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减排实施方案范文
时间：2023-12-22 17:48:42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碳减排实施方案，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氨氮 减排 “十二五”
氨氮是控制水体含氮有机物污染和保护水生态系统的一个关键水质指标。氨氮成为“十二五”减排新的约束性指标，是改善水环境质量的必要举措，同时也是污染减排工作的难点。
近年来，我国的水质污染状况悄然发生变化。氨氮成为长江的首要污染物，同时也是黄河、珠江、松花江、海河和辽河的主要污染物，对氨氮的控制成为改善水体水质的关键。
一、氨氮的危害和来源
与COD一样，氨氮也是水体中的主要耗氧污染物，氨氮氧化分解消耗水中的溶解氧，使水体发黑发臭。氨氮中的非离子氨是引起水生生物毒害的主要因子，对水生生物有较大的毒害，其毒性比铵盐大几十倍。在氧气充足的情况下，氨氮可被微生物氧化为亚硝酸盐氮，进而分解为硝酸盐氮，亚硝酸盐氮与蛋白质结合生成亚硝胺，具有致癌和致畸作用。同时氨氮可增加水体富营养化发生的几率。
水中氨氮主要来源于生活污水中含氮有机物受微生物作用的分解产物、某些工业废水以及农业源。我国氨氮排放量远远超出受纳水体的环境容量、污染负荷压力大是造成目前地表水体氨氮超标的最主要原因。“十二五”期间，我国经济仍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污染物排放增量压力巨大，氨氮排放量大与环境容量相对不足的矛盾仍难以得到根本缓解。
二、“十二五”期间有效减少氨氮排放的方式和途径
1.完善氨氮的排放标准，促进氨氮污染防治水平提升
我国目前有26个现行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对氨氮的排放规定了控制标准值，目前现行国家和地方有关氨氮的排放标准中，年代较早的标准，其氨氮控制要求已不能满足当前环境管理工作要求；而最近几年的地方标准基本可以满足环境管理工作要求。应根据现有工业企业氨氮达标排放标准低的状况，完善国家环境质量标准体系，加大行业型污染物排放标准工作制订力度，缩小综合型污染物排放标准适用范围，对实施时间较长的排放标准进行全面复审和修订，提高氨氮排放控制要求，提高工业氨氮治理水平。
考虑到工业企业废水处理设施实际进水氨氮浓度很高，很多企业面临氨氮达标困难，应基于技术经济可行性提出“提标升级”要求，既要体现对水体水质的要求，又要考虑各行业实际的经济承受能力和处理水平。通过“提标升级”，促进企业升级改造，工业氨氮排放水平有望进一步降低。
2.推进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和升级改造，大幅度强化氨氮削减作用
由于进水量变化大、工业废水影响、进水固体悬浮物浓度高等因素，我国污水处理工艺氨氮去除效果不理想。绝大部分污水处理厂缺乏控制氨氮的有效手段，硝化效果基本依赖于季节的自然更替，部分污水处理厂提高硝化措施仅是简单地减少排泥或增加曝气量，远未达到优化运行效果。一些老污水处理厂在建设之初未考虑硝化功能，只有简单的COD去除功能，出水氨氮较高。这些污水处理厂的曝气池容积较小，达不到硝化所需的泥龄要求；沉淀池容积偏小，无法适应硝化所需的高污泥浓度；曝气设备能力较低，达不到硝化所需的供氧量。
通过污水处理厂COD减排协同效应并升级改造强化生活源氨氮去除效率，可有效地减少氨氮排放。一方面深挖潜力，注重提升现有设施负荷率和运营水平。根据流域水质的情况，有条件改造的，继续分期分批在城市污水处理厂中增加脱氮除磷功能；排入封闭式水域及对近岸海域水质有直接影响的地区污水处理厂，应选有强化除磷脱氮功能的处理工艺，鼓励新建污水处理厂将去除水中总氮作为控制污染指标之一；负荷率低的，完善污水收集管网，通过管网改造提升等措施提升负荷率。另一方面全面启动县县污水处理厂建设工作，推进农村分散式污水处理设施建设，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建设农村分散式污水处理设施。
3.以重点行业为抓手，加大工业结构调整力度，加强工业污染治理
氨氮污染排放的污染结构性问题突出，化工、有色、石化、农副食品、纺织等8个行业氨氮排放量占工业排放总量的85.9%。化工行业是氨氮的主要排放行业，占工业企业氨氮总排放量的40%以上，其次为造纸、食品加工、纺织、黑色冶金、石化等行业，具有高氨氮废水排放的工业行业主要有炼油、化肥、无机化工、农药、铁合金、玻璃制造、食品和饲料生产等。此外，养殖场排出的废水和垃圾填埋场产生的垃圾渗滤液等废水中氨氮含量也很高。重点抓住化工、有色、石化、农副食品、纺织等重点行业，可以有效控制工业氨氮排放总量。
按照先控制新增量后削减存量的顺序，首先，在项目审批阶段严格环境准入标准，合理控制行业发展速度和经济规模，在源头污染物增量环节多做“减法”，控制氨氮污染物新增量；其次，严格执行国家产业政策，加大工业结构调整力度，对重点行业、重点流域依法实行强制清洁生产审核，对达不到清洁生产水平的应予以关闭和淘汰；第三，抓好企业末端治理，加强污染治理设施的运行监管，确保工业企业实现全面稳定达标排放。
4.多管齐下，综合试点，大力防治农业源污染
要从根本上缓解氨氮污染问题，必须把主要农业源氨氮污染物逐步纳入控制。农业源将是“十二五”水污染防治需要攻坚克难的重点领域。
现阶段农业源治理应以规模化畜禽养殖等为重点，落实各项管理制度和政策措施，开展规模化畜禽养殖小区、畜禽散养密集区污染防治。规模化畜禽养殖企业参照点源进行管理，严格要求，以氨氮稳定达标排放为目标。对散养式畜禽养殖场，以综合利用为主要措施，推广畜禽粪便生物处理技术，发展生态农业。对于农业面源防治，主要采用管理措施从源头防治，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辅以工程措施，积极开展试点。通过推广测土施肥的方法，扩大有机农产品种植面积，减少农业生产化肥施用量。促进控释肥料研发、生产、运输和销售，改善化肥产品结构，提高氮素利用率。研究建立完善的规模化畜禽养殖场—有机肥—农户—农田运营模式和渠道，实现面源点源协同削减的同时，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赵诗卉，《浅谈水污染节能减排治理问题》，《河北环境科学》2011年增刊总第85期.
篇2
关键词：高层民用建筑；排烟消防；技术措施
一、应设机械排烟系统的部位
一类高层和建筑高度超过32m二类高层的下列四种部位应设机械排烟设施：
1.无直接自然通风且长度超过20m的内走道或有直接自然通风但长度超过60m的内走道；对于有直接自然通风长度在20m～60m之间的内走道，若开窗面积大于走道面积的2%，则符合自然排烟规定不需设机械排烟，否则均应考虑设机械排烟设施。
2.面积超过100m2且经常有人停留或可燃物较多的地上无窗房及设固定窗的房间；面积小于100m2的房间之间和与走道之间的隔墙应满足规范要求，否则应按各房间累加的面积计算。
3.各房间总面积超过200m2或一个房间面积超过50m2，且经常有人停留或可燃物较多又没利用窗井等进行自然排烟的地下室。
二、关于排烟风机排烟量的确定
当排烟系统担负一个防烟分区排烟或净高超过6m的未划分防烟分区的房间时，排烟风机排烟量应按每平方米面积不小于60m3/h计算。担负两个或两个以上防烟分区排烟时，应按最大防烟分区面积每平方米不小于120m3/h计算。
中庭排烟量应按其体积乘以每小时的换气次数计算，当体积小于17000m3时，排烟量每小时按换气6次计算，当体积大于17000m3时，每小时按换气4次计算。
中庭排烟的计算方法如下：若中庭体积为16000m3时，排烟风机排烟量应大于（16000m3×6次/h）96000m3/h；中庭体积为18000m3时，则排烟量应大于（18000m3×4次/h）72000m3/h。
这里需说明的是，中庭的排烟是参照国外资料作依据的，考虑到中庭体积超过17000m3时，虽然体积较大，火灾荷载相对可能较大，但其蓄烟容量也相对提高，所以对换气次数要求降低。但笔者认为在17000m3上下时，还应根据具体实际情况做具体分析，以免增加投资，造成不必要的浪费。
三、排烟风机的设置
排烟风机应设在单独的风机房内，机房隔墙的耐火极限不应小于2h，楼板不应小于1.5h。排烟风机在机房隔墙入口管上应设280oC时能自动关闭的排烟防火阀。
四、排烟风管的设置
排烟风管不应穿越水平防火分区。两个防火分区共用一套排烟系统时，排烟风机房应设在两个防火分区相邻的防火墙处，确保需穿过防火墙但还处于该防火分区的风管尽量短，并应设排烟防火阀和做好相应的防火措施。竖直穿越各层的竖风道应设在管道井内或采用混凝土风道。
担负两个及以上防烟分区的排烟系统，应设支管对每个防烟分区进行排烟，支管上应设280℃时能自动关闭的排烟防火阀。如大开间中间无隔墙的建筑，其顶棚设有净高超过0.5m的深梁划分防烟分区时，设于该梁下的主风管上应设支管对每个防烟分区进行排烟，技术上还可以解决排烟口的设置问题。
排烟风管应采用具有一定耐火性能的不燃材料制作。吊顶内的排烟风管外表面应包有如矿棉、玻璃棉、岩棉、硅酸铝等不燃材料进行隔热，排烟风管外表面与可燃构件的距离不应小于0.15m。排烟风管穿过挡烟墙时，应用水泥沙浆等非燃材料将两者之间的空隙严密填实。
排烟风管末端烟气排出口应采用厚钢板或具有同等耐火性能的材料制作，在设置时应考虑排出口的烟气不能直接吹在其他具有火灾危险性的建筑部位上，不能接近通风或空调系统等设备的吸入口，不能影响人员疏散和火灾扑救，当设在室外时应防止雨水、虫鸟等侵入损坏。
五、排烟口的设置
当用隔墙或挡烟垂壁等划分防烟分区时，每个防烟分区应分别设置排烟口，每个排烟系统设有排烟口的数量不宜超过30个，以减少漏风量对排烟效果的影响。
排烟口应尽量设在防烟分区的中心部位，至该防烟分区最远点的水平距离不应超过30m，且应设在顶棚或靠近顶棚部位。一般情况排烟口应设在距顶棚0.8米内的高度，但对于顶棚高度超过3m的建筑物，排烟口可设在距地面2.1m的高度以上。净高度超过12m的中庭，竖向排烟口应分段设置。
排烟口的尺寸，可根据烟气通过排烟口有效断面时的速度不小于10m/秒进行计算，面积一般不应小于0.04m2。
排烟口应设置现场手动和自动开启装置，以及与消防控制设备联动的自动开启装置和消控中心远程手动打开装置。排烟口平时应关闭，与排风口合并设置的机械排烟系统，报警后，消控中心应能自动关闭非着火防烟分区的排烟口。
六、机械排烟系统的控制方式
当设有火灾报警系统与排烟系统联动时，某个防烟分区的感烟（感温）探测器发生报警后，消控中心控制设备自动打开该防烟分区内的排烟口（或排烟口现场感烟连锁自动开启），同时启动与此防烟分区相关的排烟风机和活动式挡烟垂壁，并将反馈信号送回消防控制设备。
应注意：
1.排烟风机的启动应由系统内任一排烟口动作控制，同时消防控制设备应有远程手动直接控制功能。这里讲的手动直接控制，是指不通过软件编程和总线传输的硬件电路控制，在电脑健盘上的操作，显然不属于手动直接控制方式。
2.消防控制设备只能打开着火防烟分区内的排烟口，其他防烟分区的排烟口都仍应关闭。但烟气蔓延到相邻防烟分区时，相邻防烟分区的排烟口应能感烟连锁自动开启进行排烟。未划分防烟分区房间内的所有排烟口应能同时开启，排烟量等于各排烟口烟量的总和。
3.一个防烟分区或未划分防烟分区的房间内有多个排烟口时，为了防止同时打开排烟口的动作电流过大，可采用串行连接，以接力形式使其相互串动打开相邻排烟口的控制方式，并将最末一个动作的排烟口输出信号发送至消防控制设备。
在仅担负一个防烟分区或一个未划分防烟分区房间的机械排烟系统中，设计往往选用无需控制的常开百叶窗式的排烟口，并利用安装在排烟风机前的排烟防火阀代替了本应关闭的排烟口的功能。该阀具有排烟口的现场手动、报警联动和远程控制等功能，平时关闭，火灾报警后，消防控制设备联动打开该阀，同时启动排烟风机进行排烟。当烟温达到280℃时自动关闭，并联动关闭排烟风机。其动作信号都反馈至消防控制设备。
在排烟口和排风口合并设置的机械排烟系统中，由于平时排风与火灾时排烟兼容于一个系统，共用一套风管，因此排烟口和排风口的控制变得复杂。这时一般有两种情况：
1.排烟口与排风口分开设置，平时排烟口常闭不参与排风工作，风管上另设有排风支管与常开排风口相连，排风支管与主管连接部位设有防火功能的电动阀。火灾报警后，着火防烟分区内的排烟口开启，同时关闭系统上所有排风支管上的电动阀（即关闭所有排风口）。
2.排烟口平时常开，作为排风口担负排风任务，称之为排烟排风口。火灾报警后，非着火防烟分区内的排烟排风口接到信号后全部自动关闭，而着火防烟分区内的排烟排风口不动作，担任排烟任务。这种控制方式更加复杂，应反复试验确保安全。
篇3
长期以来，珠三角的大气、水、土壤污染相当严重。2012年，珠三角地区PM2.5的平均浓度为40微克/立方米，影响空气质量的主要污染因子主要有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可吸入颗粒物三项污染物；珠三角河口大部分海域受到重度污染，21％的江河断面，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对比2011年的数据发现，重度污染的比例有所上升；城市降水中酸雨频率达37.4%，电厂、工业锅炉、水泥、陶瓷等排放的氮氧化物的脱硝工作还需要进一步加强。
二、珠三角地区产业发展的低碳政策分析
1.国家层面相关低碳经济政策能源短缺和环境污染问题已经使珠三角传统产业的发展面临严峻挑战。走低碳化发展道路已成为共识。为有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包括我国在内的150多个国家于1992年共同制订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并于1997年通过了《京都议定书》。2007年6月，我国正式《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2009年9月，中国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承诺将大力发展绿色经济和低碳经济，争取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并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2011年12月，国务院下发《关于印发“十二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的通知》（国发〔2011〕41号），决定在北京、重庆、上海、天津、湖北、深圳和广东等七省市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要求到2015年全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10年下降17%，2012年国家颁布了《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碳交易活动正成为国内一个重要的经济活动。2013年3月，《环境保护税法（送审稿）》启动征求意见。2.广东省及其他6个试点省市低碳经济政策比较目前，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广东、湖北、深圳等七省市开展的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在保持碳交易基本框架的同时，各个试点有其不同的特点。2012年9月11日，广东省举行了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启动仪式，公布了《广东省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实施方案》，这标志着广东碳交易已经从制度设计阶段全面转向实际操作阶段。根据《广东省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实施方案》，广东省碳排放权交易产品以碳排放权配额为主，即由政府发放给企业等市场主体量化的二氧化碳排放权益额度。政府向控排企业发放碳排放权配额，对控排企业碳排放进行监督管理。控排企业按照所获配额履行控制碳排放责任，并可通过配额交易获得经济收益或排放权益。与北京、上海等城市相比，广东有21个地级以上市，区域覆盖面广，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一，且行业种类多、差异大。广东版的碳交易方案，结合广东特色，尽可能涵盖主要的排放行业，并率先探索省内不同区域之间开展交易的可行性。广东省碳排放权交易框架主体界定方法加入了总能源消耗量这一指标，企业纳入碳交易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标准高出北京1倍。《广东省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实施方案》规定，电力、水泥、钢铁、陶瓷、石化、纺织、有色、塑料、造纸等工业行业中，2011-2014年任一年排放2万吨二氧化碳（或综合能源消费量1万吨标准煤）及以上的企业，将被纳入碳排放总量控制和配额交易范围。目前，广东省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尚处在第一试点试验期（2012年-2015年），在此期间实施碳排放信息报告的企业范围是广东省行政区域内2011年-2014年任一年排放1万吨二氧化碳（或综合能源消费量5000吨标准煤）及以上的工业企业。研究将交通运输、建筑行业的重点企业纳入碳排放信息报告范围。实施碳排放总量控制和配额交易的企业（控排企业）范围是广东省行政区域内电力、水泥、钢铁、陶瓷、石化、纺织、有色、塑料、造纸等工业行业中2011年-2014年任一年排放2万吨二氧化碳（或综合能源消费量1万吨标准煤）及以上的企业。“十二五”期末力争将交通运输、建筑行业的相关企业纳入碳排放总量控制和配额交易范围。根据广东省统计局提供的有关情况，广东省2010年可纳入“报告企业”范围的工业企业共1851家，年综合能源消费总量为11805.41万吨标准煤，约占全省能源消费量的44.8%，约占全省工业能源消费量的66.8%。其中，可纳入“控排企业”范围的工业企业共827家，年综合能源消费总量为11067.8万吨标准煤，约占全省能源消费量的42%，约占全省工业能源消费量的62.7%。
三、低碳经济政策对珠三角产业转型升级的倒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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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政策法规强制下的考评标准缺失
我国从1998年开始实施《节约能源法》，而后相继出台了《大气污染防治法》、《清洁生产促进法》、《循环经济促进法》等一系列针对制造产业节能减排的法律法规。1999年～2002年间制造业的碳排放量确实得到了一定的控制且增长较为缓慢，但自2003年后增长态势明显且增长幅度较大。究其原因，主要是我国的政策法律以及规划规定在执行层面缺乏明细具体的做法及行动指导，可操作性方案的缺失影响了现有的政策法规的效果。我国虽下达了制造业节能减排的硬性指标，但并未形成可量化的低碳考核和低碳指标评估体系，使节能降耗指标无法真正落到实处；缺乏专业机构及专业人员对能源统计、节能减排目标的综合性考评。为激励制造业自愿实行有利于低碳经济发展的行为，现有的很多政策措施虽然也涉及到税收优惠、补贴等奖励手段，但却没有明确具体的奖励方式与程序。此外，低碳考核结果未及时反馈，不利于行业内部的信息披露及行业之间低碳绩效的竞争。
（二）缺乏细化和系统的产业化指导
我国制造业各子行业间由于在装备技术水平、能源消费结构、原料使用等方面的不同，创造一单位产值，碳排量相差悬殊，但由于我国尚未形成针对不同制造业各子行业的碳排放细化措施，对高碳排放的行业缺乏重点控制和约束。另外，我国制造业使用的能源结构单一，大多是以煤炭、电力和化工原料为主，这些能源碳排放强度相对较高，而能源系统的其他节能潜力、资源和余能回收利用等未被挖掘；同时，由于制造业的产能和设备落后，缺乏系统和规范的低碳产业化指导，能源效率尚未在整个制造业中形成。
（三）低碳技术合作及创新能力不足
目前，我国制造业的低碳技术主要应用在制造加工、制造转化、污染排放控制与废弃物处理3个主要领域，已建设了一大批示范工程，个别技术甚至已领先于国际水平。但要进一步挖掘技术减排的潜力，除了技术本身能源使用效率的进一步提高和减排成本的降低外，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低碳技术的推广与创新应用程度。我国制造业不同行业之间技术交流及合作较少，低碳技术在行业之间存在信息缺口，缺乏外化途径。同时，由于制造业各子行业对减排技术的认知、识别、选择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对低碳技术的引入及创新应用能力不足，造成了其减排潜力和减排效果的不确定性。
对策建议
（一）制度建设层面
1.健全制造业低碳发展能力保障。成立专门的制造业节能减排工作小组，健全制造业低碳发展的工作机构，针对制造业的节能减排工作进行规划、部署，对重点制造业进行能源统计、对制造业节能目标进行综合性考核评价等具体工作。加大低碳能力建设、节能减排评估人才培训力度，为确保高耗能行业节能效果，增强节能收益，降低节能项目实施风险等提供专业人才保障。
2.建立制造业低碳监管制度。为形成严格的制造业低碳监测监管机制,政府可以设立专门的管理部门,该部门不仅负责对制造业高碳行业的碳排放量进行数据统计,而且应根据相关碳减排标准,监督其整改过程并实时对整改情况跟踪监测。此外,还可以由社会各界人士在市、区设立制造业中小企业节能减排义务监督员,协助政府对企业节能减排进行监督。企业对自身的减排工作应主动向政府进行定期、真实地汇报。
3.建立综合性考核评价体系。首先，分行业建立低碳考核评价体系。制造业作为高碳排放业的一部分，其内部划分的多种行业又具有各自的排放特征，可以针对制造业中A类、B类、C类行业的具体情况，设定不同的减排目标，并对其中重点耗能行业即A类行业及企业实施硬性的低碳考核和进行严格的低碳指标评估。要根据制造业各子行业不同的性质和规模，结合以上的碳排放量化指标制定完善低碳考核评价体系，科学准确地对制造业进行低碳考核与评价。其次，建立综合的低碳考核评价体系，不仅仅是从低碳方面对其进行考核，而是对其经济指标与低碳指标进行双向考核，指导制造业整体达到经济绩效与低碳绩效的平衡发展。
4.完善制造业低碳奖惩措施。根据《单位GDP能耗考核体系实施方案》，对评价考核结果为超额完成和完成等级的行业，由相关部门予以通报表扬，并进行表彰奖励。对评价考核结果为未完成等级的行业，予以通报批评，一律不得参加年度评奖、授予荣誉称号，不给予国家免检等扶优措施。可以通过对碳排放超标的产品征税而使行业的外部成本内部化，可以借用英国的碳基金经验，将碳税用于投资方面，以促进低碳技术的研究和开发。而对于考核结果为未完成等级的行业，应在评价考核结果公告后一个月内提出整改措施并向相关部门汇报。
5.实现低碳绩效反馈常态化。在对制造业各子行业进行碳排放统计的基础上，结合以上碳排放量化指标和低碳考核评价体系，对行业的低碳绩效进行定期反馈。不仅仅是将低碳考核的结果反馈给接受考核的行业，更是反馈给制造业中的其他行业以及消费者，让同行业内的各子行业间形成竞争趋势，让消费者了解其低碳发展情况，在竞争和监督的双重作用下促使各子行业进行节能减排。
（二）产业发展层面
1.制定制造业低碳发展战略。依据“十二五”规划应对气候变化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及保障措施，对制造业整体的低碳发展进行战略部署，从制造业作为碳排放的重点治理的工作需求出发，结合国家发展规划、能源规划、循环经济规划和节能减排规划等，加快制定制造业低碳发展方案和行动路线图，形成具有系统性及可操作的制造业低碳发展的总体思路与实施方案，从整体上把握和推行制造业的低碳发展。
2.调整和优化制造业的能源结构。加快制造业的能源消费结构从以传统煤炭为主向石油和天然气转变，从以传统化石能源为主向清洁和可再生能源转变，通过对制造业能源结构的调整，促使其向低碳能源方向发展。
3.促进制造业低碳转型升级。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结合制造业的具体情况，大力发展循环模式的可再生能源建设。同时，积极发展对经济社会有突破性重大带动作用的高技术的制造行业，超前部署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节能环保等战略性新兴行业的发展，加大新产品开发力度，全面提升产品质量，培植符合产业成长规律和成长空间的新型环保产品。
（三）技术提升层面
1.构建低碳技术交流平台。安排资金，建立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分行业在国际、国内选择具有代表性制造业节能减排技术，组织专家队伍，选定部分典型企业予以推广实施。另外，应当将相关的高碳制造行业加以分类，把具有相同业务内容的行业联合起来，构筑行业联盟信息资源管理平台以弥补信息缺口、提供信息交流，实现低碳信息资源的共享，有效应对国际低碳政策的影响，同时，促进低碳技术、低碳产品的协同研发，降低低碳发展的成本和风险。
篇5
关键词： 碳市场；试点；政策选择
中图分类号： F205
中国碳交易市场已在7个城市开始试点了，下一步如何统一碳市场？国家碳市场面临非常关键的节点。
一、建设背景：新形势下的新选择
中国的碳市场面临非常关键的节点，碳交易试点已经在七个城市开始了。下一步在全国建立碳市场交易该走什么样的道路？
（一）国际形势
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日益紧迫。在新形势下，中国碳市场建设有两个不可回避的目标选择：一是到2050年全球减半的目标；二是全球碳排放的空间越来越紧缺，主要国家均把低碳绿色发展确立为本国的发展战略目标。中国目前排放总量是全球排放的25%，每年新增排放量占全球排放量的60%，成为第一排放大国和未来全球排放增长主要来源国，我国面临巨大压力。
目前世界主要的经济体都已经建立或者正在建立各自的碳市场，如《京都议定书》第二阶段灵活机制将继续保留，欧盟EU- ETS （欧盟排放交易体系）仍在积极扩大碳交易机制范围。欧盟在建设碳市场的时候，最开始碳配额发多了，原因是先达成了政治的妥协。政治上正确后，赶紧先建起来，所以也没有经验，在这个过程中欧盟再继续推出两项措施：一个是结构调整，一个是2020年以后以统一的方式进行大的市场变化，中国可以吸取在欧盟碳市场建设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
与此同时，新西兰、澳大利亚、美国加州、加拿大魁北克已先后启动碳市场建设。韩国、日本仍在推动碳市场建设。巴西、印度、印尼、智利、泰国等大量发展中国家也在推动国内碳市场建设。
以中国目前的国际政治和经济地位，不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和碳市场的全球化是不可想象的。
（二）国内宏观政策环境
目前国内的政策环境大致有如下几项：
第一项，2009年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了到2020年中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动目标，即到2020年全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十二五”及其后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并制定相应的国内统计、监测、考核办法加以落实。如按45%算，很多团队认为是很好达标的，可从现在来看这个指标有可能比总量目标还更难达到，因为这一切建立在经济稳步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往后GDP的增长速度能不能达到8%，这很难说，一旦GDP达不到，碳排放指标比经济总量更难达到。
第二项，国务院“十二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即“十二五”期间，我国将大幅度降低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到2015年全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10年下降17%。作为约束性指标，该指标将分解落实到各省。从2013年开始，各省的碳指标也开始相应的考核了。
各地在节能分解目标的基础上，综合考虑了各地“十二五”能源消费结构变化、可再生能源发展状况和森林碳汇能力等因素，设计自己的考核目标。加上约束之后，就会产生政策基础的根本目标。
（三）中国低碳政策的多重选项
我们国家目前的低碳政策有如下几类：
第一类是命令型政策，即以命令的方式在某个阶段之前一定要达到某种程度，这是一种传统型的政策，以前我们的节能指标都是这么达成的，但随着市场形势以及环境的发展，这样命令型的指标越来越难以达成，只会带来更多的不达标甚至造假的情况出现。
第二类政策是财税型政策，以税收、补贴的形式，如可再生能源电价的附加等等，这在国内运用得比较多，是一种比较成熟的政策，但在整个行业是惩罚性政策，成本和代价其实是非常高的。
第三类是市场型政策，是一种创新型的政策。
这些工具不分优劣，在各个不同的行业应该各尽其用。如空气、水等指标是必须要达到的，这就需要应用命令型政策，否则我们连发展的空间都没有了。比如与碳相关的交通领域的排放，碳税的交易成本大于减排的成本，用财税型的政策比较合适。但对于大的排放源，需要靠企业自发的动力去解决的，市场型政策将会更合适。无论是从人才方面还是政策工具方面，目前我们最缺乏的是市场型的相应政策。
（四）中国政府选择了碳市场
2010年10月，国务院下发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中提到“要建立和完善主要污染物和碳排放交易制度”。2011年11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下发《关于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的通知》，批准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湖北、广东、深圳“两省五市”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2013年5月，国务院批转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2013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中涉及：深入推进排污权、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研究建立全国排污权、碳排放交易市场。“十二五”规划、“十二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都提出要“建立完善温室气体排放统计核算制度，逐步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 。
近些年来，中国从各个层面了一系列的政策，建立市场和试点工作，包括更加细致的做排放的核算，市场基础设施建设已经有了相应的制度，从这个角度来看，目前碳市场最大的进展其实是各方面达成的共识。在2009年之前，碳市场至少有50%的力量说这是阴谋论，即认为这是西方创造的一种牵制中国发展的新工具，但通过这几年的发展，大家清楚地看到这跟西方东方没有关系，与我们切身发展相关的环境解决的工具是密切相关的，这是一个中性的工具。
二、中国碳市场试点思路
中国碳市场的思路是坚持科学，务实实践。
（一）中国碳市场建设的实践方式
这种思路有两种实践方式。一种是在全国范围内，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方式。这类似于CDM机制的建设。全国范围内的项目级自愿减排交易侧重实践并且具备国家级的完整交易框架。比如注册登记办法、交易机构都是由国家发改委这个层面来做的，但这并不涉及排放总控制和排放权分配等内容，这种方式是自上而下的。
另一种是省级层面总量控制与排放贸易机制。目前选择了“两省五市”7个不同的试点，在这些试点中，有的试点总量是和欧盟一样按绝对总量，有的试点还进行新的博弈配额分配办法，虽然各试点的形势和内容不同，但最终的目的是同样的。侧重实践区域内排放控制的效果和对经济、社会及环境的协同影响，这都体现了地方特点以及不同区域在中国目前发展的阶段。
两种实践方式的目的都是为建立完整的全国市场打基础。CDM从2005年做到现在，我们已经培育了大批的人才和建立了相应的制度，管理程序经过实践有很大的科学性和借鉴性。纳入范围总量等方面我国目前正在进行研究，要吸取区域试点这种自下而上的从省级层面的总量控制和排放范围的机制。
（二）中国碳市场建设的实践内容
中国碳市场建设要考虑11个到15个要素，这里着重谈五个因素（如图1所示）。
一是覆盖范围。排放源多的企业进来是适合的，排放量少的企业为了控制排放所耗费的成本大于收益，不利于建立相应的市场机制。
二是总量目标。目标总量如何制定以及制定多少，因为如果不制定的话，指标是浮动的，就很难建立起相应的机制。
三是配额如何分配的问题。欧盟最大的问题就是前期免费分配时分多了，大量的企业把它卖掉了，随着经济下滑很轻松的完成了目标。中国如何吸取这个教训，怎么样进行分配？“只要是免费分配的东西，就会无比复杂”，这是我们在实践中的体会，即各个行业和企业都有各自的特点，要如何体现公平？但如果不免费，以拍卖的方式目前在政治上还很难过得去。欧盟目前处于第三阶段，已经从免费分配的过程整体过渡到拍卖阶段，我们国家目前试点的机制还是先走免费方式，这是事物发展的必要阶段。
四是MRV，即相应数据的监测、统计和报告的系统。这在我们做的过程中其实是最难的，因为在国内整个数据统计有不同的口径和不同的需求，但整个市场是建立在监测统计数据真实性的基础上。
五是遵约机制。建立起一个强制的明确目标之后，如何让企业有动力去做这样的事情。
此外，支持工具、相关机构以及调控机制等具体内容（见图1所示），这些都是目前在碳市场建设实践中的具体内容。
（三）近期重点工作
近期笔者结合国家和试点地方做了相应的统计，基础工作包括：一是省级温室气体排放清单指南，即划清哪些是可以排放的，哪些是不可以排放的，不可能是百分之百的排放源纳入清单，现在基本将占量为40%～50%的几种大的相对更容易控制的排放源纳入了清单。二是重点行业的重点企业温室气体MRV如何核算，这应该是全国统一的，虽然目前七个试点地的步伐走得快些，但是未来这个是一定会统一的。三是登记注册系统，必须有一个国家级的稳定的第三方透明的登记系统，才能保证每一吨二氧化碳真实的属性。
碳市场建设总体实施方案主要包括基本市场和技术要素识别、制定实施计划与步骤、执行计划，设计具体内容以及能力建设等内容。
目前国家统一规划包括规范、引导和支持地方碳交易试点的建设，确保各试点地区碳交易机制制度设计的科学、合理以及避免盲目建设。比如注册登记系统，现在每一个地方都建立自己的注册登记系统，可是当未来中国建立全国统一市场的时候，地方的登记系统就没有意义了。
试点实施方案内容包括管理办法、登记系统、排放权分配等。各试点自己拟定实施方案。时间框架：2013年底7个交易点都会陆续启动试点交易。
三、中国碳市场试点进展状况
总体来说，中国碳市场试点进展可谓稳健中偶有惊喜。
（一）国家自愿交易试点主要进展
国家自愿交易试点按计划稳步推进：2009年启动了温室气体自愿减排管理办法研究起草工作。2011年7月启动了国家登记注册簿项目。2012年6月颁布了《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暂行办法》。2012年9月公布了自愿减排项目及减排量备案申请文件及格式要求。2012年10月印发了《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审定与核证指南》。2012年11月召开了交易机构备案审核会。2013年1月公布了5家交易机构备案。2013年3月公布了第一批52个方法学备案。2013年6月公布了2家审定和核证机构备案。未来将启动项目审批和交易，扩充方法学和备案机构的范围。据悉，中国的第一批CCER（核证自愿减排量）项目已向国家报批。
（二）区域试点主要进展
区域试点总体按计划推进，偶有惊喜出现。
广东、湖北两省和天津、北京、上海、重庆、深圳五市均有意开展碳交易试点，且都已将相关决定上报国家发改委并得到国家发改委的支持。之后碳交易试点的相关制度设计和实施工作都在紧锣密鼓的进行，进展较快的试点已经进入了最后阶段。惊喜的是，深圳于2012年6月18日宣布碳交易正式启动，其余各试点省市交易机制也将陆续启动。
（三）区域试点当前特征
对于区域试点的特征，目前我们做了一个统计，图2是参与地方试点的7个试点的能源消费总量、GDP以及排放总量占全国总量的比重，即各项指标在全国占比近四分之一，规模前所未有。目前我们已经拿到的数据显示，这7个地方试点，2013年到2015年配额总量是22.15亿吨（见图3），这是欧盟碳市场发放配额规模的三分之一，而这仅仅是试点。如果市场活跃起来，将会带来很大的碳市场交易规模，也就是说中国目前试点区域建立起来，碳市场规模可以达到相对中型偏大且仅次于欧盟的碳市场规模。
区域试点当前有如下几个特点：“一法”、“二多”、“三快”、“四少”。
“一法”是指碳市场建设要有立法和依据，目前仅深圳已经通过人大决定。据悉，目前北京和上海也在上报，立法依据公布可期。
“二多”是指纳入行业企业多，分配配额可能较多。北京有400多家，深圳600多家，湖北100多家，天津100多家，企业足够多，包括了不同的行业。基本上分配的配额多，将不利于市场发展。
“三快”是指深圳、上海和北京略快一筹。
“四少”是指技术标准少、交易产品少，流动性少和项目级抵消额度少。这与行业相对统一性有关。交易产品少，基本上都是涉及二氧化碳。流动性少，因为纳入的企业是纳入排放权的自己有配额的企业。我们去欧盟考察时发现，欧盟很多企业也是如此，那里真正的流动性是相应的金融机构和投机性机构提供的，而自己有排放权的机构并没有太大的交易需求，流动性少。另外各个地方有自己的担心，项目级的抵消额度其实是偏少，7个试点加起来每年大约6200万吨，而且很多地方规定主要用本地产生的CCER。当然这个差异存在是合理的，这就是地方做试点的原因。全方位的差异性凸显符合试点工作思路，但也增加了试点工作未来的不确定性。
四、中国碳市场建设展望
笔者对中国碳市场建设总体展望的判断是问题可以预期，前途不可限量。
碳市场的建设与运行是一个边做边学的过程，欧盟刚开始做碳市场的时候也不清楚怎样去做，只知道在政治上是可行的，所以就一步步立法，把碳市场建立起来。现在欧盟的排放配额仅仅是推迟或者调整都投了好几轮票，所以如此庞大的体系在那个时候做是不可能的，一定是边做边学，出现问题然后解决问题。数据是否可靠、配额设置是否合理、监管体制是否到位，系统安全是否有保障等所有问题，只能是在实践中结合实际情况不断摸索、逐渐完善。国外如此，国内的碳市场建设也是这样。
由易到难、逐步扩大市场。起初必然从简单可行的行业、企业和交易品种入手，参与方的范围也较窄，流动性和减排效果有所缺憾是必然的，待形成稳定可控市场后逐步放宽。在此过程中，起初的分配配额是偏多的，这才能在立法没有完备的情况下吸引更多的企业进来，这要求大家要有一定的心理预期。
由于现在没有相应的约束性政策去强制企业必须进入，所以逐步收紧、减轻阻力会是试点地区未来的现实选择。用相对宽松但可能对市场有一定损伤的政策尽可能的争取纳入企业的支持，待市场稳定后逐步收紧强化。
中长期展望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关于两型试点的发展。两型试点的发展一定会有更多的交易品种，出现更多的交易形式，更广泛的参与方。目前试点方案中的企业不足以形成健康良性发展的碳市场。
第二，国内统一碳市场的形成问题。国内统一碳市场形成有两种选择，一是如何通过试点向全国统一的碳市场过渡，两试点间链接再逐步根据特色和GDP经济发展结构进行相连；另一种方式就是通过试点总结的经验和教训形成标准，建立全国统一碳市场和大家共同遵守的方式，也是发展方式选择的可行路径。
第三，中国与国际碳市场的关系。中国与国际碳市场密切相关。虽然我们已经做了碳减排信用，但中国都是碳信用的出口国，未来怎样充满了不确定性，之后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对接时中国到底处于什么样的角色，取决于那时的发展阶段以及碳市场本身的发展。澳大利亚和欧盟的对接是我们需要借鉴的，他们面临的分歧可能就是中国建立碳市场与欧盟和加州对接时面临的分歧。笔者认为，2020年后，中国的角色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因为2020到2030年会达到排放的峰值，届时总量就会有相应的控制，建立统一标准化的碳市场完全可以预期。
五、机遇与挑战
碳市场是由政策和市场两个主导因素决定的。两种因素主导下必然有大赢家也有大输家。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力求政策的得力和市场的得力同步，这样碳市场才能良性的发展下去。而且碳市场与生态文明、节能减排、新能源等政策既有交集又有冲突，但协同一致发挥作用。比如新能源利用得越多，对于节能不一定合适，但对减碳来说肯定是合适的，并且规模的扩大会带来减碳成本的下降。这些政策如何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发挥相应的作用，碳市场可以成为其他政策落地的抓手。
如何运用现有的碳市场机制把国家对于财政方面引导政策建立起来？如何引入碳市场的方式把国际化的可对标的量化系统建立起来，这是国家正在考量的问题，这相当于用市场化的方式对中国减碳政策进行相应的落实。对于政府来说，这需要有相应清晰政策的配套，才能给予市场稳定的预期，企业才会开展相应的行动。对于企业来说，加入碳成本的考虑，自身的战略方向和管理模式应作以相应的调整。对于商业模式的创新，当所有的企业把碳作为成本考量的时候，有些行业企业的约束会增加，如何降低成本，这是个商业机会，有些会产生以前并不知道的碳资产，如何使碳资产做到最大程度的变现，也一定会带来商业模式的创新。碳市场是创新型政策，需要的是所有参与方的创新型实践。
参考文献：
[1]李梅影. 唐人虎：三要素构建中国碳市场[N]. 21世纪经济报道，2011-0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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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段茂盛，唐人虎.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开发核心标准和流程[M]. 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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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低碳 碳排放 排放权
一、碳排放权概述
所谓碳排放权，是指在经过联合国或联合国认可的减排组织认证条件下，国家或企业以增加能源使用效率、减少污染或开发等方式减少碳排放（温室气体排放），因此得到可以进入碳交易市场的碳排放计量单位，又可称为“碳权”或“碳信用”。交易买卖碳排放权即碳排放权交易，简称碳交易。自碳排放权产生以来，碳交易便迅猛增长。按照英国新能源财务公司的估计，到2020年全球碳交易市场将达到3.5万亿美元。
二、总量控制与交易机制及其在我国的运用
目前国外大气和水质交易项目大部分运用总量控制与交易模式，包括美国著名的酸雨SO2计划、南加州海岸带大气管理计划等大气交易项目和美国康涅狄格州长岛湾氮交易计划等水质交易项目。在总量控制与交易机制下，管理当局设定排放权交易机制调控范围内所有企业在规定期间允许的碳排放配额，并以无偿或拍卖的方式进行分配。获得排放配额的企业可以选择减少排放、出手多余配额；或增加排放、购买额外配额。到期末，企业须向管理当局上交与该期间实际排放量相当的配额。在总量控制与交易机制下，企业在收到排放配额时即可将其售出，并利用远期合约进行回购，因此，可用于交易的额度大、时间长，能达到融资的目的。总量控制与交易机制是一种交易的事后审查模式，不需要交易管理机构对污染源间的配额交易进行逐笔审查，确定性较高，可以节省大量管理成本，管理部门只需要进行排污量核定、配额跟踪及对比核查。
我国的排污交易实践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2000年以来，随着排污许可证制度和总量控制制度的建立实施，排污交易逐步在总量控制的背景下进行，出现了为一定区域内或行业内企业进行排污权的初始分配。2010年以来，北京环境交易所、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天津排放权交易所、湖北环境资源交易所、重庆排污权交易中心、深圳排放权交易所等相继开展了碳交易相关业务。2012年9月11日广东省人民政府印发了《广东省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实施方案》，该《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15年，基本建立碳排放权在市场主体之间和地区之间合理配置的管理工作体系，初步形成适应省情、制度健全、管理规范、运作良好的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和在全国具有重要地位的区域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广州碳排放交易所也正式揭牌。作为国内第一家以“碳排放权”命名的交易所，在揭牌仪式上完成了130万吨二氧化碳排放权配额认购。广州碳排放权交易所这宗交易，是我国基于碳排放总量控制下的首例配额交易。
三、碳排放权会计问题的学术探讨
排放权及排放权交易的概念是由美国经济学家戴尔斯根据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提出的。对于碳排放权交易的确认和计量属性问题，国内外很多学者进行了相关的探讨。对于碳排放权到底应归属于何种资产，主要有三种意见：确认为存货、确认为无形资产、确认为金融工具。碳排放权计量属性的选择，主要有三种看法：选择历史成本、选择公允价值或现行市场价值、选择动态估价。
从各国的实践可以看出，碳排放权已经成为一种可供买卖的商品，随着其交易的发展，与之相关的碳会计制度变得十分重要，会计急需对这一关系进行恰当的确认、计量和报告。2006年4月，IASB和FASB举行联合会议，将资产定义为“一个主体对其拥有排他的权利或其他权益的现实经济资源。”
在强制减排的环境中，一个企业只有拥有了碳排放权的配额才能向外排放二氧化碳，企业的正常经营活动才能得以开展。因此，碳排放权属于企业的一项经济资源。目前国内关于碳排放权的研究都表明，碳排放权是一种特殊的经济资源，并且是一种有价值的稀缺资源。因此，碳排放权应该被认定为企业的一项资产在会计报表中进行确认。
（一）初始计量。在总量控制与交易机制下，碳排放权配额在每一个会计年度结束前都要进行清算，符合流动资产的定义，并且这一资产是和环境保护密切相关的，按照ISAR对环境资产的定义，一个项目能否作为环境资产进行确认首先取决于其是否是企业发生的与企业环境活动有关的成本，即只有符合资产确认标准而被资本化的环境成本才构成环境资产。政府每年为环境治理付出大量成本，而政府的这些支出很大一部分来自于企业缴纳的各种税费。虽然企业在获得排放权配额时是免费的，但追本溯源，企业的排放权符合环境资产的定义，因此排放权在初始确认时应该确认为环境资产。在环境资产科目下专设二级科目碳排放权进行确认。会计计量模式是会计人员以货币为手段将会计信息进行处理的过程，实质是确定经济主体所发生经济事项的入账价值。在完善和发达的排放权市场中，这一环境资产的公允价值也较容易取得。
（二）后续计量。企业在持有碳排放权期间，对于碳排放权发生的相应收益，可以在“投资收益”科目中进行核算。在后续计量时，应采取公允价值的计量方式。公允价值计量可以准确把握市场变动情况，及时反映真实价值。对碳排放权的价值在资产负债表日应进行再确认。鉴于会计信息质量要求，碳排放权在期末的价值应以公允价值反映，以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由碳交易所可靠取得其市场价格确定其入账价值，以实时准确反映其价值。对于资产负债表日其公允价值变动会计处理如下：当公允价值上升时，借记“环境资产――碳排放权――公允价值变动”科目，贷记“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碳排放权”科目；当公允价值下降时，借记“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碳排放权”科目，贷记“环境资产――碳排放权――公允价值变动”科目。
碳排放权作为环境资产其减值处理同样也可以参照资产的减值处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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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低碳经济;金融支持;政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F12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0)06-0019-03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0.06.05
一、主要国家低碳战略
2003年,英国政府在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之未来:创建低碳经济》中首次提到低碳经济概念,低碳经济是一种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和高效能、高效率、高效益为主要特征,以较少的温室气体排放获得较大产出的新经济发展模式。2007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为2012年以后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制定了“巴里岛路线图”,当前以欧美为主要发达国家已开始采取一系列实际行动向低碳经济转型。英国先后引入了气候变化税、气候变化协议、排放贸易机制、碳信托基金等多项经济政策,推动低碳经济发展。德国政府提出实施气候保护高技术战略,先后出台了5期能源研究计划。欧盟在平衡与协调各成员国的基础上,于2008年12月形成了欧盟的低碳经济政策框架。丹麦、芬兰、荷兰、挪威、意大利和瑞典等国,对燃烧产生二氧化碳的化石燃料已开征国家碳税。欧盟以外发达国家纷纷提出了低碳战略。日本相应引入了能源税和碳税制度,2008年6月,日本首相福田康夫以政府的名义提出日本新的防止全球气候变暖的对策,成为日本低碳战略形成的正式标志。美国政府分别在2005和2007年实施《能源政策法》和《低碳经济法案》,为发展低碳经济提供了法律保障。联合国也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于1988年与世界气象组织建立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2008年联合国将世界环境日的口号定为“转变传统观念,推行低碳经济”,显示了对低碳经济的高度关注。
二、低碳经济发展与国际金融市场
1997年12月,149个国家和地区在联合国框架下签定了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条约《京都议定书》,成为控制碳(CO)排放的一个全球性制度。它给出了“工业化”国家企业在一个具体时间范围内降低气体排放的目标。同时,提供了3种灵活减排机制:“国际排放贸易”、“联合履行”和“清洁发展机制(CDM)”,这些机制及全球对低碳经济发展新模式的认同催生了相对应的金融行为。
(一)碳交易市场中介
碳交易可分两大类:一是配额交易。买家在“限量与贸易”体制下购买由管理者制定、分配(或拍卖)的减排配额,如《京都议定书》下的分配数量单位,或者欧盟排放交易体系下的欧盟配额。二是项目交易。买主向可证实减低温室气体排放的项目购买减排额,最典型的此类交易为CDM下核证减排量以及联合履行机制下的减排单位。目前全球有四个交易所专门从事碳金融交易,有欧盟的EU ETS、澳大利亚的New South Wales、美国芝加哥气候交易所(CCE)和英国的UK ETS。在排放交易流程中,金融机构在整个交易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主要是登录、交易与结算三个部分。
(二)风险投资
风险投资基金的传统投资方向主要是IT产业、生物和新材料领域。但是新的动向表明风险投资或国际机构投资者正积极参与碳经济发展新领域。以英国碳信托为例,其投资于离岸风力发电场,虽然目前的技术成本昂贵,但在政府支持下,有望至2020年减少6000万吨二氧化碳的排放。
(三)提供流动性
如美国银行与芝加哥气候交易所和欧洲气候交易所的控股股东气候交易公司(CLE)成立了一家合资机构,出资1000万美元以战略投资者身份入股该公司,开发与碳排放权相关的金融产品和服务。该行将扩展现有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向芝加哥气候交易所,欧洲气候交易所和芝加哥气候期货交易所3家机构提供流动性支持。
(四)创新环保概念理财产品
以荷兰银行为例,该行通过对各类上市公司股价表现的研究发现近年来开展环保业务的上市公司股价表现远好于股市综合指数,于是选择这些公司为样本股,设计了气候指数和水资源指数,并推出收益与上述指数挂钩的气候和水资源环保理财产品。这两个产品推出后深受欢迎,仅通过欧洲一家大型超市便卖了3000万瑞士法郎。
(五)碳减排期货、期权市场
《京都议定书》签订以来,碳排放信用之类的环保衍生品逐渐成为西方机构投资者热衷的新兴交易品种。全球最大的实物商品期货期权交易所纽约商业交易所控股有限公司在2008年3月17日正式推出了碳期货及期权的首批产品,分别为:欧盟排放配额(EUA)期货和期权,经核证的减排量(CER)期货,季节性氮氧化物排放额度合约,年度氮氧化物排放额度期货和二氧化硫排放额度期权合约。[1]
三、金融风暴下各主要国家减碳行动
2008年金融危机给各国实现减碳目标带来了挑战,各国政府纷纷采取行动。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出的扩大内需方案中不乏再生能源建设等低碳科技投资,韩国、日本、中国在美国之后也相继推出相似计划,以下为美、韩、中在绿色投资上的相关措施。
(一)美国的减碳行动
美国将投资清洁能源经济和创造500万的新工作机会,在未来十年将投资1500亿以提升新一代生质燃料与硬体设备、促进再生能源商业规模的发展,资助低排放燃煤电厂、投资高技术的制造业等,确保美国拥有第一绿色科技所需的技能。①
(二)韩国的减碳行动
韩国将在未来四年投资400亿美金在环境计划上,包含能源保存、再回收、减碳、预防海水淹没、发展国家四大河流和保存森林资源等,透过“新绿色方案”刺激经济增长和创造近百万的工作机会。②
(三)日本的减碳行动
日本政府提出的“新绿色方案”,计划透过各式各样的方法,从目前五年70兆日币增加至100兆日币(约1.06兆美金)用来扩大绿色投资及工作的市场,投资在住户的低碳电力装置和低碳汽车等,而该措施将会在这段期间内增加80万到220万的工作机会。③
(四)中国的减碳行动
中国政府将此轮经济危机看成是创造新经济增长点和促进经济发展质量提高的机遇,加大了投资刺激。中国4万亿刺激经济投资中,有2100亿属于低碳经济生态环保投资,占全部投入的5%;国有控股的商业银行每年1000亿元的节能减排信贷投入。④
四、低碳经济在中国的发展现状
(一)政策支持情况
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第二大CO2排放国,高度重视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并为应对气候变化做了大量工作。先后于1998年签署《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2002年批准了和《京都议定书》。虽然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没有像发达国家那样承担减排责任,但仍积极行动,开展节能减排工作。“九五”、“十五”以及“十一五”计划均设定了主要污染物排放量。2007年6月,中国政府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确定了中国长期应对气候变化的框架。同年,国务院印发了《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提出了45条具体工作安排,国家发改委制订的《单位GDP能耗考核体系实施方案》明确提出了对各省级人民政府要实行节能减排的问责制和一票否决制。2007年11月,中国政府成立了国有政策性清洁发展机制(CDM)基金。建立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是中国政府再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领域的一项创举,不仅是资金使用方式的新机制,更是落实节能减排的行动新机制。[2-3]
(二)金融介入情况
一是碳交易。目前我国碳排放权交易的主要类型是基于项目的交易,因此我国“碳金融”更多的是指依托CDM的金融活动。2008年4月23日,全球最大保险商――美国国际集团宣布在华注资200万美元,投资新疆和四川的温室气体减排项目,购买其31万吨的二氧化碳补偿额度指标,这一数字约占其全球业务部门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一半。⑤二是节能减排投融资。国外投资银行和从事碳交易的风险投资基金已进入中国,对具有碳交易潜力的节能减排项目进行投融资。如成立于2007年3月的沛雅霓资本公司,旨在投资中国碳排放交易市场。沛雅霓资本公司在中国的启动资金高达4亿欧元,主要业务是向中国的减排项目提供资本和技术支持,以减轻全球环境的压力,它专注于通过投资可持续发展项目实现良好回报以及碳信用的管理。①三是金融产品创新。一是信贷产品创新。2006年兴业银行基于品牌和市场价值与IFC合作签署了《能源效率融资项目合作协议》(即《损失分担协议》),成为国内首家推出“能效贷款”产品的商业银行。根据该协议,IFC向兴业银行提供2亿元人民币的本金损失分担,以支持最高可达4.6亿元人民币的贷款组合。兴业银行则以IFC认定的节能、环保型企业和项目为基础发放贷款,IFC则为贷款项目提供相关的技术援助和业绩激励,并收取一定的手续费。能效贷款并非只是提供信贷产品,而是深挖节能减排行业的供应链,除了向节能减排企业提供融资支持外,还提供财务顾问服务,并帮助能够产生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减排量的企业发现碳交易价值。二是理财产品创新。中国银行和深圳发展银行分别推出了“挂钩海外二氧化碳排放额度期货价格”的理财产品;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推出的美元1年期“挂钩二氧化碳排放额度期货价格”产品,除了高达15%的预期最高年收益率颇具竞争力以外,该产品系国内首个注入“控制全球变暖和温室气体排放”概念的结构性理财产品,为保本浮动收益类产品,投资期限1年,投资实际收益将取决于二氧化碳排放额度期货价格月度平均表现,预期最高年收益率可达15%。[4]
五、国际经验对我国金融支持低碳经济发展的启发及建议
全球众多金融机构已经以低碳经济为契机,开始利用金融力量解决以地球温暖化为首的各种环境问题。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第二大CO2排放国,应该调动社会各界力量推动低碳经济发展,我国金融机构应借鉴国际经验,提前做好准备,通过杠杆和利益传导机制影响其它行为主体。
(一)建立相关法规制度
目前,低碳经济还是一个崭新的、幼小的经济领域,其最大风险就是政策风险,有了稳定的政策支持才能理性而有序引导资金走向。政府在制定一系列环境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条例、标准时,应考虑金融方面因素,引导金融机构捕捉低碳经济下的商业机会,推动适合中国国情的环境金融产品发展。通过制定《节能减排贴息贷款管理办法》方式,明确金融扶持政策,实现信贷资金对节能减排产业发展支持制度化、持续性。
(二)培养中介市场
目前中国设立了清洁发展机制(CDM)基金和中国绿色碳基金(民间基金),以支持低碳发展的资金需要。中介市场是开展CDM机制的关键,金融机构应积极参与,充分发挥其资金中介和交易中介的作用,可利用既有交易平台或交割平台的专业知识与技素来规划相关交易制度,提供未来建构碳交易市场的基础,同时参与购买或者项目业主联合开发CDM项目。
(三)加大信贷资金投入
金融机构的贷款和投资行为,会直接影响各个行业和项目的能源消耗和碳排放。因此,金融机构应利用其资金投向引导低碳技术创新和应用。一方面加大对技术改造贷款的投放,支持包括节能和清洁能源、煤的清洁高效利用、油气资源和煤层气的勘探开发、可再生能源、核能、碳捕集和封存、清洁汽车技术、农业和土地利用方式等涉及温室气体排放新技术的研发,扭转我国目前能源生产和利用、工业生产等领域技术水平落后,技术开发能力和关键设备制造能力差的局面。另一方面,通过简化对小型汽车和小排量汽车贷款程序等手段,引导消费观念改变,推行低碳消费理念。
(四)加快金融产品创新
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大型企业和机构投资者在发展低碳经济过程中,研究开发环境和金融互动下的金融工具创新。如偏向于环境相关产业的风险投资基金、环境产业投资基金、环境金融市场中的对冲基金运作、养老基金长期投资的环境金融产品选择和风险管理、商业银行低碳项目贷款以及环境信贷风险评估等、政策性银行大型项目环境结构性金融支持、主导和参与全球多边参与基金的设立、绿色金融和企业债券的发行等等。应加快形成价格发现的碳交易市场和机制,并开发相应的衍生环境金融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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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关键词：CDM；PCDM；碳金融市场；建筑节能
中图分类号：F83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9)06-0101-05
一、CDM（清洁发展机制）与碳金融市场的形成
1997年12月，联合国在日本京都召开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次缔约方大会，目的是为了应对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发展所造成的威胁，改善人类生存环境，在大会上149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通过了《京都议定书》（如表1所示），议定书的主要目的是限制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来控制全球日益变暖的气候。
为了促进各国完成温室气体减排目标，议定书允许成员国采取以下四种减排方式：（1）两个发达国家之间可以进行排放额度买卖的“排放权交易”。（2）以“净排放量”计算温室气体排放量，即从本国实际排放量中扣除森林所吸收的二氧化碳的数量。（3）发达国家从发展中国家进行碳排放量的买卖。（4）可以采用“集团方式”，即欧盟内部的许多国家可视为一个整体，采取有的国家削减、有的国家增加的方法，在总体上完成减排任务。《京都议定书》据此建立了三个合作机制分别是：（1）国际排放贸易(IET)：允许附件I（见表1）国家之间相互转让它们的部分“容许的排放量”（也称“排放配额单位”）。（2）联合履行机制(JI)：允许附件I国家间进行项目投资产生的减排量中获取减排信用。（3）清洁发展机制（CDM）：允许附件I国家的投资者从其在发展中国家实施的、并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减排项目中获取“经核证的减排量”(CER)。发达国家可以用所获得的CER来抵减本国的温室气体减排义务，因此，清洁发展机制还包括核证实施后的温室气体减排量（CER）、办理减排手续以及增补参与投资的发达国家的排放总量。清洁发展机制的目的在于，通过促进发达国家的政府机构以及商业组织对发展中国家的环境进行友好投资，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社会、环境以及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诸如更清洁的空气和水资源、改善土地利用方式等，以及实现促进农村发展、就业、消除贫困、降低对矿物燃料的进口依存度等，从而实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双赢。（清洁发展机制如图1所示）
从清洁发展机制形成和内容来看，其核心就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进行的温室气体排放权的交易，由于温室气体以CO2为主，而这种交易的实现很大程度上要依赖清洁发展机制(CDM)。从这个意义来说，清洁发展机制是碳交易的一个市场，这个市场上交易的商品是碳减排量。在这个市场中，碳减排量的需求方为附件Ⅰ国家即发达国家，供给方为非附件Ⅰ国家即发展中国家，通过他们供给关系的调整，形成碳减排量的均衡价格。因为《京都议定书》规定发展中国家在2012年以前没有减排义务，同时发展中国家节能减排技术落后，减排空间潜力巨大，CDM资金和技术就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所以，这个市场上与碳排放有关系的一切金融活动，都可以叫碳金融。碳物质主要是与温室气体有关的环境污染物，这些污染物可以在清洁发展机制中进行买卖交易、投资，所筹集的资金可用来投资旨在减少CO2等温室气体排放的环境保护项目，促进发展中国家落后地区的发展。自1998年第一项CDM项目成交以来, 碳金融的交易总量和总金额增长都十分迅速。全球温室气体减排交易市场自1996年至今已累计成交2亿吨二氧化碳当量的排放量。
二、我国目前CDM机制的应用现状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虽然目前没有国际减排义务，但是议定书规定到2012年发展中国家也有适当的限制碳排放量的义务。由于经济的较快发展，现在我国已跃居世界上最大的煤炭消费国（占世界消费量的31%），我国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居世界第二位，预计到2020年左右，中国的温室气体净排放量将与美国相当，我国的万元GDP能耗相当于2.6吨煤，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0倍。“十一五规划”中提出到2010年要将我国万元GDP能耗指降到2.1吨煤。面对如此艰巨的任务，我国支持开发CDM项目，将节能减排的困境转化为促进经济和环境和谐发展的良好局面。截至2008年9月10日，我国DNA批准了1 551个全部CDM项目，其中有249个已经在EB上注册，成功注册的CDM项目占我国DNA批准项目总数的16.05%。根据联合国最新的预测，综合EB网站的统计数据，我国目前已有64个CDM项目共获得142笔CERs签发，累计签发量共计64 212 873吨，占东道国CDM项目签发总量的34.64%（印度25.60%，韩国16.52%，巴西13.2%，越南2.42%，墨西哥2.41%，智利1.55%，其他3.6%）。
根据中国清洁发展机制网的相关数据统计，截止到2008年9月8日，我国批准的CDM项目主要以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项目为主，包括风电、水电、生物质能源项目等可再生能源项目占到整个CDM项目的72.3%（节能提高能效16.8%，甲烷回收利用6.1%，分解气体HFC 0.8%，NO21.5%，燃料替代与转换1.9%，抵排放与化石能源0.3%，造林与在造林0.2%）。从我国CDM项目审批和分布的情况可以看出,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CDM项目已经成为我国的首选项目,节能技术在工业领域内普及,生物质能源的开发利用已经得到高度重视，这些CDM项目的发展为我国开展建筑节能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基础，也会推动我国建筑行业CDM项目的快速发展。
三、CDM机制在居住建筑节能领域应用的局限性
尽管目前我国DNA批准了1 551个项目，但从行业分布来看，几乎没有和建筑节能相关的。目前，全球第一个成功在EB注册的建筑节能项目是印度的一家酒店――Hotelsonao BangLar,该酒店的改造采用了两种方法学AMS-II.B和AMS-II.E来提高能效。另一个居住建筑项目为南非开普敦Kuyasa 的“低成本城市住宅能源升级工程CDM 项目”，该项目于2005 年8月注册，采用小规模方法学，涉及2 309户居民，以低收入家庭居多。项目改造内容分别是屋顶改造、太阳能热水器安装和节能灯替换三项节能技术，项目年减排量为6 580吨，采用可更新7年计入期，在2008年6月17日该项目获得了CERs签发。近期，巴西申请的8个建筑节能CDM项目在EB被拒，这些项目都来自巴西最大的一家食品零售商，使用3个不同方法学ACM0002、AMS-I.D和AMS-II.E。这些项目都是通过提高不同商场能效管理水平（通过软件控制），来减少电量使用。
从以上案例可以看出，虽然全球CDM项目发展迅速，规模不断壮大，但从整个行业的分布和CDM执行情况来看，将CDM机制应用到建筑节能还存在诸多局限性：（1）单个居住建筑应用CDM机制成本高、排放量小、投资风险大。（2）居住建筑CDM项目额外性论证不容易。（3）UNFCCC批准的建筑类CDM项目方法学较少。（4）项目交易费用高、程序复杂，从而将潜力巨大、社会效益好的、小型、分散的与终端用户相关的居住建筑项目排除在外等。清洁发展技术不仅应该在大型工业生产领域，同样需要在建筑、交通、服务以及农业生产领域广泛应用，才能最终实现全民参与温室气体减排行动和可持续发展。从目前来看，要实现这些目标需要对现有的CDM国际规则进行发展和完善，而规划方案下的清洁发展机制（PCDM）是一种更加高效的机制，可以弥补目前CDM的某些不足。
四、PCDM机制在我国居住建筑节能领域的潜力
PCDM（Programme 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是指规划方案下的清洁发展机制，它是在清洁发展机制（CDM）的基础上提出的，目的在于促进降低温室气体排放的清洁技术更广泛的应用。它主要开发经济效益低、市场开发潜力小的清洁技术，以规划方案的形式，把实施主体由点（实施个体）扩展到面（规划实施的若干个体），形成规模效益，促进清洁技术在社会经济各领域的推广和普及。因此，PCDM项目因参与者众多、可以实施的行业领域更广泛而具有更大的可持续发展意义。它的主要特征是可以集成那些单位成本高、潜力巨大、社会效益好的、小型、分散的项目。PCDM机制的优势是在某一规划方案下，可以通过添加不限数量的相关CDM规划活动使之与没有此规划方案活动时相比，能够产生额外的温室气体减排量或者增加因温室气体减排而获得的总效益；在PCDM机制下PoA（Programme of Activity）的项目参与方与C/ME确定联系方式、CER的分配以及项目参与人变更的安排;项目参与方可以是在PoA中一个CPAs的执行者，也可以不是。按照PCDM机制的规定，我国居住建筑节能要想取得长足发展，PCDM机制的应用是最好的选择。
有机构预测,在日本国内减少一吨二氧化碳排放的成本为234美元/吨碳, 欧盟国家为198美元/吨碳,美国为153美元/吨碳，而中国的成本可降到20美元/吨碳。据世界银行统计,中国将成为最大的减排市场提供者,具有每年减排1―2亿吨二氧化碳的潜力,占全世界总量的50%左右。全球二氧化碳减排交易的需求量在2007年到2012年为每年7亿吨至13亿吨,交易值可达每年140亿美元至650亿美元。除美国以外,发达国家每年都将需要通过碳金融市场，购买2―4亿吨二氧化碳当量的温室气体减排量,而我国每年可交易的碳排放量达2亿吨以上,这对我国而言,意味着可以通过清洁发展机制实现每年减排2亿吨二氧化碳的目标。同时由于经济的高速发展，到2020年有望成为与美国温室气体排量相当的第一大排放国。由于我国的节能减排技术与西方等发达国家还存在着一定差距，同时又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具有低廉的劳动力成本、稳定的政策环境与经济发展潜力，使我国在国际碳金融市场中具有较强的竞争力。
据联合国数据显示，我国居住建筑节能发展潜力巨大。根据我国城乡建筑面积规划，2005年全国城乡房屋建筑面积为385.6亿平方米，城镇拥有建筑164.5亿平方米，其中住宅107.7亿平方米。全社会房屋竣工面积22.8亿平方米，城镇房屋竣工面积11.8亿平方米，其中住宅6.6亿平方米。建筑业是能源需求增长较快的领域，我国每年新增建筑面积高达18―20亿平方米，是世界上最大的建筑市场。居住建筑能耗包括建筑业本身能耗和生活用能，表2清晰地反映出我国整个建筑业和生活能耗方面从1990―2006年能源消耗逐年增大，截止目前，我国居住建筑能源消耗已经占全国能源消耗总量的27.5％。
居住建筑能耗包括采暖、照明、空调、各种办公和生活用电器、各种电机使用的耗能，可以划分为以燃料为主的采暖用能和以耗电为主的空调和其他用能。
建设部根据《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制定的相关实施方案提出建设领域的节能目标，我国在1980年标准基础上初步建立了以节能50%为目标的建筑节能设计标准体系，国家要求新建建筑全面严格执行50%节能标准，4个直辖市和北方严寒、寒冷地区实施新建建筑节能65%的标准。具体措施是强化新建建筑节能，严格执行建筑节能设计规范，使耗能增量减少6 150万吨标准煤消耗；北方采暖区的已有建筑实施1.5亿平方米建筑热计量改造，减少1 600万吨标准煤消耗；加强住宅建筑和公共建筑管理，严格执行节能50%的标准，加大建筑节能技术和产品的推广力度等，可实现年节能5 000万吨标准煤，年减排潜力约1.3亿吨CO2。“十一五”期间的重点是在公用设施和场所、居民住户中推广高效节电照明系统，可年节电290亿千瓦时，年减排潜力约2 300万吨CO2。由于我国能源消费量大、利用效率相对落后，因此将PCDM引入居住建筑节能发展空间大，潜力巨大。
五、对PCDM在我国居住建筑节能领域应用的建议
尽管我国居住建筑PCDM项目发展潜力巨大，未来将成为推动我国住宅房屋节能改造，提高社区居民居住舒适，推动我国节能减排的主要战场，但是现阶段由于PCDM才刚刚兴起，特别是在应用到居住建筑项目中还存在很多应该注意的问题：
首先，相对于CDM项目被广泛应用于各种大型的节能领域来说，国内外对于居住建筑PCDM项目了解甚少，应用技术还不成熟，现阶段国内外还缺乏熟悉居住建筑PCDM操作程序的机构，而且国际碳排放买家也对我国建筑领域碳排放市场缺乏认知，不了解建筑节能领域存在的巨大减排机会。因此，我国清洁发展机制委员会应加大对居住建筑PCDM运作程序和应用方法的宣传，加强对这个领域人才的培养和储备，同时多与国际买家进行联系,定期向其提供我国居住建筑PCDM项目的信息，并且建立买卖家联系平台，促进信息和经验交流。
其次，基于联合国清洁发展机制对项目审核的核心在于确定基准线和额外性的论证，而额外性的论证主要是确定在没有实施CDM项目时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这一点同样适用于居住建筑PCDM项目。因此，在实施居住建筑PCDM时对于建筑能耗统计的准确性至关重要。现阶段我国因没有统一的统计计量体系，急需解决的是建筑能耗数据采集中的指标、采集方法、采集渠道等问题。有了统一的统计计量标准，其提供的数据才能成为大型公建能源审计、节能改造和既有居住建筑的供热计量、节能改造的技术支撑和减排核准的基准。
再次，按照PCDM国际规则，一个PoA之下的所有CPAs必须采用相同的被通过的基准线方法学和监测方法学，并且所有CPAs应采用同一种设备/装置/土地以及只能使用一种技术或者通过一套内部相关的措施。上述严格的规定，使PCDM在居住建筑节能项目应用中的方法学成为难点。同时，由于建筑节能参与者众多，减排成本高，为达到规模效益，现阶段批准的小项目方法学多不能适用。为实现大规模居住建筑PCDM项目开发，必须尝试开发适合新的居住建筑PCDM整合基准线方法学。这不仅需要DNA与DOE和EB协商联系，就居住建筑PCDM项目和目前CDM国际规则不一致之处进行沟通，而且要按照PCDM规则对于建筑节能技术的要求，开发相关能源替换技术为一体的综合方法学，用于居住建筑PCDM项目。因此，政府和相关机构应对国内机构开发的居住建筑方法学给予鼓励和支持，比如政策上，对于采用国内机构或专家开发的居住建筑方法学的第一个PCDM项目，国家在项目收费上给予优惠。同时，减少国家对企业该项目CERs交易所获收益的征税比例或免税。
最后，目前国家对水力、风力等生物质能发电再生能源和工业部门CDM项目支持明显，这可能与项目基准线容易确定、额外性容易论证和减排量巨大有关系，但建筑能耗作为未来我国能耗增长的最大来源，急需相应的政策扶持力度；并且居住建筑PCDM项目和其他CDM项目最大的不同是最终使用者可以通过居住建筑PCDM项目的开发与实施直接受益。居住建筑PCDM的发展也符合清洁发展机制关于扶持落后地区发展的目的，能够更好地体现清洁发展机制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意义。因此，我国清洁发展机制机构应该对居住建筑PCDM机制加强研究并且鼓励社会学术机构、咨询公司和开发企业参与进来。并基于建筑节能领域开展居住建筑PCDM项目试点，借鉴国际成功的项目管理实施经验来推广我国居住建筑PCDM项目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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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关键词：靠港船舶；使用岸电；节能减排
中图分类号：U6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973（2017）03-0020-03
1 发展现状与问题
多年来，长江航运使用的燃油标准偏低，多数船舶使用价格便宜的重油或劣质柴油，对港区的污染较为突出。有专家测算，辅机如采用2.7%的低含硫量燃油，二氧化硫排放强度为11.6g/kwh，明显高于火力发电厂的5.7 g/kwh，实际上辅机燃油含硫量达4%，使用岸电有效减少硫排放。另据统计，每年靠泊我国港口船舶的辅机消耗燃料约70万吨，若全部使用岸电，港口氮氧化物、二氧化硫和PM10颗粒物的年排放量将分别减少47665t、37800t和2214t。因低硫油技术为发达国家所掌握，LNG动力船舶尚未成熟且LNG资源匮乏，推进停泊船舶使用岸电成为港口减排的“排头兵”。
十二五期，交通运输部先后《建设低碳交通运输体系指导意见》、《“十二五”水运节能减排总体推进实施方案》、《船舶与港口污染防治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15-2020年）》等，提出总体目标：到2020年主要港口50%的万吨级以上集装箱、散货、大型邮轮级客运码头，长江旅游客运码头，具备向船舶供应岸电的能力。2012年又颁布《码头船舶岸电设施建设技术规范》、《港口船舶岸基供电系统技术条件》、《港口船舶岸基供电系统操作技术规程》，规范岸电供电设施设计和建设，规定了码头供电、船舶使用岸电的建设条件，保障供电设施质量和供电操作的安全。同时推出岸电设备安装补贴政策，安排车辆购置税资金以奖励方式对港口供电系统、船舶变电系统安装工程进行补贴。
在政策鼓励和国家交通主管部门主导下，长江水系的示范工程正式运行，一些港航企业、电力公司参与岸电系统研发与建设，先后有江苏省靖江新华港务码头、湖北省公安县朱家湾码头、武汉新港阳逻港区等少数港口少数泊位启用岸电。但总体进度不尽人意，不到10%的万吨级大型港口可提供船舶岸电，重庆港务物流集团有限公司集装箱码头岸电系统使用效率很低，长江干线旅游客运码头仅朝天门客运码头安装低压岸电系统，2016年2月对外投用。究其原因，主要存在四方面主要问题。
1.1 岸电的低碳性与节能性存在分歧
国内有些研究者认同岸电的减排效应，但不承认其低碳性与节能性，他们依据国际海事组织船舶能效设计指数（EEDI）计算规则，船舶辅机发电平均油耗取215g/kwh，得出辅机发电CO2排放强度为670g/kwh，小于国家电网电力生产CO2排放强度830-1000 g/kwh，老旧船舶油耗偏高，表现出微弱的低碳优势，按照通行的温室气体协议规定，这种低碳效率属于第三类排放源，不计入港口碳排放。此外，辅机发电平均油耗215g/kwh折算307至313g标准煤，与我国火力发电标准煤耗312g/kwh相当，认为老旧船舶使用岸电不具有节能效果。而长江内河老旧船舶普遍仅配置了检修所需的岸电箱，如需使用高压岸电必须对船只投资改造，航运公司与港口企业担心节能性与低碳性的争h会引发岸电政策的变化，顾虑投资不及收益，而相互观望，影响社会各界岸电推广应用的积极性。
1.2 岸电节能减排的法律责任有待明确
港口企业而言，根据《港口能源消耗统计及分析方法》，港口的能源消耗包括装卸生产、辅助生产、附属生活能源，辅机发电节能效果不在港口能耗指标中有所反映。如果现行能耗统计规则不变，使用岸电将抬高港口综合能源单耗，增加港口企业节能考核的压力。此外，《大气污染防治法》第63条规定已建成的码头应当逐步实施岸基供电设施改造，船舶靠港后应当优先使用岸电。但没有明确船舶靠港后应当优先使用岸电的责任主体，也没有确定港口企业不实施岸基供电设施改造的法律责任。
地方港政部门而言，现行港口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规则中，船舶辅机燃油发电的排放物未计入各类污染物排放总量，弱化了地方港政部门的监管责任。《大气污染防治法》规定了新建码头应当规划、设计和建设岸基供电设施，但没有规定地方港政部门履职不力或违规的责任。《大气污染防治法》同时赋予地方省市政府可以根据本行政区域大气污染防治的需要，对国家重点大气污染物之外的其他大气污染物排放实行总量控制，而沿江各省市为了支持本地区航运中心建设，竭尽全力出台招商引资、出口补贴等优惠政策，忽视了港口、船舶的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要求，对此同样存在法律责任的缺失。
船方而言，《船舶污染物排放标准》规定了船舶含油污水、生活污水和船舶垃圾的排放要求，对船舶大气污染物的排放没有控制要求，长江干线港政、海事、环保等行政管理部门对靠港船舶大气污染物排放没有监管职权，船方没有在港区实行减排的法定义务。
1.3 岸电的商业运作模式商尚不成熟
国内诸多大公司涉足岸电研发，拟将岸电系统产业化，目前主要研发供海船充电的450V/60Hz、6600V/60Hz（变频）系列岸电系统， 如中国船级社、连云港于2010年研发高压变频不间断供电技术，供海船靠港后插电即用，拔电即走。而长江内河运输船舶使用400V/50Hz系列岸电系统，因技术含量不高，社会研发团队的积极性不高，长江干线鲜有新型岸电系统。
岸电商业运作涉及电力公司、港口、船公司不同的利益主体，电力公司关注岸电配套电网投资效益、岸电价格及国家政策的强制力度，港口企业关心港口岸电设备建设维护费用、设备型号的适用性及岸电的定价机制，船方关切船舶充电设备安装费用、设备型号的通用性和岸电收费标准。公共政策上的不明朗，商业协议不充分，利益上不一致，加上一段时间内油价和电价倒挂，挫伤了港航企业应用岸电的积极性，使得产业化步履缓慢。
1.4 公共行政的引导力度不够
岸电商业化既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也要发挥行政主导作用，岸电发展需要公共行政组织共同引导：一是要指引长江干线岸电技术发展方向，长江干线不同区段港口停泊船舶种类各异，中下游有海船、江海直达为主，上游以内河船为主，干线港口面临配置低压岸电系统还是高压变频系统的问题，需要行政管理层面着眼长远，规划岸电系统布局、技术方向，建立起相对完善的体系标准。二是岸电定价机制需要明确，岸电减排惠及全社会，岸电价格如何确定，市场定价还是政府指导价，海船与内河船岸电收费是否存在区别需要研究。三是国家出台《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京津冀）水域船舶排放控制区实施方案》后，部分沿江省市地方政府出台了一些岸电配套支持政策和补贴机制，大部分省市没有出台相关政策。
2 问题分析
在电力供给小于需求情况下，辅机发电的CO2排放强度、标准煤折算量与电力生产相当，岸电没有明显优势，碳排放与能源消耗只是空间位置发生了变化。但如果岸电使用水电等清洁能源时，其低碳效应不言而喻。同时，在电力富余情况下，即便是由火电厂供电，岸电的低碳与节能效应同样明显，电力不用即逝，而远方火力发电厂的能耗与排放依旧，在电力富余地区或晚间用电低谷，港口昼夜连续装卸作业，对全社会降低能耗、减少碳排放具有重要作用，可以预见岸电发展政策不会弱化。
相对公路、铁路运输，水运的单位周转量能耗、污染物排放具有非常明显的优势，只是船舶靠港期间，辅机燃烧物在城市港区集中排放，对附近地区存在一定的影响，据统计，靠港船舶辅机排放占港口城市总排放的16%至30%，从生态宜居的角度，其排放物应当计入港口污染物总排放量。船舶使用岸电能耗与节能效果统计同样应当纳入港口能耗指标体系，既符合使用岸电的客观事实，又能增进港口推进岸电的积极性。此外，港口对靠港船舶具有调度指挥等便利，存在督促岸电优先使用的天然优势，港口企业适宜充当岸电优先使用的主要责任主体之一。船舶运输生产中，有选用油品的自，船公司应当是禁止使用渣油、重油的责任主体。岸电涉及交通运输部、环保总局、国家发改委、工信部、国家电网公司等多个国家行政管理部门，涉及地方省市政府的交通、环保、物价等部门，这些行政机构在各自管理职责与权限范围承担相应的责任。
长江水系船舶使用岸电试点工程的数据显示，岸电可减少船舶靠港期燃油费用，重庆朝天门八码头运用岸电，每年至少可替代电量约183.6万千瓦时，减少燃油发电成本292.8万元。湖北公安县朱家湾码头试点期，港口每年增加收入3万，靠岸船舶节约燃油成本约2.3万。武汉新港阳逻港区使用岸电船舶比柴油发电的费用节省50%。岸电的经济性是商业运作的基本前提，商业运作是岸电推广的长效办法，交通、电力、工信行政管理部门在政策和权限范围正确引导，保证岸电的节省船舶成本优势，激发市场各方主体使用岸电的积极性。同时注重平衡各市场主体利益，发挥市场机制，解决岸电推广的投资、使用、收益等问题。
长江内河低压岸电系统为海船、内河大型船舶等供电时，需要连接多根电缆，电缆牵引耗时较长，低压岸电系统在下游港口难有广阔应用前景。国际电工委员会（IEC）按高压上船方式来编制岸电标准，预示了高压变频岸电系统是海船使用的方向，高压岸电系统是内河大型船舶选用的方向，长江干线港口在岸电系统选用上要兼顾海船、大型内河船、中小型内河船的近远期需求。
3 实施建议
推广岸电的经济手段方面，按照国家节能减排的总体部署，督促地方政府出台相应建设、运维补贴政策，制定岸电工程建设规，优先安排因岸电推广涉及的配电网项目改造计划和资金，鼓励船舶岸电核心技术研究、产品研发以及市场推广研究。同时国家电网给予船舶岸电优惠电价，减免电力增容费。
岸电系统规划与布局方面，江海直达船舶停靠的内河港口以及南京以下港口强制要求配置低压岸电系统与高压变频岸电系统，同时满足海船与内河大型船舶使用岸电要求。在其他港口要求配置低压岸电系统和高压岸电系统，兼顾内河船舶的现实需求和远期使用高压岸电系统的趋势。
保证岸电优先使用的法律措施方面，修正大气污染防治法或行政法规，在长江干线重要行政区域、省会城市港口划定排放控制区，进入控制区的船舶必须符合空气污染物排放浓度国家强制标准（分阶段减少氮氧化物和颗粒物排放量），对违规船舶、港口进行经济罚款，对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履职情况纳入行政考核，严重不作为的实行行政处罚。同时将靠港船舶污染物纳入港口排放总量，新建港口项目必须评估其环境影响，现有港口建立港口排放总量考核制度。
推广岸电的行政措施方面，发挥长江航务管理局对长江航运的统筹协调作用，落实省部联席会议有关岸电优先使用的部署，督促各省指定统一协调、主导推进的管理部门，做好新建码头规划、设计和建设岸基供电设施的检查与协调工作。此外，交通主管部门将内河旅游船、滚装船、危化品船舶安装受电系统先行纳入标准化船型强制指标，增加老旧船舶拆解补贴、运力新增的船舶使用岸电总量指标要求。长江海事部门加强对靠港船舶使用普通柴油的检查。
国家补贴政策方面，一是扶持从事岸电技术研发并取得效果的原创单位，适当行政补贴岸电行业高压变频、同期并网等技术攻关研究单位，引导高压岸电技术发展。二是研究制定详尽低压或高压系统补贴方案，港口供电系统补贴额度要明显高于三年岸电收入与设备投入、运营成本之差，船舶变电系统补贴额度要明显高于三年岸电节省与设备投入之差。
岸电定价机制方面，岸电具有一定公益性，应先确定岸电使用厂用电的合法性。岸电价格构成综合优惠的电网价、政府补贴以及企业的投资维护等因素，船舶使用岸电的价格适宜实行政府指导的最高限价。统一制定岸电服务收费标准与规则，规范港口收费或收费，强化社会监督。
商业模式方面，鼓励电力公司与港口企业商业合作：采用合同能源管理模式，电力公司负责电网配套建设与供电，港口企业负责全面推广使用和运行维护。
篇10
关键词低碳经济；财政政策；碳税；环保积分制度
中图分类号F81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4）01-0094-04
由于大气中温室气体含量增加，全球气候变暖趋势非常明显。根据IPCC气候评估报告内容，1906年～2005年的100年间，全球平均气温上升了0.74 ℃，尤其是近10年，升温趋势更加明显[1]。由于气候日益变暖，极端气候事件频发，全球海平面逐年上升，人类社会面临着极大的威胁，很多地区都遭受了毁灭性的破坏。基于此，世界各国纷纷提出发展低碳经济，并且制定出相应的政策，逐步降低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碳排放。
一、日本发展低碳经济的历史进程
（一）发展低碳经济的背景
日本是一个能源消费大国，而本国的资源却非常匮乏，因此许多关键的资源均依赖进口。同时，日本是一个岛国，由于国土面积较小，海岸线比较漫长，气候变暖的危害十分巨大。所以，为了降低气候变暖对本国国民健康和产业部门的破坏，日本政府对生产和消费各领域的节能减排非常重视。
早在20世纪70年代，由于石油危机爆发，日本政府开始发展替代能源，以此优化本国的能源供给，降低本国经济的石油依赖度。1974年，日本在全国推行“阳光计划”，重点对煤炭、氢能、地热能、太阳能等技术进行研发。1993年又开始在全国实施“新阳光计划”，对新能源、节能、地球环境等技术进行综合性开发和推进。1991年～2001年间，日本先后制定并出台了多项法案，主要是关于废弃物、化学物质、可再生能源、气候变暖等领域的。如1998年，日本政府建立一家对策促进中心，专门研究全球变暖问题，并制定了相应的《地球变暖对策促进法》[2]。通过上述途径，日本太阳能产业得到快速发展，其太阳能发电量、和电池产量自2002年后一直稳居世界第一，几乎占世界总产量的一半。
（二）低碳战略的形成
2004年，日本环境省设立全球环境研究基金，针对日本2050年的低碳社会发展进行情景研究，该研究计划由大约60名研究人员组成，分为5个研究团队，分别为交通运输、信息通讯技术、城市结构、长期目标和发展情景，对日本2050年的低碳社会可能的情景及路线图进行专题研究。2006年，日本经济产业省对能源领域进行重新规划，出台了《新国家能源战略》，提出从实施能源消费多样化、降低石油依存度、发展节能技术等6个方面推行新能源战略。在节能方面，明确提出到2030年，通过社会系统的改善和能源技术的创新，能耗效率至少提高30%。2007年，日本《21世纪环境立国战略》白皮书，明确指出要克服环境危机，实现社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008年是日本低碳经济进程中非常重要的一年。3月，日本经济产业省制定了“能源技术创新计划”，明确指出要重点发展能源领域的21项创新技术，并制定了这些技术到2050年的发展路线图[3]。5月，日本政府开始推行“低碳技术计划”，并且针对环境和能源领域的技术创新提出了实质性方案和措施。6月，福田康夫（当时的日本首相）发表演讲，题为《向“低碳社会”努力》，在其中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缓解全球气候变暖的对策，此即后来所谓的“福田蓝图”。“福田蓝图”表明日本政府对未来低碳社会的发展思路非常清晰，这标志着日本低碳战略已经形成。
（三）低碳建设的全面展开
2008年7月，日本内阁出台了《实现低碳社会行动计划》。在《行动计划》中，对日本低碳社会发展的具体目标和需要付出的努力进行了详细阐述，进一步细化了国家的低碳战略，提出了具体的措施，包括政府的财税政策、政府的监督管理等。同月，日本政府公布了6个“环境示范城市”，这些城市均实施了大量具体措施来加快低碳转型的进程，包括开展“零排放交通项目”、 “绿色能源项目”以及削减垃圾数量等。9月，日本政府出台了《新经济成长战略》白皮书，在低碳排放、产业联合、技术改造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新的政策，以进一步推动低碳经济发展[4]。在其中，提出了“资源生产力战略”，即通过大规模的集中投资，提高资源生产力，以应对资源价格高涨带来的挑战，更好地构建低碳社会。
2009年4月，日本环境省题为《绿色经济与社会变革》的政策草案，一方面提出了通过环境和能源技术来促进经济发展；另一方面还制定了日本中长期的社会发展方针，其主要内容涉及投资、技术、资本、消费等多个方面。此外，在政策草案中，还详细提出了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和环境税等具体实施方案。据估算，该政策草案全面实施后，日本环境市场规模将急剧扩张，到2020年将达到120万亿日元，将有220万人从事环境领域的相关工作。同年5月，日本政府《2008财年能源白皮书》，认为日本的能源消费结构存在问题，需要进一步优化，从目前的以石油为主向以核能、太阳能等新型能源为主进行转变。2010年3月，为尽早实现低碳社会，日本文部科学省正式启动综合战略项目，成立“低碳研究推进中心”，将低碳技术研发与生产实践紧密结合。
二、日本发展低碳经济的财政政策
从日本低碳发展历程看，其在低碳技术和低碳能源开发等方面发展比较迅猛，这与日本政府实施的各项政策，尤其是财政政策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预算政策
在日本促进碳减排的各项政策中，财政预算投入政策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为了确保能源技术能在未来占据世界制高点，日本政府非常重视能源安全投资，将大量的资金投放到新能源和新技术开发中，使得近年来风能、太阳能、氢能、超导能和燃料电池等新能源取得了长足的发展。2000年，日本政府投入了6.22亿美元用于节能技术研发，在国际能源机构（IEA）成员国中首屈一指。在日本政府推出的“新阳光计划”中，日本政府每年投入570多亿日元，用于可再生能源生产、输送和储存技术的研发。日本资源厅每年用于节能减排的资金占财政预算资金的40%以上，如2001年，日本资源厅财政预算总计1 300亿日元，其中新能源和节能领域的预算为520亿日元。在日本2009财年预算案中，对环境能源技术研发进行单独预算，预算金额高达100亿日元，其中太阳能发电技术研发这一项预算就达35亿日元[5]。在2010财年预算案中，又新增了一项预算，用于尖端低碳化技术的研发，预算金额达25亿日元。
另外，为了鼓励行为主体的主动减排，日本政府从很多方面对减排行为进行补助。如日本资源厅将50%以上的节能减排的专项预算资金通过补助费的形式进行发放，主要用于补贴购买节能设备的家庭和企业；为了推动减排环保车辆的普及，政府向购买清洁汽车的个人和企业发放补助金；经济产业省每年拨款380亿日元，用于补贴家庭高效热水器和楼房新能源管理系统；对于家庭和中小企业购买太阳能发电设备，日本政府也将给予一定的补贴。除上述外，日本政府还对废弃物资源化设备的生产企业进行补贴，补贴金额约生产、实验费的一半；如果企业购买先进的能源设备，可以获得1/3的补助等。这种直接的补助形式极大地降低了消费者和企业的减排成本，提升了其主动减排的积极性。
（二）税收政策
1. 减税政策
为了鼓励消费者和企业购买和使用节能产品和技术，日本政府制定了很多减税政策。如从2009年4月1日起，日本大范围推行“绿色税制”。消费者如果购买环保汽车，包括天然气汽车、电动汽车等，将免征车辆购置税及其他一些税（如重量税）。企业减税方面，主要包括：企业购买循环设备，可减免部分固定资产税和所得税；企业购买废旧塑料再生处理设备，除享受普遍退税外，还享受设备价格14%的特别退税；企业购买废纸脱墨、玻璃碎片杂物去除等设备，可享受固定资产税退还政策，为期3年[6]。除上述减税政策外，日本政府还对中小企业按照18%的税率征收法人税，比原税率降低4%，目的是促进中小企业的节能减排。
2. 碳税征收政策
碳税方案2004年由日本环境省提出，于2005年10月最终确定，并于2007年1月正式征收。从征收对象看，日本碳税主要是使用化石燃料的单位，包括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等能源的消费大户，以及利用化石能源发电的企业，家庭和办公场所均包括在内。所以无论是上游的生产环节，还是下游的消费环节，均需征收碳税。从税率看，目前为每吨碳2 400日元的税率，这会对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产生一定的影响。根据课税和补助配合的原则进行测算，发现如果税收额均用于防止地球变暖领域，在税收规模不变的情况下，将导致GDP 2009年～2012年间平均降低0.055%。对居民生活来说，课税后，汽油和水电费等占收入的比例将由课税前的9.3%变为9.5%，每个家庭每月将多支付约177日元。碳税收入是一笔稳定的资金来源，有助于推动国家环保政策的执行，主要用于防止气候变暖。除此之外，碳税还可以用来进行森林保育、提高建筑节能、开发新能源汽车、促进低排放的机动车发展，以及建设低碳都市等。日本环境省制定碳税方案时，曾经做过试算，若把碳税收入全部用于能源补贴方面，可以显著降低CO2排放量，每年约510万吨。
（三）推行环保积分制度
从2008年至2010年，日本环境省实施了一系列环保积分示范项目，国民在利用或购买环保型商品及服务时，可获得相应积分，这些积分可用于购买各种商品。通过这种方式，日本建立起了涉及到各行各业的环保行为积分机制。环保行为积分可理解为国民参与各类环保活动的凭证，通过发放积分，政府对每个国民的环保行为进行经济鼓励。2011年，日本环境省又推出新的环保行为积分项目，该项目认定的环保行为，不但包括购买节能家电、节能设备等环保型商品和服务的行为，还包括参与公害防治管理（如化学物质管理）、3R活动（如垃圾处理）和自然保护活动（如生物多样性保护）等环境保护行为。与以往政府主导的环保积分示范项目有所不同，从2012年开始，该项目主体变为民间消费者和企业，其中民间企业是项目的主要出资者和管理者[7]。
环保积分制度对日本的节能减排有直接的推动作用。以家电环保积分制度为例，制度实施以来，大大地推动了日本空调、冰箱、电视等产品的销售和更新换代，节能性能较高的家电产品需求急剧上升。据统计，该制度实施期间，空调、冰箱、电视等产品的出货量大幅增长，2009年这三类家电产品整体销量增长幅度为24%，2010年增幅则高达43%。由于这三类家电产品节能性能逐年提高，所以民众大量换买节能家电为日本的节能减排作出了巨大贡献。将2010年与1996年的家电产品全年消耗的功率量进行对比发现，三类家电中，冰箱为节能性能推广最好的产品，年消耗功率量降低了50%以上；电视机次之，年消耗功率量降低30%以上；空调器最后，年消耗功率量降低20%以上。另据测算，制度执行期间对节能家电的普及，日本每年约减少CO2排放量270万吨。
三、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借鉴
（一）加大财政投入力度，支持低碳经济发展
1. 设置节能减排专项资金
目前在我国财政经常性预算中，用于节能减排的虽然有一部分资金，但都不是专项资金，而是分散于其他项目，所以资助力度较小，并且针对性不强。事实上，发展低碳经济，促进节能减排具有很强的外部性特征，本就是公共财政应该重点资助的对象，但是在我国目前的公共预算中，却没有专门的支出项目用于支持低碳经济，因此出现了公共财政的“缺位”现象。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应该对目前各项与节能减排相关的资金项目进行整合，专门设置发展低碳经济、促进节能减排的支出项目，未来在有条件的情况下还应建立“低碳预算”[8]。各级政府应该将其视为重点项目，进行专门立项，并且每年要保证一定的增长速度。具体来说，在预算安排过程中，一方面应按照一定比例，将每年财政收入的增量用于该项目；另一方面可以进一步调整预算结构，提高该项目在财政收入存量中所占的比例。
2. 加大财政补贴力度
低碳经济具有典型的公共品和外部性特征，在发展过程中会出现市场失灵，如果单纯通过市场机制，低碳经济将很难得到快速发展。所以应加大财政补贴力度，鼓励企业进行低碳生产，支持节能环保产品的消费和使用。首先，通过财政补贴，可以降低企业生产低碳产品和购买低碳技术的成本，有利于提升低碳、环保产品的市场份额；其次，通过财政补贴，对企业的环境治理行为进行补偿，这样可以鼓励企业自觉地保护生态环境，节约资源的利用，进而实现稀缺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财政补贴的主要领域应包括废弃物资源化、新型可再生能源开发、全过程清洁生产、低碳技术改造、环境污染治理等多个方面。补贴的方式也多种多样，如贷款贴息、价格补贴、优惠利率、放宽还贷条件和折旧政策等。除了对企业进行补贴外，政府还应该借鉴日本的环保积分制度，对消费者的低碳购买行为进行一定的财政补贴，如购买节能家电、电动汽车、实行垃圾回收等行为。
（二）调节税制结构，完善税收体系
1. 完善现有税种
其一是增值税，根据能源性质实行差别税率，对煤炭、石油等不可再生的化石能源征收17%的税率，而对地热、风能等可再生清洁能源征收13%的税率。其二是消费税，对那些使用后可能对环境造成污染的产品增设消费税税目，并且提高征税标准。根据稀缺程度不同逐步提高单位税额，对那些稀缺性强的非再生资源要课以重税，这样可以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其三是企业所得税，加大对发展低碳经济和实行节能减排企业的税收优惠力度，综合利用加速折旧、投资抵免、盈亏相抵、再投资退税、延期纳税等手段，降低企业纳税负担。其四是资源税，一方面要逐步扩大征收范围，对土地、森林、海洋等自然资源也要征收部分资源税；另一方面要提高现行资源税的税率，对不可再生的化石资源征以重税，采取从价定率征收与从量定额征收相结合的征税办法，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其五是关税，对那些消耗大量自然资源，或者可能对我国环境产生污染的技术和产品征收高关税，而对那些利用环保节能设备、获得低碳标志和使用可再生新能源的产品，则给予一定的关税优惠。
2. 适时适度开征碳税
碳税在不同国家税收中的作用有所不同，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对环境的要求较高，环境税的地位比较重要，如日本就非常重视本国的气候变化，在很早就开征碳税来促进碳减排[9]。目前，我国经济发展还比较落后，需要消耗大量的能源来拉动经济增长，如果碳税制度非常严格，可能会制约经济的发展。同时，开征碳税还将涉及企业税负和现行税制的调整，还会影响到国家财政体制和地区经济利益的调整。另外，开征碳税后，还需要增加相应的人员和设备对企业的CO2排放量进行检测和分析，一旦监控出现问题，就容易产生税收漏洞。综合考虑以上因素，笔者以为我国开征碳税的最佳时机尚待确定。根据国际经验，如果我国选择开征碳税，在课税范围上，应充分考虑本国的环境、资源、居民接受程度、经济发展水平等多方面因素，目的是在实现碳减排总体目标的同时，不会对我国经济增长造成较大冲击。选择课税对象时不宜一刀切，应该综合考虑价格信号刺激、产业结构等多方面因素。在税率方面，开始实行象征性地征收政策，以后再逐步提高税率水平，逐步引导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同时，对那些能源密集型行业，由于受碳税影响较大，可以通过税收减免与税收返还机制，给予适当的优惠。
（三）健全相关配套机制，发挥低碳财政政策效率
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单纯依靠政府财政政策，我国政府承诺的减排目标是很难实现的，还必须制定相应的配套机制来发挥辅助和桥梁作用，如环保教育、能效标准、资格认证制度、能效审计制度、自愿减排协议制度及环保教育制度等。但是，我国目前的相关配套机制体系还很不完善，低碳财政政策的实施面临着依据不足的困境。如缺乏相应的绿色认证制度来推动政府低碳采购，税收政策中缺乏征缴激励制度和税费减免制度等，导致财政政策效率无法得到充分发挥，阻碍了我国节能减排工作和低碳经济发展的进程。所以，我国必须尽快完善财政政策的相关配套机制，建立健全低碳中介服务机制、能效标准及审计制度、自愿减排协议制度、完善绿色认证制度等，同时制定相应的实施细则，以充分发挥财政政策在低碳经济中的作用。我国也可以借鉴日本的经验，建立能源管理师制度、能源制定工厂制度、节能标签制度等制度，推动低碳经济的快速发展。
此外，对于低碳财政政策，不能只关注政府财政政策措施的数量，更要重视政策的实施效果，所以还需要建立科学的评价指标，对财政政策效果进行评价。同时，要加强CO2排放的检测和统计体系建设，进一步健全政府监督机制，为政府绩效考核提供事实依据。在对财政政策的效果进行考评时，须定期进行，这样可以检验其时效性，对政策中的落后因子进行及时调整，以发挥最佳的政策效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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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陈志恒.日本低碳经济战略简析[J].日本学刊，2010（4）.
[5] 尹晓亮.日本构建低碳社会战略的依存基础、设计论证及践行特点[J].日本学刊， 2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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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李冬.日本发展低碳经济的未来构想[J].现代日本经济，2011（1）.
[8] 陶伦康，尹奎.低碳经济视域下我国财政支出模式研究[J].天府新论，2011（2）.
[9] 刘国斌，张令兰.日本低碳社会建设对吉林省的启示[J].现代日本经济，2012（4）.