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减排的定义范文
时间:2023-12-22 17:49:49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碳减排的定义,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碳排放交易;碳市场;低碳保定
基金项目:本文为2011年度保定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支持保定市“两型社会”建设的市场化减排机制研究》(课题编号:20110214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2年7月12日
随着经济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人类对提升环境质量的渴望也越来越高。大力发展低碳经济已成为许多国家的追求,创建低碳生存环境正在成为世界的主流。实现低碳经济发展,营造绿色家园,将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作为首批入选世界自然基金会(简称WWF)“中国低碳城市发展项目”的两个城市之一,2008年保定市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打造“低碳保定”的城市发展目标,在十二五发展规划中提出“发展低碳经济、培植低碳产业、倡导低碳生活,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社会经济发展目标,并切实出台了各种政策措施,使保定市的“两型社会”的建设稳步推进。而目前在金融经济危机的背景下,企业生产受到极大影响,财政资金趋于紧张,既要保增长,又要建设节约型社会,对保定市政府和企业都提出了新的挑战。为应对全球变暖,世界各国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公框架公约》以及《京都议定书》的框架下利用碳交易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建成了多个、多级别的碳排放市场,为遏制全球变暖趋势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同时我国也在进行碳排放交易的试点工作,这些都为借助市场化的手段推动保定建设“两型社会”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一、国际碳排放交易机制与实践
《京都议定书》规定了三种为减少缔约方温室气体排放的灵活机制,即联合履约机制(简称JI),国际排放贸易(简称ET)以及清洁发展机制(简称CDM)。其中,前两项机制适用于公约附件I国家之间,而清洁发展机制(CDM)则适用于公约附件I国家和非附件I国家之间。由于附件I国家可以通过三种灵活的机制,以交易转让或者境外合作的模式来获得温室气体排放权。这样,就能够在不影响全球环境完整性的同时,降低温室气体减排活动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实现全球减排成本效益最优。《京都议定书》之后,发达国家相继成立碳排放交易所,发展中国家也借助清洁发展机制,越来越多地融入国际碳市场。欧盟和美国是碳排放交易实践中最具代表性的两个案例,其实践经验对中国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建立和发展有很强的借鉴作用。
(一)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UETS)。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中,欧盟一直是推动气候变化谈判最重要的政治力量和践行者。为了帮助其成员国履行《京都议定书》的减排承诺做准备,2003年6月,欧盟立法委员会通过了“排放交易计划(ETS)”指令,对工业界排放温室气体设下限额;2005年1月1日正式启动了世界上第一个国际性的排放交易体系——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UETS),涵盖了所有27个欧盟成员国,且非欧盟成员国的瑞士和挪威也决定于2007年自愿加入EU ETS与欧盟成员国进行排放交易。在该交易体系下,人们采用的是总量管制和排放交易的管理和交易模式。其做法是:欧盟及其成员国政府设置一个排放量的上限,受该体系管辖的每个企业将从政府那里分配到一定数量的排放许可额度——欧洲排放单位(EUA),而所有企业的排放总量不得超过该上限。如果企业能够使其实际排放量小于分配到的排放许可额度,那么它就可以将剩余的额度放到排放市场上出售,以获取利润;反之,它就必须到市场上购买排放权,否则,将会受到重罚。
欧盟的排放交易制度分两个阶段实施:第一阶段是2005~2007年,第二阶段是2008~2012年。在第一阶段,共有21个欧盟成员国参加。根据“总量控制、负担均分”的原则,欧盟规定至少将95%的配额(EUA)免费分给企业,剩余5%配额采取竞拍的方式。企业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每超标1吨,将被处以40欧元的罚款。2008~2012年是第二阶段即正式实施阶段。会员国所释出的排污权有90%必须免费分配给各厂,10%配额采取竞拍的方式,罚款额涨至100欧元/吨;通过与JI和CDM项目的接通,市场规模扩大到欧盟以外的国家。
目前,欧盟正在进行的是“排放权交易计划”第二阶段,由于在试运行的第一阶段,各国向其企业签发了过多的排放许可证,使企业缺乏减排动力,导致二氧化碳市场碳信用通胀,从而遭到了世界自然基金会的批评。在正在实施的第二阶段中,欧盟就明显加紧了配额的限制,并且试图将该体系覆盖到更多的行业中去,尤其是近年来排放增长迅猛的航空业。EUETS的交易量不断增长,2007年交易了不到10亿吨,2008年交易额达到28亿吨,占欧盟京都议定书气候贸易体系交易总量的80%~90%,成为全球最大的碳排放交易所。
(二)芝加哥气候交易所(CCX)。芝加哥气候交易所CCX是全球第一家自愿减排碳交易市场交易平台,是京都机制以外的碳交易市场。芝加哥气候交易所是由会员设计和治理,自愿形成一套交易的规则。交易所的会员自愿做出了有法律约束力的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承诺,以保证芝加哥气候交易所能够实现其两个阶段目标:做到在第一阶段(2003~2006年),通过自身减排和购买其他会员多余的信用额度达到每年减少1%排放的目标;并保证在第二阶段(2007~2010年),所有会员将实现6%的减排量。交易所包含两类机构:一类是CCX的会员,即排放温室气体的实体;另一类是CCX的参与者,即替代物和流动性的提供者。每位会员公司通过减排或补偿购买达到各自的减排量,在维护大气环境稳定、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同时,提高企业知名度与美誉度。
CCX目前有会员公司200多个,主要来自航空、电力、环境、汽车、交通等行业,其中包括5家中国会员公司,交易产品涉及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亚氮、氢氟碳化物、全氟化物、六氟化硫等6种温室气体。
(三)其他碳排放交易市场。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温室气体减排贸易体系于2003年1月正式启动,它对该州的电力零售商和其他部门规定排放份额,对于额外的排放,则通过该碳交易市场购买减排认证来补偿。2007年澳大利亚加入《京都议定书》后,加快了碳交易的立法。目前,澳大利亚政府正在推动参议院通过一项含有11个具体法案的碳交易法案,希望碳交易从2011年开始覆盖全国75%的碳排放,这一举措将使澳大利亚成为继欧洲之后的第二个碳交易平台。
加拿大作为一个远远落后于其《京都议定书》目标的国家,于2008年5月30日成立了蒙特利尔气候交易所,其使命是向加拿大经济中参与解决空气品质和气候变化问题的许多部门提供价格透明度、环保整体性、低成本、广泛的准入和可靠性,促进加拿大的整体减排。
亚洲地区碳交易起步较晚,但正出现迎头赶上的迹象。港交所已经开始研发排放权相关产品,筹备温室气体排放权场内交易,日本也在进行碳排放交易所的筹备工作。
二、我国在碳排放交易机制上的探索
我国开展排污权交易的实践最早是在1991年,原国家环境保护局在16个城市进行了排放大气污染物许可证制度的试点工作。自1994年起,又在其中的6个城市开展了大气排污权交易的试点。这些试点可以看作是中国起步阶段的排污权交易试点。1997年北京环境与发展研究会和美国环境保护协会合作开展了排污权交易研究项目,2001年亚洲开发银行和陕西省政府共同启动了由美国RFF和中国环境科学院联合执行的“SO2排污权交易制度”。2002年3月1日,国家环保总局在七省市开展了二氧化碳排放总量控制及排污权交易试点工作,这是中国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排污权交易的示范工作。
通过这些项目的开展,为我国积累了许多排污权交易的经验。但是,客观来讲,这些项目的开展多是在政府主导下或者在企业内部完成的,多数带有很强的行政色彩。在这些交易中,市场对于资源的配置作用没有得到体现,也没有相应的经济评估。近几年,我国开始逐步看清自己在碳产业链中所处的地位,开始探索构建自己的碳市场。2008年相继成立了北京环境交易所、上海能源环境交易所及天津排放权交易所,并于2009年11月17日在天津排放权交易所完成国内首笔基于碳足迹盘查的碳中和交易,开启了我国排放交易的先河。
三、碳排放交易机制对建设“低碳保定”的启示与经验借鉴
可以看出,碳排放权交易已成为国际社会推动全球节能减排的重要手段。我国也在积极探索建设国内碳排放市场,这些都为保定市更好地利用经济手段解决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以市场手段推动“低碳保定”的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一)创建区域内的碳交易试验平台。首先借鉴国内已有的排污权交易试点经验,在区域内进行以二氧化硫、化学需氧量为主的交易试点,随着试点交易的不断完善和推进,逐步推进节能量等其他创新产品的交易,并及时吸纳国际国内碳排放交易所的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为下一步进行碳交易做好前期准备。在此基础之上,以“中国电谷”、“低碳保定”和排放权交易试点建设的前期成果为支撑,积极争取省内的区域碳排放交易中心落户保定,以此进一步推动“低碳保定”的建设,扩大其影响力。
(二)构建完善碳交易信息平台。碳交易市场一方面是与虚拟资本、金融创新、绿色技术、低碳信息咨询、新经济所需人力资源和教育培训等相关的信息经济市场,另一方面是与低碳经济的生产要素和产品市场以及现代服务业的市场相关的企业经济和产业经济的市场。因此,只有构建真实而强大的信息平台,才能最终构建碳市场。要认识到构建信息平台是极为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加快与国外先进交易体系的交流与合作,通过知识产权入股等形式引入先进的信息技术和管理经验。
(三)建立碳交易的法律保障机制。碳排放权的稀缺性来自政府法律强制性设立的排放上限,同时碳市场的运行更需要国家地方相关法律法规的保障。节能减排贯穿整个生产、销售和消费、使用、废气及回收、资源化、再利用的过程,上述各个领域对法制都有要求。只有在法制上对生产者、消费者和使用者以及再利用者的行为加以规定,并配合严厉的惩罚机制,才能保证节能减排工作得以顺利推进和碳交易机制的顺利实施。因此,要以国家法律为指导,加快制定一系列促进节能减排工作和保障碳市场运行的地方法律法规制度,形成较为完备的法制体系。尽快建立和完善节能减排指标体系、碳排放配额分配体系、监测体系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加强企业以及发电、建筑、交通运输等领域的节能减排管理制度建设。只有制定并严格实施有关节能减排的法制规章,才能使有关职能部门的管理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有所约束,才能激励企业主动节能减排,保证碳交易市场在“公开、公平、公正”的基础上良性运行。
(四)完善市场化节能减排的配套政策。实践表明,运用市场机制,利用经济手段,能最有效地做到节能减排,但必须有完善的配套政策。保定市政府应积极配合国家资源品的价格改革,稳妥地推进煤、油、气、电、水等资源性产品的价格改革,运用价格杠杆引导企业节能减排。按照补偿治理成本原则提高排污单位排污费征收标准,通过价格机制的作用,将能源与环境的成本内化到企业的生产决策中去,将节能减排与企业经济效益紧密结合起来,引导企业自觉地实施节能减排行动。完善促进节能减排的财政政策、税收政策,以利于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环境。通过严格的土地、信贷、项目审批等政策措施,坚决遏制高耗能、高污染产业过快增长。同时,完善监督检查机制,保证这些政策能够得以贯彻。
(五)加快企业节能减排技术的转化。保定建设低碳城市的优势在于,它拥有中国唯一的国家新能源与能源设备产业基地“中国电谷”,要利用好这一产业技术优势,在稳步推进碳市场建设的同时,建立节能减排技术创新体系,组织实施节能减排科技开发专项,开发一批节能减排关键和共性技术。而且碳市场本身就具有连接绿色金融与绿色技术的功能,以碳市场为媒介基础,建立节能技术的供需平台,将“中国电谷”中的节能技术推介给碳市场参与企业,推动企业节能减排技术向实际应用领域的转化。
(六)积极推动CDM项目发展,利用国际市场节能减排。清洁发展机制(简称CDM)作为《京都议定书》的一种灵活履约机制,自2005年开始启动就受到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欢迎。这一机制鼓励发达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帮助发展中国家减排温室气体,减少排放的数量可用于抵扣发达国家的温室气体减排量,视做本国减排指标的一部分。我国积极地参与了这一机制,截至2009年10月,我国政府已批准了2,232个CDM项目,其中663个已在联合国清洁发展机制执行理事会成功注册,预计年减排量为1.9亿吨,约占全球注册项目减排放量的58%以上,注册量和年减排量均居世界第一。保定市政府要积极利用这一国际市场,通过搭建CDM项目信息平台,畅通项目融资渠道,推动CDM项目的发展,利用国际市场推动本地区的节能减排。
主要参考文献:
[1]PointCarbon:“Carbon 2009-Emission trading coming home.”,2009.Tvinnereim,E.,Rine,K.and Heimdal,C.(eds.)
[2]陈成.浅论京都议定书下的碳排放权交易[J].法制与社会,2007.1.
篇2
1997年,为了降低温室气体对大气造成的污染,《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国达成了一致的协议,签订了《京都议定书》,该协议将二氧化碳排放权作为一种商品,它拥有商品的一般属性,可以在贸易中进行交易。《京都议定书》确立了清洁发展机制(CDM)等三种灵活机制,协议明确规定了发达国家应该承担的减排的义务。由于协议没有规定发展中国家也要承担减排义务,企业可以将碳减排量(CERs)“销售”给发达国家获得收益,同时这也带来了很多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促进了企业的发展和国家的进步。
由于发展中国家不能直接出售配额,企业必须要通过碳基金等公司的运作才能进入国际市场,从转让碳减排权获得利润。目前最大的碳排放权的卖家是世界银行。CDM机制项目下的碳排放权是与传统的商品不同,它是虚拟的,它有严格的交易规则,复杂的开发程序,比较长的合同期限,另外甚至会与境外的客户签订合同,由此可以看出,只有专业的机构才能开发和执行这类项目。我国的企业参与CDM 项目一般需要通过与国际碳基金合作。《京都议定书》中明确规定,国际碳基金在与我国企业进行合作时,必须给我国带来新的低碳技术。目前,国际碳基金主要通过两种操作方式与我国的企业进行合作:一是可再生能源项目等,向我国实施节能项目的企业直接购买碳减排量;另一种是投资高能效项目,对于一些对社会污染危害比较严重的企业,国家碳基金对其进行节能减排,由此获得的碳减排收益根据合同的规定进行分配。
二、碳排放权的会计确认
对于碳排放权的本质和特征的理解存在4种观点:碳排放权可以视为存货、无形资产、交易性金融资产、捐赠资产。从从配额年度分配与交付的角度出发,碳排放权可以作为一种存货,但它与存货的有关定义、特征并不相符,同时碳排放权的信用本质与存货的实体价值不一致。从碳排放权的配额分配角度出发,碳排放权可以作为无形资产,但是它与一般的无形资产如商标权、经营权等无形资产在交付义务特征方面存在比较大的差别。从计量报告的角度出发,一般情况下,资产与负债必须要相互匹配,对于碳排放资产与负债而言,它们并不相匹配,所以将其作为无形资产也存在争议。从碳交易的角度出发,碳排放权与金融工具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它既可以进行现货交易,同时又能进行远期、期货、期权交易等,我们把碳排放权划分为交易性金融资产。然而,碳排放权期货、期权交易的目的是为了降低交易过程中的价格风险以及减排的成本,而碳排放权的实质是为了实现碳减排的目的。碳排放权与持有者两者之前不存在特殊的权益关系。从免费分配碳排放权的角度出发,将碳排放权划分为一种捐赠资产,然而其本质是一种义务和责任,所以它与捐赠资产的相关定义与特征不一致。综上所述,将碳排放权确认为以上四种资产都具有其合理性,但是同时也有矛盾的这些。这些地方阻碍着整个碳排放权的会计确认以及其会计准则制定的进程。根据我国会计准则对资产的定义,资产是“过去的交易或事项所形成的,由企业所拥有或控制的,能给企业带来未来经济利益的经济资源,并且与该资产有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和该资产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碳排放权与资产的定义相符合,我们根据碳排放权的交易情况来判断,它是为了实现交易而持有的配额。因此,我们需要设立一个新的会计科目进行核算碳排放资产,这个科目的名称为“碳排放权”,简单明了。同时,我们还需要在碳排放权下面设立子科目,比如配额以及核证减排量等二级会计科目。通过设立碳排放权这个科目,对企业核定碳排放权交易成本与收益有很大的好处。
三、碳排放权的计量
碳排放权的计量问题主要体现在计量属性上。而计量属性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历史成本计量属性
历史成本是指获得该资产付出的现金或者现金等价物。我们对购置或者形成的碳排放权进行初始计量。由于碳排放交易都是在公平、双方都认可的情况下进行交易,所以企业购买的碳排放权的价格都是客观公平的。但是碳排放权计量仅仅用历史成本来计量是远远不够的。在市场价格波动频率比较高的时候,在不同的时间点取得的碳排放成本是存在很大差异的,如果我们单纯地只是用历史成本对碳排放成本进行计量,我们的资产负债表将失去可比性。
(二)公允价值计量属性
在公平交易的市场交易中,双方自愿进行资产交换或者债务的金额计量。公允价值与历史成本存在差异,他们的主要区别在于时态性。但是两者也不是完全对立的,有时候公允价值也可以是历史成本,但是有时它可能是现时成本,即双方都认可的现时市场价格。在最初的交易中,交易成本一般是指现时的价格,但是在财务报告日,公允价值与历史成本就会存在差异,我们需要通过当天的市场价格重新进行计量。由此可以看出,公允价值在一定程度上要优于历史成本,它更能体现出经济实质。对于发展中国家,企业没有减排的压力,所以当碳排放权的价值高于历史成本时,一般情况下企业都会抛售。因此,企业的管理者在进行决策的实质是处理碳排放权的机会成本,即碳排放权的公允价值。
在碳减排量的初始阶段,我国短时间不会形成大规模的交易市场,因此,我们在对碳减排量计量时一般还是采用历史成本。并且,我们将碳减排量划分为存货,对其用历史成本进行计量。
篇3
The research into carbon footprint is now of more and more concer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low-carbon economy. This paper has introduced methods of controlling and reducing carbon emissions, and also discussed the possibilities and possible difficulties in implementing carbon footprint evaluation in textile industry.
低碳经济的基本观点有两个:第一,它是把从生产、交换、分配、消费一直到回收、废弃的整个过程的经济活动低碳化,把以CO2为主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尽可能减少到最低限度甚至达到零排放;第二,它将整个社会生产过程中的能源消费生态化,保证国民经济向着绿色、可持续的方向发展。2006年,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Nicholas Stern)牵头作出的《斯特恩报告》指出,全球以每年 1% 的GDP投入积极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可以避免将来每年 5% ~ 20% 的GDP损失,呼吁全球向低碳经济转型。2007年,美国参议院提出了《低碳经济法案》,表明低碳经济有望成为美国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选择。2007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确定2008年世界环境日的主题为“转变传统观念,推行低碳经济”。
一、发达国家为发展低碳经济所作出的承诺
低碳经济的概念是2003年在英国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中正式提出来的。发达国家在发展低碳经济的道路上走在了世界的前列,表 1 是部分发达国家为发展低碳经济而作出的承诺。
二、纺织行业节能减排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2009年5月,中国政府公布落实“巴厘路线图(Bali Roadmap)”的文件,阐述中国关于哥本哈根会议落实巴厘路线图的立场和主张。2009年9月,主席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提出了中国今后应对气候变化的具体措施,其中包括大力发展绿色经济,积极发展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研发和推广气候友好技术。同年11月,总理向全世界公布了中国2020年降低碳强度的目标:到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 40% ~ 45%。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纺织品服装加工及出口国,纺织工业一直是出口优势产业。但由于受国内纺织工业整体水平的限制,整个行业还没有完全摆脱高能耗、高排放及劳动密集型的状态。2010年1月,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议别指出,加强淘汰纺织业的落后产能工作。会议对轻工、纺织等重点行业近期淘汰落后产能提出了具体目标任务。2010年5月27日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向各地下达了2010年 18 个行业淘汰落后产能的目标任务,其中涉及纺织服装业的内容主要有,印染产业淘汰 31.3 亿m相关产能,化纤产业淘汰 55.8 万t相关产能。2010年8月8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向社会公告制革、印染、化纤等 3 个行业中遭到淘汰的落后产能企业,其中涉及到印染企业 201 家。2010年12月6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告,为加快淘汰落后生产能力,促进工业结构优化升级,工业和信息化部制定了《部分工业行业淘汰落后生产工艺装备和产品指导目录(2010年本)》,其中涉及纺织行业的有 35 项。政府对纺织行业节能减排的规划从宏观到具体,并在年底以专文的形式对减排的具体工作做出了指导,纺织行业的节能减排工作迫在眉睫。
三、控制或减少碳排放的方法及其特点
1.碳关税
碳关税是指对高耗能产品特别征收的CO2排放关税,最初用于欧盟针对未遵守《京都议定书》的国家课征商品进口税,以避免在欧盟碳排放交易机制运行后,欧盟国家所生产的商品遭受不公平的竞争。2009年6月22日,美国众议院通过了《清洁能源安全法案》,规定从2020年起,对来自不实施碳排限额国家(包括中国)的进口产品征收碳关税。
但是对于碳关税征收的合法性问题学术界尚存在争议。事实上碳关税的征收一方面违背了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自由贸易原则和最惠国待遇原则,另一方面违背了《京都议定书》确定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将会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造成很大打击,对发展中国家明显不公平。大多数学者认为,碳关税与WTO的基本原则是相悖的,其实质是“以环境保护之名,行贸易壁垒之实”。
2.碳交易
碳交易指的是以CO2为主的温室气体排放权的交易,它通过市场交易的方式,反映出CO2排放权的交易和让渡。碳交易的基本规则是,合同的一方通过支付向另一方获得温室气体减排额,买方可以将购得的减排额用于减缓温室效应从而实现其减排的目标。碳交易是以市场的方式达到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手段。
3.碳足迹
碳足迹是从生命周期理论出发,分析产品生命周期内直接与间接碳排放数量的一种方法。目前国际上对于碳足迹的定义尚未有统一的表述,各研究机构及研究人员对碳足迹的定义见表 2。
其中,以英国碳信托公司(Carbon Trust)所提出的定义较为全面、准确。在定义中,碳足迹的描述不仅包括了CO2,还包括其他 5 种产生温室效应的气体(包括甲烷(CH4)、一氧化二氮(N2O)、氢氟碳化合物(HFC)、全氟化合物(PFC)和六氟化硫(SF6)的系列气体),这些温室气体的碳足迹通过CO2当量来进行计算。整个产品的碳足迹通过全球变暖潜值GWP(Global Warming Potential),即单位质量的某种温室气体排放在给定时期内(比如 100 年),对全球变暖的影响与CO2的相对比值来量化。
在上述 3 种控制碳排放的方法中,碳关税由于实施的合法性遭到众多国家的质疑,其本质是一个国际政治经济问题,已经失去减少碳排放的意义,不仅在理论上缺乏支持前提和基础,在实践上也难以实现,暂时还不能用来有效地控制或减少碳排放问题。碳交易的着眼点是宏观层面,并不能具体到某一产品的碳排放层面上,而且碳交易的排放价格由于市场的原因,有较大的波动性,会增加企业的遵从成本。要减少此波动性,只能依靠市场制度的完善和市场主体自身意识的提高,故碳交易的减排成本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因此以碳交易的方式引导具体部门的节能减排工作还存在一定的难度。而碳足迹评价方法则为纺织企业从源头上实施节能减排提供了可能性。对纺织品实施碳足迹评价将引导国家实行产业结构升级,逐步淘汰落后产能。
四、碳足迹的计算方法及比较
碳足迹概念的提出从产品生命周期评价的角度出发,将与企业生产和个人活动相关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纳入考虑范围,从而能够从本质上分析碳排放的过程,进而为各企业和相关部门制定合理的减排计划提供了更为可靠的依据。
目前碳足迹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两类:第一类模型以过程分析为基础,第二类模型以投入产出分析为基础。
过程分析法以英国碳信托公司(Carbon Trust)基于生命周期评价法提出的碳足迹计算方法最为典型。运用上述方法计算碳足迹的方法步骤如下,首先是绘制过程图(流程图),主要的流程图有两类:一是B2C,从原材料一直到废弃物处理,包括所有材料、能量和废弃物流通;二是B2B,即不包括消费环节。第二步是确认系统边界并确定优先次序,系统边界确定了产品碳足迹的范围,即产品碳足迹评估应包括哪些生命周期阶段、投入和产出,其确定的原则是整个生命周期过程中任何超过预期产品生命周期总排放量1%的任何单一排放源的排放量都必须包括在内。第三步是收集关于整个生命周期阶段的材料数量、活动和排放系数的资料,在收集数据的过程中应当尽量使用原始数据,使得研究结果更为精确可信。第四步是进行碳足迹的计算,计算最根本的依据是质量平衡方程。最后是分析碳足迹计算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以提高碳足迹分析的精确度。
由于允许在无法获知原始数据的情况下可以采用二手数据,采用过程分析法计算得出的碳足迹分析结果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例如因无法具体统计各批产品在运输及零售环节中的碳排放,采用平均值的替代算法会影响碳足迹的计算精确度。
投入产出法是目前比较成熟的经济分析方法,最早是由美国著名经济学家W・Leontief提出的。Matthews等人在世界资源研究所(WRI)和世界可持续发展商会(WBCSD)对于碳足迹的定义的基础上,结合投入产出模型与生命周期评价法建立了经济投入产出 ― 生命周期评价模型。该方法可用于评价家庭、工业部门、企业部门以及各种组织的碳足迹。它将碳足迹的计算分为 3 个层次:第一层为组织正常运作中的直接碳排放的计算;第二层为为组织的正常运作提供能源部门的直接碳排放的计算;第三层为供应链全生命周期的直接和间接碳排放的计算。
由于该方法采用分部门的方式来计算碳排量,对于同一部门内不同批次的产品采用平均化的方式处理,其核算结果只能得到整个企业不同产品的平均数据,无法具体到某一产品的情况,因此并不适用于计算单一产品的碳足迹。
五、纺织品碳足迹及工业生态链碳足迹
参照碳信托公司(Carbon Trust)关于产品碳足迹的定义,可以界定纺织品碳足迹的定义,即纺织品从原材料的获取到生产、运输、销售、使用以及废弃物的处理过程中所排放的CO2及其他温室气体量的总和。
然而目前计算纺织品整个生命周期的碳足迹尚存在诸多困难,这是由于:(1)天然植物性纤维原料在农业生长过程中的碳足迹涉及到的不确定因素(如化学肥料使用等)较多,而且农业阶段碳足迹的可控性效果欠佳,因此较难确定农业阶段的碳足迹;(2)纺织品的使用周期和方法以及洗涤方式多种多样,目前尚缺乏有效的计算使用阶段及回收阶段碳足迹的方法;(3)从农业到工业,再到产品使用阶段乃至产品最终废弃阶段的整个链条较长,最终产品碳足迹的计算精确度难以保证。
基于以上原因,加之我国是纺织品服装生产大国,从纺织原材料的生产加工直到成衣制造都有较强的生产能力和竞争力,而且工业阶段的碳足迹可以通过改进生产工艺、优化生产流程等方法来降低;而与此相比,我国天然植物性纤维的种植则基本处于粗放式经营的状态,较难以统一的标准去衡量和降低农业生长阶段的碳排。因此,可以尝试将核算重点放在工业生态链上,研究范围界定为从纺织原材料进厂直到最终成品出厂的整个工业生产过程。这样就可以解决产品生产链长、农业阶段和使用阶段碳足迹核算困难等问题。参照产品碳足迹的概念,尝试定义工业生态链碳足迹:纺织品在生产加工阶段从原材料进厂之后直到最终成品出厂之前所涉及到的所有直接与间接碳排放量。
纺织品工业生态链碳足迹的计算采用过程分析法,计算过程如下:(1)绘制产品工业生产阶段的工序流程图,范围包括从原材料进入工厂到成品出厂;(2)确认边界,在此过程中应当及时更新信息并修正过程图;(3)收集产品工业生产阶段的材料数量、活动和排放系数的资料;(4)计算产品碳足迹,计算过程应尽量合理分配公共管理部分的碳足迹;(5)评估碳足迹计算的精确度。
选择计算工业生态链碳足迹的目的在于重点抓住工业生产部分,进而有针对性地指导节能减排工作。计算工业生态链碳足迹,能够使得同行业内同一产品类型的企业之间具有清晰的参考比较对象,促使企业自主采取节能减排措施以及使用先进技术减少单位产品的碳足迹。计算纺织品工业生态链碳足迹同时能够有效地确定出工业生产阶段碳排量较高的环节,引导相关部门针对不同情况采取相应的减排措施。
六、讨论
碳足迹的研究有利于国家从一个全新的、更微观的角度评估碳排放问题。在现阶段碳足迹的研究中,不难发现以下一系列需要明确并思考的问题。
(1)边界确定问题:由于碳足迹的概念缺乏明确的定义,导致计算过程中的边界难以确定。对概念的充实完善应当成为今后研究工作的重点之一。
(2)数据选择的一致性:不同的碳足迹理论对数据的使用与否具有不同的选择。相关的研究人员应当增加实地调研的次数,完善碳足迹的核算方法。
(3)特殊数据计算的可靠性:参与生产过程的不同物质的碳排量的确定目前也是难点,例如印染部分助剂的碳排量如何计算,相关评估人员在碳足迹评估过程中需要多注重这部分碳足迹值的确定。
(4)评价指标的基准点:即产品的质量基准,对产品运用碳足迹评价必须建立在严格执行产品质量标准的前提下进行。相关认证机构必须严格把握产品质量关,让碳足迹评价建立在健康的竞争基础之上。
(5)制定政策的可操作性:若碳足迹的评估成为落实环保政策的强制措施,国家是否已经做了充分的调研工作,是否充分了解中小企业的生存状况,该如何应对随着部分环保不达标企业的关闭而产生的就业问题,这些都是相关政策制定部门应当注意的问题。
七、结语
碳足迹的研究,给企业提供了一种核算生产阶段碳排放的自检方法。对于消费者而言,可以了解产品在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信息,促进绿色消费与绿色生产的良性互动。对于政府而言,使政府能够从更微观的角度监测高碳排环节,帮助政府制定纺织工业节能减排政策,淘汰落后产能,提高节能减排政策实施的效率,为国家调整产业结构提供抓手和技术支持。碳足迹认证的实施则能够有效发挥认证制度在规范市场中的作用,其结果势必会促使相关行业主动积极采用节能环保的高新技术,迎合时展的潮流。
参考文献
[1] . 对中国能源问题的思考[J].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08(3):345 359.
[2] 刘世锦. 中国发展低碳经济途径研究[R]. 北京: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09.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2010年工业行业淘汰落后产能企
业名单公告[EB/OL]. ,2010 08 08.
[4] 张建平. 严防国际贸易保护主动应对碳关税[J]. 中国科技投资,2009 (10):52 53.
[5] 吕海霞. 碳关税:全球金融危机下的新型绿色壁垒[J]. 中国物价,2009(10):46 48.
[6] POST. Carbon Footprint of Electricity Generation[R]. Parliamentary Offi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2006:POSTnote268.
[7] Energetics. The Reality of Carbon Neutrality[R]. 2007.
[8] ETAP. The Carbon Trust Helps UK Businesses Reduce Their Environmental Impact[R]. 2007.
[9] Wiedmann T,Minx J. A definition of Carbon Footprint [J]. SA Research & Consulting,2007:9.
[10] Carbon Trust. Specification for the Assessment of the Life Cycle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of Goods and Services[S]. UK:BSi,2008.
篇4
【关键词】 碳排放权 碳减排量 东京议定书 碳交易机制 清洁发展机制
一、产生背景
随着世界经济的迅猛发展,世界各国对于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环境问题越来越重视。1997年在日本京都召开的《气候框架公约》第三次缔约方大会上通过一项国际性公约——《京都议定书》,为各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规定了标准,即:在2008年至2012年间,全球主要工业国家的工业二氧化碳排放量比1990年的排放量平均要低5.2%。2005年2月16日,《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以法规的形式限制温室气体排放。
为了促进各国完成温室气体减排目标,议定书允许发达国家采取以下四种减排方式:一是两个发达国家之间可以进行排放额度买卖的“排放权交易”,即难以完成削减任务的国家,可以花钱从超额完成任务的国家买进超出的额度;二是以“净排放量”计算温室气体排放量,即从本国实际排放量中扣除森林所吸收的二氧化碳的数量;三是可以采用绿色开发机制(CDM机制),促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减排温室气体。这是一种发达国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或技术支持,从而从发展中国家获得减排指标的一种减排方式;四是可以采用“集团方式”,即欧盟内部的许多国家可视为一个整体,采取有的国家削减、有的国家增加的方法,在总体上完成减排任务。
这种《京都议定书》中为每个发达国家规定的碳排放量又被称为碳排放权。伴随着议定书的生效以及各种减排方式的应用,以碳排放权的确认计量和报告为主要内容的碳会计迅速发展。
二、关于我国目前碳排放权的核算方式的反思
我国主要是通过与发达国家建立清洁发展机制(CDM)参与节能减排义务。在该机制下,发达国家通过给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与其合作,在发展中国家共同开发有助于温室气体减排效果的项目,并签订协议,承诺每年以一定的价格购买该项目所核定的温室气体减排量。在我国,越来越多的企业了解到建立清洁发展机制的优势,以及参与节能减排任务是一项应尽并且不容推辞的义务,我国在联合国注册的CDM项目已经越来越多。据EB网站统计,截至2012年6月25日我国共有2081个CDM项目成功注册,占东道国注册项目总数的48.77%;预计产生的二氧化碳年减排量共计388399696吨,占东道国注册项目预计年减排总量的64.05%。
清洁发展机制的建立不但可以给企业带来资金和技术支持,而且可以为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但是碳排放权作为一种新兴事物,它的确认和计量给企业的会计核算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根据以上内容我们很容看出,在该机制下减排量是能够在短期内变现的,因此将其作为流动资产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将其作为何种资产是存在争议的。以下是几种主流的核算方法。
张鹏(2010)认为持有碳排放权是为了出售,因此应该将其作为存货进行确认和计量。然而存货是指企业在日常活动中持有以备出售的产成品或商品、处在生产过程中的在产品、在生产过程或提供劳务过程中耗用的材料、物料等。显然碳排放权并不是一种有形的材料或物料,因此仅凭其目的是为了出售就将其划为存货是不合理的。
无形资产是指企业拥有或控制的没有实物形态的可辨认非货币性资产。碳排放权作为企业从政府获得的一种碳排放的权力,正是没有实物形态的,似乎满足无形资产的要求。肖序、郑玲(2012)认为碳排污权是没有物理形态的资产,应将其作为无形资产进行计量与核算。但是刘金芹(2010)指出,企业拥有无形资产的目的是为了生产商品、提供劳务、出租或经营管理。碳排放权是CDM项目企业拥有的,其目的是为了最终出售,这与无形资产不同,因此将碳排放权作为无形资产进行确认也是不合理的。
金融资产是《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主要内容。金融工具就是进行投资、筹资和风险管理的工具,其中一方形成金融资产,另外一方形成金融负债或权益工具。金融资产属于企业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包括:库存现金、银行存款、应收票据、其他应收款、股权投资、债权投资和衍生金融工具形成的资产等。王艳与李亚培(2008)认为碳排放权是一种特殊的经济资源,它具有自由交易市场,拥有具体产品的定价机制,并始终以公允价值计量,其价值变动直接增减资产价格。它是金融衍生产品,但是其价值随企业自身权益主体的市场价格以外的因素变动而变动,与普通的金融衍生产品不同。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与计量》中金融资产的定义,应将其确认为金融资产并进行会计处理。笔者认为,将碳排放权作为交易性金融资产进行核算在各个方面都是比较合理的,不失为一个好的处理方式,在我国排污权交易并不完善,虽与发达国家合作,碳排放权的公允价值并不能可靠计量。因此,在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完善以前将其作为金融资产进行核算并不合理。
篇5
【关键词】 CDM;CERs;账务处理
面对全球气候变暖的挑战,国际社会于1997年12月在日本京都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次缔约方大会上达成了旨在限制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以抑制全球变暖的《京都议定书》。《京都议定书》要求“附件一”所包括的三十多个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在2008-2012年间,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平均比1990年削减5.2%以上。
一、CDM提出的历史背景
CDM 是《京都议定书》确定的实现温室气体减排目标的一种灵活机制,也是《京都议定书》确定的三种机制中唯一可以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合作的机制。CDM的核心内容是,发达国家出资金和先进技术,在发展中国家共同实施有助于缓解气候变化的减排项目,由此获得的经过认证的减排量作为其遵守《京都议定书》减排承诺的一部分贡献。截至2010年2月,已经注册的中国CDM项目已有749个,占全世界注册项目的36.38%,已签发的碳减排量为1.81亿吨二氧化碳,约占全世界签发总量的47.61%,中国在CDM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
二、从额外性分析CDM的本质
在《京都议定书》中明确规定了发达国家的减排任务,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至少在2012年之前不需要作出任何减排努力。对于发达国家来讲,能源结构的调整,高耗能产业的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都需要高昂的成本,温室气体的减排成本在100美元/吨碳以上。根据日本AIM经济模型测算,在日本境内减少1吨二氧化碳的边际成本为234美元,美国为153美元/吨碳,经合组织中的欧洲国家为198美元/吨碳。当日本要达到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6%温室气体的目标时,将损失GDP发展量的0.25%。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减排成本仅几美元至几十美元,如果是在中国进行CDM活动的话,可降到20美元/吨碳。这种巨大的减排成本差异,促使工业化国家积极到发展中国家寻找项目,从而推动了CDM的发展。
所谓额外性是指CDM项目活动所产生的减排量相对于基准线是额外的, 即这种项目活动在没有外来的CDM支持下, 存在诸如财务、技术、融资、风险和人才方面的竞争劣势和或障碍因素, 靠国内条件难以实现, 因而该项目的减排量在没有CDM时就难以产生。
CDM项目合作对发达国家而言, 本质上只是换个地方实现低成本减排,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通过CDM项目活动取得额外的减排量, 它才有资格将其作为抵销额顶替国内高成本的减排量。
三、碳减排权应确认为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
(一)碳减排权属于资产
碳减排权之所以会成为一种资产,就在于我们过去和发达国家早期发展阶段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方式所造成的“三高”(高投入、高能耗、高排放)使得人类现有的生存环境面临巨大的压力,而现在至少必须进行总量管制了。碳减排权作为一种企业控制的特殊经济资源,可以自由交易,企业能够出售以获利,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流入,并且相关成本能够可靠计量,因而符合资产的定义,同时满足资产确认的条件。
(二)碳减排权是非流动资产
从买家与我国企业签订的碳减排权转让合同的期限来看,少则2-3年,多则10年以上,从而能够在较长时期内为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流入,所以属于非流动资产。
(三)碳减排权属于无形资产,并且属于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
碳减排权作为虚拟的经济资源,符合无形资产的定义,同时也满足无形资产确认的两个条件,一是与该无形资产有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二是该无形资产的成本能够可靠计量。同时因为碳减排权都需要签订有明确期限的合同,所以碳减排权是属于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将来摊销时就是根据我国企业和国际买家签订的合同期限采用直线法或其他更为合理的方法。
四、碳减排权的初始计量
碳减排权初始计量时应该考虑两个问题,一是区分CDM项目开发成功与否,相关的费用可能资本化也有可能是费用化;二是已经开发成功的CDM项目其成本不应仅仅包括在开发过程中所发生的一系列费用。
CDM的开发需要经过8个步骤,分别是项目识别、项目设计、项目批准、项目审定、项目注册、项目实施与监测、独立经营实体(DOE)减排量的核查与核证、执行理事会(EB)签发CERs(Certified Emission Reductions),CDM项目必须要履行国内、国际两套程序,经过多个机构审批,而不论结果如何,前期的设计、包装等费用至少需要投入10万美元,而且由于“额外性”的要求,大多CDM项目并不是副产品,而是要投资后才能卖减排额,这些投资在审批结果不确定的情况下很可能打了水漂。据中国清洁发展机制网公布的项目注册信息, 2010年3月,中国在EB注册项目37个,较去年同比下降32%;2010年4月,中国在EB注册项目19个,较去年同比下降45%,中国CDM注册数量和成功率均大幅下滑。所以对照内部研发所形成的无形资产账务处理的要求,增设“CDM支出”会计科目,针对CDM项目可能开发成功也有可能失败的具体情形,在“CDM支出”会计科目下设费用化支出和资本化支出两个明细科目,费用化的金额进入“营业外支出”(不是“管理费用”),资本化的金额进入“无形资产――××CDM项目”。
CDM在开发过程中所发生的一系列费用主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咨询成本,主要是聘请CDM咨询公司和DOE等费用;另外一部分是固定比例的成本,主要分为三部分,一是EB管理费,是提交给联合国以美元计价的CDM管理费用,采用累进制收取。二是CDM手续费,联合国对每笔CDM合同按照收入总额的2%收取手续费。三是财政部CDM基金,根据中国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办法规定,国家收取转让温室气体减排量转让额的2%~65%。
从一个能够充分重视并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来看,在计量碳减排权的初始成本时更要考虑该企业曾经的碳排放对环境可能造成的危害,在核证减排量时已经得到了目前的碳排放量数据和将来将要产生的碳排放量数据,运用同样的方法,得到该企业从成立到现在的碳排放量数据是水到渠成的事情,那么将此数据与现时的合同中约定的碳减排量单价相乘,可以得到一个反映历史碳排放量影响的环境成本数据,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解决了环境会计下资产、成本等会计要素计量难的问题。因此,一个开发成功的CDM项目,其无形资产的入账价值除了包括在开发过程中所发生的一系列可予资本化的费用外,还应当包括按目前的合同单价为基础计算的受历史碳排放量影响而应承担相应代价的环境成本数据。
五、碳减排权的后续计量应采用成本模式计量
根据《京都议定书》的相关规定,只有发达国家承担相应的减排任务,而发展中国家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义务”,但发展中国家不能将减排量(权)直接出售到国际市场,企业卖出的减排权主要是一些国际碳基金和公司通过世界银行等机构参与购买,我国企业不能接触国际碳交易的最终买家,卖方不了解全球市场的供需情况,也不了解其他CDM的价格,所以最终的成交价格与国际市场价格相去甚远。再退一步看,如果我国企业已与买家签订了合同,CDM项目已在联合国成功注册,国际买家的资金已经或将陆续到位,那么不论国际市场碳减排权交易如何风起云涌,与我国企业又有何干呢?除非我国企业毁约,但随之产生的违约成本将是非常高昂的。
六、碳减排权收益属于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国家发改委、科技部、外交部、财政部于2005年10月12日修订施行了《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办法》,其中第24条规定,鉴于温室气体减排量资源归中国政府所有,而由具体清洁发展机制项目产生的温室气体减排量归开发企业所有。因此,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因转让温室气体减排量所获得的收益归中国政府和实施项目的企业所有,其后规定了相应项目的分配比例。从以上规定可以得知,CERs收入是从温室气体减排资源衍生出来本应属于中国政府的收入,但企业无偿从国家取得了相应收入。从以上分析可以得知,CERs收入符合政府补助的性质。
清洁发展机制中CERs的收入确认公式如下:经联合国指定的独立经营实体确认的项目减排基本单位(比如风电企业为所属项目的售电度数)×减排因子(在碳减排合同中已经规定)=待签发的CERs。经联合国签发后的CERs乘以合同中规定的单价后就是CERs收入,此部分收入经联合国直接打入碳减排账户,企业可以直接拿到此部分资金,所以CERs不属于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应属于与企业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七、碳减排权收益属于“营业外收入”
碳减排权收益属于非日常活动所产生的,应作为利得处理,即反映为“营业外收入”。
财务人员应清醒地认识到尽管在2012年前我国可以不做减排的努力,并且还可以出售减排权获益,但2012年以后我国可能将成为最大的碳减排权净购买国,目前碳减排的相应规定对我国包括其他的发展中国家是不公平的。
在当今的法制社会,司法的根本原则是权利和义务要对等,不能只享受权利而不承担义务,会计也是遵照“权责发生制”的,各种费用支出是与利益取得紧密挂钩的,同时在时间前后上也是相互配比的。“碳排放”问题也应当遵守这样的原则,也就是不能只看哪个国家排放了多少二氧化碳,还要看这些“碳排放”所生产的产品由谁最终消费;产品的消费者享有产品的权利,当然就要承担义务,这个义务就包括承担该产品的“碳排放”配额或指标。发达国家减低“碳排放”的标准做法是把高“碳排放”的产业转移到其他国家去,从而实现本国的低排放,但是他们依然要使用这些高“碳排放”的产品,只要使用这些产品,就应当承担其生产过程中生成的“碳排放”!
另外,财务处理中对于资产添置、投资、递延费用、无形资产等,都是需要按照实际的发生效用时间和使用年限进行摊销,这也是权利义务对等和权责发生制的基本要求,“碳排放”也应该这样处理。投资建设产生的“碳排放”是应当在该建设工程和投资的使用年限里进行摊销才合适,这才符合权责发生制的原则。西方在制定“碳排放”标准的时候,早已经完成了国家的基本建设阶段,他们的历史排放量是非常高的,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还处于建设阶段,当然现在的排放量会比较多。回顾一下历史,英国和美国的人均历史排放量约达1 100吨二氧化碳,而中国和印度的人均水平分别为66吨和23吨。中国比印度多一点,是因为中国的气候决定了取暖需求比印度大以及近年来的经济发展比印度快。从历史数据就可以知道,西方的人均消耗是中国的近17倍,如果按照摊销的原则,把历史上建设时期产生的“碳排放”摊销到今天,把今天建设产生的“碳排放”摊销到将来,数据表就是另一番景象了。
西方国家给中国套上“总量减排”的枷锁,而且以中国目前的排放量作为减排基准,这样的结果就会造成极大的不平等:生为美国人,人均可以排放19吨的二氧化碳;生为欧洲人、日本人,人均可以排放8.5吨的二氧化碳;生为中国人人均只可以排放5吨多二氧化碳。因此在既有水平上设定“碳排放”的限额,特别是按照国别来设限,将造成每一个人能够得到的排放权不同,这是人与人在“碳排放”权利上的不平等。因此,综合以上因素考虑,如果减排机制不做实质性的变更,将来掏钱的是发展中国家,等着数钱的是发达国家,所以目前只能将碳减排权收益作为营业外收入处理。
【参考文献】
[1] 彭敏.我国碳交易中碳排放权的会计确认与计量初探[J].财会研究,2010(8).
篇6
本文总结了八个国家或地区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的覆盖范围,参考国际经验提出了确定国内碳排放权交易体系覆盖范围的主要原则,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对我国建立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的覆盖范围提出了相关建议。
一、温室气体种类和排放类型
(一)欧盟温室气体排放交易机制(EU ETS)
分三阶段实施,覆盖范围逐步扩大。第一、二阶段控制温室气体类型仅为CO2,排放类型为化石燃料燃烧排放和过程排放(能源作为还原剂等原材料用途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石灰石和其它碳酸盐分解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炼钢降碳过程排放)。第三阶段控制温室气体类型增加了N2O和PFCs,排放类型在前两阶段的基础上增加了三种过程排放,即石油加工和合成氨生产过程的CO2排放、硝酸和己二酸生产过程的N2O排放和电解铝生产过程的PFCs排放。
(二)美国加州碳交易机制
除包括京都议定书所规定的六种温室气体CO2、CH4、N2O、SF6、HFCs和PFCs之外,还包括 NF3和其他氟化物。排放类型为纳入工业设施的化石燃料燃烧排放和各种过程排放、从州外购入电力所对应的排放。
(三)澳大利亚碳价格机制
纳入京都议定书六种温室气体中的四种,分别是二氧化碳(CO2)、甲烷(CH4)、氧化亚氮(N2O)和熔炼铝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全氟碳化物(PFCs)。排放类型为燃料燃烧排放、工业生产过程、采矿业逃逸气体及废弃物处理的排放。
(四)新西兰碳交易市场
纳入京都议定书六种温室气体中的四种,分别是二氧化碳(CO2)、甲烷(CH4)、氧化亚氮(N2O)和全氟碳化物(PFCs)。排放类型为燃料燃烧排放、工业生产过程、采矿业逃逸气体及废弃物处理的排放,此外,第一产业是新西兰的支柱产业,因此还包括了农业和林业排放源。
(五)东京都碳排放总量控制和交易体系
仅包括二氧化碳(CO2)。排放类型包括化石燃料燃烧排放、净外购电力和热力所对应的排放。由于东京都的交易体系内没有发电厂,因此不存在重复计算问题。
(六)韩国碳排放市场
覆盖京都议定书中的六种温室气体CO2、CH4、N2O、HFCs、PFCs、SF6。排放类型包括了燃料燃烧排放、工业生产过程、农业排放、废弃物处理的排放、以及间接排放(由于公开可获得的资料有限,估计是指净外购电力所对应的排放,但不清楚韩国碳市场主管部门如何考虑重复计算问题)。
(七)美国区域温室气体计划(RGGI)
只针对电力行业的二氧化碳排放。排放类型为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八)魁北克的限额交易
涵盖了CO2和其它6种温室气体(CH4,N2O,HFCs,PFCs,SF6,NF3)。排放类型包括了燃料燃烧排放、矿后逃逸、工业生产过程、农业排放、废弃物处理的排放、以及输配电企业从省外购入电力所对应的排放。
二、排放源边界
国外主要碳排放权交易体系覆盖的排放源边界均定义为设施。但实际上,设施是一种广义的定义,各体系对于设施的定义中均提出,地理边界接近、提供同一产品生产或服务的一系列小规模设施可以打捆定义为一个设施。这种广义的“设施”的定义,实际上与“企业”的定义是比较类似的。而且在提交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参与碳交易以及履约方面,最终都要将设施对应至企业(运营者)名下。
三、覆盖的行业
(一)欧盟温室气体排放交易机制(EU ETS)
分三阶段实施,覆盖的行业范围逐步扩大。第一阶段覆盖了发电、供热、石油加工、黑色金属冶炼、水泥生产、石灰生产、陶瓷生产、制砖、玻璃生产、纸浆生产、造纸和纸板生产。第二阶段增加了航空部门。第三阶段又增加了铝业、其它有色金属生产、石棉生产、石油化工、合成氨、硝酸和己二酸生产。按照我国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国家标准来看,至第三阶段,EU ETS覆盖的行业包括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石油加工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造纸和纸制品业、航空运输业等行业。
(二)美国加州碳交易机制
分两阶段实施,覆盖的行业范围逐步扩大。第一阶段覆盖了发电、热电联产、电力进口商、水泥、玻璃、制氢、钢铁、石灰、制硝酸、石油和天然气、炼油、造纸行业,第二阶段进一步纳入了燃料供应商。按照我国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国家标准来看,加州ETS覆盖的行业包括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石油加工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造纸和纸制品业等六大行业。
(三)澳大利亚碳价格机制
按照我国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国家标准来看,澳大利亚碳价格机制覆盖的行业包括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采矿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有色金属矿采选)、石油加工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废弃物处理、交通运输业(铁路、国内航空航运)等行业。
(四)新西兰碳交易市场
按照我国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国家标准来看,新西兰ETS覆盖的行业包括农业、林业、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采矿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有色金属矿采选)、石油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废弃物处理、航空运输业(自愿参与)等九大行业。
(五)东京都碳排放总量控制和交易体系
制造业和服务业(建筑)。与其他ETS不同的是,东京都地域范围内没有电厂和高耗能工业,因此覆盖的主要是服务业的公共建筑以及少量的轻工业厂房。
(六)韩国碳排放市场
电力生产、工业、交通、建筑、农业及渔业、废弃物处理、公共事业。其中工业领域包括了电子数码产品、显示器、汽车、半导体、水泥、机械、石化、炼油、造船、钢铁十个行业。与EUETS相比,未纳入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但增加了服务业(建筑、废弃物处理)、农业及渔业、轻工业。
(七)美国区域温室气体计划(RGGI)
只包括电力行业。
(八)魁北克的限额交易
覆盖的行业包括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发电、供热、电网、热网)、采矿业、石油加工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造纸和纸制品业等五大行业。
四、覆盖对象的门槛标准
(一)欧盟温室气体排放交易机制(EU ETS)
两种门槛标准:①容量门槛:20MW的燃烧设施;②产能门槛:钢铁行业(每小时产量2.5t以上)、水泥行业(熟料为原料每天产量500t以上或石灰石及其它为原料每天产量50t以上)、玻璃行业(每天产量20t以上)、陶瓷及制砖行业(每天产量75t以上或砖窑体积超过4m3且砖窑密度超过300kg/m3)、造纸行业(每天产量20t以上)、石棉(每天产量20t以上)。
(二)美国加州碳交易机制
排放量门槛:年排放量超过2.5万吨二氧化碳当量。
(三)澳大利亚碳价格机制
排放量门槛年排放量超过2.5万吨二氧化碳当量。
(四)新西兰碳交易市场
三种门槛标准:①排放量门槛:利用地热发电和工业采热温室气体排放超过每年4000吨;②产能门槛:每年开采2000吨煤以上;③能耗门槛:燃烧1500吨废油发电或制热;每年购买25万吨煤或2000TJ天然气以上的能源企业。
(五)东京都碳排放总量控制和交易体系
能耗门槛:年能耗超过1500公升原油当量(相当于1846kg标准煤)。
(六)韩国碳排放市场
排放量门槛:单个设施每年排放超过2.5万吨二氧化碳当量,或具有多个设施的企业每年排放超过12.5万吨二氧化碳当量。
(七)美国区域温室气体计划(RGGI)
容量门槛:25MW的发电设施。
(八)魁北克的限额交易
未检索到。
五、覆盖范围的确定原则
从世界8个主要国家和地区碳市场的发展经验来看,确定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的覆盖范围应考虑以下两方面原则:
(一)参与方原则,需要具体考虑
排放特征:与国家或地区的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有很大关系,涉及到覆盖温室气体的种类、排放类型和行业范围。
数据基础:考虑关键数据是否可获得以及数据的准确性。
减排潜力:建立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的目的是深度挖掘不同行业的减排潜力,并通过市场机制实现这些减排潜力。
减排成本:考虑碳排放的价格以及减排成本,分析对相关企业生产成本的影响,并与自上而下的模型研究对接,进一步分析对国民经济的影响。
(二)管理者原则,需要具体考虑
政策协调:主要指与国家或地区已的节能、低碳发展及环保等政策措施相协调。
管理成本:管理机构的监督成本、交易成本等。
避免泄漏:考虑碳价的传导途径以及主要用能设施间的可替代性,避免碳排放从交易体系覆盖范围之内向体系之外转移。
六、对我国碳排放权交易体系覆盖范围的建议
(一)气体种类和排放类型
全国ETS建设初期仅包括CO2和HFC23。CO2我国最主要的温室气体,占全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80%左右。HFC23是HFC22生产过程的副产品,我国仅有少数大型企业从事HFC22生产,这些企业大都具有参与清洁发展机制(CDM)国际合作的经验,排放数据易于监测。
具体的排放环节包括:
1、化石燃料燃烧导致的CO2排放:约占全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72%。
2、过程排放:具体包括钢铁生产CO2排放、水泥生产CO2排放、玻璃生产CO2排放、石油加工CO2排放、化工生产CO2排放、HFC22生产过程的HFC23,约占全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8%―10%。
3、外购电、热所对应的排放:与统计制度、节能政策、企业核算与报告指南的一致性,将此部分排放计入消费侧。我国目前电力、热力价格不能向下游用户传导,工业锅炉等通用设备可以实现煤改电、气改电,或通过外购热力代替自有锅炉供热,因此如果不覆盖外购电、热所对应的排放较易造成ETS体系内外的碳泄漏。
(二)排放源边界
与统计制度接轨,与已有节能和碳排放控制政策协调,覆盖企业(法人)边界。可操作性较强:
企业法人统计制度,主要能源和原材料的消耗有相关发票或凭据进行交叉核对,较容易解决数据缺失问题。
企业的生产系统由主要生产系统、辅助生产系统、附属生产系统三部分组成,覆盖企业边界有助于挖掘辅助生产系统和附属生产系统的节能减碳潜力。
企业实施精细化管理,在各种生产设施之间实现成本有效的节能和碳排放控制。
(三)覆盖行业和门槛
可参考欧盟经验分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2015―2020年):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发电、电网、供热)、石油加工(炼油)、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含HFC22生产)、非金属矿物制品业(水泥生产、平板玻璃生产、陶瓷生产)、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钢铁生产)、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铝冶炼、镁冶炼、其他常用有色金属冶炼)、造纸和纸制品业、民航业年能耗1万吨标准煤或年温室气体排放量2万吨二氧化碳当量的企事业单位,以及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重点排放单位纳入交易体系;其余2010年温室气体排放达到1.3万吨CO2_eq,或2010年综合能源消费量达到5000 tce 的法人单位,按照《关于组织开展重点企(事)业单位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工作的通知》(发改气候〔2014〕63号)要求,核算和报告本单位温室气体排放情况。
篇7
自2005年《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以来,减少碳排放已经成为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重要议题。而碳泄漏问题又是目前碳减排体系中的核心问题。国内外学者对这一问题给予了大量关注。本文回顾了以往研究,从碳泄漏的概念及测算、碳泄漏的产业影响三个方面对以往研究进行了总结。目前针对碳泄漏影响及解决措施的研究依然集中于发达国家视角,对发展中国家应对碳泄漏的研究还需进一步深入。
1.碳泄漏的概念及测算
1.1碳泄漏的概念及产生机制
随着以《京都议定书》为标志的气候变化政策国际体系的建立,欧盟国家等发达国家先后制定了减少碳排放的政策。这些政策涵盖了政治、经济、环境等诸多方面。目前,“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已经成为《京都议定书》缔约国的共识,不同国家或地区在减排义务、环境政策以及制度安排上的均存在差异。这些差异是否会对气候变化政策的效果产生消极影响成为学界研究的重点。
碳泄漏,是指在单边气候政策下,减排国家的气候政策会导致没有减排承诺国家碳排放量的增加的效应(Manne A,Richels R.G.(2000),Onno Kuik(2001))。目前来看,这一概念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认可,被大量研究所应用。
综合已有研究可知,地区间气候政策差异造成的碳排放价格差是碳泄漏产生的根本原因,经济结构、贸易模式、关税水平、资本流动性以及技术扩散等都会对碳泄漏产生影响(Steffen Kallbekken,Line S.Flottorp,Nathan Rive 2007)。
碳泄漏在传导机制上可以分为贸易和投资两条途径。具体来看可以分为以下三点:
碳排放价格差异通过化石燃料贸易传导机制产生碳泄漏。由于《京都议定书》限制了附件B国家的碳排放,化石燃料在不同国家间会产生价格差异,导致附件B国家的化石燃料消费下降,碳排放下降;非附件B国家的化石燃料消费增加,碳排放上升,产生直接的碳泄漏。如Gerlagh and Kuik (2007)指出,化石燃料价格的下降会引起非减排国家对能源产品需求的增加。
碳排放价格差异通过碳密集型产品贸易的传导机制产生碳泄漏。由于碳排放价格会影响碳密集型产品的价格,减排政策必然会导致发达国家在产品贸易结构上产生变化,导致具有较低排放成本国家中间产品需求上升,从而在这些国家引起碳泄漏。Glen and Edgar (2008)将此种碳排放称为“弱碳泄漏”(weak carbon leakage)。EIHot (2010)认为国际贸易使得未征收碳税国家的碳密集产业竞争力增强、出口增加进而碳排放增加。
通过碳密集型产业转移引起的碳泄漏。附件B国家的温室气体减排措施,带来的成本差异会导致能源密集型产业的转移,显著增加东道国的碳排放量,从而造成碳泄漏。如Mustafa H.Babiker(2005)认为,OECD国家的温室气体减排措施,会显著增加离岸能源密集型产品的生产。
1.2 计算碳泄漏率的模型研究
随着对评估碳泄漏风险的研究进一步深入,国外很多学者发现很多碳密集性产业确实面临碳泄漏风险,因此,学术界开始思考能否找到一个具体的数值来计算碳泄漏风险,于是碳泄漏率这个指标就产生了。
Alessandro Antimiani,Valeria Costantini,Chiara Martini,Luca Salvatici,Maria Cristina Tommasino(2013)使用的碳泄漏率为由减排国家的国内减排措施所导致的非减排国际的二氧化碳的排放量的增加。即为由减排国家所获得的二氧化碳含量的减少的体积的绝对值的所占的百分比。采用GREEN模型之后,得出的碳泄漏率为5%,而G-Cubed模型得出的碳泄漏率为8%,GTEM模型得出的碳泄漏率为9%,Gemini-E3模型得出的碳泄漏率为11%,WorldScan模型得出的碳泄漏率为14%,MS-MRT模型得出的碳泄漏率为26%,MERGE4模型得出的碳泄漏率为34%。Babiker与Jacoby使用了EPPACGTAP模型之后,发现全球碳泄漏率为6%。
Onno Kuik,Marjan Hofkes(2009)指出,碳泄漏率被定义为: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由国内碳减排措施所引起的,或者年均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量占欧盟年均二氧化碳减排量的百分比。该文献在通过模型计算碳泄漏率方面涉及的较少。
Terry Barker,Sudhir Junankar,Hector Pollitt,Philip Summerton(2007)认为,碳泄漏率的计算公式为采取减轻碳排放措施的国家或地区以外的地方的CO2排放的增加量除以这些国家和地区的CO2排放的减少量。作者通过使用静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之后,得出碳泄漏率在5-20%范围内;然而在使用动态M3ME模型之后,得出碳泄漏率的水平很低,甚至为负。
Steffen Kallbekken,Line S.Flottorp,Nathan Rive(2007)引用前人研究认为碳泄漏率在5%-20%之间,一些研究认为碳泄漏率甚至超过100%。
根据1996年的IPCC(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二次评估报告(SAR)显示,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行为的世界模型所计算的碳泄漏率变动范围很大,接近0-70%。而TAR(第三次评估报告)(IPCC,2001)显示,碳泄漏率的范围缩小为5-20%。
Paltsev (2001)基于1995年的数据,用GTAP-EG模型(静态全球均衡模型)分析1997年京都议定书的影响。他宣称碳泄漏率是10.5%,根据聚集,贸易弹性和资金流动性的不同的假设,碳泄漏率的波动范围是5-15%,
综合以上的研究,大致可以发现这些文献的一些研究特征。不同学者采用的模型不同,得出的碳泄漏率不同。CGE模型和GTAP模型以及它的扩展模型的使用程度相对更多一些。碳泄漏率对于模型的设定是很敏感的,稍微改变一个条件,得出的结论可能就相差很大。
2.碳泄漏对中国碳密集产业的影响
赵玉焕、范静文和易瑾超(2011)经过对中欧贸易指标的分析后发现,碳泄漏进一步强化了我国粗放式的贸易增长方式和“碳密集型产品生产大国”的角色,这对于我国应对环境和资源的负荷、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升国际分工的地位和竞争力以及应对国际气候谈判与减排压力都是极为不利的。张学贵,何海燕(2013)运用ADF平稳性检验、Johansen协整检验、多元回归分析等方法检验了碳泄漏对碳密集型产业进出口贸易额的影响,研究发现碳泄漏进一步强化了我国粗放式的贸易增长方式和“碳密集型产品生产大国”的角色。
从上述文献可以看出碳泄漏对中国碳密集型产业的贸易效应产生了负面影响,这对于我国应对环境和资源的负荷、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升国际分工的地位和竞争力以及应对国际气候谈判与减排压力都是极为不利的。(作者单位:北京工商大学)
参考文献:
[1].Stephanie Monjon and Philippe.A border adjustment for the EU ETS reconciling WTO rules and capacity to tackle carbon leakage[J].Climate Policy Volume 11,Issue 5,2011
[2]Alessandro Antimiani,Valeria Costantini,Chiara Martini,Luca Salvatici,Maria Cristina Tommasino.Assessing alternative solutions to carbon leakage[J].Energy Economics Volume 36,March 2013,PP 299C311
[3]Alain Bernarda & Marc Vielle.Assessment of European Union transition scenarios with a special focus on the issue of carbon leakage[J].Energy Economics Volume 31,Supplement 2,December 2009,PP S274CS284
[4]Terry Barker,Sudhir Junankar,Hector Pollitt,Philip Summerton.Carbon leakage from unilateral Environmental Tax Reforms in Europe 1995C2005[J].Energy Policy Volume 35,Issue 12,December 2007,Pages 6281C6292
[5]Corrado Di Maria & Edwin van derWerf.Carbon leakage revisited unilateral climate policy with directed technical change[J].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 February 2008,Volume 39,Issue 2,pp 55-74
[6]Shiva Sikdar and Harvey Lapan.Carbon leakage the role of sequential policy setting[J].IOWA STATE UNIVERSITY Working Paper No.10004 February 2010
[7]Thomas Eichner & Rüdiger Pethig.Carbon leakage,The green paradox,and Prefect future markets[J].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Volume 52,Issue 3,pages 767C805,August 2011
[8]Steffen Kallbekken,Line S.Flottorp,Nathan Rive.CDM baseline approaches and carbon leakage[J].Energy Policy Volume 35,Issue 8,August 2007,Pages 4154C4163
篇8
关键词:低碳金融;低碳经济;赤道原则
中图分类号:F83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0)11-0018-04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0.11.04
一、低碳金融的界定及相关研究进展
所谓低碳金融,是指服务于低碳经济发展的金融活动,包括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所涉及到的技术和项目等提供直接投融资、碳排放权及其衍生品的交易,以及其他相关的金融中介活动。它的兴起与发展低碳经济直接相关,起源于两个重要的国际公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2)和《京都议定书》(1997)。那些与发展低碳经济相关的金融政策、金融创新及其市场活动等都可称为低碳金融。对低碳金融的研究和理解是逐步发展的,与低碳金融相接近的研究是关于环境金融或者说绿色金融的研究。
环境金融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已出现,主要以如何提高环境质量和应对环境挑战等为研究重点,它标志着现代工业社会解决过去所产生的环境问题的方式和方向发生了根本转变。但其概念一直至1997年才得以提出。在此之前,世界各国政府、国际组织、金融机构以及非政府组织在环境保护领域进行了多种尝试,取得不少经验。同时一般都认为环境及其产业所提供的产品都属于公共物品,总体上需要财政融资[1]。由于环境金融相关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对其定义还有很多不同观点,比如,Sonia Labatt和 White Rodney(2002)在其著作《环境金融:环境风险评估和金融产品指南》中指出:环境金融是提高环境质量、转移环境风险的融资行为或过程[2]。Eric Cowan(1999)对环境金融的定义为:环境金融是环境经济和金融学的交叉学科,探讨如何融通发展环境经济所需资金。作为环境经济的一部分,环境金融能够从发展环境经济中受益。这些研究尽管观点不是完全一致,但原因是相同的,都源于近年来环境的恶化。环境的恶化迫使整个社会面临越来越严峻的挑战,金融业也不例外。在这种情况下,国外逐步把环境问题引入到金融研究之中[3]。Jose Salazar(1998)对环境金融的功能进行了研究,认为应当寻求保护环境的金融创新[4]。如今,在一些发达国家,环境金融已经成为学术研究和发展循环经济实践的新领域,更为低碳金融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
二、国际低碳金融的发展现状
低碳金融的理论基础和传统金融是一致的,只不过低碳金融更强调金融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更加关注金融与环境的关系,更加注重通过金融手段来改善环境。目前,低碳金融的国际发展现状主要表现为建立赤道原则、重视绿色金融产品创新,以及清洁能源机制的蓬勃发展。
(一)制定助推低碳经济的国际准则:赤道原则。
赤道原则(the Equator Principles,简称EPs)是由世界主要金融机构根据国际金融公司和世界银行的政策和指南建立的,旨在判断、评估和管理项目融资中的环境与社会风险的一个金融行业基准准则。赤道原则正式形成于2003年,但它的起源应该回溯至2002年10月,由荷兰银行和国际金融公司在伦敦主持召开的一个金融会议。会议决定在国际金融公司的保全政策的基础之上创建一套项目融资中有关环境与社会风险的指南,这个指南就是赤道原则。2003年2月,发起银行公布赤道原则并征询意见,又根据这些意见做了修改。2003年6月,花旗银行、巴克莱银行、荷兰银行和西德意志州立银行等10家国际领先银行宣布实行赤道原则;随后,汇丰银行、JP摩根、渣打银行和美洲银行等世界知名金融机构也纷纷接受这些原则。
赤道原则的确立是针对国际项目融资的环境与社会风险的最低行业标准,其适用的项目金额在1000万美元以上,涉及制造业、化工、能源、基础设施等62个行业,内容不仅涵盖环境保护,还包括健康、安全和文化保护等方面的标准,而其蓝本取材于国际金融公司(IFC)的《社会和环境可持续性政策和绩效标准》及《行业特定环境、健康和安全导则》。根据IFC的政策,金融机构保证在其项目融资业务中充分考虑社会和环境问题,将项目按照高、中、低级环境和社会风险分类,只有在项目发起人能够证明在执行项目过程中对环境问题负责时,方可对项目提供资助。
与传统金融相比,赤道原则完全革新银行项目融资方面的信贷理念,并涉及相关制度体系与信贷流程的再梳理。截至2009年3月,全球五大洲一共有67家世界大型金融机构接受了赤道原则。其中,IFC扮演的角色就是筹集专项资金无偿用于促进世界各国的节能和环保。赤道原则金融机构遍布全球,占全球项目融资市场的90%以上。“绿色保险”“、绿色资本市场”领域的绿色金融产品创新和绿色金融业务近年来在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发展势头十分迅速。赤道原则的信贷理念与低碳金融的实质不谋而合。
(二)建立促进国际减排的碳交易机制:清洁发展机制和碳交易市场
1.国际“碳交易”市场的诞生直接源于《京都议定书》的国际履约
世界上以法律约束力来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国际条约《京都议定书》于1997年12月在日本京都通过,2005年2月正式生效,成为引发低碳经济理念形成和国际“碳交易”市场诞生的动因。《京都议定书》成功之处在于以下几点:一是规定“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即综合历史和发展水平等因素,发达国家应首先承担二氧化碳减排的责任,而发展中国家暂时不承担减排责任;二是明确全球温室气体的二氧化碳当量排放总量在2008―2012年(第一个承诺期),在1990年的基准上至少减少5.2%;三是架构了二氧化碳减排的国际合作机制,即温室气体减排“三机制”:联合履行(Joint Implemented,JI)、清洁发展机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CDM)和“碳减排”贸易(Emission Trade,ET)。三种域外减排和减排额交易,使发达国家可与发展中国家合作取得“碳减排”的抵销额,以低成本获得“碳减排”配额,缓解发达国家的减排压力,以履行《京都议定书》规定的减排义务。碳减排的国际履约协议直接推动了高碳经济向低碳经济的转变[5]。
随着《京都议定书》生效,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市场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和扩张,逐渐成为全球贸易中的最新亮点。从2005年至2006年仅仅一年间,市场规模就从近100亿美元迅速攀升至220亿美元,而2007年的交易量比2006年又有成倍的增长。具体数值参见表l。而随着全世界都意识到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重要意义后,全球碳(排放权)交易的发展空间越来越大。
2.基于碳金融产品的金融创新活动加速碳交易市场的形成
目前,国际金融机构提供的碳金融产品和服务包括以下几种:一是碳交易,欧洲一些活跃的银行建立碳交易柜台,提供买卖经纪、风险管理和交易操作等服务;二是基于碳排放额度的金融衍生产品,金融机构开发碳排放额度的远期、互换、期权、额度抵押贷款等产品,为客户提供避险工具及融资服务;三是碳排放额度保管服务,一些银行为客户提供碳排放额度保管、账户登记和交易清算服务;四是碳基金,碳基金专门为碳减排项目提供融资,包括从现有减排项目中购买排放额度或直接投资于新项目,这类基金包括国际多边援助机构受各国或地区委托所设立的碳基金。金融机构设立的盈利性投资碳基金政府双边合作碳基金及一些自愿进行减排的基金等[6]。
三、我国的现实选择
随着我国碳减排交易市场的快速发展,与碳减排交易挂钩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将日益丰富,亟待各级主管部门逐步理顺相关政策和机制,为推动适合我国国情的“低碳金融”市场逐步兴起和蓬勃发展创造更为有利的环境和条件。根据近几年的实践,相关政策和机制还应做相应的调整与完善。
(一)把我国金融业发展低碳金融的基本准则定位于“赤道原则”
赤道原则对于银行业而言,它第一次把项目融资中模糊的环境和社会标准明确化、具体化,使整个银行业的环境与社会标准得到了基本统一,有利于平整游戏场地,也有利于形成良性循环,提升整个行业的道德水准;对单个的银行来说,接受赤道原则有利于获取或维持好的声誉,保护市场份额,也有利于良好的公司治理和对金融风险科学、准确的评估,同时也能减少项目的政治风险;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可以使环境与社会可持续发展战略落到实处,赤道银行客观上成为保护环境与社会的私家人,通过发挥金融在和谐社会建设中的核心作用,可以使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等达到真正的和谐。因此,我国金融业应积极顺应国际潮流,结合实际逐步采纳赤道原则。目前,中国兴业银行已经采纳了赤道原则,为把我国金融业发展低碳金融的基本准则定位于“赤道原则”迈出了第一步。
(二)成立和完善碳减排环保基金
我国在2005年10月出台的《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管理办法》明确规定,中国政府将从氟化烃(HFCS)、氧化亚氮(N2O)减排项目的收益中拥有65%和30%的份额用来建立清洁发展机制基金,支持国家在优先领域实施应对气候变化的活动,为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提供持续和稳定的支持。实际上,国家还应通过多种方式,比如设立环境税(碳税)或财政收入划拨或向中央银行申请再贷款的方式,成立和完善“环保低碳专项基金”,专门用于环境保护事业以及对环境污染重大事件的受害人进行赔偿。各级地方政府也应同样设立类似的低碳绿色专项基金,同时鼓励基金管理公司专门投资于能够促进环境保护、生态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的共同生态基金,这是兼具生态商机和生态效率的朝阳性金融投资领域。从国外的经验来看,碳基金一般投资于气候变化相关项目与活动,推动了气候变化保护项目,促进了先进技术,尤其是环保技术的进步和扩展。随着节能减排的推进和低碳产业的发展,该类基金的投资目标将更加合理,通过碳基金将促进找出新的节能技术和低碳技术(也包括产品、过程和服务),评估其减排潜力和技术成熟度,鼓励技术创新,开拓和培育低碳技术市场,以促进长期减排。
(三)搭建既符合国际准则又符合我国特质的碳交易平台
温室气体排放量是有限的环境资源,也是国家和经济发展的战略资源。中国应借鉴国际经验,进一步研究探索排放配额制度和发展排放配额交易市场,着力加强CDM市场的培育和发展,通过金融市场发现价格的功能,调整不同经济主体利益,鼓励和引导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有效分配和使用国家环境资源,落实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通过市场各主体的共同努力,实现碳掉期交易、碳证券、碳期货、碳基金等各种碳金融衍生品的金融创新,助力低碳经济迅速成长。
(四)努力引导金融机构积极开办CDM项目金融服务
CDM是国际上开展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减排项目,是市场化解决气候变化的理想机制。金融机构要积极参与到国际碳金融市场操作,应加强与国际专业机构合作,为国内减排项目提供CDM项目开发、交易和全程管理实施的一站式金融服务。比如,为国内相关企业提供融资、咨询、方案设计等金融服务;协助CDM项目业主选择具有良好的交易记录和履约能力的买家;为CDM项目业主提供并锁定合理的CER(Certification Emission Reduction,核证减排量)报价,帮助企业实现最佳收益,为我国企业参与碳交易增强话语权。同时,金融机构本身应在境外设立投资公司,主动参与到国际碳市场交易以及参与碳基金、投资碳市场等。
参考文献:
[1]张伟,李培杰.国内外环境金融研究的进展与前瞻[J].济南大学学报,2009(2):5-8.
[2]Sonia Labatt,White Rodney R.Environmental Finance:
A Guide to Environmental Risk Assessment and Financial Products[M].New York:John Wiley and Sons,Inc 2002.
[3]Eric Cowan. Topical Issues In Enviromental Fiyance,
Research Paper was Commissioned by the Asia Branch of the Canadia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gency(CIDA).1999.
[4]Jose Salazar.Environmental Finance:Linking Two World[J].Slovakia,1998.
篇9
关键词:碳交易机制 清洁发展机制(CDM)二氧化碳排放
一、碳交易政策文献综述
碳交易是为抑制全球二氧化碳排放而采用的一种市场机制。联合国气候委员会制定的《京都协议书》中,认为市场机制是促进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减排的新路径,即将二氧化碳排放权当成一种商品,形成二氧化碳排放权的交易,简称碳交易。碳交易市场就是交易碳排放权,碳排放权指对碳资源的限量使用权,排放权的思想来源于经济学家对环境问题的分析,Dales在其《污染财产与价格》中首次提出了排放权交易(Emissions-Trading Program)的设计。排放权交易机制借助其市场机制的自由性,相比碳税制度能更迅速的通过调整生产决策和要素需求应对要素价格变动而产生的减排成本冲击。排放权交易制度设计上,Gunasekera和Cornwell(1998)认为,制定排放权交易制度,应考虑以下因素: (1)产品的定义(污染物的种类、排污许可期限、排放问题、排污因子);(2)市场中强制性和自愿性两种参与者;(3)排放权分配(包括拍卖和免费);(4)行为管理,落实环境政策的强制执行、排污情况的监督、排污企业许可证的核查等;(5)市场问题等。Alexeeva-Talebi and Anger(2007)指出,如果ETS与CDM等低成本的交易机制结合实施,企业获得的排放许可的成本将降低,那么即使总量控制设计得非常苛刻,也不会达到实际的减排效果,但对国内企业和经济而言,是一个好的方案。Bohringer等(2009)分析表明,如果ETS的排放总量限制过于宽松,那么,对不在ETS限制内的部门更加不公平。
二、碳交易政策的概念
碳交易,即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也称之为碳减排购买协议、购买合同,是为减少全球二氧化碳排放所采用的市场机制。它的基本规则是,合同双方通过买卖协议,达成买卖温室气体减排额的交易,买方购买的减排额可以用于减缓温室效应,从而抵消其减排配额。现今全球对生态平衡和气候变化日益关注,为了减少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比例,保护环境,各国也相继倡导低碳经济的实行,制定了减排目标并设计了具体的减排政策,碳交易机制就是政策之一。
三、 国际碳交易机制的规则及发展
1.碳交易市场的类型与交易品种
表2.1 世界碳市场上的交易品种及其含义
如表2.1所述,《京都议定中》中所规定的减排指标有两种,第一是由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合作由发展中国家企业开发的清洁发展机制项目中产生经认证的减排单位(CERs)。还有就是发达国家之间合作产生的联合实施(JI)项目。这两个减排指标附件一中任意国家可向附件一中其他国家购买用以抵消本国的减排额度。排放权额度将通过国家登记的转让或买进被跟踪与记录。
2.碳交易市场规模
表2 .2 世界碳市场规模和市值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碳交易市场动态研究2009
如表2.2所表述,从年份看,自2005年发展碳交易市场以来,全球碳交易市场每年的交易量和交易额几乎以成倍的速度增长。其中,欧盟碳交易市场和清洁发展机制一级、二级市场份额最多,每年的交易额与交易量都占全球市场比例的90%以上,以欧盟交易市场的交易量最大,占全球交易量比例的60%以上,其次就是清洁发展机制CDM一级、二级市场,占全球交易比例的30%左右。
四、中国碳交易市场研究
由于我国现行的碳交易机制以清洁发展机制为主,而欧盟排放体系则是全球规模最大、实施最全面、最具参考价值的排放机制,因此我们有必要深入研究其排放体系具体的构建情况及其机制。
自2005年欧盟设立配额交易市场以来,全球碳交易量急速增长,国际组织、企业、政府、金融机构等都对碳交易青睐有加,碳交易市场的容量迅速扩充,参与主体数量不断增长。
中国近年来,随着国际国内对碳交易市场的重视,也在积极开展清洁发展机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CDM),现已成为清洁发展机制一级市场全球的最大供给方。中国政府对CDM国际合作项目的发展与实施非常支持,在国内管理规则的制定与气候变化公约的谈判方面做出了许多成绩。2005年10月12日,《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办法》由科技部、外交部、财政部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共同出台,其中规定,中国政府获得由CDM企业实施项目中转让温室气体减排量获得的部分收益。氢氟烃(HFC)和全氟烃(PFC)类项目,国家获取65%;植树造林项目、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等重点项目,国家获取2%的收益。虽然自2005开始,中国一直是全球CDM一级市场的领头羊,但中国却至今未获得碳交易价格的说话权,中国的CERs出售价格在业内一直处于绝对的价格弱势地位,甚至低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更加低于全球CDM二级市场的均价和全球配额交易市场均价。
参考文献:
[1]European Commission,EU Action Against Climate Change: EU Emissions Trading―An Open Scheme[M].2005
篇10
【关键词】 低碳经济 低碳城市 城市病 低碳城市指标 政策建议
一、引言
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和资源节约环境保护型的生产方式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而由化石燃料过度消耗所导致的全球变暖危害了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及能源、水资源和粮食安全,甚至威胁到人类的生存。CO2的排放对温室效应的贡献最大且占到了55%(陈滨,2005),“低碳经济”的研究也成为了新趋势。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虽然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但高投入低效率的粗放型增长方式换来的代价是高污染,高消耗等一系列资源环境问题。根据IEA(2009)的统计数据,2007年中国消费化石燃料而排放的CO2已经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CO2排放国(王锋等,2010)。如果继续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不仅不符合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提升产业结构的战略要求,对于国际减排的承诺和国际形势也是不允许的。
二、文献综述
在国内建设两型社会和十二五规划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背景下,国内学者也正日益关注低碳经济的建设。国内对低碳经济的研究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低碳经济的内涵和政策建议
宋德勇、卢忠宝(2009)抛弃了传统的主要依靠行政手段的政策,提出了以市场为导向的新的发展低碳经济的工具。
2、碳排放因素分析
查冬兰(2008)得出我国28个省区1995—2005年间能源利用效率(用总能源消费量比GDP衡量)存在趋同现象,能源强度对地区间人均CO2排放的差别贡献最大;穆海林等(2002)估算了4个地域(巨大都市、大都市、中小城市和农村)的能源消费和碳排放量,也认为能源密集型企业是城市化经济增长过程的主要源头。王锋等(2010)把中国能源消费的CO2排放增长率分解为11种驱动因素,并表明CO2排放量增长的最大正向驱动因素为人均GDP达到15.82%,而CO2排放量下降的主要驱动因素是工业部门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
3、碳税
姚昕、刘希颖(2010)得出我国最优碳税是一个动态的渐进过程——随着经济增长,经济社会承受力不断提高,最优碳税额逐渐上升。笔者用CGE模拟还发现开征碳税有利于减少碳排放、提高能源效率和调整产业结构。
4、中国二氧化碳的环境库茨涅茨曲线研究
林伯强(2009)得出中国二氧化碳库兹涅茨曲线的理论拐点对应的人均收入是37170元,即2020年左右,但实证预测表明,拐点到2040年还没有出现。
上述研究对于如何实现低碳经济并无一个具体的方案或切入点,都只注重某个片面。实现低碳经济是一个长期的目标、一项复杂的工程,需要我们详细规划、坚持执行和全方位、全社会全民的共同努力。本文以构建低碳城市为促进低碳经济革命的出发点,并辅之以其他配套的制度建设和政策建议,提出了对构建低碳经济的看法。
三、低碳经济战略路径:先行低碳城市
以城市为研究对象讲述低碳经济的原因有三:农村工业少,能源需求少进而污染排放低,另一方面农村环境绿化好,因而碳汇(对碳的吸收)高;城市是我国二氧化碳排放的主力军,对于全国有一定的代表性;利用全国的数据可得性和易处理性。
1、低碳经济——对当前经济发展方式的“革命”
“低碳经济”的概念最早由英国政府在2003年发表的《能源白皮书》中提出,“低碳经济是通过更少的自然资源消耗和更少的环境污染,获得更多的经济产出;低碳经济是创造更高的生活标准和更好的生活质量的途径和机会”。国内外不少学者给出了自己的理解和定义,本文将低碳经济定义为一种资源利用效率高、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的经济发展方式,是一种对中国改革开放前30年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的革命——它抛弃传统的“先污染后治理”的工业发展模式,而是走一条新型的环境友好型的生态经济路线。
2、高碳城市的现状
(1)能源强度高。能源强度,指每单位GDP能耗。能源强度的高低直接说明一国经济发展的效益以及能源利用的效率的高低。数据显示我国经济发展效益较几个主要发达国家相比是最低的,这足以说明我国30年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和工业化是以高能耗高碳排放为代价。
(2)能源结构不合理。这里能源消费结构不合理指的是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总量的比例较小,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化石能源的消费,而化石能源具有高污染特性和资源的不可再生性。因此,这种能源消费结构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碳减排,同时必将导致城市工业的高碳化。
1978年至今,化石燃料在总的能源构成中占绝大部分比例,尤其是,煤炭占比一直在70%左右,而清洁和可再生的非化石燃料一直在能源消费中只占很小的比例。我们把煤炭、石油、天然气、水电核电及其他清洁可再生能源的碳排放系数分别假设为0.7329、0.5574、0.4226和0.00,单位是每一万吨标准煤所排放的二氧化碳的吨数。因此,化石燃料作为一种碳氢化合物是排放二氧化碳造成温室效应的罪魁祸首,而由于清洁能源所占比例甚少,对于抑制碳排放收效甚微。
- 上一篇:职业病危害防治培训总结
- 下一篇:生态环境建设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