明显，毋容分辩。而综合课程（无论是课程综合化的弱综合还是设置综合课程的强综合），尽管我国一些地区（如浙江、东北师大附中）早在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就开始进行整体或局部的实验尝试，但直到今天很难说它十分成功。其涉及的问题较多，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教材的编写（尤指强综合），尽管国内已有多家出版社编写出一些综合课程的教材，但存在的问题较多，有的仍然分块按学科编排知识内容，块内知识自成体系，而块与块之间缺乏有机联系，看不到贯穿于其中的“红线”，成为分科知识的拼盘。有的试图进行实质性整合，但未能有机渗透，如义务教育段《历史与社会》中历史与地理内容，各册的整合很难达到适度的平衡。二是教师素质结构的问题，长期以来，我国的教师教育分科培养，教师跨学科的素养极为不够，即使进行短期的培训，但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此，就实施现状看，许多学校仍选择分科模式，不失为一种明智、审慎之举。

那么，课程实施中如何处理二者的关系呢？（1）根据本校的实际，选择恰当的课程模式，主要考虑学生知识经验状况、师资条件、设备设施等。一般地讲，城市学校，经济发达地区的初中可选择综合模式，而农村学校、经济欠发达地区初中可选择分科模式。（2）采取有效的实施策略。分科课程的实施应加强学科间的渗透，适当打破以往封闭、僵化的体系，引入相关学科知识、概念、事实、问题，加强横向联系，促进学科间的沟通。（3）加大教材建设的力度。教材是课程的主要载体、资源，教材的质量直接决定课程实施的效果。学科课程教材应拓展视野，体现学科交叉的特点，综合课程教材应围绕主题组织、设计内容，提高综合的水平。（4）强化师资培训。新型分科课程与综合课程的实施，对教师的综合素质、跨学科素养提出了挑战。教师是课程实施的主体，直接决定着课程实施的成败。因此，应强化职前、职后培养与培训工作，特别是教师教育课程结构与内容体系应体现新课程的理念，以适应课程改革的需要。

此外，还应做好各学段课程实施的衔接工作（特别是初中综合与高中分科的问题，如在江苏，存在个别高中校拒招开设综合课程的初中校毕业生的现象），否则，学习综合课的初中生升学受到种种限制，致使综合课程实施难以持久，当然，这属于教育体制问题，值得教育行政管理部门高度重视。

三、课程与社会

课程与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课程实施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进行。社会发展为课程实施提供着丰富的自然、物质、精神、科技、文化资源，而课程实施又通过人才培养，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最终服务社会，推动社会经济、文化、科技的发展。

正确处理课程实施与社会的关系，要求：（1）课程实施要主动反映社会发展的需要，体现时代精神。在课程实施中，不能仅仅局限于教材预设的内容，而应拓展视野，将社会文化、科技发展的新信息、新成果纳入课程，充实、更新课程内容，保持课程内容与社会文化的动态关系。（2）开发、利用社区课程资源。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学校所在社区均有着丰富的、不同特色的课程资源有待开发、利用。如农村优美的自然风光、地质地貌、作物植被，城市的交通建筑、图书馆、博物馆、科技馆，牧区的草原、牛羊，沿海的海滩、海洋，民族地区的民族服饰、民间传说、民族歌舞等，都蕴涵着丰富的、有待发掘的课程意义，它们既可以与国家课程融合，使国家课程实施具体化、个性化，也可以作为地方课程、校本课程的资源与素材，促进地方、校本课程的开发与实施。然而，笔者调查得知，一些学校、班级仅仅出于学生安全的考虑，未能有效组织相应的校外活动，社区课程资源得不到应有的开发，课程与社区相互隔离，难以互动。（3）加强课程内容与地方机构、部门、人员特别是学生家长的沟通与联系。新课程的实施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得到有关机构、部门（如政府、妇联、工会、居委会）的支持，需要得到学生家长的理解，课程实施只有与社区发展相互协调，彼此推动，课程实施才可能深入、持久。总之，应建立课程与社区的长效机制，让社区各机构、人员共同参与课程实施，推动课程改革走向深入。

有必要指出的是，由于对新课程缺乏了解，一些家长对新课程改革心存疑虑，担心新课程的实施影响孩子将来的升学，因而对新课程的意义、价值持观望、怀疑甚至抵触态度，对于本应参与的活动漠然置之，甚至代劳孩子的“研究性学习”，影响了课程的实施。因此，学校要主动向家长宣传课改的意义，使他们理解课改的价值，同时组织有关活动，让家长参与课程实施过程，在活动中体验新课程的价值。

四、课程与学生

作为一种培养方案、计划，课程内在地包含着学生及其活动，学生是课程的一种构成要素，课程与学生的关系是一种内在的关系。只有借助于学生及其活动，专家的、理想的课程文本才能变成个人化的、体验的课程现实。同时，课程又外在于学生及其活动，它是学生加工、改造的对象，通过一番个体化建构，内化到自身的认知结构、情感结构之中，在此意义上讲，课程与学生是相互外在的。从具体的课程实施来看，课程（作为文本主要表现为教材）与学生是对立的，课程与学生的双重性决定了课程与学生关系的复杂性。

众所周知，尽管课程通过一定的载体（如教材、图片、教参）表现出来，具有某种客观的外在形式，但严格地讲，教材、教参并不是课程的全部，课程的概念比教材、学科更丰富。就课程是人才培养的方案、教育活动的计划而言，课程具有丰富而广阔的内容，它不仅包括学科及其知识，而且包括教师、学生及其活动。课程是一个开放系统，它有文本，但作为文本的课程是一个未完成之物，它是确定与不确定、显性与隐性、静态与动态的统一，课程的文本预设──计划、教材仅仅是学生加工、改造的对象和借以发展自身的手段、媒介。课程的实际意义、价值、蕴涵只有在真实的实施过程中，通过学生与教材文本的相互作用、双向建构才能生成、丰富。在双向建构中，课程知识结构转化为学生的认知结构、情感结构、个性结构，内化为学生的素质，学生的经验得以拓展、丰富，学生建构、完善自身。与此同时，课程自身的价值、意义得以实现并大大拓展，理想的课程成为现实的课程，专家的课程变成学生的课程。但在实际的教学活动中，课程目标、内容与学生发展水平、认知结构常常处于种种紧张冲突之中，课程知识成为“异己之物”，外在于学生的经验、兴趣。课程实施就是要缓解课程与学生的紧张关系，消除课程与学生之间的屏障，变“异己之物”为“为我之物”。

那么，如何让课程走进学生的精神世界，又如何通过学生的活动拓展课程的意义呢？首先，要善于利用学生既有的经验，在学生已有经验基础上讲授概念、原理，促进课程知识与学生经验的融合，赋予经验以科学的意义，提升经验层次；其次，创设情境，组织有关活动，让学生积极参与活动，在活动中观察、感悟、体验、操作、实验中获得、丰富经验，形成与课程相关的经验。再次，鼓励学生根据各自的经验对课程进行个体化解读。学生的经验不仅仅是理解知识的基础与手段（工具价值），而且还具有自身的内在价值（本体价值），特别是对于人文世界，它的多维性、开放性、复杂性，人文知识的价值、意义不是封闭的、唯一的，需要不同时代的个体予以新的理解，赋予其个体化意义，允许学生对课程、教材进行质疑、批判，以促进课程的革新与完善，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当然，个体化解读并不否认知识的基本意义与价值，相反，它要以课程知识的公共意义、客观价值为前提，个性化并不等同于个人化或个人主义。如“孔乙己是因为偷光盘而被打断了腿；卖火柴的小女孩是因为开价太高才卖不出去；《背影》中的父亲是因为懒得走路才从铁轨爬过去……”，这样的解读已严重偏离文本的意义，实不值取。[2]

五、接受与探究

接受学习是指课程知识以定论的形式呈现，学生在已有知识经验基础上通过认知同化，将新知识纳入已有认知体系的课程学习方式。探究学习是指知识不以定论的形式加以呈现，学生通过探究、实验、推理对给定的材料进行加工，自己获得知识、得出答案的课程学习方式。面对人类巨大的文化成就与知识成果，学校教育具有文化传承的历史使命，个体也只有掌握人类的基本知识，才能更好地适应当代社会生活与生产，有所创造。因此，接受学习曾经是也将仍是人类包括学生基本的学习方式，它经济、有效，其必然性与合理性自不待言。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知识与日俱增，呈加速度发展态势，学生在有限的学校学习期间难以适应，创造性人才的培养日益成为学校教育不可忽视的问题，战后世界各国教育改革对学生创造能力培养的重视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发现学习、探究性学习、研究性学习开始成为学生学习的重要方式。因此，本次课程改革特别强调探究发现、合作研究，适应了时展的需要，体现了世界教育改革的共同趋势，有利于克服我国传统课程实施的弊端。但在实施中，也出现了一些模糊认识与极端化做法，有待澄清与矫正。

第一，将接受学习简单地等同于机械记忆、被动训练。有人认为，凡接受都是被动的、机械的、呆板的，应该抛弃。其实，这是对接受学习的严重误解，正如奥苏倍尔所言，接受学习并不必定是机械学习，发现学习也并非全是意义学习，因为学习的意义性并不简单地取决于学习方式，还要看新旧知识、经验是否能建立内在的、本质的、逻辑的联系。如果学习者有积极的学习心向、学习材料本身具有非人为的联系、学习者认知结构具有同化新知识的经验，接受学习完全可以是有意义的。相反，那种预先设定答案、路径机械、依样画葫芦的发现与探究则缺乏实质意义。第二，将接受学习与探究学习简单地对立，似乎二者水火不融，认为接受学习是教师主导、学生对既有结果的记忆、背诵，探究学习是学生自主发现、获得结论，无视二者的内在联系与互补关系。事实上，接受学习中特别是有意义接受学习也存在着质疑问难，存在着问题探究和意义再构，而探究学习需要以接受学习获得的成果为基础，探究中有接受，探究是从有到有，而不是从无到有，前者有助于学习者在较短的时间内以较少的时间、精力投入获得较多的人类文化知识，后者有助于发展学生的科学精神和创造才能，它们是互补的，共同构成人类学习的整体，惟有如此，才能正确处理文化继承与创新，完成文化传递与人才培养的双重使命，提高教学的效率与质量。

那么，如何处理二者的关系？我们认为，有两种基本模式：独立式与渗透式。所谓独立式，即二者相对分离，接受学习以在较短时间内获得人类知识成就为主要任务，单独进行，以接受、内化人类客观知识为主。探究学习属于原始的学习方式，在学校中特别适于组织专题式的研究性学习，它充分体现了发现式学习的精髓。所谓渗透式，即将二者有机结合、彼此渗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接受学习探究化，以探究的方式、态度学习结论性知识，探究学习中也重视知识结论的掌握，将二者融为一体，进行综合性学习。至于二者谁主谁辅，应因学段、学科有别，如在小学可侧重探究性学习，而在高中应以接受为主，语言学科可以接受练习为主，而科学课程的学习可较多地采用一些探究的方式。

六、独立与合作

独立学习是指学生独立地制定学习计划，从事学习活动，完成学习任务。合作学习指学习者与他人一起学习、思考、交流，获取知识，发展能力。课程学习需要投入一定的时间、精力，是一个人的事情，他人无法代替个人的思考与努力，个人必须进行独立的思考、观察、判断、记忆与操作，在个人已有经验、知识基础上建构课程及其意义。个人的努力状况直接决定课程学习的质量。但对于课程实施而言，仅仅学生个人独立学习远远不够，它易于使学习者囿于个人世界，限于一孔之见，孤陋寡闻，导致思维刻板、视野狭隘。为了克服独立学习的局限性，有必要开展合作学习，即师生间、生生间进行广泛的“视域融合”，围绕课程内容交流、对话，分享彼此的思考、体验和创造，共享学习的兴奋、快乐、收获，变封闭式学习为开放式学习，变独奏为合奏。

长期以来，我国课程实施主要是教师指导下学生的独立学习，尽管采用班级授课制，但在实际的学习过程中，同学之间的切磋、探讨、交流极少，即使偶尔有所交流，但又常常仅处于自流状态，教师很少有意识地组织学生进行合作学习，每个学生的资源得不到开发利用。新课程改革特别强调合作学习，重视师-生、生-生之间的互动，以往沉闷的课堂气氛被打破，学生变得比先前更加积极、主动，气氛更加活跃，学生的自信心、表达力、合作精神得到充分的培养。但问题也随之产生，矫枉过正，关注合作学习，却忽视了独立学习[1]，似乎独立学习已不合时宜，结果合作学习浅尝且止，日益频繁、形式化，效能低下，亟待改进。

那么，应该如何处理二者的关系呢？我们认为，独立学习与合作学习密切相关。独立学习是合作学习的基础，合作学习以独立学习及其成果为前提，没有较为充分的独立学习，合作学习很难成功。同时，合作学习中包含着独立学习，即合作者均是一个个独立的个体，合作是建立在分工基础上的合作，没有适当的分工，合作将貌合神离、徒有其表。分工意味着每个合作者必须发挥自己的作用，独立地担任某项任务，能对合作的成效承担责任。只有适当分工，合作才能实现互补、互启、互动、互促的功能，才具有实质性意义，才能有益于每个人的发展。因此，首先要注意培养学生独立学习的习惯，增强学生独立学习的能力，为合作学习夯实基础。其次，合作学习要选择合作价值较高的内容、课题，明确合作者各自的任务与职责，并给予足够的独立思考的时间，为合作创造条件；第三，合作学习不能太频繁，犹如走马灯式的，不应仅仅追求合作数量，更应关注合作质量。第四，合作后进行一定的总结、反思，引导学生学会合作，培养良好的合作品质。

七、自主与他主

自主学习指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让学生自己选择学习主题与学习方式，主宰自己的学习过程，自觉、积极地进行学习。他主学习指学生在教师领导下进行的学习，学什么、怎样学、什么时候学习，更多地取决于教师。自主学习与他主学习的关系是师生关系在课程实施领域中的体现。教师与学生为课程实施的两个主体，作为“教者”的教师和“学者”的学生所承担的职能不尽一样，教师的职责在于使课程与学生发生作用，将预设课程转化为学生的素质，学生的任务是对课程内容进行主体性建构，生成新的意义、价值。“教师主导、学生主动”是师生关系的现代诉求，但就具体的教学过程而言，重教还是重学？是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接受教师的指引，在教师的引领下进行亦步亦趋的他主性学习，还是放手让学生进行独立的、自主性学习？纵观我国的课程实施，长期以来，教师主宰学生的学习过程，学生的选择的空间有限，教师提出问题，给出标准答案，学生接受教师讲述的内容，记诵答案，反复训练，如此，教学的主动权掌握在教师一边，学生的学习更多地是一种他主学习，由此导致教师成为学生学习的支配者、他控者，学生的兴趣下降、厌学辍学。针对这一积弊，新课程改革倡导学生自主学习，要求赋予学生以学习的自主权，包括自主选择学习的课程及其内容，以自己喜欢的方式进行学习，强调自我评价的地位，进行个性化学习，把学生从教师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使学生成为自主的学习者。教师不再是知识权威、主宰，凌驾于学生之上，而成为学生学习的引导者、激励者、平等中的首席。教学活动的重心开始从教转向学，但如此一来，教反而被忽视，似乎教师详尽地讲解、指导会干涉学生的自主学习，教师从幕前退到幕后，这种对学生自主性的过分倚重，导致教师主导地位的严重削弱，教师应有的作用难以发挥，这一问题不能不予以深切关注。

我们认为，课程实施中他主与自主的关系实质上就是教师主导和学生主动的关系。发挥学生主动作用，倡导学生自主学习本没有错，但也不能因为强调学生的主动作用而否认教师的主导作用（当然，这也并非意味着教师的原有权利不可侵犯）。由于经验、知识、能力等方面的原因，学生无力也不应该对课程实施承担主要责任，教学责任的承担者只能是教师而不是学生。同时，也应该看到，学生自主性的培养，发挥还需要教师去引导和培植，没有教师的引领和激发，学生的主动性难以真正发展。此外，也不能将学生自主学习简单化地理解为自主决定学习的权力，它主要指学生学习主动性、自觉性、积极性、创造性的发挥和内在潜能的释放。正确处理教师主导、学生自主的关系要求：首先，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充分调动教师课程实施的积极性、创造性。其次，注重培养学生的自主精神和自主能力，教会学生学习。再次，给予学生一定的课程选择权力，让学生自主地选择部分课程与内容，进行个性化的学习与发展。

八、甄别与发展

评价是课程实施与教学的一个内在要素和重要环节，根据评价功能可将评价区分为甄别性评价与发展性评价，前者区分优劣、程度、水平，作出鉴别、鉴定，为人才选拔和教学分组提供参考，后者强调评价的激励、改进、完善作用，为促进学生学习、改进教学，优化课程提供依据。甄别性评价一般为定量评价、结业评价，而发展性评价更多地为质性评价、过程性评价。那么，在课程评价的实施中，如何认识二者的关系呢？应该说，甄别与发展不是两种评价方式，而是所有评价具有的两种功能，作为评价功能，它是评价活动所显示的作用、释放的性能。就某种评价的功能而言，它要么是甄别，要么是发展，当然也可能二者兼而有之（但侧重点可能不同）。由于评价是一种价值判断与选择活动，它的主要功能更多地与评价者的价值取向有关。评价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功能，关键取决于评价者的态度、目标与价值设定。一般地讲，以结果为取向、以选拔为目标、以区分为指向的评价所释放的功能大多是甄别性的，而以过程为取向、以改进为目标、以优化为指向的评价所释放的功能大多是发展性的。因此，对于一种评价主要属甄别性的还是发展性的，我们不能仅仅从表面上加以判断，应做具体分析，不能笼而统之。当然，即使是甄别性评价，只要利用得当，同样能发挥其发展性功能，如结业评定不简单地排队（或排队但为学生保密），不对差生表示轻视、歧视，而是予以更多的关爱、帮助、指导，评价完全可以是积极的，进而发展其激励学生学习、改进教师教学的作用。同样是过程性评价，如果仅仅做是非优劣的简单判断而不进行深入分析和进行补救，其发展性功能也难以释放。此外，评价功能的发挥还受到学习者性格差异的影响，对于优秀学生指出不足比一味表扬更有激励作用，差生则相反。对于外倾学生，指出不足更能发挥激励作用，内倾则刚好相反。男女生的激励方式也应因性别差异有所区别。

如何实施甄别性评价与发展性评价呢？一般地讲，两者的应用范围有所不同。甄别性评价主要用于学期、学年、学段结束之时，其中以结业、升学考试为代表。而发展评价更多体现在学科教学、单元教学评价之中，其中档案袋评价、表现性评价更能显示发展性评价的特点。其次，在甄别性评价中，兼顾其发展性功能，注意发挥它对学生学习、教师教学和课程优化的功能。在实施发展性评价时不排斥做鉴定与区分，因为学生平时的表现、水平、成就也是进行学业鉴定的重要依据，且应占一定比例，这样，才能确保评价本身的客观性、全面性和公正性。第三，在不同学段、学科，评价的两种功能各有侧重，对于中低年级学生可更多地采用发展性评价，以确立学习的自信与自尊，而中高年级学生的评价，可加强甄别性评价，让学生掌握评价准则，学会自主评价、反馈，同时也可为学生的未来定向提供客观依据。就学科评价而言，单元教学以具有发展功能的形成性评价为主，而结业评价以具有甄别功能的终结性评价为主。

九、一元与多元

在实施课程评价时，还涉及到评价标准的问题，是采取绝对标准，以一元评价为主，还是采取相对标准，以多元评价为主？我国传统的课程与教学评价，一贯采用的是一元的绝对评价，正误是非，界线十分清晰，但忽视了课程的复杂性和教学的多维性，不利于发挥评价的激励功能。随着课程改革的深入，多元的、相对的评价日益受到关注，并在课堂教学中得以运用，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传统评价的不足。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倾向，如过分强调评价的相对意义，缺乏客观的标准，滥用多元评价，对学生的回答一概肯定、赞许，似乎凡回答都“对”、均“棒”，皆大欢喜，因此，有待澄清。一元的相对评价与多元的绝对评价有不同的适应范围，对于那些有固定结论、唯一答案的题目和是非标准十分清楚的问题，宜采用一元评价（如数学、物理、语法中的大多数问题），而有些问题、事物本身比较复杂，内涵十分丰富、价值多维，它们只有角度、程度的差异，而无绝对正确、完满的答案（如艺术作品的欣赏或一些复杂的社会问题的认识），“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同角度进行观察、审视，其意义、面貌不尽相同。对于这些现象、问题的评判很难找到一个统一的、绝对的答案，可能有多个参考答案甚至没有答案，则宜采用多元评价，可能更能显示事物的丰富蕴涵与多维意义。当然，两种评价对学生发展的功能不完全相同。一般而言，一元评价的激励功能要比多元评价的功能为大。

那么，在评价实施时，应做何选择呢？理科知识的对象是不为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自然，可较多地采用一元评价，而文科如历史、政治、语文等以人及其活动为对象，其中的一些问题可较多地采用多元评价。当然，即使是同一学科，因具体内容的差异也应有所区别，如语文的文学、课文采用多元评价，而语法、词法适于一元评价。其次，采用多元评价时，应注意其作用发挥的限度、条件。一般地说，多元的相对评价适于人文学科和复杂事物的评价。亦应看到多元的、相对评价并非没有标准，它仍有标准，只不过标准富有弹性，不是钢性的，应参照相应的标准进行评价，同时讲究评价的艺术，不同年级、学科的评价有所区别，否则评价便随心所欲，缺乏信度。换言之，多元评价绝不是一味的褒扬、肯定，它也包含着一定的否定和差别区分。第三，注意发挥一元评价的促进作用，一元评价有明确的标准，易于掌握，有利于培养学生对是非优劣的判断能力，体现评价的客观、公正原则。运用一元评价时，应既肯定成绩、进步，又分析不足、问题及其原因，激发学生的上进热情，发挥评价对于学习的促进功能。

十、忠实与创生

新课程改革方案的实施有两种基本取向：忠实取向与创生取向[3]。所谓忠实取向指课程实施者严格按照课程方案的目标、内容、要求进行教学，不折不扣地执行教材编写者的意图，有如按图纸施工，施工者不能随意改动。所谓创生取向指课程实施者可以根据自己对新课程的理解，从社区、学校、学生的实际出发进行教学，教师可以对课程、教材进行某种改造，使它适合本地、本时代的情况，不拘泥于既有的方案或教材。两种取向隐含着不同的课程观念，前者认为课程即预先设计好的方案、计划，课程是预设的，教师不能随意更改，也无权变更。后者则认为，课程、教材不可能预先设计周全，课程不仅仅是事先写进计划、方案的东西，还应包括教师与学生的经验，课程不是预成的，而是生成的，是设计者、实施者、评价者共同完成与创造的产物，教学过程是一个课程的再开发的过程，而不是既定课程的机械执行。在教师观上，忠实取向视教师为施工者、执行者，外在于课程开发，而创生取向视教师为创造者、再构者，内在于课程开发。在知识观上，前者认为知识是经实践检验证明为真的结论，是人类一的种理性成就，课程知识即课程专家写进教材的事实与真理。而后者认为知识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课程知识还包括教师与学生课堂互动所产生的认识与体验，两种取向均有一定的合理性，也有各自的不足，那么如何处理二者的关系呢？

我们认为，忠实取向与创生取向不是截然分开的，从忠实到创生实际上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反映了课程实施在程度上的差异。在课程改革初期，由于教师对新课程了解不够，新的要求还未为教师完全领会，同时，新课程理念转变为教师的教育观念、课程意识也有一个过程。因此，课程实施应以忠实取向为主，有助于促进教师对课程新观念、新精神的学习、理解与把握。随着课程改革的推进，教师对课程认识的逐步深入，课程实施经验也有了一定的积累，他们对新课程存在的问题有足够的认识，能提出一些课程改进的看法、意见，课程实施开始转向创生取向，它有利于促进教师的专业成长与课程改革的纵深发展，有利于提高课程实施的水平。当然，这并不排除教师在进入新课程的初期就进行创造性的实践探索。事实上，本次课程改革与以往历次课程改革最大的不同便在于，它不再是教材的技术修补，而是开始深入到课程设计的指导思想、核心理念的变革，以往封闭的教学大纲改为开放的课程标准，只规定课程应达到的目标和内容标准，对于具体的内容及其教学却不作硬性规定，教学进度、方法均有较大弹性，同时“一纲多本”实现了教材的多样化，大大地解放了教师的“生产力”，为教师提供了较多的课程权利，课程实施有着较大的空间。可以说，与以往历次课程改革的忠实取向不同，本次课改的取向是创生取向的，它不是“防教师的”（teacher－proof），充满了对广大教师的充分信任与尊重，同时也对教师的专业发展提出了挑战，对课程实施提出了较高要求。教师必须结合自己的把握，充分开发、利用课程资源，创造性地加以实施。

注释与参考文献：

[1]王策三. 认真对待“轻视知识”的教育思潮──再评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提法的讨论[J].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2004，（3）.

论十大关系篇4

1、传统知识与新知识的关系

地理教育史中经过上百年乃至几百年的选择所形成的传统地理知识体系，其中的大部分知识仍然是应该学习和掌握的，是高中地理新课程更加有效地引进地理科学新知识、新技术，探索地理科学新领域、新问题的必不可少的基础。所以，高中地理教材首先应从高中教育的基础性出发，重视地理科学知识体系中的比较稳定、比较成熟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等。随着地理环境的发展变化和人类社会的改革进步，新的地理知识不断涌现，在上述基本知识的基础上，应当有选择地介绍一些当代地理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及其应用前景，力求反映世界的最新面貌和现代社会所面临的最新问题以及有代表性的广为运用的地理科学新的方法论、新的研究手段、技术等。可以分正文和阅读材料，将新知识予以分层次有弹性的介绍，使学生能更好地理解现代地理科学飞速发展的重大成就和远大前景，有利于形成强有力的地理学习动机。在高中地理课时偏少的情况下，要注意精选教材内容，无论是传统知识还是新知识都要分清主次，突出重点，切忌学量超限，加重学生学习负担。

2、事实与原理的关系

地理原理是反映高中地理课程内容间的内在联系，体现地理学科基本结构的有关地理概念、规律、成因等理论知识。涉猎的有关自然、人文地理原理、概念是理性知识的基础。由于指导性强，应用很广，概念在高中地理教材中可起到纲目的作用，占有较大的比重，并可贯穿于高中地理教材的始终。地理事实表现为地理分布、演变、景观、特征的事实材料或地理现象，是说明概念、论证原理、分析成因、表现规律的基本内容。新教材要注意事实与原理并重，不能有“理”无“地”，缺乏分析研究基础，也不能有“地”无“理”，单纯描述，理性不强。对于某些概念、原理等理性知识，要以学生能够接受的形式加以阐述，要有足够的事实材料作为分析依据，尤其要注意结合具体事例典型范例，以增进学生对理性知识的理解和提高他们的学习兴趣。对于某些事实材料及实际应用内容，则要说明其指导作用和指明其中的原理、规律，并让学生在掌握和运用知识的过程中，巩固和加强地理知识，发展地理能力。

3、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的关系

与初中区域地理不同，高中地理是系统地理，容易分解成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两个孤立的系统。现行高中地理教材虽然贯彻“人地关系”的主线，但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两部分的独立性仍然偏强，不利于体现现代地理的人文化、社会化倾向。新的高中地理教材以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主线，以自然地理为基础，这种新指导思想必须贯穿教材的始终。一方面，在以自然地理基础知识为主的章节，必须大量删节与人类活动关系不大的自然地理内容，不再偏重各自然地理分支的相对完整结构，将一些自然地理分支内容有机结合起来，构成人类活动的基础，加强自然地理要素及其组合与人类的交互作用；另一方面，在以人文地理知识为主的章节，也必须删除与“人地关系”关系不大的人类活动的内容，不强调各人文地理分支的相对完整结构，将人类活动按照不同的需求层次重新调整和组合，使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与地理环境的相互关系更加明晰。因此，新的高中地理教材要注重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环境的可持续改良，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社会的可持续进步，人口数量和质量的可持续整合，将这些现代地理的核心内容贯穿于以自然地理或人文地理为主的章节之中。

4、知识与能力的关系

教材中的基本知识与基本能力两类要素之间应当做到相辅相成。高中地理开发智力，培养能力的要求较高，是建立在掌握和运用地理规律性知识基础上的。随着地理方法论知识的掌握和运用，地理能力的发展才有基础和机会，无知绝对谈不上有能力。而高中地理教材中的能力培养及智力开发的要求，又是学生掌握和应用知识的必要条件。在知识仍是高中地理教学重点的同时，应强调和重视知识掌握与智力开发、能力培养的相互渗透。新编高中地理教材的知识要求应当体现基础性、先进性和贯彻少而精、学以致用的原则，在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自学能力上打基础。创造性思维的特点在于创新，勇于突破传统的习惯势力所形成的思维定势。好奇心强、善于联想、富于想象、敢于怀疑是创造性思维必备的前提。创造性思维是创造能力的核心，无论正文、阅读或选学材料都要自始自终为创造性能力的培养提供知识基础和能力要求。例如，可通过角度新颖、思考性强的设疑、质疑，或介绍思维独特、别具一格的地理观点、有待解决或有争议的地理问题，激励学生独立思考、勇于探求的精神；还可专门开辟“小栏目”、“小天地”等，让学生以知情者、参与者身份对现实地理问题作出分析评价、预测和决策，为发展他们的创造性思维提供广阔的新天地，也有益于培养学生的地理科学志趣及研究社会现实地理问题的能力。

5、理论与实际的关系

理论联系实际是编写高中地理教材和进行教学的重要原则之一，高中地理课程一向注意这一点。新编高中地理教材应继承和发扬这一优良传统，进一步加强理论与实际的联系，体现高中阶段应有的教学要求，这不仅有助于学生正确理解地理理论来源于实践，又运用于实践，深化他们的地理认识过程；同时也有助于开阔地理视野，扩展地理思路，培养地理应用意识，提高应用知识于实际解决现实地理问题的能力。编写教材中密切联系实际，突出学以致用，一是可以联系日常生活、社会生活的实际，使学生切身感受到地理知识与生活密切相关。例如，天气预报、旅游、商品流通等。二是可以联系生产发展、经济建设的实际，突出地理科学促进生产力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功用。例如，资源评价、对外交易、经济发展规划等。三是可以联系本国、本地区的实际，深化学生对联系实际重要性、必要性的认识。例如，调查市场经济状况、研究乡土发展规划、开展乡土建设咨询等。四是可以联系地理学对于人类文明、社会进步、民族昌盛的重要作用和古今中外地理学家解决重大社会问题取得重大发现及贡献的事例，激励学生形成良好的学习动机和热爱地理科学、树立远大志向。五是可以联系与地理科学有关的重大社会问题。例如，人口、能源、环保及可持续发展等。加强地理实验操作与实践活动。六是可以注意与其他学科知识、文化知识的联系。促进学生从更广阔的角度认识地理学的重要作用，扩展联系实际的内涵。

6、统一性与灵活性的关系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各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很不平衡，师资队伍、教学条件、仪器设备，图书资料等方面存在很多差异。而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才培养目标的多样化在客观上又要求课程和教材要体现多样化，以往哪种对课程、教材内容统得过死的现象必须得到改正。新教材应在高中课程计划和教学大纲的统一基本要求前提下，考虑到国情的地区差异和市场经济需求，允许教材有一定灵活性。一要注意教材内容应面向大多数学校和大多数学生，使多数学校的师生经过努力能教得了、学得好。二要在大纲统一要求下，可以编写各具特色、各种风格的教材，表现在教材内容上可以多样化处理，甚至涉及内容选材、体系结构等；教学要求上

可以多层次

，有的教材内容高于大纲，有的符合大纲要求，有的略低于大纲；练习系统可以多类型、多档次、多要求命题，内容表述可以形式多种、推陈出新，以适合城市与农村、沿海与内地、发达地区同欠发达地区不同情况的需要。三要加强教学大纲的弹性，教学要求及内容和课时安排上要留有余地，便于因材施教，发展学生爱好特长，发挥教师教有所长。

7、系统性与个性发展的关系

学科课程一直是我国课程体系中占主导地位的形式，其特点强调知识结构和系统，重视面向全体学生的相对一致性，优点是具有系统性和简约性。而活动课程的特点是强调实践活动和动手操作，重视学生的选择性和自由度，具有注重学生学习心理和个性发展的优点。这些课程模式（或类型）在义务教育初中地理教材编写中也有所体现。新编高中教材应认真研究和吸取这些课程模式的优势，扬长避短，体现教学方法的改革。由于教材设计类型、教材组织方式与教学方法有着更为直接、更为密切的关系，也必将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教师教学时所采用的教学方式。为此，教材编写要注意渗透综合观念，联系观念，整体观念，避免教学模式、教学方式的简单化和僵化。根据教学目的、教学时间和教学主体情况，最大限度地利于学生掌握教材的基本内容，力图寻求、选择使学生能够较容易地理解和接受科学文化知识的途径及方式，谋求教学方法的最优化组合。例如，直观与抽象，叙述与实例，讲解与练习，提问与思考，演示与实验等组织内容；直线式、螺旋式、问题式、归纳式等穿插编排。其目的就是为学生创设最佳的学习情境，提供积极思维、讨论探索、动手操作的机会，激励学生求知欲望，为学生乐学、会学，教师愿教、好教提供条件。

8、课文、图象与练习的关系

课文、图象和练习三系统是地理教材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课文系统主要以文字形式传递知识内容，新教材除应保留以往教材科学性强，语言简洁等优点外，应提高可读性、生动性，使抽象问题具体化，具体问题抽象化，力求突出重点、要点，设置难点、疑点，探求关键、特征，从多方面强化这一系统的功能作用。例如，课文系统可以设正文、提示注释、阅读材料、选学内容等部分，其中提示部分可有预习提示、自学预习和课后提示等，注重启发，培养学习能力。图象系统侧重以图示形成传递知识信息，新教材要注意借鉴九年义务教育初中地理教材和国外优秀地理教材的可取之处，在图象比重、图象内容选择、图象类型、图象组合、图文配合、图象安排等方面有所突破，以充分发挥以图释文，以图引文，以图析文，以图代文的作用。例如，增设组合图，增强其表现力，插图内容的难度也应逐步加大。练习系统是供学习活动和实践活动的部分，设计上一要容量适当，不加重学生学习负担；二要题型多样化，增加探究性、开放性、应用性题目，给实验以应有的地位；三要主次分明，具有层次差异；四要注意学生表达能力，创造性思维能力，应用知识能力等的培养；五要编排位置灵活，各种练习可穿插于教材结构的各个环节中。

9、教科书与配套教材的关系

教科书又称课本，是教师施教和学生学习的主要凭籍。配套教材则包括教师用书、教师地图集、学生地图册、练习图册以及电化教材等，从不同侧面为师生更好地教与学提供服务。其中教师用书（教学指导书、教学参考书）等是针对教科书教什么、怎样教而编写的。其一应突出实用性、便于教师教学。例如，可增强教材内容内在联系分析、教学设计构思以及提供多种教法选择；亦可考虑增设一定的背景材料或补充资料以及教学范例。其二应注重权威性，便于教师更好地领会和驾驭教材。例如，有争议、未定论，不成熟的观点不宜随意写进用书里；解答练习题目要慎重，严谨。电化教材是新教材体系的突出特征，也是教育现代化的标志。它主要涉及幻灯片、投影片、电影片、录象带、视盘、计算机辅助教学软盘等。目前，电化教材仍处于辅助教材的地位，如何完善配套，充分发挥其自身优势，提高普及性，促进教学效果和效率的大力提高，在教材改革中须要加快研究和研制的步伐。

10、课程纵向设置与学科横向联系的关系

论十大关系篇5

关键词　矛盾；实践；认识；十大关系；人民内部矛盾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守军打响了全面反抗日本法西斯侵略者的第一枪。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分别于7月和8月写下了《实践论》和《矛盾论》并在文章中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知行统一的认识论观点和关于对矛盾问题的认识和体会如两种宇宙观等一系列新观点。1956年，三大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也在同年里胜利召开。正是基于这样的历史环境的影响下，写下了《论十大关系》，旨在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方面面。次年，他又写下了著名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一文，该文明确指出人民内部矛盾的种类、性质及处理办法，从而从经济、政治等多方面为党和国家今后的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虽然，这四篇文章写于不同的历史时期，作者所处的历史环境也大相径庭，但是马克思关于世界是普遍联系发展的观点告诉我们：实践认识与矛盾，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矛盾与十大关系，实践认识与十大关系和实践认识与人民内部矛盾这五者之间的关系应该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对它们五者之间的联系着的关系的正确理解和认识以及准确地把握和具体应用，不仅对于国家未来建设与发展来说具有借鉴意义，而且对于我们广大青年学生，在理解十七大会议精神实质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内涵方面更是具有指导意义。

首先，让我们先看一下由我归纳出来的上述五种关系相互作用的图例。然后，我再做具体分析和详尽阐述。

矛盾是事物的最广阔的外延，是统领这个现实世界不断实现向前发展的总纲，矛盾包括一切，因此，它作为理解事物的最外层空间；实践认识、十大关系、人民内部矛盾本身就是矛盾体或矛盾体系，因而必须被包容于矛盾总纲之中，可以说这上述三者本身是矛盾的具体外化和表现形式，因而分别处于中层空间和内层空间；十大关系和人民内部矛盾是两个不同的事物体系，因而需要我们从主观上去认识并从具体实践中去把握，从而掌握其内在本质及规律，更好指导我们的工作实践活动。因此，我们要从实践与认识两个层面上，去认识和理解并正确处理十大关系和人民内部矛盾关系。于是，十大关系和人民内部矛盾就被包含在实践与认识体系之内，作为最内层；十大关系和人民内部矛盾两者之间不存在谁包容谁谁包括在谁之中的问题，是分别从两个不同角度来理解和回答怎样才能建设好社会主义这个历史课题，它们之间应该是一种平行、并列式且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逻辑关系。因而，它们两者统一于最内层，而不是单独地被作为第四层出现。

关于矛盾的理解

矛盾就是对立统一。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人们既不可能消灭它，也不可能凭空臆造它。矛盾可以说是一个“鬼精灵”。而且矛盾是统领这个现实世界不断实现向前发展的总纲：任何事物总是在其自我斗争和同它物不断斗争进程中，通过优胜劣汰，然后达到某种点的和谐平衡，才最终完成自身向前迈进发展的。所谓的“有支持者就必然会有反对者”的说法恰恰是反映了矛盾的普遍性。矛盾不仅有普遍性，同时也有特殊性，我们常说“具体问题具体研究具体办”就是这一性质的真实反映。把握矛盾的对立统一，也就等于把握了唯物辩证法。理解并坚持矛盾的特殊性和普遍性也就等于把握了唯物方法论，即凡事都要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我在这里强调地是：承认了矛盾的特殊性也就等于承认了矛盾的普遍性。因为当你能够从一个具体问题的角度立场出发去分析一个问题时，那么你就等于承认了这个问题的存在，你所得出的结论也就应该是比较客观的。凡事都不能脱离其所处的背景和环境去分析问题和归纳结论，否则，就是形而上学，就会走向谬误。

实践认识与矛盾的关系

实践认识本身就是一对统一且又对立着的矛盾体。有实践的人都会有自己的认识，但认识又有正确的和错误的认识之分。当实践与认识即知行相一致相符合时，就会表现为这一矛盾的统一性；反之，当实践与认识即知行不相一致不相符合时，就会表现为这一矛盾的对立性。有实践的人不一定就会得出真理性的认识，甚至会出现失误。比如，王明、陈独秀，他们身上都有丰富的革命实践经验，但还是在关键时期出现了严重的“左”和“右”的错误。究其根源，就在于实践与认识本身就有相互对立的一面。但是一切真知源于实践，实践是认识的前提。这又说明实践与认识又有统一的一面。否则，我们就无法认识事物的本质，无法揭开事物发展规律这层神秘的面纱。如思想、邓小平理论都是在具体实践及中国实际应用中被检验为正确的科学理论体系。但马克思主义又具有与时俱进的优秀品质，所以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又必须同时具备这种品质，不断加以完善丰富发展。因此，看似绝对真理性认识其实质也是在同现实情况的相互融合适应以及不断斗争中而逐步丰富起来的，于是最终成为了相对真理，对待马克思主义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更要以一种与时俱进的精神和更广阔的理论视野去加以认真地研究和正确地对待。

要正确对待和把握实践与认识的“两性”即对立性和统一性。比如，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根源在于他只看到了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的革命性一面，但恰恰忽视其勾结帝国主义反人民的反动本性的另一面，也就是陈独秀只看到国共两党革命的统一性。其认识上的谬误导致其具体革命实践的指导上的重大失误，他在这种认识的指导下，就必然会放弃无产阶级政党对革命的领导权。1927年4月12日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以及1927年7月15日发动“七一五”反革命就是铁铮铮的客观例证。也由此宣告国内大革命的失败。同样，王明的“左”倾错误在于：城市中心论。他没有看到城市斗争与农村斗争两者之间具有相互联系的统一性。于是御敌于国门之外，盲目地向大城市发动武装进攻的行为，就在这种错误且脱离具体实际的思想导向下应运而生了。他没有看到中国的基本国情是落后的农业大国，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 中国革命要取得成功就必先要取得土地革命即新农民革命的胜利，从而以农村促进城市斗争革命工作的开展，以至最终夺取全国政权。他把城市进攻与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严重对立起来，忽视其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统一性，认为只要占领了大城市，就会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其实践结果就必然会将中国革命引入歧途。其表现为1934年10月红军被迫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进行战略转移――长征。因此，任何人忽视了一个事物的统一性或忽视了其对立性都必然会在这种错误的思想认识指导下进行错误乃至荒唐的实践活动，也就是知与行出现了偏差，甚至是放弃其中一面，而更有甚者最终还会误党误国误军。反之，把握和坚持了实践与认识作为矛盾体的两性，就会把我们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到极致，从而创造出人间奇迹。中国工农红军所进行的长征在外国人特别是外军眼中就是一个军事奇迹。而且1935年1月在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是我党历史上具有力挽狂澜意义的一次伟大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确立了的军事指挥权，正是由于贯彻执行了正确的军事战略战术思想，坚持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才最终把中国人民从三座大山的魔爪下一步步地解放出来，并最终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关系及与十大关系之间的关系

矛盾既然作为统领这个现实世界的总纲，那么它就有一种包容一切的品质。人民内部矛盾自然也就在其组成之中。无外乎在矛盾这个大名词之前加上一个修饰语而已，使之具有了明确的指向性。即这里所说的矛盾是专指在人民内部范围内出现的矛盾。一句话，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之间是一种包围与被包围的关系。

矛盾作为总纲且具有包容万物的品质，那么它与十大关系之间其实也是一种包括与被包括的关系。

实践认识与十大关系之间的关系

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指出的十种关系正是在三大改造已经完成且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基本确立的历史条件和背景下总结出来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指导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十大关系的科学总结恰恰反映了当时我国在治党治国治政等各个方面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本身就是矛盾，因此，如何自上而下地认识好和解决好这十种关系就成为治国理政的关键。2007年10月15日党的十七大胜利召开，这次会议的主题可以概括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胜利”。报告共有十二个组成内容，其实质也就是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所提出的治国思想的新发展新完善新升华。在建国初期，根据当时具体情况撰写了《论十大关系》一文，而在现阶段，党面临新情况新问题以及新挑战便自然会将“十大关系”作进一步外延上的扩展和深化，从而更好地完成民族复兴伟大目标。因此，十大关系的提出正是在具体的工作实践基础上进行科学判断和理性认识及思考的结果。

实践认识与人民内部矛盾之间的关系

(一)对人民内部矛盾的认识

自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以来到三大改造胜利完成，中国一直是处于一个相对比较和平稳定的环境之中。阶级斗争已不再是国内的主要矛盾，但它在一定范围内还将长期存在。因为从外部矛盾看，民族矛盾随着八年抗战的胜利而不再占据主要地位；从内部矛盾看，经过三年解放战争和三大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完成，在国内反动势力和敌对势力已基本上被肃清。因此，在国家政权相对稳定的和平背景下，人民内部矛盾便上升为国内政治生活的主题。这一矛盾能否有效地加以解决，关乎国家之发展和人民之根本利益实现与否。现阶段，这一矛盾体现得尤为明显。人民内部矛盾产生有两大原因：一是政治上原因。某些干部受到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严重腐蚀，经受不住权力、金钱、美色的诱惑，丧失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意识，一步步堕落于各种腐败的泥潭之中，给党和人民事业带来了巨大损失，也严重败坏了党群干群关系，在某些地区，还一度出现了干群严重对立的局面。二是经济发展的原因。我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是如何解决好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经济搞不好，人民生活水平上不去，国家自然就会失去发展的动力与活力。的《论十大关系》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及《实践论》《矛盾论》四文集中到一点就是如何更好地认识和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如何真正把握问题的关键点，如何更好地实现从“打江山”到“坐稳江山”这一过程的思想认识上的转变。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多次强调：要加快推进社会建设，特别将“民生”作为重点摆在12项主要内容之中，可见国家对于经济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的切实提高这个问题是放在同等地位上去着眼去思考的。

(二)对人民内部矛盾解决的具体实践

人民内部矛盾可以分为干部与群众之间的矛盾以及干部与干部之间的矛盾两种类型。

1，干群矛盾应如何解决。坚持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工作作风，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人民满不满意，人民答不答应，人民同不同意作为判断一切工作得失的标准，多下基层，多倾听群众呼声，不做表面文章，切实提高党的服务意识，建设服务型机关，认真接待和解决群众，全面推进党务政务公开制度建设，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

2，干部与干部之间关系应如何处理。坚持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必先治吏的思想。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大力开展反腐败斗争，坚持党要管党务必从严的原则，认真开展“三讲”及“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等一系列教育活动。在《论十大关系》中也着重提出了如何处理好中央与地方以及党群干群之间的关系问题。十七大报告中也专门把加强党的建设作为一项重点内容而列举出来。这些都说明从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到第四代中央领导集体都对治国治党治政进行了广泛而深入地研究与思考。过去要讲解决好人民内部矛盾，现在也讲要更好地更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特别对于广大党员干部来说，只有加强对这一矛盾的实践解决的力度，只有提高对这一矛盾的实践解决的效度，只有拓展对这一矛盾的认识上的深度和广度，我们才能更好地体现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才能有效地扩大群众基础和阶级基础，从而完成人民所赋予中国共产党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荣而艰巨的使命。

论十大关系篇6

关键词：杜十娘；社会交换理论；公平理论；亲密关系结束

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7.01.0010

文章编号：1009-3729（2017）01-0077-08

杜十娘是明代冯梦龙所著《警世通言・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的女主人公，曾为京都名妓，与绍兴府富家公子李甲两情相悦，赎身随李甲返乡，途中李甲反悔，将其卖给商人孙富。杜十娘万念俱灰，怒骂孙富，痛斥李甲，把多年珍藏的百箱中的宝物一件件抛向江中，最后纵身跳入江中。杜十娘是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一位光辉灿烂的女性形象：古人赞其情真性侠；当代人从经济因素、人性冲突、男权中心等维度对其命运进行透视，称其为封建制度、封建礼教的反抗者。杜十娘这一形象在不同历史时期多元视角的阐释下，内涵愈来愈丰富，从而成为一个具有开阔阐释空间的经典人物。综观学界对这一形象的探讨，其议论生发的关键始终是一个：杜十娘悲剧产生的原因。围绕此话题，不同论者从不同视角给予了不同的回答。不过，已有研究大多从人类学、社会学视角来分析，而较少从社会心理视角来解析。

社会心理学是探讨人们的思想、情感，以及行为如何因他人真实或想象的存在而受到影响的科学[1]5，其探讨的核心是社会对人的影响。相比同样关心人们如何受到社会环境影响的人类学、社会学而言，其独特之处首先在于它“主要关心的不是客观的社会环境，而是人们如何受他们对社会环境的诠释或解读的影响”[1]6。本文拟借助社会心理学人际吸引理论中的社会交换理论、公平理论与亲密关系结束的相关研究成果，探讨杜十娘悲剧的成因，以期为这一经典人物的再阐释提供新的视角与理论支撑。

一、杜十娘和李甲的收益―成本分析

社会心理学人际吸引理论中的社会交换理论认为，“人们所知觉到的一段关系的正性或负性程度取决于：一是自己在关系中所得到的收益；二是自己在关系中所花费的成本；三是他们对自己应得到什么样的关系和他们能够与他人建立更好的关系的可能程度的知觉。换句话来说，我们‘购买’我们所能得到的最好的关系，它对于我们的情感货币而言能提供给我们的价值最多。社会交换理论的基本概念是收益、成本、结果和比较水平”[1]353。不过，“人们并非简单地以最小代价换取最大利益，他们还要考虑关系中的公平性”[1]354。公平理论认为，当交往双方付出的成本和得到的收益大致相等时，人们会从这种关系中得到最大的快乐；而不公平的关系则会导致一方感到过度受益或受损，从而双方对这种状态均感到不安，且都具有重建公平的动机。公平理论是对社会交换理论的完善与补充。

1.杜十娘的收益―成本分析

在遭遇孙富之前，在与李甲的亲密关系中，杜十娘的收益（包含预收益）是巨大的。

首先是从良。杜十娘欲通过李甲摆脱烟花命运，由娼家转为良民，由社会底层跃入上层贵族门庭，实现身份的转换与社会地位的飞升。尤其是后者，对于普通良家女子而言，由下层百姓转为上层官宦世家的妻妾，若无特殊际遇，难有此种命运转换，更何况杜十娘这种被践踏、的娼妓。从古代娼妓从良嫁人的历史看，进入上层官宦家庭的少之又少，能进入并为上层官宦家庭所容纳者更是凤毛麟角，若非特别遭际或非凡的才色德艺，恐怕难以为此。因此，杜十娘欲“归见父母，或怜妾有心，收佐中馈，得终委托，生死无憾”[2]475，的确不是一个小的梦想。故杜十娘若能成功从良，进入李家，将是她最大的收益，所以她亦言“得终委托，生死无憾”。

其次是两情相悦。根据人际吸引理论，两性相吸引有诸多因素，比如时空接近效应、相似性、互惠式好感、外表吸引力与互补性等。人际吸引的相关理论可以从一定程度上解释杜十娘为何会倾心李甲。其一，李甲是“在京坐监”[2]463的国子监学生，父亲李布政提供的丰厚资金使他有时间、有条件长期与杜十娘接触。其二，二人具有诸多相似性。李甲远在异乡，渴求温暖，与杜十娘渴望温情之心相同；杜十娘有“院中若识杜老微，千家粉面都如鬼”[2]463的美貌，而李甲亦“风流年少”“俊俏庞儿”[2]463，二人一个漂亮一个风流；杜十娘年芳十九，李甲“风流年少”，二人年龄相若。其三，二人具有互补性。李甲“温存性儿”“忠厚志诚”[2]463，此对品尽风月场之冷漠的杜十娘来说，尤为难得。李甲“自幼读书在庠”[2]463，经历简单，为人单纯，不同于杜十娘的历经沧桑、工于心机、老于世故；李甲为家中长子，其父“素性方严”[2]473，故李甲的性格中存在着较强依从性与奴性，而杜十娘身为京都名妓，是中的上等人物，其性格刚烈强势。正是受上述诸多因素影响，李、杜“一双两好，情投意合”[2]463，此亦为杜十娘的巨大收益。

从良是杜十娘的最大目的，但两情相悦才是杜十娘婚姻幸福的保障。“门前冷落车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去来江口守空船，绕舱明月江水寒”[3]，不少从良后的生活尚不只是如此冷清，更多的还有丈夫的背弃，以及难以融入夫家人际圈子的困境，故一些娼妓会因从良后婚姻的失败而再次沦入青楼女子。所以，对杜十娘而言，李甲的温情、忠厚、志诚等是非常难得的，亦是她未来幸福婚姻的重要保障。

有学者认为，杜十娘“久有从良之志”[2]463，自从妓以来，七年之内，为她意乱情迷、倾家荡产者不在少数，为何在李甲之前没有遇到从良对象呢？究其原因，除了上文所述外，尚需注意：其一，李甲虽与杜十娘所经历的其他嫖客一样均以财买色，是钱色交易，但李甲的身世、经历、性情，以及他与杜十娘的诸多相似或互补的特点，则非他人轻易具备，李甲最不同于其他嫖客者是他性情温存，对杜十娘有一定的真情。其二，杜十娘“久有从良之志”。从其“百宝箱”看，即可知其“志”之久，蓄积万金若非假以时日亦难成功。由于老鸨以为牟利手段，所以她们对从良尤其当红从良是严加防范和制止的，“最忌讳说要嫁人。‘嫁得成没有什么，嫁不成一定把客人谣得个个不来，受累不浅’。即使要从良嫁人，也总是秘密进行，谋定后往往是出其不意，断没有预先张扬出贴子通知狎客的道理”[4]178。因此，从良对象之选择一定是慎之又慎的。从良的方式之一是用钱赎身，的赎身费用非常高昂，一般人是出不起的，出得起钱的往往是豪绅富贾、官宦大族等，但这些人赎妓又常常受阻于传统道德伦理的制约，能够通过这种方式赎身者少之又少。“有鉴于此，一些工于心计的，很早就瞒着老鸨开始偷偷攒钱，趁自己年轻走红的时候，放出眼力，遇到一个可以终身相托的好心人，就赎身从良，跳出火坑。这便是中通行的‘倒贴’从良嫁人的方式。”[4]178但要攒一大笔赎身费谈何容易！杜十娘直至遇到李甲后方吐露从良心志，是因为她一直在为前途积攒资本。而杜十娘能攒下万金的家底，其所忍受的侮辱，以及与老鸨、嫖客周旋的心机智慧，是可想而知的。

综上所述，对杜十娘而言，李甲可以说是在最适当时机出现的最适当人物，而并非“碌碌蠢材，无足道者”。杜十娘亦没有“错认李公子”[2]477，她从李甲那里@得的预期收益是未来将成为李氏家族的一员，组建家庭，由社会最底层跃入上层，并收获两情相悦的真情。当然她实际的收益是李甲的温情回报、顺利脱籍，并在与李甲的关系中处于主动掌控的地位。

从其成本来看，除情感上的投入外，杜十娘投入的经济成本在孙富插手之前，主要是用于赎身的150两银子、置办行装的20两白银，以及路途所需的50两白银。预期经济成本是寄居吴越的花销与被李甲父亲接纳的投入。从社会学人际吸引的公平理论来看，如果收益与成本接近，那么对于投入者而言，他对双方的关系会比较满意。杜十娘投入的成本与其预期收益和已收益大致上是平衡的，所以她认为她与李甲的关系是稳固的，故而她自信、快乐、从容。告别院内姐妹的欢喜、南下途中夜泊瓜洲渡口的月下清歌等，均是此种心情的体现。

2.李甲的收益―成本分析

对李甲而言，他已有妻室，不像杜十娘那样急切要获得婚姻和真情。在孙富之前，他与杜十娘交往的收益主要是满足被拘束的花柳情怀，在异地他乡得到暂时的温暖、虚荣，获得远离严父的虚幻自由，即其收益主要集中于个体生理、心理与情感层面。

从成本来看，在为杜十娘赎身前，李甲已在老鸨那里花费千金，“那李公子不是空手上门的，也曾费过大钱来”[2]464，但此花费并非为了杜十娘的幸福，而只是满足自己生理、心理、情感需求而付给老鸨的报酬。为杜十娘赎身，他只是遭遇借钱被拒的尴尬，三百两银子，杜十娘担一半，柳遇春代为之借，等于他未费分文。而按妓院行规，“教坊落籍，其费甚多，非千金不可”[2]465，更何况杜十娘乃京城名姬，所费更高。在关涉杜十娘的这一重大事件上，他除了遭遇被拒的白眼外，在物质上的投资基本为零。但李甲的隐性成本是巨大的。其一，李甲接受杜十娘的风险在于：“若为妾而触父，因妓而弃家，海内必以兄为浮浪不经之人。异日妻不以为夫，弟不以为兄，同袍不以为友，兄何以立于天地之间？”[2]472孙富此话道出了李甲为了杜十娘将要做出的牺牲是以众叛亲离、万夫所指为代价的巨大牺牲。其二，李甲失去了男人对女人的驾驭权与应有的尊严。“大概娼妓负盛名的，固恃她自身才艺，而王孙公子之翩翩裘马，一掷千金，文人学士的诗文酬答，标榜揄扬，亦大有影响。”[5]杜十娘名满京畿，虽处社会下层，但属下层之翘楚，其才色、名气、阅历、心智与万贯家产等，使她底气十足，其自我效能感非常强[6]，这使她除了对从良命运自信、从容之外，还在与李甲的关系上表现出较为强势的一面。此点在与老鸨的斗智、与李甲的相处中均有明显表现。而与杜十娘的自信、从容相比，李甲则愁苦而自卑，如“公子正当愁闷，十娘道：‘郎君勿扰，众姊妹合赠，必有所济。’及取钥开箱。公子在傍自觉惭愧，也不敢窥觑箱中虚实。只见十娘在箱里取出一个红娟袋来，掷于桌上道：‘郎君可开看之。’公子提在手中，觉得沉重。启而视之，皆是白银，计数整五十两。……公子且惊且喜道：‘若不遇恩卿，我李甲流落他乡，死无葬身之地矣。此情此德，白头不敢忘也！’自此每谈及往事，公子必感激流涕。十娘亦曲意抚慰”[2]469。其中“掷”字显示出杜十娘在分文不具的李甲面前的优势，李甲感恩戴德的话亦反映出杜十娘优越的施恩者态势。在封建社会，男尊女卑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男性掌控经济上的主动权。由于经济的不自立、家教的严苛和社会阅历的简单，李甲在与杜十娘的交往中处于被动地位，这大大影响了他在双方关系中的尊严与自信。

因此，从显性投入来看，李甲的成本虽是极低的，但从隐性投入来看，相比其在社会家庭中丧失一切及其在两性中处于劣势地位，其成本巨大，收益为负。

相比两者的预期收益，李甲、杜十娘在这场社会交换中的收益显然极不相当。“收益是正性的、令人愉悦的关系，它让我们觉得一段关系是值得的并且应该巩固。它包括了我们已经谈论过的我们伴侣具有的个体性格和行为的类型，以及我们能通过与该个体结识所获得的外部资源（如获得钱财、地位、活动或与其他有意思的人群结识的机会）。”[1]353按照社会交换理论，“人们对人际关系的感受取决于他们对这段关系的收益与成本的知觉”[1]353。因此，在孙富出现之前，杜十娘对她与李甲的关系是比较满意的，但李甲自杜十娘提出从良之事起，即自知无力承担巨大的成本代价，只不过懦弱、屈从的性格和对十娘的贪恋，使他在遇到孙富之前一直没有拒绝十娘，但事实上他一直处于焦虑之中，此与杜十娘的从容筹划之自信相比更为明显。例如，最初杜十娘有心于他，“奈李公子惧怕老爷，不敢应承”[2]463；杜十娘与老鸨商议好后告知李甲，他说：“我非无此心。但教坊落籍，其费甚多，非千金不可。我囊空如洗，如之奈何！”当柳遇春言杜十娘所言乃烟花逐客之计，“公子听说，半晌无言，心中疑惑不定”[2]466。离开妓院在谢月朗家时，李甲尚言：“老父盛怒之下，若知娶妓而归，必然加以不堪，反致相累。辗转寻思，尚未有万全之策”[2]468。

李甲心中始终有一层阴影，经济的困顿、家庭伦理的压力和杜十娘的优势等多重困扰，几乎让他难以抉择。所以，李甲自始至终没有正面给杜十娘以承诺，而无承诺即无责任之担当。此外，我们不能忽略空间距离对人的影响。当时李甲远在京城，处于一相对陌生的环境中，其父和家庭对他的影响相对减弱，杜十娘因与其距离近，对他的影响反而较强；但一旦他离京南下，离家愈近，其父和家庭对他的影响则益强，杜十娘对其的影响则渐弱。李甲原本一直回避的问题随着距家日近而不得不正视，这也是李甲突然翻盘的原因所在。

因此，孙富只是诱因，根本问题仍在于李甲对自己与杜十娘关系中成本与收益巨大不公平的知觉。从人际吸引公平理论来看，李甲在表面上是过度收益者，而从隐性方面来看则是过度受损者。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发现，过度受损者会不满意自己在双方关系中的结果，而过度受益同样会使受益者“想要放弃社会交换理论所阐述的那么一个轻松的交易――以微小的成本和工作来换取高额的收益”[1]354，因为“公平是一个强有力的社会标准――如果他们在一段关系中得到的超过他们应得的，个体将最终感到不安，甚至是感到内疚”[1]355。李甲在与杜十娘的相处中，每次从十娘那里拿到钱的时候，总是愧疚的，又不得不感激涕零。因此，尽管李甲在杜十娘从良一事上其成本近乎为零，但过度受益仍然使其感到不安，其心中不仅有家庭老父的阴影，还有驱逐不去的杜十娘给予其恩典的阴影。因此，李甲抛弃杜十娘是必然的，而杜十娘之前完全忽略了李甲的感受，在李甲对之感恩涕零之时，她只是“曲意抚慰”，这不仅不能缓解李甲的压力，反而更增加了李甲的自卑与无助感。

综上所述，根据社会交换理论与公平理论，杜十娘的成本（实际投入与预期投入）与收益（实际收益与预期收益）是均衡的，而李甲的显性成本虽低，但其隐性成本则是巨大的，远非他个人所能承担。李、杜虽对各自的收益与成本具有明确的认知，但并不清楚对方的隐性成本与对方对自我成本与收益的知觉，这是导致二人悲剧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杜十娘和李甲亲密关系的结束与其角色的翻转

在李甲出卖杜十娘这一部分，我们看到了二人关系的戏剧性变化。原本杜十娘独立而主动，李甲则依附而被动，但在李甲与孙富的交易中，杜十娘与李甲的关系则完全颠倒过来，李甲由被动变为主动，由依附变为独立，成为他与杜十娘关系的主动破坏者，这是男权社会赋予他的权力，封建礼教、封建制度对女性的压迫与控制由此可见。但李甲采取如此决绝的做法，仅用封建礼教的压制与个体人格的缺陷为由是不能充分解释其行为动因的，而人际吸引的社会交换理论与公平理论则能更好地揭示他人的影响如何左右李甲的情感与认知天平。

下面将在上述探讨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李甲的主动破坏行为对杜十娘的影响，由此探寻杜十娘择死的行为动因。社会心理学对亲密关系结束问题的研究认为，当一段关系结束时，人们对关系结束的感受与他们在结束关系的决策中所扮演的角色密切相关。在分手决策中承担责任较多的被称为“终结者”，承担责任较少的被称为“承受者”，“‘承受者’感觉非常糟糕――他们报告高度的孤独感、抑郁感、不快、愤怒，并且几乎所有的‘承受者’都报告在分手后的几周内体验到各种躯体症状。对‘终结者’而言，分手的沮丧程度、痛苦程度和能够引发焦虑的程度都是三者中最低的。尽管‘终结者’报告感觉内疚和不快乐，但他们体验到的诸如头疼、胃疼以及进食和睡眠障碍等负性躯体症状是最少的”，而“当男性在结束关系这个问题上或是体验到更多的控制感（‘终结者’），或是体验到更少的控制感（‘承受者’）时，他们倾向于‘挥手告别过去’和‘往前看’，切断和他们前任女友的关系”[1]375，这是现代西方的实验结论。虽然东西方文化存在差异，古代与现代在分手原因上会有种种不同，但“终结者”与“承受者”所体验到的心理和生理上的反应理当具有普遍性。在李、杜关系的结束上，李甲是完全的“终结者”，因为杜十娘对其谋划毫不知情，尤其从杜十娘单方看，自己手握重金，两人关系稳定，未来充满希望，李甲的陡然变化，不啻为当头一棒，转眼风云。在杜十娘的经验里，这一变化没有任何铺垫，完全出乎意料。而李甲对结束这段关系的反应只是“颜色匆匆，似有不乐之意”“含泪而言”“情不能舍”“泪如雨下”[2]473-474，当孙富差家僮到船头候信时，李甲竟然“欣欣似有喜色”[2]474。我们可以指责李甲的无情，但亦应看到他在结束一段收益与成本严重不协调的关系时的如释重负，他为能重新回归到未遇杜十娘之前的家庭关系而欣喜，这可谓李甲对其严父与世俗伦理道德的屈从，也根源于其经济的不独立。李甲不只是对杜十娘背信弃义，他更是杜十娘死亡的主要推手。作为“承受者”，杜十娘所承受的致命打击显而易见。一般而言，女人遭受背叛，大多会本能地反抗，发泄不满，但杜十娘则是“放开两手，冷笑一声”，“时已四鼓，十娘即起身挑灯梳洗”[2]474，哀莫大于心死。这冷静的背后，正是杜十娘心灰意冷的表现，是暴风雨来临的征兆。杜十娘最终以怒沉百宝箱、纵身跃江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除与李甲的背叛直接相关外，还有其深层的原因。

首先，从良艰难，出路狭窄。中国古代的出路无非有年老脱籍、用钱赎身、出家入道、逃走异乡或隐居村落等。除非放弃红尘生活，若要生存，对于年轻的娼妓而言，以男人为依托是必然选择。杜十娘“久有从良之志”，可见她对回归正常社会生活与家庭的渴望。李甲的背叛，让杜十娘对从良嫁人之路感到了彻底绝望。有论者认为，转嫁给孙富依然是从良，不是也一样实现了杜十娘脱离烟花火坑的理想吗？这只是一己之见。历史上“娶妓为妾的以商人居多，因为他们一般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但娼妓“嫁给商人为妾后，往往不久就会被见异思迁、朝三暮四的商人无情抛弃，这在历史上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社会问题”[4]181。所以，一般而言，对商人并无好感，杜十娘也不会选择孙富那样的商人作为归宿。前文指出，李甲是在最恰当时机出现的最恰当的人物，他符合杜十娘的个性要求和她对男性及未来生活的期望，即对杜十娘而言，选择李甲可以说是她认为的唯一出路。再据文本可知，杜十娘应无亲人，其社会关系主要是妓院人员与嫖客。脱离妓院后，她的社会关系主要是李甲，而李甲的背叛，使杜十娘的社会关系断裂。社会学认为，“社会网络即是把个体结合在一起的社关系纽带。一般认为，传统型社会网络是以亲情、宗法伦理为基础的，以个人为中心，依次层层外推至家庭、亲戚、朋友、邻里、社区和同事而构成的一个‘同心圆’式网络，包括血缘、亲缘、趣缘、地缘和业缘关系。这些关系又依次较为松散，所起的维系作用也越来越小，自身的稳定性也越来越弱”[7]。杜十娘的主要社会关系是业缘关系，她与李甲的关系本身即属于业缘关系。所以，当她离开妓院又为李甲所弃时，其社会关系网络即出现了断裂。而人是社会关系中的人，一旦脱离了社会关系，人将何去何从？因此，死亡是杜十娘的必然选择。

其次，高自我效能感的受挫。杜十娘身处风月场这种被人鄙弃的场合，能积攒下万贯家产足以说明她职业生涯的成功。美貌、才艺、名气、财力，以及复杂处境培养出的丰富人生经验等，使得杜十娘形成强势的性格，自我认知度较高，即具有高自我效能感（当然，此与晚明个性解放思潮亦密切相关）。因而，在与李甲的关系中，杜十娘一直是前期双方关系与事态发展的掌控者。事实上，在遇到孙富之前，事情基本上是沿着杜十娘的预期规划发展的。因此，杜十娘是自信的，心理上是安全的。所以，当“见他手头愈短，心头愈热”[2]464，在与院中姊妹话别时，杜十娘“吹弹歌舞，各逞其长，务要尽欢，直饮至夜分”[2]468。当李甲不知如何面对老父时，杜十娘则言：“父子天性，岂能终绝。既然仓卒难犯，不若与郎君于苏杭胜地，权作浮居。郎君先回，求亲友于尊大人面前劝解和顺，然后携妾于归，彼此安妥。”[2]468对于始终悬在李甲头顶的“达摩克利斯剑”，杜十娘从容应对。当然，杜十娘的从容应对有其现实道理。明代法律虽对官员及其子孙婚娶乐人有明确的处罚规定，但明末官宦人家纳为妾的并非个例，《警世通言・玉常春落难逢夫》中玉堂春就嫁给了原礼部尚书之子。也就是说，李甲之父虽然严厉，但在明末人们对金钱的普遍拜崇和个性解放思潮的冲击之下，化解李父内心之抵触是很有可能的。而事实上，困扰李甲的根本问题不在于礼教，而在于他经济上的不独立（从孙富以千金动之和他目睹十娘抛弃万金时之反应即可看出）。因此，当事态的发展陡然转变时，对一直处于控制地位的杜十娘而言是重大挫败，她所有处心积虑的谋划（包括认识李甲之前即开始的从良筹备），她所有忍受屈辱的痛苦与眼泪，以及她所有的自信与希望，此刻已被李甲彻底摧毁。

再次，挫败下的复仇。杜十娘由两性关系的控制者沦为亲密关系结束的完全“承受者”，预期收益瞬间变为零，收益与成本间的巨大反差，使得杜十娘成为两性关系中的完全受损者，个性刚烈的她必然要反击，而对李甲背叛的最大惩罚莫过于毁灭李甲所信奉的价值：金钱与美人。杜十娘本想借助金钱保障自己未来的幸福，但她最终无奈而愤怒地把万贯家财抛掷江中，希望江水冲走自己一生所蒙受的侮辱，赎回自己的清白与真情。她对金钱的弃置，使她同拜金的世俗划清了界限；她对生命的放弃，亦使她同一切肮脏的现实划清了界限。在这一刻，杜十娘不再仰仗世俗而独立起来了，如果说以前她是经济和心智上的独立者，那么现在她则是人格上的独立者。当她纵身跳入滚滚江水之时，她以死昭示了自己的尊严，抗议了封建社会男权对女性的践踏。抛钱跳江的行为，使杜十娘从被动分手的完全承受者的地位上翻转过来。李甲的分手决策是将杜十娘转卖，而杜十娘的分手决策则是与李甲死别，这又是李甲始料不及的，李甲又变成了完全的承受者。杜十娘一了百了，而李甲则自此终身背负着杜十娘跳江这一壮烈悲剧制造者的骂名！所以“李甲在舟中，看了千金，转忆十娘，终日愧悔，郁成狂疾，终身不痊”[2]475。

三、结语

本文运用社会心理学人际吸引的社会交换理论、公平理论与亲密关系结束的相关理论，探讨了李甲、杜十娘两性关系的变化与杜十娘的择死行为，认为正是因为李甲知觉到自己在与杜十娘的关系中其成本与收益间的巨大不平衡，其在二人关系中处于被动地位，故其内心对未来充满了焦虑、不安，这最终导致了他对杜十娘的背叛。杜十娘在李甲出卖她之前，其成本与预期收益是均衡的，所以在二人的关系中，前期她处于主动的、安全的位置，对未来比较从容；当李甲主动终结二人关系时，她则成为完全的承受者，其命运改变途径的狭窄、刚烈的个性、两性关系中角色的翻转，使杜十娘以弃财投江的方式来作为对李甲背叛的报复，从而再次从被动的承受者成为亲密关系结束的完全终结者，由经济、心智的独立走向人格的独立，其对真情、尊严、自由的捍卫，使得她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光辉灿烂的女性人物形象。

抛开封建制度、封建礼教对人的影响，抛开杜十娘择死的极端行为，从社会心理学视角来看，李、杜的情感问题在今天依然具有现实的镜鉴意义。如果杜十娘能对李甲进行换位思考，那么在与李甲相处的策略上，她应该想方设法减少李甲的压力，而对于李甲这种懦弱、单纯而不失忠厚但经济又不独立的人来说，没有比告诉他自己的身家更为有效的策略了。因此，当我们对一段人际关系不满意的时候，单纯从道德、情感或性格的角度进行批判或反思是不够的，还需要考虑在彼此关系中的投入成本、收益、预期与结果是否平衡，并考虑双方在收益、成本上是否公平，从而调整彼此的关系或者尽可能共同结束关系，以减少伤害。杜十娘与李甲的关系问题，是超越时代、阶层与国别的，具有普遍的启发意义。

参考文献：

[1]埃略特・阿伦森，提摩太・D威尔逊，罗宾・M埃克特.社会心理[M].侯玉波，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4.

[2] 冯梦龙.警世通言[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3] 顾青.唐诗三百首[M].北京：中华局，2013：115.

[4] 游东方.青楼史[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9.

[5] 王书奴.中国娼妓史[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14：154.

论十大关系篇7

五年来，政协十届全国委员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不断巩固团结合作的思想政治基础，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贾庆林3日在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开幕会上，代表政协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向大会报告工作时说，人民政协作为我国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把思想理论建设摆在人民政协各项建设的首要位置，不断夯实做好人民政协工作的思想政治基础。举办常委会组成人员学习讲座14次，组织全国政协委员学习培训，基本实现了每一位全国政协委员届内参加一次集中学习培训的目标。

贾庆林说，过去五年，十届政协加强同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合作共事。重点安排派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发言，重点办理和充分反映他们提出的提案和社情民意信息。重要视察、考察、协商和外事活动，都有计划地邀请派和无党派人士参加。

贾庆林指出，十届政协充分发挥人民政协这一政治组织和民主形式的重要作用。全体会议期间，政协委员听取政府工作报告和其他重要报告，围绕修改宪法、制定国家法等重要法律法规以及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中共中央领导同志与委员共商国是，参加分组讨论71场；中共中央、国务院以及有关部门负责人听取政协大会发言，参加小组讨论1300多人次。召开10次专题议政性常委会议、5次专题协商会，就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同到会的中共中央、国务院领导及有关部委负责同志进行互动交流，为更好地贯彻落实国家重大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和参考。

积极围绕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咨政建言

十届全国政协积极围绕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咨政建言，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贾庆林3日在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开幕会上，代表政协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向大会报告工作时说，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是人民政协履行职能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我们紧紧围绕制定和实施“十一五”规划、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发展方式等重大问题，提出了许多重要意见和建议。五年来，共受理提案23000余件，形成视察报告100多份，提出调研报告270多份，组织大会发言4000余篇，反映社情民意信息6600多篇。其中，关于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建议，推动了国家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完善；关于促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海峡西岸经济发展、大连大窑湾保税港区建设的建议，为这些地区纳入国家发展规划发挥了重要作用；关于“三江源”生态保护、退牧还草的调研以及“保护长江万里行”、“关注森林”等系列活动，有效促进了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

贾庆林说，十届政协重点围绕教育公平、劳动就业、收入分配、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计划生育、医疗服务体系建设等问题开展调研，协助党和政府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

积极开展促进祖国统一和海外联谊工作

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贾庆林3日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开幕会上向大会报告工作时说，十届全国政协开展促进祖国统一和海外联谊工作，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贾庆林说，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也是需要全体中华儿女共同为之奋斗的伟大事业。我们通过多种方式和途径，积极宣传党和政府对香港、澳门的方针政策，及时向港澳委员通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政协常委会议精神，精心组织港澳委员在内地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开展视察、考察活动，鼓励他们为国家发展献计出力。高度重视发挥港澳委员在香港、澳门社会政治事务中的作用，探索相关工作机制，支持港澳委员为维护香港、澳门繁荣稳定作出贡献。

十届全国政协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关于新形势下发展两岸关系的四点意见，认真做好台湾岛内有关党派团体和各界人士的工作，加强与各界台胞的联系，推动两岸人员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举办孙中山诞辰140周年纪念活动。支持海外侨胞以各种形式开展“反独促统”活动，为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发挥了积极作用。

十届全国政协还开展与海外侨胞的联谊活动，邀请侨胞代表列席全国政协全体会议,组织他们回国参观考察,组织海外侨胞中的专家学者建言献策，使政协海外侨胞的团结联谊工作与参政议政工作有机结合起来。

积极增进民族团结和宗教和睦

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贾庆林3日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开幕会上向大会报告工作时说，十届全国政协贯彻党和国家的民族、宗教政策，增进了民族团结和宗教和睦。

贾庆林说，民族关系、宗教关系始终是涉及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重大关系，民族工作、宗教工作始终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重要工作。我们围绕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贯彻执行组织视察，推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完善和发展；组织青藏铁路视察和天然草场保护的考察，推动相关地区的生态环境建设；连续四年开展武陵山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调查研讨，探索跨省交界少数民族贫困地区连片扶贫开发的新形式；提出发挥新疆优势、加快经济发展的意见建议，为国务院制定关于进一步促进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提供了重要参考；开展民族地区人才培养和义务教育、保护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等方面的调研，对加快民族地区的教育、科技、文化等社会事业发展作出贡献。

十届全国政协围绕贯彻落实宗教事务条例组织考察调研，促进了一大批宗教房产等问题的解决；连续两年召开宗教界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贡献经验交流会，探索宗教界人士促进社会和谐的途径和方法；召开中国宗教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座谈会，郑重发表《中国宗教界和平文告》；举办海峡两岸暨港澳佛教、道教界近万名信教群众参加的和平祈祷活动，充分展示中国宗教界促进祖国统一和维护世界和平的真诚愿望。

形成对外交往新格局

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贾庆林3日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开幕会上向大会报告工作时说，十届政协扩大交流合作，形成人民政协对外交往新格局。

贾庆林说，人民政协的对外交往是我国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增进中国人民同各国人民了解和友谊的重要桥梁。我们按照国家外交工作部署，发挥人民政协对外交往的特点和优势，积极、务实、稳妥地开展人民外交，为争取良好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

五年来，全国政协主席会议组成人员对近70个国家进行访问，共接待46位副议长以上级别代表团来访。成功举办“21世纪论坛”2005年会议。中国经社理事会承办经社理事会国际协会第十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北京宣言》，并与欧盟经社委员会建立圆桌会议机制。截至目前，全国政协已同121个国家的211个机构和12个国际或区域性组织建立联系并开展友好交往。

以理论创新推动工作创新

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贾庆林3日在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开幕会上，代表政协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向大会报告工作时说，十届政协加强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以理论创新推动工作创新。

贾庆林说，实践是理论的基础，理论是实践的先导，人民政协只有通过理论创新推动工作创新才能永葆生机。总书记在庆祝人民政协成立5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和《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理论观点。我们进行了认真学习，并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理论研究，取得了一批重要理论成果，初步确立了人民政协理论的思想体系和基本框架。隆重举办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暨邓小平关于人民政协理论研讨会，成立中国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会，举办首次人民政协理论研讨会。人民政协理论研究队伍逐步形成，人民政协理论正在纳入党政领导干部培训计划，列入各地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社会主义学院的教学计划。

贾庆林说，人民政协理论研究工作的开展，不仅深化了对关系人民政协事业发展全局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认识，而且推动了人民政协经常性工作的创新。我们积极探索政协提案、委员视察、专题调研、反映社情民意、新闻宣传、文史资料等工作的特点和规律，先后召开了6个相关专题座谈会，制定了6项加强和改进相关工作的意见。

过去五年形成六方面主要工作经验

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贾庆林3日在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开幕会上向大会报告工作时，总结了十届政协过去五年工作的主要经验。

贾庆林说，十届全国政协继承和发扬历届政协的优良传统，着眼于新世纪新阶段人民政协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不断深化对人民政协事业发展特点和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对人民政协在党和国家事业全局中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在实践中积累了许多有益经验。这些经验，既是长期形成的宝贵财富，也是今后人民政协工作中必须坚持的重要原则，值得倍加珍惜。

这些经验包括：坚持中国共产党对人民政协的领导；坚持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坚持把促进发展作为人民政协履行职能的第一要务；坚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人民政协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推进人民政协履行职能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坚持全面加强人民政协的自身建设。

贾庆林说，实践在发展，时代在进步。人民政协必须立足于生动实践，坚持继承与创新的统一，不断丰富和发展源于实践而又具有指导意义的原则和经验，切实提高认识和把握人民政协工作规律的能力，把人民政协事业进一步推向前进。

提出今后五年工作建议

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贾庆林3日在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开幕会上向大会报告工作时，对政协今后五年的工作提出了建议。

贾庆林说，今后五年，是全国人民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团结奋斗的五年，也是人民政协创造新业绩、谱写新篇章的五年。人民政协的各参加单位、各级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要把学习贯彻中共十七大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牢牢把握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积极开展政治协商，完善民主监督机制，提高参政议政实效，充分发挥协调关系、汇聚力量、建言献策、服务大局的重要作用，努力开创人民政协事业发展新局面。

论十大关系篇8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发展；历史过程

2012年11月8日，备受瞩目的党的十隆重召开。在这次大会上，向全党全国人民提出了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理论自信的号召。通过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发展的历史过程，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体会十报告强调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九十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发展”这一结论，从而使我们更加坚定这一理论自信。

恩格斯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中讲过这样一句：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是一朝一夕突发奇想的理论智慧，探讨它的形成发展，我们应该追根溯源到这一理论体系产生的历史源头。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更具体的说是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使社会主义实现了由空想到科学的飞跃。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在全世界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十月革命的炮响也给积贫积弱的旧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1921年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因运而生。90多年的接力探索中，中国共产党在如何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实现了从理论盲从到理论清醒，从清醒到自觉再到自信的三次历史转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伴随着这三次转变破茧而出，逐步形成发展起来。

一、从理论盲从到理论清醒的转变过程

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35年遵义会议召开前，受党内教条主义的危害，中国革命总体处于低潮，中国革命经历了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考验。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使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作为指导中国革命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必须与旧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相结合。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革命的特殊性，不可能像西方欧洲国家通过议会合法斗争的形式取得革命的胜利，也不可能像苏联革命那样采用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道路。中国共产党人从对马列教条、共产国际的盲从中清醒过来，逐渐认识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是指导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原理，它的具体应用一定要与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即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二、从理论清醒到理论自觉的转变过程

1938年10月在陕西延安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在《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和任务。在中国的社会革命时期，共产党带领人民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即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革命胜利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1945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陕西延安的杨家岭召开，大会确立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统一的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思想。在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在借鉴苏联经验的同时，又结合本国国情有所创新，较好地解决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初步建立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即人民民主的国体，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央统一领导与民族区域自治相结合的制度，由此在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1956年4月25日发表《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讲话，提出对苏联暴露出来的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错误，要引以为戒，要正确处理好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与非党的关系，革命与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等等。1957年2月27日又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提出要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现在大规模疾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要用民主方法解决大量存在的非对抗性质的人民内部矛盾。由于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各种人民内部矛盾，所以进而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来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繁荣，还主张共产党同各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探索过程中，虽然经历了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

三、从理论自觉到理论自信的转变过程

1978年12月18日―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在政治思想领域，这次全会集中解决了六个重大问题：①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得思想路线。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要求全党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思想的科学体系，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②确定了马克思的政治路线。全会果断地决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把全党全国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③确定了党的正确组织路线。相应调整了中央的组织机构，决定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④恢复了党的民族传统和优良作风；⑤强调要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⑥指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迫切性和基本方向。给地方和工商企业更多的经营管理自、克服党政企不分、以党代政、以政代企的现象，重新确定了按劳分配的原则，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集中精力把农业尽快搞上去，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等。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我们党的工作实现了历史性的伟大转折，使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探索重新步入正轨。

1982年9月1日，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这是邓小平第一次明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重要命题和基本理论。

1987年10月举行的党的十三大总结了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全面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制定了党的基本路线。十三大文件第一次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概括为十二个要点，指出这一理论初步回答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任务、动力、条件、布局和国际环境等基本问题，规划了我们前进的轨道。

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的召开，推动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进一步发展。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到南方视察 ，先后在武昌、深圳、珠海和上海等地发表重要谈话。他指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提出了判断方针政策正确与否的“三个有利于”标准。1992年10月12日至18日，党的十四大召开，报告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进行了系统、全面、科学的概括和总结。

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召开。这次大会的重大理论贡献是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简明概括为邓小平理论并且在中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

世界历史进入到21新世纪之际，国际国内都出现了新形势，面临着新任务。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在曲折中发展，世界范围内民主化浪潮涌动，一批长期执政的政党丧失执政地位。正是在这样历史背景下，同志2000年2月在珠江三角洲考察期间正式提出了“三个代表”的思想。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报告进一步把它定位为党的指导思想。

2007年党的十七大对科学发展观的时代背景、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进行了深刻阐述，对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提出了明确要求。2012年11月党的十确立了把科学发展观与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道确立为党的行动指南。随着新明确了把科学发展观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十报告中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科学命题的思想内涵作出了更为确定具体的概况，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更为重要的是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定位为行动指南，与作为实现途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根本保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

纵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发展的历史过程，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的探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积累了重要的经验。邓小平理论的创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的重要标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对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作出了新的科学回答，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新成果。

总而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逐步建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长期的探索过程，也凝集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智慧和心血。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断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在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社会主义建设发展道路上，紧紧依靠人民进行了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走自己的路，开创、坚持、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参考文献

[1]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50.

[2]十报告辅导读本[Z].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1）.

[3]秦刚主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8.

论十大关系篇9

一、指导思想

广泛深入学习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知识，全面加强理论学习和专题研究，进一步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不断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理论水平、谋划发展本领和推动落实能力，为加快建设富强、文化、生态提供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

二、学习内容

认真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党的理论创新成果，重点学习党的十及历次全会精神，中央和省、市、县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全国和省、市、县“两会”精神，党的十和省第十次党代会、市第十一次党代会、县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学习法律和时政知识以及业务知识，加强对事关本地本部门发展重大问题的学习、研究和把握。

第一个专题：把握今年经济工作稳中求进的总基调，加快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努力保持全县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稳定（2014年4月—5月）

学习要点：围绕“又好又快谋发展，跨越赶超建强县”这一总体目标，认真学习贯彻中央和省、市、县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努力掌握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所需要的基本经济知识，深入学习抓好“八项重点”、强化“六个支撑”相关的各方面知识，统一思想认识，凝聚发展合力，重点做好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促和谐各项工作，推动又好又快、跨越发展。

学习内容：1、：《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五部分）、《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2、中央和省、市经济工作会议有关文件。3、党的十报告相关内容。4、省第十次党代会报告相关内容。5、市第十一次党代会报告相关内容。6、县第十三次党代会报告相关内容。7、2014年全县经济工作会议精神。8、有关工业经济、现代农业、现代服务业、城市建设、旅游产业、自主创新、蓝色经济、生态环保、金融安全、社会管理、现代传媒等方面的知识。

第二个专题：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推进文化改革发展，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加快建设文化（2014年6月）

学习要点：充分认识我们党重视和推进文化建设的实践及取得的成就、文化改革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当前文化建设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深刻认识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丰富内涵和重要意义，全面把握新形势下推进文化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基本方针、目标任务和政策措施。按照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省委九届十三次全会、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和县委十二届十八次全会的部署要求，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繁荣文化事业，振兴文化产业，努力建设文化强县，提升文化软实力。

学习内容：1、：《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七部分）、《在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2、《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3、党的十报告相关内容。4、省第十次党代会报告相关内容。5、《中共省委关于认真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加快建设文化强省的意见》，以及省委、省政府关于文化改革发展的一系列决策部署。6、市第十一次党代会报告相关内容。7、《中共市委关于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和省委九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加快建设文化强市的实施意见》，以及市委、市政府关于文化改革发展的一系列决策部署。8、县第十三次党代会报告相关内容和县委、县政府关于文化改革发展的一系列决策部署。9、有关文化产业、品牌战略方面的知识。

第三个专题：深入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进一步巩固全县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理论基础（2014年7月）

学习要点：坚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头脑，不断增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道路、制度和理论体系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深刻认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自觉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贯穿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领域，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在全党全社会形成统一指导思想、共同理想信念、强大精神力量和基本道德规范，深化“发展，我的责任”教育实践活动，思考提炼“精神”的核心内容，把全县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行动统一到中央精神上来，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落实县委、县政府的决策部署上来。

学习内容：1、：《在同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代表座谈时的讲话》（概要）、《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党的十报告相关内容。3、省第十次党代会报告相关内容。4、市第十一次党代会报告相关内容。5、县第十三次党代会报告相关内容。6、有关提炼“城市精神”方面知识。7、有关幸福感要素构成方面的知识。

第四个专题：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精神，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力量，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2014年10月—11月）

学习要点：加强对党成立90多年、执政60多年来基本经验以及党的历次代表大会重要文献和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的学习宣传，为党的十胜利召开营造良好氛围。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党的十提出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按照大会确定的新任务新举措新要求，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

学习内容：1、：《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党的十报告。3、省第十次党代会报告。4、市第十一次党代会报告。5、县第十三次党代会报告相关内容。6、中央和省、市委有关文件。7、有关党史方面知识。

第五个专题：学习掌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必需的法律法规知识，增强依法管理经济社会的自觉性（2014年8月）

学习要点：学习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包含的基本内容，准确把握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深刻内涵，明确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对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意义，认真学习有关法律法规，增强全县各级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守法的自觉性，提高依法行政和善于运用法律解决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能力。

学习内容：1、：《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六部分）。2、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3、吴邦国：《在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座谈会上的讲话》。4、：《在全国依法行政工作会议上的讲话》。5、有关宪法、行政法、经济法和行政法规等方面的知识。

第六个专题：深入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切实提高各级党组织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2014年9月）

学习要点：深刻理解建设学习型党组织的科学内涵和时代特征，准确把握目标任务和现实要求，切实增强工作的自觉性、主动性和责任感、使命感。以开展“两带一创”和“重学习、转学风、提能力、解问题、促发展”主题活动为载体，不断丰富学习内容，创新学习方法，完善学习制度，强化学习措施，切实提高各级领导班子的思想理论水平和领导、推动科学发展的能力。

学习内容：1、：《加强领导干部学习提高执政兴国本领》、《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2、十七届四中全会文件和中央有关精神。3、中央和省、市、县委关于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重要文件。4、市第十一次党代会报告相关内容。5、《中共市委办公室关于推进全市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实施意见》。6、县第十三次党代会报告相关内容。7、《中共县委办公室关于推进全县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实施意见》

第七个专题：以改革创新精神研究和解决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不断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2014年12月）

学习要点：深刻认识新形势下党的建设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积极应对“四个考验”、防止“四个危险”，按照中央关于加强新时期党的建设的总体部署，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拒腐防变能力。深刻领会新形势下加强反腐倡廉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自觉遵守“十要十不要”行为规范，加强党性锻炼和道德修养，讲党性、重品行、做表率，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有力政治保证。

学习内容：1、：《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十二部分）、《在第十七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3、党的十报告相关内容。4、省第十次党代会报告相关内容。5、市第十一次党代会报告相关内容。6、县第十三次党代会报告相关内容。7、县党员干部“十要十不要”行为规范。8、有关党的执行力、创新力方面的知识。

三、学习形式

坚持个人自学与集中学习相结合、学习理论与调查研究相结合、专家辅导和专题讨论相结合，不断提高学习效率和效果。

1、集中学习。中心组学习按年度计划组织实施，集中学习采取专题辅导、讨论交流等灵活多样的学习方式。坚持1个或2个专题研讨1次，适时邀请专家举行专题讲座。集中学习前，中心组成员要就有关内容先行自学，并结合本人工作实际思考有关问题，做好交流准备，集中学习时，做好交流发言，重点发言者要重点准备。

2、个人自学。围绕学习计划安排和各自分管工作专业的学习内容，中心组成员通过自学，系统掌握基本理论，结合实际思考问题。

3、调查研究。中心组成员从工作实际出发，结合自己所分管的具体工作，紧扣工作中的热点难点问题，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把学习与实际工作结合起来，每年撰写2—3篇有价值的调研报告，记读书笔记不少于2万字。

四、学习要求

1、加强组织领导。今年是实施“十二五”规划承上启下的重要一年，加强干部队伍理论武装的任务十分艰巨。党组要不断深化对中心组学习重要性的认识，切实把加强和改进中心组学习作为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重要内容，作为提高班子成员理论素质、统一思想认识、加强党性修养、增强决策能力、提高领导水平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来抓紧抓好。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心组学习“一把手”抓的领导责任制，健全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的领导机制，调动中心组成员的学习积极性，增强学习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充分发挥中心组学习的“龙头”带动作用，使中心组学习更具指导性。

2、着力改进学风。要始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紧紧围绕县委、县政府工作中心和广播影视中心事业发展中心，以解决思想认识问题和本部门实际问题为切入点，安排部署学习任务和内容，大力开展“重学习、转学风、提能力、解问题、促发展”活动，以良好的学风，促进学习成果的转化和运用，不断提高总揽全局的能力、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和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

3、创新完善形式。要在总结近年来行之有效的学习经验和方法的基础上，针对新形势、新任务要求，创新学习载体，灵活学习形式。要坚持个人自学与集体研讨、专家辅导与横向交流、理论学习与专题调研、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运用“大讲堂”、“流动大课堂”、“团队互动学习法”、“科长讲坛”等新平台新形式，借助网络、多媒体等新手段，促进学习的规范化、科学化、常态化。

论十大关系篇10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Pa?caskandha and Dvādasāngpratītyasamutpāda

    And its Philosophical Meanings

    Key words: Buddhism, philosophy, Pa?caskandha, Dvādasāng-pratītyasamutpāda, Relation

    Abstract: There is some corresponding link of logical structure, but not the relation of correspondence one by one at the same level, between Pa?caskandha and Dvadasang-pratityasamutpada, both of which is the fundamental theory of Buddhist philosophy. As the source, Pa?caskandha is a theory more primeval than Dvadasang-pratityasamutpada as the cource. Each branch of Dvadasang-pratityasamutpada takes Pa?caskandha as its fundamation. The development from Pa?caskandha to Dvadasang-pratityasamutpada was not a straight line. The essential turn of visual angle from naive ontology to profound  theory on life had took place.

    如果不理解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中国传统文化三大支柱之一的佛教，就既不可能全面理解世界文化，也不可能透彻理解中国文化。这里首先要求的是理解佛教的“五蕴”说和“十二因缘”说，因为它们构成了全部佛学的基础理论。但是迄今为止，我们对五蕴和十二因缘各自的宗教哲学意义、尤其是这两套理论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都还不是十分清楚。这里所说的“关系”既指它们之间的共时的逻辑关系，亦即两者是否在同一层次上一一对应的问题；也指两者之间的历时的启承关系，亦即孰先孰后的问题。

    这里的分析将从“佛教哲学-宗教哲学-哲学”的角度入手，因为五蕴说和十二因缘说都属于“佛教哲学”这个理论层面。佛学较之其它宗教理论的特点之一，在于哲学理性思维的特别发达，因为它之追求解脱的道路，乃在于“佛”（Buddha）即“觉”或者“觉悟”。如果说基督教是“因信称义”的，那么佛教就是“因觉称义”的：真正的佛教并不是“信仰了才能理解”，而恰恰是“理解了才能信仰”。[1]而需要理解或“觉悟”的，正是佛教“哲学”告诉人们的东西。

    我们的研究结果（参见下表）[2]表明，五蕴说和十二因缘说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它们之间具有逻辑结构的关联，但是并非在同一层次上的一一对应。实际上，五蕴是十二因缘中各支的共同基础。它们之间具有源流的关系，即五蕴是比十二因缘更原始的理论。从五蕴到十二因缘的传承不是一种直线的发展，而是发生了视角的某种根本转换。

   

 

    五蕴（Pa?caskandha）又译“五阴”、“五众”，是指的一切现象作为“积聚”结果的五种类别，这种积聚构成了万事万物、尤其是“我”或“人”。五蕴把一切现象归结为“名色”的积聚集合的结果，以说明事物现象作为“名色”本身是没有自性的。这种观念类似于马赫（Ernst Mach）“物是感觉的复合体”的说法；但是五蕴把复合体或集合体分为五类，即色（略相当于物质现象）、受、想、行、识（略相当于精神现象），这与马赫不同。十二因缘（Dvādasāngpratītyasamutpāda）则进一步把一切现象归结为“痴”或“无明”，即未能觉悟，这又跟马赫的把一切都归结为“感觉”不同。十二因缘意在说明世俗 事物的缘生轮回，划分为“三世二重因果”，共含“十二支”，如下：

    过去二因：无明行

   

    现在五果： 识名色六入触受

   

    现在三因： 爱取有

   

    未来二果： 生老死

    三世之间乃是二重因果关系，三世内部则是线性因果关系；总起来看，则是一个因果链条。此所谓“因果”并不是逻辑学意义上的，而是发生学意义上的，亦即所谓“缘生”或者“缘起”（Pratityasamutpāda）：一切现象的产生、变化，都不是自有自足的，而是一定原因、条件的结果。这就是《杂阿含经》卷十二所讲的：“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这与中国哲学的“自然”（自己如此）观念大异其趣。

    即便仅仅从名目看，五蕴和十二因缘之间也是具有明显的对应性的：如“色蕴”与“名色支”、“受蕴”与“受支”、“行蕴”与“行支”、“识蕴”与“识支”；研究表明，“想蕴”与“痴支”或“无明支”也是对应的。这种对应性表明了两者之间是具有某种传承关系的。但是问题并非如此简单，如果从三世轮回的角度来看，这两套理论之间又显然具有某种非对应性，因而具有不同的哲学意义。具体分析如下：

    1．“色蕴”与“名色支”

    所谓“名色”（Nāmarūpa）是“名”（Nāman）和“色”（Rūpa）的连称，一般认为指一切精神现象（名）和物质现象（色），而在人则指心（名）与身（色）。十二因缘中的名色支与五蕴中的色蕴是明显地具有对应关系的：“名色”包含着“名”与“色”两方面，其中“色”对应于“色蕴”，“名”对应于“无色四蕴”（受想行识）。《俱舍论》卷五说：“‘名’谓作想，如说色、声、香、味等想”，都是主观的；卷十又说：“无色四蕴何故称‘名’？”因它们都是内心主观的东西而“相隐难知”，“随所立名，根境势力于义转变，故说为‘名’。”可见无论是色蕴还是名色支，“色”都是指的人或我的根和境本身，“名”都是指的“根境势力于义转变”“随所立名”的主观“作想”。

    但是五蕴中的色蕴与十二因缘中的名色支显然并不是完全对应的。（1）名色支不仅涉及“色”，还涉及“名”，亦即包含了五蕴的“无色四蕴”（受、想、行、识）。如《大乘义章》卷四说：“以‘名’宣说无色四阴，故说为‘名’。”这里，十二因缘的“名色”似乎已经包括了全部的五蕴；但实际上十二因缘既有“名色支”，也有“受支”、“行支”和“识支”，可见五蕴之“名”（受想行识）并不等于名色支中“名色”之“名”。这里问题的关键在于，两者并非处在同一层次的概念：下文的分析将进一步说明，不仅是名色支，十二因缘的几乎每一支都蕴涵着五蕴；换句话说，五蕴乃是十二因缘中十二支的共同基础（参见下图）。

    无明 行 识 名色 六入 触 受 爱 取 有 生 老死

    | |

    . ∧ ∧ ∧ ∧ .

    色 | 受 | 想 | 行 | 识

    我们仅仅根据这一点也可以断定，十二因缘理论是由五蕴理论发展而来的。（2）色蕴作为五蕴之首，遥遥地排在识蕴之前；而十二因缘的名色支，直接地排在识支之后。这是因为识支乃是今世八支的总因，而识蕴则只是并列的五蕴之一。十二因缘的排列是有因果意义的，而五蕴的排列顺序则并无因果意义：五蕴之间并不是因果关系，五蕴与现象之间才是因果关系。（3）十二因缘之名色支是指人生的第一阶段，亦即“结生”于母胎的一刹那而“有身”，此时身（色）、心（名）得到初步发育；此后身心才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而有人生的其他各个阶段。由此可见，十二因缘说是典型的人生哲学。而五蕴说则不然，它更具有一般存在论的意义。但这种“存在论”（Ontology）还是一种非常朴素的理论，类似于古希腊哲学初期的那种自然哲学，即基本上是一种“宇宙论”（Cosmology）性质的东西，意在说明一切存在现象的本原乃是“名色”的“积聚”；它对“色”的理解还带有朴素唯物主义的色彩，即理解为“地水火风”；它虽然根本目的还是为了说明人生，但其人生观乃是建立在朴素的自然哲学宇宙论的基础上的。而十二因缘说则是直接说明人生的，而无意于说明自然现象的本原。

    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讨论：即便在五蕴说中，“色”也并不完全等于“物质”概念。固然，色蕴属于与“心法”相对的“色法”，可以说大致相当于物质现象，所以《百法明门论忠疏》说：“质碍名‘色’。”质碍就是具有不可入性的事物，这相当于物质概念。但是“色”只能说“略相当于”物质概念而已，严格说来，佛教哲学一开始就没有真正的“物质”概念：（1）《俱舍论》卷一说：“变、碍故名为‘色’。”具有“变”的性质的事物决不仅仅是物质。又说：“色者，唯五根、五境及无表。”五根指眼耳鼻舌身，这是人体的感觉器官，似乎类似物质范畴（准确说是生理范畴）；但五境则是指的色声香味触五种感觉对象，这种对象乃是心理对象，类似于康德所谓“现象界”，亦即并不是客观实在的“物自身”。尤其是其中的“无表色”（Avij?āpti），乃指身、口发动的善、恶二业，这是一种不能表现于外的内在现象；它是与“五境”一样性质的东西，为“六境”之一。（2）归根结底，根据佛教哲学的根本原则，“色”本身，包括五根、五境、无表，甚至包括“四大”（地水火风），也都是“缘起性空”的；换句话说，“色”本身毕竟只是一种“蕴”，亦即积聚缘起的东西，此即所谓“五蕴皆空”、“色即是空 ”。[3]康德虽然讲“现象界”，毕竟还设定了“物自身”；佛教哲学则是既讲“人无我”、也讲“法无我”的。佛教哲学的根本要义就在于证明“一切唯心”，并以此说明解脱也是“唯是一心”的问题。不过，五蕴和十二因缘对于“色”的理解程度还是有所区别的：十二因缘之“名色”更具心理性，亦即在佛教哲理上更为彻底；而五蕴之“色”更近物质性，即更具有早期朴素自然哲学的性质。

    2．“受蕴”与“受支”

    五蕴的受蕴和十二因缘的受支也具有明显的对应关系。“受”（Vedanā）本义是“领纳”，即对现象的主观感受。受蕴和受支都是对这样一类现象的解释：它们只不过是痛痒、苦乐、忧喜、好恶之类情绪感受的积聚。感受的对象即“境”分为顺境、违境（逆境）、俱非境（非顺非逆），《大乘百法明门论忠疏》说：“受谓领纳顺、违、俱非境相为性，起爱为业，能起离、合、二非欲故。”亦即“受”所生起的一类现象爱欲分为三类：离欲（远离逆境）、合欲（追求顺境）及“二非”欲。另一种说法，“受”也分三类，即苦、乐和不苦不乐。《俱舍论》卷一说：“受蕴谓三领纳随触，即乐及苦、不苦不乐。此复分别成六受身，谓眼触所生受、乃至意触所生受。”这类“境”所生现象之“性”非实，不过是“受”即“领纳”的结果。这是因为“境”本身就是非实的，所以对“境”之“受”即主观感受也是非实的。境分六境，即指色、声、香、味、触、法六种感知对象；又称“六尘”，即如尘埃一样的染污；又称“六妄”，即是虚妄的。尤其是六境中的“法”，泛指一切认识对象，也都是虚幻不实的，如《俱舍论》卷二所说：“十八界中，色等五界如其次第，眼等五识各一所识，又总皆是意识所识。”“受”作为对“境?钡闹鞴鄹惺苁欠鞘档模庠谖逶毯褪蛟凳且恢碌模簟靶乃狈冻搿?/P>

    但是十二因缘的受支与五蕴的受蕴并不是同一层次的概念，亦即不是完全对应的。（1）受支是承接“识”“名色”“六处”“触”等而来的，大致属于心理现象；受蕴则直接承继色蕴，这多少具有早期哲学朴素的唯物反映论的色彩。这再次表明五蕴是较早的朴素理论。（2）就其具体涵义来看，十二因缘的六入、触、受三支，实际上都跟五蕴的受蕴有某种意义关联：“受”指生理、心理、伦理方面的情绪感受；“触”是产生这种感受的前提，即身心与物境的接触，“令心、心所触境为性，受、想、思等所依为业”[4] ；“六入”则又是“触”的前提，即指感触器官“六根”。（3）受支是今世“现在果”之一，它又引生作为“现在因”之首的“爱”。而受蕴则是由想蕴承接的（其实这种排列顺序并无实质意义）；而与想蕴大约对应的痴支却属于前世“过去因”，涉及现在、过去两世。这再次说明五蕴和十二支并不是同一层次的概念。（4）受支是由触支直接引生的，即是“六触”的结果。触支（幼年）引生受支（童年），受支引生爱支（青年），这是关于人生阶段的因果序列，涉及时间范畴；而受蕴则不然，它并不是一个人生哲学的时间范畴。下文还将说明，五蕴之间并无十二因缘那样的发生学的时间观意义。< /P>

    3．“想蕴”与“痴支”

    五蕴的想蕴在十二因缘中虽然没有明显的对应分支，但实际上可以讨论如下：

    想蕴略相当于心理范畴的“认知”，包括感觉、知觉、表象、概念、语言等等。想（Samj?ā）谓“于境取像”，如《百法明门论忠疏》所说：“‘想’谓于境取像为性，施设种种名言为业；谓要安立境分各相，方能随起种种名言。”这是纯粹认识论（狭义）的解释。另一种解释则涉及价值论，例如《俱舍论》卷一说：“想蕴谓能取像为体，即能执取青黄、长短、男女、怨亲、苦乐等相。”其中“青黄、长短、男女”属于认知范畴，然而“怨亲、苦乐”属于意向范畴。那么，这两种说法哪一种正确呢？我们不妨回顾上文：那里的受蕴也谈及“苦乐”，这里的想蕴也谈及“苦乐”，这两种“苦乐”的意义肯定是不同的。仔细分析不难看出，前者是说的“苦乐”感受本身，是属于意向心理范畴的；这里所说的“苦乐”则是指被“执取”为“相”的，亦即是对苦乐的认识，而非苦乐本身，所以是属于认知心理范畴的。

    现在把五蕴的想蕴跟十二因缘中的各支相比较，有没有对应者？显然，我们可以采取两条标准加以衡量：一是采取上面论证了的“纯粹认知”这个尺度；二是它不能与五蕴中既有的任何一个“蕴”重复，亦即不可能是行支、名色支、受支或识支。除此以外，我们就可以用逐一排除的办法解决问题。第一支“痴”意为“无明”，显而易见与“想”是有关系的，《大乘起信论》说：“以一切法本来唯心，实无于念；而有妄心，不觉起念，见诸境界，故说‘无明’”；“当知世界一切境界，皆依众生无明妄心而得住持。”这就是说，“诸境界”“一切法”都是“妄心”“起念”的结果，亦即错误认识的结果，也就是“想”的“于境取像为性”的结果。《成唯识论》卷六也说：“云何为‘痴’？于诸理事迷闇为性。”

    至于其余各支，第五支“六入”或“六处”，《俱舍论》卷九说：“如是名色渐至成熟时，具眼等根，说为六处。”意即胎儿将生之时、眼等感觉器官分化成熟。这显然还谈不上什么“认知”，因而与“想”无关。第六支“触”，《俱舍论》卷十说：“谓根、境、识三和合故，有别，触生。”这似乎是属于认知问题的了；但是《百法明门论忠疏》说：“‘触’谓三和、分别、变异，令心、心所触境为性，受、想、思等所依为业。”既然这里明确把“触”列为“想”之“业”，它当然就不是“想”本身了。第八支“爱”、第九支“取”，显而易见地与作为认知范畴的“想”无关，因为爱欲和贪欲、追求和执取都是意向心理范畴（情感、意志）。第十支“有”其实是对作为“现在因”的“爱”和“取”的总括，其着眼点在于说明它是招致后世果报的原因，《俱舍论》卷九说：“由取为缘，积集种种招后有业，说名为‘有’。”至于第十一支“生”和第十二支“老死”，更显然与认知之“想”无关了，因为生死问题本身根本不是认识问题，而是生命存在本身的问题。

    于是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五蕴的想蕴是与十二因缘的痴支对应的。想是痴想，而痴是想之痴，亦即“无明”。

    五蕴的想蕴和十二因缘的痴支虽然大致具有这种对应关系，但也不属于同一层次的概念。（1）想蕴仅仅是对一类现象的原因的说明，在五蕴中并不具有特别的意义；而痴支则是对人生的一切“苦”的总根源的说明，在十二因缘中具有决定一切的根本意义。《成唯识论》卷六：“云何为痴？……一切杂染所依为业。”《大乘起信论》说：“当知世界一切境界皆依众生无明妄心而得住持。”换句话说，整个的十二因缘其实就是痴支的展开化、具体化，具体来说就是时间化、轮回化。可见十二因缘是比五蕴更为成熟的理论，更能彻底地体现佛教哲学的精神实质。（2）十二因缘的痴支既是总根源，就不是由某支所缘生的（本文最后还将说明，这是佛教哲学存在的一个问题）；而五蕴的排列顺序如果是有意义的（作者认为这种排列并无实质意义），那么想蕴就是由受蕴缘生的，这就等于是说人生的感触引生了人生的认识。我们说痴支或无明支更为彻底地体现了佛教哲学的精神，在于它把不得解脱的最终原因归结为无明，而把得到解脱最终归结为“明”即“佛”（觉悟）。（3）在十二因缘中，受支是现在果，痴支是过去因，这不仅涉及不同于五蕴的两世，而且其顺序也是跟五蕴正好相反的。这似乎也再次说明，早期佛教理论?奈逶蹋谂帕兴承蛏舷匀徊⑽尢乇鸬囊庖澹膊荒芎艹沟椎靥逑址鸾陶苎б浴拔廾鳌蔽磺蟹衬崭吹乃枷搿?/P>

     4．“行蕴”与“行支”

    五蕴的行蕴也可以跟十二因缘的行支对应。“行”与作为纯粹认知活动的“想”相比较，属于纯粹的意向活动。“想-行”的关系，类似中国哲学的“知-行”关系。仅此而言，五蕴的“想蕴—行蕴”这种排列似乎也是多少具有一些实质意义的（但是其它各蕴之间的排列仍无实质意义）[5] 。“行”（Samskārā）的基本意思是“造作”、“迁流”，《俱舍论颂疏》卷一称“造作、迁流二义名‘行’”，即指一切现象的生起、变化，而尤指人的一切“造业”的身、心活动。但“行”尤指造作，亦即意志行为，所以《杂集论》卷一说：“造作相是行相，由此行故，令心造作。”“心”之“造作”即是动机、筹划、目的、意愿等等，都是属于意向心理活动的。行支与行蕴还有一点相通之处，即都有“业”（Karma）的意思。业正是行的造作的结果。如《俱舍论》卷九说：“于宿位中福等业位至今果熟，总得名‘行’。”造作之“业”分为“三业”（身业、口业、意业），而起决定作用的则是“意业”，“三业皆是意等起故”[6] ，有了意志的造作，才会有身、口的造作。这也表明“行”是属于意向活动范畴的。“意”又称“思”，所以《俱舍论》卷九说：“思即是行。”但此“思”不同于作为认知的思维之思，?撬寄敝迹鹤魑现摹八肌奔词恰八枷搿保hought），作为意向的“思”则是“意欲”（will, want to do）。把现象归结为意志行为的造作的积聚，这也是五蕴与十二因缘的一致之处。

    但是行蕴和行支也不在同一层次上，即不是完全对应的。（1）行蕴只是并列的五蕴之一，即只是对一类现象的原因的说明；十二因缘的行支却是对现在果的过去因的一个总体性说明：今世的一切都是直接由前世的“行”造成的，都是前世的“意”所造之“业”的结果。这也说明五蕴只是“散点”的非时间性的因果，十二因缘则是“线性”的有时间性的因果。（2）十二因缘的行支直接是由痴支缘生的，《俱舍论》卷九说：“谓诸愚夫于缘生法不知、唯行。”“于缘生法不知”即“痴”、“无明”，从而有“行”。而五蕴的平列关系则并没有明确指出想蕴和行蕴之间的这种因果联系，想与行的这种“知—行”联系乃是由十二因缘明确揭示出来的。（3）在十二因缘里，前世的“行”所造之“业”，直接引生今世的“识”，这是一种涉及两世时间的因果关系；而在五蕴之间没有明显的因果关系，更不涉及前世、后世之间的时间范畴问题。五蕴与十二因缘的重大区别之一，就在于是否含有“时间”这个维度：十二因缘的十二支，全是“无明”的时间性的展开。

    5．“识蕴”与“识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