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静致远十篇

宁静致远篇1

宁静，又只安静，平静，清静寡欲，不慕荣利，在个嘈杂吵闹的城市里，你是否已经对这种的环境受够了呢？我们需要宁静，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这是诸葛亮说过的话！意思是说，在学习的时候，要保持一种平和的心态来学习，这样才能学的好，可见宁静对一个人来说是多么的重要。

什么事都需要宁静，不止是学习，就算是干别的事也是需要宁静，你看书，需要一个宁静的环境吧，不然你怎么看的下去，你写作业需要宁静吧，不然你怎么写的好作业，我就举个最最简单的例子，你吃饭的时候你总不能在一个特特噪杂的环境，这样会影响你食欲，会让你吃不下去饭。宁静是个非常重要的，不管是大事小事上，它都会体现它的重要性。

你要学会宁静，只要宁静你才会感到快乐，你才会感到神志清醒，在古时候的人一直在追求这个境界，宁静的境界，如果你太过烦躁，看到的事物都会是扭曲的，看到的都会是不好的一面，只要当你宁静下来了，你才会欣赏到事物好的一面，看到事物真正好的一面，会给你无穷的快乐。

宁静在哪？只要你的心平静下来，你就会找到它，张扬，吵闹，并不受人们的欢迎，因为这会使你的注意力下降，做什么都会不专心，有的人甚至讨厌它，刻意的避讳它，但宁静就没人讨厌它，因为宁静才会做出令你满意的事情来。

宁静以致远，这句话是多么的简单而有富含道理的话啊，只要你宁静下来，就没什么你做不成的事情来。没有静，只会让你心烦意乱，让你什么事都做不出来.

宁静致远篇2

李白游峨眉山时，在万年寺毗卢殿听广浚和尚弹琴，下山后写了首诗《听蜀僧浚弹琴》，后四句为：“客心洗流水，余响入霜钟。不觉碧山暮，秋云暗几重。”这“客心洗流水”，便是诗人对静气的一种感受。

明代洪应明的《菜根谭》说：“从静中观动物，向闲处看人忙，才得超尘脱俗的趣味；遇忙处会偷闲，处闹中能取静，便是安身立命的功夫。”静气是保持清醒，冷静思考，深谋远虑，沉着应对，研究总结经验，反思超越自我，鉴天地之精微，察万物之规律。

浮躁的社会，心静者胜出。只有静气，才能找到精神自由驰骋的领域。历史证明，凡成功者都颇具静气。越王勾践有卧薪尝胆、十年磨一剑的静气，才东山再起，重振山河。史学家司马迁有忍辱负重、甘于寂寞的静气，才写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董仲舒有“三年不窥园”的静气，才成为汉初名儒。

在市场经济的今天，消费天地扩大，物质功利喧嚣，经济杠杆驱动巨大的社会车轮，毫不留情地辗轧着一切，许多人心中的绿洲被摧残殆尽，只剩下荒夷、沙丘和浮躁的自己。人总处在一种外在和内设的喧嚣中，生活环境改变了，质量降低了，节奏加快了，麻烦增多了，浮躁就会使人失去了原始的根。面对各种困惑，心有静气，就善于控制情绪，少出差错；心有躁气，则冒冒失失，常常失误。

静气是一个人综合素质的表现，也是执政能力的要求。一个合格的领导者，除了正气、志气、勇气、锐气、才气，还应具有静气。每临大事有静气，时刻保持清醒和理智，是一种化境的功夫，是境界的极至所在。

浮躁之气，源于心，沉于脾，化为腐水，充于体。欲修其身，养其性，必先静其心，此谓安身平心之道。“气者，唯顺得静。身者，唯康得安。而心者，唯畅方可达平。”用心，调用全身，专注一致——静气，安身，平心。

把静气播种在自己心灵的玫瑰园里：一靠“修”。修养正气，支撑静气，正气在身，淡泊名利，无欲则刚，无欲则静，心态平静，心有定力，宠辱泰然不惊，浮躁自然远去。二靠“炼”。磨炼意志，志存高远，胸怀广阔，心忧天下，始终保持冷静，为人民立德、立功、立言，就不会为一点成绩而骄傲，为一时挫折而沮丧。三靠“养”。涵养静气，静下心来学习，增添几分书卷之气。书是获取知识的渠道，是涵养静气的摇篮，人越博学，视野越开阔，头脑越清醒，如深水表面，波澜不惊，每临大事，从容不迫，举重若轻。

心静如水，杂念皆无。修静气者，善忙里偷闲，闹中取静。偷闲并非偷懒，取静并非怕事，而是在日程表里辟一块安静的绿地，静下心来思考问题。用陈云同志的话说，就是拿出一定时间“踱方步”，考虑战略问题。

宁静致远篇3

笃学是：专心好学。笃乃深厚的意思。

合起来，厚德笃学的意思就是心胸宽广、有美好德行，而又专注好学，孜孜不倦。

宁静致远：平稳静谧心态，不为杂念所左右，静思反省，才能树立（实现）远大的目标。

宁静致远篇4

暨南大学提出“宁静致远工程”，得到广东省领导的赞许，省教育厅更是以此为契机，召开“高等学校教师专业发展与队伍建设”学术论坛，这是个好兆头。可道理人人明白，关键在落实。为了“鼓劲”，也为了“补台”，我谈以下三个问题：第一，在校长与教授之间；第二，如何看待学术评估；第三，怎样善待年轻学者。

【在校长与教授之间】

暨大人事处来信，说在网上查阅了我的言论，发现跟他们校长的思路以及“宁静致远工程”宗旨接近，于是邀我来论坛作一主旨发言。为了表示是做了功课的，随信附录了他们辑录的“陈平原言论”。我很好奇自己的“言论”是如何被摘编的，十几段文字，前两段出自《人民日报》2010年10月27日的《人文学者不可丢“三气”》。先是：“学问不是评出来，而是做出来的，是经过20年、30年、40年，心甘情愿坐冷板凳、呕心沥血做出来的……大家现在被各种评比、评奖、评估搞得鸡飞狗跳，根本无法静下心来潜心学问。这很可惜。”后有：“一所大学或一个院系，要有意识地培养几条‘大鱼’。对于那些有个性、有才华、有脾气的好学者，要让其山高水长自由发展。”

其实，在这两段文字中间还有一段话，也很重要――“作为系主任，我的基本原则是：为中才立规划，为天才留空间。好的教授视学术为生命，根本用不着催促；有的老师，或因能力限制或因健康原因，或对学术根本不感兴趣，再催也没用。但中间这一大块，若有合理的评估体系及奖励机制，能做出更大的业绩。所以，最重要的是调动中间这部分老师的积极性。”若拉下这一段，好像我完全否定任何学术评估，那样决绝的姿态很好看，但不是我的原意――我批评的是目前中国的评估体系及奖励制度。朋友们嘲笑我当了系主任（北京大学中文系――编者注），立场有所变化，以前根本看不起“科研项目”，反对“数字化管理”，现在也得鼓励教师积极申报国家社科基金及教育部课题，甚至对教学及科研提出一定的量的要求。我的回答是：“屁股决定脑袋”，不在这个位子上，站着说话不腰痛。作为教授，你只管做好自己的学问，不必也不该太看重评估及奖励；作为系主任或校长，则不能完全漠视各项学术评估。

正因为当了几年系主任，深知校长们的压力。你上百度百科检索“香港中文大学”，吹嘘有几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一看就是校方直接制作或提供的资料。接下来的叙述很有趣――“2011年9月，国际高等教育研究机构QS2011年世界大学排行榜，香港中文大学较2010年再升5位，位列世界第37名，继续处于内地名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之前。2010年‘泰晤士报高等教育特刊’世界大学排名中，香港中文大学较2009年上升4位，位列全球第42名。”有心人马上发现，这资讯残缺不全，一个是2011、一个为2010？为什么？原因是2011年“泰晤士报高等教育特刊”的世界大学排名中，香港中文大学的排名由42急速坠落，变成151。本想特立独行，不提交资料，不参与排名，可前一年上升4位沾沾自喜，如今一跌就是109位，怎么跟校友解释？我赞同学校的理念，可也理解校长的难处――还没到哈佛、耶鲁的地位，无法拒绝这些明知缺陷多多的游戏。校方只好一方面安排沈祖尧校长发表《别让“排名”挤掉大学的首要使命》（2011年7月1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另一方面悄悄准备资料，争取明年名次回升――请问，此外你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教授可以说“风凉话”：大学排名毫无意义，排名高低跟我没关系。校长可就不敢这么说了。对于大学排名以及学科评估，所有的大学校长都是又爱又恨。名次下降则抱怨，名次上升则引用――若真有本事，应该是“也无风雨也无晴”才对。院系领导也一样，明年进行全国第三轮学科评估，若是你领导的院系的全国排名急剧下降，你真能“风雨不动安如山”？

最近这十几年，我写作并出版了几本关于大学的书籍，不少大学校长读过，其中一位很诚恳地告诉我：你说得很好，可惜你没当过校长。我明白，这话既是表扬，也是批评――潜台词是，大学校长的苦衷你不了解。我想这是真的，可书生议政，只能谈自己了解且有把握的话题。我不是大学校长，也不是国务院总理，你要求我说话像校长，或从国务院的角度考虑问题，那是不对的。各自明白自己的位置，说自己想说的话、能说的话、该说的话，这社会才能健康发展。

十几年前，谈及大学史的写作，我说到：“大学主要由三部分人构成：学生、教授、校长（及其代表的管理层）。三者的知识背景及文化立场不同，其利益往往互相冲突，发生摩擦在所难免。”（《大学史的写作及其他》，《读书》2000年2期）八年前，北大酝酿人事制度改革，我又谈及“屁股”如何决定“脑袋”：“你以前可能是很好的教授，可你当了校长、部长、院长，屁股决定脑袋，思考问题时，必然注重行政管理。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应该承认各自利益以及立场的差异，这样才有对话与协商的必要。”（《大学改革，路在何方？――“大学改革座谈会”发言整理》，《读书》2003年9期）其实，校长与教授之间意见不一致是正常的，关键是找到合适的对话途径以及利益重叠的地方。

校长是任期的，教授是终身的（即便退休，也可继续做研究），这就决定了前者需要阶段性业绩，后者更倾向于可持续发展――既反对管理层拼命催肥，竭泽而渔，也不能让校长老是两手空空，无法向上级以及热心的校友交差。教授与校长之间，需要互相磨合，共谋出路。

为什么要说这些“闲话”？就因为在我看来，一所大学的校风是否“正”，能否“宁静致远”，关键不在教师，在领导。单有理想还不够，还得考虑可操作性，以及能够承受的压力。当校长的都明白，此举从长远看很好，但短期内很可能影响大学排名。人家急功近利的，数字好看，排名上去了，吃香的喝辣的，你却只是在江湖上收获“及时雨”的好名声――说不定还因此限制了仕途，你顶得住吗？想清楚了，不管别人怎么骂，也不计一时之得失，“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这才可能闯出一片新天地。

【如何看待学术评估】

凡在大学教书的，大概都承认，最近这20年，我们的收入在提升，我们的压力也在增大。以前只要教好书，论文写多写少，出版不出版，关系不是很大。现在不一样了，要是评估不过关，轻则降级，重则解聘。其实，香港也是这样。在香港科技大学创立之前，香港的大学教师是比较悠闲的，自从放进科大这条“鲶鱼”，真的是搅乱一池春水。香港政府将香港的大学分为教学型与研究型，三所研究型大学（港大、中大、科大）的教授需要多发论文；可教学型大学不甘示弱，也对教师提出严苛的要求。换句话说，香港及台湾的大学，较早引进美国大学的管理制度，学术评估已成常态，且做得比较规范。此举有好有坏――好处是研究业绩迅速提升，缺点则是教学明显受到冲击。

1998年5月，主席在北大百年庆典上讲话，代表中国政府明确提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宏伟目标。摘掉意识形态保护伞（此前的口号是“创建世界一流的社会主义大学”），意味着参与激烈的国际竞争，用哈佛、耶鲁、牛津、剑桥的眼光来看北大、清华。此后次第展开的“985工程”等，政府在给钱的同时，也让在岗的大学教师感觉到越来越大的压力。到目前为止，中国大学仍在改革途中，tenure（任期）制度尚未真正建立，很少解聘不合格者。但学术评估及奖励体制的引入，还是促进了教师的科研热情，大大提升了中国科研论文的生产力。英国皇家学会2011年3月28日题为“知识、网络、国家：21世纪下的全球科技合作”的科技调研报告，称中国有望在2013年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科技出版物数量最大的国家（参见《英报告称中国将于2013年超美国成超级科研大国》，《环球时报》2011年3月29日）。而中新社北京12月2日电：中国科技论文统计结果2日在京，2001年至2011年中国科技人员发表国际论文数量为83.63万篇，升至世界第二位，“高被引”论文数量首次超过日本。此类“好消息”还有很多。可从事专业研究的人都明白，数量与质量并不同步；我们之所以突飞猛进，得益于人口多，投入大，加上数字化管理模式。

科研论文的“量”是上去了，“质”则不是很理想。谈论科研成果，除了经费、热情、干劲，还有学术积累以及制度建设。而后两者的制约更为深层，不是短期努力就能解决的。单看论文数字，北大、清华与世界一流大学越来越接近，可内行人都明白其中的差距。记得6年前香港科技大学的丁学良教授发表“中国合格的经济学家不超过五个”的高论，引起轩然大波。丁的解释更是让人沮丧：“我认为，是否是真正意义上合格的经济学家，可以按照香港科技大学评定副教授的要求来衡量。我不是按照国际排名前10位的经济学系的要求，也不是按照终身教授的要求，这样不至于高得离谱，因为我们谈的是华人社会里的经济学家。”（参见《丁学良：什么是合格的经济学家》，《南方周末》2005年12月8日）无独有偶， 2011年8月15日，饶毅在博客文章《减少中国科学界浮躁的一个必要步骤》中，谈及中国生命科学这20年的基本情况：“国外做过博士、博士后，回国立即做正教授，再做一两篇Nature、Science、Cell，或者几篇同领域最好杂志的论文，就可以做院士。科学程度一般（不是所有人）到此为止。也就是说，在国际优秀大学晋升副教授的时期，在中国可以做院士。而中国做了院士以后，各种事情又多起来，做科学的时间减少。如此造成中国比较好的科研人员的科学活跃期结束比较早。”这两个专业都是我不懂的，可看他们如此评说中国学界，心里很难受。各大学、各院系的情况不一样，但即便人文学科，我们私下里也承认，与美国一流大学差距很大。北大有个不成文的规定：你若能在美国一流大学获得正式教职（即便是教中国文学或中国历史），回来自然升一级――助理教授升副教授，副教授升正教授。国内其他大学，大概也都如此办理。这不等于公开承认，人家的学术水平明显比我们高吗？

当下中国学界，正从追求规模逐渐转向强调质量。在我看来，关键在于努力改善学术评估方法。当领导的，起码可在下列问题上有所作为：一是积极参与修订各种学科的评估体系；二是制定高低软硬恰到好处的内部标准；三是鼓励投稿好杂志，但拒绝钦定“顶级学刊”；四是守住底线，同时为特异之士保留自由活动的空间，且随时准备因天才出现而修订规则。

【怎样善待年轻学者】

关于大学管理，我有四句话：第一，展示愿景――让老师们看到国家的、大学的以及自己的前途；第二，了解自家人――切忌引进未必精彩的女婿，而气走好几个能干的儿子；第三，明确自家位置；第四，善待青年学者。这里就谈后两点。

鼓励学术竞争，这本是好事。可悬得过高，达不到，就容易造假，或养成急功近利、喜欢吹牛的坏毛病。最近，某著名大学聘请讲座教授，要我帮助判断“被评价人在其学术领域的国际排名”：前5名、前10名、前20名。我知道，若勾第三等级，大概就没希望了。可国际排名前5，那是什么感觉？我哪敢随便下笔。也是最近的事，北大中文系招聘青年教师，学校有关部门领导追问：你能否保证此人5年内成为本领域的全国前3名。我拒绝了。人家说我傻，你先答应下来，5年后，谁还记得这话？再说，那时你和他都不在这个位子上，谁来负责？可这不符合我的性格，实在说不出口。什么叫“前3名”，怎么评定，那些40岁以上的副教授、教授全都不做学问了？

我帮美国哈佛大学遴选讲座教授写过推荐信，对方除了综合评论，没问我此君的国际排名，只是列出四个他们认为大致同级别的教授，让我比较各自的长与短，说明为何推荐此君而非彼君。我也帮香港科技大学晋升教授做鉴定，最后一项是比较：这位候选人比你最近参加评审且通过的北大或台湾中央研究院的正教授如何。这样的提问很具体，也很实在，我能回答；至于国际或国内排名，我不懂，也不相信。

中国大学还没好到那个程度。前些年有大学炒作，愿出多少钱聘请诺贝尔奖获得者，结果当然是落空。北大设立讲席教授，年薪60万～80万，开始以为很有诱惑力，但联系多位国外著名教授，都不成功。因为，这不仅仅是钱的问题。了解中国大学的整体实力，明白自己大学的真实位置，理解现有的教师队伍以及制度，设计合理的工作目标，脚踏实地去做，而不是拔苗助长，追求“”的效果，那样的话，中国的大学才有希望。

可如今，几乎所有的中国大学都在吹牛。记得某名校历史系规定，博士生必须在《历史研究》上才能给博士学位。《历史研究》一年总共才发多少篇文章？照此要求，全被这学校包圆了。即便是训练有素、颇具创见的中文教授，一年能写一两篇好论文就不错了，而且并不一定要发在《中国社会科学》或《文学评论》上。眼下中国各大学明码标价、真金实银地奖励老师们在“顶级学刊”发论文，其实是不自信的表现。这还不说只讲论文而不论教学质量，明显扭曲了大学的职责及精神。

由于排名的刺激，各大学都在争抢“大师”或“明星学者”。而对于刚出道的青年教师，则不甚关心，当廉价劳动力使用，且提出不近情理的考核标准。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哪有这样的好事？

不久前我在纽约大学演讲，谈及转型期中国学界最受伤的是人文学，尤其是从事人文研究的青年教师。“以项目制为中心、以数量化为标志的评价体系，社会科学容易适应，人文学则很受伤害。从长远看，受害最严重的是从事人文研究的年轻学人。稍微年长的，或足够优秀，或‘死猪不怕开水烫’；40岁以下的副教授或刚刚入职的青年教师，一方面有朝气，还想往上走，不愿意就此停下来，另一方面呢，学校压给他（她）们的任务比较重，因而心力交瘁。人文学需要厚积薄发，很难适应眼下早出活、快出活、多出活的‘时代潮流’，这就导致那些愿意走正路、按老一辈学者的方法和志趣治学的年轻人，容易被边缘化，甚至被甩出轨道。”（《人文学之“三十年河东”》，《读书》2012年2期）

各大学的“高标准严要求”，使得年轻学者全都手忙脚乱，心气浮躁，根本没有时间想问题或从容读书。我再三向北大校方提议：善待40岁以下的年轻学者。记得我们当年刚留校，系里给一学期时间，让你好好听课、备课，这都是“从长计议”。不像现在，巴不得你今天报到，明天就走上讲台。再好的苗子，也得用心栽培，休养生息，才能长成参天大树。若都急功近利，会出大问题的。非常希望暨南大学真能落实此“宁静致远工程”。这样做，暂时效果不一定好，但10年后，定然大有收获。

我在北大读博士时的导师王瑶先生早年从事中古文学研究，特别喜欢《世说新语》，日常生活中也擅长提炼各种“隽语”。比如，他在政协会议上有一名言――说是当了政协委员，“不说白不说，说了等于白说”。这话太悲观了，于是有人给添上一条光明的尾巴――“白说也要说”。关于当代中国的“大学”问题，我也持此态度。

（本文系作者2011年12月16日在广东省教育厅和暨南大学联合主办的“高等学校教师专业发展与队伍建设”学术论坛上的主旨发言。）

2011年12月11日初稿，19日改定

宁静致远篇5

一、“宁静以致远”之老师

在轰轰烈烈的课堂改革的浪潮中，很多老师感觉压力大，烦躁，而迫于无奈又不得不去迎合课改努力效仿。但如果我们的老师静下心来好好想想，对老师来说，名师的课需要观摩和学习，然而最要紧的是要改变自己的课堂，基于“问题课堂”的专家诊疗，应该更为教师所需要。我们现在开展的“同年级同学科小循环课”“研讨课”等所呈现的原生态的课堂，暴露课堂教学中的诸多问题，通过集体讨论、专家诊断，找到问题的症结，此时再“对症下药”，我们就能在对比中发现解决问题的各种窍门了。这样的研究针对的是教师的具体问题，教师的感受就深刻，获益就真切，就能真正从内心产生变革的需要与动力。在“问题课堂”的诊疗中，我们常常就会发现，面对各种各样的教学问题，我们缺少的不是思想和理念，而是实实在在的技术与方法。现在想想“问题课堂”的诊疗过程，其实就是一个经验分享的过程。“问题课堂”能得以诊疗了，那么“有效课堂”就必然会产生了。

二、“宁静以致远”之学生

在我们的小组合作学习中学生的自主学习，组员间的合作探究、交流，全班同学间的交流、展示、评价，反馈练习，总结评价，这些环节、流程都是为实现学生有效学习精心设计的，那学生没有达到我们预想的学习效果，问题出在哪里呢？这就是我们在课堂上常常忽略了这一环节――给学生或引导学生静下心思考的时间和空间。比如，语文学习离不开学生的读。在教学《去年的树》一课时，教学目标中要求分角色朗读，老师甲先让学生找出文中的几次对话，再让学生小组内扮演角色读，然后是小组展示读，最后是评价、挑战读，结果老师甲很不满意学生的表现；老师乙在学生分角色读之前先让学生组内想象、交流课文第一段的内容“鸟儿天天给树唱歌”时鸟儿会在什么情况、什么时间下给树唱歌，再根据情景展开想象反复朗读，以此体会树与鸟儿那种好朋友的情谊。之后再按老师甲的步骤，结果学生的扮演角色朗读非常成功。所以“诗是强烈感情的自然迸发，其源泉是静静的回想的感动。”只有学生在课堂上有了自己静心的思索才有学习的实际效果。

宁静致远篇6

许多人的一生免不了要争名逐利，追逐金钱。因为名利和金钱的诱惑往往是巨大的，你一旦陷入金钱与权力的漩涡中，你将很难自拔。所以在生活中也许我们可以淡泊名利。不去追逐那些功名利禄，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方能宁静致远。

晋国时有一个著名的人叫陶渊明。他不为五斗米而折腰，辞官回家归隐田园，每天种种菜，就像他诗句中所说，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虽然说有时收成并不好，就像他诗中所写，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但是不去追逐功名利禄生活，使他感到无拘无束自由自在。这种生活在沉迷于金钱与权力的争斗中的人是永远无法享受到的。

英国科学家卡文迪许也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有很多钱，并且热衷于研究科学，他被人称为一切学问中最富有的人和富翁中最有学问的人，他自己本身很有钱，但是也从不追究贪图享乐。他做过许多发明，他热衷于研究科学，它涉及的领域非常多。甚至他在昆仑之前就已经研究出了库仑定律，甚至比库仑当时的实验还要更加的精准，但是被库伦发表了之后他并没有任何反应，他并不在意优先权的问题，只要这个东西被人类发现了就好。只要是研究有收获就够了，他从没想过从科学那里得到更多的东西。

所以我们做人也不要太去争夺这些功名利禄，毕竟他们只是过眼云烟，我没有必要将自己短暂而平凡的一生，浪费在这些争端中。也许我们可以把时间用来更多有意义的事情，就像社会上许多人，他们做慈善从来不留名字。之前发现了一位老汉晕倒在银行，人们把他救了之后，才发现他是为一个贫困地区默默捐款20多年的一个人，现在疫情期间许多明星都在捐款，但是也不乏其中许多人只是做做样子，甚至已经商量好，所有明星都捐一个数，有人多捐了，想多献出自己的爱心帮助全国人民共同抗击疫情，却遭到了其他明星及工作室的谩骂，斥责不守规矩。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就连献爱心都有了规矩。难道这些金钱这些名利对于一个人来说就真的有那么重要吗？我想这也许会引起大家的反思。

宁静致远篇7

北京师范大学校长董奇以顾明远教育研究发展基金（简称“明远教育基金”）理事长的身份发表致辞。董奇校长指出，“明远教育基金”成立于1998年，当时是为了推动青年教育研究工作者的成长，鼓励青年学者刻苦专研、学业进取而发起的。成立伊始，顾明远先生将自己刚刚获得的“曾宪梓教育基金”颁发的“优秀教师”8万元奖金和在日本讲学时节约的3万多元课时费全部投入该基金，体现了老一代教育家对教育工作的热爱、对教育事业的关心、对青年人才的厚爱。此后，顾先生又陆续为该基金捐赠了多笔款项。尽管顾明远先生本人并不同意以他的名字来命名该基金，但为了扩大基金的号召力和影响力，该基金最终还是被命名为“顾明远教育研究发展基金”。

董奇校长谈道，“明远教育基金”作为一个致力于推进中国教育理论和实践专业发展的公益基金，15年来，已经资助了11批共93名青年学者。在当前我国教育从规模发展进入质量提升，教育改革进入“深水区”，从“单向”发展为“多方”的改革之际，为了更好地推动教育改革，更好地在社会上营造“尊师重教”的良好氛围，更好地鼓励教育基层和教育科学研究领域的创新，落实国家关于“教育家办学”的精神，“明远教育基金”决定从2013年开始增设“明远教育奖”，奖励那些在教育研究和教育实践领域作出创新性贡献的研究人员和教育实践者。

第一届“明远教育奖”的评奖包括教育研究和教育实践两个领域，每个领域设特等奖1名，优秀奖5名，奖金分别为10万元和3万元。来自北京、上海、重庆、江苏、山东、内蒙古等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共计59位教育实践工作者的申报材料和28份教育研究成果参评，经专家通讯评审、专家会议评审和理事会审议，最终选出实践类特等奖1名、优秀奖6名、提名奖6名，研究类优秀研究成果6种。在颁奖仪式上，共13位来自教学一线的教师和6位教育研究者领取了第一届“明远教育奖”并发表获奖感言。

实践类特等奖得主山东省潍坊市教育局局长、党委书记张国华自任职以来，带领实施的一系列改革创新实践开创了潍坊教育新局面。他着力推进素质教育，勇于探索扩大教育公共服务并大力推进教育管理改革体制，取得显著成效。在山东省委省政府开展的群众满意度调查中，潍坊市人民群众对中小学教育的满意度连续5年名列第一。

实践类优秀奖得主华应龙是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的一名特级数学教师，他一直致力于将教学和科研相结合的教学工作。他热爱阅读，无论多忙，每天都会挤出时间读书。读书造就了他善于思考的品质，他既有数学名师的缜密、严谨，又有语文名师的浪漫才情。他提出“融错教育”，充分挖掘了学生的主体作用，成就了他数学教学独树一帜的风采。

实践类优秀奖的另一位得主王岱是山东省实验中学的一名语文特级教师。她二十年来如一日致力于语文教学和改革，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提出了语文教育的“三无主义”，即思想无、读书无限制、写作无模式，对全国的语文教学改革产生重大影响。王老师一直认为，一名教师的成功并不仅仅在于培养出几个张悦然似的成功学生，更重要的是在于让每个学生在受教育的过程中少一点压抑，多一点求知和成长的快乐，多一点人生的幸福感，帮助每一个学生为自己的生命赋予完整独立的意义。

顾明远先生在座谈会上说道，“明远教育基金”与“明远教育奖”中的“明远”之意，应该是激励教育工作者“淡泊明志，宁静致远”。国家教育咨询委员、国家总督学顾问陶西平先生说道，“明远教育奖”立足于对创新精神的鼓励，资金来自民间，用于民间，是纯粹的公益性事业，为教育评奖带来一股清新的风气。虽然是第一次评奖，但得到了广泛的关注，经公平、公正的评选程序，诞生了第一届获奖者，对教育研究领域和教育实践领域都是莫大的激励。顾明远先生的学生、国际象棋世界冠军谢军说道：“虽然我在顾先生这儿只做了两年的博士后，但我一辈子都是先生的学生。先生总是说‘教育要有大爱’‘没有兴趣就没有学习’，我现在也是一名教育工作者，我将沿着前辈的道路潜心为中国教育尽心尽力作点贡献。”

宁静致远篇8

在初夏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们采访了黄云先生。采访在黄先生位于望京的百石斋艺术工作室进行，这里是黄先生创作的地方。初入画室，我即被这里的格调所吸引。画室不大，但很简洁，没有任何奢华的俗物，但书画界那些如雷贯耳的名字却令斗室熠熠生辉。墙上挂着两位已故大师李苦禅和张正宇的赠画各四幅，门上的“百石斋”三字为李可染先生所题，桌上摆着的是黄永玉先生专门为黄云的女儿――青年画家黄娜制作的小雕像。采访就在这样浓浓的艺术氛围中进行。黄先生戴一幅黑框眼镜，略带些文人特有的腼腆，但一聊起绘画艺术，便侃侃而谈起来。

少年即师从名门

解放前，黄先生的舅舅在前门大街的劝业场经营一家广告公司，童年的黄云在舅舅的店里帮着干一些写写画画的事情，很快便显现出对绘画、装潢艺术的浓厚兴趣和天赋，经常喜欢拿一些小人书临摹。因此，15岁时，家人把他送到了北京少年文化宫学习绘画，17岁他考入北京市工艺美术学校。这期间，他曾有幸得到晚年齐白石大师的指点，1958年与国画大师李苦禅先生相识，便师从李老，之后又与李可染、潘天寿、许麟庐、张正字、冯其庸、沈鹏等当代艺术大师相识。闲时与大师磨墨理纸，一有画作便请大师指点。大师的言传身教，加上少年黄云的勤奋与聪颖，他的画很快得到诸位大师的肯定，苦禅先生也曾多次在他的画作上题字，或勉励，或指点。其中的一幅画作上这样题道：“笔墨布幅饶苦铁萍翁之风调，黄云以少年为此，前程远大，可预卜定耳”。(苦铁、萍翁分别是吴昌硕、齐白石两位大师的别号――编者)正是名师的耳濡目染，为少年黄云的画风与人品奠定了基调。

一个从未讲述过的故事

在我们的请求下，黄先生向我们展示他所珍藏的一些老师及益友的作品。其中一幅漫画引起了我们的兴趣，这幅画还使黄先生回忆起了一个从未讲述过的故事。那是在上个世纪六个年代初，许麟庐先生在王府井菜厂胡同的和平画店赫赫有名，那里常常是高朋满座，志趣相投的艺术家们常在一起品字论画。少年黄云也经常来到这里，倾听名家的言论，得到名家的点拨。他的聪明好学赢得了多位艺术家的厚爱，1963年，当时著名的漫画家钟灵送给只有22岁的黄云一幅漫画，此画效仿于白石老人那幅著名的不倒翁画，但将老翁的面部画成了前苏联人的模样，手中的折扇上还写了一个大大的“修”字。后来“”爆发，钟灵先生也被列入受审之列。这时不知哪位见过这幅画的人将信息报告给了红卫兵战斗队，立即引起了红卫兵的警觉，他们多次找到黄云，软硬兼施，希望他能交出此画，及时与反革命分子划清界限，并对黄云的家进行了搜查。作为一个从小学画的年轻人，黄云并不懂得政治斗争的意义，但他本能地觉得钟先生很早就参加了革命，并且是一位有很高艺术成就的漫画家，这幅画一旦交出去，可能给钟先生带来更大的灾难。因此他偷偷将这幅画转移到一个好友家里，并向红卫兵坚决否认曾有此画，由于没有被抓到什么确凿的“罪证”，钟先生幸免于难。这幅被黄先生珍藏至今的漫画，不仅记录了几位画家在那个特殊年代的珍贵友谊，而且是这段被尘封了四十多年的故事的见证。

“百石斋”主人

黄先生是一个不事张扬的人。虽然从小承名师衣钵，经过四十余年的锤炼自己也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但外界对他的报道却鲜为人见，称其为画坛的“隐者”实不为过。

几十年来与诸位大师的密切交往，形成了他执著于艺术的品格。这些亦师亦友的老一辈艺术家不但把他带入了艺术这个神圣的殿堂，更把他们高尚的人品潜移默化于黄云心中。在伴随着文艺产品市场化的过程而日趋浮躁的文艺界，炒作方式花样翻新，令人眼花缭乱，所谓从事艺术的队伍越来越庞大，但真正的艺术品却越来越少，真正致力于艺术的人也越来越少。黄先生对现在一些急功近利的行为很不屑，他说炒作只能炒出一时的虚名，却不可能炒出真正的艺术。特别是书画艺术，更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而是多年沉淀积累的结晶。从他身上，我们分明看到了石头的品质，这也正是黄先生对石头情有独钟的原因。石头的外表是朴实无华的，但石头的世界却丰富多彩，且石头是至雅之物，所谓“无石不雅”。石头来自大地，得天地雨露之精华而成。将画房取名“百石斋”，正是黄先生如石般朴实秀雅气质的映照。黄先生喜石也爱画石，他曾画有百余幅形态各异的石头的画作，这些画得到多位书画界艺术家的肯定，张仃、冯其庸、许麟庐等艺术家曾分别在画上题字。黄先生这位沉醉于绘画艺术的执著者，多年来也一直在不断地汲取众家之长，精心于自己的艺术。

我们提出刊发黄先生和一些他经常交往的老艺术家的合影，但黄先生却说不必了，他不愿将大师的名声作为炫耀的资本，每个人的艺术成就只能用自己的作品来证明。

画风清雅，独树一帜

黄先生的画以花鸟和山水为主，尤以花鸟见长。看他的画，感受最深的是那种扑面而来的清新与雅致，着墨不多，但色彩淡雅，意境蕴长。由于多年受老艺术家的熏陶，黄先生形成了对艺术精益求精的态度，数十载潜心画斋，力争使每幅画都达到“多一笔则太繁，少一笔则太简”的境界。经过多年的努力，他在自己的绘画领域里已取得了较高的艺术造诣，他的作品也得到书画界老艺术家的肯定。著名画家、装饰艺术家张正字先生曾赞曰：“黄云作画，悟性高，笔意洒脱”，并为其作品册页题曰：“画分高低、优劣，不可分大小。云弟所作小品，画幅小而笔墨俱佳，亦可称得大品也”。著名美术评论家、书法家沈鹏先生曾为其画册作序赞誉：“黄云画风，清新温雅，冲和平淡，不激不厉……”

宁静致远篇9

心静如泉，时时映照，舍弃自我，才能超越自我，达到一种境界，一种无法超越的境界。美，就在于此。

《庄子》中曰：“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大知闲闲，小知间间；大言炎炎，小言詹詹”。阐明了智者与愚者的区别。

宇宙之内的事，圣明的人只是论述却不加评判，把一切都囊括于胸，默默体认。一个人能止于自己不知道的境界，就是最明智的人。天、地与我们一并生存，万物与我们合为一体，“物无非彼，物无是非。自彼则不见，自是则知之。”“非彼无我，非我所取”。万物共存，天、地、万物都为一天，在这个五彩缤纷的世界，又有时春风和煦，有时也会狂风骤雨，人生不可能一帆风顺，也并不意味是一味的坎坷，但我们不能迷失自我，我们要守住一颗宁静的心，舍弃自我，使我们的人生更加完美。

宁静致远篇10

诫子书中心论点的句子是“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这句话的意思是把眼前的名利看得轻淡就不会有明确的志向，不能平静地学习就不能实现远大的目标。

诫子书中心论点的句子是“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诫子书》是诸葛亮54岁时写给他8岁儿子诸葛瞻之书。

此联反映的是诸葛亮对人生的哲理思考，认为一个人须恬淡寡欲方可有明确的志向，须寂寞清静才能达到深远的境界。语浅而意蕴深刻，充满了道家哲理。

我们可以看出诸葛亮运用了逻辑学中的"双重否定"来强调他要表达的“淡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这是一句富含哲理的话。这同“要想取之，必先与之”，“欲达目的，需先迂回曲折”的道理一样，“淡泊”、“宁静”不是求清净，不想有什么作为，而是要通过学习“明志”，树立远大的志向，待时机成熟就可以“致远”，轰轰烈烈干一番事业。

（来源：文章屋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