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行政方法的利弊十篇

简述行政方法的利弊篇1

[论文摘要] 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的主观方面为明知，表现为徇私动机——谋取个人利益之目的——放纵犯罪结果的过程；客观上表现为舞弊——违法行政，进而实施不移交行为。

依据刑法第402条规定，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是指，行政执法人员徇私情、私利，隐瞒情况，弄虚作假，对依法应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刑事案件，不移交司法机关处理，情节严重的行为。这是1997年新刑法增加的一个罪名，为更好的理解和适用该罪，最高人民检察院于1998年8月6日了《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为司法机关处理此类案件提供了具体操作指南；2001年 7月4日，国务院公布了《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使司法实践中查处和认定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的案件有了一个配套的行政法规。众多学者从犯罪构成理论的角度对该罪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处理此类案件时依然存在诸多疑问。因此，本文试图从主客观相统一原则理论出发，对这类案件的若干问题作探讨，以期有利于此类案件的审理。

一、“徇私”和“舞弊”犯罪构成地位分析

从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的罪状看，“徇私”无疑属于该罪的必要构成要件。但是，对于徇私属于犯罪的主观要件还是客观要件有不同认识。有学者认为徇私是客观方面要件，构成本罪不仅要有舞弊行为，还要有徇私行为。笔者认为，徇私应当属于该罪的主观要件。而且从规定上看，属于其犯罪动机。如果行政执法人员不是出于“徇私”的动机就不构成该罪。这是基于两方面的考虑：首先，从犯罪动机和犯罪目的关系中。犯罪动机指刺激犯罪人实施犯罪行为以达到犯罪目的的内心冲动或者内心起因。而犯罪目的则是犯罪人通过犯罪达到危害社会结果的心理态度，是犯罪结果在犯罪人主观上的反映。犯罪动机是表明行为人为什么要犯罪的内心起因，是推动实施犯罪的基础和动力，它对决定犯罪行为的性质具有重要意义。犯罪目的具有直观性和表面性，指向外在的具体犯罪对象和客体。在本罪中，行政执法人员之所以不移交刑事案件源自于谋取某非法利益，而徇私正是推动了该目的形成。从司法解释中也可以看出，徇私属于该罪的犯罪动机。其次，从最高人民检察院1996年5月《关于办理徇私舞弊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看出，徇私是指贪图钱财，袒护朋友、泄愤报复或者其它私情私利。尽管该司法解释是针对的是1979年刑法，但是，该罪亦属于此类渎职犯罪，所以徇私应当属于犯罪动机。根据199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的 《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规定，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为谋取本单位私利而不移交刑事案件，情节严重的，应予立案，很明显，此处是将徇私作为犯罪主观要件规定的。“徇私”属于该罪的犯罪动机，为达到牟取非法利益目的而不移交应由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刑事案件。此外，如果把徇私理解为客观行为明显与刑法主观要件理论不符合。刑法并不要求徇私必须外化为一系列的行为，而司法实践中要查出这些徇私行为也是很难办到的。

“舞弊”属于犯罪的客观要件学者间并无争议。本罪危害行为是一种复合性质，即行政执法人员实施了“舞弊”和不移交两个连续的行为。牵连式复合行为的诸要素行为之间存在着手段与目的的牵连关系，前一行为是后一行为的实施手段，后一行为直接导致行为人所追求的结果不同。一般而言，牵连式复合行为侵犯的犯罪客体都是复杂客体表现为手段行为侵害一种法益，目的行为又接着侵害另一种法益。[3]P19-22在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中，行政执法人员舞弊行为侵犯了行政法规，亵渎了行政执法权。不移交刑事案件行为则侵犯了司法机关追究犯罪人刑事责任的专属权，破坏了司法机关的正常司法活动。舞弊是手段行为，不移交是目的行为，二者具有内在的牵连联系，不移交是整个客观行为的核心。

二、行政执法人员不移交刑事案件主观过程分析

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的主观方面是直接故意，具有徇私舞弊的犯罪动机，在该动机的推动下形成了某种犯罪目的，进而实施了不移交刑事案件的行为，即表现为徇私动机——谋取个人利益之目的——放纵犯罪结果的过程，属于典型的明知故犯型。

首先，我们分析一下行政执法工作人员的“徇私”犯罪动机。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的 《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规定：徇私是指“徇私情、私利”。具体表现就是行政执法人员贪赃受贿，泄愤报复，亲友私情等，私利不仅包括财产性利益和非财产性利益，还包括人情关系。从证据角度看，徇私的证据就是证明行为人不移交的内心起因乃是私利驱动的证据。例如，证明行为人与利益关系人之间存在的财务、名誉、地位等利益关系的证据以及牟取、请托、承诺等徇私行为证据。徇情指行政执法人员为了个人情义而不履行职责放纵犯罪分子的行为。徇情的证据要证明行为人与情义关系人之间客观存在的亲情、友情、乡情、恋情、奸情等情义关系证据以及请托、承诺等徇情行为证据。徇私是不移交刑事案件动机之所在。不具有这一特定的主观动机就不构成此罪。在司法实践中，徇私的内容有徇个人之私与徇小团体利益之私。对于徇个人之私可以构成此类罪大家的意见是一致的，但是对徇小团体之私是否构成本罪有两种不同的意见。[4]我们认为，此类案件的徇私应当包括徇个人之私与徇小团体之私。道理很简单，徇个人之私对社会法益造成的损害与徇小团体私造成的损害是一样大的。如果仅仅依据二者在犯罪动机上的差别就否定后者的犯罪事实，刑法的价值何在？其二，在实践中，行政执法机关为了小团体利益徇私舞弊的情况是再普通不过的，其三，小团体向对于国家而言属于“私”，徇私内涵当然可以作此解释。因而，徇私舞弊中的徇私应当包括徇个人之私和徇小团体之私两种情形。

其次在本罪中，至于行为人是否切实谋取到利益则不影响该罪的成立。徇私的动机表明行政执法人员要进而实施不移交刑事案件的行为，而实施该行为的目的就是为了放纵犯罪分子，使其逃脱刑事制裁。

最后，依据刑法规定，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的主观心理发展是动机——目的——结果这样一个过程。而这一过程的表现就是明知。刑法中的“明知”有总则的明知和分则中的明知，总则的明知是故意的一般构成要素，分则的明知是某一犯罪故意的特定构成要素；前者指对犯罪行为结果的一般情况的明知，它不规定特定的明知对象，称之为一般性明知。后者明确规定特定的明知对象，以犯罪人明知某种情况作为构成要件，称之为特定性明知。因而，对此应当结合总则和分则的规定，进行一定的协调。应当注意，无论是总则的明知还是分则的明知都是一种对现实的认识，即行为人已经知道某种事实的存在或者可能存在。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犯罪主体对行为引起的危害结果的明知，是构成此类犯罪的前提条件。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的犯罪属于特定性明知，即行政执法人员明知正在处理的案件已经不是普通的行政案件；正在查处的当事人已经不是普通的行政相对人而是违反行政法规、涉嫌犯罪的人；而且，这些人构成什么罪，罪重罪轻，执法人员也能明确的认识。正是这一特征，才表明此罪的“明知故犯”特点。

三、行政执法人员不移交刑事案件客观表现

在上述中，我们探讨了该罪主观方面。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主观是来源于客观又见之于客观的东西，认定主观心理状态，必须通过客观事实来反映。正如列宁所言：“我们应该按哪些标志来判断真实的个人的真实思想和情感呢？显然这样的标志只能有一个，就是这些个人的活动。”徇私隐藏在行为人内心深处，徇私是通过犯罪目的进而通过一系列的客观行为表现的。

由于学者们对“不移交”探讨颇为详细，笔者拟对“舞弊”作探讨。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的 《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规定：舞弊指主客观相统一原则是我国刑法在理论上和实践中所坚持的原则。只有在主观和客观方面统一起来才能对行为人定罪。在此类罪中，行政执法人员违法不移交刑事案件在客观方面的表现主要指，伪造材料、隐瞒情况、弄虚作假等行为。具体而言主要是指行政执法人员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实施了以下行为：

第一，依据《行政处罚法》第15条规定，“行政处罚由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在法定职权范围内实施”。但是在实践中，某些行政执法人员为了徇私舞弊达到放纵犯罪人的目的，违反规定，行使不属于自己的法定职权，放纵犯罪人。例如，查处伪劣商品属于工商行政部门的职责，并不属于公安机关职责。但是，如果公安机关在其“主动”查处的伪劣商品案件中，发现当事人已经涉嫌犯罪，可是，徇私舞弊不移交伪劣商品犯罪就可以构成此类犯罪。这是一种违反职责越权徇私舞弊放纵犯罪分子的行为。

第二，《行政处罚法》第20条规定，“行政处罚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管辖。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第21条规定，“对管辖发生争议的，报请共同的上级行政机关制定管辖”。第22条规定，“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必须将案件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如果行政执法人员违法《行政处罚法》对管辖的规定，徇私将不属于自己管辖的案件违法自己管辖，放纵犯罪分子，就构成该类犯罪，

第三，行政执法人员违反《行政处罚法》的一些程序性规定。首先，在处理案件时，《行政处罚法》规定了简易程序和一般程序。每一种程序都有自己的适用条件，应当严格遵守不得违反。如行政执法人员违反规定，将本应该适用一般程序处理的重大复杂的行政违法案件甚至是涉及犯罪的案件适用简易程序处理，只是作罚款或者警告处理，就是一种徇私舞弊放纵犯罪分子的行为。其次，违反《行政处罚法》第37条规定，行政执法人员徇私舞弊，私自调查或者检查；在收集证据时销毁转移证据的行为；行政执法人员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应当回避而不回避。上述行为都是行政执法人员徇私舞弊不移交放纵犯罪分子的客观方面的表现。再次，在处理行政处罚调查结果时，行政执法人员或者行政机关负责人违反第38条规定，有应受行政处罚的违法行为而不处罚；或者对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没有集体讨论，私自做出处理决定，从而放纵了犯罪分子。最后，在行政处罚的执行过程中，行政执法人员违反第46条规定的做出处罚的机关应当与收缴罚款机构分离的原则，徇私舞弊，自行收缴罚款，放纵犯罪人或者对不应当当场收缴罚款的案件改为当场收缴罚款的行为。

上述行为是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犯罪的客观方面的表现，这些行为是与该罪的主观方面相一致的。判断行政执法人员是否构成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应当结合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综合做出判断。

[参考文献]

[1]转引自李保唐等.认定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发在内若干问题研究(J).中国刑事法杂志.2003，(1).

[2]赵秉志.刑法新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简述行政方法的利弊篇2

1.舞弊的定义。我国《独立审计准则第1141号――财务报表审计中对舞弊的考虑》对舞弊定义为:“财务报表的错报可能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舞弊和错误的区别在于,导致财务报表发生错报的行为是故意行为还是非故意行为。舞弊是指被审计单位的管理层、治理层、员工或第三方使用欺骗手段获取不当或非法利益的故意行为。舞弊是一个宽泛的法律概念,但准则并不要求注册会计师对舞弊是否已经发生做出法律意义上的判定,只要求关注导致财务报表发生重大错报的舞弊。”

2.财务报表舞弊的概念。关于财务报表舞弊的定义,也是有多种多样的。在我国财务报表舞弊是指会计主体为实现其主观目的,违背会计制度、会计准则及相关财务会计法律法规而故意编制虚假财务报表的行为,亦为会计信息的虚假陈述。

3.财务报表舞弊的类型。(1)虚报盈亏,偷逃税款。一些单位为了达到一些不法目的,随意调整报表金额,人为地加大资产,虚增利润;另外,还有些企业刻意增加成本费用,削减所得的利润,目的就是想少缴纳税款。还有些企业向财政部门上交的报表是亏损的账,目的是为了获得财政补贴和其他优惠政策;向银行提交的报表是盈利的账,目的是表现出其优良的财务状况,欺骗银行贷款。(2)各个报表之间不相符。按照有关的规定,企业向外界公布的报表之间必定要存在必然的联系。如资产负债表中的未分配利润和利润分配表中的未分配利润是相同的。举个简单的例子:某一个企业在最近几年里没有长期和短期的投资,即长期和短期投资都为零,但在损益表的“投资收益”项目已录得5000000元,检查后发现该企业的投资来源是一笔销售业务,而企业为了躲避营业税,将此项收入记入到投资收益科目,使得表表不相符。

二、财务报表舞弊的手段

1.资产负债表的舞弊。一些企业的领导或者职工利用他们在自身职位上的便利之处,为了不法套取现金而开出空白发票。假若是审计人员审查出财务报表中所记载的费用额十分庞大,那么就必须要向企业取得相对应的凭证和发票等,然后对照别的报表,检查下是否有那么报表就可能存在问题。

2.利润表的舞弊。一些项目,尤其是服务项目或劳务项目,一般是所有或者大部分的款项先赋予提供者,在未来的一段期间中提供劳务和服务。但是有的企业却在收到款项的时候马上确定为收入,不看将来是不是仍然会提供服务。

还有的企业提前确认收入的舞弊行为是编造生产记录、发运记录和发票等,粉饰他们的舞弊作假行为。还有一种方式是企业用委托代销方式销售商品时,委托方应该在受托方把商品销售并且受到开出的销售清单时才能够确认收入,但是有些企业却提前确认收入。

三、财务报表舞弊的危害

1.危害市场经济秩序。企业对财务报表的舞弊粉饰企业实际的运营情况,误导大部分投资者或者是国家对该企业的经济业绩判断。进而危害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

2.危害广大投资者。社会上的广大投资者大多是对企业的财务报表进行分析评估,从而了解到企业的运营情况,对将来企业支付股利的能力有所掌握,在对企业的整体情况有所了解之后,才决定是否对该企业进行投资。而如果企业对财务报表进行舞弊,而一般的投资者是难以发觉的,这会骗取投资者对企业的信任,导致投资者的损失

3.危害会计人员本身。企业的会计人员对财务报表进行舞弊这一问题会使得社会对会计界的人员失去信任,导致社会各界对会计界有所质疑,这对会计界的发展的是一个极奇负面的影响。甚至有可能导致会计人员本身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影响会计人员的一生。

四、财务报表舞弊的审计对策

1.开展诚信教育。其实对于很多的财务报表舞弊主要的原因不是因为审计人员的审计能力[:请记住我站域名/]方面的问题,大部分是关于他们自身的素质修养,职业道德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对审计人员、企业管理层、注册会计师等有与财务有联系的人员都应该加强诚信教育。

2.完善注册会计师制度。我们应该为注册会计师审计提供一个可以独立审计的环境,不仅是要在形式上独立,而且要在实质上独立,不能让外界人员影响到注册会计师的审计意见。

简述行政方法的利弊篇3

关键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路径选择

从目前情况分析，人社行政审批改革制度整体状况并不理想，作为政府不可或缺的职能部门，在对其进行审批制度改革过程中需要考虑到多方面的因素，不仅要做好放管服务工作，而且还需要优化自身的职能，将群众与市场需求作为参考因素，将改革的各项要求落实到具体工作中，以保障民生与服务效果，维护各项工作落实的有效性。文章分析了当前人社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存在的弊端，然后提出更完善的改革发展路径。

一、改革形势分析

从目前形势来看，人社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已经得到全面的推广，并且获得了相对较好的应用效果，然而要想促使行政审批改革能够取得良好的效果，必须要优化行政管理制度，这不仅对政府职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强化他们自身功能建设，提升政府公信力，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需求。而改革的核心在于优化政府职能，逐步向良好环境迈进，给予优质服务内容，维护社会公平。从长远角度分析，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从某种层面来说是简政放权突破口，相较于其他改革形式，上述改革内容突显出自身的优势性，这其中比较明显的就是推进快、见效快等特点。所以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势在必行的，在行政管理上发挥带头先锋作用。

现阶段来看，我国经济发展进入到全新的阶段，不仅速度变化快，而且结构优化、动力转化等特点，经济增长速度飞快，经济水平也由此得以提升。大众创业已经成为一种趋势，且万众创新是未来发展的主旋律。正因为上述发展现状，则必须进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为创新创业给予良好的空间与机遇，搭建创业平台，达到创新动能效果，释放发展活力。

二、人社审批制度改革存在的弊端

（一）审批项目清理问题

虽然人社审批制度改革推行取得了显著效果，但是不可避免的会显现出弊端，这其中表现最为明显的是审批项目清理问题，行政许可内容表现出重叠，针对人资与社保部门而言，是由两个部门重叠而成的，由于部门分割，人资市场分为两个部分，分别是劳动与人才市场。为了达到完善的市场规范管理效果，两个部门分别出台了相关的管理规章制度。从目前情况分析，劳动与人力市场融为一体，但是相关重叠的机构难以做到有效区分，这对于人资市场发展而言是非常不利的因素，促使市场配置资源难以发挥作用。

（二）项目取消与下放衔接问题

行政审批项目，在对其下放过程中，当地部门相关规定，与上级规定存在差异性时，两个人社部门未能进行很好的衔接，这也直接影响到审批项目下放存在一定的弊端，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不平衡、不协调、不统一。从上述状况分析来看，地方人社部门与上级人社部门之间的不协调性导致相关项目审批存在一定的弊端，改革步调存在差异性，导致各自为政的局面。

（三）审批程序和行政之间不融洽

在10多年之前，《行政许可法》出台了相关规定，即集中办理行政许可，从而对行政机关应该落实的政策。然而从实际情况可知，上述政策并没有得到有效的落实，依然存在很多管理上的漏洞，业务机构受理存在弊端，完全没有实现集中管理，虽然部分机构设置办理窗口，但是并未真正发挥作用性，针对提交上来的资料，基本上都没有经过严格深审核，而且对于缺失哪些材料并没有给予明确的规定，不能进行受理通知单的办理，受理审核功能难以真正发挥作用。除此之外，网上审批形式的逐步推广加速了办理效率与智能，但是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出现了极为不符的形式主义，从而导致网上审批形式难以真正发挥功能性。

三、优化人社审批制度改革路径创新

（一）清理行政审批路径

针对上述存在的人社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问题必须予以有效的解决对策，首先，需要从整体角度清理行政审批相关内容，依据《行政许可法》，对行政许可项目设置全面落实，对于人社部门涉及到的法律规章制度，进行全面清理，并且对各项主体因素列明，其中因素包含行政许可名称、许可对象、实施主体及依据等等，而对于审批存在的交叉现象，或是比较接近职业介绍许可，还有人才中介服务许可，都需要予以推进修法进程，然后修订相关法律法规，合并行政许可。与此同时，还应该依据商事制度改革，由此针对涉及到的行政许可进行分类，具体来说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分别是前置、后置许可。而对于各个地区来说，需要加快地方规章制度修改，做出适当调整，从而促使人社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能取得良好的应用效果。

简述行政方法的利弊篇4

一、新ISA240简要介绍

新ISA240首先区分了舞弊和错误，并描述了与审计师有关的两种类型的舞弊-产生于非法挪用资产的错报和产生于欺诈财务报告的错报，描述了被审计单位的董事和管理当局对防止和发现舞弊各自应承担的责任，描述了舞弊审计中的固有局限，并阐述了审计师发现因舞弊导致的重大错报的责任。

新ISA240着重强调了职业怀疑，要求审计师要抱着职业怀疑的态度去发现因舞弊导致重大错报的可能性，尽管审计师凭过去的经验认为被审计单位的管理当局和董事是诚实和正直的。

此外，新ISA240要求审计小组成员讨论被审计单位因舞弊导致重大错报的财务报表的敏感之处，并要求项目负责人考虑哪些将要和没参与讨论的审计人员进行沟通。要求审计人员：（1）实施审计程序来获取用于发现因舞弊导致的重大错报风险的信息；（2）在会计报表层次和认定层次识别和评估因舞弊导致的重大错报风险，并针对那些可能因舞弊导致重大错报的已评定风险，评价被审计单位相关内部控制的设计及相关控制活动，从而确定它们是否已经得到贯彻；（3）在财务报表层次，确定因舞弊导致的重大错报风险的总体审计程序，并考虑全体人员的任务和监督；考虑被审计单位使用的会计政策，并在选择将要实施的审计程序的性质、时间和范围时考虑不可预测的因素；（4）制定和实施针对管理当局逾越内部控制风险的审计程序；（5）确定针对已评定的因舞弊导致的重大错报风险的审计程序；（6）考虑已发现的错报是否是重大错报的迹象；（7）获得管理当局关于舞弊的书面声明；（8）和管理当局及董事沟通。

另外，新准则还提供与监管和执法等权力机构沟通的指南；提供了审计师遇到的因舞弊或可能的舞弊对其继续履行审计产生的异常情况如何进行处理的指南，并提出了审计师要建立工作底稿的要求。

新ISA240还多次强调，为了将审计风险降低到一个可接受的低水平，审计师在计划和实施审计中应考虑因舞弊导致财务报表重大错报的风险。

二、新ISA240的主要变化

和旧ISA240相比，新ISA240主要有以下八个方面的新变化：

第一，进一步提升了“职业怀疑”精神。

新ISA240指出，职业怀疑是一种对审计证据的怀疑和批判评价的态度。职业怀疑要求，尽管审计师凭过去的经验认为被审计单位管理当局和董事是诚实和正直的，但也要根据获得的信息和实施的审计程序来判断因舞弊导致的重大错报是否存在，并保持持续的怀疑。这和以往准则中“注册会计师既不能认为管理层不可靠，也不能认为完全可靠”的较为“中性”的看法有了很大改变，要求审计师在整个审计过程中都要保持职业怀疑精神。

第二，共享集体智慧的结晶，积累识别舞弊的经验。

为了增强审计师审计舞弊的意识及对舞弊的敏感性，改进其评估舞弊风险的过程，新ISA240特别强调审计小组成员在审计计划阶段要集中讨论因舞弊导致重大错报的财务报表的敏感之处，就他们认为被审计单位财务报表可能会怎样或最有可能在哪些方面舞弊、管理当局可能怎样欺诈以及被审计单位的资产如何被挪用等交换意见，并要求项目负责人考虑哪些问题要和没参与讨论的审计人员进行沟通。此外，重要的是，在计划阶段的最初讨论之后，审计小组成员在整个审计过程中，每隔一段时间要继续沟通和分享可能对评估因舞弊导致的重大错报风险或针对这些风险而实施的审计程序有影响的信息。

第三，规定了风险评估程序。

为了获取识别因舞弊导致的重大错报风险所需要的信息，新ISA240明确规定了风险评估程序：（1）询问了解管理当局的内部控制情况；（2）考虑舞弊因素是否已经存在；（3）在实施程序中，考虑异常的、不可预测的关系；（4）考虑可能有助于识别因舞弊导致的重大错报风险的其它因素。

第四，扩大了询问、了解的范围。

新ISA240要求，在了解被审计单位及包括内部控制在内的环境时，不仅要对管理当局和董事进行询问，并且还应该在适当时候，询问内部审计人员以及内、外部的其他有关人员，确定他们是否了解对企业有影响的舞弊行为。此时，审计师要运用职业判断来决定何时询问及询问什么。

第五，引入新概念“舞弊风险因素”，强调了解舞弊环境的重要性。

为使注册会计师充分了解可能发生舞弊的环境，新ISA240描述了舞弊普遍存在的三方面环境特征：动机/压力、机会、态度/企图使舞弊合理化。并明确地将易造成这些环境特征的一些事项或条件-获得额外贷款的要求、完成不切实际的利润目标就可兑现的巨额奖金的引诱、无效的控制环境等称作 “舞弊风险因素”。要求注册会计师关注舞弊风险因素，并考虑异常或意外交易及其它相关信息，以便综合评价舞弊风险因素。

第六，加强对因舞弊导致的重大错报风险的识别和评估，特别强调了收入确认中的舞弊风险。

新ISA240明确指出，在会计报表层次和交易类别、账户余额、披露等认定层次识别和评估重大错报风险时，审计师应利用职业判断识别因舞弊导致的重大错报风险。对于审计师来说，重要的是要了解管理当局已经设计和实施的用于预防和发现舞弊的控制措施，因为了解这些信息有助于审计师对因舞弊导致的财务报表重大错报风险进行评估。

此外，因欺诈财务报表导致的重大错报通常来自夸大收入或掩饰收入，所以新ISA240特别强调收入确认中的舞弊风险。指出审计师通常要假定收入确认中存在舞弊风险，考虑哪些类型的收入、收入事项和认定可能引起这些风险，并特别强调了那些与收入确认有关的舞弊导致的重大错报风险是重要风险。如果审计师没有对收入确认中的舞弊风险进行识别，则说明理由。

第七，规定了对因舞弊导致的重大错报风险的具体反应方式和做出反应的审计程序。

其具体反应方式主要包括：（1）加强职业怀疑，除了已经计划的特别程序外，还应考虑更多的事项；（2）在认定层次对已认定风险实施审计程序；（3）对管理当局逾越内部控制的舞弊导致的重大错报的已认定风险实施审计程序。其做出反应的审计程序主要包括：（1）改变审计程序的性质，调整实质性测试的时间，扩大实施审计程序的范围；（2）在存货实地盘点期间或盘点后检查被审计单位的存货记录，以发现需要特别注意的场所或项目；（3）评估经营估计、判断和假定的合理性。

第八，强调了对审计证据的评价。

新ISA240明确指出，审计师是基于实施的审计程序和获取的审计证据，在财务报表层次上评价重大错报风险。这一评价主要是审计人员的定性判断。通过审计证据的评价可能加深对因舞弊导致的重大错报风险的认识，并判断是否需要实施额外的或特别的审计程序。

这一评价一方面是对以往所获得审计证据的评价，另一方面要通过程序获得一些新的证据。尤其是，审计师应该考虑在审计工作结束或将近结束时实施分析程序，以便揭示先前没有发现的因舞弊导致的重大错报风险。

三、ISA240的新变化对我国舞弊审计的启示

第一，加快和修订我国舞弊审计准则的步伐，尽快与国际审计准则协调，为注册师审计舞弊财务报表建立更实用的标准和提供更详细的指南。

和新ISA240相比，我国《独立审计具体准则第8号-错误和舞弊》明显过于简练，缺乏审计舞弊财务报表的详细指南，致使审计人员在实施舞弊审计时没有详细的标准，造成审计效果不佳。为了提高舞弊审计效果和质量，尽快与国际审计准则协调，建议在以下方面对我国舞弊审计准则进行研究和修订：（1）进一步明确被审计单位的董事和管理当局各自对于预防和发现舞弊的责任；（2）进一步明确审计师对发现因舞弊导致重大错报的责任；（3）增加有关“职业怀疑”的规定；（4）增加有关“审计小组成员之间讨论”的规定；（5）规定风险评估程序，主要包括如何对管理当局的内部控制情况进行询问，通常要考虑哪些舞弊风险因素等；（6）规定如何对因舞弊导致的重大错报风险进行识别和评估；（7）规定对因舞弊导致的重大错报风险的具体反应方式和对因舞弊导致的重大错报风险做出反应的审计程序；（8）进一步明确如何对审计证据进行评价。

第二，强化我国注册会计师的职业怀疑精神，提高注册会计师的自身素质，严格遵守独立审计准则，从而提高舞弊审计质量。

为了提高舞弊审计质量，注册会计师在执业中要：（1）不断增强风险意识，始终保持职业怀疑精神。要客观评估所观察的情况及所搜集的证据，并对于任何潜在的负面指标或迹象保持应有的职业谨慎，以确定其是否导致财务报表重大不实表达。在审计过程中，“内查”与“外调”并重，积极利用专家工作，积极向有关政府及行业主管部门询证，深入了解被审计单位的生产、经营、财务情况，对行业内相关情况也要进行了解；（2）不断、探索舞弊审计的与技术， 提高职业判断能力；（3）充分认识实施独立审计准则的必要性，从多层面采取有效措施，标本兼治，以便在执业中实质地贯彻执行独立审计准则。

第三，审计师要尤为关注管理层舞弊行为，从而提高舞弊审计效果。

正如新ISA240所述，因为管理层能够通过逾越看来运行有效的内部控制，直接或间接操纵会计数据或呈报虚假财务报告，所以管理层处于舞弊的独特位置。通过美国安然、世通等粉饰业绩案件，日本雪印公司舞弊案件以及上市公司中“琼民源”、“红光实业”等财务欺诈案件的曝光，我们也发现管理层舞弊危害最大、后果最严重、也最难以察觉和防范。因此，注册会计师执行上市公司财务报表审计时，应特别关注管理层舞弊行为，在管理层具有操纵利润的压力、动力和机会时要尤其警惕。注册会计师可以通过侦查存货及固定资产有没有异常增加、侦察被审计单位的生产能力、侦察关联方交易等来判断有没有管理层舞弊的迹象。如果有了管理层舞弊的迹象，要实施和制定诸如测试会计分录、复核会计估计、了解异常的重大交易等的审计程序来识别管理层是否舞弊。

简述行政方法的利弊篇5

正方方案

为什么正方很酷？

你的天地

你可以决定说些什么和做些什么。一切都在你的控制之下。

你的陷阱

你可以为反方设置陷阱，隐藏起你对他们论点的疑问，引诱他们使用较为软弱的论点。做为正方的辩论有着很大的空间让辩手学习以及培养传播策略。

你的辩护

你可以决定你代表什么或倡导什么。你有机会在公共论坛中提出自己的改革建议，并接受别人的辩难和检验。在未来的岁月中，学会站起来提出自己的主张是很重要的，现在是你接受这种训练的时候了。

选择一个正方方案

许多辩论的初学者被动的“采用”一个正方方案。那是一个不错的开始，但是你总是要学会提出自己的正方方案。即使你是被动“采用”一个方案，你也可以将它稍加改变，重新措辞，使它变成你自己的方案。当你决定开始提出自己的正方方案时，这里有一些东西是你所必须记住的。

理论功底

你需要一些有力的证据。在你的方案中最好引述一些与辩题相关的专著或是论文，这样你可以学习如何安排材料和数据来达成你的目的。如果感到思路太多，理不出头绪，不必担心，你表明你所掌握的理论比对手多得多。

论文应有所倾向

如果有对你方案不利的证据存在，不要害怕，这个世界上并没有完美的的思路。有些证据对双方而言都是有力的，你可以利用那些对你方案有力方面，这些证据也能够帮助你预测出反方可能会采用的论点。你可以强调大多数的专家都是支持你一方观点的。

你的辩护：更好、更深、更少矛盾

恰当的选择一个自己能够游刃有余的方案区域能够帮助你在辩论中做的更好。你会更有兴趣学习相关知识，这使得你的查找和准备工作变得更为容易。你的正方方案如果和你的信念与价值一致的话，会使你在辩论中不自我矛盾。

对反方的预测

成功预测到反方的计划，对于你的正方方案克敌制胜起着重要的作用。如果你发现反方的证据很少，反方可能会反复提相同的东西来反对你的方案，这对你很有利，因为你可以在较小的范围内反驳反方论点。

避免流行论点，或者反转流行观点

在许多辩题中，反方的论点是非常显而易见的，且传播的很广。这时候应该确定反方的这一论点属于哪一派的流行观点，然后在设计本方的应对方案，将这一论点反转为自己所用。缺乏想象力的辩手每次都会反复使用同样派别的流行观点，因此掌握这一点能够帮助你打败这些辩手。

有声望的区域方案的影响

对于最常见的方案，反方越准备充分。因此，你最好不要使用你所在区域最常见的方案。如果你的方案与众不同，反方就不能够做到事先准备，不得不仓促上阵。

准备

准备一个正方的方案需要查询所有相关的资料，然后将你所查到的资料和你的思路结合起来。查询的技能是你在辩论中所能学到的最重要的能力之一。这是一个信息时代，能够获得信息就意味着金钱。现在就开始学习查询资料吧，今后你会从中发现财富的。

查询：略读能查阅到的文献资料

到图书馆去开始查询工作。在这里略读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你不需要从头到尾的阅读你所查找到的资料。你需要通过略读大致了解图书馆里有些什么，并选择出最好的材料进行细读。使用本书中的查询指南。确定你查找了所有种类的相关主题文献资料，包括相关领域的书籍、专业期刊，政府文件、网站、普通期刊以及报纸和一些特别团体发行的印刷品。

怎样阅读：略读程序

一旦你获得一堆材料，把他们整理出来，然后从其中最好的文章看起。然后，再一次略读其中的关键概念。不要仅仅是选出一本书来从头看到尾。你千万不要那么做。相反，你可以选出一本书，然后略读——看一下每一章节的开头，找到一些可能会为你所需的章节，然后先略读它们。你可以读一下次章节的开头几段和结尾几段。如果它们看起来不错，然后才花时间略读整个章节。你在略读某一段落的时候，可以先读一下此段落的首尾句。如果它们看起来对你所查询的主题有帮助，然后再阅读整个段落。这个办法可以让你迅速阅读到你所真正需要的段落，而不是阅读那些上百页无关主旨的材料。不要忘记使用书中的索引查询一下关键词。对于公共材料以及论文，你也可以使用相同的办法。学会略读能够帮助你传阅厚重的资料找到你所真正需要的材料，并使你成为信息时代的胜者。

小心反方，切断他们的论点

你在查找正方的资料的死后，也要花同样的时间和力气查阅反方的证据和论点。只有当你理解反驳你方方案的论点时，你才能够真正理解本方方案。你可以参看本书中证据那一章节中的证据使用指南。

根据使用类型来进行分类

当你拥有一些论据以后，你需要根据它们的内容进行分类。最好的分类方法是根据它们的发行种类。你可以将其按：意义、根属性、解决力/计划、反对、对不利的解答等来分类。当你分类时，切记论据中所蕴涵的论点，不要根据关键词来分类。举个例子，你把所有关于“老师”的卡片集中在一起就是一种错误的分类方法，因为这些卡片的内容可能说老师好，也可能说老师坏，可能说老师们反对这个计划，也可能表明这个计划有助于教学等等。你需要根据你在辩论中使用来进行论据分类。

确定论据缺乏或论据软弱

你务必要对于那些你需要但却没有找到的论语给予足够的关心。你需要使用一些特别的办法来寻找这些论据或者找到一个可以回避的正方方案。

正方申论——正方第一次发言

在正方第一次发言中，你会给评委留下第一印象，众所周知第一印象是很重要的。因此，你必须做到使评委对你以及你的思路留下好印象。

风格与修辞

使用丰富多彩、圆滑老练的语言。不要一张论据卡片接着一张论据卡片，要注意保持良好的状态，解释论据证明的观点以及为什么你的论证是非常重要的。用你自己的话把论据说解释给评委听。显示出你语言风格和水平。

面对不同的裁判，使用不同的发言风格

正方第一次发言须针对不同的裁判作出变化。一些评委喜欢发言短小精干，另外一些则喜欢速度快的发言。因此你最好事先准备两种类型的辩稿，省得到赛前才匆忙修改。

文献综述

正方第一次发言中，在你开始介绍解决方案后，花两三句做一下文献综述。这样可以帮助裁判对你有一些大致了解，有助于你阐明论据和潜在观点。

论点和联系

论点要少而精。论点应该尽可能和辩题相吻合。应该使用清晰简短的词来表示论点，以便于评委可以很容易记录下来。不要使用太多的潜在论点，这样做不理智，论点应听起来立意高，有价值、有系统。不要怕重复论点，只有这样才能确定评委已经记住它们了。

先后顺序：一个符合逻辑的秩序

将你的论证融入有组合中，比如可以把所有解释为什么计划可以解决问题的论证集中到一点中来论述。同样，遵循问题－解决的模式来构建你的论文。例如，你可以尝试此种模式：问题（意义性），原因（根属性），解决方案（计划），功效（解决力）。这便于评委和绝大多数人理解。

根属性：不论牵涉到何种领域，关键在于需求性

你必须论证根属性。注意思考它，它可能使你陷入麻烦之中。阅读一下本书中进攻案例中有关根属性的部分，仔细理解。你有多种不同类型的根属性可以选择。

态度根属性（ATTIDUAL）

人民、政策制定者以及其他不喜欢这个计划或不希望问题得到解决的人的态度是需要考虑的。

制度性阻碍(STRUCTURAL)

法律、法规以及自然规律的使得计划或者解决问题受阻。

弊害根属性(HARMSINHERENCY)

现行政策所试图解决问题的方式是错误的，它会造成弊害，正方的计划可以解决这些问题而不带来这些弊害。

存在根属性（EXSTENTIAL）

虽然其根属性不是那么强烈，但是仍然有人使用它。这种论证方法是：如果问题存在并且持续，那么一定存在的“存在”着一种根属性在（现行情况下），非此即彼。

意义性、冲击性、利益（SIGNIFICANCE,IMPACT,ADVANTAGE）

下一个议题是意义性。一定要注意在你的辩稿中体现出这一点，使得别人感觉到你的计划的重要性。我们有一些到达此目的的方法。

利弊比较(ADVANTAGEVS.HARM)

利益和弊害其实都在用不同方式表达同一个意思。利益是为了说明，我们接受这项计划会有比现状更好，弊害则表达了现状的不如意，因此我们需要消除它们。你最好把未来可能带来的利益以及现在存在的弊害放在一起谈。

评判标准1(QUALITATIVEDIMENSIONS)

每一次发言必须谈到意义性，它来自于我们对于避免弊害的需求。有时，它是一个评判标准，但是它不能用量化的方法来评估。你不需要说明自由究竟值多少钱或是美貌的重要性到底有多重，因为这些都是评判的概念。然而它们却非常重要。任何有脑子的人都不会为自己的自由出一个价钱。

评判标准2(QUALITATIVEDIMENSIONS)

一些攻击通过它们的暗示以及需要性的累加显得十分清晰。对于死亡、疾病、贫困的儿童，人们不需要多加思考就可以达成共识，这些都是不好的现象，因此唯一的问题就是有多少概念可以列入你方案的清单之中？你需要找到巨大的弊害，然后用触目惊心的数字表达出来。

充满感情（EMOTIONALLYLOADED）

找出那些能使人们内心震动的弊害。对在你的方案中被确认承受现状弊害的人们表示同情与关心，因为毕竟，这是你辩护的理由。

计划（PLAN）

你的计划是你真正需要辩护的地方，是你的正方方案中最重要的一项战略。务必要使之清晰明了，精心撰写。这里有些建议帮助你构建计划。

壮志凌云（MATCHTHERESOLUTION）

在你的计划中，尽可能的多用篇幅来表达出你的决心，因为，这会使你的计划听起来更加合题，意义重大。

行政机构：单独的激励源泉

（AGENT:SINGULARORINCENTIVEORIENTED）

你需要一些行政机构来执行你的计划。你利用这些行政机构来表明你的坚定（比如联邦政府），但是你必须指出那些行政机构中的哪些部门采用此项计划。同样，你利用此行政机构的决定来激励其它团体或者同级政府采用此项计划。

具体行动的内容、程度、时间、尝试以及证人

（ACTION:WHAT,HOWMUCH,NOWLONG,MODEL,ADVOCATE）

你需要详细说明你的计划中所采取的行动。将会做什么？达到何种程度？实现计划需要多少时间？你最好使用一个试点作为你的计划指导。（“我们将会在全国推广我们在维斯康新州的做法。”）这样可以防卫对于你的计划可行性的攻击，因为它已经成功在维斯康新州执行。同时你也需要一位此计划的赞成者，人们也许通过他的证言“我们接受蒙大拿州立大学的伊万·菲尔古得博士的学生证计划”认可你的计划的解决力。反复使用这种方法可以使你证明解决力变得更加容易。

资金来源：一般途径以及目标途径（FUNDING:NORMALVS.TARGETED）

你的计划需要资金来支持。你可以通过“一般意义”上的途径（从议会获得合适的资金），或者你通过争取目标途径（比如通过消减军队添置昂贵轰炸机的数量获得）。另外，你需要说明你怎么花这笔钱。

强制力：一般途径以及目标途径（ENFORCEMENT:NORMALVS.TARGETED）

你需要保证你的计划有法律效力，或者能够避免那些反对它的人们不能够轻易忽视它。你可以利用一般途径或的强制力（比如设立分支管理部门、警察以及法庭）或者采用特殊的机构去保证它的强制力。（比如联邦检察长）

简述行政方法的利弊篇6

一、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邓小平在一系列重要讲话中，就已开始谈论和事先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为揭开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序幕做了舆论准备。  

众所周知，我国的政治体制是从革命战争年代解放区的体制架构演变而来的，并主要照搬了苏联高度集权的模式。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展开，这种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与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现代化建设不相适应的弊端，已明显暴露出来，其恶性发展的结果便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场浩劫非但没有使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得到“完善”，反而使政治体制中的种种弊端推向了极端。但是，问题并不仅仅在于我国的政治体制本身存在弊端，更重要的在于我们对这些弊端采取什么态度和通过什么途径来革除它，从而使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更加成熟。令人遗憾的是，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我们都没有对这个问题给予正确的解决。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不久，邓小平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远见卓识和伟大气魄，向全党明确提出了改革的任务，主张通过改革革除原来政治体制中的弊端，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使社会主义逐步成熟和完善。可以说，邓小平以其对政治体制问题的新观察、新思想、新实践，为我们党和国家开辟了一个新时代。  

1.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在我们党酝酿和提出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时候，邓小平即已开始考虑和率先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1978年9月，邓小平访问朝鲜归来，视察黑龙江、吉林、辽宁、天津等地和沈阳军区，发表了6次重要谈话。这些谈话大致有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怎样才是正确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二是深刻反思旧的体制和机制，应当对存在弊端的体制进行改革；三是提出适时结束“揭批查”运动，集中精力抓生产，推动党的工作重点的战略转移。关于第二个方面，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国家的体制，包括机构体制等，基本上是从苏联来的，是一种落后的东西，人浮于事，机构重叠，官僚主义严重，“文化大革命”以前就这样；有好多体制问题要重新考虑，现在我们的上层建筑非改不行。（注：参见《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1月版，以下简称《年谱》。）这是邓小平第一次明确谈到要对体制包括政治体制进行改革，是邓小平对政治体制这个多年“禁区”的最初触动。他所反思的，不仅是“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而且是建国以来我们在整体上的失误及其根源。  

2.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上层建筑非改不可等想法，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序幕作了舆论准备。在人类历史上，每一个新时代到来之前，除了政治经济条件成熟、变革的前提具备之外，还必须有舆论上的发动。在1978年的中国，当理论上的坚冰被打破之后，邓小平作为当代中国伟大的思想家和政治家，承担起了为改革开放的到来作全面思想发动的任务。现在看来，他的这些谈话实际上已经回答了我国改革开放中许多带有普遍性和长期性的问题。比如，解放思想，反对僵化，反对“左”的错误；改革是一场革命，要革命不要改良，要敢闯、敢冒，不要怕犯错误；坚持改革，建立充满活力的经济体制；发扬民主，建立能促进经济发展的政治体制，等等，这就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我国改革开放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序幕做了舆论准备。此后，邓小平频繁地、直接地谈到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为政治体制改革大造舆论。在1978年10月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致词中，邓小平明确提出了要改变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管理方式的问题，并强调要进行制度上的改革。11月，在回答一位美国客人的提问时，邓小平又明确指出：整个制度我们同西方不一样，你们叫议会制，我们是人民代表大会制，这个制度不会改变；我们现在制度中存在的上层建筑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状况要改变。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更加明确而具体地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他指出：“政治的空谈往往淹没一切。这并不是哪一些同志的责任，责任在于我们过去没有及时提出改革。但是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50页。）对此，他后来解释说：“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在讲话中，他对涉及政治体制改革的许多问题作了阐述，如关于下放经济管理权限、加强责任制、保障人民民主、加强法制建设、克服官僚主义等等，这些重要思想为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认。  

二、在1980年8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邓小平郑重提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发表对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的见解，初步确立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和基本思路，为我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伟大实践指明了方向。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启动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到1980年8月，在近两年的时间里，通过改革初步纠正了“文革”时期的畸形政治体制，但还没有触及实质性问题。随着拨乱反正的深入开展和工作重点向经济建设的转移以及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推进，人们对政治体制存在的弊端感受越来越痛切，表示出强烈不满。由于长期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邓小平对政治体制暴露出的与现代化建设极不相适应的问题有着更深的了解。一方面，他以尖锐的措辞直露地批评政治体制存在的种种弊端；另一方面，他没有简单化地将政治体制的弊端归咎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而是以超前的思想、深邃的思考，从体制和制度上寻根究源，着手解决问题。经过近两年的酝酿和探索，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这次专门讨论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  

1.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邓小平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发表了对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的精辟见解，成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和宣言书。讲话共分五个部分，分别论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一系列重要问题，第一部分，开门见山地指出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实际上就是政治体制）以及其他制度，需要积极地、有步骤地进行改革；第二部分，简要说明了实行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加速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第三部分，着重揭露了党和国家现行制度中存在的弊端，尖锐地指出这些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第四部分，重点阐述了肃清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问题；第五部分，初步论述了中央对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酝酿的步骤和措施，讲话最后强调，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不是要削弱党的领导，涣散党的纪律，而正是为了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和加强党的纪律。这个讲话，不仅是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由邓小平代表党中央郑重而鲜明地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大问题，是新时期党的文献中首次提出对政治体制改革的系统的意见，而且是邓小平个人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过近两年的深思熟虑，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公开地发表对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的见解，突出体现了邓小平的远见卓识、革命胆略和昂扬奋发的精神状态，反映了他对国家和民族前途的高度负责的态度。  

2.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邓小平率先冲破以往我国政治制度问题上形成的禁区，提出基本政治制度与具体政治制度相区别的观点，为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重要的理论前提。在领导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邓小平十分注意研究政治体制改革理论问题。在这篇讲话中，邓小平一是首次触动了我国政治制度问题上长期形成的禁区，即忌讳分析政治制度的问题，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因此，“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由此，邓小平得出结论：“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3页。）二是廓清了基本政治制度和具体政治制度的关系，匡正了传统的将二者混为一谈的谬误，提出要对这两方面的制度进行区分的论断。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等）是好的，具有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所无法比拟的优越性，在社会主义政治改革与发展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这些基本的政治制度。他指出：“我们的党和人民浴血奋斗多年，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尽管这个制度还不完善，又遭受了破坏，但是无论如何，社会主义制度总比弱肉强食、损人利己的资本主义制度好得多。”（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7页。）同时，他又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这些具体做法在政治制度方面就表现为具体政治制度即政治体制，而在这些具体制度（领导、组织、工作制度）上，还存在不少的弊端，需要加以革除。  

3.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邓小平首次对我国政治体制中存在的主要弊端进行了深刻剖析，阐明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客观依据。邓小平尖锐地提出，我国政治体制中存在的主要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他认为，这五种现象广泛存在于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并对这些现象一一作了剖析。最后，邓小平语重心长地说：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就会被葬送，党和国家就会改变颜色。因此，“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我们的事业才有无限的希望。”（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3页。）  

三、从1986年起，邓小平重新反复思考和深刻系统阐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若干重大问题，规划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宏伟蓝图，并把它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郑重地推上党和国家的议事日程，使之付诸实践。  

在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实际上都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同时启动的，但要实现全党工作重点向经济建设转移，首先遇到的主要问题是原有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的障碍，同时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比经济体制改革更为复杂和敏感，两相比较，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显得更为紧迫些。因此，在1980年8月邓小平发表讲话之后的几年里，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并没有很快全面推开，而作为改革领导者的邓小平，其关于改革的讲话和谈话，也大量集中于经济体制改革方面，专门讲政治体制改革的并不多。然而，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由农村向城市的深化，必然要求政治体制作相应的改革。邓小平敏锐地抓住这一时展的脉搏，从1986年5月至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召开，集中精力反复思考、谈论和强调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从而把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把它郑重地推上了党和国家的紧要日程。  

1.政治体制改革重新引起邓小平的高度重视和深思，成为邓小平1986年谈话的焦点和中心问题。1986年5月20日，邓小平会见澳大利亚总理霍克，在向客人介绍中国改革的现状和设想时，他说：城市改革是全面改革，不仅涉及经济领域，也涉及文化、科技、教育领域，更重要的是还涉及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就要消除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官僚主义，还包括改革人事制度。（注：参见《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1月版，以下简称《年谱》。）这是邓小平继1980年之后再次提出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的开始，也是邓小平在1986年第一次提出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仔细研究邓小平的这段谈话，不难发现：与以往谈话不同，邓小平认为城市改革是全面改革，但“更重要的是还涉及政治体制改革”，强调的程度比以往明显加强了。从这次谈话开始，在1986年里邓小平不下20次谈到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其中有9次是作为主要谈话内容。毫无疑问，邓小平在1986年重新提出和多次强调政治体制改革绝非偶然，而是改革实践发展的客观要求，这也充分体现了邓小平敏锐的洞察力和对改革实践的准确把握。  

2．邓小平深刻阐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若干重大问题，规划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宏伟蓝图。首先，邓小平深刻阐明了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以及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强调要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日程上来。(1)从制度上根除“文革”的隐患，确保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邓小平对“文革”政治教训的总结，其超人之处就在于他善于从制度上分析“文革”的根源以及提出避免类似错误的办法。后来，邓小平又从国家全面改革的高度，进一步指出政治体制改革在整个改革中的关键地位：“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76、160页。）。(2)确保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必须相应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邓小平认为，“改革，应该包括政治体制改革，而且应该把它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4页。），政治体制改革要与经济体制改革同步进行，协调配套，否则，“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0页。）(3)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从长治久安出发，在稳定的环境中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这是邓小平的一贯思想。在他看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与保障国家长治久安是相辅相成的。邓小平一方面重申党和国家关于支持改革开放的一贯方针，另一方面强调了改革对于政治稳定的依赖关系。(4)改革政治体制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身发展的需要。政治体制改革向民主化、法制化方向发展，这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完善并逐步向更高形态发展的需要，是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有效途径和措施。邓小平明确指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性质是使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一天天完善起来”，“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7页。）从这里可以看出，邓小平已经从关系整个改革大局的高度，深刻阐明了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极端重要性、必要性和迫切性。正因为政治体制改革有如此的重要性，党的“十三大”根据邓小平的改革思想，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重要的议事日程。  

其次，邓小平深刻阐明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指明政治体制改革是一项长期的任务。邓小平指出：“政治体制改革更复杂”（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4页。），他告诫全党应予注意，并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复杂性、艰巨性进行了深刻的分析。(1)政治体制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权力的一种重新调整和分配，会涉及到千千万万的人，主要是广大干部；它对人们的现实利益产生了不同性质和不同程度的影响，会遇到很多的障碍。(2)政治体制改革是以整个社会为对象的试验，其内涵极为丰富，改革效果的显现具有周期性，不是在短时间内就能够判明的。(3)在新旧体制交替时期，旧体制形成的一些惰性、感情、观念、行为方式等习惯势力还会对改革起阻碍作用，妨碍新体制的建立和发展。(4)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是一项全新的事业，人们还缺乏经验，只能在摸索中进行，有时免不了会出现失误，使改革受到挫折。因此，决策一定要慎重，要审慎从事。  

简述行政方法的利弊篇7

摘要：上市公司的财务舞弊行为不仅损害了广大投资者的利益，也进一步加大了我国资本市场的运营风险。基于舞弊三角理论，对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财务舞弊案的形成机理进行了分析，发现来自压力和机会两方面的因素是绿大地财务舞弊的主要因素，并针对结论提出防范财务舞弊的对策。

关键词：三角理论 绿大地 财务舞弊

一、引言

上市公司财务舞弊问题在A股市场上的频繁出现，严重扰乱了市场秩序，使得政府部门、投资人、债权人等利益相关方更加关注资本市场能否健康发展。农林企业由于其自身经营业务的特殊性，成为财务舞弊行为的“高发区”，备受资本市场的关注。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大地）于2007年12月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曾一度被投资者热捧，最终因财务舞弊行为东窗事发而陷入经营困境，同时给投资者造成了巨大损失。绿大地财务舞弊时间跨度长，涉案金额大，其在舞弊手段、舞弊动因、舞弊危机处理等方面极具代表性。本文基于舞弊三角理论对其舞弊行为进行再审视，具有一定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对于绿大地财务舞弊案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财务舞弊手段、动因、对应的建议等方面。刘晓波、王h等（2013）认为，绿大地财务舞弊的主要手段有虚增资产、虚增收入、虚构现金流量，刘永（2013）特别指出了其利用关联方交易来虚增收入，而刁炎（2014）则认为除了这些手段外，虚调成本费用、频繁变动会计师事务所也是其舞弊手段之一；在舞弊动因方面，冲蒋（2012）认为财务舞弊是公司管理当局作为理性经济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一种博弈行为，同时也是资本市场中各利益群体共同博弈的结果，夏萍萍（2012）则直接指出内部控制的缺陷是其财务舞弊的重要原因；张琼（2013）认为绿大地公司在除财务报表以外的信息披露中存在着诸多问题，这与其财务舞弊有着直接的关系；在舞弊治理方面，陈滴眨2014）认为应该从加强企业内部审计建设、完善公司治理结构进行财务舞弊的治理，吴瑕（2015）则认为此外应该完善相关法律，加强市场监管来治理财务舞弊。但是，在相关研究中，很少有学者基于舞弊的相关理论对绿大地案例进行系统地分析。

二、绿大地舞弊案的三角理论分析

（一）舞弊三角理论

三角理论最早是由美国内部审计之父劳伦斯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后来由美国注册舞弊审核师协会创始人Albreeht博士进一步发展。该理论认为，企业舞弊产生的原因是由压力、机会和借口三要素组成的，缺少了上述任何一项要素都不可能真正形成企业舞弊。压力主要指舞弊者的行为动机，主要包括经济压力、工作压力、其他压力等；机会这一要素通常指可进行舞弊而又能不被发现或能不受到处罚的时机，主要由缺乏内部控制、无法判断工作质量、缺乏惩罚措施、信息不对称、能力不足和审计制度不健全这6个要素构成；而借口则是最后一个因素，在具备压力和机会后，舞弊者找到理由，舞弊行为就发生了。当舞弊的机会很大或是压力更为紧张时，不需要太多自我合理化的借口，舞弊行为就会发生。

三角理论被大多数学者认为是迄今为止财务舞弊动机理论中最具代表性的理论，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和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在制定相关准则时均借鉴了该理论。美国反舞弊准则（SAS No.99）提醒注册会计师在进行审计时，应该关注舞弊产生的条件，尤其要关注机会、压力、借口这三方面因素；最新制定的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也导入了风险导向审计理念和舞弊三角理论，以在重大错报风险的识别及应对方面对注册会计师的审计提供指导。

（二）绿大地财务舞弊的三因素分析 本文以舞弊三角理论为基础，从压力、机会、借口三个方面，对绿大地财务舞弊行为形成的机理进行分析。

1.压力。绿大地管理层的财务舞弊行为根源于公司管理层对于利益的渴望，直接动机来源于公司的经营业绩与公司上市条件之间的差距。具体分别从经济压力、工作压力和其他压力三个方面进行阐述。

（1）经济压力。经济压力因素主要表现在控股股东、管理层等各方对于利益的诉求。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制度明确规定，公司高管人员薪酬的确定遵循收入水平与公司效益及工作目标挂钩的原则，并将其薪酬分为基本薪酬和绩效薪酬，其中绩效薪酬为薪酬总额的30%，根据年初确定的经营指标和个人业绩考核达标的完成情况进行发放，如果超额完成，由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根据实际情况从公司主营业务经营情况、工作态度及能力、员工满意度情况三方面来确定标准，进行相应的超额绩效奖励。另外，公司若成功上市，原始股东、管理层也就可以将手中的股票套现，从而实现经济上的巨大收益。因此，管理层、控股股东在公司财务状况不符合上市条件的前提下，有巨大的动机为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实施财务舞弊。

（2）工作压力。公司上市的目标与财务、经营状况的不乐观对于公司管理层产生了较大的压力。首先，绿大地上市过程中虚增的业绩需要其在日后慢慢消化；其次，为了满足业绩的增长又不得不想办法提升经营业绩。从表1可以看出，绿大地三大费用总额总体上呈现急剧上升的态势，特别是管理费用，上升速度远超其他费用的上升速度。在业务收入实质上并没有快速增长的情况下，这种状况对绿大地财务状况造成的压力显而易见。

此外，绿大地的现金流和盈利状况也不容乐观。除掉公司经营中出现的一些特殊情况，公司的净利润与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存在着正相关的关系，而这两个指标之间差距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应收账款的大小。净利润虽然是衡量公司经营业绩的重要指标，但如果公司的应收账款数额过大，经营活动产生的净现金流量过低，同样会增加公司的财务风险。反观绿大地的经营状况，其2009年的应收账款金额相对2007年增长了3倍以上，而同期公司净亏损达1.5亿元。另外，其经营活动净现金流量与其净利润相比，始终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公司在资金链、财务稳定性方面的压力，是诱发公司管理层财务舞弊的重要原因。

（3）其他压力。首先是来自公司上市的压力。绿大地2006年申请上市被发审委否决，随后公司于2007年再次申请上市，上市已然成为绿大地公司的阶段性目标。但公司实际的财务状况离上市的要求还有很大的差距，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满足上市的条件，绿大地公司管理层不惜铤而走险，通过财务舞弊来虚增公司业绩。其次是来自地方政府的压力。政府对企业进行扶持并推动其上市，有利于企业快速发展，而地方企业上市导致的公司生产规模的扩大、经营业绩的提升能够给地方政府带来税收等财政收入，提升地方的知名度，使得地方政府对外招商引资也变得更为容易。绿大地公司在上市后营业收入剧增，每年都要向当地政府缴纳巨额税款。地方政府对于公司上市的推动，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财务舞弊发生的可能性。在绿大地公司的发展过程中，云南省政府多次拨付给绿大地公司生产扶持资金，在其上市的过程中也是全力支持，甚至在案发后多次干涉调查工作；在绿大地后期的重组过程中，云南省政府成立专门的领导小组牵头该工作，并对绿大地的战略合作者设置先决条件，介绍云投集团、绿大地双方高层认识、谈判，在绿大地后续被云投集团并购的整个过程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充分体现了地方政府与绿大地的复杂关系。

2.机会。压力为企业财务舞弊提供了直接的推动力，而机会则在客观上为财务舞弊提供了可能。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其财务舞弊的机会因素。

（1）缺乏有效的内部控制。绿大地公司内部控制的缺失，根源于公司治理结构的失衡。2007年至2009年期间，公司的董事长和总经理都由何学葵一人担任，而董事会的设置也并不合理。以2009年为例，公司董事会中除独立董事外的董事总共有4名，其中包括何学葵和兼任财务总监的蒋凯西，而从股权结构来看，二人的持股数量超过了公司总股本的30%，与此对应的是，其他股东的持股比例均在6%以内（如表3、表4所示）。由此可以看出，兼任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的何学葵其自身的权力在公司内部基本上不受任何制约，公司在控制环境、控制活动、内部监督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这也使绿大地管理层实施财务舞弊的过程中少了诸多阻力。

（2）信息不对称。三角理论中机会因素里的信息不对称，主要体现在绿大地公司通过关联方交易虚增收入。绿大地公司中的客户存在关联方，但是其并未按照相关规定进行披露。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关联方大部分为由内部人员为虚增收入虚假注册的企业。从表5可以清晰地看出，在绿大地的10个大客户中有8家在其上市后先后注销，而这些关联方的销售收入占了总销售收入的很大一部分。关联方交易的存在，方便了绿大地公司虚增公司收入的舞弊行为。

（3）审计制度不健全。审计制度的不健全，主要体现在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的失职和政府、行业对中介机构的监管缺陷。绿大地公司上市的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端倪，只要认真分析不难发现，深圳鹏程会计师事务所、保荐机构联合证券严重失职，未严格对绿大地公司实施应有的审计程序，为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也为绿大地公司财务舞弊行为提供了机会。另外，在2007年至2010年，其频繁更换负责其审计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如表6所示），在无形中影响了审计的独立性，从侧面反映了审计风险的增大。但是，上市公司是审计机构选择的主体，并享有定价权，使得审计独立性受到影响。

（4）缺乏惩罚措施。对于证券发行和公司管理，我国虽有《公司法》《证券法》《行政处罚法》等相关法律进行规范，但是，一些急需的法规制度、实施细则等仍未出台，无法有效制约企业的财务舞弊，主要表现在法律依据不完善、处罚具有滞后性和弱效性、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不能有效衔接（马晓鹏，2014），同时投资者对上市公司舞弊的索赔机制也并不完善。绿大地案发后，昆明中院判决绿大地公司犯欺诈发行股票罪、伪造金融票证罪、故意销毁会计凭证罪，处罚金1 040万元；董事长何学葵被判有期徒刑10年，处罚金人民币60万元，其他高层管理人员也分别被判2―6年不等的有期徒刑，而这与其舞弊所得相比，其所付出的代价甚小。另外，绿大地的舞弊行为虽给投资者造成了巨大损失，但是在现有体制下，投资者索赔之路却非常漫长。弱效性的处罚措施使得管理层舞弊成本较低，并不能有效防止管理层的财务舞弊行为。

3.借口。借口在形成舞弊行为的三类因素中属于主观因素，其主要体现在管理层的道德、诚信及心理活动等几个方面。借口是公司管理层进行财务舞弊的最后一个因素，在具备前两个因素之后，财务舞弊的借口也就会随之产生。

管理层自身错误的价值观和职业道德的缺失成为绿大地公司财务舞弊的主要借口。何学葵白手起家，历经艰辛，成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但是之后其自我意识膨胀、独断专行，为实现上市而违背诚信原则，进行财务舞弊。另外，在绿大地公司财务舞弊行为的过程中，为了追逐上市这一目标及实现各相关方的利益，公司的相关人员置职业道德于不顾，助其进行财务舞弊。这些因素直接推动了绿大地的财务舞弊。

三、研究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依据舞弊三角理论，公司财务舞弊行为特征主要源于压力、机会、借口这三个因素。绿大地公司财务舞弊形成机制如图1所示。在压力方面，绿大地公司面临着公司申请上市的压力、财务稳定性差、控股股东及管理层等方面的压力，产生了舞弊动机；在机会方面，公司治理结构缺失、股权结构不合理及内部关联方的大量存在为舞弊创造了条件，而外部监管的不健全也降低了其舞弊行为的暴露的可能性，同时也缺乏有效的惩罚措施；在借口方面，管理层价值观的错误、职业道德的缺失成为直接诱因。

（二）研究启示

绿大地的财务舞弊行为是多方面因素导致的结果，而这也是众多财务舞弊的上市公司的缩影。综合其财务舞弊三方面的因素，本文认为，应该从公司外部环境和内部治理两个方面来防范财务舞弊。

从公司外部环境的角度来看，相关部门不仅要加强对公司的监管，更要采取措施对企业的发展进行帮扶与引导。首先，相关部门在不断细化现有的法规制度、制定合理信息披露规则的同时，要建立有效的惩罚措施，提高财务舞弊的成本；其次，要完善审计监督机制，加强对中介机构的监管，创新中介机构工作机制，增强审计工作的独立性；再次，相关部门要进行职能转换，在加强监管的同时，注重对企业发展的帮扶与引导，拓宽企业的融资渠道，为企业的经营提供政策扶持，帮助其解决实际困难，减少其因为来自业绩和政府的压力而舞弊的可能性。

从公司治理的角度来看，要建立科学的公司治理机制。首先必须完善公司治理结构，董事会、总经理、监事会各司其职，相互制约，同时加强公司的内部控制，以减少财务舞弊发生的机会；其次，要优化公司的股权结构，企业应建立多元牵制型股权结构，鼓励国有法人等机构投资者长期持有上市公司股票，避免管理层为一己之利进行财务舞弊；再次，公司应定时对企业经营状况进行分析，及时分析市场动向，着重加强公司经营，避免财务危机的出现。J

参考文献：

简述行政方法的利弊篇8

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审计则不可避免地受到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所带来的冲击与挑战。如针对社会普遍反映“看病难、看病贵”，医疗费用大幅度攀升，卫生资源利用率低下、医疗服务显失公平等问题。传统的审计方法已无力应对，为了规避审计风险，确保审计质量，审计要及时“跟进”，只有对整个系统进行全面了解，才能把握审计对象的总体情况，才能实现审计成果最大化，确保“民生”和谐而实惠。因此，探索信息系统审计已成为当前重要的课题。

信息系统舞弊行为分析

信息系统舞弊是指信息系统或行为人利用信息系统为达到获取不当利益，或者其他不当愿望的目的，以不合规方法并采取各种隐蔽的非合法手段，去掩盖事实的行为。

信息系统舞弊的主体。信息系统舞弊主体是指舞弊行为的载体，一般分为系统和人。体现在可能是系统设计客观或主观存在漏洞，也可能是人的主观或者客观行为因素导致；有时信息系统舞弊并非单一主体行为构成，或者系统因素加人的客观行为所致，或者是系统因素加人的主观行为因素所致，或者是系统因素加人的主、客观行为因素所致。

信息系统舞弊的动机。分为有动机舞弊和无动机舞弊。有动机舞弊是指系统设计时按照业主需要在设计流程上存在主观缺陷或漏洞，或者行为人利用系统进行舞弊，人为舞弊往往是舞弊人的精心设计；无动机舞弊一般发生在系统自身不完善所致。

信息系统舞弊的类型。已突破传统单一的舞弊类型，可分为业务管理舞弊行为、财务管理舞弊行为、信息系统管理舞弊行为；也可能是三种舞弊行为的交叉。

信息系统舞弊的内容。它是舞弊类型的具体细化。1.业务方面的舞弊内容。如医疗信息系统舞弊内容常见有药品及诊疗收费项目、收费标准、收费数量三个方面。具体为系统是否存在药品超规定加价、药品多计数量，诊疗项目超收费用、多计次数，诊疗项目超规定加收、捆绑收费、肢解收费项目、重复收费、自立项目收费、应取消未取消收费、应降未降标准收费、无依据收费，医药回扣、任意减免收费等；

2.内部控制标准及管理方面舞弊行为。如系统是否存在内控漏洞和缺陷，指标是否健全，有无非法和错误处理及薄弱环节等；系统安全、可靠、合法性方面，如有无设计缺陷、程序错误，用户操作造成经济损失，灾难性恢复，有无业务数据外泄、破坏、非法修改、非法入侵及抗灾能力；

3.资产管理及财务核算方面舞弊行为。如有无帐外资产、材料报损账实不符、收入不实以等；

4.绩效管理方面舞弊行为。如资源是否存在浪费、管理运营费用如何等内容。

信息系统舞弊的原因。宏观体制层面上，存在粗框、滞后、政策约束性不强等；法规层面上，存在宽泛、不具体，配套措施不及时等；地方制度层面上，存在缺少细化措施，考核机制不完善，道德教育机制有待加强等；另外，主客体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性现象。

信息系统舞弊的审计策略

审前精心准备。首先，审计机关要树立好信息系统审计观念，适时做好信息系统审计的学习、培训等工作；其次，需要被审计单位做好的配合工作。如准备提供系统开发说明书、操作指南、数据字典、信息管理规章制度、保密措施等文档资料，作为审计依据的部分构成要件；三是做好审前调查。审计人员要重点了解系统管理模块结构与流程，了解被审计单位业务、系统、环境等，识别并评估风险，检查是否存在足够的控制来补偿这些风险，以此确定审计目标、重点内容、审计范围等。要搜集所有与信息系统相关的纸质及电子资料，下载业务与财务数据。制定的审计实施方案尽可能翔实、便于操作；要选配精简、高效的审计组成员，能够合理搭配做好组织保障。根据审前调查结果，审计人员还要绘制系统业务流程图，初步对系统在业务与财务管理的双套电子数据进行双向交互分析。

构建审计模型。审计人员通过分析业务流程及数据特征，进一步了解审计数据管理存在舞弊的状况。首先对独立的审计方法进行分析研究，使每个审计方法要素对应信息系统舞弊审计相关问题；其次，审计人员设计计算公式或编写sql语句，配合相关法律政策，创建审计数据中间表；再之，对信息系统的特征和行为进行分类描述，把系统静态特征及动态行为表示为一个对象并对应为相关类别的一个审计模型，组成审计模型群（库 ）。如我们在医院业务流程图基础上，绘制审计模型图（见下图），完成审计模型的构建。把审计模型分配给审计组成员，以便实施审计时实现审计模型共享，可以提高审计效率和质量，有效降低审计风险。

审计实施方法。在信息系统审计实施阶段，审计人员所开展的工作大概分为三个层次，即描述、测试和实证分析（即数据审计）。通过详细分析，能够发现传统审计方式下无法查到的重大问题。

1．信息系统舞弊审计采取的方法既包括一般方法，也包括应用计算机审计的方法。信息系统审计的一般方法主要用于对信息系统的了解和描述，它包括：面谈法、文档审阅法、文字描述法、表格描述法、图形描述法等。应用计算机方法一般用于对信息系统的控制测试和实证分析，它包括：数据测试法、程序审计、审计模块、代码比较、受控处理法等。

充分利用技术分析方法。借助内控测试和数据审计对选定的信息系统进行分析，将被审计单位业务数据与财务数据进行关联，排查信息系统存在的漏洞或缺陷，作出风险评价。利用技术分析方法能迅速找出信息系统存在的瑕疵，尤其是借助信息系统人为进行舞弊的线索。

2．信息系统舞弊审计关注的重点环节。（1）数据。必须使用一种能够向前、向后追踪查询单笔业务记录的方法，以便使审计人员选择重点对其进行详细检查，确认业务记录是否符合一般审计目标。如对医院会计事项信息的检查，要检查它的完整性、时效性、合规性和信息披露等方面。对信息的分析可以采用ao辅助审计，按照（如医院）审计模型和（如医疗）法规标准对数据进行汇总、分类、排序、比较和选择，并进行各种运算。（2）内部控制。主要是对（如医院）信息系统的一般控制和应用控制等两个方面的审计。一般控制审计包括组织管理的控制、数据资源管理的控制、系统环境安全管理的控制和系统运行管理控制等审计；应用控制审计它包括输入控制、处理控制、数据库控制等审计。（3）数据传输转移。有些数据需要在财务信息系统和收费系统模块或财务信息系统与业务信息系统模块之间相互转移，传递过程中很可能存在舞弊行为。因此，数据传输转移环节也是审计重点。

3．构建信息系统绩效的综合评价机制。一般信息系统审计很少对系统操作生命周期中管理收益的关注，目前尚未从绩效的角度来评价信息系统。构建信息系统绩效的综合评价机制，也是分析信息系统舞弊行为审计对策之一。

指标体系建立从以下两方面考虑。法规层面指标体系，目前如对医疗机构主要是依据卫生部颁发的《医疗机构信息系统基本功能规范》相关指标；业务层面指标体系，主要是依据被审计单位历史情况、管理职能、医院业务特点等选取相关指标。评价指标具有综合性，语言要平实，用词要公允。

信息系统舞弊审计案例实证

基本情况。20__年5月，徐州市审计局对__医院信息系统及财务收支进行了审计。该医院所使用的信息系统由北京__科技有限公司提供，后台数据库为sql-server20__，业务流程涉及五大类收费项目计3966项，年采购药品达4880种。审计共采集业务数据及财务备份数据账套2套，年业务数据记录量达400多万条，总量约4.8gb，信息存放表单150多张。

审计结果。根据上述分析方法，充分利用ao系统，查出上年度一系列收费、加价等违规违纪及绩效管理方面的问题，查出信息系统违纪违规金额达2200多万元，主要问题如下：药品超规定加价602.71万元；恶意刷卡支付自费项目当年达930.95万元，增加了财政负担；存在重复收取项目费用41.90万元；超标准收费138.80万元；自立项目收费12.54；商业贿赂--药品回扣13.76万元；账面收入调剂348.94元；不具备处方权医生擅自给病人开药达151.09万元等。

简述行政方法的利弊篇9

传统的高中思想政治教学存在着诸多弊端，特别是课堂教学中学生兴趣不高，主动参与意识不强的问题一直困扰着政治教师，而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新标准的试行为解决这一弊端提供了机遇。当然，随着高中思想政治教学改革的深入，教师在课堂教学实践中又会遇到新的问题。那么，如何才能在新课程理念的指导下解决传统高中政治课堂教学的弊端和实践中遇到的新问题呢？笔者认为应该做好以下两点。

激发学生兴趣，充分发挥学生主体作用是课堂教学成功的关键

长期以来，学生普遍对思想政治不感兴趣，甚至有学生把政治课看作是枯燥无味的代名词，政治课上大多数学生都处于被动接受的状态，课堂教学的效益之低可想而知。这种状况的形成固然有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缺乏的原因，教师在课堂教学中教法陈旧单一，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有兴趣才会有主动参与的意识，因此要实现思想政治课教学目标，教师就应当充分发挥自己在课堂教学中的主导作用，采取各种教法激发学生的兴趣，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逐步提高他们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创设情境新课程理念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把新课程模块建立在了生活的基础上。在创设情境时，不仅要考虑到情境在形式上活跃课堂气氛的功能，更应注意情境的内容必须来自生活，才能真正调动起学生主动参与学习的积极性。

时事简评新课程理念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教育与把握时代特征的统一，时政教育不仅与高中思想政治课互相补充，而是也是高中思想政治课堂教学中非常重要的内容。

组织讨论讨论教学方法已被广泛使用，它有利于启发学生思维，培养合作精神，养成探究学习习惯，在高中政治课堂教学中如果能适当组织学生对一些现实问题进行讨论，将会收到很好的效果。例如在讲授“坚持正确的价值取向”时，有意识地组织一次关于价值取向的讨论。让学生在课前对社会上流行的一些价值取向进行分析，形成观点，然后拿到课堂上进行讨论。学生自由交流，分组讨论，通过讨论把各自的思想迅速进行整合，形成本小组的鲜明观点。15分钟后，各小组分别以简洁明了的语言陈述他们各自的观点，然后全班开始对这些观点进行讨论。

合理组织，及时引导，正确发挥教师主导作用是课堂教学成功的保障

伴随着学生兴趣的提高和主体意识的增强，课堂教学中也会出现一些新的问题，如课堂气氛过于活跃怎么办，学生的思维方法或思想方向出现偏差怎么办？这些问题不解决，高中思想政治课教学目标就很难实现。要解决这些新出现的问题，就需要教师运用自己的智慧，正确发挥政治教师在课堂教学中的主导作用。

营造氛围要适度高中思想政治新课程标准主张教师是学生学习的组织者、参与者。营造民主平等的课堂教学氛围有利于学生迅速进入课堂教学的主体角色，但如果营造氛围只是一味地迎合学生的兴趣，课堂教学就会形成放任自流，一盘散沙，甚至失控的局面。因此，在营造氛围时要牢记自己“组织者”的身份，要根据课堂教学的内容确定合适的教法，结合学生特点对课堂教学作精心的安排和合理的组织，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要注意保留自己在学生心目中的“权威”形象，及时发现“散漫”的苗头并加以制止。

因势利导要及时高中思想政治新课程标准主张教师应该是学生学习的帮助者和引导者。在引导学生进行探究学习时，要帮助他们明确目标，指导他们学习的方法，要对他们的思想状况和思维状态作出迅速、准确的判断。当发现他们的思维方法或思想方向出现偏差时，要及时进行引导，否则课堂教学效益就会降低，教学目标就很难实现。

例如在前面提到的“坚持正确的价值取向”讨论教学中，笔者到各个小组了解他们的观点，并简要地指导。当全班讨论开始后，对“利他而无回报的活动是无意义的”这个观点的讨论渐趋激烈，有学生尝试从理论上驳斥它，但持赞同意见的学生不断用事实讲话，反对者的声音越来越小，学生开始不断诉说他们在生活中所听到、遇到的“利他而无回报的活动”。个人情感体验或观点在集体讨论交流中会产生集体认同的放大效应，如果错误的情感或观点有可能被放大而没有及时因势利导的话，课堂教学效果就会大打折扣，甚至会背离教育教学目标。

简述行政方法的利弊篇10

一、对减刑假释权属问题的思考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民法院在减刑假释工作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批判之声越来越隆，其中抨击最为猛烈、最为彻底的莫过于对人民法院减刑假释权力的质疑，提出重新配置减刑假释权力。

由于传统的观念认为，减刑假释是一项审判上的司法行为，所以减刑假释应该归属于人民法院。 近几年来，许多学者持反对观念，他们认为，减刑假释是一种行政奖励措施，它并没有否定原审判决确定的内容，在审裁的形式和内容上也与审判活动有着很大的区别，减刑假释权不是审判权，而是行政审核权，应归属于行刑的监管部门，而不是审判部门的人民法院。他们进一步指出，由于权属分配的错误，导致减刑假释程序繁琐，效率低下，将减刑假释案件几十甚至几百个一批一批办，一个一个监管机关办，等到办完时，有些服刑人员早已出监狱了；管者不裁，裁者不管，管与裁脱节，人民法院只履行程序意义的工作，对监管机关减刑假释建议书的审查流于形式，对监管机关报送的减刑假释案件绝大多都照批无误。减刑假释工作中出现的这一系列问题，似乎进一步证实了减刑假释权力配置错误。

在笔者看来，减刑假释权属的争议其实是一个假问题。主张将减刑假释权配置给监管部门的学者认为，“监狱对押犯的生活、劳动、学习等方面的管教应当属于行政管理的范畴，而对押犯的减刑假释虽然具有一定的司法属性，然而，它却是基于将罪犯改造成为新人的管理目标所采取的重要激励措施” ，这里他们本来是想说明对服刑人员的管教是属于行政性质的，那么为达到管理目标而采取的管教激励措施——减刑假释自然也就应该是行政性质。但是笔者在这里却得到另一种信息：减刑假释具有司法属性。虽然退一步来说，即使它确实是为行政服务的，但是其司法属性是不可否认的，减刑假释权归属于法院是有根据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整个刑事审判就是为了维护安全稳定和谐社会的行政管理而采取的司法活动，这种目的与手段的关系并没有改变其司法的属性，权属于人民法院的性质。笔者并不反对这样的观点，减刑假释没有否定原审判决确定的内容，在形式和内容上也与审判有着很大的区别，其权力属性不是审判权范畴。但我们并不能因此就得出其权力不能归属于法院的结论。因为我国的司法体制不同于西方国家，在权力配置上与西方国家有着很大的区别，所以我国的人民法院虽然以审判机关，但我国并不像西方那样实行三权分立制度，人民法院不仅仅是只有审判权，它同样还有部分执行权，如死刑的执行权力，罚金刑和没收财产刑的执行权力，将具有行政内容的司法属性活动——减刑假释分配给人民法院，又有何不妥。

其实，由于减刑假释权力性质的特殊性，即它同时具有司法性和行政性，“属于审判权与行政审核权的有机结合” ，其权力划分给谁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正如陈兴良所说的那样，“权力的分配也不是绝对的，区分是相对的，关键是如何达到最佳的刑罚效果，由谁来行使是无所谓的。” 许多学者以此来否定人民法院的减刑假释权，但这句话却恰恰说明了其权属问题并不是学者所真正关心的问题，因为只要有最佳的刑罚效果，是由法院还是由监管部门行使该权力都无所谓。学者真正关心的是法院在减刑假释现实工作中存在的弊端：“程序繁琐，效率低下”和“管者不裁，裁者不管，管与裁脱节”的问题，这些弊端使得减刑假释无法发挥其应有的功效，达到最佳的刑罚效果。由于现在将减刑假释权力划分给人民法院出现了这些弊端，人们自然就向这一体制发难。但是将减刑假释权力分配给监管部门，是否就像大家所期待的那样，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了？反对派观点认为，减刑假释权分配给人民法院是权力配置错误，主张减刑假释权应归属于行刑部门，同时认为，在法院撤离减刑假释工作之后，成立一个减刑假释工作委员会，专门负责减刑假释的审核工作 .委员会的组成方式各不一样，有主张在市一级设立，也有主张只在省一级设立的；有人主张由监管部门、检察院、法院和社会人士组成，也有人主张由监管部门监狱管理局领导、监狱长、资深狱政管理人员、监管人员和有关专家、社会代表组成，等等。但无论哪种方式，哪些人员，减刑假释的审核工作同样要经过一定的程序，进行审查评议，效率问题并不会得到很好的解决。特别是只在省一级设立委员会的话，一个委员会要管全省的监狱和看守所服刑人员，其效率只会更加低下。其次，根据管理的成本，不可能每个监管部门都设立一个委员会，委员会成员也不可能长期驻扎在监管场所参与管理，他们审核减刑假释的依据仍旧是监管部门提供的材料，“管者不裁，裁者不管，管与裁脱节”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所以，人民法院减刑假释工作中存在的种种弊端，与减刑假释的权力属性没有必然的联系。

当然，笔者并不否认人民法院在减刑假释工作中存在某些缺陷，导致了这些弊端的出现，在这里笔者想要声明的是，这些弊端的原因并不是其权力属性划分错误引起的，人民法院完全可以通过自身的完善来弥补这些缺陷，消除弊端。那么，人民法院在减刑假释工作存在的弊端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二、人民法院减刑假释工作中弊端之原因分析

人民法院在减刑假释工作中的弊端主要是：效率低下；管与裁脱节，工作流于形式；程序不规范，审理不透明。许多学者在探究这些弊端的原因时，论及了一些因素，但笔者认为，这些都只是减刑假释工作弊端的表现，如果非要将它们作为原因来看的话，它们也只能算作是表面原因。

（一）人民法院减刑假释工作弊端的表面原因：

1、认识上的偏差，导致关注程度的边缘化。一直以来法院的传统观念是以审判工作为核心，把审判作为正业，其他工作都是围绕审判工作开展的，与审判工作联系不紧密的工作得不到法院领导和一般干警的重视。虽然在最开始的时候，法院确实是将减刑假释的权力属性归纳为审判权的范畴（这可以从人民法院将减刑假释工作划分到刑事审判庭看出来），与刑事案件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但随着实践深入，依照现行减刑假释的标准，法官发现无论在审理的内容上还是形式上，减刑假释都与审判活动具有很大区别，它只需要看看材料的真伪，工作没有技术含量，极为简单，业务能力不强的人就可以做该项工作，其在法院工作中的地位日渐冷落。有些人民法院虽然减刑假释案件占据所有案件数量的30％以上，但是很少甚至从来没有主动思考过，如何使这项工作有新的突破，如何发挥这项工作的最大功效。

2、缺乏独立的工作机构，配置的工作力量薄弱。大多数人民法院都将该项工作附属于某个庭室，如刑庭或者审判监督庭，没有设立独立的减刑假释工作机构。由于这些庭室都有自己传统的主要工作业务，刑庭的法官主要任务是审理刑事案件，审判监督庭主要是对错案或者可能判错的案件进行重新审理，随着案件的增多，工作任务的艰巨，再加上认识上的偏差，所以无论将减刑假释工作附属于哪个庭室，他们都很有充足的力量去审核减刑假释案件，最终导致效率低下，审核流于形式。在人员配备上，业务庭室都没有为减刑假释工作配备专门办理的人员，即使配备了，也只是配备年纪已高、身体状况较差，或者业务水平不出色的人员，作为工作上的照顾。

3、缺少评估管理制度，缺乏有力的工作指导与监督。绝大部分法院对案件都有一套监督、责任追究的评估管理制度，并能根据各类案件的特点细化管理规则，指导与监督法官办案，在管理上发挥巨大的作用。但很多法院都没有制定相关的管理制度，对减刑假释这类特殊案件进行细化管理。对减刑假释案件既无质量评查标准，也无监督管理措施、激励与追究责任的制度，在管理上出现真空，缺乏有力的工作指导与监督。

（二）减刑假释工作弊端的深层次原因

许多学者和实践部门人员都将减刑假释出现弊端的主要原因归结为以上几个因素，似乎只要根据以上因素，有针对性地加强减刑假释的工作力量，问题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解决了。但仔细深思一下，就会发现问题并非想象的那么简单：出现以上现象（即表面原因）的原因又是什么？作为法院领导不可能不想把这项工作干好，不可能不重视这项工作。特别是学界对人民法院减刑假释工作的非议也已经有好几年了，但是法院的改革也仅仅是将这项工作从这个庭换到那个庭，换汤不换药，都无法解决问题。这就说明人民法院至今都仍然没有找到问题的结症。

根据多年的减刑假释工作经验，笔者认为问题的结症就在于人民法院至今都无法确定一套切实可行的减刑假释标准。虽然我们规定了一系列的减刑假释法律条文，但是都属于原则性条款，在司法实践中不具有现实的操作性。因此，法官在减刑假释的过程，不知道具体要做些什么工作，如何对案件进行审裁，感到非常迷惑。没有自己的准则，没有自己的一套判断标准，法院在减刑假释工作中自然也就陷入被动的地位，除了审查一些比较原则性的法律规定外，决定减刑假释的其他标准就被动地听从于监管部门。而监管部门从自己的部门利益出发，制定了一系列符合自己部门利益的减刑假释标准，根据这些标准来确定是否给在押犯减刑假释和减多少刑。由于人民法院被动地听从于监管部门，法院的工作就变成了审查监管部门申报的材料是否违反粗线条的、原则性的法律规定，服刑人员是否达到监管部门制定的减刑假释标准。由于监管部门提交的材料一般都符合自己的标准，所以人民法院在减刑假释的审裁过程中，就主要审查这些材料是否有假，实际上把自己定位在一个监督者的身份上。人民法院将自己的工作任务锁定为对监管部门减刑假释工作进行监督，而法律明确规定监督工作是由检察院担任，人民法院在减刑假释中也就扮演了一种很尴尬的角色。因此，在减刑假释整个过程中，人民法院就给人一种画蛇添足的感觉。

把握了这点，人民法院在减刑假释工作中的一些现象就不难理解了。在减刑假释工作的弊端中，其因果关系的逻辑结构表现如下：由于人民法院没有制定自己的标准，确定减刑假释的具体规则，所以只能根据监管部门的标准来确定是否准予减刑假释，其工作任务变成只看看材料的真假，工作变得极为简单，没有必要设立单独的工作机构，也没有必要配备业务能力强的高素质人员；由于工作上没有什么作为，所以人民法院同样也制定不出监督和责任追究的管理制度，这样的工作自然也就得不到领导的重视，除了案件的数量能够说明工作量很大外，总结不出任何其它业绩；同时由于监管部门对自身工作的改进，他们对自己制定的标准有着比较严格的把关，并且还有检察院的监督，所以报送的减刑假释案件材料，每份都是符合监管部门标准的，人民法院在决定是否减刑假释时，又以他们的标准为标准，自然也就丧失了自己的自主发言权，最后只能“照批无误”，只做形式的审查；由于只作形式上的审查，特别是减刑工作更加突出，其审理程序也就变得无关紧要了，程序用不着规范，服刑人员作为当事人是否参与都无所谓。

可见，人民法院在减刑假释工作中受人指责的弊端皆源于此，不认识到减刑假释工作弊端的深层次原因，无论减刑假释权分配给谁，这些弊端都无法避免；不从深层次原因入手破除这些弊端，任何改革都只是隔靴搔痒，无法取得成功。

三、人民法院在减刑假释中的必要性

既然人民法院没有制定自己的减刑假释规则，完全按照监管部门的标准办理减刑假释案件，那么减刑假释是否还需要人民法院审裁？

人民法院之所以无法制定减刑假释的具体规则，是因为制定这些规则的难度很大。因为减刑假释案件具有一定“个性”的，很难制定出普遍适应的规则。虽然最高人民法院1997年10月28日制定了《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若干问题的规定》），为减刑假释工作提供了一定的法律依据，但是该规定过于简单粗糙，过于原则。《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执行期间，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的，或者有立功表现的，可以减刑；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应当减刑。”实践中，什么是“立功表现”还好把握，但如何把握“确有悔改表现”难度就大了。由于立功表现的并不多，绝大多数在押犯减刑的依据都是“确有悔改表现”，如何理解“确有悔改表现”又显得至关重要。在《若干问题的规定》中确立了审查“确有悔改表现”的四个标准，“‘确有悔改表现’是指同时具备以下四个方面情形：认罪服法；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政治、文化、技术学习；积极参加劳动，完成生产任务。”由于“认罪服法”和“接受教育改造”主要是一个人的主观心理活动，在实践中很难量化成为客观的内容；而“认真遵守监规；积极参加政治、文化、技术学习；积极参加劳动，完成生产任务”在实践容易量化，同时监管部门为了自己的部门利益，自然厚此薄彼，大多监管部门都将“积极参加劳动，完成生产任务”作为减刑的主要依据。监管部门确立的这套减刑假释标准，实践已经证明并不怎么成功（对此学者的论述甚多，笔者在此不再多述），限制了减刑假释制度在构成和谐社会中应有的作用。

从《若干问题的规定》中确立减刑的四个标准来看，“认罪服法”排在最前面，应该是最重要的，其次是“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劳动，完成生产任务” 在四个标准中排在最后面，其作用地位应该是最小的。但是监管部门为了自己的部门利益，在实践中将“劳动”标准作为最主要、最重的减刑依据，将四个标准的作用地位完全倒过来。实践中，那些老弱病残的服刑人员由于客观的身体条件，劳动分数少，就很难获得减刑假释。作为监管部门确立这样的标准，是无可非议的，因为我们无法强求哪个部门、哪个人不为自己的利益考虑，但立法者在制度的设计上，必须还要设立一个机关站在超脱的地位，对减刑假释案件进行评议，做到公平、公正。这也是为什么许多学者虽然主张撤销人民法院的减刑假释权，但在人民法院撤离减刑假释工作之后，他们异口同声地主张要设立一个减刑假释委员会，来替代人民法院的工作。但无论这个委员会怎样组建，怎样设置，他们都不如人民法院有优势，没有谁比人民法院更能胜任这项工作。

当然，人民法院在减刑假释工作中存在的缺点，确实不容忽视，但人民法院完全可以通过自身的改革来加强减刑假释工作力量，解决好这些问题，做到除弊兴利。

四、构建人民法院减刑假释工作新格局之设想

可见，人民法院在减刑假释工作中，虽然存在一些缺陷，但是其工作环节是减刑假释必不可少的，不能通过撤销人民法院的减刑假释权来消除现有的弊端，正确的道路是对现有的减刑假释工作进行改革，构建新的工作格局。根据上述的原因分析，笔者对构建人民法院减刑假释工作新格局，提出以下设想。

1、设立独立的机构是前提条件。

正如笔者前面所述，人民法院要将减刑假释工作做好，工作并非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有许多工作要求我们去做，而且是要主动地去做。就人民法院现在的情况来说，审判业务发展已经比较成熟，减刑假释仍需要我们去摸索、创新，其任务比审判工作更为艰巨，需要大力加强现有的力量。再加上减刑假释案件的审核与审理案件行使审判权有着很大的区别，具有一定的独特性，人民法院很有必要对减刑假释工作设立一个独立的机构，配备业务能力较高的人员。这是加强减刑假释工作的前提条件，没有这个前提条件，其它工作也就无从谈起，因为人民法院怎样去把握减刑假释工作仍需要摸索、总结，没有强兵干将这项工作是完成不了的，再好的设想都只是空中楼阁。

2、制定符合减刑假释审理特点的具体规则是重点，也是关键。

由于监管部门的减刑假释标准具有缺陷，人民法院作为一个最终的裁判者，应该对“确有悔改表现”确立自己的标准，在减刑假释中发挥实质性的作用。这项工作是比较艰巨的，因为世界上还没有成功的规则可供我们借鉴，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不停地研究、总结，为减刑假释工作创造出划时代意义的新局面。

在减刑的四个标准当中，“认真遵守监规；积极参加政治、文化、技术学习；积极参加劳动，完成生产任务”，监管部门已将其在日常管理中进行了量化，比较容易把握，但服刑人员是否“认罪服法”和“接受教育改造”，就需要法官充分地发挥自己的智慧去判断。“认罪服法”、“接收教育改造”虽然是服刑人员的主观心理活动，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一些客观现象进行分析判断。如对罚金、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有能力执行能力，而拒不交付或者赔偿的，很难说已经认罪服法了。这方面的工作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3、规范审理程序，确保案件公正。

以前对减刑假释案件只进行书面的形式审查，作为扮演一个监督者的身份，不存在审理程序规范问题。现在要对减刑假释案件做出实质性的审理，程序的规范性也应纳入改革日程。鉴于减刑案件的数量及其性质的特殊性，不可能像审理刑事案件那样来审理减刑案件。笔者认为，采取在监管部门集中审理的方式是比较合适的。在监管部门提出减刑建议之后，人民法院可以在监管部门内举行集中审理，一次审理十几个、几十个都可以，让减刑的服刑人员参与，部分其它服刑人员可以旁听，规模可大可小。这样既保证了案件的公开、公平、公正，教育了其它服刑人员，同时又加强了法官与服刑人员的接触。

4、改变工作方式，加强与监管部门协调、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