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进口贸易的干预措施十篇

对进口贸易的干预措施篇1

2008年下半年，肇始于美国的次贷危机伴随着美国一系列金融机构的破产和重组而升级为全球性质的金融危机。此次金融危机具有相当强的扩散性和传染性。在短短的几个月里，金融危机就从美国国内扩散到欧洲、日本等地，进而传导到新兴市场国家，受到冲击的领域也从金融等虚拟经济领域迅速蔓延到出口导向型制造业等实体经济。在危机影响下，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出现全面衰退，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虽然金融领域受影响有限，但实体经济尤其是出口导向型经济受发达国家市场萎缩影响较大，也出现了不少困难。

短期来看，国际金融危机造成了全球范围内金融流、贸易流、资本流萎缩，大宗商品价格剧烈波动。全球主要经济体为应对危机采取了庞大的经济刺激计划，然而国际金融危机还远未过去，短期内国际经济发展前景依然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长期来看，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将是深远的：危机造成美国过度消费的经济发展模式难以为继；西方国家出现“再制造业化”思考；各国争相抢占战略性新兴产业高地等。

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虽然国际金融危机对国际经济存在深远影响，但国际经济发展的大形势仍然没有改变。变与不变是辩证统一的。世界经济形势的快速调整和发展需要我们迅速积极应对，增强政策的灵活性、针对性，而全球经济发展大趋势的“不变”又要求我们增强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因此，外经贸政策应该兼顾“变”与“不变”，即政策既要具有一定的灵活性、针对性，又要保持稳定性和连续性。

“危”中有“机”

国际金融危机既给我国外经贸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重大挑战，同时也为外经贸政策调整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如果我们能够抓住这一难得的机遇，就可以转“危”为“机”，为后危机时代我国外经贸事业的大发展提供政策支撑和基础。

第一，有利于统一思想认识，形成后危机时代外经贸政策的主轴。改革开放30年来尤其是最近20年来，外经贸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断加强，然而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进出口规模大幅下滑，对国内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有所减弱，而社会各界对于外贸地位和作用也出现了不少争论，甚至一些本来没有什么争议的问题也出现了不同意见。认识上的分歧导致地方政府和企业无法迅速地了解中央政府危机应对政策的目标与意图，从而造成政策措施出台后一定程度上的混乱和低效率。应该说，国际金融危机为我国外经贸领域今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要素，对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外经贸、推动外经贸的可持续、健康的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因此，有争论是好现象，只要我们能够汲取危机的教训，更全面、辩证地思考问题，统一各方的思想认识，就有可能形成更为科学、更加适时中国实际的后危机时代外经贸政策。

第二，暴露了外经贸体制的若干问题，便于我们对症下药。国际金融危机一方面给我国外经贸带来了冲击，另―方面也暴露了我国外经贸体制的若干问题。如外经贸政策调整缺乏统一的协调主体，调控职能与权力分散；调控手段不集中且较为传统；调控政策缺乏稳定性和可预见性，政策设计缺乏差异化，政策出台没有适应期，许多政策尚待细化与完善等。这些问题的暴露，有利于我们对症下药有针对性地加以调整和改革，而且在危机压力下，以前某些根深蒂固的体制问题也有可能得以解决。

第三，加快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为经济更为协调发展创造条件。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使得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变得更为紧迫。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加快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重点在于“加快”，这反映了在危机冲击下，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已经变得刻不容缓。因此，国际金融危机的压力有力地推动和加快了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进程，为我国经济更快更好的发展创造条件。

转“危”为“机”

后危机时代我国外贸政策的基本思路主要着眼于以下几点：

第一，我国外贸政策要解决的中心问题在于两个转变，即如何完成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变，由中低端制造业中心向高中低端全面发展的世界制造业中心转变。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曾经崛起的大国无一不是世界制造业中心和贸易强国。而贸易强国与制造业中心两者相互支撑，互为前提条件。没有贸易强国地位和强劲的外需(世界市场)，就不可能形成世界级的制造业中心；而没有强大的工业化基础和制造能力，也不可能取得贸易强国地位。当前，我国已经成为中低端工业产品的世界制造业中心，巨大的贸易规模也反映了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的贸易大国。应该说，贸易强国和世界制造业中心是我国崛起必不可少的条件，而我们也已经具备了成为贸易强国和世界制造业中心的基础。因此，后危机时代，我国外贸政策要解决的中心问题在于如何完成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变，由中低端制造业中心向高中低端全面发展的世界制造业中心转变。

上述两个转变实际上又是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具体体现。我国现有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不适应性主要表现：(1)扩大出口是靠低工资、低价格和出口退税等政策实现的，国际贸易顺差偏大，国际贸易摩擦不断，这样的需求拉动经济增长格局及外贸发展方式难以持续；(2)外贸增长高度依赖物质投入，资源约束矛盾日益突出，外延型扩张模式难以为继；(3)外贸发展技术含量不高，产业结构不合理。概括起来，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就是要促进外贸“由大到强”、工业制造水平由“由低到高”，两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第二，我国外贸政策干预应“重促进、慎调控”。我国外贸政策的实质在于通过政策干预推动前述两个转变的实现。当前，我国外贸政策的干预手段主要包括贸易调控与贸易促进两个方面。贸易调控与贸易促进均属于贸易领域中的政策干预措施，两者只不过侧重点不同、干预的主体不同。一般而言，宏观层面贸易政策调整属于贸易调控范畴，主要由中央政府加以实施，涵盖促进与限制两个干预方向；微观政策调整与操作通常属于贸易促进，通常由官方、半官方、民间的各类贸易促进机构实施，干预目的主要在于促进外贸扩大和发展。后危机时代我国外贸政策应该仍以贸易调控与贸易促进为主要干预手段，但干预重点应更多地转向贸易促进。主要原因在于：(1)贸易宏观调控牵涉面广政策的针对性、灵活性较差，不利于政策微调和适应地域差异；(2)部分贸易政策措施频繁变动降低了贸易政策的可预见性和稳定性，不利于贸易活动的长期开展，比较典型的例子如加工贸易政策和出口退税政策；(3)贸易调控措施往往集中作用于出口环节，政策传导链条又长又复杂，政策效果不易把握，且易受世贸规则限制，引发世贸争端；(4)贸易调控措施往往与宏观调控紧密相关，政府部门间协调难度较大，各部门的政策制定目标难以统一，容易出现政策冲突。相比贸易调控措施，微观层面针对企业的贸易促进措施则较为稳妥，针对性也更强。

第三，我国外贸扶持政策应从以政府让利为主的贸易政策措施转变为以服务为主的贸易促进政策措施。改革开放以来，为了促进外贸的迅速发展，我国实施了加工贸易、出口退税、针对外资的税收优惠措施、针对各类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的税收优惠措施等，这些措施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外贸事业的发展，但这些措施基本上都是以政府让利(减免税)为主要促进手段，其在改革开放初期有其必要性和重要性，但在后危机时代，这些措施无疑存在局限性：政府让利毕竟存在极限，不可能作为促进外贸进一步发展的主要基础。后危机时代我国外贸政策应从以政府让利为主的贸易政策措施转变为以服务为主的贸易促进政策措施。实际上，各贸易强国在贸易扶持政策上主要以服务为主，至少是服务与让利并重。以服务为主的贸易扶持政策可以更贴近贸易企业的实际需要，更有利于政策的长期实施。

对进口贸易的干预措施篇2

    一、贸易保护主义与贸易保护的界定

    每当大的经济危机来临之时，就会出现贸易保护主义与贸易自由主义之争。其实，完全的贸易保护主义和完全的贸易自由主义都是不存在的。这其实是两个端点，现实中各国的贸易政策都是在两端之间的某一个点上。

    不可否认，贸易自由化仍然是国际贸易发展的大趋势。但随着世界经济增长加快，各国经济增长的地区差异显著扩大。特别是发达国家与部分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增长中的不同表现，使得贸易保护主义赖以存在的环境并没有改变，所以贸易保护主义不会消失，相反会出现愈演愈烈的趋势。为了共同的利益，各国仍然会一如既往地参与贸易自由化的进程。而为了本国利益的最大化，贸易保护也会随时成为各国的政策选择。因此，贸易自由化将与贸易保护相互交织，成为国际贸易发展的常态。

    可以说，保护实际是政府运用权力，用“有形的手”对经济进行干预。至于政府如何干预，在国际贸易中体现的是贸易保护与贸易保护主义之间的关系。①WTO的目的就是要使每个成员都遵守WTO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以自由和公平竞争为核心的基本原则，在得益于国际分工与国际市场的同时，每个成员也都按照WTO的规定对国内市场尽力进行保护，维护和扩大国内市场的占有份额。可见，WTO的目标是实现自由贸易，WTO规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其成员方的政府干预权力。同时，WTO在推动贸易自由化的过程中出于对成员方发展现状和经济安全的考虑也提供了保护性的贸易工具。WTO的透明度原则便是要求贸易政策都必须表现为法律。一方面是鼓励更自由的贸易，通过谈判削减贸易壁垒，要求无差别待遇、透明度，要求明确政府管理贸易的规则。另一方面，各成员政府仍具有管制贸易的权力，承认关税的合法存在，允许在特定情况下征收附加关税，以及对幼稚产业的特别保护；对于尚未作出开放承诺的服务部门，不适用国民待遇；可限制某些国内短缺的物资出口；可以对进出口产品设置技术、安全和质量标准，对达不到标准和规格的产品禁止进出口等。从WTO的谈判和规则及其成员的贸易实践，我们可以看到自由贸易和贸易保护的对立统一，市场经济和政府干预的对立统一。

    由此可见，贸易保护与贸易保护主义不可等同。贸易保护是一个中性概念。贸易保护是指WTO成员在WTO规则允许的保护范围内，在符合相应的前提条件下对本国经济利益或产业利益实施的保护。而贸易保护主义则是指超越了WTO规则允许的保护范围，不符合相应的前提条件对本国经济利益或产业利益施加的保护，这样的保护由于超越规则而会给其他成员方的合法利益造成损害。

    在经济衰退的背景下，不少国家和地区为了保护本地市场和就业，常以WTO中某些模糊性规则打“擦边球”，设置技术性贸易壁垒，滥用贸易救济措施，指责一些新兴经济体的国内汇率机制，声称低估汇率是贸易保护主义，质疑和挑战贸易伙伴的财政、税收、金融、产业发展、资源配置管理等政策措施，甚至用劳工、低碳等标准对进口产品设限，意在借此推行西方人权价值观和经济发展模式。作为贸易大国，我国出口产品近年来在海外市场遭遇了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特殊保障措施、产品召回或通报等各种形式的贸易限制措施。我国已连续15年成为全球反倾销调查的重点，每年涉案损失300多亿美元。2009年我国出口占全球的9.6%，而遭受的反倾销案件却占全球的40%左右。反倾销和反补贴“双反”调查成为个别国家对华调查的主要形式，2009年国外对华启动的13起反补贴调查案件中，12起伴随反倾销调查。涉华保障措施和特别保障措施案件增多，2009年占国外对华贸易救济调查案件总数的25.4%。②2004年以来，国外将我国诉诸世贸组织争端机制的案件，涉及集成电路、汽车、原材料等领域的产业政策以及金融、关税政策。可见，金融危机催生了全球范围内的贸易保护主义，贸易保护措施的滋生和泛滥，也暴露了WTO在限制贸易保护主义方面存在的缺陷。

    二、WTO有关贸易保护的规定

    目前，WTO法律条文中可用于保护本国产业的条款日趋减少，保护力度越来越小，保护期限越来越短，所需条件越来越苛刻。③因而，此次经济危机期间出现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主要是成员方利用WTO法律条款中存在的漏洞，滥用WTO规则来实现保护目的。现主要围绕几种常见的WTO框架下合法的贸易保护措施加以分析：

    1.关税

    GATT和WTO均承认以关税保护国内市场是合法的，理由是关税透明度高，谈判比较容易，而且比较容易执行。依WTO有关条款规定，各成员方通过谈判确立的关税减让幅度需列入减让表中，不得随意提高，从而使谈判达到的税率成为有关成员方的最高税率，此为关税保护原则。关税保护原则的实质是在逐步减少贸易壁垒的过程中，使各成员方仍能够通过关税实现对本国产业的合法保护，从而使各国实行某种程度的保护贸易政策变为合法。虽然WTO一直致力于成员方通过多边贸易谈判逐步降低关税水平，但是，一些成员方的实际关税水平远低于承诺的关税水平，这就为成员方营造了可以操作关税的空间。因此，缩小成员方实际关税水平与承诺关税水平之间的差距将有利于加强WTO规则的效果和推动贸易自由化的进程。

    2.技术性贸易壁垒、绿色壁垒

    GATT/WTO有关技术性壁垒、环境保护、卫生检疫措施的非关税壁垒措施主要体现在GATT1994第20条（b）项和（g）项，以及乌拉圭回合达成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TBT协议）与《卫生与动植物检疫措施协议》（SPS协议）中。依据WTO相关规定，各成员方国内技术法规和标准的制定不能以限制贸易为目的，需适用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等基本原则。近年来，发达国家利用其自身在环保和科技发展水平的优势，常以维护国家安全、保障人类健康、保护生态环境、保证产品质量等为由，制定和实施较 高的技术和环保标准，以削弱发展中国家凭借低廉的劳动力成本而获得的竞争优势，阻碍其他国家商品自由进入该国市场。由于新兴经济体国家经济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社会责任认证的企业比较少，美国、日本以及欧盟在商品标准、技术法规和技术认证制度等方面设置了多种贸易技术壁垒，特别是各种技术认证制度差异性大、认证难度和成本费用高，已成为欧美国家贸易保护的主要形式，为新兴经济体国家进入其市场设置诸多障碍。此外，发达国家还设置“绿色铁幕”打压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它们先是将高耗能、高排放的产业大部分转移到中等发展中国家，现在又用“碳关税”来逼迫发展中国家高价购买发达国家掌握的环保减排技术，以符合发达国家制定的环保标准。

    3.WTO例外条款

    考虑到WTO成员方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的现状，WTO在几乎每个贸易自由化原则和规则后面都设置了一些例外。常见的包括：一般例外、安全例外、国际收支例外、发展中国家保障幼稚产业规定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等例外条款。依据WTO相关规定，设置国际收支例外条款是为了保障国家的对外金融地位和国际收支平衡；设置一般例外条款是为了保护公共健康、保护环境以确保国内法律规章的遵守；设置安全例外条款是为了保护特定的国家安全利益。WTO成员有权根据上述例外条款确定自己所要保护的特定公共政策目标，并为避免这类目标受损而采取贸易措施，WTO对这种权利予以承认；在争端解决实践中，只需要例外条款的援用方提出初步证据并表明其措施要实现的保护目标是例外条款所明文规定的即可。总之，WTO例外条款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规则体系，而且内容相互交叉，它是贸易自由化与贸易保护相互协调的结果，是解决贸易自由化与国家利益冲突必不可少的手段。然而，例外条款规定的原则性和模糊性，也往往被一些国家利用以逃避其应承担的国际法律义务。当某些贸易保护措施违反WTO规则时，措施国就使用WTO规则中的例外条款来寻求对保护措施的支持和对本国利益的保护，这在WTO争端解决机构的实践中有充分的体现。

    4.贸易救济措施

    贸易救济措施是指当外国进口对一国国内产业造成负面影响时，该国政府所采取的减轻乃至消除该类负面影响的措施，包括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特别保障措施等。④它是WTO所允许和规范的，也为各国所广泛适用。如果在完全自由贸易条件下或完全保护贸易条件下，WTO贸易救济措施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因为在完全自由贸易条件下，政府根本不需要对贸易活动进行干预，只要有亚当·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进行调节就足够了；在完全贸易保护的条件下也不需要WTO贸易救济措施，因为这种条件下政府可以用最简单的国家垄断对外贸易或封闭市场来限制进口，关税和非关税壁垒都是多余的。但是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所实施的多是有保护的自由贸易政策，即总的贸易政策是实行自由贸易，但是在必要的条件下也不放弃用合法、适度、有限的保护措施维护本国的产业安全和经济安全，WTO贸易救济措施正是在这种条件下应运而生的。⑤WTO贸易救济措施从立法到实践，一方面是为了控制国际贸易的扭曲和无序，防止某种产品出口增长过快或者不公平竞争，避免给进口国国内相关产业（特别是竞争力较弱的敏感性产业）造成重大损害或威胁；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加强对各项措施实施的约束以防止成员方滥用这些措施。

    WTO有关贸易救济措施方面的规定主要由GATT1994第6条、第16条和第19条、《反倾销协议》、《反补贴协议》、《保障措施协议》等一系列规范性文件组成。遗憾的是，以上各个协议似乎并没有办法杜绝这些贸易救济措施的滥用，正是这些措施的被滥用，使得它们已经不仅仅是贸易救济措施，而成为一些国家政府用来限制进口的非关税壁垒。WTO贸易救济措施一旦被滥用，就成了一种贸易保护的工具；在全球贸易中WTO贸易救济措施如果不能受到应有的制约，必然会延缓WTO宗旨中所追求的贸易自由化的进程。有了WTO贸易救济措施以后，政府可以利用这些措施限制进口，因为这些措施既不违背国际通行规则，又不必需要得到WTO有关专门机构的批准，可以自行单独实施；同时，在保障措施中，WTO有允许出口国在认为对方的行为损害了自己利益的情况下，可以采取报复措施，即反过来对实施保障一方的某些产品采取限制进口的措施。这种既允许一方紧急限制进口，又允许另一方反报复的制度，有时会引发贸易争端、甚至将矛盾激化到大打贸易战的地步。

    三、WTO约束贸易保护主义的局限性

    经济危机对WTO规则的有效性提供了检验的机会。WTO现有的贸易保护法律规则中存在着一些弹性过大和内容模糊的“灰色地带”。这些规则不仅为成员方出台本质上体现贸易保护主义但表面上却难以界定的贸易保护措施提供了方便，而且也为WTO成员以各种方式滥用这些规则提供了可能，使WTO及其成员在贸易自由化进程中屡陷困境，在经济困难时期对抗贸易保护主义显得力不从心。

    （一）WTO规则的制定受大国主导

    发达国家对贸易制度的控制主要是通过WTO来进行的。WTO规则的制定是各成员讨价还价的结果。在多边贸易谈判的背后，强国因实力原因拥有更多的话语权，而弱国则处于不利地位，发达成员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在贸易谈判中牵制和胁迫发展中成员，使它们处于被动、从属和依附的地位。在谈判中，议题大多是由发达国家提出的，发展中国家则处于被动应付的状态，并且很大程度上是按照发达国家的意愿确立了新规则。遵循共同的国际规则是各国实施贸易自由化的成本。当前贸易自由化规则大多由发达国家主导，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其国内规则的特点，发达国家无需承担过多的制度变迁成本；同时主导地位可以使其制定对自己有利的贸易规则，最大限度地将自身优势转化为市场效益，保护其劣势产业，获得额外收益。

    （二）WTO规则的不明确性和灵活性

    以反倾销措施为例，从WTO反倾销规则的内容看，对倾销和损害的衡量标准基本上采纳了美国的主张，使国际反倾销法律制度设计弹性过大，导致操作的主观性过强。如：裁定进口倾销的存在是实施反倾销的第一个要件，WTO《反倾销协定》将倾销定义为将产品低于其正常价值出口到另一国家。在确定正常价值、出口价格以及两者的比较过程中，由于规则缺乏严谨和显失公允，导致倾销幅度被人为地扩大。首先，对出口价格确定的方 式之一是调查当局在合理的基础上确定的价格。如何确定“合理的基础”？协议没有明确规定，这就给了调查当局很大的自由度。其次，确定正常价值的三种方法也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一是正常贸易过程中同类产品用于出口国国内销售时的可比价格标准。对于此标准中的“同类产品”如何界定，《反倾销协定》中没有作出客观明确的界定。如果将其理解为类似产品，则将带来很大的随意性；如果将其理解为完全相同，则会因一些细微的差异导致不存在相同产品，造成操作的困难。不同的判定将导致完全不同的倾销裁定结果，使倾销幅度常常凭空产生，而未能真实地反映客观存在的经济行为。二是同类产品在正常贸易过程中向任何第三国出口的最高可比价格标准。由于担心向第三国出口价格也可能存在倾销现象，以此为正常价值确定标准将会导致倾销幅度偏低，不符合进口国的反倾销贸易保护偏好，同时，这种确定正常价值的方法还需要得到第三国的支持，而因涉及商业秘密，第三国常不配合调查。因此，欧美等国的反倾销调查当局很少采用此方法，更倾向于使用更具灵活性的结构价格。三是原产国的生产成本加合理费用和利润，即结构价格标准。由于《反倾销协定》对涉及成本的计算和分摊没有详细、明确的规定，反倾销当局在认定结构价格时常会掺入水分，人为地提高正常价值的标准，对于出口商是极其不公平的。

    另依某些国家反倾销法的规定：“非市场经济国家”出口产品的正常价值是基于与非市场经济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市场经济国家即类比国或替代国的产品或要素价格作出裁定的。而在替代国的选择上，反倾销当局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随意性强，缺乏可预见性。因为，选择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市场经济国家作为替代国，忽视了经济发展水平相近国家之间在比较优势、生产方式和规模及贸易制度等方面都不可能完全相同，产品价格和成本必然存在或多或少的差异，否定了非市场经济国家在出口产品生产中的比较优势，不具备经济学上的合理性。

    再如保障措施，由于保障措施实施起来需要满足的实体和程序要件较为严格，并且需要进行贸易补偿的谈判，如果在规定时间内未达成协议，可能会导致受保障措施影响的成员方的贸易报复，因此，在采取保障措施之前，除了需对贸易及国内产业保护等方面的考虑之外，还需综合考虑本国与他国间的经贸关系、采取措施所要付出的代价、甚至需从国际政治的角度来考虑采用保障措施的得失平衡，相对于反倾销措施来说，WTO成员使用保障措施还是比较慎重的，只有成员方认为采用保障措施得到的利益更大时，才会援引这一手段。然而，从动态角度分析，1995年至今，与所有的WTO内部贸易纠纷的发展比较，保障措施纠纷总体上是呈上升趋势的，这显示出了保障措施正逐渐成为受各成员方青睐的贸易救济手段。原则上讲，由于发展中国家市场制度的不完善，大多数产业缺乏竞争力，因而遭受进口剧增带来的冲击的可能性更大，然而，在实践中，保障措施的主要受益者和使用者却是发达国家。这是因为：一方面，保障条款的引用取决于实施保障措施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另一方面，许多弱小国家自身缺乏完整的工业体系，许多产业还没有建立起来，而保障措施是针对原有产业的保护。因此，经济实力强大的发达国家更能随心所欲地采取保障措施。一些国家违法实施保障措施不仅有其政治经济原因，WTO《保障措施协定》本身的一些缺陷也成为滥用保障措施的法律方面的原因，使采取保障措施的国家有机可乘，即使最终败诉也是得大于失。虽然《保障措施协定》规定了采取保障措施的实体规则，建立了一整套审查、通知、磋商和监督机制，并将非歧视原则适用于保障措施，这对保障措施的滥用构成了一定程度的制约，但是，滥用保障措施的行为并未杜绝，相反愈演愈烈。从WTO保障措施规则本身分析，主要存在以下缺陷：首先，根据GATT第19条第1款，进口产品数量增加是决定进口国是否发动保障措施的要件之一。但是，《保障措施协定》没有对增加的具体量化标准做出明确规定，在实践中有些国家就利用这一漏洞进行任意解释。其次，WTO《保障措施协定》规定，只有当进口产品大量增加并对国内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或严重损害威胁时，才能对进口产品实施保障措施。由于各成员方产业状况不同，使得损害的判断不可能有一个绝对统一的标准。缺乏量化标准给主管当局判定严重损害留下了极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再次，与针对不公平竞争的反倾销、反补贴措施不同，进口成员方在对进口产品采取保障措施时，必然会影响出口国的正当利益，所以保障措施常涉及补偿和报复问题。贸易补偿的方式由相关各方协商确定，意味着补偿依赖磋商，磋商可以节约诉讼时间和成本，而磋商双方的诚意和合作又是磋商成功的基础，当某个成员方企图滥用保障措施时，通过磋商达成补偿协议的可能性就很小了。所以，尽管通过磋商达成补偿是平衡双方权利义务的最有效的途径，但由于缺乏强制力，对滥用保障措施的行为是起不到遏制作用的。此外，《保障措施协定》并未彻底禁止特殊保障措施条款，如果成员在加入WTO时同意承担特殊保障措施条款，则可专门对该国的产品实施特殊保障措施。与WTO《保障措施协定》所允许的一般保障措施相比，特保措施具有选择性和随意性的特点。特保措施的随意性体现在《中国入世议定书》第16条中专门针对中国的“市场扰乱”标准，“市场扰乱”只要求实质性损害或实质性损害威胁，不如《保障措施协定》要求的“严重损害”或“严重损害威胁”严格，这无疑降低了提起特保措施申请和采取特保措施的门槛。总之，条文意义上的特保条款启动门槛低，界定模糊、程序简陋、透明度差，其所有内容几乎都体现了对非歧视性原则的背离。

    （三）WTO争端解决机制的缺陷

    如果一个成员出现违规，对其他成员的贸易利益造成不利影响，引发贸易争端，则该成员可先通过双边协商解决，如果协商失败，则提交WTO，通过争端解决机制进行。WTO争端解决机制对所有WTO成员来说，都提供了妥善解决贸易争端和抑制违规保护的重要途径。它是一种保护成员方合法权益的手段，也是督促其履行应尽义务的工具。⑦例如，WTO对美国三项重要的反倾销立法做出的不利裁决：要求美国废止《1916年反倾销法》；要求美国废除& ldquo;伯德修正案”；不支持美国反倾销中的“归零法”。虽然美国执行上述裁决扭扭捏捏，但慑于法律的权威，美国还是做出了相应的改变。总体来讲，WTO争端解决机制的运行是成功的，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WTO成员的违规行为，其中包括滥用贸易保护的措施等。然而，WTO争端解决机制在多年的实践中已暴露出了许多缺陷，而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则使其中一些不完善之处更加凸显。例如：WTO成员由于受国内某一产业集团压力明知实行保障措施违反WTO法，但是由于受这一措施影响的成员从磋商、投诉、到专家组、上诉机构作出裁决和确定合理的执行期限，一般需要2年左右的时间，而WTO贸易救济措施的目的不是惩罚违反WTO法的成员，而是使WTO成员措施符合WTO法，这样，利用WTO争端解决时限长这一特点，实施保障措施的成员方为国内产业赢得了一定的调整时间，而自身又不对受措施影响的成员进行补偿，即使败诉，只是修改自己国内法律或措施而已。此外，高昂的诉讼费用和报复制度的不足都使WTO争端解决机制不能充分地发挥协调解决成员方贸易纠纷的作用。

    （四）WTO贸易政策审查机制的局限性

    WTO贸易政策审议机构制定了专门的贸易政策审议机制，通过对WTO各成员贸易政策的定期审议，为WTO成员在相互监督贸易投资保护主义措施方面搭建了一个长期的平台。目前，WTO贸易政策审议机构已经散发了几份全球贸易措施监督报告，在国际社会引起较大反响。不可否认，贸易政策审查机制强化了WTO在应对金融和经济危机及抵制保护主义方面的作用。但是，由于目前的WTO规则并没有授予贸易政策审查机制在危机形势下启动贸易措施监督机制，对贸易保护主义实施集体监督的权力，因此少数WTO成员对贸易政策机制此举的合法性表示质疑。⑧虽然2009年4月2日的G20伦敦峰会认可了WTO通过贸易政策审查机制启动的这一贸易政策监督机制，并呼吁WTO每季度公开一份贸易措施监督报告，但是G20作为只有部分国家参与的高峰会议并没有授予和承认WTO贸易政策审查机制新功能的权力。贸易政策审查机制每季度贸易措施监督报告的合法性仍值得怀疑。这种资格的缺失直接影响到其出具的贸易政策监督报告的效力。因此，WTO贸易政策审查机制有待进一步强化，以在抵制贸易保护主义问题上发挥其应有的重要的监督和预警作用。

    四、WTO规则及其实施机制的完善建议

    诚然，作为自由贸易倡导机构的WTO为避免在经济危机期间国际贸易领域出现的贸易保护主义做出了一系列努力。如：监督G20国家不使用贸易保护主义工具；启动贸易措施特殊监督机制；发挥争端解决机制的最大效用；以及极力促成多哈回合谈判的尽快结束等。但是，应该看到，WTO在应对由金融危机引发的贸易保护主义中的作用是有限的。WTO只能抑制原有的贸易保护主义，提醒和防止新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但不能解决贸易保护主义的孳生问题。在经济全球化情况下，金融危机引发的贸易保护主义带有全球性，WTO也是孤掌难鸣；在复杂形势下，WTO难于判断贸易保护做法的违规性质。贸易保护主义在WTO规则漏洞中利用正当手段达到不正当的目的，表明在WTO规则下贸易保护仍然有机可乘。因此，有必要探寻加强WTO对贸易保护主义的约束机制的路径。

    （一）WTO框架下的贸易保护规则急需完善

    由于政府理性存在局限性，WTO成员在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的时候，可能由于政治、经济及法律原因，出现干预失灵的状态。以贸易救济领域为例，政府失灵体现在WTO成员利用现存WTO贸易救济制度存在的漏洞和缺陷，不恰当地采用贸易救济措施，对外国产品的进口进行不合理的限制，使国际贸易自由化受到严重阻碍。这反映了WTO追求公平及贸易自由化的价值取向与WTO成员国国内法追求贸易保护主义价值取向的差异。对此，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成员应在多哈回合中，积极参与贸易救济规则的修改与完善的谈判，增加条款本身的透明度，进一步明确和澄清贸易救济规则，严格贸易救济纪律，避免由于规则的选择性过强，以及缺乏明确性所导致的对贸易救济措施滥用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在具体的条款中，反倾销规则中要添加倾销幅度的具体计算方法，禁止“归零法”的使用。为防止成员滥用反倾销手段，就必须对现行的认定损害和倾销与损害的因果关系的标准进行修改，进一步明确“实质性”的含义，强化“因果关系”的要求。对于反补贴措施、保障措施的调查实施也要施以更严格的规定，对于其认定、实施程序给予更加详细的规定。

    （二）应加强WTO实施机制的作用

    为了增强WTO的约束力，要赋予WTO明确的监督各国贸易政策的职权，充分发挥并运用WTO贸易政策监控的“雷达”作用。在现有的基础上，提高贸易监督报告的正确性和及时性，扩大对贸易和与贸易有关的措施的审议范围，加强对这些贸易措施的影响和合法性的评价。

    在争端解决机制方面，首先，鉴于当前已有成员方就其他成员方的贸易保护措施诉诸WTO争端解决机制，争端解决机构可以通过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的解释活动澄清在某些WTO贸易保护规则中的“灰色地带”，以明确WTO允许的贸易保护措施的实施外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防止成员方滥用WTO允许的贸易保护措施。其次，应加强对争端解决机构裁决的遵守。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案件裁决进入遵守和执行阶段，WTO成员和公众自然地将目光聚焦于败诉方对胜诉方是否给予了及时、充分和有效的补偿措施。在WTO规则下，如果败诉方在规定的时限内没有遵守相关的裁决，胜诉方就有机会要求采取补偿措施。但是，这种补偿措施一般不采用货币支付方式，而是要求败诉方采取额外的市场准入措施，纠正其没有履行其WTO义务的错误。如果双方不能就这类补偿达成协议，胜诉方可以采取措施中止对败诉方的有关义务，作为一种被称之为“报复”或“交叉报复”的回应。但是，报复本质上损抑WTO体制旨在一般促进而不是限制国际贸易的宗旨。因为胜诉方的报复和败诉方的违反措施都属于贸易限制性措施。另外，报复措施是否能有效和充分地代替补偿是很值得质疑的，尤其在胜诉方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成员而败诉方是一个强大的贸易伙伴的情况下。对此，非洲集团建议：对一个在案件中败诉的国家的报复权利应扩展到所有的成员，而不仅仅是胜诉方，即所谓的“集体报复”。⑨再次，应采 取措施减少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利用争端解决机制的进入障碍。发展中国家因普遍缺乏厚实的贸易政策基础设施，不能充分应对WTO协定增长的数量和复杂性，缺乏如何利用争端解决机制和如何推动案件程序的法律技能的知识，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难以承受不断增长的案件费用，因此，有的成员方建议，WTO应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更为充分和有效的法律和专家援助，并对发展中国家免除或减少诉讼费用，以使其充分地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来遏制贸易保护主义，最大限度地维护自身权益。

    总之，尽管WTO规则及实施机制尚未完善，难以成为遏制贸易保护主义的“速效药”，但WTO为国际贸易提供了基本的秩序、公平及可预见性，未来全球贸易自由化进程仍需要多边规则的引导和规范。在当前的形势下，加强WTO的规则和纪律，进行更加公平与开放的贸易，将是应对金融危机蔓延、抵制贸易保护主义的一项重要的保障措施。

    注释：

    ①北京WTO事务中心.北京WTO事务中心年度研究报告[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6.

    ②参见中国贸易救济信息网[2010-11-08].WWW·cacs·gov·cn·

    ③任勤.WTO框架下的贸易保护问题研究[M].重庆：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75.

    ④苑涛.WTO贸易救济措施[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22.

    ⑤高维新.贸易救济法教程[M].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9：19.

    ⑥Yvan Decreux, Chris Milner and Nicolas Péridy, The Economic Impact of the Free Trade Agreement（FTA）between the European Union and Korea, Report for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Final Report, May 2010, pp. 55-56.

    ⑦薛荣久.WTO如何反对贸易保护主义[N].中国经济时报，2009-5-25.

    ⑧毛燕琼.WTO：全球抵制贸易保护主义的最佳平台[J].国际贸易研究，2010（3）：46-50.

对进口贸易的干预措施篇3

后金融危机时代，由于国际需求萎缩，一些国家的出口下滑、企业亏损甚至倒闭，经济陷入了深度衰退。在此背景下，一些国家又开始重新推行贸易保护主义。持续升温的贸易保护主义，不但扭曲了国家间正常的贸易关系，也给世界经济复苏带来消极影响。中国是近年来遭遇贸易保护主义较严重的国家之一，不但要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更要理性分析贸易保护主义的特征及危害，从而制订和实施有效的应对策略。

中国外贸遭受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冲击的现状

中国已连续17年成为遭遇贸易摩擦最多的国家。截止到2012年3月末，中国共遭受了8起贸易摩擦，涉案金额22.8亿美元，同比增长了80%。摩擦形式不断翻新，不仅有传统的“两反一保”，也有人民币汇率等新的贸易保护手段；而发起国别不断增加，不仅有发达国家，也有发展中国家；涉及产业不断扩大，不仅有传统产业，也有新兴产业。这导致中国企业出口下降，失业增多，一些企业面临亏损甚至破产倒闭的危险；同时，因为各国出台的保护措施要求将环境、生态等因素考虑到产品的生产、加工、储藏、运输、销售中，这就必然会增加成本，影响了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

中国外贸企业受到来自国内和国外的巨大压力，包括外需萎缩、成本上升、企业头寸紧张、人民币汇率上升等。尤其严峻的是，当前欧美的经济衰退衍生出严重而全面的贸易保护主义，中国的出口环境进一步恶化。

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的特点

（一）贸易保护的目的及手段多样化

与传统的贸易保护相比，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目的趋于多样化。当前，除了提高关税、进口管制、反倾销等直接的保护，也出现了货币贬值、政府补贴等变相保护，还有以政府指令或压力形式出现的干预型保护。在实施手段上，欧美等国家往往通过立法或者行政干预手段来实施贸易保护。如2009年2月，美国众议院通过的综合拨款法案727条款就规定：“根据本法所提供的任何拨款，不得用于制订或执行任何允许美国进口中国禽肉产品的规则”。该条款通过限制政府部门开展自中国进口禽肉产品的解禁工作，限制了中国禽肉产品对美出口，造成中美禽肉贸易的巨大不平衡。

（二）贸易保护的形式更加软本文由收集整理化和具有隐蔽性

当前，贸易保护的形式更加软化和隐蔽，其原因在于：金融危机形势下，一国若明显地实行贸易保护，其他国家很快就会采取反制措施，从而对双方都产生不利影响。如美国对本土三大汽车巨头的巨额投资，欧盟增加奶制品出口补贴，法国成立基金帮助本国企业免遭海外企业并购等，这些都无疑在帮助本国制造业提升竞争力，不过也变相削弱了中国等其他国家产品的优势。

在传统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被不断削减的同时，西方发达国家纷纷采取隐蔽性更强、透明度更低、更不易监督和预测的非关税保护措施，如绿色环保标准、苛刻的技术标准、卫生检疫规定、反倾销、反补贴、知识产权、劳工标准、歧视性的政府采购、汇率变动等形式。

（三）贸易保护的范围不断扩大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世界各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加大，由此引发的贸易保护主义就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传导和蔓延，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贸易保护主义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除欧美各国对中国采取一系列的贸易限制，亚洲国家之间的保护主义也在升温，印度2009年以来对中国发起多起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马来西亚计划遣返10万名印尼劳工。这些保护措施的“跟风”现象和报复行为容易形成恶性循环，导致保护主义泛滥。

（四）出现金融保护主义和投资保护主义

一些发达国家政府要求本国商业银行优先对国内项目提供贷款，收缩在境外市场的贷款规模，甚至将其作为是否得到救济的前提条件。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实际上是从金融服务部门开始的。欧、美、日等国家和地区中央银行在给商业银行提供贷款的时候往往会加上一条：不允许把钱贷给国外，只能贷给国内的企业。于是，银行纷纷停止向外国贷款，侧重解决国内问题，这就对国际资本流动产生较大影响。金融保护主义的结果必然是受害国发起贸易保护以实施报复，导致贸易保护主义重演。同时，政府控股或国有化企业后，出于政治考虑干预企业对外投资、雇佣和并购行为，使企业决策带上保护主义的色彩。

（五）“低碳”将成国际贸易壁垒新趋势

以低碳认证为主的绿色壁垒已成为国际贸易壁垒新趋势，低碳、环保已不仅仅是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也将直接影响到企业出口，甚至是企业的存亡。目前世界已有12个国家和地区立法，要求其企业实行碳标签制度，全球有1000多家著名企业将“低碳”作为其供应链的必需，沃尔玛、ibm、宜家等均已要求其供应商提供碳标签。

除“碳标签”成为越来越多国际买家所要求的通行证外，一些发达国家以环境名义，在低碳技术领域设置的贸易壁垒也愈筑愈高。其一是征收低碳税。美国众议院2009年宣布从2020年起对不实施碳减排的国家征收惩罚性的“碳关税”。法国政府从2010年1月1日开始对环保立法不及欧盟严格的发展中国家的进口品征收碳关税。实行碳关税，会使中国制造业出口额削减五分之一，所有中低收入国家出口额削减8%。其二是“碳中和”。碳盘查和碳中和在欧美企业中较为流行，一些大的跨国企业甚至加入碳披露的供应链管理，如宝洁、dell、ibm、惠普等，这些企业都要求其上游供应商提交相应的碳盘查报告。在进行碳盘查后，一些企业向外界购买碳额度，从而抵消自身的二氧化碳的排放，实现碳中和。2009年11月，中国首笔碳中和交易在天津完成。可以预见，随着国际社会对碳减排工作的日益关注，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被要求开展碳盘查和碳中和。

据了解，目前大部分国家对碳标签的推行，还处于企业推行阶段，目前在出口产品上加贴碳标签仍是企业自愿行为，但多个发达国家推广使用碳标签表明，低碳已成为一种趋势和必然，一旦强制执行，将影响未来产品的出口。

转贴于

中国应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对策

（一）政府层面

1.加强国际协调，妥善解决贸易争端。历史已经证明，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孤立主义，都将同时损害本国和其他国家人民的利益，是对双方都不利的短期行为。尤其是在金融危机背景下，一国实行贸易保护主义非但不能摆脱危机，反而会引发贸易争端，损害国家间正常的贸易关系和多边贸易体制。因此， 各国只有加强合作、携手应对危机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一是积极参与国际经济组织框架内的多边协调工作。中国应积极参与 wto 的多边贸易谈判，推动多哈回合谈判早日取得全面、均衡的成果。二是加强区域集团内的多边与双边协调。在亚太经合组织、上海合作组织、中非合作论坛以及中国与东盟合作框架下，中国应加强与其他成员国的对话与协调，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三是利用政府首脑定期会晤机制，加强对话与协调，从而达到增进互信、深化合作的目的。

2.进一步推动自贸区建设进程。在世界贸易大幅下滑的形势下，保市场、保份额、稳出口是中国对外经济工作的重要任务。坚定实施自贸区战略，深化与自贸伙伴的经贸合作，也是应对贸易保护主义的重要举措。目前中国已与世界上的31个国家和地区建设了14个自贸区，签署自贸协定8个。通过自贸区建设，密切中国与自贸伙伴的经贸联系，进一步优化贸易结构。目前中国应积极推进与挪威、海合会、哥斯达黎加、瑞士、日本、韩国等自贸区的谈判，争取尽早达成互利共赢的自贸协定。

3.创造条件，鼓励企业走出国门。有关部门要加快完善对外投资合作促进服务体系和权益保障体系建设，提供各种便利条件，积极支持有条件有能力的企业 “走出去”，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到海外单独投资设厂或兼并、收购当地企业，特别到贸易保护严重的国家投资设厂，就地生产和销售，以便有效地规避贸易保护主义，实现对外投资合作平稳较快发展。

4.中国应拓展国外市场，并大力发展服务业。中国对外贸易过于集中，中国经济增长过于依赖外需。因此，中国出口企业不能过于集中在传统的美、欧、日等市场，应拓展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出口，这样就可以避免受到当今西方发达国家保护主义措施的集中影响。同时，中国必须坚定不移地走发展自主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之路，坚持把自主创新作为转变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

5.进一步完善贸易摩擦预警机制，适时调控出口数量和结构。在金融危机影响还在扩散蔓延的情况下，期望通过贸易谈判，促使主要贸易伙伴完全放弃贸易保护政策是不现实的。进一步建立和完善预警机制，则是中国应对贸易保护主义挑战的现实选择。为了避免出口产品遭遇国外反倾销调查或特保措施，中国应尽快建立多层次、多角度以及多渠道贸易壁垒预警机制，适时调控出口数量和结构。

一是政府要加强对外经贸的过程管理，健全包括预警系统管理、调查跟踪管理、案件处理过程和事后跟踪评估管理等多个环节的法律体系和操作流程。二是发挥行业协会作用。行业协会要对本行业主要出口产品的数量、价格以及出口市场变化等情况进行有效监测，对可能发生的贸易保护及时预警。三是企业应积极配合政府部门和行业协会，积极报送有关预警数据，及时根据有关部门和行业协会的预警信息，调整出口产品数量及结构。

6.进一步完善技术标准，应对更为隐蔽的技术壁垒。目前中国的很多技术标准还远低于国际标准，这是中国产品屡遭技术壁垒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中国必须大力推行国际标准化战略，强化企业的技术创新意识和规则意识，加快国内技术标准和措施的国际标准化进程，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修订和协调工作，使国际标准尽量反映本国的意见和要求。企业也必须高度重视和积极开展国际认证工作，建立健全质量管理体系和环境管理体系。

（二）企业层面

1.企业培育自主创新品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低价竞销是产品遭遇国外贸易保护的主要原因之一。为规避贸易保护，出口企业应加速技术革新，提高产品质量和档次；追求产品的个性化和差异化，树立品牌意识，以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调整产业结构，促进国内产业升级换代，出产适销对路、高附加值的产品，提高中国产品的国际声誉，进而提高产品的市场份额。国家出口检验检疫机构也应采取有效措施，采用先进的检测设备，提高检测水平，严把质量关。只有这样，企业才能全面实现从低价竞销到以质取胜的转化，使中国出口产品得到更多国家的认可。

对进口贸易的干预措施篇4

[关键词]外贸管制权；法律概念；文本

[中图分类号]D922.29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1763（2013）03―0149―06

随着国际贸易的不断发展和加强，政府对贸易进行管理和监督已成为各国政府不可或缺的一项重要经济职能。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欧日等主要经济体宏观政策自顾倾向强化，贸易保护主义升温。在国际市场需求增长乏力，国际竞争加剧的情况下，美欧滥用贸易救济措施，强化对绿色、新能源产业和电子信息产品的贸易保护。因此，国家所拥有的外贸管制权已跃入了法制视野，成为国际法与国内法中共同关注的法律问题，并以此为焦点形成了大量的学术理论与规范创设。

然而，外贸管制权这一概念，来源于外贸管制实践，现实生活中各国实施外贸管制的方式千差万别，相关理论也无法明确外贸管制的内涵，已有的法律规范中更是未对外贸管制权进行明确定义，特别是在一些具体的制度构建中也有许多必须予以面对的理论障碍。这种理论与制度的发展困境显然与外贸管制权在现实生活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不相称，同时也阻碍了外贸管制权相关法律制度的进一步发展。而在法律文化的研究方法中，特定词语的渊源文本，尤其是权威性的法律文本，不仅仅是法律概念的引证来源，其本身也是反映法律概念的重要研究资料[1]。从法理层面对外贸管制权进行解读，必须将外贸管制权置于特定的文本语境下，依现实主义的历史观通过法律规范予以界定。相关文本的表述，不仅表明外贸管制权具备了形式正当性，同时也是证明外贸管制权实质正当性的现实根据。以文本视角对外贸管制权进行深入探讨，显然对促进外贸管制法的良性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理论价值。

一不同学科理论中的外贸管制权文本解释

（一）经济管理学理论中的“外贸管制”与“管理贸易”

由于经济学文献中使用的“管制”和“规制”以及“规管”，均源出于英语“regulation”，其一般含义界定为：“管制者基于公共利益或者其他的依据或既有的规则对被管制者的活动进行的限制”[2]。因此，外贸管制的含义，目前也多从经济管制的角度进行解释。通常认为：“外贸管制，是对外贸易管制的简称，也叫进出口贸易管制，是各国政府或为保护和促进国内生产、增加出口、限制进口而采取的鼓励与限制措施；或为政治目的，对进出口采取禁止或限制的措施。它是一国对外经济贸易政策的体现”[3]。体现对外贸易总政策的具体政策措施包括进出口商品政策、国别政策或地区政策等方面，涉及到国家对外贸易活动的经营管理体制、法律制度和行政干预三个方面的内容。而狭义的贸易政策则是指关税和非关税措施的政策体系。目前主要的贸易政策类型包括：自由贸易政策、保护贸易政策、侵略性保护贸易政策、中性贸易政策和偏向性贸易政策。

管理贸易（ManagedTrade）最早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盛行于80年代以后。迄今为止，关于管理贸易内涵的界定国内外学术界还存在分歧其中国外学者的观点如下：第一，管理贸易是指非竞争环境条件下的贸易行为（L.R.Krause，1992）；第二，管理贸易是指受政府政策控制的贸易（Trzon，）；第三，管理贸易是受非关税壁垒控制的贸易（J.E.斯贝茹）；第四，管理贸易是管理本国与世界经济而对贸易与投资的直接干预（R.J.Waldman，1986）。国内学者的观点如下：第一，管理贸易是有组织的贸易（薛荣久，1993）；第二，管理贸易是介于自由贸易与保护贸易之间的贸易（薛进年，1992）；第三，管理贸易是变相的贸易保护主义（李述仁，1993）第四，管理贸易是有组织的贸易，是保护贸易的一种形式（陈寿琦）。转引自薛荣久.国际贸易[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

。在经济学理论中，通常认为管理贸易是以协调为中心，政府干预为主导，以磋商谈判为手段，对本国进出口贸易和全球关系进行干预、协调和管理的一种国际贸易制度[4]。而由此产生的管理贸易政策是在国际经济联系日益加强而新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的双重背景下，逐步形成的一种协调和管理兼顾的，介于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之间的一种国际贸易体制。这种“管理贸易”政策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国对外贸易政策发展的方向，体现了各国政府既要保护本国市场，又不伤害国际贸易秩序的政治意图。目前，实行管理贸易最为典型的国家是美国和日本，其中美国以管理贸易为特征，而日本主要是有选择的管理贸易[5]。

外贸贸易政策应属于一国的公共政策范畴，具有宏观性和实务性，它本身的表述并不是一个以权利与义务为基本视角的法律概念，显然与外贸管制权不同。“管理外贸”既然属于贸易政策的范畴，同样不是一个法律上的概念；但是，由于这种政策最主要的特点是将管理贸易的政策法律化、制度化，因而在一定的程度上促进了对外贸管制权的研究与发展。

对进口贸易的干预措施篇5

国际贸易协调是世界经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它本质上是国家经济调控的国际化。战后，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生产国际化的深入发展，世界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相互依赖程度加深，国际竞争也日趋激列。竞争必然引起矛盾和经济摩擦，世界各国为了缓和这些矛盾和摩擦，普遍采取了国际协调手段。本文就目前国际贸易协调机制的运行及其局限性作一初步探讨。 一、国际贸易协调机制的客观基础 国际贸易协调机制是世界各国政府和有关国际机构为维持世界贸易的正常运行，对国际贸易活动进行联合干预、管理和调节，以及相互调整、相互适应的方式及其起作用的过程。国际贸易协调机制实质是国际经济领域竞争和矛盾尖锐化的产物。因此，它的产生和发展是有其客观基础的。 首先，世界经济是开放经济。所谓开放既是一国国民经济与世界经济相互联系及相互依赖的程度，也是国民经济与世界经济溶为有机整全的发展过程。世界经济最基本的特征是开放性，有了开放经济才有世界经济。正是世界经济的开放性这一特点，决定了开放的国民经济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和相互协调的必然性。因为开放经济间相互联系的条件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开放的条件变了，国际协调就不可避免，相互开放本身就意味着需要相互适应、相互调整。因此，开放经济是世界经济的前提，而协调是为了使开放进一步顺利和健康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开放的进程，就是国际经济协调的过程。 其次，世界经济是市场经济。各国经济不管其宏观管理模式如何，分配体制怎样，对于世界经济而言，都是世界商品的生产者。市场经济的内在动力在于商品生产者在市场上为实现其商品的交换价值所展开的竞争。在世界市场上，各国商品生产者作为独立的经济单位或作为国民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要实现的商品的国际交换价值，他们之间的竞争往往要超过国内市场上的竞争。但是，对世界市场和竞争行为的规范无法象一国国内那样依靠强制的法律和行政手段来确立，而只能通过国际经济协调来实现。当世界市场上的竞争所引起的矛盾尖锐化、激烈化，以至影响世界市场的正常运行时，国际经济协调就不可避免。伴随着国际市场商品竞争的日益加剧，协调就越来越经常和重要，可以说国际经济协调是与世界经济的市场深化相联系的。 第三，世界经济是一个联系紧密的生产体系。一方面，国际分工的存在和扩大，使所有国家的生产愈来愈专业化，各国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依赖于他国的生产，同时也满足他国的需要，世界生产力是一个有机整体；另一方面，国际分工的参与者被特定的经济制度和国界所阻隔，但所有的参与者之间已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生产关系，即参与国际分工的企业不仅必须遵守自己国家的规则，而且还必须遵守其他主权国家的规则。世界市场和生产体系与各国政府的管辖权是矛盾的，它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民族的国家的自决能力，使一个国家的经济政策难以独立地实施，政府决策的效应弱化，这就在客观上需要进行国际经济协调。从协调建立国际经济行为规则，适应世界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这一角度而言，国际经济协调本身就是世界生产关系的重要内容之一。因此，国际经济协调的过程，也是世界经济整体性不断增强的过程。 在认识世界经济的基本特性是国际经济的客观基础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国际经济协调的影响，因为当代世界经济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世界经济。国际协调就目前而言，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国家垄断资本主度对经济调节国际化的一种形式，整个协调就目前而言，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对经济调节国际化的一种形式，整个协调过程和协调机制都与发达国家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有密切的联系。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国家对经济活动干预的强化促进了国际经济协调，而国际协调的发展又反过来使国家垄断地们加强。战后主要西方国家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都到了空前的发展，政府既是经济活动的仲裁者，作为上层建筑从外部提供资本主义生产发展所需要的各种条件；同时又是直接参与者，作为经济基础深入经济生活内部调节和干预运转。随着经济生活的国际化，由国家政府出面对经济进行国际干预和调节不仅成为必要，而且有了可能。特别是当资本主义世界性经济衰退出现时，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往往会采取国际协调的方式。而国际经济协调又必然会加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对经济生活干预的能力，单个国家干预往往力不从心，通过国际协调则效果显著。 2.区域经济集团和区域性经济一体化组织既是国际协调的产物，也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干预经济生活的新的高级形式。如欧洲经济 共同体这样的超国家经济集团，就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国际联合，同时也是国际经济协调不断发展深化的产物。 3.跨国垄断资本全球性的投资和经营活动也迫切需要国家政权间的迫切需要国家政权间的经济协调，以保证它们具有获得高额垄断利润的稳定外部环境。从这个角度看，国际经济协调也是私人资本与国家政权融合和合作的形式，是国家政权干预经济生活的国际延伸。 二、国际贸易协调机制的运行 国际贸易协调机制的运行目标是为了消除贸易不平衡和贸易摩擦，减少贸易障碍，以推动各国及世界经济的增长。在这一领域活动的经济协调组织组成了一个国际贸易协调机制体系。在该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的是关贸总协定。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关贸总协定进行的国际协调具有全局性。目前关贸总协定的缔约方已达100多个，由这些国家进行的进出口商品贸易占世界贸易的85％以上。也就是说，世界上绝大部分的贸易活动都是在关贸总协定协调下进行的。而且，关贸总协定的协调十分广泛，协调对象几乎包括了所有商品，并在乌拉圭回合中把它进一步扩展到农产品贸易和服务贸易领域。二是关贸总协定对其他贸易协调活动具有规定和制约作用。关贸总协定缔约方实行的贸易政策和同其他国家进行的贸易协调活动具有规定和制约作用。关贸总协定缔约方实行的贸易政策和同其他国家进行的贸易协调必须服从关贸总协定的基本原则。为了增加各国贸易政策和措施的透明度，促使所有缔约方更好地遵守关贸总协定规则和履行承诺，保证多边贸易体制更有效地发挥作用。关贸总协定1989年建立了贸易政策审议机制，通过定期召开理事会特别会议来审议缔约方的贸易政策和措施对多边贸易体制的影响。关贸总协定的原则规定着其他贸易协调的方向，使后者表现为关贸总协定规则的延伸。联合国贸发会议的协调活动虽然具有与关贸总协定类似的广泛性，但其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论坛的性质，在采取实际国际措施方面还比较薄弱，在全局性贸易协调中只是对关贸总协定体制的一种补充。 在关贸总协定的总体框架之下，国际间还广泛进行局部协调。局部协调有两种类型：一种是针对特定商品的协调，主要通过国际商品协定或各种双边贸易协定进行；另一种是在一定区域内的协调，主要采取建立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等区域经济集团和贸易协定、国际会议等方式进行。局部协调对关贸总协定的全面协调起补充和促进作用，并与后者共同组成系统的国际协调机制。 国际贸易协调机制是通过以下途径和方式协调各国贸易政策和管理措施的。 （一）关税政策协调 它通过在国际协商的基础上确定和修改有关国家相互间进口关税水平，达到调整相互贸易关系和贸易状态的目的。关税协调使各国关税的形成方式发生变化，协定关税日愈取代自主关税而占据主导地位。关税协调主要是通过改变各国关税结构和关税水平实现的。其变化首先是使关税从单一税率结构向多样化税率发展，目前各国已普遍以复式税则取代了单一税则。在复式税则中，其最惠国税率、普惠制税率、特惠税以及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内部的关税免除等，都是通过各务关税政策协调之后，才最终确定的。关税协调的另一影响是使各国税率水平降低。这是由于各国关税中协定税率比重较大，而且关贸总协定通过不断组织关税减让谈判，使各国关税水平进一步下降。 （二）非关税政策及管理措施的协调 非关税协调的根本目标是消除国际间的非关税贸易壁垒。这方面贸易障碍主要是本世纪30年代以来建立的，并对世界贸易发展造成了巨大损害。基于这一教训，战后建立的关贸总协定强调取消进口数量限制，以关税作为唯一保护手段原则，试图通过推动各国外贸调控手段以非关税措施向关税措施转化。再通过多边贸易谈判降低关税，对立全球范围的自由贸易体制。关税总协定自肯尼迪回合开始，推动缔约方限制非关税措施举行谈判，达成了若干有关协议。但是由于各国利益难于协调，关贸总协定不得不放松对缔约方执行上述规则的要求，允许缔约方在例外情况下，利用保障条款保护国内市场。另外，关贸总协定把涉及货币储备、国际收支和外汇安排的非关税政策协调交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处理，要求全体缔约方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与之合作。 在区域范围进行的具有重要意义的非关税协调是建立经济一体化组织。它能够比较彻底地排除成员国间的非关税壁垒，并通过吸收新成员扩大协调范围。在不能立即取消外汇管制的情况下，一些国家利用签订清算及支付协定摆脱它对贸易的限制。各国还经常采取协商建立某种出口数量控制机制的做法，避免和取代非协 调的单方面进口限制，如多种纤维协定等协调进出口双方行为的国家政府间商品协定，以及自动出口限制协议、有秩序销售协议等。 （三）交易活动管理措施的协调 这类国际协调主要存在于出口领域，指若干国家通过建立原料生产国与输出国组织、签订商品协定等，统一规定和调整成员国某种商品的交易数量、价格或者交易商品的种类。发展中国家采取这种协调方式较多，主要用于对其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大宗敏感性初级产品的出口管理。发达国家一般对本国出口产品较少干预，但也存在出于政治、军事目的或为了实行经济制裁进行联合出口管制的做法，如巴黎统筹委员会的出口管制、发达国家的联合禁运和封锁、冻结政府贷款以限制国内企业对象国家的出口等联合行动。 三、国际贸易协调机制的局限性 战后世界贸易基本上保持着持续增长态势，世界各国和各地区间贸易差额在趋于缩小，各种国际贸易组织的作用在不断加强，这些都是与国际贸易协调机制的运行分不开的。但是，从目前世界贸易格局和关贸总协定所倡导的宗旨目标看，国际贸易协调机制的运行及其功能仍然存在明显的局限性和缺陷。 （一）不能有效协调利益的分配 国际经济交往中的利益为各国所分享。发展中国家也能从对外经济活动中受益，如利用发达国家市场扩大出口，吸收发达国家资金扩大积累，取得发达国家的经济援助，引进发达国家先进技术，促进民族工业的发展，通过密切相互关系创造和平稳定的国际发展环境等。但是，发展中国家在以上各方面本应享有的国际经济利益，却以不同形式被发达国家获取。国际经济利益共享中存在着许多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状况，可以说是国际利益分配向发达国家的倾斜。这种利益的倾斜与国际协调机制不完善密切相关，也受发展中国家自身经济条件的影响。 1．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地位弱于发达国家，从而在供求调节的利益分配中自身利益受到损害。这表现在，发展中国家进入国际市场的企业组织形式低，发达国家则多为国际垄断组织；发展中国家产品多为竞争性市场结构，发达国家产品具有较强的垄断性质；发展中国家在技术市场上主要是作为购买者，而发达国家作为供方对技术具有垄断优势；由于制造业落后、资金短缺和缺乏技术开发能力，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产品、资金、技术的需求具有刚性且难以取代，使价格、利率等不利于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还由于经济规模较小，在国际市场上处于被动接受发达国家所进行经济调控的不利地位等。 2．发展中国家不能自主选择参与和协调世界经济活动的方式。以国际货币制度为列，目前发达国家主要实行浮动汇率制，它的正常运行以灵活的金融交易和各国较发达的开放型金融市场为背景，使频繁的汇率变动在幅度较小的范围内进行。发展中国家显然不具备这些条件。而且，现行汇率主要受资金流动的影响，其规模和流向的较大变动，使发展中国家很难期望在浮动汇率下保持汇率稳定，而这一点对稳定发展中国家的出口收入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由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商品结构、地区分布、主要贸易伙伴相对集中，为了避免汇率波动，它们不得不普遍实行对主要货币或一揽子货币的挂钩制度。但这种被迫的选择使发展中国利益受到多方面损害。首先是需要较多的国际储备，从而加重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负担和外汇短缺状况。而且，增加国际储备的方法是在对发行储备货币的少数发达国家的国际收支中取得顺差，使实际资源向储备货币发行国转移，经济发展受到损害。其次是汇率波动对发展中国家进出口商品价格的影响不同。对巴西等国的实证分析表明，美元升值时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上变动特征是，出口价格下降幅度大于进口价格下降幅度。结果使发展中国家利益在汇率波动中受到损害。 3．发展中国家缺乏对国际经济活动的控制能力。例如，发展中国家通常不能对所出口初级产品的加工、运输、销售进行有效控制。发展中国家用进口限制等手段改善贸易条件的能力也相对较低，因为其自身对进口产品的需求刚性强。发展中国家还因缺乏国际交易的经验和知识技巧，对进出口贸易缺乏有效的管理手段而蒙受损失。 （二）协调机制渠道不畅 运行机制的协调、资源配置等功能是世界贸易协调发展，实现高效率的保障。但是现实世界贸易的运转远未达到高效、合理、协调发展的理想状态。其中比较实出的问题是：最需要借助于国际商品交换和技术转让带动经济增长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份额却很低，而发达国家又主要发展它们之间的贸易关系；资金流动同样主要在发达国家间进行，外汇及资金严重 短缺的发展中国家却得不到所需要资金，甚至出现资金倒流现象，对发展中国家现有的国际投资，出主要集中于少数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国际收支不平衡状态长期得不到解决，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严重、持续的国际收支逆差，导致大量国际债务积累和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这些情况表明，国际贸易运行机制并未能充分、有效地对世界经济状态进行合理调节。 （三）市场机制与政策机制的摩擦 国际贸易协调机制呈多元化结构，便其最基本特征是市场机制与政策机制二元结构并存。政策机制是以市场机制为基础是对市场机制的补充，但在实际运行中两种机制的作用常常发生矛盾。一是在时效上搭配不当。制定政策、付诸实施、产生效果的政策调节过程起动较慢，对市场变动反应存在时滞，开始调节时，经济波动方向可能已经改变，导致它同市场机制调节作用的相互抵消。二是存在目标矛盾。市场机制的缺陷需要由政策机制来弥补，包括国际经济协调和自主政策协调。二者之间也存在种种摩擦，其中存在一个实出的问题，即政策分歧或政策对立。它根源于各国国民经济状况的差异，相对独立性和国民经济利益的对立。在此基础上分别进行的自主政策往往在方向及措施上相互矛盾与冲突，给世界经济的均衡、协调发展和世界范围的国际收支失衡、债务危机等问题的解决造成障碍，也干扰了国际协调的发展。同时，市场机制具有单一目标导向的特征，政策机制则表现为多重目标，因此会对市场机制的作用形成干扰。 （四）全球协调与地区协调、多边协调与双边协调的矛盾 在国际贸易协调中，全球性协调与地区性协调并存，而且相互交织在一起；多边协调与双边协调同时进行，同一国家、同一市场的经济活动受到来自不同国际协调组织的干预。一国自主的经济调节也是通过对外经济政策和国内经济政策的间接影响这一多重方式进行的。这就使国际协调机制形成了多层次、多环节结构。如国际资金流动的基本原因是存在预期收益的国际差异，因此利率机制调节着国际资金的配制与流动。但是同时，由于资金在不同的货币区之间进行，汇率也对它产生重要影响，较小的利率差被汇率波动抵消。 在国际协调中，双边协调较为简便易行，有关双方通过协调达到利益一致。但这种协调往往是在个别领域，有很大局限性，还不能充分体现国际协调的目标。地区性协调有助于弥补全球性协调干预程度低、采取措施迟缓、约束力不强等缺点，也可以减少全球性协调的多层次和复杂程度，是实现全球性协调的重要途径。但是，地区性协调可能会导致排他性地区经济集团的形成和经济区域化，破坏世界经济的统一性和协调发展。当区域经济目标和世界经济目标不一致时，就会造成全球性协调与地区性协调的矛盾的冲突，使国际贸易协调机制无法正常运行。 总之，战后国际贸易协调机制的发展是有客观基础的，它是世界生产关系适应世界生产力发展的必然产物。正确认识这一点，对一个国家制定适宜的宏观调节政策，发挥开放经济效益，促进国民经济发展是很重要的。既然已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能够独立于世界经济之外，那么每个国家都有必要扩大开放，并在开放中协调本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关系。

对进口贸易的干预措施篇6

论文摘要：汇率的高低直接影响该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成本和价格，直接影响商品的国际竞争力。外汇汇率的波动，也会给金融投资者带来巨大的风险。本文就汇率变动形成的风险对国际贸易的影响进行了简要的分析，给出了规避汇率风险的措施，以期降低汇率波动给贸易造成的风险，减少损失。 论文关键词：汇率风险 汇率波动 风险规避 国际贸易活动中，商品或劳务的价格一般是用交易双方均认可的货币来计价。目前约70%的国际贸易以美元来计价。这就需要考虑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了。由于汇率波动频繁，在国际贸易结算中，就需要较为准确地估算费用和盈利，避免汇率变动造成不必要的损失。这就是汇率风险。 汇率变动对贸易收支的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从微观角度看，汇率变动影响进出口企业的成本和利润;从宏观角度看，汇率变动使贸易收支差额从国际收支差额发生变化。 近期人民币对美元一直呈升值态势，一度突破6.8元大关。人民币大幅升值将严重影响我国产品出口的竞争力。汇率变动的风险，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重视和研究。从目前形势看: 1.人民币面临较大的升值压力 自2003年初起日本在七国会议明确提出要求“人民币升值”的主张后，以一些发达国家和国际机构以各种形式要求人民币升值。其理由是，由于人民币币值低估，使得中国的出口产品具有很强的国际竞争力，充斥于世界市场的中国产品对许多国家的工业造成了冲击。一方面，它们认为这是中国输出通货紧缩的表现，中国输出通货紧缩影响了世界经济的复苏;另一方面，人民币币值低估，使中国贸易收支持续表现为顺差，因此人民币应该升值，从而通过升值来改善一些国家的贸易收支状况。 2.美元贬值动力尚存 在以美元为本位的世界金融体系下，美元贬值表现为对其他货币的相对升值，在该体系中，美元总是处于多发行货币的状态，美国可以开动印钞机发行大量美元来适应其过高的国防开支和提高其本国国民的福利待遇，从而形成其赤字财政政策。近年来美国对其它国家的负债仍然以每年5%的速度上升，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06年底以前的统计，各国中央银行持有美元头寸约4.8万亿美元，过多的美元发行量必然会使美元有贬值要求。这意味着美元的贬值趋势仍将继续。 3.我国的汇率改革还不完善，汇率浮动仍显刚性 我国的汇率制度改革后，汇率弹性较之前已有所增强，但与完全浮动相比仍显刚性。汇率制度的改革，使人民币汇率升值预期增强，大量投机资本流入境内，央行为维持外汇市场均衡，必须不断进行外汇干预，大量买进外汇资产，进而导致外汇储备相应快速增长。面对外汇储备的高速增长，央行又不得不采取公开市场业务，发行票据进行冲销干预，而在冲销干预下货币的升值压力进一步加大，利率有上升压力而其预期却不上升，利率一汇率内在传导的机制被相对刚性的汇率制度所隔断。正是利率政策与汇率政策的这种矛盾冲突。造成2005年以来我国宏观经济运行持续过热，货币供应量超标，潜在通货膨胀压力增大。 当前人民币汇率形成的机制尚未完全市场化，人民币汇率主要是在银行间的外汇市场上形成，外汇市场供求关系是决定人民币汇率的基础，但中国的银行间外汇市场仍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外汇头寸市场，还有一部分外汇供求关系还不能在外汇市场上实现。 通过上面的分析，不难看出人民币升值将带来我国企业在结汇时出现汇率风险，因此如何规避汇率风险就成为我们研讨的重心。笔者认为合理规避外汇风险应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入手协调进行，以减少汇率波动造成的损失。 宏观方面规避风险的措施应“长短”结合。 1.短期措施—主要目标是使汇率维持在一个狭窄的区间内波动 一是继续采取钉住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制度，并公布货币篮子的 组成。从而给市场一个明确的货币汇率变动规则。将对货币的升值预期转移到对篮子中主货币的贬值预期上。 二是适时扩大汇率的浮动区间，并承诺在一定时期内不会改变区间。这需要迅速对外汇交易市场、外汇指定银行与居民和企业的交易制度、银行的外汇头寸管理制度和强制结售汇制度进行相应的改革和调整。 三是通过在外汇市场上的有效干预，使汇率反复进行窄幅震荡。这种方式虽然可能有一定效果，但并非长久之计，而且其实际效果需要视市场心理而定。 四是采取更严格的资本管制，这是一种改革期间的不得已的方式。 2.中长期措施—逐步由管理浮动汇率制转向单独浮动汇率制 一是可逐步扩大汇率的可浮动空间。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使央行有更大的汇率预警空间，有利于实现内部平衡目标.有利于积极地发挥市场的价格信号作用，逐渐达到均衡汇率水平，也有利于对外贸易竞争和国内经济结构的调整。鉴于浮动汇率面临的技术难题及入世后国际收支平衡的需要.我国的汇率制度改革应首先将目前较为 “固定”的汇率制改为真正的浮动汇率制，即将汇率浮动设定上限和下限.并逐步增大人民币汇率波动区间，汇率的走势将主要由市场来决定，使人民币汇率将可以真正反映市场的供求关系，央行的操作也会更加灵活，可动用各种公开市场业务工具来干预外汇市场，而不是简单地宣布升值或贬值。 二是自律突出在控制与调节。市场价格规律预示我国人民币单边升值不可持续，我国自律的重点在于市场规律的认定和选择，而不是简单对应国际舆论。这需要我们用自我控制和调节得到验证与掌控。自律的结果是化解自我的风险压力，增强自身的经济实力和金融作为。而从自律角度反思，我国人民币汇率带来的压力不是在释放和化解，相反矛盾和压力在逐渐上升，我们需要考虑和改变我们的对策和策略，主动掌握我们自己需要的价格与价值。 三是加强汇率波动理论的研究，加强对汇率的检测，建立完善的汇率预警机制，定期预警信息，加强对企业的引导。 微观方面规避的措施要从加强管理入手。 1.增强企业汇率风险管理技能 培养和引进懂专业、懂技术、懂工具的财务人员，加大有关信息的投入，使之能够在外部咨询的基础上对汇率做出独立的判断，能够识别风险点，并运用 有关工具管理风险。树立正确的风险管理理念，选择最适合自己的产品和方法管理风险。 2.选择合理的避险工具和产品 其中包括与交易对手通过协议方式直接锁定汇率风险，或者选用银行的衍生避险工具如远期结售汇及人民币掉期业务，使用贸易融资、衍生交易、定期存款等产品。应对汇率风险，可采用外汇期货交易套期保值、扩大人民币结算范围、外汇资产平衡、反向交易平衡 长期来看，企业更应建立中长期汇率风险防御措施。短期的金融措施并不能完全回避外汇风险，必须从中长期的产品结构调整入手。我国企业可采取采取了提高产品附加值、增强竞争力等措施.才真正克服了人民币升值带来的不利影响。一是大力调整产业结构，通过技术创新和差别化战略，提高产品附加值。二是加快国际化经营步伐，加快向海外转移，强化海外生产体制，扩大多边贸易，充分利用人民币升值带来的优势，建立全球化生产体制，同时提高当地零部件采购比例，培育当地协作企业，扩大多边贸易。这样既可以提高对汇率变动的抵抗能力，又能够确立全球化的内部分工体系，还可以带动原材料和零部件的出口。

对进口贸易的干预措施篇7

关键词：隐性贸易保护国际贸易中国贸易对策

一隐性贸易保护

1.隐性贸易保护的含义

隐性贸易保护，旨在非理非法地限制自由贸易，假借劳工、环境、技术、安

全等措辞，行贸易保护之实。多以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形式存在，是非关税贸易保护的范畴。与正当的贸易保护措施有本质的区别。其隐蔽、多样、易变的本质特征极易附会正常的保护措施，在本国利益最大化的动机下被滥用而沦为一种贸易歧视的手段。

2.鉴别隐性贸易壁垒的主要判断原则

①透明度原则

公平通知、及时披露信息，提供申辩机会等做法能大大降低公众理解法规的难度，有助于进口商和外企准确把握此项限制措施的宗旨。同时也有利于相关行业对该措施实施后果做出合理的预期，以便及时调整应对。

透明度的要求可以将处于分散状态的消费者集中起来表达自己的意志，因为消费者通常从低成本的进口货中受益很大，国家树立贸易壁垒，最终损害的将是本国消费者的权益。所以允许消费者在监管过程中表达自己的看法，提出质疑和建议，也是保护消费者权益的重要体现。

透明度原则只是一种程序上的要求，并不涉及实体内容，不会侵扰民族国家制定关于劳工、环境、卫生、安全的权利。

②科学根据原则

贸易保护措施的实施理由必须达到名正言顺、以理服人。依照WTO的精神，任何政府都能够进行它所认为正当的贸易保护，这是它行使权利的体现，只是这种权利的行使必须要保证不被贸易保护主义的目的所滥用，对国际贸易产生不必要的阻碍。任何保护措施必须在人类、动物、植物的生命或健康所必需的限度内实施，不在情形相同或相同的成员之间构成任意或不合理的歧视。

③一致性原则

一致性原则是从WTO非歧视原则与国民待遇原则中抽象出来的。通俗点说就是要保证做到“内外一致、外外一致”。“内外一致”要求各成员方要对外国商

品做到与内国商品一视如同仁。“外外一致”要求外国各方的商品都要受到同等的待遇。

④越境管辖限制原则

经济决定政治，经济上的强势必然会带来政治上的霸权。一个在贸易上占主动的国家很可能会以“公共利益”为借口，堂而皇之地实施某些贸易措施间接操控他国经济，从而达到干涉他国内政、侵犯他国的目的。这样一来，这项贸易措施便产生了域外效力。为此，强调公共利益必须与监管国自身的福扯直接相关，是防止越境管辖的关键。

二隐性贸易保护主义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1.反倾销战略更显婆娑迷离

纵观各国贸易保护主义的措施，其趋势是越来越隐秘化，早期使用的是关税保护，之后是非关税保护，而这些问题已经被意识到，在GATT/WTO的历次谈判中这些问题已经逐一得到解决或正在解决。但是现有的反倾销机制所形成的贸易保护，与之前的关税保护和非关税保护相比，是在合法性外衣之下，以维护公平贸易为幌子的保护，在内容到形式上都具有隐秘性，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反倾销是“隐形保护”。这种保护越隐秘化，其打击越具有随意性、不确定性，而这种不可预期性对于自由贸易理念的实现和反倾销发起国自身公平秩序的建立都是有极大伤害的。反倾销不加区分的打击低价行为，而且其调查程序明显不利于被调查方。反倾销调查不仅达不到公平竞争的目的，反而限制了市场竞争。可以说，反倾销是以牺牲公共利益的方式来满足少数集团利益，对反倾销调查发起国而言，反倾销是一种损人不利己的策略。

2.各组织纷纷出台保护本组织的保护条件，不利于自由贸易的发展

欧盟于2004年4月30日出台了《传统药品法》，规定：如果传统草药制品在欧盟成员国境内已经安全使用超过15年以上，同时提供该产品在欧盟以外的国家或地区使用了30年以上的证明，产品符合药品质量要求，就可以通过登记注册作为传统药品，在欧盟销售和使用。欧盟各成员国将在药品法生效后18个月内根据本国药品法规加以实施。2004年5月到2011年4月为过渡期，在此期间现已上市销售的传统药品将仍可按现行办法继续销售，此后则必须按《传统药品法》注册方可销售。实际上，欧盟是利用了时间差对外国草药进行隐性的贸易保护。要求在境内安全使用长达15年，并且只给出7年的过渡期。也就是说一种草药要能顺利地成为欧盟的传统药品，至今最少要在欧盟已经安全使用8年以上才有可能。这样的时间限制，可见除了本土草药之外，其他国家的草药基本不可能实现。

韩国在水产品的贸易销售中，规定除了活鱼之外其他的水产品均需要原产地的标识。韩国人一向比较强调消费本国的产品，对产自其本国的商品情有独钟。这就意味着原产地标识实际成了隐性的贸易保护，起到了抑制韩国人消费进口产品的作用。而抑制韩国人消费进口产品也抑制了中国出口这些水产品，影响了中国的对外贸易。这样的规定，无异于是对他国竞争的残杀，没有跨入门槛就已经被枪毙，这样的隐形贸易保护不利于国际贸易自由化的发展，不利于全球经济的竞争。

3.技术性贸易壁垒甚嚣尘上

技术性贸易壁垒区别于关税与其它非关税壁垒,技术性贸易壁垒具有基于市场失灵和经济利益保护的双重性质。在纠正负外部效应或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市场失灵这一合法目标的过程中,技术壁垒不可避免地导致国内市场与外部竞争的某种隔离,从而事实上构成对本国产品一定程度的保护。

然而,技术性贸易壁垒目前也往往被政府用来对国内某些产业提供基于经济利益的保护,使其获得相对于外国竞争者的战略优势,发达国家则借技术贸易壁垒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增加贸易成本,限制和阻碍正常贸易,扭曲贸易地区和商品结构,从而在主观上成为一国进行贸易羁绊的手段,这种保护成分无疑是不合理的贸易限制。

三隐性贸易保护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

1.我国农产品出口面临的隐性贸易保护

近年来,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技术条件等方面存在差异,为保护国内市场和生产者利益,发达国家经常以环境保护和福利标准为借口,对发展中国家出口产品设置隐性贸易保护的障碍。随着我国出口贸易的不断扩大,我国出口产品也屡遭阻击。其中,农产品出口遭遇的隐性贸易保护主要有“绿色保护”和动物“福利保护”。保护生态环境,维护正常“绿色贸易”是所有国家的应尽责任。但是,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的差异,发达国家通常扮演规则制订者的角色,因此,他们有机会通过对正常“绿色贸易”标准的过分使用达到贸易保护的目的。随着我国农产品出口的增加,发达国家通过绿色技术标志、绿色环境标志、绿色包装标志、绿色卫生检疫制度、绿色补贴等手段削弱我国出口农产品竞争优势,尤其在畜牧业、水产业和水果产业方面,“绿色保护”已对我国产生较大影响。

“福利保护”是近几年我国畜禽出口中遇到的新问题,是“道德保护”在动物生产标准方面的具体体现。由于生产条件不同以及民族文化的差异,导致不同国家对“福利”的认知和关注程度各不相同。目前,我国许多品种的禽畜养殖加工数量已居世界前列。随着农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发展禽畜养殖已被我国政府确定为农产品出口的一个重点领域,可以预计,“福利保护”将会成为我国农产品出口的一大障碍。

2.对纺织业的影响

目前世界上最具权威性也是影响最广的纺织品环保态标准标签要算Oeko-TexStandrad100&Eco-Textile，很多国家都使用这两种标签作为技术壁垒限制别国纺织品进入本国市场

与Oeko-TexStandrad100&Eco-Textile两种纺织品环保标签相比，一些隐蔽的技术壁垒给我国纺织品带来的损失却常常被我们忽视了。比如将包装物回收责任归于生产商的“德国包装废弃物包装法令”；要求产品从开发、设计、加工、流通、使用、报废处理到再生利用整个周期都要达到标准要求的环境管理系统技

术标准体系ISO14000等。这些标准都直接或间接地对我国纺织品的出口设置了障碍，对我国纺织品的出口造成了直接的影响。

四我国应对隐性贸易保护的对策

1.正确认识世界技术贸易环境

要正确应对国外环境技术贸易措施，就要对其正确分析，判断出哪些是合法的贸易措施，哪些是不合法贸易壁垒，对于不合法的环境技术贸易壁垒我们要积极申诉，争取我们自己的权利，对于那些合法的环境技术贸易措施，我们要积极研究对策，找出差距，采取各种措施以减少对我国的影响。

2.建立有效的预警机制

遭遇“特保措施”对于涉案企业和行业来讲毕竟是一种潜在的经营风险，所以我国的大型出口企业应该建立出口市场预警机制，为中国的对外贸易设置安全阀。这类企业在从事贸易时，应当保持高度警觉，密切关注本企业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变动情况，对出现的一些不利情况可以采取一些预防措施，对存在的隐性贸易保护措施要防患于未然。同时更为重要的是我国出口企业应该加强对进口国市场的监控，建立宏观预警机制。通过对重点产业、重点产.钻，以及我国进出口情况等重要参数变化的监测、整理和分析，定期或不定期地预警信息，实现对外贸易保护工作的前置化，如发现进口国有提起特保措施调查的传闻，一经核实，需积极与当地生产者联系、磋商，力争将案件扼杀在摇篮中。

3.熟悉进口国国内的调查程序

国内各方对进口国国内调查程序的了解程度直接决定了在应诉“特保措施”过程的顺利与否和最终的结果。就目前而言，对我国提起“特保措施”调查并且最具攻击效果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因此，对美国国内法律、法规执行的程序、过程应该进行透彻、详细地分析与研究。

4.优先考虑发展和建立区域经济组织以实现我国经贸利益

对进口贸易的干预措施篇8

一、美国实施“国家出口战略”的措施及效果

“国家出口战略”作为美国政府支持出口的重要战略，其具体措施系统、全面，涉及到政府职能的方方面面。国家的力量在这里发挥到了极限。具体措施主要包括以下10个方面：

1.成立“全国出口战略委员会”，制定全方位的出口战略。该委员会制定的出口战略主要分以下几类：(1)区域出口促进战略。美国的区域出口促进战略，包括欧洲、美洲、亚洲战略，还有传统市场、新兴市场战略等。区域划分具体细致。(2)国别出口促进战略。凡与美国贸易份额较大的国家，该委员会都分别制定了详细的出口促进战略。(3)行业出口促进战略。

2.加强部门间的合作，建立政府与企业界的伙伴关系。美国现存的负责促进出口的政府部门和机构有十几个，为加强这些部门与机构相互间的合作，美国商务部于1995年专门成立了一个“倡导中心”，在各部门与机构之间建立了一个“倡导网络”。通过该网络，可以有效地协调各部门、机构的行为，为各类出口提供政府高层面的支持与相关服务。美国政府也十分重视与企业界建立融洽的关系。在重大战略问题上，双方均可自由交换意见。企业界的意见往往能及时被收集和反馈到政府部门。

3.全方位的资金支持。近年来，美国非常重视对出口的资金支持，在继续推行出口融资和担保等政策措施的基础上，又新设立了“资本项目限制性援助基金”。政府把出口促进经费纳入政府预算，有重点、有目标地用于出口促进活动。此外，美国政府还采取多种措施，帮助美国公司获得有关国际金融机构的资金支持，为小企业获得资金支持提供便利。美国政府对出口的资金支持还突出体现在出口补贴方面。虽然有关国际组织和国际协定都严格限制成员国对出口商品提供补贴，美国也常常利用有关规定对其他国家出口美国的商品征收反补贴税，但美国自己每年都对出口商品提供数百亿美元的出口补贴。

4.以国内立法打开他国市场，借助国内立法的授权，以报复和制裁相威胁，打击对方，迫使其向美国开放市场，是美国政府近年来惯用的手段。最引人注目的美国国内立法，一是《1974年贸易法》，二是《1988年贸易和竞争综合法案》。《1974年贸易法》中的"301"条款是用来对付外国所谓“不公平贸易”的重要美国立法。《1988年贸易和竞争综合法案》对《1974年贸易法》的有关条款进行了修改，形成了“超级301”条款和“特别301”条款，进一步把保护范围由商品扩展到劳务、投资、知识产权等领域。"301"条款已成为美国政府对付“不公平贸易”，最大限度地打开他国市场的最有力的国内立法。

5.强化政府对出口的干预，积极倡导展开国际经济外交。为有效促进出口，美国的有关出口战略都特别强调政府的干预和介入。比如通过政府首脑会晤、谈判、协商等外交途径向其它国家施加压力，寻找贸易机会等。从美国总统到美国政府的各级官员，都在为企业获得贸易合同而积极游说。据报道，冷战结束后，美国国务院立即指示驻外机构将工作重点转向为美国的出口和投资服务，为美国公司在驻在国寻找商业机会。此外，美国政府对那些在推动出口方面表现突出的驻外官员实行经济奖励政策。近年来，美国政府通过外交途径不断地对日、韩、中、台等国家和地区施加各种压力，迫其对美国开放市场，从而减少了美国的巨额商品贸易逆差。

6.通过签订双边、多边协定促进出口。美国经过不懈的外交努力，已先后签订了100多个双边、多边协定，如关贸总协定、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乌拉圭回合协议、国际贸易组织协定等。美国作为一系列协定的倡导者和规则的制定者，无疑也是协定的受益者。美国往往以有关协定为依据，迫使其他国家减少对美国商品和劳务出口的壁垒，帮助国内出口部门打开外国市场。如：美国借助于关贸总协定的七轮谈判，使世界关税平均水平大幅度下降，为美国商品的大量出口减少了障碍。美国商务部在1994年的一份报告中指出：乌拉圭回合协议的全部实施，将使美国每年受益1000亿至2000亿美元，可以增加几十万个就业机会。

7.积极推行区域经济一体化，维持稳定的出口市场。美国为进一步巩固和扩展与主要贸易伙伴国的贸易关系，积极寻求与周边国家、地区的区域经贸合作，积极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美国不仅积极推动“亚太经合组织”成员国之间的经贸合作，努力扩大“北美自由贸易区”的范围，还力图将“南锥体共同市场”的成员国拉入“北美自由贸易区”，并多方努力以加快由30多个国家参加的“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建设步伐。

8.建立出口协助中心。为了更有效地对各类出口商提供服务，以促进出口，美国商务部把负责出口促进工作的官员和专家分派到每一个州，在19个大城市里成立了出口协助中心，并进一步与遍布全国的各类出口协助中心连接成“中心”网络。通过该“中心”网络及时、有效地向所有美国公司提供广泛的出口扩展和出口资助方面的信息和咨询服务，特别是对那些中小企业提供此类服务。任何一个想搞出口贸易、想获取信息或者需要其它方面帮助的公司或个人，均可通过该“中心”立即与美国设在世界各国的使馆取得联系，获得相关帮助。

对进口贸易的干预措施篇9

［关键词］农业标准化战略；技术性贸易壁垒；农产品

中国是农业大国，农产品出口一直是我国出口创汇的主要来源之一。然而，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的几年来，国际贸易中的传统关税壁垒作用逐渐弱化，以技术法规、技术标准、合格评定程序、产品检疫检验制度和措施、包装和标签要求、信息技术壁垒、绿色壁垒、社会条款等为主的技术性贸易壁垒措施日益盛行，我国出口农产品面临越来越多的来自发达国家的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挑战。技术性贸易壁垒已成为制约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第一大非关税壁垒。我国农产品出口如何突破技术性贸易壁垒的限制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政府、非政府组织和农产品出口企业三方的共同努力才能取得成效。本文从政府角度提出了农产品出口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应对措施。从宏观角度来看，政府应从以下方面着手：

第一，实施农业标准化战略。农业标准化是以农业科学技术和实践经验为基础，以农业生产的产前、产中及产后的管理服务为对象，运用标准化原理和方法，为使一定的农业范围内获得最佳秩序，对实际的或潜在的问题制定共同的和重复使用的规则的活动。从发达国家农产品技术性贸易壁垒措施来看，农业标准化水平的高低直接反映了一个国家在国际农产品贸易中的保护水平。

从长远来看，构建完善的、与国际接轨的农产品技术标准和法规体系，是减少农产品国际贸易摩擦、突破技术性贸易壁垒、扩大农产品出口的根本途径和最佳方法。然而，国际上目前采用的标准、制度、要求等绝大多数是由发达国家制定的标准、制度、要求等直接衍化而来的，代表了其自身的根本利益，这对于发展中国家是极为不利的。因此，为实现这一目标，我国政府应组织专门的人力、物力，认真研究和积极推广国际标准或发达国家技术标准，主动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和修订工作，这不仅会使我们能够实时跟踪国际标准的变化动态，而且还能最终使国际标准反映我们自己的利益。这对于我国农产品出口突破技术性贸易壁垒的限制是非常有利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未来的农产品贸易竞争中掌握主动权。

第二，健全技术标准认证和检测体系。绿色农产品、有机农产品的消费成为当今主导国际农产品贸易的潮流。面对严峻形势，必须加快建立和完善我国的绿色农产品、有机农产品技术标准、认证和检测体系。目前中国许多农产品的品种已经落后，我们应适应绿色消费的发展趋势，采取可行的发展战略，发展生态农业，及时调整农产品的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大力开发有益于环境和人民身体健康的绿色农产品、有机农产品，发展绿色产业、有机产业，并提升农业产业的科学技术水平。

第三，建立技术性贸易壁垒预警机制。就我国出口产品目前遭遇技术壁垒的情况来看，基本停留在“埋单”阶段，之所以陷入这种被动的境地，主要是因为目前我国缺乏相应的预警机制。由于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复杂性和动态性，单个企业难以全面掌握所有的技术性贸易壁垒措施，因此政府各部门应积极参与进来，相互配合，分工协作，充分利用世界贸易组织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和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议，要求成员国公布其技术标准、技术法规等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内容，解答利益当事国提出的问题，确保其技术标准、技术法规等的透明度，各国间应相互提供必需的咨询、资料乃至援助的原则，各成员方在wto/tbt协议下提供有关技术标准、法规的部级咨询点。我国政府应建立专门的国外技术性贸易壁垒的信息中心、数据库及咨询机构，为相关企业提供信息咨询服务，及时收集、整理、跟踪、国外的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最新动态，并将信息及时反馈到农业政府部门、农产品生产加工部门、经营单位和出口企业等相关机构，使我国农产品适应和满足国际标准和进口国的技术性要求，避免遭受技术性贸易壁垒的限制，赢得应对技术性贸易壁垒的主动权。

此外，由于wto/tbt协议要求各缔约方应定期其技术性贸易壁垒措施，并且建立专门的咨询机构向各缔约方提供资料，接受不定期咨询，我国也应当将所制定的技术性贸易壁垒措施及时地介绍给其他国家和地区。同时，应当加强对进口产品的监控检验，当进口方贸然提出限制我国农产品出口的技术性贸易壁垒措施时，应及时提出相应的反技术性贸易壁垒措施。

第四，完善自身技术性贸易壁垒体系。我国政府应在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和参照采用与国际接轨的技术法规、标准及合格评定程序等的基础上，适时构筑我国自己的技术性贸易壁垒体系，特别是要尽快将我们自己的技术优势嵌入标准体系之中，以更好地保护我们的自身利益。建立我国技术性贸易壁垒保护体系的关键是建立和完善技术法规与认证体系，使保护体系有法可依。由此以来，一方面可以保护国内的贸易环境和生态环境，保证进口商品的质量并提高出口产品的质量；另一方面也可以使进口国慑于被报复的可能，尽量减少歧视性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只有这样，我国农产品出口才能在未来的竞争中掌握主动权。

第五，参与双边或多边区域合作和协调机制。中国政府应根据自身实际情况与在战略性领域和我国技术性贸易摩擦频繁的国家和地区进行贸易谈判，建立双边或多边的技术磋商与调解机制，强化同国外权威认证机构尤其是现有的国际互认机构间的交流与合作，充分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争取签署互认协议，建立产品认证、体系认证与实验室认可的相互认证机制，帮助农产品出口企业跨越国外的技术性贸易壁垒。

第六，利用wto绿箱补贴和黄箱补贴保护农业产业。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对农产品给予各种补贴（也称为国内支持，domestic support），这也是造成农产品贸易扭曲的一个重要因素。世界贸易组织农业协定（agreement on agriculture）原则上把补贴分为两大类：绿箱补贴和黄箱补贴。前者包括政府公共服务，诸如农业科学研究、农业技术推广、病虫害控制、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村生态投入、自然灾害救济补贴、农业结构调整投资补贴、农业环境保护补贴、粮食安全等12项等不刺激生产的对农民的直接支付内容。后者包括政府对农产品的直接价格干预和补贴、面积补助、牲畜数量补贴、种子肥料、灌溉等投入补贴及农产品营销贷款贴息等内容。协定对绿箱补贴，并没有一概加以限制。

第七，研究利用wto/tbt协议中的特殊条款。深入研究和充分利用wto/tbt协议中的多边贸易体系谈判机制、争端解决机制、合理对抗机制、报复措施、贸易救济措施及对发展中国家实行特殊和差别待遇，以维护我国农产品出口的合法权益。

对进口贸易的干预措施篇10

［关键词］农业标准化战略；技术性贸易壁垒；农产品

中国是农业大国，农产品出口一直是我国出口创汇的主要来源之一。然而，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的几年来，国际贸易中的传统关税壁垒作用逐渐弱化，以技术法规、技术标准、合格评定程序、产品检疫检验制度和措施、包装和标签要求、信息技术壁垒、绿色壁垒、社会条款等为主的技术性贸易壁垒措施日益盛行，我国出口农产品面临越来越多的来自发达国家的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挑战。技术性贸易壁垒已成为制约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第一大非关税壁垒。我国农产品出口如何突破技术性贸易壁垒的限制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政府、非政府组织和农产品出口企业三方的共同努力才能取得成效。本文从政府角度提出了农产品出口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应对措施。从宏观角度来看，政府应从以下方面着手：

第一，实施农业标准化战略。农业标准化是以农业科学技术和实践经验为基础，以农业生产的产前、产中及产后的管理服务为对象，运用标准化原理和方法，为使一定的农业范围内获得最佳秩序，对实际的或潜在的问题制定共同的和重复使用的规则的活动。从发达国家农产品技术性贸易壁垒措施来看，农业标准化水平的高低直接反映了一个国家在国际农产品贸易中的保护水平。

从长远来看，构建完善的、与国际接轨的农产品技术标准和法规体系，是减少农产品国际贸易摩擦、突破技术性贸易壁垒、扩大农产品出口的根本途径和最佳方法。然而，国际上目前采用的标准、制度、要求等绝大多数是由发达国家制定的标准、制度、要求等直接衍化而来的，代表了其自身的根本利益，这对于发展中国家是极为不利的。因此，为实现这一目标，我国政府应组织专门的人力、物力，认真研究和积极推广国际标准或发达国家技术标准，主动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和修订工作，这不仅会使我们能够实时跟踪国际标准的变化动态，而且还能最终使国际标准反映我们自己的利益。这对于我国农产品出口突破技术性贸易壁垒的限制是非常有利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未来的农产品贸易竞争中掌握主动权。

第二，健全技术标准认证和检测体系。绿色农产品、有机农产品的消费成为当今主导国际农产品贸易的潮流。面对严峻形势，必须加快建立和完善我国的绿色农产品、有机农产品技术标准、认证和检测体系。目前中国许多农产品的品种已经落后，我们应适应绿色消费的发展趋势，采取可行的发展战略，发展生态农业，及时调整农产品的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大力开发有益于环境和人民身体健康的绿色农产品、有机农产品，发展绿色产业、有机产业，并提升农业产业的科学技术水平。

第三，建立技术性贸易壁垒预警机制。就我国出口产品目前遭遇技术壁垒的情况来看，基本停留在“埋单”阶段，之所以陷入这种被动的境地，主要是因为目前我国缺乏相应的预警机制。由于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复杂性和动态性，单个企业难以全面掌握所有的技术性贸易壁垒措施，因此政府各部门应积极参与进来，相互配合，分工协作，充分利用世界贸易组织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和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议，要求成员国公布其技术标准、技术法规等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内容，解答利益当事国提出的问题，确保其技术标准、技术法规等的透明度，各国间应相互提供必需的咨询、资料乃至援助的原则，各成员方在WTO/TBT协议下提供有关技术标准、法规的部级咨询点。我国政府应建立专门的国外技术性贸易壁垒的信息中心、数据库及咨询机构，为相关企业提供信息咨询服务，及时收集、整理、跟踪、国外的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最新动态，并将信息及时反馈到农业政府部门、农产品生产加工部门、经营单位和出口企业等相关机构，使我国农产品适应和满足国际标准和进口国的技术性要求，避免遭受技术性贸易壁垒的限制，赢得应对技术性贸易壁垒的主动权。

此外，由于WTO/TBT协议要求各缔约方应定期其技术性贸易壁垒措施，并且建立专门的咨询机构向各缔约方提供资料，接受不定期咨询，我国也应当将所制定的技术性贸易壁垒措施及时地介绍给其他国家和地区。同时，应当加强对进口产品的监控检验，当进口方贸然提出限制我国农产品出口的技术性贸易壁垒措施时，应及时提出相应的反技术性贸易壁垒措施。

第四，完善自身技术性贸易壁垒体系。我国政府应在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和参照采用与国际接轨的技术法规、标准及合格评定程序等的基础上，适时构筑我国自己的技术性贸易壁垒体系，特别是要尽快将我们自己的技术优势嵌入标准体系之中，以更好地保护我们的自身利益。建立我国技术性贸易壁垒保护体系的关键是建立和完善技术法规与认证体系，使保护体系有法可依。由此以来，一方面可以保护国内的贸易环境和生态环境，保证进口商品的质量并提高出口产品的质量；另一方面也可以使进口国慑于被报复的可能，尽量减少歧视性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只有这样，我国农产品出口才能在未来的竞争中掌握主动权。

第五，参与双边或多边区域合作和协调机制。中国政府应根据自身实际情况与在战略性领域和我国技术性贸易摩擦频繁的国家和地区进行贸易谈判，建立双边或多边的技术磋商与调解机制，强化同国外权威认证机构尤其是现有的国际互认机构间的交流与合作，充分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争取签署互认协议，建立产品认证、体系认证与实验室认可的相互认证机制，帮助农产品出口企业跨越国外的技术性贸易壁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