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十字会审计报告十篇
时间：2024-04-12 15:48:46
红十字会审计报告篇1
关键词：中国红十字会；财务透明；公信力；财务改革
红十字官方网站上公布的时间距离最近的一份年度审计报告由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该报告对红十字2010年的总收入、总支出及其来源、去向等做了审计及并发表无保留意见。讽刺的是，其后审计署公布的红十字2010年度审计报告显示其存在400万元的财务违规，一时激起千层浪，引发了社会关于红十字财务透明的质疑和不满。真正的财务透明，不是一堆笼统的数据罗列，这样宏观的呈现只能对资金做一个大概的描述，无法满足财务透明的要求，失信于民的红十字财务改革势在必行。
一、 红十字财务透明现状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和部分地方红十字一直使用《行政单位会计制度》，而未采用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二者的一大区别在于会计记录中是否涉及对每笔捐赠明细的记录和列示。红十字目前使用的单位会计制度无法满足大部分捐赠人起码的知晓权要求，更不可能披露每笔捐赠款项明细。捐赠人不知道自己善款的去向，不免产生质疑。红十字公益组织的性质决定了其在财务信息披露上的细化性要求较高。此前四川雅安芦山地震，香港政府在征求是否进行地震捐款时便有众多政府官员以“中国红十字会财务不透明、管理不善”为由拒绝通过红十字向灾区捐款。
有的基层红十字会的捐款收入和各级红十字会下拨的各项救助专款收入未能纳入财政预算管理的范围，存在体外循环的现象。首先是各社会团体及公民个人的捐款收入游离于财政预算管理之外，各级财政预算管理仅局限于地方财政预算拨款部分，而对于社会捐款部分的管理是由各红十字会来进行核算和管理。而且社会捐款收入的使用情况和结存情况未能做到及时全面地向社会公众公布。
其次是各级红十字会组织下拨的各项救助专款的下拨、使用及结存的管理局限于各级红十字会组织，各级财政预算管理未能涉列得到。社会捐款收入和各项救助专款收入的使用、管理情况在对外的财务报表中也不反映，如果不对该红十字会组织进行财务检查或由国家审计机关组织进行审计，这两部分收入的使用、管理情况社会根本无法了解和监督。
目前，通过红十字官方网站，只有捐款数额达到10万元以上的捐赠人才有资格查询其善款流向，10万元以下却无权知晓。因为善款流向及慈善机构本身行政支出不透明，红十字捐款的公开公正公平令人怀疑。
总而言之，对公众来说，红十字的财务始终罩着一层纱，这层纱不产生美，财务的低透明度只会来带不信任。
二、 财务低透明度带来的影响
最显而易见的影响是红十字公信力的下降。从08年汶川地震曝光一系列红十字丑闻以来，每一次有关红十字的负面新闻总是呈放大效应在群众间传播。由于其对外公布的善款流向只有各个项目的总额，各项目具体资金使用情况则保密，公众没有知晓权、监督权，无法对其具体资金使用情况的合法性合理性作出评估，无论是红十字出于正当理由抑或遮掩而为之，财务的不透明使得红十字公信力不断下降。时至芦山地震，据一份网络数据调查表明，超过一半的网友表示不愿通过向红十字捐款向灾区传递爱心，情愿捐物或通过其他基金会来进行捐赠，以免善款落入他人之手另做他用。
公信力的下降是外在的公众对红十字的主观感受，财务低透明对红十字自身来说，则容易滋生腐败。十堰市审计局的一份调查报告表明，部分基层红十字会没有严格区分财政预算经费、会费、捐款收入、专项拨款的界限，在行政经费超标的情况下，用会费、捐款收入和专项拨款弥补缺失。由于有了弥补经费不足的资金来源，有的基层红十字会公用经费，特别是招待费严重超标，公款吃喝现象严重。由于对外公布红十字款项使用情况时只有总的收入、支出，不涉及具体项的成本费用列示，因此腐败消费便得以隐形。
三、 就红十字提高其财务透明度的几点建议
针对目前红十字的财务管理情况，红十字本身正在酝酿财务制度和信息披露系统改革，这是其2013年综合改革的重要项目。我认为，治标先治本，其一，改目前使用的《行政单位会计制度》为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财务报表应反映捐款收入和专项拨款收入的使用、结存情况，红十字的捐款收入和使用情况及时向社会公布应成为一项法定的制度，接受社会和捐款组织、捐款人的监督。进一步规范红十字接受社会捐款出具收款收据制度，做到每一笔社会捐款都有相应的捐款收据，堵塞财务管理上的漏洞。严格区分财政预算经费与红十字事业捐款、专项拨款的界限，杜绝用红十字捐款和专款弥补行政经费不足的现象，进一步严格和细化红十字救灾物资管理的出入库手续，加强救灾物资管理制度，不断提高救灾物资的管理水平。
其二，加快建设以信息化为基础的公开透明的财务体系，定期对善款流向进行跟踪报告，并及时告知公众。关于“善款流向查询需10万元以上”的数额限制，可适当降低这个数额而非完全取消限制，这样既考虑了红十字其自身善款管理需要的简洁便利性，又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公众对于“10万元限制”来带的不公平感。将有关社会捐赠的详细情况通过公开招标社会审计机构，进行审计后在网上向全社会公布。
其三，使网上银行变成募捐的一个重要路径。目前，网银捐款仅占红十字接受社会捐赠总收入的20%左右，如果改革措施得当，其比例可提高至70%甚至更高。充分发挥网银募捐作用，通过短信或邮件及时告知捐赠人善款的到账和使用情况。网银方便快捷，简化了捐款流程，在到账情况上比现场捐赠更为直接并有效回避了善款现挪的风险。
红十字曾在其系统廉政工作会议上表示，将在系统内严格执行“两公开两透明”的自律规定，即“捐赠款物公开，财务管理透明，招标采购公开，分配使用透明”。作为公众，我们只希望这一切美好的设想不是镜花水月，而是实实在在看得见的一系列措施的落实，并通过这些改革使得其财务真正透明起来，还原红十字一个本应的面孔。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商学院）
参考文献
红十字会审计报告篇2
意外发生的“郭美美事件”，将中国红十字会推上风口浪尖，舆论质疑日益升级。
中国红十字会在外人眼中颇显神秘，与其独特身份有关。
中国红十字会是国际红十字会运动的成员。国际红十字会创办于1863年，是一个遍布全球的慈善救援组织，最初使命是为战争和武装暴力的受害者提供人道保护和援助。100多年来，共获得3次诺贝尔和平奖，具有极大的号召力和权威性。
从性质上看，中国红十字会应归于慈善公益组织。但清华大学NGO研究所王名教授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中国各级红十字会并不同于其他公益组织。《红十字会法》赋予其独特的地位，比如免予社会团体登记、工作人员参照公务员管理、享有部分财政拨款等。
当公益遭遇商业
按理，红十字会的精神要求其“中立”于政治之外、“独立”于政府之外。一般而言，定位于民间机构的红十字会，其经费源于社会的捐赠。
但不同的是，在中国特殊的大环境下，红十字会与中华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等组织，都是“中央编办管理机构编制的群众团体机关”，更像是一个政府机构。
在人事编制上，中组部和人事部于1996年联合发出一份《关于印发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机关参照管理的实施方案的通知》，把红十字会总会的工作人员招聘，纳入国家公务员行列，且为副部级单位。
在资金上，按照《红十字会法》的规定，“人民政府对红十字会给予支持和资助。”其经费来源，在红十字会会员缴纳的会费、接受国内外组织和个人捐赠的款物、动产和不动产的收入之外，便是政府拨款。
中国红十字会2007年统计数据公报显示，当年红十字会总会从政府部门共获得拨款29339万元，占其全部经费的46％。整个红十字会系统则共获得政府拨款60538万元。据各省关于《红十字会法》的实施办法，凡县级及以上红十字会，其行政运行费用均列入本级政府财政预算。
被计入“业务工作统计表”的业务主要包括：救灾救助、救护、无偿献血、预防艾滋病、遗体捐献登记、社区公益服务站点、宣传和对外联络等。各级财政对红十字会的预算内拨款并不匮乏。但是，除了公共财政对行政运行费用的支持，红十字会还谋求收取各种费用。这也常常遭到舆论对其公益性的质疑。
另一类非常规业务，主要是指救灾救助工作和具体的项目。按照相关法律，在重大自然灾害等突发公共事件的情况下，红十字会可向公众募集资金，既可设置募捐箱，也可开展义演、义卖、义赛等活动。
同时，各级红十字会也可根据救灾、救助和红十字事业发展的需要依法接受捐赠。
按照《中国红十字会募捐和接受捐赠工作管理办法》，红十字会可按国际红十字会“惯例”，从捐款中提取不超过6.5％的管理费。红十字会还可以从资产保值增值的角度出发，进行投资或商业运作，以获取动产和不动产的收入。
不过，不同来源的收入，如何分配在不同类型的支出上，公众难以获得进一步的信息。
呼唤阳光慈善
是否真正公开透明，恰是公众对红十字会的最大质疑。
审计署披露，2010年，红十字总会下辖干细胞管理中心未经批准，在“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项目中，列支与该项目内容无关的抽检费、总会新闻费和会议费22.48万元。
事实上，红十字会对监管环节也有规定，“各级红十字会接受的捐赠财产，包括从捐款中支出的用于支持红十字事业发展的资金和项目支持费的使用、管理情况，应每年向理事会报告并定期向社会公告，接受国家审计部门、审计机构的审计。”
从中国目前现有的法律制度来看，对于基金会募集资金的规定比较清晰。根据《基金会管理条例》，将基金会分为可以向公众募集资金的公募基金会，以及向特定的人或组织募集资金的非公募基金会。
对于一般的社会团体来说，涉及公益捐赠的法律法规有一部《公益事业捐赠法》。这部法律出台于1999年，条文粗疏，内容也只涉及捐赠和受赠，并未涉及募捐。
在地方上，江苏、湖南已出台了相关法规。上海、广东等地也正酝酿出台。但是由于法规的属地管辖，这些地方性法规，无法规范到红十字总会以及全国性范围内的行业分会。
既然根据《红十字会法》的授权可以进行公开募捐，而后又缺乏相应的规则限制，商红会自行的募捐规则，无疑受到社会公众的强烈质疑。金锦萍表示，公益组织和企业合作公开募款，涉及到一个募捐规范的问题。在目前缺少一个全国性规范的时候，至少应该做到信息的公开。在募款的时候就要告知公众，这个善款的用途以及将要如何进行分配。如果跟商业性的组织进行合作，之间签订的协议也要公之于众。公众在拥有充分的知情权的前提下，会自己作出是否捐款的决定。
然而，红十字会至今未能做到“定期向社会公告”其每一笔善款的流向。红十字总会网站上公布的统计年报，只有2006年和2007年两年的数据。
根据商红会10周年庆祝活动的信息，商红会曾经通过企业的参与，策划、设计在超市安装“红十字顾客紧急救护系统”、为陕西、甘肃重灾区募捐了价值120多万元的房车，以及联合教育部做过“红十字校园安金行动”，以上项目都未主动向社会和公众公开善款的来源、善款的具体流向。
南都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徐永光表示，公众关注慈善机构的透明度，有助于推动慈善更加透明。要做这一行，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公开、透明。
行善不自由。则慈善无意义
中国慈善的困境，不是源自菜一个点，而是内外交困。这外一面，包括接踵而至的“诈捐”(代表如章子怡、余秋雨、陈光标等，尤其是号称中国首善的陈光标被指“诈捐”，极具反讽效果)，泰山压顶的“强捐”与“索捐”，以及将慈善事业作为政治投资，或当作一笔生意等。如果说“诈捐”之风行，指向慈善家的个体品行；那么“强捐”与“索捐”之蔓延，则指向这个国家的慈善观念与制度设置。捐款是美德，然而这并不代表拒绝捐款就是恶行；行善应得赞颂，然而不予行善未必就是作恶，就该受干夫所指。“强捐”与“索捐”生出的慈善其实不是慈善，尽管不能说是伪善，这种捐赠，与善无关，却清晰地折射出了我们慈善观的狭隘与困境。
慈善与权力捆绑，是“强捐”与“索捐”流行的另一因。当慈善运动为政府所发起，只要你是镶嵌于国家机器之上的一枚螺丝钉，捐赠就将是你不得不履行的义务。你若不履行，面临的不是道德的压迫，而是权力的压迫。于此另说一点，慈善是自由的德行，行善是公民的自由抉择，若行善不自由，则慈善无意义。
红十字会审计报告篇3
一、公益慈善组织信任危机成因：会计作为信任机制的缺失
（一）会计是一种构建社会信任的机制 企业和非营利组织是经济人的合作组织。古典经济学将社会主体行为特征定义为理性，经济学家通过大量实验发现：对人类而言，理性并不是一个很高的标准，即使是精神病人也会在选择消费品的实验中表现出理，即对必需品无价格弹性，奢侈品需求有价格弹性。所以现实中行为主体虽然存在非理，但行为逻辑的主体是理。简森和麦克林（1994）将经济人的概念进一步具体化为三个要素：聪明狡诘、权衡比较、最大化，并认为，聪明狡诘指个人具有非凡的创造力，能够洞察环境的变化，预见可能的后果和可能的行动机会，并作出选择和反应。权衡比较是指理性人会在各种偏好和追求中进行权衡，并愿作出选择和替代。最大化是指个体总在各种限制和约束下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
公司是经济人谋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合作组织，会计是组织的利益相关者合作的基础。资本市场投资者、银行敢于将自己资金投入到一个公司，股东能够委托经理人进行经营管理，其中重要前提是会计的存在。会计在会计准则的约束下，通过对公司经营过程和结果的连续核算与定期报告生成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监督确保会计信息可靠性，会计信息披露减少了契约各方信息不对称的程度，有利于抑制受托人的道德风险，避免市场出现逆向选择现象，从而为各方合作提供了一个沟通的信息基础，营造了公司组织的信任机制。所以，会计促成各有追求的契约参与人（经济人）在特定组织下相互合作，形成一种扩展的人类秩序，体现了会计是具有社会价值的专业技术活动，会计是建构利益相关者社会信任的机制。
公益慈善组织也是经济人委托的社会组织。首先，捐赠人是经济人，捐赠行为是通过利他行为间接实现利己目的的理性选择。捐赠从形式上看似乎不是经济人的自利行为，但这确是理性人的社会性特征的体现。一方面捐赠支出可以在税前扣除，并为捐赠人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增强捐赠人精神满足；另一方面捐赠行为可以改善弱势、困难团体的境况，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为企业和个人创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有利于个体利益目标的实现。因此，捐赠行为恰好体现理性经济人的精明和权衡能力。其次，捐赠组织是一个受托组织。虽然捐赠人可以亲自寻找受益对象，完成捐赠过程，但从成本收益上是不经济的。公益慈善组织的出现恰好通过专业化服务实现捐助活动过程的成本收益最大化。公益慈善组织是受托完成捐赠活动，实现捐赠社会公益救助目的的组织，其存在的基础是公众信任。但公益慈善组织也是经济人，因此有可能侵吞、挪用社会捐助款项。如果出现这种行为，必然会伤害经济人对公益事业的信心，因为经济人的利他心相对于直接自利心是脆弱的，当前我国发生的系列捐赠门丑闻带来的后果给这一理论分析提供了最好的证据。
公益慈善组织作为一个政府批准成立的社会组织，捐赠人、受益人与公益组织之间存在隐性契约，他们必须履行各自的职责，才能实现社会公益的目的。健全的会计系统是建立捐赠人、受益人信任，抑制公益组织和工作人员机会主义行为的制度基础。会计机制作用途径是：通过会计确认计量捐赠额来明确捐赠与受赠两方的权利与义务金额；通过健全的会计信息披露制度来明晰捐赠资金的来龙去脉，使中间方慈善机构的组织运行更加公开透明，更全面地接受外界监督；同时在公益组织内部建立严格的内部控制和外部审计监督制度，不仅保障合理清晰地管理捐赠款物，而且确保慈善组织会计信息的可靠性，有利于抑制公益组织及内部人员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行为。
（二）公益慈善组织会计机制存在的问题 我国2004年颁布的《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基金会应该执行国家统一会计制度，依法进行会计核算，建立健全内部会计监督制度。同年财政部《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该制度规定非营利组织会计核算所提供的信息应当满足会计信息使用者（如捐赠人、会员、监管者等）需要。该制度采取与企业会计制度基本一致的原则和方法，缺乏慈善组织业务核算特色，而且信息披露缺乏标准。公益慈善事件暴露出的问题证明了慈善组织会计制度和会计行为存在的问题：
（1）受赠资产确认与记录制度不完善。在“尚德门”事件中，中华慈善总会没有审核受赠物资到账证明和价值，仅依据捐赠者的认捐书、受捐单位收到货物的收据，开具了减免税发票1500万元。事后发现捐赠物还放在无锡仓库，捐赠书指定的受赠方――中国版权协会教育委员会的秘书长罗凡华称是“诈捐”。此前媒体也传出许多明星的“诈捐”，所谓“诈捐”实际上是捐赠人声明确认的捐赠与受赠组织或受益人实际收到不一致，这不仅缘于捐赠合同的特殊性，也与慈善组织受赠物确认会计规则不完善有关。
在现行会计制度下，慈善捐赠中所涉及资产的会计确认遵循权责发生制。然而与企业经营活动收付责任的形成时点不同，捐赠责任的形成并不以承诺和认捐来确认，而应以实际收到相应款物为基础。因此，会计制度上的确认规则与实质责任的形成存在偏差，当前的权责发生制并不适合捐赠资产的会计确认。
（2）捐赠款物保管和发放缺乏会计控制。这次捐赠地震被大家认为最大、最多的问题是捐赠资产管理混乱问题。慈善组织工作人员炫富，铺张浪费首先引起大众反感。上海市卢湾区红十字会一张数额为9859元的餐饮发票在微博上被曝光，郭美美说不清楚的炫富，公益慈善事业的信任开始受到严重冲击。“尚德门”价值1700多万元的捐赠品指定受益人项目中国青少年创意大赛参赛学校的带队教师告诉记者从没有收到过任何捐款，因为在比赛开始前就已经被折价变卖成了592万元现金。而河南宋庆龄基金会采取“宋基放贷，捐款付息”商业模式，十余年中，数十亿“善款”掌控在骨干员工控制的公司手中，大量用于商业性目的。2009年，河南宋基会募得6亿元，2010年末河南宋基会资产已近30亿元，在全国两千多家慈善基金会中名列第一，按照《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公募基金会每年用于从事公益事业支出不得低于上一年总收入的70%，2010年公益开支必须达到4.2亿元，而实际情况却仅有1.4亿元。这进一步说明捐款去向的混乱，媒体开始质疑一笔又一笔捐款。2011年9月，人民网等媒体多次报道上海静安大火社会4000多万捐款使用问题。2012年4月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专项公益基金“仁爱基金”违规使用慈善基金曝光。该基金会2010年8月将本应该用于助学和弱势团体的资金用于向西安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国企老干部发放2000辆自行车，后因质量低劣而被退回并曝光。这些案件暴露出受捐款项使用混乱，内控缺失，会计没有发挥应有的控制和监督作用。审计署2011年6月在其官方网站通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2010年度预算执行情况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审计结果，通过审计红十字总会和所属机关服务中心等5个单位，查出中国红十字会总会预算执行中不符合财经制度规定的问题金额219.71万元，其中2010年194.39万元；其他财政收支方面不符合财经制度规定的问题金额420.33万元。这进一步说明媒体披露的是一个严重的普遍性问题。
（3）慈善组织对管理费的提留、支出缺乏合理性和公开透明性。红十字会的巨额餐饮发票，各类慈善机构人员的高调炫富，这些公益慈善机构内部的各种高消费行为受到外界一片质疑。慈善组织回应外界质疑基金会工作人员高额消费时常强调：本组织没有挪用捐赠款项，员工工资福利和行政费用提留没有超过《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的比例，该条例规定基金会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不超过当年总支出的10%。但他们无法直接披露管理费用提取和使用报表，行政管理费用具体如何提取、金额多少、相关用途等信息均没有相应的披露制度，对外界来说这一方面仍是暗箱。同时，条例中所指定的提取标准亦过于单一，缺乏一定的合理性和适用性。
（4）慈善事业缺乏公开的监督和完善的审计制度。我国《基金会管理条例》明确捐助人有权查询捐赠资产的管理和使用情况，并提出建议。同时规定，基金会登记机构履行对基金会的监督管理职责，基金会每年3月31日之前向基金登记机构报送年度工作报告，接受年检。年度工作报告包括财务会计报告、审计报告、开展募捐、接受捐赠和提供捐助活动情况，以及人员和机构变动情况等。此外，基金会应该依法接受会计和税务监督。慈善捐赠款物从来源到投放所涉及的部门众多，基金登记管理机构和会计主管部门因为监督对象多，无法实施全面、有效监督；我国没有专门针对慈善业务的、统一的审计规范；由于会计信息披露制度不完善，审计数据收集困难，相关职能部门对慈善资金的审计方面还缺乏必要的配合等；捐助人缺乏监督的渠道和积极意识，现在多数个人捐赠，如单位统一收取的捐赠款，没有发票和收据，更不可能去查询捐赠信息；我国也没有保护捐赠人信心的制度措施，数额较大的捐助，以及单位的捐助，都无法监督慈善捐款，导致大量捐赠后期呈现“黑箱”运行。这些问题都亟需通过健全完善相关审计监督制度来解决。
（5）公益慈善捐赠信息没有实现及时公开披露。我国基金管理条例没有公益捐赠信息的公开披露制度，因此，公众从网络上也不能获得及时、完整的信息。由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的《2010年度中国慈善透明报告――全国慈善信息披露现状抽样调查》，仅有不到三成的慈善组织信息透明度较高，近九成受访者表示从未接受过慈善机构的信息反馈，超过九成公众对慈善信息公开程度不够满意，54%的受访者表示很关注慈善信息披露，分别有79%和73%的公众希望了解慈善组织的业务活动信息和财务信息。这次慈善门事件反映较大的问题是慈善捐助信息披露不全面，披露滞后，不能满足捐赠方及公众对于信息的合理诉求，慈善公益组织对诸多问题解释不清、推诿或避而不谈，缺乏受托责任履行报告的观念，一贯缺乏公众监督。
从慈善组织事件暴露出的问题看，会计信息没有担当起慈善组织与社会公众、捐赠人等之间的沟通角色，这是当前公益组织出现诸多丑闻的重要制度性原因之一。因此，针对慈善组织会计管理存在的问题，健全会计制度，重塑社会信任非常必要。
二、公益组织社会信任重塑对策：健全会计机制
（一）引入收付实现制，采用公允价值计量 《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规定会计核算遵从权责发生制，没有具体规定资产确认标准。按照会计准则的资产确认原则，与资产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资产价值能够计量才能确认资产入账。企业经济业务是在本主体控制下，只要凭证审核无误就可以入账。但这一做法不适用慈善会计。由于捐赠合同与一般买卖合同不同，捐赠责任不以合同签订时间成立，接受捐赠款项和物资应该在实际收到时确认。因此，应该引入收付实现制原则，不能单独强调权责发生制。另外，公益慈善组织确认的捐赠有可能是捐赠人指定受赠管理人，公益慈善组织并不直接接手捐赠财物，因此在发票开具、统计入账时需要稽核程序。
《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对受赠非现金资产的计量原则是：捐赠方附有捐赠物票据的，以捐赠票据标明的价值入账；票据上标明的金额与受赠资产公允价值相差较大或没有附相关票据的，按照公允价值入账，并规定按企业会计准则中的公允价值确定方法。另外，我国税法规定“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在年度利润总额的12%的部分，准许在计算应缴纳所得税时扣除”。因此，受赠方对受赠款项和物资确认直接关系到双方利益，为了防止捐赠方以积压待处理品捐赠，谋求名利双收，捐赠非现金资产应该按公允价值计量。基于“尚德门”事件教训，要求慈善组织在减税发票开具时，应由专业评估人员核定捐赠物价值并出具证明，并对评估人员与稽核人员采用经济责任追究制度。
（二）建立捐赠资产保管与发放的内部会计控制制度 内部会计控制制度是保证会计信息质量的制度基础。内部会计控制制度是由内部牵制制度发展而来。内部牵制制度通过公司内部职责的分工、业务流程程序化及记录上的交叉检查来防止错误和舞弊，保护财产安全、会计记录真实和组织运转效率。内部会计控制制度可以针对具体业务内容和流程，评估业务风险，设计风险控制点，通过业务合理分工、相互牵制、明晰权责、信息沟通和监控，以保证资产安全、会计信息可靠。慈善组织在发起慈善募捐活动、接受捐赠资产、发放救济物资、会计记录、内部监控、审核和信息披露不同环节应该建立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对受赠资产进行分类核算和管理。对于指定受赠人的捐赠资产，慈善组织应该稽核捐赠款物到账和保管、监督受赠管理人及时按需发放受赠物品，确保受赠人收益最大化，避免因为受赠物没有及时发放而耽误受益。对于未指定受益人的捐赠，慈善组织应该按受赠款项编制使用计划或预算，建立内部控制制度，接受外部审计。通过内部会计控制制度的合理设计和有效运行，保护受赠资产安全，杜绝擅自挪用善款和改变善款用途的行为。
（三）实行分级管理费提留与预算制度 《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基金会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不超过当年总支出的10%，但没有要求慈善组织提供管理费明细报表。慈善款物管理需要经费，工作人员不是义务劳动，但应该将人员编制、人均费用纳入人事管理和财务管理制度。为了尽可能多将捐赠用于受益人和资助项目，限制非公益性行政支出，规定提留比例是应该的，但我国按当年支出10%的提留是不恰当的。一是与其他地区比偏高。按照香港红十字会规定，在赈灾捐款中可拨出不多于5%作为行政费用。二是按最高限额提取也不合理。应该按核定预算标准，确定经费需求，建立分级提留制度，如1000元以下，可以免提；1000-50000元按10%比率提留，50000-100000元按8%提留，依次累减，其理由是随着支出规模的增加，单位支出需要的固定性管理费用会减少。同时，为了控制已经提留的管理费被合理、经济使用，应该实行预算管理制度，根据预算项目，编制分项预算，年终接受专项审计，对外提供管理费用报表。
（四）完善公开监督制度 公益性捐助与接受投资不同，没有确定的委托人，捐赠人对受赠组织没有权利要求。但捐赠人与公益组织应该是公众信任委托关系，公众具有知情和监督权力。我国《基金会管理体条例》虽然规定捐助人有权查询捐赠资产的管理和使用情况，并提出建议，同时明确规定基金会登记机构履行对基金会的监督管理职责，基金会应该依法接受会计和税务监督。但捐助人查询通道是什么，以及强制审计属于政府审计还是民间审计、审计准则和审计责任等都无章可循。在慈善发达的地区，一般都建立规范公益捐助运作社会监督和审计制度。如香港红十字会有如下规定：对捐赠者报告制度，香港红十字会对个人捐款、慈善者捐款用途都有披露制度，而且会给数额较大的捐赠者做文字图片和财务运用的报告。公开查询制度，香港红十字会对任何数额的捐赠者均提供探访团去察看项目实际运作情况，通过香港红会网页或以电话了解善款使用流向。审计报告制度，红十字会请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审计结果会在年报中呈现。
借鉴成功的经验，我国慈善组织应该树立受托管理捐助的理念，建立捐助信息定向报告制度、接受查询制度和强制审计制度，以接受公众监督。
（五）完善公益慈善捐助信息披露 在慈善地震的震动下，2011年8月财政部《公益慈善捐助信息披露指引（征求意见稿）》（下文称指引），该指引比较全面地提出了公益机构信息披露的内容、时限、对象和方式，对公益信息公开透明具有重要意义，但其中以下几个方面值得考虑。
（1）信息披露对象和主体。明确了信息披露对象是社会公众和主管机关、监督机关，信息披露主体是公益慈善类的社会团体、基金会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由于慈善事业具有社会影响，因此捐赠人和潜在捐赠人都是信息服务对象，公开信息披露已经明确这一点。但存在以下问题：一是信息使用者区分。信息披露对象了解信息的目的不同，捐赠人和社会公众关心慈善事业发展，是慈善资金来源，他们既是监督者，更是持续性公益资金供给者。公益慈善组织登记机关等其他信息披露对象是慈善活动和组织的法定监管人。指引没有具体说明公开信息披露向捐赠人披露信息与向公益慈善组织登记管理机关、公益慈善组织业务主管单位、财政、税务等部门提供报告的区别。为了保护捐赠人信息知情权，对捐赠人可以附加专项邮寄、组织参观、接受查询等提供专项信息服务。二是信息披露主体的责任声明。信息披露具有社会后果，一旦发生错误和失实会误导公众。指引只提出“信息披露要及时、准确、完整，确保披露信息真实”原则，没有明确责任主体，没有要求责任主体声明，一旦出现问题，很容易以工作人员失误为借口推诿。在网站对外公开披露的信息和报送监督机关的财务报告上，信息披露主体应补充信息可靠性的保证和声明，以强化信息披露主体的责任意识。
（2）信息内容和分类。指引确定了信息披露的五项内容：捐赠机构信息、募捐信息、接受捐赠信息、捐赠使用信息，机构财务信息，而且将公益慈善信息披露分为重大事件和日常性信息披露。指引解释发生重大自然灾害、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重大治安灾害事故和举办重大社会活动，以及由政府部门或公益慈善组织开展的重大社会捐赠活动的信息按重大事件专项信息披露；一般性公益慈善项目及其活动按日常性捐助信息披露。问题是：指引明确了这两类披露的时间差异，但没有明确这两类信息披露渠道和内容区别是什么，审计要求有什么不同；年度公益慈善组织信息披露应该专项披露管理费预算执行和审计结果；对外公开信息披露应该明确信息披露格式和要件。公益慈善组织财务报告不同于盈利性单位，应该专门设计，明确核算原则、信息披露内容和项目，应该补充专项信息披露内容。
（3）信息披露渠道。指引规定信息披露主体可采取多种方式披露信息：机构出版物（如年报、通讯等）及其官方网站、大众媒体（电视、报纸、电台、杂志等）、现场披露（如披露周、新闻会等）、定期以邮寄或电子邮件等形式、公益慈善项目报告、专项基金的年度报告，以及其他可行方式披露。但这些渠道可容信息量和范式不同，没有指定专项信息和日常信息披露主渠道，会增加公众搜寻成本，缺乏信息披露监督标准。所以，有必需确定不同信息披露的主渠道。
红十字会审计报告篇4
始终围绕天伦公司中心工作和老板提出的重点任务去做，对原来的企业基础工作采取的方针是：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对新开辟的工作本着把工作做实、做细、做精、节简的指导思想。
二、2005年工作总结
企划部的工作是从2005年5月8日起步的。5月28日营销中心成立以后，企划部的工作围绕两条主线进行工作的：一是天伦集团公司总部；二是大连营销中心。
（一）完成天伦公司及领导交办的各项文字综合工作
主要有以下几项：
1、关于天伦公司企业简介的调整、充实和完善；已形成两种方案（精简版和详细介绍版）；（2000余字）
2、拟写企业法人创业历程和修订企业法人简介（1800字、图片）；，全国公务员共同天地
3、关于天伦海参基本宣传资料撰写，形成宣传稿；（3500字）
4、关于天伦公司企业管理奖惩制度的起草（1200字）；
5、完成天伦公司审报大连名牌企业满意度材料筹备和递交工作；
6、配合企业iso9000认证工作的有关材料的起草；（1500字）
7、起草了《大连天伦水产公司海洋生物园项目的可行性分析报告》和该项目的《审报立项申请》（27700字）；
8、起草了《大连天伦水产公司杂交海参项目开发的可行性分析报告》和该项目的〈申报立项申请〉；（2700字）
9、关于天伦商标获辽宁省省级著名商标的评估报告；（12200字）
10、起草天伦海参获得辽宁省用户满意产品的审报文件；（1860字）
11、起草民营企业创新情况调查工作中关于天伦公司的自主创新路程报送材料；（2900字）
12、申报大连海参商会副会长单位的材料起草和海参商会成立宣言；（1500字）
13、配合多家新闻单位拟稿：如《大连天伦海洋生物科技园破土动工8000万元助推天伦品牌腾飞》、《天伦首创盐水海参填补国内深加工空白》、《天伦盐水海参系列宣传文案》、《与大海结盟的人》等6篇新闻稿；（13000字）
14、起草董事长在天伦公司“海洋科技园”开工奠礼上的讲话稿；（300字）
15、配合产品开发部门，①完成盐水海参生产标准及公司其它系列海参产品生产文号、产品标签的报审工作；②完成企业产品的条形码报批工作（1个主项20个子项）；③农业部无公害农产品标签申订工作；（5200字）
16、对公司网站进行调整、充实、提高和推广工作：①起草了大连天伦水产有限公司网站改进方案；②对网站域名和中文网址进行全面调整，重新注册了网络实名——“长海县海参”和通用网址——“大连海参”；③对公司网站图片、文字说明、栏目设制全面调整和更换；
二、围绕公司新产品开发和营销工作做好企业产品包装设计、广告宣传工作
主要有以下几项：
1、公司总部和酒店楼顶大字的设计和组织安装；
2、组织了大连十家广告公司进行企业产品包装设计竞标工作，形成产品标识和五项产品内外设计稿和多项包装小稿、标识的设计，最后北大广告公司设计的“天伦”方案被采用；
3、天伦吉祥物设计与推广；
4、配合营销工作搞好市场调研，形成《调研报告》一份；
5、组织印刷包装公司竞标生产包装系列
组织大连十二家印刷包装公司进行企业产品的包装盒生产制造竞标工作，形成精品盒样品和简装盒样品；以及产品包装产品内外多项包装小稿；采取货比三家的方法基本确定了生产厂家；具体产品有五项：
①干海参（淡干和盐干）精品盒；
②天伦盐水海参包装系列（盐水红盒、盐水蓝盒、大礼包、手提盒）；③盐渍和半干海参包装（一斤和二斤装蓝盒）；椭圆罐头瓶贴（蓝色、红色）；
④天伦即食海参（红盒、小塑料袋）；
⑤手提袋系列（纸制大手提袋、纸制普通小手提袋、纸制精品小手提袋、普通手提方便塑料袋）；
6、广告设计系列
已完成编写天伦海参文化和产品说明书、产品简介；结合大连地方《企业年鉴》征定工作设计企业和产品对外宣传专页，配合企业新产品上市和招商及时推出宣传单：
①企业简介宣传样本；
②产品三折页宣传单；
③组织产品照系列；
④组织星海会展产品宣传展示；
⑤落实车体广告（出租车，公共汽车车帖广告）；
⑥《大连晚报》、《新商报》报纸广告系列；
⑦167个中高档小区户外广告宣传板设计与落实、高速公路收费口专递宣传册广告两期；优惠卡、贵宾卡、会员卡设计制做；年历设计与制做；
⑧电视台广告片的制做与播出
形成企业形象广告5秒和10秒片各一套；天伦海参产地广告片5秒和10秒各一套；《天伦海参》八分钟专题片；以上广告片分别在大连一套天气预报；大连四套七点、七点半15秒广告；大连五套《今天吃什么？》栏目分别播出。
⑨配合天伦各专卖店季节、节日活动设计制做条幅、不干胶、kt板、x展架易拉宝等宣传品。
7、各专卖店设计与装潢：
①中山家乐福专柜设计与装潢；
②沙区西安路专卖店设计与装潢；
③西安路麦凯乐专柜设计与装潢；
④西岗乐购专柜设计与装潢；
⑤友谊商城专柜设计与装潢；
⑥潮阳专柜系列设计；
⑦哈尔滨专柜系列设计；，全国公务员共同天地
三、经验与教训
经验主要是一条：市场化运作是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最佳途经。
红十字会审计报告篇5
关键词：壹基金；红十字会；监督管理模式
中图分类号：C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9-0022-02
非营利组织一方面可以有效弥补作为第一部门的国家体系缺乏效率的缺陷，并且能很好地承接那些“服务型政府”交给社会的职能；另一方面，还可以克服作为市场体系缺乏公平的弊端，进而解决市场的自利问题。但是，非营利组织在发展过程中也会存在志愿失灵现象。尤其是在近些年，一些公益腐败、公益低效和公益异化问题越发突出。这不仅严重损害了非营利组织自身的形象，破坏非营利组织生存和发展的基本环境，而且给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损害。
非营利组织的监督管理模式不仅是约束组织运营，防止背离公益性目标的需要，还是弥补非营利组织问责机制缺失的有效途径。本文具体比较分析壹基金与红十字会监督管理模式，从而发现两者监督管理模式的差异所在，为非营利组织监督管理模式改进提供现实依据。
一、壹基金与红十字会监督管理模式的比较分析
非营利组织监督管理模式是指非营利组织主体依法使用各类监管方式、方法对组织、组织行为进行监督管理形成的体系，包括监管法制、监管主体、监管方式、监管内容几个方面。故本文最终从规章制度、监管机构、财务审计、组织结构、组织人员五方面进行比较研究。
（一）规章制度
红十字会内部规章制度则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中国红十字会章程》、《中国红十字会会费管理办法》，各省市、自治区还有各自的相关实施办法。财务方面作为按照《行政单位会计制度》来执行。
壹基金基金会不仅有内部的《壹基金行政管理制度》、《壹基金财务管理制度》、《壹基金项目管理制度》、《壹基金人力资源管理制度》等制度，还要遵循国家出台的《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民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社会捐助信息公示工作的指导意见》的相关要求。
比较《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和《壹基金行政管理制度》。红十字会法简单的从总则、职责、组织、标志、经费与财产这五大方面规定了管理条例。壹基金从办公室规范、采购管理、固定资产管理等15个方面作出规定，同时也有突发性事件预警和应急处理程序、招投标管理及监控程序、信息披露机制这些很有特点的监督管理制度。
（二）监管机构
在非营利组织中，监督机构对决策机构与执行机构的行为和人员工作进行监督，预防出现侵犯组织利益的行为。
中国红十字会没有设立独立的监管机构或部门，由常务理事会和执行委员会负责审议捐款使用情况和经费财务决算。其下属行业红十字会，如商业红十字会也是没有监管部门、没有法人的特殊组织机构。中国红十字会虽然有内部规章制度和理事会，但仍不可避免监管部门的缺失，导致疏于管理，监督不力的现状，是引起信任危机的重要内因之一。
壹基金设立监事会，形成于与理事会，执行委员会三权分立的制衡机制。监事会可以作为非营利组织的专职监督机构，基本职能是以出资人代表的身份监督理事和管理者的经营活动，以财务活动为重点，确保理事及管理者正确有效地行使职权，而不是；对于违反法律法规、组织章程及损害组织利益的行为，监事会有权要求纠正。
（三）财务审计
非营利组织的财务管理，不是靠利润动机驱使，而是靠社会使命的凝聚和引导。有效的财务管理可以提高非营利组织的资源整合能力，促进非营利组织的可持续发展。
红十字会的财务审计制度没有采用《行政单位会计制度》，依照行政事业单位的会计报表对其进行审计。无法对繁琐、细小的捐款数目进行分类和核算，不能满足公开、透明的需要。为红十字总会提供财务分析的中央财经大学财经研究所研究员、中国企业研究中心主任刘姝威认为“其（红会）财务审计方式是比较粗略的，只按照收支两条线做审计，主要为了方便国家审计局对财政拨款的核算”。没有透明、及时的报告制度，民众和媒体也无法对红十字会善款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壹基金则采用《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接受社会监督和专项审计，需定期通过基金会官方网站和新闻媒体向社会公布基金的筹集、管理和使用情况。在壹基金的规章制度中也对信息披露和财务监督制度进行明确的规定。同时，全球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Deloitte）对壹基金善款的收支使用进行审记，并定期向社会公布财务报表和审计报告，接受社会和媒体的监督。
（四）组织结构
非营利组织应有完整的机构设置，如监督机构、决策机构、执行机构等组织结构，从而形成权责明确、相互制约、科学决策、协调运转的统一机制。
《中国红十字会章程》规定：中国红十字会的最高权力机构为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各级红十字会理事会由会员代表大会民主选举产生，由理事会执行会员代表大会的日常决议。执行委员会为执行机构。每个机构分别对上一级机构负责并接受其监督。同时也包括下属的地方红十字会、行业红十字会、基层组织。“郭美美”事件涉及的的商业系统红十字会属于行业红十字会。对行业红十字会的管理，则是一种业务指导关系，而非垂直管理关系，不参与其干部任免，也未拨给工作经费。
2010年以后，壹基金成为具备独立的法人资格、公募资格的基金会。其机构设置则是非营利组织的常规模式：理事会是最高决策机构，执行委员会行使常务决策权力，监事会围绕“决策、执行、监督”分立制衡的机制，与理事会、执委会共同防范风险。理事会对人员任免，项目决策有最后的决定权。执行委员会通过秘书处管理多个项目部门。监事会及其专职的监督员，对董事、执行人员的行为进行监督。
（五）组织人员
对人力资源进行有效的管理和开发，已成为事关非营利组织运作和发展的重要环节。本文中比较研究的壹基金和红十字会的组织人员指组织中的高级管理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不包括领导集团和志愿者等。
中国红十字会没有在规章制度中提到行政人员的管理，也没有出台专门的人事制度管理办法或问责机制。从人员构成看，红十字会主体是事业编制享受公务员待遇的人员，也有部分合同工和临时工。红十字会分布的区域广，人员需求量大，往往造成了人员良莠不辨，难以集中管理的局面。
壹基金就行政人员管理施行了《壹基金人力资源管理制度》，详细说明员工招聘、培训、岗位调动，调制晋升等过程。《壹基金行政管理制度》则规定了行政人员的的日常行为规范和问责机制。
二、结论与对策
中国红十字会的监管模式，一方面欠缺严格详尽的规章制度，总章程就能适用于所有部门，制度漏洞多；另一方面监督部门缺失，经费问题只需要向理事会负责，没有制度或监管单位能强制约束红十字会对社会公众负责的，导致监管不力，缺少社会信任的问题。在财务审计和行政人员管理方面按照行政单位和事业单位的标准来处理，其制度本身不适用于要求信息公开、透明的非营利组织。红十字会的组织架构不同于一般非营利组织，首先它是免于登记的团体，中国红十字总会属国务院直属的副部级单位。所以在组织结构上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也是导致红十字会“政企不分”现状的原因之一。
红十字会审计报告篇6
中国慈善体系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考验。
冲击来自“512”汶川大地震。此次地震，迄今已造成近7万人遇难、近2万人失踪，殃及数省近5000万人口。巨灾引致空前浩大的赈灾捐赠，至今经官方渠道已汇集逾450亿元的捐赠款物和难以计数的志愿者人力投入。慈善洪流涌动，正持续考验中国慈善体系的公正透明和运行效率。
这一体系由1950年中国红十字会改组肇始，在上世纪80年代末通过社团、基金会两项立法获得更广阔的民间组织基础。然而50余年来，这仍是一个由政府及两大官办慈善组织――红十字会和慈善会垄断的体系。较之世界范围内以民间力量承担社会公益的趋势，上述“三位一体”模式已显异类。
汶川大地震以来，官办慈善体系正遭遇全社会最广泛而直接的审视，信任危机时有发生。面对质疑，其回应并非总是有力。
另一方面，各类民间组织此次也以空前的热情投入赈灾募捐，在官办慈善体系的罅隙之间焕发惊人的活力。然而，它们普遍缺乏合法性，且在募捐规模和运作规范上备显微薄和脆弱。
过去40天所发生的一切，足以呈现中国慈善体系的结构性失衡。官办和民间两类主体，虽有巨大的热情和意愿，虽倾力投入，却均难以充分证明各自运用巨量慈善资源的专业资质和公信力，其实践之于现行体制的扭曲或逾越也愈形突。
巨灾当前，中国慈善体系所遭遇的整体性震荡，或许并不亚于一场地震。其体系重构及变革迫在眉睫，也面临难得的机遇。
基于以上认识，在汶川大地震引发慈善潮之后，《财经》即派出记者从多角度进行采访，并形成一组全方位的报道。故此，在本文之外，《财经网》（省略）还将于6月23日同步推出“巨灾考验中国式慈善”专题，详细讲述本文报道中所提及的多个民间慈善案例，介绍日本、法国、台湾三地的赈灾慈善经验，展现政府、学界对中国慈善事业的独到观点。敬请关注。
――编者
考验“主渠道”
“512”震后次日一早，四川省直机关公务员张先生与上百名志愿者，来到四川省红十字会提供志愿服务。
当时，已有众多捐赠者直接将物资、资金送至省红十字会，并不要求记名，省红十字会也未作严格登记。张先生担心，这会给个别工作人员提供占用、挪用的机会，也不利于向社会公布捐赠款物去向。为此，他当场和妻子――四川省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张波争吵了起来。
四川省红十字会发言人于建玮坦言，省红十字会在编人员仅17人，组织协调力量有限。在2003年SARS疫情过后，红十字会系统内部建立了应急预案，但从未实际应用过。震后最初几天，面对蜂拥而来的捐赠款物，所有工作人员包括志愿者都认为救人是第一位的，其他程序性、规范性要求都不重要，工作难免混乱。
四川省慈善总会秘书长杨秀华也表示，救灾初期，因统筹和运力不足等问题，造成某种程度的积压，一些灾区急需的帐篷、食物、饮用水等未能及时发放下去。
四川省红十字会和慈善总会的捐赠分配流程，主要依靠人海战术和工作人员的热情，以手工方式登记发放捐赠物资、采集灾区需求信息，完全缺乏现代物流系统的技术支撑。在灾后救援最为宝贵的前48小时内，因通信、交通中断，捐赠物资的供需不对称情况突出，很多物资无法及时组织运达，或发生错配，效率十分低下。
随后，审计部门进驻四川省慈善总会和省红十字会作跟踪审计。初步审计结果显示，救灾初期，“两会”普遍存在着接受手续不全、分配程序不规范的现象，导致很多捐赠信息不健全、事后可追诉性较差，给审计、纪检、信息披露带来了困难。
5月19日，地震发生一周后，四川省红十字会决定邀请西南交通大学物流学院院长张锦和他的研究生团队，帮助建立一套完整的应急捐赠物流系统。
经过通宵奋战，5月20日上午8时，这套应急物流系统开始正式运行。经过了短暂磨合后，系统作用逐渐显现。一周后，每天只需要投入四名技术人员，就可以完成整个捐赠物流的信息采集和管理工作；省红十字会每天公布捐赠款物接受和发放清单的愿望也得以实现。
即便如此，张锦表示，因各部门、各系统均单线组织调配捐赠款物，缺乏整体信息的共享机制，他们开发的这套系统只能在旧有机制下作适度优化，改良作用有限。
据记者在赈灾现场了解，红十字会和慈善会系统在捐赠物资接收、调运上面临的困境，在政府赈灾渠道也屡屡发生。海内外捐赠物资在汇集省会成都之后，经由省、市、县、乡四级政府调运发放，直达受助者末梢。这一流程中，诸如信息登记不全、处置低效、资源错配等现象在所难免，直接影响了赈灾成效。
谁有“慈善权”？
红十字会和慈善会是中国最大的两家慈善组织，均按“社会团体”登记注册。前者完全比照行政机构建立，后者则为民政部部属社团。两家都在北京设总会，在地方设省级分会，其下更有数以万计的市、县级基层组织。其组织架构与中国的政府体系十分类似，被外界视为“官办社团”。
它们同时也是政府民政管理部门之外，在中国拥有救灾募捐资格的两大公益组织。这一架构下，众多非政府组织事实上无法正常涉入救灾募捐领域。
非政府组织，意指政府、企业之外的民间非营利组织。中国于1988年制定《基金会管理办法》，次年又颁布《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此后十年间，上述两项法规再经修订，并与1998年制定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一起，共同构成中国非政府组织的法律框架。
经由上述立法，社团、基金会和民办非企业单位成为法律认可的三类非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因其志愿性而与政府相区别，因其非营利性而与企业相区别。
放眼域外，慈善事业多为民间组织主导，政府鲜有参与。对此，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资中筠在接受《财经》采访时解释称，慈善的本质是自愿，政府所以不适合做慈善，在于其所调动的资源是基于强制征缴的税收。
在中国现行公益慈善法律体系中，不乏对于非政府组织的明确授权。1999年颁行的《公益事业捐赠法》规定，公益性社会团体、公益性非营利的事业单位有权接受捐赠，用于公益事业；2004年修订的《基金会管理条例》，分别授予公募基金会、非公募基金会以公募和私募的权利；此次汶川地震前不久颁布的《救灾捐赠管理办法》，则授予“具有救灾宗旨的公募基金会”以救灾募捐主体的权利。
受赠权、募捐权和救灾募捐权，堪称层级逐次上升的三种“慈善权”。相对于被动的受赠权，募捐权尤其是公募权，是更大也更为主动的“慈善权”。事实上，作为非政府组织的基金会，尽管在法律上被明确授予募捐权，却因行政审批极其严格，至今数量寡薄；其中公募基金会绝大多数均挂靠政府部门，是典型的“官办基金会”。而在更高层级的救灾募捐权上，“具有救灾宗旨的公募基金会”更是凤毛麟角。在以往多年的实践中，救灾募捐一直是官办社团――红十字会和慈善系统的专属领地。
一方面，现行法律体系对非政府组织的慈善权严加约束，另一方面，又授予政府以慈善权的主体地位。首先，《公益事业捐赠法》规定，在自然灾害发生时，政府民政部门拥有受赠权；继而，《救灾捐赠管理办法》授予民政部门在自然灾害发生后“组织救灾捐赠”的权力。
这意味着，政府民政部门与两大官办慈善组织的“慈善权”获得了法律上的确认，官办慈善系统就此构成。在批评者看来，这恰是一幅民间慈善权备受掣肘、官方慈善权“一股独大”的现实图景。
多年来，这套庞大的官方系统担当了历次赈灾的主角。但随着中国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民间力量的迅猛成长，这套官方系统从未像今天一样面对如此苛刻的公众审视和质疑。
45亿元的压力
数字或许最能说明质疑之源。
据中国红十字会官方网站披露，其在建国后的历次自然灾害救助工作中总计募集了逾20余亿元的救灾款物；与之相应，从“512”地震发生至6月19日，短短38天内，仅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即已接收捐赠款物45.92亿元。
30多天的募捐量超过过去50余年的募捐总量，惊人的悬殊考验着红十字会的应对能力。此次赈灾初期，中国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江亦曼承认自身实力“不是很强”，“能力不太适应”，“现在每天光是银行接受的款项，一天就是13万笔，我们的人员再去努力，也赶不上大家捐款的热情”。前述四川省“两会”于赈灾初期的忙乱和低效，正可为江亦曼所云“能力不太适应”之注。
空前的捐赠，引发空前的审视和质疑。能力和资质而外，官办慈善体系运作的公正透明此番也备受非议。
汶川大地震发生数日后，有网民质疑称，有中国红十字会领导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共向灾区送去1000余顶价值1300余万元的帐篷。如此算来，每顶帐篷均价高达1.3万余元。此即流传甚广的“万元帐篷质疑”。
江亦曼告诉《财经》记者，上述说法数字有误，红十字会总会采购的每顶帐篷均价为1175元。红十字会总会此后还为此多次发表公开声明，以释公众“万元帐篷”之疑。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5月下旬，海南三亚市红十字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王骊的一段对待募捐志愿者态度恶劣并提出收取5％捐款管理费的视频，在网上被曝光，一时令舆论大哗。
5月21日，为海南省红十字会在三亚进行街头募捐的志愿者陈锐，在电话里向《财经》记者讲述了他与三亚市红十字会的冲突。
上述视频所披露的冲突事件，发生于今年3月。当时，在三亚志愿者为穷困大学生募捐的过程中，王骊以志愿者使用了红十字会的募捐箱及品牌为由，要求收取募捐款中的5％为管理费，导致志愿者与其发生争吵。此次抗震救灾过程中，多个三亚志愿者团体遂绕开三亚市红十字会，直接与海南省红十字会联系并取得授权后进行募捐。“因为海南省红十字会不收所谓的5％管理费。”陈锐说。
王骊提抽取5％管理费的做法不无依据。所谓“管理费”，在中国红十字会和慈善会的有关规章中系指行政开支以及慈善项目执行中的额外行政成本。“两会”均有从募捐款项中提取一定比例管理费的惯例。
此次赈灾捐赠数额空前，若各级红十字会和慈善总会依惯例计提管理费，这将是一笔天文数字。而公众的质疑正在于此――在类似汶川大地震这样的巨灾发生后，在灾区亟需各类救灾款物的情况下，“两会”还应从中抽取额外行政开支费用吗？
面对舆论压力，江亦曼与中华慈善总会秘书长刘国林均公开承诺，此次救灾款物全部用于救灾工作，今后若遇类似灾难，对于公众捐款同样不提取管理费。
公信力之源
“万元帐篷质疑”和“管理费风波”，前者被证明为一场误解，后者则于法有据。之所以掀起轩然大波，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贾西津看来，在于中国官办慈善机构长期缺乏公信力。
贾西津告诉《财经》记者，公众质疑的缘由，在于红十字会和慈善会长期以来对信息披露不足。慈善性组织的人员薪酬、资金来源、运用细则、管理费、账务等本应向全社会公开，其财报本应定期披露，而事实上，“目前国内慈善组织信息披露的规定均较粗略，管理体制不严，缺乏真正的独立审计，社会监督机制也不完善。”
根据国际惯例，慈善组织的支出一般分为三类――慈善支出、行政开支和筹款经费。其中，慈善支出即慈善性组织的“主业”所在，其募集款物绝大多数须用于慈善项目支出；行政开支，包括日常办公支出、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固定资产购置、会议费、通信费、宣传费、差旅费等，这是维持慈善组织日常运转之必需；筹款经费，则为慈善组织筹集善款、物资时所发生的成本。
以“无国界医生组织”香港办事处（Médecins sans frontières－Hong Kong）2006年财报为例，这家全球最大的独立人道医疗救援组织的香港办事处，在2006年通过公众捐款、赞助及其他方式获得的总收入为1.03亿港元。其当年全部支出中，“项目工作总开支”（即慈善支出）占87.08％，含“紧急及医疗救援项目”、“项目支持及发展”、“倡议及教育”和“其他人道救援活动”四项；行政开支占3.16％；筹款经费占9.8％。
再以香港红十字会2006/2007财政年度的报表为例，作为中国红十字会的香港特区分会，香港红十字会当年度“经常性收入”为3.69亿元，其88％来自特区政府医管局拨款和政府补助；另有4.6％来自企业及民间捐款；其余为香港赛马会慈善基金拨款、公益金拨款、收费及杂项收入等。而当年度行政开支为“经常性收入”的3.58％，其余96.42％支出皆为慈善支出。
无论是无国界医生香港办事处还是香港红十字会，均在各自财报中列明了行政开支、慈善支出的详细数额和比例。不同的是，前者因主要收入来源于“公众筹款”（占总收入的97％），所以其总收入的10％被用于“筹款经费”；而后者因主要收入源于政府拨款和补助，所以未在开支中列筹款经费一项。
根据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向《财经》提供的2006年度年报，当年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财务收入为4.42亿元，其中会费收入28万元，接受国内外捐赠2.95亿元，政府拨款1.26亿元，动产和不动产及其他收入0.21亿元。
2006年，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支出为5.588亿元。其中接受国内外捐赠部分的支出为3.83亿元，政府拨款部分的支出为1.55亿元，动产和不动产及其他支出为0.205亿元。
在这份简要的财务收支公告中，记者看到，除了上述“动产和不动产及其他支出”，2006年，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的支出如下：用于印度洋海啸和灾后重建项目的支出为1.41亿元；中华骨髓库建设1.23亿元；国内救灾及灾后重建支出1.17亿元；红十字天使计划与博爱助学计划支出0.62亿元；扶贫开发项目支出0.55亿元；各类卫生救助项目支出为0.23亿元；行政运行费用（包括人员经费及离退休人员经费）支出0.056亿元；国际组织会费、国际合作交流、国际会议支出总计0.13亿元。
然而，或是由于现有体制所限，或是由于缺乏国际视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和中华慈善总会均未按照通行的会计标准，在其官方网站上公开披露年报。
相比香港红十字会和无国界医生香港办事处透明而翔实的报表，公众对于中国两大官方慈善组织的收支状况长期难以知晓。
逾越与扭曲
在官办慈善广遭质疑的同时，民间力量正自发地突破慈善垄断的边界。知名博客网站牛博网（省略）的募捐行动即是一例。
汶川大地震后的第二天深夜，牛博网在首页公布了一套详细募款方案，号召网友通过其公布的多个账户向地震灾区捐款。这些账户的户名，均为牛博网首席技术官黄斌。凭着网民的信任，短短两三天，牛博网收到各方捐款逾百万元，随即开始为地震灾区采购物资、派遣志愿者。
5月17日上午，黄斌用于接受捐款的建设银行账户突然被冻结，“只能进，不能出”。同时被冻结的还有牛博网在成都的一名志愿者杜侨的建行账号。19日，成都警方以“涉嫌利用地震救灾进行诈骗或非法集资”为由，将杜侨带走调查。
当天下午，牛博网创办人罗永浩和黄斌紧急赶往成都。在向警方陈述了缘由，并出示详细捐款凭据、购买物资收据、灾民接收物资收条等各种证明文件后，成都警方认定，没有证据显示牛博网在进行诈骗，但建议他们将募集善款转交政府或官方慈善组织。
这一结果在黄斌们的预料之中。“我们在公布募捐方案时就已说明，如果活动被‘叫停’，只有两个选择――要么退回给个人，要么转给官方的慈善机构。”黄斌告诉《财经》记者。
实际上，牛博网非但不具救灾募捐的“官身”，甚至连正式登记注册的社团也不是。而此次震后赈灾中，更为引人注目的一次“有行动无身份”的募捐风波，发生于中国四大网络门户之一网易。
5月14日凌晨1时，网易通过联手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的方式发动紧急赈灾，号召网友在线捐款。但仅仅19个小时后，也即14日晚10时，网易又发表声明称停止与红十字会总会的合作。
网易同时宣布，在停止合作前募集的114万余元将全部转交红十字会总会；此后所募资金，则转入廖冰兄人文专项基金管理委员会（下称廖冰兄基金）。
为何骤然停止合作？网易对外解释称，希望通过自己的在线捐赠系统接受捐赠，在方便网友捐赠的同时，也可对捐款总数有明确记录，并可全程监控。而红十字总会不愿接受此方式。
网易的解释，一石激起千层浪，很多网民把“停止合作”解读为网易对红十字总会账目不透明的抵制。红十字会总会由此遭遇巨大舆论压力。
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此后，网易在5月15日下午2时零8分关闭在线捐赠系统，表明身为互联网企业的网易虽具备通达公众的渠道优势，却并无救灾募捐的法定权力。红十字会总会也在15日上午紧急回应称，其与网络媒体的合作，仅限于由后者红十字会的受赠账号，而非自身展开募捐行动。
从宣布终止与红十字会合作至在线捐赠下线期间，网易通过网络募资69万余元，并全部转交廖冰兄基金。在线捐赠关闭后，网易又公布了廖冰兄基金的受赠账号，此后直接打进这一账号的捐款达10余万元。
廖冰兄基金虽名为“基金”，实则只是一家在广东省民政厅注册的社团，并不具备募捐资格。而就法律层面来说，廖冰兄基金在网易网页上公布账号并接受捐赠，已构成非法公募的行为。
“512”地震后，类似牛博网、网易的“非法募捐”行动比比皆是，不断冲破救灾募捐主体的严格壁垒。这些行动在展现爱心的同时，也对现行慈善体系的政策法律边界、监管执法尺度提出了考验。
6月9日，民政部公告，意欲对汶川震后民间蓬勃而备显“混乱”的募捐行为“正本清源”。公告再次强调，救灾募捐主体仅限于具备救灾性质的公募基金会，要求已展开募捐活动的不具备救灾性质的公募基金会，务必到民政部门补办审批手续；公告同时要求，其他社会组织所接收的救灾捐赠款物，必须转交民政部门或红十字会、慈善会等合法救灾募捐主体。
这一监管公告看似严明，却未规定对违法违规者的追究措施，因而备显无力。实际上，直到本刊截稿时，牛博网的募捐活动仍在继续，网易网页上也仍然挂有廖冰兄基金的账号。
一面是极高的壁垒，一面是轻易的逾越，这正是中国慈善体系尴尬与扭曲的生动写照。
透明与效率
从某种程度上说，正因为不具备合法身份，此次赈灾中涌现出的形形的民间组织，尤其珍视自身的信用和透明度。
网易在宣布与廖冰兄基金合作之后，旋即启动了“善款明用”调查。包括在网上就善款用途征集捐赠者的意愿，公示救灾物资的采购方式、价格和发票，随时通报物资发放和救助的结果等。
对于缺乏赈灾经验的中国民间组织而言，执行力总是比良好愿望更为稀缺。但“真爱梦想”这样的民间组织，通过自己加倍的努力，已向社会尤其是向政府证明了自己的执行力。
5月12日下午，汶川8.0级地震发生的那一刻，潘江雪和吴冲恰好走出上海民政局大门。这对夫妇刚刚提交了一份成立基金会的申请，而证明自己的机会已经出现了。
潘江雪夫妇所发起的“真爱梦想中国教育基金”，2007年10月4日在香港注册，实际则运作于上海。依照内地法律，这家境外基金会本无在境内救灾募捐的权力。
来自“真爱梦想”的内部统计显示，地震发生28小时内，基金募款超过60万元，购买超过6吨物资发送成都；54小时内，募捐超过110万元，调集物资逾23吨，并通过四大航空公司、两大汽车运输公司的运力运往成都；最快的一批货物从筹集到运输仅用了三个小时；120小时内，累计募款185万元，运送货物40吨，平均每小时运送货物330公斤，每分钟5.5公斤。
地震发生后，许多慈善组织紧缺的不是物资，而是运力。“我们得到了上海市民政局等政府部门的支持，调配了宝贵的免费航空运力。”潘江雪说。
协调能力背后是迅速的反应。“真爱梦想”在震后迅即以手机短信形式展开私募，在别的机构尚未得到帐篷短缺的信息时，他们已经完成帐篷采购。
这种效率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机构从业者的职业背景。潘江雪夫妇均为金融界资深人士，一年前，夫妇同时离职，与若干投行、基金界同行以私人财产发起“真爱梦想”基金。
潘江雪表示，她和丈夫一起选择专职从事慈善事业，是希望将金融界的商业效率引入这个领域。“我们原来就是天天看资产负债表的，一些官方慈善机构的财报在我们看来都是难以接受的。不透明和效率低下，影响了捐赠人对慈善机构的信任。”
相形之下，“真爱梦想”自成立以来即向捐赠人公开募款、用款情况，提供透明的资产负债表，并有专业律师事务所和会计师事务所支持。此次赈灾中，它既找到了证明自己的舞台，也获得了“正身”的机会――5月28日，在提交申请仅16天后，上海真爱梦想基金会获得上海市民政局批准成立。这一审批速度，在以往是难以想像的。
呼吁《慈善法》
据民政部通报，截至6月19日12时，全国共接收国内外社会各界捐赠款物总计463.80亿元，实际到账款物450.51亿元，已向灾区拨付155.70亿元。
这一统计口径，仅包括由民政部门、中国红十字会和慈善会构成的官办慈善系统的受赠数额――这依然是眼下中国慈善业的主流，但民间力量的参与已蔚为可观。
这一力量在“512”震后救灾中的种种努力和试探，已充分展示出自律、高效和活力的一面，却因触碰法规底线而面临诸多不确定性的风险。
目前中国有关慈善的法规，主要有《公益事业捐赠法》《红十字会法》，以及《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基金会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等行政法规，其余则多为部门规章和政策性文件。然而，《公益事业捐赠法》只是调整一般意义上的捐赠法律关系，几项条例也主要是各类民间机构的组织管理法，其余大量规范均属层级、效力不高的部门规章和政策性文件。而且，这些规范相互之间也缺乏协调和配套。
因此，制定《慈善法》的呼声多年来一直不断。2005年，民政部正式启动立法工作，并在2006年拿出草案。按当时计划，《慈善法》将于2006年进入国务院立法计划，2007年进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程序，但最终未果。
2007年8月，民政部副部长窦玉沛曾透露，《慈善法》再度列入国务院立法计划。但在国务院2008年立法工作计划中，《慈善法》仅被列入“二类项目”，即“需要抓紧研究、待条件成熟时提出的立法项目”，立法进程并不乐观。
民政部一位参与立法起草的人士向《财经》记者表示，目前草案仍在修改完善中，争取今年底前上报国务院，而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阶段更需时日。他表示，汶川大地震或许会促进《慈善法》的立法进程，但目前并无明确时间表。
这位人士还介绍说，草案要对现有各种条例、规定的内容进行整合、衔接，特别要论证《慈善法》与现行《公益事业捐赠法》的关系。
国务院法制办政法司处长朱卫国透露，《慈善法》草案几易其稿，但无论在立法宗旨、政策定位还是管理体制方面，很多问题均未形成共识。
红十字会审计报告篇7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令第98号
2019.3.14
（1996年6月17日财会字〔1996〕19号公布，根据2019年3月14日《财政部关于修改等2部部门规章的决定》修改）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会计基础工作，建立规范的会计工作秩序，提高会计工作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的有关规定，制定本规范。
第二条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个体工商户和其他组织的会计基础工作，应当符合本规范的规定。
第三条 各单位应当依据有关法规、法规和本规范的规定，加强会计基础工作，严格执行会计法规制度，保证会计工作依法有序地进行。
第四条 单位领导人对本单位的会计基础工作负有领导责任。
第五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厅（局）要加强对会计基础工作的管理和指导，通过政策引导、经验交流、监督检查等措施，促进基层单位加强会计基础工作，不断提高会计工作水平。
国务院各业务主管部门根据职责权限管理本部门的会计基础工作。
第二章 会计机构和会计人员
第一节 会计机构设置和会计人员配备
第六条 各单位应当根据会计业务的需要设置会计机构；
不具备单独设置会计机构条件的，应当在有关机构中配备专职会计人员。
事业行政单位会计机构的设置和会计人员的配备，应当符合国家统一事业行政单位会计制度的规定。
设置会计机构，应当配备会计机构负责人；
在有关机构中配备专职会计人员，应当在专职会计人员中指定会计主管人员。
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的任免，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和有关法律的规定。
第七条 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应当具备下列基本条件：
（一）坚持原则，廉洁奉公；
（二）具备会计师以上专业技术职务资格或者从事会计工作不少于三年；
（三）熟悉国家财经法律、法规、规章和方针、政策，掌握本行业业务管理的有关知识；
（四）有较强的组织能力；
（五）身体状况能够适应本职工作的要求。
第八条 没有设置会计机构或者配备会计人员的单位，应当根据《记账管理办法》的规定，委托会计师事务所或者持有记账许可证书的记账机构进行记账。
第九条 大、中型企业、事业单位、业务主管部门应当根据法律和国家有关规定设置总会计师。总会计师由具有会计师以上专业技术资格的人员担任。
总会计师行使《总会计师条例》规定的职责、权限。
总会计师的任命（聘任）、免职（解聘）依照《总会计师条例》和有关法律的规定办理。
第十条 各单位应当根据会计业务需要配备会计人员，督促其遵守职业道德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
第十一条 各单位应当根据会计业务需要设置会计工作岗位。
会计工作岗位一般可分为：会计机构负责人或者会计主管人员，出纳，财产物资核算，工资核算，成本费用核算，财务成果核算，资金核算，往来结算，总帐报表，稽核，档案管理等。开展会计电算化和管理会计的单位，可以根据需要设置相应工作岗位，也可以与其他工作岗位相结合。
第十二条 会计工作岗位，可以一人一岗、一人多岗或者一岗多人。但出纳人员不得兼管稽核、会计档案保管和收入、费用、债权债务帐目的登记工作。
第十三条 会计人员的工作岗位应当有计划地进行轮换。
第十四条 会计人员应当具备必要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熟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统一会计制度，遵守职业道德。
会计人员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参加会计业务的培训。各单位应当合理安排会计人员的培训，保证会计人员每年有一定时间用于学习和参加培训。
第十五条 各单位领导人应当支持会计机构、会计人员依法行使职权；
对忠于职守，坚持原则，做出显著成绩的会计机构、会计人员，应当给予精神的和物质的奖励。
第十六条 国家机关、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任用会计人员应当实行回避制度。
单位领导人的直系亲属不得担任本单位的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的直系亲属不得在本单位会计机构中担任出纳工作。
需要回避的直系亲属为：夫妻关系、直系血亲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以及配偶亲关系。
第二节 会计人员职业道德
第十七条 会计人员在会计工作中应当遵守职业道德，树立良好的职业品质、严谨的工作作风，严守工作纪律，努力提高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
第十八条 会计人员应当热爱本职工作，努力钻研业务，使自己的知识和技能适应所从事工作的要求。
第十九条 会计人员应当熟悉财经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统一会计制度，并结合会计工作进行广泛宣传。
第二十条 会计人员应当按照会计法规、法规和国家统一会计制度规定的程序和要求进行会计工作，保证所提供的会计信息合法、真实、准确、及时、完整。
第二十一条 会计人员办理会计事务应当实事求是、客观公正。
第二十二条 会计人员应当熟悉本单位的生产经营和业务管理情况，运用掌握的会计信息和会计方法，为改善单位内部管理、提高经济效益服务。
第二十三条 会计人员应当保守本单位的商业秘密。除法律规定和单位领导人同意外，不能私自向外界提供或者泄露单位的会计信息。
第二十四条 财政部门、业务主管部门和各单位应当定期检查会计人员遵守职业道德的情况，并作为会计人员晋升、晋级、聘任专业职务、表彰奖励的重要考核依据。
会计人员违反职业道德的，由所在单位进行处理。
第三节 会计工作交接
第二十五条 会计人员工作调动或者因故离职，必须将本人所经管的会计工作全部移交给接替人员。没有办清交接手续的，不得调动或者离职。
第二十六条 接替人员应当认真接管移交工作，并继续办理移交的未了事项。
第二十七条 会计人员办理移交手续前，必须及时做好以下工作：
（一）已经受理的经济业务尚未填制会计凭证的，应当填制完毕。
（二）尚未登记的帐目，应当登记完毕，并在最后一笔余额后加盖经办人员印章。
（三）整理应该移交的各项资料，对未了事项写出书面材料。
（四）编制移交清册，列明应当移交的会计凭证、会计帐簿、会计报表、印章、现金、有价证券、支票簿、发票、文件、其他会计资料和物品等内容；
实行会计电算化的单位，从事该项工作的移交人员还应当在移交清册中列明会计软件及密码、会计软件数据磁盘（磁带等）及有关资料、实物等内容。
第二十八条 会计人员办理交接手续，必须有监交人负责监交。一般会计人员交接，由单位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负责监交；
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交接，由单位领导人负责监交，必要时可由上级主管部门派人会同监交。
第二十九条 移交人员在办理移交时，要按移交清册逐项移交；
接替人员要逐项核对点收。
（一）现金、有价证券要根据会计帐簿有关记录进行点交。库存现金、有价证券必须与会计帐簿记录保持一致。不一致时，移交人员必须限期查清。
（二）会计凭证、会计帐簿、会计报表和其他会计资料必须完整无缺。如有短缺，必须查清原因，并在移交清册中注明，由移交人员负责。
（三）银行存款帐户余额要与银行对帐单核对，如不一致，应当编制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调节相符，各种财产物资和债权债务的明细帐户余额要与总帐有关帐户余额核对相符；
必要时，要抽查个别帐户的余额，与实物核对相符，或者与往来单位、个人核对清楚。
（四）移交人员经管的票据、印章和其他实物等，必须交接清楚；
移交人员从事会计电算化工作的，要对有关电子数据在实际操作状态下进行交接。
第三十条 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移交时，还必须将全部财务会计工作、重大财务收支和会计人员的情况等，向接替人员详细介绍。对需要移交的遗留问题，应当写出书面材料。
第三十一条 交接完毕后，交接双方和监交人员要在移交注册上签名或者盖章。并应在移交注册上注明：单位名称，交接日期，交接双方和监交人员的职务、姓名，移交清册页数以及需要说明的问题和意见等。
移交清册一般应当填制一式三份，交接双方各执一份，存档一份。
第三十二条 接替人员应当继续使用移交的会计帐簿，不得自行另立新帐，以保持会计记录的连续性。
第三十三条 会计人员临时离职或者因病不能工作且需要接替或者的，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或者单位领导人必须指定有关人员接替或者，并办理交接手续。
临时离职或者因病不能工作的会计人员恢复工作的，应当与接替或者人员办理交接手续。
移交人员因病或者其他特殊原因不能亲自办理移交的，经单位领导人批准，可由移交人员委托他人代办移交，但委托人应当承担本规范第三十五条规定的责任。
第三十四条 单位撤销时，必须留有必要的会计人员，会同有关人员办理清理工作，编制决算。未移交前，不得离职。接收单位和移交日期由主管部门确定。
单位合并、分立的，其会计工作交接手续比照上述有关规定办理。
第三十五条 移交人员对所移交的会计凭证、会计帐簿、会计报表和其他有关资料的合法性、真实性承担法律责任。
第三章 会计核算
第一节 会计核算一般要求
第三十六条 各单位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和国家统一会计制度的规定建立会计帐册，进行会计核算，及时提供合法、真实、准确、完整的会计信息。
第三十七条 各单位发生的下列事项，应当及时办理会计手续、进行会计核算：
（一）款项和有价证券的收付；
（二）财物的收发、增减和使用；
（三）债权债务的发生和结算；
（四）资本、基金的增减；
（五）收入、支出、费用、成本的计算；
（六）财务成果的计算和处理；
（七）其他需要办理会计手续、进行会计核算的事项。
第三十八条 各单位的会计核算应当以实际发生的经济业务为依据，按照规定的会计处理方法进行，保证会计指标的口径一致、相互可比和会计处理方法的前后各期相一致。
第三十九条 会计年度自公历1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
第四十条 会计核算以人民币为记帐本位币。
收支业务以外国货币为主的单位，也可以选定某种外国货币作为记帐本位币，但是编制的会计报表应当折算为人民币反映。
境外单位向国内有关部门编报的会计报表，应当折算为人民币反映。
第四十一条 各单位根据国家统一会计制度的要求，在不影响会计核算要求、会计报表指标汇总和对外统一会计报表的前提下，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自行设置和使用会计科目。
事业行政单位会计科目的设置和使用，应当符合国家统一事业行政单位会计制度的规定。
第四十二条 会计凭证、会计帐簿、会计报表和其他会计资料的内容和要求必须符合国家统一会计制度的规定，不得伪造、变造会计凭证和会计帐簿，不得设置帐外帐，不得报送虚假会计报表。
第四十三条 各单位对外报送的会计报表格式由财政部统一规定。
第四十四条 实行会计电算化的单位，对使用的会计软件及其生成的会计凭证、会计帐簿、会计报表和其他会计资料的要求，应当符合财政部关于会计电算化的有关规定。
第四十五条 各单位的会计凭证、会计帐簿、会计报表和其他会计资料，应当建立档案，妥善保管。会计档案建档要求、保管期限、销毁办法等依据《会计档案管理办法》的规定进行。
实行会计电算化的单位，有关电子数据、会计软件资料等应当作为会计档案进行管理。
第四十六条 会计记录的文字应当使用中文，少数民族自治地区可以同时使用少数民族文字。中国境内的外商投资企业、外国企业和其他外国经济组织也可以同时使用某种外国文字。
第二节 填制会计凭证
第四十七条 各单位办理本规范第三十七条规定的事项，必须取得或者填制原始凭证，并及时送交会计机构。
第四十八条 原始凭证的基本要求是：
（一）原始凭证的内容必须具备：凭证的名称；
填制凭证的日期；
填制凭证单位名称或者填制人姓名；
经办人员的签名或者盖章；
接受凭证单位名称；
经济业务内容；
数量、单价和金额。
（二）从外单位取得的原始凭证，必须盖有填制单位的公章；
从个人取得的原始凭证，必须有填制人员的签名或者盖章。自制原始凭证必须有经办单位领导人或者其指定的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对外开出的原始凭证，必须加盖本单位公章。
（三）凡填有大写和小写金额的原始凭证，大写与小写金额必须相符。购买实物的原始凭证，必须有验收证明。支付款项的原始凭证，必须有收款单位和收款人的收款证明。
（四）一式几联的原始凭证，应当注明各联的用途，只能以一联作为报销凭证。
一式几联的发票和收据，必须用双面复写纸（发票和收据本身具备复写纸功能的除外）套写，并连续编号。作废时应当加盖“作废”戳记，连同存根一起保存，不得撕毁。
（五）发生销货退回的，除填制退货发票外，还必须有退货验收证明；
退款时，必须取得对方的收款收据或者汇款银行的凭证，不得以退货发票代替收据。
（六）职工公出借款凭据，必须附在记帐凭证之后。收回借款时，应当另开收据或者退还借据副本，不得退还原借款收据。
（七）经上级有关部门批准的经济业务，应当将批准文件作为原始凭证附件。如果批准文件需要单独归档的，应当在凭证上注明批准机关名称、日期和文件字号。
第四十九条 原始凭证不得涂改、挖补。发现原始凭证有错误的，应当由开出单位重开或者更正，更正处应当加盖开出单位的公章。
第五十条 会计机构、会计人员要根据审核无误的原始凭证填制记帐凭证。
记帐凭证可以分为收款凭证、付款凭证和转帐凭证，也可以使用通用记帐凭证。
第五十一条 记帐凭证的基本要求是：
（一）记帐凭证的内容必须具备：填制凭证的日期；
凭证编号；
经济业务摘要；
会计科目；
金额；
所附原始凭证张数；
填制凭证人员、稽核人员、记帐人员、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签名或者盖章。收款和付款记帐凭证还应当由出纳人员签名或者盖章。
以自制的原始凭证或者原始凭证汇总表代替记帐凭证的，也必须具备记帐凭证应有的项目。
（二）填制记帐凭证时，应当对记帐凭证进行连续编号。一笔经济业务需要填制两张以上记帐凭证的，可以采用分数编号法编号。
（三）记帐凭证可以根据每一张原始凭证填制，或者根据若干张同类原始凭证汇总填制，也可以根据原始凭证汇总表填制。但不得将不同内容和类别的原始凭证汇总填制在一张记帐凭证上。
（四）除结帐和更正错误的记帐凭证可以不附原始凭证外，其他记帐凭证必须附有原始凭证。如果一张原始凭证涉及几张记帐凭证，可以把原始凭证附在一张主要的记帐凭证后面，并在其他记帐凭证上注明附有该原始凭证的记帐凭证的编号或者附原始凭证复印机。
一张复始凭证所列支出需要几个单位共同负担的，应当将其他单位负担的部分，开给对方原始凭证分割单，进行结算。原始凭证分割单必须具备原始凭证的基本内容：凭证名称、填制凭证日期、填制凭证单位名称或者填制人姓名、经办人的签名或者盖章、接受凭证单位名称、经济业务内容、数量、单价、金额和费用分摊情况等。
（五）如果在填制记帐凭证时发生错误，应当重新填制。
已经登记入帐的记帐凭证，在当年内发现填写错误时，可以用红字填写一张与原内容相同的记帐凭证，在摘要栏注明“注销某月某日某号凭证”字样，同时再用蓝字重新填制一张正确的记帐凭证，注明“订正某月某日某号凭证”字样。如果会计科目没有错误，只是金额错误，也可以将正确数字与错误数字之间的差额，另编一张调整的记帐凭证，调增金额用蓝字，调减金额用红字。发现以前年度记帐凭证有错误的，应当用蓝字填制一张更正的记帐凭证。
（六）记帐凭证填制完经济业务事项后，如有空行，应当自金额栏最后一笔金额数字下的空行处至合计数上的空行处划线注销。
第五十二条 填制会计凭证，字迹必须清晰、工整，并符合下列要求：
（一）阿拉伯数字应当一个一个地写，不得连笔写。阿拉伯金额数字前面应当书写货币币种符号或者货币名称简写和币种符号。币种符号与阿拉伯金额数字之间不得留有空白。凡阿拉伯数字前写有币种符号的，数字后面不再写货币单位。
（二）所有以元为单位（其他货币种类为货币基本单位，下同）的阿拉伯数字，除表示单价等情况外，一律填写到角分；
无角分的，角位和分位可写“00”，或者符号“——”；
有角无分的，分位应当写“0”，不得用符号“——”代替。
（三）汉字大写数字金额如零、壹、贰、叁、肆、伍、陆、柒、捌、玖、拾、佰、仟、万、亿等，一律用正楷或者行书体书写，不得用0、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等简化字代替，不得任意自造简化字。大写金额数字到元或者角为止的，在“元”或者“角”字之后应当写“整”字或者“正”字；
大写金额数字有分的，分字后面不写“整”或者“正”字。
（四）大写金额数字前未印有货币名称的，应当加填货币名称，货币名称与金额数字之间不得留有空白。
（五）阿拉伯金额数字中间有“0”时，汉字大写金额要写“零”字；
阿拉伯数字金额中间连续有几个“0”时，汉字大写金额中可以只写一个“零”字；
阿拉伯金额数字元位是“0”，或者数字中间连续有几个“0”、元位也是“0”但角位不是“0”时，汉字大写金额可以只写一个“零”字，也可以不写“零”字。
第五十三条 实行会计电算化的单位，对于机制记帐凭证，要认真审核，做到会计科目使用正确，数字准确无误。打印出的机制记帐凭证要加盖制单人员、审核人员、记帐人员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印章或者签字。
第五十四条 各单位会计凭证的传递程序应当科学、合理，具体办法由各单位根据会计业务需要自行规定。
第五十五条 会计机构、会计人员要妥善保管会计凭证。
（一）会计凭证应当及时传递，不得积压。
（二）会计凭证登记完毕后，应当按照分类和编号顺序保管，不得散乱丢失。
（三）记帐凭证应当连同所附的原始凭证或者原始凭证汇总表，按照编号顺序，折叠整齐，按期装订成册，并加具封面，注明单位名称、年度、月份和起讫日期、凭证种类、起讫号码，由装订人在装订线封签外签名或者盖章。
对于数量过多的原始凭证，可以单独装订保管，在封面上注明记帐凭证日期、编号、种类，同时在记帐凭证上注明“附件另订”和原始凭证名称及编号。
各种经济合同、存出保证金收据以及涉外文件等重要原始凭证，应当另编目录，单独登记保管，并在有关的记帐凭证和原始凭证上相互注明日期和编号。
（四）原始凭证不得外借，其他单位如因特殊原因需要使用原始凭证时，经本单位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批准，可以复制。向外单位提供的原始凭证复制件，应当在专设的登记簿上登记，并由提供人员和收取人员共同签名或者盖章。
（五）从外单位取得的原始凭证如有遗失，应当取得原开出单位盖有公章的证明，并注明原来凭证的号码、金额和内容等，由经办单位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和单位领导人批准后，才能代作原始凭证。如果确实无法取得证明的，如火车、轮船、飞机票等凭证，由当事人写出详细情况，由经办单位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和单位领导人批准后，代作原始凭证。
第三节 登记会计帐簿
第五十六条 各单位应当按照国家统一会计制度的规定和会计业务的需要设置会计帐簿。会计帐簿包括总帐、明细帐、日记帐和其他辅助性帐簿。
第五十七条 现金日记帐和银行存款日记帐必须采用订本式帐簿。不得用银行对帐单或者其他方法代替日记帐。
第五十八条 实行会计电算化的单位，用计算机打印的会计帐簿必须连续编号，经审核无误后装订成册，并由记帐人员和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签字或者盖章。
第五十九条 启用会计帐簿时，应当在帐簿封面上写明单位名称和帐簿名称。在帐簿扉页上应当附启用表，内容包括：启用日期、帐簿页数、记帐人员和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姓名，并加盖名章和单位公章。记帐人员或者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调动工作时，应当注明交接日期、接办人员或者监交人员姓名，并由交接双方人员签名或者盖章。
启用订本式帐簿，应当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顺序编定页数，不得跳页、缺号。使用活页式帐页，应当按帐户顺序编号，并须定期装订成册。装订后再按实际使用的帐页顺序编定页码。另加目录，记明每个帐户的名称和页次。
第六十条 会计人员应当根据审核无误的会计凭证登记会计帐簿。登记帐簿的基本要求是：
（一）登记会计帐簿时，应当将会计凭证日期、编号、业务内容摘要、金额和其他有关资料逐项记入帐内，做到数字准确、摘要清楚、登记及时、字迹工整。
（二）登记完毕后，要在记帐凭证上签名或者盖章，并注明已经登帐的符号，表示已经记帐。
（三）帐簿中书写的文字和数字上面要留有适当空格，不要写满格；
一般应占格距的二分之一。
（四）登记帐簿要用蓝黑墨水或者碳素墨水书写，不得使用圆珠笔（银行的复写帐簿除外）或者铅笔书写。
（五）下列情况，可以用红色墨水记帐：
1．按照红字冲帐的记帐凭证，冲销错误记录；
2．在不设借贷等栏的多栏式帐页中，登记减少数；
3．在三栏式帐户的余额栏前，如未印明余额方向的，在余额栏内登记负数余额；
4．根据国家统一会计制度的规定可以用红字登记的其他会计记录。
（六）各种帐簿按页次顺序连续登记，不得跳行、隔页。如果发生跳行、隔页，应当将空行、空页划线注销，或者注明“此行空白”、“此页空白”字样，并由记帐人员签名或者盖章。
（七）凡需要结出余额的帐户，结出余额后，应当在“借或贷”等栏内写明“借”或者“贷”等字样。没有余额的帐户，应当在“借或贷”等栏内写“平”字，并在余额栏内用“Q”表示。
现金日记帐和银行存款日记帐必须逐日结出余额。
（八）每一帐页登记完毕结转下页时，应当结出本页合计数及余额，写在本页最后一行和下页第一行有关栏内，并在摘要栏内注明“过次页”和“承前页”字样；
也可以将本页合计数及金额只写在下页第一行有关栏内，并在摘要栏内注明“承前页”字样。
对需要结计本月发生额的帐户，结计“过次页”的本页合计数应当为自本月初起至本页末止的发生额合计数；
对需要结计本年累计发生额的帐户，结计“过次页”的本页合计数应当为自年初起至本页末止的累计数；
对既不需要结计本月发生额也不需要结计本年累计发生额的帐户，可以只将每页末的余额结转次页。
第六十一条 帐簿记录发生错误，不准涂改、挖补、刮擦或者用药水消除字迹，不准重新抄写，必须按照下列方法进行更正：
（一）登记帐簿时发生错误，应当将错误的文字或者数字划红线注销，但必须使原有字迹仍可辨认；
然后在划线上方填写正确的文字或者数字，并由记帐人员在更正处盖章。对于错误的数字，应当全部划红线更正，不得只更正其中的错误数字。对于文字错误，可只划去错误的部分。
（二）由于记帐凭证错误而使帐簿记录发生错误，应当按更正的记帐凭证登记帐簿。
第六十二条 各单位应当定期对会计帐簿记录的有关数字与库存实物、货币资金、有价证券、往来单位或者个人等进行相互核对，保证帐证相符、帐帐相符、帐实相符。对帐工作每年至少进行一次。
（一）帐证核对。核对会计帐簿记录与原始凭证、记帐凭证的时间、凭证字号、内容、金额是否一致，记帐方向是否相符。
（二）帐帐核对。核对不同会计帐簿之间的帐簿记录是否相符，包括：总帐有关帐户的余额核对，总帐与明细帐核对，总帐与日记帐核对，会计部门的财产物资明细帐与财产物资保管和使用部门的有关明细帐核对等。
（三）帐实核对。核对会计帐簿记录与财产等实有数额是否相符。包括：现金日记帐帐面余额与现金实际库存数相核对；
银行存款日记帐帐面余额定期与银行对帐单相核对；
各种财物明细帐帐面余额与财物实存数额相核对；
各种应收、应付款明细帐帐面余额与有关债务、债权单位或者个人核对等。
第六十三条 各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定期结帐。
（一）结帐前，必须将本期内所发生的各项经济业务全部登记入帐。
（二）结帐时，应当结出每个帐户的期末余额。需要结出当月发生额的，应当在摘要栏内注明“本月合计”字样，并在下面通栏划单红线。需要结出本年累计发生额的，应当在摘要栏内注明“本年累计”字样，并在下面通栏划单红线；
12月末的“本年累计”就是全年累计发生额。全年累计发生额下面应当通栏划双红线。年度终了结帐时，所有总帐帐户都应当结出全年发生额和年末余额。
（三）年度终了，要把各帐户的余额结转到下一会计年度，并在摘要栏注明“结转下年”字样；
在下一会计年度新建有关会计帐簿的第一行余额栏内填写上年结转的余额，并在摘要栏注明“上年结转”字样。第四节编制财务报告
第六十四条 各单位必须按照国家统一会计制度的规定，定期编制财务报告。
财务报告包括会计报表及其说明。会计报表包括会计报表主表、会计报表附表、会计报表附注。
第六十五条 各单位对外报送的财务报告应当根据国家统一会计制度规定的格式和要求编制。
单位内部使用的财务报告，其格式和要求由各单位自行规定。
第六十六条 会计报表应当根据登记完整、核对无误的会计帐簿记录和其他有关资料编制，做到数字真实、计算准确、内容完整、说明清楚。
任何人不得篡改或者授意、指使、强令他人篡改会计报表的有关数字。
第六十七条 会计报表之间、会计报表各项目之间，凡有对应关系的数字，应当相互一致。本期会计报表与上期会计报表之间有关的数字应当相互衔接。如果不同会计年度会计报表中各项目的内容和核算方法有变更的，应当在年度会计报表中加以说明。
第六十八条 各单位应当按照国家统一会计制度的规定认真编写会计报表附注及其说明，做到项目齐全，内容完整。
第六十九条 各单位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期限对外报送财务报告。
对外报送的财务报告，应当依次编写页码，加具封面，装订成册，加盖公章。封面上应当注明：单位名称，单位地址，财务报告所属年度、季度、月度，送出日期，并由单位领导人、总会计师、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签名或者盖章。
单位领导人对财务报告的合法性、真实性负法律责任。
第七十条 根据法律和国家有关规定应当对财务报告进行审计的，财务报告编制单位应当先行委托注册会计师进行审计，并将注册会计师出具的审计报告随同财务报告按照规定的期限报送有关部门。
第七十一条 如果发现对外报送的财务报告有错误，应当及时办理更正手续。除更正本单位留存的财务报告外，并应同时通知接受财务报告的单位更正。错误较多的，应当重新编报。
第四章 会计监督
第七十二条 各单位的会计机构、会计人员对本单位的经济活动进行会计监督。
第七十三条 会计机构、会计人员进行会计监督的依据是：
（一）财经法律、法规、规章；
（二）会计法律、法规和国家统一会计制度；
（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厅（局）和国务院业务主管部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和国家统一会计制度制定的具体实施办法或者补充规定；
（四）各单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和国家统一会计制度制定的单位内部会计管理制度；
（五）各单位内部的预算、财务计划、经济计划、业务计划等。
第七十四条 会计机构、会计人员应当对原始凭证进行审核和监督。
对不真实、不合法的原始凭证，不予受理。对弄虚作假、严重违法的原始凭证，在不予受理的同时，应当予以扣留，并及时向单位领导人报告，请求查明原因，追究当事人的责任。
对记载不准确、不完整的原始凭证，予以退回，要求经办人员更正、补充。
第七十五条 会计机构、会计人员对伪造、变造、故意毁灭会计帐簿或者帐外设帐行为，应当制止和纠正；
制止和纠正无效的，应当向上级主管单位报告，请求作出处理。
第七十六条 会计机构、会计人员应当对实物、款项进行监督，督促建立并严格执行财产清查制度。发现帐簿记录与实物、款项不符时，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处理。超出会计机构、会计人员职权范围的，应当立即向本单位领导报告，请求查明原因，作出处理。
第七十七条 会计机构、会计人员对指使、强令编造、篡改财务报告行为，应当制止和纠正；
制止和纠正无效的，应当向上级主管单位报告，请求处理。
第七十八条 会计机构、会计人员应当对财务收支进行监督。
（一）对审批手续不全的财务收支，应当退回，要求补充、更正。
（二）对违反规定不纳入单位统一会计核算的财务收支，应当制止和纠正。
（三）对违反国家统一的财政、财务、会计制度规定的财务收支，不予办理。
（四）对认为是违反国家统一的财政、财务、会计制度规定的财务收支，应当制止和纠正；
制止和纠正无效的，应当向单位领导人提出书面意见请求处理。
单位领导人应当在接到书面意见起十日内作出书面决定，并对决定承担责任。
（五）对违反国家统一的财政、财务、会计制度规定的财务收支，不予制止和纠正，又不向单位领导人提出书面意见的，也应当承担责任。
（六）对严重违反国家利益和社会公众利益的财务收支，应当向主管单位或者财政、审计、税务机关报告。
第七十九条 会计机构、会计人员对违反单位内部会计管理制度的经济活动，应当制止和纠正；
制止和纠正无效的，向单位领导人报告，请求处理。
第八十条 会计机构、会计人员应当对单位制定的预算、财务计划、经济计划、业务计划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
第八十一条 各单位必须依照法律和国家有关规定接受财政、审计、税务等机关的监督，如实提供会计凭证、会计帐簿、会计报表和其他会计资料以及有关情况、不得拒绝、隐匿、谎报。
第八十二条 按照法律规定应当委托注册会计师进行审计的单位，应当委托注册会计师进行审计，并配合注册会计师的工作，如实提供会计凭证、会计帐簿、会计报表和其他会计资料以及有关情况，不得拒绝、隐匿、谎报，不得示意注册会计师出具不当的审计报告。
第五章 内部会计管理制度
第八十三条 各单位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和国家统一会计制度的规定，结合单位类型和内容管理的需要，建立健全相应的内部会计管理制度。
第八十四条 各单位制定内部会计管理制度应当遵循下列原则：
（一）应当执行法律、法规和国家统一的财务会计制度。
（二）应当体现本单位的生产经营、业务管理的特点和要求。
（三）应当全面规范本单位的各项会计工作，建立健全会计基础，保证会计工作的有序进行。
（四）应当科学、合理，便于操作和执行。
（五）应当定期检查执行情况。
（六）应当根据管理需要和执行中的问题不断完善。
第八十五条 各单位应当建立内部会计管理体系。主要内容包括：单位领导人、总会计师对会计工作的领导职责；
会计部门及其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的职责、权限；
会计部门与其他职能部门的关系；
会计核算的组织形式等。
第八十六条 各单位应当建立会计人员岗位责任制度。主要内容包括：会计人员的工作岗位设置；
各会计工作岗位的职责和标准；
各会计工作岗位的人员和具体分工；
会计工作岗位轮换办法；
对各会计工作岗位的考核办法。
第八十七条 各单位应当建立帐务处理程序制度。主要内容包括：会计科目及其明细科目的设置和使用；
会计凭证的格式、审核要求和传递程序；
会计核算方法；
会计帐簿的设置；
编制会计报表的种类和要求；
单位会计指标体系。
第八十八条 各单位应当建立内部牵制制度。主要内容包括：内部牵制制度的原则；
组织分工；
出纳岗位的职责和限制条件；
有关岗位的职责和权限。
第八十九条 各单位应当建立稽核制度。主要内容包括：稽核工作的组织形式和具体分工；
稽核工作的职责、权限；
审核会计凭证和复核会计帐簿、会计报表的方法。
第九十条 各单位应当建立原始记录管理制度。主要内容包括：原始记录的内容和填制方法；
原始记录的格式；
原始记录的审核；
原始记录填制人的责任；
原始记录签署、传递、汇集要求。
第九十一条 各单位应当建立定额管理制度。主要内容包括：定额管理的范围；
制定和修订定额的依据、程序和方法；
定额的执行；
定额考核和奖惩办法等。
第九十二条 各单位应当建立计量验收制度。主要内容包括：计量检测手段和方法；
计量验收管理的要求；
计量验收人员的责任和奖惩办法。
第九十三条 各单位应当建立财产清查制度。主要内容包括：财产清查的范围；
财产清查的组织；
财产清查的期限和方法；
对财产清查中发现问题的处理办法；
对财产管理人员的奖惩办法。
第九十四条 各单位应当建立财务收支审批制度。主要内容包括：财务收支审批人员和审批权限；
财务收支审批程序；
财务收支审批人员的责任。
第九十五条 实行成本核算的单位应当建立成本核算制度。主要内容包括：成本核算的对象；
成本核算的方法和程序；
成本分析等。
第九十六条 各单位应当建立财务会计分析制度。主要内容包括：财务会计分析的主要内容；
财务会计分析的基本要求和组织程序；
财务会计分析的具体方法；
财务会计分析报告的编写要求等。
第六章 附 则
第九十七条 本规范所称国家统一会计制度，是指由财政部制定、或者财政部与国务院有关部门联合制定、或者经财政部审核批准的在全国范围内统一执行的会计规章、准则、办法等规范性文件。
本规范所称会计主管人员，是指不设置会计机构、只在其他机构中设置专职会计人员的单位行使会计机构负责人职权的人员。
本规范第三章第二节和第三节关于填制会计凭证、登记会计帐簿的规定，除特别指出外，一般适用于手工记帐。实行会计电算化的单位，填制会计凭证和登记会计帐簿的有关要求，应当符合财政部关于会计电算化的有关规定。
第九十八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厅（局）、国务院各业务主管部门可以根据本规范的原则，结合本地区、本部门的具体情况，制定具体实施办法，报财政部备案。
红十字会审计报告篇8
，县红十字会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地区红十字会的具体指导下，在政府主管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在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全面贯彻执行《红十字会法》，发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遵循国际红十字“七项基本原则”，积极开展了各项工作，现将一年工作总结如下：
一、依法履行职责，积极做好救援工作
5月12日14时28分，四川省汶川县发生了8.0级地震，造成四川、甘肃、陕西、重庆、云南、山西、贵州、湖北8省市不同程度受灾，全国多个省区市均有不同程度震感。地震给灾区人民生命财产和当地经济造成了极大的破坏。灾情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县委、政府领导也于5月14日上午10时召开紧急会议，对抗震救灾工作进行了部署动员。同一时间，县红十字会迅速行动起来，紧急呼吁全县社会各界和广大民众发扬中华民族“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优良传统，向身处困境的灾区同胞伸出援助之手，帮助灾区人民渡过难关。
5月18日是星期日，距四川省汶川“5.12”地震第6天，县红十字会携手县移动公司在天讯手机广场联合举行了抗震募捐活动。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们发扬不怕累、不怕苦的精神，不停地用喇叭、用嗓门进行着募捐宣传，用自己的真诚感染着过往的路人。过往行人市民也因此表现出来极大爱心，聚集到红十字会募捐箱前，纷纷慷慨解囊，为灾区人民献上一份爱心，活动当日共收到群众捐款7660．55元。5月21日，是全国哀悼日第三天，县红十字会和县鸿运公交公司的全体职工及一些过往群众主动集中到县文化艺术中心门前举行为地震遇难同胞默哀仪式。下午14时28分，当市区内近100名公交人员异口同声地说出“请默哀”这句话后，汽车呜笛声顿起，全体人员统一低下头，向灾区受难的同胞们表示深切哀悼，向四川大地震死难的同胞默哀三分钟。5月22日上午，县信用社举行乔迁办公楼仪式，县委常委侯玉芳、县人民政府陈副县长出席了活动，并动员出席活动人员为地震灾区捐款，在两位领导的带头捐款下，参加活动的其它人员也积极踊跃捐款。据统计，在此次乔迁仪式上共收到农村信用社向四川灾区捐款总计6500元。5月25日中午，县红十字会联合蓓蕾艺术中心举办了《献爱心·慈善募捐庆贺六一》赈灾义演活动。演出在手语舞蹈“让世界充满爱”大型主题曲中拉开序幕，以“抗震救灾、献爱心”为中心。赈灾义演现场气氛异常激动人心，众多市民积极参与，踊跃为四川受灾地区捐款。一位位市民、小朋友们把100元、50元、10元投入了捐款箱，许许多多的孩子都拿出自己的零花钱纷纷捐献，没有留下一句话。在一个半小时的义演时间里，共筹集到社会爱心人士、现场观众捐款5260.9元。
地震无情人有情，面对严重的自然灾害，面对灾区危难之中的同胞，在全县各族群众的支援下，我会共收到汇集全县各族人民爱心款共计565828.45元，为援助地震灾区人民抗震救灾、重建家园做出了积极贡献。这是我会历年募集款最多的一次，在开展募捐工作中，我会一方面接受审计部门的审计。同时，还通过电视、网站等新闻媒体及时向社会公布募捐情况，接受社会的监督。到目前为止，我会募捐款已按地区要求全部上缴到县财政捐款账户，经审计部门多次审计，红十字会捐赠资金专款专用、管理到位。
二、大力开展“红十字博爱送温暖”活动，提升红十字会的
社会影响力为了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努力为生活
困难的群众排忧解难，根据地区红十字会文件精神，我会积极准备，于5月8日在政府陈副县长的带领下，对镇博斯坦社区、库木巴格社区10户贫困户和塔木托拉克乡20户贫困户进行了慰问，为他们送去了60袋面粉、60双球鞋等生活用品。这次活动的开展，充分体现了“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受到广大群众的好评。
三、强化红十字宣传工作
宣传工作是红十字会外树形象，增加工作主动性，扩大自身的知名度和社会影响力的重要手段。我会十分重视人道传播工作的开展，重点从以下几方面开展宣传工作：利用信息、电视台、电台等传播途径带动宣传；抓住大事和重要节日，以活动促宣传，以宣传促工作。如在“5·8”世界红十字日宣传周和世界献血日之际，我会都组织人员在街头设立宣传咨询点，分发宣传单、张贴宣传画、横幅标语，向过往群众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及捐献造血干细胞科普知识；组织红十字青少年学习红十字性质、宗旨、任务、《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红十字标志使用办法》，传播红十字运动基本知识及活动，在青少年中开展人道主义思想教育。我会宣传工作贴近群众，得到群众的理解、支持与参与，今年已有一些市民前来了解捐献造血干细胞事宜，有的市民还报名捐献造血干细胞。
四、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主要表现在：
1、资金紧缺，致使许多想开展 的工作，因受资金限制无力开展；
2、没有交通工具，给工作带来很多不便；
3、专职工作人员太少，影响工作进展；
4、理事的作用没有发挥出来；
5、救助能力与弱势群体的救助需求还相差甚远。以上问题希望能够进一步得到县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力争在今后的工作中能逐步得到解决，为开创我县红十字事业的新局面打好基础。
县红十字会工作计划
1、继续广泛深入宣传、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办法》，拓宽宣传领域，提高宣传效果。充分发挥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的作用，定期播放相关法律法规和红十字会基本知识，大力宣传和报道红十字会的人道主义救助活动，增强红十字会的吸引力，提高红十字会的社会地位,使更多的人了解红十字会、支持红十字会，为发展红十字事业发挥积极作用。
2、继续贯彻落实《中国红十字会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救助规则》，落实救灾预案，提高我县红十字会对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的应急能力，发挥政府人道主义事务方面的助手作用。
3、在各乡、镇、场成立红十字会基层组织。
4、积极开展社区红十字服务活动，把红十字会救灾、救护、救助工作融入社区建设之中，提高人民群众生活质量和文明程度，促进社区精神文明建设。
5、注重对学生进行人道、博爱、奉献精神的教育，发挥县学校红十字工作委员会的作用，在青少年中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对社会有益的活动，如知识讲座、开展社会服务，提高青少年思想道德修养。
6、推动无偿献血和预防艾滋病活动，做好无偿献血的宣传工作，参与预防艾滋病、关爱艾滋病病人和感染者活动。
红十字会审计报告篇9
>> “点亮心灵花园”慈善晚宴隆重举行 中韩慈善晚宴 2009“增爱之夜”慈善晚会将于十月举行等 “巴比”晚宴引爆慈善话题 姚明的慈善晚宴等 托斯卡纳酒庄庆祝马年限量版年份红酒，举行首场周年慈善晚宴 VINEXPO 即将于香港举行 一场慈善拍卖晚宴 别有风味的慈善晚宴 完美慈善晚宴耀动山城 Chrome OS将于2010年年底 海南神州半岛将于年底盛大开业 快舟火箭将于年底完成首个商业发射 网络购物条例或将于明年出台 征途更名巨人或年底赴美上市 年底反攻号角或已吹响 娱乐化的慈善晚宴同样值得国人思考 “巴比慈善晚宴”后面的中国富豪 我所经历的巴菲特与盖茨慈善晚宴 上海仁德基金会2013 感恩慈善晚宴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中国 > 医学 > 慈善晚宴或将于年底举行 慈善晚宴或将于年底举行 杂志之家、写作服务和杂志订阅支持对公帐户付款！安全又可靠！ document.write("作者： 杨蓓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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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筱赟：准备实名向国家审计署举报
继民政部指名要求嫣然基金“信息完全公开”后，这场旷日持久的“慈善保卫战”出现新逆转。知名公益人士分别就嫣然医院所有者、5300多万元善款去向等问题进行激辩，红十字总会亦已委托第三方会计师事务所进驻红基会，对红基会拨付嫣然天使基金的5000多万元进行专项审计核查——这场注定将改变中国慈善现状的战役越发朝着明朗化方向发展，但爆料者周筱赟仍向记者表示，不信任红十字会的调查结果，准备向国家审计署写信实名举报，要求审计署介入调查。
“我拿到嫣然医院的2013年度工作报告，”周筱赟向记者展示文件，“2013年完成唇腭裂手术697例（救助545例，自费152例），按嫣然提供的人均手术成本4000多元，去年医院在唇腭裂救助这一块只花费了200多万元。”
但记者发现，工作报告中载有“嫣然之旅”、义诊等活动信息，加之李亚鹏提及的“序列治疗”概念，花费应远不止200万。周筱赟对此表示，“那就请公开完整的财务报表，让大家看看钱怎么花的。”他指出手中的工作报告“不完整”——“我查到《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嫣然医院必须年检，年检须提供年度工作报告。而审计报告是年度工作报告的一部分，这份报告中没有涉及审计方面。”
周同时表示，自己与李亚鹏“死磕”，实际是希望通过此事让两会代表提出提案议案，尽快立法确定公益组织的强制财务公开制度。“我从公益人士那里获知，民政部已下发新的公益组织年检规范，今年出现很多新要求，如区分公益捐赠和非公益捐赠，严查关联交易等—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我的影响。”周兴奋地说。 “将对捐赠人进行毫无保留的信息公开”
嫣然基金：希望媒体及公众对“爆料”进行理性解读
与周筱赟式的兴奋不同，处于官方与民间双重压力之下的嫣然天使基金，行事相当低调，除在微博表示静候第三方审计结果外，绝少对外发声。而此前盛传的“嫣然慈善晚宴将停办”传闻，亦未有人回应。本刊记者经过多番努力，取得嫣然官方对于多个关键问题的独家解答。
嫣然官方对记者表示，近期的系列事件对基金正常工作造成了极大影响，“一方面我们要接受来自民政部、上级主管单位等一轮轮沟通和审查，另一方面，还要不断与捐赠人及企业沟通，这导致我们年初正常工作的滞后。”但嫣然亦强调，基金及医院的工作人员心态依旧积极，“正在准备接下来的教育及艺术项目，医院也在积极筹备国际最高医学标准的JCI认证的相关工作。”
面对公众最关心的“第三方调查结果何时出炉”，嫣然官方解释道，审计工作即将完成，“我们比任何人都期待结果的公布”。公布程度仍以相关法律法规为准，但“对于捐赠人，可以毫无保留地公布相关信息”。嫣然同时表示，作为中国红基会下设的专项基金，嫣然天使的信息披露始终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
周筱赟的“死磕”为嫣然与李亚鹏造成了不小的困扰，嫣然官方表示，无法阻止周的“爆料”，但希望媒体及公众可以进行理性解读。同时，作为一个没有独立法人主体资格的公益机构，嫣然希望主管单位能尽快对外公布调查报告，“不放弃利用法律武器来捍卫自己的权利。” 南都娱乐*嫣然天使基金
Q：面对种种质疑，嫣然会不会以“裸晒”来证清白？
A：首先，嫣然的信息披露及程度符合国家相关规定，如果公众质疑法律法规的透明度那我们应该与相关政府部门探讨制度的修订，而不应让嫣然基金承受不合理的指责。其次，我们对捐赠人愿意最大化的信息公开，当然，未来公益及舆论环境更为健康时，我们愿意率先公布更多信息。
Q：事件对嫣然的公信力造成影响，将采取什么措施进行补救或重塑？
A：嫣然帮助儿童的信念和使命从未改变，在我们的努力下，更多人开始关注中国的儿童出生缺陷现状，及儿童医疗服务事业的发展。嫣然将继续采用实践和研究相结合的工作模式，并在中国公益领域中探索最有效的运营模式。然而，我们也看到公益慈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在公众中普及较低的现实，愿意将此次嫣然所受的伤害作为一个案例，借此加强公众对公益相关法律法规的知识普及。
红十字会审计报告篇10
法定代表人薛爱田，经理。
委托人吴格、龙宇飞，福州闽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曾华燕，男，1952年8月22日出生，汉族，
住福建省长乐市古槐镇感恩村新街67号。
委托人张铨钦，福州福民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福州市市政工程公司因建筑、修缮工程合同欠款纠纷一案，不服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1997）台初字第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薛爱田及其委托人吴格、龙宇飞，被上诉人曾华燕及其委托人张铨钦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原告曾华燕与被告市政公司之间有长期的建筑、修缮工程业务往来。1993年前，原告曾华燕均以长乐古槐建筑工程公司名义承接被告市政公司的建筑、修缮工程项目。原告承建的每项工程竣工后均由被告市政公司基建科有关人员验收审核完毕并将工程决算单报送公司财务科。经财务科审核后重新书写一份修缮清单交给原告，累计工程项目15个，金额168657元。1994年1月25日，原告曾华燕根据被告市政公司财务科开具的清单从其挂靠单位福州市红光建筑工程队开出发票，并要求被告付款，适逢被告领导班子更换，虽然有关人员在发票背面签名，但原法定代表人未签署意见，致使原告未能领到工程款。此后，原告多次找有关人员及被告方现任经理追讨，被告方均以前任未移交、帐面上未挂帐为由拒付，双方引起纠纷，原告诉至本院。
原审法院认为，原、被告双方口头达成的建筑、修缮工程合同，原告已履行自己的义务，应认定为有效的民事法律行为。被告方财务人员依据决算单重新列出的工程项目、金额交给原告，应认定为原告已完成工程项目，被告理应支付工程款。被告方法定代表人的更换不影响合同的履行，现被告方以领导交接时未移交，帐上也无此项挂帐为由拒付是不对的。为此，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依法予以支持，被告应按清单和发票所开具金额将所欠工程款168657元，付还给原告，并承担自1994年1月25日起至还清欠款之日止期间的利息。被告提出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与事实不符，不予采纳。判决：被告市政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欠款168657元付给原告曾华燕并支付延期付款期间的利息（利息以欠款金额日万分之四计付，从1994年1月25日
起计至本判决规定的还款之日止）。
上诉人诉称：1、原审法院对被上诉人究竟是挂靠长乐古槐建筑工程公司，还是福州市红光建筑队认定不清；且被上诉人以其个人名义提起诉讼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3条的规定；2、被上诉人提供的修缮清单（复印件）和发票不足以支持其主张，原审法院收集的证人证言也不能支持被上诉人的主张；3、从被上诉人开出发票的1994年1月25日起算，被上诉人的起诉已逾诉讼时效。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起诉。
被上诉人辩称：1、在与上诉人的长期业务往来中，被上诉人确是挂靠长乐古槐建筑工程公司，但由于本案所涉及的建筑、修缮工程较小，为减少挂靠费用，才改为挂靠福州红光建筑工程队；2、上诉人有关人员在发票上签字的事实和原审法院收集的证人证言，既证明了上诉人结欠被上诉人168657元工程款的事实，又证明了被上诉人数年来不间断找上诉人交涉，时效已中断的事实。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
本院另查明，被上诉人所持有的修缮清单系复印件，原件已丢失，但该修缮清单复印件经上诉人原会计林丽玲辨认，确认系其所书，并证明该修缮清单是为了结算工程款而根据十几份决算单制作的；被上诉人所持有的发票上有当时上诉人分管、经办基建工作的有关人员签字。其中上诉人基建科干部陈亦正在接受原审法院的调查时还证明被上诉人多年来都在向上诉人追讨本案讼争工程款。
本院还查明，福州市红光建筑工程队已出具证明，确认被上诉人承接上诉人的修缮工程期间挂靠在该工程队。
本院认为，被上诉人提交的修缮清单虽系复印件，但其与发票和原审法院收集的证人证言可以互相印证，根据这些证据可以认定被上诉人已完成了修缮清单上所记录的修缮工作，且数年来不断向上诉人追讨讼争工程款。被上诉人的挂靠问题不能成为上诉人拒付工程款的理由。因此，上诉人应当将所欠的168657元工程款给付被上诉人，并支付利息。上诉人提出本案已逾诉讼时效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予以驳回。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