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年论文十篇

学年论文篇1

在我国小学中年级作文教学中，老师侧重于理论知识的灌输，忽视了学生的写作能力的指导，从而使得学生写出来的作文大话连篇。我国小学作文教学要想提高教学质量，就必须转变教学观念，小学语文教师在指导学生写作时，要明确小学作文教学的性质和目的，注重对学生知、情、意、行多方面的培养和塑造，同时教授学生写作技巧的应用[1]。例如，在某小学中年级作文教学中，老师以《我的爸爸》为例，“在风雪中，我的爸爸像是一位巨人，异常的强大，为我遮风挡雪。”老师以此句为例，将爸爸比喻为一位巨人，通过这样的手法来增添作文的内涵，学生因为老师的教学，明白在写作文的时候可以应用一些必要的写作手法来增添文章的内涵，从而提高了作文写作质量。

（二）游戏教学

小学中年级学生的年龄较小，好动、好玩是中年级学生的天性。为此老师在进行作文教学的过程中，适当的进行一些益智游戏，有益于提高教学质量和效率。例如，在某小学中年级的作文教学中，写作文《我的课余生活》，首先老师与学生一起玩了一个“老鹰抓小鸡”的游戏，通过游戏，让学生在游戏中找到了快乐感，在游戏结束后，教师引导学生详细回忆游戏过程，让学生通过文字来表达自己游戏后感受，并协助学生用一些精辟的词语来进行表达，从而完成《我的课余生活》的写作。通过这种方式，既提高了学生作文写作的兴趣，保障了教学质量和效率。同时也锻炼了学生的团队合作能力，有助于学生的健康发展。

（三）重视片段练习

在中年级，要扎扎实实地抓好片段训练，使学生能够写出内容具体、条理比较清楚的一段话到几段话。片段训练和写话训练，并不是截然分开的两个阶段，而是写话训练的自然发展。写片段和写话比较，除了篇幅有所增加以外，主要在于书面表达的要求有所提高，从写话发展到写片段，这是一个渐变的过程。进行片段作文的训练的内容很广泛，老师要求学生以最熟悉的生活为题材，提出范围，让学生学习写片段也可以采用看图写片段、做试验写片段、手工劳动写片段等多种方式训练[2]。在片段训练的过程中，老师要经常通过表扬和鼓励，和同学之间相互交流，激发学生表达的愿望。

（四）多媒体教学

学年论文篇2

新史学：对科学实证的追求

新史学最初是以近代科学的姿态出现的，决定性的时间要到30年代后期。用科学主义的态度重新审视中国历史，还原客观的中国历史（那时称“重建中国历史”），这是当时新史家最崇尚的潮流，也是与旧史学赖以区别的标志。

在这方面，傅斯年先生的功绩最大。这倒不完全是指他个人在史学上的成就（如夷夏东西说、性命古训辩证）。胡适对傅的评论最确，说“他能做最细密的绣花针工夫，他又有最大胆的大刀阔斧本领。他是最能做学问的学人，同时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傅孟真先生遗著序》）。尽管今天的青年学子恐怕很少知道，但中国现代史学史已经郑重地记下：从1928年起，傅斯年先生把主要精力都倾注于学术行政，创建并长期主持了中央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国第一个史学研究专门机构，业绩辉煌。据说他当时曾想邀另一位先生出任所长，那位先生不肯，且说：“第一流人做学者，第二流做教师，第三流才去做官。”傅先生当即大笑：“看来那只好由我自己来做了。”他本可以做成煌煌的第一流学者，却最后选择了办所。然而正是靠着先生的行政天才和人格魅力，特别是学术开拓、动议策划的非凡识力，在他连任的22年里（至1950年病逝止），汇聚并成就了近世实证最有成绩的一大群史学名家。胡适说他是实行了英国培根所讲的“集团研究”的方法，“培根三百年前的理想，到了一百多年前才由世界上一般先进国家慢慢地做到”，孟真在中国做到了（《傅孟真先生的思想》）。还有一点也极为重要，就是傅斯年所倡导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书面的、实物的），“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支配了大半个世纪实证最有成就的史家治学路向，影响深远。他是中国考古的伟业——安阳发掘和清内档明清史料、《明实录》整理等重大工程的发起者和组织者。他在上半个世纪确实无愧为中国史学界的领袖人物，中国新史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这样的学术组织天才，能不能说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下结论或许尚早，似乎只能靠最后的“实践检验”了。

但在此之前，还有一个情节、一位人物不应忘记，那就是对新史学的创建起过“清道夫”作用的顾颉刚先生，以及由他一手掀起的“疑古”风波。

以怀疑开道，是新学科产生的常规。怀疑不仅总与实证结伴而行，而且它恰恰是科学革新的前提。有了怀疑，才激发起新的实证要求。在傅斯年创建史学“集团”之前，先有对“古史”真伪的一场大辩论，说明新史学的产生有其内在的逻辑。因此，20年代的《古史辨》论战，我是把它看作新史学诞育的阵痛期。

顾的“疑古”，除了科学主义的外来思想背景外，还包含着关乎中国本土学术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历来“经学即史学”的背景下，史学必须先叛离、摆脱经学的桎梏，才有重新审视和论析中国历史的可能。假若还是剿袭“六经皆史”的陈说，不清理层累地积淀于国史里的种种“意识形态”污染，后人最多只能在顾炎武这样的旧史学的基地上加加减减，哪来超越？哪来新史学？围绕着《古史辨》展开的那场论战，虽然没有“真正的结果”（颉刚语），但它无疑是一次史学上必不可少的思想解放运动。

明乎此，我们就没有理由为“古史辨”派某事某书的论断“过头”，而对疑古这一宗旨大加怀疑。说实在的，即使到了今天，地下发现比从前大大丰富了，我们仍然没有理由抹煞古人有对史作伪的事实。这类事后来的历朝历代也都有，如苏洵的《辨奸论》、高拱的《病榻遗言》等等。否则，史家对史料鉴别这一基本环节，不就可以从史学中取消？！我很怀疑，有没有“走出疑古时代”的一天？史学存在一天，怀疑包括质疑刚刚过去的“史实”永远也不会了结。至于有人说伪书也有史料价值，这完全是另一个话题。反问：不明其伪书，何来另一层意义的“利用”？

当时胡适、钱玄同，也还有傅斯年，都对顾颉刚的一系列疑古举动予以特别的支持。傅斯年从欧洲写回的信里，给了颉刚的疑古纲领充分的肯定，称“史学的中央题目，就是你这累层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以至认为“颉刚是在史学上称王了”，“你们（指搞史学的朋友）无论再弄到什么宝贝，然而以他所据的地位在中央的原故，终不能不臣于他。”（《傅斯年选集》“与颉刚论古史书”）。

大约在1926年归国后，傅氏开始疏离“疑古”，路向一变，转而专致于倡导科学实证。用他自己的话，叫做“从怀疑到重建”（1925年致顾颉刚信）。而这一转折也正合着发生学的逻辑——由破坏到建设的节律，新史学就是在这一过程中慢慢成形的。

用什么重建？当时的口号，就是胡适提出的“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这一主张在史学的真正实践，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傅斯年创办史语所。科学主义是否能成功地解决对中国历史的重新认识，获得一个确定不移的客观的、真的中国历史？看起来，我们的前辈中有不少人曾是笃信不疑的。

例如傅斯年先生当年有三句话震动一时：史学便是史料学，史学本是史料学，史学只是史料学。建国后，凡是附和这话头的，无不挨批判。实际就在1928年建史语所的那个“纲领性文件”里，傅“大炮”的火力还有比这更猛烈的。文末是这样作结的：“我们高呼：一、把些传统的或自造的‘仁义礼智’和其它主观，同历史学和语言学混在一起的人，绝对不是我们的同志！二、要把历史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乃是我们的同志！三、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载《傅斯年选集》）

不瞒诸位，最初读着这些已经陌生的话语，特别到“要把历史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科学和精确）”，我私下曾不免发笑过：真天真！等读到寅恪先生的教训：“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方感受一种愧疚不安。

为了说明这一层意思，先得回到前面说过的“学术”与“思想”的关系上来。史学总有两个层面，客观的和主观的。新史学的创建，无疑地首先会带上主体参与者的主观色彩。这不仅是指他们史学研究的动机、价值取向，而且还包含了他们用什么不同于前辈的观念、方法，去质疑旧史，重估国史。

说到治史的动机，在它的背后，或明或暗地总隐含着各自的价值评判标准。如此，世纪初的思潮，必不可免地要带进新史学的初建过程里来，牵涉到“主义”之争，或者象现在说的，牵涉进关于“西化”与“现代化”之类路向的争论里来。

这种论战实包括了“中西文化”和“社会史”大同小异的两种论战。我觉得应该说明的，上述的争论，聚讼的中心舞台在“文化”、“社会”，而不在“历史”；论战的代表性人物对政治目标或“道路”取向的关心，远过于学术建设。这只要翻一下罗荣渠主编的《从西化到现代化》论争文选前三编，所谓“西化”论（如胡适、陈独秀）、“本位文化论”（如梁漱溟），对中国历史的论析，总喜欢一步直接进入“整体特征”的把握。他们的“历史通感”由于没有经过严格的重新研究过滤，先入为主跟着自己的感觉走，不免容易把中国历史（也包括西方历史）的特征说死。这也包括后来发展出来的“中国化”的一批学者，如张申府、艾思奇。这些人物，严格说绝大多数都不入史家之林。还有一点，是到很后才逐渐清晰起来的，就是几次“文化史讨论”都潜伏着一种隐患，开了直到今天还有极大影响的“文化决定论”的先河。“文化决定论”，究其实质也还是意识形态决定论。认定什么都最终是由文化特性决定的，与意识形态高于一切、决定一切，意味是差不多的；至少由前者走向后者，是一条畅通无阻的直道。

但是，若低估了这种论战对新史学的影响，无疑也是不真实的。除了史家个人的政治倾向会或多或少影响到学术的因素而外，更重要的是，论战对峙双方，从不同的方向都给中国史学术重建输送了一系列的“问题意识”，“问题意识”则是史学创新意识不可或缺的能源。

这些“问题”大概可归纳为：中国目前的落后，是“东西”不同，抑或“先后”不同？是中国历史根性决定的，还是中国历史变迁决定的？改变落后，是按着西方的面貌来个根本改造，还是循着中国历史内在特性“旧邦维新”？中国走向现代化主要是靠外因，还是主要靠内因？假若说有内因，中国历史能够提供哪些根据？如此等等。

重读当年论战的文章，如同前十多年重复经历过的那样，新旧名词、概念满天飞，各以“主义”争胜，愈辩愈绝对化、极端化；时间长了，唱的人还在不停地唱，可听的人就会因无甚新意而起厌倦和怀疑。中国历史真的是象他们说的“一、二、三”那样简单吗？在争论“我”好与坏，“我”应该变成什么之前，是不是应该先弄清究竟“我是什么”？“我”是怎么走过来的？即使旧史不可靠甚至有伪史的成份，那客观的真史（“真我”）又如何而得？

到了这个关节，史学家与政治家，以及那些随时都想变成政治家的“道德家”的分道扬镳就开始了。如果道德家看重的是“善”，政治家看重的是“利”（即富强等等），那趋向科学主义的史学家，更为看重“真”。苏格拉底的“认识我自己”，就转换成“认识我中国”。由此，关心的重点必转向认识论，亦即治史的方法——如何寻求真史？他们不再满足于演绎，而相信归纳法的运用或许更为可靠。

傅斯年曾经是“五四”运动的一位学生领袖，参与了“火烧赵家楼”著名事件。但在留学归来办史语所时，他的心态已大变。许多生前友朋的追忆都说到他是因不满政治而转入学问一途的。在他的文集里，能找到的最有力证据，便是1942年写给胡适的回信。此时病中的傅斯年，大约躺在病床上曾经多次为自己“放过电影”。信中对老师说道：“病中想来，我之性格，虽有长有短，而实在是一个爱国之人，虽也不免好名，然总比别人好名少多矣……我本心不满于政治社会，又看不出好路线之故，而思进入学问，偏又不能忘此生民，在此门里门外跑来跑去，至于咆哮，出也出不远，进也住不久，此其所以一事无成也。”（《选集》“致胡适书”）信中“看不出好路线之故”与“不能忘此生民”两语最堪回味。

前面说的“国亡不亡”的情结，先是化为一阵狂风暴雨，急欲用行动找出一条路来。等到“五四”“火”的热情褪尽，一大批人转向学问，就象傅斯年那样，很有点象现在说的“边缘化”。这大概就是许多学科、包括史学到三十年代都有相当建树的一个重要内因。

自始至终跟随一起的同事、著名考古学家李济对所长的了解最深刻。提到傅氏办所的心意，李济这样说：“他在中央研究院，创办历史语言所的中心目的，固然是由求纯知识的观点出发，但是潜在他的下意识内，所以帮助他推动这一学术事业的真正力量，还是一个爱字。因为他爱中国及中国的文化，他就先从研究中国的历史开始；他想彻底地明了中国文化的本体，原先的长处与短处。他提倡新文化，正是要扶植旧文化里好的、灿烂的及有益于全体人类的一面。但是中国固有文化的长处在哪里？短处在哪里？却不是单凭几个主观所能断定的。这一类的判断，若要作得准确可靠，必须建筑在真正的知识上。他所以毕生的精力用功史学，并提倡语言学、考古学、民族学，都是要找这一类的知识。并世的朋友，与他具同一理想，有同一见解的，当然不止他一个人；但在别人仅能托于空言，他却能实际地把这一理想发挥出来。”（《傅斯年印象》）。

明乎这种特定的情景，似乎可以为傅斯年先生的“史学就是史料学”作点辩解正名了。细读先生的《旨趣》和相关史学方法论的其它文章，同后来批判者把这一主张简单化地歪曲为“史料即史学”，是大相迳庭的。

这里不可能对这个话题作详细的展开，从文本看，有两词最关键，使用频率也最高，即“材料”和“工具”。按我的理解，要点有二：一是离开了史料（即“材料”），史学只能无中生有、形同胡说；离开了新史料的发现，史学的发展也就极为有限。二是离开了对史料搜集、整理、归纳、分析、综合（也包括辨伪）的科学方法和新学科（语言学、考古学、人类学）等一系列操作“工具”，史学也就没有什么过程可言。因此，史学就是由史料出发，经一系列操作“工具”，最后从史料推出结论的全过程。除此而外，别无史学可言。他还特别警惕观察者主观价值的介入带来的“污染”。傅先生的第一句，即拒绝某些人为自己的“同志”，就是针对这种“主观污染”而发的。这里已经包含了后来争论很大的“为科学而科学”、“为学问而学问”的意思。我想这就是“史学就是史料学”的本义。

这一主张明显来自于西方自然科学的观念和方法，带来浓厚的“科学实证主义”的色彩，但其目的是清晰的：科学地认识中国历史。傅斯年还有一个志向，就是要由中国人自己建立起“中国学”，并扩展为“东方学”，与欧美“汉学”争一高低。史语所在傅先生主持的22年里，应以商周考古（含甲骨金文学，如李济、董作宾、容庚）和明清内档的整理（《明清史料》等）成就最著，也最能代表傅氏风格。而在此时及其后，诸如断代史（如陈寅恪、徐中舒、劳干、许倬云）、政治制度史（如严耕望）、社会经济史（如全汉升）、人文地理（如严耕望）等方面的成绩，虽然诸学者治学都有其各人的个性特点，考察视域和学术包容也越来越开阔，但无不可以看作傅斯年实证风气下的煌煌成果。称史语所为“史料派”，虽然不尽贴切，但极重史料搜索考辨，穷尽所能，以小见大，治史讲求精深而有新解，确实是以史语所为代表的一种鲜明风格，并为中国史学的发展带来深远的影响。

史语所的这一治学路向，在当时及以后，在史学界不是都全盘认同，没有争论、没有批评的。这里且不去说史学能不能做到象自然科学那样，就说中国史学本身治学的风格，也有多种。对此，作为他们后辈的严耕望、余英时在回顾性质的相关文论里都有涉及。读者可详细查阅《治史三书》和《钱穆与中国文化》。

我个人觉得严耕望先生在评论吕思勉时说的一番话，很可以拿来作为对上述科学实证风格的一种总结。他说近代（指本世纪前半期）史学风尚，一是偏向尖端发展。一方面扩大新领域，一方面追求新境界。这种时尚，重视仄而专的深入研究与提出新问题，发挥新意见，对于博通周瞻但不够深密的学人就不免忽视。二是近代史学研究，特别重视新史料——包括不常被人引用的旧史料。史学工作者向这方面追求，务欲以新材料取胜，看的人也以是否用新材料作为衡量史学著作之一重要尺度。而主要取材于正史，运用其它史料甚少，更少新史料，虽博通周瞻能成系统者也不免被低估。我想，正因为严先生治学出入于两者之间，对科学实证一派的长短俱有体验，故方能出此公允之论。

史学作为一门现代学科，讲求实证，讲求专深，朝分化、细密、深入的方向发展，既是近代学科发展普遍性的标志，也是中国史学本身求发展、求完备的需要。这一路向，在本世纪上半叶无疑是秉承了牛顿经典力学时代的方法论风格；但即使在今日也仍然应该成为史学事业建设的基调。在此基础上，才能伴奏出多音调、多色彩的交响乐来。

诠释：史家与时代的对话

上面所说的科学实证一路的史学，很容易给我们一个感觉，似乎他们对史学的时代主题是偏离的。或者说他们采取一种“边缘化”的立场，是不是疏淡了史学回应时代的功能？因此，当历史诠释学观念强化后，对这一路向的批评也就必不可免地要产生。

去年恰逢史语所建所70周年，台湾有关方面出版了《纪念文集》。其中现任所长杜正胜撰有一文，题名《史语所的益友——沈刚伯先生》。沈刚伯，我是从读他追思故友傅校长（台大）的文章始识大名，知道他对傅氏的人格极为推重，文中也看得出他们之间史识有岐异，尽管只是一笔带过（《傅斯年印象》）。正胜先生的文章，则明白告诉我们，沈先生早在1968年史语所40周年所庆的演讲中，从史学的取向再次发表了颇与故校长相左的意见。两位好友属“和而不同”的君子之交，争论绝非个人间事。

两位先生之间意见的岐异，涉及到百年史学的一些重要关节，很具有代表性。所以在这里，我特地把正胜先生的介绍综合一下，备录于下：

一是沈先生强调史学的内在理路是讲“通变”，反对一味讲“专深”。他认为历史就理论上讲，应该是整体的，因为没有古就没有今，没有过去就没有未来，所以严格而论，只有通史才是真正的历史。很怀疑傅一味倡导崇尚专深，弄不好，就成了“象牙塔”、“dòu＠①dìng＠②之学”。傅则认为“通史的作法不会造就知识性的突破”。这一点我还可以引钱穆《傅斯年》作旁证。钱先生也说傅“不主张讲通史”，说有“某生专治明史，极有成绩”，傅先生却不许他上窥元代，下涉清世。钱穆不以为然，认为若不能“上溯渊源，下探究竟”，怎么可能“真于明史有所得？”所说之事是否为真，我无处证实，但钱、傅“专”与“通”相互对峙，严、余两弟子相关忆述甚多，这是没有问题的。

二是沈先生强调必须讲求史学的外缘即意义和作用。这也可以分成两部分。

首先是从学理上说。沈先生说他不敢相信人类的历史也同自然界的历史一样，可以“成为一门完全信而有征的科学”。也不同意傅氏主张“不以史观为急图，纯就史料以探史实”，所谓“存而不补”、“征而不疏”，“材料之外，我们一点也不越过去说”。沈先生认为，事实上史料无一不是经过写作人主观的选择与主观的组织而成的，无论他存心如何公正，写出来的东西总是表现他个人的思想与识见，绝不能说是客观的。史书所载只是“史事”而不能说是“史实”。史学是史家与史料的互动的结果。历史所研究的过去不是死了的过去，而是在某种意义上，仍然活到现在的过去。

第二则是从史学外缘的意义和作用，亦即与时代的关系上说。沈先生认为史学必须跟着环境的转变而不断变化，“世变愈急，则史学变得愈快；世变愈大，则史学变得愈新。”历史著作之所以不断求新求变，因为“我们大都抱着鉴往知来的目的去读历史，一逢世变，便想从历史中探寻世变之由；求之不得，自然就不满意于现有的史书，而要求重新写过。于是乎每一个新时代必有好些根据其时代精神所改修过的新史书。”他不赞成所谓纯史学，史家成为象牙塔内的玄思冥想者。他认为傅先生关于历史研究的定位和写作的形式已经过时，那是兰克时代的产物。他担心：与时代隔离的纯之又纯的史学，如何维持不断的创新力以免于枯竭？又如何得以接受外界不断的刺激而产生新观念，写作新史书，以完成新史学呢？所以沈先生主张史学还是要回归于社会，回应时代，尤其是史家对时代和社会的看法。

沈先生关于治史的观念，大约是因为和我前几年的思路比较吻合，感到特别地亲切。但在我因为要做这项回顾性质的工作，前贤的书读得稍多之后，觉得问题比较复杂，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清楚的。这里实际包括了两个需要讨论的问题：一是史家与时代的关系；一是史家治史的史观和史学方法，也包括“通”与“专”等不同的学术风格。从学术史回顾角度，第一个问题比较重大，关系到百年史学的评估；后一问题，见仁见智，只能共存共容，我看不必求同。

关于史学与时代的关系，从百年过程来说，恰恰不象沈先生所忧虑的那样（当下怎样，又是另一个问题）。正如第一节所述，由于特殊的情结，中国新史学与时代的关联实在是非常紧密的，有时紧密得离了谱，产生了负面的效果。这方面，反显出了史语所的某种“独立人格”。自然，正因为“救亡”的情结强烈，新史学在对中国历史整体认识方面所作的努力是艰辛的，争议多，所积淀的成果也不少，以致直到今天，我们还在不断咀嚼，不断重复。

历史学永远是现在（怀抱着未来追求的现在）与过去的对话。这不是什么人的特别发明，而说的是一个事实，自有史学以来就存在的事实。所谓孔子“春秋”笔法，一字褒贬，不也是史实的“灵魂”在与“过去”对话？史家首先关心的应该是“历史事实”，这是他工作的对象，他的独特资源；接着，他必然要思考这些“历史事实”背后的“意义”，并诉诸阅读对象，发挥社会功能，这是他工作的目的，体现其价值之所在——他绝不会或者绝不甘心把自己降格为实录文书的“史官”。这些在史家群体里应该是不需共识的共识。

在20世纪，恐怕史学家中很少有人认为中国社会不需要“变革”。胡适在总结傅斯年一生思想演化轨迹时，便说“从他《新潮》时代以来三十多年中，只有一句话，就是希望国家近代化。反过来说，就是反中世纪主义”（《傅孟真先生的思想》）。问题是变什么，怎么变？正是由于对现实变革所持的观念和所取的路径不同，由此而返观过去的中国历史，通过跟过去的重新对话，对中国历史的整体认识，就必歧异多姿。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把傅斯年为代表的科学实证派说得过于简单。其实他们自己何尝没有主观意识的渗入，最多只是比别人淡薄些、警惕些（即他们所说的“客观”些）就是了。

或许更关键的，还不完全在自己主观的“价值取向”，因为一个真正的史家都有起码的职业道德，不以自己的所好去“作伪历史”（可惜也不是所有人都是如此，容后再议）。从史学本身来说，最关键的是用什么样的参照系统，来帮助我们透过史实、串联史实，达到分析、认识中国历史整体特征的目的。纯粹的事实归纳，最多只能描述过程，比《纪事本末》、《十通》做得更细密些，在西方也仍属于“传统史学”。何况当时的中国，对“意义”的关心何等强烈：历史发展到今日的中国，好在哪里，不好在哪里？为什么会这样？等等都是悬念。没有比较的参照系统，就无所谓中国历史的特质、特点，也无所谓用废取舍、变革保守，我想，这是不言而喻的。

正因为如此，我觉得傅斯年当初关注的“科学工具”有狭隘的弱点，当时和后来的史家都必然要超越他的“新工具”论。历史，人类的历史，不可能象分析一块石头、一种地层那样明白干脆。“社会”，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人群“集合方式”，这是中国旧史学中从不曾有过的概念，到了新史学手里，变成了必须首先面对的大问题。人类学，狭义的体质人类学，只解决中国人种本土产生，还是西来；而广义的人类学，就转化为文化学、社会学——这时候，人文社会学科与自然科学的差异就不可回避。这时候，新史学所要采取的“工具”，就必须从语言学、考古学扩展开去，更多地仰赖于越趋分化的人文社会多学科（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人文地理学等等）的帮助。还有一点不能忽视，就是必须依靠外国历史的比较座标——那时主要是西欧北美的历史。顺便说一下，傅斯年自己也意识到了遗漏“社会”一项研究目标的不妥，他在《清代学问的门径书几种》一文提出后人应做的几项工作，第三即为“中国古代的社会学正待发明”（参《傅斯年印象》赵天仪文）。

新史学与“西学东渐”的关系，是一目了然的。中西历史、文化的比较更是热点。问题是待到我们的史学接纳西学的人文社会学科资源的时候，“西学”已经分化为对峙的两支。这就使百年的史学在借鉴“西学”以透析中国历史时，产生了严重的路向分化。

针对当时中国落后于世界潮流，企求现代化的历史走向，在新史学里，以批判的态度重新估量历史，应该说是主流、大趋势。批判过头，才会有另一种声音出来，但也不能说他们就没有批判性的思维。但批判的主要资源似有两大类别：

一种是以西方现代社会为参照座标，以自由主义为主流的欧美思想观念和方法论切入批判，重新界定中国历史的特质。这在新史学创建的前期，曾经是一种比较普遍的趋向。例如中国社会历史是一个以家族为核心的宗法社会，道德政治化，政治道德化；高度集权，专制主义，国家利益至上，没有独立的个人价值；有国家而没有社会，没有中间阶层（晚近又增加了“公共空间”的概念），没有公民意识或公民权利；是“人治”社会，人情大于法，不重法治；以农为本，主静、主和谐，发展比较滞迟；重实用，不重形式逻辑，不关心抽象思维，以及轻视工商和科技等等。这些见解也常见于社会文化各界的议论和通论（如胡适、陈独秀、梁漱溟、冯友兰等），并非完全出于史学家。但无疑它们都是基于中国史实，通过中西比较而得出的中国历史特质的认识。中西历史意韵的不同，其中最脍炙人口的，要数钱穆《国史大纲》“引论”说的：“西洋史正如几幕精彩的硬地网球赛，中国史则直是一片琴韵悠扬也”，“中国史如一首诗，西洋史如一本剧。一本剧之各幕，均有其截然不同之转换。诗则只在和谐节奏中转移到新阶段，令人不可划分”。

另一种是“以俄为师”，以社会主义的“苏式”思想观念和方法论切入批判的。以社会主义为路向的，批判的领域就更为开阔：业已存在过的社会，无论东西方、传统的或现代的社会，都必须为社会主义所取代，均属于批判的对象。因此，这一路向的历史学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对五种社会形态“普遍规律”情有独钟，不自主地放弃对中西历史文化比较的深入思考，精力专注于“社会性质”、“阶级定性”、“阶级压迫”、“阶级斗争”等共性概念层面上，对本国历史文化自身缺乏深沉考察和开拓深挖，而与政治的过度关联又或多或少影响到他们的求实求真，生搬硬套的毛病很突出。

但是，我觉得需要指出的，即使在本世纪前半叶，社会主义思想对史学家的影响面要比我们现在想象的宽得多，包括后来分化到另一阵营里的人物，这种影响也还存在。且不说陶希圣，傅斯年就一直自称他是自由社会主义者（罗家伦《元气淋漓的傅孟真》）。这种影响从史学角度说，主要是促进了两方面的进步：一是关心国计民生和下层百姓的生活，对社会不公正的揭示；二是重视社会经济对历史进程的作用。无论是中国古代、还是西方人文传统里，文化形态史观是弥漫性地占据着优势，高度重视社会经济的作用，是历史考察视角的重大转换。有识力的史学家一般都能敏感到这种方法的价值，并不一定与个人的政治倾向相关。这方面典型的例子，就是吕思勉先生。在新史学里，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兴起，这一路向的推动作用，不容抹煞。但真正在这方面作出较深入研究而富创见的，则要到熟悉西方经济学原理和方法的一代学者手里，突出的如全汉升、杨联升等。

在本世纪诸史学大家中，吕思勉先生可能是治学心态最平心静气的一个。这与他淡泊宁定，素不喜结交知名之士，“埋头枯守、默默耕耘”（《吕思勉先生编年事辑》）的为人风格极相契合。诚之先生治史多取材于常见正史，运用新史料很少，所以不容易被傅氏科学实证派看重。等到严耕望先生关于“四大史家”（二陈、吕、钱，见《治史三书》）一说出，他的地位才陡然升格。严耕望的不拘门户、慧眼识贤，令人敬佩。但先生博通周瞻（二十四史、《三通》熟读数遍）、著述极富（不少于五、六百万言），以及第一个用语体文写出通史（四册《白话本国史》，1920年起写作，1922年出版），开风气之先等等，亦属实至而名归。

诚之先生受家学的薰陶，早年即入史学一路，或者也可以说是自学成材。虽然也有许多论者以为他与其家乡常州今文经学关系至深（他教中学时的学生钱穆就这样说），但对先生一生影响最深远的只是康有为的“大同希望及张三世之说”，至于今文经学只是他辨析史料时选择参考的方法，后来更兼采“今古”两家，左右旁通，决无旧经学的门户之习。读先生遗著遗文，很难见到有像前述诸贤那样关于民族兴亡的大议论。其中与先生的个性秉赋不无关系，此处暂不讨论。但必须指出，先生决不是“两足书柜”，对国祸民忧无所动心的“书斋学究”。最近先生《遗文集》问世，读其时文书信，有两个特点可说：（一）先生极具平民意识。此与寅恪、宾四特重精英文化迥然有别。先生十分关注民间社会的生计，大至水利、赋役、吏治，小至百姓饮食起居，所到之处，必细为调查，对物价波动尤其敏感，至几元几分，均一一载录；更为难得的是，他奔波南北，细心询问农家生活，对他们收支负担，作了许多纪实性的报道。先生眼睛向下，关注民间基层生活，重视社会经济研究，在同辈史家中恐少有与之匹俦的。（二）对社会进化向持乐观向前的心态。他信从社会进化的观点，认为制度的变迁最为紧要，随经济而进，势异则事备，制度的不断变迁，是一定的。这同寅恪的悲观成鲜明对比，似与郭沫若相近。但从其主张自然演进（“自然”者，非偃苗助长之意）的立场看，与郭之激进，更像“同床异梦”（有一点殊可注意，先生论著绝不提及郭，似非偶然）。晚年《自述》他一生思想经历“三次变化”：由钦佩康梁向往大同，进至信服法家，1930年前后转而服膺马克思学说。先生辛亥后，因不满“政党作风”，“遂与政治卒无所与”，一生也绝少参与社会活动。因此，作为他的后辈，对其服膺马克思学说如此之早，实着有些惊诧。细想之后，似乎也不突兀。如将1930年有关遗文《沈游通信》与晚年《自述》互读，即知理想大同（“于此主义，深为服膺，盖予夙抱大同之愿”）与重视社会经济（“马克思之说……大抵抹杀别种原因为非，然生计究为［社会发展］原因之最大者”）实为先生服膺的两大内在因素，而平民意识则为更深层的心理根据，与前此的思想路向实一脉相承。难得的，他之接纳，出诸学术追求，不沾激进情调。例如他从不主张中国有奴隶制社会，对历史上的贵族政治、民主政治持论公允不偏，也不赞成“阶级斗争”、“阶级”之说，俱与郭沫若相违。至此，我方始领悟寅恪先生所言“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马列主义见解，再研究学术”的真谛。这绝不是要情绪性地排拒马克思学说，而是说必须基于自身独立思考的基点之上，信则信，疑则疑。因此他晚年对把马克思主义弄成教条十分反感，也是自然的事。

诚之先生因参编《古史辨》第七册，后人也有误派他为“疑古派”的。先生与顾氏出发点最大的不同，是一心旨在“建设”。入至近世，编著新式通史，吕先生是当之无愧的先驱者和开拓者。他不仅留下了两部通史，四部断代史实际也是先生计划中的大通史工程的一部份。先生自云，他是以“理乱兴亡”和“典章制度”两个板块构成他通史的大框架。两者相较，史家共识，先生在“典章制度”方面所留给我们的财富最堪珍贵。今之讲史、治史者仍时时翻阅，受惠不已。这固然是潜心积累、锲而不舍所得慧果，但决非只是抄书。治史者都有体会，制度研究，特别是贯通古今、涉及全方位的制度渊源沿革，从细琐繁复、茫无头绪的材料中梳理出线索脉络，没有分析综合、比较鉴别的功力，决难摸到边际。先生于著作中常透出一些精彩议论，知道他实得益于对社会学、人类学等新知识的吸收，社会经济、社会组织、社会生活都进入了他的中国通史，实为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先驱。先生治史独立特行，不屑追逐时势。例如他一方面颇推重今文经学“三世说”，怀抱“大同世界”的理想；一方面又认同法家的“督责之术”，以为可以有用于节制资本与权力之无限。在《先秦史》的结论一节，特别说到老子“邦治之世”、孔子“大同理想”，从其追求的人类境界有“不可移易”的道理，但“徒存其愿，而不知其所由至之途”，实在是“说食而不能获饱”，坠入空想，所以研究考察社会制度变迁所须条件和必不可少的过程特别重要。后来的“农业乌托邦”实践，证明诚之先生确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具有历史的预见性。

对于要不要运用社会科学理论于历史研究，也有许多批评。严耕望先生在《治史三节》里多次说到，他赞同运用各种社会科学方法与理论作为治史工作的辅助工具。但各种社会科学理论在史学的运用也各有局限，不能恃为万应灵丹。他特别反感每一论题大体都先有了一个结论或意念，这个结论或意念是由他们奉为神圣的主义思想推演出来的，然后拿这个结论或意念作为标准，在史书中搜录与此批准相合的史料，来证成其说。中国史书极多，史料丰富，拿一个任何主观的标准去搜集材料，几乎都可以找到若干史料来证成其主观意念，何况有时还将史料加以割裂与曲解。这一批评在今日仍当为我们治史的人时时警惕，而其所指俱有事实根据，毋需例证。前即硬指西周为“奴隶社会”，后则有“”评法批儒，发展到了极致，参与其中的不少亦是名忝史林的人。

对社会科学理论的误用，除了政治的原因外，也多半有功利之心的污染，久处鲍鱼之肆，平时弄习惯了，不以为非。随手就可举出一例。现行的许多《通史》在每一大王朝末，必大书阶级矛盾尖锐，以作农民起义爆发的背景。到大明王朝，万历皇帝为三皇子婚礼动用户部银二千四百万两，敕令湖广、山东、河南三省拨田四万顷于福王，这两项都是必写的。黄仁宇就揭穿两事俱不实。前者是皇帝故意出难题，要知道这二千四百万的数字，等于整整三年半全国的收入银两的总数，稍用脑就知道怎么可能？当时也果然把户部尚书杨俊民吓死在任所，万历帝总算达到了报复朝臣力阻他想立常洵为太子的目的，出了一口恶气。后者先没有弄清这是给“佃金”（由地方政府所交的官田现金津贴），而不是直接赐给由其自己管理的“庄田”，这数字又是皇帝漫天叫价，明知也达不到；福王实际年收入是二万两，离此“指标”远甚（详参《放宽历史的视界》“明《太宗实录》的年终统计”）。久治中国古代史的不会不知道，我国古来对数字没有概念，成千成万大而化之说的不少。“千百万”，是千万还是百万？说的人嘴无遮拦，无非极其形容。例如崇祯时堵允锡上奏，说“长沙、善化两邑，旧额百万亩，令人藩封者，且七八十万亩”，日本学者清水泰次在1928年就作文考证，证明堵纯属“信口胡说”（《投献考》，转引自黄仁宇前书）。数字不顾史实随己意夸大，也包括了很权威的所谓“封建社会中国农民要交地租七成、八成”说法，到了我接触地方经济史时，才弄明白这是一种“数字游戏”（专题研讨时会说到）。为什么会闹这么多的笑话？就是先入为主，屈从风气，见了这等材料，不假思索就用上，甚至不惜在数字上做手脚。这种“以论代史”，在“”前就已经很厉害，不是到了“”时期才这样。

余英时也介绍过杨联升先生在这方面的一些见解。杨先生为清华经济系出身，早年对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史有浓厚兴趣，后来扩展到社会科学的其它领域。恰好40-50年代，史学和社会学科合流在美国蔚然成风尚，先生原有的治学倾向也因此发挥到淋漓尽致。他的《侈靡论》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史上发掘出一种近乎现代凯恩斯以来所强调的关于消费的理论。到60年代，在欧美“汉学界”主张以社会学科代替汉学的人逐渐多起来，并在《亚洲学报》上展开热烈争论。杨先生始终守住一条，“训诂治史”是治史的基本立场，如果解释与事实之间发生冲突，则必然尊重事实，放弃解释。他对美国“汉学”后起之秀往往富于想象力，抓着几条感兴趣的史料便急着运用，“误认天上的浮云为地平线上的树木”，妄发议论，提出了不客气的批评（参《钱穆与中国文化》“中国文化的海外媒介”）。这种风气，据我所知，现在的美国“汉学”研究中还时有发生。我们也应以此为戒。

这些都说明“实证”与“诠释”，并不注定是相互对立的，关键在史家必须遵循基本的史德。它们理应成为一对好朋友，互济互补。我们很难舍割任何一方。

除了上面说的基本路向外，也还有一种比较特殊的治史路线，其中以钱穆、陈寅恪最具影响，我想陈垣先生亦当属于这一类型。现在一般有称之为“民族本位论者”的，也有呼之为“文化保守主义”的，还须仔细推敲。他们的研究，一方面也接受了来自西学的影响，实证的、逻辑的论述方法，以及人文观念的关照，都有许多与古贤迥异的新识见，另一方面却极端反感对本国历史文化的虚无主义态度和浅薄狂妄的进化观，以及似是而非的“文化自谴”（将我们当今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推诿于古人），力持对本国已往的历史必须有“温情与敬意”（以上为钱穆《引论》所言）。强调“国可亡，而史不可灭。今日国虽幸存，而国史已失其正统，若起先民于地下，其感慨如何？”（1929年陈寅恪《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对于他们，典型的社会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都视之为“保守”，自在情理之中（如胡适就讥讽寅恪先生颇有“遗少”气味）。时至今日，这种印象仍磨灭不去，如认定“陈氏史学是中国现代学人对古代传统史学的总结，从陈氏起，也就宣告了中国传统史学的终结”（任继愈为《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所作“序”），或者说“陈寅恪是继王国维之后的唯一中国文化亡灵守护人”（李jié＠③语）。我知道后者与前者的意味南辕北辙，决不可相混，但有一点是明白的：我们今天当如何评估这一类型的学者，仍是一个未有确论的悬案。个人的认识已写在《历史检讨的视域及其多义性》一文中，此处不再重复（载《中西文化交流》1999年集刊）。

余话

“回顾”行将结束。很明显，这里给出的只能是极为粗略的轮廓，主要着眼于本世纪史家的治史路向。有关诸史家具体的研究成果以及诸多精警的学术创见，待到相关专题讨论时，将尽自己所知，酌情地再作推荐。

20世纪史家的各种治史路向说明，从重估中国历史的同一源头出发，冲出的却是两条河床：一种是实证的、逻辑的、工具性的，他们关注的重点在“我们的历史是什么”；一种是价值的、体验的、批判性的，他们关心的是“历史给了我们什么”。正因为如此，要说20世纪史学的精彩，正来源于这种内在的紧张，才显得出它多姿多彩，特别耐人寻味。一旦这种紧张，因外在的或内在的原因消失，史学也就会失去它的光彩。

学年论文篇3

二、新课程背景下小学数学体验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新课程改革就是要将课程从“文本课程”转变为“体验课程”,因此,“体验”自然也就成为新的学习方式的一个重要特征。但是当前小学数学课堂上教师把学生当作盛装知识的容器,而不是具有鲜活个性的人,教师只注重知识的“灌输”而忽视学生对知识的主动获取,学生被动学习、缺乏独立学习、思考、主动探究的能力。教师过多强调学生对所学知识的记忆,习惯于传授现成的结论而不是向学生暴露解题思路、解题方法,学生体验不到知识的形成、发展过程,从而对数学的学习感到枯燥无味缺乏兴趣。另外,学生自学能力不够,缺少主动提出问题、主动探究问题和综合运用知识能力。学生主动参与意识不强烈,往往造成教师唱独角戏,课堂气氛不够活跃,没有吸引力,较枯燥呆板。

三、创设小学数学体验教学情境策略的体会与思考

(一)创设活动体验情境。新的数学《课程标准》提出,应加强数学与学生生活经验的联系。从学生熟知、感兴趣的生活事例出发,以生活实践为依托,将生活经验数学化,促进学生的主动参与,焕发出数学课堂的活力。

(二)创设问题体验情境。在教学中教师用简单浅显的提问将学生的思维引入预先设置的圈内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学生不知道为什么要提这个问题及问题的重要性,缺少探究的方向和动力,严重抑制了学生的探究热情。只有在适宜的情景中,才能体验到问题的必要性,主动地投入到探究之中。如教学“厘米的认识”一课时,老师可以给学生创设了一个感性的探索情境:让学生用牙签、火柴、硬纸条等量一量数学书的一条边。经过实践操作,学生在测量数学书同一条边长时,有的学生量出是5根半火柴的长(有的量出是3根牙签的长,有的量出是2张硬纸条的长。教师提问:“为什么同样的数学书的同一条边量得的结果所表示的数却不同呢?”学生根据测量的经验和通过讨论与观察发现:原来测量数学书边长的材料长短是不一样的。要注意引入时提出的问题应处于多数学生智力水平的“最近发展区”,才能激起学生主动参与的热情,取得好的教学效果。

(三)创设反思体验情境。有反思意识的学生,一旦意识到问题,内心便产生认知冲突,于是会自觉进入反思环节。但,使学生明确意识到自己学习中的不足往往不是很容易的。因为,这是对他个人的能力、自信心的一种“威胁”。所以,作为学生反思活动的促进者———教师,在此时要创设轻松、信任、合作的气氛,帮助学生看到学习中的问题所在,使反思活动得以开展。教师可以从学生的实际出发,通过提供适当的问题或实例以促进学生的反思。教学中多问几个为什么,善于设疑,并善于从学生的思维角度出发,从学生容易忽视的一些重要环节中提炼问题,然后通过环环相扣逐层深入的问题序列来引导学生反思。

(四)创设交流体验情境。由于每个学生的经验以及对经验的观念不同,因此不同的学生对事物理解也不可能完全相同,他们站在不同思维角度所看到的是事物的不同反映面,可利用这些反映面来引发学生交流,使学生互相促进。让学生在小组交流、合作探索的情境中体验,所体验到的不仅仅是对知识的感知和更新的认识,更是同学之间情感的交流,思维火花的碰撞。

学年论文篇4

要与时俱进随着社会的进步和老年人生活方式的变化，课程设置也要与时俱进。建议老年大学根据教育现代化要求全面审视现有课程设置，删除和压缩那些更适合俱乐部和社区开展的传统学科，增设具有前瞻性和引导性的学科。例如，结合一些老年人喜欢网购和出国探亲、旅游的实际，可以增加网络信息技术、现代金融、旅游英语等课程。对于现有的能兼容的课程，可以不断进行深化和扩充。如电脑班，除传授基础理论知识外，还可以增加数码照片处理、网页动画制作等内容；文学习作班在古典文学、古典诗词创作基础上，扩展到现代文学创作（小说、散文、自传、现代诗歌等）。平板电脑由于轻巧、携带方便，已逐步在中老年人中流行。因此，笔者建议电脑班还可增加平板电脑的使用和中老年人常用的Word文档处理、软件下载、视频和音频文件下载等内容。也许有人认为，有些学科好像难以加入现代化元素。其实不然，如烹调班，可在中式菜肴的基础上，兼顾一些西餐（如面包、蛋糕制作，自制葡萄酒等）；书法增加硬笔书法等等。传统课程在老年大学的发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至今仍是许多学员喜欢的课程。教育内容现代化并非是指摒弃传统课程，而是要把握好传统和现代课程设置的比例，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推陈出新，在继承中发展，这是老年大学教育现代化应正确把握和科学处理的问题。

二、让多媒体手段更多地融入老年大学课堂

教学设施和手段现代化是老年大学教育现代化的组成部分。老年大学应改变传统的以教师口授为主的教学方法，充分利用现代化多媒体教学设施，融声音、光影、情景于一体，视听并举，动静兼备，以增强课堂教学效果。如传统的英语教学就是以教师的口授作为学习的主要形式，学习英语却听不到英美人士的发音和语气，看不到对话的情景和说话时的体态，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教学效果。而应用现代化教学设施就能把英美人士“请”到课堂，让学员听到他们纯正的英美发音，看到他们的会话场景和生动神态，学到了真正意义上的口语。在上课前，教师若能将教学目标、板书设计、图片等制成课件，课堂上适当运用多媒体进行展示，既节省了时间，又可以补充与教材相关的知识，丰富了教学内容，让学员大开眼界。对于有些学科，如拳剑、乐器、舞蹈等，“一二三，跟着走”的教学方法已沿袭多年。实际上，多媒体在这些课程中仍大有可为。以舞蹈和拳剑为例，教师可以把自己所教的舞蹈和拳剑教程录像，既能为学校和学员留下珍贵的影像教材，又能在课堂上重放，节省了体力和时间。若能把一些大师级的表演通过多媒体进行播放，更有助于提高学员的欣赏水平和艺术修养。提倡多媒体教学不是摒弃传统的教学模式，而是充分发挥多媒体与传统教学各自的优势，善于在教学实践中将二者有机结合，相辅相成，更好地服务于教学，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提高教学质量。

学年论文篇5

一、老年大学心理素质教育的目标

老年大学心理素质教育的目标，就是要通过开展预防性与发展性心理素质教育以及对有心理障碍学员必要的心理咨询和辅导，按以下六条标准促进老年学员的心理健康。一是教育学员能了解自我，悦纳自我。就是使学员具有“自知之明”，对自己的优点虽感到欣慰，但不狂妄自大；对自己的弱点既不回避，也不自暴自弃，而是勇于正确地悦纳自己。二是教育学员能接受现实，适应环境。就是使学员能够面对现实，接受现实，并能主动地去适应现实环境；能在现实环境中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以积极的态度去识别环境中的好坏、美丑和善恶的事物。当发现自己的愿望或需要与社会发生矛盾时，能迅速进行自我调节，以求得与社会的协调一致，而不是逃避现实或一意孤行。三是教育学员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就是使学员不仅能悦纳自己，也能悦纳他人，并能为他人所理解和接受；能乐于与他人沟通与交往，用尊重、信任、友爱、理解的态度与人相交；能分享、接受和给予友谊；能与集体保持协调的关系，能与他人同心协力、合作共事，乐于助人。四是教育学员乐于学习，积极进取。就是使学员积极投身于学习之中，求知欲望强烈，能克服学习中的困难，保持一定的学习效率，从学习中体验满足与快乐。五是教育学员具有稳定的情绪，良好的心境。就是使学员能够经常保持愉快、开朗、乐观、满足的情绪和心境，对生活和未来充满希望，满怀信心。虽然也有悲、忧、哀、愁，但能主动调节，同时能适度地表达和控制情绪。六是教育学员具有完整的人格。人格指人的整体精神面貌，人格完整就是指人格构成要素的气质、能力、性格、理想、信念、人生观等各方面平衡发展。要使学员所思、所做、所言协调一致，具有积极进取的人生观，并以此为中心把自己的需要、愿望、目标和行为统一起来。

二、增强心理素质教育的途径

首先，要在老年大学的各系、各科教学中渗透心理素质教育。各系、各科要以素质教育的总目标为依据，结合自身教育、教学的内容、要求以及各自的特点，建立相应的心理素质培养目标，并与专业、技能教育互相渗透、互相促进。充分发掘各系、各科教学中所包含的丰富的心理教育因素以及心理教育功能，正是加强老年学校心理素质教育的基本途径。

第二，要优化从学校到班级乃至各社团集体的文化心理环境。老年大学在教育活动中，应进一步重视与加强校园文化心理环境建设、班集体建设。通过开展各种活动与交往，发挥、发展学员在班级生活中的自主性、创造性，培养学员自我管理能力，调节好学校、班级的人际关系，加强集体主义的价值取向，使学校、班级真正成为学员增长知识技能、丰富精神生活的乐园。心理学家认为，一定意义上说，学生的心理素质是以集体心理为中介而内化发展的。因而，重视与加强学校、班级、集体心理环境建设，是一条高效、独特而亟待开发的途径。

第三，要优化老年大学的课堂心理环境。教学环境理论认为，课堂教学的心理环境对学员在学习过程中的认知、情感、动机、行为乃至学习成绩与人格的发展，都有十分明显的影响。优化课堂心理环境，就是教师通过调整自己的教学行为，来优化课堂教学中各个因素之间的关系，以营造使学员产生积极心理状态的学习行为的课堂教学气氛的过程。积极健康的课堂心理环境，不仅能促使学员提高学习积极性和学习效率，还会对学员的心理健康和形成良好的心理品质产生深刻的影响。教师要优化课堂心理环境，必须按和谐原则、民主原则、兴趣原则、成功原则、探究原则进行教学，才能产生良好的教育教学效果以及心理效应。包括保护和增强学员的自尊心、自信心，调动学员积极性，培养学员的探索精神、合作创新意识等等。

第四，要在老年大学开设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并不定期举办心理健康专题讲座。通过专业课程或专题讲座，传授心理健康知识与技能，帮助老年学员解决各种心理问题，发展积极、正确的自我观念、自我意识，学会客观地分析自我、分析自我与环境的相互关系以及自我心理行为的控制与调整。使学员在学校、社会、家庭的活动与交往中，保持健康、积极的心理状态，发展良好的人际关系，增强自我教育、自我发展能力。

第五，老年大学拟设立心理咨询室，聘请心理教师及时有效地开展心理咨询与辅导活动。咨询教师要对访谈老人提出的心理障碍或其要求加以矫正的行为问题，运用相应的心理学原理及技术，与访谈老人一起分析、研究和讨论。揭示引起心理障碍的原因，找出行为问题的症结，探索解决问题的途径以及摆脱困境的对策，从而使访谈者增强信心，克服障碍，调整好情绪与心态，维护心理健康。

学年论文篇6

传统心理学秉承因果诊断治疗模式，过多考虑个案消极方面，未能从整体生态的角度探讨个人与环境互动与发展对个体复原的作用。这也导致了长期以来，在心理健康研究领域，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对人类心理问题、心理疾病的诊断与治疗，即把研究的焦点放在人类的失败上，而很少关注健康、勇气和爱，从一个人正向、积极的能力与特质，从增加个人与环境的互动动力过程给个人带来的能量方面来研究。由于传统心理学研究对人类积极品质缺乏探究，因而不能从实质上解决个体心理问题。事实上，创伤后心理健康研究应该更多思考人性的积极面，重点在于帮助公众更健康、更美好地生活。积极心理学就是在这一指导思想影响下应运而生。积极心理学从积极心态出发要求人们解读心理现象和心理问题，每个人都有积极力量和品质，我们目的就是协助他们发挥这些品质的作用，达到改善创伤后生存状态和心理困扰，实现幸福生活与快乐心态。已有研究表明，拥有积极观念的人，其社会适应能力更好，他们能更轻松地面对压力、不顺心以及各种丧失，即使面临最不利的社会环境，他们也能应付自如。从应用视角看，积极心理学就是强调用一种积极的眼光和方式看待问题、困难和挫折。面对现代生活中诸多不如意的现象，我们不能一味的埋怨，我们必须想办法改变这种不如意，那么我们首先必须要做的就是用一种积极的心态来面对、接受这种不如意。我们都在说一句话：“态度决定命运。”积极的心态必定会给我们的生活（而无论是正常、平凡的生活，还是经历过变故和灾难的生活）带来希望和改变。

二、创伤中的心理复原力

（一）复原力的产生与实质

如上所述，传统心理学一直认为，消极的经历一定会导致消极的发展结果。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发现面对同样重大压力事件，青少年及成人产生反应和后果并非完全相同。即“有些人不会出现明显的身心状况甚或崩溃的现象，而有些人即使在微弱的压力情况下则出现情绪困扰”。甚至“有些人在出现压力症状反应前，其人格特质已有某种程度的异常”。这种发现提示我们：个人对环境的知觉、建构与反应的差异在哪里？这个差异又如何影响一个人的心理建康和行为反应的表达层次？早在20世纪70年代，个体面对创伤事件所表现出系列心理反应的这种差异，引起研究者对人类应对创伤能力的高度关注。复原力(resilience)的定义因强调的侧面不同而不同。我们认为，复原力是指个人具有或学习到的某些特质，这些特质或行为会因个人与环境的互动而保护个人不受压力或挫折情境的影响，使个人重新获得自我控制的能力并因之发展出健康的应对行为。心理复原力是一种在困境中迅速崛起的能力，它是一种能帮助人们克服压力和挫折，充分发挥自身潜能、求得自我发展的能力。而且，这一能力并非一成不变，是可以根据后天的训练加以巩固和提高的。当遭遇创伤性事件时，一个拥有复原力的人，不但能缓解压力而且能从压力中学习，使自己更加坚强。复原力一直存在于人的心底深处，平时不大会注意它，但是一旦面临压力和挫折，复原力将帮助人们减轻痛苦。近年来，复原力在许多学科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它强调在理解个人成长和发展时要多关注优势而不是劣势，重点是健康而不是疾病，强调要充分发挥个体积极能动性，要着重关注人达到最佳状态的条件和过程。

（二）复原力的内在保护因子

复原力的内在保护因子是指个体本身具备的具有保护因子作用的心理能力和人格特质。其主要功能在于提供个体安全、情感支持、沟通、认同、解决问题等保护作用，使个体修正对危机情境的反应。个体在危机中拥有越多的保护因子就越能促进复原。心理学家Konrad整理出以下几种复原力保护因子：与父母维持良好的关系；有自我价值感；能与他人合作；有非正式的社会支持网络；能信任他人；有内控性人格；有问题解决能力；有思考的能力；具有幽默感。台湾学者萧文教授认为复原力的内在保护因子有7种：（1）具有幽默感并能从不同的角度观察事件；（2）虽置身挫折情境，却能将自我与情境做适度分离；（3）能自我认同，并具有独立控制环境的能力；（4）对自我和生活具有目的性和未来导向的特质；（5）具有向环境或压力挑战的能力；（6）有良好的社会适应技巧；（7）较少强调个人的不幸、挫折与无价值感或无力感。（三）复原力的外在保护因子复原力的外在保护因子是指在个体以外的环境中，能促进个体成功调适，并改善适应不良结果之因素。因此，复原力的外在保护因子就是指家庭、学校和社区环境中所拥有能促进个体复原的因素。家庭是影响个人面对困境复原的重要因素。家庭提供和谐的气氛有利于个体复原力的提高。和家庭有关的保护因子有：父母有爱心的家庭观；对孩子足够重视；家庭凝聚力；家人与朋友的非正式和多代间的感情亲密程度；压力较少的成长环境；家庭成员具有坚强的信念以及控制生活的能力；对不同活动都建立或维持常规。学校和社区的保护因子主要是在学校环境中积累成功积极的经验，发展与教师的良好关系，与同学有成功的社会关系。与周围的人相处和睦。在外在保护因子中，情感的连接是重要的，而关怀和支持是情感连接的重要因素。

三、从积极心理学视角解读青少年创伤后心理干预

（一）培养青少年积极的情绪和体验，传达积极的生活理念———感谢命运，我们还活着，用一种积极的态度来面对灾难，面对明天

创伤后，青少年看到的到处都是破败的场景，有可能是倒塌的房屋，也有可能是残缺的尸体，体验到了大部分都是消极的情绪，悲伤、失落、焦虑、抑郁、恐惧等等。在这样的环境下怎么才能让人们体验到积极的情绪呢？这就需要一些小的、细微的东西了。比如说对地震中幸存的青少年进行的心理干预中，治疗者和亲友们在表达情感上的安慰与关心的同时，可以轻轻握住他们的手或保持其他的身体接触，就这一个小小的动作，不仅可以使他们感受到他并非独自面对不幸，而且可以帮助他们保持与现实状态的联系，不至于把全部的心思放在故去的亲人上，这就是一种积极的情绪体验。再如，我们的总理，在汶川大地震的现场，面对一张惊慌失措的刚刚从废墟里刨出来的小脸孔，他上前亲吻了他，这个也很重要，第一时间把这种生存的信心，希望和鼓励，最早时间给那个患者，使他有了一种积极的情绪体验；还有废墟中刨出来的人，上担架的时候，盖上被子，适当给躯体以抚慰，公安干警翘起拇指，像我们的总书记脱了鞋坐到病人的床铺上去，这些很多都是传达一种积极的情绪体验的具体方式。

（二）培养青少年积极的人格特征，塑造新的积极品质，努力寻求并培养青少年身上的积极品质，如乐观、聪明、努力等等

记得一句话说：“忘记就是铭记。”我想这句话在这里可以这么说：“真正的治疗不应该是克服失落、恐惧等等消极的情绪，而是建立一种更加积极、健康的品质。”我们可以通过对创伤人群的积极教育，一方面对青少年创伤者各种积极品质的予以发掘,另一方面要在现实生活中培育这些积极品质，从而达到培养积极的人格特征，塑造新的积极品质。即创建一种积极主动的教学和学习环境，以便充分发挥每个人主动性、思考能力、热情、勇气、坚强等。同时，灾后积极人格特征的建立还可以通过一些基本的方法进行干预，比如鼓励、肯定培养爱的能力（爱自己以及爱身边的每一个人）等等。这里要注意的一点，跟我们平时在生活中体会到的是同一个道理：赞扬的力量总多于批评。例如，如果我们长期赞扬一个人一些平时很正常的动作的时候，他就会变得越来越乐观、自信。我们相信幸福与财富无关。幸福的人不一定是富人，一个穷人也可以是很快乐的。积极状态的人不一定富有，但一定是幸福、快乐和乐观的。

（三）构建积极的社会生态环境

学年论文篇7

作为经历小学语文学习已久的人，总会觉得小学语文很简单，以为小学语文教师的工作无非就是教授学生拼音组字等，简单之极。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各个行业都有各行业的苦楚。小学语文教师这个职业也是。那么，小学语文教师究竟“苦”在哪里呢？小学语文相关教学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呢？以下是笔者多年从事小学语文教师，根据经验总结出的几点关于小学语文的相关教学事项，将从小学低年级到高年级逐一进行分析：

1、重视低年级的语文课堂学习和课程活动时期的纪律管理

低年级的学生处于学前教育和小学中年级教育的过渡阶段，他们在遵守课堂纪律方面还没有完全形成自觉的意识，需要教师在教育学生明确纪律的基础上对学生进行督促遵守规则。我们之所以把纪律管理放在低年级语文课堂的首位不但从学生年龄特点出发，而且考虑到语文课堂的课堂活动开展方面。根据学习特点和成长特点等多个方面，通常我们将一二年级定为小学低年级。

低年级学生性格活泼好动且天真无邪，在课外喜欢向同学和老师分享自己身边的趣事，而在课堂上，她们也同样容易忽视课堂纪律随口就说起与课堂无关的事。低年级的学生在课堂学习方面也是难以集中精神，因为年龄尚小，不懂得她们的注意力往往很容易被一些看似比语文知识更有趣的事情吸引，比如窗外的一只飞鸟、桌面上的一个橡皮等等。所以作为课堂的领路人，我们要为了维持更好的语文课堂教学稳定，对于低年级学生我们要着重强调课堂纪律问题。我们可以通过设计更加具有吸引力的古诗朗诵比赛、戏剧表演等活动来帮助强化学生的规则意识和集中学生的注意力，以达到语文教学的目的。

同时，为了提高低年级语文教学的有效性，我们根据低年级学生的特点设置好奖惩制度，并告诉学生这也是课堂纪律的一部分。通过对活动纪律的遵守合规与否，来决定是否给予某个学生或者某个小组“小星星”，通过这一步骤的设计，学生将会更有意识地去遵守纪律。

2、重视中年级学生良好学习习惯的培养

课堂纪律是课堂学习的基础，学生能够在低年级阶段知晓并学会遵守课堂纪律是一件很值得庆幸的事，这为中年级阶段学习习惯的培养做好铺垫。语文是其他学科的基础，同样语文课堂的学习习惯涉及得相关广泛，它可以由初学拼音字母时整齐抄写字母的良好习惯，延伸发展到对待数学作业工整答题的良好习惯。

因为如此，我们巧妙地从小学中年级学生已经由不懂纪律变为遵守纪律这一特点出发，可以更加便捷地对学生进行良好习惯培养。我们小学中年级学生较低年级学生年长一些，在规律、意识方面更能够理解和遵守，但是因为生理自然规律，他们良好学习习惯养成的过程中仍需要教师的指导和帮助。

比如说，在教学小学四年级语文《火烧云》一课时，我们发现，这篇课文有多处对云的颜色和形态变化进行了描写，由此我们可以组织学生进行对云的想象，以此促进并加深同学们对课文的理解。类似的，我们在各类课文教学中开展相关的学习活动。经过多次训练和教师督促，学生逐渐养成自主思考和探索的习惯，为以后的有效学习提供保障。相信在规则的约束下，师生齐心，通过教师有效的指导和督促中年级学生学习习惯的养成，让学生养成拥有正确理论指导和时间积淀的受益终生的习惯。同样，在学生养成良好学习习惯的道路上很好地考验了指导教师的耐心以及学生自身维持良好习惯的恒心。

3、疏导高年级学生叛逆心理和纠正早熟心态

说到叛逆心理阶段的小学生，我们能够很快联想到五六年级的学生，他们也正处于主观意识增强、渴望独立和自由的状态。与学生这种状态相反的是，有些家长和老师为了孩子少走弯路，有时直接强硬地去干涉孩子的学习和生活。

这类家长和教师的出发点是很好的，他们想通过自己多年的学习和社会经验去让孩子的成长更顺利一点，然而，他们的方法却欠妥当。这种欠妥当的行为方式与学生成长特点相冲击，于是产生并加强了小学高年级学生的叛逆心理。处理这种问题，需要家长和老师站在学生的角度去静下心来考虑，多去倾听学生的内心想法，尊重他们的想法，避免强硬的态度导致过激的行为。早熟心态主要表现在物质攀比和恋爱方面。

学生的这种心态是急需转变的，如果放任这种心态的存在，不但影响班风校风，更严重的会给学生的学习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造成影响，从而影响未来的发展。我们知道，语文学科不但具有文化学习的特征，还具有思想教育的特点。所以学生通过语文课文的学习和课堂上教师给予的恰当的思想教育，学生的早熟心理可以很好地给予纠正。比如课文《跨越百年的美丽》就以居里夫人淡泊名利这个鲜明的例子为学生做出了心理榜样，老师可以由此引申出对学生之间攀比心理的否定态度，帮助树立学生的正确价值观。除攀比心理外，更为明显的就是恋爱心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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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邓思清：《完善我国检察官自由裁量权制约机制之构想》，载《法商研究》2009年第5期。 [48] 陈卫东、刘计划：《2009年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综述》，载《法学家》2009年第1期。 [49] 江伟、吴泽勇：《论现代模式诉讼立法的基本理念》，载《中国法学》2009年第3期。 [50] 于立深：《程序的多视角》，载《法制于社会发展》2009年第2期。 [51] 粟峥：《模式诉讼基本原则的系统论》，载《法学论坛》2009年第3期。 [52] 田平安、刘春梅：《试论协同型民事诉讼模式的建立》，载《现代法学》2009年第1期。 [53] 杨钧、秦嬿：《论释明制度》，载《法学》2009年第6期。 [54] 汤维建、刘涛：《2009年民事诉讼法学学术研究回顾》，载《法学家》2009年第1期。 [55] 邵沙平等：《伊拉克战争对国际法的冲突和影响》，载《法学论坛》2009年第3期。 [56] 余友敏等：《武力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合法性问题》，载《法学研究》2009年第6期。 [57] 刘楠来：《在伊拉克战争与国际法笔谈会上的发言》，载《环球法律评论》2009年夏季号。 [58] 章尚锦：《我国国际私法立法模式探讨》，2009年国际私法年会论文。 [59] 黄进、何其生：《电子商务与冲突法变革》，载《中国法学》2009年第1期。 [60] 余劲松：《WTO与国际经济法研究》，载《国际经济法论丛》（第7卷），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 [61] 顾功耘、李本：《WTO框架下中国的补贴与反补贴制度地位分析》，载《政治与法律》2009年第2期。 [62] 孙国华：《坚定不移地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在“马克思主义法学与当代”研讨会上的发言。 [63] 张文显、黄文艺：《理论创新是法学的第一要务》，载《中国法学》2009年第1期。 [64] 孙莉：《德治与法治正当性分析》，载《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 [65] 高鸿钧：《现代法治的困境与出路》，载《法学研究》2009年第2期。 [66] 崔永乐：《张家山汉简中的法律思想》，载《法学研究》2009年第5期。 & nbsp; [67] 叶秋华等：《2009年外国法律史学术研究回顾》，载《法学家》200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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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级数学小论文1在我学习数学中，会遇到许多问题，比如说：能被2、3、5整除的数有什么规律;又比如说：求最大公约数和最小公倍数有没有什么简便算法，这些，都需要我慢慢学习，在数学的海洋中探索!

经过查找资料，和同学讨论，并结合书本，我了解到，个位上是0、2、4、6、8的数可以被2整除。个位上是0或5的数都可以被5整除。各个位上的数加起来的和能不能被3整除，就知道，这个数能不能被3整除。

通过学习求两组数的最大公约数，我发现了如果两个数成倍数情况，那么最大数就是这两个数的最小公倍数。如果两个数成互质数情况，那么这两个数的积就是这两个数的最小公倍数。

数学的天空色彩斑斓，那是理性之光射向艺术殿堂产生的美景。我在数字中遨游，在数字中学习，捕获更多的数学知识在现实中应用。虽然有时会遇到困难，但是只要努力去学习，去和同学们讨论，和老师交流，一定会发现规律，解决问题!

四年级数学小论文2“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在一阵阵的鞭炮声中，我们迎来了家家户户盼望的春节。俗话说春节要辞旧迎新，那可就免不了要道商场去采购年货了。今天，我和妈妈，小舅舅还有外婆一起到中央商场添置新年的衣服。傍晚，我和妈妈提着大大小小的购物袋满载而归，我跟爸爸说：“爸爸，你知道吗，我们今天去买了好多东西，可划算了呢!让我给你一一道来：

我们四人边走边逛，一件美丽的衣服映入我们眼前。妈妈问导购人员，说：“这件衣服多少钱?”那位阿姨说：“小姐，您好，这件衣服原价1006元，现在春节期间，本商场特地展开部分商品打折促销的优惠活动，这件衣服打85折。”“85折?那就是，1006×0.85=855.1元”妈妈接着说：“我们都是你们家的老顾客了，给点折扣吧!”导购人员说：“那我给你打8折吧!”我心想：“8折?1006×0.8=804.8元。”“阿姨，这804.8元要不吧零钱给去了吧，整800元，过年多吉利啊!”阿姨想了想说：“恩，好吧，看在这小姑娘这么可爱讨喜，你又是我老顾客的份儿上那就要你们800元吧，到收银台结账后还可以凭发票去服务台领一包价值20元的花生呢。”

就这样，我们顺利的买到了新年的第一件衣服，还领了一包价值20元的花生。“爸爸，你看，我们这次购物划算吧!原价1006元的衣服我们花了800元买到，还送了20元的花生，再减去20元，哈哈780元买到了这件衣服，哈哈，可不要小看我哦!”“恩，真能干，看来以后爸爸要向你学习咯，哈哈!”爸爸笑着说。

生活中处处都是数学，可见数学是多么的重要啊，我们也要学好数学，将数学运用的我们的生活中来。最后，祝大家马年快乐!

四年级数学小论文3妈妈说，外公家养的两只母狗“格格”和“花花”最近一前一后生了两只小狗，于是我缠着妈妈带我去看。

星期天，我们来到了外公家，看到了这2只小狗，它们都非常有特点。一只长得胖嘟嘟的，象个小肉球，灰色的皮毛在太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另一只则长得比较“秀气”，浑身雪白，象穿了一件洁白的外衣，依偎在“狗”妈妈的怀里，好可爱哦!根据出生的时间和颜色，外公分别给它们取名为老大灰灰，老二白白。

一到“狗屋”旁，我就被调皮可爱的小狗们吸引住了，全然不觉外公已经来到我的身边。外公说：“媛媛，你快要上四年级了，今天外公考你个问题，看你能否答出来?”“没问题!”我自信地回答。外公指着小狗说：“这2只小狗出生的日期非常有趣，老大和老二出生在相邻月份的1号，这两个1号分别是星期三和星期四，你知道是哪两个月的1号吗?”咋一听，这个问题挺难的，但不服输的我还是积极动起脑来，我不由联系起三年级时学过的年月日知识：由相邻两个月的1号是星期几，如果只差一天，说明第一个月的天数除以7余1天，哪个月的天数是这样的呢?哦，有了，29除以7余1天，一年中只有二月份有可能出现29天，由此可以断定老大、老二分别出生在二月、三月的1号。

我把想法告诉了外公，外公高兴地夸我真聪明，那2只可爱的小狗好象也为我猜出了它们的生日而欢快地跳来跳去呢!

四年级数学小论文4暑假里，我到外公家玩，受到了外公的热情招待。外公家如今仍烧着大锅，他每次都用很多木材来烧。

一天，外公将一大堆木材抱出来，笑着对我说：“小亮，外公考你一个问题。”我信心十足的答应了。外公说：“我手里这根木材大约3米长，我想把它锯成20段，你看我要锯几次?”听完问题，我心里乐开了花，太简单了。我从外婆那要了一把皮尺，先算好每段的长度(3米=300厘米，300÷20=15厘米)于是我拿着皮尺一段段的量，忙活了很久才知道要锯19次。

站在一旁的表哥着急地说：“你这么算多费时间啊。如果我要把3米的木头锯3段，需锯几次?”我想了想回答两次。表哥问：“你如何算的?”我答道：“用段数3减去1就等于要锯的次数啊。”表哥笑了笑说：“对呀，要锯4段，5段，6段······依次类推啊。这么算不就节省了很长时间吗?爷爷给你出的这道题，有很多解决的方法，但你要善于找到最简便的方法。这就需要你开拓思维，从智解题啊。”我若有所悟的点了点头。

我从这件事中明白：生活处处有数学，只要我们勤思勤问就能收获更多的知识。

四年级数学小论文5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双灵巧的手，干什么事似乎都离不开它。在幼儿园老师就教我们用手指认数，那时候我们常常利用一双手的十个手指来计算10以内的加减法。现在，我们虽然不需要用它来计算简单的加减法了，但是有时候我们在做一些数学题目时还是会用到它，比如，我们在三年级学习“年月日”时，用它来帮我们记忆大月和小月。

有一次，我在看《趣味数学》时，遇到一道题目：一个小孩在数手指，他按这样的顺序数：大拇指，食指，中指，无名指，小指，无名指，中指，食指，大拇指请问，第36个是哪个手指?

一开始我有点儿摸不着头脑，不知道如何下手。突然，我想到了自己的一双手，何不用手指掰一掰呢?于是，我就用一只手按照题目的要求掰了起来。不一会儿，我就找到了答案：第36个一定是无名指。但是我并没有满足，因为我想，题目如果要求第360个手指是哪个手指，那该怎么办呢?我想，这道题肯定是有规律的，是什么规律呢?

学年论文篇10

论文关键词：《买年货》阅读训练

 

“九块三，九块四，九块五，呃？咋少了五毛钱？”就要出门买年货的父亲吃惊地问道，我和哥哥低着头大气儿也不敢出。

买年货是老家的一种习俗。元旦刚过，乡亲们就开始张罗置办年货。那年月，年货其实是人人过年时想吃、要吃、未必吃得起的好嚼裹儿。往细了一点儿说，年货也就是小伙子们企盼的大头鞋，姑娘们眼馋的红头巾，老人们一直舍不得买的小毡帽，孩子们梦里花花绿绿的水果糖。当然，肉类暂且不算年货的。家境稍微好点的，都能在过年前杀头猪，杀不起猪的，就杀只鸡解解馋。没鸡杀的，就忍痛拿出些口粮换点儿猪肉来。反正，年是要过的。买年货其实就是过年关，过一道不过也得过的难关。祖父祖母、父亲母亲、外加我们兄弟四人，全家八口人，只有当公办教师的父亲每月挣回些微薄的工资。故此，那时我家的年货，无非就是几尺给孩子们做新衣服的粗布，一人一双新袜子小学英语教学论文，再就是一把过年时才舍得用新筷子、七八只小蓝碟、小花碗和几块盛饺子用的浅底儿盘子罢了。若稍微宽裕，也能买回一斤五颜六色的糖球以及一排我和哥哥都喜欢燃放的大挂鞭。

快要买年货了，家里家外洋溢着喜庆与温情。在我的印象中，平素不善言谈的父亲，办事严谨，从不马虎。祖父总愿意把家里的大事交给父亲办，买年货这事也就不例外了。头天晚上，父亲和母亲坐在煤油灯下小声地合计着所要买的年货。父亲有板有眼，和母亲商定好一项就用笔在纸上记上一项。一会儿，父亲小心地从衣兜里掏出一把钱来。这钱可不是现在的百元大钞，也没有当时面值较大的5元和10元票。最大的也就是1元的，小的还有1分的钢镚。灯下的父母仔细地数着钱，满脸喜悦。其实，这些钱也没有多少，数了几遍，还是10元。一角、两角、五角，还有一块的，钱真多呀。要是能给我几角钱多好，我就要几角钱就行。在父母数钱时，被窝里的我就像搂着一只小兔子，兴奋而不安。真的，我好久没有小人书看了。桌上那么多钱，拿几角钱应该没事的。反正都数过了，父母也不会再去数了。我胡思乱想难以入睡。半夜三更，家人都入睡了论文开题报告范文。我悄悄爬起来下了炕，黑暗中蹑手蹑脚地向桌子上的钱摩挲着……

可万万没想到，父亲在出门买年货时又数了一遍钱。“你们俩没拿，那5角钱还能长翅膀飞了不成？”父亲看看紧张的我，又审视着面红耳赤的哥哥，目光严厉，声音低沉。一旁的母亲打圆场地说：“算啦算啦，钱在家里不会丢的。别把孩子们吓坏了，先去买年货吧。”父亲“哼”了一声，瞪了我和哥哥一眼说：“跑不了你们俩个拿的”，见哥哥一脸委屈我一脸胆怯，父亲语气缓和下来：“好啦，先不说这钱的事儿啦。你们俩别在家闲着，都跟我买年货去。”哈哈，我还以为父亲要惩罚我们，原来却是这样。这哪里是惩罚，分明是一种奖赏啊。我高兴得差点蹦了起来。记忆中，这是我第一次跟着父亲买年货。父亲背着手在前面走着，哥哥拉着雪爬犁在后面跟着。我呢，则坐在雪爬犁上手舞足蹈，兴奋不已。雪地上被父亲和哥哥踩得“咯吱”、“咯吱”直响，那声音美妙得像一首恬静纯美的乡村音乐。家乡是公社所在地小学英语教学论文，公社唯一的供销社就在村东头，离我家也就四五里地远。供销社比较大，平常，这里的商品较为单一，但是一到腊月，吃的、用的、穿的、戴的、玩的、看的，就一股脑儿地涌了出来。这时的供销社无疑成了乡亲们年前赶集的好去处。前几年，我回到阔别20多年的故乡。在村东头来回寻觅着，却再也看不到那个曾经带给我快乐和希冀的供销社了。原址上，只有几间冷冷清清的小卖店茫然地打量着我这个不速之客。

供销社里热闹非凡，大家争相恐后买着盼望已久的年货。柜台里、货架上各种新鲜的年货散发着醉人的气息。乡亲们一年到头省吃俭用，就为了过个快活年、幸福年。所以花起钱来，也就显得大方了许多。村西头平素愁眉不展的张婶儿今天也笑盈盈地给闺女买了一双小红鞋；那个抠得在全村出了名的李老倔，平时连盐都舍不得买，今天却打了一水桶酱油。而我家东院的张大嘞嘞，则在人群里串来串去。他神情复杂，嘴里不知嘟囔着啥，一会儿跑到卖槽子糕的柜台前，一会儿又跑到卖棉帽子的柜台前，眼里不放过每一件商品，就是不见掏钱买。足足转了两个来回儿，最后，张大嘞嘞在卖白糖的柜台前站定，忍痛掏出快要被手搓烂了的一元钱。“来，给我称2斤白糖！”张大嘞嘞几乎是在喊。我知道，张大嘞嘞有个傻儿子，最喜欢蘸着白糖吃粘豆包。每见到傻子，我都不知所措。而傻子却总是笑嘻嘻地朝我嚷：“豆包蘸白糖，又甜又香。”

买年货买的是一种幸福，更是一种憧憬。父亲领我和哥哥来到糖果柜台前，从兜里掏出个面口袋递给我们。我和哥哥撑开口袋嘴儿，欣喜地看着父亲把称好的五斤冻梨和一斤糖块儿装进去。见柜台里摆放着各色香烟，父亲眼里有光一闪而过。父亲只抽祖父种的旱烟，从来舍不得买包香烟抽。那香烟，有的1包还不如1本小人书贵。哥哥背着小口袋，跟着父亲继续买其它年货；我呢，则溜到了卖小人书的柜台前。柜台里的《山羊回了家》、《地道战》、《地雷战》、《闪闪的红星》、《红旗谱》等精彩的小人书，像块块磁铁牢牢地吸引着我。“又想看小人书啦？”不知何时，父亲和哥哥站在了我的身后，哥哥背着的小口袋显然又重了一些。见父亲脸上露出少有的笑意，我壮着胆子随手指了一本。“哦，《大刀记》，不错。”父亲大方地掏出1角2分钱，交给了售货员。《大刀记》每一页都散发着墨香，让我初次领悟到一种被满足的幸福，也获得了一份新奇的快乐。时至今日小学英语教学论文，我仍然怀念那种温暖的幸福和快乐。偶尔梦中，还会重现父亲为我买小人书的情景来。

年货里有欢乐，有喜庆，也有感伤。正当我们买年货时，从鞭炮柜台前传来一阵哭声。一位老汉在打骂一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孩子。原来，孩子是老汉的孙子，跟着老汉到供销社买年货。孩子看着鞭炮，就嚷嚷着让爷爷买。可爷爷哪儿有多余的钱买鞭炮呢。孩子就坐在地上赖着不走。见围了一大群人，老汉有些急了，“啪啪”打了孩子两巴掌，孩子大声地哭闹起来。老汉“唉”了一声，蹲在地上抹起眼泪来。我和哥哥看得眼圈都红了，父亲稍微犹豫了一下，掏出仅剩下的5角钱走到柜台前，买了一排大挂鞭递给老汉：“大人年好过，孩子都盼过年。拿着，让孩子高高兴兴过个快乐年吧。”老汉连忙站起身来想拒绝，但是看着父亲那坚决的目光，才难为情地接过那挂暖意融融的鞭炮。老汉想让孩子给父亲磕个头，父亲连忙制止：“就一挂鞭，干嘛难为孩子？赶紧回家吧。”5角钱，父亲在家里数来数去找翻了天，连一包香烟都舍不得买，却给这个无亲无故的孩子买了大挂鞭。哥哥一脸不高兴，我也撅起了嘴巴。

冬日天短，不知不觉太阳已偏西。我和哥哥恋恋不舍地跟着父亲走出供销社论文开题报告范文。父亲把装满年货的口袋绑到爬犁上后，蹲下身要背着我走，我一扭身不想让父亲背。父亲笑了：“还在想挂鞭？你想想，那孩子有了挂鞭，该有多快乐啊。爸爸今天送挂鞭就是送快乐。给人快乐，咱们自己也快乐。等你长大了，就会明白这个道理的。”我似懂非懂地点点头，心情也跟着轻松起来。趴在父亲的背上，我仿佛看到那孩子在雪地上燃放着大挂鞭，跑着，笑着，十分快乐。我从内兜掏出那张父亲找来找去的5角钱，怯怯地递给父亲：“爸，那5角钱是我拿的……”父亲似乎一愣，转过头来只淡淡地说了句“收好吧”，就又背着我继续前行。我感到，父亲的脚步一下子轻快了许多，那厚实的肩膀也显得更加坚实更加有力。

家家炊烟袅袅，户户喜气洋洋。哥哥拉着雪爬犁在前，父亲背着我在后，而买年货的路快乐地伸向远方。

一、字词句排雷战

1、认识新朋友（查字典小学英语教学论文，给下面加点的字注上拼音）。

嚼裹儿（ ） 毡帽（ ） 解馋（）

蹑（ ）手蹑脚 摩挲（） 闺女（ ）

抠得出名（ ） 李老倔（ ） 张大嘞嘞（ ）

嘟囔（ ）着啥 蘸（ ）白糖 憧憬（ ）

2、黄金搭档（在括号里填上适当的词语）。

（）的大头鞋 （）的红头巾 （）的小毡帽

（）的水果糖 （）地数着钱 （）的乡村音乐

3、仿写句子也不难（注意运用加点的字）。

（1）买年货买的是一种幸福，更是一种憧憬。

（2）年货里有欢乐，有喜庆，也有感伤。

二、阅读排雷战

1、我手写我心。

“父亲在家里数来数去找翻了天，连一包香烟都舍不得买，却给这个无亲无故的孩子买了大挂鞭。哥哥一脸不高兴，我也撅起了嘴巴。”

看到这里，请你说说“我”会嘟囔些什么呢？试着写一写。

2、当个小小心理学家。

“我家东院的张大嘞嘞，则在人群里串来串去。他神情复杂，嘴里不知嘟囔着啥，一会儿跑到卖槽子糕的柜台前，一会儿又跑到卖棉帽子的柜台前，眼里不放过每一件商品，就是不见掏钱买。足足转了两个来回儿，最后，张大嘞嘞在卖白糖的柜台前站定，忍痛掏出快要被手搓烂了的一元钱。“来，给我称2斤白糖！”张大嘞嘞几乎是在喊。”上文中的张大嘞嘞是个怎样的人呢？他为什么要转两个来回呢？快要搓烂的一元钱说明了什么？张大嘞嘞买糖为啥要喊那么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